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水平篇1
廊坊市维尔达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电子政务及数字化城管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系统集成业务服务商。公司致力于为政府和企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互联网增值服务、数字化城管解决方案及实施等服务。
廊坊市维尔达公司数字化城管系统是综合运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以数字地图和单元网格划分为基础，集成基础地理、地理编码、市政及社区服务部件、事件的多种数据资源，以城市监管员和市民服务热线为信息收集渠道，创建城市管理和市民服务综合指挥系统，通过多部门信息共享、协同工作，构建起沟通快捷、责任到位、处置及时、运转高效的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的监督和处置新机制，全面提高城市管理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从2004年成立以来，廊坊市维尔达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已在文安、永清、大城等多个市、县构建起了数字化城管系统，为我国城市信息化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廊坊市维尔达公司数字化城管系统具有以下的典型应用：城市监管员或市民服务热线收集到城市下水道的井盖遭窃信息后，负责井盖所在区域的城管人员赶赴现场，使用专业配备的移动设备拍照，同时手机GpS定位功能可以获取井盖的定位信息。该城管人员可将照片连同定位信息通过3G网络回传指挥大厅的数字城管后台系统，经过审批、调度等办公流程，系统可发送指令，指派、协调相关单位人员前去现场处理，处理后的结果经过核查人员现场拍照再次上传回指挥中心进行核查、确认。
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和多个项目的成功实践，廊坊市维尔达公司数字化城管系统形成以下核心技术：
1.利用无线通信技术、定位技术和嵌入式地理信息引擎技术，实现移动式的数字化城市业务管理和数据管理。
2.利用GiS和地理编码技术，实现基于网格地图的精细化城市管理。
3.基于miS、GiS、oa一体化技术建立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协同工作环境。
4.强大的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的查询统计和数据分析功能，为系统的考勤、考核、领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公共管理水平篇2
近年来，事关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无论是“苏丹红”风声鹤唳，还是“强生”胆战心惊，以及pvc保鲜膜含致癌物质，总是国外相关机构发出警告信息后，国内的监管部门才行动起来。一连串的事件让人产生疑问，我们的食品药品安全信息为何总当国外的“跟屁虫”。
究其成因，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制度的空缺，使国内信息安全调查总是慢半拍。在国外，要求收集信息必须准确，并要在研究单位、政府机构、粮食生产与食品加工企业及消费者之间进行有效交流，以便增加透明度，努力保证食品安全。同时，收集其他国家的食品安全信息并开展交流。譬如，日本建立了及时有效的从国际组织及海外各国收集信息的机制。而在国内，不仅内部食品信息交流网络尚未架构起来，而且与国外信息交流更是少得可怜。
信息披露环节过多，也使得信息很难做到及时、公开。从国外来讲，一些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在收集到可靠信息后立即相关警告或指令。而在国内，都必须上报上级主管卫生部门，然后再通过上级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严格审批，在最大程度地保证消费者利益和国内市场各方面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卫生部才相关的产品安全警告或提醒。如此众多环节，让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安全警告总是姗姗来迟。
检测标准严重滞后，更让洋品牌常常在出现安全问题后，总是表现得傲慢无礼。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质检部门不是不想向公众及时发出安全信息，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说，我国1996年出台《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其中规定禁止将“苏丹红一号”作为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生产。但10年后发生苏丹红事件后，国家仍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有关“苏丹红一号”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再以麦乐鸡所含的化学物质为例，由于目前对这种物质没有国家统一易行的检测标准和手段，只能任其自说自话，信口雌黄。
说到底，食品安全信息的准确及时，考验着一个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智慧。安全信息警告为何总是先国外后国内?这无疑给我们提了个醒：信息交流机制如何架构?信息披露机制如何做到畅通无阻?国内安全检测标准的缺失如何尽早弥补?类似问号都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尽早拉平拉直。
公共管理水平篇3
【关键词】政府管理；公共管理；服务标准化；标准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0
作者简介：程鹏（1982～），广东茂名人，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于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任职科员，
标准化是指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的活动。标准化强调协调统一，本质是提升经济社会有序运作水平，提高生产整体水平，降低贸易沟通成本。标准化起源于工业时代，并推动了工业化大生产的实现，但标准化作为一种普适性的重要的管理手段，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战略地位被广泛认同。运用标准化的理念和思维方式与政府部门的管理实际相结合，加强政府执行的过程控制，建立职责明确、协调有序、操作一致、行为规范、监督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将确保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持续有效。
1.国内外标准化研究现状
1.1概述随着标准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显，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作为推动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和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规则，逐渐成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技术支撑，越来越受到国内专家学者和政府的重视。早在20世纪末，国外政府就将标准化引入了公共管理，并把公共服务标准作为公共管理、公共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与核心，作为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范围、均等化程度的参照系。近年来，国内政府部门、专家学者逐渐开始探索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标准化建设。
在研究领域，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受到知名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应该针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建立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各项公共服务标准，为计算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的财政支出奠定技术基础。他还认为，各个部门、各个规划必须有明确、科学的建设标准、设施标准、财力标准，并将其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基本要求和审批标准。此外，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也呼吁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标准化理念。
1.2几大城市的建设情况在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方面，东部地区优势明显，特别是北京、上海等整体标准化水平较高，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1.2.1北京为实现该区“十一五”时期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2009年北京市东城区向国家标准委申报了部级城市公共服务标准化示范区，探索建设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标准体系，优先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和城市管理3个方面的13个项目统一标准。比如，制定《社区便民服务项目立项与评估标准》、《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道路管理服务规范》等，以提高政府服务和城市管理质量。
1.2.2上海2010年5月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组建公共服务和管理标准化研究所，积极跟踪研究国际国内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前沿科学研究，发挥标准引领作用，通过政策研究、制度设计、规范编制，为政府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1.2.3武汉2008年4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将企业管理模式首次引入政府管理，提出“在市建委、市规划局、市国土房产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教育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7个部门试行建立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以期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提升行政效率。
2.广州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的实践探索
2.1社会事业全面探索农村中小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站、基层基层派出所等标准化建设，极大地提升了广州市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城乡均衡发展。市残联全面开展的残疾人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城乡残疾人社会服务一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标准化。
2.2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早在亚运前，广州市全面推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断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政府服务流程，其中蕴含了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的理念。2012年，天河区政府更率先开展了部级行政服务标准化试点，着力于政府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机制规范，既为公众提供了更加便捷有效的服务，又深化了政府管理创新。
2.3城市管理广州市开展了房屋地址信息标准化试点，编制出台了《广州市房屋代码编制规则》等3个标准，按标准采集房屋基础信息，制作房屋数字身份证，其技术成果已得到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肯定，上升为国家标准。特别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企业信用信息、城市图象监控等三大信息系统建设中全面引入了标准化建设，制定实施了几十项重要技术标准，有效提升了政府运用信息化手段管理城市的水平。
3.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水平的存在问题
尽管广州市在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方面不乏亮点，但与标准化工作开展较好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相比，总体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
3.1战略顶层设计深度不够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密不可分，涉及范围广，需要政府大力推动，建立政府推进机制。与北京和上海相比，广州市把标准化全面引入经济社会管理的顶层设计的深度还不够，需要把标准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
3.2区域发展不平衡，系统推进标准化工作相对滞后广州市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更多的是停留在离散的点上，没有很好地发挥标准化专业部门优势，各区按各自的政策、思路开展标准化建设，缺乏系统推进，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水平不高。
3.3社会事业标准化基础薄弱广州市公共管理与服务标准化还处于初级和发展之间的阶段，具体体现在：相对于北京、上海，甚至国际大都市如香港等，标准数量较少，推动形式单一，主要以服务组织或事项为对象开展试点建设，标准化技术支撑体系薄弱，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待加强。
4.推进广州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的建议
4.1将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纳入“十二五”规划为科学规划和高层次设计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建议深化和发展广州市标准化建设成果，把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作为重大专项工作纳人“十二五”规划，强化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进一步推进广州市各项社会事业优化发展。同时，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化战略，以标准化促进经济社会转型。
4.2加强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建议把标准化作为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化内容，系统总结广州市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验，研究制定规范化服务政府建设标准体系，并争取成为部级标准化试点示范城市，推动政府管理创新。比如，按照iS09000质量标准，重新系统梳理政务服务事项流程，制定相应法定文件，明确过程控制要素，提高政府管理效能。
公共管理水平篇4
公共教学资源作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建设和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公共教学资源的建设和管理水平可以衡量一个高校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因此，公共教学资源的管理和建设成为各高校建设的重点，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
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高校公共教学资源建设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为高校教学发展，科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注重规模扩张，忽视管理体制建设，已经越来越不符合于现代高校的改革方向。各高校在现有的基础上积极着力于内涵式发展，如何优化公共教学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解决高校公共教学资源需求不断增加与资源紧张之间的矛盾，就成为高校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面对当今社会不断进步，高校要跟上国家先进科技水平的发展，适应新的教育方式，在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方面就必须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1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1.1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的现状
高校公共教学资源建设和管理水平的好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的教学、科研及管理水平。近年来各高校纷纷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公共教学资源建设中来，以此来提高高校的综合办学实力。我国财政教育投入持续大幅增长，现今已然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但是由于中国幅员广阔，虽然国家对教育投入的数额巨大，但是与世界各国对高校的财政投入相比，我国仅仅才达到及格线。
随着高校服务社会化条件日益成熟，高校一些传统管理部门职能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它们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理论，在资源配置方面形成了一些成熟的经验。如以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化理论和劳动分层等作为理论依据，对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利用资源共享来提升教育质量和降低各学区办学成本等问题。
时代不断进步，科技突飞猛进，为了适应全球的市场环境，我国高校公共教学资源建设在教学、科研、管理的多元、自动、虚拟、开放化等方面的建设与发展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近些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实验室的大规划投资和建设，公共教学基础设施的架构，精品资源的建设，新的多媒体教学模式、师生信息分享模式、教学管理模式等的变化，特别是近些年兴起的微课、微博、mooC等“非正式化”学习方式，都对传统课堂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这些工作的开展对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管理难度加大，管理成本不断增加。
1.2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资产管理缺乏科学的方法，一些高校的资产管理存在着很多漏洞，在管理上相对比较混乱，对高校的资产管理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制约了高校资源的利用率，造成资产的大量流失，从而阻碍了高校的发展和进步。总结起来，现有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高校资产种类繁多，因此管理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造成了管理职责不清。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的内涵宽泛，因此决定了所涉及的管理部门众多，多头管理之间缺乏沟通，容易出现实际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确。
（2）高校在办学规模上扩张比较快，由于建设理念落后，信息化程度不高，资源难以在多个部门间进行协调。
（3）由于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的“国家”属性，缺乏管理手段创新，资源管理社会化程度低，资源运行效率低下，管理部门只能以“量”抵“质”，资源建设和维护投入不断加大，财政经费浪费严重。
公共教学资源是高校教学、科研活动的基础性保障，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或间接的决定了高校办学水平的高低，要改变现状，必须从理念上进行创新，对管理流程进行重构，以期达到资源的良性、高效运转，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2高校公共教学资源问题的对策建议
目前，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的案例不少，在管理模式上主要是两种：（1）全权委托式管理；（2）参与式管理。前者容易导致产生依赖性，管理成本，管理风险失控；后者容易导致权责不清，多头管理，资产流失等问题。因此探索更加有效的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的问题，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使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专注于核心能力发展。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的核心工作是管理与服务。通过合理拆分，把高校公共教学资源进行分类，然后根据分类，将非核心的业务外包给专业服务供应商，这样能促进高校公共教学资源服务水平的提高。
（2）改善高校公共教学资源供给矛盾。通过社会化竞争，引入第三方外包服务，学校不但可以分享服务商的技术资源，还能获得更优质的信息服务，结合管理制度改革、信息化整合，可大大提高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的服务质量。
（3）减少高校公共教学资源投入，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通过改革现有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可极大减少高校公共教学资源在人财物方面的连续投入。
从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机制入手，通过理清管理职能、划分管理边界，合理的进行公共教学资源信息化整合，将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工作中非核心职能剥离出来，“合理”外包给专业机构进行管理，使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工作专注于其核心职能，充分发挥信息化及服务外包的潜力，力求解决公共教学资源管理工作中管理难度大、资源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实现“智慧管理”，提升管理水平。
3结论
本文针对高校公共资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信息孤岛、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等问题，提出对高校公共教学资源主管部门进行了重构设计，实行管放结合、效率优先、差异化管理，注重服务导向、激励制度建设，激发管理内生活力的解决对策；针对高校公共教学资源“运行效率低”、“投入失控”、“共享困难”、“经费陷阱”，等问题，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资源共享，第三方机构的引入，管理激励及资源有偿使用机制的逐步建立，资源配置、运行将更趋合理，极大的减少了公共教学资源的连续投入，管理部门的压力和矛盾也得以化解，使其能聚焦核心业务的开展，提升管理水平，支撑高校的战略发展。见图1。
本图主要是对多媒体、公共计算机房、语音室、教学相关平台进行了信息化整合，初步实现了数字化资源全面共享，软件更新迅速，管理高效，全面提高了师生的使用体验。
公共管理水平篇5
关键词：质量；共享；公共服务；监管体制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伴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我国的兴起，以及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发展，如何进一步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已然成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性内容。我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明确将职能转变作为核心内容，同时也强调职能转变的要求之一就是要不断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在这一背景下，促进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就成为了我国政府在质量治理中需要应对的重要课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需要对公共服务职能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也需要就该职能与传统监管职能的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质量监管与质量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两项基本的质量管理职能，质量的提高不仅需要有效的质量监管，也需要良好的质量公共服务。但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传统的监管职能，而是要促进公共服务职能与传统的监管职能各施其长、协调运作，不断推进政府的质量治理走向“善治”，可以说这两项质量管理职能统一于质量“善治”这一目标的实现。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国著名公法学者（弗里德里克・巴斯，2004）曾经对政府职能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铁的事实是：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有一只手。它有两只手，一只管拿，一只管送――换句话说，它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借用这一比喻，质量公共服务无疑是政府质量管理的“温柔之手”，而质量监管行为则是另一只“粗暴之手”。换言之，质量公共服务侧重体现了政府作为保姆温情的一面，质量监管则侧重反映了政府作为家长或者说警察严肃的一面。因此，二者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内容上，都存在着本质区别。那么，政府在质量管理中履行这两项存在着显著差异的职能时，是否会对彼此的效果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又体现了哪些特点？这两项政府职能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鲜有学者对公共服务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的关系进行专门研究。在质量管理这一具体领域的相关研究更是付之阙如。大部分文献只是在论及政府职能时，将公共服务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作为两项具体内容而同时提出，并强调我国政府应当逐步做到以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将公共服务职能放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如朱光磊等（2008）认为，我国政府的具体职能之间存在位次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已经进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阶段，应当将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再如吕炜等（2008）的研究指出，公共服务是体现社会发展程度较为直接和重要的领域，也是政府职能范围内的重要领域；又如江必新（2009）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对公共服务职能（服务行政）与市场监管职能（秩序行政）进行了比较，指出“秩序行政的作用是维持既有的状态，防止某些弊害的发生；服务行政的作用是开启更优的状态，创建良善政府”。现有研究大多只是简单叙述或者比较了两项职能，而没有深入分析二者的内在关系，也未见采用定量分析的实证方法对二者的关系展开研究。
本文将运用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年宏观质量观测中的部分数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2013），对政府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对质量监管效果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实证分析，希望从实证的层面对这一问题做出一定的解释，以期对我国政府质量管理职能的转变提供借鉴与参考。文章的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首先分析研究背景，并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第二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提出理论假设和研究设计；第三部分对2012年宏观质量观测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得出基本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和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二、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相关概念界定
“质量公共服务”与“质量安全监管”是本文研究的两个重要对象，以下对二者进行界定：
1.质量公共服务
本文在狭义层面使用“公共服务”一词，即将质量公共服务限定为政府在质量管理中提供的各种公共资源的服务性职能，以区别于质量安全监管职能。具体而言，质量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根据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为维持本国经济社会质量的稳定和发展，维护居民最基本的质量安全权、质量发展权和质量救济权等质量基本权利，为实现区域质量的全面发展而提供的各种公共资源（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2013）。质量公共服务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质量安全服务，包括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工程质量安全、服务质量安全和环境质量安全的公共服务，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在质量领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二是质量发展服务，包括公共质量教育、公共质量文化、公共质量科技服务等，主要目标是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质量发展权；三是质量领域的社会性公共服务，包括质量侵权中的救济服务等，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在质量领域的救济权。
2.质量安全监管
指依据一定的规则，为维持特定区域的质量安全底线，对构成特定质量社会关系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关系的质量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虽然监管包括私人监管和公共监管，但本文中的质量安全监管特指政府的监管行为。与质量公共服务的服务性与授益性相比，质量安全监管具有限制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二）对我国政府质量安全监管效果评价的基本情况
在对政府质量安全监管的现状调查中，主要选择了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及原因分析、质量政策法规实施效果的评价及原因分析这两个维度。前者从总体上反映了被调查者对质量监管效果的一般性评价，后者则反映了被调查者对质量监管所依靠的主要制度软件――政策与法律法规的效果评价。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年宏观质量观测数据显示，近一半的被调查者不同程度地认为我国政府现有的质量管理效果不理想，其比例远远高于正面评价。在对其原因的分析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因素都将原因指向了政府自身，分别是政府部门不作为乱作为占到了64.15%，政府质量监督管理职能不清占到了55.41%。这组数据表明，我国公众对政府质量管理效果的负面评价较多，并且将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政府自身的问题。
在对质量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的评价中存在类似的情形，即认为“不理想”和“很不理想”的比例远高于认为“有效”和“很有效”的比例，对这一问题的负面评价所占的比例更高。在对原因的分析中，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体系不科学”（52.92%）、“制定的政策法规太少”（42.63%）和“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少”（28.85%）。这组数据表明，公众对我国现有的质量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评价也不高，对其原因的分析也主要将矛头指向了政府，既有对政策法规本身体系的批评，也有对数量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接近三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少了，这与我国“强政府”的市场监管模式的现实明显不符，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公民对强政府的依赖。
（三）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与质量安全监管效果评价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前文简要分析了我国政府履行质量公共服务职能和质量安全监管职能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为了定量地分析质量公共服务对政府质量监管的效果能否起到显著的正效应，以下采用了一个序数统计量回归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回归时还控制了被调查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个体特征。具体选取了“是否接受政府的质量教育”、“对于维权成本的看法”以及“是否知道消费者维权组织”三个变量作为一个地区质量公共服务强弱的变量。接受政府质量教育的比例，直接地反映了政府在消费者质量教育方面的投入；消费者对于维权成本高低的看法以及消费者对质量维权组织的熟知程度，则间接地反映了当地在推动消费者维权方面所进行的制度建设。
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接受质量教育显著地提高了对政府质量管理效果的评价（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较低的质量维权成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及对消费者组织的了解（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样也显著地提高了对政府质量管理效果的评价。这表明，对于质量公共服务的投入，不仅可以直接地促进质量发展，还可以通过增强质量监管的效应从而改善总体的质量治理水平。
（四）政府履行质量公共服务职能对质量监管效果评价的具体影响
在检验了政府履行质量公共服务职能与质量监管效果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基础上，以下将对质量公共服务对质量监管效果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主要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双变量的交互分类统计法。在具体分析中，也将遵循质量安全服务、质量发展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三个维度。
1.对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与质量监管效果评价
被调查者对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情况，体现了政府质量安全普法宣传的成效。它也是质量安全服务的一个重要体现，即若被调查者对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非常了解，间接表明了质量安全普法宣传服务水平高，反之亦然。表2将被调查者对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的了解，与其对质量安全监管效果的评价进行双变量的统计分析。数据显示，如果被调查者对法律法规一无所知，则相应地对质量监管效果负面评价所占的比例也更高。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质量公共服务的水平确实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产生了正相关的影响，即质量安全服务水平越低，则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也越低。
2.接受质量公共教育与质量监管效果评价的关系
被调查者是否接受质量公共服务，是质量发展服务供给的一个直接体现。显而易见，若被调查者接受过质量公共教育的比例越高，则表明质量发展服务供给水平越高。将接受过质量公共教育与未接受过的被调查者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进行对比分析，表3的数据显示，没有接受过质量公共教育的被调查者，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负面评价所占比例也高于接受过质量公共教育的被调查者。这说明公众若没有接受过质量发展服务，则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也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质量发展服务的供给水平越低，公众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也越低。
3.对维权途径的了解与质量监管效果评价的关系
对维权途径的了解是质量救济服务最基础的体现，法谚云：“法律不保护权利的睡眠者”；进一步说，如果连权利的保护途径都无从知晓，何谈开启权利救济的大门？质量救济服务供给的一个基础性内容，应该是加大对质量法律法规中维权途径的宣传与教育；因此，在对质量救济服务与质量监管效果评价的交互分析中，本文选择了“是否知道维权途径”这一问题来进行具体的分析。表4的数据显示，不清楚维权途径的被调查者，做出负面评价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维权途径很清楚的被调查者。这说明质量救济服务供给水平的高低，与公众对质量监管效果评价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质量救济服务供给水平越低，公众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也越低。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的陈述和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远落后于广大消费者的质量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要求提高，集中体现在对衣、食、住、用、行质量的提高上。质量的提高既需要有效的质量安全监管，也需要良好的质量公共服务。相较于传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政府供给，我国广大消费者对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表现得更为迫切，也增长得更为迅速。这缘于质量安全监管的供给由来已久，发展的历程更长，也更为充分，而公共服务职能则是伴随着福利国家与服务型政府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比较而言，质量公共服务职能发展历程更短，供给也不如质量安全监管充分。因而，我国广大消费者对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迫切的需求。这一需求表现在质量安全服务、质量发展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等各个公共服务的具体领域中。在是否应当对在校中学生进行必要的质量公共教育、质量公共教育职能重要性认知等问项的数据中，我们都能发现这一特点。但面对广大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我国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表现出严重不足。这种供给不足体现在质量安全服务、质量发展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等几乎所有公共服务的具体领域，如对质量安全法律的了解情况、是否接受质量安全教育与是否了解质量侵权维权途径等问项的数据，都体现了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乏力，甚至缺位。这都表明，我国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远落后于广大消费者的质量需求。
2.政府履行质量公共服务和质量安全监管职能的水平距离公众的期待都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长期以来，我国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四项职能，并明确提出应当更加重视发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政府职能。在质量治理中，增强政府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与此高度一致。调查数据也对此给出了非常清晰的佐证，例如，被调查者中，仅有不到两成的人曾经接受过质量公共教育，质量安全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我国政府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提高履行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水平。与国家强调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不同，市场监管的职能已经经历了长久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质量的管理主要就体现在质量安全的监管方面。因此，对于质量安全监管职能的履行，在发展导向上国家并没有强调要增强，而是强调如何进一步优化职能的履行，以提高监管本身的质量。从调查数据来看，公众对质量安全监管效果的评价不高，而且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对于如何提高质量安全监管水平，公众大多将原因指向了政府。因此，在提高质量安全监管的各种因素中，政府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3.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与质量安全监管效果的评价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通过前述实证数据的验证，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与质量安全监管的效果评价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低，公众对质量安全监管效果的评价也相应地越低；说明通过改善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能够外在地对质量安全监管效果评价产生积极影响。这一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有力地证明了宏观质量管理的“温柔之手”与“粗暴之手”并非两条毫无关系的平行线，而是会彼此影响的两项基本质量管理职能，这种影响体现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一结论也为政府提高质量监管效果，指明了一条可行的路径，那就是通过有效地改善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提高广大消费者在质量领域共享的实现，来提高质量安全监管的效果。一言以蔽之，也就是通过质量“共享”促进质量治理“善治”格局的形成。
（二）政策建议
1.明确将质量公共服务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中，增强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职能
我国已于2012年7月11日通过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规定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并指出除了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外，广义上公共服务还包括与人民生活环境紧密关联的交通、通信、公用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以及保障安全需要的公共安全、消费安全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服务。这一规划中所提及的“消费安全”领域的公共服务虽然与质量公共服务有一定的联系，但也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质量公共服务。为了有效应对公众在质量领域新的民生需求，建议将质量公共服务与公共教育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等一同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具体内容中，明确政府的公共质量服务职能，同时不断增强这一职能的履行效果。例如，建立国家标准馆等质量基础设施为社会各界提供标准文献查询、有效性确认、咨询研究、信息加工、文献翻译等专题，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界对国内外标准文献信息的需求（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特色质检管理体制机制课题组，2013）。在质量治理中，应当提高政府为企业、市场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意识，解决政府公共质量服务职能的“缺位”问题，尽快实现由单纯的质量管理向质量管理与质量服务并重的转变，通过完善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提高质量安全监管的效果，从而提高政府宏观质量管理的水平，回应新时期的民生之需。
2.在国家质量综合管理部门中成立专门机构进行消费者质量教育与质量救济，重点提高质量安全法治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的供给水平
质量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既要统筹规划，也要突出重点。通过前述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质量公共服务中，质量安全法治服务与质量救济服务是重要的短板，建议着重加强相关的建设。其中，法治是质量治理的重要维度，无论是质量安全监管，还是质量公共服务，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即使是公民享受公共服务也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国著名公法学者狄骥（1999）就曾说过，“作为个体的公民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受公共服务，并且政府也不能采取任何妨碍其履行维持公用事业运营的法律义务的行为。”法律能够为质量治理提供重要的规则依据，提高质量治理的有序性、透明性与可预见性。建议在国家质量综合管理部门中成立“消费者质量教育司”，负责我国公民质量教育的普及与推广，编写适用于不同人群的质量宣传资料，在中小学校开展质量教育，特别是通过推动质量法治宣传服务的开展，提高广大消费者对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水平，为政府质量治理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和基础。同时，质量救济服务既是质量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消费者权利的重要保障。建议在国家质量综合管理部门中成立“消费者质量救济司”，负责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总体战略、政策法规；履行消费者质量权益保护方面的具体职能（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特色质检管理体制机制课题组，2013）。通过提高质量救济服务的供给水平，让每个消费者享受到质量公共服务带来的公平正义，促进质量法律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公共管理水平篇6
关键词：均等化；差距；路径
中图分类号：F30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3807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社会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必然要求。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公共环境服务是环境保护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一个国家整个环保产业的水平[1]。公共环境服务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环境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各国不断增加公共环境服务的投入力度。但是这种投入呈现出较大不均衡性，首先发达国家对公共环境服务投入力度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南北不平衡；其次一些国家不同区域间公共环境服务投入的力度相差甚大，即区域间不平衡。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较为落后，政府用于公共环境服务的公共财政投入非常有限，尽管这几年呈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差距甚远。另外，在低水平的公共环境服务投入方面，还呈现出巨大的城乡差异，城乡公共环境服务严重不均等。因此，当前除了不断提高公共环境服务投入水平之外，实现城乡公共环境服务均等化仍然是今后的发展重点。本文就以福建省为例，对城乡公共环境服务均等化进行研究。
一、福建省城乡公共环境服务
总体情况对比福建省城乡公共环境服务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尽管近几年来福建省农村环境服务的投入力度显著加大，特别是新农村建设启动以来，农村公共环境服务的投入力度显著提高，投入总量增长较快。但由于长期积累起来的历史欠账太大，且公共环境服务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与管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仅仅依靠几年的时间无法填平缺口；同时，农村公共环境服务涉及面广，覆盖面积大，受益人口多，这也决定了农村公共环境服务所需投入的资源巨大，不管是人员、资金还是设施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近几年来，福建对农村公共环境服务投入的总量尽管较快增长，但由于基数少，总量的快速增长相对于原来基数大、近几年投入也较快增长的城市公共环境投入而言，仍然呈现出非常大的差距。
（一）城乡公共环境服务人员投入对比
在公共环境服务人员投入方面，城市有一支较为庞大的系统。以一个城市为例，城市环境卫生一般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挂头，涵盖市建设局、环保局、城管局、卫生局等部门，不仅有数量较多的管理队伍，也有相对稳定的从业人员（包括城市保洁员等）。福建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数从2003年的3.11万人稳定增加到2009年的3.94万人（详见图1）。
图1福建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人数
注：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在农村方面，农村污染监测、管理、维护目前尚不存在一个系统性的管理系统，管理人员统计也更无从谈起。目前农村公共环境服务主要是依托基础乡村干部兼职管理，部分村庄在上级财政支持下雇用村级卫生员负责农村环境管理，截至2009底，福建省开展“家园清洁行动”的乡镇共聘请村镇保洁员仅为2.12万人。
（二）城乡公共环境服务资金投入对比
公共环境服务不仅仅要求有人员的投入，更要求有资金的保证。福建省在城乡公共环境服务人员投入方面差距非常明显，在资金投入方面也同样存在巨大的差距。福建省城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05年的129.71亿元上升到565.28亿元，年均增长144.48%；与此同时，农村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05年的9.68亿元增长到2009的48.04亿元，尽管年均增长149.26%，但是由于基数较低，总量增长非常少。从比重上看，2005年农村该项投资所占比例仅为6.94%，2009年微幅上升到7.83%，但是所占比重仍然非常低，与农村的面积和人口不相对应（参见图2）。
图2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福建省2009城市建成区面积为918.6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0.74%；人口186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1.39%，但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为565.28亿元，占全省的92.17%。农村面积为12.3万平方公里，人口1763万人，但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48.04亿元。从这一数字对比，凸显了福建省城乡公共环境服务的差距（参见表1）。
表1福建省城乡公共环境服务投资对比表
项目2005200620072008200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城镇129.71231.49349.37400.8565.28农村9.6810.4423.0832.8348.04人口（万人）城镇16721708174417981864农村18631850183718061763土地面积（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672.6780.1819.4877.4918.6农村面积123343123235.5123196.2123138.2123097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福建统计年鉴
公共管理水平篇7
【关键词】西方行政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启示自1887年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应该把行政管理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100多年来，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创新，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和科学进步。研究西方行政理论变革，笔者认为，对我国进一步搞好改革和提升管理水平有借鉴意义。
一、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当时政党分肥制和日益扩大的行政机构运作效率低下问题。而此时企业组织由于运用科学管理，重视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壮大，自然成为行政组织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作为他所提倡的新型公共行政研究的一部分，威尔逊提出，应该用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威尔逊认为，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应该以私有经济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是对工业革命前期社会的反映，韦伯认为官僚组织好像是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旨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都为机器发挥最大的功能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2.新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新公共行政理论来源于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存在问题的探讨。1968年在塞拉丘斯大学米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其目的是让公共行政领域中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走到一起来讨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因此隐含了一种意味，即讨论他们的研究会与该领域成名学者的方法有何不同，后来他们提交的论文和评论被结集出版，命名为《走向新公共行政》。它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关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放射出一线曙光。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要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行政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3.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
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于20世纪后期发端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新公共管理有各种不同的称谓，如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重塑政府等。20世纪后期全球化、信息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和政府面临的财政、管理与信任危机是新公共管理产生的社会动因。在90年代末期才形成一致的名称――新公共管理。
4.新公共服务理论阐释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模型、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和组织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新公共服务剖析了新公共管理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从市场模型的应用、对顾客而不是公民的强调和对企业家式管理的赞颂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所隐藏的是对公共精神的损害和对公民权利的否定。
二、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行政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强化管理的高效率
我国某些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综观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注重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是它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完善和健全政府组织
鉴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公共行政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完全照搬新公共管理以企业式为取向的政府组织改革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改革模式的适应变化了经济社会形态，努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质量的追求目标可以为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所借鉴，迄今为止，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仍然没有脱离集权性的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基本准则，这是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但同时，我们也应以前瞻性的目光来勾勒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不仅要立足于转变政府职能，力求运转协调、行为规范(这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要兼顾提高效率、质量。也就是说在从等级行政向网络行政，从精英行政向大众行政，从官僚式行政向企业式行政发展方面，我们应做出一些勇敢的试探。这不仅会提升政府机构改革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1]罗伯特・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66.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74.305.
[3]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
公共管理水平篇8
关键词：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管理能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和主要任务就是公共文化设施，其功能就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和展示文化建设成果。公共文化设施的免费开放，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以及共享文化建设成果。
一、当今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范围虽然有了一定的扩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水平还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设施的规模和档次与我国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相匹配，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和整体结构无法跟紧我国城市化进程，而公共文化设施的质量和管理水平也无法满足文化工作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管理水平偏低、运行机制落后等方面。
（一）管理水平偏低
虽然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脚步不断加快，但公共文化设施，尤其是基层的公共文化设施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水平偏低，功能不合理，相关配套设施落后，致使无法充分发挥公共文化设施的作用。由于免费开放的场馆完全是无偿提供给市民参观的，因此部分场馆由于免费开放没有利润而为了降低成本，放松对场馆的管理和维护。一些图书馆不但馆藏少，而且少有更新，很少有人借阅。
（二）运行机制落后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人事考核、分配制度相对落后，没有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设施，采取不同的管理运行机制，缺少生机和活力。
二、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如何提升管理能力
政府在公共文化设施中的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要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的原则，根据“网络健全、运行有效、结构合理、惠及全民”的要求，达成“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目标，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政府不仅要建设公共文化设施，还要承担监管的责任，一方面要保证它不被破坏，另一方面要确保它能够达到预期的服务功能，这就需要加大力度提高文化设施的使用性和服务性。如建立健全绩效考评办法，制定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办法等，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正常化。
在公众层面，尽管每个人都知道“爱护公共设施，人人有责”的道理，但很多人在潜意识里仍然认为免费开放的公共设施就是人人都能使用的，不必出于维护，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责任的责任都是政府的。其实，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才是公共文化设施长久运行的重要保证，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责任将逐渐由政府转变为公众的自觉参与和自我管理。所以，为了公共文化设施可以长久免费开放下去，公众必须自觉形成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公益文化场馆作为免费开放的首要发展对象，可将其归纳到可持续发展事业中。免费开放要想长期持续下去就要体现在政治层面，政府需要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不间断提供经费和人员保障，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在选择管理场地时，应对其服务水准和管理力作出评估，并且，需要考虑不同群体的经济承受能力。要想长期实现可持续的免费开放服务，可以尝试建立政府管理机构或场地服务管理机构，统筹协调好社会各级力量和群众关系，将各级政府文化纳入政府文化发展战略，做到管理层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共文化设施可持续免费开放目标的首要任务是选择合适的管理场地，它能够平衡好社会各界和公众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以满足在免费开放条件下不同群体的经济需求，并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提供服务。
如今我国各项文化建设规划战略都在不断发展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势下，一方面，公共文化场馆要建立具有独特个性的特色服务开放模式，另一方面，部分基层文化场馆受到空间的限制，这是可以根据地域文化发展出具有相关特色的文化和服务。如今，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主题图书馆和博物馆，表示各个文化场馆可以按照当地群众的文化习俗，有侧重的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形成各具特色的服务项目，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高品质的文化服务。
三、结语
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的持续和推广可以看作是衡量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设计和建设成就的尺度。因此，继续推行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升级转型，是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公共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苏华琦.如何做好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服务[J].《大众文艺》，2013
公共管理水平篇9
[关键词]城市化；公共设施；建设管理；对策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18.058
[中图分类号]tU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18-0101-01
城市的公共设施是政府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而建设的，为公众提供可供休闲或使用的公共产品。城市公共设施一般分为公共建筑与公共设备，如公共行政设施、公共教育设施、公共文化设施、公共休闲与体育设施等，总之公共设施是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公共产品。
1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的问题
1.1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城市公共设施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会涉及不同部门与行业，一套高效的管理体系可以提高对公共设施的管理水平。政府在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中，没有进行科学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造成管理效率低下。由于分工不明确，一些项目会由两个部门共同负责，权责不明，积极性不高，管理问题不断。另外，还存在政企不分的现象，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体制改革落后，影响了建设的效率。
1.2建设管理资金缺乏，效益不高
在很多的建设中，由于对拆迁款、居民补助以及一些设施的建设费用预算不合理，使得建设资金大幅增加，严重影响了建设的进程。城镇公共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支持，以及银行贷款。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缺少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意识与经验，城市产业集聚小等原因，导致公共设施建设资金不足。在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国家允许地方政府向银行贷款，缓解了城市建设资金短缺的压力，但商业银行贷款大多期限短，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周期较长，资金回收率低，短期限与长贷款的矛盾使借款成本增高，政府还贷压力增大。
1.3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布局不合理
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改善城市环境品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但是，城市公共设施建设还存在建设用地所占比例低、布局不均衡、辐射力不强、设施配套不足、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由于政府在城市建设中缺乏科学合理的引导，城市公共设施空间分布不合理，不仅影响了居民的居住水平，更导致了城市生态环境、居住环境的破坏。
2提升城市化进程中公共设施建设管理水平的路径
2.1完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体系
随着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城市公共设施领域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大型的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城市公共设施的规划应该切实考虑群众的需求，要建设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与群众的沟通，广纳民意，完成科学、合理的符合民情的规划。政府大力发展非营利机构参与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适时进行法定机构试点，丰富运营主体，形成共同发展、有序竞争的格局。
2.2拓展融资渠道，强化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的资金保障
政府要很好地融资，一定要拓宽融资渠道，可以进行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土地储备、直接投资等。有让政府保持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城市公共设施的维护，才能让居民感觉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好政策。在一些基础性的设施项目上，综合考虑其社会效益与影响后，政府可以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政府逐年进行带息偿还。政府部门要认真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融资方案，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规范各项条款，严禁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出现，不仅要照顾到群众的利益，更要处理好资金的融合。
2.3提高信息化管理，优化科学决策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府要不断提高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的信息化水平，要建立信息机制，不断提高信息公开水平。随着网络的发展，微博成为一种高效的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方式，因此政府要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建立自己的官方微博，将各种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有关的信息都微博，接受公众的监督。政府还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公共设施管理信息资源库，对城市建设的各种相关数据进行采集、管理，为政府的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与规划提供有力的参考资料。此外政府还要成立官方的城建官网，将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计划详细公布，让公众参与政策的制订，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在城市建设的进程，要完善公众与媒体的监督管理体制，引入公众参与讨论，同时要让各类专业进行点评，提高政府投资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
3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管理体制不完善，融资渠道不畅通等原因，在三年的城市公共设施的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只有政府与公众共同参与建设管理，积极探索，才能不断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徐清海.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模式的选择和理念的创新[J].特区经济，2006（6）.
[2]赵勇.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5）.
公共管理水平篇10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16.167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6-0-01
1新公共管理在公共服务中的创新
1.1新公共管理为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
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构建顾客满意的政府。因此，政府要主动关心公众需求，以顾客为导向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从单一向度的提供者和受众转变成双向互动的顾客和企业家，为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创新提供新思路。
1.2新公共管理提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方法
传统公共服务供给往往被政府垄断，由政府按照发展需求提供公共物品，忽略民众的真实需求，造成公共服务资源浪费或低效。而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能根据民众的公共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以一种竞争的方式鼓励各部门为社会提供多样、高效的公共产品，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1.3新公共管理提出新的行政组织模式
传统官僚制组织结构出现种种问题，导致公共部门效率低下，无法有效保证公共服务效益。后官僚范式强调政府要以公民利益为核心，注重民众的真正需求，政府的主要任务应从原来的行成服务供给，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培育政府的责任心，创造有价值的公共服务，为政府组织自身改革提供一种新思路。
2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现状
2.1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致使公共服务供给受限制
我国民族地区大多远离内陆经济发展中心，地理位置较偏远，缺乏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和能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少，主要依靠中央和其他省份支援，这使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缺乏足够的物质支撑，供给总量少、水平低，政府公共服务欠账不断。同时，在现行分税体制下，财权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缺乏自主财政权，加之没有正常融资渠道，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严重影响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2.2单一的管制型供给方式，影响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民族地区由于自身发展水平不高，其普遍采取政府管制型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政府作为单一的供给主体，过分强调自身的作用，处于供给的垄断地位，突出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管制和调配，导致民族地区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缺乏具有选择性和竞争性的供给实体，民众许多公共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低下。
2.3公民文化素质水平低下，制约公共服务供给创新
民族地区公民的受教育水平比较低下，政治参与能力和道德素质仍有待改善，人们往往对公共服务的相关内容和供给流程不了解，无法对现实公共服务做出及时反应，缺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同时，由于政府政务公开不足，加之信息化程度不高，且很少在政务宣传中提及公共服务相关内容，使民族地区民众缺乏了解公共服务供给渠道，无法表达自身的公共服务需求，无法保障供给创新的信息来源。
2.4职权划分不清晰，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错位
由于公共服务供给法律体系不健全，民族地区政府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时缺乏明确的指导规范，无法清晰了解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关内容和职责。而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匹配，使民族地区政府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民族地区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容易混淆“直接生产者”和“供给保障者”的角色区别，不能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社会组织和民间企业的边界，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严重错位。
3新公共管理对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管理的创新启示
3.1构筑合理的财政体系，注重成本―效益分析
民族地方政府改革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公共服务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构筑合理的财政体系。中央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民族地区政府引入先进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及管理方式，逐步培育公务人员公共服务供给的创新能力。此外，还可建立公民参与的反馈评价机制，调动公众参与热情，进一步评估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为公共服务供给提供良好的物质支持。
3.2转变价值观念，引入顾客导向和竞争导向
市场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要求要始终坚持服务顾客的导向。因此，民族地区政府要主动转变价值观念，“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转变为负责任的‘企业家’，公民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享有选择权利的顾客或消费者”。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要重视公众需求，根据民族地区公众对服务种类和质量的需求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明确民族地区特殊的公共需求。同时，培养政府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逐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3.3明确政府职权，完善公共服务绩效考核体系
新公共管理下政府应是具有责任感的政府，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因此，中央政府应对民族地区政府加以引导，如有关推进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重点公共设施建设、民众文化道德水平提升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政策措施，应由民族地区政府制定并承担相关责任，而一些具体公共项目建设、民族地区特殊的公共需求供给等服务可以让社会组织参与其中，明确公共服务“直接生产者”与“供给保障者”的界限，打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