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传统文化篇1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道德文化在道德评价、义利识别、义利关系、人际关系、社会责任等方面均有差异。本文就上述差异作了较为详尽的对比阐释，旨在能够给当代道德教育提供一个较为贴切的契合点。
一、中西文化在道德评价认识上的差异
西方文化较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道德境遇选择的相对性，换言之，西方文化更强调道德评价的层次性。笔者认为道德评价原则当然不能陷入人生价值神圣论只肯定其价值观的绝对性而否认其多元性、灵活性的误区。东方文化相对忽略道德境遇选择性。我们必须正视道德评价的层次性、相对性。任何道德评价准则都不是人们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相应的伦理关系的客观要求。它们起始于一定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又体现于道德行为之中，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人们道德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普遍道德行为的总结。
第一，必须对道德调节的对象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第二，道德评价准则必须在道德准则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第三，道德评价准则必须体现道德准则体系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根本要求。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着道德评价的境遇选择，东方传统道德所要求的牺牲精神与实际的价值原则出现不和谐的音符，在这种道德境遇选择中，如果我们恪守一成不变的道德评价准则，就势必使道德评价沦为空泛。可见，否定道德境遇选择的特殊性和把生活中的特殊道德选择普遍化都是失之片面的。
道德思维模式应是开放式的，绝对不能一成不变、封闭自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社会和个人都应抱着“求真”的道德精神来认识道德的实用性和灵活性。至于一部分人出于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来指责道德准则的层次性，那就属别有用心之列了。试想，如果大家都站在极端自私的立场上评判“新生的道德观”，那么任何观念都无道德与否之分了，“道德”也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在对待实践道德方面，中西文化也处处显示出对比色彩。
二、东西方文化对义利关系识别的认识差异
现代化最诱人的一笔莫过于人们将挣脱宿命论的枷锁，不再受历史的摆布，自由选择、设计、创造自己的未来。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迅速得到证实:几千年的重道轻器、贵义贱利、以名正实、存理灭欲的重虚轻实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开始向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务实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转变，正是这种无形的巨变，使得中国古老的生命文化呈现另一番景象。中国传统文化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自生自灭的。回避死亡的生命神圣论被整个意识形态化了，使其具有排斥异己的功能，因为它被一种盲目的文化力量庇护着，所以具有极强的个性。具体的表现就是对死亡的讳莫如深及寿终正寝。而且距离死亡越近，忌讳死亡越重，对死亡完全呈现惧之、避之的消极抵御心理态势。
包含浓厚儒家文化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把对家庭的责任放在首位。这表现在死亡教育上，就是中国文化强调对濒死者进行心理舒解、社会问题解决等立体化服务。而西方文化的死亡教育相对重视生理止痛术的研究和如何善待死亡的教育。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以独立的形象面对社会，无需通过家庭这个纽带，所以家庭责任感在对待死亡的过程中几乎不显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把对社会群体的责任放在首位。这种观点凝聚在道德教育的实施上，东方文化强调对受教育者进行心理灌输，并忽略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给大大的操行的实施者以相对的选择余地;而西方文化的道德教育相对重视实践道德学的研究和如何选择利己、利他的双益道德践行教育。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以独立的形式置身于社会，无需通过家庭这个东方视之为必需的纽带，所以家庭责任感在对待道德境遇的选择过程中作用较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被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墨守成规的座右铭，并且凝结在有关道德、法律、风俗、习俗之中，成为东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转贴于
“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依然是许多深受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影响的大众的人生信条。他们基本忽略求生的先决条件，在许多具体境遇下，舍生求死反而被许多人选择。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尊利卑观念。而西方文化浓缩的实践道德观几乎没有强行制定一个共同的求生准则，他们把道德选择的具体性渗透在道德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中，注重的是人生价值确立、实施的相对性和相关性。
三、中西文化对人际关系及人生社会责任的认识差异
对人生的义务，西方文化主张从人类发展的前景和社会进化的观点来强调全体、局部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义利并重，不可只言义而不言利，每个社会人都有权利谋取个人正当的利益。人应该是所有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对人自身应实施最极端的关切，包括生命、生活、心理等一切因素。
西方文化认为道德境界确认的相对性，为当代道德学在处置一切取舍问题上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和崭新的价值观念;它改变了社会人只对社会群体负责的传统人生义务论原则，认为社会人不仅要对社会群体负责，更要对自身和小群体负责;人生价值神圣论应与家庭社会的利益以及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使人类对待自身的生命、生活质量持更加科学积极的态度;这将使人类由创造生命、维持繁衍的低层次人生价值观向充实人生、享受人生的高层次人生价值观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演变而成的人生价值神圣观一直非常慎重:仅仅强调人生价值的质量而忽视或否定人生价值的神圣，可能会带来对社会责任处置上的随意性和不严肃性，因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或需要而须要对个体的人生价值进行取舍或重组时，那么在神圣观和质量观方面是不难找到理由的;在一般情况下，当代社会人应该坚持人生价值的神圣和优质的一致性，它们不能被分割，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
道德与传统文化篇2
一全球化及其带来的道德变局
虽然受到当今世界上诸多势力的批评、反对或否定，全球化在当代世人的经验世界里是处于快速提升之中的。这个经验性判断当然可以由我们经常吃喝的麦当劳、可乐等全球化饮食、每天上网浏览的全球信息、整日受到的全球污染来证明，也可从他国学者的论述中得到证明：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六年前就描述道：“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的饭店房间里每天晚上都可以收看一个德国频道，即德国电视二台的节目；稍早一些时候，我在开罗的饭店里每天晚上都可以收看美国Cnn的电视节目；几天以后住在维也纳时又看到日本的电视节目；在我汉堡的家里，每天晚上都能收看大约25或30个频道（我们已经加入了有线网），其中包括一个英国频道、一个美国频道、一个法国频道和一个土耳其频道。过不了10年，只要我们进入有线网或者屋顶架设一个解码器，就能收看上百个频道。”[1]很清楚，他在此描述的是自己对于文化全球化的经验。对于这种经验，戴维?赫尔德等人叙述道：“在全球化的诸种体现形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偶像和工业品以及卫星向各大洲成千上万的人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直观，覆盖面广并且渗透力强。全球化最大众化的象征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娜和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新闻。无论这些现象有着怎样的因果重要性和实际意义，也很少会有人怀疑，最直接感受到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是文化全球化。”[2]也就是说，全球化已经贯穿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之中，贯穿在人们最为直接的经验感知之中，而这种“贯穿”在程度上和速度上还在迅速增长。在本文看来，这种经验性的对全球化的证明方式是最为切实可靠的，它虽然不能对全球化中的各种复杂性作出说明，但却可以有力地否定对于全球化存有各种居心的否定。
在通过经验证明全球化及其迅速提升的基础上，讨论其内部机制、外在特征及其产生影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在我看来，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就其最为主要的方面来说就是资本化（capitalization），这一点实际上早在马克思对资本和世界历史研究中就被指出了。他说：资本在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同时，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又说：“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4]在此，马克思主义清晰指出，资本具有扩散至全球的趋势，这种趋势是资本本身具有的内在必然规定性。今天，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内在逻辑已经转化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实际上，物化关系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即资本——引者），借助复制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对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的统治。资本主义的同质化的时空依然是人们所面临的惟一现实。”[5]国外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也指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世界经济在整体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支配的”。[6]这些话清楚表明，资本运行的巨大旋涡是全球化的主导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全球化的主导外在特征就是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一体化（mondialisation）。这种同质化既表现在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与西方人的衣食住行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上，也表现在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程序及其处理观念正在趋同上。这种一体化既表现在全球性的各种成文不成文的规则正在对我们起着越来越强的制约功能上，也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正在开始对于世界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上。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同质化和一体化是资本化的必然结果和外在表现。
在本文中，我们无力对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层面影响予以讨论，只想对考察它对世界道德局势的影响。从宏观上，全球化已经并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道德状况，形成一个巨大的多层次道德变局。下面我想将这个变局的特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人类历史上各种道德传统被挤压到同一时空场中，使之发生各种冲突和同化，这里的同化是基本层面的会通和趋同，普世伦理就是展现出的某些苗头。
我们知道，人类在自己的文明史上创造了多种道德传统，除掉大量由于各种原因湮灭掉的之外，保存到今天的还有佛教道德、基督教道德、伊斯兰教道德、印度教道德、锡克教道德、耆那教道德及各种世俗道德等。由于全球化造成的时空压缩，使这些道德观念及其实践者需要面对面地接触、肩并肩地生活。一方面，这使本来极少接触的各种道德观念在同一时空点出现从而彰显出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使各种道德实践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比如，目前伊斯兰世界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冲突中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道德方面的因素；马来西亚前领导人马哈蒂尔等人对亚洲价值观的阐扬及对西方价值观的批评也表现出东西方道德观念的冲突。另一方面，全球化造成的时空压缩也使各国人民学习、接受、实践其他的道德观念成为可能，这无疑也极大地推扩了人类道德实践的空间。而且，也使人们必然要寻求和建构普同性的道德，寻找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这充分体现在当代诸多学者对于普世伦理的思考和探索上。其最为典型的文献体现当然就是1993年9月4日由世界宗教大会通过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孔汉思起草）及1997年9月1日呈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世界人类义务宣言》（由众多国家的前领导人签字）。另外，世界各国学者对此还有更为丰富的探讨。比如，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讨论形成一种国际社会伦理的可能性[7]；安娜伊莎贝尔??普雷拉?弗洛雷斯则试着思考将和平确定为人类一种新的社会道德契约[8]。可以说，普世道德的寻求构成当代人类思想的重要工作，并取得了某些值得关注的进展。
2、各种道德传统在全球场景中受到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感官主义、自由主义道德的深刻的消解，但力图寻求各种新的扩张和发展。
由于资本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进展，其带来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感官主义、自由主义道德在今天的世界上大行其道。它们既展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也更为露骨地表现在网络世界中。这势必使多少都有禁欲主义和集权主义色彩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消解。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及其载体（如宗教组织或个体实践者）便对此做出两种反应。一是坚持甚至强化自己的传统，其代表便是各种宗教都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和实践。另一种是修正自己的传统，表现出某些与时俱进的色彩，其代表则是各种宗教都有的温和派和改革派。前者可以霍梅尼革命后伊朗政权和阿富汗的“道德实践”为例，他们在国内严苛的伦理政策引起许多世人的关注和不安；后者则暂可以较为复杂的基督教的解放神学和过程神学为例，他们对于传统基督教道德的革新虽然受到各种不同评价，但的确表现出迥异于传统的特征。目前这两种反应都表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这也使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性。
3、公正、平等、民主、自由成为全球基本的道德准则，但仍然在实践和学理两个层面受到批评和挑战。
毫无疑问，全球化势必将资本运作的基本道德原则带向整个世界。从正面和积极方面来理解，这些道德原则应该是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等。这在今天的全球社会生活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在此，我们想以由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商界领袖长期协商拟定的考克思圆桌商业原则来说明一下。这份原则一开始就声称：“就业与资本的流动性使经济活动及其影响不断地全球化。”“没有道德准则，就没有稳定的经济关系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接着它提出许多原则，其中包括：“供应商和竞争商应该本着诚实公正的精神履行义务，相信这样才会带来更多的商机。”“公司应认识到，真诚、公正、真实、守信与透明不仅有利于经济活动的信誉和稳定，而且有益于提高商业交易（尤其是国际商务）的效率和顺利性。”“在商业的各方面公正对待顾客，其中包括高水平的服务和顾客不满意时的补救措施。”“与雇员坦诚沟通，公开分享信息（仅受法律和竞争情况限制）；”“及时与雇员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不满和要求；”“与雇员有冲突时应相互信任，协商解决；”“避免歧视行为，确保公平对待、机会均等不受性别、年龄、种族和宗教的影响；”“尊重物主/投资者的要求、建议、不满和他们的正式决定”；“在定价报价、许可、售卖权等所有业务中追求公正性；”“尊重人权与民主制度，并尽可能改善人权与民主状况”。[9]这里引用的是经商的原则，这些原则清楚地体现出其背后的道德倾向。极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经商原则和道德大部分还体现在《不同者的宣言：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国际商务伦理准则》中。这是由三大一神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商业、金融、学术和宗教机构的领袖们制定的。从这两份文件中可以看出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它的制定者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无疑也是他们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形成的人生道德原则。无论从学理还是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全球道德的基本准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当然，我们要看到的是，也有人从各个角度对于这些原则提出批评。比如，蒋庆就认为“民主具有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独特的文化属性，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产生于具体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由于民主要受其历史文化背景的限制，当我们讲民主时，只能是讲西方的民主，而不可能有人类的民主。”[10]这些批评能否成立和有效当然还需要深入的探讨。
以上我们所谈三点仅仅是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是较为直观的表象层面，对于各种次要的、细密的内容和深层、复杂的内容没有进行讨论，因为后者需要更深的研究和更大的篇幅。
二全球化道德变局中的中国传统道德
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道德资源如何能在当代社会发挥其应有价值是学界应该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本文看来，这项课题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的问题。下面我们想首先考察传统道德的状况，然后再考察传统道德资源在全球大潮中发挥作用的应然方向。
1、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洗礼，中国传统道德的存在状态是：文献俱在，少数人力图复兴，但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占据主导地位，不接受者甚多。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就发生了天翻地履的变革，中国的道德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传统道德真正的实践者越来越稀少，能够为人们所见的只是大量道德文献。如果仅就这些文献估计，在人类各民族之中，中华民族的德资源大约是最为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的了。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而言，这些文献的主要部分可以分为儒、释、道三家。从规模上看，这三家的道德文献可以说是浩若烟海，比如儒家的五经及董子、程子、朱子、陆子、阳明子的著作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道德说教或是对自己道德进行论证的本体论等内容，还有许多二、三流的思想家的著作中道德伦理的成分就更多，至于《颜子家训》、《朱子家训》及《语》、《小窗幽记》等文献就是更为典型的道德训条。佛教的道德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束佛教弟子的戒律，这也就是“三藏”中的“律藏”；另一类是这些佛门戒律对于世俗人类的影响及其影响之下形成的一些信条和典籍，比如明清时期的大量劝善书（当然，这些劝善书也和儒、道二家有关联）。道教也都有较为丰富的道德文献，同佛教一样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道经“十二类”中的戒律类，指的是功过格及戒规、科律等；二是这些戒律影响民间形成的一些著作，其中大多和佛教类同或混合。总的来说，这三家的道德资源都相当广博，是它们整个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还有大量武德、医德、师德、文德、艺德等职业道德方面的文献。一般而言，它们大多包含在这类职业的有关著作之中，比起这类职业的具体操作内容在比重上并不算大，但其内容的启发价值不容人小觑，有些信条直到今天还在对这种职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现实功能。
在实践方面，在当代中国，完全按照传统道德持身立世的人毕竟已经不多，但是保持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来为人处世的人还是有一定比例。其中，释、道二教内部严格遵守戒律的信徒应该说还是有相当人数，而能创造性地实践儒家道德在当代社会中也不是不能发现。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河北省徐水县的孙大午先生，他在自己的企业推行儒家的一些伦理规范，不仅使自己企业中的许多人受到影响，而且影响到周围村庄的民风。可以预期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上这样的例子还将出现更多。从总体上看，在当代中国，能够继承和较大程度上持守传统道德的人在整个社会上所占比例不大，并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某些年轻人）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于传统道德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这无疑和全球化带来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及公正、自由、独立的影响有关，因为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基本上没有的，甚至对此有一种较强的否定倾向。今天年轻人大部分都接受全球化的崭新影响，而不太接受传统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国和各个领域都是如此。
2、中国传统道德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在学理上，大力发掘资源，并予以全球化背景上的理论整合；在实践上，经过改造之后的传统道德可以在整个社会广泛推行，并亟需出现具有榜样色彩的典范。
实事求是地说，在今天全球化的理论层次上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资源虽然极为广博，但系统性较弱一些，而且内部存在各种对立和冲突，也和现代社会生活距离较远。因此，有必要在当代条件下予以重新整合和改造。这里的“整合”有两个维度，一是中国传统各家美德的整合，二是和其他各种国外传统美德的整合。其中，前者看似简单实则极难，因为“三教合一”的提法已经有一千多年，但仅就伦理道德来说就一直没能取得多大的进步，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信仰体系和思想体系的深层分歧；后者自然也会存在类似前者的问题，但由于全球化的广阔背景却在今天为此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时空压缩导致的各道德传统之间的深层了解甚至共同生存感受成为可能。这里的“改造”有两个最为基本的出发点，一是从当代中国现实出发，二是从全球化的现实出发。前者的含义在于改造传统的根本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后者的含义在于改造中国传统必须兼顾整个人类的状况，必须着眼于为所有的世人服务，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改造”还是“整合”指向的都是传统道德资源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坦率地说，这个理论工作目前仅仅是有所起步，其巨大的工作尚在后面。在此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理论要点是必须吸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基本的现代道德观念，在这些观念的基础才能较好地改造我们的传统道德，其应有价值才可能发挥出来。
在实践层面上，这个应有价值的真正实现在相当的程度上还依靠人们在实践中的宏扬。因此，经过改造之后的传统道德在当代中国社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于人的努力，关键还在于出现具有真诚意志的道德典范。这是中国传统美德在中国社会广泛推行的关键所在，也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中国传统道德能占一席之地的关键所在。但是，在此我要提醒注意一些伪冒道德实践者和蠢陋道德实践者的出现，他们可能是借助传统道德之名来谋取各种各样的私利，或者是过于教条化地理解传统道德而没能吸取公正、自由等今日全球化的基本道德。比如，在当代有些自称为儒者的人就可能有伪儒、陋儒的存在。对此，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锐利的目光。
从总体看，全球化是一个积极和消极、肯定和否定、建构和解构等多种对立力量并存的必然历史过程，它也是人类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整合阶段。对于任何一种传统道德它都会发挥具有对立性质的双面影响，中国传统道德资源在这一巨大潮流面前自然也不可能逃脱这一宿命。但量，必然的历史过程最终仍然要由人的活动来完成，在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面前我们完全不必束手而待，而是应该挖掘、开拓我们优秀的传统美德，创造更为灿烂、更为美善的当代道德和未来道德，以期不负我们的先人留下的无尽恩泽，以期不负我们是礼义之邦的子民
1]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学》（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5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39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391页。
[5]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6][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65页。
[7]见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全球挑战、伦理与国际社会》一文，载《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8]见安娜伊莎贝尔??普雷拉?弗洛雷斯《和平文化，社会的一种新道德契约》一文，载《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道德与传统文化篇3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一直是生活在我们这块大地上的炎黄子孙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也是今天我们提升文化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周易》有两句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当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作《论君子》演讲，引用了这两句话，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校训；张岱年更是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概括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党在十报告中更加着重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并且号召“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认识，建立理解民族文化，热爱民族文化的思想情感，能够辨别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从而运用民族文化的知识、方法与情感，处理现实学习、生活、工作中各种相关问题的目的，最终达到爱我民族，爱我人民，爱我国家的崇高境界。
二、如何发挥传统文化在提高中学生道德修养的作用
1.要编写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优秀文化典籍。
中国古典文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或坚强豁达；或忧国忧民；或孝感天下；或高山流水；或积极乐观；或坚忍不拔。赏析经典篇章可以陶冶学生的心灵世界，阅读古典诗文可以使学生感受生活的多姿。编写适应中学生使用的相应读物，研究在中学教育中进行文化教育的具体措施。目前中学教育急需解决中学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问题，相关的知识介绍、理论分析、思想教育的具体方式、教育过程的研究等问题，将传统文化教育具体落实在教育实践中，既提供理论知识，传播文化精神，使之更加贴近中学生的水平和需要。
2.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对待我们绚丽的传统文化，着眼于对中学生进行具体教育，即教育内容的具体化，教育方式的具体化。拒绝口号式教育，拒绝机械式教育，将教育寓于实践中，全方位进行教育，从阅读开始，我们提供具体的阅读材料，对传统文化中各种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在学生中进行讨论分辨，使学生能区分精华糟粕。还可以开展各类相关的活动，寓教于乐，将枯燥的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有趣的校园活动中，如主题辩论赛、演讲比赛、征文等，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接触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再给予相应的引导和鼓励；还可以结合现实发生的热点事件，有针对性地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增强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3.要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理解接受中国传统文化。
道德与传统文化篇4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提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我国公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鉴赏能力和文化素质，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学界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的方式方法、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等作一简要梳理，以促进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集儒、道、墨、法、释等文化精华为一体，蕴含着丰富的宝藏。从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治国之道到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到法家“以法治国”以及释家的“大慈大悲”对人性的关怀，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至诚的精神与信念。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曾推动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对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也有过重大的影响。这些优秀的文化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文化传统，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是我们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有源头活水。
近年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壮观，然而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与公民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公民道德教育的作用、公民道德教育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研究都不多，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只是泛泛而谈，有待进一步深入。
很多学者都认同以下观点，即“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是公民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著书立说，呼吁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内容丰富，东南大学的樊和平教授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归纳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和勇毅力行等十大美德，认为它是形成崇高的民族精神，建立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道德人格的重要保证。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潜涛教授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归纳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人际和谐、追求崇高、以德治国、艰苦奋斗等传统，主张大力继承和发扬。[2]
很多学者都主张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民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的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3]
传统道德教育以人性论为逻辑出发点和教育前提，是古代先哲对道德教育规律的探索，富有深刻的道德理性内涵，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正是传统道德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一脉相承的原因与关键所在。
比如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恪”[4]的思想，在于强调道德教育对理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另外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讲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讲人性本恶，但强调“善者伪也”，认为人的善行和善良品德是可以后天习得的。从表面上看，孔子、孟子、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存在着差异，但实质上在对待人性与人的善良品德关系问题上殊途同归，都十分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性是可以教化、可以塑造的。
关于如何对个体人进行人格培养问题，也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份。有学者认为：对“善”的追求是中国传统道德对个体生命价值和归宿的最终确认，也是作为个体的人不断寻求道德理性成熟的过程。现代公民人格的培养同样不能脱离人性的基础，要结合个体的道德需要，使人格教育出于自然而又归于自然。这就要关注公民的多种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尊重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个性特征。提出应该从教育规律、认识规律、身心发展规律出发，通过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道德需求，促进知、情、意、行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道德要求与个体道德需要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教育要求的层次。[5]
学者们还从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作用以及个人自我修养对造就公民高尚人格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非独丝有染，人亦有染。说明道德教育的环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本性，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貌和国家的命运。[6]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同其它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价值和功能的实现程度受到环境的制约。因此公民道德建设环境是构成公民道德建设过程的要素之一。
传统文化中“以法治国”法家思想，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也有着指导作用。人性的二重性告诉我们，人是动物，又不是动物。人的自然属性反映的就是所有动物所具有的生物本能，而人的社会属性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取决于后天的教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我认知和环境教化而赋予自己的作为“人”的存在的内在规定性。然而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不会主动弃恶从善，所以需要用法律来约束其行为。[7]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淑芹教授的《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机制》、卫建国在《公民道德建设要注重实效》都提出，基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实情以及当下公民道德素质参差不齐、行为自律意识还不强、特别是现代社会人员流动频繁，交往范围广，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监督变得越来越困难的现状，提出在进行慎独教育的同时，特别需要加强外部管理，要把道德教育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对公民的道德进行养成和训练，以提高道德建设的实效。[8][9] 道德教育是对人美好情感的激发和培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只有把追求道德完善的视为快乐之事时，才能自觉自愿地去追求自我完善。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也应当把情感教育作为重要的方式方法，使人通过情感体验来形成相应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产生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怀，自觉主动地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
传统道德教育注重“知行统一”，认为道德认知对道德行为起着理性指导的作用，而道德行为则是道德认知的最终体现和实践，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实施养成教育。这对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鼓励受教育者积极参与道德实践活动，随着实践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发挥自主性、独立性，人格素质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实现现代公民人格培育的真正目的。
不少国内专家学者对学校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在学校里进行的公民教育，主张用普世的、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让学生走出校门之前普遍接受公民道德的培养，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因为学校有着社会上所缺乏的教学资源优势、时间优势，学校里不但可以开展直接的公民教育课程，而且还可以依靠多种学科和活动，发挥其间接教育的作用。另外学生正处于学习成长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时候如果能把优秀的为人处事规范和原则传授给他们，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
有学者对我国公民道德水平低下的现状和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认为是中国3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人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道德选择上出现困惑、社会道德心理失衡。[10]
关于把传统德育运用到公民教育之中，有学者提出了德育目标问题，认为公民教育必然是主体性教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而且是区别于“圣人教育”的“平民教育”。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目标定位太高，缺乏对不同层次公民的水平、能力分析等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1]王颖在《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历史性复兴的现实反思》中强调培育公民应该以公民拥有独立的人格为前提，避免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封建臣民观念对公民民主自由的影响。[12]
相对大陆而言，台湾对教育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问题研究比较系统、集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田培林先生。台中师院王财贵教授发起的“儿童读经运动”也是学者针对传统文化教育所做的贡献，让孩子从小养成温良恭让，品行端正的习惯。
总的说来，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公民教育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至今为止，对公民教育的许多基本问题，理论界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从实践上讲，公民教育在我国开展得也很不够。特别是有关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运用到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多限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发扬与光大以及公民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如何把两者相结合，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些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缺少有力的研究。这种情况既同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同时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很有必要。以上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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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传统文化篇5
[关键词]人事管理行政道德道德建设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F1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3-0284-02
1引言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人事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2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人事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人事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人事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人事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为此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人事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3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殊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
何谓伦理？《说文解字》中的注释说“伦，辈也”。《辞源》中的注释是“伦，同辈，同类；道理，次序”。“伦理”一词的本义是表示处理家庭、家族、宗族等血缘群体中的人伦关系所应遵守的原则，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何谓道德？“道”字的本义是路，古人以“道”表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则、规律，做人做事的道理和规矩。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这一含义。“德”字的本义是“得”，宋学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为：“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两字合成“道德”一词，表示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含有真理、原则、规律等多重含义。
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科学，道德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二者关系密切，常以“伦理道德”一词连用。
道德是社会经济关系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具有独特的作用机理和表现形式，其社会功能一般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认识功能。正确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选择人生道路与生活方式。二是调节功能。指导和纠正人际利益与行为，促进社会和谐。三是教育功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努力成为高尚的人。四是评价功能。道德是人们用以评价和把握现实的一种依据。五是平衡功能。在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维持生态平衡，和谐子孙关系。就特征而言，道德具有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特征。作为社会准则，道德也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善恶为判断标准；二是以社会舆论、内心信念来维系；三是道德文化和道德观念在不同的时代会发生变化。
4现代人事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人事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人事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5人事管理的道德属性
5.1人事管理与行政道德
人事管理具备一般管理所必备的要素和特性，但人事管理职业与一般职业（包括普通的私人性管理职业）有着根本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人事管理的职业主体是政府行政人员，公务员制度建立以后，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才有从事人事管理职业的资格。其次，人事管理职业的职业属性是公职，人事管理职业具有国家属性，属于公共性职业而非私人性职业。再次，人事管理的职业活动是公务活动，其目标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优。政府行政人员的人事管理活动代表国家，必须严格遵守行政道德。
何谓行政道德？简而言之，国家行政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遵循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即为行政道德。行政道德也是一种管理道德，它在实际应用时通过对组织Y源和组织成员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使工作效果和效率达到道德目标，使整体道德品质达到社会与经济进步所要求的程度和进度，形成高质高效的道德文化、提升管理中的行政权威和社会形象。
5.2当前行政道德的现状与趋势
行政道德在确保人事管理职能得到合法有效履行、维持良好的行政内部关系与公共关系、促成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体制、社会观念等方面的转型变迁，行政道德失范的现象已经显著呈现。
社会转型往往伴随有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急剧变迁时的“失范期”与“阵痛期”，各种失范现象愈来愈普遍，呈现加速扩散蔓延的趋势。社会道德失范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失范的形式日趋多样化。诸如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弄虚作假、短斤少两、经济诈谝、虚假广告、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等行为；政治领域的行贿受贿、、、、公共权力异化等行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公私观念颠倒、义利观念错位等行为；知识领域的抄袭、剽窃、盗版、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都是社会道德失范的具体体现。从静态来看，我国行政道德失范既有规范体系本身呈现出的混乱状态，包括指导规范的价值理念有偏差、规范的内在质量不高、不符合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地方政府为了片面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为完成特定的事情与任务制定的“土政策”，具有地方性、临时性、具体性，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相符合；行政规范之间相互抵触导致漏洞空隙凸显，等等。
从“动态”来看，政府机构及其行政人员的行为失范表现包括行政垄断、虚假信息与欺骗手法、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先上车后买票”等等。在公共行政人员的个体行政道德失范方面，基层干部主要表现出贪污、收受贿赂、侵占他人利益等等。中层干部主要表现为利用权力支持身边工作人员以权经商、违规插手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干预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为违法经营者提供保护等等，获取金钱与财富的高额回报。高层干部的主要表现，除了以权力为子女、亲属与工作人员经商、批项目、报贷款外，突出的是提拔干部、支持和保护私营企业主的违法行为等等。作者按违法程度将行政道德失范行为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较为轻微的“白色失范”，是认识上的失范，理念上的失范。第二种是行政实践中丧失责任的失范，违背行政职业规范，是违纪、行政不作为、公私不分的“道德屏障状态”和获取名声的失德行为，是一种“灰色失范”。第三种则是严重的腐败行为，触及法律，构成违法，这种失范最严重，被称为“黑色失范”。
6传统文化与现代人事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现代人事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人事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7加强行政道德建设
现实留给我们的是沉痛的反思，纠正和反省现状还得靠我们中国人的自身力量。面对当前行政道德失范，如何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各方面的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以下介绍几个方向。一是下决心构建现代行政道德体系。加速查处道德失范，依法行政、科学行政、协调行政、实事求是、热情待人等道德面貌。以此为行政道德划出红线。二是针对权力腐败的特征采取对策。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反腐倡廉的关键环节。
三是开展行政道德文化建设。首先要加强社会道德的全面教育，从城市到农村都要讲究长期性、针对性和法规性。德育要从儿童抓起，领导带头、以点带面、全面部署实施。其次要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先急后缓、扎实落实道德规范。对行政公务人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艰苦朴素等行政道德模范要宣传表扬，对切合实际、踏实有效、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行政规范要宣传推广，促进干部群众中形成习惯。再次要完善道德的社会监督机制，为履行职责、保护干部，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办事程序中要实行公民旁听、接受行政监察和行政复议，审判要实行回避制度等等，发挥社会监督的道德作用，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我国行政道德建设一定能迅速迈向正确轨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能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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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传统文化篇6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思想道德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207-0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文化多元化的思潮不断涌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日益影响着青年大学生。大学生在接触西方文化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从西方文化中获取很多有益的知识,另一方面也会从西方文化中学习到许多糟粕的内容。由于大学生思想、意志、身心还不成熟,西方文化中糟粕因素可能对大学生的影响会更深,后果也会更严重。要利用好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教育,使其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契合。一方面培养其爱国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使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学术界十分注重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推动高校思想道德建设,并成为研究的热点。在这方面已有许多有影响的成果相继问世,其中一些已经转化为高校进行道德建设的准则。本文认为,高校思想道德建设包含对大学生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工作、人文素质教育等几个方面。本文试图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评价。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搜集到大量的相关文献。纵观以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德育工作的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大学生道德素养的研究。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德育工作研究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依托。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激荡的今天,如何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培育结合起来,增强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和谐新文化,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体系,是高校的重要使命。当前,向民族传统文化寻求思想资源,是创新高校德育工作的一条重要的有效途径。
蔡英谦认为,传统文化传承具有二重性,对人的思想道德影响也是双重的。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亦有糟粕,因而,我们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应坚持批判地继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杰出人物中学习传统美德,是培养和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途径之一。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从这些历史人物中学习他们的爱国、为公、勇敢、勤俭、智慧、友善的品德,更要体会他们的精神境界。
岳红认为,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政治素质教育、诚实守信教育、敬业进取精神教育、克己内省精神培养,加强高校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薛虹认为,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信念与理想较冷漠,追求享乐意识趋强、集体主义观念缺乏,无私奉献精神淡化、学习主动性、积极性缺乏、社会公德表现欠佳、竞争意识和方法欠正确等。针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对大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达到我们预期的培养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合格人才。
刘振山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矫正我国目前道德领域出现的一些负面因素,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要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意义,用时代语言阐释古代经典,使其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学习比较接近,易于为人所接受。同时要随时代的进步,不断建立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夏明群、余京华认为,在高校的实际德育工作中,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条件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加强现代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要优化教学资源,提高教师队伍的传统文化修养,加强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在教学环节中进一步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正面教育价值。巩若刚认为,高校道德建设必须加入武德教育的内容,才能改善或者完善大学生心理素质。
通过以上回顾看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和高校德育工作方面,几位学者研究的重点无外乎这几个方面:首先,都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髓又有糟粕,当今高校思想道德建设需要汲取优秀的道德资源,积极主动地推动高校德育建设的和谐发展。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思想,成为当前我国德育建设面临的挑战。要使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引领大学生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思想。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诚然,整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使其发挥出应有的育人功能。但是,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与我国当今所弘扬的主旋律相匹配,需要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需要与我国文化建设相统一,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承,才能更好的开展高校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但是,他们的研究缺少从社会学、心理学、人文学等学科的角度分析当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更缺乏从这些学科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措施。他们只是浅显的描述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并且大致的甚至是严重的描述了大学生存在的一些负面思想,缺少理论支持,论述显得比较空洞。另外,他们提出的建议也缺少制度的保障,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缺乏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单一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实施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机制,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会比较小,更与学校的初衷相背。
二、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随着高校人数的不断增加,加上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转型及变革,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内容。在党的思想指引下,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对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充实和补充。
王敏光、惠红丽认为,借助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更加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在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方面,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健康合理的伦理道德思想,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基本道德素质。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有着积极意义的人文、科学思想,其中蕴含了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为精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于静、刘世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当代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人生态度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机结合,并结合高校实际情况,充实各种各样的教育内容,以消除其不利身心发展的思想因子,是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途径。沈光、孙倩认为,部分大学生存在政治信仰迷茫、思想信念模糊、价值趋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失、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为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治这些问题的优秀资源,引导大学生改变其思想状况。张义明认为,当代大学生在从一个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的转轨过程中,自身人格也正由传统转向现代,他们的主体独立意识在逐步觉醒,正在从消极的、被动的行为惯性中解脱出来,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生活。但是大学生人格发展也存在非理性的一面,部分大学生价值观仍然存在着相对混乱的状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借鉴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能促使青年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人格等教育资源,主要是结合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格伦理教育,促进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具有活力。
几位学人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又有个别地方的迥异。他们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大学生的思想良莠不齐,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完善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互脱节,致使宏观因素的影响机制不明确,而微观因素的直接影响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微观原因之间互相包含甚至互为因果。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多停留简单的描述,缺乏实证方面的研究,缺少实质性的策略以及建议。虽然学人提出了简单易行的操作模式,但是实施后的效果差,可能会流于形式。如何调动大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人格结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并没有找到可行的措施。
三、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大学生道德素养研究
国家间的软实力之争越来越激烈,软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力资源之争。大学生群体是我国人力资源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作为民族的未来,承担着重要的使命。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高校大学生也应该使自己的道德素养不断提高,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需要。但是,当今某些大学生的道德素养不高,主要表现在诚信缺失、理想人格欠缺、人文素质较低等方面。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受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的影响,高等教育一直存在着人文教育弱化的倾向,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教育轻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容易产生新旧观念的冲突,大学生容易接受外界负面因素的影响。
任伟从教育角度和制度角度两个方面阐述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认为缺乏正确的教育评价体系、制度不健全对诚信原则会产生负面影响。另外,高校中的许多与学生关系甚为密切的职能部门,工作的无序、制度的缺乏、管理上的松懈、监督不力等现象,客观上助长大学生诚信的缺失。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思想是中国璀璨的古代文明和辉煌的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是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李涛也认为,当今大学生存在诚信缺失现象,需要从我国优秀文化中找寻诚信思想的内涵,进而对大学生进行教育,使大学生充分了解到诚信对他们而言是立身之本,是人格健全、道德高尚的重要内容,是成为合格人才的必然要求,是跨入全球化时代的准入证。
何小春认为,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大学生的理想人格主流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但是也有部分学生的思想比较迷茫、消极。而大学生的理想人格的培养不能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割裂,要对他们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教育,志存高远的崇高理想教育,创新进取的人生态度教育,集体主义的道德价值观教育。培养和塑造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格,使他们真正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陈捷认为,理想人格是人追求自身本质力量而对美好人生形象的预设,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中最推崇和向往的人格模式,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社会健康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动力之一。重视理想人格教育、确立理想人格教育的标准和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具体规定三个方面相互联系,这样才能建构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格。21世纪的大学生应该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具有时代精神,并把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集于一身,达到真善美和谐统一。
王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对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结合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华主要表现在道德教育、天人合一、追求和谐、自强不息等,高校应利用先进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方式,使大学生从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得到启迪,多途径多形式地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这将大大地推动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王培强认为,我国古代优秀的诗词中包含着大量的人文素质内容,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并使当代大学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熏染下形成优秀人格。
学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道德素养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无一例外的都认识到优秀文化对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培养具有重大的作用。只是,绝大部分只是简要的描述,而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要改革课程设计、增加古典文化经典学习的力度、引导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一些经典的人文科学知识等措施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此外,有些学者从建立规章制度,增强法律制约,建立高校诚信测评机制视角出发,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树立教育及教育者的诚信形象,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创新诚信教育方法。但是他们无疑都忽视了现今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教育学生的固有模式,一种新的教育理念的实施面临诸多困境,此外,大学生道德素养的提升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只从学校的角度去实施,难度较大,效果较差。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综述,这些路径分析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有的切实可行。但是绝大部分学者是站在教育者的角度思考和分析问题,缺少从被教育者的视角考虑问题,更没有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这难免使学生出现不情愿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情绪,这不是学校的初衷。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配合协调,同时,作为实施教育的主体,自身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这样才能教育好学生。另一方面,作为大学生更应该积极主动学习我国的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有价值的道德资源,陶冶情操,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使其各方面健全和谐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文化背景。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制定使大学生容易接受的、有制度保障的和激励机制的措施,充分合理科学的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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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传统文化篇7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擂学道德丈化的现实意义。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珍贵积淀，铭学道德文化虽有压抑、奴化人性的局限性，但其德欢，重德索义等道德理念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有利于克服官徐主义，消解极端个人主义，有助于树立羊民思想，强化集体主义现念，塑造理想人格。
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国，其传统文化中充溢着浓厚的道德色彩，而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更是一部道德经典史，即使说道德文化是儒学的核心和本质，也不显得过分。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重新审视儒家道德文化，消解、超越其糟粕，批判吸收其精华，对当今社会不无裨益。当然，并非是在高扬传统的道德主义，儒家道德文化作为服务于古代等级制社会的工具，具有时代性，应加以批判、否定，但同时，其深厚的积淀依然传递、折射着民族的精神底蕴，仍深深地浸润着每位中国人的心灵，其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普遍性的精神、原则和思想，仍有一般的普遍意义，若加以整合创新，一定会获得新的时代内容。众所周知，没有传统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而有着深厚传统根基的社会虽然其传统文化的内聚力和认同感会延宕了社会转型的过程，甚至传统的糟粕会催化社会的不良因素，但传统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推陈出新，积极扬弃。正如希尔斯所说:“传统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它们也很少是完善的。”的确，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完全格守祖宗遗训的保守主义都不可取，在当前若能因势引导，消除残渣，宏扬儒家道德文化的积极因素，可以起到矫正纠偏、防止道德失范的正效应。本文拟从以下几点，粗略地探究一下儒家道德文化的现实意义。
一、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为克服官本位，树立民本位和公仆意识提供了参照，为行政者道德修养的培育及服务行政的实现提供了借鉴
历代儒学先贤都注重道德践履，把德治作为治国的根本。他们希望通过道德教化和道德的内在约束力，实现社会道德的协调和社会的安定和谐。当然，为政以德的思想在封建社会往往会付水东流，然而这并不影响德治思想本身内在的生命力，尤其在人民当家的当前，儒家道德文化便有了现实意义。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先贤们精辟的德治思想，以便从中汲取养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治国必须以德服人，道德教化可以使百姓心悦诚服，相反，若主张暴政，则难以从内心使百姓臣服。当然，在当今，必须要以法治为主，德治与法治互动，才能相得益彰。就此孟子也说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赡;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倚仗势力征服别人，不能使人从心里服从他，而是出于力量不足的原因，只有凭借德行才能使他人心服;也只有用道德行仁政，才可以称王于天下，正所谓“以德行仁者王”。可以说，正是由于注重德治，东方文明古国才不至于在历史中湮没，恰恰相反，依旧经久不衰，稳步走向现代化强国;也正是一些公认的伦理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才确保了社会的有序和不断兴旺发达。所以，同志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举，作为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其良苦用心自然不言明，而道德在安邦治国中的地位也便不言而喻了。
然而，德治的意义远非仅此而已。以德治国，本质上就是要求行政者以民为本，做到“关心民虞，’，体现出对百姓的终极关怀。故此孟子提出:“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确实，权力本来自人民，只有服务于人民，才是正确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君道”若行政者不应百姓之需，逆民意，则会舟覆政亡。所以说“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叶不动者。”只有顺从民意，才不会如莱封那般自取灭亡，而莱封的境遇，正是其失民心之所然。因此孟子又总结说道:“莱封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民为邦本，就是要求行政者树立民本思想和公仆意识，只有如此这般，才能够得民心，实现德治;也只有做到敬德保民，关心百姓疾苦，才能达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优。相反，若只顾个人利益，高高在上，树立官本位，则会被百姓所唾弃。当然，儒家道德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归根到底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不过，其重民、以民为本这一理念的提出，则有跨时代的意义，若加以整合利用，为消除一些行政者官本位的思想，培育其“权力民授”、“衣食民养”的行政道德意识，有深远的影响。
而为政以德，实现德治关键还在于提高行政者的道德修养。儒家的道德文化中的以德治吏、以德修身的经世名言，为当今行政者道德修养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也很有意义。在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今天，由于人的相对理性和相对自私性，往往会抵制不住利益的诱惑而难以自拔，当然，行政者也不例外。为了实现为政清廉，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及腐败的滋生蔓延，就有必要借鉴历史之镜，吸取历史之经验。翻开历代儒家经典，可以看出其始终强调以德治吏、以德修身。为政者也只有立政为公，义重于利，才能做到为政清廉，铲除奸位小人，真正实现德治。正如荀子所说:“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说者是止，贪利者退而廉洁者起。”《荀子.君》而且，也只有立政为公，才能博得百姓拥护，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行政者的权威是靠自己的德性塑造出来的，一个好搞裙带关系，好摆官架子的行政者，不仅不能做好表率，其不良行径还会波及下属和家人，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可见“君好之，则臣为之。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荀子.君街》大学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思想也把“修身”列为榜首，只有先提高自己的德行，才能齐家;也只有管好家，才能治理天下，“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总言之，为政以德，注重德治的理念的提出，具有超时代的意义，虽然在中国古代难以真正兑现，但其理论本身不会因产生于封建时代而失去其内在的价值。为政以德、以民为本、立政为公、修身齐家平天下等德治思想承启了现代文明与传统道德的融合，直至今日，仍对行政者有参照意义。
二、重德崇义、先义后取的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消除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和消融日趋膨胀的个人主义，有助于集体主义原则的强化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人性得以极大解放，个性得到了彰显和尊重，公平公正观念也得到了确立和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驱动原则又不同程度上滋生了损人利己的行为。一些人片面、过度地强调个人价值，否定集体价值，甚至把人的自私本性视为社会发展动力。
个人主义的膨胀，离析了民族整体性，必将对社会和他人构成威胁，使得社会道德沦丧和社会秩序混乱。而儒学道德至上的价值体系中，包涵着丰富的内容，如重德崇义、先义后取等，对消融当前不良趋向有正效应。因为它强调将个人溶于群体关系之中，要求个人价值服从群体价值，以此最终实现个人、国家同构，人同于我、人人向上的景象。儒家先贤们认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就在于道德。懂得德义是“人禽之辨”的根本标准，正因为人类知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的人伦道德，才远离禽类，有人道。道德作为族类的本质特征，也便构成了每个成员的人生内在驱动力和价值目标导向，因而自古以来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壮举。孟子也就道义说道:物质利益只能满足人的肉体之需，唯道义才能满足“大体”(精神)之需，所以他积极倡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秽，《孟子·肛灯》的高尚情操。此番告诫催生了多少仁人志士浩然之气，能说对当今没有借鉴意义吗?以我一孔之见，重德崇义的传统道德，只要加以扬弃，必然有助于现在人们道德理性的生成，整体观念的强化，利己主义的抑制和整合。因此，有人曾写道“传统思想文化中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丰富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性，促使人们自觉向善，增强道德修养，超越名利的羁绊，讲究礼仪，成为富有文化精神生命的人。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十分完善、成熟，是与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的催化密不可分的。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在客观上引导着人们向着共同目标行进，从而增强了民族凝聚的力量。”
先义后利的道德观念，同样有现实意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诊鱿”意思是说君子崇尚的是道义，小人要求的是私利。道德追求是以利他、奉献为取向的，而对利的追求则是一种为我的行为。若人人都能先利他，或者至少不损人，这世界何尝不美，极端个人主义也便无立足之地了。“君子义以为上”，意思是君子以义为高尚的品德，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则是可取的。这些强调个人对物质利益的取舍应有道，以道德来指导物质利益分配，是仍有意义的，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抑制同样能起一定的功效。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又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儒学先贤们提出的这些重义的价值取向，培养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民族整体主义的精神，这种群体本位思想，强调个人溶于群体之中，要求个人价值服从群体价值，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显著的民族亲和及凝聚功能，所以又有人这般写道:“儒家这种意义的思想，与其重整体利益的思想密不可分。义是规范主体道德行为的标准，是维护整体利益的调节剂，.通过义的高扬，突出整体利益的整体性和绝对性、至上性，从而使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以整体利益去调节、控制个体利益。”
三、内圣外王的思想，能够促进个体道德修养的提高、道德情操的培养及崇高道德风范的建立，并最终促使理想人格的确立
儒家主张通过“内圣外王”的理想规范，以实现个人的理想人格。“内圣”是指个人通过内心对“礼、仁、义、忠、信、廉”等道德规范的内省和领悟，以达到至仁、至善、至圣的精神境界。
“外王”则指个体把内省所得的道德修养，推及他人和社会，以实现德政、王道。“内圣外王”其实质追求的是个体与他人、国家同构，以此实现与群己、社会的融合。当然，“三纲五常”的封建糟粕性及其以往对人性的压抑和残害是不足取的，但若撇开纲常伦理对人性的抑制一面，抽象出其普遍、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则是经世致用的，是中华民族，甚至可以说是世界道德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如“仁”，就其要求克制自己的私心，使自己行为合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以达到“爱人”的点上看，是积极合理的。在今天，若人人能够做到爱人，关心他人，那么对道德的滑坡定有制止力。再看“义”，就其强调公正和正义，强调取之有道，对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的实现有正效应。而“智、信”等强调为人要懂得明辨是非，做到诚实守信，这无疑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契约的培育，提供了道德范导，而市场经济负效应下的信用危机，也可大大改观，制假卖假，坑害人民的变态活动也可得以制止，同时，也可维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总之，通过对“内圣”的追求，可使社会单个个体实现守仁行义、诚实守信、忠诚有节、宽容谦逊、廉洁自律的理想人格，然后经由“外王”的推广教化，使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也得以加强。
综上所述，儒家道德文化作为应古代封建等级制社会所需的产物而言，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局限性，借纲常伦理对人性的抑制和迫害及假借伦理道德对黎民百姓的奴化，是与当今道德要求格格不人的，但同时，要认识到儒家道德文化的二重性，其超越时代的一面，是能够与当前社会道德规范相融合的，而且其整合功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协调，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儒学强调道德是人的本性，其为政以德、重义崇德及内圣外王等道德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批判继承、因势利导、综合创新，定能拓宽社会道德底蕴，使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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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传统文化篇8
论文摘要：壮族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代道德发展的源泉之一。端正对壮族和壮族传统道德的认识，把壮族传统道德文化融入到壮族聚居地区高校道德教育课程之中，借鉴壮族传统道德独特的教育方式，加强壮族聚居区地方高等院校德育师资队伍建设，是探索壮族传统道德在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实现现代转化的有效途径。
壮族不仅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规范，即壮族传统道德。以重义轻利、尊长爱幼、爱劳动、讲诚实、守信用、忠厚淳朴为主要内容的壮族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我国现代道德的源泉之一。壮族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相适应的，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充分继承和发扬壮族传统道德为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发展服务，既是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要求。那么，如何实现壮族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如何把壮族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有机地结合到当代壮族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去，使壮族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转化为现实的道德教育的生产力。这是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壮族传统道德在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实现途径进行探讨。
一、重新认识壮族和壮族传统道德
重新认识壮族和壮族传统道德，是实现壮族传统道德在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现代转化的前提和基础。
(一)重新认识壮族。要丢掉壮族没有任何民族特点、壮族已经彻底汉化了等错误观点，就必须重新认识壮族，就必须全面而系统地了解壮族历史、壮族风俗习惯、壮族饮食文化、壮族传统节日、壮族宗教信仰、壮族民间艺术、壮族传统医学、壮族传统道德、壮族居住地理环境等。只要这样系统地了解壮族，我们就不难发现壮族不仅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悠久、灿烂文化的民族，壮族的风俗习惯、饮食、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壮族人民创造出优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物质与文化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重新认识壮族传统道德。要吸收和利用壮族传统道德为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服务，就必须以端正的态度重新认识壮族的优秀传统道德。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平等的对待我国各民族，壮族作为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同样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优秀传统道德。而不是把壮族传统道德认为是野蛮的、落后的。其次要认识到壮族的传统道德不仅包括重义轻利、尊长爱幼、爱劳动、讲诚实、守信用、忠厚淳朴等，也包括壮族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汲取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道德文化，包括爱祖国、爱家乡、开放、宽容、勤劳等，也是属于壮族的优秀传统道德[1]。正是因为有了优秀传统道德作为精神支撑，壮族人创造出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因此，端正对壮族和壮族传统道德的认识，是我们利用它为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服务的前提和基础。
二、把壮族传统道德文化融入到壮族聚居区高校道德教育课程之中
当前，在壮族聚居区高校德育课程体系中，尚无壮族传统文化及道德课程的设置，这种道德主体与德育内容的相互脱离而导致道德教育实效性不强的问题较为普遍。因此，必须通过课程体系的设置对德育内容进行传承和创新。
(一)把壮族传统道德文化融入到壮族聚居区高校德育课教材之中。民族德育课程是一般课程理论在民族德育中的运用，但民族德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课程设置的特殊性[2]。但是现阶段在壮族聚居区高校德育课程的设置中，或多或少存在忽视壮族道德文化的现象，很少反映壮族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脱离壮族学生的实际，因而难以引起感情上的共鸣。壮族聚居区高校中，道德教育尚未很好地与壮族传统道德及壮族大学生的实际相结合，导致道德教育实效性差。所以，我们在壮族德育课程建构时要站在现代化的高度对壮族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审视，发掘出与现代化相协调的东西，批判和剔除与现代化相悖的东西。壮族地区高校德育课程内容除了包含共性传统美德外，更应该突出壮族传统美德，结合壮族大学生的思想特点、人格需要等实际情况，必要整理、编辑和出版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德育教材，如《壮族传统道德文化教程》等。有助于实现壮族传统道德在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现代转化。
(二)把壮族传统道德融入到壮族聚居区高校各门学科的教学之中。德育具有全方位、全员和全程性的特点。除了专门开设壮族传统道德文化的课程外，还要把壮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融入到各门学科的教学中去，发挥各自育人的优势。如:文学课可以对壮族的文学作品和作家、民间故事等进行必要地介绍，使学生领略到丰富有趣的壮族传统文学;历史地理课可以介绍壮族地区美好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等;艺术课可以介绍壮族的山歌、民间舞蹈和民间艺术等，引导学生感悟、鉴赏和发现壮族传统艺术的美;体育课可以开展抛绣球、转陀螺等壮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不仅可以锻炼壮族大学生的身心，增进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3]。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各门学科潜在的优势激发他们对本民族和祖国的热爱，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发展。
总之，壮族聚居区高校德育课程的构建，应该站在民族德育课程现代化共享资源的角度上，既要吸收各民族的道德文化资源，又要突出壮族自己的道德文化特色。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们构建民族德育课程体系的理论框架，民族德育课程只有向各民族文化开放，才能架起各民族相互沟通与理解的桥梁，也才能有效推动民族地方大学生的道德建设[4]。
三、借鉴壮族传统道德独特的教育方式
壮族传统道德教育方式的独特性在于道德教育生活化、实践化、情景化。壮族聚居地区高校应该借鉴壮族传统道德独特的教育方式，改进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方式。
(一)借鉴壮族道德教育生活化的道德教育方式。壮族传统道德教育生活化，是壮族道德教育方式的一个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歌传教，山歌是壮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人民在生活中善于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以歌传教。山歌的内容中蕴含着壮族的传统道德，与壮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通俗易懂、易唱易学。壮族传统道德通过唱山歌形式世世代代流传至今。二是以故事传教，壮族的民族间故事极为丰富，如《刘三姐》、《一幅壮锦》等，这些故事内容包含了壮族人民不畏艰难、勤劳互助、尊长爱幼等壮族优秀传统道德。壮族长辈与晚辈之间有喜欢讲民间故事的习惯，壮族传统道德无形中通过了讲故事的方式世代相传。三是以文体活动传教，壮族地区的民族节日繁多，节日活动丰富多彩。壮族的节日活动不仅具有娱乐功能，而且具有教育功能。例如:壮族的祭祖活动、忠字舞等教育了人们纪念祖先、尊敬长辈、忠诚做人等道理。壮族传统道德教育通过唱山歌、讲故事等形式来进行，与壮族固有的生产方式、生产特点相结合，实现道德教育方式生活化、实践化。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生活即教育，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5]。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在重视课堂道德教育同时，更应该借鉴壮族道德教育生活化的方式，在实践和生活中开展道德教育，特别是积极地深入到壮族地区，与壮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进行道德教育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壮族大学生去参观壮族历史博物馆、文化遗址等，让其在实践中接受道德生活教育。因此，借鉴壮族传统道德生活化的教育方式，有助于我们改进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方式，提高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二)借鉴壮族道德教育情景化的道德教育方式。壮族传统道德教育情景化，是壮族道德教育方式的又一鲜明特点。壮族传统道德教育通过唱山歌、讲故事、文体活动等形式来展开，其教育效果具有隐蔽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点。壮族聚居区高校应该借鉴壮族传统道德教育情景化的教育方式，要求一方面要建设好校园文化环境:校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包含了学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大学精神等多层次的文化集合体，是大学生精神家园[6];校园文化具有影响面广、渗透性强、持久性强等特点;我们要借鉴壮族传统道德教育情景化的方法，以校园文化为教育载体，把道德教育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之中，是校园文化成为育人的另一本“道德书”。另一方面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文体活动是学生思想、情感、需求真实表达的重要场所，也是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具有很强的道德教育功能，壮族聚居区高校应该利用好壮族传统节日及文体活动中所包含的育人功能，对壮族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四、加强壮族聚居区地方高等院校德育师资队伍建设
壮族聚居区高等院校德育师资队伍建设要与壮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民族特色之路。
(一)努力造就一大批既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政策，同时又熟悉壮族历史和壮族传统文化的德育师资队伍。一直以来，壮族聚居区高校比较重视德育师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忽视了对壮族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许多德育老师在课堂中只单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而不能充分有效地使用壮族传统道德资源，课堂中缺乏同学生的思想交流，更不用说产生思想共鸣了，这也是造成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实效性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是大力培养和提高壮族聚居区高校德育师资队伍中的民族文化知识，把道德教育根植于壮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并同壮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当代壮族大学的道德教育才能产生良好效果。
(二)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大政策倾斜力度，以及其他高校和社会各界要对壮族聚居区地方高等院校德育师资队伍建设给予财力、物力、智力支持。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大政策的倾斜力度，比如教育经费投入方面应加大对壮族聚居区高等院校的倾斜力度。壮族聚居区高等院校与其他高校在德育师资建设方面应加强交流与合作，比如在有关德育学术交流、德育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大对壮族聚居区高校的支援力度。这都是搞好壮族聚居区地方高等院校德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7]。我们在壮族聚居区高等院校进行民族道德教育时，离不开对壮族传统道德的吸纳整合。所以，我们在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必须坚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既要做到与壮族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特点相结合，又要同壮族的传统道德观念、思维特点相结合。端正对壮族和壮族传统道德的认识;在壮族聚居地区高校德育课程构建中，应积极吸纳壮族传统道德文化;借鉴壮族传统道德的教育方式，改进当代壮族大学生道德教育方式;加强壮族聚居区地方高等院校德育师资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大批既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政策，同时又熟悉壮族历史和壮族传统文化的德育队伍。以此为途径，实现壮族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才能有效推动民族地区的道德建设，提高民族大学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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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传统文化篇9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道德价值观；教育对策
Doi：10.15938/ki.iper.2017.01.016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79-04
大学生道德价值观是大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用以分析和处理道德现象、指导自我道德行为的一种价值取向与价值心理，是促进大学生道德能力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强调，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也重点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精神涵养，其所蕴含的无穷无尽的教育资源是大学生道德价值观教育的宝贵素材。因此，面对多元社会思潮的激，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将传统文化与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培养相融合起来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一、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培育中的价值
传统文化是我国国家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道德文化传承，才使我国关于人的道德教育实践具有一种“先天优势”。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优质教育资源，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底蕴与涵养。
第一，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培育提供优秀资源。大学生道德价值观教育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充分利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耳忘家，公耳忘私”等醒世箴言，来培育大学生的爱国情操，引导大学生加强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理念的认同；深入挖掘“法者，天下之仪也”、“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等卓越思想，彰显自由、平等、公正与法治的社会价值理念；通过挖掘“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等修身自律思想，提升大学生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感悟与认同。通过“古今对话”、“古为今用”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丰富各国共同遵循的世界价值。
第二，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培育提供路径参考。纵观历史，我国历朝历代对人的教育形式主要包含三种教育，即国家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古代国家教育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以及“治人”之学问；而从古至今的家庭教育则更侧重于家长的言传身教与“孝悌”等伦理道德的灌输；社会教育主要采取道德教化的形式，依托道德舆论、道德环境以及道德风气的熏陶加强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化。这三种教育对当今的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培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和示范价值的发展输送精神养料。
第三，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道德价值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始终强调人的作用及价值，倡导人应该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中彰显自我价值。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领主要包含对国家价值、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引领。“精忠报国”、“治国齐家”体现了个人对国家利益价值的尊崇；“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关于奉献社会的千古名言体现了传统对社会价值的精神引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立志言为本，修身行乃先”、“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关于个人自律、修身的忠告则彰显了个人层面对道德价值的精神追求。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犹如“黏合剂”，可以强化和“粘合”当代大学生作为炎黄子孙的“精神共性”和“文化基因”，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群体形成相对一致的道德价值观；促使当代大学生在参与世界竞争时发扬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光芒，不因外界消极力量的干扰而放松自我修为和道德追求。
二、当代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随着时代的变化，我国社会经历了重大的社会重构与深刻变革。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使我国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观发生了较大改变，大学生所处的道德环境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特征。部分大学生道德品行出现一定偏差，其价值追求、价值取向表现出令人担忧的问题与倾向。
1.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第一，道德责任意识淡漠。部分大学生对社会其他成员道德责任冷漠，同情怜悯之心寡淡，不能推己及人，甚至更视“乐于助人”为一种“道德绑架”，不能理解和不认同见义勇为的做法。再如部分大学生离家求学迷失在大千世界却忽略父母的挂念，对家庭培育缺少感恩，表现出对家庭关系的道德冷漠。另有部分大学生缺少诚信意识，欺骗国家助学贷款拒不归还，肆意操作网络借贷平台，使身边的亲友利益受到损害等等。第二，重个人利益而轻集体与他人利益。部分大学生为了达到个人利益而罔顾原则，在集体利益、他人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选择牺牲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而满足个人私欲。例如2015年河南新乡一大学生因违法盗猎部级保护动物燕隼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一案例虽是个案，却可看出个别大学生为谋取私利而不顾社会责任与生态责任，漠视国家公共安全，表现出了该生道德的失守。第三，缺乏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许多学生没有把诚实守信作为安身立命的戒律而随意践踏。例如，部分学生为了扩大个人自媒体影响力不惜造谣、传谣，在公共危机爆发时急于散播不良舆论，夸大和歪曲事实，对社会安定团结造成一定的影响。更有个别学生无视道德与法律的尊严，为了满足自己虚荣不惜走向违法之路。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一些大学生缺少道德自律和自我反思，反映出大学生道德约束和自控能力的薄弱。
2.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存在问题的成因
第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变化。当代大学生多数是“90后”的新生代，他们出生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收获成果的阶段，成长于社会利益多元和社会结构重组的时代，外来文化的涌入在改变我国民众价值观念的同时，导致了大学生群体价值标准朝着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社会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地域差距、教育不公、等等，社会舆论的利益至上、一夜暴富等宣传诱导至使部分大学生的价值理想受到质疑，道德标准产生动摇，继而出现了道德价值观让位于个人利益的错误思想。
第二，学校优秀传统文化及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培育实效性不足。多年来，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道德教育始终是我国整体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青年的成长，道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所占比例则呈下降趋势。多年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较少接受系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而在大学阶段一些高校更加侧重专业教学和注重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道德价值观教育往往仅存于思想政治教育课之中，缺乏全员和全过程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养成，高校培育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内容、方法及途径亟待创新与提升。
第三，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家庭教育缺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教育是学生整体教育中的关键一h。然而，伴随着社会整体道德价值观的重构，大学生家庭成员的道德价值观也出现了嬗变。有的父母忽视家庭道德价值观教育，不能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华教育孩子；有的父母家风失范不仅不能以身作则，而且带头败坏社会公德。由于家庭教育的缺位，导致家庭教育的内涵不足，致使大学生缺少常态化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熏陶，这也是造成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四，大学生自身道德价值观学习意识不强。目前来看，知行不一是大学生道德价值观问题的显著特点，我国新生代大学生“表现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矛盾和偏差，即道德认知失衡。”[2]部分大学生缺少自觉接受和汲取道德价值观的意识，对优秀传统文化了解甚少，不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道德价值营养，不能从世界角度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由于盲目崇拜和追捧西方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思想，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中缺少民族情怀、理想信念；缺乏艰苦创业、拼搏进取等高远志向和精神品质。加之部分大学生道德学习、道德自律、道德升华意识不强，致使自我道德价值观随波逐流，出现了道德价值取向的迷失、道德价值追求不足。
三、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具体措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根源、文化命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自觉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基础和源泉。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宝贵涵养，为此，应整合社会、学校、新媒体、家庭以及大学生自我教育，建立五位一体的协同教育模式，从而使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渗透到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培育之中，提升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与有效性。
1.学校教育：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过程。高校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的系统性优势，全面提升大学生道德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在要求。为此要找准我国历代圣贤及诸子百家关于对事物本质和社会运行规律的探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契合点、共生点。第二，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深层次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道德价值观教育。例如《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包含大量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其深刻认识有助于大学生形成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崇尚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价值取向。第三，将优秀传统文化中崇信尚德、孝悌仁爱、德法结合等教育资源，有机融合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之中，塑造大学生的道德意识、诚信意识、法治意识及民主意识，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自律和道德水平。同时，应深入挖掘高校每门专业课程中的道德资源，引导大学生在面向社会面向世界的实践中践行诚实守信、求真务实、严格自律、遵纪守法的品质。
2.社会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主流文化风尚
社会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渗透性和隐蔽性。通过社会各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来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大环境的熏陶和感染，使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逐步向着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靠近。首先，进一步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社会基础。强调指出，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3]。为此，应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核心价值观所承载的道德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形成社会共识和行为准则，持续净化社会道德环境。其次，公益事业社会组织应发挥作用。各地博物馆、历史陈列馆、慈善机构以及社区等组织单位，应该积极肩负起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培育的社会责任，自觉为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社会实践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通过发展“红色旅游”、鼓励大学生从事社会公益与志愿服务等，为大学生参与道德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帮扶和条件。再次，发挥企业优势弘扬道德文化。大型知名企业如海尔、华为等企业，在为国家带来重大经济效益和国际荣誉的同时，应借助自身的影响力，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之中，传播到世界文化中去，在有形和无形中向青年、社会及世界传递中华传统道德文化。
3.新媒体教育：依托新媒体弘扬传统文化净化网络空间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精神文化，为此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维度的传播与发展。一是培养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新媒体的应用者90%是青年学生。要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谦恭礼让、严于律己”精神培育大学生的新媒体道德素养。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新媒体的信息内容，养成文明使用新媒体的习惯，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二是开展网络道德价值观教育。通过新传媒对传统道德、传统文化的弘扬，使大学生不断提升自律意识。要引导大学生自觉肩负起传播积极健康文化的责任，做网络新媒体的“卫士”；学会在新媒体活动中修身和克己，在利用新媒体过程中诚实守信，不造谣、不传谣，自觉净化空间维护稳定，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与国度的“播种者”。
4.家庭教育：重视和优化家庭道德价值观培育
曾强调“历史是现实的根源”，并指出“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4]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依存，这种情感的“根”深植于家庭生活当中，为家庭教育提供着重要的精神和文化指引。第一，家长的以身示范。作为学生的父母应自觉从传统文化中提取道德精华，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家长对传统文化的尊崇与见习、对孝悌仁爱的亲躬与传承，必然耳濡目染影响与传递子女。家长道德行为的示范引导，对子女道德价值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和无法替代的作用。第二，家风的塑造。家长要通过重阳节、中秋节、端午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引导学生注重道德实践，提高道德品质，塑造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和义利观。通过塑造良好的家风、家训，营造浓郁的家庭教育氛围，促进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知行统一。第三，“修剪”大学生的行为。家长要时刻关注子女的思想变化和行为举止，告诫子女“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帮助学生纠正错误、净化思想，矫正自我道德价值观。家长还要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刚直不阿”的思想精髓，使进大学生修身自律，崇德向善。
5.自我教育：激发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道德主体能动性
自我教育是大学生道德价值观教育的最高层次和价值取向，“是一种以善为目的的意向性道德抉择。”[5]引导大学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传播和践行中华传统美德的主体。其一，大学生应进一步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学习、提炼和转化传统道德文化的能力。其二，大学生要丰富和厚植自我道德素养，用优秀传统文化涵B自我的道德世界，躬行践履，锻造品质，自觉在社会实践中弘扬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其三，大学生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研读，萃取文化精华，提升道德认知，实现知行一致。其四，大学生要提高学习践行传统道德文化的行为自觉。大学生应做到友爱同学，挂怀亲人，感恩师长，用自己的言行兑现道德价值承诺，时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检验自我，将自我道德价值观外化为道德实践；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增强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以自身道德力量和道德能力彰显中华文化的风格与气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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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传统文化篇10
【论文摘要】道德文化影响着道德人格的塑造。本文从对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解读中，探求了道德人格构筑的动力源，阐释了和谐诉求在道德人格构筑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
“文化塑造个体的人格，这种塑造作用在个体人格形成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其实质是个体接受文化影响的过程。”[1]道德文化同样对道德人格的塑造发挥着作用，在道德人格的构筑过程中，个体对道德文化的接受是能动地接受，道德文化以和谐为底蕴，个体的道德人格构筑是建立在自身和谐追求的基础上的。
一、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诉求顺应了道德人格的社会化文化特征，凸现出道德人格的核心价值
人格，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价值观、人生态度和气质等的总和，道德人格体现的是人格中的道德内涵，表现了行为主体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道德人格与道德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承继关系，道德人格根植于道德文化的深厚基础上，这使得道德文化造就了道德人格的主体核心内容，道德人格的价值取向中处处显示出道德文化的价值标向。从中华文化的传承性上去透视，道德文化传统与中华文化传统一脉相承，“从本质的角度来看，所谓中华文化传统，就是指中国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或基本指导思想，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和终极关怀。”[2]这种基本价值观就是道德文化传统的价值内核，即以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为核心。
(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道德人格的内容核心
我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基本持忽略的态度，社会性要远远地重于个体性，反映在道德文化中，我国的道德文化始终以国家大于家族，家族大于个人为价值导向，对一个人的道德评判要看他是否与国家、与社会相融。这使得在传统道德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道德人格，其价值取向鲜明地凝聚着社会趋向的特点，社会责任感成为道德人格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道德人格的成长和塑造过程中，人与社会的和谐诉求成为人格构成方向的主导，个体对国家、对社会及对他人的和谐认同大于对自身个体性的强化。在这样的道德人格价值导向中，社会性淹没了个体性试图突出的主体倾向，或者个体性的一部分自觉自愿地被社会性所融没，由此决定了道德人格的社会评价性标杆。
道德人格所蕴含的这种文化价值，直接体现为群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覆盖和占据，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成为道德人格的内容核心，“公”大于“私”永远都是道德人格是否高尚的主要评价标准。
(二)个人对社会的趋同性反映道德人格的价值核心
我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个体的社会化要求体现在立人之本的规定性上。仁、义、礼、智、信作为基本的立人之本，完成了对道德价值核心的体认。道德人格的构筑要从基本的立人之本做起，道德人格的塑造所必需的个体的独立人格意识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见，道德人格的价值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所聚焦的忠信，忠信体现出两个层面的和谐诉求。一是对国君对国家，一是对朋友对大众。
这一道德人格的价值核心直接表露出对道德文化的传承和体认。人们交往中所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传统文化得以显现的平台，在人际关系中所发展起来的道德人格，则是传统道德文化展现的平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人格，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道德人格，都体现着“忠信”这一价值核心，对国家对大众的关怀，使他们“心怀天下”、“先人后己”的道德人格，成为践行我国传统文化中“舍己利人”、“天下平和”的价值理念的代表者，这种道德人格中个人对社会的趋同性取向，以“天下平和”为落脚点，在最高的价值层面上直接表现出与道德文化内涵的不谋而合。
(三)个人对社会的附着心理蕴含着道德人格的文化核心
道德人格的产生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带有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烙印。我国的传统文化重视的是统一性和集体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道德人格中，含有浓重的个人对社会的附着心理，这是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的道德人格。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人格，不主张个体的主体性倾向，但允许个体性的存在，其主要体现，在于它为了维护统一性和集体性所付出的坚持性上。因此，为了道德理想而牺牲和奉献，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德人格个性化特色认同的基本前提。在这一前提下，牺牲和奉献的程度越高，其道德人格的个性化特色也就越强，道德人格也就越受推崇。因此，带有强烈的奉献意识，甘愿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成为道德人格价值核心辐射下倍受推崇的价值观念。
这个意义上的道德人格的个性化特色，其实还是个人对社会的附着心理在起作用，被“天下平和”的道德文化所包容，在社会性框架下完成个体个性化的驰骋。
二、个人与他人的和谐诉求体现出泛人性化道德文化趋向，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实现了道德人格的建构模式
“和”作为我国的传统道德文化，讲求的是对他人的关心和态度，追求与他人关系的和谐是构建道德人格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伦理道德的主体框架下，我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也是以“和”为重要内容，鼓励人们去追求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因此，在“人和”的传统道德文化基础之上的道德人格的构筑，必然要依赖于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表现出浓重的人文色彩。
(一)个人对他人的情感关注是道德人格塑造的重要关系走向，渗透着道德人格中以观照他人为视角的道德文化生命意识
道德人格的发展和塑造，是在保持个人真实性的基础上，对人的理想状态进行不懈追求中完成的。我国道德文化中具有“人文关怀”的道德情怀，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抵制物欲转而关注人性的需求和满足，一直是道德文化产生的牢固基础。
孟子的“民生思想”宏伟博大，印刻着对生命意识的关注和推崇，其道德人格的塑成中始终注入着关心他人的人文情怀。孔子的“仁爱思想”则明确了“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要求个人如何利他、爱人[3]的个体伦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要求直接指向个体与他人和谐关系的核心，作出了对生命意识道德伦理层面上的阐述，强调了道德人格的塑造必须以关注他人的情感感受和生命形态为切入点，建构起个体与他人的和谐关系走向。
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为伦理根基，赋予了道德人格人性化的生命意识色彩。从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入手，以生命观照为视角考察道德人格的建构，其泛生命化的道德文化特征强大而突出。
(二)个人通过与他人的良好关系建立起“镜像自我”的途径，显现出道德人格中以尽善尽美为境界追求的道德文化目标底蕴
“一切人格的终极目的皆是要达到一种自我的圆满之境和自我实现的境界。”[4]道德人格的追求目标也是如此。人们坚持不懈地追求着道德人格的完善和丰满，为了努力向道德人格的完美化方向发展，不仅要在内心反复审视着与自身理想的道德人格相契合的言行，而且还要通过他人的反应和评价来对照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恰当，以便及时加以更正，这都是道德人格中追求完美的表现方式。
而在通过“镜像自我”实现道德人格完善化的途径上，需要个人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才能使“镜像自我”的途径起到真实有效的作用。曾子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仁”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人格的核心，朋友在辅“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友”来“辅仁”，就带有了通过“镜像自我”实现道德人格完善化的意味。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力求完美的追求意识，传统道德文化中也注入了尽善尽美的目标底蕴，建立起“镜像自我”的途径，与他人的和谐相处，都是与这一目标底蕴紧密相连的。
(三)追求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和谐，彰明了道德人格中以“忠义”为核心内容的道德文化人伦情结
我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以伦理道德为主体，人伦情结在文化主体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三字经》中提到的“兄则友、弟则恭、君则敬、臣则忠”，指的是以“忠义”为核心内容的传统道德视野中的人伦关系。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把“仁”视为道德人格的核心，当作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何谓“仁”?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就是“克己复礼”。可见，“礼”是构成“仁”的基础，而礼法的尺度最主要的是对君臣、父子、兄长、夫妇、朋友之间人伦关系的界定，而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法约束指向的则是“和”的境界。可以说，对人伦关系的理顺以“和”为标准，理顺的程度代表着道德人格的高下有别。“和”在人伦关系上体现的程度越高，道德人格也就越高尚。从这个角度去审视，道德人格以个体的对外行为作为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个体注重的是对伦理道德的信奉和遵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个人与他人和谐度的追求和提高。转贴于
三、个人自身的和谐诉求折射出道德人格的“和而不同”的道德文化特征，驱动道德人格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道德文化重的是质感，是厚重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的和谐统一。道德人格呈现的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形态，承袭了“和谐统一”为特征的道德文化。道德人格的塑造与提高直接取决于个体对自身和谐追求的强度和层次。注重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境界是个体自身和谐的解决途径。
(一)纳于“和而不同”道德文化特征之中的道德人格构建以个人自身的和谐诉求为动力源
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见利思义”和“以理制欲”表明了在精神与物质的取舍上，精神永远要高于物质，对精神世界的坚守和信崇，使注重道德人格的培塑和提升成为个体重要的精神需求。与此相应，如何达到与他人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的和谐一致，成为个体自身强烈的和谐诉求，从初始的和谐诉求到诉求的阶段性满足，再从更高阶段的和谐诉求到更深层次的满足，如此阶梯式的更进，推动着道德人格的发展和完善。
在和谐诉求的不断满足中所完成的道德人格构建渗透着“和而不同”的道德文化特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默认的是社会性为主导，个性化与社会性兼具的道德人格形态世界。君子的道德人格因为各自的个性化色彩而“不同”，而这样的“不同”又在“和”的基础上得到统一，这使得道德人格的个性化色彩，完全可以在大众道德人格共同具有的社会化特征所搭建的框架下得以展现。
(二)道德人格的提高和升华主要以道德修养为路径依赖
“以德性主义人性论为主流，是中国古代人性论的明显特点”[5]，“人性论的这一特点，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关于人可以为善、可以教而为善的心理根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道德修养论的发达。”[5]这为通过道德修养达到道德人格的提高与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是“温、良、恭、俭、让”，在道德人格的形成上重要的是做到不“欲”，也就是不要心存贪欲。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如何才能克制和杜绝贪欲，那就需要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通过“俭”即节制来进行。“节制”务必要达到这样的层次，人在必然会存在的欲望面前，“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克服了人所面临的“欲”的问题，就扫除了提高道德人格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正是因为认识到通过道德修养可以提升道德人格，儒家表现出对道德修养的充分肯定和重视，赋予了道德修养艰苦的过程论内涵，认为道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它需要不断地磨练和坚持，经历的磨练越多，坚持得越久，就越接近道德人格的完善。我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和合”，而道德修养的目标则是“修己安人”，其中谙含着“和合”的传统文化内涵。通过道德修养的途径得以提高的道德人格，也表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特征和本质。
(三)“和而不同”透视出“和”为基础的道德人格发展的审美理念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以美与善的结合为特征，而“善”是道德人格的主要构成元素。从审美的角度看，道德人格折射出道德文化“和”与“善”为特质的美学理念。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善”的触接点很多。拼搏奋进、不畏艰苦、追求完美以及仁爱、宽容等等，都可以称得上“善”。“善”中蕴含着“和”，体现了个体自身的和谐，个体与他人的和谐，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尽显美的内涵和意蕴。传统道德文化中“天人合一”、“个人相融于社会”的整体美，以及坚韧磨砺、百折不挠的个性美，融合了道德人格发展中的不同形态。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楚国屈原的“愤而投江”，无不显示出积极励进、以国为先的高尚道德人格。他们的道德人格之所以呈现出美的形态，主要是由于其道德人格中充满着以“善”为主导，以“和”为基础的道德因子。正因为如此，尽管道德人格中所体现出来的“和”形态各异，但都充溢着美的道德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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