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措施篇1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现行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在保证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和实践执行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等不足之处进行分析，提出以科学发展观和“大司法”观念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以科学发展观设计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并设计出《社会文明进步法》方案作为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改革的一套模式，并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推广《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的要求。本文作者的创新思路，可作为劳教立法的一个新思路供劳教立法工作者参考。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
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进程的教训，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现阶段我国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新理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笔者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中，深刻领会到科学发展观对指导和推进我们劳动教养工作，实现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创新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此谈一点个人学习体会，仅供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一、从科学发展观看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一）从以人为本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保证公民权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虽然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在保证公民权利方面确实不够。
1、劳动教养对象的随意性
某些公安机关的少数执法人员缺乏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的意识，随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在执法中，将一些不能及时侦破的疑难、复杂案件和共同犯罪中主、从犯抓捕时间不一致的犯罪嫌疑人，先暂时报送劳动教养，由劳教所“代行关押”，以期解决羁押期与案件侦破时间的矛盾，从而造成“以教代刑”现象的发生，结果是把一些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送进了劳教所。①
2、决定劳动教养缺乏严肃的法律程序、法律监督
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是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实际上由公安机关内的法制机构独家行使处罚权，可以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少数执法人员利用劳教这一手段随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劳动教养决定作出后，被处罚人往往无处申诉和辩解，《行政诉讼法》施行后，被处罚人不服劳动教养决定，虽可以向法院起诉，但不停止执行，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②
3、执行手段与监狱罪犯十分相似
长期以来，劳教场所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一直沿袭狱政的管理模式，没有从两者的性质上加以区分，都是奉行“收得下，关得住，跑不了”的思想，重视严格管理，忽略区别对待。除了在同等条件下，奖惩有所区别外，其他方面的处遇均差别不大，对劳教人员在所区范围内的人身自由权限制很大，重视管理的处罚性，忽略管理的教育性。有人就说劳教所是“二劳改”。
（二）从协调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1、与《宪法》的冲突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制度规定的是属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这点与《宪法》精神有冲突。
2、与《行政处罚法》的冲突
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九、十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只能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制度依据的《决定》、《规定》、《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及规章，不属于法律，这样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就与《行政处罚法》存在法律冲突。
3、与《立法法》的冲突
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第八条、条九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决定》、《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制定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就与《立法法》第八、九条规定有冲突。
（三）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改造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在文化大革命阶段，劳动教养制度几乎被废除，失去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近几年，劳教场所围绕提高教育矫治这个中心，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教育转化了一大批法轮功、吸毒等类型劳教人员。但是在劳教人员解教后，社会帮教衔接工作脱节，社区环境恶劣，缺乏可持续教育改造的环境，教育改造效果降低。衡量教育改造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教人员解教释放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高低，根据1996年对山东、云南、广东、浙江等省区7个劳教场所的调查，多进宫劳教人员占劳教人员总数的平均比例为34.89%③。据近期吸毒型劳教人员复吸及其它违法行为的调查，重新违法率高达85%以上。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同时也有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衡量劳动教养的成绩不仅仅是收容了多少违法人员，更应该是教育矫治了多少违法人员，使他们不再重新违法犯罪，要全面地看劳动教养对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发生起到的作用。
二、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相互协调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要进行重大的改革，重新制定一部系统的、完善的、合理的新型法律制度以适应社会新的形势。在去年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四川代表团的段维义、湖北代表团的郭生练等127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和《关于制定相关法律，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他们认为，我国劳动教养方面的法规混乱，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涉及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期限和管理方式等问题。需要改革劳教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的要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应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以法制建设全面系统化的观念，扩大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涉及范围，放宽视野，确定立法目标；把以人为本和以宪为纲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证实立法依据，夯实立法基础；以协调互补和系统层次论的观念，争取“三分天下”的格局，高屋建瓴，明确法律地位；以程序司法化、执行社会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一）全面审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扩大立法范围，确定立法目标
劳教立法问题是我国法制化进程中必遇的问题，劳教立法是我们党依法治国，我们政府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去年12月9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报告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时，专门谈到了劳动教养立法问题。报告指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建立的，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制度实施以来，在维护社会秩序和预防减少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劳动教养制度确实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委员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建议，以规范行政强制教育措施，笔者认为劳教立法问题不能就单一的劳教问题进行立法，应扩大劳教立法问题的波及面，全面地看待劳教立法的范围，应将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多种措施一并纳入其中，如收容教养、少年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收容求助（收容遣送）、工读教育、社会帮教等教育矫正措施；涉及到公民权利保护的孤儿院、养老院、精神病院等保护措施；对乞丐、残疾人、无家可归者的救济性管理措施；还有保护公民健康的强制医疗措施，如“非典”、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治疗等等，也就是将刑罚处分与行政处分以外的所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统一归类到司法处分中，以国家司法权的身份管理社会违法和不文明行为，即“大司法”观念。消除在刑罚处分与行政处分之间的真空地带，弥补在法律构架上存在的明显漏洞。同时要有超前意识，不要等出了“孙志刚事件”才修改收容遣送措施，出了“非典”才发现社会疾病预防和控制措施太落后，使得政府对公民的社会化管理滞后于社会发展，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回顾历史，劳动教养以及其他几种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行政措施的打击对象虽经几次变动，但其根本目的没有变，那就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因此我们要站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点上，扩大现有劳教立法问题的讨论范围，我们以前讨论的劳教立法问题实质只是社会文明进步立法下的一个分课题。同时考虑将我们执政党的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即把有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措施法律化，因此劳教立法问题的目标应是创立一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保护法性质的法律。根据我们当前情况建立未来劳动教养制度的目标应是对那些严重缺乏守法意识，道德水平低下，心理不健康，有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违法行为，或无基本生活资料又无生活来源，有潜在犯罪可能性的中国公民，实行教育性文明矫治和保护性文明救济，将其改造成为能够适应文明社会生活，思想上文明上进，心理上积极健康，行为上文明守法的合格公民。同时对患有精神病，有潜在攻击他人人身安全的，及患有“非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有潜在传播疾病，危害他人健康的人员实施保护性文明医疗。所以本人认为劳动教养立法后应作为一部独立的部门法，可定名为《社会文明进步法》（暂定名称）。在这部法律中还应包括原则性的《社会文明进步法》、诉讼性质的《社会文明诉讼法》和执行性质的《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
（二）以人为本，以宪为纲，夯实立法基础
根据我国现实状况，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有效的预防犯罪的法律体系，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以宪为纲,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我们制定其它法律的依据，在所有法律中居于最高地位，是我国国家机关、党派、企事业单位、其它组织和全体公民的行为准则。《社会文明进步法》就从社会文明教育和社会文明保护两重角度看寻找未来劳教制度立法的依据。一是从《宪法》赋予公民享有教育和劳动的权利、公民享有健康权利和获得必要生活来源权利的角度来看，对于那处于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甚至无法生活的公民来说，他们有权利获得必要生活来源权利，政府应从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角度出发应向公民提供社会保护救济，其实我们政府已经在做这件事了，只不过没有将其法律化，如公安部门的工读学校、收容救助（收容遣送站），民政部门的孤儿院、养老院，医疗部门的精神病院。二是从宪法赋予公民享有教育和劳动的义务、公民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对于那些虽有生活保障，但长期畸形消耗社会资源的，长期制造社会矛盾的，破坏社会文明进步的公民，政府从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角度出发对公民采取教育性文明矫治措施，如司法部门的劳教所，公安部门的强制戒毒所、看守所，民政部门办理的自愿戒毒所。
根据《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因此，设计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社会文明进步法》创立的目的是要取消《刑法》与《行政处罚法》以外的所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或非行政措施，包括所有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机关或党政机关，如目前政府部门的精神文明办公室、610办公室、禁毒办、扫黄打非办公室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非法律化的执法机构，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走上法治化的道路。所以《社会文明进步法》是以《宪法》为立法依据的法律层次的法律制度。
（三）协调互补，层次分明，争取“三分天下”，明确法律地位文明救济措施和文明医疗措施都是以人为本的保护性措施，因而文明救济措施保护期以15天起，直至有基本生活资料，或获取生活来源，无潜在犯罪可能性为止；文明医疗措施保护期以30天起，直至身体健康，无潜在危害他人健康为止。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虽然对人身自由作出了限制，但这些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其最根本的人权，即生存权和生命权，同时也是保护他人的生命财产权和身体健康权，所以有必要将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纳入“大司法”处分中，对其人身自由作出一定的限制。
（四）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实现程序司法化，执行社会化
某些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人权问题，特别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指责，主要还集中在劳动教养审批程序上。现行的劳动教养决定权，由公安部门一家行使处罚权，无须经过检察院审查批准，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与《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精神相违背，所以今后的《社会文明进步法》的程序必须司法化。在原则性的《社会文明进步法》中将适用范围应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扩大至全体公民。对于批审程序应按“人民法院依法享有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享有法律监督权”的原则将现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改为由公安机关立案、侦察，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判的司法程序。根据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必须对《社会文明进步法》判罚的条款、期限具体化。制定诉讼性质的《社会文明诉讼法》。
执行模式，以有利于被矫治和保护对象改造成为能够适应文明社会生活，思想上文明上进，心理上积极健康，行为上文明守法的合格公民为宗旨。要制定执行性质的执行性的法律《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主要是执行一些保护公民权利的救济和医疗措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人道精神。《社会文明教育法》主要执行是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和矫治等强制措施。
《社会文明进步法》的设立，从原则性的主体法《社会文明进步法》，到程序性的诉讼法《社会文明诉讼法》，再到执行性的实施法《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组成一套完整的司法处分制度，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根本基石。
三、以科学发展观设计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确定之后，制定怎样的设计方案呢？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方案也应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对原则性的主体法《社会文明进步法》、程序性的诉讼法《社会文明诉讼法》、执行性的实施法《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作出一套全面、协调、相对稳定的方案，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理论的推敲，笔者设计的未来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方案如下：
(一)《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原则性主体部分
作为《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原则性主体部分要明确：法律名称、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期限、具体条款等基本内容。
1、法律名称：我们制定这一部法律的目的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所以以《社会文明进步法》这一名称较妥当。相应地程序性的诉讼法叫《社会文明诉讼法》，执行性的实施法叫《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
2、适用范围：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中国公民。（不包括特别行政区和居住国外的中国公民，居住中国的外国公民）
3、适用对象：对那些缺乏守法意识，道德水平低下，心理不健康，有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违法行为的中国公民，实行教育性文明矫治（简称文明矫治）。
对无基本生活资料又无生活来源，有潜在犯罪可能性的中国公民，实行保护性文明救济（简称文明救济）。
对患有精神病，有潜在攻击他人人身安全的，及患有“非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有潜在传播疾病，危害他人健康的中国公民实施保护性文明医疗（简称文明医疗）。文明救济措施保护以15天起，直至有基本生活资料，或获取生活来源，无潜在犯罪可能性为止。
文明医疗措施保护以30天起，直至身体健康，无潜在危害他人健康为止。
5、具体条款：需要结合文明矫治、文明救济、文明医疗三种措施的适用情况，将具体行为综合分析，逐条逐款地明列出来，形式内容与现有的《刑法》类似，有些方面可参照《刑法》的制定。
具体条款的制定还可根据社会文明发展的现实情况制定一些有苗头的、局部地区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如办假证问题。
（二）《社会文明进步法》的程序性诉讼部分
基于程序司法化和执行社会化原则的要求，《社会文明进步法》要制定程序性的《社会文明诉讼法》，其适用程序模式应为：由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或公民提出申请或举报，公安部门负责调查取证，人民检察院负责起诉与监督，人民法院负责审判裁决，文明矫治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文明保护由民政部、教育部、卫生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1、申请：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和公民。
作为国家政府机关的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部门或公民有权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有关条款，对违反《社会文明进步法》的行为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
2、侦察：公安部门。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负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享有调查取证和侦察的权利。在办理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时，由公安机关负责案件事实的调查，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报申请人民检察院起诉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是较为妥当的。具体程序可以设计为：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对举报的案件进行调取证，认为违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应当写出《文明矫治意见书》、《文明救济意见书》、《文明医疗意见书》，连同案件有关卷宗移送基层人民检察院。
3、起诉：检察院。
检察院负责审查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审核，对认为行为人应处以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批裁定）。
4、审判：法院。
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请裁定的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负责审判裁决。决定是否执行教育性文明矫治、保护性文明救济和保护性文明医疗。
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由人民法院由基层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实行两审终审制。具体审理程序的设计，应当兼顾公正与效率。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在作出裁判时，除当事人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外，还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个人、家庭情况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社会危险性。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期限的确定，应当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有关条款确定封闭执行期限和开放执行期限。
5、执行：司法、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
文明矫治由司法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文明救济由民政部、教育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文明医疗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6、监督与评估：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对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进行监督，目的是保证公正地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具体监督活动表现为：审查公安机关拟移送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对公安机关的不当决定提出纠正意见；对人民法院第一审未生效裁判，认为有错误的，按照上诉审提出抗诉；对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认为存在错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受理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申诉；监督对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人员的管理，审查延长或缩短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期限，所外就医、清理和提前开放是否合法等。
人民检察院对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效果还要进行评估，客观地评价负责实施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司法行政单位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社会效果，保证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所实现的社会效益最大化，避免某些负责实施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司法行政单位追求本单位、本部门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三）《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执行性实施部分
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和《文明进步诉讼法》审判结果的执行分为：文明矫治、文明救济、文明医疗三种手段，基于执行社会化原则的要求，文明矫治应由司法部执行；文明救济应由民政部、教育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文明医疗应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为确保这三种措施的有效执行，要制定执行性的法律《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来保证执行。根据性质的不同，确定执行方式和限制人身自由方面的要求。
1、《文明教育矫治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司法行政机关（类同于现有的劳教机关）。具体文明矫治措施由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矫治机构（类同于现有的劳教所和戒毒所）负责实施。在《文明教育矫治法》中，确立与文明矫治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封闭式和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隔绝的封闭式文明矫治所和与社会环境相一致的开放式文明矫治所，封闭式文明矫治所执行矫治对象封闭执行期的执行，开放式文明矫治所执行矫治对象开放执行期的执行。保障其与外界联络的权利，与其亲友会见的权利。对于执行期间的行为矫治、教育培训、所外执行、延期或减期、所外就医、提前开放等问题。目前已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和我们所说的《文明教育矫治法》有许多相似之处。
2、《文明文明救济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由民政、教育、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具体文明救济措施由民政、教育、劳动与保障部等行政机关设立的救助机构（类同于现有的收容教养、少年教养、收容教育、收容救助站、工读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和残疾人康复学校）负责实施。在《文明文明救济法》中，确立与文明保护救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半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近的半开放式文明救济所。保障其生活生存的权利与受教育的权利。对于执行文明救济期间的监护权代管、义务劳动、教育学习、医疗、离所、留所等问题作出规定。
3、《文明文明医疗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具体文明医疗措施由卫生部等行政机关设立的医疗机构（类同于现有的“非典”收容医院、艾滋病医院、精神病院、自愿戒毒所和残疾人康复学校）负责实施。在《文明文明医疗法》中，确立与文明医疗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半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近的半开放式文明医疗所。保障其生活生存的权利与受有医疗的权利。对于执行文明医疗期间的监护权代管、医疗、学习、娱乐、离所、留所等问题作出规定。
四、以科学发展观推广《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
科学发展观对我们基本的要求是发展，首先是发展，如果没有发展，就更谈不上科学。其次是科学，在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地发展。随着《宪法》、《刑法》、《刑事诉讼》的修订与完善，《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实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重新立法问题目前已经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笔者认为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实践是检验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唯一标准。《社会文明进步法》设计得是否完善？是否科学？只有付诸于实践，让实践来证明。《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是一场重大的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管理行为司法化的过程，是依法行政的根本措施。《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模式，我们不妨借鉴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采取设立特别行政市区（如同设立经济特区）作为《社会文明进步法》推广（如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进行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纠正不足之处，建立特区模式，等特区模式逐步完善后，再进行大范围试行，如部分开放省市区试行，在实践的摸索中前进，等试点省市区的模式成熟后，再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从特别行政市区----特别行政省区----全国的推广模式可以使因《社会文明进步法》实施的管理成本降到最低。
坚持科学实验的思想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根本途径。几种观点理论的争辩不如设计几套试点方案在实践中进行实验，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正确。如果不敢实践，不敢付诸实践行动，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使设计得再完善、再科学、再完美无缺，也就是空纸一张，毫无意义。
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基本要求。实对于我们现有劳动教养制度不合理的地方，甚至违反《宪法》的地方，应该客观对待，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更正，改过，绝不能将错就错，一错再错。更不能将我们的缺点说成是我们的特色，不讲实际。
坚持全民参与的理念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基本动力。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社会文明进步法》涉及到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权利和义务的调整，涉及到全体公民的人身自由。因而与此可能发生权益相关的部分和个人都应积极参与到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中来，全体法制工作者、国家机关和党的领导们更应责无旁贷地参与到这部法律制度的制定中。
笔者在此仅发表一点个人看法，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注释：②参见刘智峰主编《走向司法公正——司法腐败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61页。
③参见《多进宫劳动教养人员的现状与法律对策》，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8年第3期，第19页。
④参见李忠信主编：《公安执法焦点透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6页。
参考文献：
①参见姜金芳《劳动教养立法研究》，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6年第4期，第14页
②参见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89－90页。④参见夏宗素、高莹《路漫漫其修远兮――劳动教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第3期，第7页。⑥参见王发强《谈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2期，第32页。
⑦参见云山城著：《劳动教养研究》，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05页。
⑧参见李忠信主编：《公安执法焦点透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6页
⑨参见胡月红《劳动教养审批制度改革设想》，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6期，第25页。
劳动教育的措施篇2
劳动教养:中国式保安处分制度
改革劳教制度,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需要。进行劳教制度改革,首先需要认识劳教制度的性质。
有一种说法近乎通说,认为治安处罚与刑法(刑罚)已无缝对接,完全没有劳动教养存在的余地,应当废除劳动教养。依据是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需要澄清。诚然,治安管理处罚与刑法(刑罚)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程度上彼此衔接,但并非证明劳教无法容身。须知,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关注的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均属“违法行为法”这一普通法部类。而劳动教养处分对象,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种类归属上曾有诸多变化,但通说认为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屡教不改”的常习性违法人群。应当认为,劳动教养关注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恶习(人身危险性),是“违法行为人法”,属特别法类型。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是制裁“恶行”,而劳动教养收容处分的是“恶习”。行为法与行为人法不属同一法律部类,二者不可比附,也不相互抵牾。
有两个事例值得理论关注:其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有该法第67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68条(“制作、运输、复制、出售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信息”)、第70条(“以营利为目的,为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资较大的”)的行为,“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这些“屡教不改”的行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在少数;这类行为不属刑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治安处罚对此也无能为力。对这类人员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惯常的刑事性违法人群。公安部2005年9月13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的强制性教育措施,就是劳动教养。
其二,1979年刑法第152条规定,“惯窃、惯骗”或者盗窃、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均为两罪的加重犯。但1997年刑法修订为了保持刑量的可计算性删除了“惯窃、惯骗”的规定,表明现行刑法关于罪刑的分则性规范纯属“行为法”,以区隔“行为人法”。
西方社会中存在的保安处分有两类:一类是由行政程序裁决的行政性保安处分,对象有对吸毒成瘾者的强制戒毒,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还有对游手好闲的流浪者实行民事收容,执行方式均为强制性处遇措施。另一类是对常习性犯罪人(倾向犯)经由司法程序采取的刑事性保安处分(亦称司法性保安处分),即定罪判刑之后外加一定时间的限制自由的保安处分。两类保安处分的共同本质属性:旨在保卫社会安宁防止特定人群违法升级的法律制度。
我国劳动教养设施收容对象主要是两类人,强制戒毒者和常习性刑事性违法人群。这在西方当分属行政性保安处分和刑事性保安处分。而我国,由于刑法犯罪概念设有定量限制(导致大大缩小“犯罪”标签粘贴机会,符合传统中华文化精神,减缩刑事打击面是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经验),因此保安处分措施只能统归行政程序,执行方式当同为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也是这种制度的法律定位。
保安处分制度不是我国的创造,德国早在1933年就引进刑罚以外的保安及矫正处分(刑罚的双轨制)的惯犯法,基本做法一直持续至今。我国稍有差异的仅是将行政性保安处分与刑事性保安处分在程序机制上合二为一。在基本特性和终极目的上无异于国际通行的保安处分制度,只是在组织形式上存在差异,或者是不典型的行政性保安处分,或者是不典型的刑事性(司法性)保安处分。保安处分性质的“劳动教养”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措施,在存在论上是可以证成的。
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合法性欠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规范性依据有,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这些均属“行政法规”,不是“法律”。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
(二)劳动教养裁决主体为非中立的单一行政机关,加之缺乏有效监督,随意性大,频频出现侵犯人权的事例。
(三)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缺乏法定化,必然导致处分对象的泛化,诸如因单纯言论、信仰这类纯属思想范畴问题而被劳动教养的事例并非罕见。执法权滥用败坏了“劳教”名声。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方案探讨
(一)彻底废除劳教制度,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改革
具体做法是,将以往该作劳教处理的案件一概不再作劳教处理,视具体情况,或者上提适用刑法按犯罪,或者下放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作治安处罚。这可能是零成本满收益干净利索的举措。举例说,如遇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和第76条规定的“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屡教不改的,可以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即劳动教养)。当然在执法实务中也可以不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符合刑法规定则作犯罪处理,不够刑法规定便作治安处罚。这是将“行为人法”作“行为法”处理。如果只有少数个案,这种办法并无大碍,而且相比有人建议设立“轻罪法庭”(按逻辑推导,这必将导致同时取消治安管理处罚)更为妥当。但是,如果这种做法在实务中出现批量现象,则可能造成削足适履效应,需要慎重考量。
(二)实际改革方案
1.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应是名称问题。由于几十年来执法权滥用,社会舆情出现了“劳动教养”与“侵犯人权”两个概念几近形影相随现象。加之,为使拟议中的改革方案名实相符,曾经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名称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有人认为采用“违法行为矫治法”更好,因为“矫治”概念已内含“教育”因素,所以不必赘加“教育”二字。还有人建议采用“收容教育法”。将劳动教养措施改为“违法行为矫治法”这个名称也许未必十分理想,但如果想不出更好的,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2.违法行为矫治法适用对象法定化是劳教改革的核心问题,它是约束这种制度在法治框架内运作而不被滥用的法律保障。劳动教养处遇——违法行为矫治,其对象应是具有违法恶习(违法行为反复性,常习性违法)的人。对常习性违法者的“矫治”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强制性教育”,这是生活常识。换言之,只有对屡教不改的常习性违法者才可适用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明确了适用条件,适用对象的范围才不至于被无限扩大。
关于违法行为矫治法适用对象范围,有不同的看法。我国现行对违法行为的强制性教育措施主要有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政府收容教养等。“劳动教养”纳入行为矫治法自不待言,而“收容教育”该不该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认为应该入围的理由是1997年刑法“附则”的规定,列于附件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予以保留,“其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包括《关于严禁的决定》第4条规定“对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员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收容教育。”这里必须指出两点,其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对、者的处罚方法有“15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但并无收容教育之规定。所谓“收容教育”,是1993年9月4日以国务院规定由公安部负责解释的“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外所添加的“解释走私货”。其二,2005年出台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废止。前者第66条取代了后者第30条,最高处罚仅为“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不仅没有“收容教育”,甚至取消了《条例》第30条的“劳动教养”(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对第67条、第68条和第70条行为的屡教不改者可以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措施”)。
剩下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的“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种“政府收容教养”该不该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按矫治法本性属保安处分性质,政府收容教养不该进入,但鉴于政府收容教养事例不多,出于实务经济性考量,将其当作“另则”收进也未尝不可。
强制戒毒,可以归入违法行为矫治法。因为吸毒属违法,成瘾具有惯常性。对精神病患者不应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因为精神病不属违法。
违法行为矫治法的适用对象就是实施违法行为且屡教不改者。首先,对“违法行为”应有明确的类型性规定,并且对“屡教不改”也须有可操作的解释。公安机关曾对“屡教不改”解释为,指依法判处刑罚执行期满五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或者被依法予以罚款、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执行期满后三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情节较重,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情形。这一思路可供参考。
矫治期限应作明确规定,以三个月以上至两年为宜。
3.违法行为矫治案件裁决权由谁行使,关涉程序正义促成实体正义,意义重大。对此,学界大体有两类方案,值得讨论。
(1)司法化方案,具体有两种:一种是治安法院(确切说是治安法官),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治安法官的做法,对民间纠纷和轻微刑案的快速有效解决,其成功经验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宏观环境社区发育成熟:公众诚信度高,对权威(治安法官是地方绅士,有威望,能服众)的信赖,等等。我国目前尚不具备。
劳动教育的措施篇3
>>劳教改革箭在弦上劳教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比较中越劳教改革越南“大劳教”改革启示劳教制度改革诠释“实干兴邦”劳教制度改革难在哪劳教制度改革的路径走向劳教制度的改革及保安处分制度的引进改革劳教制度是无法绕开的法治命题个税改革待突破机构改革待变预算改革仍待破冰国企产权改革待破题外汇改革时不我待把脉“劳教”法学界期待劳教改革不是新瓶装旧酒公安部门独揽劳教审批权成改革阻力从唐慧案看我国劳教制度改革浅析职教结合劳教的教学实践中探索保健按摩教学方法改革用人制度改革,时不我待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中国>管理>“类劳教”待改革“类劳教”待改革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document.write("作者：张舟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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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3日，微博名人“薛蛮子”（本名薛必群）因在京被抓。这一消息传开后，收容教育——这一公安处置、人员的常用手段，也伴随新闻引起关注。
依照1993年9月4日国务院公布、至今仍有效力的《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下称《办法》），对于、人员，除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收容教育的期限为六个月至两年。
与劳教类似，作为一种不经司法程序、由行政力量单方即可作出决定的措施，收容教育对当事人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超过了拘役等刑罚措施。
在劳教即将废止的大背景下，同样背负程序正当性争议的《办法》，实施整整20年后，目前仍未有改变的迹象。这种现行行政法律体系中的“类劳教”措施，成为约束公权力之路上无法绕开的绊脚石。收容教育由来
收容教育、收容教养以及收容审查、收容遣送，这些在现实中多被人统称为“收容”的概念，其内涵及法理却大相径庭。
2003年后因“孙志刚案”，针对城市中流动人口及流浪人员的收容遣送制度已被废除，但其他“收容”方式——收容教育、收容教养不仅在法律意义上仍旧有效，至今也仍为行政机关所普遍使用。
这些“收容”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所针对的行为对象。概而言之，收容教育指向的只有人员，并不对其他违法行为适用；收容教养指向的是特定的青少年，对于不满16周岁的青少年违法犯罪不处罚的，在必要时候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收容审查针对的对象则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嫌疑的、身份来历不明的人，它的目的主要是限制嫌疑人自由，以保全犯罪侦查工作的开展。这项制度伴随《刑事诉讼法》出现，并随着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被吸收。
其中，收容教育制度的产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81年至1987年的探索期，到1987年至1991年的试验期，最终在1991年至1993年确立成熟。由于其发展与公安部门“扫黄打非”的行动并行交织，因而从开始就具备行政色彩。
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扫黄史，自1981年6月10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制止活动的通知》起，长达十年的扫黄打非制度建设开始起步。198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公安部、全国妇联《关于坚决取缔活动的报告》，全国扫黄打非行动渐入高潮。在此期间，劳动教养制度出台，成为一种对的打击措施。
1984年，上海市妇女教养所被批准成立。虽然这时“收容教育”仍与许多收容行为统称为“收容教养”，但逐渐与劳教区别开来。
根据当时下发的《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收容教养妇女工作的若干规定》，收容教养的报送由公安派出所或基层保卫组织整理材料，由区、县公安局或市局业务处有关科、股审核，区、县公安局长或市局业务处长签署意见，报市公安局审查批准。
为了体现与劳动教养不同，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的收教材料对外采用民政局名义。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利于解决人员在收教后的职业安排和社会救济；收教时间也较一般劳教时间短，期限为一年至两年（对表现差的人员延长半年）。
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的这种“收容教育”尝试，在次年被国务院表扬推广。1986年9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坚决取缔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通知》，规定对查获的妇女和嫖客，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予以劳动教养，不够劳动教养的按治安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同时要求对妇女和嫖客进行性病检查、强制治疗——妇女教养所，正好提供了这种方式。
至1987年，北京、武汉、大连、西安等地都已相继开设了人员收容教育所，并把原来只对妇女实行收容教育的做法，改为对妇女和嫖客一起收容教育。法律渊源及争议
就在这种“收教结合治疗”的做法开始向全国推广之际，对“收容教育”的立法诉求也开始涌现，由于缺乏一部全国范围内的法律法规，各地纷纷制定了地方性法律或规章。
至今仍有效力、于1991年9月4日获得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下称《决定》），标志着收容教育在国家层面上得到了立法确认。虽然这一决定没有明确提出“收容教育”概念，但其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两年。
“这个制度设计，原来是侧重于矫治。当时和劳动教养、强制戒毒一起，是一种教育性的强制措施，不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行政法教授余凌云介绍，这一制度的出台，是因为当时决策者认为，打击单靠行政处罚不能解决问题，还要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通过这么一种方式，连带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再进行综合的教育治理，使得他能够解除掉这种恶习，具有一技之长，能够在这个现代社会里生活。”余凌云对《财经》记者表示。
两年后的同一天，国务院了《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对收容教育的设置、管理，被收容人员的入所、处所、教育和治疗进行了全面规定，时限则维持在六个月至两年。由此，“收容教育”制度正式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办法》实际上强化了公安机关对于收容教育的自决权。《办法》第九条规定，“收容教育所接收被收容教育人员，须凭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签发的《收容教育决定书》”，实质上将收容教育的决定权下放至县级公安机关。
同时，这一表述将原《决定》中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的决定程序简化了，埋下了日后被争议的伏笔。同时，收容教育制度本身尴尬复杂的法律定位，使其处于被忽视的法治角落。
如果将中国的处罚制裁体系比作一个金字塔，大抵可以分为三层：塔尖最上层即刑罚，针对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中层为治安处罚，针对行政违法行为；底层则是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目前包括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收容教养等。
2000年，《立法法》颁布实施，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现有《刑法》为金字塔的最上层提供了合法性基础，2005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年颁布的《行政强制法》以及更早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则是金字塔中层的合法性根基。金字塔底层的这些制度，由于缺乏效力足够高的法律支持，开始变得不堪推敲。
这些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具有公安可以自行决定的特性，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大大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处罚。然而对于这些“恶不及罪”的行为，上述行政法体系内的法律，都没有完全将其纳入自身的法律逻辑中。
根据现行《行政处罚法》第九条，“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就规制、而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也就是说，法律对于、的行政处罚仅限于罚款与拘留，并不包括“收容教育”。
对此矛盾目前一种通行的解释是：收容教育并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但法学界诸多人士认为，与一般的行政强制措施相比，其目的与手段存在显著背离。
湖北省咸宁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郑厚勇认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是与行政执法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手段。“这种措施与其暂时性的缘由相联系，例如为了暂时性的案件调查、制止暂时性的违法行为、防止暂时性的人身危险性、消除暂时性的毒瘾等。”
在湖北九畴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培荫看来，像扣押、查封、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很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临时性”而非“终局性”，此外，行政强制措施也具有“非处分性”，表现为是限制权利而非处分权利——收容教育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可以长达六个月至两年，这“完全更符合行政处罚的本质”。
王培荫还认为，退一步讲，即便将收容教育视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国务院的《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也已随着《立法法》生效失去法律效力。
“根据《立法法》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收容教育，不得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而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关于严禁的决定》中对国务院的授权，违反了《立法法》的这一规定，应该自《立法法》生效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王培荫说。随意背后的“暗箱”
尽管收容教育的合法性尚存在诸多争议，这一制裁措施至今仍为全国公安所沿用。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标准，也缺失“一言堂”之外的制衡机关，各地公安对于收容教育尺度的随意性成为人所诟病的重点。
就各地法规配套情况而言，目前在上海、青岛、大同等市，以及福建、陕西、广东三省，都有地方性的收容教育管理规定。它们均制定于《办法》出台前，其中除了广东省的暂行规定已经失效外，其他仍存在着法律效力。
然而，对于以何标准来确定是否处以“收容教育”，这些地方性的规定并没有给出指引，也没有做后续的办法修订。
“北京现在特别严，一般被抓一次就会被收容教育。”北京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丁海洋向《财经》记者介绍，在他碰到的当事人中，包括海归学生、高校博士、工程师等，他们的情况类似，在场所被公安抓获之后被处以行政拘留，之后皆转为收容教育，期限半年。
北京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鹏说，自“天上人间”等场所被查处后，北京提出了“对零容忍”的口号，近两年他接到的关于收容教育的法律咨询飙升。对这些“先拘留、后收教”的案件，即便尝试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也基本不能改变结果。
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斌表示，目前收容教育由公安机关自由掌握，存在着很大随意性，其中除了人情利益关系，也涉及当地严打政策的变化。
一个极富争议的例子是，在今年8月爆出的上海法官集体招嫖事件中，上海公安也并未对参与的法官进行收容教育，最终的处理决定是行政拘留十日。
目前，收容教育的决定权在县级公安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对当事人的收容教育的决定一般由基层派出所提出，由辖区公安分局的治安审查部门签字通过。
这种相对封闭的内部书面决定“暗箱”，除了存在标准模糊、随意性的问题，也容易成为腐败滋生、权力异化的温床。
最典型的寻租交易是“以钱换人”。北京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现在托关系的“行情”在20万元左右。今年8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的胡福建、焦桂梅夫妇行贿案庭审披露，2010年8月，在丈夫因被收容教育一年后，为了能够办理所外执行，妻子托人经过层层关系行贿约21.5万元，最终帮助胡福建提前释放。
更有甚者，在个人与公权力发生矛盾的个案中，收容教育也再次扮演了敏感的角色。
2011年12月，广州天河区冼村村民冼耀均、卢海船被公安以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5天，此后再被罚以收容教育22个月。案件的争议点在于，警方并非当场抓人，其作出决定的依据，仅为女的供述，以及当事人与女的通话记录。
“就是和拆迁有关。”冼耀均称警方指控的行为“子虚乌有”，在被收容期间，警方曾多次以提前释放为价码，要求其签字同意拆迁。
对于这种未经司法程序即可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制裁措施，北京检察系统一名检察官表示，《立法法》之所以要通过规定严格的程序，确定对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需要规定通过诉讼的手段来决定，因为从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到法院审判，它涉及了一个多机关相互制约配合的机制，在这种过程公开的情况下，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对于限制人身自由六个月到两年的权力，采取一个机关独立操作的方式来决定，这种通过卷宗内操作，而不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决定，是完全有可能使得权力膨胀或者异化的。”上述检察官说。如何改革
收容教育虽然和劳教极为类似，但与后者引起的关注度却有着天壤之别。个中原因，还在于该制度针对群体的特殊性：收容教育打击的群体仅包含、人员，不像劳教制度涉及的群体更广，并涵盖能引起社会普遍同情的上访者。另外，在目前的社会道德容忍度之下，事件当事人也往往宁愿默默忍受，不会选择高调现身。
作为与这部分人直接接触的律师，孙斌表示，“对于收容教育，许多人觉得当事人本身就有道德问题，所以不太关注。但它仍然是个恶法，应该废除。”
2012年1月1日，在《行政强制法》施行首日，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寇明国和北京同翎正函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公民建议书，请求废除包括收容教育、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等在内的四项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两位律师建议，对收容教育进行修改，代之以科学、人道的不良行为矫正制度，制定针对成年人的不良行为矫正法律，实行类似“社区矫正”等自由、灵活的矫正方式，并引入司法审查和行为评估机制，完善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2013年7月16日，丁海洋及王鹏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提请废止《决定》和《办法》的建议书。两人认为，收容教育目前以罚代教，已经丧失了社会管理作用。就期限长短来说，公安机关执法裁量权过大，并且罪罚也不相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主张推动行政强制措施改革。他认为，在一个法治国家，一切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应当是刑法的后果，不能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或者是行政强制措施处理。像收容教育等一系列行政强制措施，在国外常被归于保安处分，得经过司法裁决；而国内这些事关公民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零散分布在法律体系中，在正当程序上也存在着严重的瑕疵。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收容教育破冰的阻力除了存在公安机关“是否愿意让渡出这一权力外”，背后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社会综合维稳的难题：如何在约束警权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更好的执法制度？
综合目前的学界提案来看，改革成本最小的建议，是修正现有的处罚程序，通过一个第三方机构，例如法院、司法局，在决定程序前设立听证或者当事人自辩环节。更进一步，就是将决定权移交至法院或者检察院，公安机关只负责具体执行。
这种“正当程序”体现的核心观念即是，如果要对一个人的自由进行限制、剥夺，它应当要有一个独立的裁判机关，经过正当的程序来宣判。
“从现状看来，由于公检法机关各自履职的目标明确，像劳教、收容教育本身自始自终就是由公安机关负责，由于它本身不是检法的工作，不可能成为检法领导主动讨论的议题。”北京检察系统一位内部人员对此并不乐观。
另一种改革模式是将这一制度彻底理顺、纳入国家制裁的整体逻辑，而这需要牵动整个行政处罚体系的修改。余凌云介绍，与即将废止的劳教制度类似，酝酿中的《违法行为矫治法》，一种设想将收容教育等行政强制措施纳入其中。
余凌云认为，制度改革除了要考虑如何修正程序的正当性，更要思考对于相关特殊群体，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来处理。
“对于这样的人群，社会能不能接受，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社会不能接受，认为他是违法的、和公序良俗相悖的、是国家必须对他做出反应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如果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怎样去设计这个处理程序，这是第三个问题。”余凌云说。
劳动教育的措施篇4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
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进程的教训，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现阶段我国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新理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笔者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中，深刻领会到科学发展观对指导和推进我们劳动教养工作，实现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创新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此谈一点个人学习体会，仅供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一、从科学发展观看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一）从以人为本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保证公民权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虽然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在保证公民权利方面确实不够。
1、劳动教养对象的随意性
某些公安机关的少数执法人员缺乏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的意识，随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在执法中，将一些不能及时侦破的疑难、复杂案件和共同犯罪中主、从犯抓捕时间不一致的犯罪嫌疑人，先暂时报送劳动教养，由劳教所“代行关押”，以期解决羁押期与案件侦破时间的矛盾，从而造成“以教代刑”现象的发生，结果是把一些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送进了劳教所。①
2、决定劳动教养缺乏严肃的法律程序、法律监督
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是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实际上由公安机关内的法制机构独家行使处罚权，可以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少数执法人员利用劳教这一手段随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劳动教养决定作出后，被处罚人往往无处申诉和辩解，《行政诉讼法》施行后，被处罚人不服劳动教养决定，虽可以向法院，但不停止执行，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②
3、执行手段与监狱罪犯十分相似
长期以来，劳教场所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一直沿袭狱政的管理模式，没有从两者的性质上加以区分，都是奉行“收得下，关得住，跑不了”的思想，重视严格管理，忽略区别对待。除了在同等条件下，奖惩有所区别外，其他方面的处遇均差别不大，对劳教人员在所区范围内的人身自由权限制很大，重视管理的处罚性，忽略管理的教育性。有人就说劳教所是“二劳改”。
（二）从协调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8月3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1979年11月29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82年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决定》、《规定》属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办法》属于行政规章,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相互矛盾的冲突。转1、与《宪法》的冲突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制度规定的是属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这点与《宪法》精神有冲突。
2、与《行政处罚法》的冲突
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九、十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只能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制度依据的《决定》、《规定》、《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及规章，不属于法律，这样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就与《行政处罚法》存在法律冲突。
3、与《立法法》的冲突
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第八条、条九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决定》、《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制定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就与《立法法》第八、九条规定有冲突。
（三）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改造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在阶段，劳动教养制度几乎被废除，失去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近几年，劳教场所围绕提高教育矫治这个中心，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教育转化了一大批、吸毒等类型劳教人员。但是在劳教人员解教后，社会帮教衔接工作脱节，社区环境恶劣，缺乏可持续教育改造的环境，教育改造效果降低。衡量教育改造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教人员解教释放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高低，根据1996年对山东、云南、广东、浙江等省区7个劳教场所的调查，多进宫劳教人员占劳教人员总数的平均比例为34.89%③。据近期吸毒型劳教人员复吸及其它违法行为的调查，重新违法率高达85%以上。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同时也有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衡量劳动教养的成绩不仅仅是收容了多少违法人员，更应该是教育矫治了多少违法人员，使他们不再重新违法犯罪，要全面地看劳动教养对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发生起到的作用。
二、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相互协调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要进行重大的改革，重新制定一部系统的、完善的、合理的新型法律制度以适应社会新的形势。在去年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四川代表团的段维义、湖北代表团的郭生练等127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和《关于制定相关法律，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他们认为，我国劳动教养方面的法规混乱，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涉及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期限和管理方式等问题。需要改革劳教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的要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应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以法制建设全面系统化的观念，扩大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涉及范围，放宽视野，确定立法目标；把以人为本和以宪为纲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证实立法依据，夯实立法基础；以协调互补和系统层次论的观念，争取“三分天下”的格局，高屋建瓴，明确法律地位；以程序司法化、执行社会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一）全面审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扩大立法范围，确定立法目标劳教立法问题是我国法制化进程中必遇的问题，劳教立法是我们党依法治国，我们政府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去年12月9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报告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时，专门谈到了劳动教养立法问题。报告指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建立的，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制度实施以来，在维护社会秩序和预防减少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劳动教养制度确实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委员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建议，以规范行政强制教育措施，笔者认为劳教立法问题不能就单一的劳教问题进行立法，应扩大劳教立法问题的波及面，全面地看待劳教立法的范围，应将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多种措施一并纳入其中，如收容教养、少年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收容求助（收容遣送）、工读教育、社会帮教等教育矫正措施；涉及到公民权利保护的孤儿院、养老院、精神病院等保护措施；对乞丐、残疾人、无家可归者的救济性管理措施；还有保护公民健康的强制医疗措施，如“非典”、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治疗等等，也就是将刑罚处分与行政处分以外的所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统一归类到司法处分中，以国家司法权的身份管理社会违法和不文明行为，即“大司法”观念。消除在刑罚处分与行政处分之间的真空地带，弥补在法律构架上存在的明显漏洞。同时要有超前意识，不要等出了“孙志刚事件”才修改收容遣送措施，出了“非典”才发现社会疾病预防和控制措施太落后，使得政府对公民的社会化管理滞后于社会发展，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回顾历史，劳动教养以及其他几种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行政措施的打击对象虽经几次变动，但其根本目的没有变，那就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因此我们要站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点上，扩大现有劳教立法问题的讨论范围，我们以前讨论的劳教立法问题实质只是社会文明进步立法下的一个分课题。同时考虑将我们执政党的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即把有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措施法律化，因此劳教立法问题的目标应是创立一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保护法性质的法律。根据我们当前情况建立未来劳动教养制度的目标应是对那些严重缺乏守法意识，道德水平低下，心理不健康，有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违法行为，或无基本生活资料又无生活来源，有潜在犯罪可能性的中国公民，实行教育性文明矫治和保护性文明救济，将其改造成为能够适应文明社会生活，思想上文明上进，心理上积极健康，行为上文明守法的合格公民。同时对患有精神病，有潜在攻击他人人身安全的，及患有“非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有潜在传播疾病，危害他人健康的人员实施保护性文明医疗。所以本人认为劳动教养立法后应作为一部独立的部门法，可定名为《社会文明进步法》（暂定名称）。在这部法律中还应包括原则性的《社会文明进步法》、诉讼性质的《社会文明诉讼法》和执行性质的《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
（二）以人为本，以宪为纲，夯实立法基础
根据我国现实状况，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有效的预防犯罪的法律体系，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以宪为纲,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我们制定其它法律的依据，在所有法律中居于最高地位，是我国国家机关、党派、企事业单位、其它组织和全体公民的行为准则。《社会文明进步法》就从社会文明教育和社会文明保护两重角度看寻找未来劳教制度立法的依据。一是从《宪法》赋予公民享有教育和劳动的权利、公民享有健康权利和获得必要生活来源权利的角度来看，对于那处于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甚至无法生活的公民来说，他们有权利获得必要生活来源权利，政府应从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角度出发应向公民提供社会保护救济，其实我们政府已经在做这件事了，只不过没有将其法律化，如公安部门的工读学校、收容救助（收容遣送站），民政部门的孤儿院、养老院，医疗部门的精神病院。二是从宪法赋予公民享有教育和劳动的义务、公民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对于那些虽有生活保障，但长期畸形消耗社会资源的，长期制造社会矛盾的，破坏社会文明进步的公民，政府从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角度出发对公民采取教育性文明矫治措施，如司法部门的劳教所，公安部门的强制戒毒所、看守所，民政部门办理的自愿戒毒所。根据《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因此，设计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社会文明进步法》创立的目的是要取消《刑法》与《行政处罚法》以外的所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或非行政措施，包括所有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机关或党政机关，如目前政府部门的精神文明办公室、610办公室、禁毒办、扫黄打非办公室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非法律化的执法机构，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走上法治化的道路。所以《社会文明进步法》是以《宪法》为立法依据的法律层次的法律制度。
（三）协调互补，层次分明，争取“三分天下”，明确法律地位
目前，法学界对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主要二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教养应纳入刑事处罚。由上述观点可知，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是消除政府对公民的社会化管理在刑罚处分与行政处分之间的真空地带，在法律构架上与《刑法》、《行政法》是协调互补，并列存在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是应纳入行政处罚系统里，还是应归刑罚处罚体系，而是应按行政处分、司法处分、刑罚处分三级层次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应属司法处分，如果要让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有一个合理的存在空间，势必要适当调整《刑法》、《行政法》等法律法规。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另可被判刑一年有期徒刑，也不愿判三年劳教”④的情况。那么我们应如何调整我国的法律制度呢？我们仍应以宪法为根本，以被处分人的社会危害性和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应做出严格的法律规定，以限制人身自由时间的长短分为：1.行政拘留(行政处分)，最高不超过15天。2.文明矫治处罚(司法处分)，封闭执行期限大于15天，低于2年(含2年)（据全国劳教场所统计劳教收容执行的实际平均期限为13个月）。3.判刑处罚(刑事处分)，执行徒刑期限仍以1年为底线的。相应地取消或修改《刑法》中的管制（上限为2年，下限仅3个月）、拘役（上限6个月，下限仅1个月）和部分低于2年的有期徒刑。为了防止多次重复犯罪的发生应对多次违法人员进行罪错累加处罚。
文明救济措施和文明医疗措施都是以人为本的保护性措施，因而文明救济措施保护期以15天起，直至有基本生活资料，或获取生活来源，无潜在犯罪可能性为止；文明医疗措施保护期以30天起，直至身体健康，无潜在危害他人健康为止。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虽然对人身自由作出了限制，但这些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其最根本的人权，即生存权和生命权，同时也是保护他人的生命财产权和身体健康权，所以有必要将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纳入“大司法”处分中，对其人身自由作出一定的限制。
（四）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实现程序司法化，执行社会化
某些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人权问题，特别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指责，主要还集中在劳动教养审批程序上。现行的劳动教养决定权，由公安部门一家行使处罚权，无须经过检察院审查批准，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与《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精神相违背，所以今后的《社会文明进步法》的程序必须司法化。在原则性的《社会文明进步法》中将适用范围应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扩大至全体公民。对于批审程序应按“人民法院依法享有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享有法律监督权”的原则将现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改为由公安机关立案、侦察，人民检察院提讼，人民法院审判的司法程序。根据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必须对《社会文明进步法》判罚的条款、期限具体化。制定诉讼性质的《社会文明诉讼法》。执行模式，以有利于被矫治和保护对象改造成为能够适应文明社会生活，思想上文明上进，心理上积极健康，行为上文明守法的合格公民为宗旨。要制定执行性质的执行性的法律《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主要是执行一些保护公民权利的救济和医疗措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人道精神。《社会文明教育法》主要执行是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和矫治等强制措施。
《社会文明进步法》的设立，从原则性的主体法《社会文明进步法》，到程序性的诉讼法《社会文明诉讼法》，再到执行性的实施法《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组成一套完整的司法处分制度，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根本基石。
三、以科学发展观设计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确定之后，制定怎样的设计方案呢？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方案也应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对原则性的主体法《社会文明进步法》、程序性的诉讼法《社会文明诉讼法》、执行性的实施法《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作出一套全面、协调、相对稳定的方案，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理论的推敲，笔者设计的未来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方案如下：
(一)《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原则性主体部分
作为《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原则性主体部分要明确：法律名称、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期限、具体条款等基本内容。
1、法律名称：我们制定这一部法律的目的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所以以《社会文明进步法》这一名称较妥当。相应地程序性的诉讼法叫《社会文明诉讼法》，执行性的实施法叫《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
2、适用范围：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中国公民。（不包括特别行政区和居住国外的中国公民，居住中国的外国公民）
3、适用对象：对那些缺乏守法意识，道德水平低下，心理不健康，有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违法行为的中国公民，实行教育性文明矫治（简称文明矫治）。
对无基本生活资料又无生活来源，有潜在犯罪可能性的中国公民，实行保护性文明救济（简称文明救济）。
对患有精神病，有潜在攻击他人人身安全的，及患有“非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有潜在传播疾病，危害他人健康的中国公民实施保护性文明医疗（简称文明医疗）。
4、适用期限：文明矫治措施，封闭执行期限以大于15天，低于2年(含2年)为宜，开放执行期限以2—3年为宜（针对戒毒人员的文明矫治设立开放执行）。
文明救济措施保护以15天起，直至有基本生活资料，或获取生活来源，无潜在犯罪可能性为止。
文明医疗措施保护以30天起，直至身体健康，无潜在危害他人健康为止。
5、具体条款：需要结合文明矫治、文明救济、文明医疗三种措施的适用情况，将具体行为综合分析，逐条逐款地明列出来，形式内容与现有的《刑法》类似，有些方面可参照《刑法》的制定。
具体条款的制定还可根据社会文明发展的现实情况制定一些有苗头的、局部地区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如办假证问题。
（二）《社会文明进步法》的程序性诉讼部分
基于程序司法化和执行社会化原则的要求，《社会文明进步法》要制定程序性的《社会文明诉讼法》，其适用程序模式应为：由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或公民提出申请或举报，公安部门负责调查取证，人民检察院负责与监督，人民法院负责审判裁决，文明矫治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文明保护由民政部、教育部、卫生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1、申请：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和公民。作为国家政府机关的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部门或公民有权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有关条款，对违反《社会文明进步法》的行为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
2、侦察：公安部门。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负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享有调查取证和侦察的权利。在办理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时，由公安机关负责案件事实的调查，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报申请人民检察院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是较为妥当的。具体程序可以设计为：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对举报的案件进行调取证，认为违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应当写出《文明矫治意见书》、《文明救济意见书》、《文明医疗意见书》，连同案件有关卷宗移送基层人民检察院。
3、：检察院。
检察院负责审查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审核，对认为行为人应处以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批裁定）。
4、审判：法院。
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请裁定的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负责审判裁决。决定是否执行教育性文明矫治、保护性文明救济和保护性文明医疗。
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由人民法院由基层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实行两审终审制。具体审理程序的设计，应当兼顾公正与效率。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在作出裁判时，除当事人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外，还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个人、家庭情况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社会危险性。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期限的确定，应当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有关条款确定封闭执行期限和开放执行期限。
5、执行：司法、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
文明矫治由司法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文明救济由民政部、教育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文明医疗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6、监督与评估：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对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进行监督，目的是保证公正地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具体监督活动表现为：审查公安机关拟移送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对公安机关的不当决定提出纠正意见；对人民法院第一审未生效裁判，认为有错误的，按照上诉审提出抗诉；对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认为存在错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受理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申诉；监督对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人员的管理，审查延长或缩短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期限，所外就医、清理和提前开放是否合法等。
人民检察院对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效果还要进行评估，客观地评价负责实施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司法行政单位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社会效果，保证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所实现的社会效益最大化，避免某些负责实施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司法行政单位追求本单位、本部门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三）《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执行性实施部分
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和《文明进步诉讼法》审判结果的执行分为：文明矫治、文明救济、文明医疗三种手段，基于执行社会化原则的要求，文明矫治应由司法部执行；文明救济应由民政部、教育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文明医疗应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为确保这三种措施的有效执行，要制定执行性的法律《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来保证执行。根据性质的不同，确定执行方式和限制人身自由方面的要求。
1、《文明教育矫治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司法行政机关（类同于现有的劳教机关）。具体文明矫治措施由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矫治机构（类同于现有的劳教所和戒毒所）负责实施。在《文明教育矫治法》中，确立与文明矫治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封闭式和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隔绝的封闭式文明矫治所和与社会环境相一致的开放式文明矫治所，封闭式文明矫治所执行矫治对象封闭执行期的执行，开放式文明矫治所执行矫治对象开放执行期的执行。保障其与外界联络的权利，与其亲友会见的权利。对于执行期间的行为矫治、教育培训、所外执行、延期或减期、所外就医、提前开放等问题。目前已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和我们所说的《文明教育矫治法》有许多相似之处。2、《文明文明救济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由民政、教育、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具体文明救济措施由民政、教育、劳动与保障部等行政机关设立的救助机构（类同于现有的收容教养、少年教养、收容教育、收容救助站、工读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和残疾人康复学校）负责实施。在《文明文明救济法》中，确立与文明保护救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半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近的半开放式文明救济所。保障其生活生存的权利与受教育的权利。对于执行文明救济期间的监护权代管、义务劳动、教育学习、医疗、离所、留所等问题作出规定。
3、《文明文明医疗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具体文明医疗措施由卫生部等行政机关设立的医疗机构（类同于现有的“非典”收容医院、艾滋病医院、精神病院、自愿戒毒所和残疾人康复学校）负责实施。在《文明文明医疗法》中，确立与文明医疗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半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近的半开放式文明医疗所。保障其生活生存的权利与受有医疗的权利。对于执行文明医疗期间的监护权代管、医疗、学习、娱乐、离所、留所等问题作出规定。
四、以科学发展观推广《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
科学发展观对我们基本的要求是发展，首先是发展，如果没有发展，就更谈不上科学。其次是科学，在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地发展。随着《宪法》、《刑法》、《刑事诉讼》的修订与完善，《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实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重新立法问题目前已经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笔者认为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实践是检验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唯一标准。《社会文明进步法》设计得是否完善？是否科学？只有付诸于实践，让实践来证明。《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是一场重大的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管理行为司法化的过程，是依法行政的根本措施。《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模式，我们不妨借鉴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采取设立特别行政市区（如同设立经济特区）作为《社会文明进步法》推广（如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进行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纠正不足之处，建立特区模式，等特区模式逐步完善后，再进行大范围试行，如部分开放省市区试行，在实践的摸索中前进，等试点省市区的模式成熟后，再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从特别行政市区----特别行政省区----全国的推广模式可以使因《社会文明进步法》实施的管理成本降到最低。
坚持科学实验的思想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根本途径。几种观点理论的争辩不如设计几套试点方案在实践中进行实验，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正确。如果不敢实践，不敢付诸实践行动，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使设计得再完善、再科学、再完美无缺，也就是空纸一张，毫无意义。
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基本要求。实对于我们现有劳动教养制度不合理的地方，甚至违反《宪法》的地方，应该客观对待，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更正，改过，绝不能将错就错，一错再错。更不能将我们的缺点说成是我们的特色，不讲实际。
坚持全民参与的理念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基本动力。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社会文明进步法》涉及到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权利和义务的调整，涉及到全体公民的人身自由。因而与此可能发生权益相关的部分和个人都应积极参与到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中来，全体法制工作者、国家机关和党的领导们更应责无旁贷地参与到这部法律制度的制定中。笔者在此仅发表一点个人看法，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注释：
①参见《负案在教问题及其对策》，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第6期，第26页。
②参见刘智峰主编《走向司法公正——司法腐败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61页。
③参见《多进宫劳动教养人员的现状与法律对策》，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8年第3期，第19页。
④参见李忠信主编：《公安执法焦点透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6页。
参考文献：
①参见姜金芳《劳动教养立法研究》，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6年第4期，第14页
②参见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89－90页。
③参见沈福俊《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载《法学》，1999年第7期，第18－20页。
④参见夏宗素、高莹《路漫漫其修远兮――劳动教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第3期，第7页。
⑤参见陈履海：《劳动教养执行中诸问题初探》，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第11期，第20页。
⑥参见王发强《谈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2期，第32页。
⑦参见云山城著：《劳动教养研究》，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05页。
⑧参见李忠信主编：《公安执法焦点透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6页
劳动教育的措施篇5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业务指导思想还是存在偏差。虽然经过执法执纪整顿和专项大检查，民警的业务指导思想得到提高，但还是没有彻底正确处理好和解决好各种关系和矛盾。表现在：
1、突出安全稳定工作于首位，致使教育感化挽救的功能不凸显。目前还只立足于和满足于管得住、不跑人、不出“四防”事故的低层次水平上。教育工作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未摆上重要日程。
2、重生产劳动、轻教育改造现象仍未清除。二者之间关系未摆正，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生产时间有充分保障，教育时间落实不足。
（二）敬业爱岗意识还不够，工作作风不够扎实。主要表现在：
1、服务意识不强。少部分民警以管人者自居，为劳教人员提供服务时态度较差；有的民警叫劳教人员绰号，用语不文明。
2、开展“三课”教育和个别教育不够认真，有的民警仅仅追求在数量上，忽视质量，备课和上课则敷衍了事。
3、执行制度不到位，工作不够规范。有的不按程序办事；有的工作措施落实不到位。个别中层以上领导存在老好人思想，在维护制度执行上怕得罪人。
4、对劳教法律法规缺乏深入扎实的研究，对情感管理探讨不够。工作满足现状，标准定位低，对如何推行情感管理，提高公正文明执法水平方面的创新明显不足。
（三）纪律观念淡化廉政意识不强。主要反映在：
1、中队民警与劳教人员面对面，情感交流较多，在细节上放松对廉洁自律的要求。如有的民警有接受劳教人员递给的烟、水果、饮料等行为。
2、在执法过程中，没有紧绷文明执法这根弦，极个别民警在劳教人员顶撞时，控制不住情绪，偶尔会发生拍脑袋、拍肩膀等行为。
（四）执法随意性时有出现，影响司法公正。表现在：
1、对劳教人员日准则考核随意性大，不了解具体表现，仅凭个人印象或喜恶打考核分。
2、对劳教人员奖惩标准尺度不一。如先后对犯同一违规问题的劳教人员，有的给予扣罚考核分，有的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事。
3、对劳教班组长管理存在着偏宽偏软。个别班组长倚仗着协助民警管理生产的一些职责，对完不成任务的劳教人员进行打骂。
4、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还没有得到有效维护。目前中队基本落实了每周一日的休息制度，但个别中队因生产赶货，欠劳教人员的休息时间没有及时补还。
二、整改具体措施
根据我所查摆出的四个方面12种行为表现的问题，经过我所公正文明执法活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体同志认真研究，确定以下五条具体的整改措施。
（一）从抓思想入手，进一步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要按照***厅长6月到我所视察时提出的坚持“六字”方针是硬的道理、安全稳定是硬的任务、发展是硬的要求、抓队伍建设是硬的措施的“四个硬”要求，积极探索人性化管理，拓展情感管理的服务面，克服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畏难情绪，增强教育本领，牢固确立“教育、感化、挽救”六字方针的业务主导地位。
（二）从抓教育入手，提高民警执法水平。
1、深入开展学习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通过理论武装工作，帮助民警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做贡献。
2、开展学法用法和依法行政培训。结合“四.五”普法教育，对全体民警进行学法用法教育培训，提高运用法律和严格执法的水平。
3、加大民警学历教育力度，提升民警的执法素质。制订未来5年民警学历教育计划，完成司法部提出的“7910”工程，积极倡导本科层次教育，并从有利于教育工作的角度出发，引导民警进修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矫正学等专业知识。
4、开展文明执法标兵和个别教育能手评选活动。通过召开工作经验交流会、标兵演讲报告会等形式，推动公正文明执法活动的深入开展。
5、每季度开展一次警示教育活动，运用正面的和反面的有关执法典型个案教育和警示民警，做到警钟长鸣。
（三）从抓制度入手，保障执法活动的公正、文明开展。
1、制定本所落实《**省司法行政系统政务公开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促进勤政廉政建设，提高依法、公正、文明执法水平。
2、制定本所贯彻落实省局党委《关于建立和完善反腐倡廉工作“六个机制”的实施意见》的实施办法，对执法权的运作进行有效规范和监督，从而保证执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文明开展。
3、在场所内建立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制度，及时为劳教人员这一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切实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
劳动教育的措施篇6
1、工作任务：再就业工作
工作目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XX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3500人，其中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1000人，力争实现“零就业家庭”双就业。新增发放小额担保贷款800万元。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600人。
工作措施：一、通过开展岗位对接专项活动，实施就业援助；二、完善就业再就业培训机制，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三、做好小额担保贷款贷前审查、贷中跟踪、贷后服务，发挥小额担保贷款的助推作用；四、实施全民创业工程，以创业促就业。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宋丽
责任机构：再就业办公室
责任人：冯杰、郑干昌、银今兰
2、工作任务：就业工作
工作目标：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人，农村富余劳动力80%接受培训，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全供事业单位应缴失业保险费足额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020人，征缴失业保险费95万元。
工作措施：一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紧密结合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容量；二是采取积极措施，落实相关政策，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企业稳定就业岗位；三是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四是切实做好重点人群的就业工作，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五是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帮助更多的劳动者提高职业技能；六是强化部门促进就业责任，广泛动员全社会共同做好就业工作；七是将项目工作与就业岗位开发工作相结合，以项目工作推进发展，促进就业。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王年
责任机构：劳动就业局
责任人：贺建民、周长城、梁彤
3、工作任务：社会保险工作
工作目标：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7000人，征缴医疗保险费500万元。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000人，其中农民工参保1000人，征缴工伤保险费40万元。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6000人。
工作措施：一是以农民工、非公经济组织、灵活从业人员为重点，扩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面；二是拓展社会保险费筹措渠道，继续实行失业保险工资总额统征；三是深入推进高危高风险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四是完善基金管理制度，强化基金监管机制，确保基金安全；五是严格依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对各参保单位进行征缴；六是网络覆盖，强化服务，完善“三位一体”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唐群山
责任机构：社会保险事业局
责任人：娄炜华
4、工作任务：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工作
工作目标：各类用人单位普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劳动保障举报专查、劳动争议案件结案率95%以上。
工作措施：一是加强队伍建设。定期组织劳动监察工作人员集中培训，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个人素质，提高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技能；二是以人为本，严格执法，突出重点，综合治理。积极开展劳动用工专项检查活动，清理整顿劳动力市场，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三是努力促进用人单位依法用工，强化劳动合同签订、鉴证工作，强化劳动争议预防；四是积极主动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切实提高办案质量，对所受理案件做到受理一起，及时处理一起，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宋丽、范蕾
责任机构：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办公室、劳动监察室
责任人：李维奇、仲维军
5、工作任务：依法行政工作
工作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积极完成法治诚信服务型政府建设任务，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努力推进依法行政进程。
工作措施：一、高度重视，将人劳社保依法行政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二、目标管理，进一步明确依法行政工作责任制；三、营造氛围，注重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四、制度建设，为依法行政工作提供保证；五、创新工作，将人劳社保重点工作融入到依法行政工作中。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梁萍
责任机构：办公室
责任人：吴柯
6、工作任务：计划生育工作
工作目标：结合本部门工作职责，制定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措施，规范各项管理服务。
工作措施：一是健全机构，夯实计划生育工作责任；二是深入宣传、加强教育、开展综合服务计划生育工作；三是进一步加强干部、职工计划生育规范化管理工作。四是积极开展“婚育新风”活动，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梁萍
责任机构：办公室
责任人：吴柯
7、工作任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工作目标：完成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目标。
工作措施：一是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二是狠抓学习教育、提高廉政意识，牢固构筑御防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三是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廉政监督。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范蕾
责任机构：办公室
责任人：吉国仁
8、工作任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工作目标：按照区综治委工作的各项要求，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狠抓落实，严格管理，完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目标任务。【1】 2011年工作总结及2011年工作规划
县地方税务局2010年主要工作情况汇报及2011年工作思路
水管所年终工作总结
教育部2011年工作计划
2011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计划
2011年县政府工作计划
“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要点
县城乡规划工作“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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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措施：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二是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认真做好局内部综治工作；三是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为全区综治及平安建设工作提供强力支撑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梁萍
责任机构：办公室
责任人：吴柯
9、工作任务：信访稳定工作
工作目标：全面落实群众工作新机制，赴京集体上访、赴京非正常上访、到省集体上访为零。认真落实信访评估机制，信访案件按期结案率100%，群众满意率90%以上；无赴京到省重信重访。
工作措施：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信访责任制度；二是做好信访登记、接访工作，实行首问负责制，对来访人员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三是改进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设立信访接待日，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四是积极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宋丽
责任机构：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办公室
责任人：李维奇
10、工作任务：安全工作
工作目标：完成安全工作目标任务，确保全年无安全事故发生。
工作措施：一是强化各部门责任意识，将安全责任明确到人，落实到位；二是组织开展安全自查自纠活动，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三是认真做好安全值班工作，严格执行全天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四是积极发挥部门职能作用，为全区安全工作提供支撑。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唐群山
责任机构：办公室
责任人：吴柯
11、工作任务：科教兴区工作
工作目标:完成科教兴区任务。
工作措施：一是科教兴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不断加强对科教兴区工作的组织领导；二是抓好人才管理、使用、培养和引进等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秦素青
责任机构：办公室
责任人：张海峰
12、工作任务：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工作目标：完成本部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文明城区的各项工作任务
工作措施：一是将“三创”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不断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二是责任分工，认真做好本单位承担的“三创”各项工作任务。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梁萍
责任机构：办公室
责任人：吴柯
13、工作任务：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工作目标：完成年度普法依法治理目标任务
工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工作落实；二是强化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法制氛围；三是增强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严格依法行政。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魏玉卿
责任机构：办公室
责任人：吴柯
14、工作任务：政务信息化工作
工作目标：认真履行政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职责。积极探索利用网络和数字技术手段，创建人事、劳动、社保电子档案信息库，适应电子政务、网上办公的时代新需求。
工作措施：一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做好局域网站建设；二是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三是创建人事、劳动、社保电子档案信息库；四是建全各项管理制度，逐步规范信息管理工作。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梁萍
责任机构：办公室
责任人：吴柯
15、工作任务：招商引资工作
工作目标：完成招商引资2100万元。
工作措施：一是把招商引资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强化责任；二是营造招商引资浓厚氛围；三是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四是以“项目建设年”“城市开发年”活动为载体，落实减轻企业负担相关政策，促进招商引资工作。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梁萍
责任机构：办公室
责任人：吴柯、张海峰
二、本单位重要工作任务（含改革创新项目）
1、工作任务：实施就业创业培训工程
工作目标：利用教育资源整合后的闲置校舍建立就业培训基地和创业培训基地，加强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就业再就业人员的职业技术技能培训，提高就业成功率；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立志创业人员的创业培训，全区每年开展创业教育和培训500人，提高管理水平和创业能力。
工作措施：一是创建就业、创业培训基地，积极开展技能培训和人才培训；二是建立覆盖城乡的创业培训体系，逐步将有创业愿望和培训需求的人员纳入创业培训范围；三是大力实施“创办你的企业（syb）”培训项目，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职业培训机构面向各类创业主体开展培训，并按规定给予创业培训补贴；四是加强创业实践训练，帮助创业者积累创业实践经验。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王年、宋丽
责任机构：劳动就业局、再就业办公室
责任人：周长城、郑干昌
2、工作任务：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就业援助工程
工作目标：全区80%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经过援助，就地、就近创业和就业。
工作举措：一是依托镇，街道（管委会）劳动保障平台建立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工作台帐，及时了解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就业需求、培训和创业意愿；二是大力宣传相关政策和工作措施，为准备外出的农民工提供劳动就业政策和相关法律咨询等指导；三是集中开展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就业援助帮扶活动，通过送培训下乡、送岗位进村、举办专场招聘会等形式，为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就业信息、政策指导、职业介绍等援助服务。（2）
2011年工作总结及2011年工作规划
县地方税务局2010年主要工作情况汇报及2011年工作思路
水管所年终工作总结
教育部2011年工作计划
2011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计划
2011年县政府工作计划
“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要点
县城乡规划工作“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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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王年
责任机构：劳动就业局
责任人：周长城
3、工作任务：搞好“企业服务年”活动，搭建服务平台
工作目标：依托新华创业网和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创建鹰城就业创业最佳优质服务窗口，加大对企业服务力度。
工作措施：一是按照“以人为本，热情服务，办事公道，群众满意”的目标要求，建立健全挂牌上岗、服务承诺、限时办结、首问负责、效能考评等制度，设立监督台、监督电话、意见箱、使用文明礼貌用语50句；二是实行失业登记、求职登记、用工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就业培训、特殊群体服务、劳动事务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管理、一条龙服务；三是把创建文明优质服务窗口活动与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完善服务措施、优化服务环境、提升服务水平有机结合起来，精心打造鹰城就业创业最佳优质服务窗口；四是加大对企业及产品的宣传力度，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创业项目信息等方面的服务。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宋丽
责任机构：再就业办公室
具体人：冯杰
4、改革创新项目：建立零就业家庭动态消除长效机制
工作目标：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
工作措施：一是围绕充分就业社区创建活动，建立零就业家庭动态消除长效机制；二是以全区城乡零就业家庭成员为对象，充分发挥区，镇、街道（管委会）、社区三级就业服务机构的作用，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岗位推荐、扶持创业、落实优惠政策等各项援助措施，建立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绿色通道”，做到“出现一户，帮扶一户，消除一户，稳定一户”。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宋丽
责任机构：再就业办公室
责任人：冯杰、郑干昌
5、改革创新项目：劳动保障协理员一专多能工程
工作目标：确保就业援助零距离，劳动监察全覆盖。
工作措施：实施基层劳动保障协理员业务拓展、素质提升“六大员”工程。赋予社区劳动保障协理员全新的角色定位，实现其由促进就业的“一专”，向促进就业、化解纠纷、法律监督、关系指导、社保代办、政策宣讲的“多能”转变，使劳动保障协理员成为劳动就业援助员、劳动争议调解员、劳动法律监督员、劳动关系指导员、社会保险代办员和劳动政策宣讲员。
完成时限：2011年6月底
分管领导：范蕾
责任机构：劳动监察室
责任人：仲维军
6、改革创新项目：创建小额担保贷款网格化管理、全方位服务模式
工作目标：确保贷款及时回收，稳步推进小额贷款工作实现良性循环，更好发挥小额贷款推动创业促进就业作用。
项目介绍：针对小额贷款笔数多、客户庞杂、借贷人分布广、管理难度大等问题，将我区划分为364块，以社区为单位、楼院为单元，逐步建立小额担保贷款动态跟踪服务档案，建立健全借款人情况变更及时告知制度、对在保项目联合监控管理制度，小额担保贷款定期走访联系制度，借贷人经营项目指导服务机制等，实行条块结合、网格化管理模式，积极开展等贷后跟踪服务。
完成时限：2011年12月
分管领导：宋丽
责任机构：小额担保贷款办公室
责任人：银今兰
【3】
2011年工作总结及2011年工作规划
县地方税务局2010年主要工作情况汇报及2011年工作思路
水管所年终工作总结
教育部2011年工作计划
2011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计划
2011年县政府工作计划
“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要点
劳动教育的措施篇7
收容教育是指公安机关不经法庭调查审判，便可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六个月至两年的强制教育、劳动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这一制度肇始于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其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其强制教育，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1993年国务院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该《办法》对收容教育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收容教育，是指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第三条规定：收容教育工作由公安部主管。第九条规定：收容教育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至此收容教育制度正式确立。
二、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收容教育制度缺乏合法性
在中国法制不断健全和完善的这二十几年，收容教育逐渐失去了其合法性。
1.收容教育制度违反法律保留
法律保留是指对人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强制法》第十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等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立法法》第九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国务院对部分未制定法律的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这一条款明确规定了我国法律绝对保留的事项。收容教育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专属于立法事项，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范围。因此依据上述上位法的规定，收容教育制度违反法律保留原则。
2.收容教育制度违反新法优于旧法
新法优于旧法是指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新法的效力优于旧法，例外仅限于新法与旧法属于普通法与特别法的情形。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可理解为广义上的法律，该《决定》与之后2005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法效力上位属同阶，在法律关系上二者不存在普通法与特别法之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对于卖淫、嫖娼的行为仅有罚款和拘留两种处罚形式，从其立法取向和立法精神看，对卖淫嫖娼者已不再适用收容教育。按照新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应自动终止，因此国务院依此《决定》制定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也应同时丧失法律效力。
3.收容教育制度违反一事不再罚
一事不再罚指行政主体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同类的行政处罚。收容教育虽然在形式上被定义为行政强制措施，但从收容教育的决定机关、执行机关、被收容教育的期限以及其与劳动教养的相似程度、限制人身自由程度来看其实质上属于行政拘留性质的行政处罚。对于卖淫、嫖娼的违法行为实施罚款、拘留后再处以收容教育这一“类行政拘留”性质的处罚，本质上就是双重处罚。
（二）收容教育制度缺乏合理性
1.收容教育制度在法律逻辑上存在不合理性
根据2011年修正后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规定：“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由此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卖淫嫖娼严重者可以劳动教养处罚之，对于轻微者则以收容教育处罚之。鉴于劳动教养已被宣告终结，对于卖淫嫖娼者更无收容教育之必要。因此自劳动教养废除后，收容教育在法律逻辑上已然说不通，缺乏其存在的合理性。
2.收容教育的惩罚性严重超出了合理限度
卖淫嫖娼行为本质上是民事主体处分自己性的行为，鉴于性交易有违社会公序良俗，因此为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所不容。也正是由于这种性交易行为并无直接的受害者，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所以《刑法》未将其认定为犯罪。行政机关对卖淫嫖娼者，应适当予以处罚，如果先拘留，后收容教育6个月乃至2年，其处罚程度甚至比一些轻微刑事犯罪的处罚还重，有违过罚相当。
3.收容教育随意性很大
收容教育随意性很大在处罚程序上难以保证公平、公正，收容教育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而且各地对收容教育制度执行标准不一，以北京的H姓演员为例，不仅被行政拘留15日，而且被收容教育6个月，而上海法官招嫖一案仅仅是行政拘留10天。同样的案子，处罚程度大不一样。
劳动教育的措施篇8
一、总体思路为了更好地解决我省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我省各级就业训练中心将以就业训练为基础，以促进市场就业为导向，以开发岗位为依托，以促进就业为。目的，通过组织大中专毕业生参加就业前训练，实现就业训练与见习的有机结合，达到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目的。
二、实施对象各类大中专院校应往届毕业生。
三、实施步骤
l、各级劳动保障、教育部门以已开展就业训练的院校为基础，在搞好《劳动法规常识》、《就业指导》、《职业道德》等就业教育课程的基础上，有组织地吸纳应届毕业生或就业转失业的往届毕业生参加“大学生见习计划”。
2、依托大中专院校就业指导中心（处），对参加就业前训练的应届毕业生进行建档造册，将毕业生的基本情况逐一登记，并纳入“大学生见习计划”的资源库；就业转失业的往届毕业生可凭《河北省就业失业登记证》和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通过原毕业院校或直接到就业训练中心报名参加“大学生见习计划”。
3、报名参加“大学生见习计划”的应往届毕业生须填写《就业意向书》，供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了解毕业生的求职愿望与需求，为向用人单位推荐提供依据。
4、各级劳动保障部门根据市场需求和毕业生填写的《就业意向书》，与相关用人单位联系，提供见习岗位。
5、根据其意向书的要求，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到合适的用人单位进行见习，见习期3—6个月。
6、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协调用人单位为见习人员提供生活费用300—500元／月。
7、学生见习期满，经双方同意可以签订劳动合同，转入正规就业。对见习结束但未被正，式录用人员；凭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和《河北省就业失业登记证》到我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就业训练中心参加一次免费技能培训（已享受免费培训的不再享受该政策），并由劳动保障部门推荐工作。
四、实施目标2004年—2008年五年间全省计划组织20万名应往届毕业生参加“大学生见习计划”，成功就业率达到60％以上。
五、保障措施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实施“大学生见习计划”是搞好大学生就业服务工作、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有益尝试和重要举措，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要下大力抓实抓好。省劳动保障厅、省教育厅联合成立“大学生见习计划领导小组”，负责该计划的具体实施。各市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或责成专人负责该项工作，务必使该计划落到实处。
劳动教育的措施篇9
1、建立健全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
2、单位主要责任人是本单位职业危害防治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全面负责。
3、建立健全职业危害防治制度和操作规程。
4、存在职业危害的作业场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其他规定。
5、对从业人员要进行岗前、岗中职业健康培训，督促从业人员遵守相关职业危害规定。
6、新建项目的职业危害防护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规定。
7、存在职业危害的场所，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害因素。
8、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职业危害防护用品，并督促指导从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
9、单位必须经常对职业危害防护设施进行维护、检修、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其处于正常状态。
10、加强对作业场所危害因素的异常监测，检测结果，及时公布。
11、单位应当为从业人员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12、单位应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替代产生职业危害的技术、工艺、材料、设备，对可能产生职业危害而隐瞒使用的，要追究其责任。
13、单位必须按规定对职工进行岗前体检和职业危害体检。
二、职业危害申报制度
1、单位应按照国家申报规定及时、如实申报职业危害，并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2、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在竣工验收之日起30日内必须进行首次职业危害申报。
3、作业场所危害申报必须提供下列资料：
（1）生产经营单位的基本情况；
（2）产生职业危害因素的生产技术、工艺和材料的情况；
（3）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种类、浓度和强度的情况；
（4）作业场所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人数及分布情况；
（5）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及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情况；
（6）对接触职业危害因素从业人员的管理情况；
（7）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4、作业场所职业危害每年申报一次。
5、各分公司、有关部室负责职业危害申报技术资料的准备。
6、安全部负责职业危害申报资料整理及上报工作。
三、职业安全健康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一、职业安全健康宣传
1、公司利用《矿山安全报》、电子公示栏、版面进行职业健康宣传。
2、分公司要通过墙报、公示栏、会议、培训、张贴标语等形式开展职业健康宣传。
3、生产车间要利用班前班后会、安全报阅读、现场岗位职业危害讲解以及职业危害标志牌标识、公告栏等进行职业健康宣传。
二、职业健康教育培训
1、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分公司经理、副经理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安技人员分别由省、市安监部门负责培训、考核和发证。根据证件有效时间，到期进行复训。
2、入厂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
凡入厂新工人、新调入人员、新分配的大中专学生、来厂实习人员，由用人部门通知安全部门，并由安全部门组织进行矿山、车间、班组三级安全生产教育，井下作业人员培训时间不少于七十二小时，露天作业人员培训时间不少于四十小时。经考试合格后，方准上岗工作，成绩归档存查。
1）分公司安全教育由分公司安全科组织进行培训，教育内容：
①党和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令、《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作业场所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等。
②分公司安全生产奋斗目标、管理组织、实施措施及生产工艺基本情况。
③综合安全知识，分公司主要危险区域和典型事故分析及防范措施。
④分公司的各种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总则。
2）车间级安全教育由车间安全组或兼职安全员负责组织进行培训，教育内容：
①本车间安全生产组织及生产工艺流程。
②本车间的安全技术规程、职业健康操作规程，安全制度与规定。
③本车间的主要职业危害因素和典型事故的经验教训以及防范措施。
3）班组教育由班组长或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培训，主要内容：
①本班组生产组织及生产工艺流程。
②本班组作业中的危害因素和应急防范措施。
③本班组岗位劳动保护用品佩戴、使用规定。
④本班组主要设备性能及安全规程以及主要环节的危害防范注意事项。
⑤本班组岗位职业健康操作规程和职业危害防治措施规定。
⑥制订实施师徒合同、包学、包会、保安全、尊师爱徒。必需在有经验的老工人带领工作4个月后，才能单独作业。
3、调换新岗位和采用新工艺人员的教育培训
凡调换新岗位人员和采用新设备、新工艺的岗位人员，要重新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准上岗作业。
1）分公司安全科负责组织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内容按《入厂新工人安全教育制度》执行。
2）采用新设备、新工艺的岗位人员，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学习，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3）告知岗位工人，新设备、新设备存在的危害因素以及防范措施。
4、特殊工种的安全教育培训
对从事电气作业、机动车驾驶、起重起吊、金属焊接、压力容器、爆破、卷扬、通风、尾矿、水泵等特殊工种的作业人员，必须进行特殊工种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1）、由市安监局、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培训教育，经考试合格，领取操作资格证后，方可上岗操作。并根据证件的有效时间，到期进行复训。
2）、每年公司要对其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3）、凡新增或调换的特殊工种人员，必须由市安监局、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教育培训，考试合格取得操作资格证后，才能上岗作业。
5、一般职工安全教育培训
1）由公司或分公司每年对基层领导干部、班组长、专职安全人员进行一次安全管理和职业健康知识安全教育培训，并考试存档。要求必须有签到表、教案、考试卷纸及考分花名表。
2）为了不断提高职工安全意识和防治职业危害意识，增强安全责任感。分公司每年必须对在职工人进行不少于二十小时的安全教育培训，要有计划、签到表、培训教案、考试卷纸及考分花名表。
3）一般“三违”人员由分公司安全科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时间不少于一天；严重“三违”人员由公司安全部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时间不少于一周。安全科、安全部，并将“三违”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存档。
四、职业危害防护设施、
应急救援装备维护检修制度
1、建设项目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必须通过三同时验收。
2、生产单位要定期对职业危害防护设施进行检查、维护、保养，保证其正常运行。
3、任何人不得随意拆卸、毁坏职业危害防护设施、标志。
4、如在维修设备时需要拆除防护设施，在维修安装完成后应该将防护设施恢复原状。
5、生产单位要妥善保护公司配备的应急救援设备（医疗箱、氧气袋、担架、隔离式呼吸器等），不得随意损坏。
6、公司要定期对应急装备设施进行监测，分公司要定期进行检查、维护、保养，保证应急设备装置处于良好状态。
7、对配备的救援装备应登记建档，专人管理，不能随便领取，私自损坏。
五、劳动防护用品
采购、验收、发放、使用、报废管理制度
为规范劳动防护用品的管理，保障职工安全和健康，保护劳动者免遭或减轻事故伤害和职业危害，根据国家经贸委《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试行）》，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制度。
一、劳动防护用品的采购、贮存和出入库
公司供应部负责劳动防护用品的采购和贮存。所采购的劳动防护用品的质量和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必须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和安全鉴定证；一般劳动防护用品，应该严格执行其相应的标准。公司安全技术部负责对购进的劳动防护用品进行验收，审核劳动防护用品供货厂家资质、产品质量检验资料，监事会和工会组织督促检查。
劳动防护用品的保管和出入库工作由供应部统一管理，要设立劳动防护用品专用贮存库，各仓库具体负责劳动防护用品保管、出入库和日常管理工作，保证劳动防护用品的贮存安全，防止腐烂变质，如有库存不足、品种不全等情况，要及时报告给供应部安排采购。
二、劳动防护用品的发放
（一）劳动防护用品的发放标准。
1、劳动防护用品发放标准和使用周期，由公司安全技术部组织，劳动防护用品评估人员参与，根据《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以及本企业各工种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制定，配备具有相应安全、卫生性能的劳动防护用品。
劳动条件、工作环境发生变化时要及时调整发放标准，满足生产需要。一般情况，一年进行一次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和发放标准修订。
2、对于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安全帽、安全带、绝缘护品，防毒面具，防尘口罩等特殊劳动防护用品，必须根据特定工种的要求配备齐全，并保证质量。
3、凡是从事多种作业或在多种劳动环境中作业的人员，应按其主要作业的工种和劳动环境配备劳动防护用品。
4、生产管理、调度、保卫、安全部门等有关人员，应根据其经常进入的生产区域，配备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
5、企业应有公用的安全帽、工作服，供外来参观、学习、检查工作人员临时借用。公用的劳动防护用品应保持整洁，专人保管，如有丢失，要查清责任，折价赔偿。
6、在生产设备受损或失效时，有毒有害气体可能泄漏的作业场所，除对作业人员配备常规劳动防护用品外，还应在现场醒目处放置必需的防毒护具，以备逃生、抢救时应急使用。用人单位还应有专人和专门措施，定期保养，保证其处于良好待用状态。
（二）劳保防护用品的发放。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全公司的劳动防护用品的发放，按照《劳保用品管理系统专用软件》实施要求和《公司劳动防护用品发放标准》，建立和健全职工劳动防护用品发放登记卡片，按时记载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情况和办理调转手续，定时核对各工种岗位劳动防护用品的种类和使用期限。
新工人上岗前安全教育，要专门进行有关正确使用和保养劳动防护用品的培训，各分公司综合办劳保管理员在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时，也要向领用人讲清正确使用方法，提醒职工自觉进行劳动防护用品保养。
发放程序如下：
1、公司人力资源部每月31日前对员工按工种、标准造出下月《月份劳动防护用品预发表》。各分公司综合办劳保管理员可以登陆《劳保用品管理系统》（网络版）进入固定物品发放——预发登记——车间（分公司）选择——打印——打印设置——打印《月份劳动防护用品预发表》，或者到公司人力资源部索取。
2、各分公司综合办劳保管理员按照《月份劳动防护用品预发表》中的护品名称、预发时间，由职工本人签字后，对个人开出手工《领料单》，领用人到财务部驻分公司材料会计处换取《出库单》，仓库保管员凭《出库单》发放劳动防护用品。
3、每月26日前，各分公司综合办劳保管理员对本单位当月的劳动防护用品情况，按矿山、选矿、管理勤杂等部门分别汇总，编制《月份劳动防护用品汇总表》，连同《月份劳动防护用品预发表》一并报公司人力资源部进行登记、入账。
三、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
（一）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原则和要求
1、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必须根据劳动条件、需要保护的部位和要求，科学合理地进行选型。
2、必须进行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培训，让使用人员熟悉劳动防护用品的型号、功能、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3、劳动防护用品，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正确使用。使用前，要认真检查，确认完好、可靠、有效，严防误用或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护具。
4、特殊防护用品，如防毒面具等还应经培训、实际操作考核合格。
5、职工进入生产岗位、检修现场，必须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并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6、不许穿戴（或使用）不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不许滥用劳动防护用品。对于在易燃、易爆、烧灼及有静电发生的场所、明火作业的工人，禁止发放、使用化纤防护用品。防护服装的式样，应当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为主，做到适用美观、大方。
7、劳动防护用品应妥善保护，不得拆改，应经常保持整洁、完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如有缺损应及时处理。
（二）、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管理
1、员工在工作时必须按要求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否则按违章处理。
2、车间、班组要对员工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随时进行检查。
3、分公司车间、班组在组织职工安全教育时，帮助职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鼓励职工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必须监管和教育新员工如何正确佩戴和使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班组员工有不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要及时更正并予以批评教育。
4、公司安全部门负责对全公司员工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章按“三违”处罚规定进行处理。
四、劳动防护用品的保养和检测
发给职工的劳动防护用品由职工本人按要求定期保养；供外来参观、学习、检查工作人员临时借用的公用劳动防护用品指定专人保管，定期保养，应保持整洁，保证各种劳动防护用品始终处于良好状况。
劳动防护用品的检测，除上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安监部门例行质量检测外，单位内部检测由安全技术和供应部门联合进行，每半年一次，保证劳动防护用品质量稳定、可靠。
五、劳动防护用品的评估
每年的一月和七月，由安全技术部组织，安全管理人员、职业卫生、职业医务专业人员和职工代表参加，召开劳动防护用品的评估会议。针对企业生产自身风险，以及为职工的头、手、眼睛、脸、听力、脚、呼吸、热、冻、触电等方面保护所提供的劳动防护用品适应程度、配备标准、使用年限、质量要求进行全面评估，通过作业场所的风险分析，识别劳动防护用品的需求，为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和发放标准修订提供可靠依据。
六、职业危害日常监测、检测、评价制度
1、公司、分公司要指定专人负责职业危害日常监测工作。
2、监测人员要将监测危害因素浓度变化情况，记录存档。
3、职业危害因素监测、采样、布点要符合国家标准。
4、公司每年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对各分公司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一次，每3年至少对生产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现状评价一次。
5、生产单位要对监测、检测结果不符合标准的立即采取治理措施，确保本单位生产作业场所符合职业健康环境和条件。
6、公司要将职业危害监测、检测评价报告，下发到各生产单位，并登记存档。
七、从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制度
1、新工人入厂必须到规定的医院进行体检，要将体检情况存入个人健康档案。
2、对接触粉尘、噪音等危害职业的人员必须要进行上岗前、在岗时、离岗前的健康检查。
3、从事职业危害的人员，公司每两年组织进行一次职业危害健康体检。
4、生产单位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症的人员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
5、生产单位不得安排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对本人和胎儿有危害的作业。
6、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人员不得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7、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单位必须如实、无偿提供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
8、生产单位发现疑似作业病、职业病人时要及时向公司职业健康管理部门报告。
9、生产单位要根据公司规定对从事接触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给予适当的岗位津贴和保健措施。
10、公司、分公司职业卫生档案设专人负责管理，不得随意损坏、丢失、传播，永久保存。
11、各种记录材料要按规定及时存档，并进行分档归类管理。
12、档案的调阅应经单位负责人或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批准。
八、职业危害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
1、各分公司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害的生产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冲洗设备、应急撤离通道。
2、生产单位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危害的生产作业场所要配置满足需要的现场救援设施。
3、发生职业危害事故时，现场人员要立即向班组长汇报，班组长要向车间汇报，车间要向分公司值班经理汇报，值班经理要向公司指挥中心或者值班经理汇报。
4、发生事故后，生产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或者消除职业危害因素，防止事故扩大。
5、对在事故中遭受职业危害的人员，要及时组织救治。
6、公司、分公司要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施行分级管理，严格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调查处理职业危害事故。
一般职业危害事故由分公司安全科调查处理，严重职业危害事故由公司安全部调查处理。
7、对发生职业危害事故的单位，公司要根据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8、各单位要建立职业危害事故台账，事故调查的有关资料要存档保存。
9、如发生重大职业病事故，公司要及时向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上报。
九、建设项目职业危害预防管理制度
1、新建扩建项目要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进行预评价。
2、将预评价报告及审查资料向县安监局部门上报备案。
3、建设项目在初步设计中必须编制职业危害防治专篇，并将职业危害防治专篇，报安监局备案。
4、建设项目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所需费用要纳入建设项目工程预算。
5、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要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6、建设项目职业危害项目设施必须依法进行竣工验收审查。
7、建设单位要将职业危害控制评价报告、职业危害防护设施验收批复文件，报安监局备案。
8、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安全部门要对建设项目职业危害预防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向施工单位提出整改要求。
十、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制度
1、公司职业健康管理科负责对各单位进行职业危害防治工作检查。
2、对各单位的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检查指导，督促其建立健全各项职业健康管理制度。
3、定期对生产单位作业场所职业危害进行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责令整改。
4、每月要对井下生产作业场所进行两次粉尘监测，对选场车间每月进行一次粉尘监测。
5、分公司要对作业场所卫生环境不定时巡回检查，保证作业场所清洁、干净。
6、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员定期对作业现场职业危害因素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要求现场作业人员整改。
7、班组长要经常对作业岗位防护设施情况进行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处理。
8、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要经常检查督促岗位职工正确佩戴和使用个体劳动防护用品。
劳动教育的措施篇10
一、在立法理念上，渗透着国家优位主义，对劳教人员缺乏必要的权利保护
任何一项法律的创制都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立法理念。支配或影响法律创制的立法理念主要有两种：即国家优位主义和人权保护主义，前者立足以义务为本位，强调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保护，个人利益只是在配合前两种利益的前提下才予以立法考虑；后者立足以权利为本位，突出个人利益的张扬，认为个人利益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存在的基础，离开了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当代中国人在观念上仍习惯于将义务凌驾于权利之上。在劳动教养立法中，这种立法理念体现得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在：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政策性、行政性、实践性较强，政治色彩浓厚，法定性、司法性、理论性较弱，法制根基不足；二是在规范内容上，偏重于实体规范，忽视程序规范，办理劳教案件中的一些重要程序，如调查取证、传唤讯问、听证申辩等都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定；三是在劳教人员的法律地位方面，义务规定多，权利规定少，对劳教人员合法利益缺乏必要的保护。如：公安机关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行为人没有知情权；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劳教人员对延期以外的处罚没有诉权等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使劳教人员是欲辩无据，欲诉无门。
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统一法典，内容庞杂而不明晰，多样而不系统
一定的立法体系不仅是该部法律规格的外在表现，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该部法律的内在本质。劳动教养作为我国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的一项法律制度以其特有的功能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居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在体系上呈现庞杂而不明晰、多样而不系统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其一、从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文件的主体来看，既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又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还有地方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可谓是法出多门，立法主体与解释主体多元；其二、从文件的权威和效力来看，既有具有较高法律效力且合法的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又有仅次于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且丧失合法性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还有指导执法活动的司法解释和文件；其三、从文件的内容来看，有些规定前后不一致，不协调，甚至还互相抵触；有些司法解释或文件带有明显的立法性质，远远超出了司法机关应有的权限，大有以司法解释代替立法规定之嫌；其四、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缺乏一部集劳动教养实体法、程序法、执行法为一体，完整统一，合法规范的劳动教养法典。劳教立法体系结构上的缺陷，不但同我国法制建设的步伐不相协调，同依法治国的方针不相吻合，更重要的是，它严重制约了劳动教养制度的充分发挥，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不利。
三、在规范内容上，劳动教养法律规范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和社会发展，缺乏统一性
自1957年以来，我国的立法机关虽然制定和颁布过一些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行政执法机关或单独或与两高联合对劳动教养工作制发了大量的批复和通知，中共中央也了有关劳动教养的指示性文件。但就现行规定而言，明显呈滞后状态，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主要表现在：
（一）劳教期限过长且无具体适用标准。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与刑罚中自由刑的期限相比，劳教期限的起点要比自由刑的起点高，其最高期限也比管制、拘役的最高期限长，甚至高于对轻罪适用的有期徒刑。尽管劳动教养和刑罚属于性质不同的制裁，但实际执行效果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对于大多数劳教人员来讲，他们所关心的是被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长短，而很少考虑制裁性质的不同。所以，在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之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裁处长达三年之久的劳动教养。有的为了求得定罪量刑甚至不惜找关系走后门。另外，现行劳动教养法规虽然规定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但对于每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究竟应当决定多长的劳教期限，以及对哪些案件从重处罚，对哪些案件从轻处罚，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这就给执法工作带来很大的随意性。同一种案件，基本相同的情节，可能由于审批机关和审批人员的法律意识、法律水平和执法习惯的不同，而处以轻重悬殊的劳教期限。
（二）程序规定缺乏。劳动教养是一种较长时间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对这样一种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法律行为，应当设定较为严密的法律程序。但纵观现行劳教法规，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规定，程序规范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劳教案件的办理程序，如立案侦查、调查取证、传唤讯问、告知听证等基本操作规程均未作规定。从办理劳教案件的实际情况看，往往是大杂烩，既有治安案件的办理程序，又有行政案件的办理程序，也有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而恰恰没有劳教自己的办案程序。二是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程序的规制不全面，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行政复议权、行政诉讼权、赔偿请求权等在劳动教养专门法规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三是适用程序上的许多重要制度和措施，如回避制度、备案制度、办案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以及先行羁押措施等均未作规定。由于适用程序上存在的种种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也使这一制度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不断受到质疑。因此，完善劳动教养适用程序已势在必行。
（三）劳动教养追诉时效、办案期限、先行羁押措施均未作规定。目前，全国性的劳动教养法规没有规定劳动教养的追诉时效问题，在办理劳教案件时，应否考虑追诉时效，以及如何适用追诉时效，办案单位认识不一。由于认识上存在分歧，具体执行差异很大。有的承办单位或审批机关对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已达五、六年之久的行为人予以劳动教养；有的则将刚过一年甚或半年的违法犯罪行为视为已过追诉时效而不予追究；有的只要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符合劳动教养适用条件，不论时间长短都予以追究。另外，对于办理劳动教养案件的期限和应当采取何种先行羁押措施，现行劳动教养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发的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有关文件的规定也不一样。如对劳教审批的期限，有的规定为7日，有的规定为10日，有的规定为15日，有的规定为30日；对被劳教人员在审批期间应采取的措施，有的规定采取取保侯审或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有的规定采取收容审查（现已废除）或行政拘留等行政强制措施（或处罚）。凡此种种，不仅严重制约了当前劳教审批工作的开展，而且使劳动教养制度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
（四）劳教委这一集体执法组织形式，同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相协调。根据《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或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设定，并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而现行劳动教养的法律源渊是行政法规和规章，同时其实施主体在形式上是由民政、公安、劳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尽管实际上劳教委的法定职权，分别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行使，但上述两机关是在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代行劳教委职权的。因而，劳动教养的执法主体仍应视为是劳教委，而劳教委这一集体执法组织形式：其一，不符合《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有关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限与种类之规定；其二，不符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之精神；其三，与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相协调。因此，应及时予以调整或撤销。
（五）劳动教养的法律监督机制不完善。劳动教养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既体现在内部监督机制的设定上，也体现在外部监督机制的设定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公安机关内部实行的是同级复议制。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第2款规定：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主要事实不服的，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经复查后，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应撤销劳动教养；经复查事实清楚，本人还不服的，则应坚持收容劳动教养。这种自己决定，自己复查，自己纠错的“一条龙”做法，是不符合《行政复议法》有关行政复议程序规定的，也为现代民主与法制所不容。（2）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不明确，监督程序不具体。《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办法（试行）》虽然为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实施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这两个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劳动教养的监督范围很不明确，同时对检察机关如何行使监督权也缺少具体规定，因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往往失之片面或乏力。片面性表现在检察监督的范围仅限于劳动教养执行机关的活动，而劳动教养适用程序最关键的环节，审查批准没有监督；监督乏力表现在检察机关的监督效力往往只体现在“司法建议权”或“提出纠正权”上，缺乏相应的后继手段。（3）审判监督渠道不畅。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劳动教养虽然被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但由于劳教人员对劳教决定不服提起的诉讼大多在劳教期间，并且在案件管辖上目前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因此，劳教人员的诉讼权利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4）执行机关事后监督乏力。根据《司法部劳动教养工作执法细则》，劳教执行机关对不够劳教条件或罪该逮捕判刑的，应向原审批机关提出建议报请复核处理。但该细则没有规定相应的后继手段，因而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得不到贯彻落实。
四、在立法技术上，法律规范用语模糊，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冲突
（一）劳教立法法律语言缺乏准确性，用语模糊。准确性是立法语言的灵魂和生命，也是立法语言最基本的格调。要确保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在立法技术上必须最大限度地用精确性词语表达明晰的概念，力戒表述上的含混模糊和歧义丛生，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程度、性质等质的方面的描述更是忌讳模糊词语。纵观劳动教养立法，模糊用语屡见不鲜，较为典型的有：（1）劳教性质表述的模糊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这一表述就十分模糊抽象。首先，此处的“行政措施”是指行政强制措施，还是指行政处罚，语焉不详；其次，人民内部矛盾并非法律规范用语，而是政治术语，在立法中表述，难以将劳动教养与其他法律制度区别开来。（2）劳教适用条件表述的模糊性。突出表现在将“屡教不改”作为适用劳动教养的要件之一上。《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三）项规定，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可以收容劳动教养。那么，何谓“屡教不改”？其内涵是什么，外延该如何确定？从该用语本身，我们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屡教不改”由“屡”、“教”、“不改”三大块组成。这里的屡指多少次，二次、三次抑或三次以上？“教”涉及教育的主体、内容和形式等诸多方面，此处的教育主体何所指，教育的内容又是什么，教育的形式有哪些？“不改”是指同一行为，同类行为，还是互不相干的行为。经过多长时间再犯，才算不改？所有这些在理论上难以形成共识，在实践中更是难以把握。
（二）劳动教养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失调现象较为突出，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具体表现在：（1）现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与我国其他法律规范存在较大矛盾。现行劳动教养法律法规和我国以公布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有关内容相矛盾和冲突。《行政处罚法》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另外，《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作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4年的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都是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组成，制定主体不一，效力等级参差不齐，没有一部基本法律对劳动教养作出规定，作为一种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制度的存在，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冲突。（2）劳动教养法律规范和我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相冲突。我国已加入联合国主持制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与这项公约有很大冲突，特别是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纠正”。而在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下，确定一个公民是否应受劳动教养的根据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最主要依据就是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这种行政部门制定的规章，是不能直接用来作为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的。另外，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的精神，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控制下。而在我国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中，只要被劳动教养人本人对劳动教养决定没有异议，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这一现实，显然是违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上述精神的。
参考书目：
1、李龙主编：《依法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2、周旺生主编：《立法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
3、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4、常兆玉主编：《劳动教养管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5、张丽主编，《劳教工作人民警察基本素质教育读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第1版。
6、范健、张中秋、李春福主编：《法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