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定义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后现代主义；新媒体
在媒体形态上，新媒体是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包括网络和手机两大部分。在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召开的年会上，第一次将网络媒体视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三大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种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体。近几年来，手机媒体的发展极为迅速，成为了继网络媒体之后的“第五媒体”。
何谓新媒体
当下我们日常用语中所指的“媒体”其实指信息载体的输出终端。传统媒体主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三大类。所谓“新媒体”是指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触摸媒体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实验室”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新媒体是基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广播等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和卫星等渠道，以电脑、电视、新pDa、mp4等设备为终端的媒体。”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如此理解新媒体：首先，新媒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即刚刚出现并即将走向成熟的媒体新形态；其次，新媒体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既包含了以往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所具有的特征，同时又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裂变式传播”能力；最后，新媒体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我们不能机械地定义新媒体，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新媒体的内容也将更为广泛。
“后现代主义”新媒体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遭遇挑战
虽然被称为一种“主义”，但“后现代”的明确内涵为何却至今没有定论。或者说，它的批判和颠覆精神注定了它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内涵。大致来说，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大特征：首先，否认整体性和同一性，提倡碎片化与相对性；其次，对现代性的精神内核进行“消解”，反理性，崇尚人文精神；再次，消解主体性，推崇自主性和主体间性；最后，反对中心与真理，强调差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新媒体充满了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新媒体传播因此也显现出典型“后现代主义”特征。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要阵地依旧是传统媒体，也正是因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后现代”式的超越和颠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本身也正面临着挑战。
1.“自媒体化”——动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媒体主导权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力图突破权威和同一性的束缚，使事物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在新媒体传播角度，这种对相对性的崇尚主要体现在对媒介信息传播主导权的瓦解上。这种瓦解以新媒体使用者的“自媒体化”为表征。在传统媒介的“独白式”传播过程中，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具有鲜明的角色划分。新媒体的出现使传播的主客体出现了新变化，即传播主体由单一的讲述者、灌输者向讲述与被讲述、灌输与被灌输二元角色转变；传播客体在第一次传播过程中扮演了倾听者的同时，有可能马上转变为第二次传播的传播主体。这样，新媒体完成了对传播权“碎片化”分解。
“自媒体化”虽然满足了传播者个人强烈的信息传播欲求，却在无形中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媒体主导权。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都以传统媒体为渠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信息量的不对称很容易使虚假信息、伪造信息、恶意煽动信息未经证实就在大众中传播。这一方面影响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效果。
首先，“自媒体化”使大众掌握了信息传播主动权，那些大众最关心最敏感的事件经新媒体传播后都会将影响放大到极致。近几年，新媒体频频曝出政府官员的负面新闻，如贵州习水官员嫖宿案等一系列公职人员违法渎职行为的揭露，一次次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大众因为对某些政府官员不法行为的不满从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不信任的成见。
其次，当新媒体把传统媒体垄断的话语权重新夺回到人们手中时，人们也许无法保证自身信息传播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新媒体信息渠道因为“自媒体化”而变得多元，但传播者个人的媒介素养又参差不齐，造成了新媒体信息总量严重饱和而信息的准确性却无从考证。例如今年3月网络上热议的“北京育英中学高二女生沈禾被副校长裸身跳楼身亡”事件，经过死者同学联名证实后被认定为虚假信息。
2.对“星腥性”的热衷——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对整个社会风尚的引领具有不可撼动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目的之一，就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指导作用，引导大众接收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信息。反观新媒体，由于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控制难、监督难、管理难”几乎成了新媒体的代名词。由于传统媒体缺少“交互性”，人们被压抑的主体选择需求在新媒体平台上得到极大释放。久而久之，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重新在新媒体环境下滋长，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新媒体平台上大众对星闻八卦、血腥暴力、黄色信息的过度关注和大众对“恶搞”的热衷，都撼动了传统媒体所极力提倡的社会主义伦理，同时危害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可以说，新媒体传播对“星腥性”与“恶搞”的热衷，是对中国当代社会伦理价值的蓄意颠覆。它不仅消解着我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同时对我国的社会伦理进行了后现代的解构。但是，这种解构的过程本身也伴随着风险，首先就是对社会犯罪的诱发。2008年，有新媒体研究者曾进行过新媒体传播引发犯罪的社会调查，他们在对500名犯罪人员进行的调查中看到：由媒体信息传播引发犯罪行为的前三位是手机、电脑和电视，分别占25%、21%和20%。据统计，仅在2008年我国的至少有上千个。除此之外，明星八卦、名流隐私、血腥暴力等新闻充斥着网络，“虐猫”、“B哥日记”等变态低俗的视频疯传网络。这一方面反映了网站建设者利用不良信息拨人眼球来赚取点击率的逐利心理，另一方面反映了大众道德标准的日渐低下。
3.“交互性”与“主体间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去精英化”
后现代主义强调“主体间性”，看重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而新媒体传播正是“主体间性”在传播领域的鲜明代表。这种对“主体间性”的看重体现在新媒体传播的交互性上。网络尤其是web2.0应用技术的出现，使传统媒介难以实现的传播主客体之间即时的交流和互动成为可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双向传播形式——“交互式”传播。博客（Blog）、微博客、社交网络（SnS）、维客写作（wiKi）等在网络上颇具影响力的应用，都体现着web2.0时代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在网络环境下，人们不仅可以获取事件的具体信息，还可以通过转载和评论参与事件的整个传播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即时交流和信息传播可以同步进行。
但是，这种传播的交互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带来了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激起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媒体平台得到更迅速有效的传播。新媒体平台是大众交流的窗口，只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去精英化”才能够实现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众化”。
首先，“去精英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受众范围要大幅扩展。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原理的受众都以学生、学者和政府人员等特殊群体为主，使用的术语和抽象词汇较多，很难被一般大众所接受。其次，“去精英化”意味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平民化”。网络是一种更为平民化、娱乐化的传播媒介，网民不再满足于枯燥的“灌输式”传播，渴望接受更为生动、新颖的传播形式。虽然“去精英化”是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必然选择，但实现它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形式的改革要经历多次实践，而改革也是对传统的一种考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去精英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自身媒介素养的提升过程。
4.“去中心”“非本质”——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消解
1972年，麦克姆斯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能够通过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这种理论的提出，以媒介信息传播权的垄断为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虽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也具有“议程设置”功能。政府通过主流媒体渠道消息，调节信息的曝光频率，使信息传播的热点与政府的行政意见保持一致，有利于党和政府发挥在文化方面的先进性作用。
具体来说，在两会召开期间，政府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会提出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以供分析、讨论，并寻求最后的解决。而媒体记者首先从会上获悉这些议题内容，然后结合实际的问题及相关案例，迅速采访并制作成新闻，面向公众出去，继而获得公众反馈，以形成舆论力量，促使问题解决，推动社会发展。
但是，新媒体传播是否遵循这样的路径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早在新媒体成形之初，它就开始了“去中心”的进程。“去中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媒体信息“把关人”的隐藏直至消失。把关人是传播内容的重要调控者，被认为是传播的“中心”。新媒体使受众的主动性得到提升，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中心”。但新媒体平台上进行的信息传播门槛极低，任何人几乎都能在任何时候信息，影响了其真实性与公信力。
新媒体除了呈现“去中心”趋势，还呈现“非本质”倾向。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大众对传统媒体信息的不信任感加强。这一方面来自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信息量上的极端不对称，另一方面来自于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声音=政府声音”的成见。这种“非本质”倾向的核心内容是“真相不只有一个”，当政府声音呈现“一边倒”时，人们会在头脑中自动闪现出信息被政府控制的成见，进而转向新媒体寻求事件的最新进展，甚至更愿意相信新媒体提供的信息。新媒体的“非本质”倾向为“恶意势力”、“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打开的信息缺口。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张倩红委员针对现在中国青年存在的问题，呼吁国家要谨防西方社会以新媒体为载体，推进所谓的“民主化进程”。她指出：在2011年，无论是从中东国家的政权更替到英国的社会骚乱，参与的人员大部分是属于青年人群。某些国外媒体、国内不法势力、一些不谙世事的“愤青”也在新媒体上极力煽动不良情绪。新媒体对多元化、不确定性的推崇，有可能对大众造成误导，同时也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威胁。
虽然新媒体传播呈现出诸多“后现代主义”特征，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仍然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利用好新媒体平台，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媒体带来的各种挑战。只有迎难而上，抓住新媒体时代提供的“黄金机遇”，才能更好地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率，扩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受众，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张欣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网略传播策略[J].科技传播.2012（7，上）.
社交媒体的定义篇2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体等同;虚拟现实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0―0028―03
媒体技术观是指人们对媒体技术的看法和观点,它是随着媒体技术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回顾媒体技术的发展历程,先后出现了“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体等同”、“虚拟实在”等代表性媒体技术观。在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在后现代主义不断冲击人类思维的时代,我们亟须对媒体技术观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基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解析不同时期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系统阐述后现代视域中的媒体技术的特点和影响,以期发掘出隐藏于技术背后的新理念,逐步实现媒体技术与人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探讨教育技术学科中技术与人的关系。
一后现代主义概述
20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开始由发达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时代。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社会兴起。经过上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渐成气候,到90年代形成了全球性的影响,并波及到我国。后现代主义原是一种以批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当解构主义加入后现代主义行列之后,它逐步发展为一种遍及哲学、社会学、美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在全球颇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其中,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核心,它被概括为一种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泛指19世纪以来所有对现性展开批判和超越的哲学流派或思潮。自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一部分哲学流派不满于“现代主义”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分离或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展开对现性的批判与超越。这些流派主要有: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总之,凡重视非理性价值,体现以人为尺度的哲学流派均可视为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
总言之,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突出主体性、透明性、和谐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1]它以存在论代替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用模拟取代了现实。后现代思维方式则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这与肇始于笛卡尔的,以肯定、建设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哲学形成了宣明的对照。[2]本文则主要借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结合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对不同时期的媒体技术观展开相关论述。
二媒体技术与媒体技术观
媒体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媒体形式随之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变化,人类对媒体技术的认知也见仁见智,不同时期各种媒体技术观层出不穷。
1媒体技术的嬗变
媒体作为储存、提供和应用信息的工具,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在古代,图画和手稿的发展,以及借助它们对文本进行储存和复制,可以看做是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媒体发展的一个更显著的跨越是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从此,文本和图画的大量制造成为可能。19世纪留声机的发明以及照相、投影和动画的发展为信息的传递创造了新的可能。20世纪60年代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电子时代预言式地宣告了“现代”思想的破产,电子“后现代”已经来临。20世纪70年代末,个人计算机被开发出来并投入市场,之后至80年代,计算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今的媒体凭借着世界性的计算机链接,正通过无线电、电视和网络使通信加速。计算机网络的茁壮成长已经形成了一张用于人类交流的巨大的网,它能提供生动的资源,有力的工具和交流的平台,这种新的电气语言形成了瞬息的反馈环。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产生了一门新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2代表性媒体技术观:“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体等同”和“虚拟现实”
(1)媒介延伸论和讯息论
随着电视、报纸和广播等大众媒介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到媒体技术的地位和内容。20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他的观念里,轮子或者文字都是媒介,因为轮子是人脚的延伸,文字是人的语言在其他载体上(石头、羊皮、纸)上的延伸,它们能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障碍,帮助我们将信息传播得更远更久。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媒介概念涉及非常广泛,它和传统的媒介概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此外,他在书中还指出:“‘媒介即是讯息’大概可以靠指出以下的事实来阐明: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3]“媒介即讯息”的理论提示人们在实践中要充分认识到媒介自身产生的社会影响问题。此观点主要侧重媒介自身的影响和产生的社会后果,突破了人们对媒介的狭隘的认识,把媒介的概念的范围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对人类社会活动和人类使用工具的性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2)媒体等同
20世纪90年代,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斯坦福大学的巴伦•李维斯和克利夫•纳斯经过大量实验得出如下结论:人们对电脑是很礼貌的;人们对待用女声说话的电脑和用男声说话的电脑是不一样的;屏幕上放大的人脸可以侵入私人空间;屏幕上的动作和现实中的动作一样可以影响人的生理反应。在他们主编的《媒体等同:人们该如何像对待真人实景一样对待电脑、电视和新媒体》一书中全面向我们证明了人和电视、电脑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互动关系与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真实的物体空间的浏览是完全一致的。此研究表明媒体被看成了真实的人和地点,适用于社会关系和交往的那些规则决定了人们对媒体的反应,而不是如何使用类似于锤子或汽车之类工具的那些规则在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暗示着媒体不单纯是工具硬件,它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中的成员,与人类有着紧密的社会关系,我们与媒体之间有着交往和互动。所以,个人与计算机、电视和新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质上是社会的,自然的,就如同显示生活中的一样。[4]换句话说,新媒体所塑造的“存在”已经与现实中的“真实”拉近了距离,该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人――机关系,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媒体技术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3)虚拟现实
近些年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套符号系统,不断在大众媒体或数码科技的模型或符码中制造事实,这正是虚拟性的体现,是一种“虚拟现实”,它不再像现代科学经由公理演绎来推出真理,而是用模型的方法来创造事实。虚拟现实是指实际上而不是事实上为真实的事件或实体,[5]它是当今计算机网络所表现出的一种现象和功能。“虚拟”一词的当代用法来自软件工程,后来变成了任何一种计算机现象,从计算机网络上的虚拟邮件到虚拟工作组,到虚拟图书馆甚至虚拟大学。在每种情况下,这个词所指的是一种不是正式的、真正的实在。美国电影《骇客帝国(thematrix)》所虚构的那个程序和机器控制的世界,也许就是对未来社会绝好的形象化隐喻。当然这不一定会成为事实,但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三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视角审视上述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
1“媒介延伸论和讯息论”已经折射出“后现代主义的影子”
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隐含着那么一种“虚拟即实在”的倾向,这正符合眼下的新潮流。他那时候已经意识到时代即将变革的本质,新媒介将使异常成为常规。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人类社会迎来了网络社会或信息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媒体无疑使得麦克卢汉的格言“媒介即讯息”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麦克卢汉在40年前就创造了“地球村”、“信息时代”这样的词汇,其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还是有部分的重叠。当然,就后现代思潮的基础而言,常把麦克卢汉的早期作品,和那些流行文化作者的作品比较,其中包括巴特和结构主义者如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主要研究媒介的结构,而很少涉足媒介的实质)。这些说法所内含的意义是,麦克卢汉是个原后现代主义者,他对媒介的探索率先讨论了后现代的观点。麦克卢汉的媒体技术观强调了社会的分裂性、多元性和由拟像(或脱离概念化的符号)所主导的消费文化的崛起。[6]
2“媒体等同”体现后现代主义的“交往理性”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再提倡主体哲学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而是关注可以达到沟通的主体间性,不管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还是在内心层面上。哲学的研究焦点因此从工具理性转向了交往理性。如上文所述,人和电视、电脑及新媒体技术的互动关系与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真实的物体空间的浏览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媒体等同”的理念强调了人和媒体的交互,笔者认为此观点正体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转折。
那么,我们如何和媒体进行交互呢?在实际使用媒体的过程中,作为存在者的人此时变成媒体空间的“主角”,他们在那里会将虚拟空间里的人和物当作现实生活中的“实在”进行交往活动。媒体技术所塑造的虚拟空间其实是“拟”而不“虚”的,人们在虚拟情境里,可以自由交互和通信,自发形成彼此需要的关系,他们会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去合作和竞争,构筑一个理想的社区。此时他们既是虚拟的角色又是现实中的人,他们往往与媒体进行着“真实”的交往,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中的规范、伦理携带到网上,使网上行为具备现实生活的仿真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将现实与媒体相联系的。电脑桌面并非真正的桌子,而我们却把它当作书桌,那样,我们可以放置很多东西。当我们用鼠标把一个废弃不用的文件拖入屏幕上的垃圾箱图符时,我们已经把图符当作一个虚拟的垃圾箱使用。而那些当垃圾倒掉的比特文件也不是真正的(写在纸上)文件,但实际上,它们却起着文件的作用。这些足以见得,其实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媒体空间之间有着紧密的交往关系,人们在不自觉中便已经沉浸于媒体之中。马克•波斯特曾经说过:“模拟飞行的电脑游戏与伊拉克的空战简直是一回事。”[7]
3“虚拟现实”实现后现代主义的“‘存在论’转移”
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存在论是关于存在的研究,它致力于发展一种外周景象,以便让我们体悟并言说各种存在的隐含的背景,即各种存在在其中成为真实的和有意义的世界或境域。[8]换言之,存在论与我们对事物存在的认识有关,而与事物本身无涉。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泛指的是一切的人和物,而“存在”,则指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它表现为存在者的出现,显露为某种现象,把东西摆出来。对于人这一特定的存在者,他的存在就是他的生存的方式,是他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存在。[9]可见,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论问题触及了世界或事物显现的背景。
所谓存在论转移,是指我们在认识实在方面的改变。它是一种发生在我们世界的变化,发生在我们的知识和感觉所根植的整个背景的变化,甚至在我们尚未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之前,各种事物就已经改变了。通俗地讲,存在论转移就是指发生在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的数据搜索功能可以一下子找出我们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在几纳秒的时间内,微处理器便能吞吐大量的数据;构建网络平台可以实现远程教学。这些实践足以证明,我们将计算机引入生活以后,世界本身得到了很大的改变。由此,可以说计算机实现了存在论的转移。
谈论“虚拟现实”,不是指稍纵即逝的幻觉,而是研究人类生命和思想层面上意义深远的转移,即研究形而上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使命本来就是要询问存在者之存在,或者进一步说,它追问的是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所谓存在的根据,海德格尔指的是决定存在者的“生成、消亡和持存中的某种可知的东西”。[10]虚拟现实创造了一种实在的新型关系,它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在人工形式下再造我们的世界。虚拟现实系统可利用网络空间来表现物理空间,甚至在传送实况过程中,我们能体验到遥在,同时,支撑着网络世界的数据,却将用户从驱动其躯体的内部生物能中拉走,进入虚拟的实在情境中。参与的观念已经深入到虚拟性的核心中,并且用户已成为在互联网运作的媒介。麦克卢汉关于人类的想法,即人类的感官或多或少地与各个媒介有联系,他也建议过“用户是所有媒介的内容”。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曾经提出:“从延伸和代替手臂的棍棒演变到赛博空间中的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对实在进行摹仿、倍增、多重使用和改进。”[11]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存在论优先于认识论,批判现代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它致力消解真实与虚拟的“二元”。在后现代的视域里,媒体技术实现了人与媒体的交往,实现了存在论的转移,暗示着人和媒体的和谐与协调。至此,我们可以系统地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角度理解具有上述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与媒体的关系,具体归纳为表1:
现今生活中,人类不仅要学会应用媒体技术,更应充分注意到媒体技术更深层次的文化涵义。媒体的身影随处可见,媒体的进步与发展伴随着理论的不断充实与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对媒体的研究将会越来越成熟,教育技术也会在研究人与媒体技术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发展。由于人类历史是一条自我意识之路,所以随着对媒体认识的进一步加深,我们也将会增加对我们自我的认识。
参考文献
[1][6]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媒体等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8]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7][11]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社交媒体的定义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马克思主义
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国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中国价值理念，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对于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树立中国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信息社会的发展，媒介对于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无法忽视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探索马克思的传播思想，进而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发挥传播媒介的有效作用，在实践层面上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
1媒介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
媒介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密不可分，媒介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党的十提出的“三个倡导”能否落到实处。我国正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环境自由，各种思潮涌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媒介教育由于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更加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弱化
市场经构和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为多元化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市场经济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对各自利益的谋求和维护，必然会对社会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判断和选择呈多样化，进而带来道德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元化道德价值取向并存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情况，这种多元化的道德价值取向冲击着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础，动摇着原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高过其他层面的追求时，社会精神生活匮乏，人与人、人民与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些关系变得紧张。市场经济带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产生强大的冲击，使原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压力之下作出妥协和调整。
1.2我国媒介教育的现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以及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努力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而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面对当前复杂的媒介环境，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公民媒介素养水平还有待提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媒介成为一种工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媒介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因此，要保持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就需要积极提高国民的媒介素养，强化媒介认知、批判和运用能力，抵御外砦幕的不良影响，这对于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3媒介教育的缺失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极影响
当今国际环境全方位开放，中西方文化处于相互冲击和融合之中，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对主流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失去了强大的凝聚力量。党的十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号召，这是需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凝聚智慧和力量并长期奋斗的重大任务，同时也是大众媒介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网络媒体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和规模传递海量的信息。如何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效信息、正确解读信息内涵并根据自己的需要理性吸收就变得尤为重要。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每个公民都成了生产和传播信息的主体，这也对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未实现普及，国民的媒介素养水平普遍偏低，人们对于流传在网络中的信息难辨真假，在不加证实的情况下往往跟风转发，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原则
2.1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总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者和奠基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包括两部分主要内容，一部分是关于对新闻本源、新闻本质等诸多新闻传播领域基本问题的看法。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新闻专业教育更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弘扬和谐、文明的时代主旋律，树立诚信、友善的先进典型，凝聚社会正能量。
2.2遵循传播的内在规律
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因其覆盖面广、影响范围大，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影响国家生活、政府形象、群众情绪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因素，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和主要阵地。所有阶级和政党都希望利用自己的舆论阵地，开展新闻宣传。新闻媒体同时作为新闻、信息的聚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是体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第一功能，是传播新闻舆论引领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
近来，主流媒体加强与新媒体的互动，及时从新媒体中获取舆论动向。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人们思想活动发生深刻变化，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主流意识形态，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中又对社会主义核心体系进一步凝练和发展，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3大众传播媒介功能异化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当我们观望大众传播媒介如何深刻改变着社会交往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忧虑相伴而生。一旦这些急遽发展的科学技术闯进活，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那么一种新的异化也就产生了。即文化的媒介化。也可以说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作为现代技术发展的产物，给文化的生产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成长空间和传播手段，并改善着大众文化传播的民主化进程。但科学技术的不断渗透，又使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一种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失去了更多的审美性与人文关怀。文化的技术化使工具理性充斥着文化领域中的价值理性。文化的工具性充斥着文化本身应该固有的价值理性。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
3.1保障物质与精神交往相统一
在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里所体现的观点中，不仅物质交往决定和影响精神交往，精神交往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物质交往。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精神交往和精神生产有着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恩格斯认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过程中，除了要重要物质交往对精神交往的作用，还要重视人类精神活动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重视精神交往的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
3.2迎合宣传对象的心理需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文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的创新，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各阶层如政府、媒体、企业和学校创办的文化活动都以唱响时代主旋律为己任，成为宣传先进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先进的价值观念以及先进文化的代表，如果深入人心首先必须要实现话语转换。如果没有及时转换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即使各种文化传播通过载体和形式的创新只能获取传播范围的广泛，但不一定会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衡量传播效果的首要标准就是人们是否接受，是否转换为大众的话语甚至是形成相对应的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要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才能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认同的基础。
3.3推进新媒体互动中达成价值共识
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必须与r俱进，不断创新。新媒体的出现，不仅实现传播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传播形式以人民为主体；传播内容以事实为依据的自上而下的宣传方式之外，更重要的是实现更为科学传播方式――互动传播。
在中国，党政权力组织拥有权利、媒体等主场优势。如果不能发挥好主场优势极可能转变为主场劣势。充分发挥主场优势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主动应用媒体、报刊公开信息，这可以适当扭转主场劣势，让群众言论自由，并对于一些言论和评论做出正确的回应，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还可以让民众在互动中达成价值观共识。网络是一种信息和意见的平台，也可以起到让民众发泄不良情绪的这样一种作用。
我们不能让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大众文化毒害人们的价值观念，要避免传播方式的单向化、庸俗化及流行化；也不能使得传播内容由于极高的复制率使其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否则，我们在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过程中会让公众产生逆反心理，而背离最初的理想效果越来越远。因势利导，有效规避各个因素对传播活动的负面影响，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大众化过程中起到有效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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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社交媒体的定义篇4
然而，虽然nGo对于社交媒体趋之若鹜，也不断的希望通过运用社交媒体来有效节约成本，扩大传播效益，但在实际执行时，不免遭遇到因为社交媒体特性所形成的挑战：
挑战一：nGo公益慈善信息容易被在社交媒体传播的海量信息所掩盖
社交媒体的出现大量丰富了人们摄取信息的选择，其多元的传播渠道带来了相对丰富且五花八门的传播内容。海量的传播内容分散了受众的注意力。同时，受众群在遇到强迫信息曝光的情况下，容易排斥和抗拒信息，最简单而直接的表现在对于充斥广告的网站、看电视遇到广告会选择换台回避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nGo传播的信息很容易就被其他的无效信息所覆盖，甚至容易因为别的强迫信息而造成负面的情绪影响，最终造成社交媒体的无效使用。据调查，在国内的大中城市，人们每天面对的广告信息达到了1000余条，面对如此庞杂的广告信息，受众如何从中获得深度或是正确的传播信息呢?公益平台的品牌传播、捐助或公益慈善活动的宣传，如何从信息丛中跳脱出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有效地聚焦主导人群，是nGo使用社交媒体传播所面临的首要挑战。
挑战二：社交平台信息认证机制不足，可信度受到质疑
社交媒体的传播门槛较低，人人都能够利用这个平台进行传播。原本是信息接受者的受众跃上传播平台之后，都可以将自己的感受、见闻、臆测进行传播。信息来源的信度和信息内容的公正性及平衡报道，都不受控制。传播信息者，非但不需要是新闻专业，更不用是行业或领域专业，人人皆可抒发己见，而其他的受众对于这些信息也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的真实性也在不断地再次传播过程中流失或者遭到篡改，造成信息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传统谨慎的发言模式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推动力度弱。正确有效，能够受到关注且容易传播的信息是传播面临的一大问题。
挑战三：社交媒体受众犬儒性，以放大镜检视所有失误
韩寒曾说过：“我不喜欢使用微博，使用微博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人人都是好人，但如果人人都是好人，现在的社会不会是这样。”社交媒体的本质就是网络的分身(avatar)，在生活中无法满足的，便会在网络上寻求补足。因此，对于公理正义的追求、对于道德礼法的规范，乃至于对于所有大小缺失的强烈批评喊打，是社交不可避免的弊病。受众期盼在自由交换信息和意见的平台上发出理性的声音，道德的声音，构建人们向往的理想化却不现实的世界。这种犬儒的特性容易和社交平台的群性产生连接，造成人人都可以是警察、是法官，以“人肉搜索”的方式，对所有不公进行网络私刑，却缺少了程序正义和理性判断。社交媒体为大众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由交流的渠道，但网络情绪不该越界。人们在社交媒体里正义却在现实社会里懦弱。以“郭美美事件”来说，只要在网络上已成定案，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也极大。因此，nGo如何经由媒体管理、危机管理将公理正义的期望转为正面帮助nGo的力量，也是使用社交媒体的一大课题。
挑战四：社交媒体信息讲求快速，传播面临片面性
社交媒体的即时性是一大特点，近年各项大型活动都在流行网络直播，微博直播的形式。各界名人也都利用微博的即时互动性来进行微访谈、微白板等活动。以微博为例，每则140个字节的信息，每天各个受众不断的评论和转发相当容易造成信息的流失。另外，新媒体传播信息的接收主体人群多为年轻一族，年龄在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由于受网络电子运用知识的限制，对社交媒体的关注与应用不多。年轻群体对于信息的接受要求广度而非深度，社交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因此，信息接受的片面性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如何在可能接受片面信息的群体中，有效、精准、快速的打中人群的关注点，同时避免受众对片面信息的曲解是nGo面临的挑战之一。
面对各项挑战，nGo需要有效的运用策略，才能使社交媒体成为对于公益慈善传播有效的平台。具体来说，nGo使用社交媒体传播，有以下四个策略重点：
1 合作性：互补双赢
nGo与社交媒体的合作应该从单纯的使用平台，提升到特性定制，有目标性的合作。这样一来，除了提升社会影响力和nGo的信息辨识度外，更能使nGo的信息有深度的进行传播。
以开心网为例，目前国内已经有18家公益机构成为其合作伙伴。nGo真正地被开心网重视起来起源于一个“玻璃女孩”小嘉宁的故事。小嘉宁在一岁的时候，就患上了“全身型幼儿类风湿”，她的全身关节被破坏，几乎成了传说中的“玻璃娃娃”，一碰就有可能造成骨折的危险。为了治病，小嘉宁的家已经欠债累累，面临停药的困境。这个帖子在开心网上受到近万人的关注，还引起网友热议在网上捐款资助。开心网从中意识到，借助于这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机构，开心网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平台。开心网作为nGo的维护和宣传推广的平台，为公益机构提供了稳定、通畅的网络平台的同时也起到与nGo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对于nGo和社交媒体来说，共同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平台将会帮助双方达到公益与舆论的“双赢”的发展态势。然而，nGo在与社交媒体合作加强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的同时也需要思考，越来越多的同质性团队加入到社交媒体中，如果不在合作的同时思考如何进行特色传播，成为市场跟随者的后果，就是传播平台未能发挥预期成效，合作依然无法将社交媒体的特性得到体现，造成再一次的媒体浪费。
2 持续性：制造亮点
nGo制造亮点不是简单的噱头，
而是有意义的创意才能让公益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的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并保持长久的被关注。有创意和意义的公益活动才有足够的吸引力让支持者从“声援”到“动员”直至行动起来。nGo作为长久性公益慈善的载体，除了每个活动期间的宣传要有明确的预热一升温一高潮一保温的过程以外，还需要不断地制造话题和焦点让受众群关注和讨论。
nGo多是为广大受众发出声音的，什么样的声音最贴合民意，nGo在这方面要保持灵敏的嗅觉，才能找到真正吸引人的点子，并能够让大家自愿地参与其中。以“科学松鼠会”为例，作为一个普及科学知识的传播公益团体，运用各种社交媒体进行整合，已持续包覆式的线上线下活动，有趣、活跃的科学传播方式(如：阅读沙龙，达文西行走中队，科学嘉年华等)，有创意的活动迅速赢得了数十万国内外科学爱好者的口碑。事实上，把科学这样严肃的领域以幽默感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已是足够的亮点了，松鼠会以更多的创新活动让科学流行了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大众参与。
3 互动性：倾听反馈
社交媒体的重要性在于人人都同时为媒体和受众，这样的特色要求互动交流，不同于传统媒体简单的单向传播，社交媒体要求更多点对点，人到人，用户对用户的沟通交流。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交流的特性，社交媒体能够更有“人味儿”，更加直接。nGo与支持者在社交媒体(如人人网，开心网，微博等)平台上的互动，要注意避免信息真实性在反复被传播的过程中的流失外，更要注意保持点对点的倾听和反馈，这种富有“人味儿”的互动，能有效的进行深度的传播。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中转的媒介将nGo与支持者的沟通距离大大缩短，信息直接、快速、真实地在双方交流中被认可，人们的参与度也会大大提高。
网络的特性决定了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平等关系，传统媒体不再是受众接收信息的唯一途径，而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相互交换信息，发出更多的声音，对传播者起到一定的影响力。美国一家服装公司(americanapparei)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回应用户在twitter上的留言，并与顾客在twitter上直接沟通交流。aa服装公司的粉丝会在自己的blog中提到喜欢这家公司或者他们的产品，还会把twitter作为他们文章分享给这家公司的管道。公司在账号中收到一条来自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拍摄他妻子穿aa品牌衣服的孕妇照片，并将其作为aa服装宣传的广告创意，以体珊衣服的舒适可爱的特质，并成为公司在线广告效果最好的宣传之一。信息量不断的增加和支持者及时的反馈，对于nGo来说是一个学习思考和积累信息资本的过程，支持者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在打开眼界的同时也为公益事业积累了更多的激发创意的灵感。当然，对支持者的关心并给予鼓励和支持，能够持续有效地维系nGo与支持者的关系，这样才能把nGo致力于公益慈善的事业经营的更长远。
4 名人效应：借势顺势
近年来，名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像是姚晨和王菲使用微博的案例充分的说明名人也在利用社交媒体的特性来吸引不同年龄层的支持者，累积人气。名人微博的粉丝很容易就可以达到几十万人，发送内容经常被一再转载，粉丝的崇拜心理和明星的榜样作用要通过名人的社交平台进行推广传播并不难。很多明星也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维护其健康形象的同时也为推动公益事业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社交媒体的定义篇5
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也处于集中凸显期和爆发期，社会冲突的极端形态之一就是大规模的突发性群体事件。
在我国，“群体性事件”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定义，“群体性事件”曾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
突发性群体事件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的，由一定人数所组成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群体，采用在国家规定的渠道和程序范围之外、不被国家认可的方法和手段，直接或者间接地向国家表达利益要求，其爆发速度快，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政府必须在短期内进行处理的事件。
社交媒体的概念是从web2.0演化而来，2005年奥雷利(tim0fReilly)正式提出web2.0的概念：“社交媒体(Socialmedia)的概念2007年由安东尼·梅菲尔德提出，他将之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
本研究力图发现社交媒体的传播学意义方面特征，并给出相应的定义，总结出它的传播机制。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设计理念如下的软件：用户以稳定的身份为核心，每一个用户及其传播的信息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节点，节点之间彼此相连构成开放的社区并分享信息，这样的软件被称之为社交软件(SocialSoftware)。社交媒体是基于社交软件构建的互联网平台，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开放式平台来共享信息知识并参与对话。社交媒体有去中心化、快捷性、开放性、平等性、参与性、互动性、整合性等特点，一般系统论的奠基人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成分的总体”。系统具有整体性、动态性、有序性和目的性等特征。
一、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系统构成
突发性群体事件系统主要由社交媒体、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社交媒体用户与政府等方面组成。
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社交媒体和政府是三个基本因素，在当今传媒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用户也参与到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通过社交媒体：在互联网上传递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信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此争取社交媒体用户的支持，引导社会舆论，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社交媒体用户在这个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决定舆论的方向，也可以对三者施加压力，从而决定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展方向，下面具体分析这四个要素：
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是指参与到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的民众，他们直接参与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过程。在本研究中，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指的只是直接参与到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的民众，不包括进行网络围观的社交媒体用户，这是因为，尽管社交媒体用户在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解决中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但从决策的角度来说，是那些直接参与者，而不是社交媒体用户，决定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爆发和结束。
从占有信息的角度来说，政府具有天然的优势，有统计表明，在当前中国，“政府部门掌握着社会信息资源中80%有价值的信息和3000多个数据库”政府在突发性群体事件中具有主动的地位，政府的应对是关键。
社交媒体运营者在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社交媒体、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社交媒体用户与政府系统中是中介因素，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的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和政府都力图通过社交媒体控制信息走向进而控制舆论，使事情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社交媒体具有双重内涵：社交媒体一方面是信息传播的平台，另一方面又是具有大众传媒特征的媒介组织，因此兼具工具性和组织性两种特征。因此，社交媒体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比较复杂，它既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和社交媒体用户用以发声的工具，也是大众传媒的一种形态，它可以通过推动“热门话题”等方式，对突发性群体事件进行议程设置，推动或者隐匿信息的传播。
此外，社交媒体还有自身的利益需求，有作为经济组织的一面，需要通过市场化运作获取自己的利益，社交媒体最大的收入来自广告商，而广告商又是根据社交媒体的使用率来确定投放广告的金额，为了吸引受众，社交媒体夸大或者歪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司‘能性。
在突发性群体系统中，社交媒体用户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突发性群体事件当中，但他们在互联网中对突发性群体事件信息的传递和对共同话题的讨论，影响着舆论的方向，也可以对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社交媒体管理者和政府施加压力，从而促进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展。
二、突发性群体事件系统之间的关系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解决，有赖于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与政府关系的博弈，社交媒体在其中起到工具性的作用。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希望通过社交媒体，扩大影响；希望从社交媒体用户那里获得道义上的声援，形成社会舆论：希望政府能够满足自己的具体要求。社交媒体用户希望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能够坚持自己的正当要求直至事情解决，并希望藉此推动政府进一步改革，促进社会进步；希望通过社交媒体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传播自己的要求。
社交媒体希望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作为持续的消息来源：希望吸引更多的社交媒体用户，增强自己的黏合力：希望政府呼应社交媒体用户的要求，进而凸显自己的影响力。而政府则希望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减少事件影响，尽快平息事件：希望能够通过控制社交媒体，减少信息传播；希望社交媒体用户不参与不扩大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网络信息传播，尽快消除网络影响。
在整个系统中，社交媒体居于巾心地位，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希望通过社交媒体影响社交媒体用户，进而生成舆论影响政府，社交媒体用户则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讨论，形成舆论影响政府，政府则希望通过社交媒体影响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和社交媒体用户。
从本质上讲，社交媒体能够影响舆论的生成，这是社交媒体影响力的根源所在。而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将影响到系统的发展。
三、突发性群体事件系统的运行演化
突发性群体事件在社交媒体条件下的演化过程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第一，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直接向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积极回应并如愿满足他们的诉求，从而促成事件的积极解决。此种情形是一种常态化的问题解决机制，不容易引起媒体和网民的注意。但这样的解决发生，政府和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的损失最小而收获最大。
第二，政府一开始并没有回应并满足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的要求，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通过社交媒体自己的要求，并在现实生活中采取如聚集、游行、示威等活动。这会导致以下后果：
1．该事件没有引起社交媒体用户的注意，不成为焦点。没有引起社交媒体用户的注意，其信息就会迅速沉没。这会导致：(1)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放弃了抗争。(2)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将事件闹大，继续抗争，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当然，有些事件由于缺少吸引社交媒体用户的因素，比如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提出的要求过于苛刻，缺乏道德上的吸引力；事件本身缺乏新闻要素：政府对相关信息控制过于严格等等；因此无论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怎么努力，都无法引起社交媒体用户的重视。
社交媒体的定义篇6
关键词：新媒体;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5-0081-04
基金项目：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党的执政形象建设研究”（GD14YDS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阳松（1983-），男，安徽宿松人，博士，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州青年运动史与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党史党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研究。
当今时代，新媒体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一个基本环境，是当代青年信息接受和传播的主要平台。新媒体所传播和呈现的信息对当代青年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对其价值观的形成和嬗变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事关民族兴衰和国家前途。”[1]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从新媒体视角探讨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媒体与当代青年价值观生成的内在关联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主要是指依托现代数字技术、互联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当代青年接触和使用的新媒体主要有以互联网为技术依托的手机等触屏媒体、BBS、QQ、微博、微信、数字杂志、数字电影等。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以其自身快速的传播方式和海量的传播内容吸引着大批受众特别是青年这一群体。2014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了《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手机上网人数首次超越传统的pC使用率，而在这庞大的网民中80后成为主力，30岁以下的网名比例占到573%，40岁以下的网名占到807%，在校青年学生的上网率几乎达到了100%。无独有偶，由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广告研究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公关的《2014“媒介・消费”中国青年调研报告》显示，20―30年龄段的社会青年上网率高达90%，微信使用率为823%，微博使用率为711%。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以其独特的功能和魅力强烈地吸引着最易接受新生事物的青年群体，已经成为青年群体获取信息和交流沟通的主要渠道，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青年原有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观念模式，其价值观的形成与嬗变越来越受到新媒体的影响，这种影响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新媒体的“交互”传播模式传递和展现的多元价值观，使得当代青年在价值选择上产生茫然。以电视、广播、报纸为载体的传统媒体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通过其“舆论导向功能”“议程设置功能”“把关人功能”等方式向人们传播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人们无需选择也不能选择。“在传统媒体面前人们只有看或者不看的选择权，并没有看什么的选择权。”[2]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颠覆了这一传播格局，较之于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模式，新媒体“交互”传播特征展现的是“人人即媒体，人人即记者”的个人信息时代，人们能够及时地通过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发表自己对某一事件的看法和评论，也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他人对某一事件的观点，这些没有经过过滤的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出现，使得各种信息和观点纷繁复杂，对同一件事的看法和评论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对，更有看法和观点挑战传统的价值底线，这些看法、评论和观点所传递的价值观，使得尚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当代青年在价值选择上表现为茫然。
二是新媒体信息传播所呈现的即时性、开放性特点，很容易使当代青年在价值取向上产生困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各种新兴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青年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时呈现的即时性、开放性特点，使得新媒体所传递和展现的信息具有多元化特征。各种不同的信息充斥网络，不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这里汇集交织，各种传统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主流的、非主流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扑面而来，其中不乏有西方腐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以及各种消极、反动和非健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甚嚣尘上，这些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对青年价值标准的选择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很容易使他们在价值取向上产生困惑和紊乱。
三是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左右青年的价值判断，使社会青年在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容易颠覆自我，造成自我价值混乱。青年是一个人成长过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青年的主体意识不断得到增强，社会参与与社会责任感也随之上升，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未定型，其社会政治态度和认知社会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冲击和左右。一些社会青年是非判断能力不强，辨别信息能力有限，很容易受到新奇、怪异东西的吸引和不良信息的影响，难以对价值客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缺乏判断能力反而很容易出现颠覆自己的价值判断，衍生出“从众”的价值社会心理。由于网络信息的广泛性，青年在互联网上接触了许多主流媒体报道里没有的东西，面对网上眼花缭乱、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很多社会青年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从而认识和判断事物越来越不是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内在逻辑，而是更多地依赖传媒和大众的描述和呈现，把媒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作为自己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准，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媒体不仅给我们的青年提供海量的信息和知识，而且在传递信息和知识的进程中引导人们做出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生成或在重构人们的价值版图，从而表现为颠覆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判断从而造成自我价值混乱。
二、新媒体视阈下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困境分析
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一场新的传播革命。传统媒体环境下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培育多是自上而下单向度的，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和破坏，而新媒体所开创的信息传播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使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引导和践行变得复杂艰难。
首先，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与传统媒体传播信息不同，新媒体传播信息有着更为强烈的综合性，“应有尽有”是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一个显性特点。相关统计表明，目前通过新媒体等传播的信息中有过半是不良信息，这些不良信息主要集中为四个方面：一是暴力色情类，如各种、色情、暴力等低俗信息，各种缺乏监管的成人信息，各种、犯罪、等教唆信息;二是挑战道德底线的各类信息，如散布谣言破坏社会稳定等各色各类不负责的信息，违背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公序良俗的各种封建迷信、信息等;三是各色颓废腐败类的精神污染信息，如宣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不健康的信息以及各色各类不健康的游戏娱乐信息;四是部分西方敌对势力有目的针对性强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信息等。这些信息杂糅在一起，兼之新媒体信息传播本身的隐蔽性、广泛性、盈利性和监管不易等特点，为不良信息的滋生传播带来了生存空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培育环境变得更为复杂。
其次，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变得更为困难。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以其快捷、互动和高效率的沟通在当代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共振，成为青年群体获取信息和认知世界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与此同时青年群体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塑造的重要阶段，易于接受新事物，追求新潮、新奇、新颖的思想观点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对“政治宣传”和“政治说教”普遍不感兴趣甚至有较强的逆反心理，这就直接动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而网络上充斥着的各类各色新奇观点和信息正迎合了其心理特点，与这类信息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更为“普通”令很多青年“不屑”，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宣传和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总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一系列宣传、教育等手段展开，本身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控性，这种自上而下的宣传和教育方式在新媒体环境下很容易遭遇到互联网的截击，“台上讲的”与“网上说的”不一致，而现实中对这种截击的可控性和监管在新媒体环境下普遍较弱，很多时候教育者和宣传者宣传的内容和材料，在网络上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论调，给青年群体的思想和价值选择造成疑惑和混乱，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培育变得更为困难。
再次，核心价值观培育目标的实现面临更多挑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本质上是人类基于信息化技术特别是数字化技术所构建出来的“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比较有本质区别，但正是这种“虚拟社会”使青年群体能够暂时逃离现实，抛开世俗世界的各种偏见和限制，在没有任何约束的前提下可以挑战一切进而达到自我满足。在这种“虚拟社会”中，多数人是以虚假或匿名的身份在网络等新媒体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这种多重角色的相互冲突、虚拟身份与真实身份的相互矛盾，使他们无法将网络中的“虚像”同现实中的“真我”统一起来，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其自身真诚性的缺乏和对他人真诚性的怀疑，减小了交流的可信度，直接影响青年诚信度的提升;同时借助新媒体的各种载体，很多青年人在网上可以与网友甚至陌生人侃侃而谈，能够充分发挥其内在的智慧和幽默的交际才能，但在网下现实交际中却不善言辞，导致其现实人际交往的勇气与能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与培养，在现实中更加沉默寡言，性格更趋内向，严重影响个体社会化进程，这种过分依赖网络的间接交往而疏于现实的直接交往的人际交往方式，直接导致他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封闭，严重者甚至出现人格分裂，很容易使其出现道德意识弱化、责任感降低等，严重弱化了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目标的实现。
三、新媒体视阈下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新闻媒体要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要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形势，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要善于利用积极因素，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多渠道多途径推进。
首先，要积极完善新媒体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相关制度建设，努力净化现代媒体的社会环境。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相关领导机制。当前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高校相关部门要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明确职责，培养一批既懂新媒体传播技术又懂教育宣传工作的新型领导队伍，使他们成为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引导者。二是要建立完善的相应的系统培育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长期、系统的规划，各级相关部门要强化制度保障，特别是物质保障和技术保障。另一方面要切实净化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社会环境。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从实际意义上改善其成长环境，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完善现代媒体政策法规建设，加大网络环境治理力度。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保证，要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要通过立法规范，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大力消除媒体的不良信息和不健康的信息，净化网络信息环境，引导青年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营造文明健康的网上环境，改善青年价值取向选择的外部环境。同时要进一步加大网络法制和网络道德观教育，充分发挥法制和道德的规范约束作用，及时了解网上信息和青年的兴趣爱好，通过加强网络管理来加强网上宣传和引导的针对性，同时加强网络信息的监控，通过建立各类防火墙，安装网络信息净化器等措施，突出信息检查和过滤，对网络环境和传播渠进行切实净化和有效监管，为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提供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
其次，要强化当代青年的网络观教育，增强青年的媒介素养和媒介辨识能力。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是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第一次提出，是指在人们面对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和思辨批判能力的总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特别是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和批判能力尤为重要，是衡量一个人的媒介素养的重要指标。当代青年只有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才能正确有效地认知新媒体，才能具备辨别网络信息是非的能力，才能对不良价值观具有抵抗能力，但当前社会青年的媒介素养现状却不容乐观。大量调查和研究显示当前我国青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普遍较弱，绝大多数还处于自发状态，网络媒介知识和运用能力不足，对信息的深度解读能力、批判质疑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等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处于较弱水平，轻信、偏信甚至盲从网络信息呈现较为普遍现象。[3]提高当代青年的网络媒介素养，强化网络观教育，已经成为培育和践行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内容和必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提高和培养青年媒介素养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青年媒介素养教育和提升，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配备师资力量，定期开设宣讲相关媒介素养报告以及各种相关知识讲座，普及新媒体相关知识，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提高媒介辨别、批判能力，强化媒体道德意识和法律法规观念。
再次，要把青年群体经常登陆的主流网站打造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培育阵地。青年群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校学生或已毕业的各类学生，人人网、校园网、BBS以及各种论坛是其最主要登陆的网站之一，要切实把其打造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宣传和培育基地，但相关调查研究显示当前校园网、BBS等网站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在传递通知等信息方面，校园网做得比较成功，但是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方面效果不理想，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加强。”[4]调查显示多数青年学生就其校园网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持有“冷漠”甚至“反感”态度，当被问及“当出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页时的反应”时，只有36%的人会仔细阅读，586%的人都会“草草浏览”或者“关闭网页”，有378%的学生会“选择性浏览”。青年学生对网络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的冷漠态度值得反思，而受访青年学生之所以对网络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有冷漠态度，因为“说教色彩太浓”占调查人数的513%。[4]把人人网、校园网等网站打造成为培育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台，需要我们结合当代青年的特点，调整宣传内容和革新宣传的方式方法，一方面努力降低网络宣传的“说教色彩”，将显性宣传与隐性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时政新闻的相关剖析和影视舆论资讯的相关解读中，激发和引导青年的思考，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核心价值观的魅力。另一方面避免单向度传播，建立其在校园网上互动交流机制和相关交流平台，特别是对青年在校园网、高校论坛，BBS等媒体平台上显露的思想困惑及时予以回应，表现的价值观错位要及时予以引导，不断提升互动交流的频次和深度，在潜移默化中使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真正内化为当代青年的一种自觉行为。
最后，要创新新媒体环境下培育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手段方式，对青年群体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给予及时回应，有效引导。这就要求一方面在青年群体中有意识有目地培育一批媒介素养高、政治素质较强的网络舆论宣传队伍，培育一批在社会青年群体中知名度高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网络大V和网络评论员。要特别重视网络舆论领袖、网络大V在引导价值观方面的作用，“根据‘两级传播理论’，信息先从媒体流向舆论领袖，最终传递到一般手中的信息大多融入了舆论领袖的个人观点，成为不同于原始信息的‘二手信息’。与信息源相比，一般受众更容易相信舆论领袖的观点和意见，一般受众根据这些‘二手信息’来判断现实、指导行动。”[5]另一方面要培养一批网络舆情收集员，建立健全网络舆情收集机制，更好地洞悉当代青年群体的思想变化特点，更好地把握当代青年群体的兴趣话题和出现的各类思想困惑，宣传教育工作者等有关人员要通过相关平台及时解答、及时回应，切实提高青年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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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露.互联网时代如何执政[m].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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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定义篇7
关键词：新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学生路径
一、新媒体概述
21世纪，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信息化社会已经到来，新媒体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人们的影响方方面面，已经成为社会思潮渲染和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什么是新媒体呢？新媒体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相对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是一种新型的媒体发展形态。一般来说，广义上的新媒体包括的范围极广，主要有网络媒体、手机以及手机滋生的信息传播媒体、数字电视媒体等。由此可见，新媒体主要是利用互联网、数字科学技术、区域网、无线通信网络、卫星等渠道，以电脑、手机、数字电视为终端，向接受用户提供和传播相关信息的传播形态。
二、利用新媒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研究
新媒体的产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无论传播内容、传播速度还是传播形式都与以往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讲，新媒体的出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提供了诸多条件。那么如何发挥新媒体的优势，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呢？笔者结合相关的理论，并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探究了一些路径和策略，希望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夯实新媒体开发和利用，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平台建设
新媒体的建立和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信息化社会应该夯实新媒体的开发和利用，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教育的平台建设。利用新媒体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应该做到与时俱进，规范化地建设好、利用好互联网和通信网络，管理好计算机、手机以及数字化新媒体，正确定位新媒体传播坚持的原则，做到跟随百姓，反映生活，真实客观，密切联系群众，并使用简易通俗、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相关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潮以及国家大政方针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看上去很简单，但从理论上来分析还是比较抽象的，所以在使用新媒体开展教育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个性化、人性化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落到实处，深入到社会大众的骨髓当中。比如通过互联网，制作形象化、生活化的教育视频，创建多元化的电子期刊，开展个性化的网络活动等。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社交平台、QQ群、微博等新的传播媒介，实现互动式交流和学习，通过一定数量的形式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现既定的教育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政府结构的事情，也是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的事情，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要发挥自己所长和所掌握的新媒体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这样不但可以实现自我教育，也能起到一定的社会教育的目的。
（二）培养“红色大V”，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随着网络的普及，在虚拟世界也需要培养网络世界的榜样，同时把日常生活中的模范人物通过新媒体传播给社会大众，比如培养“红色大V”，发挥他们的作用，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在网络化社会，微博“大V”（意见领袖）的地位极高，社会影响力较大，他们在网络上的信息、发表的观点、关注的事件都会对社会大众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大V”们发表的观点能直接影响网民的思维和意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V”对某一事件的看法可能成为一种议题走向，甚至对事件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新媒体发展的今天，培养“红色大V”就显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应巧妙利用“红色大V”，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通过恰当的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网络、微博，依托互动，在网络虚拟世界将先进典型现实化，使他们更加真实可靠、可亲可敬、可学可用，从而充分发挥其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的正面作用。
（三）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资源的融合，形成强有力的传播合力
新媒体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下，我们一定要看清社会发展形势，了解社会大众获知相关信息，特别是有关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和社会价值观。有些社会受众，比如基层人员、偏远山区的人们等，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他们还不能使用新媒体，所以要想全面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我们在发挥新媒体应有作用的基础上，还要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资源的融合，形成强有力的传播合力。传播学上，传播的媒介之间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当下，不能对传统媒体进行一刀切，要学会融合两者，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实践证明，只有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加以融合，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更具实效性。新媒体具备信息量和技术优势，传统媒体则在信息资源和权威性上更胜一筹。在新媒体和传播媒体整合的基础上，通过资源整合，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既拥有上游权威性的传播内容，也占据了中间高效、多样的传播平台，以及终端分众化的受众群体，这样势必会大大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郑萌萌.新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J].传媒，2014（8）.
社交媒体的定义篇8
关键词媒介化；驯化；人际传播；媒介进化论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1）34-0008-03
报纸在17世纪出现时，人们开始担心“公众也许会对上层社会的行为和意见过于熟悉”；19世纪，戏院被视为导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后是广播和电影；20世纪60年代，电视成为主要的被指责的对象，为大部分青少年犯罪背负了责任[1]。而今，人们还未从网络带来的惊慌失措中走出来就必须得面对新媒介的崛起和媒介融合的生态激变。每次都要站在不可预知的背景中理解媒介的进化，因陌生而紧张。作为媒介理论的研习者，我们所紧张的并不是新媒介的神秘色彩，而恰恰是全面进入现代化生活后的媒介化生存现状。自然化、社会化、媒介化的行为为我们构建出现代化的基本生存空间，而媒介化则为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回返至自身，并将自身表示出来的出口。同一条信息，通过电视和电影传播后就会变成两条不同的信息，通过书信和邮件两个不同的媒介传播后就会产生两种传播行为，这些媒介化行为在脱离自然的社会后期待被给予诠释和凝练。笔者尝试通过对媒介化社会行为、家庭意义的变迁、媒介与人际传播的互动、科技与媒介化4个方面给媒介化做以描述，而描述本身足以说明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力。
1媒介化行为
需要和远方的家人联络，我们可以采取网上聊天、发邮件、打电话、传真、或者从邮局快递一封信，这些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和需求而自觉采取媒介化活动的简单的行为，它们和媒体有关并构成了媒体的互动，因此使用媒介是最基本的媒介化行为方式。媒介影响力取决赋予行为的最终意义，它是通过自觉的行为选择来实现的，而这正是媒介化的根本。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人与媒介的互动在行为模式中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行为在发生时能够自觉形成或者产生了另外的选择，从而进入媒介化社会空间中。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暂且把和家人联系的愿望转接到已完成的媒介化行为――这封信件上，信可以被收藏也可以被阅读，收藏是媒介化相对静止状态，阅读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需要参与某种动态的传递（知识、经验、媒介本身）。人们通过阅读了解信息或者对信息解读，但是阅读行为本身却隐匿了媒介对人的影响――是什么引发的自觉媒介化行为。阅读本身作为接触媒介后的“条件反射”是对媒介使用的经验认知，这种认知来源于在媒介和社会漫长进化进化史中沉淀并最终内化为人自觉的选择。从金文石刻竹简汉帛到纸张电子书媒介承载了语言的变迁，阅读的动作也从搬动到翻阅再到点击自动播放，每种媒介都制定了其特有的适应行为，这种行为成就了人的媒介化行为方式。媒介引发了媒介行为，但是貌似我们不能完全的将其归结在媒介影响下，毕竟更难以解释是谁影响了生物进化的灵感创造了眼睛和耳朵。难道对于古老的追根溯源我们这样理解：眼睛、耳朵创造了看、读的欲望，而看、读的欲望引发了媒介的诞生和接近媒介后的特殊的行为方式。
信最初传达的是私人空间的话语方式，然而戏剧化的是这封信有时还要面临被公开刊载的机会，略过公开的内容和初衷来理解的刊载是对“实质意义上”的信本身媒介化的过程，它通过某种渠道进入了公共视野，通过一种媒介行为走向另一种媒介行为。之前相对于实现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媒介化行为的理解方式无法转嫁到现在的状况，我们尝试分析这一更加复杂的媒介化历程：信本身已经是媒介化的输出结果，而它的再次媒介化传递赋予这一结果更多的意义，从私人语境到公共空间如果没有维护完全可能被利用、被篡改、被解构意义、甚至重新编排，这一媒介化历程充满未知，最后产生的结果会被用来满足不同人的感情的、经验的各种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媒介有机体①开始参与其中与社会激烈互动，担当着寻找需求和欲望的重任。当然，之后它不会完全停留在这里，可能会在网上被上万人分享和评论着，转身印在时尚的环保袋上成为时尚界的新宠，被改编成小说或者电影发行出版，亦或直接载入史册流芳百世。最终，媒介化行为超越了媒介本身的控制，想象的快速蔓延，而我们阅读的绝对不在是一封“实质意义上的”信了。
2媒介化的社会关系
媒介在为拓展社会关系或个人经验的表达提供便利的同时，似乎极少改变获得社会角色的方式，但媒介似乎极大地修改了参与社会互动的行为方式，因为这些行为方式过分考虑媒介化。在此需要重提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他对我的启发不在于情境与行为的动态关系，而是阐明了一个基本问题“新的媒介环境重新塑造思想和行为方式同时也塑造新的社会关系”。很早之前，对家庭的“想象”全靠记忆和对私人话语的解读，“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②“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会老去。”③家庭的感觉在媒介化的传递中再次被引起、加强，相比通过文字和情感引发的的想象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状况下媒介为我们构建的仅仅是“概念意义上的”家庭感。今天，通信科技会让家庭关系更加紧密，在实际效果上成为人们的虚拟地址和家庭感的化身。进一步讲，在固定电话为第一通讯工具时期，传播的过程是固定点对固定点的交流，通话中人们可以明确感受到对方的地理上的存在，甚至于能够立刻在脑海中绘制出了那个点的位置、空间和一些琐碎的记忆，进而在想象中认定“家”的全部内容，而此时的通话是建立在媒介构建的“真正的家”的想象里将并将它和通话人之间的情感传递完美融合。与此不同的是，手机如今成为我们的随身通讯工具，按理说人们应该沉溺在实时通话的满意和满足状态中，但遗憾的是拿起电话对方的第一句经常是“你在哪儿？”对地理位置的不确定性显著的增加了沟通时的不安全感，“我在***。”这种再次确认并不是能够完全被认可，毕竟下一秒又不知道会移动到何处。同时对“家”的想象相比固定电话变得更加虚拟、抽象化，或许我们在家庭角色的互动中能够找到一些碎片，例如，手机方便家庭成员能够即时处理家务，监控孩子，每当链接成功的那一刻“家庭”开始形成，这种想象伴随着每次的通话少瞬即逝，但是每天密集的家庭电话沟通（如交代事项，指挥做某事等）却重新编织了一个关于家庭的大网，布满在时间意义上的空间里随时随地无时不刻的等待着链接的形成，可见这种媒介化的家庭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与以往任何家庭存在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网络、新媒体技术下的家庭互动却又以视频技术证明了“真正的家”的即时存在。进一步说，这种“真正的家”根本不存在想象的空间，而且随时可以去呈现。换而言之，媒介为我们最终除去了想象的空间。但是前提是你必须适应媒介的存在，将其从我们的自己视野中“想象的抹去”，否则你又要生活在另一个更大的想象空间中――媒介情境。
3媒介化的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面对面的沟通是社会传播的最自然状况，然而不断发展着的媒介改变了我们面对面的交谈传统，在它的介入下沟通和传播面临着时间和空间的剥离：时间经常被强化为效率和意义，而空间则被随意更改。具体说当媒介以某种形式进入面对面的互动中，信息发出者面临的是“一段时间”后的回应，或者是“一段距离”外的答复，通过“信息载体”/媒介将其纳入完整的对话中。“信息载体”在这里扮演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角色，而回应的对象可以是指定的个人也可能是随机的群体，信息发出者最终通过信“息载体”/媒介实现一个完整的人际传播。例如，经常遇到请假的问题，假设我们在另一个完全理想化的环境中：没有其他媒介的干扰只能实现面对面的交流。那么选择的结果可能只有两种：当面请假或者直接旷课。（当然当面请假也会经历多个行为个体的情况如拜托他人代请，我将其划入媒介介入的状况）。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介入媒介采取非面对面的方式，如递交请假条，电话短信请假等。这些媒介化行为为传播一方面节约了时间和空间的成本，通过信息载体去实现“一段距离”或“一段时间”的障碍，将行为主体从人际传播的困难中暂时解放出来。另一方面非面对面的方式又为请假者提供了便利的空间或者时间，这些空间和时间同样受用与接受者本身，节约的时空有时成为其他意义发生的空间，让我们的人际传播的初衷和结果发生偏移，甚至常常利用节约的时空作为推脱和谎言的借口。不可否认媒介的介入深刻影响着人际传播。
科技的支持下媒介帮助我们在无法正常进行人际传播的情景中实现了沟通，在陌生的环境中让彼此体验人际交往的亲密，然而它采用的是完全人性化的方式，在陌生的中让彼此体验人际的交往，甚至模拟面对面的人际交流方式。视频聊天和视听媒介很好的为我们证实了这一趋势。我们承认视频聊天更加现代化，是因为视频聊天技术为行为主体模拟构建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空间，满足了人际传播中眼睛和耳朵的欲望，在媒介中更加接近人际传播本身。视听媒介也将讯息以同样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行为主体进入媒介空间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实现了人际传播中的物质欲望的发泄，再加上网络赋予的互动功能，视听媒体的人际传播趋势初步形成。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在视频聊天中也看到了即时的自己，在与媒体互动的同时也会发现互动的内容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并不像言语那样转瞬即逝，而且反馈的渠道是多元化的，参与的对象有时根本无法预知。这些变化在传统的面对面交流中是无法想象的，媒介延伸了我们面对面交流方式，不断发展的媒介回应着即时、即刻、现场的要求，同时也满足了回忆、反思、经验的各种需要，我们克服了时空意义上的障碍，在不存在任何距离状况下媒介交往却又塑造了完全意义上的媒介空间。只不过，“人性化趋势”④回归到媒体自身时人际传播被延伸扩大为一切的媒介化可能。在不同的情景、不同的需要中行为主体自主的选择媒介或者媒介化的情境为我所用，当然这种自觉行为是以媒介驯化者的姿态去服从结构化的互动关系。回溯媒介进化历程首先看到的理应是人类对科技的驯化。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了喇叭从广播到音响到收音机到耳机的变化，电视机从墙上到车载再到手机的“挪移”，电话从有线固话到户外公话再到手机的变迁……人们驯化科技满足需求和欲望，同时这些媒体在科技的促成下一步步从家庭中走出一点点靠近人的身体，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能迫切感受到将其纳入人自身的那种潜意识的需要。不过值得思考的是这些需要、欲望、信仰究竟从何而来？或者说是谁培养了我们服从科技的价值认同体系？
4科技与媒介化
媒介的研究中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围绕着媒介变化产生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更加在意媒介中心位置和技术决定作用，更加注重媒介科技对媒介社会的影响，信息载体”/媒介在科技的作用下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在此，我本人所理解的科技对于媒介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促成媒介功能上的进化。
首先，基本功能的进化。媒介进化历的结果所呈现最清晰的是基本功能的发展，即口语/交流、书写/传递、视听/体验、互动/参与的基本功能的质变。因为媒介的纳入他者的特性往往使媒介形态相当复杂，如网络媒介与电子媒介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总是将其将互动/参与的基本功能弱化，视听媒介也牵连了很多印刷媒介的传统，此类分析样本让我们考虑了更多的叠加、融合的“媒介有机体”的能动性，从格式化的媒介认识中去提取重要特征，只是分析的结果比较难以清晰的说明媒介的物质特征的意义。在此努力尝试将媒介最基本的功能从媒介形态中抽象隔离出来作为媒介进化理论的具体坐标位置。例如，从口语/交流状态――书写/传递是传播史上质的飞跃，期间文字、纸张、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则参与了这一整体质变的量变积累，当然不能忽略每个关键发明的巨大作用，最终人类的传播实现从口语状态到书面状态，从交流功能到传递功能的积极进化。基本功能的进化同时也是功能积累的过程，不会因为它可以书写就排斥口语交流，不会因为是视听体验就放弃书写传递，作为功能本身内化于媒介本身，如同身体的眼睛鼻子嘴，我们考虑的是他有无此项功能，是否可以拓展开发。依次理解书写/传递――视听/体验发展中的电子科技、通讯科技的支撑；视听/体验――互动/参与发展中网络科技的基础作用对于传播历程的积极意义，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完整的媒介基本功能的进化。每个基本功能都是独立的特有的不能忽视的历史结果，凝结了这一特征下的所有的物质原型，因此可以更好的解释媒介本身的发展而不是一味的强调叠加和纳入性。
其次，发展的新功能。那些束之高阁的传统媒介原型大都被当做收藏品、艺术品给予延续的空间和意义，在现代性的积极作用下竹简成为旅游纪念品，雕刻被应用在一切可以想象的商品包装上，即便是旗帜也被改编成条幅放在最醒目的位置，街头的音响取代了古老的锣鼓一样吸引着路人，而最初的榜、告示也照样“粘贴”在各种的媒体里，这些暗示着现代性对传统媒介的启发是合理化的存在。在基本功能独立基础上才有了媒体之间的纳入性特征，我们讨论的新媒体系统、媒介融合等现象都是在一个强大的基本功能独立后围绕这一特质而发生的媒体间的相互作用。原有的媒介形态也要适应现代化，也要面临人对科技的再次驯化，在原有形态上纳入一切新的可能性，即在传统的媒介形态中加入新的基本功能。如印刷书籍沿用了视听/体验、互动/参与新功能后出现了电子书，通讯媒介在基本的口语/交流功能上沿用了书写/传递、视听/体验、多种功能后也变得非常强大，另一种逻辑是综合所有功能的“超级媒体”的出现，将一切功能特质综合在一起给人以强大的冲击性，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争论它的本质是什么，功能的聚合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但是考虑到人类关系的属性投射在媒介社会中最终是物质的、精神的、意识的共同体，研究媒介化本身就是在寻求一种合理的人类体制属性的探讨，我们的问题不能再是“媒介或科技带来了什么？”正如赫苏斯・马丁――巴布罗认为，人类关系的属性还不能还原成技术，也不能简化成所构成的团体，那就不能把传播看做是媒体中心或社会中心的，而是要从媒介走向媒介化⑤。
5媒介化
媒介化研究呈现出行为主体的最大程度自主性，而非直接介入技术现实、文化现实和政治现实的传播学领域去诠释现象本身。对最终定义我更倾向欧洲传播学者赫苏斯・马丁――巴布罗的研究，“媒介化，指的是行动方在内外多样性上相遇，使工具性的对象、情境定义、再现、接受的姿态稳定下来的过程。”⑤这里行为主体参与了他们明知是结构化了的互动，但他们服从的形势实际上是互动本身，还可以不断的摆弄和再造。换而言之，媒介化的前提是承认人类活动的主导性即确立参与者进入媒介空间的机会（包括被动），从盲目走向自觉的内化过程，因而媒介化的本质是更加靠近实现人的自我满足。如同我们在分析中所发现的人对使用媒介、媒介环境的沉溺。而所说的结构化是被认可的时间意义上的“存在”，这个“存在”承载着意识形态生产、消费、文化的所有传统，我们服从它并在主客体之间最终建立关系的持续发展。然而媒介化不是简单的宿命论调的自然机制，很努力地站在人性化的立场上去理解媒介进化，因为它的意义依然始于对自然的改造，自发明和使用了工具的那一刻人就告别了自然走向了文明。借用埃里克・麦格雷之言“人类站在世界的镜子这一边，命名世界的意义和行动。对于人类而言，宇宙向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倾斜，它沿着意识和选择的方向延伸而不是客观化的方向延伸。”⑥在媒介化的社会中，媒介不再是传播工具、不再是讯息本身和操作者的专属领地，而是成为一个目标，关于社会的准确认知和社会期望赋予自己的媒介化、家庭、民族、性别身份等等所有的自我认知。
注释：
①类比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学引入进化论提出的“社会有机体”，这里用于区别于机械的媒介.
②（明）袁凯.京师得家书.
③席慕容.乡愁.
④保罗・莱文森的认为人在媒介进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强调了人作为社会动物的主观能动性，被莱文森自称为“人性化趋势”理论。我自身虽然不崇尚媒介乐观主义但是也认同人在媒介使用中的主动选择的能力。
⑤[法]埃里克・麦格雷著.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91.
⑥[法]埃里克・麦格雷著.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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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定义篇9
一、困境描述：“共生”迷局及其新闻专业主义质疑
1、恐怖事件传播的争辩：“共生论”与“工具论”
“恐怖事件”有特指含义，即由恐怖分子制造的针对民众社会或公共设施的暴力和破坏活动。一直以来，学界对恐怖分子与媒体之关系有“共生论”和“工具论”两种倾向，“共生论”将媒体与恐怖分子视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恐怖事件为媒体报道输送广为关注的话题，恐怖事件制造的社会混乱和不安全感也增加了民众对媒体的依赖；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为恐怖份子提供了信息输送网络。在西方社会，持“共生论”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美国学者鲍耶·贝尔认为，“就像媒体无法抵制恐怖事件那样，恐怖分子也离不开媒体。他们俩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①“共生论”持有者在“恐怖分子需要媒体来帮助传递信息”这一论点上达成共识。“工具论”则认为媒体是反恐阵容的一把利刃，通过媒体报道，政府可以宣传反恐力度，疏导民众心理，管理社会秩序，从而降低恐怖事件风险。
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繁荣，“共生论”与“工具论”进入一个全新视野。由于恐怖话题的敏感性，社交网络随时有可能成为恐怖扩散的温床，从而为“共生论”提供更多的现实依据。而“工具论”也在新媒体的土壤中生出新枝，特别是随着媒体“官微”的开启，以及媒体人和社会精英的网络参与，不仅抑制了社会恐惧感，而且对自救常识、防暴策略的宣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二论”争辩中的新闻专业主义悖论
新闻专业主义职业理念是在20世纪初西方媒体煽情主义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两种理解维度：“一种理解把新闻专业主义看作是新闻业的专业意识形态；而另一种理解则把新闻业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分工。”②实际上，这两种维度规划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其一是媒体作为独立行业所引申出的中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伦理话语，即专业意识形态，其二是社会或政治为了呼应这一独立的专业意识形态所实施规训的权力话语，促使其合理履行社会角色分工。“共生论”和“工具论”可看作是新闻专业主义两种话语方式的矛盾外化。“共生论”的潜在思维是媒体作为一种中立的社会公器，既可为反恐阵营所用，也可为恐怖分子所用，任何社会力量对媒体资源的争夺处于公平关系；“工具论”的潜在思维在于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拥有绝对权力，媒体应该具备社会责任、行业道德和公共追求。
但是，以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交平台却让“工具论”陷入悖论：一方面，社会个体话语权的即时性和随意性，使权力对媒体的规训在理论上不可能实现，因而社交媒体难以成为驯服的“工具”。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网络互议不仅在“规训”传统媒体自律，而且在各个领域督导政府行为，这种“反规训”颠覆了新闻专业主义中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功能。
3、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理念在恐怖事件传播中的存疑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刨除了西方新闻理念中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存留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与现行制度的成份，“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③也可以说，“客观、独立、真实”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集中体现。然而，在恐怖事件传播中，这三种专业秉性均受质疑。
客观性原则要求传播中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在态度上不带有主观情绪。在恐怖事件中，情感指向性异常明显，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大部分伤亡者为农民工及家眷，现场视觉冲击力无法让传播者完全处于一种“冷眼看世界”的理性客观之中；新闻独立性原则要求传播者处于被传播事件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之外。在恐怖势力与普通民众对峙的格局中，作为普通民众的传播者无法处身事外；真实性原则要求被传播事件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是符合实际的。在恐怖事件中，具体真实受到道德质疑，比如行凶时的残暴镜头和行凶后的血腥画面可能点燃社会复仇情绪，引起潜在恐怖势力竞相模仿，关于警方侦查计划的真实传播也将扰乱反恐布局。
二、案例分析：昆明暴恐事件中的媒介恐慌与新闻专业主义
1、新媒体与媒介恐慌
媒介恐慌论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iamCR）于2002年提出的概念，其思想脉络承袭了“共生论”主要理论，承认了媒体对民众恐慌心理的制造功能。在新媒体环境中，社会信息以幂计算的速度扩散，恐慌的传播速度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时，最早通过网络对外消息的是网名为“我要存钱买药”（9点25分）的网友：“为什么警察救护车还没来！”，这条微博引起了恐怖消息的井喷式爆发，信息中的恐惧信号也明显上升，9点31分网友“黄Y3欣-Dione”：“在餐厅吃饭，突然冲进一大堆人，然后看见一个穿着全身黑的，拿着两把长刀追着人砍，太恐怖。”当信息渐趋清晰之后，网络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从“疯子”变为“维族人”。类似恐惧性信息之后，全民陷入恐慌。这种社会情绪蛰伏期很长，乃至事发半个月之后，全国多地发生了因“砍人谣言”而造成的大规模人群逃散。
2、昆明暴恐事件的媒介传播过程与专业主义演进
通过对昆明暴恐事件新媒体传播和传统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整个过程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舆论场，形成信息递进推力，给恐怖事件制造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挑战。
在第一阶段，网友报料信息较为零散，散布的信息中蕴含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对恐怖分子的第一感觉是“疯子”，镇定之后的目击网友甚至开始对恐怖分子进行文学性描写：黑色蒙面人、统一的侠客着装、秘密组织的图腾、身手不凡的女杀手。这种信息刻画具有文学叙事情结，客观性和真实性元素稀缺；第二阶段，当晚10点钟之后，当地媒体开始介入调查，并公布了一些眼见或耳闻的表面信息，多数只追求“现象真实”。这一阶段的媒体尚处于兴奋期，传播血腥画面是一种媒介本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当地媒体的官方微博体现了专业精神，快速、权威地传递了有效信息；第三阶段，媒体传递了中央及省市领导在现场的指示和表态，将事件升级至仪式化的政治高度；第四阶段，“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官微”开始对歹徒动机、警方进展、伤者救治、死者人数等信息进行定期，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第五阶段，随着网络互议话题方向的多元化，专业主义出现分歧。
3、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介修正
随着事态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在“五阶段”循环中逐渐苏醒，媒介的社会功能也在“共生”和“工具”之间拉锯。在昆明暴恐事件中，媒体官微的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理谣言，阻止媒介恐慌的蔓延。
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在以下两方面更好地实现了专业主义理念：第一，时效性。现场的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都可以以个人名义通过网络随时、随地、随意信息，这是传统媒体不可能做到的；第二，解释性。新闻记者不可能精通包括政治、经济、刑侦、国际关系、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所有专业性知识，这些知识正是恐怖事件传播中“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所需的背景或因果，网络互议平台足以吸聚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精英，参与事件评价，并对事件表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这比传统媒体新闻评论栏目邀请一两个专家现场解说更具有知识广泛性、深邃性和互动性。
三、路径研究：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与应用规范
1、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
伦理和权力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前者要求传播具备客观性、独立性、真实性等职业理念，后者则暗指政治对媒体的权力规训。在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着诸多悖论，阻滞了恐怖事件的正常报道和理性传播。因此，在新旧媒体融合的环境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理应有所突破。新闻专业主义应积极强调媒体的公共属性，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与社会公众共同面对恐怖袭击这一巨大的现实，传播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而非借机争夺眼球、讨好政治或资本权力。
在伦理话语中，传播者无法逃离伤害、死亡等一系列悲剧性语境和恐惧性阴霾，传播者让受众读懂了恐怖事件所带来的内心恐惧与悲伤；传播者更无法享受超脱的独立性，在传播之时，不仅需要受到来自法律的管制，同时需要承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比如针对某一民族或宗教的挑战性、亵渎性传播，即使没有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制裁。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本身处于反恐阵营，立场鲜明；真实性是一个逐渐显形的过程，上述的传播五阶段实际是现象真实向整体真实，具体真实向本质真实的转换过程。
2、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规范
在新旧媒体交替时代，对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需要进行规范：1、对整体真实与本质真实的不舍追求，是传统媒体得以存在的优势之一。这就需要传统媒体发出权威声音，挖掘深度信息。2、与官方保持“可视距离”，即互相在视线范围之内，能够及时获得权威信息或官方指示，但也避免个别官员利用权力对具体报道的无理操纵，妨碍受众知情权。3、谨慎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标明消息来源，同时做出理性鉴别。4、不策划、不煽情，维护社会情绪稳定和公众心理健康，促进事态往良性方向发展。5、不采访恐怖分子，不以客观性为借口为其提供话语平台，不擅自宣传其政治主张和谈判条件。6、不公布官方不愿公布，或者认为暂时不适宜公布的信息。7、避免将恐怖分子与民族、宗教等概念混同，在新闻叙事和传播修辞中，避免民族歧视或宗教亵渎性质的话语或画面。8、不传播血腥画面和残忍镜头，避免以真实性为借口对恐怖细节进行描写。
参考文献
①苏珊·L·卡拉瑟斯著，张毓强等译：《西方传媒与战争》[m].新华出版社，2002：196
②胡翼青，《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新闻记者》，2013（3）
社交媒体的定义篇10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1-0147-02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新媒体正不断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微博、QQ、校内网、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已逐步成为当代大学生信息获取、沟通交流、学习成长的重要载体。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的核心。如何在传统教育模式的基础上，以新媒体的发展为契机，积极引入新媒体，开拓符合学生认知规律、便于学生吸收接纳的新型教育方式，已成为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的目标。
一、新媒体使用现状
（一）新媒体的特点
随着新媒体使用人群的不断扩充，新媒体的形式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常见的新媒体形式有：微博、QQ、人人网、博客、微信、BBS、mSn等，形式多样，每种新媒体形式都存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同时，相互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与相似之处。当代社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信息井喷式出现，新媒体以其独有传播形式，使得信息能够获得快速、广泛的传递，受众可第一时间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具有高时效性。微博、人人网等设置的评论、@功能，有力地促进了新媒体使用者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信息交互，极大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QQ、微信等实时沟通工具的出现，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通畅、迅捷。新媒体的出现与应用，是对信息传递的一次革新，妥善的引入并应用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将有利于从原有的单向式教育向交互式、立体式教育进行转变。
（二）高校大学生新媒体使用状况
学生群体作为接受新鲜事物最迅速的群体，新媒体在该群体中呈现出覆盖面广，使用频率高，影响度大等几大特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8次全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2%，青少年网民占上网人数的一半以上。
同时有关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拥有手机的比例达到了85.8%，拥有电脑比例为75.6%，大学生最常接触的媒体形式前四位为QQ、搜索引擎、新闻资讯网和手机，获取的信息62%来自新媒体[1]。新媒体已得到了学生群体的广泛认可，在该群体中产生了举足轻重地影响。
（三）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新媒体基本基于网络而存在，易出现信息筛选度低、虚拟性过强等不足。目前，虚拟网络监管制度仍不完善，信息传递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与广泛性，学生群体中部分个体心智尚不健全，对事物辨识能力弱，易被错误理论、不实言论等影响，造成思想教育工作开展难度加大。
过度使用新媒体，长时间沉浸在虚拟环境下，会导致部分学生脱离现实，缺乏对社会事实的思考，将会影响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背离在大学生群体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与意义。
总体而言，新媒体作为当代新兴技术与信息传播媒介，已逐渐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能否使用好新媒体这把“双刃剑”，将决定其是否能够抢占思想教育工作的新高点，更好的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二、当今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的选择与效果分析
（一）传统模式下的高校课堂理论教学
目前，高校课程中普遍开设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高校学生必须进行相关课程学习并修满相应学分。作为最为传统和基础的教育模式，课堂理论教学具有受众广、教学周期长、理论体系完备等优点，仍是高校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授课模式逐渐已无法满足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需求，主要原因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尽管相关教材中有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但内容往往浅藏辄止，无法进行深度拓展；
二是教学形式较为枯燥，与实践脱离、与时代脱节，课堂容易缺乏生气教师疲于教，学生懒于学，陈陈相因[2]。
根据相关学者对部分高校大学生做过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其中“42%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作用不大甚至没有作用。不少大学生仍旧不明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3]。由此可见，高校传统课堂思想道德教育模式需要一定的革新以加强其教育效果。
（二）自主模式下的高校社团学习模式
近年来，高校理论学习型社团不断成立，已逐步形成了完善的社团组织形式。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目前，该校学生理论学习已发展为学校有校级理论学社、学院有分社，共有260多个理论学习小组、400多名理论学习骨干，常年开展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理论学习社团，是高校学生的自发组织，充分体现了高校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论知识的渴求。
在社团中，社员们以学习夯实理论基础，以实践提升认知水平，促进了自身理论素养的进步。从高校理论学习型社团的实践可以看出，理论学习型社团模式已成为骨干大学生学习理论的重要途径，是学生自主探索理论学习模式的智慧结晶，但与此同时，社团模式也存在受众少、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基层组织缺乏专业老师指导等问题，制约着社团的进一步发展。
（三）互助模式下的党员“一帮一”计划
大学生党员是高校学生群体中的精英分子，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与实践创造能力。为树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发挥党员思想引领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在实践探索中构建出了党员“一帮一”计划，通过沟通交流、课业辅导、问题解决，帮扶困难学生，并通过点对点互助，共同学习理论知识，达到共同提高。
计划实施以来，得到了学院党员的积极参与，也获得了受助者学生的广泛认可。作为帮扶学生，在引导他人进行理论学习的同时，夯实了自身的理论基础；对于受助学生，在优秀党员的引导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学习，有助于其激发学习兴趣，更积极主动的进行学习。党员“一帮一”计划是对大学生基层理论学习模式的探索之一，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但也存在有理论指导不足、互帮小组学习目标不明确等局限性。
三、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途径
（一）合理构建新媒体技术支持下的微群体，充分发挥新媒体交互性，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吸引力
当前的新媒体工具基本具有构建新型群体进行信息交互的功能。在传统课堂教学基础上，专业课教师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可积极引导学生通过新媒体构建微群体，创建新的理论知识学习途径。在微群体中，教师是讨论活动的设计者与组织者，学生是活动的主体和参与者，通过新媒体交互功能，学生与教师共同探讨相关问题，教师及时解答学生疑问，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积极分享学习成果，利用新媒体宽覆盖面，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意义
微博、人人网、QQ空间等新媒体，具有信息传播迅速、受众广等特点。高校理论学习社团、基层组织的学习成果覆盖面较窄，收益学生少。通过新媒体，可将理论学习社学习成果转化为文字形式进行传播，使得更大范围的学生可以学习并加以内化，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范围，深化教育意义。
（三）借助多样化新媒体媒介，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多途径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当代大学生尤其关注并热衷接受新事物。凭借新媒体，构建系列思想政治教育的横向和纵向载体，以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向大学生传递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努力使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从平面变为立体、从静态走向动态，从而形成广阔的共享平台[4]，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媒体作为社会新兴事物，已逐渐得到了社会群体的广泛认可与运用。合理运用新媒体，在学生群体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助于更进一步推动高校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不断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高爱芳，高卫松.对大学生使用新媒体的调查分析及德育引导[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26）.
[2]王拥军.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探究——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视阈[J].学术探究，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