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特征篇1
摘要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切入点，借鉴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体育文化学、民族传统体育等学科的理论，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探讨和论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民族性、传统性、地域性、健身性和娱乐性特征。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特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将使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全面和科学的进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特征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必不可少的，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朝着规范化、社会化、民族化、世界化的方向前进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于我们更好的开展及其传承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定义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指中国55个少数民族在漫长的民族发展历程中，本民族原创或虽从其他民族文化中引入，但已经历了明显的文化改造、已与本民族文化充分融合、并流传已久的，以身体活动为形式，以追求身心与精神健康为目的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意识、客观意识和有意识的行为方式[1]。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质，就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其传统的体育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和有意识的行为方式的总和。
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民族体育文化形式。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特殊积淀形式，除了具有人类社会文化一般的特征之外，还具有其独特的内涵与民族文化特质，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运动特征、民族文化风格与历史文化特征。相对与现代体育来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如下的特征：
（一）民族性特征
民族性是指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特殊性与象征性，也体现出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经济生活方式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差异性[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既不同于现代体育，更不是一种世界性的通行的体育运动形式。由于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流行于个民族中，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相互熏陶，时时侵润着、影响着这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其中的民族性就反映了创造这类体育运动形式的民族的群体性格。许多民族的体育运动形式，在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千年发展传承过程中，也会不断融进其它民族传统体育的某些因素，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革、演化，但它始终保留着初创时的民族烙印和印迹。
纵观中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上所出现的体育项目，从其活动形式和活动规则上，都因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特点的影响，而形成了在技术上和动作上的不同风格。如回族的踏脚、藏族的赛牦牛、白族的霸王鞭、彝族的跳火绳、朝鲜族的跳板、傣族的孔雀拳等都是其它民族所没有的。就是同一体育项目，其运动形态与规则制度在各个民族之中也是不同的。例如：蒙古族式摔跤“搏克”，彝族式摔跤“格”，藏族式摔跤“北嘎”，回族式摔跤“绊跤”，虽然都是民族式摔跤比赛，但比赛方式或规则差异很大，风格亦迥然不同。他们的摔跤比赛都反映了本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代表着不同的民族个性与民族风格。
（二）传统性特征
传统性是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时间上传衍的连接性，是世代相传，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而来的，即历时的纵向延续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从它产生之日起，到今年的发展现状，应该说按照传统的方式不断沿袭、继承和发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过优化了的传统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无论其活动规则、形式、方式还是活动功效，都是人们长期积累、总结下来的实践经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性不仅只传承着各个体育项目的形态、方式、方法、技能、技战术、技巧，而且还传承着民族体育历史背景、起源、演进的神话传说故事，传承着民族体育活动中的民族习俗民族精神、思维方式、道德、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会经过种种变革，或扬弃或丰富，但它始终保留着本民族习俗文化的活动特征，以强大旺盛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传承、发展至今天。目前，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已经举办了九届，而且一届比一届更兴盛、隆重，参赛的项目与人数也逐渐增多，举办规模、科技含量、运动水平也不断壮大提高，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发展注入了更新、更强、更高的生命活力。
（三）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是指某民族长期在特定地域内，受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等影响，产生不同地区民族的生活习俗、行为习惯、生产方式、文化心理的地域特征，并会形成不同的多姿多彩而又具有各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就一个民族来说，每一个民族大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和活动的地域，该地域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文化心理对该民族有很大的影响，进而会在此基础上形成该民族的地域文化特征。
各民族的体育项目的形成及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民俗习惯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所处地域的影响。由于各个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所生活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如江南地区经常开展的龙舟，朝鲜族开展的秋千，藏族开展的赛牦牛，草原地区开展的赛马等，显然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保留着不同环境、不同地理条件下的生产和生活的烙印，并伴随着当地民族风情演变沿袭至今。例如：北方草原地区的赛马、射箭、摔跤，南方水乡的龙舟、划船、独竹漂等项目。北方地势平缓开阔，季节明显，湿度较干，太阳光照较强，为人们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宽阔的活动空间，并逐渐形成了崇尚武力、豪爽奔放的性格，因此，力量型的项目较为突出，如摔跤、奔跑、投掷、搏斗、举重等等；南方多丘陵山地，且山环水绕，气候温和，人们的性格也趋于平和细腻，富于思考，长于心智、技巧活动类的项目，如游泳、弈棋等。除南北方的地域差异外，还存在着山地与水乡，平原与高原等更为细致的差异。也正因为这些差异，即使是同一种运动项目，也因其产生的地域、民族不同，所包含的内涵、技艺等均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形式，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其地域性。
（四）健身性特征
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运动项目与现代体育项目一样，主要是以身体活动的方式进行的，在运动中承受一定的生理负荷，并促使人的体力和体内运动能量物质的消耗、恢复、超量恢复、周而复始的循环，促进人的体能发展和体质增强。在各民族中，人们在漫长的社会生产劳动实践中逐步产生，发展成各具特色的锻炼手段。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如侗族的抢花炮、傈僳族的射弩、回族的木球、藏族的押加、白族的霸王鞭、哈尼族的秋千、朝鲜族的跳板等，都具有显著的强身健体功效，使人们在生产、生活之余，能得到体力的锻炼和精神的调节。
（五）娱乐性特征
娱乐性，是通过满足人们的身心需要和情感愿望，以自娱自乐、消遣和游戏活动方式出现。与西方体育相比，民族运动会的运动项目更偏重娱乐性和随意性。它着重人的身心需要和情感欲望的满足，以自娱自乐、消遣、休闲和游戏的活动形式出现。娱乐是人类在基本的生存和生产活动之外所获取快乐的非功利性活动，包括生理上获得，更主要是指心里上得到愉悦[3]。娱乐最早并不是为了娱乐别人而出现的，而跟多的是为了发泄自我内心的情感，也就是说人们在欢娱心情达到高潮时才会表演起来。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表演项目就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像少数民族运动会上的龙舟、舞龙、舞狮，可以说是娱乐成分较高的项目，它能使人们在激烈的竞争气氛中感受到合作的需要，享受取得胜利的喜悦，不仅能起到健身的作用，而且还能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求。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展示了各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求促进了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文明的发展和融合，对各民族的关系交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和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全民健身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金项目：2011年度北方民族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前期培育《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的研究》项目，编号：2011QSp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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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饶远，刘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论[m].人民出版社.2009.7.
[3]钟敬文.论娱乐[J].浙江学刊.1999（5）：92-95.
传统文化的特征篇2
产业价值
从产业价值上看，我国的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具有三个特点:资源消耗少，低碳环保;投资小、产出大、见效快;劳动就业容量大、产业价值高。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原材料来源广泛、普通，多就地取材，有些还是废物利用、变废为宝。材料能源消耗少，资源利用率高，附加值大;同时，环境污染小，是无烟工业。一根针、几缕线、一块石头、一个树根，简凡的原料，创造出来的却是独具匠心的神奇。如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望江挑花，就是凭一根针、一块布、几缕线，再加一个木绷架就可以开展生产。然而，挑制出来的成品却因艺术风格独特、与日常生活结合紧密而蜚声海内外。从资源与环境的保护角度来衡量，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符合低碳产业的划分标准，在当前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针推动下，产业发展机遇好、前景广阔。传统工艺美术孕育成熟于民间，技艺以师徒制或家族传承的方式存续在广大民众之中。产品审美与实用结合紧密，涉及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受人们喜爱。产品生产具有手工为主、设备简单、就近选材、本地加工的特点，因而固定资产与原材料投资小。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衡量，单个产品成本低，商品价值高，产出大，见效快，最适合发展中小企业。如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望江挑花”所在的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从2008年至今先后有惠龙、润芳、金百灵等3家挑花生产企业工商注册成立，并在望江县鸦滩镇建设了挑花一条街，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文化产业建设。传统工艺美术的多数产品是以人工制作为技术和审美特点的，同时，多数制作工艺也要依赖手工技艺和匠心、耐力才能完成，机器生产无法替代，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劳动力较多，劳动就业容量大。诸如“望江挑花”一类的刺绣行业，从业人员多。仅望江一县就有专业挑花工人800多，业余的不计其数。目前，全国从事工艺美术行业的人群达到了500万人;而中国农村中，从事草柳编之类的庞大工艺加工群体，也约有2000万人［2］，并已在全国各地形成许多文化产业园区和批发交易市场，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2006年，我国已经形成工艺美术产业集聚区56个，产值449．90亿元，从业人员123．73万人(包括社会加工人员);产业集群23个，产值1110．79亿元，从业人员249．88万人［3］。
经济价值
传统工艺美术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出口创汇的重要行业。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工艺美术品的出口创汇，在全国出口创汇总收入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生产与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年底我国工艺美术行业共有4．97万个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013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258万人;在出货值方面，2006年全国工艺美术行业出货值为1420亿元，占全行业工业总产值的39．4%［3］。2008年，全国4767个工艺美术制造企业完成工业产值2882亿元，其中出货值1085．53亿元［4］。2010年，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总产值已达到8000亿［2］。由此可见，工艺美术行业产值增长迅速，经济价值日益增大。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一直深受各国人民青睐，在国际礼品市场占据很高的份额。国际礼品市场需求巨大，仅美国每年有740亿美元，德国160亿美元，日本15万亿日元，西班牙2．8亿欧元［5］。可见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市场前景广阔，产业的经济价值诱人。2011年前三季度，沈阳工艺品出口累计2788批次，出口创汇46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亿元，出口目的地有美国、德国、荷兰等欧美发达国家。沈阳工艺品出口自去年突破1亿元大关以来，再创新高［6］。需求巨大的国际市场，为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实现更高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审美意韵、造型样式和工艺技巧等文化、艺术和技术资源，许多产品制造领域都可以吸取运用，涉及众多行业、几百万家中小型企业、成千上万种产品。如生活日用品的外观造型设计，环境艺术与室内陈设、软装饰设计，卫浴陶瓷洁具等产品。将传统工艺美术资源科学地加以提炼，并与现代设计理念以及相关行业现有的技术和工艺深度融合，设计创新出众多满足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的产品，必将会强有力地促进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将极大地提高我国工艺美术产业的经济价值。
创意特征
传统文化的特征篇3
【关键词】群体精神;个人修养;中庸之道
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谈到“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
相较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这些传承了千百年的道德规范，已经沁入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成为日常生活中规范或者是约束我们思维以及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因此，今天我们在谈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的时候，传统的道德文化则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一道门槛，认识和总结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特征则是相当必要的。
一、重视群体精神，强调个体对集体服从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念，这种观念在个人与群体之间，更加倾向于群体，更加关注群体的利益，而对个体的利益有所忽视。更多的强调个体对家庭、对家族、对国家的责任，强调利益的服从，强调对集体利益的关注。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个人要服从家庭，家庭要服从宗族，宗族要服从国家，小的要服从大的，私的要服从公的。在一个家庭中，父亲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也是这个家庭的权威，既是儿子的纲，也是妻子的纲。妻儿要顺从家长的意志，在一个宗族中，代表一个家庭利益的家长则要顺从代表宗族利益的宗族族长的意志，在一个国家中同样的，要顺从君主。君主是最高利益的体现者，代表者，臣民最大的美德就是服从，顺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为了实现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在维护血缘关系以及在这种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族权制度和政权制度，不可避免的强调个体对整体的服从。孔子的思想的核心是“仁”，并提出人“仁”的根本是“忠孝”。由此从亲情之间的“孝悌”继而推广到社会实践中的“忠君”倡导和提倡“忠孝”对私以为“孝”，对公以为“忠”。以“忠孝”为主导，积极履行个人对集体的各种道德义务。
二、重视个人修养，强调自身的德行素养
中国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人性善与人性恶之争，但是不管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塑造一个君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传统道德中才有了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向内用力的特征。
孟子是“人性善”的创始人，他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四种善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将这四种善心称为“四端”。并且认为这“四端”是形成“仁义礼智”四德的根源。因此他指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这就从个人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孟子认为，塑造理想的人格、培育高尚的品质，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自身所拥有的善端，并且要不断的培育和完善，使其能够完全的、充分的成长和发展起来。因此，在进行具体的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孟子特别强调“反求诸己”，即多从自己身上查找原因，多反省自己，从而不断地加强个人自身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性。
荀子则恰恰与孟子相反，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人的本性都是恶的，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改造人本身所固有的“恶”性，通过一系列的外在行为，来削减或者叫隐藏自身的“恶”，并且把这称之为“化性起伪”。人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受所处的客观外在环境的影响，塑造理想人格，培养高尚品质的过程，也就是“化性起伪”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积累过程，一方面是不断的积善，即进行持续不断的道德践行;另一方面则是外部的社会环境，生活习俗，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影响的积累。道德践行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不断的完善，不断提升的过程;后一个方面的积累的过程，既是客观世界对主体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主体对社会道德规范，从了解、认识、知道到认可、接纳、内化的逐步提高、逐步完善的过程，是道德理性不断增强的过程。由此而言，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孟子的“性善论”虽然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并且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对立面，但是却都一致的肯定了人的主体价值，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
这种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向内用力的特质，一方面是对个人价值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的肯定。这不但给予了人们追求完美人格和高尚品德的动力，而且也坚定了人们实现这一理想的信心。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在个人修养的道路上特别的重视“克己复礼”，特别的强调“慎独”的作用。不断的进行自我反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成为自身的思想品质、道德素养。从而达到律人、律己的境界。
三、重视生活现况，强调与社会的结合性
中国传统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多数都是身兼数职，既是思想家，也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在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社会的改良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国家活动之中。其理论研究多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由小及大，从个人到集体，为当时的社会服务。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旧有的社会制度被打破，但是新的社会制度却未建立。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汉初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还是以后的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从社会生活的现况出发，关注并解决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
导致中国的传统道德与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劳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家庭关系是否和谐稳定也就决定了农业生产是否稳定，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否则又影响了社会是否稳定。因此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家庭是基础，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传统道德，必然以维护宗法血缘关系为己任。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传统道德在教化人，强调个人修为的时候也与社会理想以及个人的追求构建结合在一起。同时，传统观念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四、重视中庸之道，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中庸之道是孔子所宣扬的。在传统的道德文化中，也都处处体现了中庸的意味。传统道德在价值取向上，笔者认为用“重义轻利”来形容不无恰当之处。义是君子所追求的一种道德准则。重义轻利是孔子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君子所应当具备的崇高品格。虽然，从春秋时期就存在着义利之争，但总的来说，还是强调义重于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最主要的价值标准。纵观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其思路和脉络还是清楚的，重义轻利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孔子曾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所谓“义以为上”就是要把动机作为行为出发的根本，不计较利益的得失，在利益的面前，尤其是个人利益跟前，要考虑在道义上是否过得去。“义”是基于理性，对个体提出的道德规范，“利”则是基于现实，是对个体的实际利益的反映。对客观实际利益的需求。君子要注重义、注重人格、因为义也好，人格也好都是高于实际利益的人文价值。
中国传统道德在价值取向上的重义轻利的特点，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的明显的影响。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生产力水平低下，难以确保稳定的供给。于是在有限的物资可分配的情况下，推崇这种限制利益追求的道义，让人们放弃对物质的追求，安于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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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特征篇4
一世居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民族特征
1体育文化的地域特征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大多居住于边远的高山或丛林地区，以狩猎或农事生产方式生存，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发展，转变为从事小农经济为主的产业，故农耕文化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奠基石之一。由于黑龙江省各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不同，形成了地域分割后具有各自民族特点的传统文化历史背景，世代少数民族为了生存和繁育后代而迁址至集中居住，在区域相连、环境相同的条件下相互吸收与同化使群居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呈现出特有历史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出带有明显地域共性。如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和鄂温克族等民族都能骑马善射，他们以“骑射”列为民族之根、生存之本，将狩猎为生存的技能传承下来。
虽然居住在不同地域少数民族在传统文化特征的内容和形式有一些相像表现，但从本质来说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有着鲜明特点，传统体育项目的文化内涵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居住在不同的少数民族才能够发展风格各异的多元化体育文化，彰显出不同的地域体育文化特征。在各民族劳动生活中提炼出浓缩而独特的体育项目中可以看出：如满族的骑射、蒙古族的摔跤、达斡尔族的曲棍球等体育项目均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少数民族所需的技能技巧，这些体育项目在各民族间和现代体育竞赛中广为流传，说明地域地理环境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发展的基础。
2体育文化的民俗、民间特征
调查结果发现：黑龙江省世居少数民俗、民间体育文化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其文化的产生形成了原生态的自然特性。这些居住偏远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大多具有上百年历史，其传统体育无论是从外在的技术到内在的文化，或多或少都掺杂点现代体育文化的因素，使民族体育文化的原始性和现代性得到了展现。曲棍球是达斡尔族最喜爱的民间体育活动，它历史悠久，一直流传在达斡尔族人民中间。达斡尔族人从小孩就开始玩比较轻有弹性牛毛沾上水团的软球，到了成人玩的是硬球，用杏树根块削成的，坚硬，耐打。场地跟足球场差不多大小，两端分别竖起两根棍子作门柱，比赛双方各11人，1人守门，2人后卫，其余的人进攻，用带拐子的木棒运球、传球和击球，将球打入大门为得分，按得分多少决定胜负。现在曲棍球作为奥运会比赛的项目，人们从游戏的玩耍到正规竞赛可以看出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鲜明的健身性、娱乐性及竞技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体现了健身、娱乐、教育、政治等多种功能及民族情感和价值取向。
少数民族民俗、民间体育的起源都在边远山区的田间地头或山涧林地，人们利用劳动之余使用生产生活工具自娱自乐、因陋就简的进行体育活动。这些简便而适用的体育文化健身项目非常适合民间体育开展和普及，如摔跤是很多少数民族喜爱的体育项目，蒙古族、朝鲜族、满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和鄂伦春族都有摔跤活动。在地头休息或夏日游玩时，没有规范的活动场地，也没有专业人员指导，摔跤的动作技法也不是很规范，但是都能展示本民族的特色。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共性特征不是哪一个民族所独有，而是民俗、民间体育文化相同所共有的特征。
二世居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娱乐特征
黑龙江省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娱乐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多种多样，具有节日集体娱乐和竞技比赛色彩，但从整体上看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娱乐性大于竞技性。在黑龙江省众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节日之中，依靠民间赛会和节令活动得以开展，依附民俗习惯得以沿袭。
1节日娱乐特征
少数民族集体娱乐特征是以体育比赛和文艺表演形式展示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娱乐、娱神和自娱。在少数民族众多节日里，集体娱乐活动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色彩，活动内容与生产、生活密切相连。虽然各民族的节日民俗从纪念意义和活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把民族传统体育作为节日民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欢庆丰收、欢度佳节将娱乐寓于体育之中，增强欢快的氛围，推动了民俗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之间的相互融合与互动发展。
在黑龙江省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集体参加的活动占绝大多数，往往是一个乡镇或者乡镇共同参与抗性的项目。另外，在祭祀、庆典中也以巫师为导师传授某些技能，传授礼仪习俗及部落历史知识，而下一代也会自觉地或在督促下进行模仿学习。这种教育是部落下一代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唯一途径，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2家庭娱乐特征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是一种血缘关系的亲情教育，是一种非正规教育的终身教育。家庭是人出生的地方，也是居住成长的地方，对人一生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人从出世首先迈进的是家庭，第一个老师是父母，所以，家庭在人一生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少数民族家庭也非常讲究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少数民族家庭体育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只要有利于孩子成才的体育活动都可采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本身来源于生活，具有简便易行、娱乐性强的特点，还有浓厚的生活情趣。家长在劳动之余或闲暇时同孩子们做体育游戏，这样既增进了亲情，又发展了孩子的运动能力。传统节日中体育活动都涉及家庭生活劳动的内容，家长可以根据自己擅长和孩子的兴趣引导孩子进行本民族的体育游戏活动，配合社会和学校完成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三世居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现代特征
1体育文化的时代特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时代的产物，经过了漫长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过程，形成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色彩。但是，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广播电视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各民族人们观念的转变，使传统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受到一定冲击，传统体育的技术层面和文化内涵都发生着悄然变化。如骑马是满、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最擅长的传统体育。但是，现代的马上技巧运动是马术运动中的一项技术和技巧性比较强的运动项目。它不但要求运动员有良好的乘马技术，而且要在时速50至60公里高速奔驰的马背上能够准确优美地完成各种动作。因此，要求运动员不仅要有熟练的骑术和一定的体操基础，还要很好地调教好所骑乘的马匹，做到人马协调配合。马上技巧运动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不断得到发展。
现代与传统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总体趋势所致，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必然产生新的文化结构。因此，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整合过程中，逐渐促使外来文化适应本土文化发展的要求，以自身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为基础，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学习，吸收现代优秀的民族文化，促进了自身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形成标志着现代与传统民族特色体育文化相融合的现代文化模式。
2体育文化的竞技特征
在社会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依附民俗习惯得以沿袭，逐渐由娱乐化朝着竞技化和表演化的方向发展。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增强各族人民体质，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黑龙江省从1982年开始每四年举办一届全省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10年7月黑龙江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佳木斯市成功举办，本届赛会设竞赛项目9大类共33个小项，表演项目20个。全省13个市（地）、省农垦总局、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等15个代表团，共750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了本届运动会。创造了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及参赛队伍和人数最多的一次赛会，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基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会，往往是一个乡镇或者乡镇共同参与抗性的项目。这些活动大都安排在业余时间进行，以增强欢快的氛围。同时，还有许多的体育和文艺表演，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娱乐。如民族式摔跤、马上项目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传统体育项目都是近年来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现代民族体育项目。这些项目既有现代体育的内容，同时也具有深厚的传统体育内涵。
总之，黑龙江省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经过历史传承和发展，已经内化于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中，这些特殊内容是由不同的地域环境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其表现出民族历史文化群体共有与现代体育文化共存的综合特征，蕴含着民族文化特征的不同精神形态。在体育文化的物质层面、行为制度和精神层面上都能反映出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因此，整理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梳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加强民俗体育发展的理论创新研究，对增强民众体质，美化社会风尚，传承、沿袭具有深厚传统的文化将产生较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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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特征篇5
[关键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分类特征
一、引言
西南地区包括青藏高原东南部，四川盆地、秦巴山地及云贵高原大部。对应的行政区划上大致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自治区的大部以及陕西省南部（陕南地区）。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现有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种类29个，民族人口四千三百多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52%。具有族群含量大，人口密度高等特点。当地独有而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并促进了该区域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特别是民族文化自觉程度的提高，我国各级政府逐渐加大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力度。
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以该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属性、功能及使用器械等为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并归纳其特征，以期为今后深入挖掘与合理开发利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丰厚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促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启迪和借鉴。
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分类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各种实践与改革，民族传统体育逐渐与西方的体育模式相似的体育文化，这类体育文化自身除了竞技性外，大多融体育与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并充分体现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主要项目包括：舞龙舞狮以及抢花炮、蹴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摔跤等。板鞋竞速是壮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在壮族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关于板鞋的传说还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据说，明朝嘉靖年间，广西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曾经以板鞋作为“秘密武器”，训练士兵之间的团结性以及协作能力，士兵的素质大大提高，斗志高涨，所向披靡，从而在战场上大败倭寇，为壮乡人民立了大功。后来，壮族人民模仿瓦氏夫人练兵方法，开展三人板鞋竞技活动自娱自乐，流传至今。2005年，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将“板鞋竞速”项目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此外，抢花炮也是一项竞技十分强烈的体育运动，在侗族、壮族、仫佬族、土家族等民族中盛行。据考证，此项运动至少有500年的历史，被称为“勇敢者”的运动。[1]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通常都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项目竞技性强，场面十分激烈，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二）益智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本身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健心、娱乐、益智等功能较为突出的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大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浓郁。益智类体育文化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体育文化项目有九子棋、三子棋、三虎棋、梅花棋子等。娱乐类体育文化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蒙古族的“那达慕”节日大会、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此类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在推动人们精神文明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民间具有广大的民众基础。
（三）健身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以中国传统体育修身养性、保健强身作用为目的的传统体育文化。其竞技性弱、养生健体性强，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体育文化项目主要包括：瑶族的跳八音、苗族的爬竿、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等。京族的跳竹竿是一种古老独特的活动，也是一项令人陶醉的文艺体育运动。它不但姿态优美，富于节奏，而且气氛非常欢快热烈，吸引众人。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等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在人民群众中具有为数众多的推崇者与潜在受众。
（四）游憩类传统体育文化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游憩活动十分丰富，如果从参加者的年龄和性别来分：有少年儿童开展的游憩活动，有青年参加的游憩活动，有全体社区群众参加的游憩活动，有男性参与的游憩活动，有专供女性参加的游憩活动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游憩活动无论哪一种类都以娱乐、健身为根本目的，竞技性不十分明显。其往往与民族的社交、礼仪等活动密切相关。如：壮族青年男女的抛绣球就是一种社交活动，瑶族“丢花包”也是青年人的一种交往活动。抛绣球是壮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人们在茶余饭后互相抛接以娱乐身心，起到沟通感情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壮族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游憩类的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中往往伴有对歌、说唱，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活动。
（五）其它传统体育文化类
其它类型的传统体育，如藏族的放风筝，闯马城、骑马、壮族的狩猎、土家族的“赶仗”、门巴族的狩猎等。壮族的狩猎是壮族原始的生存方式。土家族的“赶仗”，门巴族的狩猎也是民族古老的狩猎活动。“赶仗”是土家族的狩猎活动，土家族人善于狩猎，每年冬春的“赶仗”已成为历史的传统习惯。土家族人的“赶仗”，主要不是为了猎食野兽肉，而是为了驱逐害兽保护庄稼和纪念猎王的一种娱乐活动。这些集体进行的狩猎活动都有体育活动的诸多要素，从古代军事体育的训练，最后发展为跑、跳、投、射弩、射箭等现代体育项目，其影响是深远的。
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各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孕育而生，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自身的特色。如果我们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进行全面分析，就会发现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健身性、娱乐性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繁多，运动形式却各不相同，但总体都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他们普遍具有健身性、娱乐性的特点。
这些体育文化活动大都安排在业余时间进行，欢庆丰收、欢度佳节、闲暇消遣，将体育寓于娱乐之中，充分体现欢快的氛围，在愉悦身心的运动中促进人的体能发展和体质的增强，起到强生健体、锻炼意志的作用。如壮、黎、侗、苗、瑶、彝、布依等少数民族都喜爱打铜鼓，铜鼓舞是以鼓手有节奏地击鼓，由鼓点的节奏变化而引起舞蹈者的动作和队形变化的一种舞蹈。其特点动作按其形式有六七种。每种动作各有不同的舞步和节拍，风格不尽相同。铜鼓舞中的集体舞以一种固定的男女青年围成圆圈队形。其队形还有半圆形、一字形、纵形、交叉对跳、四方形等。舞步矫健有力，舞姿粗犷灵活，动作幅度大，情绪饱满。跳至高潮时鼓手还常常伴以欢快的呐喊和激动的呼叫，波澜起伏的情绪和动人的场面，充分体现了壮族人民豪放、朴实的性格，抒发了他们纯洁快乐的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欢快气氛。在壮族群众中间流行的抢花炮运动，比赛场面十分精彩，富于表演性，具有浓郁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其技术由各种各样的跑、跳、强截、传递、掩护等技术运动集合而成，它要求队员在训练和比赛中跑得快、跳得高、力量强、强截积极、突破能力强、掩护配合恰如其分等，从而能促进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等身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地域性、独特性
西南地区多为高山谷地。少数民族多居高山、谷地，生产水平不高、交通不便，信息较为闭塞，文化较为落后，同时受当地的宗教习俗的影响，产生的民族体育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在这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和发展着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如贵州苗族多靠水而居，舟船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在劳动生产中逐渐形成赛龙舟的体育活动，形成独特的“龙舟文化”。龙舟竞渡之俗，广泛流行于我国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千百年来，赛龙舟已成为民间一项规模宏大的民俗游艺活动。虽然古时赛龙舟不一定在端午时举行，但如今却大都在每年的端午节前后进行，每逢举行赛龙舟活动时，就像一次盛大的节日来临。开赛号令一响，龙舟犹如离弦之箭、出山之虎，奋勇争先，一往无前。
（三）民族性、传统性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产生以来，始终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信仰相联系，世代相传，具有明显的传统性与民族性。
众多传统体育项目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经过锤炼、升华、继承和发展，形成内容、形式、时间、地点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项目。如著名的武术之乡凯里，苗族同胞男女老幼，每逢农闲时聚集在一起，翻杆子、练石锁、使枪绲、舞刀剑。在春节前后，村寨之间相互比赛，以武会友，联络感情。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体育项目，每个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体育文化受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各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千姿百态，风格各异，其民族特点十分鲜明。在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上呈现着显著的民族风格。
（四）差异性、兼容性
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自身的体育文化内容与方式，这些色彩斑斓、具有浓郁区域特色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使民族体育文化有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民族体育文化具备了在民族间进行交流的可行性。[2]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项目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兼容娱乐、竞技、音乐、舞蹈为一体，各民族间的民族体育文化的交流往来形成了独具特色兼容并蓄的体育文化。如：苗族的踩鼓舞，苗族民间自娱性的《踩鼓舞》，是年节、喜庆集会，尤其是农历三月“姊妹节”时，必不可少的女子“鼓舞”。舞蹈时，先由一名少女边歌边走入场内，然后继续歌唱并击鼓伴之。歌词内容基本为召唤，如姊妹们不要错过时机，快来作舞等。随后，众多盛装的苗族姐妹便聚拢在鼓架周围，面对皮鼓踏节而舞。布依族的舞龙、土家族的摆手舞，虽然名称各异却都是在音乐舞蹈中完成体育竞技动作，它们既强身健体又愉悦身心，达到健身、娱乐、竞技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汪凌.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功能与发展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10):51.
[2]黄咏.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性[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7(5):190―193．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桂滇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研究》（编号：10XtY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传统文化的特征篇6
“儒家”学说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在人的价值观设定上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处理各种利害关系时强调“舍生取义”；在处世态度上要求“见贤思齐”等等。
总之，“儒家”注重人自身的思想升华，有严格的道德操守要求，不以现实利益得失为人生考量，他所提倡的往往着重于“公”与“正”。但人总是或多或少有“私”性的，所以“克己”往往是成就“儒家”理念的关键。
客观地说儒家思想能在中国扎根确实因为有很多可取之处。他成就了中国的“国风”，促生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升腾了中华民族的奋发图强精神。但任何事物都有不足：由于很多人不能“克己”也就造成了他们在行为、思想上与“儒家”的要求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而“儒家”思想往往不能接受这种偏差甚至是直接批判，表现出鲜明的是非立场。这点在我们众多文化范畴中得到体现，很多作品甚至是一些史书（特别是近代史）对人物的臧否直接用大是大非来分类。在社会上和我们身边也经常出现一些意识形态的对立，相互之间缺少沟通与包容，“道不同，不相谋”，成为很多人的原则。
“法家”在认同“儒家”价值观的同时则强化了对人私性的认识，不认可“儒家”用“修养来改造人”的理念，他的核心是“以制度制约人”，认为必须用强制手段规范人的行为。从古至今无数政治家都信奉这种理念，他通过行政手段与“儒家”的意识建设相结合并互为补充成为中国历史主要的国家管理手段。
但“法家”的偏颇是比儒家更忽视人个性的差异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主观强调“清一色”。更有一些激进者发展为“兵家”理念，往往把世界看成对立的，并从理念对立认识发展为利益对立认识，对待他人往往从意识形态角度划分为“非敌即友”，且以立场为确定对错的最高标准。往往表现为：即使是同一件事因为主体不同，只要是己方阵营总能找出理由说明主体人是正确的或是不得已的；只要是对方阵营总能证明是错误的或是有玄机的。
“儒为主、法为辅”，两家相辅相成，成为中国思想领域“大一统”的主体。但显然都不是人（社会）处理自我矛盾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矛盾的好方法。所以“佛、道”两家便成为中国社会非主流确具有健康补充意义的意识形态，宗教的作用在此得以显现。
佛教能在中国扎根兴盛，是因为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能解决人自我意识中矛盾斗争问题。因为很多人在接受儒家思想的同时又苦恼于自己这样或那样的做不到，如此便长时期面对自己内心的考问，需要精神的解脱，于是他们接受了佛家的出世思想。佛家讲究用“一”字来修炼自身修养，讲究“向有中求无，不可向无中求有，人人皆佛，善恶一念间”等等。使得人可以更好地接纳自己与原谅他人，从而调整好自己也是社会的心态。
佛家可以解决自身的问题却不能解决处世的问题，而中国传统的“道家”讲的“二”字，注重与外界的辨证关系，强调对立与统一，太极图就是典型代表。
有一个典型的道家小故事：一木匠师傅与众徒弟出游，徒弟们发现一罕见大树但师傅却不屑一顾。徒弟们惊问原因，师傅说：此树虽大但无论做什么材料都不合格，所以根本“无用”。夜间师傅梦见大树找他，并气愤地说：如果我适合做哪怕一种材料，我造就被你们砍了，你们眼中的“无用”恰恰是我眼中的“有用”。在这里“有用”与“无用”随着主体、环境的变化而互为转换，可以说道家思想适合用来处理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但由于其本身又讲究“人不胜天”等众多消极的理念而被人所忽视也不被社会所提倡。
传统文化的特征篇7
关键词大理白族民俗节日传统体育文化特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色彩。白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主要存在其民俗传统节日中；且内容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白族的社会历史、民俗文化和。
云南大理白族的发展是中国白族文化发展的缩影，根据2000年中国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全国有白族1858063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105644人)，其中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就占总人口的60%以上，是其主要聚居地区[1]。对云南大理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能揭示传统体育活动与民俗节日的关系和文化内涵，有利于对白族民俗节日进行保护和开发。
一、大理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活动开展情况调查
（一）“绕三灵”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大理、洱源、宾川、巍山的白族，男女老少，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来到苍山洱海之间，参加狂欢节日“绕三灵”。白族“绕三灵”又称“绕山林”、“绕桑林”、“祈雨会”，意思是游逛山林或园林，“三灵”指的是“佛都”崇圣寺、“神都”圣源寺、“仙都”金奎寺，相传“绕三灵”起源于南诏国[2]。
在“绕三灵”过程中始终贯穿“霸王鞭舞”这项最具白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活动中女性使用霸王鞭，男性则用八角鼓，男女人数均为偶数。活动行进过程中，队形可随意变化，人们有时单个表演，有时男女对舞或集体表演，还有的人则边唱边舞。活动时舞姿既柔和轻盈又刚劲有力，带有鲜明的节奏感，能表达欢快的情感。表演中夹有屈膝和双方仰俯屈伸、辗转反侧，按各种规律在肩、胸、腿、脚上进行敲击，节奏鲜明而欢快，节拍由慢到快，形成高潮，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绕三灵”形成热烈、欢快的气氛。
（二）“三月街”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三月街”也称“观音街”，是白族的盛大节日；是白族传统民间物资交流和文化娱乐活动的盛会。赛马是“三月街”期间最吸引人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赛马会”为期4天，比赛形式分为速度赛马、走马和马术表演，近年来，大理政府以“大理三月街赛马会”为品牌，邀请国内外马术高手参加，力求将“三月街”赛马办成闻名国内外的民族体育项目，使其成为大理旅游业的一个新亮点。2009年“三月街”民族节的赛马会上，不但开展了白族原有的赛马项目，还增设了民族组速度赛马比赛。由此，三月街赛马活动项目与“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的项目相同。
（三）“耍海会”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耍海会”又叫“捞尸会”，每年农历八月初八，大理洱海沿岸白族人民要在洱海东岸的洱海神祠（龙王庙）祭拜斩蟒英雄段赤诚。在“耍海会”中除举行“耍海”、“对歌”活动外，还要举办规模盛大的龙舟比赛。龙舟赛一般以村为单位，在赛前参赛的各村都要在舷上画有黄龙、黑龙或青龙图来装饰龙船，龙船挂着用彩绸扎成的绣球花，船的四周插着各色彩旗，吊着响铃，十分漂亮。白族的龙舟赛在当地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耍海会”这一天白族人民为了祭祀“本主”，都会自发的来到洱海边，进行烧香、“耍海”和观看龙舟比赛。使得整个赛龙船场面，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四）“火把节”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火把节”是白族古老的宗教祭祀活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节日当天，白族人民聚集在一起祭祖，通过竖火把、点火把、拜火把、打歌、耍火把等活动祈求早日生育、祛病消灾，预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同时，“耍火把”是白族火把节中一种特殊的娱乐祭祀活动。人们会手持“小火把”在田间、旷野、自家院子里奔跑玩耍，一般由“照穗”、绕火把、跳火把等活动组成，一直以来“耍火把”在白族火把节中都有广泛的开展。
（五）“谢水节”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白族人民都要举行“谢水节”。“谢水节”又叫“送龙船”，节日这天白族人民要举行传统的祭龙王、送龙船、舞龙等活动。舞龙是“谢水节”中最重要的传统体育活动，白族舞龙又叫“耍龙”，顾名思义就是娱乐玩耍的意思，它是白族一种传统的祭祀仪式，现在在春节和各种喜庆节日中也会举行舞龙，而以“谢水节”求雨仪式中的舞龙最为隆重，规模也最大。
二、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一）宗教性
民族体育文化以一种依附的、不独立的状态存在于宗教活动、生产劳动等社会活动之中，民族体育文化的价值也不能够明显地呈现出来，而是依赖其他文化形态表现出来，如祭祀、娱神中的舞蹈和竞赛活动，没有宗教文化显然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的载体和基础[4]。白族民俗节日中的传统体育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从这些传统体育的起源和开展情况来看，它们大都起源于宗教祭祀仪式，并体现出严肃的宗教特性。
首先，体现“本主崇拜”。本主是白族“本境福主”的简称，白族认为本主是村社的保护神。人们认为“本主”保佑风调雨顺，以白族人民通过在“绕三灵”中开展“霸王鞭舞”，来“娱神”祭祀，祈求“本主”赐予全村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表达白族人民对“本主”极高的崇拜之情。
其次，体现了“图腾崇拜”。大理白族地区主要以龙为对象的图腾崇拜，《九隆神话》是云南最古老的关于龙的神话之一，也是现知云南古老神话最早见于文献记录者之一。白族人很早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以龙作为自己的图腾崇拜。
最后，体现了“自然崇拜”。白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在远古时期，生产力极为低下，先民与自然界的抗争能力有限，各种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等给白族先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人们无力控制和应对这些自然现象，于是就归咎于自然神秘力量，就产生了崇拜自然的观念。在白族的火把节看到，白族人通过在“大火把”中举行“打歌”活动来祈求生育；在“小火把”中通过“耍火把”活动来祈求祛病消灾、人畜平安；通过用火把“照穗”来驱赶虫害，以祈求来年的粮食丰收，这些现象表明白族人强烈的对火的崇拜。大理白族民居的特点是“家家门前有流水”，可以看出白族人民对水的喜爱之情。从白族“谢水节”中舞龙运动的开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白族人民对水有极高的崇拜之情，白族龙文化是白族水文化的另一种展现。
（二）具有独特的民俗性
白族民俗节日所进行的传统体育活动是不同的，传统体育活动在对应的民俗节日中举行。如赛马活动在“三月街”；赛龙舟在“耍海会”中举行。白族的“打歌”、“耍火把”在“火把节”中举行。由此可见这些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带有明显的民俗性和独特的民俗指向性。
（三）娱乐性
史料记载，民族娱乐先于民族体育，从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看白族传统体育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原始的祭祀活动中这种娱乐性体现在“娱神”上，就是通过传统体育活动使白族人民所崇拜的“本主”开心，就因这目的形成了白族传统体育特有的娱乐性。从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看：“绕三灵”中的“霸王鞭舞”、“火把节”中的“打歌”，“谢水节”中的“舞龙”等这些传统体育活动都带有明显的娱乐性，参加者、观众都被活动浓浓的娱乐气氛所感染。人们用自己身体的语言表达出内心激情而达娱乐消遣之目的。由此白族民俗节日与传统体育活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交融、相互促进，逐渐形成今天看到的这技巧性和艺术性相互交织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三、结语
传统节日是白族民俗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白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节日有的源自古代的民俗习惯，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有的来自宗教，充满神秘色彩；有的源于重大历史事件，有纪念价值；有的出自对英雄的崇敬和缅怀，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可表达民族感情，有民俗节日这块沃土将会传承下去，同时继承其文化内涵、精神信仰和寄托。因此国家应科学的保护和开发民俗节日，促进民俗节日健康发展。
传统文化的特征篇8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宏观居民消费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消费”特征。消费者的“从众消费”和“保守消费”是产生“阶段性消费”现象的微观基础；而“谦和、低调、面子、攀比、群体规范、风险厌恶、风险敏感、节俭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则又是“从众消费”和“保守消费”形成的根源。
一、宏观居民消费波动的“阶段性消费”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居民消费呈现出的特点是“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所经历的几个消费阶段，可以看出“1980年左右、1988年左右、1994年左右、2004年左右”，这些时期是国内居民消费的高峰期，而在这些时期之间，则表现出显著的居民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倾向，从而整个的宏观居民消费曲线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消费”集中释放的现象(见图1)。
余永定和李军(2000)把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描述为转轨经济下“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叶海云(2000)则根据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提出了中国居民的“短视消费模型”。沈悦(2001)则进一步测算出我国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规模存在周期波动现象，其平均的波长为8．10年。但是，这些研究对于“阶段性消费”现象，给出的解释都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大多是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进行讨论，缺乏把居民作为活生生的“社会人”来展开的微观行为分析。本文下面所进行的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视角，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呈现出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特征给出具体分析。
二、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
根据余永定和李军(2000)描绘出的中国居民“阶段性消费”模式图，可以把国内居民“阶段性消费”特征概括为两点：(1)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2)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第一点，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
“从众消费”行为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指“消费者接受到他人的产品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的信息后，改变了自己对产品的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努力使得自己与其他人保持一致”。这一消费行为在中国消费者身上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大范围且显著化”，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谦逊、内敛、谦让、低调”。儒家认为“谦逊、内敛”是为人的内在品质，做人的一条基本要求；“谦让、低调”则是外化的待人做事的基本态度；谦是道德之心的把持者，是任何德行的入德之门。而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操作上也体现出鲜明的“内敛”取向，倡导“以谦逊的态度，自守其德，修养自身”。在这样的文化长期熏陶下，中国人的性格普遍有一种潜在的“内敛性”，不喜欢个性的自我张扬，以及行为的超前尝试。
但是，同时中国人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是“面子”。“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面、命、恩)中最有力量的一个，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Yau(1988)提出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关系导向方面主要由4个价值构成，而“面子”则是其中首要的一个构成内容。Qian，Razzaque和Keng(2007)认为，中国文化规范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国文化中突出方面主要包括了：家庭导向、关系、缘分、面子、人情和互惠。根据Li(1999)的研究，中国文化重要的价值主要包括“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长生命与同化”；多做“得面子”的事情，避免“丢面子”事情的发生，维持自己的“面子”成为中国人行为的一个价值取向。这种“面子文化”，导致中国人不喜欢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和周围群体。
这样，一方面注重恪守为人“谦逊、内敛”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自己“面子”的维护，在这两方面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选择了“中庸”的行为方式，即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既不发生行为的超前尝试，也不让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根据Hofstede(1993)的研究，“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群体意识较强，重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愿意服从群体的利益和群体规范”。李东进等(2009)也把中国文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特点总结为：注重面子和群体导向，中国人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和产生归属感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服从群体规范¨儿；并且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不同道德规范是“群体导向”产生的根源。
于是，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具体表现在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上那就是：个体消费行为的随大流、从众化，很少发生超前消费尝试，也不愿落后于大众消费潮流，形成了鲜明的“从众消费”特征。根据pool(1998)提出的人们服从群体规范，进行从众消费，有三种动机：准确动机、自身相关动机和他人相关动机。准确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合适的、成功的行为提示；自身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采取从众的行为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人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他人和他人可能带来的结果(包括奖励和惩罚)。所以，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最容易发生在购买那些“产品或品牌的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产品身上；当购买的产品是体现一定身份或地位的商品而不是必需品，或者当产品是在公共场合消费而不是在私下消费的时候，参照群体对购买者的影响更大，从众消费行为更为显著。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高峰期，可以看出每一个消费高峰期的出现正是伴随着在发生整个社会流行的一些消费。诸如：1980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机械手表)”的添置；1988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向“新三件(黑白电视机、单门冰箱、双缸洗衣机)”的转变；199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高档耐用品(彩电、双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空调、摩托车、电话、录像机、组合音响等)的添置；200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整个社会由温饱迈向小康，出现了购房热、购车热、旅游热、电脑热。从罗列的这些购买商品上，可以看出大多数商品正是“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商品，引发了整个社会鲜明的“从众消费”热潮，从而出现了这些典型的宏观消费高峰期。
三、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
对于“阶段性消费”特征的第二点：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所谓“保守消费”是指“居民的当期消费支出常态性的低于其当期的收入水平，在消费支出安排上持有一种保守、谨慎的心态”。这一消费行为也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现象，且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是高语境文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低语境文化，两种不同语境的文化下，在思维方式、社会取向、风险感知和风险承担、责任、冲突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权力差距、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女性化、规避不确定性、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等这5个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有着很严重的“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小农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不喜欢追求冒险或者刺激，在观念中重视整体、集体主义，并不注重个性化需要的追求。中国人容易产生对自己现在生活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对后代生活的不安全感，从而寻求保障、建立保障的心理特别强烈；而当前国内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性缺失加剧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风险感知压力，促使人们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
另一方面，以儒、道、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道德学说特别强调“节俭”，认为这是人类美德善政的具体表现”。孔子在《论语》中提倡“节用而爱人”明确地把节用爱人作为治国的重要内容；墨家则把“节俭”与“兼爱、非攻”一起视为其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更有无数的格言：如“俭，德之共也”(《左传》)、“俭开福源”(《魏书》)、“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资治通鉴》)等，强调居家节俭，把节俭视为持家的主要标准和生活美德。
这样，一方面由于“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人们注重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另一方面“节俭”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美德，在这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形成了“过度自我控制”的认知偏差，具体表现在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上，就是个体消费行为的保守、谨小慎微，消费抱有负罪感／不安全感，形成了鲜明的“保守消费”特征。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阶段周期，每一个阶段周期内都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低消费倾向”现象。
传统文化的特征篇9
随着全球化的冲击，我国地域建筑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导致我国许多城市出现了“国际式”现象，失去了地域特色。建筑形态是建筑的本质构成要素，是社会背景的本质反映。在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建筑方向指引下。文章从建筑文化传承的原则、重要体现、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概括建筑创作中地域文化传承的作用和方法，在建筑设计创作中以其开放性、包容性体现现代感。
关键词：
地域文化；建筑设计；传承
建筑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象征，除了在视觉上给予人们悦目美观的形象，其背后存在的意义与地域文化继承和发展之间有很大的联系。作为建筑师，应该创作出蕴含自己国家文化精髓、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建筑，弘扬地域建筑文化，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的。
1建筑文化传承的原则
传承文化就是要取传统文化之精华，去传统文化之糟粕。优秀的建筑文化会反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理念和精神面貌，这种理念和精神面貌反过来也会促进建筑文化的发展，作为最本质的东西，是建筑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表现和特征。建筑文化传承应该注意三个原则。（1）结合性原则。建筑设计创作与城市规划有机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地域文化特性，相应地结合当地文化、历史内涵、审美观念、人文环境等。结合并不是单一的照搬照抄，而是注意与时俱进，延续传统地域建筑文化，背向现代化的传统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重视利用地域文化的精神，挖掘传统文化的物质性技术文化特征，积极借鉴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提炼、归纳，满足社会发展和地域的传承。（2）生态型原则。生态型原则是在创作地域文化时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遵循地域发展的规律，保护地域自然生态环境。保证景观的有机生长可以促进城市发展的连续性，并且注意原有地域自然与人文环境相协调，体现出人文景观的价值，从而打造出符合现代生活、安全、舒适的建筑空间环境。（3）再生原则。传统建筑文化的发展，包括保护、传承、创新等几个层面。面对新的创作环境和要求，在吸收传统建筑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保护优秀地域文化，同时放眼世界建筑文化，理性学习各个国家优秀的建筑文化。利用现代建筑技术及材料，将它们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不断增强原创能力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创作具有中国文化和地域特色的现代建筑。
2地域建筑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
受地域气候、地形、地貌、以及民族信仰、习俗、爱好、以及的影响，社会结构和人文风貌各有各的特点。地域文化形成因素较多而且变化也大，加上各地匠人的工艺、技巧的差异，因而各地建筑及其特征就呈现出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面貌。比如苏州园林的设计，把空间隔断，利用缩景的技法给人一种以小见大的艺术感受，是最具代表性的古典园林和典范。它的民间性、地域性就显得更强烈、更明显，刺激了建筑师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才能的发挥。除了国内南北差异，还有中外差异，比如欧式建筑里的哥特式建筑，其特点是尖塔高耸、尖形拱门、大窗户及绘有圣经故事的彩色大玻璃。在设计中利用十字拱、飞券、修长的立柱，营造出轻盈修长的飞天感。所以，作为建筑师在设计时应该深入研究当地历文化风情，创造出环境与人和谐的的建筑空间，弘扬优秀的建筑文化特色。
3地域建筑文化传承的内容
地域建筑文化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当中，孕育了当地文化与特有的场所精神，①建筑特征是建筑的个性，不同的建筑各有差异。从不同的层次来看，其个性表现也会不一样，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技术手法，或是从审美层次上都有自己不同的特征；②文化特征，建筑所蕴含的文化性，民族性，时代性等，对于同一类型的建筑物来说，其文化特征是有共性的。两者特征相互紧密联系，并共同依赖于同一载体之中。文化特征有三个层次，由表及里，由浅至深：a.浅层意义上主要包括平面布局、细部、色彩、装饰、结构构造和图案等，这些元素的相互碰撞具有较大视觉冲击力，是建筑创作中常运用的，一般称它为抄袭或叫模仿行为；b.中层次表现要经过摸索、综合，从符号、象征、寓意、手法上寻找可以作为典型代表性的特征；c.高层次理解文化表现，与上述文化特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需要通过对传统建筑的研究和探讨，找到一些从物质技术性升华到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符号、创作理念、深刻的文化内涵，从而创造出代表本地区的特色建筑。
4地域文化的作用
地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人们观看建筑载体中的地域文化特征，接收设计者的思路、概念、以及设计中的相互关系等信息，使人们在回忆中增加对祖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认识，从而增强对家乡、对本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提高民族亲和力、凝聚力和增进爱国主义情结；②通过地方建筑文化特征，有利于弘扬城市特色文化；③作为建筑师，通过建筑感受到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承的必要性，例如有名的唐人区，它的入口地带都有一座中国古典特征的牌坊，在侨居国外的华人看到祖国的建筑形象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归属感和自豪感，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5建筑创作中，传承地域文化的方法
创作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建筑要从现代建筑创作的需要出发。在建筑中重现代表当地的外观造型特征和建筑细部构件，使现代建筑造型具有传统地域风格，这只是对传统地域建筑造型的模仿。通过符号表达地域文化，结合新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可以组成城市空间环境。原则是“外来建筑本土化”，营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但也不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拒绝一切外来文化。在最终成果的表达的环节上，设计者还应该了解这些符号与地域建筑材料，技术之间的关系，考虑按建筑的不同的功能要求以及不同的限定条件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通过各种条件的限定反复调整和比较选择最终方案的形体，注重环保材料的运用，满足现代的功能需要。
6结束语
为了使我国创作的现代化新建筑作品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作为建筑工作者，应深入挖掘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精髓，坚持生态的设计创作原则，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才能，延续优秀的传统地域建筑文化，发现和挖掘其历史、文化、艺术和科研价值，为中国特色建筑添砖加瓦。
作者：徐训文单位：江西省桂能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万书元.当代西方建筑美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7).
传统文化的特征篇10
【摘要】传统装饰元素与装饰技法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的传承过程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特定装饰艺术的审美思想和文化内涵，等等，最终对其形成特定的固化认知。基于此，文章在简要论述我国传统装饰艺术符号内涵的基础上，从图形、色彩、构图、寓意精神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传统装饰艺术的符号学特征，从而对传统装饰艺术有一个新的认识，为当前传统装饰艺术的学习、借鉴与使用活动提供必要的指导。
【关键词】符号学；传统装饰艺术；符号特征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从最初的席地而坐、茅棚屋舍到清朝雕栏画栋式的居住空间的转变，不仅在改变着自身的居住环境，而且也在形成一种固定化、模式化、符号化的装饰文化，从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装饰风格特征。这既是我国建筑艺术与室内装饰活动的直接产物，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审美观念、艺术设计思想与设计技巧的一种提炼和总结，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装饰符号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风格化的造型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符号化是我国传统装饰艺术的本质特征，深刻剖析其符号化背后的规律、风格、思想和内涵，对于我们认识、借鉴和使用传统装饰艺术都大有裨益，尤其是迎合了当前室内装饰艺术“地域化”、“本土化”、“民族化”的发展趋势。
一、我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符号内涵
康德曾经说过：“绘画、雕塑，甚至还包括建筑、装饰和园艺，只要是属于美术类的视觉艺术，最主要的一环就是对传统图样造型的应用，因为这些造型能够以大众性的审美特征和视觉观感给人带来愉快的形式体验，从而奠定艺术趣味的基础。”具体来说，人类自产生以来便是一个具有情感、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动物，会基于自身潜意识或者明确的需要，本能地寻求甚至是创造一系列的符号系统来记录和表达其精神思想。传统装饰艺术也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自身的居住环境、审美思想、功能价值方面的需要，经过不断的摸索、提炼所形成的一个以诸多装饰元素体系为主的符号系统，包括色彩的选择与搭配、图案设计、装饰元素的组合以及所赋予的精神内涵，等等，由此呈现出固定化、模式化、个性化的装饰技法、装饰效果与装饰风格，从而也便具有了现代“符号学”中意符与意指的特征，成为现代意义的一种符号系统。这是本文从符号学角度剖析传统装饰艺术的理论基础。
二、符号学视野下的传统装饰艺术研究
现代符号学“之父”索绪尔认为：“单一符号(sign)可以分为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个部分。前者是外在的视觉元素；而后者则是被固化的内在的思想内涵。两者缺一不可。”从传统装饰艺术的角度来说，其外在的意符可以分为图形、色彩、构图三个方面；而内在意指则是指意符之中必然存在的内在寓意精神，等等。据此，文章将从以上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传统装饰艺术的符号学特征。
（一）传统装饰艺术中的图形符号
美国著名符号论美学家、哲学家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就是通过可见、可听的符号手段将人们的思想表现出来供人欣赏。我国传统装饰艺术中的图形元素便是进行信息诠释的一种最直观的符号系统，从原始社会的图形、汉字象形、彩陶、青铜纹饰以及各种分门别类的造型艺术等，都蕴含着与当时当地艺术技巧、审美思想、社会风尚相吻合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并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人们所共同认知的审美思想、装饰风格和符号特色。比如青铜器上的“夔龙”图形象征着人类社会早期粗狂的审美思想和浓厚的宗教信仰观念；传统的象形汉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早期人们以物取象的造字思想；“龙”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固化为地位、权利、等级的象征，而梅、兰、菊、竹则成为良好品质的代表。这基本上都是人们在特定的意符系统的基础上，为其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意指，使这些图形拥有了独特的装饰价值和装饰效果。
（二）传统装饰艺术中的色彩符号
色彩作为传统装饰艺术的重要元素之一，其符号学特征主要体现在单个色彩独特的意指内涵和色彩在传统装饰中的使用原则两个方面。首先，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色彩便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然而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赋予特定色彩以独特的思想内涵、情感观念等，由此使每一种色彩都形成了鲜明的个性化特征，比如红色象征着吉祥如意；黄色象征着尊贵与权利；白色象征着纯洁与神圣；绿色代表着和平与希望；紫色代表着浪漫与优雅等。这使各种色彩拥有了现代符号学意义上意符和意指的双重特征。其次，我国传统装饰艺术在不断的提炼与完善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色彩使用原则，由此使传统装饰艺术中的色彩呈现出更具实用价值的符号特征，比如强调色调对于装饰氛围的表现；色彩布局均衡，注重色彩之间的对比与调和之间的配置关系；突破客观物象色彩的限制，注重表现人们对于色彩装饰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感受等。
（三）传统装饰艺术中的构图形式符号
造型、色彩与构图是传统装饰艺术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尤其是构图方式更是对传统装饰艺术的风格特征、艺术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我国传统装饰艺术也形成规律化、模式化的构图方式，包括对比与调和、统一与变化、节奏与韵律、均齐与平衡之间的关系等，由此使传统装饰艺术中的构图形式呈现出鲜明的符号化的特征。具体来说，传统装饰艺术中的构图在经营布局上要求以散点透视的方式突破时空的限制；在画面形象的表达上要直观、生动、自由，呈现出个性化的构图形式符号。
（四）传统装饰艺术中的寓意精神符号
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我国传统装饰艺术中的寓意精神呈现出不同的符号化的内涵意义和内涵思想，比如从传统装饰艺术中单个符号形式“意指”的角度来说，蝙蝠与佛手象征着福寿；鸳鸯象征着真挚的爱情；鱼和磐象征着财源广进；喜鹊与梅花的组合象征着“喜上眉梢”；而鹤、鹿、象、龙、凤、梅、松、竹、石榴之类的物象也呈现出一定的吉祥如意的思想。除此之外，从传统装饰艺术中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哲学思想的角度来说，人们在传统装饰过程中也在潜移默化地遵循着特定的精神思想，比如传统室内装饰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中和”以及“诗书礼仪”道德教化的思想，不仅是传统装饰艺术的重要符号特征，而且也由此塑造起鲜明的风格特点，使整个装饰活动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观念，等等。
三、传统装饰符号的应用技巧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传统装饰艺术包含着丰富的装饰元素，并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个性化的符号形式、符号内涵与符号使用规律，因此，要想真正展现我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审美思想与风格特征，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设计师必须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审美观念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据此系统掌握不同装饰元素的符号形式与符号内涵，从理论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深入、全面的认识；其次，设计师要能够按照传统装饰符号的审美特征、文化内涵与使用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装饰活动，从而有效地传承传统装饰艺术的视觉审美特征和核心思想内涵；第三，在当前新的社会环境下，设计师对于传统装饰艺术的使用并非仅仅停留在模仿、借鉴、传承活动上，而应该结合现代人的文化思想、审美观念以及对于特定装饰活动功能价值方面的需求，进行一定的创新活动，由此才能提高对传统装饰符号的使用质量，发挥其应有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价值。
参考文献：
[1]黄海荣，无限符号过程理论对研究中国装饰艺术发展的意义[J]．新闻界，2008(6).
[2]陆晓云．从传承符号解读装饰艺术田．装饰，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