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人生的价值篇1
关键词：环境哲学；生态价值；人类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0-02
环境哲学是探寻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协调共存的智慧之思，是应对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而生态价值又是其中的重要哲学范畴，其中，应将价值视作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注重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对等。明确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审美等多维度价值，同时，以生态危机为着眼点，将人与人的价值，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协调，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协调共处，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赢的良性局面。以环境哲学为中心对生态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对深化价值哲学的理论研究，树立正确的人类价值取向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价值的传统定义与生态价值地位
近年来，人类对环境肆意的破坏，关键诱因在于人类过于强调自身价值，对生态价值及其相关的内容不重视甚至持否定态度。而这些又与长期以来价值观念的模糊界定密不可分，将价值的定义为客体对主体的需求及满足，即客体对人这一主体的用处。换言之，有价值的就是能切合主体需求、且对主体有益有用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这种理论将客观事物的价值及价值大小，都归结于主体需求及其实际有用性，这种价值衡量方式存在几大不足之处。首先，用需要满足和实际有用性对价值进行定性，必然导致功利与实用主义色彩的弥漫，人类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实用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进行肆意的n取，而丝毫不顾及生态环境本身的供给能力。其次，就满足需要和实际有用性而言，主体的需求总在动态发展，主体本身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在人类还未形成普适性的需求标准之前，客体价值也很难建立一个公认的价值准则。从主体的多样需求和客体的自身属性来看，要获得有益的东西，必存在一个有弊的东西。再者，就主体需要而言，也有远近、长短、实际与潜在之分，满足近期需要就会牺牲长远需求，所获得的价值也将是短暂的。而且对主体的满足，不仅要考虑现当代人，更要考虑下代人、未来人的需求。立足于主客体关系，会将现实的价值等同于当代人需求，但若以此为标准，则是对价值动态性与历史性的忽视，使得人类只关心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价值，重视本身本国利益而忽视别人别国利益，从而导致为实现所谓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
从价值的关系范畴来看，价值产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与活动中，主客体的价值也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人类是价值的形成的来源，将人类价值置于自然价值之上，脱离了人的需要，外界生态环境也将失去自身价值。这种只注重主体自身价值的理论，脱离了客体实际，实质上是一种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价值。另一方面，非人类主义者强调以生态为中心，认为生态自然及人以外的任何存在都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环境伦理学则把人类道德提升至生态层面，不仅强调人的价值，同时注重外界生物及生态价值，这种观点相较于上述论点，更具哲学意义，更有利于人们理解价值关系。因此，就价值关系范畴而言，主客体是具有互补对等性的，不能片面的以任何一方为中心。
那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传统观念中的满足需要与实际有用性关系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既然价值为主客体关系范畴，那么主体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承认客体价值基础之上。这种主客体关系被称为价值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价值的定量是主客体的相互协调与相互得益，若主体有益，那么客体则无益，反之亦然。通常而言，主客体互益性与价值呈正相关。基于这种互益性关系，价值应依附存在于主客体之上，而价值的实现体现于主客体共同的获益。人作为主体，要想在生态环境中获取价值，就应承认并尊重生态环境的价值，否则，人类价值将无从谈起。可以说，生态价值与人类主体价值存在相关性与一致性。从认识论角度出发，人类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而生态则是无意识的，更没有追求价值的意识，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生态环境的价值意义，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主体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是支撑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系统，是帮助人类实现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因此，重视生态价值犹如重视人类自身价值一样重要。
二、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影响
从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来探究生态价值，便可明晰其与人类价值间的关系。生态价值指生态环境中的动植物、微生物与周遭环境的关系。而人也属于生态环境中的存在物，所以，对人类价值的研究也应置于生态环境之中。对二者系统化的研究，将二者充分的结合起来，有助于揭示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作用与意义。
（一）保障人类社会的有序生存与发展
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基础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价值的作用，是人类价值存在的基础性条件。人类是生态环境长期作用下的产物，人类要想生存与生活，需从生态系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物质与能量，同时与生态系统之间进行循环式的物质能量输入输出，从而为自己的生存确定生物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社会活动。所以，人是自然与社会属性的集合体。生态既提供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又为人类精神、道德、社会等提供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人的存在，而这些人的肉体组织又制约着其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历史记载也应从这些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变更出发。因而，不管人类多么伟大，也只是生态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人类的所有生产生活活动都应遵从、受制于整个生态系统。倘若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连最起码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又怎能进步发展。
（二）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
人类经济价值依赖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通过发展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生产力本就是实在具体的内容，并非是抽象无形的概念。同时生产力本是由主客体组成的系统，而生态系统则是这个客观系统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质与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劳动对象是人类生产发展正常进行的客观因素，劳动对象的好坏对生产力质与量同样起着直接性的作用，而生态环境又是极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持续健康高效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是推动人类物质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人类作为生态主体，在利用生态创造经济价值时，也彰显了自身价值。但是若在这一过程中打破了自身与生态间的平衡，势必会受到生态环境的报复，生态所提供的经济价值将不复存在，同时对人类健康也会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等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与正常生活，而且破坏后的生态系统很难还原，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难以评估。
（二）为人类提供文化价值
人类对生态的改造与呵护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属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无疑就是在糟蹋文化。文化在生态与社会的双重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产生，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美学等既是社会意识内容，又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存在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映，生态环境是文化发展的载体和源头。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健康优美的审美环境，陶冶人的精神情操，涤荡人的心绪气质，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引领人类树立积极健康的思想人格，是人类创造文化的源泉。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也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生态危机下的人类价值取向
生态危机持续加剧，已经成为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生态问题究其本质是人的问题，由于人类肆意妄为的生存、生产、实践方式，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类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鉴于此，人类应改变传统价值观，认真反思，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共存，和谐共处，以保障人类自身有序的生存发展。
在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人类应明确主客体间的关系，充分尊重生态与人类价值，兼顾人类与生态之间的双向价值与利益，保障二者间的和谐共荣。以可持续发展为契机，以生态价值为基础，在追求现代人利益或价值的同时兼顾后代人的利益与价值，在追求本国人利益价值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价值，实现代际互益，保障人类生存的延续性。
全球性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重重危机与挑战。因此，我们应充分重视生态价值，正确处理好人、社会、自然，本国与别国、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价值关系，在环境哲学的视野下，正确认识生态价值、人类价值，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类价值取向，用科技的、理性的态度处理生态危机，创建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6，（4）：48-51.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2
[关键词]老子《道德经》人生处世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2-0075-01
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传统与现代并非是两个截然对立、不可沟通的范畴，相反，传统的东西，只要同现代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就有其生命力。那么，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与现代社会相接的契合点，并开发出有利于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便成为了一个共同的时代课题。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作为一种精神遗产，在现代和将来，不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立和发展，而且对整个人类的精神成长和社会进步都是十分宝贵的，因此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道德经》现代意义的探求，就更显得势所必然了。
老子哲学从本质上说，与儒家思想一样是关注现实人生的。在春秋末期那个纷乱复杂、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老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学说里不可能不关注现实中的人生问题：人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应当怎样生活？怎样与人相处？老子经过对自然、社会的深刻观察和思考，建构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其中包含了作为人类行为准则的处世之道。虽然时过境迁，但老子的人生处世哲学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身重于物
如何对待名与利，这是人生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把功名利禄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但老子不这样看，他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贷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这是说，名利和生命对于人来说，生命更重要，如果为了名利而丧生，那就是舍本逐末了。老子的这种人生哲理，在现实生活中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要轻视身外之物；二是要淡化做官心理，提醒人们从“名缰利索”中解脱出来，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二、少私寡欲
老子反对，也反对禁欲，主张“少私寡欲”。根据这一原则，老子提出了四条重要的处世之道：一是“治人事天莫若啬”；二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三是“功遂身退”；四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显然，这四条处世原则在今天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啬”乃节俭之意，老子认为啬德既是治人的根本大道，又有利于“治天”，也是养生的重要方法。不管是过去或现在，老子的这种“崇俭”思想都是极为可取的，这早已凝固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仍然应当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三、柔弱胜强
在社会上，一般人都懂得“刚强胜柔弱”的道理，而老子则以他超群的智慧，深刻地揭示了“柔弱胜强”的人生真谛。依据这一原则，老子总结出了三条重要的处世之道：一曰“不敢为天下先”，二曰“不争之德”，三曰“知雄守雌”。在第一、二点中，尽管有可能导引出不讲原则、混世的弊端，但其中又隐含着不争名利，戒骄戒躁的思想，这是正确的。而“知雄守雌”的处世之道则深刻地体现了老子的辩证思想，有更深远的意义。老子根据“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思想出发，认为柔弱的方面会向刚强的一方面转化，最终战胜刚强，这一思想反映了老子善于从负面看问题的高明之处。在此基础上，老子又进一步提出了“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策略思想。对这种思想，同志曾有精彩的发挥：“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这是同志对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原则的精辟分析和生动说明，虽然讲的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土地丧失问题，但其中蕴含了深刻的生活辩证法。
四、上德若谷
从这一原则可导引出“以德报怨”“宠辱不惊”“人贵有自知之明”等处世之道。这些思想在今天都是有价值的，例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便主张在人民内部实行“以德报怨”，指出“对于自己的同志和兄弟能够‘以德报怨’，帮助同志改过，毫无报复之心”。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宠辱不惊”，就能虚怀若谷，无私，忘我，置荣辱、祸福、生死于度外。
当然，《道德经》毕竟是先秦时期的著作，其思想不可能不存在历史的局限，当我们今天对它重新审视时，里面肯定会存在一些过时了的、落后的东西，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赋予《道德经》时代的新意，另一方面又要剔除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总而言之，老子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指导意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使我们能够有充分的理由对老学的未来保持高度的信心。
【参考文献】
[1]熊铁基等著.二十世纪中国老学[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1日版.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3
摘要:价值哲学在我国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价值哲学在我国的发展又有了新突破，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价值哲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领域新拓展，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又为价值哲学在我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关键词:价值哲学实践以人为本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价值哲学以独立的学科姿态出现在哲学学科之列，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19世纪40年代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比价值哲学早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时，价值哲学还未形成为独立的哲学学科，价值范畴还是经济学范畴，而不是哲学范畴。价值产生于经济活动中，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源于商品间的交换，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分，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价值”指的是事物或现象（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事物或现象）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是其对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价值哲学源于西方，是一门新兴的哲学分支学科，是以一般价值的价值理论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价值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价值论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基本思想包括主题、客体、实践三方面的关系，价值取决于主体的需要，来源于客体，产生于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的本质是在实践活动中发生的、主体合理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的一种积极的意义关系，这种价值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谈人的存在价值，包括人的个体价值、人的社会价值、社会发展与人的存在的关系。
2价值哲学在我国的兴起
我国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研究价值哲学，1934年我国学者张东荪出版了《价值哲学》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价值哲学著作。他对价值哲学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开创了我国价值哲学研究之先河。
价值哲学在我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我国的价值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主客体理论的观点去研究价值问题，强调价值的客观性,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关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唯一性的问题，是我国价值哲学兴起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关于真理问题的论述，是我们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内在推动力。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对于思维的真理性问题的探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也启示我们，人也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对价值本质认识的正确性。实践证明思维真理性是通过实践结果来证明的，实践证明对价值本质认识的正确性也只能通过实践结果来证明。
邓小平在继承以往哲学家的思想的同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邓小平的价值哲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人民主体价值观，是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价值观，是发展的价值观。他坚持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标准，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真理观运用于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哲学发展的里程碑，是价值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3以人为本，价值哲学在我国发展的新形式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现在的发展路径指明了方向。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在总揽全局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观点思想，是我们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价值哲学在我国的新发展。
科学发展观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人是价值哲学的主体，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尺度和目标。人的价值包括个人价值、社会价值、自我价值、群体价值。人的个人价值是一个人自身的价值，即一个人的思想言行对自身生存发展的意义，人的社会价值是指一个人对社会进步发展的意义。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价值，突显出人的效用。
马克思指出人是现实的人，这表现在人的本质层面上、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实践性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以及人生活中的世界，只有在交往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实际的价值和效用。人是具体的、历史性的人，这具体的表现在人的实践性方面。
以人为本，即要以人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以人为本”思想的价值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是单个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重要的全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包括三方面，一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人的能力有生存能力、交往能力、自我实现的能力；二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按照自己的主体意愿自由的发展，不受条件限制，充分展现自我个性；三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中的人，人只有在与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也使自己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突出表现在人对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上。规律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必然性认识，运用规律更好的为人类服务，也是人们自我超越、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标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4
理论价值哲学实践价值哲学价值维度；
一、理论价值哲学与实践价值哲学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即“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是理论上的讨论、争论所能解决的，只能通过实践来解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证明。
理论的价值哲学是离开实践，单纯从理论上去探讨价值问题的哲学理论；实践的价值哲学则是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的价值哲学。理论的价值哲学以唯主体论或唯客体论的单极思维作指导；实践的价值哲学则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作指导，全面地审视价值。理论的价值哲学无视事实，无视实践的检验；实践的价值哲学则从事实出发，尊重实践检验。理论的价值哲学脱离实际，无法指导实践，运用于实践会产生混乱；实践的价值哲学从实践中产生，密切联系实际，能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显示强大的生命力。
二、理论价值哲学混乱及现实困境
西方理论价值哲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为独立的哲学学科，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足需要论、情感愉快论、欲望对象论等主观价值论居于主导地位。第二，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末，主观价值论和客观价值论对峙并存。这个时期各种主观价值论观点依然存在，又产生了两种客观价值论：一种是直觉主义价值论，认为许多事物本身就是善的或恶的，即认为价值是许多事物自身固有的，价值不能下定义。另一种是现象学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独立于评价主体及其载体之外的、客观的、绝对的、自明的、先验的，否认价值的相对性、历史性。这两种观点都坚持价值的客观性，忽视主体的作用，都认为价值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都不能解释价值因人而异的现象，实质上都是机械客观论。这两种观点，由于其机械论、独断论，在与主观价值论的斗争中逐渐走向衰落、消亡。第三，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是主观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统治的阶段。这个阶段西方主观价值论有情感说、兴趣说、欲望说、需要说、评价结果说、心灵赋予说以及把价值理解为情感、态度的情感主义价值论。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情感主义在西方价值哲学中居于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在价值哲学领域，虽然也产生一些新的观点，如功能价值论、系统价值论、自然价值论等，但都影响不大。70多年来西方价值哲学长期受主观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的统治，使西方价值哲学基本理论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三、实践价值哲学的诞生及发展
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启示我们，人也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对价值的理解的正确性。在实践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是通过实践结果来证明的；在实践中证明对价值理解的正确性，也应通过实践结果来证明。所以，应从实践特别是从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问题，而不应离开实践去理解价值问题。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实践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结果则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有助于克服西方价值哲学中的唯主体论和唯客体论两种片面性，能够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价值的本质。实践价值哲学正是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
实践价值哲学产生于实践过程中，产生于与严重的困难作艰苦斗争的实践之中，产生于1962年中国人民探索前进道路的实践活动中。1962年，我国刚刚经历了三年严重的困难时期。当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些地方的农民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形式，受到农民的欢迎。对这些生产组织形式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一种看法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复辟倒退，应坚决反对。
西方价值哲学中的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把价值等同于评价，等同于价值判断，从主体情感、兴趣、欲望、需要出发去理解价值的本质，或认为价值是情感的表达，是一种主观偏好，把价值看作是主观随意的东西。“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应满足人们的一切合理的需要，而不是满足任何需要。”满足不合理、不健康的需要，是有害的，只有负价值。所以，以需要为价值标准，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而邓小平则认为，应从实践特别是要从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实践、实践结果具有直接现实性，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就有力地坚持了价值的客观性。
实践价值哲学的根本特点，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实事求是使真理观与价值观统一起来，使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奠基于科学基础之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的这一思想，从主客体关系来说，就是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实效、效益、效果、效应；衡量客体价值的标准，就是看其对主体的实效、效益、效果、实绩。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基本原理，既克服了西方主观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从情感、兴趣、欲望、需要理解价值的片面性，又克服了西方客观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客体固有属性的片面性；既坚持了价值的客观性，又避免了机械论，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局限，从而解决了价值本质和价值标准的客观性科学性问题。
参考文献：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5
关键词：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生活世界
作者简介：刘振怡，女，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从事文化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逻辑建构”，项目编号：11B030；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编号：unpYSCt―2015023
中图分类号：B516.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3-0008-06
与德国古典哲学相比，新康德主义在哲学史上的定位属于19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但其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学界普遍认为，针对黑格尔的思辨意识哲学呈现出来的理论倾向，新康德主义发展出一种从认识主体的心理或生理结构来说明知识形成的新的认识论哲学，他们对康德先验逻辑学说的利用和改造，直接构成了后来现象学发展的思想来源。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对新康德主义现代价值做一探讨。我们认为，新康德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促成、凸显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文化哲学思维范式的重新复苏，而这一思维范式在现代哲学中至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哲学研究范式转向的历史必然
新康德主义形成之初，哲学史内部和外部都酝酿着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哲学立场。受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个时期西方文化主题是强调个人自由、主观理想、内心情感。表现在哲学研究内容上，就是以情感为核心的人性道德论把道德的基础从彼岸的神性重新转移到了此岸的自然人性，试图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建立普遍的道德原则，由此引发了关注现实生活世界、关注生命价值意义的哲学观转向。新康德主义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要求重新返回康德、创造出一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内在要求的哲学范式。李普曼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认为，哲学不是完全被纳入具体自然科学之中，就是对属于过去的财富作历史编纂学的描述。”[1]（p223）哲学研究的使命、哲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作为哲学观的核心问题，开始重新被加以追问。
就哲学史发展内部而言，受自然科学发展影响，新康德主义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哲学研究出现了自然科学化的倾向，其明显特征是：似乎人类生存的意义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来发现，价值可以借助逻辑来认识。哲学自然科学化使得哲学使命发生了根本转化，它试图去探求一种超越认识主体个性化制约的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知识，以此来发现新的客观真理，回答人的主体个性化历史存在问题，探究人的价值意义生成。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思辨意识哲学的思维范式特征。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思辨意识哲学总体上带有一种旁观式（Speculative）的研究倾向：站在本体之外谈论本体，站在认识之外谈论认识。哲学作为人类生活的向导，为人类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根据，它的研究取向是人类生活的“未来”和“应然”状态，充满着偶然性与未特定化。人类复杂的社会历史演变也不可能被整齐划一的自然科学加以考证。与此对应，哲学内部的研究主题开始发生转向，主要表现在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区分，对技术理性绝对化、片面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反思，由此发生了由近代认识论向生存论、语言学、人类学等的转向。
在哲学史外部，随着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逐渐兴起，人们的理论兴趣逐步转向对文化和人文科学特殊性方法论的研究，产生了以泰勒、摩尔根、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哲学人类学家和以兰德曼、舍勒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过对文化来源的挖掘、文化定义的阐释和文化本质的界定，分别从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实证层面论证了哲学自然科学化消解的历史必然。他们都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为核心，从探寻文化本质入手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研究文化在人之为人过程中的重要性，把文化作为区分人与非人的标准，提出“人是文化的创造物”[2]（p266）。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化人类学特别是从本尼迪克特和马林诺夫斯基开始，慢慢触及到文化类型、文化模式等哲学范式学理研究层面，明确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对个体和民族的行为的决定作用。可以说，在文化人类学的哲学思想中，不知不觉地包含着某种自发的文化哲学的萌芽，为文化哲学产生提供了宝贵的实证基础。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哲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是从实证层面印证了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产生的历史必然，而新康德主义则是从哲学理性的内在分化中，通过价值和意义问题的探索开始自觉地推动这种哲学理解范式的转变。新康德主义的两大重要学派，即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和以卡西尔为代表的马堡学派，把哲学研究对象重新定位于价值论，赋予哲学以文化价值的普遍性合法性基础，把主体对于对象的评价当作统一全部哲学的基础和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标准，将文化历史事件的评价当作哲学的主要内容，对人文科学的效用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哲学理论建构的可能性分析等观点，对文化哲学研究范式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转向
一般而言，哲学转向指的是，改变了原有的（传统的）研究的主题和研究方法，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转换。新康德主义强调哲学的首要问题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实然问题，而是应然问题即价值问题。新康德主义高喊要“回到康德”，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回到康德呢？这里，详述新康德主义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新康德主义仍然继承了康德的两分法，只不过这个二分不再是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之间的对立，而是被替换成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构成了新康德主义的重要特征。以此为基点，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转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哲学合法性的重构和哲学自然科学化方法论的消解。
首先，新康德主义明确区分了自然科学和哲学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他们批判了当时欧洲哲学界轻视哲学、取消哲学研究的两种倾向：把哲学归结为一门经验科学特别是心理学，或是把哲学等同于哲学史的研究。文德尔班认为：“我倒是觉得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之下自己负有一种义务，应当提出证据来说明，哲学在它现有的形式之下，在放弃了一切形而上学的要求之后，还是感到自己可以解决那些构成哲学史的重要内容、决定哲学在文化上的价值及其在学院教育中的地位的重大问题。”[3]（p50）由此可以看出，以文德尔班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价值学派正是通过对“哲学何去何从”问题做出的肯定的回答，即“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4]（p927），捍卫了实证科学占绝对优势的背景下哲学的独立性。“那些价值是一切文化职能和一切特殊生活价值的组织原则。但是哲学描述和阐述这些价值只是为了说明它们的有效性。哲学并不把这些价值当做事实而是当做规范来看待。因此哲学必须把自己的使命当做‘立法’来发扬――但这立法之法不是哲学可随意指令之法，而是哲学所发现和理解的理性之法。”[4]（p927）文德尔班的这个观点与19世纪下半叶德国哲学的焦点，即哲学应该研究价值问题不谋而合。但是，思想家们也是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价值问题的。例如，尼采所倡导的价值是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的，把个人当作价值的最高标准，否定了普遍的价值，其结果只能是导向相对主义，并最终导致哲学的消解和文明的衰落。而文德尔班则力图去寻找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价值，认为这是文化和文明全部功能的组织原则，是人生一切特殊价值的组织原则。
关于哲学的研究对象，新康德主义的学者们认为，主体对于对象（包括自然和文化对象）的评价应该作为统一全部哲学的基础和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标准，“尽管对个别价值和意志目的的认识和划分等级各有不同，但是在总体上承认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习俗，特别是承认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利他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4]（p919）。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最初来源于主体的价值意识还不能保证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关于价值，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把它界定为主体对文化历史事件（包括自然和文化对象）的评价，而评价的标准则是“标准意识”。“标准意识”是作为对意志、情感全部经验进行评价的绝对中心，是对实际意愿和理想标准相符合的意识。这个“标准意识”使得价值具有道德意义，个人从属于社会被当作一切评估的基础和准则，保证了价值最终指向人性，指向人类积极的爱。由于有了“标准意识”这样的价值哲学前提，哲学不但能够用“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统一起来，而且它和实际生活也能够密切联系起来。“价值决不是现实，既不是物理的现实，也不是心理的现实。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Geltung），而不在于它的实际的事实性（t?tsachlichkeit）。”[5]（p83）这样，在新康德主义看来，价值是某种独立于主体的自立的意义世界。价值是一种准存在，因为关于价值，不能说它实际上存在或不存在，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文化价值或者事实上被大家公认为有效的，或者至少被文化人假定为有效的，因而那些具有价值的对象的意义也被假定为具有一种不仅是纯粹个人的意义；而且，文化就最高意义而言，一定不是与纯粹需求的对象相关。”[5]（p30）而对于价值有效性的理解，其实是我们为了自己要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关怀的“一种责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康德主义的“价值的普遍有效性”还是带有康德哲学的先验性，但是它的确把思辨意识哲学当中遮蔽的人的现实生活凸显出来了。哲学决不是去认识某一领域的具体的科学知识，它有必要也有权利而且也必然会去考察和认识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一切范畴和领域。新康德主义重视价值，其目的就是要把价值评价当作人类心智最深层的认识，要赋予精神价值以特殊的重要意义。“哲学始终主张，它有权利通过这种方式超越所有那些还无法令人满意的现象，来认识这个世界，进入它最深的层面中，与此同时，价值评价本身也是人类心智的活生生的实在。”[6]（p650）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哲学不是把这些价值作为事实来描述和认识，而是要强调其效用性：对于社会当中的人的存在而言，普遍价值为其提供道德原则、审美原则和形式逻辑[7]，为人类积极的道德建构、社会关系的和谐维系起到了关键作用。
新康德主义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对哲学自然科学化方法论批判，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研究的方法，进而演变成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思辨意识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个学派提出了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描述性和个体化的研究方法。
新康德主义认为由于自然科学与历史（文化）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采取不同的方法。“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根据这一点，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所估计的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存的，但至少是由于它们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5]（p29）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思维是从个别事物的特殊关系中进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进而掌握一般的关系；而在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思维则始终关注着特殊的个体事物。“自然科学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抽象，相反地，在历史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直观。”[3]（p59）而人和文化作为人文科学研究对象，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和特殊性。人是一个有历史的动物，人的文化生活是一种世代相承愈积愈厚的历史联系，人要参与历史，就必须与历史发生联系，这就需要获得价值，以使自身的存在获得“价值普遍效用性”的认同。这种价值的获得是不能通过所谓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来实现的，因为我们的一切兴趣、一切评价，全部与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相联系。文化科学所倡导的描述一次性事件，能够把人们的评价活生生地保存下来，这样，就可以使人们在价值上与人类的历史接上关系，从而使我们的文化生活世代相传。为了克服传统思辨意识哲学普遍化、统一化、抽象化研究方法的缺陷，新康德主义者直接关注特殊性、个体性的存在。文德尔班提出“描述性”原则，李凯尔特提出“个别化”原则，包括卡西尔的解释学意蕴，都力图把文化哲学从自然科学方法压制下解放出来，恢复哲学个体性价值关注和具体的历史存在境遇。这种方法形成的根源在于：哲学与生命相关，因而必须与人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相关联，个体化的研究方法关注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性和真实性。个体化的研究方法“反对总体观察（totalansicht）或整体观察（Gesamtschau）社会和历史的真实性的方法”[8]（p2），因为，这种方法掌控不了社会和历史的错综复杂性，任何总体观察（或是整体观察）都会落入形而上学的窠臼中。当然，个体化的研究方法是以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严格区分为前提的，没有不同学科组群的自治性的保证，方法原则的形成无从谈起。在新康德主义那里，价值其实是承载着人作为主体的一种评判。人类的全部活生生的价值评价，关键就在于对象的单一性；人们的全部价值获取就根源于对象的一次性和独一无二的性质。文德尔班“描述性”的方法论原则直观地显现出了人类历史研究对象所具有主观自为性、个别性，而这正是价值意义产生的起点。文德尔班提出，在对文化事件做出评价时，要区分出制定法则的知识与描绘特征知识之间的关系。在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历史领域当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3]（p59）。
三、文化哲学：一种新的哲学理解范式的凸显
通过对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特征分析，我们看到，当时哲学家们对所处时代的哲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哲学的意义和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进行了重新反省和建构，这对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康德主义把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研究对象，而价值的载体是历史当中的人，生成的情境是人现实的生活世界，评价的意义最终指向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注，这些正是20世纪现代哲学探讨的主要研究领域。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解范式，是以“价值意义”为核心理念，以存在、实践、历史、选择为基本范畴，通过对哲学自然科学化消解的方法论运用，贯穿于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至今仍是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因此，新康德主义所实现的文化哲学转向，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一个部门，而是一种新的哲学观、新的哲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立场，是哲学摆脱近性主义的困境，实现自我拯救的根本途径之一。人类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存在是丰富多样的，而哲学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倾向则试图寻求一种统一的、无限的、一元的世界普遍规律，把历史领域的独特性和个别匿掉，这就导致了传统思辨意识哲学生存于“危机”之中。文化哲学体现了传统思辨意识哲学在现代哲学发展进程当中的一种自我“救赎”。尽管传统思辨哲学也追求理性的自由，但它是把对“知识”的掌控作为哲学实现自由的手段。哲学不是对现成事物作出经验科学的结构分析研究，也不仅仅是对“存在者”的经验型知识，而是通过对未来的指向，揭示其“非存在”的趋势。只有在未来当中，我们通过价值意义的探索，找到“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才是实现自由的根本保证。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文化哲学进行如下界定：文化哲学是内在于现代不同哲学流派当中的哲学主流精神和哲学发展趋势，它高扬人之生存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是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理解范式，是对传统思辨意识哲学范式的一种反思和超越。文化哲学之所以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凸显出来，原因在于，它所建构的哲学思维方式较之传统思辨意识哲学思维方式更为合理。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解范式，有以下三个不同于传统思辨意识哲学的理论特征。
首先，作为范式导向，文化哲学回归人的生活世界。20世纪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出现了很多以回归生活世界为特征的文化哲学或者是文化批判理论，这些文化批判理论的出现实际上也印证了新康德主义在自觉地推动文化哲学范式的凸显。同时应该注意到，“生活世界”理论也是随着文化哲学转向的完成而出现的。新康德主义以后，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都从不同方面致力于打破基于自然科学理性化运动所建构的“齐一化”和“标准化”的世界图景，为人的存在和生活世界保留空间，把哲学研究定位在具有历史生成性的，活生生的人的世界当中。传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概念是“实体”，其主要内容是主体心里的观念，而不是真实的“世界的内容”，这导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而此种认知模式只关注人与世界的单一关系，或者用对待物的态度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科学主义思潮中世界图景片面化和单调化的泛滥。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把生活世界本身看成是人的文化世界，而不再是自我和对象对立的、主客二元的世界。例如胡塞尔认为，应该把由自然科学设计的虚构物质世界模型从生活世界当中置换出去，代之以“直觉地被给予的”、“前科学的”、“直观的”、“可经验的”人之存在领域。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因此，文化哲学通过研究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分析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文化模式和现实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关联，这一方面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文化危机提供了合理的路向，另一方面，也为被自然科学异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原初性和意义性的恢复提供价值参照。
其次，文化哲学关注价值意义的生成问题。生活世界为文化哲学生成提供研究场域，而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意义世界，是一个直接被给予和发现的意义世界。只有发现了这个意义世界，才能指引日常经验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个人也只有进入到生活世界里，才能获得主体认同，获得社会性。因此，我们在探讨生命的意义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时期，或者是某一个固定不变的目标，意义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生成过程。生命的意义可以被解释成生命存在的目的，人的价值（humanvalue）意指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它包括人的自我实现、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和奉献。赫勒就人的价值做过专门的研究，界定了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价值是一种持续的信念：行为的特定模式和存在的目的状态（end-state）。文化哲学之所以强调人的意义和价值，旨在说明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自在的与人无涉的“本体”，而是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所负有的责任。所谓的价值和意义的来源并不在彼岸世界，而是存在于人的自身活动当中。“价值和意义问题”更像是我们存在的一种隐喻或是一种对存在的看法和洞察。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正在扮演何种特定的角色，有哪些更合理的期待。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对它的看法从多个方面决定我们未来的生活走向，存在的价值意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有待发现的问题，更是一种重要的创造活动。因此，人是自由的，人要对自己活动负有责任。
再次，文化哲学强调对个体存在之偶然性和特殊性的研究。一种哲学具有怎样的深层的合理性与广泛的解释力，就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把握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实践活动的丰富文化内涵，来源于人的具体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更深层次上来源于人是有时间性的、历史的存在。对个体存在的特殊性强调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人的实践活动摆脱了意识哲学范式中的普遍规律和外在必然性的束缚。文化哲学对历史特殊性的强调也彰显了人与世界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消解了思辨意识哲学把握世界方式的单一性，否认了主体和客观世界的二元对立关系的预设。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不仅仅是抽象化、普遍化的，它还可以是神话式的、艺术式的、伦理式和审美式的。在对不同的文化符号形式的把握中，我们就会意识到，哲学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殊价值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克服自然科学理性化运动所建构的“齐一化”与“标准化”的世界图景。把人归还于历史，在历史的特殊性当中实现意义和价值，使人从对上帝、对理性、对外物的依赖转向自己活动本身。
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对文化哲学史的生成进行整理和研究是一项艰巨的学术任务，本文只是从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转向这一个视角来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新康德主义关于哲学合法性基础的重构和文化科学研究方法（无论是描述性、个体化原则还是符号解释原则），为文化哲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促进了文化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方法（例如：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存在主义方法等）的相互融合和借鉴，推动了文化哲学的深入发展。现代西方哲学在20世纪之后的发展呈现出与之前的哲学完全迥异的风格和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文化哲学方法的逐步确立，文化哲学研究主题的逐步显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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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人生的价值篇6
[关键词]旅游哲学；逻辑走向；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9-0094-08
1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开始重视旅游哲学和休闲哲学的研究，在2008年召开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著名学者成思危先生强调休闲与旅游研究应该在哲学、理论体系构建和应用三个不同层面上展开。同年，在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上，多位学者的论文涉及休闲哲学和旅游哲学的内容，发表了诸多真知灼见。著名理论家、长期关注旅游与休闲研究的于光远先生强调指出：“任何一门学问离开哲学的考察，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眼前，不见长远；只见表面，不见本质……我认为，目前的旅游理论研究中缺少人文文化精神，缺少哲学的思考……我希望能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旅游问题。”同时，于光远强调对于旅游的概念、旅游的本质、旅游的精神价值、旅游的价值观等旅游哲学问题的研究。他还着重指出：“哲学对于休闲研究来讲是灵魂，是核心。”众所周知，旅游是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或主要方式，那么，哲学显然也应该是旅游研究的灵魂和核心。哲学既是认识旅游的起点，也是认识旅游的归宿。离开哲学思考，旅游研究便有可能囿于浅薄和功利，就有可能沦人低俗或庸俗，旅游科学也无疑失去了作为一门“人学”的真正意义。
笔者撰写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旅游哲学引论》，作为国内第一本旅游哲学专著，张斌先生肯定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并指出了研究上的一些不足。《旅游哲学引论》出版后，笔者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研究能力、学术积累和环境条件等有限，该书存在诸多不足和缺憾，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旅游哲学引论》的出版只是旅游哲学研究的一个小的起步，主要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事实上，自《旅游哲学引论》出版以来，旅游哲学研究领域进一步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国内发表的有关对旅游进行哲学思考或以哲学视角探究旅游的文章日益增多。近年来，笔者仍一直在坚持旅游哲学这项研究工作，现已完成《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书稿。该书稿在《旅游哲学引论》一书的基础上有了较大改进和提高，弥补了《旅游哲学引论》存在的一些不足与缺憾。目前，笔者在旅游哲学的研究探索中，时常感到一些困惑与迷茫。值此之际，笔者拜读到张斌先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旅游哲学——兼评（旅游哲学引论）》的文章-z-，对某些问题感到茅塞顿开并深受启发，该文对促进旅游哲学研究和探索颇有意义。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旅游哲学——兼评（旅游哲学引论）》一文颇有新意和见地，其中有些观点非常中肯且具有启示和建设意义，作为《旅游哲学引论》的作者，笔者对文章中的大部分观点表示认可和赞赏，但对某些观点觉得有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必要，基于学术争鸣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故此撰文以求教于张斌等方家。
2对文章中值得肯定并具有启示意义观点的思考
张斌先生认为：“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要坚持对其进行前提追问、反思和清理，才能在此上逐步建立起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主体的哲学体系。这种建立在哲学逻辑之上的研究体系，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旅游哲学体系。”笔者对此观点非常赞同，也意识到《旅游哲学引论》“没有很好地坚持和贯彻自己提出的逻辑思路”。这的确是笔者今后在旅游哲学研究上应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将“论旅游的真善美”放在旅游本体论中论述有些不当，提出的“作者在此用价值论代替了本体论的理解，用‘旅游的真善美’代替旅游存在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偏差。笔者对此观点基本认可。笔者在写作《旅游哲学引论》时主要是从对本体论追求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本体论是理性思考的产物，但更是一种终极关怀。哲学的终极关怀具有崇高的理性，它致力于追求终极之真、终极之善和终极之美。旅游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从本体论的观点出发，努力揭示旅游现象的本质，力图阐明旅游的真、善、美，寻求旅游的“安身立命之本”，为旅游者及旅游利益相关者创造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与现实指明方向，体现对旅游的终极性关怀。而哲学对真善美的寻求，从根本上说，是寻求真善美之所以为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对“本体”的追求。换言之，求真、求善、求美也是哲学本体论应有的承诺与追求。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将“论旅游的真善美”放在旅游本体论中进行论述，但从旅游哲学体系的构建和知识逻辑上考虑，将其放在张斌先生所认为的“旅游价值论”中论述可能更为合理，因为西方哲学广义的价值论包括对伦理学（善）和美学（美）的研究。
张斌先生对旅游价值论基于“需要”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思考后提出：“旅游对发生需要的主体才有价值。我们要追问的是，什么时候主体才会出现旅游这种必然的需要？旅游价值对主体需要是偶然性的还是必然性的？如果产生了旅游需要，那么这种需要在主体内又是以什么方式构成？不同的旅游价值主体和客体，旅游价值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旅游价值客体如何满足不同旅游主体的需要？按照社会中人们的正常生活逻辑，旅游价值必然是建立在人的生存需要和价值满足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旅游哲学研究应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为旅游哲学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与研究课题。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旅游哲学引论》从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展开论述，有些不够严谨，有些内容安排欠妥当。张斌先生就旅游哲学体系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部分采纳。
此外，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关于旅游伦理等研究内容尚未能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有的地方论述欠严谨等一些观点，笔者大都表示赞同，这里不一一敬复。
3对文章中一些观点的商榷与进一步认识
3.1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思路问题
张斌先生认为：“作者没有很好地坚持和贯彻自己提出的逻辑思路，导致了《旅哲》的旅游哲学构建和逻辑走向出现了偏差。例如，在对旅游概念进行评述时，并未对概念本身进行‘追本溯源、寻根究底，做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在列举了六种旅游概念后便直接做出了判断：‘除其一、其四中谢彦君教授的两种定义外，其他大多没有抓住旅游的目的和本质’。”笔者认为，张斌先生不应该孤立地从第二章“旅游概念的哲学辨析”来看这个问题，《旅游哲学引论》在第三章“旅游的表象、内涵与本质”就对旅游的概念进行了“追本溯源、寻根究底，做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深入论证了第二章笔者提出的旅游概念。这样安排，主要是考虑到著作写作的需要（如章节平衡等问题）。旅游概念不能凭空提出，因此，首先有必要对现有的旅游概念研究的“地基”进行清理。德国大哲学家康德（Kant）把哲学视为一种“清理地基”的工作，认为哲学家的事业就是对“自明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哲学总是不断批判性地澄清现有的一些常识，对人们熟知的概念进行反思分析，这是哲学研究的起点，这同样是旅游哲学研究的起点。旅游哲学认为，澄清现有的有关旅游的常识与概念，进而认识旅游的本质，是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旅游本质认识的旅游概念不能凭空产生或妄加臆断。因此，在论述旅游概念与本质时，首先列举和综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概念后，再做出分析判断是很有必要的（何况林林总总、纷繁芜杂的旅游概念犹如一团乱麻，更有梳理、缕析的必要）。这与旅游哲学“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坚持对其进行前提追问、反思和清理，在此上逐步建立起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主体的哲学体系”的逻辑思路并不矛盾，而且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张斌先生质疑《旅游哲学引论》论述旅游概念“建立在休闲的概念框架之上”的逻辑或思路的合理性。笔者认为，这个逻辑思路并没有错，也是本人一直所坚持的。这是因为，在理论原则上讲，旅游与休闲本质同一，休闲属性是辨识旅游的试金石。休闲是指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或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的自由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等目的的一种业余生活。旅游的本质是以消遣、审美等为主要目的的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它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异地休闲活动。澳大利亚旅游学者维尔（Veal）曾经明确指出：“休闲和旅游两种现象的重叠之处在于：旅游可以被看作是发生在离家较远地方的一种休闲形式。”国内外类似的旅游定义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旅游人类学对旅游的基本定义更是纳入“休闲”的范畴。经过多年的讨论，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或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并基本达成共识。如徐菊凤认为，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进行的一种休闲体验活动。谢彦君认为，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彭兆荣在《旅游人类学》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旅游与休闲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认为，休闲是旅游的主要目的与归宿。旅游发生的必要条件是闲暇、闲钱（可自由支配收入）、闲趣，须臾离不开“闲”字，休闲是旅游研究的逻辑前提，旅游是休闲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旅游与休闲都是人与日常生活、工作背反的另类生活方式。休闲属性是旅游的基本属性之一，如果完全脱离休闲的概念框架，旅游研究就容易误入“概念泛化”或“本质异化”的歧途。当然，严格地讲，旅游与休闲也有着区别，只能在理论原则上和范畴意义上把旅游视为一种休闲活动，而落实到具体的旅游活动时，对休闲概念的使用和认识应该有意义边界的限定。笔者曾经在《哲学视野中的旅游与休闲》一文中深入分析说明了这个问题，并在《对“旅游”概念的进一步探讨》一文中提到：旅游用最简略、最通俗但不很严谨的语言表述，旅游在本质、原则上可以被视为“休闲型旅行”或“异地休闲性活动”，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表述。但在定义旅游或表述旅游概念时，为严谨起见，似乎不宜采用“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进行的一种休闲体验活动”或“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这样的定义。因为这种表述虽然不算错，但由于过于简略而显得欠严谨，同时也不够明了，缺乏“目的”、“内容”和“本质”等必要内涵的清晰表述，且有些解释不够到位的感觉，也容易让人“钻牛角尖”。笔者倾向于这样定义旅游的概念：“旅游是人们以消遣、审美、求知等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览和逗留的各种身心自由的体验。”总之，基于旅游与休闲本质的同一性（身心自由体验），旅游哲学研究应正确认识旅游与休闲的联系，并将旅游概念这一涉及哲学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休闲的概念框架之上。至于张斌先生追问“按照书中的逻辑，旅游既是一种休闲，那么将旅游的理论放在休闲学中论述就可以了，还有必要单独建立一门旅游学吗？如果对旅游概念向前进行逻辑清理，我们会看到：休闲本身是否成为一门学科？”笔者以为，这一认识有些偏颇。众所周知，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学者都是将旅游置于休闲的框架进行研究的，不少高等院校将旅游人才培养放在休闲专业。因此，将旅游置于休闲框架进行研究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笔者一向认为，旅游虽然是一种休闲，但不等同于一般休闲活动（休闲是“必需品”，而旅游是“奢侈品”），旅游以异地性等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休闲活动，具有研究对象与矛盾运动的特殊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而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乃是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揭示特定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主席在《矛盾论》一文中曾经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了学科之间区分的依据。旅游研究的对象与休闲研究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具有矛盾的特殊性。旅游现象中的具体矛盾主要表现为：旅游者日常生活环境禁锢和生命自由追求之间的矛盾，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空间距离的矛盾，旅游供给与需求矛盾，旅游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矛盾，旅游开发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对立统一构成旅游科学和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旅游与休闲的联系质疑旅游和休闲各自的学科地位是不合理的。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思路，结合张斌先生的认识，笔者认为，应以哲学理论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旅游本质为核心，以旅游的现实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将旅游学与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有机结合，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等哲学领域的角度，系统研究旅游的概念与本质、旅游的功能与效应、旅游伦理、旅游异化、旅游者的精神世界与旅游境界、旅游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社会文明进步、旅游发展观、旅游研究方法论、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等有关旅游学研究中基本的、切关宏旨的、但目前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见图1）。笔者以为，对这些问题或内容的研究理应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旅游哲学。
3.2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某些概念与观点问题
关于张斌先生对《旅游哲学引论》中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元概念——“旅游”定义中的“异地”、“愉悦体验”的质疑，笔者新近发表的《对“旅游”概念的进一步探讨》一文重点说明和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本文就不在此展开赘述了。这里仅仅作两点简要说明：一是关于“异地”的理解。《旅游哲学引论》中所讲的“异地”主要应是指“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张斌先生在文中反诘的特例“飞机或者火车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到了异地之后，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与朋友一起上咖啡馆喝咖啡聊天或者到当地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这些活动按《旅游哲学引论》中对于旅游的定义到底是属于休闲活动还是属于旅游活动？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休闲活动而不属于旅游活动！因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的这些短暂行为并没有完全远离“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和完全脱离工作职责的束缚（不具真正的“身心自由的体验”），这个所谓的“异地”仍是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而不是旅游概念上的真正“异地”。何况这些短暂行为与《旅游哲学引论》中旅游定义中的“以消遣、审美、求知为主要目的”的前提根本不符。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来这个“异地”的主要目的是履行工作职责而不是来短暂地“喝咖啡聊天、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因此，《旅游哲学引论》中对于旅游的定义并没有矛盾和错误，是基本抓住了旅游的本质的。二是关于“愉悦体验”的理解。笔者曾经同谢彦君教授进行过交流并达成基本共识，“愉悦”一词并不等于“快乐”，它更接近的意思是“”。而“”未必都是以快乐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以“痛感”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探险旅游始于“痛感”而终于“”，悲剧审美来自“痛感”的克服）。“愉悦”主要是指旅游者因某种身心匮乏而得到的“补偿感”，“愉悦体验”是旅游的主要价值追求所在。只要认真钻研一下有关美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对于“愉悦”这个疑问就会涣然冰释。总之，对旅游的“愉悦”这一本质特性不能狭隘地片面地理解，更不应以偏概全、以矛盾的特殊性（如黑色旅游、中国特色的红色旅游）否定普遍性（愉悦体验），对此还是应该本着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味地钻牛角尖。再说，旅游概念根据接近本质的程度有着元旅游、准旅游、泛旅游的层次区别，黑色旅游、红色旅游（所谓的红色旅游在我国大多是单位组织、公款消费，目的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旅游发生必要条件“闲暇”、“闲钱”、“闲趣”等不大搭边，且“身心自由体验”比较有限）只能视为准旅游进行理解。笔者近年发表的有关文章中，将旅游的本质视为“异地身心自由体验”，已很少使用“愉悦体验”一词，主要不是因为“愉悦体验”的观点有什么错误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曲解、误解，并有利于更准确地表达旅游的本质。
张斌先生不认同“体验是旅游的本质”的结论，认为“在这种泛用普适的逻辑结构中，旅游认识论被彻底遮蔽，如何认识旅游的本真性已经遥不可及”。“体验是旅游的本质”这句话是《旅游哲学引论》第三章第四节标题，它是对应书中前面第二节“经济是旅游的表象”、第三节标题“文化是旅游的内涵”而言的，主要是为了追求文字上的对仗与工整，这里的“体验”有特定内涵，不能简单化地仅从这两个字面上理解。笔者在《旅游哲学引论》第三章第二节花了大量篇幅论述旅游的本质是“异地身心愉悦体验”。这种“体验”（笔者新的认识是“异地身心自由体验”）是旅游活动所特有的，是旅游学科和旅游哲学构建的“原点”和“共核”，是旅游哲学研究应贯穿的红线。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其他别的东西。笔者研究认为，旅游学科的构建和研究应该以“体验”作为基本视角，具体来讲是紧紧围绕“体验”这个共核或基于“体验”这个视角进行研究，进而向相关学科领域拓展、融合。如旅游地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环境与资源或旅游体验场景，旅游经济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经济规律与旅游消费规律，旅游心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心理与行为，旅游美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审美活动，旅游伦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道德伦理规范，旅游哲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本质，如此等等。凡是与“旅游体验”无关的或游离太远的学科领域，就不宜作为旅游学的分支学科。这样，可以避免旅游科学研究迷失方向或信马由缰、四处游离的现象，从而形成具有旅游本质特征与深厚人文内涵的分支学科和中心凝聚、有机整合的学科繁荣局面。这也是对旅游学科构建的哲学分析和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中将旅游的功能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不妥，认为作者混淆了旅游功能与旅游价值的区别，“忽视了旅游功能的价值关系前提，必然造成旅游功能的误读”，认为“旅游对发生需要的主体才有价值”，用“需要”界定价值更为合理，用大量篇幅并举例进行了思辨。笔者认为此观点很值得商榷。目前，学术界对价值的理解是多元化的。如国内外学者对价值所下的定义有数十种之多。有的学者用“需要”界定价值，有的学者用“属性”界定价值，有的学者用“关系”界定价值，有的学者以“合目的性”界定价值，有的学者以“有用性”界定价值，也有的学者用“意义”（或从“价值与意义相类比”的角度）界定价值、理解价值。早些年在哲学研究上，较多的学者用“需要”界定价值，即在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上理解价值；也有较多的学者用“关系”界定价值，认为价值属于关系性范畴，“价值是表示客体（一切客观事物）与主体（人）的需要关系，是表示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肯定与否定关系”。那么，主体需要是不是科学的价值标准呢？从当今哲学观点看，显然不是！如生态哲学认为，把主体需要作为判定价值的标准或单纯用“需要”界定价值是人类中心主义或私利主义的观点，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万物所固有的、不依赖人的评价而客观存在着的非工具价值。它是生态哲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是自然获得道德关怀资格的基础，是自然获得权利的前提），它离开人的需要也有自己的重要价值（如孕育、繁荣生命的内在价值），不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思考价值关系不一定非拿人的需要作为参照系，人虽然是价值的评价者、发现者、衡量者，但却不是价值的赋予者。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主体需要并非天然合理。需要有正当与不正当、健康与不健康、合理与不合理、有益与有害之分。例如吸毒、、挥霍、掠夺性开发资源，都是从主体需要出发的，这些需要都是有害的需要。以主体需要作价值标准，必然产生混乱，甚至会做出荒谬的评价。所以主体需要不是科学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作为根本的价值标准。什么标准是科学的价值标准呢？现代哲学研究倾向于用“功能”或“效应”界定价值，这种观点认为，价值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体与客体双向建构、相互制约、相互对待的效应关系，或者说是客体属性与功能满足主体需要的效应。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要是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从根本上说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这种观点，既肯定了主体在价值形成中的主导作用，又克服了忽视客体作用的缺陷。旅游功能不同一般自然物的功能，它不可能脱离人而存在，它必然涉及主体与客体的复杂的效应关系，在价值的评判上更应该以社会效应为标准，而不仅是以人的需要为标准。因此，刘长凤等学者研究认为，以效应的视角来界定旅游价值更为科学。旅游价值是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的效应或者说是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的功用和影响。旅游价值取向上必须全面满足旅游与人、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基于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和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旅游哲学引论》从旅游的综合功能和旅游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两个层面论述了旅游的价值。撇开旅游功能与效应而单纯从人的需要角度谈旅游价值没有多大意义，甚至会误入歧途。何况发挥旅游的应有的功能与效应是当前旅游发展切关宏旨的大问题，更应值得旅游哲学研究的关注和思考。经过认真思索，本人目前还是较倾向于将旅游功能与效应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不过有必要对于这一部分进行逻辑分析与缘由说明。至于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中“‘旅游批判论’和‘旅游矛盾论’列举的负面效应，仍然是旅游功能，只不过是负面功能，将这两论列在‘旅游价值论’之外，而且并列成章似乎不符合哲学逻辑”。笔者以为，张斌先生可能对“功能”、“价值”的概念理解有些偏差或不够全面，而且没有很好理解作者的著述意图。《辞海》、《百度百科》等都明确解释“功能”的词义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或效能”；“价值”是具体事物具有的一般规定、本质和性能，其词义一般多指“积极作用”。因此，“旅游批判论”和“旅游矛盾论”中列举的旅游异化现象与负面效应最好不宜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否则有些不符合哲学逻辑，也不大符合基本常识。哲学的本职工作就是反思与批判，矛盾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旅游特别需要用“反思与批判”和“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将其独立成章（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主要是基于这种考虑。
张斌先生对《旅游哲学引论》关于旅游价值观中对于旅游价值判断的论述提出质疑，认为把旅游价值判定为“旅游是生命对外部世界的渴求，是精神的放飞，是对现实生活羁绊或人生枷锁的挣脱，旅游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是灵魂的洗礼”，“旅游是充盈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是灵魂的升华”等内容有点失之简单，并对旅游层次中的“神游”的价值判断提出商榷，认为“又有多少人能达到作者所设想的‘对旅游本质与真谛的认识最为透彻’的境界”，这一内容是在“旅游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标题下进行论述的，笔者认为，这不是“判定”（张斌先生所言）旅游的价值，而是指旅游的理想追求。哲学研究应是理想化的追求，如海德格尔提出“诗意栖居”观点并为此坚贞不渝的研究。事实上，人类社会的生态与人文环境现已千疮百孔，人的心态已严重失衡，哪能“诗意栖居”？但哲学是一个追求本真、纯粹、理想、崇高与诗意的学科，最有责任为人们提供精神指归。何况，《旅游哲学引论》并没有否定低层次旅游（如“俗游”）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只是说明旅游层次与价值有高下之分，应注意引导而已。这与张斌先生认为的“旅游者的需要不同，对旅游价值的评价也会不同”的观点不存在矛盾。
3.3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
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按照什么模块来建构，关乎整个旅游哲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在《旅游哲学引论》中，笔者是按照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来构建旅游哲学体系的。张斌先生在作必要的肯定的前提下认为：“作为学术研究来讲，开拓与创新固然可贵，但不意味着可以抛弃传统而不顾。旅游哲学作为应用性的创新哲学，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哲学框架时，其依托思路还是要参照哲学原有的成熟框架。《旅哲》的八个部分很容易使读者理解为旅游哲学体系含有八个相等的层级内容。对应哲学的基本框架，笔者认为《旅哲》框架划分方式及内容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其内在逻辑。”张斌先生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讲，哲学基本框架大体分为三个部分：本体论（或存在论、形而上学等）、认识论或知识论等和价值论”，并认为应按照此传统来构建旅游哲学的研究框架。笔者按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主要是考虑著作编写的需要（如追求体系的完整、章节内容的全面与平衡。现在看来，其中有些地方显得不够严谨，如将旅游本质论与旅游本体论并列，且对某些内容的写作安排产生了一定束缚作用），但不意味着笔者就认为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应该按照这八个方面来构建，这只是该著作的一种写作风格而已。对于旅游哲学的学科体系如何构建的确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问题是仅仅按照西方哲学传统的“三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是否过于机械和简单？这“三论”的内容也不能截然分开，是一种“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相对关系。何况认识论的外延太广，有些旅游研究内容的归属很难准确界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实践论又如何在旅游哲学研究体系中体现，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构建旅游哲学研究体系，笔者认为还是应该明确旅游哲学的“应用哲学”性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其他哲学和中国哲学等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重解决旅游中的实际问题，在研究上有所发展和创新，这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4结语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7
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教育是《生活与哲学》课程的主题和任务。知识不等于智慧，但智慧离不开知识，没有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能力的培养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确立就会失去载体而无从实现。因此哲学教学的智慧应当包括并且体现在哲学理论知识的教学上。教学中，教师要讲清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学生要尽可能地理解并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初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哲学教学必须重视理论知识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必须防止把传授知识当作哲学教育的唯一内容。智慧不等于知识，哲学教学就不能等同于哲学知识的教学，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存在把哲学仅仅当作知识来看待、把哲学教学等同于哲学知识教学的错误倾向，缺乏追问、总结和反思，这恰恰偏离了哲学的本性。这类做法，从这门被称为是“智慧之学”的课程中，学生无法感受哲学的智慧，不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智慧是对知识的有效生成与灵活运用，哲学知识的教学过程要体现出智慧，就应当注重生成式教学，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理解、确认并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
高中哲学教学的智慧体现在提高学生运用哲学知识分析生活、参与生活的能力。
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哲学的任务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具有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功能，为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没有能力的培养，没有哲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就无法体现出哲学是智慧之学。哲学课程可以提高人的思维层次，锻炼人的思维能力，而《生活与哲学》课程则通过让学生在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能力。《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明确提出：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生活与哲学》课程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充满生活气息，哲学教学也应当为学生的生活服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学习，运用哲学知识来更好地理解和参与生活，使哲学真正成为指导学生生活和实践的工具，充分发挥哲学对于生活和实践的智慧。
高中哲学教学的智慧体现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提出了“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把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放在突出位置，特别关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表现。《生活与哲学》模块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如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教材四个单元正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从而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是新课程的要求，更是高中思想政治这门德育课程的要求，也是《生活与哲学》模块的内在要求。培养正确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哲学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高中哲学教学所应追求的“智慧”。
冯友兰先生在《人生的境界》中指出：“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哲学的智慧首先表现在一个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上，因此，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符合客观；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树立创新意识；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正确地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高中哲学教学应当如何追求“智慧”
在《生活与哲学》教学实践中，广大教师不断探索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使哲学教学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结合高中哲学课程的特点，我认为应当突出做好以下两点：
1.在生活和实践中追求“智慧”。《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要求，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生活与哲学》模块以实际生活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为支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所以，坚持生活化教学是贯彻思想政治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从社会实际生活出发讲哲学，紧扣社会生活的主题，实现哲学知识与社会生活、理论呈现过程与学生认知过程的有机统一。哲学的“生活化”教学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引出所要探究的哲学问题；二是结合实际生活，生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三是回归实际生活，运用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哲学的智慧和思想产生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活动，真正的哲学的功能是使人们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脱离了生活和实践，就没有哲学的智慧，离开了生活和实践，任何哲学的智慧都会失去意义。
2.在追问、总结和反思中追求“智慧”。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哲学离不开生活，但它更离不开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正是因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人们对世界的深深关注和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才有了哲学的智慧和思想。哲学是一门思辨性很强的课程，追问、总结和反思是哲学思维的特点；哲学是热爱知识、追求智慧的学问，对“智慧”的热爱与追求比“智慧”更重要。因此，哲学的本性和特点决定了在哲学教学中应当注重探究式教学，经历探究的过程，在追问、总结和反思中使学生增长智慧并感受哲学的智慧。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8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20-02
当代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在这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认真学习、全面正确地领会和把握当代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对于我们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的价值
1.研究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有利于全面地把握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有利于推动我国对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在领导集体的治国理论与实践渗透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崭新的论断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理论的创新，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智慧和辩证思维的体现。只有从价值哲学高度来理解、深入研究领导集体思想，才能更好地把握和领悟其精神实质。在领导集体思想研究方面，在价值哲学方面鲜有人涉足。因此，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研究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有利于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
2.研究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价值观念变革的正确导向，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克服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观念的混乱、迷惘，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3.研究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有利于推动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面向实践，探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难题和风险，这些风险和难题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的十报告中指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既解决了原有的矛盾和问题，又产生了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我们只有基于正确的价值哲学思想的指导，才能更好化解对我国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更好推动我国发展进程，确保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是：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5432美元。而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人均收入5000―10000美元属于一个特殊经济发展阶段。我国经过33年的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正如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所说的，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的关键发展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当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为了早日顺利进行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科学发展，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价值哲学思想来指导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
4.研究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有利于我们反思十年科学发展之路。自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十年科学发展之路，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理论。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未来中国科学发展之路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前行。这就需要我们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对领导集体的价值哲学思想进行梳理。这就客观上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与价值哲学结合起来，去共同解决一些问题，需要进行价值哲学的思考，提出和实施系统性、战略性、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与措施。深入研究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把握领导集体观察、思考和解决事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有助于诊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矛盾，有利于反思我国的十年科学发展之路。
5.在当代价值中，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指南，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资源。
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的意义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
1.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发展新阶段。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坚持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必须坚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价值选择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发展的价值原则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建设论等内容，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2.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放射出的时代意义是我们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现代化目标的理论基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和价值取向在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然是指导我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重要保证。
3.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有力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现代化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有一个符合时展的正确价值哲学思想来指导，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正经历空前的社会巨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价值追求也越来越多元多样。在走向复兴和现代化的关键节点上，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哲学思想来凝聚强大精神能量，形成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实现民族、国家全面科学发展，才能实现梦想。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9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教学；生命价值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真理体系，又是方法论体系，同时还是价值观体系。因此，马克思理论教育包括知识教育、能力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等三方面内容。其中价值观教育是马克思理论教育的核心、目的和归宿。生命价值教育是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价值教育就是对具体人在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基础上如何正确认识生命价值、积极主动创造生命价值和提升生命价值进行指导。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各种文化和思潮急剧碰撞。交织着美与丑、先进与落后、高雅与庸俗的时代洪流冲击着大学生的身心，对他们的生命价值取向产生巨大影响。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成为现时代大学生教育的重大课题。马克思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那么如何在教学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呢?下面就以哲学基础理论课教学为例试图说明这一问题。
一以知识教育为依托，彰显哲学的生命价值教育的功能
哲学是“爱智”之学，是给人以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大聪明”的学问，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lz]它寻求宇宙的普遍本质和最高原则，探索生命的意义。哲学所追求的理想是宇宙人生的最高境界即对人生规律、道德规律有了深刻的了解，人不但为社会，而且为整个宇宙做出贡献。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所研究的是关于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问题。哲学讲的宇宙之道、人生之理为人们提供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问题，以及评价真、善、美的正确标准。这就是说，哲学基本理论本身就具有对学生进行生命价值教育的潜功能。因而，在教学中，教师应自觉地认识到学生的正确生命价值观的形成赖以相关的真理教育，对哲学基本理论知识讲解透彻，说理充分，让学生能较好地掌握哲学基本理论知识，这就使学生具备了辨别和纠正错误生命价值认识，形成正确生命价值认识的智力因素。
例如，在讲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哲学的原理时，要让学生深深懂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极少数人的杰作，而是由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来推动的，所谓的“杰出人物”也只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不能离开“人民”这一片汪洋大海。这样，学生就自然清楚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评价生命价值。另一方面，哲学教学的功能还在于教给学生“哲学方法”，引导学生自觉掌握思维运行的逻辑，提高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是在根据相关真理构建生命价值观体系时不可缺乏的智力前提。如，我们所说的“物质”，这是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客观物质世界中没有这一“物质”，只有桌子、椅子、黑板等具体的物质。我们说这张桌子是圆的，但世界上不存在“圆”，存在的是具体的圆形的桌子或其他圆形之物，而“圆”则是我们概念里的东西。哲学理论知识探讨的是宇宙的普遍本质，这是我们在“物理世界”中看不到的，而只有在“概念世界”中才能把握。哲学于思维中把握事物，是思维中的具体。这样，学生可以超越常识感悟和思维，上升到哲学理性思维，进而用“理性”来梳理头脑中交织不清的思想观念，通过“理性”帮助他们寻找树立正确生命价值观的深层解答。
二为人师表，将生命价值教育融入“教师”角色之中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担负“传道、授业、解惑”之职责，是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教育家孔丘说：“子师以正，孰敢不正，他认为一个人首先自立，才能立人，首先正己，才能正人。所以他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这里所说的就是教师“为人师表”的功能。对学生进行生命价值教育，不是“说教”就可以很好地完成的，通常是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是更好的教育实施途径。因为生命价值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的过程，更倾向于是一种人格塑造人格，心灵涵育心灵的过程。为人师表是对教师人格的要求。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强调“教师的人格，就是教育工作中的一切”。为人师表集中体现在“三师”，即师德、师智、师能。其中师德是教师人格的核心。如果一位教师具有忠于职守、尽心竭力的工作态度，有钻研业务、勇于创新的工作作风，有严谨治学、不断进取的优秀品质，有献身教育、甘为人梯的高尚品德，那么他的人格魅力对于学生则是“润物细无声”的生命价值教育，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选择和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另外，教师对学生进行生命价值教育首先要傲到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因为生命是生命价值的载体。教师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学生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智慧、有情感、有个性的独特而又独立的主体来教育，在认识和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基础上，针对学生的生命特征，实施有效教学，才能让学生的生命价值转化为现实，并在现实中获得提升、凸显和发展。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少数教师因为缺乏应有的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没有把尊重学生的生命当作至高无上的理念，于是不尊重学生人格者有之，伤害学生的感情和尊严者有之，体罚学生甚至无端剥夺学生受教育权者有之，如此又何谈生命价值教育呢?
因此，实施生命价值教育，要求教师正人先正己，育人先爱人，要求教师傲“经师”，更要傲“人师”。
三运用多样的教学方法，将哲学课堂构建成有效的生命价值教育的课堂
(一)运用民主教学法，奠定生命价值教育课堂的基础。民主教学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是一种平等的主客体关系，学生不仅以教学过程中客体身份参与教学过程，而且学生还同时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接受道德观念的主体参与教学过程。前面提到，生命价值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心灵涵育心灵的过程。而“涵育”的前提条件是心灵之间的相互尊重，心灵之间的平等、民主。所以，首先教师与学生必须以一种平等的朋友式的身份进入生命价值教育的课堂，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处于平等交流共同探讨和主动接受生命价值教育的状态，这样才能有效使学生消除逆反心理，充分调动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兴趣、需求、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在民主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主客体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相互替代、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不只是学生向教师学习，教师在一定条件下也向学生学习，因为学生特有的某些认识或生命价值观念有时也可能是反映了发展了的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而教师此时就应该善于虚心向年轻一代学习，甘作自己学生的学生。
(二)运用启发式教学，将生命价值教育的理念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哲学课程本身蕴含了丰富的生命价值教育的题材，教师应善于挖掘、整理、提炼。在学习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运用启发式教学法，引导学生思考有关生命价值问题从而达到生命价值教育的水到渠成的效果。例如，讲到“人类的起源”这一问题时，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人类是经历了地球几十亿年的进化后才产生的，这一过程漫长而复杂，如果中间某一环节出现偏差，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学生可能会说：人类不会出现或出现时间大大推后等等。之后，教师可以顺水推舟地再问：既然造就“人”这一生命如此艰难，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生命。引导学生得出结论，人的生命是大自然神奇的孕育结果，我们理应珍惜、热爱生命。再如，讲到辩证法部分时，可以让学生了解“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问题。一方面，人是世界的一部分和自然界的一个阶段，是十分有限的普通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是具有自觉、自主、创造、超越性的特殊存在物，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让学生思考。之后，引导学生认识到：人最终是有限的存在，因此不存在永恒和绝对意义，不过人可以以积极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能力性，在人生命存在的有限空间和时间内体验到人生的无限意义和价值。
(三)运用讨论式教学法，关注现实问题，使生命价值教育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大学生是时代的骄儿，渴望了解时代，关注现实。哲学教学应该传授给学生的是赋予时代感和现实感的哲学理论，要让哲学与“现实”的对话。而我们可以从中撷取一些事例，结合哲学原理，通过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共同参与，各抒己见，探讨在现代社会中人生意义、目的以及价值实现等问题，使生命价值教育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例如：在讲“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的内容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学生讨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人意识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大学生作为时代骄儿，个人的选择应该符合这一时代特征。那么怎样看待2005年感动中国新闻人物徐本禹的选择呢?这样的问题讨论既能使学生加深对这一哲学内容的了解，又能使学生对生命价值的选择进行思考。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把握住大的方向：大学生作为优秀青年群体应该傲精神文明最高实现形式的践行者，自觉提升自我的生命价值。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10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036-02
一、思維与哲学思维
理解哲学思维，首先要理解一下思维。思维按意识形式的不同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知性、理性活动为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为主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意象、想象、联想。思维按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思维、文学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等类型。由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和高度抽象性的一面，这种性质使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它，也不能用颜色、体积、温度、导电性等感觉经验的术语来描述它，因此哲学思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点。
二、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经济活动为对象。但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活动共同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研究它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要全面探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要运用哲学中的社会形态，即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看待资本主义本质论的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把握政治经济学，从更宏观的视野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经济、研究经济，才使我们清楚了经济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准确的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来看，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是其在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为了解决其所遇到难题，如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无法继续，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哲学语境哲学思维中，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2.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作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两大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性以及它将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些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而是从宏观视角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哲学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和高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3.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从哲学思维超越性、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探讨的主题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具体到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就要有一个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讲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证明和运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和运用；最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落脚点。
其次：充分体现哲学思念批判性、反思性特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义立场，也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从概念到原理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理论是整个商品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理论前提，具有普遍性意义。要想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就要清楚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词是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找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如何找到价值？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研究商品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找到价值这个关键词。马克思在此处研究价值，是从价值质的层面上看。这一部分要运用哲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中辩证法里面的质量统一来理解。任何商品都是质量的统一，价值也是质量的统一。研究商品二因素，探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看价值的质的问题。在这里面只关注质，不探讨量。找到了价值，接着再探讨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由谁产生？从而进入第二个层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抽象劳动）。马克思找到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从而找到价值形成的源泉。找到价值的质及价值形成源泉以后，运用哲学辩证法里质量统一原理来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从而进入第三个层次：价值量（生产环节）。如果只谈价值，一般把它界定在质的层面。只有谈价值量，才是关于量的问题的理解。
研究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由谁决定、如何计算的问题之后，必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这样便进入第四个层次：价值规律（生产、流通）。价值规律是从生产到流通、从质到量来研究整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即对价值的质和量是怎样决定的问题做规律上的理解。第五个层次叫价值形式发展。价值形式发展有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落脚点到货币阶段，即价值的最高形式是货币。为什么要谈货币呢？因为找到价值的货币形态，才可以看到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后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即产生价值增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揭示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实质。这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矛盾分析法的广泛运用不胜枚举。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以商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展现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体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是指：两者相互排斥，二者不可兼得。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商品的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解决存在于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来源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3）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时，既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也有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实，也分析它的发展趋势。纵横结合，全面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凸显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非永恒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从资本分析到剩余价值生产、掩盖与瓜分与分割、最后到经济危机，这一研究脉络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矛盾萌芽的简单商品开始，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时间发展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最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在2005年高校本科思政课新课程方案出台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维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可以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海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2]徐涛：《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思维范式》，辽宁师范大學2009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