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行业发展趋势篇1
【关键词】农村商业银行内审建设发展思考
2013年是国内外金融机构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巴塞尔协议iii》、《多德-弗兰克法案》、twinpeaks（双峰监管模式）、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操纵事件、美国银行业房地产改革贷款问题以及银行卡泄漏个人隐私等诸多问题都是农村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新的挑战，这都要求农村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必须建立全面风险审计体系。
一、内部审计部门的发展阶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企业对内部审计的需要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国有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纷纷建立了内部审计部门。对于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就如同产品有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一样，其发展也要经历成立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其部门主要任务、审计业务开展都是不一样的。
成立期是指内部审计部门成立后的2年内，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组织的报告体系问题以及树立起内部审计的权威。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因为没有效益或者效益不大，部门变成一个摆设。根据国际iia的内审框架，内审部门应该在行政上对最高管理层负责，职能上对审计委员会或董事会负责。所以，在内部审计部门建设上，应该把握以下三点：（1）建立部门的规章制度，明确审计部的职责、权利与义务；（2）招聘合适的内审人员完善部门的运作；（3）采用舞弊审计的方式来提高审计部门的权威；在成立期所进行的内部审计工作主要是贷后检查审计，形式一般以遵循贷款合规审计为主。
发展期是指内部审计部门成立后的第3年—5年，主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让审计部进一步的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在人员招聘培训以及业务的规划等方面。在事后审计的基础上会增加一部分事中审计的内容。此时的审计不能以遵循审计为主，而应该转为管理审计。管理审计是解决怎么样做可以增值的问题。对于事后审计在国有企业一般会以经济效益审计、离任审计为主。对于贷款的审批、发放的合规性追踪审计就属于事中审计。
成熟期是指内部审计部在成立后的5年后会进入内部审计信息化的整合阶段，如引入内审系统或者内审软件，进行规范化作业。审计业务的内容进一步拓宽，部分公司将尽职调查审计、内控审计、环境审计、iSo体系审计以及5S审计等纳入到常规审计内容中，也会开展更多的专案审计。
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来说，要防止发展的步子迈得过大、跨越式前进。内部审计部门的建设和发展还是要循序渐进，逐步完善，多学习国内外优秀金融机构的管理经验。
二、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责与业务范围
如今很多银行的内部审计只是履行了财务报表的审查工作，与外部审计的职能有点类似，其实这只是内部审计职责中的一部分。而内部审计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要评价内部控制的充分性有效性，及时提出改进建议。这里所指内部控制活动应涵盖银行所有营运环节，全面贯彻银监会《内审指引》，正确行使《内审指引》赋予农村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知情权、调查权、质询权、取证权和处罚建议权，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监督职能的作用，提高审计效能，维护农村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对象的正当权益，促进农村商业银行健康、持续和协调发展。有些控制活动可能还包含关联交易，所以还要制定关联交易的政策和程序。内部审计部门应评价银行的风险防范体系，对信贷业务质量的风险控制、前台和后台业务的合规性控制、中间业务的市场风险等进行风险监控，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银行存在的各类风险隐患，并采取相应对策进行合理化处置。通过信息沟通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和内部控制缺陷得到妥善处理。
内部审计师对审计发现、结论和建议形成最终审计报告，向董事会和列席监事通报。对于重大的审计发现，内部审计师可以中期报告，保证其得到及时重视和处理。在报告中提到的审计发现，内部审计部门有后续跟踪审计的责任。
对于银行来说，应重点关注对分支机构贷款风险的管理控制。银行应制定对分支机构的风险防范体制及程序，并使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特别是异地分行或控股村镇银行）包括风险管理程序、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审议程序。其次应关注大额贷款发放、平台贷款发放、重大投资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内部控制。
针对目前的农村商业银行的具体情况，内部审计可以开展下认业务：
1.对总行及下属分支机构（含异地分行或控股村镇银行，下同）的财务报表收支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
2.对总行及下属分支机构年度预算内、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3.对总行及下属分支机构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在任期内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4.对总行及下属分支机构固定资产进行抽样盘点审计，特别是新增固定资产（大额度）。
5.对总行及下属分支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以及风险管理进行评审。
6.对总行及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考核情况进行监督审计。
三、内部审计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内部审计的作用
原来有人将审计定位为“看门狗”，现在将审计定位为“免疫系统”。我们认为内审是公司的郎中、军师、卫士。
郎中顾名思义就是医生，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通过开展内审活动，查阅了第一手资料，掌握基本情况、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督促整改落实，发挥了内部审计检查、揭示和抵御的功能。
军师，就是通过内审活动，了解成员单位存在薄弱环节和不完善之处，提出完善建议，发挥“防火墙”功能和在弥补缺陷、管理堵塞疏漏上的作用，进而为提升企业经营和管理水平服务。
卫士，就是通过内审活动，严厉查处违法违纪行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以保障资产的保值增值。
银行内审部门应树立“以审计促合规，以审计防风险”的理念，按照预先制定的年度审计计划、审计方案开展工作。
（二）内部审计的发展思考
1.要了解银行开展各项业务的风险点
审计部门的工作必须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职业操守等。遵守董事会指定的各项经营业务指标，并及时了解开展各项业务的合规性、风险防范及内控落实情况，各部门、分支机构负责人任期内的主要部门职责、业务发展方向等。要熟悉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相关规定，也要把握总行开展各项业务的实际风险点，特别是对贷款的审查、发放及贷后管理的风险。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纳汇总分析，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可能造成的后果，然后做出书面报告，给经营管理层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
2.建立全面的内部审计体系
内审部门要转变观念，由原有的防范风险、防范案件发生转向不遵守规则制度、超权限审批等，来确保行内资金系统安全有效运行。从目前来看，农村商业银行的内审部门由于制度、体制的不完善等原因，使得内部审计的工作范围较窄，审计目标、标准不是很明确，特别是对贷款检查较多，对其他资金业务检查较少（票据、贴现、保理），所以要建立完善的内审体系，只有由原有的防范风险、防范案件发生转向不遵守规则制度、超权限审批等，才能真正起到防范风险，化解风险，为农村商业银行的稳步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3.建立有效的培养内审人员计划
由于内审工作具有特殊性，使得内审人员需要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对于刚入职的新人来说，可以采用“导师制”，即与一名业务较为精通的内审人员搭档，新人跟着导师学习，与导师共同参与各项审计任务，在导师的指导下逐渐熟悉各项审计任务，这是一种参与式培训。通过“导师制”，使得新员工在较短的时间内熟悉业务，学得知识。在新人加入内审部门的前两年，交替参加内审部门的各种审计任务，力争尽快熟悉业务范围及重点审计领域，当新人接触了不同部门以及分支机构的各种内审任务，并参与内审报告的编制以及内审所发现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制定后，新人便可以确定使他们最感兴趣的审计业务领域，然后专注发展这个领域。另外，要多鼓励内审人员参加银监会、中内协举办的各种讲座及培训活动，考取相关领域证书。
4.利用计算机进行非现场审计
非现场审计是审计人员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Caats）对大规模批量数据进行筛选、分析的专业审计程序。特别是农商行的业务已经走上数据集中批量处理的时代，合理运用审计软件等辅助程序对电子数据进行批量处理，预先设置风险预警，建立各种风险审计模块等将成为未来审计的发展方向。运用审计软件进行审计，不但可以连接全行的总数据，还可以取得任何时间、辖内所有分支机构的全部数据，从而做到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实现来达到最好的审计效果。
5.牢固树立内审制度的权威性
首先，要加强农村商业银行规章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内部审计业务的操作流程。第二，完善内部审计工作制度，严格规范内审人员的业务操作流程。制定完善的考核体系，加强对内审人员的考核力度，从而确保内部审计良好进行。第三、对内部审计结果实行职责追究制，由承接内审任务的人员对该审计结果负责，明确审计中的所发现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待下达书面审计报告及意见后由该任务的内审人员负责检查问题的落实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做到防范风险、化解风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瑞晗.银行审计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2.
[2]方涛.商业银行数据式审计模式探析[J].金融经济，2012（03）.
[3]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Z].2010-7-28.
农村行业发展趋势篇2
关键词：扭转；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指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可见，建设新农村首当其冲的是迫切需要新农民。当前农村存在着两个反向的性别不平衡问题：①农村户籍人口性别比不平衡，即生育性别比倾向男子，呈男多女少的趋势，我国对这方面一贯比较重视，研究得较多，对策也有力。②农村劳动人口性别比例不平衡，即留守农民性别比倾向妇女，呈女多男少的趋势，有不少文章甚至称之为“农业女性化趋势”。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距太大的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出路。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有三大弊端：①为支援国家工业化，农村经济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城市经济“献血”，客观加大了城乡之间两种生产力的差距，城市生产力相对发达，农村生产力则相对落后；②城乡的教、科、文、体、卫等公共产品和水、电、路、桥、邮等基础设施实行两种不同的投入方式，城市几乎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农村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民自己投入；③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居民具有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市人享受着创业、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各种优惠政策和优势资源，农民却被束缚在条件差、负担重的农村。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公平的境遇和待遇至今没有根本改变，虽然农民可以进城创业和就业，但农民工仍然无法享有城市人的全部优惠待遇。尽管如此，农民进城毕竟可以享受到某些城市文明，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多挣一些活钱来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家庭生活。为此，越来越多的农民、特别是男性农民进城谋生挣钱，从而导致了留守农村的农民女多男少的不平衡趋势。可见，要根本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根本的目的正是为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缩小和最终消除城乡差距，使城乡人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条件、机会和权利。农村妇女是留守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和“半边天”。各级妇联组织应在《意见》精神指导下，组织制定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妇女发展纲要和目标体系，并争取将其纳入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同步实施。同时，继续在全国各族各地农村妇女中深入开展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的“双学双比”活动，并进一步拓展巾帼建功立业的新领域，更加积极地引导广大农村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再立新功。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直接原因是农村妇女素质偏低不易转移，千方百计提高农民妇女的综合素质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基础工作。由于城市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快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和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农村妇女总体素质偏低很难适应，致使过剩的妇女劳动力不易转移出去。全面提高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可从两方面促进新农村建设。①可以使新农村建设必要的妇女劳动力更好地撑起“半边天”大显身手以大展宏图，②可以使新农村建设过剩的妇女劳动力更加顺利地转移出去来平衡留守农民性别比。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个方面，要引导广大农村妇女把在社会做一个好公民，在农村做一个好村民，在城市做一个好市民，在家庭做一个好婆媳作为自觉行动。在经济方面，要抓好典型引路、项目推广、技能培训、结对帮扶、跟踪服务等环节，采取田头示范、现场答疑、网络教学、专题授课、聘请顾问等形式，生动、直观、形象地培育妇女的创业、创收、创新、创优能力。在政治方面，要以学习宣传新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为重点加强对妇女普法教育，增强她们依法参政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使妇女参与国家、社会、村民事务管理及决策的程度不断提高。在文化方面，要保证女性在各级教育中的比例上升，逐步缩小两性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使农村妇女能够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劳务本领和竞争能力，用自己的贡献来赢得社会的尊重和欢迎。在社会方面，要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教育，鼓励农村妇女继承和弘扬中国妇女的优良传统，更好地遵守社会公德、践行职业道德、弘扬家庭美德。在家庭方面，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使农村妇女争当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只有这样，广大农村妇女才能在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留守也可多作贡献，转移也可多作贡献。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关键原因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男性多于女性，制定优惠政策留住和召回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当务之急。由于男性农民具有前一部分所述的一系列优越条件，因而总体上男性农民的综合素质一般高于女性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人数也必然大大超过女性农民。要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扭转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趋势，当务之急的做法是留住和召回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开拙潜力无限的“乡土能人效应”。乡土能人的共同特点是：有家乡感情，有共同乡音，有理想抱负，有文化知识，有创业精神，有实干作风；同时，他们又各具特色：有些是农业科技推广的能手，有些是多种生产经营的里手，有些是市场信息捕获的快手，有些是产品流通销售的巧手，有些是懂法参政维权的高手，有些是管理村民事物的抓手，……总之，他们是农村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代表的一个重要部分，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强大的示范带头作用，往往能起到留住和召回几个能人，盘活一个村；留住和召回更多能人，振兴一个乡的巨大效应。为此，在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争夺能人的优势尚不可能马上改变时，要留住和召回乡土能人必须制定具有感召力的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关键的就是将回报家乡的召唤和市场利益的引导有机结合起来招龙引凤。如可实施“乡土能人回归工程”，对志愿回乡创业的能人给以政策、资金、技术、农资、税收、信息等优先、优待、优惠；可建立“回乡能人项目招标制度”，对适合乡土能人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优先向乡土能人招标；可设立“回乡能人奖励制度”，对回乡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乡土能人授予荣誉称号并给予重奖；还可创立优秀能人晋级升职制度，对那些能力强、水平高、贡献大的乡土能人，优先提拔使用、优先晋级升职，优先充实到基层领导班子等等。只要各级妇联组织会同相关部门求贤若渴、政策感人，一定能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留住和召回越来越多的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尽快平衡留守农民性别比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管理原因是农村男女劳动力无序流动，以“就地转移”为主渠道促进农村过剩劳动力有序流动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有效途径。无序流动即农村男女劳动力转移任由市场选择和驱使，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难以留住和召回，过剩的男女劳动力特别是女劳力难以转移输出。有序流动则是根据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加强政府对农村男女劳动力转移的宏观调控，将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留住和召回，过剩的男女劳动力转移输出。关于将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留住和召回的对策上面已及，要将过剩的男女劳动力有序转移输出主要有三层思路：首先应认清农村男女过剩劳动力转移的主次途径。转移途径一般有两条：一是转入乡村非农产业，使土地上的农民成为离土不离乡的非农民，被称之为“就地转移”。二是转入城市相关行业，主要在厂矿、商店、家庭从事第二、三产业或从事个体劳动，被称之为“异地转移”。城市由于劳动力本来就供过于求并且就业的门槛越来越高，所能吸纳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十分有限，因而第一条“就地转移”途径应成为当今农村过剩劳动力特别是妇女过剩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其次，各级妇联组织应争取参与制定乡村建设规划和产业政策。加快乡村建设和发展乡村非农产业，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它可从两个方面为农村妇女过剩劳动力转移提供条件，①它可使农村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实现转移。②它是最能容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适宜妇女就业的特点。再次，各级妇联组织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引导农村妇女有序流动。可建立妇女劳务输出服务所，提供城市创业渠道和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加强对妇女劳务输出的技能和素质培训，为过剩的妇女劳动力进城镇就业牵线搭桥；可设立农村妇女城乡创业启动基金，鼓励妇女大胆走出家门，在城市和乡村开辟非农产业领域自主创业；还可建立引领农村妇女进城创业奖励制度，号召并奖励在城镇创业成功的男女乡亲引领家乡姐妹进城见缝插针地创业。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领导原因是相关政府部门对这一趋势重视不够，高度重视和全面调研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详情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前提条件。目前，相关报告、文件和资料显示，对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制约新农村建设的有关问题，大多还只是局限在妇联组织和专家学者的调查研究中，在政府建设新农村的大政方针中还很少见到。而在调研资料中又存在着“四多四少”的状况：①普查由户籍人口无序生育引起的农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情况的多，普查由劳动人口无序转移引起的农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的少；②从社会学意义上研究农村户籍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新农村建设不良影响的多，从经济学意义上研究农村劳动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新农村建设不良影响的少；③探讨农村农民男女性别地位不平等问题及其原因的多，探讨农村农民男女性别比例不平衡问题及其原因的少；④局部定性定量分析农民女多男少不平衡问题的多，全局定性定量分析农民女多男少不平衡问题的少。对此，各级妇联组织应积极呼吁相关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协同其进行全面调研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详情，首先做到胸中有数，尔后才能有的放矢。建议全国妇联应尽早向国务院和国家统计局申请，争取全面普查或重点调查一次由农村劳动人口无序转移引起的、够得上劳动力年龄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相关情况，包括留守农村农民和进城工作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务职称、劳动门类、基本收入等等，并统计出各自的数量和比例，如果还能包括工作生活在农村的非农村户籍人员的同样情况就更周全了。以便供相关机构或人士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实证性的而不是印象性的分析研究农民女多男少不平衡状况的分布，成因和对策，以及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其它问题，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建言献策，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农村行业发展趋势篇3
关键词:禽畜粪尿污染;农村生活污染;估算;陕西省
中图分类号:S2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4-0008-02
陕西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位于东经105°29′～111°15′,北纬31°42′～39°35′之间。南北跨纬度7°52′,东西跨经度5°45′,与山西、河南、湖北、重庆(直辖市)、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等8个省、市、区毗邻。陕西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渭河横穿关中平原,形成了渭河灌区,是我国的粮食和苹果主产区之一。由于地理条件复杂多样,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全省形成了三大主要的农业类型区:即关中-旱作农业类型区、陕南-旱稻兼作农业类型区、陕北-农牧结合农业类型区。但是,随着农业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民物质需求的改变,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居民生活过程中造成的农业非点源污染损害逐渐凸显。农业活动在支撑了人民生活、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本文在基于相关统计资料和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对陕西省禽畜粪尿和农村生活污染进行估算,对于探索陕西养殖业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过程中的污染程度,为政府制定有效的污染控制政策与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陕西省农业非点源污染形势
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陕西省农业非点源污染的形势日趋严峻。养殖业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禽畜粪尿废弃物和农村生活污水。由于政府的农村环保政策的缺失,导致这些农业非点源污染物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绝大多数排入农业环境,造成生态环境的损害。张德英等对关中地区3个点8个畜禽场及部分农村庭院畜牧业的畜禽粪尿处理及利用的实地调查发现,60%～70%的畜禽场缺乏粪尿污水处理设施,大中城市的大型集约化畜禽场粪尿污水处理系统不配套,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严重,庭院畜牧业存在着畜禽舍与民宅混杂,造成大量禽畜粪尿堆积[1]。目前,咸阳90%的规模化禽畜养殖场缺乏必要的污染治理设施[2];而铜川市13个大中型规模畜禽场年产粪尿约6000t,每年流失的畜禽粪尿折算有机污染指标达2300t;对铜川郊区5个大中型畜禽场周围环境调查显示,其中2个畜禽场周围河道夏季发黑发臭,有的甚至常年发黑发臭[3]。陕西省环保局监测数据显示[4],2008年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水质呈现重度污染,13个监测断面中,Ⅳ类水质断面2个,劣Ⅴ类水质断面9个,76.9%断面超过水域功能标准。
二、陕西省禽畜粪尿污染和农村生活污染估算
(一)估算方法
禽畜粪尿污染及农村生活污染主要是以水体富营养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主要是通过水介质进行污染。目前对禽畜粪尿污染及农村生活污染的估算应用最多的是排污系数法,也称为源强估算法[5-8]。排污系数法对农业非点源污染进行估算有如下优点:(1)不需要考虑污染的中间过程或机制,直接估算进入水体的农业非点源污染物;(2)形式简单,参数较少,应用性较强。禽畜粪尿污染及农村生活污染包括总氮(tn)、总磷(tp)和化学需氧量(CoDcr),排放量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总氮排放量(ptn):ptn=Q(tn)i・β(tn)i;(1)
总磷排放量(ptp):ptp=Q(tp)i・β(tp)i;(2)
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pCoDcr):pCoDcr=Q(CoDcr)i・β(CoDcr)i;(3)
式(1)、(2)、(3)中,ptn、ptp、pCoDcr分别代表污染物中tn、tp、CoDcr的总排放量;Q(tn)i、Q(tp)i、Q(CoDcr)i分别代表产生tn、tp、CoDcr污染的第i类人口或禽畜的数量;β(tn)i、β(tp)i、β(CoDcr)i分别代表第i类人口或禽畜的tn、tp、CoDcr年排污系数。
(二)排污系数的确定
农村居民生活污染主要是有机质、氮、磷污染,流入水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农村居民生活污染主要来源于农村居民生活过程中排放的生活污水和人粪尿所产生的污染。根据国家统计标准和相关文献[5-9],农村居民生活污染的排污系数如表1所示。
禽畜养殖业产生的农业非点源污染主要是禽畜粪便和尿液污染。禽畜粪尿污染物的排放量主要依据禽畜粪尿的tn、tp、CoDcr的排污系数与禽畜饲养数量进行估算。基于国家统计相关标准和现有研究资料[5-8],汇总禽畜粪尿污染物排污系数见表2。
三、估算结果
(一)2008年禽畜粪尿污染及农村生活污染排污情况
根据全省及各地区的农村人口数及农村生活污染排污系数,估算2008年陕西各地区农村生活污染排放情况见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2008年全年陕西生活污染物排放总量达830154.14t。其中CoDcr的排放量710594.65t,占85.6%;总氮排放量100990.91t,占12.17%;总磷排放量18568.58t,占2.24%。然而,陕西省各地区由于农村人口不同,农村生活污染排放量差异较大,其中西安、咸阳、渭南生活污染排放量较高,分别占总排放量的14.58%、14.18%和16.10%;杨凌总人口少,农村生活污染的排放仅占总量的0.31%。农村生活污染的耕地负荷是一个可以衡量生活污染的排放强度的指标。2008年陕西省农村生活污染物平均耕地负荷为292.40kg/hm2,西安、咸阳、汉中、安康、商洛和杨凌超过陕西省的平均水平,分别达到464.73,328.92,437.50,381.38,625.72和625.72kg/hm2,其中杨凌最高,达625.72kg/hm2,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14倍。杨凌农村生活污染耕地负荷高的主要原因是:耕地面积少,但农村人口较多,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压力大。农村生活污染耕地负荷最小的是榆林,仅为158.42kg/hm2。
根据陕西省畜牧业发展状况的统计资料,估算出2008年陕西省各地区禽畜粪便污染物排放情况(表4)。表4表明,2008年陕西省禽畜粪尿污染物排放总量为102.00万t,其中tn、tp、CoDcr污染物分别为18.51,4.27和79.23万t,分别占污染物排放总量的18.14%、4.18%、77.67%。各地区由于养殖业发展的结构和规模不同,禽畜粪尿污染物排放量有较大差异,其中,宝鸡、咸阳、汉中禽畜粪尿污染贡献较大,分别达到16.23,16.02和16.23万t,分别占陕西省总排放量的14.24%、14.06%和14.25%;杨凌最小,仅为0.40万t。然而,禽畜粪尿污染的耕地负荷的地区差异也十分明显,陕西省禽畜粪尿污染的平均耕地负荷为400.23kg/hm2,其中西安、宝鸡、咸阳、汉中、安康、商洛和杨凌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以杨凌最高,达950.33kg/hm2;渭南最小,仅为201.25kg/hm2。
(二)陕西省禽畜粪尿污染及农村生活污染排放历史趋势
陕西省农村生活污染排放的总体趋势基本保持稳定,但其耕地负荷是呈现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的0.23t/hm2上升到2006年的0.30t/hm2,之后开始下降,2008年仅为0.29t/hm2(见图1)。陕西省农村生活污染排放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主要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逐渐提高,虽然总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是农村人口总数变化不大,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
根据陕西省养殖业历史统计资料,估算1996-2008年全省禽畜粪尿污染物排放趋势(图2)。图2表明,1996-2008年共13年中,禽畜粪尿CoDcr的排放占主导地位,其次是tn,tp最小。从总污染排放量的趋势看,出现较大的波动,1996年较高,达156.13万t,1997年下降为120.28万t,之后呈现又呈现上升趋势,2006年达到最高值,为168.13万t,从2007年开始出现大幅下降,2008年仅为114.01万t。2007年开始出现剧烈下降的原因,这是由于陕西农业产业结构深化调整以及奶制品质量安全原因,禽畜养殖量下降较大,引起禽畜粪尿污染排放量出现剧烈波动。禽畜粪尿污染耕地负荷趋势也基本和污染物总量排放趋势一致,2006年达最大值,为0.6t/hm2,之后出现下降,2008年为0.40t/hm2。
四、结论与讨论
从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放现状来看,2008年陕西生活污染物排放总量达830154.14t,耕地负荷为292.40kg/hm2。西安、咸阳、汉中、安康、商洛和杨凌的生活污染耕地负荷超过陕西省的平均水平,延安和榆林仍处于较低水平。2008年陕西省禽畜粪尿污染物排放总量为102.00万t,其中tn、tp、CoDcr污染物分别为18.51,4.27和79.23万t。全省禽畜粪尿污染的平均耕地负荷为400.23kg/hm2,其中西安、宝鸡、咸阳、汉中、安康、商洛和杨凌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以杨凌最高,达950.33kg/hm2;渭南最小,仅为201.25kg/hm2。
从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放趋势来看,全省农村生活污染排放的总体趋势基本保持稳定,但其耕地负荷是呈现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的0.23t/hm2上升到2006年的0.30t/hm2,之后开始下降,2008年仅为0.29t/hm2。禽畜粪尿污染物排放趋势具有较大的波动,1996年较高,达156.13万t,1997年下降为120.28万t,之后呈现又呈现上升趋势,2006年达到最高值,为168.13万t,从2007年开始出现大幅下降,2008年仅为114.01万t。禽畜粪尿污染耕地负荷变动趋势基本和排放总量变动趋势一致。
农业非点源污染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污染行为,涉及到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生活过程中的许多方面,本文定量估算了禽畜养殖业引起的粪尿和农村生活过程中的污水和人粪尿引起的农业非点源污染。然而,控制农业非点源污染也是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政府应综合运用污染税征收、生态补贴、押金退款和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等经济手段,同时通过工程措施、耕作措施和管理措施等手段,综合控制农业非点源污染,保障陕西的农业生态的健康与安全。
参考文献:
[1]张德英,何朝林,汤祺等.陕西关中地区畜禽粪尿处理与利用的调查研究[J].畜牧与兽医,2000.32(增刊):138-140.
[2]熊忙利,黄汉军,赵战峰.对咸阳市畜禽粪便污染环境问题的初探[J].家畜生态学报,2008.29(6):144-146.
[3]左建武,韩瑞华,王春燕等.铜川地区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及综合治理[J].畜禽业,2008(10):53-54.
[4]陕西省环保局.2008年陕西省环境状况公报[R].陕西省环保局,2009.
[5]陈洪波.三峡库区水环境农业非点源污染综合评价与控制对策研究[D].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2006.
[6]黄丰.三峡库区农业非点源污染规律调查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07.
[7]叶飞.江苏省水环境农业非点源污染综合评价与控制对策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5.
农村行业发展趋势篇4
关键词：都市农业；金融支持；现状；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208-03
由于农业薄弱的基础地位和所承受的风险较大，给予农业大力的支持与保护是必要的[1]。信贷支农资金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和最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农业经营风险较大、投资回收周期长、受季节性影响大、赢利水平低以及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主体分散等因素导致农村金融因其收益与成本不对称而大举撤离农村，农村地区融资难成为普遍性问题[2，3]。目前，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金融支农规模、支农结构和支农政策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从而使理论界对金融支农问题的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日趋丰富[4-7]。近些年，天津市都市型农业发展较快，相应的，其对农村金融支持的需求程度越来越高。然而，天津市金融支农状况与同类发展省市及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天津市所有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总额度增长的幅度较小[8，9]。因此，研究天津市金融支持都市农业发展状况，探讨存在问题的原因，对推进天津市现代都市农业进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一、天津市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特征
（一）金融支农投入规模呈现加速增长特征
从1978—2010年天津市金融机构支出情况看，贷款总支出呈现加速增长的势头。相应的，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呈现增长的趋势。农业贷款余额由1978年的不足0.5亿元增至2000年的42.65亿元，2010年达到了413.02亿元，较1978年增长了983倍（见表1）。目前，金融支农支出占金融总支出比重为3.2%，较10年前增加0.9个百分点，总体上，金融支农比重呈现增长趋势。
（二）银行类金融机构支农呈现下降趋势
由图1可知，1978—1984年，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仅来源于银行类金融机构，没有其他金融机构支持。之后，银行类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占总体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比重下降。2009年其比重为43.6%，2010年降至20%以下。由此可以看出，银行类金融机构支农力度逐渐降低，相应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支农力度加大。金融机构支农呈现多元化特征。
（三）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通常用“戈式指标”表示[10]。表2反映了天津市农村金融发展的总体态势。从农村金融资产总量来看，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呈现出一种连年上升的态势，这一趋势在2010年表现得尤为突出。1990年农业存贷款余额为36.71亿元，2010年较1990年增加了25.5倍。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在20年中从51.72亿元增至317.3亿元，增加了5.1倍。农业存贷余额的增速远高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速。这一时期内，农村的金融相关比率呈现上升趋势，由0.71增至3.06。Goldsmith（1969）认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相关比率有提高的趋势，但当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即金融相关比率增加到一定水平后，就会停止增长[10]。一般FiR增长至1.0以上即会出现停滞，天津市的FiR近几年远超过这一数值，这种现象是由于天津市特殊金融环境的影响，属于正常现象。
（四）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不断加强，支农金融服务的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截至2010年，天津市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营业网点2576个，22.6%设在农村，其中农村合作机构营业网点580个，农村新型机构1个。设在农村地区的银行类机构有四类五种，分别是商业银行中的农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中的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以及邮政储蓄机构[11，12]。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目前，农村金融从业人员7720人，占银行类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15.3%，较2006年农村金融从业人员数增长53.8%。农村金融机构、部门加强协作，积极推进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服务配套体系建设，支农金融服务保障不断增强。
二、天津市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金融支农相对规模和效率偏低
2010年，天津市中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占中资金融机构总贷款比重为3.2%，较10年前增加0.9个百分点，金融支农比重呈现增长趋势。但是，金融支农相对规模与其他直辖市相比仍较低。“十一五”期间，天津市中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占其总贷款余额比重平均为2.68%，低于北京和上海，更远低于重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低49.5%。另外，天津市金融机构单位涉农贷款额产生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系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在“十一五”期间平均为1.5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3）。可见，金融支农效率处于较低水平（见图2）。
（二）金融信贷投放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明显
据调研数据显示，天津市所有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总额度虽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是增长的幅度较小；2000—2010年天津市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平均增速19.9%，与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增长需求相比较显得严重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户数量多而分散，个体资金需要量较小，需求上呈多级多元分散状态；商业银行因获取利润小，不愿涉足农村信贷市场，从而造成信贷投放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明显。
（三）农村资金大量外流
全国邮政储蓄近2/3的网点位于农村地区，长期只存不贷，造成农村资金外流严重。从天津市的情况看，目前共有邮政储蓄机构361家，其中涉农区县网点超过200个，大量资金经过上存后流出农村。此外，一些农村信用社为了多获利，也把吸收的农村资金存到县级以上金融机构，还有部分资金通过购买债券、向城市客户贷款而流出农村。
（四）农业保险严重落后于三农对风险控制的需求
由于农业存在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等因素，现代农业稳定和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农业保险业的保障。目前，天津市县域保险发展滞后，农村保险机构覆盖面低，市场规模偏小。这是由于体制障碍保险产品的设计缺乏主观能动性、适应农村需要的农业保险品种少、农村政策性保险缺位和财政对农业金融风险的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结语
天津市作为北方经济中心，其现代农业的发展应该走在全国的前列。由此，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力支撑者，其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势在必行。一方面，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和商业金融共同供给金融产品，满足天津现代农业发展的各类信贷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强制性与自愿性农业保险相结合，有侧重地进行政府贴息和担保，不断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金融体系全方位支持下，天津都市农业的发展必将前景广阔。
参考文献：
[1]赵淑杰.天津市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与对策[J].河北农业科学，2009，13（2）：52-55.
[2]吕罡，刘睿，王静，等.从农户融资难浅析中国农村信贷制度的扭曲与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2，（9）：56-58.
[3]魏晓明，刘静.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9，（2）：40-41.
[4]周再清，彭建刚.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的协调性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0，（4）：79-82.
[5]戴广香.金融危机下农村金融的支农政策研究[J].中国商界，2009，（9）：65.
[6]姜松，吴卫红，曹峥林.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来自重庆的经验实证[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4）：24-30.
[7]万道琴.我国财政金融支农现状、问题及对策[J].人民论坛，2011，（9）：138-139.
[8]曹元芳，边俊利.关于金融业支持天津新农村建设的思考[J].华北金融，2006，（11）：22-26.
[9]蔡承荣，杜金向.农村金融领域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以天津为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10（2）：66-69.
[10]Goldsmith，R.w.FinanceStructureandDevelopment[m]，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9.
农村行业发展趋势篇5
一
“三农”问题的归结点是农民问题,集中体现为农民收入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增幅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而与此同时,农民生产性负担和非生产性负担日益增长。
首先,从农户收入增长情况看。有关部门统计,1996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为9%,1997年增长减至不足5%,大体在4.6%左右,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1%,2001年增长幅度为4.2%.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研究人员根据统计数据分析,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低迷和农业比较收益的降低,农民家庭收入结构中来自农业收入比例在持续下降,1998年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部分的收入比1997年减少了30多元,1999年继续减少50多元,2000年又减少40多元,3年累计较1997年减少131元。2001年来自农业的收入有所反弹,人均增加了30元,但四年时间累计仍减少了101元。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全国有59%的农户仍属于纯农户,这些纯农户家庭90%的收入来自纯农业收入,而非农业收入不到家庭总收入的10%,因此,纯农收入的减少意味着相当比例的农户收入降低,而且意味着这些农户收入将出现持续走低的趋势。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1978年为2.56:1,1982年为1.82:1,1994年为2.86:1,1999年2.56:1,可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在波动中呈现扩大趋势;生活消费方面来看,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93倍,1999年上升到3.37倍;从储蓄情况看,到1998年底占人口30%的城镇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80%,人均储蓄达到11324元,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储蓄仅为1202元,城市居民储蓄是农村人口的9.4倍,这一数字在1985年为6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向城市倾斜,城市基本设施投资大幅度增长,城市居民相关的基本生活设施投资也有大幅度增长,而县以下的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增长缓慢,县级以及县以下的地方财政直接用于农村基本建设投资中生活和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更多集中在中心城镇,直接关系到周边农村居民基本生活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资则增长缓慢,大多依靠农村自身的积累和集资。这一情况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
在农户收入减少的同时,农户预期和现实支出增长趋势却有强化趋势。一是农户的生产性支出呈增长趋势。我国农村农户是消费单位和生产单位合一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我国农村农户的生产性功能是消费功能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生产性支出是农户支出的大头。土地承包以来的多年积累,农户耐用大型农机具的投资已经相对稳定,农田基础工程投入相对来说也趋于稳定,但是常规性生产投入如化肥、种子、农药、农用柴油、电力的投入并没有减少,而且随着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呈现增长趋势。据农业部有关部门对2003年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情况160个农区物价信息网点县的调查分析,目前几种主要化肥价格上升幅度在1·5%到2·5%左右。由于种植业普通品种市场价格长期低迷,迫使农民适应市场供求情况调整种植结构,逐渐向优质经济作物调整,随着种植业向优质品种、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化种植调整,其中化肥、农药、农膜以及种子、技术、劳务投入也将出现结构性调整,农民生产性投入将进一步加大,某些投入—产出之间时滞和持续时间比较长,在短时间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产出难以弥补投入的支出,所以在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户在短时间内将会加重负担。
二是农村教育、养老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非农业生产性支出增长,已经成为农户的主要负担。我国是一个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低保国家,同时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资源主要集中于城镇居民,国家财政也主要倾斜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负担,实行家保家养;尽管我国对教育实行义务教育,但农村地区教育投资不足问题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教育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人头费,既教学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微薄的福利,为了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农村基础和义务教育后的高中教育的投入相当部分还是依靠学校的自主收费。据调查,中西部地区农户对孩子的高中教育投资一年大体在2500元左右,包括孩子的食宿费用和学费、教材课本费用等,因此供养一个高中生三年时间需要7500元,如果加上为考大学增加的一年的复读时间,一个农村孩子高中阶段的教育费用在10000元左右。据有关专家调查,我国目前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投入人民币8万元左右。就目前农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左右,全家4口人,每年收入在8000元左右,扣除每人每年生活费1000元左右,实际可用资金只有4000元,其中生产性支出储蓄要占到可用资金的50%.所以,如果把这些剩余资金全用在培养子女上学读书上,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一户农民20年的积累。
非农业生产性支出中的另一个大头是医疗费用的支出。与我国城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制不同,农户承担着个人和家庭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全部职能,目前农村基本上实行的是以户为单位的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国家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在短时间内还难以覆盖农村地区,随着农村家庭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趋势,加之,由于医疗药品市场管理混乱,医疗费用呈几何基数增长,农户预期支出将进一步增长,这将迫使农户预留一定的积蓄作为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据有关调查,医疗费、治疗费、医药费价格上涨幅度近几年已经成为突出问题,一些妇科疾病的治疗费用如生孩子、子宫肌瘤切除以及普通外科手术费用已经由过去的几百元上涨为3000到50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住院费用负担。现在农村养老是一个突出问题,现在大多农户为两个孩子,随着农村人口老年化家庭养老负担将呈现增长趋势,为了应付养老和疾病,农户相当一部分收入要作为养老和医疗保障强迫储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村医疗、义务教育之后的高中教育、高考教育日益向中心城镇集中,这也造成农村医疗和教育收费标准趋向城镇居民收入标准定位。
三是农村公共品供应的弱化将使农户隐性负担逐步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要是由组织成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农村人民公社和县三级供应,由于行政控制和政治强制动员保证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以原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以生产大队组织机制为基础保证对农户家庭承包难以完成和组织的公共服务提供。从实践中看,在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区,生产大队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改革以来逐步得到强化,尤其是原先村镇企业发展比较好的生产大队,对农户提供直接生产性服务的公共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扩展,如组织农户与加工企业之间的对接、组织农户集体运输公司,结合农村种植业的调整,组织采购———生产———批发中心等,以降低单个农户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户在市场上的要价能力。在经济职能强化和扩展的同时,这些村镇组织的社会公共产品服务职能也得到扩展,如组织农村教育、农村养老保障、农村医疗保障以及农村安全等。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改革前农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改革以来村镇企业发展比较欠缺,以大队为单位的集体经济几乎没有积累,某些地区村一级组织缺乏集体经济支撑而造成组织能力低下,集体公共产品几乎完全靠农户集资或摊派,甚至农村大队管理人员人头费也要靠摊派和提留,不仅无力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的服务,甚至连维持大队的基本管理职能都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的服务主要由农户自筹,如公路、水利设施、电力设施、电视通讯广播设施以及教育设施,都需要农户自筹来组织,有些实行分级分摊。有些则因为经费短缺不得不实行分包给农户经营,把本来属于集体提供的公共品转变成收费服务项目和经营性项目。目前,随着改革前农田水利设施进入后期维护使用期,国家专项经费难以到位,这些投入还是主要依靠农户筹集。这种隐性负担也有增长趋势,不过这些隐性负担大多表现为直接的劳务投入或可以以工抵资,由于农村劳动力价格较低,对农户相对来讲负担还不是太明显。随着农户种植业的调整,经济作物和面向市场的作物比例增大,农户对市场供求依靠度加大,但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种植业调整后的生产还难以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批发中心,农户进入市场的渠道缺乏,而且单个农户进入市场的成本比较高,甚至受到某些中间环节的盘剥,在集体无力组织,也缺乏组织进入市场的人员的情况下,农户之间不得不自发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方式进入市场,这势必要加大农户的负担。随着农村城镇化发展,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不能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情况下,而且农户由纯农业向多种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加工业兼营趋势的增强,农户的这一部分隐性支出将呈现增长趋势。在农民隐性支出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既农户收入结构中以实物为主,有些地区农产品收购部门对农户交售实物实行延期付款方式拖欠,或以实物抵偿,而支出则以现期货币为主,甚至有些村提留和统筹也采取货币支付。从中西部地区和纯农生产区来看,农户支出的货币化和现期支付,主要来源是靠出售农副产品,其中以谷类等大宗粮食为主,这使得农户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出售农副产品以变现,这也是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亏本的问题,造成谷贱伤农的问题,同时,粮食生产成本持续上升,而粮食市场价格则持续下降,工农业产品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剪刀差价格比,这也是农户隐性负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村行业发展趋势篇6
一、农民收入增长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
我国农民收入的官方统计一直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负责。在调查中由于采用科学的抽样调查方法并建立了垂直管理的调查组织体系，因此，比较好地避免了地方行政干扰，降低了调查误差，农民的收入数据比较真实可信。根据统计调查制度，农民收入在形态上可分为实物收入和现金收入；在来源上可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或按产业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收入；其中，农业收入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二、第三产业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又包括在乡村政府或学校等非企业组织就业得到的收入、在本地（主要是本乡范围以内）企业得到的收入、外出（本乡地域以外）打工的收入及其他工资性收入。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生产活动单一、收入来源单一，农民收入以农业收入为主体，以粮食收入为主体，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但是，改革开放25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物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现金收入比重显著提高
1985年，农民实物收入和现金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6.9和63.1％；1997年，这两项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2.8％和67.2％；2003年分别为15.6％和84.4％。从1985年到1997年，现金收入的比重提高较慢，12年只提高了4个百分点；而1997年以后，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金收入的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二）农业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非农业收入比重显著提高
1985年，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6.4％和33.6％；从1985年到1990年，这一格局基本上没有变化；1990年以后，农业收入的比重又开始缓慢下降，1997年，农业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60％以下，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比重变化为58.4％和41.6％；1997年以后，随着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以及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加，农业收入的比重快速下降，2000年，农业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2003年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的格局进一步演变为45.6％和54.4％。近7年来，农业收入的比重下跌了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近2个百分点。
（三）种植业收入比重下降，林牧渔业收入比重提高
1985年，农民种植业收入、牧业收入和林渔业收入占农业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6.6％、19.7％和3.7％；1990年，这一格局变化为75.3％、21.3％和3.4％，5年间变化不大；1990年以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接连两次提价，粮食连年丰收，农民从种植业得到的收入保持了较高的水平，1997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达到80.0％，牧业和林渔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下降到16.7％和3.3％；1997年以后，农业结构调整加快，畜牧业发展较快，林业和渔业也成为农民争相发展的产业，因此，2003年，三者的比重变化为74.1％、20.5和5.4％。
（四）粮食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经济作物收入比重显著提高
1985年，农民种植粮食的收入和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占种植业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5.5％和24.5％：1990年，这一格局变化为67.0％和33.0％；1997年为73.4％和26.6％；2003年为56.9％和43.1％。虽然1990年和1997年两个时间段由于粮食产量及价格波动，粮食收入和经济作物收入的比重有所反复，但粮食收入的比重下降、经济作物收入的比重上升的基本趋势没有变化，特别是1997年以后，这一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农民来自粮食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60％以下。2004年年景特殊，粮食增产，价格也大幅度反弹，粮食收入占种植业纯收入的比重又回升到60％以上，但这不可能改变其比重下降的基本趋势，2005年，农民粮食收入占种植业纯收入的比重很可能再次回到60％以下。
（五）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所占份额下降，外出务工收入比重提高
2000年，农民来自非企业组织的收入、在本地企业得到的收入、外出打工的收入和其他工资性收入占整个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9.9％、29.8％、34.2％和16.1％；2003年，这一格局变化为16.2％、27.5％、37.7％和18.6％。近3年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农村居民从本地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的比重下降，而外出打工收入的比重显著增加。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0.6％、12.2％和16.1％，增长速度逐年加快。
可见，改革开放25年来，特别是1997年以来，虽然农业和农村市场经济形势并不是很好，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农民收入来源市场化、多元化和非农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农民收入结构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工资性收入增长是推动近年来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但增速已呈下降的趋势
（一）1997～2003年6年间，由于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农业收入一直不好，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成为推动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住户调查，1997～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共增加了532元，其中，有404元是由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的，占76％；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贡献了60元，占11％；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增长总共才贡献了68元，占12％。分年度看，199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量占纯收入增量的82％，1999年和2000年提高到117％和167％（这两年农业收入呈负增长），2001～2003年，工资性收入增量占纯收入增量的比重虽有下降，但仍在50％以上，分别为62％、63％和53％。可见，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推动了这期间农民收入的增长。
（二）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主要是由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推动的
1997年以来，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一直呈两位数增长，在工资性收入中占有突出地位。2001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达到36.5％；2002年达47.5％，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2003年进一步上升到61.4％，比上年提高13.9个百分点。2004年，外出务工收入比上年增加52元，增长14.9％，对工资性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0％。
（三）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数量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为11390万人，比上年增加920万人，增长幅度为8.8％。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3.2％，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常住户（居住在乡镇行政管辖区域内的住户）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为8960万人，比上年增加840万人，增长10.2％；举家在外务工（整户离开居住地到居住地所属乡镇行政管辖区域以外务工）的劳动力为2430万人，比上年增加80万人，增长3.4％。
近年来，农民外出务工的形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离土不离乡”向“离土又离乡”转变。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到大中城市务工的劳动力的比重提高。2003年，有60.7％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到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约6910万人，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4.2个百分点。二是举家外出的劳动力增多。三是跨省流动的劳动力增多。2003年，跨省流动的劳动力为5620万人，比上年增加250万人。四是长期在外务工的劳动力增多。2003年，外出务工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为6950万人，比上年增加340万人。
（四）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呈现出增势趋缓的态势
1997～2003年，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虽然是推动当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其增长速度却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199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为11.5％，2001年下降到9.91％，2003年进一步下降到9.3％，下降了1.2个百分点。2004年，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8.6％，一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
2004年，农民外出务工人数虽然在继续增加，但其增长趋势也呈现出减缓的势头。2004年，农村常住人口中，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比重为19.1％，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据此推算，2004年，新增外出务工劳动力不到500万人，明显少于上年增加840万人的数量。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部分地区年轻劳动力供不应求，也许不是偶然的。
因此，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外出务工人数这两个增势趋缓的苗头应该给予高度关注。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不仅会影响非农收入增长和农民纯收入增长，而且对农民收入增长格局的变动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三、新形势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思路
1997年以后，农民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多元增长的格局已经形成。虽然2004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受政策、市场和气候多种有利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大幅度回升，但是，支持当年农业收入增长的有利条件难以持续，2005年，农民收入增长形势不容乐观，农业收入的比重下降和非农收入的比重上升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因此，农民增收政策一定要顺应农民收入增长新格局，在保持农业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强化非农收入增长。
（一）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制度环境，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拓展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空间
1997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非农收入增长来推动，其中，农民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的增长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这是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农民收入增长格局的新变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正视这种变化，积极主动地出台一些大的政策，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向城市拓展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从长期看，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的快慢。因此，一定要想办法抑制当前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增速减缓的趋势，避免农民工大量回流；要想办法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稳定性，创造条件使农民工能稳定留居城市，并最终完成人口迁移过程。中国农村劳动力和流动转移走了一条与国际上一般迁移过程不一样的道路，即有流动、无转移或转移很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和长期形成的制度壁垒。因此，要加快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就必须从城乡统筹的高度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一方面，要加快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减少各种收费，破除阻碍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障碍，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和环境，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家庭经营等非农产业，扩大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规模，增加本地非农收入
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乡镇企业就业不景气和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增长不快。1995年，乡镇企业人均工资增长率为36.3％，此后逐年下降，1999年下降到4.1％。近年来，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199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比上年减少了458万人，1998年又比上年减少513万人；1999年，乡镇企业人员从止住了下降的势头，较上年增加了167万人，2000年增加约200万人，但是，就业规模也仅相当于1995年的水平。近年来，农民家庭多种经营也受市场疲软、消费需求不振等因素的影响，增速出现了滑坡。这些都制约了农民非农收入快速增长，进而也制约了农民纯收入快速增长。为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增加农村非农贷款，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实行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为非农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三）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用10年时间造就一代新型农民
许多有关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其收入水平成正比，农民的文化素质越高，越容易发现致富的机会，收入水平也就越高。农民打工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个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相对容易找到就业机会，并得到相对高的报酬。因此，国家值得倾10年之功，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培育和造就一代新型农民。这是保障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治本之策。然而，现实的情况并不乐观。目前，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教育状况堪忧。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6年，仅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全国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88％；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不足15％。从“普九”情况看，全国农村7～15岁儿童入学率仅为94.4％，有近一半的省该入学率在90％～95％之间，其中，云南、、青海在90％以下。一些地方中小学辍学率偏高，有的地方甚至高达10％以上。这意味着每年仍有上百万计的新文盲在出现，新一代的贫困人口在生产。为此，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减免农村适龄儿童学费，在农村强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在近期，应调整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将扶贫资金重点用于减免中西部地区农村学龄儿童的学杂费支出，保障所有儿童都能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争取享受高中教育。目前，中西部地区农村有1亿学龄儿童，扣除40％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有6000万左右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需要助学，按小学生平均学费支出每人每年200元、中学生400元标准计算，这部分学生每年的学费支出总额是180亿元，而每年国家财政用于农村扶贫的拨款是250亿元左右。从扶贫效果看，这样做政策执行成本最低，最容易让穷人直接受益。另外，要坚持实施农民培训工程，特别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版权所有
农村行业发展趋势篇7
天水市辖五县二区，113个乡镇，2494个行政村，乡村人口307.90万人，耕地面积38.20万hm2，其中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36.76万hm2。随着农村经济和劳务产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农民思想观念逐步发生转变，天水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活跃，流转数量、流转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是2009年全市农村土地流转现场会的召开和《天水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实施办法》的颁布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进程。截止2011年底，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2.31万hm2，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6.2%，较2010年增长71.7%，涉及农户12.50万户，占全市家庭承包经营农户总数的20%。
1模式与特点
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天水市各级农业和农经部门及时准确把握土地流转的趋势和规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出具有鲜明特点的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
1.1龙头企业拉动型
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特色农业为主导，实行“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规模经营，实现公司和流转土地农民双赢。这种模式以天水威龙股份有限公司、雪源公司、洁通公司等为代表共流转土地9266.67hm2，占流转总面积的40.2%。
1.2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动型
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以流转的方式把农户的土地集中连片建立基地，统一提供良种、农资、技术、销售等服务，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三位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变分散经营为组织化、集约化经营，降低了生产成本，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了合作社与农户的双赢。这种模式以宇龙、新民、康晟源、兆丰合作社等为代表共流转土地2866.67hm2，占流转总面积的12.4%。
1.3种养大户带动型
种养大户等能人对土地集中连片开发，形成家庭农场式的经营。一般流转面积在6000m2至30000m2左右，具有“产业多样化、经营特色化、产品市场化”的特点。这种模式以苹果种植大户冯春、武正权等为代表，共流转土地2133.33hm2，占流转总面积的9.2%。
1.4农业园区促动型
以部级天水农业高新示范园区为代表，在麦积区中滩镇流转土地153.33hm2，按照“园区+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思路，建成了具备科技示范、技术创新、辐射带动、信息交流、技术培训、旅游观光六大功能的无公害现代农业示范区，辐射带动全市及周边广大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增效增收。全市流转给农业示范园区的面积733hm2，占流转总面积的3.2%。
2全市农村土地流转特点
2.1流转进程趋于加快
随着现代农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全市各级因势利导，加大政策扶持，强化指导服务，土地流转的数量、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流转进程趋于加快。全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从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之前的
2866.66hm2增长到目前的23066.66hm2，增长了8倍。
2.2流转范围趋于拓宽
农村土地流转已不仅仅局限于承包农户之间，一些工商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成为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生力军，流转用途由单一粮食种植向特色种植业、特色养殖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多元化方向发展。全市承包农户之间小规模的流转面积为8066.66hm2，占流转总面积的35%，流转给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示范园区、种养大户的面积为15000hm2，占流转总面积的65%。
2.3流转形式趋于多样
土地流转由过去以互换和转包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出租为主，转包、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格局。全市出租面积达1266.66hm2，占流转总面积的57.5%；互换、转让、转包、股份合作、代耕等其他形式分别为4266.66hm2、1600hm2、1200hm2、46.66hm2和
2666.66hm2，分别占流转总面积18.5%、6.8%、5.2%、0.2%和11.6%。
2.4流转行为趋于规范
全市以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合同制和备案制为重点，不断加强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制，流转行为进一步规范，由过去以农户间的自发流转为当前的政府和市场引导与自发并重转变，由过去依靠口头协议的不规范流转向签订书面合同的规范流转的转变。
2.5流转规模趋于扩大
随着土地流转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经营面积逐年增大，建成了一批果品、蔬菜、畜禽等优势产业基地，全市流转1300m2以上农村规模经营耕地面积达11800hm2，占流转总面积的51.2%，上百公顷以上的流转面积达7800hm2，占规模流转总面积的57.6%。
3作用与成效
随着天水市农村土地流转的不断深入，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3.1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土地流转改变了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经营的状况，使土地逐渐向龙头企业、种养大户集中，农业生产实现了规模化经营，产业区域布局更加合理，专业生产相对集中，基本形成了“一基地一产业”的格局。通过土地流转，已建成了城郊南山万亩花牛苹果基地、社棠中山万亩葡萄基地、山东威龙集团三阳川4000hm2鲜食葡萄出口基地等一批在全市乃至全省有较大影响力的农业产业综合示范点，有力促进了全市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发展。
3.2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
土地流转初步破解了现阶段农民增收难、致富慢的难题。农民通过土地流转一般收入4500～13500元/hm2不等的租金，还可以在企业和外来业主的基地务工，年收入达2000～5000元/人，流转后土地收入高于自己种植农作物的收入。如：山东威龙集团三阳川4000hm2鲜食葡萄基地完成土地流转后，每年支付劳务费430余万元，常年雇用300多名农民在基地打工，日工资50元，年均收入1.40万余元。
3.3吸引了社会资金向农村回流
土地流转有效缓解了农业投入不足，资金短缺的难题，大量社会资金融入到农村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合作社等流转土地的主体，投资农业发展，参与农业规模经营，也带动了果蔬产品的预冷保鲜、深加工等产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仅麦积区通过土地流转吸纳社会各类投资达2亿多元。
3.4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土地流转初步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途径单一的难题，土地流转后使部分“亦商亦农、亦工亦农”的兼业化农民，摆脱了土地束缚，安心从事二、三产业，有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另一方面，龙头企业、经营大户、合作社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使大量农民在本地园区实现了转移就业。在部级天水高新农业示范园区常年上班的当地农民接近600人，真正由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2011年全市通过土地流转，新增劳务1.20万人，有效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行业发展趋势篇8
关键词：工业化；比较劳动生产率；H-p滤波
0前言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加快工业发展，推进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国内对工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所处工业化阶段的分析，通过运用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理论、库兹涅茨工业化五阶段及钱纳里工业化六阶段理论等，测定我国或某地区工业化发展阶段。二是研究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张培刚归类整理了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1）提出的影响经济发展的7种因素后提出，可以用人口、资源或物力、社会制度、生产技术和企业创新管理才能等5种因素解释工业化的过程[1]。吕政（2003）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有以工业为主的第二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成为就业主体以及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等3项主要指标[2]。三是研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通过城镇化和工业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思路有：引导农民走城镇化道路[3]；选择城市发展高级化产业、农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双层分离式发展战略[4]；选择二元结构多元化战略，在先进与落后生产方式之间重点发展中间层次上的生产方式[5]。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存在农村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及城市部门所构成的三元结构，主张大力发展农村工业经济，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6，7]。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注意到我国工业化的阶段划分、工业化程度分析以及以工业化为手段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问题，但如何发展工业化以及对工业化的影响因素研究涉及不多。本文试图站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构建工业化影响模型，对云南省1978～2009年的工业化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和评价。
1云南省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
1.1指标选择及计算
某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用该产业产值的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的比值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Si=Ci/Li公式（1）
其中，Si为i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Ci为i产业的产值比重，Li为i产业劳动力比重。笔者从云南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获得1978～2009年云南省的生产总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以及总从业人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数据；然后，计算出1978～2009年的云南省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GDp比重以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进而，按公式（1）计算出1978～2009年的云南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数值以及相应比值。计算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总体上，云南省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库兹涅茨的研究结论基本相符：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小于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大于1。
1.2基于H-p滤波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
为清晰观察云南省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笔者将得到的数据进行H-p滤波。H-p滤波法由Hedrickandprescott（1980）提出使用，最早应用于对经济周期的考察。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份分离出来，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本文使用H-p滤波主要考察比较劳动生产率中的趋势成分，波动成分不予考虑。
表1云南省1978～2009年三次比较劳动生产率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计算。
总体来看1978～2009年云南省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明显偏低，且呈下降趋势，2001～2009年处于较为较平稳阶段。这一方面说明，云南省工业发展力度不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力度不足，另一方面说明，农业科技的应用力度偏低（见图1）。云南省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2000年之前先扬后抑，2000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并逐渐趋进于1的水平（见图2）。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1978～2000年云南省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逐年递增，特别是90年代到达高峰期，主要由于1987～1997年是云南烟草加工业的迅猛增长时期，烟草加工对劳动力的吸收作用有限所致。2000年之后，云南省有色金属行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
图1S1原始数据及经H-p滤波后趋势图
图2S2原始数据及经H-p滤波后趋势图
图3S3原始数据及经H-p滤波后的趋势图
云南省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30多年来处于先抑后扬再抑的态势，从数值来讲，第三产业生产率水平比较理想。不过这种相对理想是基于第三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的基础上的。云南省第三产业总量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由于总量有限，第三产业尚未发挥吸收劳动力的带头作用（见图3）。
农村行业发展趋势篇9
【关键词】农村现代化百强村经济转型发展趋势
农村经济社会变迁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缩影。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第三次经济转型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正向以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新型基本经济制度过渡。在这一时期，苏南农村生产力迅猛发展，传统的二元结构壁垒被逐步打破，呈现出农业与非农业、农村与小城镇一体化发展的态势。江苏实行率先发展战略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涌现出一批农村现代化建设先行村。这些村不仅承担着本地的经济转型任务，还承担着现代化示范村建设任务。
本文紧密结合苏南百强村的实际，立足宏观视角，在对大量数据资料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对苏南农村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归纳、提炼与概括，力求使其观点明确、内涵丰富、具有代表性、体现规律性。这些现代化先行村的经济转型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导产业日趋工业化和技术现代化
苏南百强村在村域产业经济方面，普遍确立了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采取了“以企带村”、“以工富村”、“以工哺农”的发展模式，相应建立起本村的工业产业链。它们通过对原来的村办企业改造升级，本村集体资产与外部骨干企业的重组，组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集团，并相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得工业产业获得快速、稳步发展。
苏南地区的农村工业产业向低能耗与低污染方向发展。现阶段，苏南农村工业化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农业阶段，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虽然农村工业化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选择的却是一条高成本、高产出、低效益的发展道路。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资源、能源和环境的承载负荷日益加重，客观上要求农村工业必须选择低能耗与低污染的发展方式，这必将成为未来若干年内苏南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苏南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业向精细化、安全化和国际化方向深度拓展。食品工业作为农产品面向市场的主要后续加工产业，在农产品加工业中占有较大比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食品加工业是关联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产业，是带动农业产业化，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必然成为农村工业化的重点发展领域。
苏南地区的农村工业主导技术是新型智能化、集成化、数字化与微型化。在瞬息万变的市场激烈竞争中，高质量、高效益和多品种小批量柔性生产方式已是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传统的制造技术已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求，以集成计算机技术、数控技术、微电子技术、传感检测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光机电一体化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于一体的现代制造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现代制造技术的特点是：以工艺为突破口，形成设计与工艺的一体化;精密和超精密加工技术为主体;产品设计是其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设计;强调人、组织、技术和环境的集成及绿色制造;整个制造过程不再是一个离散的生产过程而是一个高度柔性化、智能化、集成化的现代制造系统。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电子通信技术、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特种加工技术、微型机械与微型加工技术、纳米科技与纳米制造技术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使现代工艺技术又进入了另一个全新领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数控机床和数控加工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人们在致力发展单项先进制造技术的同时，开始寻找全新的现代制造系统。在柔性制造系统发展的基础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苏南地区的农村工业设计模式向“新四化”方向发展。百强村工业设计的先导技术可以概括为“新四化”，即绿色设计、人性化设计、技术与艺术并重设计、个性化设计，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于农村现代工业设计技术具有引领和示范意义。
二、产业布局日趋集群化、园区化和非农化
为促进本地产业集聚发展，近几年，苏南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普遍采取了“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的措施，形成了浓厚的苏南特色。“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主要途径是：将村社分散的所有企业集中到经济园区，农民承包地经营权转让给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社或其他专业经济组织，以便实施土地的集中管理、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这样可以腾出大面积的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企业与产业向园区集中的类型与方式区分为：工业企业及其相关配套产业向工业园区集聚;农业企业及其配套产业向农业园区集中;服务业及其配套产业分别向骨干企业所在的园区集聚，也有独立建设的（例如物流园区）;技术研发中心通常与主导产业的企业安排在同一个园区，也有单独建设的（例如技术研发基地、研究设计院、博士后工作站）。承包地的流转方式多样化，包括集中成片流转、托管承包土地、土地股份合作、建立土地储备库等方式，这样可以提升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水平，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
以下5个百强村的数据，说明苏南现代化先行村的土地流转与产业布局正朝着集中化、园区化和非农化的趋势发展。
南京市武家嘴村：2002―2005年，在城郊征地241亩，投资1个多亿建设新村并实施全村整体搬迁。该村建有“金陵武家嘴休闲渔庄”、“千亩联村经济林果”生态高效农业旅游示范基地、四星级会议（文化）中心等9个规模特色主导产业基地，累计占地2000多亩。现代生态农业园是集农业生产、科技示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占地总面积1.5万亩，总投资5亿元。观光型科技农业展示馆建筑总面积1.6万平方米。园区目前开发无性系良种茶园3500余亩，桃、梨、葡萄等果品采摘园500余亩;早园竹、有机水稻、花卉苗木等1500余亩，时令瓜果、生鲜蔬菜等设施栽培400余亩。
苏州市永联村：江苏永钢集团及其所属企业自1984年创办以来，累计集中使用土地4800多亩。该村的现代农业基地通过土地流转，集中使用土地2185亩，平时只用5人管理。作为工业强村，全村8000亩可耕地经营权全部流转给了集体。为提高产出能力，增加村民收入，村里组建成立了苗木基地有限公司、苏州江南农耕文化园、现代粮食基地有限公司、花卉基地有限公司和永联特种水产养殖基地有限公司5个农业公司。
无锡市都山村：江苏三木集团的17家全资及控股子企业，以及都山村域范围内的30多家中小企业，陆续集中到工业园区建设与发展，在企业土地征用、标准厂房出租、综合规费上缴、配套设施（水、电、汽）建设等方面享受国家政策范围内的最优惠政策。为依托中国官林电缆城和官林镇三木化工集中区推进村域经济发展，该村在统筹科学规划基础上实施园区道路建设及自然村拆迁安置;利用三木电厂和村耕地集中种植的优势，在供电、供地补偿等方面提供优惠，吸引有识之士到园区创业兴业。该村还计划投资2亿元规划设计与建设都山荡农民公园。
常州市五一村：江南实业集团及其下属17家企业，江苏兰陵集团及其下属的5个骨干企业都被集中到村工业园区发展。为构建从科研开发、原料生产到产品生产的完整工业体系，该村投资150多万元建造科研大楼，成立了全国首家村办防腐蚀技术研究所。规模化流转、产业化经营的土地超过2500亩。
镇江市飞达村：建有占地2000多亩的循环经济产业园。长江港飞达码头项目总投资2.2亿元，建设集货物装卸、转运、仓储和综合物流为一体的现代化港口。中冶重工项目作为重大投资项目，总投资49亿元，计划分三期建设。光伏产业园占地550亩，总投资20亿元，主要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及应用产品的研究、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飞达村不仅在本地发展园区经济，还将园区经济模式对外移植，2013年12月与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政府签订了总投资150亿元、建设周期为8年的科技产业开发区建设协议。
三、农村土地经营方式日趋股份化和企业化
这种经营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两股一改+企业化”的复合型经营方式，在苏南地区的20个百强村，这种“股份制度+企业化运作”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被普遍采用。这其中蕴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苏南农村企业（包括原乡镇企业与后来兴建的许多村办中小企业）经过先后两次改制逐步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标志着苏南农村的土地适度规模流转与产业化经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土地流转规模化与产业经营企业化，标志着苏南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中小企业经营正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两股一改+企业化”经营方式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在完成农村产权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实施集体土地股权化、集体资产股份化、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以村（居）社为单位，将集体所有的经营性净资产和集体建设用地（含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股量化到人，股份股权长久固化，设立集体股、个人股和优先股;以村（居）为单位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按合作社章程选举产生理事会、监事会，董事会全权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研究决定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生产与经营事项;对量化股权后的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和经营性净资产实行统一经营管理。这种模式下运行与分配机制的基本内容包括：结合土地整理项目实施，按照统一规划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农户分期分批进入集中居住区居住;将农用地（包括土地整理后新增的耕地）集中起来，统一规划建设现代产业园区（包括现代工业园区、高效农业园区、生态农业园区、旅游景区、物流园区等），逐渐配套完善道路、管网、水渠、电力、通信、耕作机械、检测设备、实验设备等基础设施;通过招商引资，独资或联合组建本村（社区）企业集团，并引进一批龙头骨干企业进入园区，采取租赁方式流转土地，按照园区确定的主导产业逐步完善产业链，开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股份经济合作社在获得土地租赁收益的基础上，通过组织社员为园区内业主提供劳务、管理等服务，获得服务性收益;股份经济合作社利用自有资本金和经营性资产开展其他经营活动，获得经营性收益。股份经济合作社社员可优先进入园区务工并以工资形式兑现其劳动收入，股份经济合作社每年的纯收益在提取一定比例公积金、风险金后，按量化股份分配给每一个社员（简称“分红”）。
苏州市永联村在实施“两股一改”过程中，10400名村民不仅持有个人股，村集体还持有江苏永钢集团25%的股份，为永联村始终坚持村集体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该村将全村土地流转到苗木公司统一经营，使村民就地转化为农业产业工人，不仅每月拿工资，年终还享受“土地分红”。2008年5月，飞达村成立丹阳市后巷镇第一家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使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收入靠分红。目前，该村几百亩耕地由过去的几百人经营减少到42人经营，从种到收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企业化运作。
四、农民就业和收入日趋本地化和多元化
目前，苏南20个百强村的农民转移就业实现途径主要有五种：第一，农民通过在乡镇企业、合作农场、或专业合作社工作获得比较稳定的工资性收入;第二，农民通过村里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度，使用土地量化获得土地股份持有权，在合作社参股并按照年度获得股份收益分红;第三，农民作为私营工商业经营者（例如农产品营销人、个体工商业经营户），获得农产品或中介服务的经营性收入;第四，农民作为所在片区土地规模化经营或片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负责人，通过付出管理性劳动获得收入;第五，农民作为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为工业、农业或服务业的技术性劳动获得收入。
从调查结果看，20个百强村的农民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很高，农民的职业身份正在发生变化。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民在未来职业选择的价值取向上明显趋于非农化。农村户主对未来职业第一位选择非农产业的占69.4%，从总体上看，非农产业的择业者占多数或绝大多数。这说明，多数农民的非农化择业取向是非常现实的，也是比较理性的。目前，仅有很少一部分农民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一部分农民已经进入乡镇企业当职工，一部分农民成为农村新型经济体的负责人或合作经营者，还有一部分农民则集三种身份（农民、职工、股东）于一身。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农民户主的从业结构占比如下：农业劳动者占19.3%（其中部分属于季节流动性工作者）;乡镇企业职工占47.4%;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占6.1%;个体或合伙工商业劳动者、经营者占14.7%，乡村党政干部占11%;专业技术工作者占1.5%。就业取向的差异，决定了它们的经济收入结构和总量不同。由此可明显看出，农村大批劳动力已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
五、农民居住与生活日趋社区化和城镇化
农民居住与生活日趋社区化和城镇化，在苏南百强村是通过“双置换”实现的，即：农户使用其宅基地与自建房屋与村里（或综合开发机构）在集中居住地换取新住房，并获得换房（房屋装修）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宅基地和住房置换成相对集中的社区住房，以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腾出土地这种稀缺资源，为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农民的生活条件与生活方式趋向城市化提供现实基础。
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南京市的武家嘴村经营性资产在百万元以上的农户占到村总户数的70%，90%的家庭拥有轿车，50%以上的农户已经住上高档别墅。该村在高淳县城投资4000万建设了南京市第一所9年一贯制实验学校，还投资9800万建设文化中心。该村作为南京市最美丽乡村，村民的生产与生活环境丝毫不亚于南京市区。苏州市的永联村为努力实现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从2006年开始累计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拥有74栋多层、高层公寓楼的，并实现“小汽车到门口、天然气进厨房、太阳能进浴室、互联网进书房”。该村建设的“钢村嘉园”小区，可供8100多名村民住上联体别墅和公寓楼。该村还投资1500万元将原来的永钢商场改造成“社区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高档娱乐、休闲和系列社区服务。目前，永联村96%的村民实现了集中居住，96%的“小联小镇”，农贸市场，商业街、休闲街、戏楼、医院、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应有尽有耕地实现了集体流转，96%的劳动力实现了就业，96%的村民享受到了比城市居民更优越的福利保障。无锡市的都山村近年来累计投入近5亿元，已建成新型别墅154套、商品房1850套、老年公寓195套、社区卫生服务站、商铺超市与基本公用设施，2011年铺设11公里高等级沥青道路，完成都山六村安置房工程，加快村庄环境整治和河道清淤、湿地恢复和村庄绿化，建成都山小学和附属幼儿园。2012年以来重点建设项目为农业生态园、都山荡湿地公园、中心村和村庄环境整治等，目前，已有85%的村民住进生活设施配套的中心村。常州市的五一村全村劳动力100%实现就业，而且为邻村和外来人员提供3000多个就业岗位;该村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陆续投入资金近2亿元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实现全村人均住房面积超80平方米;目前已投入2200多万元建设与改造村办中小学，并设立教育奖励基金制度;该村百户家庭电话拥有量超过300部，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超过45台。镇江市的飞达村90%以上的劳动力都在本村工作，5500名村民就地当上产业工人、公司股东;几百亩耕地由过去的几百人经营减少到42人经营，从种到收全部实现了机械化;92%的失地农民、66%的准失地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享受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该村建设了“幸福里”小区，宏伟的文化中心大楼，贯穿全村的道路可以四车并行，总长5公里的大道两旁照明系统一应俱全。
目前，苏南农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多数农民原来的生活方式已被多种渠道创收、注重养生和居住环境、生活电器化与信息化、出行开自家汽车等现代方式所取代，其精神生活、人口素质、生活环境与社会保险等已达到中小城市的居民生活水平，苏南20个百强村的村民生活质量早已率先超过全国小康标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苏南百强村经济发展趋势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典型性、示范性和规律性特征。苏南百强村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快速致富，是因为多方面因素促成和健全了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其中包括：我国农村政策的调整完善对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外部推动力;强村富民愿望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直接动力;现代工业已成为村级财力积累与农民脱贫致富的主渠道;农地规模化流转与产业化经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资本对农村经济转型发挥了资金与技术的补充与拉动作用。这些先行村和示范村发展致富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地找准并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形成了鲜明而有个性的区域特色，既促进了村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了农民增收和致富，又推动了农村城镇化、产业非农化、农民市民化建设。
（注：基金课题：项目名称：农村现代化先行村经济转型趋势与示范区建设政策创新思路。项目编号：YB2014011。立项资助单位：江苏省镇江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该课题成果于2014年12月22日获得镇江市政府应用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项目负责人与执笔人：戴子刚。）
【参考文献】
农村行业发展趋势篇10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为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区域农村经济调整和发展的重要时刻。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体制的不断变更和改革，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也呈现着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也逐渐的向多元化的形式转变，有专家学者对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发现最近几年，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的整体经济贸易的影响日趋增加，同时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越发向复合型趋近。但是在实际的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仍旧存在着不稳定和区域性的特性，严重的制约了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以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为例进行分析，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低的阶段，同时也存在着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此外，还受到当地市场经济信息应用率较差的影响，给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阻碍性影响。因此，每个区域的农村经济发展，一定要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结合实际的政策规章制度内容，使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具协调性，同时也更能满足整体性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笔者针对此问题对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贸易的作用进行了分析[1]。
2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贸易的作用分析
2.1调整并优化经济贸易产业结构。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处于迅猛发展状态，因此，在发展我国整体性经济的同时，也要切实的根据本国的生产条件，对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予以探究，也要明确区域农村经济对于我国经济贸易的实际作用。区域农村经济对于我国经济贸易作用尤其大，因此，一定要对农村经济予以统筹，并力求提高区域内农民的经济收益，推动区域经济的实际发展，也有利于调整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协调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结构。首先就要促使区域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并对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结构予以优化，进而利于对其他农业经济资源的整合，将全部有利资源融入到实际的区域农村经济发展中，而后有效的提高农产品的产出能力[2]。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的整体性经济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会对我国经济贸易产业结构予以优化和调整，现阶段我国的区域农村经济的产出能力仍显不足，但是整体性的农业经济发展仍较为稳定，当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出现结构不稳定时，则可以充分的利用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优势，对整体性贸易经济的发展结构进行优化和整合，促使经济贸易的发展更为科学和高效。2.2利于经济贸易趋向于信息化发展。可以创建信息监测系统以及信息速报系统，将较为高效、科学的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传达给欠发达的农业发展地区，这样可以将一些较为先进的技术推广给有需要的区域，转变当地区域内人们的思维模式，逐渐的实现自动化的发展模式，同时也会逐步将我国整体性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向予以转变，并对经济贸易的发展模式予以优化和调整，极大的促进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3]。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转变，而在此发展背景下，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对于我国整体性的经济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就要积极地对这一现象予以协调，良好的利用区域农村经济发展中所体现的优势，加快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速度，但是，首先还要明确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并明确区域农业经济对于我国经济贸易的作用，而后再制定较为科学的、完善的解决方案，最大程度上促进我国整体性经济贸易的发展和进步，也逐渐的达到优化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结构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冯佺光.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D].西南大学,2012.
[2]陈勇.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产业序列研究———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D].南京农业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