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发展历程篇1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探索
党的十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本文通过对我国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回顾，分析总结我国在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在今天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建国以来党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
早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指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建国前夕又说，应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1]并且断言：“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相适应。”[2]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成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指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3]这样，我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2年开始在大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发展阶段后，于1956年底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体农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调动了农民合作生产的积极性，弥补了分散的小农个体经济生产经营方式的不足，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明显存在着过急过快、形式单一的偏差。过于强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强调生产经营的高度集中统一，片面追求互助合作，忽视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给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束缚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主张。第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集体化，”[4]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好组织形式。农业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立以后，究竟以何种生产组织形式来发展农业生产，这时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再加上“左”的冒进思想的影响，认为“一大二公”的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最好组织形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而轻率地发动了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一次严重失误。”[5]第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6]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确定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出路是：第一步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机械化被认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捷径。在50-60年代，以机械装备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手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农业机械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和效果。
以为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探索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较成功地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成功开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了过去农业发展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主要思想有：第一，“两个飞跃”思想。邓小平指出：“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7]“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国情的道路。”[8]并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9]以此为基点，邓小平提出了农业改革发展的著名的“两个飞跃”思想。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政策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0]邓小平提出的农业要有两个飞跃的构想，科学的揭示了我国农村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为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二，以生物技术为主，以机械技术为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就指出：“农业现代化水平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11]“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12]这就突破了农业现代化主要是农业机械化的传统的观念，把农业技术推向了生态技术和生物技术。第三，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协调发展。邓小平总结我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新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协调发展地重要思想。他指出，“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13]邓小平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开创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理论。其主要思想有：第一，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现实的途径。1998年9月在安徽考察工作时强调“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14]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15]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土地承包期原定15年不变的基础上，再延长30年，而且30年以后也不变。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作为党在农村的一项长期政策确定下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稳定，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更加明确规定：稳定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关键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第二，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关键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指出，“振兴我国农村经济，……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16]“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17]关于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防止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改善生产条件、确保生态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多方面地深化和发展了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理论，推动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新发展。
三、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在新世纪新阶段里，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继续开拓进取，形成了新的政策思想。第一，城乡统筹发展新思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并且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列为“五个统筹”之首，目的是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城乡平等和谐、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新型的城乡关系。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并进一步阐述：“我国现在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支持‘三农’发展。”[18]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并对建设新农村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并确定了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思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第三，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9]这是首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报告并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农业和农村的目标和方针：“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20]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对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提出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就为我国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党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理论。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几代领导人，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成功地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它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使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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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历程篇2
关i词：生活教育；历史课程；价值观“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是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
在近些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历史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许多人心中，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与现实生活无关，与未来生活无关，所以学习历史就是学习和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不用关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许多教师受这样的观念影响，在历史教学中为教历史而教历史，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几十年如一日地向学生讲授老一套的、一成不变的历史知识。因此，教师讲授的历史知识缺乏生活气息，与时代严重脱节，较为沉闷，往往会让学生认为历史和现实无关，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用处，这必然会导致学生对学习历史缺乏兴趣，缺乏学习的强大动力。
那么，在短短的一节课上，如何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对现实生活进行关注？如何让融入现实生活的历史教育成为“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呢？下面，笔者以“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为例谈谈自己的想法与做法。
一、精选富有生活气息的历史课程资源
陶行知所说的“生活”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称，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课程资源。
就“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而言，本课的重点是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业传统。教师可以将古代的农业生态保护内容作为本课历史课程资源的结合点。中国古代农业生态保护思想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特别是和谐发展的农学思想，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珍贵的历史遗产，在这一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业传统，孕育了灿烂的中华农业文明。
在学习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时，教师可以通过农具的创新让学生明白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需要对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而且还要治理土壤，保持地力常新。只有深耕熟犁，才能起到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作用。
在学习土地利用知识时，教师可以通过耕作制度的创新让学生明白人类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经常受到农业生态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困扰和报复。过度耕作和收获引起土地贫瘠和土壤功能下降，从而促进休耕轮作制度的产生。
二、探究关怀人类自身发展需要的历史问题
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的内容是随时代、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历史不仅是过去的现实，也是今天的现实；现实不仅是将来的历史，也是现在的历史。关注现实与过去之前的历史联系，关心人类发展的需要，教师在问题探究教学设计中应把这两点作为价值出发点。
就“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而言，教师可以从农业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思路去设计问题，如谈谈现代粮食安全的问题或农业未来的发展，这远比辩论小农经济的优缺点更能引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教师可以从以下思路提出问题：中国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但农业的发展会遇到哪些问题？古代农业是如何不断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的？古人的农业技术进步中哪些地方体现了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大量使用和依赖化肥、农药和其他化学制剂，导致了土地沙化、盐渍化、土壤污染和水土流失等问题，加剧了多种农业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农业生态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和不稳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技术进步与农业可持续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以上问题在课堂教学实践中不一定要全部探讨，或是要讨论出明明白白的结论，教师只需要引导学生对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的农业生态环境变化进行关注与思考，同时，引导学生探究中国古代的农业生态保护思想及借鉴价值。
目前，国家大力倡导“节粮、节水、节电”教育，全社会开展“光盘行动”，作为价值观教育主阵地的历史课堂应当大力弘扬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历史教师要充分开发课程资源，强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正面引导，促进青少年学生学会感恩、学会勤俭、学会自省、学会自律。教师要创新教学方式，采取更多的诸如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方式。只有融入价值观教育的历史课堂才会深受学生的喜欢。
参考文献：
[1]杨俊中.中国古代农业生态保护思想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农业的发展历程篇3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方式;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识码：aDoi编号：10.14025/ki.jlny.2016.20.038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计划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做出了正确的指引，使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在政策的支持下得到高效、优质的开展。在现代化农业建设过程中，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能够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速度，还能够促进农民向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进而提升农民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使其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为此，国家应当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促使农业院校采取有效的招生手段扩大农业专业学生招收，同时应当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新型职业农民接受学历教育，以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规范农业专业人才就业市场，为建设现代化农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1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的现实意义
1.1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需求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农业转型黄金时期，正从传统农业向着产业化、机械化、自动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只有在保证农业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上，提升农业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才能保证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科学技术的实践者，应当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娴熟的职业技能，并且能够结合时展的需求为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1]。因此，应当对其实施学历教育，促使其在掌握一定理论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能够运用先进的思维和理念创新现代农业生产，进而保证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1.2实现农民职业化培养目标
农业是我国基础性产业，近年来，农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民这一职业。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开始出台相关政策促使农业工作者向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基于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计划被提出并广泛实施，这不仅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还满足了从事专业化生产人员的发展需求，为我国农业的转型做出了正确的指引。其中，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是保证农民从“身份”向“职业”转变的重要前提，只有提高其文化水平，才能使新型职业农民掌握娴熟的农业生产技能，具有较高水平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保证农业生产活动的高效性和优质性，促使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得到充分保障[2]。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是农民实现身份转变的重要前提，是其从兼职变为专职的有效措施。
1.3提升农民社会地位
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较为看重学历，大多数人都认为学历较高的人素质较高，智力和综合能力方面较强。在这样的形势下，知识分子在我国的地位较高，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尊重和认可。正是由于人们的学历层次和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导致很多人对“农民”的认识产生偏差，曾戏言“学习不刻苦，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并且将学习和农民这一职业挂钩，暗示不能获得高学历就去当农民的思想。在这种大环境下，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能够促使新型职业农民更好地融入社会，促使其树立较好的公众形象，进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
2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层次的有效措施
2.1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历教育提供政策支持
为了提升新型农民学历层次，国家应适当出台一些鼓励农民参加高等学历教育的优惠政策，促使农业院校、中职院校以及农广校等顺应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扩大招生范围。例如可减免新型职业农民的学费和考试费用，使家庭较为困难的新型职业农民有机会接受学历教育。
2.2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宣传工作
国家和社会应当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宣传工作，采取多元化的宣传方式开展宣传工作，促使新型职业农民能够意识到接受学历教育、提高学历层次的重要意义，以及加大优惠政策宣传力度，促使其了解相关政策。设立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学历教育专项资金，为广大新型职业农民接受学历教育提供资金支持[3]，并且给予那些取得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一定优惠政策，让他们获得看得见的实惠。
3结语
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工作中，在国家方面，应当出台学历教育优惠政策，鼓励农业院校进一步扩大农业相关专业招生。在学校方面，应当加强其对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的重视，促使其采取多元化的有效措施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农业院校还应当将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活动进行有机结合，促使新型职业农民的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双重掌握。有关部门还应当建立完善的农民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促使农业专业人才就业市场得到规范、严格的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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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历程篇4
法国著名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兰德?布罗代尔认为，社会的变革动因根据历史时间的长短可以像电波一样分为“短波”、“中波”“长波”，费兰德?布罗代尔将之称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所谓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等。所谓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
我国建国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以社会局势变迁为代表的中时段社会动因对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推进起到直接和重要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局势发生重大变革，这一时期国家重点追求两项目标：一是土改消灭农村贫富差距，二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进程，而这两大社会变革的实现都要以农业集体化作为基础。首先，共产党成立以来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土改正是在此目的下进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改进程中国家为遏制贫富差距再次扩大的苗头，组织农民积极进行农业合作，建立农业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的公有化程度，以此遏制富农发展防止贫富差距拉大。第二，在实现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我国政府施行的政策是以农业支撑工业发展，即提取农业剩余补充工业资本。面对独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国家最困难的问题是政府与个体农户交易成本过高，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规模化提取农村剩余成为新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因此组织农业集体化运动，用集体劳动取代个体劳动，用集体经济取代个体经济，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以上是我国建国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展的中时段社会动因，消灭两极分化和促进国家工业化这两项社会动因都是在当时建国后新的社会局势下发生，以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为代表的中时段理论能够合理解释我国建国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展。
农业集体化运动在我国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我国在数千年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上形成的小农经济对农业集体化政策形成了强力的抵制，笔者通过对农业集体化时期考察发现，农民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个各种方式来表达和捍卫自身的利益，为了有力的对抗集体化政策，农民首先诉诸的是长期固有的习俗和价值观，包括宗教信仰、传统伦理和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集体化时期的群众与农村干部的关系也比“服从/对立”的二元对立解释框架来的更为复杂。在我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较为封闭的村落共同体影响下，群众与农村干部的关系主要依靠村社内部共有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的调整，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权力对村落全方位的渗透和控制并未完全的侵蚀解放前的村落社会关系和行为习惯，尽管农村政治运动频繁而强烈，但长久以来村落以血缘亲属关系、私人邻里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仍对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干部与群众关系起着重要影响，引发了了群众对干部的不满和抗争，并在实质上促成了国家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后国家去集体化政策削弱了国家力量在农村的影响力，而农村固有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关系依然在改革开放后持续发挥着影响力。可以说，我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形成的乡村社会关系深层次结构构成我国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这也是费兰德?布罗代尔“长时段”所表明的“历史总体”。
费兰德?布罗代尔对我们社会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布罗代尔关于历史时段的观点有效的整合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的学科观点，启示我们要研究社会深层结构必须整体上把握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包括社会组缓慢的嬗变过程。对于组织社会学研究，启示我们研究组织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变迁过程，探讨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社会组织变迁的关系，组织变迁与社会变迁存在一种互动关系，组织变迁需要考虑社会环境中不易察觉的长时段因素的影响。
农业的发展历程篇5
（一）、构建能历教育网络
鼓励国家、企业、个人一起上，依法举办各种类型的能历教育培训班。扶持乡镇成人学校建设，建设能历教育基础网络；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单位，依托有关职能部门如劳动、工会、农业、教育等建立常年性的、专业性的职业学校、培训中心等，形成能历教育补充体系；重点建设区级职业学校，形成能历教育的骨干基地。形成以技术培训和业务培训为重点，以素质培训和岗位培训并重为特点、以职业培训和扩大就业相结合的长短结合、高中低配套的能历教育模式，
（二）、构建技能鉴定新机制
国家有关部门制订职业专业层级技能标准，全面启动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工程，免费为农民提供技能、岗前培训，开展特殊工种职业鉴定。使求职务工人员有全国通用的技术等级证书及上岗证以增强就业竞争能力，提高劳务收益。积极引导各类培训机构与劳动力市场或用工单位签订培训合同，以需定培，定向培训，重点鼓励企业开展岗前培训并安置就业。要积极探索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机制，把技能培训、就业介绍、就业后服务管理融为一体。
（三）、完善市场就业机制
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搞好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衔接，搞好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农村劳动力能历教育服务体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步伐，着力解决场地等基础设施问题；加强信息服务，完善市、县、乡三级劳务信息服务网络，建立健全劳动力资源信息库，畅通劳动力资源调蓄和信息共享渠道；加强对劳务市场的管理，引导扶持劳动就业中介服务健康发展，依法打击和取缔非法招工，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建立农村劳动力能历教育宣传和激励机制，对促进劳动力能历教育的有关单位进行奖励。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建立各种类型的劳务专业协会，加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
（四）、构建能历教育课程体系
农业的发展历程篇6
关键词：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历史演进；特征思考
作者简介：杨成明（1989-），男，内蒙古阿拉善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张棉好（1970-），男，江西玉山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青年专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eJa10043），主持人：刘颖。
中图分类号：G7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158（2015）04-0091-06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体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伟大智慧。作为典型农业大国的中国，辉煌的农业文明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文明孕育的主体――古代的劳动人民，借助农业职业教育这一载体，将古代农业科技不断转化为推动农业发展的生产力，促进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古代农业文明。而这一重要载体，也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留下了独特的历史足迹。
一、中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
中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丰富，形成体系化。不同历史朝代的国家重农业政策造就了不同的农业文明历史，也促使了农业职业教育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形成了不同的轨迹。
（一）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孕育时期――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作为人类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先后划分为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古代黄河周围有利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早期先民，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优越性催生的大河文明决定了原始先民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这也成为我国农业文明诞生的标志。“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成为该历史阶段原始先民生活特征的真实写照。伴随着第一次人类历史的分工，即：采集、渔猎和农业、畜牧业分离，以及神农氏对于农业发展的推动，促使了“刀耕火种”形式的原始农业与教育的出现，如《白虎通》卷一：“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以耕・・・”。畜牧业和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使得原始社会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显现出了分离的趋势，从而出现了巫等最早脱离于社会生产的知识分子。在此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农业生产技术，如：有关采集、渔猎、农业种植以及火的使用等方面的知识通过示范模仿、口耳相传、原始神话艺术与文字绘画等形式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传承下来。由于分工水平的限制，原始社会并未出现现代意义的职业，也就未出现职业教育的踪影，但原始社会末期各个部落显贵“设官教民”以及成均之学、虞庠之学等原始学校的萌芽却为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萌芽孕育了良好的环境[1]。
（二）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萌芽时期――夏商周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经过商朝的进一步发展，在西周达到了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重农”之风的逐步显现，并在周代开创了我国古代劝课农桑制度。各国国君不仅亲耕“藉田”以劝天下，而且通过设置农官――畴官来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地官司徒即管理农业生产，深通辨土认地之法并向后代传授。这也促使了自给自足、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等为特征的初始农业社会形态的形成[2]。
三代典型的土地制度――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公有的土地制度，这就决定了国家在农业生产技术与知识的生产、推广方面不可懈怠的责任。西周开创的“藉田礼”，成为了我国古代统治者劝课农桑的重要举措至清代始终未断。而自商代开始，便出现了私田与公田并存的局面，由此农业生产中的生产知识与生产技能的传授途径形成了分支，一方是国家设立农官进行普及，而另一方则是通过技能家传的形式来继承。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明确以及统治者的政治需求，逐渐出现了士、农、工、商等“四民分业”的开端，由于“宦学事师”与社会职业不可更改的社会制度，使得此阶段的农业职业教育除农官指导之外，更多是以生产技能与经验的家传来开展，生产经验与技能的父子相传为代表的艺徒制，标志着我国农业职业教育的萌芽[3]。
（三）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初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动荡时期的春秋战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突出成就，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仍具有启发意义。而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出现促使了生产力的变革，促进了大面积私田的出现，并成为小农经济形成的基础。由此小农经济成为各诸侯国的立国之基。诸侯争霸过程中各国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无疑提升了农业的社会地位，也促使了我国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形成。在此背景下，我国古代社会所提倡的“以农为本”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了。正是这种“以农为本”思想的影响，促使了各诸侯国先后提出各种重农的政治思想和劝农措施来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如《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战国著名的政治家李悝主张：“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勤”，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平籴法等措施稳定农产品价格，达到“使民适足，贾平则止”的效果，从而实现“民无伤而农益劝”。
春秋战国时期传承了西周的职官制度，职官在学习农业科学知识的同时，需将所学农识传授于世袭其职位的子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打破了夏商周时期“学术官守”的局面，使得一部分曾经从事劝农以及农业生产和拥有农业技术农官通过私学的形式开始向民间传授农业科学技术，而在此时期，农业技术父子兄弟家庭传承基本模式已确立[4]。“百家争鸣”的出现，不仅促使了我国许行为代表的农学派的产生，还孕育了许多优秀的农业文献著作，如《吕氏春秋》中《上农》等四篇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农本思想”的形成与巩固、重农措施的颁布、农业著作的产生等多方面的因素，促使了我国农业职业教育在此期间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并为秦汉时期及以后我国农业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特殊时期，统一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制度的确立。秦朝的建立延续了前朝劝课农桑的制度，重视农业生产。汉朝重农政策更加突出，《史记・孝文帝纪》记载：文帝下诏，“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郭沫若《中国史稿》中也提到：“文帝时，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对努力发展生产的地主给予奖励”。重农思想及措施推动和促进了该阶段注重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以此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而汉朝针对当时“舍本农而趋商贾”的现象，一方面积极推行各种劝课农桑的惠农政策，甚至君主亲耕籍田以作表率；另一方面为了吸引农业从业者，减轻农业赋税，使得土地兼并之风兴起，尤其是在西汉政权建立之后，非身份地主（即：商人、手工业者等）不断增加，使得自耕农逐渐丧失土地而沦为农业依附民。在此背景下，两汉贯彻劝课农桑政策的同时颁布了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促使了畜牧业等行业既有较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专业户出现，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5]。
秦汉时期作为我国劝农官员设置的开始，除大司农外，三老、力田等均作为督促、管理农民按时进行农业生产及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的重要人物；而专职劝农官员更是将是否善理农事作为奖惩的依据[6]。因而，调动了劝农官员各方面的积极性，不断发明新的耕种方法、农业生产器具和推动农业专著的产生。农学家赵过发明并推行的代田法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技术推广程序的首创。《汉书・食货志》有云：“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天川。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意指：将一亩田地用农业器具开出三条沟，形成三条沟三条垄。第二年垄沟位置变换来进行耕种。秦汉在超越前朝手口相传教育方法时，注重思考和操作能力，理论传授与科学实验并重的教育方法体系，赵过代田法的发明与推行过程便是最好的说明。西汉农学家汜胜之在总结前朝农学文献的基础上编纂了农业专著――《汜胜之书》，成为当时我国职官性农业技术教育第一部教材，使得农业职业教育内容更系统化、专门化[7]。秦汉时期农业职业教育各方面的发展不仅成为封建社会农业制度的基础，并为后来农业职业教育奠定了体系和模式基础。
我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社会动荡时期。尽管此时政权变化频繁，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兴国之要。各诸侯国纷纷采取各种劝农措施恢复农业发展，其中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北魏均田制均为较典型的制度，从而形成了世族地主（官僚或商人转化而成）与自耕小农、部曲（家兵或私兵）、佃户经济依附的社会现状。魏晋南北朝在促进民族融合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多民族的交融，不断产生了新的思想和技术，此时期不仅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增多（新增了畜力拉耙等工具），农作制和选种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
作为传统劝课农桑的典型――“耕藉礼”，成为各少数民族诸侯表达自我政治抱负的一个途径，在强化农本思想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与偏远地区农业的发展。而我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系统的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的问世，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辉煌结晶。《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北魏及之前的农业生产技术成就，涉及领域广泛，并初步建立了农业科学体系，故贾思勰自称为“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也因此它被称之为“农业百科全书”。不仅是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和记载，而且在大量实践科学的基础之上总结出许多农业生产的规律，如耕种要顺应自然的变化，重视种子的品种和特性等[8]。与此同时，还介绍了有关家畜的饲养方面的知识，并第一次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骡的方法和有关技术原则。与此同时，在教育思想家的农业职业教育思想推动下，客观上也推动了我国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如傅玄在“人才九品论”中，首次将农、工、商各业者称之为人才。这不仅体现出我国农业在此时期的发展，也显现出了此时期通过不同形式来推动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
（五）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隋唐至宋元时期
隋唐时期经济技术的高度发达与国力的强盛，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发展史上都具有突出的位置。隋朝以“急农”、“榨农”来达到政治上所需要的迅速致富的目的，也成为了隋朝二世灭亡的根源。但隋朝在官学教育体制中创建了较为完备的职业教育制度，为唐朝在教育制度和农田制度等方面的高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唐朝立国之初，吸取前朝教训，以“重农、息农、劝农”来代替“急农、榨农”制度，在促使唐朝农业恢复的同时，为创造发达的农业文明打造了良好的条件。
首先表现在，天子恢复了自东晋以来被废止达400年之久的“耕藉田”仪式，使之成为鼓励天下民众务农的有效手段，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全国重农之风的形成。《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唐太宗通过此举，产生了“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的成效。同时，唐朝首先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农业管理体制，中央有司农卿一人，少卿两人；地方道、州、县的副长官主要负责劝课农桑，如：撰写劝农文、编写劝农歌、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唐朝的基层农业生产管理单位为里，设里正，而劝课农桑也同样是里正的一项重要任务。如《唐律疏议・户婚》记载：“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与此同时，通过设立专门的劝农使，来与地方官员共同进行农业生产的监督、管理。完备的农业管理体制，在促使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但遗憾的是，此时的农业职业教育却未出现专门的学校作为载体来进行。
其次，在农田制度与农业生产技术、工具方面，唐政府积极实行并改革均田制，在首次颁布的著名的武德田令中规定：耕地可以满足给田定额的地方作为宽乡（人口规模、土地规模较大的乡村），反之则为狭乡。另一方面，唐朝很重视屯田工作，利用士兵或农民耕种荒废田地。帝王对农业的重视，推动了许多政治家重农思想的产生，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以及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出现，如曲辕犁的创制，灌溉工具筒车的发明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陆蛰在《均节赋税恤百姓》中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农本思想；“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养矣；足食而不先备灾，食固不足矣；为官而备者，人必不赡；为人而备者，官必不穷”的预防意识以及移民实边的思想。众多的政治思想家、农业科学家思想的汇集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形成了唐朝开展农业职业教育，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农业典籍”。如陆龟蒙的《耒耜经》是记述江南地区农具的专著，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农具专著；陆羽的《茶经》是一部传播茶文化、茶叶科学知识、普及饮茶习俗、推动茶叶生产的杰出著作，指导了我国古代茶区的生产实践，成为我国农业史上最早的一卷茶叶专著[9]。
在唐朝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处于我国封建王朝顶峰的宋代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前朝“以农为本”的思想。首先帝王通过多次颁布《劝农诏》来强调农业和粮食的重要性，而且在宋朝出现了劝农文以及劝农碑刻来教化民众，督促农业，推广技术。其次，在农业管理体制方面，较唐代相比更为完善，将劝农使由中央属员改为由地方属员，并且为正式职务，按其等级，可分为路、州、县三级；按其职务体制，可分为监察和行政两个层面；按其官员所属，可分为地方官员、转运使、提刑使三个系统；除了这些正式带有劝农职衔的职务外，还设有专门的劝农使。与此同时，宋代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在全国实施农师制。农师是从民间熟识农事的人中间推选的，调查各家种子、耕牛和劳力的情况，督责农户开荒种莳，充分体现出宋元时期劝课农桑教育活动的日益制度化，同时也促使了农业教育理论的创新。《陈昱┦椤肥撬未农业著作的一大代表，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著名论断；而北宋胡瑗的分斋教学将民、兵、农等实用学科纳入正规学校之中，是我国自原始社会以来首次将农学教育纳入到正规学校之中的典范，对于农业职业教育来说意义重大[10]。
承接了唐宋科学技术与教育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出许多卓越成就的元朝，虽然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仅有百年之久，但其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却极具特色。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其农业政策的演变上，起初重牧而轻农，致使北方农业生产凋敝。窝阔台时期，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积极策划下，实行职业户计制度，将百姓编籍定户为“良民”，使之进行农业生产。元朝实现了“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的空前统一，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作为统治者，也通过颁布农书，奖励农桑，设置劝农官，以“科普读物”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等劝课农桑的政策来促进农业生产[11]。作为我国教育史上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典范的社学，是将农桑与教化融为一体，利用农闲时间召集农民子弟进行教化。社长具有管理者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既负责传授种植技艺，播储粮备荒，又负责管理治安以及奖勤罚惰。社学不仅为元朝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甚至为明清时期社学的发展产生客观上的影响[12]。而丰富的农业著作，如《农桑辑要》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官颁农书，强调农民要掌握科学实用的农业知识和技术，以及《王农书》等都是元朝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成果。
（六）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明清时期
明朝是典型的以小农经济立国的朝代并达到顶峰。一方面较前朝相比，明朝统治者贯彻“以农为本”思想以及“安民”和“宽民”政策的同时，注重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积极赈灾扭转了当时农民的生存状况，如《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另一方面，明朝自由租佃的政策也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自由化程度，为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的农书总量超过了明之前中国农书的总量，《农政全书》便是明朝时期农学著作的一个典范，被誉为“杂采百家，兼出独见”；与此同时，明代学者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中重要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全面反映了明代及之前历朝历代的农业技术成就，并对农业技术教育产生了深厚影响[13]。
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在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方面同样表现出了独具的特点。清朝的农业在帝王的极其重视下，通过“耕藉礼”，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以及劝农官员的设置促使了农业的发达。尤其是在乾隆时期所编撰的《授时通考》，不仅涵盖了古代经、史、子、集中有关农业的记载427种，汇集了古人的农业著述，并配有直观的插图512幅。而永佃制的实行在缓解清朝人地矛盾的同时，使得佃农获得更大主动权并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利用。清代，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北京郊区的农民采用“火室”等设备进行反季节蔬菜的种植，成为我国现代温室农业的缩影。苏南地区的粮―畜―鱼―果―菜的综合经营，更是开创了我国生态农业的先河[14]。由于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影响，使得玉米、番薯等异域农作物被引进，这在丰富我国农业生产品种的同时，在土地的开发和利用率的提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特征思考
纵观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史，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发展顶峰时期的唐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都始终能注重农业在国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都积极地通过各种劝农措施提升农业地位，普及农业知识，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这也使得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明显特征。
（一）古代农业职业教育行为发生的强制性
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立国之本，历朝历代的君王都通过积极发展农业来提升国家收入、增强国家实力。因此，在巩固政治统治，加强社会控制的政治动机驱动下，统治者通过政治权力来总结前朝以及来自民间的农业生产经验、先进农业技术，并予以推广，以此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此过程中，农业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政府行为，便呈现出了强制性的特征[15]。如北宋时期劝农使的设置，标志着劝农成为正式职务。劝农使主要负责督促、劝勉和检查农业，注重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教化民众等，并以此作为劝农使政绩考核的依据。这便是我国古代政府推行农业职业教育的典型案例；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四民分业而居”的思想逐步形成，并且规定四民之间社会职业种类不可更换，由此而导致农民的后代只能通过子承父业、生产经验与技能的家传来促使自身的发展。而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早期职业教育形式更多的是由于社会阶层的固化与制度规定而发生的，并非从业者自愿的选择，这便体现出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强制性。
（二）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与实用性
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实用性，是促使古代农业社会繁荣的重要原因。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内容几乎覆盖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等各方面的内容，而且大部分农业职业教育内容的形成是基于农业生产力发展需求的背景下而形成的。因此，农业职业教育的内容与生产实际紧密相连，实用性凸显。如《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分别介绍了土壤改造、耕作技术、栽培技术，以及《管子・度地》当中详细介绍了治理水系和引水灌溉等方面的内容；作为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中第一次把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木类中典型的有桃李类、松柏类等，这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于植物的研究与观察达到了一定水平；《齐民要术》被誉为古代社会的“农业百科全书”，它突破了淡出对于农业技术的研究与记载，在家畜饲养等方面提出“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的喂养原则，并第一次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骡的技术方法。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农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农业典籍，也成为了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内容选择的蓝本。
（三）古代农业职业教育方法的多元性
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对于发展农业的重视，使得农业职业教育的实施方法呈现出了多元性特征：第一，问答教育。即学习者与教授者或传承者通过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农业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如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的编写过程中，便是通过访问有经验的农民，来获取相关的农业知识和技术，继而通过整理、记录在册，以此来促使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承；第二，示范教育。该种方法往往是在新的农业品种和技术的推广过程中，通过向农民示范其技术操作及生产效果，从而促使农民对于新技术、新方法的认可，以此来向农民传授新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如赵过在推广代田法时，先是在实验田通过示范，继而对比新法和旧法在产量方面的差异，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以此来进行新方法的推广；第三，图像教育。即通过将农业生产的过程和技术分解形成分解图并配以说明而形成的教育方法，如明清之际，安徽人方观承编著的《木棉图说》，该书包含有16幅图画并配有解说，以此形式来系统介绍了从种棉到织布的全过程，并总结了每一生产过程的实践经验[16]；第四，歌诀和农谚教育。歌诀和农谚作为农民日常生产过程中，通过用简练生动的语言来概括生产过程中的经验，往往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为常见和最为实用的一种教育方法。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农谚也不断的丰富和增加，被誉为农业教育的“百科全书”，如《沈氏农书》中记载：“秧好半年稻”，“麦要浇芽，菜要浇花”等都是通过易懂易记的话语来反映古代农业生产技术；除此之外，还有《立春歌诀》、《获稻歌》等以诗歌的形式来传承农业常识[17]。
（四）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形式的多样性与创造性
古代农业职业教育形式的多样性与创造性是农业职业教育有效开展的重要媒介。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形式包括了政府主导下的惠农政策的颁布，劝农活动的推动，以及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专职官员，并开设相关组织来进行农业职业教育。如元朝社学的建立，开创了我国农业技术教育的先例，为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留下了宝贵财富；艺徒制。一方面，包括学徒通过拜师学艺的形式，在实际农业生产过程中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的制作与维修技术等来培养学徒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推广的本领。如元朝被誉为“棉神”的纺织革新家黄道婆，通过自身对于黎族纺织技术的学习，后经逐步改革和创新，在向人们予以推广和传授“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以及崖州被等制造方法，可谓是学徒制传授职业教育的典范。另一方面，包括了农民自发的农业技术与经验的推广，该种方法尤其是在原始社会的农业生产中较为明显，即人们在农业生产与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种植经验、工具制作技术等，在实际生产活动中通过口耳相传的面授形式来开展，从而促进了优秀的技术和经验得到传播与传承；私学的推广。私学作为独立于官学的一种教育形式，在推动农业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战国中期的许行，作为我国农学派的创始人，通过私学来传授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和技术；最后便是通过农业著作来向广大农民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我国历朝历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逐步形成丰富的农业著作，这为古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途径，如唐朝《兆人本业记》便作为唐代传播农业知识与技术的重要著作来促使唐代农业的发展。
（五）古代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我国古代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于农民持续发展生态意识的教育，促使农民形成因地制宜，农业生产符合自认规律发展的意识。如《管子・八观》中记载“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以此来警示时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树立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古人先进的农业生态意识的树立，以及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换茬轮作、用地养地等生态技术措施来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至今对我们建立现代农业仍具有借鉴意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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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历程篇7
农民工市民化与民工潮密切相关。经过一波又一波的民工潮，30多年后，农民工的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农民工中的80后、90后，他们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6亿农民工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61%，将近1.6亿人。他们的到来，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队伍急速分化重组。他们已不仅仅“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已占我国2.3亿职工人数的一半以上。在许多沿海城市，8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迅速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劳动者，已经占到打工群体的80%以上。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若干年之后，90后打工者又将成为我国加工制造业的主体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需要职业教育“圆梦”
多个全国范围内的调查表明，“拖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已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高中文化程度的比重上升。相对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已有较大提高。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基本上一离开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甚至有的人就出生在城市或从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到城市，他们对身边这座城市的认同，甚至超过了对老家农村的认同。
他们的意识形态、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把“进城挣票子、回村盖房子”作为进城打工的目标，他们最终的梦想是融入现代都市。他们希望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定居的占53.2%，希望在县城或小城镇定居的占37.9%，愿意回农村定居的仅占8.9%。他们已不安于现状和命运安排，力图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流动、跻身社会主流。
留在城市、成为享受同等权利和职业发展空间的市民，是他们的梦想。这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是一种奢望，而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因为，这与中国的发展道路相吻合――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实质就是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但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脱节，成为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调查显示，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而且，他们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培训的则高达76.4%。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不能获得比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文化程度估算，大约只有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这一状况已经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他们的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求。因此，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不仅是解决他们在城市长期就业并实现有尊严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消除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障碍的当务之急。
职业院校应主动参与城镇化建设
十多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说高度重视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并积极开展了多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如阳光工程、春风行动、技能就业计划等。这些培训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机构重叠，农业、科技、人事与劳动保障等部门各自为政；培训内容单一、培训手段落后等。所有这些，都使培训效果大打折扣：享受到这些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还不到三分之一，而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并不都能获得技能的提升。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在所有这些教育培训中，却较少见到职业院校的身影。这种现象缘由很多，首当其冲的是观念问题。由于农民工的培训多是非学历教育，向来以学历教育为主的职业院校，认为搞培训是自掉身价，不屑参与。其次，对农民工的培训涉及与以往不同的组织管理，不同的课程、教材、学习方式等，一些职校知难而退，宁愿固守轻车熟路的学历教育而踯躅不前。
应该说，各类职业院校在农民工教育培训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专业门类齐全，有“双师型”教师队伍、精良的实训设备以及长期积累的教育培训经验等，这使职业院校比其他机构以及企业自身的培训更系统、更规范。所以，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中，发挥职业院校的主渠道作用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事实上，服务社会本是职业院校办学的应有之义，这一功能在教育部近几年的诸多文件中屡有强调。比如，在《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1～2015年）中就特别指出：职业院校要成为当地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社区教育、技能培训、新技术推广和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规划》还提出，要建设40个左右继续教育示范基地，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复转军人以及企业职工开展继续教育，并率先实现年培训人次达到本校全日制在校生人数的2倍。
从全国范围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做得有声有色的，还数广东版本。
广东是我国吸纳农民工最多的省份，有农民工3000万人，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约2000万人，95%以上集中于珠三角地区。
为鼓励农民工参加培训，广东省在学历、技能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初中毕业学历5分，中技、中职或高中毕业学历20分，大专或高职毕业学历60分，技师职业技能资格、中级专业技术资格60分，大专或高职学历，并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80分。也就是说，只要具有大专学历或技师资格或中级职称的任何一项就可获得60分，可申请办理城镇户口。这一政策极大鼓励了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热情，到2012年2月，广东省已有29.4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入户城镇。
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安排上，广东省依托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和乡镇（街道）、企业及社会的各类培训机构，构建起了立体化、全覆盖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网络，并推出了智力扶贫、百万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工程、技能提升和人才储备计划等多个项目。在培训中，技工院校发挥了技能培训主阵地和引导示范作用，探索出了校企合作、校镇合作、订单培训、送教进厂、送教下乡、送教入户等培训新模式。
2011年，广东省又推出了“圆梦计划”，该计划重点资助在粤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以网络远程教育为主的高等学历教育，这可以称得上是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升级版。这一计划由广东共青团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等单位统一实施，目的是培养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素质劳动者，助推“广东制造”走向“广东创造”，并打通新生代农民工向上发展的通道。
“圆梦计划”推出后，受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欢迎。2011年7月，来自广东全省的近万名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进入全国17所高校接受网络远程教育，通过考试后他们将获得大学文凭。
这一计划正在持续进行。广东省政府希望打造一个长效机制，每年资助万名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本科或专科网络教育，以圆新生代农民工的读书梦、大学梦，让他们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技能成就梦想。
城镇化建设是职教发展新机遇
职业教育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培训，是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城市梦想的新使命。同时，从长远来看，职业教育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培训，也是职业院校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积极主动承担农民工教育培训，为职业院校开辟了另一块颇具规模的生源市场，为学校发展寻找到新的支撑点和增长点。
要做好这项工作，职业院校就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现办学定位、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等一系列的创新。职业院校要改变过去以学历教育为主的办学方向，转为职前的学历教育和职后的职业技能训练并重。要改变以服务城市居民为主，转为面向人人为主，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树立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内的大职业教育观。
在培训内容上以农民工需求为主。培训是为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使他们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工业化、城镇化的需要，实现在城市就业，最终融入城市。因此，职业院校开展的培训，不仅要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掌握急需的职业技能，使他们走上满意的工作岗位，还要进行新市民教育，使之了解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学习文明礼仪、法律法规、健康卫生、权益保护等相关知识，以提升其综合素质。
职业院校要引进先进的远程教育方式。如今，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为手段的远程教育已经开始普及，这种学习方式能够满足我国农民工的流动性、分散性和学习时间不确定性的特点，可实现对农民工培训的便捷服务。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中，计算机和手机等设备的使用率很高，并且操作娴熟，已经具备了开展远程教育培训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开发和完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课程体系，培养适应在线授课、答疑要求的师资队伍。实行这样的教育方式，需要对职业院校原有的教学方式、教学理念、资源建设进行重构，也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搭建农民终身教育的立交桥，构建农民工纵向上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相衔接，横向上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技能培训等相沟通的开放多元的立体培训体系。这样，就不但满足了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技能的需要，还为他们打开了向上提升的通道。
农业的发展历程篇8
围绕粮食和我省农业主导产业，选送一批目前在农业规模经营方面居于领头羊地位的农民，参加三年大中专学历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全方位提高其农业生产技能、市场营销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推动形成我省新型职业农民骨干队伍。学员学习结束考试合格后将获得大、中专学历证书和农业职业资格证书。
二、培育对象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较高素质，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从业者。培育对象首先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村种养大户和有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初高中毕业生中择优推荐产生。45周岁以下，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农民可推荐参加大专学历提升学习；50周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可推荐参加中专学历提升学习。
三、培育计划
2013年省级计划选拔1.2万名符合条件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参加大中专学历证书和农业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免费培育。大中专学历教育所学专业必须是涉农专业，其中大专2000名、中专10000名，课程设置应与学员目前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紧密结合。农业职业资格证书是农业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的凭证，是表明其具有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的学识和技能的证明，学员将接受农业职业资格四级（中级）所要求的农业职业技能鉴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专项培训。各设区市应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发展现状制定相应培育计划。
四、培育机构
大专学历教育主要依托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等高等院校，教学方式应灵活多样，面授、函授、网络教学和实地现场指导相结合，集中面授时间宜选择农闲时间，原则上每个学期不少于15天。对大专学员实行免学杂费、免书本费、免农业职业资格证书报名考试费，并适当补贴生活费。
中专学历教育主要依托福建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福建省南平市农业学校、福建省漳州市农业学校、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福建省三明市林业学校、福建海洋职业技术学校等农业中等职业学校，鼓励到乡镇设置教学点等送教上门办学方式。对中专学员除享受涉农专业中专学员免学费制度（全省已全面实行），还将实行免书本费、免农业职业资格证书报名考试费。
五、培育方式和内容
针对学员目前从业现状，分成农村经济管理、蔬菜、园艺、茶叶、农机、畜牧、水产等专业，应以提升学员实际能力为重点，科学设置教学课程，并将学历教育与农业职业技能专项培训教程有机结合。应创新教学方式，以自学函授为主，面授实践操作为辅，鼓励运用现代传媒开展网络教学，鼓励送教上门。学员通过系统培训，应能初步掌握相关基础理论知识，熟练应用农业实用新技术，并通过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农业生产成本核算等课程学习，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学员学习结束考试合格后将获得大、中专学历证书和农业职业资格四级（中级）。
六、学员选送办法
参加万名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工程的学员通过推荐产生。省委农办牵头，会同省农业厅、海洋渔业厅、林业厅根据产业规模经营发展水平拟定分产业推荐条件、培育人数，确定省内相关农业大专院校培育任务。各县（市、区）农办负责辖区内大中专学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推荐、选送及后续跟踪管理与服务，原则上在该产业经营规模、农业“五新”应用居于全省前列的专业大户及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在自愿的前提下优先推荐。各设区市农办将各县（市、区）农办推荐的人员汇总后，大专学历培育对象经审核后转报省委农办，由省委农办会同有关厅局确定人员名单后再推荐给相关大专院校，中专学历培育对象原则上就近就学，福州、漳州、三明、龙岩、南平的学员由本设区市农业中等职业学校负责培育，省农广校要着重在没有农业中等职业学校的设区市开设教学点，组织培育工作。省农广校与农业中等职业学校应积极配合各县（市、区）农办参与中专学员的推荐、选拔工作。相对于涉农高校农业专业应届毕业生返乡务农较少的现状，万名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从目前从事农业生产且具备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民群体中推荐产生，确保经过大中专院校专业培养之后的学员能够真正回到农村发展农业，提升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
七、培育经费
省级财政设立职业农民培育专项经费，每年1000万元，用于补助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学杂费、书本费、考试费及部分生活费。
农业的发展历程篇9
自2003年至今，本团队开展“典型村域经济社会变迁研究”已达14年余。已往的研究实践中，我们一直坚持用“典型村域”样本来解读和研究中国村域经济社会变迁发展的整体状况。众所周知，典型调查是根据调查目的和要求，有意识的选取少数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调查研究。但很多作乡村研究和“三农”问题研究的团队或个人，不愿意认真对待甚或不了解“典型调查”样本选择的重要性，他们以为自己去调查了的村庄就是“典型村庄”，没去调查过的村庄大概都不“典型”。
典型村庄如何选择?费孝通先生说:“如果只调查了一个中国农村把所调查的结果就说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全貌，那是以偏概全……如果说明这只是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的叙述，那是实事求是的……”怎样从局部的观察看到或接近看到事物的全貌呢?费老说，“统计学上的方法是随机抽样……可是社会现象却没有这样简单。我认为在采取抽样方法来作定量分析之前，必须先走一步分别类型的定性分析”c2(p431}32)。分类和比较研究能够克服个案研究的不足。个案不能代表全貌，但要通过科学分类使样本尽可能接近全貌。因此，本团队一开始就将“典型村域”分为以下二类五个亚类(图1}，然后在按照分区聚类的办法选取样本。
后来，随着实践发展，有些概念在学术界有了新名称，上述分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本团队逐渐将“典型村落”研究对象界定为三类，即:第一，传统(古)村落，主要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选择样本;第二类，中共历史名村，分区、分历史时代选择样本(如下页表1)。第三类是改革发展中的特殊类型村。
(二)框架
1.村域经济社会变迁
“村域”是以行政村为边界的区域单元。行政村是自然村落(或村庄)组织化的结果。新中国的自然村落(或村庄)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乡政村治格局”等组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村落(或村庄)经济社会管理功能逐渐消失，失去了经济社会单元研究价值;相反，行政村权力越来越集中，边界越来越清晰。因此本团队主张用“村域”概念替代先前研究中的“村落”(或村庄)概念。或者只在行政村的意义上使用“村落(或村庄)”概念。
“村域经济社会变迁”包括“变迁”和“发展”两方面。
“村域变迁”指村域“五要素”和“三大经济主体”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和转移。村域“五要素”;(1)生产力—土地和其他资源，生产工具、畜役力和机械，农业科技与服务;(2)生产关系—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关系，生产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关系;(3)村域经济—村域总产值及结构，劳动力从业结构，村域集体经济，农户收人与生活质量(人均纯收人、恩格尔系数、预期寿命)，专业合作社与农工商企业等新经济体;(4)村域政治—基层自治，农民诉求表达与权益保障;(5)村域社会、文化、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村域三大经济主体:集体经济、农户经济、新经济体(村内既不属于集体经济、又不属于农户经济的都归人新经济体，如专业合作社、农工商企业等)。
“村域发展”是村域变迁中经济主体壮大、经济增长，村域政治、社会和文化进步，资源环境向好的转化;反之则视为受挫或衰退。村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农民的发展。
2.农民发展
农民发展是农民(个体/群体)的各种需求不断获取和得到满足的过程;农民发展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农民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或水平。农民发展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农民发展是农民的生存、发展权利不断获得、改善和满足的过程。观察点有:自由—人身自由(农民工或人口流动量)、迁徙自由(村域迁出、迁人户占总户比);安全—生命安全(预期寿命指标);财产安全(户均银行存款及人均住房面积变化);权益保护(纠纷调解、违规惩戒方式);机会—就业自由(非农就业的比例);能力—农户土地量;可灌溉面积比例、资本积累能力城农户总收人一生产支出一消费支出一负担(非生产和非消费支出)〕/总收人;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
(2)农民发展是经济增长带来农民物质生活的改善(这是UnDp《全球人类发展报告1990》的核心理念)。观察点为:村域GDp(人均);农民人均纯收人(黄金价格换算);村域(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3)农民发展是社会、政治发展带来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参与水平不断提高。观察点包括:政治参与度(村域公共事务决策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数);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三)方法
本团队开展典型村域经济社会变迁研究过程中，不断探索“经济人类学”和“经济社会史”(秦晖,1995)}3}}0-21>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社会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历史学的契约文书、碑雕等证史和口述历史收集、甄别方法等，引人到村域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研究之中。
农业的发展历程篇10
一、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国民经济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国家的真正发展；没有农民的富足，就没有国家的持久繁荣。只有8亿农民都加入到现代化的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的全局，实现长期持续的发展，只有广大农民改变落后的面貌，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正是从这一实际国情出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而且关系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
《建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着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的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五句话表明，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将要经过理论的充实和实践的探索，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真正体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进一步明确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有不少成果问世，但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倾向：有的照单开方，定位“应该怎样”，不分析农村的现实可能性；有的简单以农民利益为借口而代替科学态度；有的不做深入调查研究，不思考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以逻辑推理逻辑，以理论演绎理论等等。高水平、符合我国农村社会实际的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时期“三农”工作指导思想深化和方针政策的完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健康稳妥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二、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和原则
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为出发点，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统筹兼顾、抓住重点、突出特点的方法。
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一个极为繁重、复杂的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推进现代农业的建设，促进农民继续增收，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等。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必须坚持的五条基本方针和“五要、五不要”的五项原则要求。基本方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向。基本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遵循的准绳以及工作规范。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要尊重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建设规律，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路径和方式具有多层面、多角度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提出健全五大机制：长效投入机制；工作机制；激励机制；参与机制；管理机制。《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五个必须：必须确立城乡统筹的思想；必须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必须切实注意工作方法；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农业部部长尹成杰提出“五大措施”，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提出坚持“四个先进”；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各省省委书记都谈到了各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和方法等等。
总之，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经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崭新课题，在理论上要有所归纳，在实践上要总结已经取得的经验和积极成果。
三、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法论思考
（一）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历史的永恒课题，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建国以来经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历史的研究这一过程，才能揭示今天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行性。
（二）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行动纲领，也是指导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理论的指导必须以实际为基础，因此，既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又要深刻地领会中央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的总体要求；既要深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又要落实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
（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一定的原则性、规范性要求，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要注重五个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同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实践，全国各地区对此高度重视，许多省市开展了试点和示范村活动，在推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初步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因此，科学地研究这些实践经验是充实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宏观归纳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要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统筹学等理论，本着整体性观点、联系性观点，用归纳整理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从某一领域、某一角度来说又属于微观问题，微观是整体的基础，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研究必须宏观归纳和微观分析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