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1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批判继承
作者：臧延芬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自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特别是那些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古国，经受着更为激烈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近百年以来，中国也一直被现代化与历史传统的矛盾问题所困扰。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首先，认识“传统”的内涵。传统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传统中的“传”是人类历史的延伸、延续、承袭。传统中的“统”是传的精神整体。古人是在前人所创、主导人伦、后人继承的意义上理解所传之统，把“统”作为文明与发展的方向。把“传”与“统”的含义结合起来，传统就是人类生活中前后相继，主导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整体，是在历史进程中延伸着的思想纲领和生活主题。
其次，认识“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范畴。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涵盖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化层面；二是制度文化层面；三是观念文化层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二、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它一方面是指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欧美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指这种欧美现代化对于世界进程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洋务派”主要是从物质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要是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出发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就是从观念革新的层面上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这一过程表明，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思考不断向纵深发展。然而，由于外患频仍，国人一直没有时间对现代化的全部文化内涵做出从容的反思和认真的总结。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又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人们最先把现代化理解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毋庸讳言，“四个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仅仅着眼于“四个现代化”，还是停留在器物文化的层面上。改革开放后不久，国人认识到，要真正在现代化的建设上打开局面，关键是要进行体制改革，所以相继开始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第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建设并非仅是经济发展速度、规模、数量的增加，也并非仅仅是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的增加。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由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建设诸要素组成的宏大系统工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子系统。
第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现代化实践要通过传统文化的作用而具有民族的特点，从而为全体国民所接受。总之，一切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都以传统为前提，一切现代化都不过是创新和发展了的传统。传统文化只有以现代化为目标，向现代化迈进，才能作为活的传统而存在，即一切传统都是潜在的现代化，一切现代化都是实现了的传统。
第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还是一种接力关系。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深深地打着文化的烙印。没有文化上的觉醒和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全面进步。每个人，每个民族，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中。所以说，传统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现代生活。通过传统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同时也推动着传统的变化。实际上每一个个体都是在参与民族文化的接力赛，进行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力。
四、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
传统文化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也有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即使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也正在或已经发生变迁，其中必然糅合了现代因素，因而，对传统要有选择地吸收和创造性的综合。
（一）要有选择地继承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现有的文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积累的成果。因而，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新文化则是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的延伸。首先，要坚持历史的方向，即使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必然有自身历史的限性；其次，要用现代科学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不是机械的复古，而必须根据新世纪知识经济的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合理的吸收、改造、创新。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2
关键词：英语教学渗透；爱心、进取心、自信心、恒心和宽容心
学科教学如何有助于德育教育？英语教学如何与传统文化协调？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对英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著名学者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小史》中说：“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英语教育要完成其根本任务，渗透德育教育，必须强化传统文化，培养具有现代人格的新人。
人格是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心理特质的独特综合。基于这一心理独特综合，人们能对环境产生一种持续而稳定的反应。在人的全部素质结构中，人格起着决定性作用，个人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健全与发展。健全的人格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只有它才能带来真正完全的幸福。健全的人格是获得事业的持续成功，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人格不健全的人，就不能适应社会，甚至遗憾地成为“有知识无文化、有技能而无方向、有人形而无人性的冷漠动物”。教师，包括英语教师应当承担起培养健全人格的学生的任务。
健全人格的首要内容是爱心，在孔子那里就是“仁”，其本质是“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自己不想要的，不强加于人。《大学》中的阐述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另一方面，不仅要“修己以敬”，还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性。修己以安百性，尧舜其扰病诸？”（《宪问》），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做到将心比心，自己想要立足，必须使别人立足；自己希望显达，须使别人也能显达。最终推己及人达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人，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的和谐人际关系。同时，孔子把“礼”作为“仁”的规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就是说要约之以礼，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礼，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其实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按照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来培养个人的道德品质，提高个人的道德境界。孟子进一步发展孔子的仁爱理想，视之为“大人”的必备条件，.孟子说：“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他还把仁学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之上，用“侧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来定义仁，并提出“仁，人也”的命题（《孟子梁惠王下》），把仁德视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他还把仁爱的对象从人推广到万物，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人格健全的首要标准是个人是否拥有爱心，表示人的灵魂仍然处于苏醒状态。生命的意义与欢乐就在于一“爱”字。假如一个人由于爱的精神匮乏，爱的能力衰退，心灵一片荒芜，人生唯有追名逐利，消费，即使赢得了整个物质世界，那又有何意义？“爱”才能带给我们积极温暖，光明柔嫩的世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试想一下，一个连生他、养他、爱他、亲他的父母都不爱的人，何以爱别人？何以爱世界？当然，爱心还体现在对他人之爱上。中国传统儒家将爱辐射到社会群体，甚至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物体，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为幼。”“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们不单是对人类社会，更广义的遍于一切有情生命，乃至山川草木，都要珍爱，不能轻易残害。传统文化与人格要求对生命的敬畏与珍惜，是一种大爱之心。爱心才能代表人的尊严与价值，人性的光华和精彩。没有阳光，就没有日子的温暖；没有雨露，就没有五谷的丰登；没有水源，就没有生命；没有爱，世界就会是一片孤独和黑暗，心灵是冰冷的石头，再鲜活的生命，再灵性的灵魂，也会黯然失色。爱才是幸福之冠，生命火花。
进取心就是学生要采取主动积极，努力上进的心态来对待人生。英语教育也要关注这一人格面向。传统儒家推崇天道运行法则，强调自我主宰的进取意识，要求人生与天道运行一样，也要自强不息，积极奋进，努力做到“三不朽”，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周易》表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特别强调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论语·阳货》）的志向。他的学生曾子主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为了成就伟大的事业，人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要刚强而有毅力，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顽强精神。孟子亦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要想有所收获，必须保持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状态。孟子还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人的道德提升是长期探求、涵养而得。他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孟子·离娄上》）强调道德修养的持之以恒而反对自暴自弃。荀子也强调持之以恒的进取精神，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荀子为学》）“骥骥一跃，不能十步；鸳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等来告诫。英语教学中，要让学生树立进取心，有学习的方向，前进的动力，激发智慧和潜能，聚焦全部精力于学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当代，知识仍然是引领学生走向成功的最强大的力量。
英语教育最能建构人格的地方是树立自信心。所谓自信心，是源自内心尊重自我、赏识自我的精神力量。自信，是构成健全人格极为重要的面向。它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无论是学习，事业，家庭还是社会交往，都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正如世界上无数片叶子，从没有两片完全一样。每个人也是独特的，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每个人身体里都蕴含着巨大的，超乎一般人想象的潜能。有自信心的人相信，即使在面临困难与挑战之时，自己身上的潜能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自己可以沿着既定人生目标，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走下去。不怕挫折、矢志不渝、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人格特质就是恒心。恒心才能实现生命正如培根所说：“无论是谁，假如丧失忍耐，就已丧失灵魂。”英语教育中，一次热情洋溢的口语表达，一个栩栩如生的故事，一本谆谆教诲的书，就可以引发进取心，拥有信心。人格特征的恒心就是坚持，坚定和坚韧。无论爱心、进取心还是信心，这些人格特征的最终形成，都要依赖于恒心，“坚持就是成功”，“学贵于恒”。在向设定的人生目标前行的道路上，无论是处于顺境，取得了成绩、成就或成功，还是处于逆境，面临失败、失落、失望，都要坚持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只有“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道理很简单，“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其实，人在顺利中很容易坚持，因为不需要太多辛酸付出；但是在艰苦、艰难、艰辛的条件下，很难还能一如既往，勇敢前行。生命有时如此奇怪，让人难以理解。就拿顺境和逆境来说，每个人都喜欢、渴求前者，而讨厌、回避后者。人生之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既有风和日丽、鲜花掌声，明媚的春天及温暖的朝阳，更有风吹雨打、雷电交加，阴深的沼泽和黑暗的森林。没有一个取得丰功伟绩、人生辉煌的成功者，不承受痛彻心肺的苦难、不经历寂寞难耐的岁月。学生们讨厌逆境、困苦、磨难、不幸，但是，它们正如一片片乌云笼罩在头上，并不因为个体的好恶而有任何改变。生活永远是一杯苦咖啡，香醇中掺杂苦涩。人活着就是要接受许多挑战，面对许多难题。恒心这种人格特征的可贵价值，就在于它要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失败、挫折、逆境甚至绝境。人生永远处于平衡中，如果有一生从未经历苦难的人，那他的生命一定过于平淡甚至平庸，只有痛苦才能彰显生命的真正价值。唯有经受、改造、利用、超越不幸与挫折的人，才能体会生命的厚重，“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林语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付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巴尔扎克）。“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没有坚持的耐力，幸运永远不会降临。英语教育中要告诫学生，他们大可不必羡慕别人的成功和精彩，只要坚持，人会展现生命高贵的价值。健全的人格还有一项特征就是宽容心，即宽广的胸怀，坦荡的气度，是一种雅量、文明，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宽容应该首先体现在对自己的承认和悦纳。很多学生患有一种对自己不满意、甚至痛恨的焦虑症，过于放大自己的缺点，认为自己在某方面不如人，就一叶障目，感觉处处不如人，因而自卑怯弱，不愿表现，难以正常展示自己的才华。其实，世间无完美，只有大美，一切都不是十全十美，“完美无缺就是残缺”。对自己过于苛刻，只会导致无力达到目标而感到绝望。任何正常的人都是有短有长的，有强有弱的。每一朵花儿都有自己独特的香味，你在某方面不如人，那在另一方面，人不如你。宽容自己，不仅要接受自己的优点，更要接受自己的缺陷或缺点。即使出现了不应该犯的错误，也要正视错误的存在，把悔恨和抱怨留在身后。同时，由错误中学习，避免未来更多的遗憾。当然，通常情况下，宽容心是指对别人的尊重、包容、宽恕。宽容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人格的一个特征，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宽容就仿佛一方磨刀石，磨炼意志，磨亮生命的锋芒。天空收容每一片云彩，无论其浓淡，才成其广阔无边；海洋涵括每一朵浪花，无论其大小，才成其浩瀚无垠；高山容纳每一块岩石，无论其美丑，才成其伟岸壮观；森林包容每一颗树苗，才成其郁郁葱葱。“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之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
英语教学让学生学会关心他人，学会仁爱，学会仁怀。现在的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得到太多父母长辈的关爱和呵护，容易养成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习气，我们应注重培养其仁爱精神，引导他们意识到道德立身的重要性，自觉地实现仁德。①孔子讲过，“弟子入则孝，出则信，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要在中学生中提倡一种“仁爱”、“忍让”精神，培养一种“温和”性情、“良恭”脾气。爱人不仅是爱自己的亲人，要爱整个人类。传统文化的“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气节操守有助于青少年追求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中学生们应明确：自己的努力目标不仅仅是个人奋斗，猎取个人的功名，而是为祖国、为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是对中学生进行反对拜金主义教育的思想资源。目前英语教育的前提，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西方个人主义、极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念也传入，人们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象，势必影响青少年的人格教育。儒家提倡的“重德尚义”、“重义轻利”对于树立他们合理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正确看待财富，成功和金钱都能起到一定作用。又次，由于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虚假浮夸现象的深刻影响，在中学生中也出现了弄虚作假的情况。如各级各类学校中，学生考试作弊成风，在升学考试中更出现了老师传授作弊秘诀、协同学生作弊等丑陋行为，这些都在侵蚀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一代。②英语老师要以“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传统文化对中学生实施德育教育，使诚实正直、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信守诺言成为他们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很多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意志薄弱，缺乏抗挫折力，适应能力差，难免产生消极的心理状态。弘扬和借鉴传统文化人格思想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可以很好地为中学生强化自我教育、摆正自身的社会位置、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形成坚毅刚强人格气质，坚定不移地克服学习上的畏难情绪提供有力帮助。也促进培养他们遇到挫折时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和迎难而上的积极心态。③
英语教学的任务是学习英语，并获得西方文化的基本训练，为将来进入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打下坚实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教育最终目标，包括英语教育的根本在于健全人格，英语老师义不容辞应担当起运用传统文化培育学生健全人格的使命。虽然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已发生变革，可是由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化间的背离性、异步性，在历史演进中经过流传、检筛和继承后，反映民族共同意愿和特征的方面，会在历史巨变中谨慎地保存、传递下来。不过，英语教育贯彻人格教育道德，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要创造性地运用于课堂中，决不能完全照搬而变成复古，也不能完全进行道德说教，而忘记英语课堂的基本任务。要进行创造性整合，适应新时展，把英语教学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做到既有文化滋养，传统人格熏陶，又有时代内容，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真正完成教育目标。④（作者单位：江油教育研究室）
注解：
①雷火香、，程火焰，“儒家人格思想与当代大学生人格培养”，《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第2卷第1期，2010年2月；
②吴锡标，“儒家人格修养观与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培养”，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3
（一）传统媒体的接触情况不同，但影响仍然强大
在各种媒介中，电视的作用最为突出，已深深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电视成为最受村民欢迎的媒介，在调查问卷中，82.3%的村民把“看电视”当作休闲活动的首选。在我们调查和访谈的这些村民家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电视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茶余饭后，人们会聚集在电视机前边聊天边看电视。通过电视，村民们知道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收看最近最火爆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而报纸这一传统媒体则成为村民们接触最少的媒介，只有13.4%的村民选择报纸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少数民族村落购买报纸的渠道并不多；另一方面因为村民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较低，阅读报纸较为吃力。而听广播的村民则更少，只有5.3%的村民会收听广播，且大多数是老年人群体。
（二）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畲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盛行
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在中国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在调查的成人中，手机的拥有率为71%，网络的拥有率为24%，虽然手机的拥有率较高，但在成人中，人们更多用手机来打电话。手机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的功能在闽东畲民中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用手机上网的成年人较少，占调查的总成人数的11.5%，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畲族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他们手中的手机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廉，手机的功能也相对简单。智能手机的拥有量并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用手机上网，产生的流量还要另外计费，这就给畲民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而且操作智能手机还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而畲族的成年中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操作智能手机对他们来说还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些都是手机在闽东畲村还更多是一种通讯工具的原因。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虽然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畲民中的普及率还不高，但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却广受欢迎。在我们调查的青少年中，初中生48名，高中生20名，总共68名中学生。在这些人中，拥有手机的占58%，拥有电脑的占51%，用手机上网的人占31%，73%的人上网是为了获取信息，60%的人上网是为了娱乐需求。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青少年群体中盛行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群体热衷于追求新生事物；另一方面是因为畲村的家长重视下一代的培养，只要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必需品都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
二、现代传媒与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变革
（一）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
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是指山里客人的意思，这说明畲族居住的地方大都为山区。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正因如此畲家村寨大都比较落后，包括经济上和思想观念方面的落后。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它们成了畲族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大都包含着它所处的那个社会最先进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当这些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向落后地区传播时，必会对这一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几十年以来，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闽东畲族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1%的被调查者认为，现代传媒对畲族的“民族文化、道德观念”产生的影响最大，52.3%的村民选择因为“接触媒介而改变思想价值观念”。“尊重科学、反对愚昧”、“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等当今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88.7%的村民表示赞同。畲民中的那种“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观念和致富观念等新的价值观念。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需要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还需要现代化的价值观念，而在推动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方面，现代传媒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闽东畲族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所传递的现代化的信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环境是一种“拟态环境”，而村民在接触媒介时是身心放松的状态，这时对媒介符号的解读就会缺乏理性，而把“拟态环境”当成了真实的环境，把媒介当成了权威的意识形态工具，所以在他们接触媒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灌输计划，从而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正以这样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人生关怀，不断地为村落中的‘越轨’行为构建话语优势和新的合法性。
（二）民族艺术与民族习俗的变化
千百年来，畲族人民在辛苦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畲歌、畲服、畲拳、畲族工艺美术等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文化。畲族的生产习俗、节日庆典、婚恋习俗等都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民族习俗。这些民族习俗发挥着规范社会、维护民族传统道德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渗透，畲族的民间艺术和民族习俗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在此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5.6%的村民认为“本民族的民间艺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对于变化的原因，46.5%的村民认为是由于“受到大众传媒中现代流行艺术的影响”。以畲族民歌为例，畲族民歌产生于集体劳动的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代，唱畲歌成为山哈人民娱乐休闲活动的重要方式。而如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唱畲歌的畲民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在笔者与村民的交流中得知，很多村民认为“畲歌太难听，太难学了”。村里大多数人都要忙于生计，也没有太多时间来学习畲歌。所以，在一个村子里会唱畲歌的人数很少，且大都以年纪较大者为主。各种媒体，如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随处可见的流行音乐，已深深影响了畲族的年轻一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本民族歌而言知之甚少，可是对于流行音乐则是信手拈来，边干活边哼着流行音乐的情况随处可见。采访中年轻人认为“流行音乐好听、时尚，容易唱”，而且获取这些音乐的渠道也很多，“想唱什么歌，只要在手机中下载，即可搞定。”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之下，传统的民族习俗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75.4%的民众认为“节日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化的主要体现是“节日习俗的程序简化了、内容减少了、时间短了、内涵发生了变化”。79.6%的民众认为“婚恋习俗发生了较多的变化”，主要体现是“婚恋自由”，“内婚制被打破，畲汉通婚更加频繁”，“畲族传统的婚嫁礼仪形式逐渐简化”。
（三）民族服饰与民族语言的变迁
服饰，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传统的民族服装、传统民族服饰是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外观上的标志。畲族的服装也颇具特色，沈作乾在其调查中这样描述“：男子布衣短揭……色尚蓝……妇女的衣服多系青色也有少数用蓝色的。”可见，畲族在服饰上以黑、蓝为主调，显得凝重深沉、庄严朴实。畲族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妇女装扮上，被称为“凤凰装”。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不见。如今，除了在隆重的节日和庆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很少能够看到畲民们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在被调查的畲民中，有52%的村民认为受到大众传媒中流行服饰文化的影响，本民族的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笔者走访的畲族村庄来看，除了一些年纪较长者平时会穿畲族服装外，年轻一代大多不愿穿着本民族服饰，认为民族服饰“不流行”、“不方便穿着”。很多年轻人会模仿电视里人物的打扮，一身时尚的行头，丝毫不亚于城市里年轻人的装扮。与传统的民族服装逐渐消失相对应的是民族语言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语言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文化特质之一。畲语是畲族特有的语言，是畲族母语逐渐融入了新居地的汉语方言而形成的。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外出打工和求学人数的增多，畲语的消失就更加自然。在此次被调查的畲民中，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使用畲语的人数约为29%，71%的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这反映了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畲语的使用情况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外出打工、外出求学、畲汉通婚等原因之外，现代传媒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没有专门用畲语写作的报纸。就电视频道来看没有专门用畲语的频道，畲族人民只能收看用普通话的电视节目。畲族人民使用的手机上的文字也都是汉字。可以说，闽东畲族每日接收到大量的信息都是用汉字或普通话传递的。再加上外出打工、求学等因素的影响，畲民们弃畲语而用汉语的情况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现代传媒对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重建
现代传媒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当今社会最新的变动情况，包含着当代社会最新的物质成果、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现代传媒的包围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面临一定的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土崩瓦解。“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社会制度扩张的‘后传统社会’中，传统和现代将同时存在于这个社会，而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构传统”。现代性在冲击传统的同时也为传统的保留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传统民族文化在遭遇现代传媒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的空间、新的机遇。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闽东畲族的传统文化正依托现代传媒获得发展和延续。
（一）畲族歌舞的发展
畲族人民能歌善舞，畲族歌舞曾是畲族人民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以交友、祭祀、节庆等为内容的畲族歌舞在大众传媒发达之前，它的流行范围只是在畲族内部，知晓它的人群也大都是畲族群众。如今，通过现代媒体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畲族歌舞的繁荣。成立于1988年的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是专业的文艺表演团体。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成立之后，参加了各种市、省乃至全国的各种赛事，并获得众多奖项，大大提高了畲族歌舞的知名度。同时，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还创办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有畲族歌舞团演出的照片和视频。而在由政府或个人创办的有关闽东畲族的网站上也有众多的关于畲族歌舞的文字介绍、图片、视频。现代的传播技术为传统的少数民族乡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和继承形式。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络等媒体图文并茂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畲族歌舞、了解闽东畲族文化。现代传媒使闽东畲族歌舞由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转变为受众面广大的大众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
（二）民俗节日的复兴
闽东畲家具有丰富的节日文化传统，如会亲节、牛歇节、祭祖节、乌饭节等。传统的民俗节日，具有绚丽的文化特色。通过现代传媒的传播，畲族的节俗文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大大促进了闽东畲族旅游业的发展。例如，从2012年开始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嘉宾游客到此参与。在“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还有畲族歌舞、畲族历史、畲族小吃、畲族银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项目的展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每次盛大的节日活动都伴随着大量的媒介报道，宁德当地的报纸、电视、网络媒体都对此做大量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内容又会被外地的媒体转载，进一步扩大它的传播范围。通过现代传媒的报道，提高了闽东畲族传统民俗节日的名气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增加了人们对闽东畲族文化的了解。
（三）民间工艺繁荣
闽东畲族民间工艺不仅丰富，而且历史悠久。畲族刺绣、编织、剪纸、银饰等都是具有畲族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源于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具有自作、自用、自娱的性质。通过民间工艺可以很好地了解闽东畲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而在文化被机械化复制的现代社会必然对传统的民间工艺造成巨大的冲击。传统在遭遇现代性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伴随着现代传媒的发达和少数民族旅游的开展，闽东畲族的民间工艺正迎来新的繁荣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畲族的银器制作，2011年，福安畲族银器制作工艺的代表——“珍华堂”，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福安“珍华堂”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是宁德市首个畲族文化产业的驰名商标。畲族服饰、刺绣、编织、银饰等民间工艺品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工艺品，成为闽东畲族的标志性物品。现代传媒的宣传报道，加强了外界对闽东畲族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促进了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民间工艺借助这一契机，也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四、结语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4
摘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它们是共时态存在的文化的一体的两面。不应该用实体论、整体论的观点来探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由此出发，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若干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的观点。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实体;共时态;整体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么，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就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就存在于人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存在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是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为此，应该避免陷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时代化”理解的误区：把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後的时期，而在此前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属于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依教授则说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借鉴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之所以人们会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首要的原因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这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企图到前人遗留下来的书面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这就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进而认为，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最好是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保存的可抛弃的东西。由此出发，人们还认为：古代书面文献材料所表述的传统文化，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实，且不说这个观点只注意到了历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释性，只说它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古人书面文献材料所记述的东西，有的只是纸上谈兵，有的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或本来应该实现却并未实现的理想，有的则是虚伪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饰，还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从某种立场出发的、有倾向性的、为某一群体利益服务的主张，……。另一种表现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或发生的原因，总之，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例如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遭到这步田地了。”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5
论文摘要:人的现代化作为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与目的，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就文化而言，它是指人在精神上脱离和超越传统文化，并逐渐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理性地廓清传统道德文化的内涵，具体地分析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正确地对待现代性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积极寻求二者的结合点，为社会整体现代化提供精神源泉与动力。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物质技术层面的被动学习，到政治制度层面的逐渐觉悟，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反思的过程。作为思想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和变革者，文化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人展开，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与目的，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精神源泉与动力。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而言的，因此人的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是指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发生的人的相应转变过程。从文化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是指人在精神上脱离和超越传统文化，并逐渐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因此，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和超越以及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构成了人的现代化的两条基本线索
一、对传统道德文化内涵的理性考察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除去其个体特性差异之外，都是对他们出生前人们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重复。"
“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传统是在过去形成并延续至今，在人们的生活中始终起作用的活着的东西，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而言，不管喜欢与否，传统就是生活本身。
在中国，传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从经济角度看，它意味着以家族为本位的自然经济、农业文明;从政治角度看，它意味着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文化的角度看，它意味着三纲五常、修身养性又兼济天下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从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中提炼和升华出的一种道德智慧、道德文化。儒家文化最初表现为变革时代以孔孟为代表的道德智慧，以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逐渐转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儒家文化实际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后经孟子、荀子发展而成的原生态的思想体系;另一种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被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作为前者，“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作为后者，经过意识形态化和世俗化两个方面的发展，已不再是对人类精神的自我反思，而是对现实利益的一种平衡;不是超越于事务和现象之上，具有形而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是沉浸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随波逐流。它以儒家的面目出现，但又常常篡改儒家的原义而行一己之私。
可见，官方化、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失去了批判性的、异化了的道德文化，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几千年来，在官方各种方式的推崇、倡导下日益世俗化，并渗透、熔铸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甚至积淀为“集体无意识”，有形无形地支配着人们的精神和作为精神外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所以，对人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阻滞力的恰恰是后一种儒家道德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素来把一切间题首先看作政治问题，于是，道德文化首先就是政治道德文化，而极具中国历史特色的政治道德文化是一种权力决定论的价值体系。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到孟子的“仁者宜在高位”，都清晰地体现了士大夫阶层以道德文化主体而问鼎政权的历史追求和以道德改造政治的文化追求。如果说道德追求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圣”，那么，由“仁者宜在高位”自然可以推导出“圣”者“宜”为“王”的所谓“内圣外王”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所开创的“在野论道”的道德文化传统，逐渐边缘化，“学而优则仕”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意识。政治与道德的合流以及知识分子的制度化，使其无法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对政治保持批判的向度。
第二，关系本位的伦理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的追求上具有强烈的相互依赖性，而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虽然同样存在某种相互依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是人在心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追求上对神的依赖，或对自身的依赖。中国文化中制度听命于人及人际关系，再好的制度安排也可能被人为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所打破，所以，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的整合方式主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儒家特别强调“为政在人”，并主张“任人惟贤”、“任贤使能”;重风气，重教化，“移风易俗”、“正人"而后正天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以礼让治国”，“礼大于法”，反对严刑峻法的法家政治。
第三，群体本位的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理性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文化。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上，以儒家价值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就是群体主义思想，其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谐统一，即在维护群体价值优先的前提下，认可和尊重个体价值，并主张以“礼”为中介，“礼之用和为贵”，通过个体对群体的伦理认同和义务承担形成群己和谐、“群居和一”的社会格局。从“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到贾谊在“治安策”中说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反复强调的都是群体优先的理念。这种价值理念，要求人们一切行为以维护群体利益，保证群体和谐为目的;家国同构，家族是缩小了的国家，国家是扩大了的家族，家、国、天下是统一的。在近代，受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的家族本位观念被打破，但取而代之的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康有为《大同书》就认为家族意识妨碍国家意识，因而主张去私产、废家庭以增强天下意识。
二、对现代性精神实质的具体分析
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是异质的，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中国人的现代化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艰难地获得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过程。
何谓现代性?它是一种物质、体验，还是一种时间意识?是一种文化的总体性，还是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在近年来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学者们观点各异，莫衷一是。
衣俊卿认为，“现代性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行为规则。
万俊人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从根本上说，隐含在这三个基本要素背后的核心理念则是自由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权利或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价值观念和取向，不仅导致了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内在分化与冲突，埋下了社会价值关系分化冲突的祸根(如社会正义安排和公平分配等问题)，而且更为深远的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膨胀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误导了现代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道德。
周穗明认为，所谓“现代性”，主要是指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即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中心的、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西方文化观念。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要义。“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具体归结为社会领域的世俗化;社会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人类生存状态的都市化;文化的个性化;等等。
陈嘉明认为，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力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
贺来认为:“现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处于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架构最重大的塑造力量。“现代性方案”通过承诺一个目的论式的、总体的宏大叙事来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的目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性主义相信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和人的理性能力将使人获得终极的自由和幸福。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在诸多中国学者的视野中，作为表征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精神底蕴和实践理念的哲学概念，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性。人的主体性觉醒开始于文艺复兴，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和推崇，最终强化为对理性的崇拜。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张扬带来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日新月异。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现代性在显示自己的进步性、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同时，因对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过度推崇，也隐含着越来越严重的工具化、标准化甚至非人性化的倾向。进人20世纪，高度的精神文明并没有伴随着高度的物质文明而到来，科技的发展也没有带来道德的普遍提升，追求进步的人类却因此屡屡陷人战争的泥潭，要求自由的个人更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禁锢……在现代性凯歌前进的同时，理性发生扭曲，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专横统治;主体发生分裂，导致了精神生活的分崩离析……所以，对现代性，我们不能单纯地从一个角度、一个层面来看待，也不能笼统地轻言终结现代性或坚持现代性。在我们表达对现代性的看法和态度前，必须首先明确:对于现代性，我们要终结什么，坚持什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早日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深化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
三、现代性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
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理性和创造性，而以儒家道德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性论为核心，其倡导的绝大多数美德，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关系的控制下，均表现为对外在权威和力量的无条件屈从和尊崇，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了极大的文化阻滞力。因此，中国人的现代化必然首先表现为对儒家道德文化传统的反叛和超越。
虽然，以群体为本位的整体主义思想，使得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建立起对自然的独立性;使得群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生命力，对战胜自然，维护社会稳定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还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们产生强烈的一体感和归属感。但是，由于整体主义原则把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绝对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把个人的个性尊严、价值品质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于是，消解了个体的独创性。在中国，个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单个的个体根本无从容展露生命的冲动和创造性。
中国传统道德是以群体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但它与现代以团体为中心的道德话语有很大的不同。古典道德处理的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他自身的关系;而现代道德在本质上则是个人对于团体的关系。梁启超把中国古代的道德称为“私德”，把现代道德命名为“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现代化的迅速展开、公共生活的发达，呼唤具有“公德”意识的现代“公民”。然而，在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下，个人的独善其身仍然是走向道德的主要方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最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也仅仅是旧制度温顺的“臣民”。所以，作为现代性成长土壤的市民社会在中国的成长十分缓慢。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6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7
[关键词]现代化；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12-310-2
在时展日新月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今天，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现代化已是必然的趋势。这既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做出的历史抉择，又是民族自我意识强化的表现。面对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目睹一系列民族传统文化因子变异、衰退、淡化的不争事实，一些敏感的学者惊呼：民族传统文化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的警觉。一些族内人士甚至认为，现代化将会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灭顶之灾，并为此对现代化采取排异态度和惧怕心理。实际上，惊呼、排异、惧怕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反映了社会剧变时期人们对变化本身的关注与担忧。但是，过分的忧虑又是不必要的，这种忧虑等于是低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调适功能，是把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截然对立起来的一种不正确心态。
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传统文化又不能不要。民族地区社会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如何处理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就可以取得“共生双赢”的效果。反之，不仅会延误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且也会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损伤和不应有的损失。
一、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能否得兼
一个民族要现代化，意味着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要接受现代化的洗礼，民族成员自身也自然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而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理解为该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群众中世代沿袭的物质、行为、制度、精神等方面的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如语言、文字、艺术、服饰、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教育、风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民族自我意识等等。另外，民族文物为历史文化遗产，它是传统文化的外化形式，也是属于传统文化范畴。文物不仅包括有形文物，如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品、墓葬、字迹、典籍、人工器物、天然物等，还包括无形文物，如表演、音乐、技术、工艺等。
民族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中诞生并发展起来的，它在各民族社会中的作用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民族特性的标志，是弘扬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民族团结、和睦、认同的稳定剂、凝固剂；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惰性、落伍的东西，对于本民族的成员来讲，是习以为常的、自我感觉良好的、难以变更的，这就容易对现代化事业构成阻碍。
对于一个具体的民族而言，它不能不要现代化。现代化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为阻遏是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对于一个民族，它又不能没有传统文化。如果传统文化消失殆尽了，这个民族就不称其为民族了。任何的现代化，都只能在一定的人群、一定的空间中实现，也就是说，不能脱离人、脱离人赖以生存的人文社会环境奢谈现代化。
现代化可能会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因子衰退、消失，但却同时会使另一些因子受到激发进而越发张扬。这就是当代已经现代化了的国家，亦即发达国家中民族主义思潮不断涌现的原因所在，也是世界上任何现代大都市中的文化不是单一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原因所在。比如说在中国都市中的少数民族成员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语言、文字、观念、习俗、服饰等方面发生了变异，但并没有泯灭他（她）们的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感。少数民族出生的知识分子按理说接受现代文化知识最多，在观念心态等方面离“现代化”最近，但他们的民族意识往往最强，其原因大致相同。
显然，对一个民族来说，要现代化，也要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理应是，而且也能够做到“双生共赢”，协调发展。其原因，简单地讲，有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并非是水火不容，而是相得益彰的。在世界上现代化进行的最成功的国家日本的经验已经表明：在现代化与固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之间是能够找得到结合点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来为之张目、导航。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到处都呈现出双重（二元）结构的现象，即工业上是小型家庭企业与现代大工业并举，思想上是东洋精神与西洋技术并存，“学问技术采于彼，仁义道德存于我”。时至今日，日本某些传统因素不是削弱，而是在继续发挥其功能，社会上虽然也沾染上了工业社会的种种“恶习”，却比较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工业社会中常见的某些现代病，如都市化程度高而犯罪率较低、劳资关系较协调，等等。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视。日本工业社会不同于西方工业社会的主要之点就在于它具有“比重视物质生活更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官民一体的思想”、“勤劳哲学”。显而易见，这些特征正是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孕育的，表明战后日本的重新崛起并不是单纯模仿西方现代化，而包含有东方式的创新。
我们平时所说的国情，里边就包含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因素。所谓现代化建设要符合国情，实际上就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这样一层意思。在我国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同样的道理，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不能不考虑西部民族地区的区情，不能不考虑西部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因素。只要处置得体，西部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不是抑制，而是会加速西部的现代化进程的，即传统文化能为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第二，现代化能够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任何的传统文化都包括有两方面成分：一方面传统文化中必然有优秀的、切合时展需要的成分，它们代表着传统文化前进的方向，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还有逐渐落伍的、与时展相背的成分，它们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淘汰，并被人们遗忘，失去传统文化的“资格”。传统文化的这种吐故纳新实际上是在不断地进行，人们只要通过“妇女缠三寸金莲”由“国粹”而变为历史陈迹这一简单例子就可感悟到。西部民族地区在历史上类似的陋风恶习同样很多，现在同样有许多已销声匿迹了。评判一种文化现象的优劣，并非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的时代。不合时宜的文化或迟或早要被淘汰。这种吐故纳新，不是对传统文化相对稳定性的否定，而恰恰是一种调适，因为只有变迁才是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再生或阻止衰败的最佳方式。这种吐故纳新，实际上就是个文化现代化过程。也就是说，是现代化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活力和生机。
大家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其产生的生态环境和所属民族的生计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所有文化传统只要离开了滋生的土壤就无从发展。事实证明，许多民族的文化传统经过不断的改良，往往成为超民族、跨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的甚至成为国粹或人间奇迹。小民族也一样，他们的许多文化传统也有可能成为族际共享的资源。关键的是跨出族界这一步的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仰仗文化现代化来搭桥铺路。
近年来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兴起的一大“亮点”是文化的产业化。这也是现代化赋于传统文化的又一生机。打这样的文化牌，魅力独具，能够创造新的消费热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展问题。这对西部民族地区尤其适宜。我们应鼓励和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发展这种产业，并促使其早日形成行之有效的机制。
二、民族传统文化的出路：与时俱进
置身于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环境下，民族传统文化确定无疑地要进行变迁。这种变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为的躲避、阻隔、逃逸都无济于事，只有调整心态，主动适应，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协调，与时俱进，走传统文化的更新之路，才是正途。
民族传统文化能否以常态改变其内涵、方式，并得以正常发展、传播，这也是一块试金石，是对该民族及其文化的活力、生命力的充分考验。一个墨守成规、拒绝改革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种因循守旧、作茧自缚的文化是没有希望的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博采众纳，才能使自己丰富；民族传统文化也只有以虚怀若谷的气度从事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才能使自己真正强大。
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轨迹大致有三：继承、发展、变革。即继继承并发展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相适应的因素，对它们进行必要的保护、宣传、倡导，使其发扬光大；变革过时的、落后的、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因素，对它们加以引导、限制甚至摈弃，使其脱胎换骨，重新焕发生机。
民族传统文化的革故鼎新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并非一蹴而就。作为族内的一些同志一时可能很难转过思想弯子，认为传统文化发生变异后，就会削弱民族特征，削弱民族意识，进而导致民族的消亡。实际上，这种担忧恰恰反映了该民族传统文化不成熟的一面。有些人臆想着要为民族传统文化构筑一个保护伞，这无疑是多余的，也是徒劳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其消极等待被变革，还不如主动变革，赢得先机。关键是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理念，恰如其分地理解它们。比如民族语言的转用现象就特别典型。语言，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应当说是深深根植于民族群众的精神生活中的，其生命力之强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族际交往的加深，不同语言之间频繁的接触和激烈的竞争，使一些原本就处于弱势、使用人数少并且无文字的民族的语言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其中一些民族必然地要发生语言转用，这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将民族语言同民族特性完全划等号，认为民族成员发生了语言转用现象，就会危及民族的存在或生存，就会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发生动摇，这又是过于担忧了。事实上，民族的语言只是民族特征之一，在世界各国，没有自己独立语言的民族并不少见，操同一语言的人们也并不就是同一个民族。同时，民族语言的转用及消亡也并不那么可怕，操单一民族语言也并不那么美妙。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民族之间的交往空前密切，“民―汉双语”、“汉―民双语”、“民―民双语”现象已普遍存在，正说明了该民族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民族成员由不流动变为流动这样一个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方向是正确的，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的选择。
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特征的一大表征，当关乎到民族的属性判定时，最主要的是考虑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感。民族心理、认同感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一分子，并不会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削减，反而可能会因其他要素的削弱而增强。这种增强了的民族心理又可将变化了的文化因子内化为民族传统文化因子，形成新的传统文化内核。传统文化就是要靠这种顽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沿袭、发展，没有穷尽，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18-219.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8
（一）秦始皇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的突出特点是大一统与集权，最著名的代表者是秦始皇（公元前295———前210年）。这位中国的始皇帝13岁继承秦国王位，公元前221年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帝国，一统天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为了巩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集权统治措施，包括：（1）政治集权。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政治上建立起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国家管理方面，大权独揽，三皇五帝合而为一，自封“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裁决。宏观管理方面，中央机构设立三公九卿，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对皇帝负责。地方管理方面，否定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各郡、县由朝廷任命长官。郡守掌管全部政务。（2）经济集权。秦始皇在经济上也主张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管理：首先，政府直接控制农业管理与赋税管理。值得注意的是秦朝的农业管理，不是只有“田令”和赋税，而且还对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的具体管理用法律的形式作出详细规定，以保护皇族的权利。其次，实施高度统一的货币管理、计量管理和交通管理。统一币制。统一了度量衡，实行全国范围的车同轨，极大地便利了陆路交通。水路方面，修筑了灵渠，沟通了湘江与漓江。还在交通管理方面设置了很多制度，成为秦王朝统治庞大帝国的有效工具。（3）文化集权。统一文字；统制思想，焚书坑儒。秦始皇集权管理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如废分封、立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在全国推行土地私有制，为治理庞大帝国创立一系列典章制度，以利于中央集权封建统一国家的巩固；另一方面，皇帝独裁、中央集权，压制学术，统制一律。客观而言，秦始皇统六国、筑长城、开灵渠、修坟墓（兵马俑坑）等一系列“大动作”，都蕴含着中国式的古代文化及其管理思想，一系列的宏大工程，在当时，如果没有严格、精细的集权式管理，实在难以完成。
（二）儒家的管理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代表为孔孟学说。儒家管理思想以“仁”为核心，特点在于关注人生与社会问题。孔子认为，“仁”是做人的核心，“礼”是行为的规范，两者不可分割“，克己复礼为仁“”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最早假设。儒家阐释的“民本论”，在内涵上与现在的人本管理异曲同工。儒家把人的因素看作是统治的首要因素，重视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拥护、支持和配合，如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为至理名言。儒家遵循由管理自我到管理家庭、再到管理国家，继而到达“大同”社会的管理逻辑，要旨是：完善自我、信仰仁义、同情忠恕、追求至善，强调“修己安人”“举贤任能”及“任而能信”，提倡“中庸”为度。这些思想在现代管理中都有体现。孔子关于管理的“九字名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阐释了管理的要义和关键。“先有司”，即要有规则和表率；“赦小过”，即要把握宽严与平衡；“举贤才”，是讲用人，而且必须德才兼备。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和”，即中庸、和谐的综合，这是管理的愿景，亦即管理的理想状态。
（三）道家的管理思想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同时产生、并行发展，代表人物是老子，其最高境界为“道”。“道法自然”是道家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无为而治”，则是道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7]。这里的“道”，本意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既指宇宙力———万物根源，又指一般力———事物运动变化规律。“自然“”无为”，是“道”的基本内涵，“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善利力万物而不争”，“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认为“自然”居优先地位，世间万物都应契合于“道”，顺乎自然，循道而行，不妄为，不以主观意志强加于“道”。道家的“为”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无为而治”要求管理要顺乎事物的发展规律，“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用：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亦即不是不为，不是不治，而是有为有治，有治有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治，有所不治；是不治不为，治而有为，有为必治，治而必为；也可以说是有为有治，为治一致。“无为”如同“治大国若烹小鲜”：一是，把握总体，积极而为，遵循规律，深入实际；二是，认真对待，保持适度，注重细节，追求适合。总之，以“无为”的理念达到“无不为”的效果。此外，道家还崇尚以弱胜强的管理策略。其中，以弱胜强的前提条件是“哀者胜”，以弱胜强的基础是“以正治国”，以弱胜强最终通过“后动制敌”来实现。
（四）法家的管理思想在中国，与儒家、道家思想并存的还有法家思想，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子、吴起等。法家思想的基础是“崇法”，反对“人治主义”或贤能政治；反对主观的道德规范和空洞的忠心理念；在“人之初，性本恶”的人性论基础上提出“抱法出势则治”的核心思想，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世”，主张以功利、效果论善恶；只有通过刑赏之法劝禁臣民，才能达到“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的目的。韩非子还提出“法“”势“”术”三者并重的思想，认为“法”是制度安排，“势者，胜众之资也”，即现在的职位权利，“术”为监督、考核等种种办法。韩非子强调“势”与“术”的概念，拥有“势”的统治者还应把“法”和“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人之大屋，非法则术也”。在法、势、术三者中，法是中心，势与术是行使法的必要条件。可以看出，法家注重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在行使法时提倡“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守自然之道”“因道全法”的观点，要求讲规距、讲约束、讲程序、讲控制，强调要重视人，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并且顺从人心。这些观点是符合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思想的。
（五）兵家的管理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兵家思想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是孙子。《孙子兵法》是一部蕴含丰富管理思想的重要著作，共13篇，不足6000字，博大精深，言简意赅。开篇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概括了关系国家存亡的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与五件事相应提出“五德”，即“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用人要非常重视“适”“恩”“威”“恕”“严”等几方面结合。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很多后人耳熟能详的重要思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兵伐谋”“以奇制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不厌诈“”制人而不制于人”等，都是现代管理的重要理念。应当承认，兵家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特别强调士气，重视激励的重要性。《孙子兵法》包含了大量的谋略和用人之道，可以说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思想宝库。
（六）墨家的管理思想墨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古代思想流派之一，重要代表人物为墨子。墨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相爱，交相利”，认为“义”与“利”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用人主张“唯贤”，认为“为政之本”应当“不辨贫富、贵贱、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同时，用人选才要注意：“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包括“德义”与“思虑”；“良剑期乎利，不期乎莫邪”“；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还提出，“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现在看来，这些仍然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
综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主要体现为：顺道、中和、重人、诚信、仁义、法治等方面，其基本内容又可以大致分为以宏观管理为主的治国学和以微观管理为主的治生学。前者是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及其制度在管理思想方面的反映，后者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生活在管理方面的理论概括。中华文明与传统文化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蕴藏着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想，而且比外国管理思想毫不逊色。正确认识、承启与把握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于实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传承与借鉴意义。
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构架与不足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既不同于西方管理思想，也不同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生相伴，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有自己独特的构架。
（一）天时、地利、人和天和地，反映了管理的外部环境。孙子指出：“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可见正确判断外部环境之重要。“天”主要指时势、世势，即客观世界发展的趋势，顺其势则昌，逆其势则亡。要因时立政，顺应时势。管子认为：“地者，政之本也，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调和，则政不可正也。”中国古代，农耕为业“，地”为命本，适合的土地制度是经济繁荣的基本前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天、地、人的关键。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荀子认为“：爱民而安，好士而容，两者无一焉而亡。”他将“人和”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爱民”；一是“好士”，即爱惜人才、尊重人才，重用人才。我们的祖先，将组织环境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视之为管理行为与活动的前提与基础。
（二）修身、齐家、治国管理者的素质与组织的兴衰关系甚大，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理论认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管理者具有必备的道德和知识素养，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哀公问》中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论语•为政》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都是从管理者示范作用的角度，论述其自身修养的重要性。管理者规避诱惑与邪恶，克服自身弱点，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君子谋道不谋富“”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理者应有高尚的道德境界。人的因素与管理活动的关系在这里一清二楚。
（三）实事求是，先谋后事决策（配置）是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凡事应谋划在先，才能成功，反之则败。“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也是这个意思。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讲的是战略决策、战术决策之区别，长期发展战略与近期计划的区别；“事无巨细，比陈于前。若网在纲，振之则举，驰则尽废。”说明决策者应抓主要矛盾，抓住关键，才能纲举目张，决策正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的是决策者必须考虑决策实施的手段、物质基础和政策制度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讲的是借鉴其他组织（国家、地区、单位）经验的重要性，这是正确决策赖以形成的外部因素“；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讲的是决策者应注意决策实施的反馈信息，及时纠正错误，必要时甚至于重新决策。如此等等，在中国古籍中比比皆是，对于中国现代管理影响甚大，可谓精髓也。
（四）赏罚严明，德刑并用管理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我们的祖先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概括而言，即刚柔适合、德刑并用，宽猛相济、恩威并重。孔子把治国方略概括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另一句名言：“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提倡宽猛互补，相济有度，则管理有序，政治和谐。苏轼提出：“威与信并行，德与法相济”，主张领导者行政权威与取信于民并行，道德的教化功能与法律的规范功能相结合。成都武侯祠脍炙人口的名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人治蜀要三思。”上联强调“攻心为上”，不要盲目迷信强权和暴力；下联推崇“审时度势”，不要造成宽严悖误的被动局面[8]。柔与刚、宽与严、德与刑、软与硬，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结合适度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当时的内外环境。可见，古人认为“度势”与“辩证”是管理的硬件与逻辑。
（五）义利两全，富民强国中国传统文化大多主张重义轻利，也有利义并重者。《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义利两全、民富国强的真谛。义利如何适度？苏轼主张“用于国有节，取于民有制”。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主张开源节流，量入为出。民富国强靠的是人民“，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总之，富民、强国的办法很多，没有既定模式，正如《盐铁论》中桑弘羊所说“：治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审时度势，战略正确，是民富国强的前提，也是管理之核心所在。
（六）知人善任，德才兼备唐太宗李世民所言“为政之要，惟在使人”，指出了人才对管理的重要性。司马光强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人才的基本标准在于德才兼备。如何用人，是管理的重大事项，中国古代很有智慧与方略。孔子说：“无求备于一人。”汉朝东方朔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用人是用其所长，因材施用，切记责备求全，正所谓：“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管子》中讲：“成器不可不用，不试不藏”，即不经过考核不加任用，不经试用不作为人才储备。考核的办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诸葛亮有“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义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魏征则提出了《六观法》：“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这些方法，至今仍有借鉴与现实意义。
（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组织理论方面也有许多精到内容。韩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区分了决策层与执行层两个组织层次；管仲“威不两错，政不二门”，强调了统一指挥原则；李世民“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的国家治理思想“；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指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公事不私议”，强调明确的议事规则；“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要求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能偏听偏信，如此等等，内容丰富，颇有见地。
（八）齐心协力，上下同欲任何组织，都是人组成的。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形成什么样的组织风气，是关系到组织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周易•系辞下》说：“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即对领导者不谄媚，对下级要尊重，不轻侮。《庄子•山木》指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强调清正廉洁的组织风气。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讲：“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合群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合群。组织内部的管理与团结至关重要。
（九）廉洁勤奋，始终如一为了提高组织的凝聚力，组织成员要“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管理者应率先垂范。建立在“上下同欲”价值观基础上的组织，其凝聚力是持久的，其战斗力是坚强的，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认定的：“上下同欲者，胜。”成功的管理者一定要有德有信，以身作则，大智若愚，举重若轻。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稳定发展。但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又是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紧密相连的，与现代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及其现代管理理论相差甚远，其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重稳定，轻发展；重农本，轻工商；重感性，轻理性；重经验，轻科学；重和平，轻竞争；重考据，轻创新；重人情，轻交易；重人治，轻法治；重权术，轻管理；重集体，轻个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不足之处，恰好就是需要改造和创新之处，总体而言，就是要由传统的小生产式管理向社会化的大生产式管理转化，由家族式的经验管理向开放式的科学管理转化，由封闭的等级式管理向文明的人本式管理转化，否则，就没有中国管理实践与理论的现代化。
三、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
研究、整理、归纳、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对于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革故鼎新、古为今用，创建新时期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谈到管理二重性的问题，一是组织生产力的自然属性，表现着管理的共性。二是组织关系的社会属性，表现为管理的个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宝库中直接或间接找到，反映了古今管理思想的共性问题；同样，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有些管理思想、方法今天就不一定可用了，这就是个性。用二重性理论认识与把握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关系，就能思路清晰，取舍客观，判断适当，评论准确。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应该否定一切，而应采取历史的、辩证的、科学的、发展的态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具体考察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从而决定褒与贬、扬与弃。
（一）入世精神在关心社会、面对现实、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上，宗教文化的共同特点是消极出世，主张“天国”或“来世”。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主导文化的儒家思想，不论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还是两汉以后乃至程朱理学等，其主要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的。其主旨都是经世致用、兴邦强国、教民化俗、修身养性，要求将内在的修养外化为积极的事功；尊崇自然与祖先的道家文化，看似玄虚奥妙，消极遁世，其实质却是注重积聚自身的力量，“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后争先”、以“不争”为“争”，“无为”而“无不为”；至于法家文化，德刑并用，厉行法制，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强调积极的治理社会，大胆地追求功利，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总之，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激励着历代中华儿女在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锤炼出自尊自强、艰苦奋斗、无所畏惧、拼搏向上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坚实基础。
（二）中庸之道中庸是儒家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观念。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为中庸？汉朝郑玄认为“：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之道以“中和”为最高原则，讲求并把握“度”，反对过与不及，重视和谐，不走极端，是中国几千年来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传统理念，也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文化支柱。中庸达“和”“，和”字，“口”边有“禾”，乃中庸之追求。如文臣武将关系的“将相和”，民族关系的“和亲”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都是中庸“和为贵”原则的具体运用。再如，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皇家花园———“颐和园”的命名，无不与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有关。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所要达成的配置状态与人文环境。
（三）伦理中心中国古代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便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克己复礼为仁。“”礼”作为宗法等级制度，具有外加的强制性。“仁”则把“礼”的约束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具体为“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忠”和“孝”是维护“礼”的重要道德标准，其特点是服从。这种伦理文化有其合理的一面，即重视维系人际关系的伦理纽带，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伦理文化是社会管理的基础，伦理观念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这也是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独具特色的内容。如何科学传承传统文化的这部分遗产，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容推卸的历史任务。
（四）重义轻利重义轻利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董仲舒主张“：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持此种义利观，其积极意义在于：提倡在物质利益面前要“克己”“寡欲”“见利思义，义而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鄙弃“嗟来之食”，不取“不义之财”。其消极的一面是：轻利、轻商。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与方面。
（五）重视名节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传统文化中，民族、国家、尊严、荣辱、人格、信念、操守中重视名节，重视精神需要满足的特征凝铸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视死如归的伟大爱国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继承这种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六）勤俭廉洁勤俭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所倡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勤俭为大德，奢侈为大恶，主张“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咏史》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主张克勤克俭。同样，廉洁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明代无极县知县郭允礼书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因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对于廉洁与公正更应孜孜以求。
（七）任人唯贤中国古代的人事思想其核心内容是“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我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种用人方略———“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10]从总体看，大凡有成就的英明君主及其谋士，总是倡导“任人唯贤”。“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拔于卒伍”（韩非子），主张任用有实践经验和成绩突出的人才。诸葛亮则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为官设人者治，为人设官者乱”，“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管理方面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这些重要历史遗产。
（八）辩证思维朴素的辩证思维与方法，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有突出、上乘的体现，在整体观、发展观、转化观、辩证观等诸方面，都有成熟、精彩、典型阐释。如“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辩证思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噪”的策略思想；“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智慧与方法；“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人事哲学等谋略等，极为丰富地体现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中，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9
关键词：传统建筑装饰符号；现代室内设计；传承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139-02
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历史的积淀下，深埋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创作观和居住理念。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有了这样的传统文化之根，才能枝繁叶茂、日益强大。在现代多姿多采的生活当中，有着几千年来优秀民族文化之根的现代室内设计具备了生活性和民族性这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
现代室内设计是艺术与科技的产物，而艺术与科技又同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文化是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思想的产物，是精神文明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任何传统文化都必然对艺术与科技的发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并且通过艺术与科技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现代设计。现代室内空间里各种造型、装饰、陈设等无一不表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愿望。这些不同风格的现代室内设计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以文化艺术为内涵，它的发展往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
一、振兴现代室内设计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一）传承和超越
“传承”在汉语大字典中的意思是传递，接续，承接。文化的传承应立足于对本民族的文化作深层次的理解，透过形式把握其精髓之至。“超越”就是要在设计中对本土化肯定的同时，结合现代时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继而在形式上升华。传其本源，承其精髓，继而超越。传承与超越不是单纯地从形式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复制，而应该将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融入设计中，或者是使用重构、组合、嫁接等现代设计手法对传统符号进行重新演绎。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与精髓，只有在传承和超越的结合下，我们才能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室内设计作品来。
（二）借鉴和创新
借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的双重借鉴，一是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传统文化作为设计灵感的源泉。二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将先进的现代设计理念导入现代室内设计中。创新是文化的传承的生命力，只有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形式，把传统图形的形式符号用新材料、新技术、新理念等全新的方式来表达，只有与时代观念相结合才能被消费者接受，借鉴与创新才是现代室内设计发展之道。
（三）世界性和地域性
不同的民族背景、不同的地域特征、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历史时期所遗留的文化形成了多姿多采的世界文化。鲁迅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从这一点上来讲，越具有地域性也越具有世界性。地域性是民族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地域性与民族风格也就是强调世界性。如日本现代室内设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更加意识到弘扬本民族文化传统，他们的室内设计中融汇了大量的日本传统图形符号，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室内设计文化发展的道路。
二、现代室内设计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文化特征
室内设计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该民族各个时代的设计文化的聚合和承接，是以该时代的现实的物质社会为基础，是传统设计文化的积淀和不断扬弃的统一、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只要我们承认室内设计文化的承接性和发展性，就有室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存在。
现代室内设计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室内设计文化结构的观念层面上，它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心理共性。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各自形成不同的语言、习惯、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造成的不同文化观念，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设计活动和作品中。如德国设计的科学和严谨的造型风格，日本设计的新颖、灵巧而有充满人情味，意大利设计的优雅与浪漫情调等，这些都是源自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氛围中。中国的室内设计风格中圆满的寓意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对称性正是中国人内向心理特征和中庸平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
现代室内设计的时代性，主要反映在室内设计文化的精神和物质层面上。设计是紧随时代、重在观念的。在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使当代的设计师要创作出具有高雅格调的室内空间环境，依然会遵循“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创作之道，否则就不可能让受众感觉到相应的审美意象。这种“美”与“美”的创作对应法则，正是从我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提取出来的。因此，自觉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理念之中，是优秀的设计师应该关注的问题。
三、新中式风格是中国传统符号在现代室内设计的缩影
新中式风格是在新古典主义影响下，将中国各历史时代的经典建筑元素与现代实际功能相结合，具有传统文化底蕴、隽永秀丽的一种设计风格。新中式室内风格设计中借鉴传统的哲学思想，引用传统的建筑和室内设计元素，运用传统符号作为装饰元素和采用传统文化内涵的陈设设计。
（一）借鉴传统的哲学思想
中国人把宇宙的演化视为一系列生成、转化的过程，把天地、万物、动、静、形、神视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006年10月建成的苏州博物馆是由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他吸收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空间理念，建筑为殿堂形式，梁坊满饰苏式彩绘，使建筑物很好地融合于自然。这一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思维对艺术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10
四川民族地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缩影，这里居住着藏、彝、羌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过去三年的巨变，彰显了我们创造新生活的能力，也呈现了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协调的愿景。
让游牧的人们享受现代文明
千百年来，游牧在青藏高原的人们一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散落在草原上的黑帐篷，是牧民永远的家。与黑帐篷相伴的，有关于高寒草原和游牧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有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有绚丽的服饰和奔放的舞蹈，所有这些因素，组合成为青藏高原特有的游牧文化。
然而，长时期内，帐篷里没有床，牧民长年睡在草地上的牛皮上，寒冷潮湿，容易患病；没有电、电视信号，信息闭塞，牧民很难享受到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采取以定居代替游牧道路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通过现代科学手段，提高草原承载能力，从而保存游牧文化的方式；通过建设定居点和帐篷新生活，让留下来的人和流动起来的人，都享受到现代生活的基本便利；尽可能地提高卫生、教育、交通、通讯和娱乐条件，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今天，富有藏族特色的民居在草原上星罗棋布，老人们有病可以及时治疗，孩子可以上学，携带太阳能和便携式电视的牧民仍然游牧。夕阳下，帐篷的炊烟仍然升起，而电视节目的声音，赋予游牧生活新的含义。
让贫困的人们走向富裕文明
巍峨的大小凉山，沟壑纵横，生态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多变，交通困难，干旱缺水，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历史上，村寨完全没有道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人们只能住在用杉木板盖成的瓦板房中，漏风漏雨，人畜混居。虽然经过了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建设，彝族农村仍然非常落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还急需改善。
三年来，大小凉山彝区扶贫攻坚经历了从“三房改造”到“彝家新寨”的重大转变。“三房改造”针对彝族农村最贫困的人口，以居者有其屋为目标，致力于改善生活条件。然而，仅仅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与新农村难以协调。由此，“彝家新寨”的思路得以形成。它以新形势下的新农村建设为目标，立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统筹村落规划、产业规划、自然生态建设布局，同时全力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能力。
“彝家新寨”避开了地震断裂带、地质灾害易发区、洪涝灾害多发地，满足了人们居住的安全性要求；房屋选址充分利用地形，合理布置建筑朝向，注重夏季的自然通风和冬季防风，保护生态环境；村寨整体外观和室内布局注重运用彝族传统的色彩和建筑元素，尊重传统生活空间的分配，体现彝族特色。“彝家新寨”建设采取农民自愿参加、自主选择、自行建设的方式，充分尊重彝族群众的意愿。
三年的努力，开创了大小凉山走向富裕文明的光明大道。“彝家新寨”的道路在延伸，环境在美化，彝族群众的生活在改善。
让灾难中的人们保有古老的文明
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使当地的羌族人民受到沉重打击，约十分之一的人口罹难，大量房屋倒塌，许多公共文化空间损毁，有人发出了“羌族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感叹。如何让饱受灾难打击的人们，继续保有羌族古老的文明，成为考验我们的重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