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的意义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0:41:17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1

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特征；背景；意义；必要性；青海湖流域

中图分类号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2）19-0251-01

青海湖流域及周边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该区域由青海湖流域、茶卡盆地—共和盆地及都兰察汗乌苏—香日德地区3个部分组成。青海湖流域是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重要自然地理单元，是连接、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的主要通道，也是沟通青海省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枢纽地带，流域周边地区所在的行政区域涉及海晏、刚察、共和、天俊、都兰、乌兰和贵南7个县，总面积52721.3km2。主要自然景观是高山、草原、荒漠和湖泊，其中青海湖为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著名的内陆高原湿地水禽部级自然保护区，其辽阔的水体环境与人文、社会、历史交织所孕育出来的丰富自然资源和地方民族文化是国内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青海湖流域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青藏高原整体生态变化的发展趋势，其变化对青海省西部柴达木盆地、东部湟水谷地、北部的祁连山地区以及南部江河源区均影响较大[1-3]。

1自然环境特征

1.1地貌特征

青海湖流域及周边地区位于秦岭、祁连山和柴达木盆地的结合部属于秦祁昆仑地槽褶皱区。印支、盐山和喜马拉雅构造运动产生了类型不同、规模不等的断裂系统和山脉，从而逐步形成一系列断陷盆地，主要山脉有大阪山、日月山、大通山、青海南山以及相间的盆地。区内最高海拔为大通山山顶，海拔4300m。区内地貌类型多样，在山麓与平原交替地带有冲积洪积扇；湖岸周围分布由沙堤阶地；在湖边及低洼地带有沼泽地分布；在湖的西部和北部发育着三角洲、河漫滩及河流堆积阶地；湖的东部和北部有流动沙丘、固定沙地、半固定沙丘、沙地等，为大面积的风沙堆积区。该区域包括了现代中山、冰原台地、中山、低山、冲积平原、滨海平原等。

1.2气候特征

青海湖流域地区位于我国青藏高原高寒区、西北干旱区和东部的季风区交汇地带，气候特征为温暖期短、寒冷期长，干旱少雨，四季不分明，昼夜温差大，太阳辐射强烈。流域内年平均气温在-1.0～1.5℃，最低月平均气温-23～-18℃，绝对最低气温-35.8℃；最高月平均气温16～20℃，绝对最高气温26℃。青海湖流域海拔较高，气温由西北向东南递增，山丘区低，湖盆区高，无霜期很短。“湖泊效应”使湖滨地区比距湖泊较远的地区无霜期略长，全年平均降水量在300～400mm，年平均蒸发量在1300～2000mm，属于半干旱地区。

2保护和治理的背景

近年来，由于自然和人类的过度放牧、无序开垦、超量樵采、采矿挖沙（石）、水资源利用不当以及工程建设过程中不注意环境保护等综合因素，造成青海湖水位持续下降、土地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大。截至目前，青海省已成为我国沙漠化比较严重的省（区）之一。沙漠化土地面积仅次于新疆、内蒙、、甘肃，排列第5位。共有沙漠化土地面积11.63万hm2，占全国沙漠化总面积的6.78%。草地退化日趋严重、草地鼠虫灾害频繁、渔业资源濒临灭绝、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破碎、湿地面积不断萎缩和沙尘活动频繁等现象的发生，使青海湖流域及其周边区域生态质量锐减，生态和资源安全缺乏保障，同时也对黄河中下游的水资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生态环境的退化不仅影响区域周边人民的生产与生活，而且制约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由于青海湖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重要的生态、社会、经济影响地位，因此为了保护青海湖流域，保护农牧业生产基地，提高土地生产力，全面发挥该区生态与社会服务功能，合理开发资源，协调人地关系，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中央领导和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于1992年1月批准青海湖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收入“国际重要湿地目录”；1993年4月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制定了“关于鸟岛保护区”实行入区审批制度；1994年2月国务院在《关于第三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的通知》中，将青海湖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于1997年，批准建立了《青海湖部级自然保护区》，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青海省人民政府也于1997—2001年先后出台了《青海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青海省退耕还林、

还草总体规划》和《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文件，这不仅为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同时也奠定了相应的法律基础。

3保护和治理的意义及必要性

青海湖流域及其周边所具有重大生态、社会和经济意义：一是青海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气候调节器，是阻挡西部荒漠化向东部蔓延的天然屏障，是高原高寒干旱地区重要的水汽源，它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也是保护青海省社会经济最发达的河湟谷地生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二是青海湖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是世界著名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其代表性、生物多样性以及特有性，其他湿地均无法呈现和替代。三是青海湖流域及周边地区高原畜牧业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基地，是高原特色资源裸鲤的栖息地，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依托。保护青海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可以有利于保证该地区社会安定团结，对于该区域乃至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不加大治理力度，可持续发展无从谈起，局部生态环境扭转和总体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在继续，完全不能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因此，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线，以退化土地的治理为主体手段、以增加农牧业收入和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正确把握生态保护、生态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4-6]，正确定位地区相关产业间的关系、加大对青海湖流域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力度势在必行。

4参考文献

[1]赵明月，赵文武，安艺明，等.青海湖流域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J].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12，10（2）：15-20.

[2]陈克龙，韩艳丽，曹生奎.青海湖流域植被生态补偿标准初探[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8（1）：21-24.

[3]陈晓琴，张娟，王静慧，等.青海湖流域土地沙漠化敏感性评价研究[J].群文天地，2012（3）：94-96.

[4]吴学宏，曹艳芳，陈素华.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其对气候因子的动态响应[J].华北农学报，2005，20（S1）：65-68.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2

【关键词】生态政治；构建；引领价值

一、我国生态政治构建的思想历程

（一）我国生态政治的自我认知阶段。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明了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2.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中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我国生态政治的自我完善阶段。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生态政治理论。在世纪之交，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我们的执政党能不能带领我们继往开来，开创新的局面呢？2000年2月21日至25日，围绕新时期党的建设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2、与时俱进的生态政治理论。与时俱进，就是指要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时势共同前进。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不无二致。第一，构建生态政治要求坚持与时俱进。第二，党的先进性和创造力的生态政治要求坚持与时俱进。第三，加快完善民主制度，推进政府转型的生态政治要求坚持与时俱进。

（三）我国生态政治的全面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社会环境问题相继爆发，这要求政府职能进行相应的转变。生态政治是当代高举中国共产党伟大旗帜的一股先锋力量。以为总书记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观点，围绕着为谁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总结出的“一观七论”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创新和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人民在发展中产生的新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也标志着我国生态政治构建处于全面发展的阶段。

“一观”统领的生态政治理论。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政治理念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苑诺囊求，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发展观。”“七论”细化的生态政治理论“七论”主要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态政治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态政治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生态政治思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生态政治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生态政治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态政治思想；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生态政治思想。

二、我国生态政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我国生态政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生态政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运作低下的五级政权体制；第二，党政不分的政党领导体制；第三，偏离民主精神的立法体制；第四，“官”本位至上的政治第五，不公正的社会资源分配。

（二）我国生态政治构建中存在问题成因分析。

主观原因（1）利己主义价值观、责任意识不强。（2）传统观念遗留，法律意识不强。（3）领导素质参差不齐。（4）封建等级意识。（5）小农意识的局限性。（6）参政意识欠缺。

客观原因（1）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2）政府职能定位有失偏颇。

三、我国生态政治构建路径

（一）我国生态政治构建的优势。

如何判断我国构建生态政治过程中的政治制度的好与坏，其实就是看该政治体系是否具有生态性，它的内部结构与互动功能是否能构成一个动态的有机体。

我国生态政治的构建离不哉治制度的完善。这种制度优势体现在：利益一致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普遍民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团结共进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广泛生动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二）我国生态政治构建理想文本。

我国生态政治建设，应朝着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和民主化方向发展，应建立一个能自我修复和自我保护的动态机制，这是一个健康又成熟的公民社会必备的条件，也符合人类和自然、社会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当前我国的改革进程已经开始刃置于政治体制改革层面，并且在地方有所尝试，我国的生态政治构建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我国生态政治构建的理想文本应坚持以行政生态、权力生态、立法生态、政府生态和社会资源分配生态五位一体的原则为构建模式，为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四、结论

从宏观来看，全球性生态危机促使人们的生态意识觉醒，随着生态与政治联系愈加密切，生态政治以极强的生命力活跃在世界的舞台。当下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对我国政治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形势，及时调整战略，研究新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以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3

关键词：生态民主主义思想研究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4

[关键词]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构建；红绿联盟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024—04

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旨在把克服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前途统一起来的社会思潮，它的兴起源于早期绿色运动在理论上的矛盾与政策上的失败，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绿色分子重新主张一种人类社会真正需要的且更根本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构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他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坚持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社会自然辩证法以及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建基于无政府主义的绿色政治相对比，分析了绿色政治的缺陷和弊端，建议绿色政治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解毒”其自身诸多后现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实现与红色政治的真正融合，这样才能实现更根本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达到真正的红绿联盟。为此，他称自己为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

一、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是绿色政治的“解毒剂”

生态政治哲学是伴随着人们将生态危机问题逐渐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而生发的一种新的理论思维，它强调生态意识应该进入诸如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思想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产生的，其主要理论目标就是构建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能够切实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方案。

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前提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方法论始于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作为历史总体性的、具体的、真实的辩证法，即把总体性看作一个动态的、自我超越的、现实性的思维方式。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也正是从总体性出发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只不过佩珀用“历史和自然一社会关系的结构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可以说，在这种表述中，佩珀吸取了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的阐述，所以，他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是一种动态的思维方法，更重要的是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自然和社会是处于一种互动性的多元结构之中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历史性的结构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规定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与主要研究内容的关键在于实践。佩珀认为，“实践”是对“社会关系”的揭示，“这些关系对我们而言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们可能把一个商品看作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作为其结果的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一经济关系。”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一经济关系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特定社会的具体文化和经济特征相联系，因而，马克思要求我们“历史”地看待问题。为此，佩珀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结构主义，因为它断定在我们可观察到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层的、无法观察到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是如此，它试图发现社会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隐藏在表面化的“事物”比如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只不过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些原因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使用唯物主义的术语阐述的。在这里，佩珀将马克思的结构主义方法区别于由列维·施特劳斯开创并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推动的结构主义的方法。根据这种由语言学理论推动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艾德里安·阿特金森主张应该通过分析潜藏于每个制度与每种习俗背后的无意识结构来理解人类是如何将精神能力强加于自然界秩序的，佩珀认为，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非历史性的，产生于此的绿色政治“否认被观察到的现象是任何更深层潜在原则的反射，而仅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们之间的表层的权力关系即等级制和支配关系，这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通过生产方式揭示了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不同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的思想也必然随着这些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观念不可能被当作常规的普遍性的认识而被认识。在此，佩珀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历史是一个辩证的命题，首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相互作用的问题；其次，历史的变革是一个辩证的进程，它存在于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过程中。所以，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关于主体的思想逻辑就是客体存在的规律以及走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就是观念的实现的观点。在佩珀看来，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科学公式或科学结论，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历史性关键就在于它的自然一社会的辩证法。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以自然一社会关系为基点的结构主义。关注生态问题不可回避地要回答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也是生态政治中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一方和持生态中心主义的一方争论的焦点。建基于后现代主义之上的绿色政治主张取消主客体的视角，而改用“主体一主体”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泛主体”观使得绿色政治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任何一种国家形式持敌视的态度，而强调个人责任以及个体价值观的改变在生态问题上的重要性。佩珀认为他们的唯心论个人主义的政治主张必然会使他们走向反革命或政治冷淡主义。在这里，佩珀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通过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倾向进而批判绿色政治的生态中心主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众所周知，发端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沿着卢卡奇开启的技术理性批判的道路上对由工具理性支配的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劳动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考察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施密特坚持认为，“马克思在把人类劳动称之为物质形式遵循规律性的变化的同时，也完全没有忘记一般的哲学的东西，即世界是以一定的形式自己运动着的物质。”以至于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据此论证自然的先在性。佩珀认为，施密特固然论证了自然的先在性，但他必然会滑向对生产劳动的否定，这种否定把对自然的生产（“破坏和支配”）明确地归入到反对所有经济生产方式的论断中，它最终会变成反革命的、漠视政治的和非历史的，其后果就是宣称自然的破坏和支配将作为一般的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佩珀强调，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这在马克思的自然一社会辩证法中可以找到答案：自然的改变同样也会引起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改变，这就是自然一社会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就是人类劳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劳动是沟通人与自然的双向变换的中介。在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生态危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

综上所述，绿色政治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必然忽视潜藏在表面现象下的深层结构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他们的政治构建是一种实足的乌托邦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揭露了潜藏在历史表层下面的经济制度特征与规律之下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一种解释历史和自然一社会关系的结构主义方法，这种方法“投射到绿色问题群中，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来说就犹如一剂‘解毒药’，它能够消除弥漫于主流绿党和无政府主义绿党言谈之中的那种理论上的含混不清、自相矛盾、枯燥无味等毒素。”

二、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构建的心思想基础

绿色政治就是绿色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渗透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表现为后物质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佩珀认为，绿色政治无益于生态运动的成功，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实现绿色政治的真正红色构建，而这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行动导向（action—orientated）的信念体系或者一套以某种方式指导或激励政治行动的相互联系的思想观念而存在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是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不同的政治理论。绿色政治的人性观可以从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并且在具体的政治行动中采取个体生活方式变革的方法看出来。至于马克思对人性的看法，佩珀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谈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异化表现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论，确定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解应该在于他对类本质的论述上，即作为共同体存在的人类存在。此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关于人类作为共同体存在的讨论还不能脱离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将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概括为“社会的个人”，即“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从事生产的社会个人”，也就是说，人的类本质的观点与对生产者力量的强调是分不开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尖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劳动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反复强调真正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自由自觉的人类劳动”为基础的原因。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是生态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佩珀批评了绿色政治的泛正义主体的生态正义观：“生态中心论者像生物区域主义者、深生态学家或新时代主义者确实倾向于厌恶人类。尽管他们声称他们‘当然’希望社会公正，他们强调‘自然的’利益——或者他们认为更接近自然的土著人的利益。这导致政治冷淡主义、幼稚等等。”佩珀认为，这种政治冷淡主义必然会导致绿色政治取消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比如对于福利国家的希望，但是，事实上，“对一个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来说，甚至福利国家也是反革命的。因为，它缓冲了人们所受资本主义的极端影响，从而使他们的感官迟钝，无法意识到这个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实际上正对他们做什么。换句话说，福利国家催生来了‘虚假的意识’。”。阿多诺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社会繁荣下的总体性是一种虚假的总体性，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异化形式的外在关系，因而资本主义的同一性是一种“幻象”。佩珀进而分析了这种幻象的出现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交往方式——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哲学，它导致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是一种利益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人被看成一个个孤立的原子，交换的实质、工资的本性以及利润获取的实际手段都使我们发现看似协作的人类劳动只不过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结成的，它是一种取消了内在社会性本质的协作，它表现出的是一种虚假的社会性，真正的作为人类的本质属性的社会性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声称要把正义的旗帜由人类社会转向所有物种就是虚假的表演。所以，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态改善必须与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生产者的自由交往结合在一起。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策略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纲领。虽然绿色政治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一样都表现出激进的色彩，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绿色政治坚持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以生态利益取代阶级利益，以生态斗争取代阶级斗争，反对生产劳动以及一切形式的国家，因而，它没有看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其实仍然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佩珀认为，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影响的。从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看，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而从资本主义的外部，即生产力与生产条件的矛盾来看，是整个生产条件的危机，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就是生态危机。这一切都源自于资本逐利的本性，这种本性在当代社会中通过刺激虚假需求而实现，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就是消费被置于生产之前，这是一个“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资本主义的统治重心已经从生产转向了消费。奥康纳也强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造成了这一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也对促使这一现象的扩张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与生产条件之间的中介，资本主义的政治及意识形态促发了成本的外在化和“生态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本国资本主义必然不可能以牺牲本代人及本国利益为代价，因此，势必会将生态危机转嫁于社会、后代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佩珀强调，生态问题仍然是一个阶级剥削的问题，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不可能离开阶级斗争的思路，而是应该将生态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三、生态社会主义：红绿结合的生态政治战略

所谓生态政治，就是将生态问题纳入到政治实践领域中，在政治思考中破除传统的以人类或人类组织为单一主体的思考对象的模式，而主张在政治关系的研究中注重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因此，生态政治不仅着眼于目前生态问题的解决，而且着眼于实现生态公正的政治保障机制。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佩珀认为应该实现红绿结盟的生态政治战略，即生态社会主义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应该“选择性”地接纳和吸收绿色无政府主义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只有如此，生态社会主义才不至于只是“乌托邦”。

第一，在政治组织形式上采取以工会为主的阶级政治经济变革战略。在这里，佩珀强调的是集体的变革战略。对于佩珀来说，“工人”计划必须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这是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最佳方式，否则，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它的破碎就是无法摆脱的。绿色政治中的诸多观点，如主张以生态利益取代阶级利益，以生态斗争取代阶级斗争，等等，实际上都表明绿色无政府主义无意识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渗透，这正是佩珀批评绿色无政府主义主动抛弃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它将导致工人阶级的碎片化，而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可能实现。故而，生态问题仍然是一个阶级剥削的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不可能离开阶级斗争的思路，而是应该将生态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这首要地应该表现在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在这里，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分开来看，这就需要“工人”计划，而不是绿色政治的个人主义纲领。所谓“工人”计划，就是通过对工人进行无产阶级意识的教育，在生态运动中坚持集体行动的纲领，从而在生态政治变革中稳步发展生态经济。对此，佩珀坚决强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生态主义不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而实现，毕竟人是可以通过阶级意识进行教育的，人是可以自觉遵守自然的限制的准则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没有必要抛弃生产的增长。为什么无政府主义无法获得生态运动的成功？因为他们绕过了资本主义的潜在需要，这虽然是一个直接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方法，但是，它也从根本上阻止了社会主义生存的可能，社会主义如何可能回避人类需要更好的生活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之上这个关键问题呢？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以工会为主的集体的行动战略不仅强调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的重要性，而且仍然要强调经济活动的基础性。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5

对于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的建构不言自明，直接关系到党的凝聚力，关系到人心向背，因此，建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对于执政党获得和维护政权具有重要意义。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政权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此，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当下，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因此，通过各种政治技术和政治艺术以增强意识形态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技术与政治艺术的内涵与联系

关于“政治技术”一词的内涵，学术界至今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周平教授对于政治技术的界定较为权威，“政治技术，是运用政治权力解决政治问题，尤其是政治难题的设置、经验、方式和技能。”而对于“政治艺术”一词的界定，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高民政教授认为政治艺术更多的是一种谋略和技巧，另一些学者认为，政治艺术是一种政治审美活动。由此看来，就政治技术和政治艺术二者的关系来讲，政治技术是政治艺术的前提，没有政治技术也就无从谈政治艺术，政治艺术本质上是优化了的政治技术，两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那些能够使政治实践活动产生良好社会影响和社会效能的政治技术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政治艺术，因此，我们不应把政治技术和政治艺术割裂开来，而应理解和把握二者的融合倾向。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现实困境

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中，片面强调“灌输”的作用，变成了一种填鸭式的教育，忽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使其产生厌烦情绪和抗拒心理，从而影响到教育教学的质量和受教育者的学习效果，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看做是一种一味地灌输，也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误解。当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其传播普及必须尊重大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群众不仅仅是在单向的、片面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群众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与社会生活与工作实践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更为贴近群众。

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所面临的另外一大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有“经院化”、“神圣化”趋势，且宣传教育脱离实际的危险。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产生于基层，产生于群众之中，本质上是一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思想，并且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巨大的变化不仅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广阔平台，然而在这一理论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却日益面临着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不应该是居高临下的，而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利用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运用人民群众的丰富经验来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除此之外，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的形式也成为制约其发展创新的一大瓶颈，究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传播手段更新慢、难以与时俱进。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时，主要依靠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的传播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一改过去信息传播手段单一、效果滞后的局面，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作用日益明显，因此，在我国要想更好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必须全面提高传播与普及能力，占据信息科技时代下宣传舆论的制高点，让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技术与政治艺术

任何一个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实质上都承担着为统治阶级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职责，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同样肩负着这一重要任务。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我党必须灵活运用各种政治技术和政治艺术，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更好地实现党对国家、社会的新一轮的整合。

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理论的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针对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不同社会矛盾和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概括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断，相继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意识到没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就没有话语权，一个理论体系是否具有感召力、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有无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由此看来，我党必须通过理论创新，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力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易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产生困惑与质疑。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体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了冲击，追求个人利益和个性发展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并且主张在国家法律、道德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好个人利益和价值。但一些社会个体以个人私利为追求目标，势必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功能。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显得尤为重要。

在当今社会，要激发社会成员对某一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仰，仅仅依靠宣传教育和灌输的方式，是难以奏效的。因此，要增强社会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广大社会群众的精神生活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融入到优秀文化作品中去，从而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之符合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由此，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惠及群众，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最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如今网络新媒体已成为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各种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要与时俱进，也要借助网络载体增强传播的广泛性和有效性。在信息化时代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媒介，充分利用各种新的政治技术、政治艺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吸引力，使广大社会群众更易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

结语

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我国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要运用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技术与政治艺术，认真总结辨析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挖掘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潜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与创新，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新一轮整合。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6

关键词：意识形态；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策略一、我国特色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

1．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

(1)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的不断强化和理论创新问题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因而它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当前，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具有双重涵义：一是我国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否则国家就不再姓“社”；二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必须长期坚持。因此，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是一元化的和不容置疑的。

当前，我国已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并进入全球化的轨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考验。

(2)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呈现出冲击一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势

市场经济对我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双重”作用日渐显现。一方面，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其趋利性使人们以更实惠的态度衡量评判一切现实问题，也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并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和评判意识形态，使人们的思想活动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这必然使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虽然非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处于社会意识的支配地位，但却在其具体的阶层和经济领域中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贯彻和落实。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社会利益阶层逐渐分化的趋势在不断的加剧，由于社会消费倾向急剧增长所刺激起来的重物质利益、轻精神追求的观念抬头，使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对生活意义理解简单化、生活目标物欲化、道德理想空虚化，从而形成当前转型期所特有的价值体系。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为表现的价值观念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的同时，也导致人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大多数人对意识形态问题普遍取淡化的态度，不再盲目地信仰某种意识形态，进而深刻影响社会发展的选择和人们的价值判断，使业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承受着极大的冲击。而一个时期党的经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的存在，更为多元价值观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

(3)大众文化的流行，滋生了消费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

大众文化是我国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前，大众文化正将人们的理性裹挟于世俗化的文化浪潮之中，通过内容和话语的多样性，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调侃，使主流意识的独立地位受到挑战；其将物质追求作为唯一，实现着对商业利润的追逐和对消费者的吸引，在市场上不断挤占主导意识阵地。明星崇拜、流行歌曲、娱乐报刊、电子游戏、时尚服饰等带商品色彩的大众文化形态，使青年陷入盲目的虚幻的感性幸福之中不能自拔；不断地制造“梦幻中的英雄”，使推崇个人主义甚至极端个人主义达到极致，人们尤其是青年在此虚幻中得到的了满足。这种状况，不仅在消解着人的责任感和人生理想，还吞噬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也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4)媒体传播的社会化，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难以直接有效地“灌输”给大众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以信息容量大、传递交换便捷、互动性强的优势，日益影响着是青年学生的成长。由于无所事事和学习基础较差，互联网便成为一些青年和青年学生消磨人生和打发课余时间的理想替代品以及联系情感的纽带。在网络世界里，由于日常生活的话语自由度的增强，使原先高度政治化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弱化。同时，由于社会和学校对网络中的负面效应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对其无序化状态的整合一直不到位，给网络中宣扬的蛊惑人心的价值观蒙蔽人们尤其是青年的思想以可乘之机，构成对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威胁。

(5)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使年青一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淡化的趋势

当前，由于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文化的传播便日益成为西方国家渗透的主要方式之一。他们利用文化载体，在销售其文化产品的同时，兜售其价值观、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等意识形态，企图达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淡化民族认同感的目的。受此影响，在一些人和学生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一种崇尚西方文化的意识，而对本民族文化则取妄自菲薄与肆意批判的态度，似乎唯有这样的态度，才能证明自己的开放性和世界性。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对挑战的策略

1．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理直气壮地坚持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今我国社会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它已发挥并继续发挥着对人们行动的导向和对社会稳步发展的主导作用。目前，在我国社会价值观多元纷呈，甚至彼此冲突、对立的情况下，更需要马克思主义来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思想政治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必须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敢于同非主流思想进行正面交锋，做到既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才培养要求，又能正面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是新时期历史赋予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基本职责。只有在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2．辩证地看待“一”和“多”的关系，树立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

社会主义和谐观是以“和而不同”为基础的，同时，讲求“以和为贵”，消解矛盾，从而实现内部的团结。“和谐观”不是简单的趋同，而是使有着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要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辩证地看待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对于一元化的学生思想工作的影响，正确看待学生中的不同思想和行为方式，通过扎实的工作，积极整合学生日常生活领域多样化的社会意识，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和多样化社会意识中的“多”和谐相处的新观念。

3．注重教育的层次性

社会主义和谐观对差异性的承认，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兼容性。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在承认不同群众拥有不同利益追求的基础上的教育活动。只有从这一事实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才能有的放矢。

为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上，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根据人们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同采取不同方式。

(1)注重广泛性

“我们不只是要善于团结先进的青年，而且还要善于把一切爱国的青年、包括还不赞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爱国青年，都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2)抓好重点队伍

学生中的党员干部肩负着引领先进思想文化发展方向和提升社会精神境界的政治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传承者。因而，不仅要通过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选修课，强化对他们进行一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党的历史教育，而且要加强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经典理论的教育，提高其理论修养，努力使其从思想上真正成为主流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使之走上社会后，仍然能坚定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理想而奋斗到底。

4．强化人文关怀，引导、提升学生的精神文化层次

大众文化是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娱乐消遣性文化，在内容、形式、品味和艺术层次上是复杂多样的。为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让人文关怀走进日常生活，从寻求人的生存的协调状态和文明的趋向出发，把意识形态宣传的重点转移到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的公民意识的宣传上来，努力构建适应和谐时代要求的人文精神，以矫正物质崇拜、商品崇拜和盲目享乐等倾向。为此，要提升青年学生的人文精神，引导他们积极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为他们提供正确的人文价值观导向，调整人们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以克服盲目的脱离实际的价值观；要围绕人们求和、求乐、求美、求进等需要开展各种活动，使青年学生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心理、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及审美情趣，树立起正确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

5．注重实践，强化效果，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高校要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为此，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实现如下转变。

思想政治工作要从集中、统一、大型的活动形式向小型、灵活、多样的方式转变；从千人一面、说教为主的模式向因人而异，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有机结合的模式转变。在课堂教学中，教育的柔性化、交互式教育应成为新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课堂教学方法，坚决摒弃单一的理论灌输的方法，采取理论的灌输、实践的渗透、环境的熏陶相结合的方式；除加强课堂的理论教学等显性的教育外，还要注重受教育者的参与能力的培养，让学生通过假期和“黄金周”的社会实践活动，走进农村、工厂和社区，了解中国的现状，从而使课堂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提高“两课”教学的针对性、时效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7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形势下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传统和优势，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工作曾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起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到革命洪流的有力武器，使党能够“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在全国执政以后，意识形态工作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团结广大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重要载体。中共十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本文拟结合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就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初步探讨。

一、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传统和优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集中反映了该阶级关于自身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根本主张。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y治地位，“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2]。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3]，而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3]。所以，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从来都是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的思想体系，是其价值观、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的集中体现，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切掌握国家政权或以争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政党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4]。无产阶级政党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2]，认为“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5]。他要求党要“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6]。他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强调：“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2]，“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2]。他在谈到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要“以新的方式提出新的任务”时，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放到了突出的地位，指出：“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7]，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在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治理国家过程中的极端重要地位。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注重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把思想领导放在党的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8]，中国共产党作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必须要有革命理论的指导，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并“应当把它当成是革命的科学来学习”，要求通过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9]，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强调党在全部领导活动中要特别重视思想领导，“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0]。另一方面，注重开展对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工作，强调“我们的职任，便在于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与阶级意识”，“必须使我们的党，不但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惟一组织”。只有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才能启发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才能巩固我们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地位，对于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指导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面向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作为党的“重大的职任”，要求“我们的党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不仅对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动员和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到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对敌斗争中成为瓦解敌军的锐利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依靠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既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宣传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动员广大人民致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也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危险。围绕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深刻指出：“凡是要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1]他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后的形势，指出：“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负的斗争，还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此，他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我们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无论是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要坚决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邓小平特别指出：“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明确提出要把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作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13]，要求全党“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同时，他还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B透，“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他还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与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强调只有建设起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14]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样，正确的和错误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思想观念相互交织。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形势，、两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主张。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15]他提出，要“进一步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地位”，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他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动员全党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加有声有色、切实有效”[16]。明确将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他要求“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都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善党的执政使命的战略高度来谋划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和改进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17]。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传统和优势，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突出地位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和法宝，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党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更好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二、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一般来说，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构建和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形态构建通常是指政党建立并不断创新体现本阶级意志，完整反映自己价值观、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传播则主要是指政党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手段将自己的价值观、理论、纲领向社会和民众传播，目的是保证反映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思想、观念、文化、道德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并通过社会和民众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增强党的合法性。因而，意识形态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政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效能，是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载体。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向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始终将意识形态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战略高度。党的十以来，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国内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背景下[18]，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站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高度，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全局中的“极端重要”的地位，并要求全党深刻认识和把握党的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当然是经济工作，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但是，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我们既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也要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用“三个事关”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9]科学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首先，意识形态工作关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20]。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核心，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因此，党的前途命运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巩固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成败。要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和长治久安，就必须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说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要抓好经济工作就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特别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如果没有正确的意识形态为指导，不能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就会削弱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甚至危及党的执政地位”。正因如此，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在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正是从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神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其次，意识形态工作关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指导地位的巩固。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谈到现代国家治理问题时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20]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和重要法宝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治国理政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往一个什么方向走呢？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而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政治前提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国家治理的方向是由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决定的。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现代国家治理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实现党对国家治理的领导，才能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才能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现代治理需要广大人民的参与，因此，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认同，对于中国共产党凝聚社会共识、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极为重要。指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5年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因此，他强调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9]。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三，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全国各族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所以，在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中，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成败。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来自人民代表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从根本上讲，党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但是，必须指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在具体构成上，人民是各族、各界、各阶层民众的集合。作为整体的人民利益与人民意志是一致的，而各族、各界、各阶层民众的具体利益和具体诉求则是有区别的。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客观上，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在具体利益和诉求上还存在着区别，当前，随着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所有制结构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的特征愈发凸显。因此，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将党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凝聚全体人民的共识。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如所指出的：“这是因为，党和国家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们才能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赢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18]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凝聚社会共识，统一思想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够极大增强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认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由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转化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指导思想和全社会共同的意识形态，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凝聚全社会共识的“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执政理念、施政方略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从而，实现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统一，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越是处于改革攻坚期，越需要汇集众智、增强合力；越是处于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凝聚人心、众志成城”[21]。更应该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对此，深刻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我们要在全党全社会持续深入开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高扬主旋律，唱响正气歌，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22]他还特别强调：“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23]

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中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和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新形势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进一步明确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现代国家治理，将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工作在国家治理中凝聚共识、强基固本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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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ositionandFunctionideologyplaysinGoverningthe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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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Jian，LiaoYifan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8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西欧革命失败的反思，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言：“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外部传播的失败，以及他在俄国内部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是这个时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面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恪守的“经济唯物主义”，卢卡奇指出，对于把社会主义视为从物质经济过程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它陷入了“宿命论”的理论窠臼，使得实践活动迷失了方向。面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对近性主义哲学的反思，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一方面扬弃了以实证主义为内核的理性主义哲学；另一方面转向对主体生存境遇的关怀，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回归与文化道德层面的考察，他们由此力图把马克思总体、历史的哲学阐释同革命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将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与革命主体地位的重塑作为理论的核心。

（一）“革命辩证法”的总体性重构与阶级意识的彰显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总体性范畴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卢卡奇所说的“总体性辩证法”特别从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角度强调了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即人从来不是社会现实的外在静观，而是始终存在着将客观世界统一于主体自身的总体性冲动，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拜物教逻辑和物化现象却阻滞了主体行为的自觉，卢卡奇将“物化”指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普遍结构，这种“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使原本工人阶级的物化命运普遍化为社会整体的命运缩影，并进而导致了物化的内化与物化意识的滋生，而当外在的支配性力量内化为人的生存结构时，一种自觉或非批判的与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状态也随之而来。所以在卢卡奇看来，物化意识必定会使人无希望地陷入粗糙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这两个极端，前者将意识看作对某种既有法则的无条件服从且无法反驳的消极的观察者；后者要么囿于个人或社会的局部层面，试图通过伦理提升与道德顿悟为自由奠基，要么盲目夸大主体力量以至于滑向了主观唯意志主义。实际上，上述两种倾向都是物化意识垄断下主体意识弱化的具体表现，卢卡奇由此认为“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

在卢卡奇那里，革命的理论走向解放的实践并不需要特殊的中介或过渡，因为“总体性辩证法”本身即是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而无产阶级则是这一总体性的现实表达。但在物化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破碎化的日常生活与历史进程却消解了革命主体的总体性渴望，使其无法成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因此，以无产阶级自我教育及其阶级意识生成为内涵的意识革命便成为“解放”的关键环节。卢卡奇由此提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新的革命道路。从革命内涵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在卢卡奇那里首先是总体性革命，它同人以及社会各领域均紧密关联，尤其是在物化的扬弃以及人的生存方式变革的层面；就解放的路径而言，无产阶级也不再是暴力革命中觉醒了的自为力量，其作为物化的彻底牺牲者并不能自觉到所担负的历史性重任，因此，通过“内在转变”与“自我教育”实现意识结构的转变成为革命的当务之急。总体而言，卢卡奇围绕总体性、物化与阶级意识的理论解读至少有两方面影响：其一，基于“总体性”视域的哲学阐释凝结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有逻辑，这既是卢卡奇的首创，也是葛兰西、科尔施等人的核心范畴，甚至影响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规划；第二，对近代意识哲学的批判性阐释集中体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独特性，该叙事方式一直延续至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才转向以商谈伦理为基本特征的话语政治。

（二）市民社会的新考察与文化领导权的获取

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始于对市民社会的新考察。他不满于第二国际片面强调经济因素的线性思维方式，试图围绕市民社会阐发一种以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为核心的新型革命策略。具体而言，葛兰西改造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一方面视其为居于家庭与国家间的中介性组织，另一方面又扬弃了黑格尔在“需求的体系、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三环节内在演化的意义上对“市民社会”的泛理性的逻辑界定，明确了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重内涵及其与“政治社会”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出发点，葛兰西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文化逻辑，揭示了资产阶级借市民社会的文化伦理与意识形态职能论证其合法性的新型统治形式，并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文化领导权的夺取之于西方革命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葛兰西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性视域，试图以重释后的“市民社会”为中介扬弃拘泥于“政治社会”的“狭隘国家观”，代之以“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广义的国家观”，其理论核心就在于对资产阶级“强力+同意”的统治方式的强调。特别是作为“完全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沟壕，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葛兰西由此提出了由意识形态领导权到政治领导权的新型革命道路。

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源于那些能够表达、反映本阶级意愿与利益的“私人有机体”的存在，他们通过一系列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不仅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也为革命的胜利构筑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同样需要能够传播自己道德价值观的文化组织与社会团体。葛兰西进而将目光投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阶层与生产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绝不是他基本社会集团所具有的直接的相互关系，他们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环节，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即知识分子能为自身所代表阶级的文化、道德与意识形态做出论证与辩护，但无产阶级的宣传队并不关注那些代表着已退出文化的历史舞台且仅凭自身的持续性与传承性存续下来的知识分子群体。葛兰西强调应当让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能够在国家生活中明确表达无产阶级统一的利益需要与集体诉求。他们不仅是先进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也是社会各领域的批判者、组织者与倡导者。但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又是缓慢的理性化过程，即资产阶级的“堡垒和工事”的瓦解与无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渗透需采取“阵地战”策略，只有待时机成熟后，再以运动战的形式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葛兰西政治哲学的影响是多元的。首先，葛兰西围绕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革命观有效地应对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集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为一体的总体性统治，既深化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批判，也更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场路径。其次，葛兰西基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演绎将经济领域的斗争转向了政治合法性的获取，从他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与“合法性”的探讨以及霍耐特的多元正义构想，秉承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政治哲学传统。最后，葛兰西的“领导权”（霸权）概念协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与后结构主义的结合提供了后马克思主义解构资本主义总体统治的重要理论资源，开启了微观政治领域探讨的新视域。

（三）哲学转折与总体性原则的恢复

科尔施并不意在突出一种观念领域内的哲学变革，而是试图通过“总体性”的哲学审视重塑理论与革命的内在关联。科尔施认为，不论是资产阶级哲学教授囿于理论形态的单向度解读，还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实证主义诠释，都未能看到马克思力图改变世界的理论宗旨及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因而也就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深刻的批判本性与哲学立场，其原因就在于割裂了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哲学关联。“资产阶级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所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科尔施因此十分赞同卢卡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解读，并将其视为马克思哲学所蕴含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直接来源：马克思一方面基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继承“消灭”了以纯粹观念形态存在的旧哲学；另一方面又通过“总体性”原则的注入完成了“哲学的转折”，即建构了“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论”。这种总体性理论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与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科尔施认为，哲学进步与革命实践是历史演进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哲学正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理论，他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总体性特征，也从实践上颠覆了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统治。实际上，将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特征追溯到同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探讨，是科尔施与卢卡奇共有的理论逻辑，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和卢卡奇的著作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但不论是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还是总体性革命理论，均旨在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性，并寻求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内在关联。这种立足于近现代哲学断裂点上的阐述路径也完整地呈现了一种现代哲学视野下的政治哲学思潮。

（四）“认识论断裂”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一方面通过“症候阅读法”指认马克思理论中存在的“认识论断裂”与人道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另一方面，围绕“意识形态”重构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并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论述，形成了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在阿尔都塞看来，斯大林主义及其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多元革命道路的泛政治化指责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论典型，但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仅仅是基于“自由主义”与“伦理”对此展开批判，由此一来，“人”、“自由”以及“异化”等被解释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从斯大林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正公开地发展这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对马克思著作所作的‘人本主义’解释，正逐步地不可抗拒地把自己的影响加给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人道主义在阿尔都塞那里是具有浓厚资产阶级意蕴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为了避免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僭越，阿尔都塞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又通过理论上的划界给予断裂后的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定位，其目的在于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

阿尔都塞区分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二者通过相互支持、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了统治的完整形式。从发生机制来说，暴力镇压的外在表象实际上包裹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支撑，而意识形态的灌输同样暗含着隐蔽的甚至是象征的、形式的暴力镇压；从再生产的层面来说，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也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需要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共同维持，前者以暴力方式保护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后者则对暴力生产的方式本身给予维护，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支持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文化手段培育与现存秩序和规则相适应的归顺心理。所以，“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把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并在其中行使自己的霸权的话，那么它的统治就不会持久”。阿尔都塞由此过渡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探讨。应当说阿尔都塞虽然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但他并不反对人道主义本身。例如，他提出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第一阶段只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各革命的人道主义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首先表现为阶级专政，然后才能表现为个人自由。总的来说，阿尔都塞围绕意识形态的理论阐释接合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与政治审视的全部过程，体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意识与细致的理论洞察；此外，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的理论背后，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的理论身影，但其与精神分析学的视域融合不仅发展了葛兰西的相关理论，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

总体而言，包括阿尔都塞在内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哲学探索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以近现代哲学的断裂点作为重构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并自觉地从实践哲学与人学的视域探讨自由与解放的可能；其次，强调将马克思的理解纳入黑格尔的哲学传统，注重主客体统一的历史辩证法及其批判的哲学本质，强调无产阶级所肩负的革命使命；最后，注重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与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

二

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将资本积累与统治逻辑的考察同现代性的反思相结合，虽然技术理性在卢卡奇那里已被视为物化现象产生的根源，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叙事毕竟尚未全面涵盖现代性的诊断。法兰克福学派则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的批判理论，一方面坚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揭示发达工业社会中主体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延续了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的解读模式，并融合了彼时流行的多种哲学思潮，强调实践主体及其革命意识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中的两条主线。

（一）早期批判理论的政治意蕴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开始对启蒙理性的集中探讨，并着力批判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集权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启蒙的纲领是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但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本义是为人类祛除恐惧、摆脱迷信，然而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启蒙却走向它的反面，摆脱神学枷锁的理性同样失去了价值的束缚，进而蜕化为纯粹的技术理性。统治者一方面将“消费至上”的拜物教信条树立为整个社会的普遍法则，将使用价值归属于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又将技术的逻各斯等同于统治的逻各斯，不仅消解了主体的批判本性，也将承载自我本质的劳动实践替换为交换价值的实现，从而彻底取消了革命主体的解放诉求。应当说，启蒙的内在悖论注定了异化的政治结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控诉了启蒙的集权主义逻辑，“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体，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个人”。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后，马尔库塞延续了早期批判理论中的政治叙事，一方面坚持将“技术理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反革命与造反》《审美之维》等著作中汲取了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文化哲学，走向了艺术审美的政治救赎。

马尔库塞认为，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技术理性取消了长期以来存续于西方哲学的辩证逻辑，排除了“是”与“应该”之间的张力和否定向度，这就不仅“净化掉了在逻辑和哲学起源时普遍隐隐呈现的否性定”，又通过技术理性的文化“清洗”弥合了文化同社会现实的对抗，从而钝化了哲学、艺术等高级文化形态中内涵的敌对、否定与越轨等向度，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化、一体化趋势，不仅使任何危害社会整体的反抗意识都会被内心的愧疚感所消解，社会中的普遍压抑也化为幸福意识的源泉。在物化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已经渗入个体内心层面并塑造着具体的经验形态，消费欲望的满足成为幸福意识的仅有来源，大众传媒的鼓吹、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的异化模糊了“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的内在边界，人们驻足于商品赋予的感官刺激而忘记了解放的诉求，成为科学技术这一新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忠实奴仆。

马尔库塞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总体统治已经深入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层面，那么，“如果没有个人本身的新的合理性和感性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质的变化，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他进而将人的自由奠基于原始的感性冲动，并将现代人的感性钝化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异化统治，因而“新的合理性和感性”的培育便获得了解放的政治内涵。这不仅关乎革命主体的复归，也决定着“额外的压抑”的破除。马尔库塞指出，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对人类本能“必要的压抑”，资本主义的社会压抑是特殊利益集团所施予的“额外的压抑”，是以维护统治秩序为目标的强制性压抑，其破除仰赖于总体性革命的开展以及对自由与解放的“爱欲式占有”。前者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资本逻辑的针对性回应，强调在复合视域中开展资本统治方式及其变化的考察，既有国家政权层面的宏观视野，也有关注生活革命的微观视角；后者是对弗洛伊德后期有关“本能”的话语延展，其超越了低层次的本能欲求并以生命有机体的创造性力量为指向，使生殖性冲动带来的局部快感升华为源自创造性本能的整体愉悦，这种由生物内驱力向文化内驱力的转换有助于升华感性，并为自由的文化奠基。马尔库塞在这里也流露出贯穿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叙事的浪漫主义倾向，如对艺术之“审美之维”的强调，注重在“艺术的游戏”中重拾感性、解放感官，并以批判、不妥协的姿态面对异化的社会现实等。应当说，革命主体的追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这既是理论家执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强烈的人文情怀的真实写照，也是其希冀解放路径而不得的命运缩影，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理论探讨，都始终难以摆脱抽象、悲观的理论宿命。

（二）交往理性的范式转换与批判政治哲学的重建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政治哲学在哈贝马斯那里发生了重要转型，即实现了由客观理性的路径依赖走向交往理性的范式重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卢卡奇一科尔施式的批判路向，但当目睹了科学技术对日常生活诸领域的操控与支配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将批判矛头指向了“启蒙理性”，并由此展开了对西方文明的深层透视。但既然启蒙的集权主义逻辑已凭借科学技术构筑了新的意识形态，人们又何以逃离资本附庸的现实命运呢？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重返艺术、审美等非理性领域，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大拒绝”的革命方略。由于看到了上述路径的虚幻性，哈贝马斯一方面融合了实证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并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另一方面则试图摆脱主体性哲学的理论窠臼，强调于日常生活中重拾乌托邦的理性根源。总的来说，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以技术理性批判为出发点，借助交往行为的理论杠杆，不仅将公共领域“凝结为根植于”生活世界的交往空间，解决了“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内在悖反，同时将“合法性”问题转译为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诠释，构建了以商谈伦理为特征的话语政治，从而开启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哈贝马斯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政治注解纳入了“合法性”理论坐标，从而构筑了一套异质于崇尚“正义”及其诸领域的主流西方政治哲学话语。

在哈贝马斯那里，科学技术不仅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其作用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将合法性植根于非政治的意识领域，割裂了社会的自我理解与以符号为中介的交往行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由于剥离了虚假意识的某种成分而更加难以拒斥，其不仅消解了主体自我反思与理解的内在本性，也“使国民的明哲保身主义维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准上”。尤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一方面成为社会第一生产力，为家庭范围内的私人交往向公共领域内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扩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作为隐形意识形态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物化现象，致使“经济和国家的媒体控制下的系统，借助货币和官僚政治手段，渗透到了生活世界的象征性再生产”。货币与权力这两个在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子系统受资本逻辑的裹挟，不仅超脱于阶级社会的等级结构之外，也开始反作用于使其生产并合理化的生活世界，为市场经济体制与官僚政治体制对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与公用领域提供了侵蚀的中介，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哈贝马斯倡导将以往意识哲学的批判路向转向交往理性的理解模式，即以交往取代劳动在历史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主体间性范畴的意义以及普遍语用学之于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核心作用，将历史理性的关注点由“主体一客体”转向“主体一主体”，从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从交往行为理论出发，哈贝马斯发现不仅生活世界被工具理性“殖民化”，政治统治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中也发生了“合法性”危机。具体而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错位以及公共领域的式微消解了人们对自由与解放的向往。哈贝马斯试图凭借“交往理性”范式的引入实现“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的逻辑对接，使商谈、程序等合法性因素的获取转译为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政治诠释，勾勒出一幅现代性背景下市民社会的全新图景。具而言之，被货币与权力逻辑介入后的文化交往领域逐渐丧失了价值获取与言语沟通等核心范畴，不仅沦为科层制官僚体系的附庸，其所内含的“社会整合”功能也被“系统整合”所吞噬。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干预活动的加强意味着政治的权力之网涵盖了包括公共和私人在内的所有领域，即所谓国家的社会化过程，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曾被奉为圭臬的私有财产制度的退场。随着它在私人经济领域作用的日渐式微，一个能与政治国家抗衡的“公共领域”的生产逐渐成为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一方面，社会文化领域内的诸多问题已显现出对传统经济问题的僭越之势；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系统协同私人经济领域对生活世界的双重入侵又不断改写着社会总体结构与内在运作逻辑。如此一来，传统的黑格尔一马克思式的以经济交往为主导范式的市民社会转向为葛兰西式的强调文化交往的生活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个体自律基础的变革，即由私人财产的所有权转变为平等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文化交往权力。正是凭借对公共领域之政治介入的规范性论述，哈贝马斯构建了其批判的政治哲学。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政治哲学审视与其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相关联。他认为，以往摇摆于自然法传统与经验科学范式的阐释路径实质上是对“有效性”与“事实性”的争论，但是，当面对价值分化与话语多元的现代性社会时，强调形而上的伦理范畴的自然法传统无法确保对道德标准与价值规范的普遍性演绎；经验科学范式着眼于实证研究后抽象而成的形式主义法律形象，虽然将对人类普遍能力的期许替换为立法程序与执法过程的关注，但“合法性即合法律性”的原则在隔离了“应该”之价值诉求的同时也排除了对主体的生存论考量，因此，哈贝马斯倡导从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张力关系中开展对“合法性”的反思，并认为相较于“事实性”而言，包含前者若干规定的“有效性”更为根本。此外，就如何摆脱立法者对道德自觉的抽象依赖以及立法过程中主体意志的沾染而言，他认为“公民应该时时都能够把自己理解为他作为承受者所要服从的法律的创制者”，即强调通过公民意见的形成过程确保同主体生存因素的链接从而彰显其有效性，而“民主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程序条件和交往前提是唯一的合法性源泉”。所以在哈贝马斯那里，对政治合法性的探讨实际上是作为政治话语的交往行为理论，这里的交往结构便是“通过其市民社会基础而根植于生活世界之中”的公共领域。“政治立法过程的合理质量不仅仅依赖于赢得选举的多数和得到保护的少数在议会中是如何工作的，他也依赖于参与的水平和教育水平，依赖于信息和有争议问题之表达的清晰程度，简言之，依赖于政治公共领域中不可工具化的意见形成过程的商谈性质。”正是这种同生活世界紧密勾连的公共领域及其“商谈”搭建了政治制度之规范与价值的合法性基础。

实际上，交往理性的商谈原则之于政治领域的贯彻形成了程序主义的话语政治，其所植根的生活世界倡导的是尊重差异、包容他者的普遍主义伦理文化，哈贝马斯想借此强调他扬弃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政治模式，即通过所谓“后民族民主”的建立达到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政治目的。这里以一贯之的实际上是自葛兰西已降的一种对政治上层建筑的文化审理模式，不论是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还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所言及的文化工业论，均试图将反抗的话语诉诸于文化的解释力。

（三）为承认而斗争与时代诊断的新思路

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批判理论聚焦于工业文明与启蒙理性。他一反康德“纯粹理性”意义上的批判传统，广泛汲取了马克思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致思路经，将批判的触角伸向被工具理性笼罩的异化领域，但将现代性批判简单归结为工具理性批判仍旧是囿于主体性窠臼的意识哲学。这种抽象的文化哲学批判不仅疏于规范性基础的建构与社会性的注入，也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内涵。实际上，自黑格尔开启对启蒙辩证法的探讨以来，不论是马克思及其后来者的现代性话语，还是自尼采以降经海德格尔、德里达或巴耶塔、福柯所打通的后现代路向，“主体理性”始终是其核心。哈贝马斯在将现代性视为未竟之业的同时又不曾如尼采般放弃现代性的拯救，围绕“交往理性”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成为他主要的理论意图；福柯的权力理论则是通过疏离“历史哲学”的另一种解救路径。福柯将个体的社会化之路附着于永不间断的策略性斗争，既强调权力效应于微观层面的个体问关系调节，也关注宏观层面的权力涌现所带来的个体的压抑，进而以动态化的“自组织动力学”超越早期批判理论对社会结构的静观，但主体间的共识与互动始终是福柯的谶语；哈贝马斯则试图通过“行动”的实证化诠释克服福柯的理论疏漏，既强调主体间的交往与理解，同时也致力于围绕主体间性、斗争、承认等范畴构筑了历史发展逻辑的“道德生活辩证法”，但将阶级斗争视为阶级社会中“交往”的既有形式与缺乏理解与承认之现实后果的道德动力学解释，实际已告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传统。哈贝马斯以“承认关系”对历史哲学框架的抽象填充也就无法将“社会斗争”从阶级关系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因此，如何使承认的斗争由阶级话语转换为社会集体的行动逻辑成为哈贝马斯尚待注解的理论结局。霍耐特继哈贝马斯之后扛起了批判的理论旗帜，沿着其导师的探索路径最终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霍耐特认为，交往理论中的“系统性裂痕”源于解放进程中道德经验的排除，因此语言哲学的交往范式应转向承认理论的新奠基。为避免重蹈前人覆辙，霍耐特强调经验性与规范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试图通过人类学语境中交往范式的再审视，实现语言伦理向承认伦理的转向。具体来说，霍耐特以缝合权力理论的“斗争”维度与交往理论的“理解”维度为诉求，借助米德的“主我一客我关系”、“普遍化的他人”等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经验性研究考察黑格尔唯心主义遮蔽下的“承认”理论，并通过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哲学改造推动主体意识由自我澄明转向对他者中主体存在的关照，从而使交往的合理化建基于主体间“承认”的实现。“承认律令”是霍耐特系统调和福柯与哈贝马斯理论争端的中介性概念，其核心要义在于规范性视野中的主体审视以及对制度化的引入，达到避免道德失范的理论尴尬与提供主体自由交往状态之经验性描述的双重便利。因此，“为承认而斗争”的范式转换为时代脉搏的把捉与诊断提供了理想的介入路径，不仅接合了“斗争”与“理解”的二重维度，也链接了道德斗争与经验世界。此外，霍耐特特别强调实践之自我关系的三重内含及其与不同承认形式间的逻辑关联，并指出作为社会反抗之道德动机的“蔑视”体验即内含其中。主体的自信、自尊与自豪三种实践自我关系分别对应着爱、权利与团结三种承认形式，但主体情感生活所本有的强暴、权利剥夺与侮辱三种蔑视手段不断模糊着上述关联；霍耐特一方面视蔑视所伴生的负面情绪为社会冲突的道德动因，另一方面试图挖掘其内涵的反抗话语，即从源于负面情绪的主体道德知识中寻求集体行动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在霍耐特那里，交往合理化所依赖的承认关系即潜在于作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的蔑视与反抗的过程之中。

总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锋芒至霍耐特时已显颓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的反思更多地体现在理论规划与理论奠基的意义上，批判性与否定性是其首要的着眼点；而哈贝马斯则更多地关注理论自身的规范性，其不仅在认识论范畴内解决了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也首次打破了技术理性范畴的垄断，倡导在理性自身的潜能中寻求重建的基础，因此在哈贝马斯这里，对批判理论自身的反思尤为重要；霍耐特之承认理论虽奉批判之名，却更多的是复杂现代性的伦理指责以及道德乌托邦的憧憬。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至此完成了政治哲学的伦理转向。

三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理论偏离了批判的路向，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学术传统，又始终是各理论家寻求政治解放的话语依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更新面向资本主义及其全球权力关系的生态后果，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非理性运用和异化消费的必然性，并将生态危机的解决植根于社会制度与生态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具体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内含生态政治战略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两部分，前者扬弃了西方生态政治思潮的理论得失，在指认资本反生态本性的同时，着重从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变革相结合的角度阐释生产政治战略；后者则是其理想中的社会憧憬，即对超越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自治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谋划。

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而言，他们围绕社会结构变革与价值观转换的核心论题展开了多样性论述。具体而言，莱易斯着眼于马克思需求理论的重构，揭穿资本不断“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之阴谋，强调消费主义的盛行不仅不利于人们正确处理需要、商品与消费三者的关系，还会加大对资源的攫取力度，尤其当以工业化为表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融合了控制自然的观念后，技术的逻各斯被等同为统治的逻各斯，人们专注于物质欲求的满足而忽视了自然的承受限度。莱易斯进而将症结的根源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非科学技术本身，强调在生产而非消费之中寻求自我满足，而以此为特征的“较易生存的社会”构想则成为莱易斯生态政治战略的理论结局；高兹以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为演绎的逻辑起点，一方面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即生态危机，另一方面阐明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对于破除危机的虚幻性。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被经济理性异化为单纯的金钱关系与工具关系，因此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代之以生态理性主导下的生态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克服上述危机；阿格尔注重考察技术及其所依附的权力关系，以“分散化”与“非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为目标，前者致力于人类需要的满足与生态系统间的良性互动，后者着眼于提升工人自治及其政治参与程度，并以此为基础破除异化劳动及其所伴生的“劳动一闲暇”二元论与异化消费。从价值观维度考察，阿格尔试图从作为异化消费之后果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中寻求变革的社会动力，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即人们对在异化消费中获取幸福体验的期望必然会因生态系统有限的承受力而破灭，而“期望”的破灭为摆脱资本操控下的文化统治以及消费依赖提供了某种可能；相比之下，奥康纳则更为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即资本对实现交换价值的无限渴望以及利润的强烈欲求遮蔽了人类的真正需求及其所决定的理性的生产。就绿色生态运动与激进政治运动的转换而言，奥康纳一方面将生态问题链接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另一方面提出“全球性思考”与“地方性行动”向“全球性行动”与“地方性思考”的转换原则，即生态危机的解决既要破除资本主义的全球权利关系及其国际分工，同时也要摆脱社区与基层行动的狭隘视角，实现“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福斯特则系统地建构了生态唯物主义方法与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就其生态政治战略而言，他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既要在价值观层面实现由“支配自然”向生态道德价值观转变，也要在现实中寻求工人同环保主义者的结盟，只有以此为基础的环境革命与社会革命，才能破除以人与自然为代价的“国家一资本”关系，代之以民主化国家政权与民众权利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以公正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生态主义政治思潮侧重于哲学世界观与价值观维度的求解路径，在揭示后者试图调和资本及其反生态的自由主义本性的同时，强调制度批判与哲学价值观批判的统一。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视为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并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激进政治运动既要避免生态主义政治思潮的抽象道德说教，也要实现制度变革、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以及生态价值观变革的有机结合。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为人类中心主义作出辩护。生态主义政治思潮以“自然权利论”与“自然价值论”为基础，把危机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试图以生态中心论的价值取向遮蔽资本的反生态本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所谓“生态中心论”仍旧难以摆脱“人类的界定”，而纯自然立场的问题思考不仅在理论上是含糊和难以确立的，在实践上也是难以实现的。一方面揭示“生态中心论”仍旧难以疏离“人类的界定”，指出其在理论层面的抽象性与实践层面的虚幻性；另一方面用以人类整体利益特别是穷人的根本利益为核心的新型人类中心主义替代服务于资本利益的旧式人类中心主义。最后，就破除生态主义政治思潮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与“生产主义”的理论罅隙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做出了合理回应：它一方面立足于新型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生产力及其发展视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将危机根源指向指导科学技术运用的价值基础及其目的而非科学技术本身，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鼓吹的消费主义文化与生存方式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政治战略与生态社会主义理想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原则，既坚持了用历史、阶级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又避免了生态主义政治思潮抽象的道德说教。但就如何实现激进工人运动与绿色生态运动的有机结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流露出悲观的理论倾向，其原由也不外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及革命主体的缺失，这也是自卢卡奇以降贯穿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逻辑。

在20世纪下半叶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以其独特的理论路向与思维反思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传统，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倡导引入分析哲学的范式，这种试图“对抽象观念有一种泰然的承诺”的方法论转换，必然要对以往的常见问题进行基始性与本源性的追溯，而看似学究式的“理论实践”却“非教条主义的方式探讨马克思主义”，即无绝对的理论预设，其所遵循的只是理论的推演与逻辑的自洽。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清理”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本质区别。正如罗默所言：“为什么这类工作能够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呢？我不能确定他应该是怎样的；但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标记至少告诉我们，他的某些基本洞见都来自马克思。”可以看出，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思从未疏离于阶级、剥削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域，或许在阐释路径上受到分析哲学诸流派的影响，但理想中的社会憧憬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框架为依托。

随着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鼓吹，分析学马克思主义试图从政治哲学视角直面回应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并借由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感与现实解释力。此处仅以柯亨对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的辩护为视角加以论述。总体而言，柯亨的辩护是在反驳诺齐克对社会主义平等的攻讦以及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话语中展开的。柯亨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自由、平等的价值维度，另一方面也承认囿于历史唯物主义特定的叙事方式，马克思较少以命题形式对其展开规范性研究。因此，柯亨的努力就是要通过对“平等的必要条件到底是什么，有生产能力和有才能的人到底对相对来说没有生产能力的人、残疾人或有特殊需要的人负有什么样的义务”的阐释，为社会主义展开道德辩护。首先，柯亨认为诺齐克将“持有争议”归结为“无论什么，只要它是从公正的状态下以公正的步骤产生的，它本身就是公正的”，实际上是基于洛克“自我所有原则”的资本主义的辩护。柯亨指出，诺齐克为借用上述原则，弱化了洛克对无主物占有时的条件论述，使工人们相信“与在原始自然状态下运用劳动力所可能收获的东西相比，他们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其次，对于“公正的过程产生公正的结果”的论断，柯亨解释了其循环论证的理论悖结，即诺齐克并未具体阐述人们的权利的具体内容，而只是强调人们拥有的权利能够保障自由，这显然是用权利在论证自由的同时，又用自由来论证权利。最后，柯亨认为，诺齐克反对为缩小平等的强制性再分配的指认也存在内部矛盾，即使回到其理论出发点“自我所有原则”，也无法得出自由与平等不相容的结论，更何况作为理论出发点“自我所有原则”本身若无其他权利保证也不会有实际意义。

柯亨对罗尔斯的回应集中于“差别原则”及其适用等方面。罗尔斯认为，不仅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不应被剥夺，社会经济利益分配中还应遵循最大限度地照顾处境最不利者的分配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为了排除历史和个人因素对正义的干扰，罗尔斯将差别原则仅置于所谓“基本结构”，即政治的宪政解构、法律规定的财产形式以及各种经济组织的框架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制度而不是其他来调节社会分配以实现社会正义。但柯亨认为，不仅那些高薪酬和高地位的人完全可能来源于幸运等偶然因素，而就如何保证以利益为诉求的市场主体能够按照正义原则行事而言，仍旧是对罗尔斯理论的挑战。此外，虽然罗尔斯在论述“基本结构”时引入了惯例、习俗等非强制性制度的探讨，但其理论的着眼点仍旧是与立法体系相一致的强制性制度，也就是说，“差别原则”强调对制度的选择而非主体日常行为的影响，因为后者与非强制性的惯例、习俗的关系更为密切。实际上，柯亨并不反对罗尔斯对公正社会中的正义规则的强调，他所要指出的是一种“超越正义规则”的崇尚正义的社会风尚。

柯亨指出，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它与资本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力图消除由于社会地位、观念等非先赋性因素对于机会平等的限制，而后者则致力于消除那些并非人们自由选择的不利于机会平等实现的障碍。这一理论规划的真正实现不仅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还需情感和动机的革命，即通过奉献精神与互利互惠意识的培育以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柯亨在这里倡导的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市场社会主义，即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社会主义的全面市场信息，以确保社会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则崇尚互惠意识与奉献精神，从根本上破除市场竞争的不平等后果，使社会主义不仅作为可欲的对象，更成为可行的目标。

四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9

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生态意识的普遍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共同参与。大学生作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生态意识强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目前生态教育在高校课程体系中较为欠缺，在此情况下，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教育是一个重要途径。一、生态教育及其对大学生的意义1．生态学与生态教育。进入20世纪后，人类生存的环境恶化使得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学兴起。生态学这个名称，“是1866年由厄恩斯特•赫克尔为了他所研究的有机体与其环境间的关系模式而发明出来的。……贯穿于这门科学的历史中的主题和构成其思想的是生物的内在依赖性。对这一特质更富有哲学性而非纯科学性的领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生态学观点’。”［1］545“生态学所描绘的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以及有着错综复杂联系的世界。它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观：人类是其周围世界的一部分，既不优越于其他物种，也不能不受大自然的制约。”［1］10这也是生态学与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最大不同。生态学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在此基础上生态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及其实践，需要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生态教育。所谓生态教育，“是建立在生态哲学基础之上，为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对我们的世界观进行根本变革的教育。它不仅要求对全社会进行环境保护的教育，更加要求从根本上革新人们的思想观念，树立生态整体观、和谐观，承担起个性与社会发展的责任，积极融入社会、政治改革之中。”［2］11－132．大学生生态教育的重要意义。虽然目前大学教育在中国已经大众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学生还是社会的精英和国家建设的栋梁。在中国快速发展而生态问题不断凸显的情况下，在国家大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态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教育，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新世纪的大学生，应该是知识、道德、身体等全面发展的。但长期以来，注重智育、忽视德育特别是忽视对大学生的生态教育是目前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问题。而现代社会，生态意识席卷全球，一个没有生态意识或生态意识薄弱的民族最终也是没有希望的。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教育，使大学生增强生态意识，能够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其次，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教育，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对国际环境政治压力的需要。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大发展战略，自这一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迟缓，我国的很多环境污染指标的总量呈上升的态势，如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并在近期内可能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这也使得我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环境政治压力。所有这些，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在此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还需进一步加强，“两型社会”建设的力度要进一步加大。而今天的大学生———明天的企业家、政府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工人、新型农民等等———他们的一言一行决定着未来国家生态发展的走向。因此，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来看，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二、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生态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生态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在地包含着生态教育。“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正是生态学核心的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的基础。除此之外，他们的著作中有着及其丰富的生态学观点，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是极为认同的，“维兰科特（J．G．Vaillan－court）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早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从这些著作中，他总结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的、政治的和社会生态学的先驱。”［3］93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是与时俱进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是在前人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上，蕴含有极其丰富的生态学内容。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并将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起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建设的四大文明。而科学发展观更是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是以人为中心，那种将自然视为资源库、排污池的人类中心论是与将人类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作为出发点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其目的是要使人们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中包括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蕴含有丰富的生态学内容，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内容，在目前大学教育课程体系缺少专门的生态教育的课程情况下，以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己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在教育教学中体现并突出生态教育的内容。2．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新任务需要进行生态教育。#p#分页标题#e#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今天，新的形势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②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的基本国情，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何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的趋势，等等，都是上述的一些重大而紧迫课题中的内容。要解决好这些重大课题，完成新形势赋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任务，加强生态教育，使生态意识深深烙入学生脑海进而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就成为必须的了。3．加强生态教育是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发展的需要。自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2005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程设置、师资质量、教学水平等多方面都得到了提高。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提高的地方，例如，学生到课率较低、说教比较严重、教学效果欠佳等等。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以上存在的一些不足。而要解决以上问题，加强教学的针对性是一个重要方面。生态保护是与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相符的，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中的很多内容能够进行生态教育，如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国情教育等等。在上述内容的教学过程中，结合生动的事例，联系学生身边的实际，融入生态教育，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还可以扩充教学内容、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受到学生的更大欢迎。除此之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生态教育，可以倒逼思政课教师更多地涉入生态保护领域，学习更多的生态知识并在此方面有更多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做生态保护的自觉践行者，从而进一步提升思政课教师的形象。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进行生态教育的内容和途径、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教育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结合教材的教学内容，努力探索多种教育途径。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进行生态教育的内容。如前所述，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中有着丰富的生态学的内容。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在以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根本的前提下，结合各课程的特点，可以在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生态教育。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关于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关于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等内容都是教学的重点，而作为生态学核心的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与以上的教学内容是一致的。第二，科学发展观。使科学发展观深入学生头脑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大任务，而生态学与科学发展观有着内在一致性。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讲，新世纪新阶段发展承受着来自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是其重要方面，而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借鉴，特别是一些国家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而致使发展面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并为解决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通过对此的介绍，使学生了解到生态保护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已经凸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顺应国内外的发展实际提出来的。从践行科学发展观来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两型社会”等内容都包含着生态教育的内容。第三，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相关内容。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全面发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中，处处可以进行生态教育。如在生态教育意义方面，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成才目标、崭新的大学生形象等内容能够融入。在生态教育的内容方面，关于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反对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恪守公民道德基本规范、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新国家安全观中的生态安全、实体法律制度等内容无不包含着生态教育丰富材料。在如何践行生态思想方面，关于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中的重视道德践履、在实践中增强社会公德意识、社会实践是锻造人才的熔炉等内容能够进行贯穿。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在这一阶段中，为了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保的重视不够，生态环保的资金不足，生态环保技术储备不够，国民的生态环保意识还有一个逐渐增强过程，导致生态问题凸显，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对我国发展的制约越来越大，这也成为我国国情的一个表现方面。因此，面对这一国情，必须加强生态教育。第五，“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相关内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选修课，它在介绍二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演变与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大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环境、增强大学生的全球意识有着重要意义。在这门课程中，关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关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境而加大对自然的索取力度，关于全球环境政治、绿色（环保）思潮与环保产业，关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等内容，都与生态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除此之外，在“形势与政策”课中，可以专题讲述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影响、对策等相关内容。#p#分页标题#e#2．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进行生态教育的途径与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式主要是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进行生态教育，也必须通过以上途径、采取多种方法进行。第一，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进行生态教育的重要渠道。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专题讲授的办法，如在“形势与政策”教学中，可以专题讲授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制约；可以采用案例教学，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可以利用1934年席卷美国东部的“黑风暴”这个案例，来讲述“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这一内容；可以采用课下查阅资料，然后进行课堂讨论的办法，如在“科学发展观”的教学中，可以利用此方式引导学生对目前中国面临的环境、资源压力进行讨论。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掌握生态保护的相关理论，对生态保护形成全面的基本理念。第二，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必须方式，也是进行生态教育的好形式。在实践教学中，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可以让学生对周边的生活生产环境的状况、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等进行社会调查；可以参观一些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工厂或一些环境污染严重的场所；可以进行生态环境的宣传教育活动；可以组织志愿者活动，以实际行动清洁周边的环境；可以在学生科研立项、大学生暑期社会调查中融入生态保护的内容；等等。通过以上实践教学活动，使大学生能够更直观地了解中国生态问题的状况，并通过自身的参与培养、树立生态保护意识。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10

历经30年的发展，90年代西方的绿色环境运动在内容上和理念上都发生了不少新变化，产生出一些新趋势，也引伸出一些新问题。

一、 9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新趋势

与70、80年代相比，西方环境运动在90年代产生了四大发展趋势：实践层面，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政治层面，从“红-绿结合”发展到泛绿；思想上，从深绿发展到浅绿；文化价值上，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

第一，　在实践上，从绿色运动的层面进入以绿色政党活动为主的层面

为了认识　90年代绿色环境运动的这一特点，可以简单地回顾绿色运动的前史。

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主要事件是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回应。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　料，后成为人类共识。在7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各国政府纷纷建立环境管理机构。

80年代是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绿党活动最活跃的阶段；80年代还是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与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国际政治行为，政党政治。1992年全球环境峰会――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特别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即社会民主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

绿色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向，形成了90年代环境运动总特点，即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在欧洲各国绿党通过与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执政党之后，绿色运动表现为普及性、组织性上升，民间性、社会性降低。近年来，尽管媒体时有关于“绿色和平组织”在海上拦截日本捕鲸船、多瑙河全程污染、生态死亡等抗议活动的报道，但是90年代鲜有70、8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即使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军和北约使用贫铀炸弹的情况下，整个西方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环境抗议运动。

第二，在政治上，从“红-绿结合”到泛绿化

整个80年代乃至90 年代中期之前，绿色环境运动的“红-绿”结合倾向一直居主流地位。尽管主流绿党主观上强调自身的中性色彩，但是，作为一种本质上反体制、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其矛头主要对准工业社会的既成秩序、反对资本主义官僚体制。因此，绿色环境运动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红到绿”、“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90 年代中期红绿联盟执政的实现，是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发展顶峰。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红绿联盟是社会民主党长期战略的胜利；但是从绿色运动和绿党本身的发展线索看，红绿联盟既扩展了自身内部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脉，也标志着绿党活动向泛绿化方向的延伸。也就是说，主流绿党不仅在政治上谋求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左政府，实现红绿联盟，而且它的存在和上升也“绿化”了西方各大主要政治意识形态，迫使整个政治景观出现泛绿化，客观上推进了政党政治的“绿化”进程。事实上，欧美国家90年代的竞选政治中，无论左中右阵营，现已无党派不打“绿色牌”。在各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中，绿色条款都赫然在目。泛绿化是90年代欧美政治“中性化”的主要原因。所谓“两头靠中间”，左右向中看齐，实际上是向“绿”看齐。至于各大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绿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传统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接受主流绿党的激进生态观，而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主张改良主义的生态观。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绿色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三，在思想上，从“深绿”到“浅绿”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哲学理念，绿色环境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是“深绿”色的，生态主义者也将之归结为“深生态学”。研究者所说的生态基要主义(生态原旨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简称生态主义)，都属于“深绿”范畴。原旨的生态主义者也即主流绿党，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集中批判技术中心主义。其极端的形式即所谓“动物权利”、“生物权利”理论。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一般地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在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反对走极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口号下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种从认识上和哲学理念上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既拒绝狂妄的、以技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早期粗糙的人类中心主义，也远离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标志着绿色意识形态的淡化即浅绿化。绿色时尚从深绿到浅绿的转化，意味着人类绿色意识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非技术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已成为绿色思想的主流和共识。

第四，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文化观念上，绿色环境运动及其思想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在绿色思想各派别中，除了那些受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流派仍重视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价值之外，新兴的主流绿党、绿色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基本上都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青年中出现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化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

作为新兴的、流行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是当代西方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专业人员、公司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倾向。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其中，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生活质量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绿色运动、绿色思想的渊源决定了它对“生活质量”的重点关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折，体现了价值观念的代际转换。在发达国家的特定时期，都存在着从二战后的高度富裕中得益的年轻一代与经历过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痛苦的老一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分化。饱受战争痛苦和经济萧条的老一代人的群体价值取向是物质主义的，他们最关心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需要和安全保障。战后“婴儿潮”一代人(1946-1965年出生)在经济发展的繁荣期长大，关注的重点不在食物、住所等直接物质需要，其价值追求与上一代以人身保障和安全为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差别。当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选民时，开始出现一定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但是，这一代人仍重视物质财富和政治上的成功，在价值观念的总体上仍是物质主义的。由于西方社会持续的繁荣，后来数代人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婴儿潮”一代人后代的“X一代”(1965-1981年出生)不再在乎财富和成功，行为更为自主，也更加远离物质主义价值目标，能够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诸如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其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回生代人，即现在被称为“G一代”(全球化一代)或“e一代”(电子网络一代)(大约生于1977-1994年)又向我们走来。他们比“婴儿潮　”那一想主义者更务实，比“X一代”更有信心，更有个体自觉，并更具有全球环境关怀。他们崇尚“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天然的基础。真正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代人，是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环境意识的深厚社会土壤和政治上的支持者。

二、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主要是指90年代绿色理念在三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意识的绿色理念的发展；二是在欧美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中，看绿色理念的新意、特色和影响；三是从绿色意识形态与当代新自由义主流思潮的冲突中，看其政治哲学基础的新变化。从总体上看，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地位上升，尽管在欧洲和美国反差较大，情况不同。

1，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

90年代的全球化从正负两方面促进了绿色意识形态的发展。

首先，由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绿色意识形态的地位空前上升。随着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民族国家能力下降，国家边界软化，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是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新的发展现实的应对措施与战略努力。科索沃战争中联合国的消极作为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现实的客观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凸现出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负面全球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及核安全问题、全球环境危机、全球生态毁灭、国际毒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并在90年代迅速加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问题的主体。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而全球环境危机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水(蓝色)危机、粮食(绿色)危机、人口危机、荒漠化、物种危机、生态死亡、臭氧层危机、大气污染、极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弹(人种危机)、全球变暖，等等。解决这些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力所不及的。危机当前，具有全人类共同命运感的绿色环境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地球生态毁灭的威胁下，在人类为自己人种存在而奋斗的关头，绿色意识形态天然蕴含的全球主义意识的优越性自不待言。

其次，从正面看，由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引发了全球主义的进一步普及，绿色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同样不可否认，当代全球主义理念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的烙印。但是，当代全球主义毕竟具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进步方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90年代的全球主义毕竟具有以往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所没有带来的新质。绿色意识形态在90年代的发展显然属于全球主义具有新质的内容之一。

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是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全球利益和安全的高度相关性，表现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日益增长，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绿色意识形态关注高于单一国家安全的全人类安全。90年代人类的生态关怀、绿色环境意识、绿色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新质内容。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而全球绿色生态环境意识作为具有新质的社会共识，集中体现了90年代全球主义理念的发展特点，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更新与超越。人类的全球观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

2、绿色意识形态与“第三条道路”

绿色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因为传统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已不足以适应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第三条道路”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深受绿色意识形态理念浸染的青年一代的价值观的变化，提出了“新政治”。

所谓“新政治”，并非“第三条道路”的发明，是欧美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新政治”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产物。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党的基本特征和深刻基础，就在于其成员拥护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二战后西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人们生活安定，普遍富裕。由于教育普及和消费发展这两大因素的影响，新中间层和高学历层大量增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产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由于西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由于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为左右界限模糊，政党忠诚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在阶级认同降低的同时，围绕诸如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认同。

90 年代以来，“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依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以左右划分的政党政治、阶级认同和价值观念的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新政治”以所谓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种模式”实行“社群主义”的“新治理”，核心内容是强调“辅助性原则”，即公民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是辅助者，强调个人的自救，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建立政治力量与“市民社会”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新政治”的基础理念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理念背离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转而置根于绿色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个人即政治”。绿色意识形态的个人责任原则、自主原则、自治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等理念深刻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构成了“新政治”的理论背景。

3，绿色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绿色意识的政治哲学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这一基本政治特征决定了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对抗姿态。

自里根、撒切尔主政以来，西方经济历经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解除管制、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启动了自由市场的活力，结束了凯恩斯主义失灵后西方经济“十年滞胀”的困境，并推动了信息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近年来势头强劲的全球化浪潮，更是进一步扫清市场壁垒，在全球空前扩张了自由市场的疆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发展，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边缘化，外在于全球化进程，陷入贫困的深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试图凭借新自由主义霸权，建立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生态治理的意义十篇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1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2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3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4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5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6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7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8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9

生态治理的意义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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