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篇1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管理投入
一、前言
公共安全是政府和百姓都特别关注的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公共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公共安全，没有良好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与措施，这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人们的生存与生活就不可想象。因而维护公共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安定和发展的大事；是国家实施法律、治国安邦的重要职能；是加强公共管理、建设强大国家的一项系统工程。
二、目前国内外公共安全管理理念
21世纪，全球各地区公共安全事件更是接踵而至，韩国大邱地铁纵火事件、美国9·11恐怖袭击、2004年8月欧美一些国家先后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西班牙人质事件、印度洋海啸大灾难以及卡特里娜飓风横扫美国等各种公共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给人类带来沉痛的灾难，全世界也因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我国也不例外，2003年我国“非典”的爆发和流行，全国各地区煤矿安全事件的屡屡发生，安徽阜阳奶粉事件、“苏丹红”搅乱食品市场安全等一系列有关社会安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引起许多研究公共安全的学者的关注。
为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日、美、俄、法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日本的公共安全侧重于对自然灾害的防治和预防，美国侧重于维护其世界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倾向于事故救援和技术性灾害的研究，法国则侧重于对城市功能的调整和公共政策的制订。健全法律制度、应急机构，加强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注重事前预防和事后总结，这些经验是对我国公共管理安全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这是社会必将经历的转型时期也是一个事故灾难频发的时期，因此关于公共安全事件管理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国务院总理签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6年1月8日，我国又颁布了《全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已将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工作纳入法制轨道[1]。
三、公共管理与公共安全管理的关系
1．公共管理的内涵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等多种方法，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提升公共部门活动绩效，提供公共产品，从而达到增进公共利益目的的一种管理活动[2]。
2．公共安全管理的内涵
（1）公共安全是指社会和公民个人从事和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和交往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和秩序。
（2）公共安全管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各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作出的各种行政活动的总和[3]。
（3）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
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卫生因素、社会因素、生态因素、环境因素、经济因素、信息因素、技术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国防因素[4]。
3．公共管理与公共安全管理的关系
公共安全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公共安全管理应该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公共安全也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环境因素。强化公共安全管理，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公共安全观，需要公共安全管理系统自身的完善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5]。
四、公共安全事故的原因分析及特征
1．公共安全事故的原因分析
公共安全事故的原因主要为：1)经济发展不和谐是造成众多公共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2)政府的不作为是安全事故屡屡出现的社会原因[6]。
2．公共安全事故的特征
影响和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和事件纷繁复杂,危害程度各有差异,但这些事件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综合专家的研究成果,可作如下概括：1)发生的突然性；2)危害的灾难性；3)范围的广泛性；4)影响的关联性；5)原因的复杂性；6)演变的隐蔽性[7]。
五、完善政府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建设
中国的GDp连续多年平均保持了8％的高位增长，却鲜有人知道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GDp损失高达6％，计6500亿元，这些问题每年夺去20万人的宝贵生命。其构成一是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损失共计2500亿元；二是社会治安事件造成的损失1500亿元；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损失；四是生物侵害导致的损失为500亿元。实际上，这还仅仅是直观的、表面的现象，公共安全所造成的负面效应，靠这两个量化指标是无法完全表达的。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死亡人数仅300多人，但对于人们心理的影响、社会动荡程度、旅游及经济活动的限制是有目共睹的。痛定思痛，建立科学、高效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加强公共安全管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健全公共安全保障体系
要从战略高度对公共安全保障体系进行制度设计。有的专家做出了具体策划,包括①建立预警机制。②建立分级制度。③建立和完善应急制度。④建立和完善非程序化决策机制。⑤建立公共安全基金制度及民间援助制度。⑥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和农民特点的各种组织和制度。
2．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行政管理体系
公共安全在公共管理中的强化,需落实到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管理体系中。要强化政府的公共安全意识、责任和体制。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应把公共安全当作大事,统筹全局,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负起责任。应该把公共安全管理当作重要工作,既有日常安排,又有应急措施。很多措施的落实并不需要建立新的机构,而是需要落实到政府的相关部门。
3．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法规体系
发达国家拥有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形成了严密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目前我国仍未出台“紧急状态法”和相应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整个社会仅仅熟悉常态运行下的规则,遇有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时,社会和职能部门不可避免地陷入忙乱甚至恐慌状态中。制定公共安全应急法，依法规范政府行为,明确社会各类机构、组织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保障公共安全的应急体制和机制,规范各种制度,为公共安全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4．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机构
国内外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建立健全有关科研机构,可以为公共安全提供有力支撑。长期以来,公共安全是一个备受忽视的冷门领域,但随着近年来一系列问题的暴露,相关领域的研究才逐渐开展起来,清华大学于2003年底成立了公共安全研究中心。在这方面,需要国家组织力量进行重大科研项目攻关。科学技术的研究在诸多方面为公共安全提供支撑,比如风险的评估,灾害、事故的发生机理研究,针对可能导致事故的关键环节的控制技术,生命安全的保障,灾害中人群的心理、行为特征的分析及研究等。
5．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人才保障体系
公共安全也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科学体系,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人才;不同层次的管理和决策人才;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不同岗位的基层和一线人员。有关部门应该重视那些有实践经验,敬业精神强的人才,发挥他们的作用。
6．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物质和财政保障体系
预防为主和应对不同类型的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需要不同的物资储备。需要把公共安全保障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全国财政预算中用于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金约有50亿元,一遇重大突发性事故常常显得捉襟见肘,需要增加各省市、自治区对突发事件的准备金,列入财政预算,同时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捐赠为公共安全提供强劲的物质保障。
7．建立健全社区治安和公共安全体系
面对社会转型和社区兴起，社区治安日益成为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工作的微观基础和主要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把社区治安作为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基础,并且与社区的公共安全体系工作中突出了社区居民和当地社会组织参与和合作。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创造出一条公共服务体系与公共安全体系统一的社区治安体系和公共安全工作方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服务,维护社区治安,维护公共安全。
8．建立健全安全的教育、宣传、培训体系
教育部门应在大中小学开设公共安全知识课程;社会媒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如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手段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安全预警预防制度和应急措施进行广泛宣传和普及。各类公共安全指挥系统定期进行不同范围、不同级别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演。在高度重视专家和专业队伍建设的同时,建设公共安全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产业工人、在校大学生、民兵预备役人员等的重要作用,进行注册管理和定期培训,与专业化队伍相互补充,提高全民的公共安全意识、知识水平和公共安全保障能力[5]。
六、结束语
近几年公共安全事故的频发，造成的社会危害巨大。笔者旨在从政府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政府部门需要建立和完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并从八个方面提出增加公共安全管理投入，确保城市公共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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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篇2
食品安全监管是指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其他相关社会主体，对食品生产经营各环节的安全、卫生、健康进行监督管理的活动。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僵化和落后，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上惯用行政手段，过分依仗政府的自身力量，强调监督管理职能，缺乏社会共治理念，忽视社会主体的自治力量，政府管理顾此失彼，监管缺位，公共服务效率不高，效益低下，造成强政府、弱社会的不良局面。
近几年由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的食品安全危机，正是政府社会管理模式落后、行政监管手段乏力、监管效果不良的真实写照。我国原有的食品安全统一监管模式，虽对强化责任落实、协调监管力量具有积极作用，但仍面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挑战。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对食品企业的违法行为管理不严，甚至会要求监管部门放松监管。同时，由于我国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有效惩治企业的失信行为，从而导致失信行为恶性蔓延。
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监管的成功经验
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建有完善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保证了政府监管得力，食品企业信誉良好，市场竞争力强，民众能享用到安全、卫生、健康的食品。美国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完整、全面的特点，保证了食品的生产、流通的安全、卫生和健康。上至联邦政府，下至地方政府设立由资深科学家和公共健康专家组成的食品机构，并形成彼此独立又相互合作的食品安全监管网。政府在制定食品安全政策前都要进行科学和风险评估分析。有关食品协调机构向社会提供有关食品方面最前沿的信息服务和有效建议。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均设立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在各自权限内开展食品安全监督，并不具有促进贸易的职能，从而保证了其客观、权威、公正的身份。
加拿大的食品安全监管特点是不仅法律体系健全，还成立了统一负责全国食品检验工作的食品检验署，将全国所有的食品种类的安全检查系统纳入单一的体制管理。同时，通过研究所谓的综合检验体系，在相同的准则和原则指导下进行食品安全检验，降低食品安全风险。日本内阁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日本政府通过实施农产品质量认证、标识认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等措施，并采取形式多样的监管方式，积极发挥社会监
内容摘要：在我国法律逐步完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食品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食品安全形势仍然严峻。政府监管部门要转变观念，从社会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在进一步完善立法、严格食品安全标准的基础上，明确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主导地位，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企业诚信、行业自律;鼓励大众传媒实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消费者保护机制;健全舆情监测机制，畅通公众监督投诉举报渠道;开创食品安全领域政府监管更严明，企业行为更负责，社会监督更有为，民众消费更放心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局面。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治理社会共治督作用，确保食品安全。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的主要功能是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统一处理欧盟内部食品相关事务，有效控制食品生产、收获、加工、包装、运输、贮藏和销售各个环节。食品安全管理局提供独立的科学建议与支持，建立与成员国相同机构紧密协作的监管网络，评估食品安全风险，并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通过对整个食品链的监控、根据科学的证据做出风险评估，为决策者制定法规和政策提供信息依据。欧盟实施的对食品安全鉴别、评价、控制危害的HaCCp体系是世界公认的食品安全质量保证系统。
公共治理理论与社会共治
(一)治理与公共治理理论
所谓治理是指在一个特定范围内运用权力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活动，最大限度地维持公共秩序，满足公共利益。在国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中，打破政府是唯一合法管理主体的局面，强调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推进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注重公众参与;强调公共治理手段、方法的多样性，不但包括运用传统的政治、法律等规制性手段，同时包括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经济手段，也包括运用创新型的社会和文化教育手段。
20世纪80年代后，基于全球公共管理领域发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运动而催生了新的公共治理模式，打破了政府是唯一合法管理主体的局面，强调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注重公众参与;公共治理权力的多中心网络化运行，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在治理过程中，依靠合作治理网络，进行自组织网络式的互动;强调公共治理手段、方法的多样性，这些管理手段与方法既包括一些传统的政治、法律等规制性手段，也包括运用了市场机制调节的经济手段，还包括创新型的灵活多样的社会和文化教育手段。
(二)社会共治的基本涵义
所谓社会共治，就是从有效治理的需要出发，政府在社会公共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通过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将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纳入相应的法律框架并得到有效落实，从而达到治理的目的。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模式构建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共治就是按照协同共管的要求，确定多元的监管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大众传媒等各种社会主体主动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共治体系中，明确政府和其他社会监管主体的地位和职责，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从而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律保障的社会共治新格局。
(一)完善食品安全立法，建立最严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立足于整个食品链，围绕食品安全基本法，制定科学合理、与食品安全基本法相配套的、法律效力层次较高、涉及工业生产、环境保护、动物福利、统一食品安全标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完整的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以便更好地控制整个食品链的安全。建立最严监管体系。建立最为严格的、覆盖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食品科学监管体系：首先是源头严防，完善标准，严管农药使用和非法添加行为，严格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加大对食品企业的现场检查。其次是过程严管，加强对食品企业的日常监管，推进责任制，明确日常监管责任人，接受社会监督;最后是风险严控，对农药残留和非法添加问题进行定期抽检，对大型食品企业、消费量大的重点产品进行定期抽检。同时，督促食品企业建立产品追溯体系，让食品全程可控可追溯。加大对食品违法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违法企业的罚款数额，对食品安全事故支持消费者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曝光和监管力度，对屡犯的企业给予其终身禁止进入食品领域的职业惩罚机制;加快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法律部分责任的修订，建议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到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降低犯罪的起刑点，提高量刑幅度。从而形成违法食品没有市场，不良厂商无处藏身的良好局面。
(二)明确政府主导地位，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明确政府作为食品安全监管主导者的身份和地位，细分各监管部门间的责任分工，改变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衔接不畅的局面和监管体系链条过长、环节过多的问题，实现从生产到售后的无缝隙监管。一是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能。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应包括：对企业食品安全的日常分段监管;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普及教育食品安全知识;监督社会舆情等。二是完善监管工作制度。政府通过建立并实施会议制度、信息反馈制度、督导督察制度、重大事件报告制度和应急处理预案、责任追究制度等工作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履行监管责任，明确相关食品安全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加强监管者的自身规制，提升监管队伍的素质，提高监管的水平、效果和效率。三是加大督查考评力度。发挥考核的激励约束作用，加大食品安全监管的督查考评力度，把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促进地方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确保食品安全监管无死角、无遗漏。
(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企业诚信和行业自律
作为食品安全的主体，企业要自觉树立质量意识，保证食品的安全。食品企业要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科学知识和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教育，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提高内部质量管理水平;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调整食品产业结构，淘汰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加快食品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严格执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建立企业信用等级制度，通过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层次管理，形成层层追溯、相互制约的机制。有远见的食品企业面对法律、竞争对手、消费者等各方压力，必然权衡利弊，选择合法经营、诚信经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建立自我净化机制，保持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建立完善企业违法经营问责制，严惩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使企业一处失信，寸步难行，让不安全食品没有市场，使不法分子无处藏身。作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主体之一的食品行业协会，是独立于政府以外、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的社团法人。食品行业协会要引导和督促食品企业依法经营，处罚违规经营企业，公布社会食品安全行业真实信息，充分发挥其自律监管作用，实现维护行业正常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弥补政府监管不足的功能。
(四)鼓励大众传媒实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提高民众自我保护意识
大众传媒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推进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提高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实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对市场主体的监督作用日益增大。政府要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支持新闻媒体暗访，鼓励媒体揭露食品安全黑幕，倒逼政府发现监管漏洞，查处违法行为。
(五)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消费者保护机制，减轻消费者维权成本
进一步明确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有效监督食品安全违法、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在一般食品安全争议中，消费者协会要主动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同食品生产经营者谈判;对于涉及严重食品安全事故引发的争议纠纷，消费者协会可以作为诉讼主体代表受害人提起诉讼请求。这样既可以扭转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又可以减轻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六)建立健全舆情监测机制，畅通公众监督投诉举报渠道
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篇3
本文将国内外新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到高校安全保卫工作中，积极探索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高校安保工作中的可行性，初步构建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新型高校安保模式，以期能为我国高校安保工作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
高校；新公共管理理论；安保工作；安保模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精简机构的不断深化，以优化组织结构、减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在我国各级政府机关中逐渐展开，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高校作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特别是高校内保卫部门工作是以为广大师生提供非营利服务为目的，具有公共管理的大多数特征，因此，将新公共管理理论引入高校保卫部门，对构建高校新型保卫组织，形成新型安保模式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1新公共管理内涵及主要特征
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npm）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这种新型的管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有本质的区别，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也称为官僚机制行政理论，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韦伯的科层理论和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共同组成，即威尔逊—韦伯—泰罗范式，这种理论核心思想是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前提下，公共行政以效率为中心去追求工具理性，进而实现政治价值理性[1]，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适应了西方国家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对政府公共管理的要求。随着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生产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旧的政府公共管理理论明显不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传统行政管理理论弊端逐渐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各国被迫从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的进行了政府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确定顾客、产品与结果；采用目标管理与绩效测量方法实现任务；运用市场与市场机制以及竞争与选择取代集权型管制；通过权力、义务、责任的协调一致下放权力[2]。对于新公共管理基本内涵，一些西方学者作过较为精辟的概述，如赫克谢尔（C.Heckscher）指出，政府改革打破了单向的等级指挥关系，建立了互动交流和导向管理，并开始向“后官僚组织”变迁[3]。而巴扎雷（michaelBarzelay）认为摒弃官僚制的时代已经到来，公共管理由重视“效率”转而重视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由自上而下的控制转向争取成员的认同和争取对组织使命和工作绩效的认同[4]。胡德（ChristopherHood）则将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及特征刻画为如下七个方面：向职业化管理的转变、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产出控制、单位的分散化、竞争、私人部门管理的风格、纪律与节约。[5]从上述描述得知，新公共管理改革重点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倡导政府等公共部门在进行管理时需借鉴企业等盈利组织的成功管理机制，重视公共管理部门在进行管理中对人力资源管理上采取有弹性且富有成效的管理模式。
2新公共管理在高校安保工作中可行性分析
2.1高校安保工作具有一般公共管理的共同特性
高校保卫部门的行政职能是高校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特征，是高校育人功能实现的重要保障。高校保卫部门行政管理包括：户籍管理、师生出境管理、校园交通管理、校园治安管理、消防安全管理、危险化学药品管理、校园内公共场所环境及秩序管理、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等方面。在管理过程中，管理手段的选择，管理目标的实现，管理主体的选择等都具有一般公共管理的通行特点。
2.2高校保卫工作是具有公共管理属性的社会警务工作组成部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改革普及到警务工作，出现了“满意决定警务论”，公众对警察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成为评判警务工作的重要指标，提高了警务工作的质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近年来在我国，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警务工作也受到了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的影响，服务意识，服务态度及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执法较为规范，大大提升了警务工作的效率。从本质上讲，高校保卫工作与公安（社会整体的治安）工作是同类性质的工作，都是“保护使不受侵犯”，或称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6]1992年6月23日国家教委《关于做好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警务工作的成功实践也可以应用到高校保卫工作中去。如在北京、上海等大部分省市高校效仿公安机关110，在校内设置校园110，全年24小时安排专人值守，为师生提供安保服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设置安保工作一站式服务等，均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
2.3高校师生对安全工作需求多元化要求转变工作方式
在管理过程中，管理主体通过各种手段甚至不顾及管理对象的感受来实现管理目标的实现，这个过程可能是残忍的和让管理对象不能接受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高校已经逐步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复杂小社会，师生诉求日趋多样化，高校保卫机构也必须作出相应的反应以适应新形势。新公共管理理论成为指导其实践的最有效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顾客满意导向，将“顾客满意”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并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和提高。[7]高校保卫机构应当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以师生满意度作为保卫工作的终极目标和工作绩效的首要评估标准，逐步构建一个为师生提供高效公共安全服务的新型警务治理模式。
2.4高校内部安保组织结构陈旧改革要求新的管理理论
60多年来，高校保卫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职能到集多种职能于一身，在维护高校校园安全稳定的工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高校保卫部门行政管理风格形成于几十年官僚机制的构建和进行，很多管理理念已经内化成为高校保卫干部及领导的意识，高校保卫部门管理思想长期受到“官本位意识”的影响，对于师生习惯于通过发号施令的方式进行管理，不利于保卫部门与师生之间关系的建设。这种管理模式就好像一座大厦的地基，不能随意改变也很难改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形势和新问题不断涌现，从服务的对象到服务的理念都需要有重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高校保卫部门官僚结构特有的缺点显现，出现了反映迟钝、工作效率降低等问题，对高校保卫部门内部工作改革亟待解决，新公共管理理论成为指导现阶段高校保卫工作改革的重要理论。
3构建高校新型保卫模式探索
3.1转变管理理念
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应当以“顾客”为导向，以“顾客”的需求为工作的目标。高校保卫部门应当转变管理理念，从以前的“管理”向现在的“服务”转变，将学校保卫部门的角色和职能定位于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者，将公共安全产品的顾客定位为师生，保卫部门应由以往单纯的管理型行政思想向广大师生期望的服务型行政理念转变，转变为以师生需求为核心的服务型行政行为，牢固树立为广大师生服务的意识。只有在理念转变的前提下，才能在实践中实现从权力中心主义向服务中心主义转变，真正构建服务型的组织。
3.2强化信息沟通
新的学校保卫组织结构改革应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新手段，在不触动传统安保工作流程的前提下，重新整合保卫组织的行政流程，将传统模式下的不合理的流程摒弃或再造，使高校保卫部门行政流程简洁、高效，运作过程公开透明、程序规范简便、行政成本降低，最大限度的满足师生对保卫服务和保卫产品的需求。保卫部门信息化的结构特征表现为促使其网络化和扁平化。首先表现为保卫组织与外部沟通渠道，信息传输方式的变革使得原本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结构解体，师生可以简单快捷的与组织各级管理人员直接沟通，使得师生对安保服务的需求可以直接传导到决策层，有利于缩减直至取消中间管理层。其次是畅通保卫组织内部交流沟通渠道，保卫人员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不同层次的保卫信息，消除保卫部门各业务科室的信息孤岛现象，实现信息共享，提高各部门组织合力。
3.3转变行政范式
新公共管理理念强调有限政府的概念，因此构建新型的高校保卫应当切实转变行政范式，变全能为专职，有限行政范式的转变，做好掌舵人，将主要精力放在服务师生上，尽量避免，提高师生的满意度，充分发挥保安员的作用，积极推动安保服务承诺制，实现师生满意度定期调查制度，形成契约外部压力，促进和提高行政效能和管理质量的持续改善。根据师生的需要提供服务，提高服务的针对性。
3.4促进师生参与
学校安保工作是维护校园秩序、打击校园犯罪的特殊行政部门。在传统的高校安保实践中，师生参与程度有限，甚至有些人带有排斥的态度，安保效果较差。在新公共管理的视野下，学校安保人员要善于提高师生参与校园安保的积极性，鼓励师生参与，积极拓展公民参与安保活动的渠道和方式，采取组织师生安保志愿者等方式吸引师生参与到校园安保工作；另一方面，学校师生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安保部门的各种条件，提高自身素质和各项素质，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校园保安的有效参与，建立师生与学校安保部门的良性互动；第三，学校安保部门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师生组织，如学生会、学生宿舍自我管理组织、教师兴趣会等，建立安保部门与这些组织沟通的平台，及时向这些组织宣传安保形式及防范措施，共同来提高学校安保工作的效率。
作者：徐亚伟田斌单位：北京科技大学保卫保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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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篇4
社会协同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内涵是要求无论政府还是其他社会组织不仅要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责任，更应该注重建立相互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的良性协调与互动合作关系。涉及治安管理领域，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我们应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与阐释。对治安管理社会协同理论的提出与总结梳理有益于在实际工作中落实社会协同的理念。
一、社会协同理念的提出
对社会协同内涵的认识，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当代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是治理的主体。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大一统的时代对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清晰正确的认识，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不合理局面，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完全是政府的附属品，统治的意味更为浓厚，造成的后果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微弱，政府权力过大、管得过多过死，但在社会治理某些领域中政府并不能发挥完全的作用，而社会组织在更适合其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却完全无所作为，这样不仅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治理效果。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要形成互动、加强合作，该模式的优点是将社会至于与国家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现实局面下，合作模式的构建恐怕还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三是“社会协同”模式。“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目标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时首次提出的。十八大报告在论述社会管理体制时又再次强调了其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予以法制保障保证其落实。现在看来社会协同模式是更适合我国现实的一种模式，为什么如此说呢？在这一社会管理体制中，公众参与是基础，社会协同是依托，法治保障是根本。在我国的现实是政府治理能力较高，公民社会发育不足。我们还处在培育公民社会的阶段，自然不能与西方国家一样在短期内实现两者的合作关系，更适合我国当前现实的是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和帮扶社会组织的成长，使其逐渐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法律与制度保障是协同治理机制形成。
二、国外关于社会协同的相关理论
目前，世界各国在社会治理中形成的许多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多中心理论、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与我国的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存在着共通的地方，应充分借鉴先进理论、尊重我国现实，形成适合我国治安管理工作的社会协同治理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theoryofpublicChoice）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主要观点是针对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现象，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灵活的特点来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足[1]。根据这个理论，警察公共服务同样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目前在西方国家非常发达的私人警务如保安、私人保镖等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公共事务的一种现代经济理论。其基本内容是：不同种类的物品和服务可以通过两个特征――排他性和消费性来进行整理和分类，分类的结果确定了政府和社会（非政府组织）在物品和服务提供中所扮演的角色[2]。一般而言，纯公共物品（服务）由政府提供，纯私人物品（服务）则由社会和市场提供，而准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物品）既不能完全由政府提供，也不能完全依靠社会和市场提供，而应该通过政府和市场、社会的竞争、合作来提供。
（三）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也称善治（GoodGovernance）理论、治道，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公共事务解决之道的理论。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它“掌舵”但不“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于负责统治的政治和负责具体的事务管理之间[3]。关于治理的特征，虽然学者概括并不完全相同，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罗西瑙所说：“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4]
（四）多中心理论
当代美国学者e.奥斯特罗姆根据多中心社会秩序、公共选择、公共物品等理论，在长期实证研究公共事务（尤其是警察服务）的基础上，主张公共事物自主治理，提出“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为特征的“多中心理论”，以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供给”思路[5]。
（五）国家――社会互动理论
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但其流行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互动理论主张：关于国家、国家制度及社会、社会制度等的研究，不能单从国家一元的单向的角度来认识，而应该从国家―社会二元的、多向的角度，从国家、社会的互动来认识。即：要批判那种“自上而下的”一元性“国家”分析范式，建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轨型“国家与社会”互动范式。简言之，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按照这个理论，警察制度、治安制度也应是国家与社会组织互动的结果。
（六）社会资本理论
该研究视角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力量在治安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作用的缺失及对策作以探析。社会资本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在社会治安管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往往能够倍增治理的绩效，这也是治安管理自增强机制的动力所在。
上述理论，因为主张政府之外的市场、社会也要提供公共服务，与以往由政府完全提供公共服务的旧理论有很大差异，所以也被合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警务研究，其结论自然就是重视市场、社会在警务中的作用。譬如，自20世纪70年代始，西方国家提出了“privatepolicing”（或privatizingpolicing、privatepolice）的概念，对社会组织参与治安工作及如何增进社会组织与警察机构的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英国艾莉斯?韦克菲尔德的《SellingSecurity：theprivatepolicingofpublicspace》，提出了“安全被”（securityquilt）理论，认为：不同的城市空间场所需要由不同的管理力量参与的各种安全管理模式；不同的管理力量和安全管理模式组织起来，就组合成为覆盖城市任何角落的“安全被”；在构成“安全被”的力量中，既有代表国家与政府的警察，也有单位与社区的专有安全保卫人员，既有市场化的保安公司，也有各种志愿者和警察辅助力量。
三、我国治安管理“社会协同”的相关理论
（一）治安综合治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我国逐步提出了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强调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民众的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的稳定。
治安综合治理理论强调治安问题的根源在社会，治理治安问题的力量在社会，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也在包括政府、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多种主体。
（二）治安主客体关系理论
治安主客体关系理论，是指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多重关系，一般而言，公安机关是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或主要力量，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其他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公众也会成为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
（三）治安、警务（国家警事）社会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当时的治安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治安工作社会化”的观点，也有的称公安工作社会化、治安管理社会化。即公安机关不应承担维护治安秩序的全部责任，而应当将一部分工作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近年来，国内学者将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等引入，又提出了“警务社会化”或“国家警事社会化”。强调公安机关要按照市场运行的客观要求，有效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安行政管理体制，在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同时，实现“社会的事社会办”；强调警察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警察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以增进公共安全、提升警务效益。
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篇5
所谓公共管理是指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以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运用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和管理的理论与方式，民主运用公共权力，并以科学的方法依法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是一种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在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改革中运用，很快扩展到欧美各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以社区警务战略为主的第四次警务改革浪潮席卷欧美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休斯顿警察局首先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也纷纷实行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战略认为社会是产生犯罪的根源，抑制犯罪的主力军也在社会。警察的社会公仆角色重新占领上风，警察在回归社会的同时，其打击犯罪的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这次改革以警察科学理论的反思与突破为先导，以社区警务为主要内容，以全社会的力量打击与预防犯罪为重点，追求历史上“自我警务”、“人人皆警”的传统模式，形成主动提前式警务风格。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和社区警务战略的实施绝不仅仅是在时间上重合那么简单，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背景在于官僚制问题重重（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等）；各国财政赤字增加，公共服务效率低下和无法维系，影响经济发展；新技术革命使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高效、灵活、透明的政府型态；经济全球化要求西方政府进行积极的改革，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社区警务战略实施的背景在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汽车、车载无线电台和电话这三项科技成果在警务工作中得到应用和普及，警务工作以快速反应机制与模式为取向。但与此同时，警察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以及专业化的倾向，使得警察在许多社区内出现了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这种孤立随着60年代城市问题的大量涌现而变得更加明显，民众与警方之间矛盾加剧，造成民众对警方的信心危机。为此，警方不得不对单纯追求警务现代化和专业化的警务机制进行反思，试图改变已恶化的警民关系及以案件为中心的被动反应式警务，使警察回归社区，依靠公众，预防犯罪，重塑警民关系①。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社区警务战略实施的背景都与之前过多的强调行政专业化、技术化有关，行政上的官僚制和警务上的专业化使得政府和警察疏远了公众，拉大了与公众的距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和犯罪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以“顾客导向”为重要内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改善警民关系为重要内容的社区警务战略就应运而生了。
社区警务运动是涉及警察组织内部与外部的一场综合性改革实践，在组织内部，以管理主义为指导原则，倡导合理授权，实行参与管理，积极引入企业化管理方式；在组织外部，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指针，寻求建立警民之间同伴关系，试图通过警民携手合作，共同鉴别影响社区品质的问题，进一步找出问题的根源，再由警察与群众共谋解决对策，达成增进整个社区治安的最终目的。可以说，西方各国社区警务改革体现了对经济、效率与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追求，包含了警察组织内部企业化，外部市场化、社会化等改革内容，蕴涵了管理主义、公共选择、社会控制等理论原则，是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②。警察部门改革属于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部分，在新公共管理浪潮冲击下各国都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造，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公众需求的强调与社区警务对公众安全需求的重视是一致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涵中包括有社区警务战略的思想。
二、社区警务战略改革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部分
作为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深刻影响了各国公共部门的变革，警察部门自然也深受其影响，奥斯本和戴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出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公共部门改革的十大原则：（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浆。（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3）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4）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5）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7）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8）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9）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③。
在新公共管理之前的传统公共行政强调行政的专业化和官僚等级制，新公共管理运动则重视“顾客导向”，即要求政府站在公众立场思考，把公众看作最宝贵的资源，通过直接与公众互动，了解公众需求，针对公众需求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公众创造利益和价值，并尽可能地减少公众成本，通过多元化、便捷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获取公众的最大满意度，并以公众的满意作为政府的基本目标。④社区警务战略的实施也遵循了这一原则，以社区为导向，即以社区的治安需求为导向开展警务工作。一方面是警察立足于社区，以提供全方位的警勤服务为先导，改善和密切警民关系，实现警民携手、并肩合作，治理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一方面是强调以防为主原则，社区警务的着力点在预防犯罪上。注重社区预防、控制犯罪机制的建设，与公众共同寻找分析和解决滋生犯罪的各种隐患，还社区以安宁⑤。
从社区警务战略的基本内涵可以看出，社区警务要求警察要立足于社区，依靠社区社会化力量进行警务工作，这与顾客导向中充分重视公众需求，依靠公众的支持和参与，重视社区内的社会化力量的特点是一致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在用种种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政府困境及其原因的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独到办法。它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既然政府内部问题重重且历次改革收效甚微，那么最好的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建立公私组织之间的竞争，从而使公民得到自由选择的机会。按照该理论，政府警察部门的作用是有限的，社会治安管理的主体不只是警察部门，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甚至私人组织也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按照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公域和私域的调整，不同的治安管理主体对应着不同的治理对象，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警察部门将本不属于自己或者自己无力独自承担的更多职责分担给其它社会组织和公众，只做他们不能做、做不好的事情，如对多发性抢劫、等恶性案件的场所进行深夜巡逻等，单凭公民个人的资源不能解决，互相联合又不太可能，应该由政府的警察部门负责。
其次，虽然治安服务属于公共产品，政府是主要提供者，但不是惟一提供者，不排除利用市场的手段由其他社会力量来提供。即在治安产品的提供上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将部分治安产品的生产向社会开放，以契约的方式（如治安承包）引入多元生产主体，营造一个竞争的局面，以提高公共治安产品提供的效率，竞争最明显的好处是提高效率，萨瓦斯的研究表明，公营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高出35%—95%。这对传统的警察业务必须全部由国家警察包办的认识提出了挑战。除属于国家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外，警察的管理、保护、救护、服务等职能都可以由社会其他组织来履行的。
公共管理理论倡导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警务的社会化，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对警察工作而言，警务社会化同样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进行企业化运作，警察机关、警务工作和警务改革不应该只强调其特殊性而固守旧法。社区警务战略的理念基础之一就是犯罪的根源在社会，控制犯罪的责任也在社会，有效地遏制犯罪必须全社会参与，只靠警察想要有效控制犯罪是不可能的。西方警学家认为，对于控制犯罪来说，“警察只是刑事司法的一部分，刑事司法系统又是政府的一部分，而政府不过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已”，“只有动员社会和公众参与，才能有效地控制犯罪”，这种深刻的认识是实施社区警务改革所依据的主要理念之一⑥。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警务的社会化，对当前实施社区警务和农村警务战略和警务改革发展的指导意义在于：1．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供养政府及其人员的所有经费又是取之于民的税收，纳税人有获得治安服务的权利，政府有向社会公众提供基本治安服务的义务。所以，基本警务保障和治安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应当由政府提供，政府不应也无力大包大揽。2．对于基本警务保障和治安服务，也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吸引社团、企业甚至公民个人来提供。如私人戒毒所、治安承包责任制、社区矫治机构，甚至象西方一些国家的私人监狱制度，都值得借鉴。3．个人或者组织希望获得额外的、特别的警务保障和治安服务，如私人保镖，物业保安服务等，则个人或者组织理所当然的应当自己付费。4．鼓励警务“私有化”，即以商业运作的方式为公众提供安全服务并收取报酬获得收益⑦。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社区警务战略都强调公共产品提供主体的多元化不只是巧合，实际上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政府警察部门的具体实践。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与社区警务战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自从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开展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以来，尽管有着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各种批评和质疑，但是无疑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成效。从现代政治理论的发源地英国开始，新公共管理运动渐渐刮遍了大半个地球，成为西方公共行政领域的时代潮流。对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上讲，“新运动”打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模式，引进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方法。这场运动对西方政府公共管理实践成效显著：这场政府改革运动，不同程度解决了发达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提升了政府运作能力，回应了在全球化中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具体体现为：（1）降低政府财政支出和行政成本。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985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8.5%。政府实施了一个计划以重新获得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财政，弥合财政分裂的状况。他们在3年内消除了赤字，实现了连续6年的预算平衡。通过运用具有高度透明性和参与性的模式，政府实现了减少20%开支的目标。“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削减经费，降低成本，增强能力的行政目标。（2）确立了为顾客服务的崭新行政理念。政府自觉地把管理职能定位在是管理的掌舵人而不是划船者。这样就超脱于具体事务之外，集中精力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对一些能够外包的公共事务，可以让一些nGo机构去做。同时政府通过授权和分解责任，引入激励机制，对人员实行聘任或合同制，大大缓和了政府内部管理的紧张，用成绩来决定升迁去留，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行政问题。
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篇6
关键词:风险社会；社会问题；和谐社会构建；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1-0008-06
近年来，风险社会研究一直是国内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风险社会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迅速传播与深入研讨，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呈现出的复杂化与多元化的格局，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国内社会学界对风险社会的关注也呈现出新的研究态势。2007年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已不再仅仅对国外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一般性介绍和引进，而是将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与中国本土社会实际问题的探讨相结合。在一个以“风险”为重要特征的时代，我国特有的社会风险图景及其发展趋向、应对策略日益成为国内社会学者研究的重点。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风险社会的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评析、“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风险社会的治理对策研究等领域，本文依次逐一简要综述。
收稿日期：2011-09-20
作者简介：童星，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学研究；曹海林，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一、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评析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第一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并在随后的《世界风险社会》、《反思现代化》等著作中提出和完善了风险社会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者也翻译和出版了一些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论著，为我国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奠定了良好基础，带动了国内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领域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一批成果。2007至2010年，国内社会学仍有较多研究者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相关文献述评，与以往研究相比，这期间的理论研究不再局限于概念和理论内容的一般介绍，而是更注重述评结合，以评带述，更注重深入理解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评析内容也较以往有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如何准确理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所指“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即为什么人类社会到现在才真正进入“风险社会”时代［1］？这一问题的剖析一直是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理论解读的突破口，更是准确把握现代社会风险特征的重要前提。可以肯定的是，经过前期的理论研讨，国内社会学界对现代“风险”的认知基本达成共识，即现代“风险”已逐步突破经济学、保险学、统计学与精算学学科界限，再也无法运用模式化的框架将其简单计算和界定，社会学家以社会历史性视角将风险概念本身与社会形态结构相连的分析路径便尤为深刻和突出［2］。更多的研究者则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特性开始由潜在的可能性转为显现的现实性，由局部区域性转为世界全球性，由可计算性转为不可计算性，由可预测性转为不可预测性，由可控制性转为不可控制性，由可治理性转为不可治理性［3-5］。还有学者将“风险”与“危机”作对比分析，得出“风险”到“危机”的转变实现了经济学概念到管理学概念的转变，“危机”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6］。正因为现代风险所具备的这些特征，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社会动力和基本结构，从而使人类社会真正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时代［1］。
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社会学对“风险社会”理论内涵的讨论不仅涉及风险社会中的科技维度，而且还论及风险社会的结构维度与政治维度。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社会的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加强,整个社会和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可以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代风险的许多新特点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有学者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也被科学化了［1，8］。“个体化社会”是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而这种过程本身又在不断地塑造着风险社会的基本形态。另外，现代风险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反身性”，这一点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上的反映就是“反思性”，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国内社会学者的研究还涉及风险社会理论的不足。有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与其说是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学理论，倒不如说它从特定角度提出并深化了当代社会的现实危机，但由于该理论过分强调将风险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既没有最终正确揭示风险根源,也未提出有效化解风险的对策。鉴于此，国内不少研究者通过对风险社会理论深入剖析揭示出该理论存在着的诸多不足：未能深入揭示当代社会风险的根源，在风险社会出路探索上的“乌托邦主义”，风险社会的文化批判在理论上具有片面性，仍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未能深刻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缺陷［9］。可以说，风险社会理论仍需要在新形势下深化发展。
二、“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提出20多年来，在社会理论界的影响及学术地位与日俱增。多数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10］。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风险，不是一般讲社会问题，而是讲潜在的风险因素［11］。成伯清等学者还认为，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势既对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挑战，也迫使我们调整思路以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而知识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2007至2010年期间，“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大主题：
（一）风险社会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12］。国内社会学研究者在此期间的研究首先涉及当前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性、表现形式及发展趋势［13-14］，不少学者认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事件呈现出范围广、非传统性、关联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在我国转型期涉及的领域，不仅波及城乡，而且在众多领域均有所呈现。如中国城市公共安全问题［15-16］、农村公共安全问题［17］、食品公共安全问题［18］、公共卫生安全问题［19］等等。
杨敏、郑杭生还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安全中，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是其他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归宿［20］。个体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密切相连，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安全问题往往影射出社会安全的隐患和社会风险的威胁。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个体安全问题的直接成因，这些影响可分为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威胁。
基于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凸显，多数学者认为，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预警与应急机制势在必行。多数研究者均不同程度地对风险社会视角下公共安全问题的预警机制、处理机制、反馈评估机制、指挥协调机制、国际合作机制等进行深入探讨［13］。
（二）风险社会与当代环境问题研究
随着环境污染和环境灾害事件的增多，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同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等社会变量密切相关，这使得社会学把环境问题，包括环境风险的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21］。在学科建设方面，有学者主张积极汲取和借鉴科学社会学、风险社会以及新社会运动理论等知识成果，吸收其合理的内容，以推动我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22］。环境社会学者应积极拓展传统社会学的视界，坚持社会学的未来关怀，努力洞察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转型期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23］。
国内环境社会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对当代环境问题的特性进行系统探究。有研究者将环境问题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另一种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并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特征概括为与科技发展密切联系、全球化、无责任主体性、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24］。还有研究表明，全球环境危机将人类卷入全球性的风险之中，环境风险一旦转化为生态损害，就会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损害。在风险越来越大的当代社会，生态损害无疑成为加剧风险程度的不利因素［25］。
有学者注意到，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强烈的风险认知，尤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有最强烈的风险认知。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26］。还有学者通过研究旨在检验东西方文化、社会和政治体制下人们社会价值观和环境变化风险认知的差异以及社会价值观和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
（三）风险社会与科技伦理问题研究
科技伦理问题依然是国内社会学界2007至2010年期间探讨的重要主题。有学者认为，从人类安全观和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看,安全不仅因具有重大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而成为道德范畴和伦理原则，而且是我们思考现代科技伦理问题之源，也是评判科技活动善恶的价值标准之一，是现代科技活动所应秉持和遵循的首要伦理原则［27］。安全伦理价值的凸显是风险社会的必然结果，是科技活动对人类安全的消极影响和侵害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语境中强调安全作为科技伦理的首要原则，是具有非凡现实意义的［27-28］。
在剖析风险社会根源时，较多研究者认为，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29］。人类对技术无节制的运用导致风险的产生，人类对技术的不合理运用诱发风险的出现，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使其在应用中产生潜在风险。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风险社会的技术伦理出现严重困境［30］。
人类的科技文化为何遭遇如此困境？正如有学者所言，风险社会理论再次突出了人类自我反省控制这一当代文化批判的主题。文化作为人类的实践成果的总和，既包含着对人的肯定性关系，又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关系。文化的二重性体现在风险文化中就是制造风险和规避风险的文化二重性。当代全球性风险的凸显，恰恰是制造风险的文化日益突出的结果，也就是文化对人的否定作用日益突出的结果［8］。面对困境人类又该如何作为？较多学者建议，风险社会是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强化技术伦理意识，树立社会各个角色的责任伦理，进行技术伦理的不断创新，建立科学的技术伦理评价机制，使技术伦理成为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30］。
（四）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传媒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使得风险传播具有更大的不可测性［31］。风险社会源自于科学发展的副作用，媒介的负功能又抬高了风险系数。科技发展悖论与媒介功能悖论互为表里，进一步强化了风险。风险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飞去来器弧线对媒介责任和危机信息报道原则形成压力［32］。危机传播应注重信息的时效性、重视对信息的把关、保持传播渠道的畅通，这不仅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应该尽力做到的,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
有研究者基于我国现实调查发现，危机传播在一定时期内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表现为：危机传播中信息提供者之间存在矛盾；忽视对公众进行日常的风险教育；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存在消极作用［33］。虽然我国已于2006年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危机传播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标志着我国在应对“风险社会”危机传播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但是，《预案》的出台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危机信息传播体系，至少在技术层面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种种困难和缺陷。如何解决好“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4］。
三、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
刘岩认为，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5］。和谐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的双重超越。在当代中国，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凸显，正确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35］。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风险在现实中体现为诸多的不和谐因素，这就要求在发展与和谐的辩证关系中化解风险根源，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和提升社会秩序品质出发来超越发展的悖论，开创出一条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和谐发展道路。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不少研究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宋林飞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35］。在风险中追求和谐，既要树立忧患意识，健全反思机制，又要重建诚信基础，重视专家系统建设［36］。在风险社会下，现有的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完成解决和减少风险的任务，因此需要建立起新的治理机制。复合治理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复合治理由多个治理主体组成，复合治理是多维度的，复合治理也是一种合作互补关系，个人是复合治理的基本单位，复合治理的目标是就地及时解决问题［3］。杨雪冬还认为，就风险治理来说，中国的复合治理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现代治理机制的构建上,通过制度调整协调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能力,发挥各个社会行为体的能力,共同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一要增强国家的公共责任与民主治理能力；二要积极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要提高个人、组织的公共责任感、风险意识以及风险的识别能力；四要重视社会信任的培养和拓展［37］。
有学者针对我国社会风险现实指出，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风险的根源和特点互为表里，主要表现为历时态风险的共时性存在、结构性风险的过程化表现、复合型风险的并发性出现、累积性风险的突发性爆发。在探明我国社会风险成因与特点的基础上，应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树立现代社会风险意识，强化责任政府职能，重视社会政策建设［38］。贺东航认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应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针对县域社会存在的农村、农民问题，通过制度改进以及建立应急机制来化解风险，构建和谐社会［39］。张首先等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执政党的价值追求，也是执政党权威生成的现实土壤。风险能强化执政党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风险能提升执政党的创新品质和选择能力；风险能锤炼执政党的执政作风和升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40］。周树华、黄石还论述了风险社会、人口安全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风险社会的来临和人口风险的增加引发了人们对人口安全问题的关注［41］。人口安全问题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中具备了全新的理论内涵，作为其有机构成，它包括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与人口健康、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风险社会中规避人口风险、维护人口安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自觉性；以科学的视角反思风险社会；构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四维一体的和谐体系；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42］。
四、风险社会的治理对策研究
围绕如何应对风险社会这一问题，2007至2010年国内学术界继续进行深入探讨。从研究成果来看，涉及风险社会中政府风险管理、风险社会治理战略、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等主要方面。
毫无疑问，在现代风险社会，政府是风险管理的重要主体。已有研究表明，与传统社会环境相比较，风险社会环境具有更加复杂和不稳定的特征，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风险管理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因此，强调政府风险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风险社会中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和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12］。朱正威、肖群鹰等研究者还按照社会需求与实践反馈的研究脉络，讨论了中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结构与程度问题，提出了一个基于多主体和谐关系的政府风险危机管理能力建构模式［43］。
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时代公共危机的频发呼唤公共危机治理的常态化，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不但是风险时代的客观需求，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精髓所在。张康之针对现代风险的特性指出，在人类所面对的风险中，绝大多数风险是由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生产出来的［44］。由于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在生产风险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风险分配的权力，他们总是能够成功地把自己所遇到的风险分配出去，让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去承担更多的风险。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破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一个合作应对风险的社会。如何应对新变化，构建新的风险管理长效机制，何华玲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兼具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的公共治理机制,而这只能通过突破官僚制政府体系为主导的一元化公共治理模式，建立起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来实现［45］。张成福等主张，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从战略视角出发，考虑和设计风险治理的原则、措施和方法。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应采取政治、市场、社会、文化、组织化、机制、法律、信息、科技、国际合作十大战略［46］。朱华桂等提出应注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完整性、全面性，构建群测群防的全民安全网，同时还应着重注意风险管理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47］。
薛澜等针对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指出，为了从最基础的层面实现应急管理工作关口前移，就需要从事件管理往前进一步延伸到对风险的管理［48］。由于危机同时兼顾了风险与事件的特性，因此危机管理应当被贯穿到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并重的整个过程中去。成功的应急管理不能仅限于动员整个社会资源有效地应对事件和风险，而是要站在治理的战略高度，整合多方力量，从公共治理结构等更基础的层面改善和确保整个社会在常规和非常规状态下的稳定运行。未来国家的应急管理工作应当在完善全过程应急管理的基础上，充分提升风险管理工作的战略高度，促使其朝着风险、应急与危机管理并重的整合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进行转变。童星还以社会学的风险预警研究和行政学的危机管理研究的现状为分析对象，具体探讨了二者渗透与整合的可能性与现实途径，包括实现概念的整合、理论的整合、方法的整合、议题的整合以及研究力量的整合，企望走出一条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的新路［49］。
阎耀军等则强调，风险社会危机显得更加频繁、更加肆虐、更加迅急，致使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传统的反馈控制管理方式总是慢半拍。而就在这慢半拍所形成的时间滞差中，风险则变得更加难以控制［50］。反思以反馈控制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对现代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以前馈控制为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就成为必然选择。进入风险社会以后，应急管理将更多地考虑以一种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去推进组织理论的发展，从而完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理论体系［51］。中国进入公共危机高发期，常态管理已成为危机管理理论的主导思想，用理论指导实践，公共危机常态管理应该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公共安全建设的指导思想［52］。
综上所述，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社会学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既有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探讨，又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问题剖析，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及风险社会治理的一系列对策建议，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管理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应清醒地认识到，国内社会学界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还需进一步凝练研究主题，还需进一步挖掘研究深度，唯有如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社会理论及
风险管理体系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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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DomesticStudiesonRiskSociety:2007―2010
tongXing1,CaoHailin2
(1.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
2.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HohaiUniversity,nanjing210098,China)
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篇7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可以概括为两方面：
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我国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是企业谋利动机恶性膨胀的结果。生产企业被视为封闭系统、利润最大化被视为惟一目标，企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或社会的利益；企业考虑以最小的成本或代价获取最大的生产或利益。贪得无厌的谋利动机及其行为，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自律水平的提高。资本的逐利本性需要严酷的他律限制，否则它就会置社会伦理道德于不顾。我国市场化的程度尚有待完善，其发展初期易于滋生企业不道德行为。部分企业采用不正当行为获得政府稀缺资源，权力进入市场，使得市场竞争规则和优胜劣汰的法则被打破，如“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企业不道德的保护伞。
二、管理和制度不到位，导致政府失灵。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试图弥补市场失灵，产生缺陷，其他非市场缺陷的政府失灵，政府活动。因为政府的行政太大，绩效评估机制落后等原因，政府公务员可能发生支配下的理性的“经济人”行为，导致行政权力的异化，如权力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初始目标。单一的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模式，选择性缺乏供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行政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管理成本，从而增加；政府如果既是供应商的食品安全监管，同时监管机构监督下，成本和收益因素，缺乏食品监管权力的创新，导致失去平衡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导致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技术和专业限制，监管与信息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与开发、技术优势，所以政府要调节自身有效的监管，必须在相关的专业技术、设备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弥补劣势的信息，直接增加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难度。上述所有因素将导致政府失灵状态。政府失灵，表明政府不能代替市场，食品安全问题，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不一定能做得很好，甚至适得其反。
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危机，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和克服上述两种监管失败
公共治理理论为第三方监管力量参与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共治理是指“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组织或个人等各方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协调管理，以实现共同目标的预定过程和方法。“公共治理理论强调的多元化治理，治理责任分化的互动、公众主体的伙伴关系与合作网络运行机制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和非强制性工具民事法律。“行业协会是一种主要的单位和个人在同一行业的会员自发成立，随着行业的身份、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具有自发性、行业、会员、非营利、非政府。它的“自发性”强调行业协会的设立、运作和发展基于民意调查，成员自发的，有意识的，自愿的，应该是民主的形成；“行业性”表明行业协会以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业种、品种、工种等行业差异作为组织标识，将形成不同类型的行业对会，“会员性”，行业协会不是实质性的组织，而是会员为主体；“非营利性”不能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其“非政府性”指出行业协会既不是政府及其附属物，也不能使用政府行政式管理和运行机制。
行业自律是指行业自我规范、自我协调的行为机制，同时也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持公平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维护行业利益的重要措施。行业自律包括：行业内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遵守和贯彻和行业内的行规行约制约自己的行为。这两方面都包含对行业内成员的监督和保护的机能。
当前社会食品安全问题的纷繁复杂，建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落实食品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一、重新构建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新理念。面对转型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现状，仅靠政府单一监管，难以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的全部职能，无法在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的目标。行政监管、法律干预和行业自律，共同构建规范食品市场秩序，成为确保食品安全治理目标的制度基础。
二、食品行业协会，操作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律体系。在总结立法实践的基础上，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制定《行业协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在《行业协会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框架下，通过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食品行业协会的性质、设立条件、程序、目的、原理、结构和基本功能，会员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等进一步加强食品行业协会的企业治理和委托独立的法律地位，对于效率的独立、自主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支持。还应指出合理定义法框架内的政府行政监管和食品工业协会自律监管职能边界。为政府职能部门在食品安全管理和食品行业协会的合作治理奠定法律依据。
三、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独立建设他们自己的能力。发展增长的原始动机来自食品行业协会会员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共同利益的行业协会会员企业的生活都是食品行业协会的生存和发展。只有真正的食品工业协会代表了行业的整体利益，维护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成员，和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才能负担起公共职能的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这是食品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有效发挥社会合法性基础。
第四，提高食品工业协会行业代表。国内食品行业协会仍然相对人数较少，低比例在国内行业协会，行业在狭窄的报道，缺乏代表性，相对制约了行业自律的效率。因此，相关立法应进一步放宽限制，给予行业协会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积极培育和支持市场内生和自发成立餐饮行业协会和企业，并对既有食品行业协会进行存量优化。应该合并重组通过公平竞争，和对一些用词不当，代表性不强、行业的可信度不高，不能真正代表并维护会员利益且长期不开展业务活动的行业协会给予关停等措施。
食品行业协会参与自律监管的工作任重道远，不能一蹴而就。食品行业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构建自律和他律并行的多元化监管体系，是国际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也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发展方向。（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文萃食品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的功能分析与推进策略研究[期刊论文]湖北社会科学2012第一期
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篇8
一、创新思辩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导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前进发展，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必须紧随时代的脚步，积极的对拓展自身的创新理论进行探求。近年来国际社会上广泛应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我国可以对其进行借鉴并不断丰富我国公安社会管理的创新并拓展新的思辩。
1.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定义界定及其观点阐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诞生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代表人物是David?osbome和ted?Gaebler,宗旨是为针对传统公共行政难以解决政府实力的问题而提出的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及管理的模式，其概念非常的松散，涵盖着对传统管理的取代行为，又是当前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改革的延续。在各个国家对其定名也不尽相同。但在各国的实践中总结出的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较为集中的，阐述如下：
1.1重新定位政府和社会间的关系。政府转为"企业"?纳税人转为"顾客〃，二者的服务是相互的。政府要将公众的所需和利益纳入措施的制定中。
1.2政府在履行管理职能上，要做引领者，而不是执行者。政府要以政策方针对管理的行为进行治理，而不是去直接管理。
1.3政府要将不同的服务内容和性质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广泛学习各领域的管理手段。
1.4将竞争机制纳入制度层面上。用多元化的方式对政府的服务质量及效率进行提升。
1.5在组织方面政府要以效绩的明确代替严格的规制。
2.将新公共管理理论融入公安社会管理是可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一经问世便引起广泛的关注，多年实践证明其时效性和指导性极强。与我国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是可行的。可行性概括为：
2.1科学理论指引的必要性。
2.2公安的社会管理具有与公共管理相同的属性。
2.3西方国家的改革中，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成功实践是将其引入我国的实践基础。
二、新公共管理为公安社会管理创新指引新方向
1.管理的理念，摒弃控制，实行服务。理念创新是任何创新的最初环节。理念带动实践是公安社会管理创新取得实际进展的关键。传统中公安在社会管理上主要是控制性的，非常僅化。新理念下，管理要回归到公众的利益和需求之上。形成治理与服务的良性循环。
2.管理的主体，摒弃单一，实现多元化合作。公安社会管理主体的创新，需要多元化的发展。传统上公安独揽社会管理的工作，手段法律性高、强制性大，以强力的手段维护稳定，使自身陷入与社会对立的境遇。对自身形象和窖民关系都有害无益。新公共管理强调的是公安机关与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协作对社会进行多元化的管理，实现多方参与社会管理，引入竞争机制，提升管理效绩。
3.管理的模式，宏观与微观相统一进行管理。传统上公安的社会管理模式过于直接、微观细化细节繁杂，管理困难非常大，范围广。而事实上过于细致的管理使得大众的自由空间极大的减少，阻碍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升民众素质。对公安机关而言，重压在身，劳苦却力不从心。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是政府应该指引，而不是执行。公安的社会治安管理应该在自身领域的管理上直接管理、微观细化，其它领域可以由适当的社会组织进行管理承担，公安机构只在宏观上对其管理方式进行策划和调整。
4.控制的机制，弱化执行，重视过程和结果。传统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只注重执行政策，却忽略了反馈机制的建立，无法监督和评价自身的工作成绩、发现不足，难以创新。新公共管理对目标的实效性非常重视，将目标的责任确定下来并监督其完成的状况。公安机关对此应该加以借鉴，注重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完善科学的反馈机制，获得有效的评估。
三、以新公共管理为指导，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的措施
公安的谁会管理创新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不断改进的过程，需要党和政府的协同合作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大力推动，同时与时俱进，适时调整以更好的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1.对公安民替服务的理念教育和执法活动的监督有待加强。教育立国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保障。在转变公安民菩的管理理念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服务理念的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p】。民窖的教育不实行变更，公安社会管理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对民进服务和法制理念的树立势在必行。
首先，对民罄的服务理念教育进行强化。以各种激励的方式对民窖进行引导，从培训、晋升再到讲座，无一例外进行教育。
其次，强化监督公安社会管理工作的力度，完善监督和制衡机制。对窖务的公开化进行推进，在阳光下运行管理活动，自觉接受各方监督。规范警务，以规章制度辅助公安社会管理的活动不走偏路。强化监督公安社会管理的力度，建立专门化的部门和机构以及机制，严格惩处违规民窖和行为。
2.不断推动公安社会管理社会化的改革。社会化改革，即使更多方群体参与到其中，使得更层面参与到公安的社会管理工作中，实现窖务的多元化合作。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以及各地替务的情况，不断探索，积极创新，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安社会管理工作的社会化路程。其方式如下：
2.1转移相关业务。在安保方面，诸多大型的活动耗费极大的菩力进行安保活动，这样的状况需要改进。公安机关可以在政府的协助下对安保相关的单位进行法规的规范，以竞争的方式进行承包，公安机关本身则进行监督指导。
2.2权力下放基层。在基层的治安委员会方面，公安机关可以通过法律法规进行授权，扩大基层的权利和职能，减轻公安机关负担，增加基层的参与度。公安机关仍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引。
四、结语
综上述，不难看出，公安社会管理的创新是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式的势在必行的重大措施。要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良性进程，必须与我国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工作当前实际的状况相结合，不断在实践中进行研究和经验的论证，对公安的社会管理创新实施的前段时期和实施之后的阶段其工作的效果进行评价和估计。评比的衡量是投入产出的比较率，未达到目标和创新要求的工作点，要对其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加快实现对工作和实施措施的改进步骤。对于达到要求和完成目标的创新工作，要彰显其良好的成效和积极的作用，总结其成功的优秀经验，积极进行推广和宣传。
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篇9
关键词：食物安全；管理；体系；机制
中图分类号：tS201.6文献标识码：a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1.06.022
ReviewsofFoodSafetymanagementinChina
XinLi-yuan,wanGLi-juan,wanGXiao-rong,JiaBao-hong
(informationinstitute,tianjin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tianjin300192,China)
abstract:inthepaper,foodsafetymanagementhasbeenresearchedfromthefollowingrespects,thesystemoffoodsafetymanagementofdevelopedcountries,thefunctionofadministrativedepartmentoffoodsafetymanagement,someonerelatedandpublicmanagement.
Keywords:foodsafety;management;system;mechanism
食物安全关系国计民生[1]。世界各国政府都将食物安全看成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如何有效解决食物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信息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了系统地认识国内食物安全管理的研究现状，笔者对食物安全管理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1对发达国家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食物安全管理体系及管理机制进行分析与介绍，提出发达国家在食物安全监管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做法和经验。丁声俊[2]在《对食物安全信任不可掉以轻心－由欧洲疯牛病引发食物安全对话》一文中对欧洲的食物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而引发的欧盟食物安全管理模式的改变进行了探讨，提出构建食物安全管理模式，通过多种措施提高食物生产的优质性和安全性，消除人们对食物日益加重的信任危机问题。陈锡文[3]对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主要监管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美国、欧盟、德国、英国、荷兰、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泰国、巴西等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特征、成功经验、教训分别进行总结，为中国食物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借鉴。陈永红[4]将目前发达国家食物安全管理模式进行分类，美国模式即由多部门共同负责的类型；英国模式即成立专门的独立食品安全监督机构负责；加拿大模式即由农业部门负责的类型，在农业部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督机构负责；分析了中国食品安全体系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提出了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中国食品安全体系的构想。郑风田等[5]在总结美国、丹麦等国家对食物安全监管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将监管机构合并重组，成立单独监管机构，负责对食物安全的监管。
2对中国食物安全部门管理职能的研究
国内学者以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理论等为理论背景对中国食品市场中的食物安全以及政府监督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了政府这位特殊管理者在市场中的角色定位。张玉香[6]从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方面、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方面以及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主要行动方面，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的成效及主要经验；通过总结发达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基本经验，为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供借鉴。许世卫[7]对中国食物安全发展的状况进行分析，对31个省市分不同的地区进行分类归纳总结，分析了不同阶段的食物安全公共管理目标、管理手段；总结比较了经济发达地区、中等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食物安全管理做法与经验；以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在外就餐浪费为例，剖析中国食物安全的管理体系，提出了当前分段监管与多头管理制度安排难以适应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的基本判断。张晓涛等[8]从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角度入手，分析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四项具体对策，即：一是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二是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进行合理分工；三是充分发挥地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作用；四是建立消费者组织、中介组织、企业和政府间相互沟通的机制。张炜达等[9]认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职能经历了对食品卫生实施内部全面管理、国家外部监督管理和对食品安全实施政府动态监控3个阶段，提出食品安全监管政府职能的历史转换主要受政府职能总体定和食品安全现状的影响。
3对食物安全利益相关者分析研究方面
食物安全管理不仅仅是食品生产者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任，消费者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钟甫宁等[10]以转基因食品为研究对象，通过社会实验方式模拟真实的市场情景研究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潜在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不同类型的食物安全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食品安全消费者行为。王瑞懂等[11]调查发现，消费者感知的转基因食品在人类健康方面的安全性越高，对转基因食品的判断和预测越积极，则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就越高。刘艳秋等[12]通过实证研究证实，政府监管、企业能力、消费者安全意识、认证机构的公正性是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的最关键的4个要素，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
同时，食物安全信息作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国内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体现。消费者对食物的需求从过去的温饱水平，发展到对食物的需求日趋多样化、优质化和个性化，需要大量的食物安全信息作为消费决策的支撑。周未[12]认为，政府政策、消费者文化程度、转基因知识的普及、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获得渠道等外部因素会直接影响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认知。何坪华等[13]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收入约束、认知水平以及商家对消费者的过度竞争，从需求层面上对安全信息的缺失产生影响。提出中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应实行疏导管理，引导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显示与甄别机制，建立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加强食品安全教育与培训，帮助消费者提高利用食品安全信息的能力。万珍应等[14]认为信息披露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基本途径，提出了提高食品安全信息采集、分析能力，提高披露信息有效覆盖面和利用率，建立以政府部门披露为主体其他各类社会监督机构为辅、资源共享和风险信息互通的有效食品安全披露体系，是解决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主要途径。
4从公共治理角度对食物安全管理进行研究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活动。食物安全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国内学者将公共管理学中有关治理的观点引入食物安全管理领域，食物安全公共管理强调的是政府如何与市场和第三部门合作，从而实现食物安全的“善治”。秦利等[15]认为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有可能在治理食品安全时失败，提出将政府、食品生产企业、第三部门等组织间互动协调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治理，并构建了新型的食品安全政策体系。高玮[16]从公共治理的视角提出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原则，探索食品安全监管中利益相关者的全作参与模式，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如何加强自主监管机制、公民组织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如何有序有效参与，以及如何加强国际合作等5个方面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重塑。
5简要评述
关于食物安全管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表明，管理与技术是两大关键因素[2]。完善食物安全管理体系，健全食物安全监督管理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长远和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国食物安全管理体系实行的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综合监管模式，与“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在实践中如何实现这一管理目标，还需要学者们继续予以探索与关注。
参考文献：
[1]贾宝红，陆文龙，宋广平，等.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保障体系建设研究[J].天津农业科学，2005,11(2):58-61.
[2]丁声俊.对我国食物安全问题的新观点、新结论、新建议[J].中国科技产业,2005(3):88-91.
[3]陈锡文.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4]陈永红.食物安全管理理论、问题与政策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5.
[5]郑风田,胡文静.从多头监管到一个部门说话: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急待重塑[J].中国行政管理,2005(12):51-54.
[6]张玉香.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理论、实践与发展对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7]许世卫.中国食物安全信息共享与公共管理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8]张晓涛.监管主体视角下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研究[J].今日中国论坛,2008(5):68-71.
[9]张炜达,任端平.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府职能的历史转换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1,17(3):9-11.
[10]钟甫宁,丁玉莲．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及潜在态度初探――南京市消费者的个案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04（1）：22-27．
[11]王瑞懂，王景旭，周未.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和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天津农业科学，2010，16（2）：44-47.
[12]刘艳秋,周星.基于食品安全的消费者信任形成机制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9(7):55-57.
[13]何坪华,凌远云.消费者对食品质量信号的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来自9市、县消费者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08(4):41-52.
[14]万珍应.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反应行为的调查分析[J].新西部:下半月，2008(7):95-96.
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篇10
论文摘要：信息资源管理(iRm)在本质上具有人文管理的特征，并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领域框架。本文侧重时其中的信息法律与政策、公共信息管理(pJm)两大领域的研究进展做了简要梳理与讨论。
信息资源管理(iRm)作为信息管理的高级阶段，在本质上具有人文管理的特征。经过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近20年的突出发展，已经形成了由信息法律与信息政策、公共信息管理、知识管理、信息经济所构成的人文范畴框架。本文侧重对前两类的研究进展做一简要的梳理与讨论。
1信息法律与信息政策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种信息高新技术被迅速地运用到了信息管理，建立了各类现代化的信息系统与网络。但是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并没有像过去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信息的有效管理与利用问题，相反，却带来了许多始料未及的、用纯粹技术手段无法应付的问题。在顾及信息的高速处理、传播、利用和共享的同时，信息安全(包括计算机安全、系统安全、数据安全、国家、文化安全、个人隐私等)和信息利益(包括知识产权、跨国数据、信息收费、信息成本等)这两大问题已变得越来越棘手。于是，自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着手利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协调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和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信息管理中人与物的复合关系，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以人文管理为基本取向的iRm思想与观念。
信息法律与信息政策属于信息管理领域的典型人文范畴，因为其主要功能是规范信息活动中的人的行为和规定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显然，信息法律作为信息管理的种人文手段有着更长的历史。从1624年英国的《垄断法》、1709年英国的《安娜女王法》走过来，由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构成的知识产权法已逐渐形成世所公认的法理原则与体系。这些法律体现了利用法律手段解决知识生产和利用中矛盾冲突的一种管理上的努力。信息政策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适应信息活动的宏观调节和管理需要而兴起的，很快即成为一个新的受到各国关注的重要领域。今天，信息政策和信息法律一样，也已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庞大的体系。一般说来，信息法律、信息政策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有各自的信息政策与法律，采用不同的行政手段进行信息宏观管理与调节，这是因为信息政策和法律深受不同的国家、地区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人文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我国正在热议与制订中的“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及新近由中央两办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就体现了我国政府在以政策法规手段规范信息行为方面的正在表现出的积极姿态。
2公共信息管理
按照国内学者孟广均等人的说法，信息资源管理(iRm)的早期经典领域可分为企业信息管理、政府信息管理、社会信息资源管理三大板块。世纪之交，随着社会信息化、电子政务、政府职能转变、数字城市、公共信息权益等重大时代主题的凸显，以社会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为主，兼顾另两大领域深度整合的公共信息管理(pim)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范畴和领域开始异军突起。
美国图书馆与情报学全国委员会在2001年公布的《公共信息传播的综合评估》中认为，公共信息是指联邦政府所创造的、搜集的以及管理的信息，公共信息的所有权是属于民众的，政府受民众的信赖进行管理，民众可以获得法律限制外的任何信息。b]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位高级官员在2004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作题为《发展与促进政府公共信息的政策指导方针》的报告，将“公共信息”界定为：“公众不受版权限制或者不侵犯隐私权而可以获取的信息。”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公共信息包括政策法规、经营环境、商情以及政务等方面的信息，由政府部门生产、编辑和维护，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公众所使用。”
“一般地说，政府部门宏观调控下有效传播的社会信息资源统称为公共信息。”"]在广泛的意义上还应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就业、社会保障、治安、灾害、疫情等各种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
笔者认为，由政府部门直接面向公众提供的“公共信息”，在技术形态上主要为电子产品或网络、媒体服务形态，在信息时空属性上偏重于共时性、即时性信息，在信息“源”“流”二重性上更偏重“流”。从理论上分析，它显然不应是“公共信息”的全部。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不是政府信息的全部。
不论在国内外，从事pim研究的人员都有不少是来自传统的图书馆行业。他们的相关研究往往带给人们另外一种更具历史传承感的启示。例如英国著名的信息资源管理学家马丁不但更多地关注“社会信息资源”的相关问题，而且把信息资源管理理解为“图书情报领域早已熟悉的挑战的更为复杂的变体”而前引那个著名的“公共信息”定义也是由美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行业组织提出来的。在国内，对pim研究贡献较多的学者亦有不少来自传统的图书馆行业，著名的如张欣毅、李广建、夏义墼、王伟军、周毅、吴钢华等。不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循着iRm的思维定势，太多地关注电子政务范畴的“公共信息”或“公共信息资源”概念，惟有张欣毅、吴钢华、李广建较为关注传统图书馆行业向公共信息资源建设与利用的社会机制的人文本体论转型这一理论命题。2003年以来，张欣毅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以“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为本体论框架的理论文章，不但在国内图书馆行业引起广泛关注，也受到了人文科学领域和一般意义的pim领域的重视。李广建、吴钢华则在探讨公益性信息服务的价格机制方面直接将图书馆、信息所引为了最基本的机构文本。
笔者认为，图书馆行业视角的pim概念在内涵上显然较电子政务视角的pim概念来得更为丰富和深刻。它在本质上是“在对相对时空意义上的公共的基本社会性文化利益、文化权利、文化义务认定基础上，旨在提供公共文本利用(认知)的社会信息资源集合及其相关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