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市场篇1
互联网在医疗领域的热潮是在互联网自身的发展遇到瓶颈、开始对传统领域改造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尽管中国医疗市场规模高达2万亿以上，并且随着快速老龄化，市场规模的扩展极快，但医疗领域有其特殊性，尤其在中国还有复杂的国情。在对互联网医疗未来趋势作出判断的时候，市场各方都出现了偏差，深陷于认知困境。
总体来看，中国市场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上，前期依然是传统的互联网思维占据主动权，这与美国的互联网医疗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但医疗服务市场是个高度复杂且受政策管制的行业，光理解微观细分市场还不能抓住大势。美国的创业者在这方面相对较为幸运，美国政策和市场的大势是有利于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价值医疗推动了市场对互联网医疗尤其是远程医疗的需求。这是因为价值医疗以结果来付费，这就加强了医疗机构对疗效的强调，从而催生了互联网医疗工具的使用，以加强对患者的跟踪和监测，从而及时作出干预，以控制疾病的进展。
尽管如此，根据RockHealth最新报告，投资者依旧对数字医疗在美国的发展产生了泡沫化的观感。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发现很多项目的商业图景描绘得非常好，但实现投资回报遥遥无期，比如很多健康参与（wellnessengagement）项目。因此，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更多地关注能够产生收益的项目，比如远程问诊、疾病管理和帮助医院控费的项目。
在传统互联网领域，用户转化率是营收增长的核心指标。因此，通过大规模的冲流量来转化用户购买是较为有效的增长路径，即使为了获取用户付出一定的成本也是值得的。但是，在互联网医疗领域，流量的意义非常弱。首先，用户的需求非常细分而且不可扩散。病人的需求只是冲着自己患有的疾病而去，不可能像传统电商平台那样买了电视还可以顺带买本书。其次，用户的支付主题并非自我，而是保险。这就受制于保险公司的条款限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最后，需求的迫切性和不可创造性。疾病的需求非常迫切而且是低频的消费，用户无法受到广告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美国，直接针对C端的互联网医疗公司也很难取得成功。目前成功的互联网医疗公司都是直接的团体客户，他们无需也无法通过广告和一系列的促销手段来获取用户的增长。比如根据远程问诊网站teladoc的最新ipo文件，其主要客户来自雇主、保险公司和医疗系统，一共有4000个客户和1000万会员。
从上述对美国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市场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是从简单的互联网思维逐步回归到传统的B端大客户营销模式。
中国市场目前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还主要停留在传统的互联网思维上，着力点仍在从C端获取用户。这与中国的市场现状有很大的关联。作为世界上自费比例较高的医疗体系，中国的医疗服务有很大的一块营收来自用户自付部分，因此，C端的用户有一定的自付习惯。不过，自付主要集中在对药品和器械的费用，医疗服务费用的自付比例并不高。其次，中国的医保体系是以保基本为核心，而且自身控费能力弱，没有能力去制约医院并对企业缴纳的医保进行动态费率的管理，这也导致雇主和医保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进行疗效管理，从而控制医疗费用。所以，团体采购医疗服务的模式无从展开，也被迫只能进入C端。
既然要从C端而且也只能从C端获取用户，对互联网医疗的理解就又重新回到了冲流量获取用户的思维上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市场分析一而再地将打车模式或者其他o2o模式与互联网医疗来进行类比，大众也一味地去纠缠，是互联网的医疗化还是医疗的互联网化。
本质上来说，互联网对任何一个行业带来的最主要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效率。在这点上，无论何种模式都是一致的。但与其他消费领域相比，互联网医疗领域有其特殊性。消费领域的支付链条短，非常容易重构。从产品或服务到用户手中，无需经过多个支付体系。而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用户的看病是由医生提供服务、药店提供药品，保险提供赔付。这其中涉及到复杂的限制性条款，用户会因为自付比例而希望调整，保险则希望能控制费用。没有任何一种消费像医疗消费这样繁琐而复杂。
医保和商保是为了覆盖个人的健康风险而产生的，在为个人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应该对医疗机构进行制约。如果没有支付方的制约，单体的个人是没有能力去挑战医疗机构的，只能被动接受医疗机构的一切条件，这显然是每个病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加进了支付方，个人的支付意愿又受制于支付方的政策限制，医疗服务的赔付将受到很大的制约。当支付者和消费者不是同一主体，医疗的支付路径模式变得非常独特。这种独特的支付模式决定了互联网医疗又不可能从C端入手，因为用户的支付意愿不仅仅取决于自身。
所以，市场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困境源于中国医疗体系自身的难点。正是中国医疗体系的控费能力薄弱导致互联网医疗只能从C端入手，而正是医疗服务受制于支付方的赔付体系导致个人支付的意愿很弱，导致C端市场无法发展。在这样的两难市场下，如果从互联网进入医疗领域，就会面临巨大的支付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回报的危机。如果从医疗进入互联网，路径依赖相当强，互联网成为服务方扩张的工具，对病人和支付方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因此，互联网化的医疗和医疗的互联网化都无法真正发展成为互联网医疗。
因此，对理解互联网医疗来说，线性思维式地认为“谁将取代谁”或“谁来改造谁”，是很容易进入自我循环和强化的。当然，这也是中国人教育中长期形成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导致的。
互联网医疗市场篇2
2015年12月10日，对张颂奇和所有互联网医疗行业的从业者来说，都是特别的一天，浙医二院院长、心血管专家王建安通过张颂奇负责的乌镇互联网医院项目，对当地患者黄女士进行了“网上问诊”，随后开出乌镇互联网医院成立以来首张“在线处方”，处方上的心血管药物将通过第三方药企配送到黄女士的家中。
第一张“在线处方”的消息引爆互联网医疗行业，有乐观人士认为，在线处方作为互联网医疗的“最后一道坎”，如果打通，那么在线挂号、在线问诊、在线医嘱、在线处方、以及药品电商配送将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实现在线诊疗的全流程应用。
乌镇的尝试
在2014年之前，乌镇的身份更多的是烟雨画巷，粉墙黛瓦的江南小镇。改变始于2014年在乌镇举行的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个充满传统中国文化元素的小镇邂逅互联网，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化身“东方达沃斯”，千年古镇开始散发出现代气息。
自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落户乌镇以来，互联网创业的影子在水乡处处可见，“智慧小镇”的色彩愈加突出。在乌镇，全域实现免费wiFi，“互联网茶吧”、“互联网金融咖啡”、“智慧养老”、“智慧出行”成为乌镇的别样风景。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互联网行业的各种尝试，“乌镇互联网医院”即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互联网+”战略无疑给各行业的转型指明了方向，与互联网的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伴随着我国医疗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效率低下等问题，以及老龄化趋势和人们对健康的日益重视，互联网医疗行业迎来爆发期。根据2015年9月份艾瑞的《2015中国在线医疗行业研究报告》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在线医疗行业市场规模为1.6亿元，2014年市场规模为108.8亿元，2015年预计市场规模将超过170亿元，市场规模呈指数增长态势，市场发展迅速。在线挂号、在线问诊以及在线售药都成为各路资本布局的重中之重，其中微医集团前身挂号网在2015年9月份获得近4亿美元融资成为2015年互联网医疗行业融资最多的公司，而他们正是乌镇互联网医院的技术支持和平台运营商。
据了解，微医集团成立于2010年，前身为挂号网，最初提供在线挂号服务，并逐渐将业务扩展至在线问诊等，在2015年完成4亿美元融资后更名为微医集团，并整合旗下资源向“全国互联网分级诊疗平台”与互联网界的“凯撒医疗集团”进军。
微医集团乌镇项目负责人张颂奇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微医集团致力于以信息技术推动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变革，经过5年的发展，微医集团旗下目前形成了三项主流业务，也是微医集团发展历经的三个主要阶段：pC端产品“挂号网”、移动端产品“微医”和“互联网医院”，即乌镇互联网医院。
事实上，乌镇互联网医院是微医集团和当地政府共同推动的结果，前者提供资源和技术、运营支持，后者则提供强大的政策支持。
张颂奇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建设建立在微医集团的各项优势之上，借助微医集团目前在全国连接的医院数量（1900多家）、医生数量（19万多）、服务患者量（5年累计接近5亿人次）和线上的医生协作组织“微医团队”（5000多组），同时还借助微医集团的技术开发和运营优势，设立了乌镇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未来将成为互联网分级诊疗的经典模式。乌镇互联网医院在技术、资源、运营等方面有序共享，与挂号网目前业务一道，共同服务于医患和医、药、险等产业要素的连接。
乌镇互联网医院挂牌的主要原因得益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业内人士甚至认为获得了很大的“特权”。比如乌镇互联网医院允许医生以多点执业或自由执业的方式注册，并在桐乡市卫计委进行注册备案，在线处方、在线医保支付等功能的实现也和政策绿灯不无关系，乌镇互联网医院已从公立医院脱身，并获得自主定价权，同样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张颂奇也承认，乌镇互联网医院相对而言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政策突破的背景在于乌镇作为部级互联网创新发展试验区，这是其依赖的政策红利。
“在线处方”的猜想
据《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了解，自2015年12月10日全国首张在线处方开出后，乌镇互联网医院在线复诊、会诊已经进入常态运营，目前每日的在线问诊量达到2500次左右，但具体每日处方量尚未统计。张颂奇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乌镇互联网医院的核心指标聚焦于在线服务量，是否每次问诊都会产生处方行为由医生根据患者病情需要决定，并非所有在线问诊都需要处方。”
但无论如何，首张在线处方的诞生已经给互联网医疗行业带来了一丝希望，尤其对于网售处方药解禁。2014年5月份，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局《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被认为是互联网医疗的重大利好，但至今一年半的时间，并没有具体的政策落地，对于互联网医疗行业来说，在在线挂号、在线问诊和在线售药之间，还隔着一纸网售处方药禁令，所以此次“在线处方”的出现引起业内的轰动。
诸多互联网医疗行业从业人士认为，“在线处方”的诞生具有代表意义，可能倒逼医疗市场的开放以及处方药解禁。
然而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线处方”的诞生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但是极其有限，远程医疗和互联网医疗不可能离开医疗机构，这不止涉及到专业性、责任划分，还涉及风险承担等问题。如果开具电子处方的人不是医院的在职人员，根本不可能被认可。如一个从医疗机构离职的医生是根本不具备资质开具电子处方，所以，本就不存在什么远程诊疗‘C2C’行为。
虽然对于处方药解禁并无太大实质性意义，但是互联网医院的的出现和运营将给医疗带来更多的便利性，并对医疗改革带来更多有益的探索。
互联网医疗市场篇3
“第二天只要按时去诊室，不用等多久，就能见到医生，从挂号、支付诊费，到取药，都只是动动手指的功夫，比过去节省太多时间。”于静洁说。
于静洁的经历如今在中国并不鲜见，在北京、上海、广东、河南等多个省市，互联网与医疗资源的对接已经从网页走进手机app。目前，中国以“平安好医生”“春雨医生”“医生树”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医疗服务app已达2000多款。其中，预约挂号类占31.3%，问诊资讯类占30.3%。
易观智库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到48.8亿元，增长率为62.0%，预计2018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291.5亿元，2016年至2018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60%。
依托互联网，分享经济在医疗这一民生领域获得延伸拓展，既整合并最大化利用了资源，又为备受诟病的“排队2小时，看诊5分钟”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继中国政府于2015年将“互联网+”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规范和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创新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健康服务。探索推进可穿戴设备、智能健康电子产品和健康医疗移动应用服务等发展。
受益于互联网与医疗的深度融合，过去只有在医院才能获得的专业医师诊疗，如今人们在家就能实现。
千佛山医院是山东省内为数不多的省级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在“互联网+”浪潮下，千佛山医院一些科室也纷纷试水这一领域，将实体医院与互联网平台相融合，患者可以通过网络享受到查看化验单、缴费、咨询等服务。
千佛山医院信息中心主任李翠荣说，为解决患者的排队问题，近年来医院陆续推出了多种挂号和缴费的平台，最早是电话、网站预约挂号，2015年开始使用支付宝挂号、缴费，2016年正式启用微信挂号缴费平台。
近年来，中国对医疗事业的改革进入实质阶段，这给移动医疗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专家认为，医疗改革加上养老改革，给移动医疗产业带来了广阔前景，加上当前的社会实际，民众对移动医疗的刚需越来越强。
《2014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发展状况蓝皮书》指出，中国移动医疗app数量的爆发式增长与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和中国医疗环境密不可分，医疗资源的不足和分配不均加重了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而移动医疗则可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能够提高效率、简化流程并让医疗服务更具人性化。
相对于传统的医院就医，移动医疗不仅可以省去挂号、办卡等繁琐步骤，还能对患者情况进行持续跟踪。
千佛山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李燕说：“我没事时就可以登录手机软件，有针对性地解答家长们的提问。而对吃夜奶、吃饭加辅食等儿童保健领域的共性问题，家长也可以从我分类主题中找到答案。”
但业内人士表示，方便、快捷又新鲜的移动医疗在服务患者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隐患。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认为，问诊模式不能解决真正的医疗问题，相反误诊风险难以控制，易加剧医疗安全隐忧。“网络只是工具，无法做到让医生和患者近距离交流接触，可能会造成一些信息遗漏。”
另外，一些参与互联网在线问诊的医生认为，由于门槛过低，当前互联网医疗行业鱼龙混杂，信息解答内容良莠不齐，直接影响用户对该行业的信任。
互联网医疗市场篇4
据普华永道的评估报告显示，到2017年，全球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230亿美元，中国则有望达到25亿美元。2015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医疗健康行业“攻城拔寨”的一年，但其中涉及到“互联网＋”的领域更是风起云涌。
互联网医疗的2016：一个供给侧的视角
作为一个被资本强力催长的分支，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发展本身并不具备成熟的条件。虽然，中国医疗市场的变革正在展开，市场的需求也远高于供给，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远未到达爆发的时点。在欠缺成熟催化剂的前提下，目前被资本强力推高的公司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模式可持续性挑战，2016势必将成为互联网医疗涅重生之年。
医疗市场的走势
要理解互联网医疗未来发展的方向，必须首先理解中国医疗市场未来的走势。鉴于中国长期的老龄化和医疗服务需求的高涨，套用供给理论可能更适合作为医疗市场分析的框架。供给理论强调改善供给能力来调整需求，好的供给自然能带来需求，通过降低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加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来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供给侧改革初期治理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并通过市场优化产能供给，而政府在多个渠道降低直接管理，鼓励创新，更多的转向以监管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在医疗服务市场，需求并没有下降，反而在节节上升，但有效优质的供给却始终非常匮乏。因此，相比于那些需求疲软的行业，医疗服务是供给侧改革更容易体现效果的对象。而要改革，首先是应该将落后产能淘汰和重组并强化优势产能，从而进一步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从市场现状来看，目前三甲医院集中了优势产能，无论是人才、技术水平还是硬件设备，三甲一应俱全，也获得了需求方的一致认可。而二级以下医院，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则因为缺医少药，成为落后产能，需求方不认可，看病的人寥寥可数。表面看来，改善供给只要扩大三甲，淘汰基层就能实现。
但是，医疗服务有别于普通商品，其自身的供给逻辑并没有这么简单。三甲虽然集中了优势资源，但价格高昂，浪费严重，严重耗费了支付方和病人的资金。由于小病占了医疗需求的大多数，而大病的占比毕竟只是少数；如果任何小病都涌向三甲，势必造成进一步的医疗资源浪费，导致供需失衡无法扭转，最终让病人和作为支付的医保承担高额的费用。基层作为守门人则主要以较为合理的价格为普通的小病提供服务，而占比较小的疑难杂症和重症则交给大医院去解决。
因此，在医疗服务市场，改善供给的核心是将大医院的功能定位于大病，大部分的小病还是回到基层。淘汰落后产能的核心是将自身服务能力差且无法吸引病人的基础医疗机构淘汰或重组，加强那些已经有较好服务能力的基础医疗机构。对于大医院来说，由于未来分流会造成其营收下降，应该以政策指引的形式让其明确自身发展的边界并做好开源节流的规划，通过深化对大病的治疗能力来增加供给纵深，并规模化地削减原本被浪费的成本。
医疗供给侧的改革
因此，医疗供给侧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合格医疗人才的培养和训练。当前供需矛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合格医生的匮乏，如何加强对医生的培养并通过长期的训练使其成长为合格的具有完整服务能力的医生成为重点。在中国专科盛行的体系下，即使放开医生自由执业也无法为基层提供足够的合格全科医生，这也是目前制约提高供给的另一个因素。因此，加大合格医生的供给才是正道，但这耗费的时间会较长，不能立竿见影。不过与那些试图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解决困境的方式相比，这是更为有效而稳健的方案。
第二，支付体系的建立。在医疗机构整体改革的大背景下，服务费用的上升是大势所趋，但价格上升后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价格标准并未建立，医保的控费能力也极其粗放。如何在短期内建立一整套完整可行的支付价格体系是一个较大的挑战。支付标准和监管标准作为供给改革的基础是最不可或缺的，无论是服务供需双方还是产品方，最终都是要依靠这个作为指引。只有在一个全国性的支付标准建立后，医疗市场改革才能落到实处，市场的调节手段也才能体现出来。
另外，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也将作为支付体系的有益补充。在过去的10年，高端健康险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市场规模过小，无法获得大发展。未来商业健康险主要的市场将集中在中端人群，因为这部分人群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最为旺盛，也有能力支付一定的费用来购买健康险。随着商业健康险的发展，支付方将支撑优质医疗服务的成长，也增加了供给。
第三，政府降低准入、回归监管。目前优质供给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监管错位，主要集中在准入审批而非强化监管。要加强供给，需要将准入降低，让各类机构都能进入，但需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严格控制医疗行为。监管精细化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这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也为各类辅工具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同时，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也将有助于控费能力的增强，进一步提高支付方的监管能力。
第四，各层级协同体系的建立。要加强供给，光有加强基层优质供给还远远不够，由于原先的供应体系已经被严重扭曲，各个层级之间原先的协作体系早已不通畅。如何将各个层级之间的协同体系建立起来，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还需要有一个较好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引。在这点上，疗效将是一个很有利的核心指标，通过疗效考核的方式来明确各层级的合作，将有助于不同机构有着共同的动力。
当然，医生自由执业对于推动增加供给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中国医疗供给短缺的核心问题是合格医生的匮乏，医生自由执业只能盘活存量，无法增量，最终还是解决不了短缺的问题。所以，核心还是在加大培养合格人才，但人才的进入是需要刺激的，这就不得不依赖支付方的支持，以提高医生个人的收入。而收入的增加必须伴随着监管，否则不仅控费流为空谈，也将严重损害病人和支付方的利益。最后，各层级体系的协同是完善整个供给的重要一步，否则供给无法有效，依旧是割裂的区块。
从上述简单的分析来看，医疗服务市场的改革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各方都将寻找到自身的机会。在大规模的市场变革中，互联网医疗公司必须顺应市场趋势来明确自身的定位，抛弃不切实际的战略，才能抓住浪潮，否则很可能难以维系。
互联网医疗的未来分成
从供给侧来看，互联网医疗未来的机会将分为几部分：第一，医疗人才的培训。由于医疗人才培训是一个长期过程，特别是全科医生的培训更是没有前例可循，课程的研发和远程教学培训将成为一块较为稳定增长的市场。同时，各个层级医师常年的培训也都将获得较大的增长。这部分市场，政府的投入是一部分，更多的是依靠各家医疗机构的投入。因为在多点执业进而自由执业的大趋势下，医生会向更好的医疗机构流动，对人才的争夺将常态化，获得良好的训练是很多处于上升通道的医生所渴望获取的。多层级的医疗机构的协同对医生的要求明显变高了，这些都绕不开长期的培训。
第二，配合监管体系的发展。随着标准化支付体系的建立，对医疗行为监管的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在精细化监管建设的过程中，各类数据分析和互联网的工具都将获得运用，比如现在逐渐获得市场关注的合理用药系统和未来的pBm等都将是监管不可或缺的帮手。
第三，各层级之间的合作带来的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机会。随着各层级医疗机构协作的加强，远程问诊和远程监测都将获得较大的发展。但远程医疗的发展更多的将是为各类医疗合作体提供协同，而非独立第三方的单独发展，远程问诊的辅角色将日益加强。当然，目前中国整体医疗市场扭曲较为严重，中短期内获得成功的远程医疗公司将是那些能拥有庞大的线下重资产的公司，而非单纯的互联网公司。这一点与美国的发展以及行业投资人早期的基本判断完全相反，也使得远程医疗领域更多的成为一个巨头之间的游戏，而非轻资产的互联网公司所能运营的。
而移动医疗的发展更将紧密围绕医疗服务的需求。由于缺乏价值医疗的赔付标准，移动医疗在中国没有内在的驱动力，只能成为各个医疗机构更有效地去管理和服务病人的工具，以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来为医疗服务提供延伸和诊断辅助。由于主要支付方的医保很难作为采购方来采购移动医疗的服务，而商保发展又过于缓慢，移动医疗在中短期内的发展更多侧重于技术类服务，而非整体。
第四，云计算和数据分析的规模性扩张。在支付、监管和多层级合作的体系下，远端的存储和传输将获得极大的增量，无论是为一家医院单独定制的还是为医疗合作体共同打造的，都离不开云计算。同时，为了加强医疗机构的运营效率、提高支付方的监管能力和更好地提高临床医疗水平，数据分析将不可或缺，拥有大数据并不代表有能力去做好数据分析，这在未来将是具有专业化能力公司的角逐之地。
从以上的简述来看，目前市场上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如果要真正寻找到适合自身的模式，必须顺应市场趋势，任何纯粹基于互联网思维来做医疗服务的都将不可持续。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基础医疗的供给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对其进行重组和关停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想在中期就能有收获的公司必须暂时绕开体制，在体制外构建一个线下的重资产模式，才能在一个区域提供一个可能的互联网医疗模式。
因此，未来两年，能够在这一市场存活和发展的首先是拥有线下重资产的大体量公司，光拥有巨额现金依旧很难在这一市场立足。尽管目前有多家公司试图通过成为商业健康险的渠道来获得营收，但互联网医疗公司本身是无法通过成为保险渠道来成长为巨头的。
其次，市场趋势带动下的大量细分市场都有机会，但对于大体量的公司来说都不适合，而是那些在细分领域长期深耕且专注的公司。无论是数据分析，或是合理用药和未来的pBm公司，都是需要长期专注才能成功的，但这些市场未来尽管体量会很大，但市场仍会长期分散，很难在短期内出现大体量公司。
总之，增加优质有效的供给是未来医疗服务的长期趋势，如何围绕这一趋势去获取发展动力将是所有医疗服务公司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互联网的工具性属性将有助于市场的推进，但如何成功的在市场上找到契合点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价值所在。
是什么让王杉们“瞧不上”移动医疗？
此前，原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与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的一场对话成了移动医疗甚至整个医疗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相比朋友圈的热闹，当时现场的观众却只有一个感受：鸡同鸭讲。这场看似激烈的对话，其实是两个不同领域内的大佬在谈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从气势上看，王杉也以压倒性的发言时间，成为现场当之无愧的男一号。整场对话也传递出一种信号：站在公立医院的角度，互联网医疗公司目前还没有和他们平等对谈的资格。
真正让大医院院长“看不上”互联网医疗的原因是什么？是医疗质量，是商业模式，还是医疗资源的所有者与索取者之间强烈的不对等地位？其实回头来看，这种姑且可以用“封闭”或者“偏见”来形容的态度，多多少少都与院长们的知识储备有关。
院长心中的互联网、
大数据和移动医疗
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外界的观念往往并没有那么容易影响到他。在菁英阶层里，这种模式更加典型。
大型公立医院院长无疑是菁英阶层中的菁英阶层。在对话中，王杉不止一次提到了自己的从业经历，尤其是与互联网、大数据有关的经历。看得出来，他对iBm在医疗大数据的整体解决方案是认可的，并且认为这将是未来医疗发展一个必然的趋势。
对于院长们来说，iBm正在做的这些事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对医疗行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一覆盖云存储、云计算的领域才是与医疗行业真正对等的阵营。
在张锐为数不多的发言内容中，其中一点确实说中了目前大部分公立医院院长对于信息化和互联网的理解：“传统的医疗是以医疗作为主体的，无论是工作还是自己的it系统都会往塔尖走。”
实际上，无论是院内的信息化工作，还是在和信息科的对接上，院长们也在进行着一次体验式的改革。当几个医院一起开会的时候，院长们拿出手机，通过业务或者管理的信息系统就可以看到自己医院的运营状况，或者某个病人的信息。
对于院长们来说，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体验，真正能感觉到移动技术和信息化带来的好处。而现在广义上的移动医疗，尤其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平台，没有给院长带来任何体验。起码，没有任何正面的体验。
院长的价值判断：
投入与产出
面对张锐半玩笑式的邀请，王杉的回应也很直接：“你把我的价值只限于‘给你用’，我可能还有更大的价值。”更大的价值在哪里，委婉点说是给移动医疗“出主意”，再直接点说：这个游戏得让医院制定规则。
这样“霸道总裁式”的回应并不是没有道理，或者说，大型公立医院的院长其实就是扮演着总裁的角色。他们每天所要面对的是医院里“医、教、研”几条线，时刻惦记着人才、资金，总是在进行价值的判断。不难理解，王杉在对话一开始就抛出的那几个问题：医疗质量、患者安全、人才培养，以及围绕这一切投入的管理成本。
这些原本就不是移动医疗所能解决的，但是确实是医疗行为中必须涉及的部分。谈到这样的问题，是处于院长这个位置的一种惯性思维，也是价值的博弈。
互联网企业如何冲破医院的“壁垒”，这个问题说着说着就似乎真的成了医院的问题。可是回过头来想想，当移动医疗这个行业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壁垒”挂在嘴边，认定有人在人为地设置障碍，略显有些“矫情”。
而对这个问题，王杉的回答也很明确：“（互联网公司）真的没有拿出什么现在已经成熟的、医院必须买的东西。你给到了医院什么，医院就必须买你的服务？”
回到最后，还是价值的判断和交换。在医院看来，他们的价值是明确的。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医院仍然是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而大学医院更是“产供销一体化”。这时候有人想来分一杯羹，医院费尽心思培养出来的医生资源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要“给你用”，凭什么？
目前公立医院院长们对于外界，尤其是移动医疗创业者来说，正逐渐形成一种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刻板印象。假如从这种思维格局里跳出来看，不难发现，院长们对移动医疗的不屑一顾并不是因为它是“新鲜”的，而是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这一行业能给医院带来的价值判断的。
回过头来再看这次对话，有人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双方始终不在一个频道上。不过，能让外界看到这一点，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对于移动医疗的创业者来说，无论有多少用户，市场估值多少，到了现在确实是必须要考虑自己对于目前的医疗主体――大型公立医院来说到底价值几何的时候了。
互联网医疗市场篇5
老牌互联网医疗陷入裁员风潮
市场降温投资缩减
2012年起政府陆续推出医疗改革相关政策，2014年开放医药电商平台贩售处方药，中国医药厂商开始大规模进军电商领域。然而进入到2015年下半年，尤其是在2016年，不少互联网医疗企业受平台同质化严重、盈利模式尚不清晰等问题的影响，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进入瓶颈期，甚至于一些扎根互联网医疗领域十余年的企业也纷纷流出裁员传闻。
例如，有着“移动医疗第一股”之称的“就医160”去年12月底虽已登陆新三板，但今年却陷入了裁员风波，据《医疗焦点》援引知情人士说法称，移动医疗平台“就医160”正准备裁员300人。其创新事业线已撤消。而来自官方信息证实，“公司计划对组织架构和部分业务团队进行优化，实施末位淘汰制，需要优化的人员占全公司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随后，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已发展5年的“寻医问药网”也被爆出裁员消息，比例达到50%以上。
而另一家平台好大夫在线创立十周年之际，也被爆出裁员风波。据悉，在国庆长假前，有好大夫在线员工在脉脉匿名爆料好大夫裁员幅度达到50%，800位员工将只剩下400位。
发展面临三座大山
多家移动医疗公司宣布“死亡”
除了裁员风波和在资本市场遇冷外，互联网医疗行业创业者还面临三座大山。日前，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首部互联网医疗蓝皮书《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报告（2016）》中对这“三座大山”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一是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政策壁垒，医保放开和处方药网售解禁尤为重要；二是缺乏医保的支撑，蓝皮书指出，目前的互联网医疗行业，缺乏行业标准、无保证信息真实可靠的机制以及认定行为责任的机制，被称为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最终限制。
三是远程医疗的制约。据国家卫计委的《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规定，“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和“医务人员向本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应当经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并使用医疗机构统一的信息平台”。
政策的严控，让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越发举步维艰，据国家食药监总局官网7月28日转载《中国医药报》文章称，已分别通知河北省、上海市、广东省食药监局，要求结束互联网第三方平台药品网上零售试点工作。
互联网医疗市场篇6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之后，各地随之推出优化“互联网+”审批流程的举措，意在打通“互联网+”审批环节的障碍。但由于“互联网+”涉及行业相当广泛，在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的背景下，政出多门，造成政策不衔接、碎片化，有些政策早已过时等问题，以至于“互联网+”实际运作中有热度、没力度，落地运营步履维艰。
其中，如何发挥互联网在远程医疗领域的优势，缓解优质医疗资源紧缺、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是一个亟待厘清和解决、关乎民生的系统性问题。但这涉及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远程医疗准入、医保统筹、价格制定、HiS系统接入、评估监管等诸多政策，牵一发动全身，以肿瘤精准放疗云平台建设为例，其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可以说是“互联网+远程医疗”推进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现实障碍
我国肿瘤确诊率逐年提升，已成为我国人口的第一死因。据国家癌症中心副主任赫捷院士、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等共同完成的、近日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临床医师癌症杂志》(Ca)上刊发的《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新发肿瘤病例337万，比上年增加28万例;平均每天新发病例约9233人，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估算我国2015年有429.2万例新发肿瘤病例和281.4万例死亡病例。肿瘤三大治疗手段，手术、化疗与放疗的国际适应症比例均为70%，而我国放疗开展不足30%，恶性肿瘤死亡率148.81/10万。
我国城市肿瘤发病率高于农村，而农村死亡率高，西部肿瘤死亡率高于中东部，这些都与农村和西部地区医疗资源不足、诊治水平不高有关。为缓解优质医疗资源严重紧缺现状，提高恶性肿瘤生存率，提升基层医院诊治水平，减轻医保和个人经济负担，利用互联网对优质医疗资源进行整合，实施远程诊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自主研发的“互联网+远程医疗”思维模式下的精准云放疗平台建设应运而生。
该平台旨在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整合国际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研发精准云质控、精准云计划等一系列网络信息系统，为基层医院和患者提供精准放疗方案，并通过对放疗实施全程指导、实施、评估和监控，使肿瘤诊断治疗不出县，提高生存率，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放疗质控管理系统。同时，通过该平台，也可对物理师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培训，提高基层医院和医护人员的放疗水平。但在建设中却遇到各种障碍。
缺乏放疗规范化诊治指南和质控国家标准，诊疗效果难以评估，成为“互联网+”发挥优质资源规范化整合及标准化输出作用难以绕开的基础性障碍。
“互联网+”平台最大的优势是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作用，如何使这一特性发挥得更好，缓解优质资源紧缺现状，首先遇到的就是标准问题。我国尚没有统一的精准放疗国家标准，各地规范化诊治和质控标准差距较大，精准云放疗平台跨地区执行很困难。在难以对各地诊疗效果进行保障和评估的同时，其本身的权威性和诊治质量将可能受到质疑。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肿瘤精准放疗国家标准，美国医学物理学会(aapm)、美国放射治疗技师学会(aSRt)等就是代表国家负责制定这类质控标准的组织。我国国家癌症中心下属国家肿瘤规范化诊治质控中心准备制定相应标准，由于人员、经费、审批等多头管理，各相关机构职责划分不清等因素限制，困难重重。即使是出台了相关标准，鉴于目前国家质控中心行政主体和权力不明确，各省市自治区质控中心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执行仍是个难题。
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证制度，限制了肿瘤放疗相关设备的合理配置，基层医院设备严重不足和老旧程度较高。
2011～2012年，我国接受放疗治疗的肿瘤患者约为56.9万人，不到需要接受放疗人数的30%，放疗设备不足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我国大型医疗设备长期实行配置许可证制度，其中甲类如质子治疗系统、pet-Ct等，乙类直线加速器等均与肿瘤放疗直接相关。我国目前医用直线加速器保有量约为1900台，能够开展精确放疗的仅500台左右，且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由于配额稀缺，造成无效需求被激发，真正的需求被压制。随着我国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证制度改革，医用直线加速器在2020年前有望达到4000台，但现有设备不断老化淘汰，仍然有较大缺口，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拥有量和合理配置仍存在问题。通过精准云放疗平台进行资源整合，提高已有设备利用率，是重要出路。
我国现行远程医疗政策、法律责任和放疗定价体系不健全，公办医疗机构参与动力不足，社会资本进入难，持续发展难。
依托信息化技术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是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解决基层和边远地区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2010—2014年，中央财政投入8428万元，支持22个中西部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基层远程医疗系统。针对1999年原卫生部的《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中存在的问题，2014年8月国家卫计委又了《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进行补充完善，但仍然规定只能在医疗机构之间开展远程会诊。由于大型优质医院少、专家时间成本高、远程诊疗法律和责任认定不健全、责权利不明确等原因，导致公办医疗机构参与动力不足。同时，远程放疗收费定价不符合市场规律，按照现行的专家会诊模式进行，社会资本难以进入等问题，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远程医疗商业模式。这些问题导致我国远程医疗的开展初期热情较高，持续性不强，发展较慢。
我国各地医保与合作医疗标准不统一，报销项目与比例的审批和执行严重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制约了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医保标准不同，定价范围和标准也不同，对肿瘤放疗诊治项目的报销范围和定价，各地差异较大，部分地区仅有适形放疗定价标准，三维适形与调强治疗等新技术的定价和报销制度缺失，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城乡低收入家庭患者没有能力得到较好诊治，难以享受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医疗优质资源提供的好处。同时，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发展较低水平治疗手段的作用。另一方面，各地医保报销项目和费用比例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扩大和提高，但审批过程缓慢，严重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形成新技术推广和应用难，是“互联网+远程医疗”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缺乏远程医疗信息共享政策和规则，一些地方医院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医院利益轻患者利益，医院管理信息系统接入和信息共享困难。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ospital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简称HiS)，是利用计算机和通讯设备进行联机操作，为医院提供病人诊疗信息和管理信息并满足授权用户需求的数据共享和交换平台。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些大医院相继在100m快速以太网上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医院信息系统，目前绝大多数大中型医院都建立了HiS系统。最近几年，大型医院建立起医学影像信息系统(picturearchivingandCommunicationSystems，简称paCS)。HiS、paCS等是远程医疗必须依托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一些地方医院基于防止本地患者资源外流等方面的考虑，通常以信息安全为由，拒绝打开HiS接口;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医院又缺乏利用该系统为患者服务的主动性和紧迫感。我国目前尚没有以远程医疗为前提的HiS接入和信息共享制度与政策保证，业内也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和共同遵守的实施规则，各地各医院花费大量资金建立的HiS系统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信息交换和共享作用，制约了远程医疗的发展。
远程精准放疗人才极为匮乏，技术评价、考核和等级认定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放疗效果评估、监督体系缺位。
目前，我国约有70%的确诊患者接受放疗，平均每人花费至少5万元，仍有1/5的患者死于癌症，这与放疗物理师人数匮乏、技术能力良莠不齐有直接关系。按国际标准，提供放疗服务必须配备的人员包括医生、物理师和剂量师，我国物理师则兼任剂量师工作。2011年，我国有大约1161个肿瘤治疗中心，接受放疗治疗的患者大约56万，却只有1887名物理师。2014年，国内放疗单位增至1579家，每年增长约12%，物理师约2400人，增长约10%，物理师匮乏形势更加严峻。放疗技术对物理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基层医院放疗医护人员、物理师专业培训需求强烈，但规范化的培训周期至少半年到1年，大型医院的培训提供能力非常有限，加上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培训方积极性不高，很难满足培训需求。通过精准云放疗平台培训和培养人才，显然是“互联网+远程医疗”的优势之一。
如何推动“互联网+远程医疗”
针对现实困局，需要对推动“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整合。
制定国家标准，建立“互联网+远程医疗”分级质控体系。一是利用专业资源，依据国外先进的放疗标准，参照RtoG\tG142\tG100等成熟标准，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委托专业学会研究制定详细的行业标准;二是选取试点单位，试行修订后确定为国家标准，予以实行;三是根据医疗机构的技术能力和设备配置状况，建立与“互联网+远程医疗”相应的评级与质控体系，确定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远程医疗”的范围和项目级别，按级别提供诊治服务。
进一步简政放权，将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审批制改为准入制。同时，严格“互联网+远程医疗”初期准入标准，进行规范化试点。一是参照鼓励社会资本办医院的相关政策，允许各级医疗机构根据自身条件和需求，采购配置放疗设备。对基础条件较好的医疗机构，可实行先购置后准入;二是严格肿瘤远程诊治的监管和准入体系，由国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对达到相应技术和设备标准，有条件进入“互联网+远程医疗”系统的，核发相应的医疗服务范围许可;三是由国家卫计委等相关部门牵头，选择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和互联网企业进行试点，可以“肿瘤精准放疗云平台”建设为试点项目，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配套出台“互联网+远程医疗”项目的定价范围和标准，缩短医保目录更新时间，发挥市场定价机制作用。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快制定和整合“互联网+远程医疗”政策体系的节奏，尽快制定出台推动政策，修订障碍性政策;二是缩短医保目录更新时限，在总体费用控制的前提下，结合相关的医保政策，按优化、便捷的方式调整医疗定价体系;三是把该放给市场的放给市场，可以按市场需求调整定价的，尊重市场规律，由市场机制定价。
打破医疗数据封锁、割据局面，加快建立医疗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县级以上医院医疗数据联通共享。一是出台互联网企业与各级医疗机构合作共享医疗数据的鼓励政策，拆除实现远程医疗的地域、层级间数据封锁的政策“藩篱”;二是出台医护人员主动运用互联网开展诊疗的鼓励政策，将“互联网+远程医疗”模式渗透到诊疗一线;三是通过专业的医联体等组织，建立专业性的分科医疗数据共享平台，首先实现专科诊疗数据共享，降低诊治成本，提高治愈率;四是逐步实现医疗服务消费者端的数据标准化和共享，通过满意度调查、患者跟踪回访等，为医疗机构的诊疗效果和医护人员水平评估提供依据，实现有效监督。
加强“互联网+远程医疗”操作规范培训，严格医护人员上岗体系，推动专业行会成为技术规范化培训及考核评价的重要主体。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强医护人员培训与考核评价需要从4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战略高度认识这一问题，列入国家人才培养的相关规划，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同时，委托相关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根据规划组织规范化的专业培训;二是作为医疗机构考核评价指标之一，定期对医护人员“互联网+远程医疗”的操作能力和水平进行考核和评价;三是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指标体系中增加相关指标，提高医护人员学习“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充分发挥行会作用，鼓励相关行会成为“互联网+远程医疗”培训及考核评价的重要主体，既有利于推动行会自身发展，又有利于规范化标准的普及、落实和评价监督。
互联网医疗市场篇7
但是，对于移动医疗而言，这本身是一种非标准化的服务，也就是依赖于每个患者的具体诊治情况和医生的职业化诊断能力，开具的诊治方案和药品也是有差异的，这样的行业对于移动化趋势而言，能否全盘被颠覆呢?一方面是未来移动医疗领域的庞大市场，也就是以互联网化和移动端为入口的用户体验将从目前的支付、资讯和娱乐等细分市场逐步扩展到健康、生活等领域，另一方面是目前医疗产业的放开力度还不大，考虑到行业的安全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移动互联网化试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公司说擅长的补贴模式，能否最后拿下医疗和移动健康市场?对于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之间的补贴大战，对于电商购物和支付补贴领域的大战，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于药品和与之关联的健康服务领域，补贴模式还能否调动起患者的积极性呢?况且这背后还有医院和医药市场、患者等好几个难题需要攻克。
对于移动医疗领域的互联网颠覆而言，主要是存在这个几个点。
一个是病情诊治的移动化，也就是患者可以通过智能移动终端直接和医生对接，获得专业的诊治建议;一个是医院流程的互联网化，也就是说将医院的挂号、门诊、检查和取药的手续全部互联网化，当然这其中需要和医院做十分密切的配合;还有一种就是医药电商模式了，从2014年的春季，中信21世纪拿到第一张“第三方网上药品销售试点资格证”，到9月份6部委联合发文放开管制，这个医药电商市场就开始沸腾了。
目前国内医药电商规模约42亿，仅占国内otC药品市场的1.68%，占比整个医药市场仅0.035%。因此，门诊领域的部分处方药放量将是电商扩张的主要动因。
相对而言，如果从产业流程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实医疗领域也有部分服务是标准化的，还有部分服务是非标准化的。例如，医院的挂号、取号、预约和检查等服务是标准化的，进行移动化的布局阻力也是最小的，因为这个是程序性的事项。但是，一旦涉及到了具体的病情诊治和处方药的购买、支付，那么这个流程就不那么标准化了，而且会遇到主要的麻烦。
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逻辑很简单，医生给病人诊治并开具药品之后，部分处方药是可以在网上公开销售的，那么用户就可以扫描药品清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线上的药品购买，而且还可以获得互联网公司的补贴。对于用户而言，提高了效率，获得了优惠，对于医院而言，也减轻了药品配送和管理的压力，对于医药电商领域的参与者而言，也获得了涉足这一市场的切入点。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首先，对于医院而言，开放药品清单市场是一个较大的门槛，因为医院也是有一个现金流的，而药品销售和医药服务是主要的来源之一(以药养医模式)。一旦这个药品销售的入口被互联网公司所掌控了，那么医院在整个环节中就只剩下给客户面对面的诊治服务了，从整个医院集团的利益考虑而言，或许是一种损害。就和银行被零售化的移动支付所后台化是差不多的逻辑，一旦医院的前端挂号、检查服务被互联网化，后端的医药配送也被互联网化，那么医院就成为了一个医疗诊治的线下服务场景，但是自身的环节已经被分离。
从实际的运营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此前，阿里健康的“处方电子化平台”在河北和杭州试运行。这亦是中国第一个将医院的电子处方单分流出来的平台。这对于医疗市场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从今以后一头独大的医院售药现状将被改变，药店行业将增加市场空间。但药店、医药商业公司多位人士似乎并不领情。如果没有政府的合作医院和强力推行，恐怕线下的医院不会买移动医疗的账。
其次，对于医疗电商而言，目前在移动医疗行业的参与环节主要是处方药的线上销售，通过医院分流出来的处方药名单进行线上的竞争和推介。患者将处方单上传至该处方平台后，如果选择药店拿药，线上合作的、有该药物的药店开始抢单。
各家药店抢单比拼的条件是低价格、生产厂家。但是，对于电商商家而言，其主要的逻辑是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前提下拼价格，还是电商竞价的逻辑，虽然理论上移动医疗电商的药品价格可以降低20%。但是难以保证到了行业的后期，随着价格的失序和药品质量管理漏洞的存在，以及在流程上众多参与者为了争抢一个处方药单出现的混乱局面。而对于患者而言，药品的价格敏感性是不那么强的，患者更会选择用质量更好，有医院承诺的放心药，而对互联网上的药品恐怕还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互联网医疗市场篇8
在这一次的亚布力大会中，众多的企业家都围绕着民营企业如何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从19日到21日这三天，诸多企业家们在地产、创业、融资、股市、新技术等多个领域展开激烈的讨论与交流，共同探讨每一个行业的未来以及民营企业的出路。参与此次亚布力论坛的中国企业家认为，新的时代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超越欧美，必然要建立“互联网+”的生态发展方式。而亚布力作为国内乃至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企业经济发展论坛，其会议背后也折射出未来中国经济的三大发展方向。
泡沫之后的o2o服务业是新的机会
在亚布力论坛中，有关于o2o的讨论主题则是“泡沫中的o2o”，其中金沙江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丁健、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途牛创始人严海峰等o2o垂直领域的卓越创业家围绕着o2o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对于o2o来说，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历了大起大落，从资本的疯狂追逐到资本的寒冬，o2o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达到了顶峰，但随着无数o2o创业企业的倒闭，o2o又开始跌入谷底，成为人人唾弃。
然而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三大巨头却围绕着o2o在进行疯狂的布局。阿里巴巴错失了美团之后，又开始扶持口碑网，并成为了饿了么第一大股东；百度则霸气地要把200亿砸向糯米，对于百度外卖的扶持力度也非常大，更是不惜一切代价促成了去哪儿与携程之间的合并；腾讯就更猛了，先后推动了滴滴快的、美团点评、58赶集等o2o平台的合并，最后坐享其成。而在Bat以及资本的推动下，众多的垂直细分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o2o平台。
经历了泡沫之后的o2o告诉我们，互联网与各个服务业的结合孕育着巨大的商机，同时也给了创业者很多新的启示：
第一，纯粹的线上服务平台必须重视线下体验。o2o创业者多数都是纯粹出身于互联网的人士，这些人并没有某一个传统服务业的从业经验，他们在打造线上服务平台的时候，往往都会忽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线下的用户体验。对于线上服务平台来说，他们的核心并不是在于线上平台的用户购买如何，而是在于线下的消费体验如何。通过线上平台下单消费之后，在线下的消费能否让客户真正满意才是平台发展壮大的关键。
第二，传统的线下服务商家必须借助线上平台升级转型。对于传统的线下服务商家来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果不跟上时代的发展就必然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眼下的互联网正在以雷电般地速度冲击线下市场，京东商城彻底击败了整个中关村商业大街，而淘宝天猫则正在一步步地吞食全国各个城市的服装购物商场。同样，传统的线下服务商家也正在受到互联网的威胁，不转型就意味着死亡。对于一些实力较为雄厚的传统线下服务商家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o2o平台，而对于实力较弱的传统线下服务商家来说，并不意味着死亡，他们则可以借助傍上该领域实力雄厚的o2o平台获得不错的发展。
第三，线上与线下互动的消费体验是服务业发展必然趋势。尽管去年一年倒闭的o2o平台数以万计，但这却不能忽视o2o价值所在。智能手机与线下服务业结合的互动消费体验正在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正如无数企业人士所说的那样，团购在未来会逐渐消失：今天的美团点评以及百度糯米，其团购形态也正在开始悄然发生变化，电影团购渐渐被在线选座所取代，而餐饮团购也正在被到店买单享优惠所代替。未来o2o服务业的线上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更多是信息服务、支付买单服务等，而商家提供给消费者才是实实在在的消费体验，消费者影响商家绩效，同时消费者又能通过o2o平台监督商家的服务。而从整个国内的经济大环境来看，都足以说明泡沫之后的o2o是新机会，线上与线下互动的消费是服务业发展必然趋势：
一是内需正在成为经济新的火车头。不得不承认，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增长放缓的现象。过去在外贸以及房地产等粗放投资的拉动下，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逐渐饱和以及全球经济的整体不景气，外贸以及地产投资驱动型的经济显然无法继续带动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同样作为三驾火车头之一的内需消费就开始走上舞台，过去十年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带动下，国内的电子商务消费获得了快速增长，未来数十年在o2o的拉动下，国内的服务业消费同样也将获得迅猛发展。
二是政策也在催生o2o的发展。o2o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把拉动红红火火的线上线下一体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国家层面对于o2o的经济推动作用给予了高度认可，并开始在各个层面给予o2o支持。而在很多地方政府，对于o2o的重视程度显然已经超过了很多传统行业，未来在政府的推动下很多本地化o2o都会涌现出来。
三是智能手机普及对于传统行业的冲击。如果说过去电子商务对于线下商店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那么今天o2o则对传统的线下服务业同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如何借助移动互联网转型已经成为了各个传统服务业的焦虑症。今天国内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超过了80%，而在城市中的普及率甚至已经达到了95%，智能手机的普及让o2o以更迅猛的发展速度向传统行业渗透，也推动着传统行业向移动互联网转型。
互联网医疗的五大细分机会
在亚布力的论坛中，爱康国宾张黎刚、东软集团刘积仁等企业家围绕着互联网医疗的四大商业模式进行激烈地思想互动，亚布力论坛将互联网医疗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讨论主题，也足以说明未来互联网医疗所孕育的巨大市场机会。其实对于互联网医疗，国内的众多知名企业、创业者以及各大医疗机构都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通过借助互联网的手段来解决国人看病的难题。而把整个医疗产业细分的话，互联网医疗在以下五大垂直领域对于创业者以及民营企业意味新的市场机会。
如何让医生能够在线看病。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平台在开始尝试推出医生在线看病，不过都只是基于简单的线上病症咨询阶段，还远没有实现线上诊断病情。而国内的医院看病主流群体却往往分为三种：一类是以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为主，一类是头痛感冒等病情并不严重的患者为主，还有一类则是以严重病患者为主。
对于那些病情并不是太严重的患者来说，如果能够实现医生在线诊断病情，然后患者自己购买医生所开的药方吃药，就能够极大地缓解医院的压力。医院看病难的问题导致有的时候患者可能还没看上病反而病情加重了，患者也不用因为一个简单的感冒跑到医院去排队看病。由此看来，如何能够让医生实时在线看病也会存在一定的市场空间。
挂号预约能否变得轻松简单。国内的大型医院看病难问题首在挂号难，很多大型医院的某些号甚至可以用千金易得、一号难求来形容，以至于在一些大型医院还出现了很多号贩子，如何解决挂号难的问题就给互联网平台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眼下国内很多大型的医院都推出了网上预约挂号，也有一些综合类的挂号预约平台开始推出，但是网上挂号的普及程度还停留在一个非常低的层面。虽然要打通各个医院的挂号资源有着一定的难度，但正是因为这个难度让网上挂号预约给创业者留下了机会空间。
智能医疗逐渐普及带来的科技创新。众所周知，医疗器械的发展对于整个医疗水平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物联网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智能硬件的快速发展，对于医疗行业来说，智能医疗器械也开始走上舞台，这些智能医疗设备的研发对于一些具有技术和创新优势的企业而言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目前在国内很多大型的医院，很多昂贵的医疗器械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过来，国内在医疗器械的研发方面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智能医疗时代的到来，对于国内的医疗器械研发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传统的医疗器械设备将会被智能医疗设备全面取代。
医药o2o日渐成熟带来的机会。过去医药电商由于快递配送无法及时、药品监督及特殊性、医保报销等诸多原因制约了它的发展。不过线上医药平台结合线下实体药店所形成的o2o平台会逐渐成为老百姓购买药品的选择。目前整个国内的医药o2o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但还远没有到哪一家形成称霸的局面，这个领域仍然存在相当的市场空间与机会。
社区医生上门看病的市场空间。春节期间回老家农村过年，家里有人发烧感冒了，农村仍然流行着附近村子的村大夫上门看病习俗。而老人的病发频率远远高于年轻人，随着中国社区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再加上老人到医院看病的行动不方便，社区医生上门看病就有了一定的市场空间。本来老人们出门就不方便，有个头痛感冒的还动不动就要去医院排队看病，反而只会让老人劳心费神，加重病情，社区上门看病在未来会成为一种新趋势。
“互联网+”让中国制造飞上更高台阶
在这一次的亚布力论坛上，互联网+中国制造也成为了重要议题，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中国自动化集团董事局主席宣瑞国等制造业大佬也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互联网+对于整个全球的制造业正在掀起一股新的革命，过去传统的制造业将被新的制造业彻底颠覆。我们拿汽车业举例来说，智能汽车以及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兴起，不仅仅只是对于传统汽车产业的冲击，更是新能源对于不可再生能源的颠覆。
所谓“互联网+”，就是通过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大数据化等手段来打造新的制造业模式，新的制造业态和新的产品。很多人都清楚，中国如今已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一直呈现给世界的是廉价、低质的形象，这种依靠投资驱动、大规模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续。中国的制造业急切需要借力互联网的力量，转变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向智能制造升级，这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既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互联网+”给制造业所掀起的旋风将会带来四个领域的巨大市场机遇。
未来整个人类社会将会是一个机器人与人类共存的时代，机器人已经开始在各个领域得到应用，从企业的工厂生产车间到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都将会有机器人的存在。整个2015年，国内的机器人市场总产值达到了109亿元，不过国产机器人的市场份额仅为15%，其余份额都被国外机器人所占。
未来整个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会非常庞大，这对于国内的制造业既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机遇，同时也是提升国内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最好机遇。工业革命正在全面迈向4.0时代，而中国也正在逐步形成以重庆、广州、沈阳、上海四大城市为首的机器人产业重镇，未来国内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将会越来越多。目前国内已经有不少工厂已经开始在使用机器人员工，这些机器人员工不知疲倦，干起来说又快又好，效率更高。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系统深度融合所形成的新生态。要将整个工业生态体系通过借助互联网形成一个完整的新生态体系，就必须要依赖于数据的流动和分析，它是整个人工智能系统的基础化体系建设。从智能控制系统到工业数据平台、云平台等，都意味着新的市场机会。
与以前销售硬件产品不同的是，工业互联网通过机器数据和云平台，改变了制造业的商业运行逻辑。打造工业互联网，对于生产制造业的企业来说同样也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工业互联网能够带动整个制造业产业的全面升级。工业互联网不是一项科学技术的突破，而是一种伟大的人类思维创新。
相较于机器人产业来说，目前人工智能的产品应用范围要更广，并且很多产品已经开始走向了寻常老百姓家庭当中。从智能手环等可穿戴类产品到智能电视、智能冰箱等家电家居类产品，未来所有的一切工业制造产品都将可能会被智能产品所取代，这意味一个新的革明与颠覆。智能手机时代来临，曾经的手机巨头诺基亚已经离我们远去，而苹果则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目前国内不论是传统的生产制造企业，还是大型的互联网公司，都开始进入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意味着整个制造业产业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制造实现全面超越欧美制造业的最佳机遇，它也将重新改写整个国际产业的竞争格局。
除了智能制造方向之外，新能源制造也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方向。这一点从当前整个全球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就可窥见一斑，由于石油的稀缺不可再生、不菲的价格以及巨大的污染，电动汽车相比智能汽车更快一步走向了全球市场。不论是奔驰、宝马、大众等汽车巨头，还是国产汽车，亦或是特斯拉等科技创新企业，我们都可以看出电动汽车正在开始成为这些汽车生产厂家的研发生产重心。
互联网医疗市场篇9
而就远程医疗来说，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提出，这么多年下来却没有多大成效。最近几年，一些互联网企业逐渐进入医疗行业，尝试用互联网的方式来改变医疗现状。目前来看，远程医疗似乎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机遇。
天时·互联网浪潮
从现在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与我们息息相关已经很难离开它。过去互联网一直被认为是虚拟世界，不敢轻易触碰，而现在互联网已经照进现实，无所不入。目前，我国网民数有将近7亿，占总人口近50%，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得到广泛普及和应用。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把互联网上升到国家战略。所以很多人想通过互联网来改造传统行业，当然也包括医疗行业。
而远程医疗，作为解决我国医疗问题的重要方式，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远程医疗的探索，医疗信息化建设发展起步于2003年非典之后，为远程医疗的发展奠定了经验基础。而现在互联网与医疗的结合，会使远程医疗得到更快发展。
地利·市场需求大
我国地理范围大，人口众多，还有地利条件的限制和贫富差距突出，医疗水平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别。再加上我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医疗需求逐步增加。据卫生部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达98.5万个，其中：医院2.6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2.2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3.4万个，其他机构0.3万个。而我国医院分为三级，每一级又分三等，其中三级医院只有1898所，明显供不应求。所以急需要用远程医疗的方式来解决医疗水平差的地区的看病需求。
据有关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远程医疗市场规模为22.1亿元，预计2017将达到100亿元的规模。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远程医疗从业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人和·互利协作
患者：有强烈的看病需求，同时又想节省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而有一定的互联网基础，就可以通过在线问诊平台，与医生交流，咨询病情。
医生：工作压力大，工资相对较低，需要在工作闲余时间增加收入。而通过在线医疗平台就可以为患者提供咨询或视频会诊服务，还可以收取一定费用。
医院：对于低级医院来说，通过远程医疗可以提供医疗服务能力，对于高级医院来说，可以扩大医疗服务范围，从而也可以增加收入。
第三方企业：对于提供医疗设备和医疗平台的企业来说，远程医疗可以帮他们增加用户，扩大业务，增加营收。
正是互联网技术把这几方联系在一起，通过互联网在线平台的搭建，让患者、医生、医院和第三方服务者协同合作，更快更有效的地解决医疗问题。
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似乎还需要一阵东风。而一项重要行业的变革，尤其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医疗行业，当然需要政府来主导，或者也是在互联网发展的倒逼下，政府的被动选择。
东风·悲喜交加
喜的是，政府也十分关注远程医疗的发展，今年一月发改委同意在宁夏云南等五地开展远程医疗试点，与部分三甲医院开展远程医疗工作。并且远程医疗也考虑纳入居民医疗保险报销之内。
而卫计委在去年8月底的《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中规定，“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可开展远程咨询服务”，并且“医务人员向本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应当经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并使用医疗机构统一的信息平台”。
医生可以为患者提供咨询服务，但不能进行诊疗，必须要挂靠医疗机构。也就是远程医疗并没有完全放开，医生也不能自由执业。这样的规定对一些医疗平台是不小的打击，因为一些服务他们不能做了。
根据卫计委的定义，所谓远程医疗，是指一方医疗机构(邀请方)邀请其他医疗机构(受邀方)，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包括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医学影像诊断、远程监护、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病例讨论及省级以上卫生部门规定的其他项目等等。
就目前来看，远程诊疗推动主体主要是国家指定的医院，也就是以B2B模式为主，挂靠大医院的医生为小医院患者服务，可能会是一种强制性措施，医生意愿得不到满足。而且大医院医生资源的配置也很有限，很难去为其它医院服务。
而远程系统主要是由东软集团(瞄准远程养老系统建设与运营，开发可穿戴设备)以及运盛实业(打造远程心血管系统诊断服务平台，推进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app软件)等系统和硬件开发商来提供。
远程问诊和部分远程诊疗由第三方医疗平台来推动，也就是以B2C模式为主。比如像春雨医生、杏树林等第三方平台，为患者和医生搭建交流平台，为患者提供问诊服务。第三方平台也可以积极寻求与医院的合作，互惠互利，以医院为主体开展部分诊疗以及诊后监测等服务。
从前端医院到平台建设运营，再到药店、消费者入口终端布局，整个链条中第三方可参与环节众多，能够挖掘的利润空间也更多。而作为远程医疗主体的医院，将会成为众多竞争者争夺的主要资源，可以说谁掌握了医院资源，谁就掌握了未来。
国外有哪些经验可参考？
美国作为远程医疗主要推动国和发展较快国家，由于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完善的医疗体制，远程医疗已经得到一定普及。包括前端的远程问诊和监测、中端的远程诊疗和后端的远程诊后服务都发展较快。而中美远程医疗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的医生相对可以自由执业，而且有完善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作为保障。
互联网医疗市场篇10
去年秋天，随着好大夫网传出裁员消息，以及春雨医生宣布由于线下机构的盈利能力有限，进行战略性收缩，随即出现唱衰移动医疗，称其进入“寒冬”的声音。不过，从2016年中国移动医疗的整体情况来看，其仍处于高速发展通道。据动脉网的数据显示，2016年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事件达到2013年的近20倍、2014年的3倍以上，资本市场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欲望并未减弱。
与此同时，此前专注于线上业务的一些机构将目光投向线下，寻求转型。
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约为1.52亿，占网民的22.1%。其中，诊前环节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使用率最高――在线医疗保健信息查询、在线预约挂号和在线咨询问诊总使用率为18.4%。微医集团市场总监张贵民认为，移动医疗将于2017年进入行业拐点，“互联网医疗必须是全面的，不能只有线上业务，线下业务对于打通医、险、药三个环节，形成产业闭环具有重大意义”。
线上医疗需线下机构支撑
成立于2010年的微医集团最早的名字是“挂号网”，顾名思义业务都集中在在线挂号。张贵民将微医集团的发展归为三个阶段：挂号、团队医疗和互联网医院。
腾讯研究院的《2016中国互联网医院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指出，占医院总量66%的一级医院只承担了不足20%的门诊量和13%的住院量，在三甲医院的分布上，东部地区占46%，西部地区仅占23%，这些现状催促了互联网医院的诞生。
而线下医疗机构的意义在于，形成商业闭环以及完整的使用体验。截至2016年11月，全国范围内已有36家互联网医院，其中25家已经落地运营，11家已公开宣布签约在建，2016年开工建设的互联网医院就达31家。互联网医疗用户的使用习惯已从过去规模较小的“轻问诊”转向线下的诊断、开药、检查甚至手术等深入诊疗环节。
张贵民指出，大部分患者不希望在上只能接受简单的咨询和问诊服务，如果必要的检查不能做，复诊时找不到与医生面对面的机会，是很差的一种体验。另外，传统医疗机构对分诊和复诊的忽视，正是互联网医疗机构可以进行弥补和强化的方面。张贵民介绍，微医集团旗下的互联网医院有完整的分诊和复诊体系，一般只找当地规模较大的三级医院进行合作。
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同样认为线下实体诊所十分重要，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医疗是一套完整的服务，而不是简单的诊疗和咨询，必须要有线下机构作为支撑。与微医集团不同，丁香园不与其他医疗机构合作，而是自建诊所。“丁香园诊所是类似家庭医生的概念，可解决基础病和常见病，重大疾病患者还是会移交给大医院。”李天天说。
政策壁垒或被逐渐打破
业界对移动医疗行业发展的另一个顾虑是政策壁垒。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有十分严格的监管政策，对于互联网远程诊疗更是有明确界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4年的《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第51号文）明确指出：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医疗机构具备与所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相适应的诊疗科目及相应的人员、技术、设备、设施条件，方可开展远程医疗服务。
与此相对应的，长期以来，我国优质医院集中于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东部三甲医院占46%，西部占23%，优质医疗资源向大医院集中，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足。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不具备医疗机构资质的商业公司无法开展在线诊疗业务，成为目前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一个难题。
“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持开放态度的，2014年又有文件指出应推动在线医疗机构的发展。”张贵民认为，“互联网+医疗”的核心应该是医疗而不是互联网，消费级互联网在创业大潮中野蛮生长的经验不能照搬到移动医疗行业，医疗行业自身的规律决定了其发展长周期、慢回报的特性。
除了在线诊疗需要医疗机构资质，患者普遍关心的医保报销问题是另一个尚未打通的政策壁垒。不过，随着前不久四川和贵州两省开始从政策层面支持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坚冰”有了逐渐被打破的趋势。2016年8月15日，贵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关于将远程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远程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四川省发改委联合四川省卫计委也了《关于制定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从政策层面打破互联网医疗的项目价格、医保结算、收费标准等问题。
李天天认为，所有政策都表明移动医疗行业正在经历向好，一旦抛开对移动医疗技术和服务能力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个行业会很快迎来春天。此外，他还表示，随着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意识发生了变化，愿意为更好的服务和体验买单，即便不被医保报销，在线诊疗也是很有市场的一项服务。
新老医疗非敌对关系
在丁香园的发展过程中，李天天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大医院垄断了全国大部分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导致移动医疗网站在成立初期根本无法整合到大医院的资源，只能从基层医疗力量开始做起。“一些医疗机构的医生不愿意与在线医疗网站合作，因为他们从中得到的报酬只有三五块钱的挂号费，这与其劳务付出完全不匹配。”一位投资界人士表示。
移动医疗企业认为，他们并非与大医院“抢生意”，而是在填补我国现有医疗体系中基层医疗力量的不足，加强了社区医疗和家庭医生的概念，打造类似国外的分级诊疗制度，使患者的需求与医生的能力之间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