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市场化篇1
关键词：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K82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061—02
一、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市场化改革趋向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人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社会问题
一是市场化改革趋向导致城乡卫生资源配置非均等化，降低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卫生资源不同于一般资源，由于它与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密切相关，在配置卫生资源时，必须坚持公平性原则。按照公平性原则，卫生资源的配置必须根据卫生服务的“需要”，“需要”多的地方多配置，“需要”少的地方少配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中引入市场化改革，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资源优势的引导下，先进的医疗器械和高水平的医务工作者大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型著名医院。农村卫生资源却严重不足，尤其是乡村两级，底子薄、技术水平低，政府投入少，加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低，很难进行卫生资源量上的扩张，也无力购置大型高新技术医疗设备。卫生技术人员普遍存在学历低、职称低、技术低等“三低”现象，这导致农民得了大病只能到附近的大城市治疗，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加剧了城市医院的紧张状况。
二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由于卫生保健服务的消费需求具有随机性和个体差异性，以及经济负担能力的差别性这些特点，客观上要求卫生服务费用不能完全由个人负担，而应由个人和社会共同负担，以维护公民的基本健康权利，这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目前不宜全盘“市场化”的最主要的原因”[1]。卫生工作做得越好，发病率越低，而医疗单位的收入就越少，这就决定了医疗卫生部门不应以盈利为目的，也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手段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医疗卫生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其劳务价格虽然也受供求关系调节，但作用小，患者患了大病、急症，不论价格高低，均渴望求医治病。由此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医疗费用上涨迅速，社会负担和个人负担加重，并严重影响到医疗服务的公平和效率，使“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市场化改革趋向，虽然遵循了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但却没有充分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公平原则
首先，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趋向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条在于，只将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简单机械地搬到医疗卫生部门，忽视了医疗卫生工作的特殊性。“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除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运行外，还必须探索并遵循卫生市场自身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是由卫生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2]。唯物辩证法认为，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基础，是解决矛盾的前提。医疗卫生市场是一个特殊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既要遵循价值规律，又要尊重其本身的特殊规律，不能照搬工商企业的做法。只有将市场调节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医疗服务市场的正常运行。市场化的经济运作体制，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确定其市场化方向的原因所在。但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是不行的。市场并不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市场化的运作在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出现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有失公平性，并且还会出现医疗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只有充分认识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探索出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才能建立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市场，改革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其次，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无法解决公平性问题。政府和市场对于资源配置有着不同的作用和优势。市场长于优化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政府的职责决定了其提供纯公共物品、保障社会公平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容易导致医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在提供卫生服务的时候会倾向于为有消费能力的患者提供较好的服务，而许多家境较为贫困的患者有可能得不到好的甚至是完全得不到服务的现象。另外，市场的自发资源调配的功能将会使卫生资源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从而无法保障社会公平。
综上可见，医疗卫生部门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特殊部门，不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也不允许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不能简单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商品推向市场。稍有不慎，市场失灵的问题，比一般市场更突出，更易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只能从实际出发，逐步地、有选择的把一部分医疗卫生服务推向市场，而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应作为公益事业在政府的调控下加以解决。
三、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必须坚持其公益性质、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医疗资源市场化篇2
论文关键词：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公益化 ；市场化
一、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路径
在《意见》颁布之际，众多的学者专家对于我国应该如何提供医疗服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共分为三种方式。一是，国家主导型，由国家向社会成员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这是福利型国家的通用模式。二是，市场主导型，通过市场向社会成员提供有偿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作为商品在市场中优胜劣汰。这是大部分保险型国家的方式。三是，政府——市场主导型，基本医疗由国家免费提供给公众，大病医疗则有市场提供。这种方式将政府和市场结合起来，分工合作，体现各自的优势。政府发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财力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市场发挥其竞争机制向部分成员提供更高效的医疗服务。同样，医疗保障体制在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着路径的选择。
医疗保障体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医疗救助、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医疗保险。其中，医疗救助由政府供给，而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私人产品有市场运作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一般是集中在社会医疗保险的改革上。总的来说，医疗保障体制改革路径分为公益化路径和市场化路径，主要根据医疗保障产品性质的界定及政府医疗保障基金的流向和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来划分。
（一）医疗保障体制的公益化路径
公益化路径就是指由政府的财政资金直接补助给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即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医疗服务免费或部分免费）由医疗机构提供给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其中所发生的费用由政府承担。在这种路径下，政府既是医疗保障的保险人，又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承担了包括制订政策法规、提供财政资金和具体的管理服务等全部责任。在政府资金充足的前提下，能够最大程度地公平分配医疗资源，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健康。这种路径保证了医疗保障的可得性，即使得需求方能够买得到医疗资源，同时也保证了医疗保障的可及性。
在公益化路径下的医疗保障是一种“家长式”的保障方式。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可以说是公益化的医疗保障。政府采用这种路径很大程度和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并且公益化的路径也最大化的实现了全民公平的思想。
（二）医疗保障体制的市场化路径
市场化路径是指，政府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医疗保险机构，医疗机构（即医院）将医疗服务作为私人产品在市场上提供，医疗服务的价格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受市场规律的影响，医疗服务需求方的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机构支付给医院，医疗保险机构支付的费用来源于政府资金支出、雇主和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金。在这种路径下，医疗服务的需求者也要承担一定的费用支付，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并且，受到市场机制约束的医院，必然要通过提供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来吸引更多的医疗服务需求方。这种路径之所以被称之为市场化，主要是因为医疗服务是按照市场价格来提供的。在这种路径下往往只能保障医疗保障的可及性，即医疗保障的购买力，医疗保障的可得性很难得到保障。
我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开始尝试市场化路径的医疗保障体制。在此路径之下，医疗保障体制由四个利益体构成：政府、医疗保险机构、医疗服务需求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政府对医疗服务的供求进行监督、管理，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组织，统一管理医疗保险基金，并按规定向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支付医疗费用。
二、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中面临的困境
（一）政府失灵
完全由政府提供医疗保障产品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由于患者无需
付医疗费用而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导致医疗费用的上涨和医疗保障资源的浪费，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正是这一弊端，使得我国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寸步难行，最终无疾而终。
（二）医疗服务的准公共性
医疗保障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对其提供效率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医疗机构所获得的医疗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补助，从患者身上几乎得不到费用补偿，没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提供效率必然不高，从而延长了患者的等候时间，得不到及时的医治，最终导致病情的加重。此外，由于医疗机构没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动力，阻碍了医疗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三）市场配置的优势
市场配置医疗资源能够提高医疗服务的提供效率，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够很好对供需双方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从价值规律中得知，商品的生产者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必然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等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个别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终导致行业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在医疗领域中体现为，医疗保障的供给者不断提高医疗保障的供给效率，使得患者能够更快更好的享有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同时价值规律还会使得各个医疗机构之间相互竞争，引起医疗保障资源向效益最好的医疗机构流动，促进了医疗保障资源的有效利用，使有限的医疗保障资源能够被用于满足人们最迫切的卫生健康需要。此外，由于市场中供需规律的作用，避免了公益化路径下的过度需求，间接地抑制了医疗保障资源滥用的现象，进而控制了医疗保障产品的成本。
因此，只有将市场机制引入公益化的医疗保障之中，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医疗保障可得性，同时还能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供给效率，有效抑制医疗保障资源的浪费。
三、我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1、我国医疗保障改革的目标定位在体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医疗保障从本质上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既要为不同收入水平的社会成员提供公平享有医疗保障的机会，同时又要考虑到医疗保障资源的稀缺性和全体社会成员无限的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然而，只有在基本医疗等到保障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整体的保障水平，这就决定了医疗保障的提供者必须为政府。政府将医疗保障基金投入到公立机构中，使之在药费诊费之外等能得到维持其基本运转和发展所需的资金补偿。此外，政府还参与到对医疗机构的有效监督中，保证公立医疗机构平价低价的公益本色。
2、从我国的经济实力来看。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我国的人口众多，2007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亿人，预计到2020年达到15亿。目前，我国在经济上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同时又没有英国那样健全的全科医师“守门人”制度，一旦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必然对我国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因此，目前我国只能提供低价的基本医疗保障。
（二）市场机制的引入
将市场机制引入医疗保障中，在医疗机构间形成相互竞争，为了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医疗机构不断自我改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使得患者能够获得更加低廉优质的医疗保障产品，间接地抑制了公益化路径下医疗保障资源的滥用，进而控制了医疗保障产品的成本，同时促进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增进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
医疗资源市场化篇3
关键词：医疗改革现状；医改市场化；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053-02
生存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人最重要的是生存，是健康，而与生存和健康联系最紧密的是社会医疗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医疗事业，努力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此同时医疗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一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暴露的问题也日益增多。在我国现阶段，社会大众普遍认为看病难，看病贵。当前，医疗改革的一些思路和做法，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医疗卫生的基本需求，因而医疗改革陷入僵局，短期内难以取得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建的“中国医疗卫生制度”课题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医疗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性难题。纵观国外的医疗卫生制度，与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采用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相较，我国的医疗卫生的现状已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不相适应，滞后的医疗卫生事业已经成为影响、制约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医改难题亟待破解。
一、我国医疗改革存在问题
一是政府角色定位不准。我国医疗改革之始是以市场化为改革方向，过度地依赖市场经济体制在配置医疗资源、减少财政支出方面的作用，却忽视了因此导致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疗卫生服务两极分化的负面作用。在医疗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将部分权力转交于市场，并将政府本应承担的责任也一并转移，政府监管、制度规范均存在缺失。
二是医疗机构定性不清。在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医院成为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经营方式近乎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样医院由供给公共服务的非营利部门蜕变成为一般营利性企业，大大削弱了其作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供给部门的使命。从根本上看，正是由于单位性质的定性不清，使得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放弃了原有的责任和义务，成为追逐商业利益为目标的企业，同时基于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导致医疗服务非均衡化和医疗费用的上涨，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
三是医疗供给不均。对医疗机构来说，中国医改目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和盈利性不分、医药不分、管办不分。卫生资源总体不足，当前的医疗资源总体供给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不成正比，这是医疗体制、医患关系中存在根本的矛盾。人民群众对医院的意见集中体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服务质量低、药价虚高等方面，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现代社会竞争日益加剧，人们生活压力增大，人们对生活质量、生存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变化客观上导致人们医疗需求的增加，使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多样性与现有医疗条件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逐步显现深化。
四是医疗保障不足。医疗保险覆盖面很小、有失公平、保障水平不高、个人负担比例过高、城镇不同人群享受的医疗保障待遇差距较大，由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别，导致城乡居民享受的医疗保障待遇差距巨大，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严重不均。新农合制度报销比例偏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自我保健水平低，常常出现要么不生病、一生病就是大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成为当前我国扶贫工作一大症结。现行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对象是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还有很大一部分少年儿童、老年人及无法就业人员排除在外。这样的制度下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一部分人群基本医疗需求难以得到保障，而另一部分人群过度保障，社会公平得不到体现，从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各种消极后果。在这种医疗保障严重不足，医疗保障十分不均的情况下，会出现体制外的人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的医疗资源的问题；同时一部分人过度医疗，一部分缺乏基本医疗；医疗保障的差异已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体现。
二、原因分析
究其根源，上述问题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产生的。既有政府管制层面的原因，也有医疗机构的市场化的原因。从医疗机构市场化角度分析如下。
一是医疗机构市场化程度低，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化的结果就是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要向消费者提供好的服务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否则将无法在市场中立足。没有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的优胜劣汰机制，医疗机构的自我发展动力不强，危机意思不强。在这样工作环境中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操守也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二是医疗机构收费体系控制得过严，体现不出市场的价值。从政府管制角度看，政府失灵导致看病贵，看病难导致看病贵，这是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商品供不应求，市场如果是自由竞争，那么其均价自然会提高；而价格高导致市场进入者增加，进而增加供给导致价格下跌。因此在完全的竞争环境中，看病难、看病贵不是普遍现象。但现实是医疗资源属于稀缺资源、垄断资源。
三是医药领域市场化与医疗服务公共性之间的矛盾。从根源看，原因主要表现在医疗服务的公共性与商业化，市场化之间的矛盾。一是医疗保障的市场化，医疗保障市场化是指通过商业性的医疗保险，以资源性为主，为民众提供医疗保障。二是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其实就是讲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式问题，原有的方式是由国家直接投资医院，事业单位模式允许。而现在国家投入比例越来越低。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在供给层面基本走向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我国医疗机构的管理经营方面也转向企业管理经营模式，医院之间趋于竞争。在需求层面，医疗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属性。医疗体制变革基本走向商业化、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的医疗水平的提高等各方面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体制变革的时候也带来消极后果，即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以及卫生投入的效率下降。
四是医务人员的正常待遇偏低。毫无疑问，我认为医生当然应该是“高收入群体”，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中国是例外，医疗改革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医疗行业是一个专业性强、技术性要求高的工作，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大、精神压力大，同时存在相当高职业风险，甚至是人身安全风险。但其收入相较其他行业却偏低很多，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的价值评价之下，乱收费、乱开药等不良情况的增多，影响医务人员的职业操守。现在有些医生得到了“高收入”，但从偶见网络的医疗回扣门事件看，相当多数的医生是通过“红包”、或者“开检查”、“开药”的回扣。这是一种阴暗的灰色收入造就的高收入，它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甚至会给部分医生带来心理负担，使他们良心不安。这不是医生这一职业所应当得到的、天经地义的高收入。
三、对我国医疗改革的思考
一是强化政府的投资与监管职能。首先，供给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政府应保证在公民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降低民众直接支付的比重。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同时应该适当照顾低收入和贫困弱势人群，确保让大多数人得到均衡的基本医疗保障。其次，应该强化政府监管职能。各级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应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和监督，坚决打击医疗卫生方面的不法行为，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健全管理体制和监督体制并确保其得以贯彻实施。
二是推动城乡均衡发展。努力平衡城乡之间的医疗差距，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建立覆盖我国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扩大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收益人群并且逐步减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合理有效配置卫生资源，让城乡居民能够获得均衡的医疗服务。
四是健全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在现有保险体系的基础上增加医疗救助、健康体检、商业保险等不同保障体系来覆盖全民，实行积极的疾病治疗政策。重视疾病预防和健康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不仅仅是“救死扶伤”，应该广泛开展疾病预防和健康体检等项目。现代医学证明，一些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是完全可能的，一些有规律的自检或体检能够起到较大的作用。
五是借鉴国外经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医疗体系建设上，具有诸多前瞻性理论和经过充分实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英国模式，其主要是政府举办和管理医疗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允许有私人医疗机构，公立医院承担全民基本医疗，私立医院是公立医院的补充；德国模式等国外好的经验。日本于2008年制定了“特定身体检查”与“特定保健指导”两大政策。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可以使用保险金开展“身体检查”和“保健指导”。也就是说以前仅做疾病治疗的保险金，也可以用于疾病预防，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在我国未来的医疗制度设计中，应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国外经验，并加以创新，以全面提升我国医疗体系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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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市场化篇4
千亿智慧医疗市场引资本聚集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年-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开展健康中国云服务计划，积极应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推动惠及全民的健康信息服务和智慧医疗服务，推动健康大数据的应用，逐步转变服务模式。
从《纲要》的内容看，涉及智慧医疗的领域包括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移动医疗，远程医疗等。但目前，智慧医疗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医疗器械设备、医疗信息化、可穿戴设备、移动医疗app、医药电商等都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艾媒咨询资深分析师蒋一帆对《经济》记者表示，医疗行业将融入更多人工智慧、传感技术等高科技，使医疗服务走向真正意义的智能化，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逐步达到信息化。
中投顾问研究总监郭凡礼也告诉《经济》记者，智慧医疗是信息技术、医疗技术进步的产物，代表着医疗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智慧医疗的内涵很丰富，其核心在于从传统医院线下模式转变到以物联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线上模式，具有信息化、智能化、创新性等多个特点。”
传统的医疗产业分为3个层次：提供医治、医药等服务的核心层；提供健康生活、健康管理以及健康服务的中间层；提供医疗保险等服务的层。清科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刘跃对《经济》记者称，所谓的智慧医疗，不仅要促进各层级内部的服务效率，更要打通各层级之间的壁垒，利用技术手段、模式升级手段充分调动各细分领域的资源，使之在同一平台上实现网络互联，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实际上医疗服务最核心的就是诊断和医疗。艾瑞咨询分析师秦泽西表示，在人工智能层面，对于既定的诊断做了一些专业化或标准化的操作，把一些诊断所需要的数据或信息收集起来做成一个数据库，“目前就移动医疗领域而言，对于用户或者医生的价值可能更多体现在医疗上的便捷，比如在线挂号、在线支付或在线会诊，但是对于一个患者来说，他真正的需求是知道自己的病症以及后续的治疗方案”。患者只需要把自己的症状输进去就可以得到一个诊断的建议或后续的治疗方案，用现在的科学技术真正在诊断和治疗上面起到作用，这才算作是智慧医疗。
在易观医疗研究总监姜昕蔚看来，智慧医疗的本质应该就是能够有效地运用技术的手段来辅助医疗行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医药行业基本面企稳回暖，且处于政策和执行进行密集期，今年7月1日，国家发改委、卫计委等多部门就联合了《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提出要全面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到2020年基本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7月30日，由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海上丝绸之路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海上丝绸之路医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全国布局百家精准医疗医院新闻会在北京举行，并宣布将在3年内完成全国百家精准医疗医院布局，实现国家精准医疗战略规划。
从细分领域来看，最近各大基金纷纷看好板块分化明显、行业龙头受益的医药行业，基金季报显示，二季度大消费板块环节中的生物医药板块被基金重点配置。
移动医疗成最热细分领域
智慧医疗当前还处于发展初期，未来这个市场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根据iDC预测，到2016年底，国内医疗信息化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将达到108.5亿元，未来这一市场有望超300亿元。相比医疗信息，居民的健康管理更是一个千亿元级别的市场。不仅如此，可穿戴设备也受到了投资者的热捧，据数据，在智能穿戴板块，已有52家上市公司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布局。
行业发展前景广阔，深受资本市场喜爱，如果要说最受资本关注的领域，各分析人士也都有自己的看法。郭凡礼认为，当前移动医疗、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等细分领域最受资本市场关注。
蒋一帆则认为，除了移动医疗，智慧医院也比较受资本关注，“主要都集中在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无人问津，病人就诊手续繁琐等由于医疗信息不畅带来的医疗资源分配效率不高的问题”。
除了大多专家公认的移动医疗领域，姜昕蔚和投中研究院分析师陈伟都认为远程医疗更受资本关注。
姜昕蔚表示，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更多地围绕着传统医疗开展，而传统医疗的开放性还不够，所以市场还不够大。
“因为远程医疗实施已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尝试，这个领域发展到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陈伟给《经济》记者解释：“远程医疗其实更多地体现在远程问诊方面，远程施诊是暂时做不到的，比如颈椎拉伤，无法进行远程牵引，只能遵从医生的要求在家里操作，再比如春雨医生的做法，就是把医生搬到平台上，最早的形式就是问答。”
近两年，移动医疗的话题频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众多移动医疗app也不断出现，有消息称，这一领域的市场规模也有望达到千亿元级别。
在秦泽西看来，移动医疗或互联网医疗主要有四大类；第一类是围绕医生的互联网服务，比如医生手术和学术上的工具；第二类是保健，例如女性的生理周期管理的产品；第三类是医疗服务，即在线挂号、在线问诊、在线支付，包括慢性病管理等这几个部分；第四类是药店商，目前来说，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最主要的贡献者是医药电商。“在2015年，我国整个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是在170亿元左右，未来并不会很快达到千亿元规模。”
而在郭凡礼看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人们消费习惯逐渐移动化，移动医疗市场的需求在逐渐加大，潜在市场规模可达千亿元。“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医疗需求巨大，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及人们医疗健康支出的增加，市场健康管理及医疗需求还将继续扩张，只要能找到适合的商业模式，解决盈利性问题，国内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会加速扩张。”
对此，蒋一帆也认同未来市场规模潜力这一看法，“但是目前问题在于移动医疗这一块相比其他‘互联网+行业’来说，要求的服务质量门槛比较高，特别是对医疗服务质量这一块的硬性要求以及医疗资质这一块”。目前医疗资源供给仍然偏少，简单来讲，就算移动医疗app能把信息互通效率提升到极限，而医生护士以及线下的医院等诊疗场所供给也十分紧缺，移动医疗目前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另外，春雨医生、好大夫等一些移动医疗app都是针对传统医患模式中的痛点，试图借助互联网手段优化资源配置，但刘跃认为，医疗产业的推动是和医改政策息息相关的，“要进行模式上的创新就必定会诉诸于政策的改进，而这需要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医生端移动医疗成潜力股
移动医疗的市场价值毋庸置疑，它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使用医疗产业资源，是对目前亟待解决的看病难、看病贵等医疗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之一。姜昕蔚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在政策条件不断开放的条件下，移动医疗的估值将进一步提升，不但有效地辅助传统医疗行业；在盈利模式、支付方式进一步成熟的条件下有机会成为颠覆传统医疗的强势力量。
从市值本身来讲，在线医疗最终做的是一个流量导入，很难在互联网上完成诊疗的所有步骤，陈伟表示，可以完成的前置步骤的价值还是需要市场来论证的。“总体来说，移动医疗的价值还是存在的，有比较长期的发展空间，从现在的医患关系和实际的医疗资源供给来看，的确是需要通过互联网医疗来消除信息不对称，同时加强匹配效率。”
除此之外，易观分析认为，中国移动医疗市场正在呈现多垂直细分领域发展态势，根据2016年1月中国移动医疗细分领域活跃用户数量统计数据显示，服务医生的医疗学术类app用户活跃度最高。那么，该领域在智慧医疗市场又占多大空间呢？
和其他行业的移动化一样，移动医疗也存在两个方向，一个是面向医疗服务需求者，另一个则是面向医疗服务供给者，所以类似杏仁医生等医生平台也是移动医疗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郭凡礼表示，未来随着政策进一步放开、医生资源整合加速，医生平台将会取得突破，参照其他行业的经验，医生平台在智慧医疗市场空间占比将不会低于20%。
“医生端从空间上来讲不会大，就像打车平台一样，空间大的必然是用户端，对于移动医疗来说就是患者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价值不够。”蒋一帆给记者这样说道，“因为医生端是极为重要甚至说不能或缺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做好医生端的服务，减轻医生工作量才能集聚大量优质的医生资源从而最终在患者端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目前移动医疗医生端应用品类包括患者管理类、科研交流类和教学培训类3类，其中科研交流和教学培训类app瞄准医生科研需求，为医生提供医疗类内容；而围绕患者管理展开业务的患者管理类app多旨在围绕医生需求探索医生技能提升、医患关系交流和新政策下的医生品牌树立等环节的产业链价值。
随着社会与产业的发展，医患关系也越来越趋向于消费者关系，无论是有求医需求的患者端还是提供医务服务的医生端，都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匹配需求，提升双方的满意度。刘跃表示，医生资源是强烈依附于医疗机构的，因此对医生端的需求挖掘及改善势必要建立在对医疗机构乃至医疗体系的深刻了解，才能够真正挖掘行业深层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痛点。
医生端服务正在成为移动医疗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医生资源在整个移动医疗中的重要性和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医生平台在过去的几个季度中成长速度很快。姜昕蔚认为，医生平台用户粘性高、痛点明确、产业链转化价值高、专业性强，未来将成为移动医疗产业中重要的垂直细分之一。
记者从陈伟的表述中了解到，医生诊疗平台这个领域要结合当地医疗的实际政策，比如深圳切实放开了医生只能就职于一个医院的政策，对于这样的地区医生诊疗平台或私人化约诊就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发展价值，而在其他一些相对保守的城市比如上海，它的价值就得不到很好的体现。
2016年并购整合趋势下的谨慎选择
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2016年被认为是移动医疗的“洗牌”之年，在此情况下，投资者或投资机构又该如何布局呢？
从移动医疗的领域来讲，是有着巨大市场空间的，而在这一领域内，究竟是选择技术创新还是模式创新，是需要企业或者投资机构根据自身的基因以及优势来综合衡量的。刘跃表示，传统医疗产业的痛点很多，很多方面都亟待改进升级，但由于与政策的绑定性较强，这个“洗牌”过程不会是在一个时间段内突然爆发的，而是会随着创新者的不断论证而逐渐演变的。“资金投资者应对该领域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等有着充分的警觉意识。”
在经过前几年的野蛮发展后，移动医疗行业环境已经发生改变，随着互联网流量时代结束、资本投资态度转变、行业竞争加剧，移动医疗并购也呈加速态势，释放出“洗牌”信号。对于投资者而言，郭凡礼认为应该尽量选择团队可靠、商业模式清晰的对象进行投资，警惕运营不善、政策缩紧带来的风险。
蒋一帆则认为移动医疗已经开始显露并购整合的趋势，仅两年内，获得资本支持的优质企业，本身已经掌握了更多的优质资源，也许移动医疗企业的上市已经不远了。“建议还是要从医院端着手，要做长期投资的打算，短期盈利变现比较困难。”
他还表示，在今年，优质项目与企业将会获得资本的青睐进一步抢占市场与用户资源，然而，在今年下半年同样会有一批匆忙入局的，在技术、运营和对医疗方面存在短板的公司因无法融资而淘汰出局，正如前两年热闹的打车软件大战以及美食app大战一样，留下来的不是财大气粗的就是本身产品足够接“地气”，明确地洞察到市场生存法则。“需要规避的除了医疗行业的政策风险之外，对于那些用户获取成本过高或者说自身并无特色，主要靠砸钱吸引无效、低粘性用户的领域应该远离。”
医疗资源市场化篇5
[关键词]医院管理；集团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3-7210（2009）06（c）-122-03
各级医院逐渐认识到医疗市场竞争的严峻性，有条件的“龙头”医院结合自身情况开始组建实施医院集团化管理，走出一条规模经营的发展道路，但各地集团化管理尚处于尝试阶段，许多问题仍在摸索中。现通过参与组建数家医疗集团的实践提出问题，供同仁参考。
1组建医疗集团的理论认识
组建医疗集团是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战略的产物。市场竞争战略包括成本领先、差异化和集中。医疗集团化正是这3种战略在医疗服务行业中的具体运用。
1.1成本领先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要求医疗集团具有有效规模的设施、就诊人次、严格的成本和费用控制及不断创新的技术平台。低成本可以吸引患者，抵御市场竞争。集团化是实施成本领先战略的有效途径，通过组建医院集团，可以实现共享先进的设备、技术和服务标准化，减少分层次服务“转诊链”中的信息缺失，稳定服务对象中的低成本顾客（如医保对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象、低收入人群），规模采购降低采购环节费用等，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
1.2差异化战略
差异化战略是创造一种能被感知的独特服务。实现差异化包括树立医院的品牌、提供特色专科、控制质量、建立便捷的服务网络以及其他方式。选择“龙头”医院推行集团化有利于实施差异化服务，培养患者的忠诚度，提高复诊率。
1.3集中战略
集中战略是通过深入了解患者的具体需要来更好地细分市场，如妇女、儿童、老年人脑血管病服务。实施集中战略的前提是，与那些目标市场广泛的竞争者相比，可以更有效地服务于一定范围的目标市场，通过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和降低成本，在细分市场中实现差异化。显然，医疗集团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锁定特定的医疗服务细分市场，在其中实施其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战略，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2医疗集团化管理的必要性
目前各地组建医疗集团的背景不同，但管理思路大体相同，都是集中对人、财、物、市场、信息、品牌进行集中管理，实现有效资源共享，达到规模效益，对提升适应市场的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2.1有效挖掘医疗资源的潜力
医疗集团的发展，将促进集团内各家医院的资源整合。通过集团内部人员、技术、品牌、设备、房屋、土地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形成优势互补，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以“龙头”医院的技术、设备优势带动整个集团的发展，形成集团的合力优势，不断提高集团的竞争实力，促进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2有效整合资源，提高利用率
通过集团内部学术交流、集中会诊、资源共享，从整体上发挥集团内部在技术、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支持的优势，定期进行内部学术交流；对疑难病症进行集团会诊，对大型医疗设备实现共享，避免设备空载和重复购置，形成一个提高、协作、合作、紧密的有机网络，相互促进，使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有整体的提高，为百姓就医创造更好的条件[1]。
2.3利于医院形成合力，共享市场份额
随着医疗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特别是面对一些较有实力的医疗机构在资金规模、经营管理、服务模式和人才资源方面的优势，这些不断对医院发展构成压力。为此，通过组建医疗集团，充分利用现有的市场，不断发展、壮大规模，提高医疗技术服务水平，使集团医院共享市场份额，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4集中采购，降低医疗服务成本
医疗集团化以医疗集团为载体，通过批量化的采购，可以有效降低采购成本、医疗服务供方的成本和患者的费用水平，可以在集团内建立起合理的转诊机制，从而对医疗服务体系的重建起促进作用，减少医疗资源浪费。
3医疗集团的基本框架
3.1建立法人治理机构
建立医疗集团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以两权分离为基础，无论何种所有制，都必须以处理好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为主线，明确划分医疗集团权力机构、经营机构各自的责任、权力和利益关系，明确出资者、拥有医院的所有权。以一支掌握现代化医院管理知识，能迅速跟踪和借鉴先进的医院管理模式，既懂业务又具备一定的管理才能并且愿意承担医院管理责任的职业化、专业化管理团队，作为医疗集团的经营者，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推动医疗集团经营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制度体系本身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建立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出资人对医疗集团的经营方向、资产实施决策和监督管理。
3.2完善内部组织机构
内部组织机构遵循科学、合理、精简、高效的原则，合理编制岗位，原则上集团中层岗位不设副职，下属医院高层管理人员（副院长以上）按100张床位设置1人。医院之间组织相对独立，使管理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中间层次和条块分割，以提高运营效率，增强对医疗市场的应变能力。
3.3突出现有品牌效应
拓展医疗服务市场，依靠龙头医院的品牌、技术优势，提高对患者的吸引力，进而提高整个集团的竞争力。医疗集团从战略角度出发，逐步实施对外部医疗机构收购兼并，如对地理位置较好的弱势医疗机构进行收购，着眼点是该医疗机构的地理位置，兼并后集团可以把此地作为医疗单位，减少过度竞争，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同时提升规模化水平，发挥规模效应，全面提升相关医院的影响力、地位和综合实力，增强医疗市场的竞争能力，拓展医疗服务市场。
3.4合理配置集团内部资源
以适应市场为导向，实现“六统一”管理政策。①统一物质管理：在坚持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按照“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的原则，针对医院业务发展的需要，通过物资统一采购配置、统一监督管理，同时实现集团内部的信息共享，避免盲目投资，避免过度建设和重复建设，促进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提高医疗集团的实力及竞争力。②统一人力资源管理：统一对下属医院高层人员任免、培训、考核。建立完善的医院绩效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发挥人的巨大能动作用。改革用人机制，以事定岗，以岗定人，实行全员聘用制，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良性机制。分配制度上，在保证“优劳优得、多劳多得”原则的基础上，要注意重点解决好“知识分红与资本分红”的关系。③统一财务资金管理：实行预算报批制，对重大资金投资实施监控和效能评价，各医院财务实施经营独立核算。④统一集团内医疗安全管理，注重医护质量，确保医疗安全。⑤统一文化建设，形成集团文化。⑥统一市场拓展和品牌宣传。
4集团化的管理模式
集团的日常运营由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集团董事会下设6个部（行政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采购部、质量技术部、市场发展部）等职能办事机构，处理集团管理的日常事务。各业务部室设置总监一人分别负责集团人力资源、财务、物资采供、医疗质量、文化建设及市场发展工作。
医疗集团成立董事会，履行集团最高决策机构的职能，这些职能主要包括：①制订集团章程、议事规则和各项工作制度，并组织实施；②决定集团内投资方向等涉及资本运作及服务设备、项目和技术引进、药品、物资招标等业务方面的重大决策；③决定集团内各医院收益分配方案，如依据有关规定决定工资和奖金分配总额等；④统一任命集团各医院高层人员；⑤依据卫生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标准，统一制订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医疗质量、改善医疗服务的标准化服务模式，在集团内组织实施，提升集团各医院的竞争力。
医院集团的运作方式是“董事会决策、宏观控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统一规范、独立运营、独立核算”。集团内的重大决策由集团董事会研究决定。集团内实行技术、人才、服务、后勤服务等方面的资源互补和共享。统一集团内各医院的人、财、物，规范医疗服务，建立集团品牌形象的服务方式，发挥好独特的服务品牌优势，实施差异化的服务特色。集团内各医院在经营上实行独立运作，分别进行经济核算、经营结果考核。
5集团化管理注意处理的问题
5.1管理水平与管理团队素质不相匹配的问题
医院集团能否成功地经营管理，创造经营业绩，获取利润，是投资者有无投资信心的重要依据。医院集团的经营业绩和经营成果是对其经营能力最实际的考查。因此，实施医疗集团化管理，不能依靠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否则不能驾驭这艘舰队。集团化管理对管理团队成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配备一支具有现代管理理念、掌握现代管理技术、训练有素的管理团队。
5.2处理好集团与下属医院法律关系的问题
医院集团是由多个法人组成的医院联合体。从法律上讲，医院集团不是法人，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也没有相应的法人财产权。各成员医院是独立法人，有其独立的资产并且承担民事责任。管理上必须服从统一管理，医院集团对所属成员医院的经营管理，实行统一指挥、指导和协调。这种统一管理具有强制性，下级服从上级[2]。
5.3集权与分权相统一的问题
集团化管理采取“六统一”管理措施，即对人、财、物、安全、文化及市场统一管理，但这不代表管死，否则下属医院将失去活力，影响医院的长远发展。统一管理指的是在一定的授权范围内可以灵活处理一般事务，如对人的管理只是对下属医院高层人员的考核任免；对财务的管理重要的是监督，对支付5万元以上采取计划审批制（计划在先，使用在后），重视资金的使用；对物的管理重在批量采购，可以降低采购成本，降低集团运营成本，但在5万元以下的采购，可以放权到下属医院自行掌握；医疗安全管理，重在医疗核心制度的落实和监督上。故采取集权的同时，一定要考虑下属运行中的实际问题，该放的权利一定放到位，对下属医院实施独立运行，独立核算，该考核经营结果的必须考核到位，这样才能保障重大问题集权管理，正常经营放开到位，提高运营效率。
5.4社会职能与医院经营冲突的问题
救死扶伤，提供优质、方便、价格合理的医疗服务，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是医院的社会责任所在。如何实现医院集团利益与医院社会责任的统一，是医院集团化管理必须正确处理的一对矛盾。当前，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认同度不高，主要反映在“看病贵”和“服务差”这2个方面。医院集团化管理后，属于政府职能的部分仍要发挥，但不是无偿、无止境地扩大，这要争取政府的一定支持（政策、资金），同时集团也要利用好这种职能措施，转换为开发市场、宣传品牌的有利机会，如计划免疫、儿童保健，运用好了可以给医院带来商机，加速医院集团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3]。
5.5解决好百姓“看病贵”的问题[4-5]
医疗集团化管理后，避免百姓认为医疗集团商业化，引发“费用高”的误解。在医疗集团化过程中，集团相关部门要研究制订并进行医疗费用水平的合理控制：一是严格大型医疗设备配置投入，能用国产代替的尽量用国产设备代替；二是实行单病种费用控制，实行价格分别公示；可以率先在本地区推行临床路径管理，实实在在地降低患者的费用；三是统一药品、器械、后勤物资招标采购，医疗集团成为一个集中招标主体，统一实行集中招标采购，在集团内统一药品零售价格，可以有力地降低医院成本，降低患者的费用，让利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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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市场化篇6
一、政府回购民营医院：公立医院民营化的困局
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相继公布，以此为标志，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进入了新医改阶段。新医改强调“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强化政府责任，旨在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与公益性之间寻求平衡。在此背景下，浙江杭州、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了政府回购民营医院的现象①，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在2003年以7500万元的价格把原来由政府和集体开办的全部29所乡镇卫生院卖给了个人经营，2009年政府出资3亿回购当地原有的29家民营卫生院除1家以外的28家；江西抚州市第二医院2003年以招商引资的名义作价4500万元，被浙江省杭州市回音必集团收购实现民营，2009年抚州市政府出资2800万元回购抚州第二医院。2009年1月份，上海首家“国有民营”模式的浦南医院正式结束5年的委托管理，重新纳入浦东新区公立二级医院管理序列。
在这场公立医院由国有―民营―国有的变革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两个处于尴尬局面的角色：政府与民营医院。
就民营医院而言，面临着营利性与公益性之间的博弈。民营医院作为一类企业遵循生产――消费――再生产的行动逻辑，通过医疗服务所得收益获得经济回报本属天经地义。更何况当年这些公立基层卫生院转为民营股份制医院后，其经营途径是通过对公立医院实行租赁、拍卖、股份合作、委托管理而获得。但另一方面，民营医院作为一个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履行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责，实现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是衡量民营医院提供医疗服务有效性的重要指标。而在目前现有的医疗服务价格管制和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几乎所有的卫生服务机构都有强烈的创收动机，以“以药养医”为生存模式，提供过度医疗服务，民营医疗机构也不例外，这不仅影响了其声誉，更将面临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就政府而言，这场政府回购民营医院的现象是发生在新医改前后，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应该在公立医院民营化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一话题产生了质疑。其一，回购民营医院是否与新医改确定的方向相违背？2009年新医改方案以及2010年《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卫医管发〔2010〕20号）明确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稳步推进公立医院改制的试点，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促进不同所有制医疗卫生机构的相互合作和有序竞争。在这一医改思路下，一些地方政府高价回购生存困难的民营医院，是否有悖于新医改方案确定的改革方向？其二，回购是否会造成因竞争缺失而导致的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补供方”模式下，公立医疗机构在政府补助之下，凭借政府补助的优势占领市场，私立医疗机构难以与其抗衡，显然这个市场是不公平的，造成原本就短缺的医疗资源更加紧缺。其三，是否存在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政府回购经营管理不善、生存困难的民营基层医院，不仅要出资承担起其相关软硬件建设成本，还要提供财政差额或者全额拨款，增加运营成本。
原本是一场以给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医疗服务为目的的改革，为何却引起了各种争议？政府回购民营医院现象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反思空间。公立医院转民营后所面临的经营不善、公众信任度降低、生存困难等诸多问题凸显了医疗服务产品的公益性与民营资本营利属性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职能缺陷。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公立医院民营化改革面临的共同课题：政府当初推行公立医院民营化是否表明政府在回避其履行公共责任的义务？政府回购经营管理不善、生存困难的民营医院是否又否定了公立医院民营化改革的探索？在公立医院民营化的进程中，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二、民营化：公立医院改革困局下的“霍布森选择”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浪潮的影响下，引进市场机制改革公立医院的经营绩效，推动医疗服务递送体系走向市场化，实现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相互合作提供医疗服务发展模式的制度变革，成为近十余年来西方国家医疗改革的主要策略。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服务民营化浪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进行了以市场化为基本特征的改革，医疗服务供给体系的单一所有制和缺乏竞争力的经营管理机制制约其良性运行和发展，由政府单一供给医疗服务的体系难以满足人们对医疗服务不断增长和多样化的需求，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既然由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选择机制是失灵的，那么出路何在？对此，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私营化（privatization），即通过减缩政府官僚部门的规模，使公共服务回归市场，并由市场的供求规律来决定服务的供给，使公共服务效率得以提高。[1]基于此，在医疗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被认为是摆脱医疗体制弊端的良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国务院出台《关于卫生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为标志，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域开始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化、商业化的服务运作模式规范医疗卫生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后，医疗服务领域的改革开始向市场化的管理和目标转型，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到医疗服务领域。而公立医院在各种条件（政府财政补偿降低、主管部门的控制能力相对下降、医院要素市场形成、居民收入水平增高和就医观念更新，同行业之间竞争增强、政策环境相对宽松等）的推动下事实上走向市场。[2]
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2000年初江苏宿迁市出台《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疗卫生事业的意见》，支持民资、外资办医，改变政府单一投入体制。在江苏宿迁等地实行把医院推向市场改革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掀起一股对公立医院实行租赁、拍卖、股份合作、委托管理的风潮。2003年，浙江余杭区29所原本由政府开办的乡镇卫生院，被29名个人及其股东以7500万元竞拍买断所有权。2003年江西抚州第二医院由负债严重的原抚州市红十字医院和原抚州市附属医院转制合并重组而成，以招商引资的名义作价4500万元，被浙江省杭州市回音必集团收购实现民营。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满足公民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达到公民更高层次的医疗需求，要建成公平有效的医疗服务体系。相对于急剧增长的医疗服务的需求和不断增加的服务成本，政府的福利资源和财政投入毕竟有限，而民营医院以其灵活的治理结构、多样的服务项目满足了民众对医疗服务的多样化需求，为医疗体制改革注入了生机，对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增加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控制医疗成本上涨、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扩大患者医疗服务选择空间、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的有效竞争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公立医院民营化在客观上对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激活医疗服务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其重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当地医疗市场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在我国政府财力有限，而民众医疗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医患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如何在不大幅度提高医疗成本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既经济又有实效的医疗服务发展的路向，开创出一个竞争性的制度空间，增加民众“以足投票”的权利，形成政府、民众、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共赢的局面。
三、回归国有：解决医疗服务“市场失灵”的策略行为
中国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三十多年，在政府职能逐渐转变，市场力量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医疗服务供给呈现出政府、企业、社会多元供给的局面。医疗服务产品因其具有公益性而关系到广大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医疗服务领域之所以引进民间资本，旨在进一步改革医疗服务质量、增加社会福利水平。然而，中国卫生系统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要找到一种平衡：既要考虑与市场相关的控制约束、机构自和生产效率，又要控制供方增加不必要的治疗和费用上涨的倾向。[3]当市场机制介入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我们也无法回避由于对质量、效率、效益的追求以及多样化选择所带来的公平问题。正如萨瓦斯（e.S.Savas）所认为的，“自由、正义、效率……代表着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目标，三者之间的权衡因此十分重要……社会可以使用政府这一工具，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并保持平衡。但如果过头，它会威胁所有三个目标”。[4]（译者前言4）为弥补民营化逻辑的不足，公立医院民营化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政府“回购”经营管理不善、生存困难的民营医院是否否定了公立医院民营化改革的探索？答案是否定的。政府回购不应看作公共服务国有―私有―国有的简单回归，也不应看作是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彻底否定，而可以视为在“回归医疗服务公益性”的新医改背景下为整合医疗服务资源而采取的策略。这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源于公立医院民营化进程中的市场失灵。在我国医疗服务领域，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面对政府与市场双重薄弱的约束机制。我国虽然已经引入市场机制，但“这个‘市场’本身却是一个高度扭曲的市场，市场约束薄弱主要是因为存在三个方面的制度性缺陷：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权力；监管体制仍不健全；市场竞争不完全且常常被扭曲”。[5]20在医疗服务领域，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上以及药品零售业务方面占据垄断地位，市场既无法约束来自垄断性的公共部门的这种行为，政府部门又缺乏相应的规制来监管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同时具有了市场和计划的两种弊端，即保持计划时期的行政垄断行为，同时又利用这种行政垄断性占据了医疗市场，造成了医疗服务市场的严重失衡，加剧了医疗服务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在此环境下，不难发现，杭州余杭区公办医院转民营措施却暴露出了改制后对民营医院投入不足、公众信任度不高、生存能力弱等诸多问题。
其次源于政府在公立医院民营化中的适当角色。自从arrow发表了《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一文[6]，指出卫生服务的特殊性以来，对卫生服务应该如何发展，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卫生服务市场应该如何来加以管制，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萨瓦斯认为，“民营化不仅是一个管理工具，更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基本战略。它根植于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哲学或社会信念，即政府自身和自由健康社会中政府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适当角色。”[4]3美国卫生经济学家恩索文（a.C.enthoven）有管理的竞争（managedcompetition）[7]24-48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卫生领域，被解释为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对世界各国的卫生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公立医院民营化进程中，政府从生产者向供给者和监管者的职能与角色进行重大转变，政府需要建立既有政府干预的公平性和成本可控性，又具有市场的高效性和灵敏性的制度，及时调整由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以及公平性的市场行为。对公立医院民营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适度管制正是为了达到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经济目标，这恰好构成了对市场失灵的补充。
在这样的逻辑下，政府回购民营医院体现了政府责任的回归。医疗服务产品具有正外部性效应（或社会公益性）和公平性，对于医疗服务产品，是按照公共部门规则还是按照市场竞争规则来运行，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而这一边界是由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行为所决定的，这不仅取决于政府提供的服务是产生积极效应还是消极效应，还取决于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能够承担的范围，以及各种公共资源和服务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8]因此，对政府回购民营医院现象，需要反思的不是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而是市场化的内容及具体形式。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是否有责任向公众提供医疗服务”，而在于政府是否恰当地履行提供医疗服务的职能？“没有管理体制和服务提供机制带来的微观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即使政府财政投入扩大数倍也不一定导致所期望的结果，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9]政府回购民营医院可以视为在“新医改”背景下为解决医疗服务资源整合而采取的策略，意味着政府回归了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为公众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的本位，也是完善民生服务平台，合理配置公共医疗资源的举措。
四、公立医院民营化：呼唤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诚然，回购已经“市场化”的医疗机构，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整合资源方面的巨大的动员能力，但也不容忽视，政府回购民营医院是否就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唯一药方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医疗服务产品因其具有公益性而关系到广大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更多地依赖私人市场能够改善政府的绩效，而在医疗服务领域之所以引进民间资本，旨在进一步改革医疗服务质量、增加社会福利水平。但政府回购民营医院现象表明：医疗服务领域中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矛盾，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在市场或政府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达到一种最佳平衡状态以及如何管理这一平衡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正如经济学家科斯指出的，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需要每一个人都“考虑整体效应”，要考虑伙伴关系对政府效率和问责性所产生的效应。[10]而在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权力分享是否会威胁到宪法、法律和公民意愿规定政府必须追求的公共利益。[11]
政府回购民营医院，必将进一步引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投资准入门槛、进入退出政策以及公私合作竞争机制的关注。因此，公立医院民营化意味政府管理的重大变革，对变革过程的驾驭和管理至关重要。
首先，强化政府监管以避免委托的复杂性而导致的监管失灵。科尔奈在阐释福利部门改革时写道，国家在福利部门的主要功能必须是提供法律框架、监管非国有机构，并提供最后的救助与保险；国家有责任保证每一位公民享有获得基本教育和医疗保障的权利。[12]26这无疑是当前人们对我国医疗体制和医疗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一种深刻总结，也基本反映了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与领域。政府回购民营医院实际上凸显了医疗体制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合理界限，“民营化只有在市场良好、信息充分、决策张弛有度和外部性有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佳效用，而在外部性和垄断存在、竞争受到约束、效率不是主要公共目标的情况下效果最差”[13]，因此，政府必须运用公共权力制定和实施规则与标准，通过对市场准入、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政策执行和市场监管，约束各类医疗服务机构，建立并维护一个基于公平规则和透明程序的现代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真正建立起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充分的医疗服务的多元化供给。这对于维护公众利益以及确保医疗服务供给的效率与公平，显然是一个可行的并能产生积极效果的改革路径。
其次，培育有竞争力的医疗服务市场。科尔奈明确将竞争性原则列为公共卫生部门的理想特征和改革的价值取向，并指出，“不应该存在国家所有和控制的垄断，允许在不同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存在竞争”。[12]21在一个公平竞争和有效监管的环境中，私人所有的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都可以提供相关服务。在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契约的条件下，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可以取得同样的绩效水平。[14]事实上，发展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实质上是选择一种激励机制安排，而“一个决定性的挑战是对引进私营部门的过程进行管理，在保证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允许私营部门在这些领域的投资有一个合理的回报”。[5]342因此，需要通过市场准入政策、财政补贴、购买医疗服务等方式维护市场秩序，在法律、政策和制度层面明确承认以市场化运作的民间资本追求投资回报的权利，促使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通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竞争争取患者信任以及公共财政的投入，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维护公众利益。
五、小结
医疗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改变各利益集团的游戏规则即制度性约束。西迪亚克―里兹卡拉（monaC.Shediac-Rizkallah）和伯恩（LeeR.Bone）的规范研究证明，在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项目中良好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尤其是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配置、制衡监督关系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介入程度问题。[15]政府回购民营医院现象揭示出：医疗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制度层面之外的变革对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公立医院民营化中政府的责任在于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求一种最佳的平衡状态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政府在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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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市场化篇7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却忽略了其商品属性，使得优质医疗服务的价值被严重低估。目前我国医院收入结构中，药品占一半左右，而医疗服务的比重明显偏低，医生薪酬比重也较低。随着新医改的深入，“重药品，轻服务”现状将逐步得到纠正，医疗服务也将经历市场化下的价值回归。
医疗服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随着高端医疗服务需求的提高，不少民营医疗机构走上了高端化路线。业内人士认为，发展高端医疗是必然趋势，且必须由民营资本主导发展。
高端医疗=高价医疗？
一位医疗界人士如此定义高端医疗——在满足基本医疗基础上，通过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并享受更好的服务，如减少等待时间，改善病房设施，提高就医舒适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秋霖表示，“高端”是经济概念，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理解。需求方面，高端医疗是针对高收入人群提出的，是满足高收入人群需求的医疗服务；供给方面，主要指附着于医疗服务的附加性服务，比如便捷的就医安排、舒适的就诊环境、宾馆式住院、个性化健康指导、康复旅游等。当然，也包括一些成本较高但只是减轻患者痛苦而不影响主要治疗功能的药品和技术，但总体应尽可能与医疗功能本身脱钩。
与高端医疗相对应的是基本医疗，在建有比较完整的医疗卫生制度的国家，政府承担基本医疗的主要责任，保障人人享有此权利。高端医疗则是非基本医疗的一部分。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看来，高端医疗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只在医疗领域，各行各业都在为高端客户提供着差异化的服务，满足高端人群的特殊需求。比如，航空公司设有头等舱、经济舱；高铁设有一等座、二等座。医疗服务需求，也正从基本医疗服务转向个性化、多层次需求，高端医疗服务也就应运而生。高端医疗的主要特点是：住房高标准、服务高规格、检查高费用、用药高价格。但是，它的治疗效果未必一定比普通医疗更好。不管是高端医疗还是普通医疗，遵循的永远是一样的诊疗规范。
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的看法是，从医疗的本质来讲，高端医疗与基本医疗并没有区别。医疗技术水平同样是高端医疗的立身之本，之所以说高端，最主要的是附加在医疗本质之上的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流程、质量标准、文化等，它迎合了基本医疗之外的更高层级的需求。从高端医疗的核心来讲，它更体现了“奢侈品”的人性化，让传统的刚性需求变得丰富多彩、温馨亲近。不过，高端医疗并不等于高价医疗。当就诊患者接踵而至的时候，服务与需求如何相应是关键问题之一。
谁来发展高端医疗？
从2009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到2012年《“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暨实施方案》，不难看出，国家在保障基本卫生保健措施的同时，也不断推动高端医疗市场的开放，为其发展提供了极佳的契机。
我国高端医疗市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公立医院为主导，另一类则由民营资本所设。公立医院发展高端医疗固有其医疗实力雄厚等长处，但由于公立医院本身所具职责便是推广较成熟、廉价的医疗服务。因此，公立医院所主导的“特需”病房等项目，往往遭受诟病。民营资本所设的医疗机构早期虽面临诸多不足，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涌入高端医疗机构，并发挥专科治疗等优势，也能为客户群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刘玉村认为，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都应向患者提供高规格的医疗服务。他希望，公立医院既服务于普通百姓，又服务于高端人群。在比例上，医院利用80%的空间和资源，医务人员拿出80%的时间和精力服务于普通百姓，医院由此得到的回报只占总量的20%；而医院利用20%的空间和资源，医务人员拿出20%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服务高端人群，医院得到的回报却可以占到总量的80%——这样会迎来一个良性循环：公立医院有更多资金用于持续发展和改善医务人员待遇，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普通患者也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刘玉村说，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不应为了扶持社会资本办医起步，就要求公立医院将高端人群拒之门外——那样将会产生不好的示范效应：高端化、高收费的民营医院获得了高额回报，而处于不公平竞争下的公立医院生存艰难，医务人员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优秀人才流向民营医院。最终结果是，高水平的医疗人才集中在民营医院，服务于高端人群；一般人才在公立医院服务于普通百姓，这样的情景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一位资深医院管理研究专家认为，高端医疗应该是高技术品质和高服务品质，目前国内的高端医疗走的是高服务品质的路子，高技术品质达不到，因为医疗人才没有流动起来。目前，高技术品质大部分集中于政府办的大医院。“不一定非要让公立医院做基本医疗。即便是有介于基本和高端之间的特需服务，也不一定规定公立医院只能做10%以内。不一定非要把社会资本架到三楼，就让他做高端”。
眼下的情况是，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公立医院要在自我经营和发展中寻求市场，于是，公立医院的市场触角已经超越其公益性的边界，延伸至高端医疗市场，这种有悖于公立医院公益性原则的市场行为便被默许存在了，并被美其名曰：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权威人士表示，随着医改的深入，高端医疗在公立医院大行其道的状况将逐渐得到改变，公立医院兼做高端医疗的现象很快将会消失。早前就有政协委员提议，新建医院不得设vip病房，而像总统间、“一对一”服务等高端医疗服务的空缺，便由民营资本来补充。
有人担心，由民营资本来发展高端医疗会对医疗资源造成挤兑。有权威人士认为多虑，因为公益性医疗和高端医疗的投资渠道不同，任务不同，两者并不冲突。例如，有人分娩愿意花费10万元享受高端服务，就应由民营医疗机构满足其需求，其费用自付，并不需要医保负担，其对医生和医药资源的占用，也是此长彼消的关系。此外，市场机制也会有效地满足各种服务需求，发展了民营高端医疗后，反而会让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得到凸显。
高端医疗的商机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指出，医学本身具有“趋高性”特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中外资本强力注资高端医疗机构便满足了部分人群的相关需求，同时也分流了部分患者，在将医疗市场分层拉大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医疗商业市场的完善。
随着中外资本争抢高端医疗市场，越来越多的高端医疗机构纷纷建立。彼此间的有益竞争亦将推动高端医疗市场的不断壮大，在不断实现专科化、特色化的同时，也将促进高端医疗机构向着真正的一流、顶级目标所进发。
长江证券分析称，高端的医疗需求应当市场化，由有经济支付能力的富裕人群自行购买。市场化的最终目的是使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国家投入服务于基层人群，而富裕人群应该花自己的钱去获取高端服务，高端医疗
服务或成未来投资亮点。我国医疗服务行业正在经历市场化下的价值回归，这也为民营资本创造了更多的介入机会和盈利空间。
今年2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社会医疗机构发展实施意见》。该文件由上海市卫生局等14个部门拟定，提出鼓励社会资本在高端医疗服务领域举办医疗机构。以上海国际医学园区、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为主要平台，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举办高端医疗机构和特色专科医疗机构。
此前，已有民营高端医疗机构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落地”。位于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于2011年6月在上海浦东新区奠基，2013年11月正式投入运营。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辛树林称，医学中心的顾客群体定位为“新兴中产”，一般小病花费四五百元。而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诊疗费用、体检以及康复服务费用等，医生收入依靠的是医事服务费，医院不会以药养医，也不会有“以化验养医”之类的做法。医学中心暂不接受医保，患者就诊的费用来自于自费或者商业保险，这种支付才能体现医疗本身的服务价值。
“短期来看，社会力量大规模进入普通医疗并不现实，而高端医疗毫无疑问将会成为突破口。”九鼎医疗基金负责人禹勃认为，在医疗领域，高端人群需求非常旺盛，中国医疗产业还没有实现分级，而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日趋成熟，此外，病种清晰的专科连锁医院的投资将有机会。
中国已有的医疗基础设备、相对较低的医疗服务价格、专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引来多方资本涌入高端医疗。中国的高端盈利性全科诊所和医院由于规模较大，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大城市。目前这三个城市已有数十个高端医疗品牌，近90%的高端全科诊所和医院采取合资/合作的经营方式，一些品牌已采用连锁经营的方式。
目前，全国约有3000万人群需要高端医疗服务。据上海市卫生局保守估计，上海高端医疗服务市场容量在106亿元以上，各大医院特需服务加上中外合资医院的收入每年不足40亿元。
而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境外资本、政府资本、民营资本逐步开拓中国广袤的高端医疗市场。有业内人士预计，中国有将近14亿的人口，只要其中有百分之一的富裕人群需要高端医疗，那就是1400万人的巨大市场。
医疗资源市场化篇8
关键词：医疗服务市场；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国外经验；经济法规制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8-0291-02
由于医疗服务市场存在垄断、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等市场失灵因素，因而需要政府的干预。但是，政府在干预医疗市场时又出现了行政垄断、缺乏有效监督等政府调节失灵现象，公权力并没有按照经济法的调整范式来规制医疗市场。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市场存在着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调节失灵的双重缺陷，这成为了看病难、看病贵的主因。
一、国外医疗服务体系模式对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失范规制的启示与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形成了由国家和集体独办的、按行政辖区以块为主的、由上到下进行业务指导的城乡两个三级医疗预防网。但是由于“”动乱的影响，到1976年，建国初建立起的城乡两个三级医疗网断裂。此后，随着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的减少，医疗资源开始向城市大医院集中导致城乡医疗服务水平严重失衡。加之转诊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资源分配不合理，部分地区资源紧张严重不足，部分地区资源浪费。由于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建立的比较晚，导致经验严重不足。但是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和对医疗需求质量的更高要求，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以保证人们的健康需求变得十分急迫。鉴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健全的医疗服务体系，他们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1.英国
英国是政府主导型医疗服务体系的代表。早在1948年英国就建立了“国家卫生服务体系”，这个体系由基本护理机构、地区医院和中央医疗服务机构组成，分别对应初级和二、三级医疗服务机构。基本护理机构是包括医疗保健和社会关怀在内的综合服务机构，主要由开业医生（全科医生）和开业护士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这部分的费用约占国家卫生服务体系总预算的75%[1]；地区医院通常是一个地区的医疗中心，主要提供综合和专科医疗服务；中央医疗服务机构负责紧急救治和疑难病症诊治并承担科研任务[2]。英国医院有严格的转诊制度，居民需要在初级医疗机构登记，接受一名指定的全科医生。除急诊外，一旦生病需要首先找全科医生诊治，全科医生在确实无法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情况下才开具转诊单，将患者转向二级或三级医疗服务机构。
2.德国
德国是政府市场复合型医疗服务体系的代表。德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大致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开业医生，主要负责一般门诊检查、咨询等；二是医院，负责各种形式的住院治疗；三是康复机构，负责经医院治疗后的康复；四是护理机构，负责老年以及残疾者的护理[3]。在德国，医院服务和门诊服务是分离的，医院仅限于提供住院服务。在医疗卫生服务的递送体系方面，政府不鼓励病人直接去医院就诊，病人一般首先到开业医生的开业诊所就医。如果开业医生认为有必要住院手术治疗，患者凭门诊医生的转诊手续转至医院进行住院手术。治疗完毕后，或者转至康复机构和护理机构，或者由病人的全科医生负责接回进行术后治疗。
3.美国
美国是市场主导型医疗服务体系的代表。美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可分为两级：第一级由家庭医生组成，担负病人的初级治疗；第二级由各种形式的医院组成，承担病人的基本治疗和高级治疗。美国的医疗消费以个人为主，居民一旦患病，首先会找自己的家庭医生看病，再由家庭医生决定是否转到专科医生那里。美国十分重视和发展社区医疗，目前由社区投资兴办的中、小型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占医院总数的80%，主要任务是为急性病和外转患者提供短期的住院治疗[4]。
首先，我国应建立一套完备的医疗机构分级体系。这种分级可以对医疗卫生资源进行规划和布局，通过不同层级医疗机构数量的控制可以分流引导医疗需求。从一定程度上削弱部分医院的垄断地位。其次，我国应建立严格的首诊和转诊制度。这样，既方便人们日常的需求，也可以使专业机构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提供更加专业和尖端的治疗服务，使医疗服务资源在整体能够实现使用价值的最大化。另外，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入市场机制。在医疗服务市场上保持一定数量的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同时引导私立医院的经营行为，平抑医疗服务市场价格，引导医疗技术革新。使公立医疗机构和私立医疗机构建立起合作伙伴和公平竞争的关系，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
二、我国通过经济法规制医疗服务市场
（一）对市场调节失灵的规制
1.完善医疗保险和医疗信息公开制度
纠正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不但需要完善医保监管职能，而且应当严格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障患者知情权。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建立专业的医疗监管机构和有效的第三方支付体系能够对医疗机构形成有效的制约。医疗保险机构的专职人员对医学知识很熟悉，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轻，由他们去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诊疗行为，约束力很强。而且医疗保险机构是医疗服务交易的最后支付主体，它要负责支付患者的医疗费，因此，有足够的积极性去维护患方利益，能够对医生诱导需求形成有效制约。政府应建立医疗信息公开制度，从法律层面上引导和规范医疗信息的公开主体，完善信息公开的途径和内容。通过公众媒体以及院务公开等途径向社会公布医疗信息，包括诊断及反映医疗服务质量指标、收费细目的信息和医疗服务的主要内容等。
医疗资源市场化篇9
2011-2013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移动医疗初创项目开始受到资本的热捧，但由于政策、技术等多种壁垒限制，市场规模难以迅速扩大。进入2014年，随着成熟商业模式开始出现，用户规模逐渐积累，特别是Bat、360、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积极布局，移动医疗迎来了新一轮热潮，市场规模扩展有望逐渐提速。据易观智库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为22.1亿元，同比增长18.8%，预计2018年将达到172.4亿元，复合增长率超过50%。我们认为，中国移动医疗大发展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社会条件、技术条件、资本条件和政策条件将成为四大主要推动力。康恩贝和宜华地产通过转型或跨界提前布局，期望把握新增长点。
三大阵营仍是市场主力，转型跨界或将层出不穷
我们认为，当前移动医疗仍主要是三大阵营相互博弈的市场，它们分别是：借移动医疗浪潮崛起的新兴企业，觊觎移动医疗巨大潜力而蠢蠢欲动的it巨头，面对移动医疗犹豫不定的传统医疗信息化和设备厂商。三大阵营在市场中各具优势：新兴企业具备最纯正的移动医疗基因，对专注的细分领域有长期的资源积累，形成了一定的进入壁垒；it领域科技巨头具备强大的技术、资金、品牌和渠道综合实力，在市场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传统医疗信息化和设备厂商拥有医疗领域最为丰富的技术储备和经验积累，特别是其在医疗市场的资源整合能力尤为关键。我们认为，除上述三大阵营之外，类似于手游和在线教育高速发展期表现的一样，其他行业(如药厂、房地产商)经营滞后的公司也会通过切入移动医疗市场来完成转型或跨界，以重新获得业绩增长和市场关注。
合作是当前主流，并购时代即将来临
国内移动医疗市场目前仍处于群雄混战的初级阶段，产品线分散，行业集中度低，大规模正面竞争局面尚未出现，因此合作仍是当前主流而并购案例较少。我们认为，随着市场逐渐进入高速发展期，相关利益方对于技术、资金、用户等资源争夺将日趋激烈，任何一方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迅速占领市场，并购频率将大幅提升，产业大并购时代即将来临。
医疗资源市场化篇10
关键词：医疗保险改革可持续发展
1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情况
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这项制度实施几十年来，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的个人和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医疗费用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负担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窄，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部分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与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不统一。由于原有的这套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以下称《决定》），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内全国基本建立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以来，全国各省市以“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为原则，加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据实际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保基办），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并由社保基金办负责审核并选定了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定点药店，拟定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
2确保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医改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政府的责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市场化推动外资和民营医院向高端发展，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阶层提供高档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才可充分体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政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调控有竞争的卫生服务市场，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约束医疗费的上涨，引导医疗市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2.1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险风险
基本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险的基础，是职工应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参保才可使医疗费用在全民中分担，降低医疗保险风险。同时降低医保道德风险，提高医保抗风险的能力，使医保能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2.2建立第三方购买制度，约束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下，参保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比如：大额门诊、门特等还必须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医保机构报销。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即这些参保者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者。若有拒付，则由患者自己承担，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医院的行为。本来，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经纪人，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但是，现在的医保管理者成为民众的“婆婆”。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2.3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统筹规划医疗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医疗卫生费用主要来源于百姓个人，因而个人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较大。百姓个人在医疗服务机构的选择上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医疗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医疗服务市场力量(也就是病人的流向)所主导，俗称“钱随着病人走”。市场力量主导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资源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集中、向城市集中，而与此同时农村医疗机构和城市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必定偏低，相应地其能力建设也必定遭遇困难。这对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驱使大多数病人涌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医疗体系运行的效率。
从政府投入的流向来看，政府卫生投入也越来越倾斜于大医院，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无看病。虽然政府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但主要还是用于补助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医院，尤其是高级医院。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无论是乡镇卫生院还是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很少。这一点并不奇怪。在市场化力量主导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人满为患的医院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助，以资助其改善设施，提高能力。行政级别高的医院，在行政体制内更具影响力。随着医院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它们也就越具有竞争力，越能吸引更多的病人，也就越来越拥挤，从而也就越有理由要求政府进一步追加补助或投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社区医疗卫生体系，直接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费用低廉的医疗服务。
2.4建全医疗保险的监督体系，抑制医疗市场中的违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