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反思总结篇1
关键词：卢卡奇；教育哲学；物化现象；物化意识；物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069-08
在现代性反思中，物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批判性概念。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创造性地从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中发展了他的物化批判理论。今天，当检视马克思、卢卡奇有关物化批判理论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人的异化是商品社会中因商品生产而把人“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物化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而在我国，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商品、货币、资本、市场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范畴，人与人的交往关系通过物与物的交往媒介来实现的范围不断扩大，因而，必然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物化现象与物化意识，而这种物化现象与物化意识也必然渗透到教育中，导致中国教育价值取向日益功利化和世俗化，在教育过程中，“见物不见人”的趋势愈演愈烈。因此，重新审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创造性地解读了马克思文本，从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中发展了他的物化批判理论。那么，什么是物化呢？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对物化的基本现象作了如下描述：‘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由此可见，物化现象产生于商品生产结构，它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与交换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形式，人的关系被商品的物的关系所掩盖了，即社会关系变成了裸的物的关系。由于物化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在卢卡奇看来，物化有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物化与劳动的对象化意义上的物化①之分。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物化是人与人的关系获得了物的形式，它不完全等于异化，但与异化紧密相关。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物化会导致异化。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而言，物化就等于异化。虽然卢卡奇早期的物化理论没有将物化的两种形式及物化与异化区分开来，显示其思想不成熟的一面，但是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分析，传承了马克思的物化批判思想，闪耀着许多真知灼见。具体而言，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物化的结果造成了一个与人相异的“第二自然”
卢卡奇认为物化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一个存在于人之外的“第二自然”。尽管商品世界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它的表现形式却是与人异在的、难以捉摸的“第二自然”，这个“第二自然”支配着人的活动。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即和他根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但即使在这种‘活动’中，他也仍旧是——根据事物的本质——事件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他的主动性的活动范畴因而将完全是向内的：它一方面是关于人利用规律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关于他内心对事件进程所作的反应的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关系的物化诱使人把自身生产的社会关系归于“自在之物”，物化关系仿佛表现为不是人的关系，而是一种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卢卡奇所说的“以其宿命论的规律环绕着人的第二自然”，人被约定在物的必然王国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把社会作为一个与人的实践活动相脱离的、静态的观察对象，人以此方式来把握社会的一般规律，这一社会对象就其性质来说非常像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界。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所把握的社会的“一般规律”不是作为属于人的东西而存在，而是作为异于人的东西与人相对立，人对社会规律所能做只能是顺应、适应和利用。
2物化将人变成了纯粹客体性的存在，人的存在被作为“物”的功能而适时发挥
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工人，人变成为商品。劳动力如同任何货物一样成为可交换的商品，人获得了物的特性，主体客体化，具有主客体统一的人变成了纯粹的客体性存在，人将自己降低到与劳动产品相等的水平上。他指出：“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当无产阶级只意识到商品关系时，它只能意识到自己是经济过程的客体。因为商品是被生产的，工人作为商品，作为直接的产品，至多只能是这一机器中的机械的动轮而已。”因此，“只有当工人意识到他自己是商品时，他才能意识到他的社会存在。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他的直接的存在使他作为纯粹的、裸的客体进入生产过程。”工人成为机械化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零件”与“动轮”，一个可以被随便替换的组成部分，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作为“物”的功能的适时发挥。
3物化表现为人的主体性丧失，人被数字化，并成为被计算、作之物
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因其融入了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并观察到了泰勒制所带来的企业管理活动方式的变化，这使得他进入到对现代管理活动的分析与批判之中。物化表现为人的主体性丧失并被数字化所替代，成为被计算、作之物。合理化、数量化、可以计算的管理在卢卡奇时期的典型表现是他所提到的泰勒制。在商品生产中，为了追求效能的提高，出现了“计算合理化原则”，人必须服从这个合理化体系的机械性运作，“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致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其结果是，“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勒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这样，人仅仅作为抽象的数量被表现出来，失去了主动性与能动性。这个管理进程，在今天仍在在发展着。美国学者乔治·里泽在1983年出版的《麦当劳梦魇——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中指出，社会的麦当劳化意指快餐店的规则逐渐主宰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乃至世界其他地域的过程，并指出泰勒制的科学管理是社会的麦当劳化的先驱。
4物化内化到人的思想领域，形成了意识的物化
当物化内化到人的思想领域时，就必然形成了意识的物化。卢卡奇指出，“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物化意识是对外在的物化结构与物化现象的认同，把现存的社会秩序（商品经济秩序）当做永恒不变的事实加以接受，从而使人所创造的物的力量成为奴役人的力量。“商品关系变为一种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物’，这不会停止在满足需要的各种对象向商品的转化上。它在人的整个意识上留下它的印记：他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机统一相联系，而是表现为人‘占有’和‘出卖’的一些‘物’”。在商品世界中，以“幽灵般的对象性物”（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强制，不仅使满足人的需要的物不断商品化，而且使人的意识物化，进而，使他的特性和能力不断商品化，知识、能力、思想都受到交换价值的统治。人与人的关系化约为一种占有和交换关系，人被带入一种单向度的存在方式——以占有物质财富为指向的占有式生存。
今天，当运用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反思现代人的生存时，我们发现，由物化而导致的生存困境，像“幽灵”一样“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把人们抛进物化的社会结构中而无法自拔。表现在教育领域，物化使教育中人的特性与能力的发挥越来越屈从于一种占有与交换的关系，它使人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造能力。物化教育培养出物化的人，物化的人又加重了物化教育。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教育中，借用卢卡奇的话来说：“社会形式（物化）使人失去了他作为人的本质，他越是占有文化和文明，他就越不可能是人。”人越是以占有的心态去追求知识，就越是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拉开距离，就越难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非异化的、真正的人。那么，在当今教育有哪些需要不断地去面对和不断地去克服的物化现象呢？
二、教育中的物化现象
如果把对教育规律的理解与卢卡奇所讲的物化现象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它们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教育中的物化现象，主要表现在：
首先，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将社会规律当做自然规律来认识的现象。有学者指出，“时至今日，这种基于对教育简单理解的确定性教育规律观的持有者仍然很多，许多人坚信：一切教育都处在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链条之中，只要澄清了各因素彼此的因果联系，就找到了教育运动发展的规律，也就可以从教育的初始状态准确地预测和判定教育的整个运动。”以上的说法，被教育学中许多关于教育规律的定义印证了，诸如：“教育规律是教育工作内部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是搞好教育和发展教育的客观依据。”“教育规律所要回答的是：‘教育怎样运动和发展’，它所揭示的是教育的运动和发展所必然受到的制约因素，或其所必然遵循的逻辑轨道”，等等。在这里，教育规律成了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僵化的客体，是教育所必然遵循的逻辑轨道、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必然造成人们以下的错误认识，认为“在规律面前，人们没有想象或创造的自由；人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按规律行事就可以了。所以教育活动不过是‘教育规律’的‘例行公事’罢了。谈论教育的主体性、创造性、自由性可以被认为是对规律的破坏。”这种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教育研究者把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同质化的错误认识。
以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来审视上述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可以发现，教育教学是围绕着知识而形成的一个层层控制的、价值等级的“金字塔”，成为物化的精神载体。因为教育学被定义为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必然性、规律性的东西成为教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教育知识成了反映普遍的、不变的本质与规律的静态的知识，所以围绕着知识形成了三个阶层，即研究和发现规律的专家、传递规律性知识的老师、接受规律性知识的学生。这样，专家们在研究室发现规律性知识、教师们在课堂中传递知识，学生们被动地接受这些现成知识，“发现或发明知识的专家高居‘金字塔’的顶端，最有权威；广大学生因其经验、知识的贫乏，而不得不被压迫在‘金字塔’的底部；教师处在‘金字塔’的中间，他们在专家面前只能服从。”这样，在教学中，教材文本成为物化的精神载体，灌输式教学向学生输入静态的知识，导致学生思想具有“单向度”性（只会顺向接受、不会逆向思考），这种肯定式思维在教育中占据主导、支配地位，造就了许多“知识的容器”和“单向度思想的人”。
其次，在教育中，为了实现教育的经济价值，“人”被当做“劳动力”来培养。对此，有许多学者展开了批评，并区分了“人”的教育和“劳动力”的教育。孙喜亭教授指出：“劳动力教育所追求的价值，是劳动者所应具备的生产劳动知识与技能技巧，以使劳动力在劳动时发挥他‘智力’能源，创造出社会财富。劳动力教育的内涵就是提高与扩大劳动力的素质。人的教育所追求的价值是人的身体、智力、品德、审美等素质的完善和发展，以便人在社会生活中以主体人的身份出现，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全面地推进社会向前发展，人的教育的内涵应是全面扩展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质。”这里，他指出了“劳动力”教育的弊端是将人的整体性存在分割了——“劳动力”教育，是手段教育，是工具教育，而不是目的教育、“人”的教育。这种批评与反思无疑是有价值的。
物化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理论层面（哲学层面）反思劳动力教育问题。王晓升教授指出：“我们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恰恰就把人理解为生产力中的一个要素。在把人作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的前提下讨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那么这只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买卖的自由。人在这里被物化了。人的这种物化现象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而我们在构建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时候，恰恰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这种理解。”如果不从哲学观中将人视为物的观点清理出去，那么在教育实践中必然会导致以狭隘的“劳动力”教育代替“人”的教育，以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代替教育的育人本体价值。无疑，人只有成为一个劳动者，才能在社会上生存。然而，人又不仅仅是作为劳动者而存在。教育不能从物的效用价值角度看待人，将人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来培养、来开发，使人的价值物化。因此，把人当成劳动力的教育就是将人物化的教育。这种教育在产生特长和专业的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痴呆。
第三，教育中不断地渗透进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等麦当劳化的要素。关于教育正在麦当劳化的反思论文很多，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量化考核。有学者指出：“在我们的教育领域中同样也出现了这种‘麦当劳化’，这种情况在教育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量化考核早已成为教育科研中的一种重要评价机制。”学校的合理化管理为论文制定了一系列评定标准，为教育管理提供了可比较、可计算的依据。这种做法使教师的科研活动像企业的生产活动。学校教师的论文和专著愈多，生产量愈高，学校办得就似乎愈好，其争取到的荣誉和资源就愈多，然而却忽略甚至无视学术质量。
不仅如此，可计量性渗透进教育生活所有领域，将教育的一切事物的性质都变成必须满足可计算的数理性质，学分、科研分、思想品德分……一切都变成了统计对象，人成为可算度的人。好学生取决于其分数的占有量，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教育变成计算理智下的追求门门百分的教育，变成了全面占有、全面计算教育。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指出了这种可计量性的实质，他认为，“数量化是一种蒙在客体的真正本质之上的物化着的和已物化了的外衣。”在教育的可计量性中，数量压倒品质，数量化外衣下的质（教师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学生的个性）被掩盖了，它们都简化为被统计之“物”，作为物化的孤立事实被编进了合理计算的网络，教育管理的运作成了冷冰冰的物化运作。
第四，“占有型文化”物化意识在教育中普遍存在。今天，资本依然统治着当代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存在着最为普遍的交换关系，物化在商品关系、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中突出地表现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发展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来资本的方式，为第三社会形态创造条件。在这个发展阶段物化意识有许多表现，它在教育中形成了“占有型文化”，这是指占有与交换成为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生命活动的一种由物化意识所滋生的文化现象。在教育中存在着以占有物质财富的方式从事教与学的现象，人与知识的关系是占有者与占有物的关系。在占有式教育中，学生的学习指向占有，他们占有知识交换分数、占有分数交换学位、占有学位交换与之大致相符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在教师队伍中出现了卢卡奇所讲的“专门化的‘大师’，即他的客体化了的和对象化了的才能的出卖者”，他们以自己的科研成果、课题和获奖等（客体化的才能的表现形式）的占有量（通过较为频繁的跳槽等方式）兑换更多的社会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学校把是否有课题（实际上是是否有钱）作为申报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因而出现硕士生和博士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货币的占有量成为评价导师是否有能力指导学生的标准（该做法在理工科尚需另说，在文科则极为荒唐）。这种物化教育，必然培养出物化的人，而物化的人又必然加重物化的教育。这是当今教育需要不断地去面对和不断地去克服的问题。
三、如何克服教育中的物化现象
由上述，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教育物化现象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因而必须花大力气切实克服这种物化教育。
1树立马克思的实践观，破除“宿命论的规律”观
质疑刻板、机械、教条式地对教育规律的理解，是当今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但是这种质疑始终没有与物化批判理论联系起来。由于传统哲学教科书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同质化，这种思维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此，必须重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思想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改变这种长期以来的在传统哲学教科书指导下进行的理论研究，改变将教育规律视为与人异在的客体，改变人们对社会规律的物化认识，矫治在教育领域广为流传的对教育规律的拟自然性理解，消解“物”对人的压迫，对弘扬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有积极的意义。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改变呢？在卢卡奇看来，要通过实践活动去破除物化关系，“从实践上打破存在的物化结构。”因此，克服教育中的物化现象，就要树立马克思的实践观。教育学必须从“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来回答人与教育世界的关系问题。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的特征是目的性和因果性的有机统一。改造现实的目的论设定是人类实践的重要因素，因为实践就是“有目的”地改造现实的活动，有目的的实践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基础。如此，自然存在就区别于社会存在，前者只有纯粹的因果关系、因果过程等等，没有任何类型的目的论设定（否则，就会导致承认上帝存在的神秘主义思想），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具有在质的方面全然不同的鲜明性质，不能将自然界的规律结构运用于社会存在，对社会规律抱着静观的态度。
同样，教育规律也不同于自然规律，它没有像自然过程中一块岩石从山上滚下来那样的严格必然性。在理解教育规律时必须要考虑到人的实践的目的论设定（包括教育目的、价值取向、自我选择等等）的主体意志的作用，正是这种目的论设定使教育中的因果系列（规律）运动起来并保持着运动，这种作用是自然界所没有的。因此，必须摒弃在教育领域中似乎存在着一种类似自然规律那样的“第二自然”的东西，认识到教育规律不是自然界给出的，而是从人的有目的活动中综合地产生出来的。因而，只有发挥人的主体性，才会有教育的开放的可能性，人才不会是“宿命论的规律”的玩偶；也只有把教育规律不再作为异己力量的无法穿透的“自在之物”，才会转变传统的知识授受关系，才会真正激发学生创造性的多向度思维和质疑精神的逆向思维，通过师生、生生、师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去追求不确定的深刻的知识，使师生成为“懂知识”的人而不是“有知识”的人。
2改变和超越教育的悖论状态
在理论研究中，人们将产生“劳动力”教育的原因归结为狭隘的“教育功利观”、满足眼前教育需求的“教育有用观”。这固然有其道理。然而，这种反思还应该再进一步，上升到哲学层面。
受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在我们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中，把生产力理解为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认为生产力是一个“物化”系统。尽管它指出人在生产力中的主导力量，但却把人仅仅作为生产力的因素来理解，依照这种哲学逻辑，人最终不过是“物化”体系中的一个被动的物。然而，人又不仅仅是作为劳动者而存在。教育不能从物的效用价值角度看待人，将人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来培养、来开发，使人的价值物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指出：“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②马克思所分析的这种人恰恰是资本家所使用的劳动力。把人当成劳动力的教育就是将人物化的教育。与这种教育相吻合，在品格教育中，我们曾经提倡让学生做“砖瓦”、“齿轮”。人是开放的存在，不是一个现成的成品。人总是处于不确定的、自由的、开放的广宇之中，人是人的未来生成。然而，在我们的教育中，却把人限定在某种特定的存在方式上，人成为“纯粹的有用性”，人的存在方式和需要的多样性被单面化为物性，个体存在的丰富性变成了没有意义的“杂多”。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教育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带着“镣铐”跳舞，因为人已经失去了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与可能。教育亟须改变和超越这种悖论状态：限定人的存在与倡导自由全面发展教育共存。因此，全面发展教育要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要注重通识教育，打破传统的唯专业主义的界限，杜绝一味迎合社会短暂需要和过分强调知识的功利性、操作性的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培养人文素质，重视人文课程与科学课程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培养不是单纯的劳动者而是具有远大理想、博雅精神的和谐发展的人。
3在教育教学管理中要扬弃计算理智
在教育的可计量性中，精确的计算理智对人的认识是很不严格的，它算掉了人的尊严，使人生价值、人的意义变成了现成的算术和。辩证法不反对计算，反对将计算当目的的计算理智。计算理智使人的占有物精确化，使占有式教育中的占有者在积攒的计算中丧失了自身。计算理智将教育生活分解为一块块碎片，使人丧失了总体性存在。当全面发展被全面计算所取代，人已经片面得不能再片面了，它只剩下了“全面的数”——完整的人成了片面的数。这种教育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教育完全是貌合神离的。
人的价值在本质上不是计算理智估价的“对象”而是“存在”，它存在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过程中。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只有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才能找到做人的价值和尊严。“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教育的解放意味着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教育。因此，教育就要扬弃计算理智，帮助人们恢复在教育领域的自由自觉活动，将自由的人性、人的尊严“还”给人。教育的全面发展的本质是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促进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教育者必须有此教育信念，它是教育思想之魂。古人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没有这个教育思想之魂，对教育的认识与改革就可能永远停留在细枝末节之上，甚至会误入歧途。
4培养人“对总体性渴望”
卢卡奇认为，物化的结果造成总体性图景消失，而这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论②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具有“总体性的渴望”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物化的否定如果不能超出局部的否定，就无法超越被否定的东西。只有坚持总体性方法，才会有真正的克服物化的社会实践行动，从而对社会现实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改造。培养人“对总体性渴望”可以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角度来进行：
从宏观上说，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认识物化。揭示物化，不能简单地从结果而不是从原因、从症状而不是从事情本身、从部分而不是从总体出发，揭示物化需要有对社会的总体性把握。马克思在《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按照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他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涉及人类的古代社会、现代社会和未来的理想社会，其视野是十分开阔的，达到了对人的生存世界的科学说明和人类历史前景的合理展望。他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发展过程，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这就是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能使教育确立起贯通过去、现代与未来的历史意识，这样，我们才能把上述教育物化现象归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去揭示它们的性质，为扬弃它们指明了方向。
劳动教育反思总结篇2
一、利用媒体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因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其求知欲，应该是教师在教学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新课导入时利用信息技术牢牢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例如，在讲解《文化生活》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这框内容时，笔者剪辑了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视频导入新课，学生被他们感人的事迹所吸引，看完后纷纷讨论人物身上的高尚道德情操和优秀品质。于是，本框的两个重点问题，为什么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及如何建设思想道德，在学生们踊跃发言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二、创新教学方法，突破教学重难点
高中政治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带有浓厚的思想教育色彩，但它的科学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从科学性的角度讲，高中政治学科虽然整体上不比数理化那样准确、精细，但它在某些局部完全可以借助数理化的研究方法。
例如，在教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关系”这一内容时，课本中有一个结论，“单位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这个结论是怎样得出的？这是由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定义共同决定的。因为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那么，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化了，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总量如何变化？结论是不变。因为“单位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可表示为xy=k（y为单位商品价值量，x为社会劳动生产率，k为一个常数），这是一个“双曲线”函数。由于“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总量=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商品数量×单位商品价值量”，而“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商品数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成正比的（根据劳动生产率定义），“单位商品价值量”则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成反比的，这样xy=k不变。由于用了“双曲线”（反比例）函数，以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单纯语言解释效果更好。
三、注重教学情境创设，积极发挥政治教学的德育功能
思想政治教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既要向学生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知识，又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与善恶观，引导学生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德育工作中，空洞的强制性说教，往往会引起学生的排斥和反感。
有位专家曾说，任何一种教育，孩子在其中越少感到教育者的意图，它的教育效果就越大。创设富有感染力的、真实的道德情境，促进学生道德的切身体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使他们形成高尚的品德，就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效果。
劳动教育反思总结篇3
关键词： 毛泽东 罪犯改造
思想研究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我国的监所工作，在其有关著作、批示、谈话中涉及改造罪犯的达37次之多，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罪犯的理论体系，成功地指导了中国惩罚、改造与矫正罪犯的实践。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严格的科学性、突出的实践性、严密的系统性、深刻的哲理性。研究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的监所矫正罪犯工作以及行刑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把犯人当人看待” ，“人是可以改造的”——改造罪犯的理论基点毛泽东高度重视人的问题，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能改变一切” ，强调“人的因素第一”，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传统的工作方法……等等。在重视人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人的改造问题，指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达到主客观世界的统一。
这种重视人和改造人的思想落实到监所改造罪犯工作上，就形成了从“把犯人当人看待”这样深层的出发点诠释“犯人”，提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重要观点。这也是我国与古今中外一切剥削国家对待犯人和监所工作最根本的区别。
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法庭在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对于已经逮捕的犯人，都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的。①1940年，在《论政策》一文中，强调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坚持废除肉刑。1956年初，又指出：“要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我国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1941年，林伯渠同志指出： “犯人之所以甘为犯人主要是由于社会不把他当人看，要恢复他的人格，必自尊重他是一个‘人’始。”1944年，边区政府在清理工作中贯彻这种精神时也明确：“犯人是人，且多是社会上不幸的人”，“一方剥夺其自由，一方要尊重他的人格”。1945年，陕甘宁边区推事王子宜同志生动的申明：“什么叫犯人？就是普通的人犯了法。但‘犯’字下面还是个‘人’字，因此说，犯人也是人。我们司法工作者，不能把犯人不当人看待。”太行区也反对并纠正把“犯人视若奴隶”的思想作风和方法。
坚持“犯人是人”，把犯人“当人看”的出发点，坚持“革命人道主义”，‘“反对旧式监牢虐待犯人的方法”的保证，其逻辑结果就是认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形成了“以改造人为宗旨” ，使之“成其为人”的定向。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要把犯人改造好”，除了必须具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根本性条件外，还必须要有好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他在1965年8月8日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非常明确地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方法？毛泽东同志在此次谈话中指出：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他们的方法。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1年、2年、7年、8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除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外，毛泽东同志还非常重视监管民警的作用，把之视为能否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关键。他常说：政策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1956年8月8日，在接见外宾时，当听到改造罪犯思想比较困难时，他即明确指出：“这个问题不取决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
“把犯人当人看待”，相信“人是可以改造好的”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在新中国监所改造罪犯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改造对象不仅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而且还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刑事犯罪分子。改造对象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在中国历史，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经过改造，一千多名原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成为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和平友好人士；许多原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成为拥护新中国、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绝大多数罪犯回归社会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由社会的破坏者转变为社会的建设者，罪犯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的改好率长期保持在90％以上，重新犯罪率保持在8％以下。②
二、生产劳动——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新中国的改造罪犯活动不仅感化得末代皇帝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和政协委员，99％的日本战犯成为和平友好人士，而且以90％以上的改好率，改造成功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造就了人类社会刑罚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取得，除了行刑理念上的正确之外，还得益于劳动改造罪犯这一基本途径和基本制度。
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是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提出：“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用共产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犯罪的本质。”③在后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又确定了犯人必须参加强制性的生产劳动的原则。工农民主政权司法人民委员部也明确要求劳动感化院工作“特别要注意生产与感化”，此后的有关条例办法也都有“组织犯人参加生产”的条文，突出对已决犯实施劳动改造的基本形式。至1946年，太行区司法会议首先提出了“劳动改造”的概念。解放后，1951年，毛泽东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时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
毛泽东在改造罪犯方面如此重视劳动改造手段，基于其一个重要的理性观点，即“罪犯是特殊性质的劳动力”。首先，犯人作为一个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是人类之必需的理论，是离不开劳动的。
其次，犯罪分子也是一种人力资源，通过组织劳动改造，能够发挥出这种人力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作用。早在1948年，针对当时解放后经过土改存在的大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和富农分子，毛泽东同志认为，对一般地主富农分子，要看作国家的劳动力，应加以保存和改造，而不应该从肉体上消灭。解放前夕，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方针。新中国成立不久，经过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斗争，又有数以百万计的反革命分子和旧社会的刑事惯犯亟待处置。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战略家眼光，主张少杀，并认为这是一批很大的劳动力，杀人会有损于生产力。基于这个观点，毛泽东创造性地建立了死刑缓期执行制度。1951年，毛泽东在对西南局关于杀反革命犯比例问题报告的指示中要求，应将许多犯人判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他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也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反之，对罪犯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同时，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
再次，用前所未有的生产劳动改造大批寄生堕落的犯罪分子，能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使罪犯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价值，从而加快改造速度，使之脱胎换骨。人在劳动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另外，生产劳动属人的本质活动，罪犯改造的实质是转变人的本质，因而就不能不放在人的本质活动——生产劳动——中去进行。劳动改造在生产劳动的同时改造罪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和造就罪犯的创造力、审美力，发展智力，提高罪犯的素质。同时，人的需要是人行动的动力，“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罪犯的良性需要及其识别能力，往往就来自生产劳动，而这些良性需要又成为罪犯改造的动力。因此，在罪犯改造过程中，生产劳动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生产劳动是使犯人“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在司法工作总结中都肯定组织犯人参加生产劳动是“减轻人民负担”，“改造犯人的思想意识，减少社会上犯罪行为”的好方法，“这是监所工作发展的方向”；1946年的太行区司法会议，称赞它“是改造犯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在我国监所实践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造奇迹，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监所的显著标志。劳动改造罪犯的手段将成为世界性矫治罪犯手段的趋势。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的国际会议所形成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规定：“服刑囚犯都必须参加劳动。”
三、“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我国长期在监所劳改工作中实行的方针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该项方针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改造罪犯的思想。
民主革命时期，民主政权在总结监所建设经验时，很清醒地否定了生产劳动占居手段或成为唯一任务，或与教育平列并重的做法，逐步形成了贯彻以“教育为主”、“生产必然与教育相结合”方针的基本理论，坚定“感化犯人的工作是劳动感化院的主要部分”。太行区的总结报告肯定“监狱的主要任务在于进行思想教育”，警示监所决不可“把次要任务当作主要任务，甚至当作唯一任务来进行工作。”坚定生产、管理“是为了教育”这个中心，“我们所提出的生产、管理、教育三大工作，不是孤立的、平列的，而是有机地结合，”坚定监所犯人生产“主要目的仍在于教育自新人，次要目的才是解决看守所困难，减轻人民因难”，更不可“单纯以营利为目的”而导致“助长其投机思想”、不利犯人改造的弊病。对于边区自给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说：应该认识到它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
建国之初，由于基层工作的同志，对罪犯是特殊劳动力的认识存在偏面性，对劳动改造工作的目的，任务认识不清，出现了颠倒劳动改造机关改造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形成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政治任务同因组织罪犯生产劳动而需要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之间的矛盾。1956年上半年，劳动改造工作中曾一度出现了对罪犯搞超体力劳动，不把犯人当人看，因而造成非正常死亡增多的情况。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造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劳动改造罪犯工作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键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不要在经济上做许多文章。”他严肃批评：“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 把犯人当成劳役，只有压服”。他问：“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改造要抓紧，不要在经济上做文章，不要想在劳改犯人身上搞多少钱，要抓改造”，“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要“抓紧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工作第一，作好这一面，不仅不会妨害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他还指出：“劳改农场，总的方向应该是改造他们（罪犯），思想工作第一，工业、农业的收获多少，是否赚钱是第二位的。”1962年4月28日，刘少奇同志对劳改生产状况提出严厉批评：“这几年不是改造第一，而是生产第一，搞奴隶劳动，越搞越坏，对立情绪很厉害，生产也没有搞好。”周恩来同志1956年7月15日指出：“劳改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改为新人，政治教育是第一，使他觉悟，劳动是增强他的劳动观点，而不是从犯人身上生产出来的利润办更多的工厂，这还是第二。如果倾向第二种，是有毛病的，结果：忽视政治教育，会使犯人劳动过度，这就不是人道主义。你第一不加强政治教育，他将来不能成为新人，劳动的结果对新政权更加不满，那怎么能改造他呢？刑满以后他还是不满，出来后又犯法，结果还是关起来，……。”1964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遵照毛泽东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决定在劳改企业的体制中，实行改造与生产统一领导的原则， 提出了“改造与生产相结合，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动改造工作方针，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
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是一项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治思想。民主革命和建国以来的改造罪犯实践表明，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符合中国国情，颇具中国特色，是正确和值得发扬光大的。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代表着世界行刑制度的潮流和发展方向，具有时代的先进性。④在人类社会预防与治理犯罪的对策仍显捉襟见肘，监所行刑与改造工作难以令人满意，日趋严重的犯罪浪潮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今天，毛泽东改造罪犯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或正在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对人类行刑制度摆脱困境的创造性贡献。
注 释：
①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苏维埃中国》，第265～266页。
② 王宇：《司法行政长足发展》，载于《法制日报》2001年1月1日，第二版。
③ 金鉴：《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改造罪犯的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劳改事业》，载《法制日报》1993年12月5日第3版。
主要参考文献：
劳动教育反思总结篇4
关键词：教育；生产劳动；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有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经历了“融合—分离—结合”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和训练是融合在劳动过程中的，父辈和儿辈们在劳动中学习，在学习中劳动，教育和劳动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的增加，以及阶级私有制的出现，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分离。一部分人脱离体力劳动，从事生产管理和科学文化活动，这样教育便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两个模式
如前所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超越社会意识形态而存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同样有。不过，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关于它的对待方式和实施方式也不尽相同。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德、日等国家，虽然国家间有所区别，但总体上采取了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德、日政府干预稍多，美国干预极少。由于市场经济和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高度发展，这些国家并不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问题看作是意识形态问题或其他什么政治问题，而是看做一种生产、就业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公众、企业家和家长要求到什么程度，社会各界就努力去做到什么程度。政府起一个协调的作用，表现为一种自发半自发、渐进的形式。
另一类是理想主义和集中主义，以前苏联为代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便是属于这一类型：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问题，看成是政治理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问题，认为必须坚决执行，甚至认为有条件的要执行，没有条件的也要千方百计的设法去执行。普遍的做法是把它列入党纲，定为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通过党和政府的行政权利和行政手段在全国强力推行。
上述两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模式各有长短。第一种模式的优点是，符合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社会过程和社会状态是客观历史结果的事实。人们首先是适应它，逐步认识它，必要时给予干预。缺点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
第二种模式的优点是发挥了人主观改造社会的能动性。当人的认识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能顺应规律适当干预时，对社会的发展就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这些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对较底，对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施，容易提出过高要求，与现有生产力水平不符，一旦通过行政权利强力推行，往往造成欲速则不达，事倍功半。导致类似时“上山下乡”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仍然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为教育方针，也要求努力实施，但没有相过去一样靠行政权利强力推行，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情况反而比过去更好了：各种类型职业中学迅速发展；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在规模和发展速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各种岗位培训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及其发展水平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动力和实施条件。
综合上述两种模式的优点，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主观顺应客观，但又要合理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结合点——科学技术
在现代大生产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也包括科学在内。”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特别是二战以来，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正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科学技术孕育着的巨大生产力必须通过生产发挥出来，这就是要求生产者必须通过教育掌握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劳（下转32页）（上接30页）动的关键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而现代教育过程，也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培养劳动者。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里，教育过程和生产劳动过程，建立在科学技术这一共同的基础上。现代科学技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点。
三、怎样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国1958年实施的“教育大革命”机械、片面的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涵，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师生参加工业、农业的体力劳动，而且参加得越多就结合得越好，在这样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中央实施了若干措施，如：上山下乡，开门不办学，大学生和工农划等号，这些措施导致了：师生参加劳动过多，政治活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的“三多”现象，教育质量急剧下降，而且盲目的大干快上，教育事业急剧膨胀，超越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
到这里我们就要反思：是不是让学生拿着镰刀、斧头干活或是手工操作机器才算从事生产劳动？
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质是讲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说现代生产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在更高级形式上结合起来，而不是教育与劳动的原始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课程设置、教材、教学内容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活动紧密联系。把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科技创新的成果及时充实到教学中来，要采用最先进的实验设备、教学仪器武装学校，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最新科研成果武装教师。我们不应该脱离现代化的理念、管理知识、科技知识、竞争精神、开拓创新能力来空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能只是要求学生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而不关心这种教育与劳动的结合是否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个性发展。
综上所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基本原理，也是现代生产和现代教育的基本规律。在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对这一理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认识的程度不尽一致。在教育实践中，一度出现以简单体力劳动冲击教学，以劳动代替文化科学知识学习，造成教学质量下降的不良倾向。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正确理解和认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周玉良.怎样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真正内涵[J].当代教育论坛.
[2]肖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模式与意义[J].中国教育学刊，1999（4）.
[3]成有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新探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
[4]夏立发.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2（6）.
劳动教育反思总结篇5
1.确定内容
内容一般是通过全班商讨和家长建议来选定。选择时，我们还会参考学生最近的生活状态。比如学生最近卫生状态较差，我们便会确定“扫地的学问”劳动大赛；家长反映学生在家铅笔都是家长代削，我们便会举行削铅笔比赛等。在确定内容时，要特别注意一定要符合学生身心特点，不能难度过大。如这学期我们先后开展了系鞋带我最行、穿衣服我最快、削铅笔有技巧等劳动体验活动。这些主题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学生参与兴趣浓厚。在每一次的活动体验中，学生收获了劳动带来的成长快乐，经历体验着一次又一次动手实践的酸甜苦辣。应该说，这样的劳动体验丰富了学生的学校生活，锻炼了学生的能力。以后，他们会在丰富的活动中更为健康、快乐地成长，他们的情感世界也会更加丰满。
2.固定时间
为保证劳动体验正常开展，我将每周三下午的劳动技能课确定为劳动技能大赛展示时间。我规定这节课不得挪作他用，要保时保量完成劳动体验。我们还成立了班级劳动体验活动小组。活动小组主要负责策划、布置教室等，同时提醒全班学生围绕本周内容加强训练，确保活动质量。我们把劳动体验活动作为一项主题课程进行开发、研究和实施。作为课程是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作为保证的，我们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进行劳动体验。时间的保证有利于劳动体验教育的细化和深入，可以集中解决某些典型的问题。
3.反复训练
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各种活动，这就是生活；各种各样的活动共同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为提高劳动质量，我们以赛促练，每周公布下周主题式劳动体验内容，让学生制订训练计划，有目的性地加强针对性训练。
训练过程中，我们以“指导加交流”的方式进行。“指导”即学生在家长或朋友等有能力进行劳动技能指导的人员帮助下进行训练。指导过程强调实践为主，通过反复操作，引导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和技巧，避免空洞说教，纸上谈兵。学生通过反复操练，在实践过程中摸索总结规律，提高动手能力、协调能力。“交流”主要指在周三前利用某段时间，让学生在小组或班级内分享劳动的体验和收获。通过交流巩固已经获得的情感和技能体验，分享彼此之间的经验。交流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文字材料。如我们会让学生围绕劳动过程将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记录下来。在记录中，学生再次经历过程，品味酸甜苦辣，思辨成败得失，获得进步。
4.全员比赛
比赛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发展。因此，我们规定：每次活动，必须全员参与。为了确保全员性，同时调动部分劳动能力差的学生的积极性。每次活动，我们设“进步奖”“新人奖”“拔尖奖”。通过大面积增设奖项，让每位学生都能尝到成功带来的喜悦。活动过程一般这样安排：首先，各人做好活动准备。其次，主持人宣布活动规则。然后，根据要求开始活动。最后，老师、家长和学生评委进行评选并点评。
为了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能力，我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综合评价；为了增进家长和学生之间的亲情，我们会安排家长和学生之间进行比赛；另外，我们还会安排教师与学生、优秀选手之间开展对抗赛。通过不断变化比赛形式和比赛内容，力求多方面、多角度、立体式使学生得到锻炼。
比赛的准备过程需由学生亲自动手，家长可以做参谋，但不可以代劳。对在比赛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班主任应该做好观察记录，及时进行分析和思考，便于有效指导。对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典型事例，教师要充分肯定，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力。
5.有效总结
活动结束后，关键在于总结，有效的总结对于提高学生的自我思考能力、促进学生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总结。
图片展示。每个人将自己在活动中有意义的画面拍成照片，并用文字注明，进行展览。图片需记录活动的过程，特别是体现由学到会的过程。如在举行挑菜活动体验时，我们的学生用图片记录了如下过程：走进菜市场―到农村走一走―认识蔬菜―请教挑菜方法―动手实践―和父母比一比―展现我的作品等。通过这样的记录保存真的体验过程，以便于回忆、总结和反思。
真情传送。让学生将在活动中触动情弦的事情用日记形式记录下来。真情日记可以是成功的体验，可以是失败的心情，可以是自己的感受、见解等。交流会上，大家互相传阅日记，相互学习和借鉴。通过民主推荐，选出若干篇日记发表于班级报纸上。
开辟专栏。我们每周在班报《成长在线》上开辟“劳动体验一得”“分享成败”“家长心声”等专栏。各专栏刊登学生在劳动中的体验和收获。如在“劳动体验一得”栏目里，刊登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到的本领、明白的道理等。开辟专栏从立体层面呈现出了活动中的方方面面，促进了学生与学生、家长与家长、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了解，加强了教育的引导性和针对性。
劳动教育反思总结篇6
一、勤奋学习，提高干警综合素质。
实际工作中，我大队有计划地、组织干警积极参加各种业务知识及相关知识的学习，提高大队干警综合素质。一是组织学习劳动教养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学习，全面提高业务能力。尤其是师市下发文件要求个单位组织的《XXXXXXX》的学习，大队在接到通知后，就按照场所的要求开展，以每周有学习，有记录，最终通过了师市组织的考核验收。二是组织学习经济管理，科学技术，农业技术知识、文化知识，提高大队干警的知识能力。尤其是农业技术知识和饲养技术是我大队干警的学习重点。三是组织学习各种管理制度，牢固树立以制度约束人，规范人的行为，以人促进制度落实。四是利用每周的学习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工作中好的经验八教训。增长干警的实践才干，促进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五是建立完善的学习制度，做到学习有计划，有方法、有步骤，人人有学习笔记，心得体会。大队有检查，有落实，使学习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二、严格落实规章制度加大对干警和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教育力度。
调动干警和劳教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保证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工作中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严格执行干警《目标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承包制》、《生产经营承包制度》及《大队劳作区管理制度》、《日常工作管理制度》，加大了依法、依制度管理干警的力度，促进大队干警的工作作风转变，强化了责任心，规范了干警的管理，增强了干警的制度意识，维护了工作正常秩序。上半年我大队在劳教人员少，劳动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顺利的完成了上半年的工作任务。二是建立和完善了劳动教养人员百分考核制度和奖励机制，充分调动了劳动教养人员改造积极性。三是严格落实对劳动教养人员的训练制度和行为规范制度及生活管理制度，强化了改造教育作风规范，增强了有效性，规范了劳动教员人员的行为，维护改造生活、学习、工作三个的秩序和三大现场的管理。
三、积极开展经常性思想教育和经常性管理工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计划。
在实践工作中我们的做法：第一、坚持疏导方针及时了解掌握干警劳教学员的思想状况，通过谈心活动引导和帮助解决实际存在的思想问题及困难，使干警安心工作，劳教人员安心改造。第二、坚持落实经常性思想工作与经常性管理工作相结合，把思想教育与管理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增强教育与管理互动效应。第三、加强了对劳作区现场、业余时间、收工时人员和劳动工具的管理，使之经常化。第四、建立一支以干警、学员班长、互监组长为骨干的管理工作队伍，以强化劳教人员的管理。第五、积极在干警和劳教人员中开展经常性法纪教育活动，杜绝违法、违纪现象。坚决作到在干警队伍中不出现违反“三个不能”、“四个绝对不允许”的事件发生，在劳教人员中决不发生违反所规所纪的事件。
四、结合实际开展“落实安全制度年”的活动，杜绝事故发生，把安全生产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始终，做好2009年安全工作计划。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以“我不伤害自己，我不伤害他人，我不被他人伤害”的理念，进行有效的安全生产教育，纠正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第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大队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根据作业条件制定了安全细则。第三、坚持大排查工作，杜绝违禁品流入院内。第四、坚持“谁带人、谁负责，谁用人、谁监控”的原则要求，做好防逃，防事故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五、大队制订了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加大了检查力度，保证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位。
五、积极做生产经营创收工作。
我大队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及后勤养殖、种植，上半年共种植各类蔬菜120亩，为场所供应蔬菜6675公斤，及时确保了场所及各大队的伙食供应需求。
上半年饲养山羊506只，繁殖成活率达到99%，共创造经济效益元，饲养肉猪192头，饲养肉杂鸡4200只，到今年年底经济效益可观。
在做好生产经营的同时，不忘院内外的绿化工作，为了场所在近几年内达到花园式劳教所的标准，场所种植了绿化草坪和绿化带，场所为了干警和劳教人员吃上新鲜的水果在场所的旁边种植了果园，在今年的大队承包中场所将这些重任都纳入大队的日常生产任务中。
我大队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条件下，干警们冒着高温和烈日不叫苦叫累和劳教人员同劳动，每月定时给绿化带浇灌，院内和院外的绿化草坪和绿化带每天有专人管理浇灌，为场所的绿化工作作出贡献。
五、存在的问题
学习教育不够，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指导思想存在偏差；经常性思想和经常性管理工作不深入，在农业知识上的贫乏是今后我大队干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增强农业知识的培养教育吸收。
以上就是我大队上半年的工作总结，请领导给与指正和批评，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做好个人工作计划，争取将工作做得更好。
劳动教育反思总结篇7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教育思想使人类的教育理论掌握了更加科学的武器,开启了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了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南。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与作用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许多学者曾经谈到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欧文曾在自己的工厂中进行实验,将工人的劳动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具体分析,科学地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充分肯定了它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脱节,也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而造成的。在原始社会,这种分离现象还没有出现;到了奴隶社会,教育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教育便与生产劳动分离。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生产过程的分工,工人的身体和智力畸形发展,教育同生产劳动进一步分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生产过程不断更新,工人全面流动,从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结合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可能对劳动者的教育给予真正的关注;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也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劳动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才能实现。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又为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0]。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将对全体儿童实施免费的公立教育,把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综合技术教育,认为“这种教育要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11],从而可以弥补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综合技术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等的作用,认为工人子女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促使劳动者得到全面的发展。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教育学说的产生标志着科学教育理论的诞生,引发了教育领域里的一系列革命,其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带来了教育科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教育观,批判和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不同结构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科学地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综合技术教育理论;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庞大科学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基础,打破了剥削阶级教育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描绘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壮丽蓝图,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供了斗争武器,为无产阶级教育实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和表现,这也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对教育科学的指导意义。它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了教育科学,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学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一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在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不断地使之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1957年,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经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首次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明确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把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人才的依据。这既是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的,也是对教育功能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提出的希望和努力目标,也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的标准。1958年,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教育思想的主旨,包含了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性质,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与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的教育思想。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从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给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邓小平将时代“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体化,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概念。“四有”新人理论,深刻阐明了民族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指明了现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实现途径,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三个面向”指导思想和“四有”人才的培养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思想,也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走向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经验,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的素质教育。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2]1999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3]。根据世纪之交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世界变化的新特点,提出素质教育、教育创新的思想,具有独特的创新内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邓小平时代的“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活力。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标志,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发展和创新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对于教育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新的内涵。
劳动教育反思总结篇8
【关键词】高校扩招；社会就业压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向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教育事业必然会经历一个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过程。【1】在这一进程中，为了普及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我国逐步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扩大了高中阶段教育的覆盖范围。从1999年开始，我国实施高校扩招政策，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不仅圆了广大学子的大学梦，也对社会就业压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的现状研究
1999年2月，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年6月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把培养高新技术人才作为迎接新世纪挑战的重要任务，并确定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新思路。【2】从此，我国高等院校连续扩大招生规模，招生人数大幅度增加。
表1集中反映了我国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的步伐。1998年全国高等院校本专科招生108.4万人，到2010年达到661.8万人，增长率达511%，在校人数从341.0万人增长到2231.8万人，增长率达554%。1998年全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招生7.3万人，到2010年达到53.8万人，增长率达637%，在校人数从19.9万人增长到153.8万人，增长率达673%。1998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到2010年达到26.5%，增长率为170%。
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又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定为：在校总人数从2009年的2979万人到2015年达到3350万人，到2020年达到3550万人。研究生在校人数到2015年达到170万人，2020年达到200万人。毛入学率到2015年达到36.0%，到2010年达到40.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随着高校扩招和教育事业普及化的发展，国民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不断上升，社会人才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调整，对社会的就业压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社会就业压力现状背后的人才结构因素
就业压力是反映劳动力就业难易程度的一个社会指标。对于确定的人才市场而言，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影响就业压力的重要因素。当劳动力供应大于市场需求的时候，就业较为困难，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较大；当劳动力供应小于市场需求的时候，就业较为容易，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较小。而一国的就业问题是与该国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局限于教育领域的问题，确切地讲，主要是由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的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的。
通常而言，社会对劳动力人才的需求结构是呈金字塔形状的。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对初级人才的需求数量高于中级人才，对中级人才的需求数量高于高级人才。如果人才结构不合理，那么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就业不均衡现象，即部分人难以就业，而部分人极为抢手。在一般的比较分析中，接受不同级别教育的人的数量大致可以代表各级人才的数量，即教育人才结构大致可以代表社会劳动力供给结构。因此，教育人才结构必须和社会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也就是说，教育结构必须和社会产业结构相搭配，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社会繁荣的进程相适应。
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院校开始实施扩招政策。随着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人才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中高级人才规模扩大，初级人才规模不断收缩，造成了结构性的就业问题，出现了沿海部分制造企业“招工难”和中低层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给大学毕业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毕业生待业人数呈逐年增长态势，2001年有34万人，2003年达到52万人，2006年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24万人，到2011年又增至144万人。【3】如果算上为了争取更好就业机会而被迫报考研究生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一趋势将更加严峻地反应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然而，与此同时，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专、高职、技术类院校的学生却保持着较高的就业率，超过了90%。【4】
结构性就业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大学生就业难上，还从当前普遍存在的人才高消费现象上得到了佐证。很多原本仅需要中等劳动者就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都要求本科以上的学历，这既是人才和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也反映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另一方面，尽管中职劳动者就业受到企业人才高消费的影响，被大学生抢占了部分工作岗位，但目前其就业形势仍大大强于大学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我国人才结构失衡的严重性。而这种人才结构失衡是高等教育扩招步伐快于社会产业结构调整进度所造成的。
三、高校扩招对社会就业压力的宏观影响和长远分析
高等教育是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和科学技能的学校，是推动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高校扩招使更多中学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学生而言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既圆了他们的大学梦想，又提高了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6】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高校扩招带来的更多的是推动劳动力流动方向在横向和纵向上发生改变，一方面改变人才市场结构，另一方面缩短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劳动力流动方向的改变对社会就业压力的阶段性影响构成了转嫁社会就业压力的模型，对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意义深远。
（一）高校扩招与转嫁社会就业压力
自实行计划生育后，我国的出生率逐步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低增长的水平。所以，撇开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年龄人口计算，每年投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口也应该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低增长的状态，从而维护了人才市场劳动力供应的基本稳定，如果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基本不变的话，也就形成持续的、稳定的就业压力。
高等教育促使劳动力在纵向上发生分流的现象，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一部分人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另一部分则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了文化素养，掌握了更多的劳动技能，然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这里视为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实质上起到了延缓一部分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的作用。而某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为该年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和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的总和。接受高等教育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高校扩招的进程和规模的差异，就构成了社会就业压力变化的内在原因。
当高等教育以大体相同的招生人数稳步发展，或者高校扩招以相同的人数持续增长的时候，一些年前进入高等院校的人数投入劳动力市场，正好基本上弥补今年因接受高等教育而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缺口，因此，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维持基本稳定，对社会就业压力产生的影响很小。但是从施行高校扩招到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的过程，将会打破这种稳定状态。
图表来源：在社会人才流动仅限于升学和投入就业市场两个方向，并且各高校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即某年的高校招生人数等于四年后的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假设下，笔者根据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劳动力纵向流动情况绘制。
高校扩招促使劳动力流动方向在纵向上发生改变。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阶段一，也就是高校扩招之初，由于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增加，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急剧减少，而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基本维持稳定，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随之大幅度降低，劳动力市场供应减少，就业压力降低。在阶段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增速减缓，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减少较慢，而由于前一阶段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增速较快，本阶段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急剧增加，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劳动力市场供应增加，就业压力加大。所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Lm曲线）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模式。由于社会对就业压力降低的适应很快，而在社会就业压力加大的时候很难适应，就放大了高校扩招在转嫁社会就业压力下所带来的压力水平。
（二）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对社会就业压力的意义
高校扩招圆了广大学子的大学梦，提高了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增强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使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进而使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社会主要劳动人口的退休年龄保持不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主要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在一定范围内不断缩短，劳动力的实际供应减少，社会就业压力减小。
以一名普通学子（劳动力）为例，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大约十五六岁，如果不继续深造，通过两三年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习，或者直接投入就业市场，其工作年限有四十余年；如果继续深造，通过三年高中阶段的学习，四年大学阶段的学习，甚至还有三到六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年近三十岁，其工作年限就缩短了十余年。这十余年实则是劳动力实际供应的减少，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上面说明了个体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带来的社会实际劳动力的减少，而社会主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所带来的变化则可以从图1中得到说明。图1中，Ca曲线表示无高校扩招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数，大体为水平走向，有缓慢的增长，Lm曲线表示高校扩招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位于Ca曲线的下方，走向是先降后增，在两端都靠近Ca曲线，可以达到但不会超过Ca曲线的高度。Ca曲线与坐标轴构成的区域表示了无高校扩招情况下的劳动力实际供应，Lm曲线与坐标轴构成的区域表示了高校扩招下劳动力的实际供应，而Ca曲线和Lm曲线之前的面积就是高校扩招下社会劳动力实际供应减少的部分。
教育事业的普及化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使得工作年限大大缩短。据教育部统计，高校扩招以来，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由8年左右增长到2009年的9.5年。同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我国教育事业普及化发展的目标定为：到2020年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以上。这反映了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是解放劳动力，实现自动化的过程，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郝保伟.国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述评[J].理工高教研究，2007，26（1）：5-9.
【2】张静.高校扩招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20（3）：6-9.
【3】傅鸿飞.从大学生就业难看中国人才结构培养失衡[J].数据，2007（07）：39-40.
【4】麦可思研究院.2011大学生就业报告暨2011年就业蓝皮书[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劳动教育反思总结篇9
[关键词]教育经济增长劳动简化法生产函数法
教育经济效益，从宏观来看，指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与社会所得到的经济收益之比。计量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方法较多，有劳动简化法、生产函数法、舒尔茨分析法、丹尼逊法、修正的劳动力简化法、多因素分析法等。根据资料的可取性原则，本文对江苏省教育经济效益的计量将采用劳动简化法和生产函数法分别进行测算。
一、劳动简化法
劳动简化法是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提出的。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以及少量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简单劳动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此法用劳动简化系数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劳动总量中由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的劳动量，进而确定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由教育程度提高所带来的份额，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t代表报告期，0代表基期，K、L、Y分别表示平均劳动简化系数、劳动力人数和GDp。
为了便于计算，劳动简化法有以下几条基本假定：被计算的社会劳动者所接受的某一级别或年限的教育在概率的意义上是同质的；相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是同质的；社会劳动者因教育程度不同形成的不同劳动复杂程度可以用一定尺度来换算；教育对社会劳动者所造成的无形收入、无形支出以及教育接受的其他影响和教育的其他功效都被视为常数略去不计；把GDp的创造视为全社会劳动者的贡献。
采用劳动简化法测算教育投资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是要把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力以一定尺度简化成基准劳动力或标准劳动力，建立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系数关系。确定劳动力简化系数的方法有四种：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工资收入差别为尺度；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长短为尺度；以培养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教育费用为尺度；以劳动生产率大小为尺度。为收集数据的方便，本文采用教育年限的长短为换算尺度。将劳动者文化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教育年限按3年计）、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5个层次。以小学文化程度劳动力作为标准劳动力，则文盲半文盲的劳动简化系数为0.5，小学为1，初中为1.5，高中为2，大专及以上为2.66。
要得到社会劳动平均简化系数，还必须获知全社会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构成，即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而这个资料一般只能从人口普查资料中获取，于是将研究的时间取为1990年至2000年，因为我国在这两年分别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通过查阅《江苏省统计年鉴2001年》及相关计算，结果如下表。
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2006年》，江苏省1990年和2000年社会劳动者人数分别为4225.02万人和4418.14万人，1990年和2000年江苏省GDp分别为1416.50亿元和8553.69亿元，即:,,则根据教育贡献率公式计算得1990年至2000年期间江苏省教育投资贡献率为26.49%，表明在此期间，江苏省GDp增长额中有26.49%是教育投资作用的结果。
二、生产函数法
生产函数是描述因素投入量与结果产出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利用具体类型的生产函数，应用回归分析计算出教育投资社会经济效益，避免单个方法计量结果的片面性。该方法的理论依据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是多种多样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无论何种生产过程，都可以把它看成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技术和自然条件下，一组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生产函数就是在某些前提假设下，描述这一过程的经济数学模型。利用生产函数衡量教育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要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把教育的作用分离出来。
C-D生产函数是最著名的生产函数，其基本形式是，其中Q代表产量，L和K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投入，和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为技术进步因子。为了更全面的反映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变形，引入教育投入因子e，则C-D生产函数变形为为教育投入因子的产出弹性。C-D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变形后为
在实证分析中，假定劳动力投入L是同质的。此外，还必须在可获得的资料范围内对各种产出与投入的描述指标进行选择确定。对于总产出Q，选择GDp较为合适，因为它全面反映了江苏省的经济总量水平，而且数据易取得，具有权威性。对于资本投入水平，一般经济计量学认为最好用固定资产值加流动资产，但由于流动资产统计资料难以取得，此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资本投入。K为劳动力投入，L用社会从业人数表示，教育投入因子e用在校学生数表示。江苏省具体指标数据如下表。
根据数据资料运用SpSS软件，得到江苏省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为1.784，即全省受教育人口数每增加1%，则其GDp将增加1.784%。
要素贡献率＝(要素增长率×要素弹性系数）÷GDp增加率×100%
江苏省1990年至2000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19.70%，全省受教育人口数年均增长率为2.47%，则得到教育投资贡献率为22.37%，即江苏省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为22.37%。
三、结论
通过劳动简化法和生产函数法两种方法对江苏省教育经济效益进行测算，其结果分别为26.49%和22.37%，具有一致性，结论是可信的。此两种定量分析表明，江苏省教育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所作的贡献是很显著的，处于较高水平，这与江苏省历年来重视教育投资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还应当在现有基础上更加注重教育投资水平和经济效益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蒋萍:社会统计学[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分析[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劳动教育反思总结篇10
关键词：职业学校体育；职业学校学生；素质教育；劳动者素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社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素质教育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造就新一代劳动大军和提高职业劳动者素质，已成为教育所面临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完成主要依靠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而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也是中等职业学校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研究推行素质教育已成为广大在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一、体育教育能发展学生智力
体育运动能促进大脑的发育，改善机能，为人们从事智力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可以促进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和思维能力等智力因素的发展，体育运动具有不同形式的对抗性，不论是个人或集体项目，因其有不确定性特点，则可把表现为肢体对抗的外在形式引申为内在人脑间的智慧较量。例如，在体育教学中通过观察法、对比法和示范法有效地发展学生的观察力；通过技术动作的练习促进学生的记忆力、想像力的发展，通过游戏和比赛的教学，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的灵敏性和应变能力。而未来的劳动者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大肌肉的活动急剧下降，而复杂准确的小运动则在增加。苏职学者认为“在运动过程中，力量因素愈益从属于空间和时间因素。在机械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时间因素已经最后地使力量的分量因素从属于自己，于是更大的力量运动就进一步分割为较小的分量运动。大肌肉的活动是不可能实现操作的，只有最细微的手指运动才能保证必要的精确性。”而这些复杂的细微动作，靠灵敏的反应力来完成的。
二、体育教学能增强学生体质
学校体育对增强学生体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要真正提高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必须落实终身体育教育的思想，运用终身体育理论和方法，激发职业学校学生的体育兴趣，以便使他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以适应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尽管大量小运动出现，但力量因素并不消失和简化，而且发展和完善起来。可能这些波动较之粗俗的力量运动，更要求一定数量上的肌肉用力。另外，紧张高节奏的现代生活，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不好将直接影响工作的质量、效率以及出勤率，从而影响社会经济效益。
三、学校体育可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的精神
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丰富，为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创造良好的条件。例如，田径、游戏、球类等运动项目等在集体注视下完成个人练习、整体练习，竞赛是体育运动的特点，作为参赛者都有尽快实现追求目标的心理动机。因此他们就有必要开发和发展自己的最大能力的新的技术和方式。这种创造性的心理行为，能使他们逐渐形成准备和乐意接受未来社会的各种新事物的心理倾向。而未来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职业学校的学生步入社会应该有较强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而一个企业要想在社会中得到认可就必须有勇于开拓和进取的劳动者，这样，这个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开发新产品。例如，海尔集团之所以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就是由于有一个勇于开拓和进取的团队和各个员工的强烈的竞争意识，使之在家电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四、体育教学有利于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
每一种运动技能都是在反复练习中形成的。在体育教学和训练中，学生必须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困难和障碍，这样，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就会付出很大的努力。例如，在中长跑运动中，学生在跑的过程中由于“极点”的出现往往会有难以坚持跑下去的念头，然而如果教育学生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如果坚持跑下去就会出现“第二次呼吸”，这样学生就会坚持跑下去。而学生也会在一次又一次的锻炼中锻炼意志。在如今社会，竞争激烈，职业学校的学生进入社会也必将面临各种挑战，不但要求有很高的专业素质，而且要求劳动者有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职业学校体育教学也正是锻炼学生意志品质的特殊手段。
五、体育教学可以陶冶学生高尚情操
在体育教学和训练中，学生可以经历各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具有鲜明、强烈、丰富和多样的特点，对陶冶学生情操具有特殊作用，学生在新经历的体育训练中培养责任感和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助人为乐的精神。而责任感和团结协作正是未来社会企业要求劳动者所必须具有的素质，一个企业也只有具有团结协作的团队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劳动者才能使企业久盛不衰。
六、体育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
美，是形态和心灵美的统一，体育教学是实施美育的重要手段，在多姿多彩的体育教学中，教师各种教法的应用、各种竞赛与表演，以及场地器材的布置都可以使学生内在美和外在美得到熏陶和锻炼，并获得各种美的情感体验。
综上所述，体育不但可以发展生产劳动所属的职业属性，而且通过体育教学可以使学生具有健康身体和健康心理，提高未来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经验证明，职工经验与劳动事故率成反比，这证实了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要性，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国务院批转《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2010年，城镇新增劳动力5000万人，而需求情况来看，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缺口达1000万左右，这就证明了学生要想将来有一份工作，必需具备较高的素质。职业学校是培养劳动力的场所，而职业学校体育教学是培养劳动者综合素质，全面提升个人素质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所以，职业学校体育工作者应该以十七大报告为指引，全面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善于吸收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结合实际，争取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更为合格的人才。
参考文献
[1]a·a·克雷洛夫等著《劳动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