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篇1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以农村小康建设为目标，以“三培两带”工程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抓住境内重点项目全面建设的机遇，继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努力提高村级组织的服务能力，带动整个农村经济和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的兴乡富民之路。
二、工作目标
20__年，全乡村集体经济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村达到20；3——8万元的村达到30；8——15万元的村达到30；15万元以上的村达到20。
三、工作措施
（一）提高认识，强化职能。从乡到村，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群众，都要从巩固和加强党在农村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意义，强化基层组织特别是村级组织的职能作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基层干部的整体素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扎实有序地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以此增强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进而为全乡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五年规划”目标任务的全面落实完成开好头，实现乡党委、政府提出的“争创__一流乡镇”的奋斗目标。
（二）严格管理，灵活经营。要按照市场需要制定发展思路，确定项目，确定管理模式，要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导服务作用。积极探索“支部加协会，农民得实惠”工作模式，把党在农村的政治优势和专业协会的经济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把党建工作与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要积极探索和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子，要依托__和__工业园区的区位优势，紧密把握居民生活消费的热点；巩固和提高餐饮服务商贸零售、汽车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水平；同时又要尝试以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变，放手扶持物流配送、法律咨询、家政服务、老年公寓、社区医卫、中介服务、信息、房地产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逐步完善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第三产业整体水平。村级组织要积极创造条件，搞好多种服务工作，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金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和投资。
（三）加强领导，明确职责，继续严格落实责任制。乡党委要负总责，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村党支部书记是直接责任人，村委会主任要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开展工作。各单位、各部门要在乡党委的领导协调下，通力合作，形成合力、齐抓共管，为我乡村级集体经济“五年规划”的任务开好头。
集体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篇2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青年一代的经济学家先跨出了第一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去思考和观察中国经济改革，希望在理论上能够解释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事实。这个集体的努力也在事实上推动了本土经济学家向现代壮行的进程。中国的GDp在过去的十年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四年却经历了15%到50%不等的生产下降。在生产上出现的这一差异使得比较这些国家的转型经验以寻求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他过渡经济提供的教训(如果有的话)变得相当有价值。(1)价格双轨制:企业高于计划配额的生产不受计划的限制，其销售价格也不受控制;对于生产和销售，两类价格同时存在。双轨定价的好处是它避免了国有企业由于政府支持的突然中止而垮掉。政府会逐步减少配额，而市场价格存在收敛趋势。(2)增量改革:经济的自由化政策仅允许新兴的经济部门扩张和建立，而不允许整个经济部门失去政府控制;经济的新成分是在计划之外获得鼓励和增长的。(3)微观改革走在宏观改革前面:改革方案最初集中于把产品市场的激励搞对而不是把要素市场的激励搞对，也不是把要素市场的价格搞对。虽然中国通过双轨定价逐步使产品市场价格自由化了，但为了保持转型的平稳，大多要素价格而未被自由化。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微观经济的改善是产出增长的基础。(4)经济改革走在政治改革之前:经济改革是在给定的政治体制内执行的。虽然中国经历了财政分权，党和中央政府仍然任命地方官员。从经验上看，政治集中的体制似乎更容易保持宏观的稳定。
二、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于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必然引起我们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政治维度的兴趣。首先，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过程看，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伴随所有制结构改革，尤其是重塑公有制形式的过程，其中重要的是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改革实践证明，哪个领域、哪个地区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力度大，哪里的市场经济进程就加快。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改革初中期对传统“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的突破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需要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作保证。其次，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是对计划经济背后的制度层次的否定，而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计划经济的体制或机制层次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作为传统计划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以市场取代计划为基础机制配置资源，主要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机制的否定，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必须走世界各国共同的道路，即市场取向的问题，却并不表明解决了市场经济体制或机制所依赖的制度基础问题。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层次否定，具体体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单一公有制结构的否定。由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构成的公有制结构，曾是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所有制基础。这种公有制结构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缺乏开放和活力，排斥市场和流通。而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为主体”，则突破了这种公有制结构。这里“公有制”，除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还有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成分，从而使公有经济成分具有了充满活力的新增长点，并以之带动对传统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二是对单一“公有公营”实现形式的否定。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相适应，传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仅有“国有国营”和“集体所有、集体民营”两种。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公有形式，也就不能不采取以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要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则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三是对公有制那种由低级向高级“穷过渡”的否定。传统的公有制结构不但形式单一，而且追求高级化，于是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特点，推行集体所有制向国家所有制的过渡，从而也加剧了公有制更加单一化。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我国生产力发展总体上比较落后，且又呈现多层次的特征出发，实行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相结合，根除了指令性计划所赖以的国有经济包打天下的制度基础。
三、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贡献
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既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信心，也给予他们可以借鉴的政策方向。林毅夫说:“中国有很多的经验，不管是在发展方面，在转型方面，还是在解决危机方面，这些经验可以和其他国家共享，这对世界其他国家均会有帮助。”为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也曾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果一方面实现了经济较快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解决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下一阶段经济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林毅夫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均认为，中国这一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投资于瓶颈领域以促进长远发展的经验，对危机下的其他国家都有所助益。当然，在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中，中国经济政策也有过诸多失误。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向世界敞开大门，中国也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决策为中国应对各种经济挑战打下了坚实基础。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就举例说，正是由于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采取负责任和审慎的财政政策，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额都很低，从而使中国有空间采取有力措施，“由于政府有能力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可以说，中国人民正在享受政府此前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中国发展模式也需要不断深化和丰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指出，中国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可应变的战略和政策基础上的;而一系列旧问题得以解决，新问题又会产生，中国的政策和战略也必须进行转变。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中国发展模式也在顺势调整与创新，并会由此产生新模式。毫无疑问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人民，也将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斯蒂格利茨评价道:“我们希望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从中得益。”
集体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篇3
【关键词】预算会计;政府会计;启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宏观经济体制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49―1978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79―1993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1994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应,预算会计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不断调整、改革、发展。追寻历史的轨迹可以发现,60年来,预算会计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下的预算会计,1979―1993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下的预算会计和1994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预算会计。回顾和分析这三次预算会计改革发展的历程,探索预算会计演进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对于当前预算会计改革无疑是有益的。
一、三次改革
(一)1949―1978年计划经济下的预算会计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表现在财政预算管理上,就是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但在这30年中,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计划经济的程度不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也作了适当调整。为了适应财政经济体制的改革,预算会计也在不断地作出调整。
新中国成立初期,预算会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型的预算会计制度,以适应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迫切需要总结解放区“供给制”会计经验,借鉴国外的一些有益做法,制定一整套统一的会计制度。于是,财政部于1950年12月颁发了《各级人民政府暂行总预算会计制度》和《各级人民政府暂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这两个制度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预算会计的制度,它首次明确了预算会计的名称①和预算会计体系,并统一规定了会计科目、会计年度、记账方法和会计报表等内容。这套制度于1951年起执行,它标志着我国预算会计的诞生,它基本适应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预算会计工作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后又历经多次修订。1953年借鉴了前苏联的经验,对总预算会计制度的总则、会计科目、会计报表等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将会计科目由岁入、岁出、资产、负债、资产负债共同类五类改为资产和负债两大类。1954年1956年等又相继进行了一些改革。在1958年及其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各地大搞“无账会计”,实行“以表代账”,预算会计机构和人员被裁减,使预算会计工作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1960年下半年,随着“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各项经济管理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加强,会计工作在恢复和健全会计制度、设置会计机构、充实会计队伍、加强会计工作领导等方面得到了加强。1963年初,财政部制定了《各级财政机关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制度》。1965年秋,财政部召开了全国预算会计会议,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预算会计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总结,明确了预算会计工作主要是为国家预算管理服务,同时修订了《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制度》,补充修订了1963年颁发的《各级财政机关总预算会计制度》,改革了记账方法,由“借贷记账法”改为“收付记账法”,并借助行政手段迅速在全国预算单位推广。期间,预算会计工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浩劫,无视会计工作的作用,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严重削弱,到处都是“脑袋账”、“门框账”,会计资料残缺不全,财政决算报表从原来的30多种减为4种,放松了预算会计的管理,打乱了预算会计工作秩序,其结果是账目混乱,收支不实,财产不清,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这一阶段的预算会计制度模式,是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收统支模式设计的,把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融合在一起,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它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此情况下,原有的预算会计已显露出许多缺陷与不足,这也是第二阶段预算会计改革的根本原因。
(二)1979―1993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下的预算会计
1979―1993年,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时代,财税体制随之也作了调整。1980年开始执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1985年起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1988年改进了原来的财政包干体制,分别实行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等六种不同的包干方式。据此预算会计随之也进行了改革调整。1983年,财政部重新修订了《财政机关总预算会计制度》,1985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和《国库条例实施细则》。80年代初,财政部还出台了一系列适应改革需要的核算方法,但这个阶段的预算会计改革仅局限于个别实际问题,并没有触及整个预算会计的改革问题。1988年8月,财政部召开了全国预算会计工作会议,对1965年颁发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对《财政机关总预算会计制度》进行了部分修订,并规定从1989年起执行。这次在单位预算会计方面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规范了单位预算会计的名称,扩大了单位预算会计制度的适用范围;根据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制度改革和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情况,对实行全额、差额和自收自支三种不同预算管理方式的事业行政单位,设计了相应的会计科目,规定了具体的核算办法;根据事业行政单位业务特点和财务收支管理的需要,增加了会计核算内容。在总预算会计方面,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了总预算会计的主要职责;财政机关直接经办的科技三项费用等,可按财政拨款数列支;建立乡(镇)财政总会计制度,并规定了具体的权限等。此次预算会计改革,尤其是新的《事业行政单位预算会计制度》的实施,为我国各级事业单位实现从“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向“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的转变,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此期间,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了进展,1981年编写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本《预算会计》教材,1990年正式成立了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创刊了《预算会计研究通讯》(现已更名为《预算管理与会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运动,改革的自标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消除原有体制的弊端与缺陷,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原来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预算会计制度肯定会面临一些问题,必然要进行改革,但此时必竟还属于计划经济阶段,所以,进行了局部的改革。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此时预算会计主体的经济内容和客体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预算会计核算体系和运行机制已不适应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以,预算会计迫切需要再一次的改革。
(三)1994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预算会计
1994年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这为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随着财政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原有的预算会计制度已不利于发挥预算会计的作用,迫切要求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进行改革。1994年2月,财政部预算会计改革常务工作组成立,1996年2月财政部《预算会计核算制度改革要点》,规定了预算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目标、会计体系、核算方法和改革步骤等重要内容。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力,财政部于1997年、1998年初先后了《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并于199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由此形成了现行预算会计体系的制度框架。此次改革的总目标是逐步建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科学规范的预算会计模式和运行机制,以利于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和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和促进建立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果,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重新划分预算会计体系,将单位预算会计分解为事业单位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财政总预算会计包括乡级预算会计;会计要素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支出五个;将收付记账法改为借贷记账法;将事业、行政单位的预算内外资金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各设一套会计科目;财政总预算会计对包干经费支出的列报标准,由银行支出数改为财政拨款数;规范财政周转金的核算;规范了新的报表体系。
二、寻求异同
对比我国三次预算会计改革,可以发现有以下不同点:
第一,改革的背景不同,从而促使改革的动力也不尽相同。第一次改革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时代进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目的是使之能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需要。1965年的改革,实质上是在前苏联模式基础上作了一些变革,增加了一些适应我国会计核算需要的会计内容,如采用收付记账法等,但仍没有摆脱前苏联会计模式的影响。而第二阶段的改革,即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预算会计主要是恢复原有的预算会计制度,同时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对预算会计制度进行了部分修订,只是局部改革。前两次改革的经济体制背景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此时的预算会计制度仍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第三次预算会计改革,是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目的主要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预算会计体系和核算办法,改革比较全面。
第二,改革的方式不同。第一次预算会计改革全部依靠行政力量,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基本上没有理论指导;第二次预算会计改革已有一些理论准备;第三次预算会计改革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较为充分的准备,是在经过广泛理论研究、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新制度集中体现了当时理论界的大量科研成果,比较系统、完整、科学。
第三,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不同。由于社会经济管理方式不同,预算会计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同,前两次改革只是局部改革,仅仅是从预算会计本身的角度去考虑的;而第三次改革不仅考虑到了预算会计本身面临的问题,也考虑到了与国外政府会计的接轨和与企业会计改革协调等问题,是一次较为全面的改革。
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异,主要是这三次改革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等形势都不尽相同,但综观60年预算会计改革发展的历程,这三次预算会计改革还存在许多共同点:
第一,三次改革均出现在我国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会计发展的原动力最主要的是来自经济发展的要求。建国以后,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转变到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为了保证计划经济的顺利进行,必然要求强有力的经营管理手段。旧有的预算会计不具有统一性的特点,所以,改革是必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正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迈进。当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经济形势飞速发展,会计改革将是必然。
第二,三次改革内容上有明显的继承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尽管建立了两套新型的、统一的预算会计制度,但它是在吸收了解放区“供给制”会计和历史上一些有益的经验后制定的;第二次改革与第一次改革从内容上讲更是相差不大,因为这一时期毕竟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第三次预算会计改革尽管从改革的力度等方面讲要比前两次强,但从指导思想、内容上讲,强调合理继承和发展,所以,在许多方面保留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对预算会计进行改革,不是对以往取得成就的否定,而是继承、借鉴、发展的辨证统一过程。
第三,三次改革基本上不同程度地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方法。前两次改革主要是引进了前苏联的模式;第三次改革吸收了西方政府会计与企业会计的理论与方法,洋为中用,通过借鉴与吸收,加快了预算会计改革的进程。
三、几点启示
第一,必须把预算会计的改革置于整个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中加以通盘考虑。三次预算会计改革均已证实了这一规律,即预算会计改革的动力主要源于财政经济体制的变革,其他的一些因素对预算会计的改革确有影响,但只是间接的、次要的。解放初期,预算会计源于解放区的“供给制”会计,其特点是具有分散性和供给性,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中央迅速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随着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的开始,颁布了预算会计的两个暂行制度,它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也曾起过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形势的变化,陆续对预算会计制度作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和修正,但基本的核算体系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没有突破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预算会计管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没有的新问题、新情况。为此,从1998年开始对原有的预算会计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形成了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虽然60年来预算会计几经变迁,尤其是在1998年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革,但也只是对核算和反映国家预算收支情况及结果的“预算会计”进行改革,并没有涉及到“政府”这个层面。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管理和预算方面进行了许多的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几项改革是:部门预算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变化、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的建设等,这些改革一方面凸显了政府会计在公共财政管理与预算系统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使现行预算会计的弱点与缺陷暴露无遗,随着预算会计客体运行环境的巨大变化,现行预算会计已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下财政管理改革的需要。上述这些公共财政管理框架内的改革遵循的大的方向都是相同的:从分散化转向集中化,转向集中化的公共财政管理框架客观上要求有相应的政府会计控制机制。因此,应对现行制度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革,将“预算会计”扩展为“政府会计”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和要求。
第二,正确处理好继承、引进和发展的关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模式。历次预算会计改革都带有明显的继承性,并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会计发展趋势是趋同与逐异并存。近年来,国际上随着以应计制为基础的现代政府会计制度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政府会计方面进行了改革。世界政府会计的发展趋势是采用应计制政府会计。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各国政府会计的趋同倾向将继续下去。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各国政府会计的“国界差别”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政府会计作为国家的施政工具,一定会在许多方面留下深深的“本国特色”。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推进我国政府会计建设时,应当首先总结我国预算会计60年来的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不能盲目照搬引进其他国家的做法;其次,中国毕竟已经融入全球化进程,财政管理和预算的目标与理念越来越趋同(例如普遍强调合规性和绩效、透明度、受托责任等)的背景下,一个过分强调本国特色、在基本层面上不与国际接轨的预算会计体系肯定是不合需要的,会计日益成为“国际语言”,所以对被国际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并适合我国的先进管理方式、方法等要以慷慨的胸怀吸纳;最后,在处理好继承和借鉴关系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发展,建立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体系。
第三,预算会计是国家的信息系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改革后的政府会计应当由政府财务会计、预算会计、成本会计等组成。预算会计仅是现代政府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对于制定政策和监督预算实施而言则至关重要。如果预算会计工作搞不好,将严重妨碍国家预算的执行,作为国家调控经济重要杠杆之一的财政调控有可能失灵;如果预算会计信息不能及时反映或失真,将影响甚至误导国家的宏观决策。预算会计所反映的各项指标都同国家的宏观决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预算会计制度建立的各个发展时期来看,国家经济建设要恢复、要发展,加强预算会计制度建设是一条重要的举措。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预算会计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四,必须加强政府会计的理论研究。发达国家的政府会计经历长期的实践检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相关研究文献较多,许多国际性组织近年来亦频繁关于政府会计的研究报告。相比之下,目前国内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从预算会计60年发展历程看,前两次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因素大于实务因素,并且基本上没有理论指导,而第三次改革理论准备较充分。60年来,我国的政府会计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理论薄弱、滞后,一直是制约政府会计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尤其是政府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导致了许多会计实务缺乏理论解释和指导、政府会计工作水平提高缓慢等后果。如今,我们又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新一轮的改革正在酝酿,迫切需要理论作先导,我们应积极地对政府会计改革作广泛的理论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建发.政府会计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2]张雪芬.预算会计五十年改革初探.中国会计理论研究丛书―会计史专题(2000)[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集体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篇4
顶层设计，科学规划路线图。平塘县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消除“空壳村”工作作为一项社会工程强力推进，成立专门调研组，组成工作专班，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解剖麻雀”。立足实际，下发了《平塘县消除“空壳村”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方案》，按70%：20%：10%的推进步骤，制定发展规划，明确时间表和线路图，因村施策，挂图作战，建立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清零专项督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县级领导挂帮重点村机制等。组建巡回督导组，不定期开展督查，并将发展集体经济“空壳村”清零三年行动计划作为镇（乡、街道）、部门（单位）年度目标考核责任制重要考核内容，作为履行党建工作主体责任的重要评价依据。
目前，全县已消除空壳村88个，其中，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在5至10万元的有77个，在10至30万的有8个，在30万元以上的有3个，“空壳村”消除率为70.9%。预计在2017年全面完成空壳村消除计划。
创新途径，找准发展驱动力。如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近年来，平塘县立足各村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发展基础，采取土地经营权折价入股分红、闲置资产合作开发、兴办产业实体带动等方式，依“地”生财、借“水”挣钱、点“房”成金，切实把沉睡资源转变为经济收益，让企业、农户和村集体三方共赢，走出了一条条发展集体经济的特色之路。
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把闲置民房改建为养鸽场，发展山鸽养殖，购置种鸽300对，预计年产值23万元。平舟镇京舟村依托部级旅游扶贫示范点的落户，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动社员500多名，撬动民间资金200余万元入股康体养生项目，预计每年村集体经济可增加30万余元。掌布镇开花寨村果蔬专业合作社，鼓励农户用土地、荒坡荒山作价参与合作社入股成为股民，118户村民加入了合作社，带动300余户种植蜜柚1万余亩、刺梨200余亩、椿树600余亩，每户平均纯收入近3.7万元，村集体经济每年可增加10万元。
集体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篇5
研究计划体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而言，经典作家的原始构思对各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成影响甚微。在我看来，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远长于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共产党长期征战中形成的战时命令体制就不会不对新中国的计划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历史渊源上说，1940年之后形成的以陕甘宁边区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据地体制，对中国计划体制的起源尤其有着直接的影响。相比起来，与其说是舶来的"苏联模式"决定了中国计划体制的面貌，倒不如说这种土生土长的"延安模式"才是计划体制的胚胎。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统收统支；二是地方分权，即各根据地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分散经营、自力更生。在面临着严峻战争考验的时期，这种模式曾经有效地保障了战时供给，保证了共产党能够最终顺利地夺取政权。到建国之后，一方面，由于四边战火犹未平息，政权尚未稳定，所以这种战时体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对于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新政权赖以巩固和发展的庞大的中层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们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从命令为特征的军事组织。可见，面对这样一种丰厚的组织资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径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计划体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建国伊始，就已经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行工业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中较为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他们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性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叁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普遍追求经济增长率之外，充分就业也是其最关心的国家目标之一。从一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公民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义理性(legitimacy，又译合法性)既然来自"劳动人民当
家作主"，则国家无形之中便负有提供公民"劳动和工作的权利"的义务。正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如果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劳动力市场，则自愿和非自愿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工人全部就业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借助计划体制。在计划体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只能是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但做为对此的补偿，国家还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国有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提供各种福利待遇的任务，这就是"企业办社会"这种现象的来源。
二、两种体制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
如何比较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然而，这两个指标都有着很大的偏颇性。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
则发达国家挟其数百年来的深厚积累，自然比后进国家占据优势；反之，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则落后国家由于基数小，起点低，其潜在的增长机会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反映在增长率上自然比发达国家更高。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指出，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换言之，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根据默瑞尔和奥尔森的研究，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如下：
表1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1950-1965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1)(2)(2)－(1)市场经济国家375549174计划体制国家443605162资料来源：murrellandolson,1990.
表2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1965-1980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1)(2)(2)－(1)市场经济国家336513176计划体制国家324571248资料来源：murrellandolson,1990.
上面两个表中，第二栏分别是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内实现的年均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叁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按照预测应实现的年均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四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出：(1)在1950-1965年期间，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绩效大体相当，计划体制国家甚至表现出来了一定的优势。这表明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体制中的其他缺陷；(2)在1965-1980年间，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绩效开始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从表象上看，计划体制国家的实际增长率并不比市场经济国家相差太大，但分析它们的增长率差距就可以看出，计划体制国家已经开始衰落：在1965-1980年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176％)和上一时期(174％)相比基本相同，但计划体制国家的增长率差距已经从上期的162％扩大到248％。换言之，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差距仅扩大了2％，而计划体制国家则扩大了86％。
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历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则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能够实现与之并驾齐驱的高速增长，不能不令人震撼。以往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经济学家大多只注意到了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则进一步地分析了这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由来。
在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来看，计划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差异在于，计划体制国家实行的都是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治理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最高领导人手中，而且，由于这些领导人可以长期任职，因此其集团比较稳定。和其他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家们一样，默瑞尔和奥尔森也把治国者视为"经济人"，也就是说，身居高位的治国者和芸芸众生一样，也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治国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其政权的长治久安，或者说，治国者目标函数可以概括为义理性的最大化。由于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权力相对集中且统治稳定，所以其治国者的自身利益自然而然地易于和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与所谓民主政体中那些轮流坐庄的政客相比，计划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为关心自
己国家的经济成长。
这种关心首先体现在治国者对经济增长率的渴求上。由于在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的包围之中明显感到的生存威胁，由于一国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工业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而非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直接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由于更高的增长率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可以提高自身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所以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
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赋予了治国者强烈的动机去关心经济成长，而且这种体制还给治国者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轻易地粉碎各种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寻求特殊利益的各种组织或集团过于活跃时，将会降低社会效率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利益集团追求的往往是瓜分更多社会财富。奥尔森形象地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比作一群人在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在多拿的同时，还会打破许多大家本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其次，由于长期任职，治国者可以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去进行长期投资，比如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等，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
叁、传统计划体制的衰落
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跃进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目前普遍认为计划体制先天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出乎意料的可能并不是这种体制为什么会在本世纪末宣告结束，而是它为什么竟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优劣，都取决于其内在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关心的是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即如何以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和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维持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激励机制关心的是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和目标。从信息机制这一方面来讲，计划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远远超出了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这使得有的批评者称计划体制只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再从激励机制这方面来看，由于国家只能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工厂和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便成了各级经营者唯一关心的事情。于是，就像一幅漫画所讽刺的那样，在一辆卡车上装着一颗直径两米左右的大铁钉，旁边的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直径两米的大铁钉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毫无用处，但它却能满足生产的计划指标。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只能以经营者过去的工作成绩制定下期计划任务，所以经营者为了逃避更多的生产任务，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隐瞒其真实产量，甚至消极怠工。
这种有着先天缺陷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恐怕是因为：(1)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针对治国者的激励机制，使之格外关心本国的经济成长；(2)在未能达成合谋之前，下级官员以及经营者的相互竞争有助于减少国家的监督成本。换言之，这种内部竞争减少了计划体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以上两点合起来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计划体制在其初期因为有效地抑制了"分利集团"的活动而实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经济增长。遗憾的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似乎只是暂时的、特殊的。考虑到计划体制国家的建国大多经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激烈的震荡已经替新生的计划体制国家清洗了社会中旧有的利益集团。
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计划体制内部逐渐产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和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础，最容易形成共谋。
这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两难。一方面，从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实行按部门的分工，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保持紧密联系也是促成上下级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永恒难题，当做为治国者的人的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共谋之后，"是的，大臣"这种"被治者左右治理者"(theregulatedbecomingtodomonatetheregulators)的尴尬处境便不可避免了。人们常把各部门里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结盟之后的活动称为"行为"，
仔细分析，这种行为指两件事：一是尽量向中央隐瞒本部门的实际生产能力；二是尽量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资源以供自己支配。由于处于下级的部门联盟在信息方面比中央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各部门的事情各部门自己最清楚，中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听信这种虚假的汇报。
在部门结盟的势力不断巩固、壮大的同时，是治国者瓦解"分利集团"能力的削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几乎都是从部门官僚中产生的。而且，官僚阶层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治国者在与利益集团谈判时的地位和力量自然不如以前。部门结盟在计划体制之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市场取向改革的最大阻力。部门结盟在寻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逐渐侵蚀着计划体制的基石。于是，在计划体制后期，经济增长缓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结论是：计划体制初期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当时这种体制能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活动；计划体制后期的经济停滞也应归咎于体制内部的利益集团损
害了经济增长。
集体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篇6
一、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
199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通知》，指出：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兵团对外可以使用“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名称，享受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的各项政策;兵团是一个准军事实体，要加强对兵团武装力量的领导和管理。该文件进一步增强了兵团屯垦戍边的实力，有利于兵团更好地发挥保卫和建设新疆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兵团既要坚持性质、地位和任务不变，又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加快发展壮大步伐，维护好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发挥兵团稳定边境的国防安全作用的基础上，积极转变兵团行政管理方式，合理界定兵团的事权、财权和产权，取得必要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兵团经济管理体制转型，由行政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改革，规范兵团城镇体系，创新投资体制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在进一步改革与发展中，增加职工收入，提高改善民生的能力和水平。
实现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创新兵团屯垦戍边新形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具有兵团特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积极探索兵团特殊组织形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充分发挥兵团组织化程度高、集团化特点突出、劳动者整体素质相对较高、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此外，兵团党政军企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具有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和紧急事态的作用。兵团的地缘分布和空间布局，构成在新疆既能迅速贯彻执行中央、自治区和兵团党委的部署，从大局和战略高度确保对“”和各种敌对势力的震慑力和控制力，又能通过团场、企业的分散布局和有机联系在第一时间了解掌握各地动态，及时有效地作出反应，切断敌对势力的相互联系，控制事态的蔓延和发展，把危害控制在最低程度。
二、计划单列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际和国内战略的高度思考兵团的问题，于1990年3月13日批准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计划单列。由中共中央授予兵团一定的行政管理权限，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平行衔接，并进一步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建设和保卫边疆安全的一支可靠的重要力量。”
1990年3月，《国务院关于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管理体制和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批准对兵团实行计划单列。计划单列的要点主要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行业纳入国务院有关部门计划，实行计划单列;国务院统一管理的粮（大米除外）、棉、油、商品肉、糖、煤炭、棉纱等产品，以1987年实际交售量为基数;商品猪肉按计划任务，继续由兵团统一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兵团享有外贸出口权;兵团享有国家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样的优惠政策等8条。
兵团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实行单列，是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兵团经济体制改革和调整的一项重大突破，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兵团的全面、长期、系统的经济政策，对兵团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和重要意义。
计划单列之前，兵团除农业外，非农经济和社会事业处于系统外或上级无人管的处境，困难重重。计划单列之后，彻底改变了上述局面，兵团可以直接向国务院有关部门请示报告工作，联系有关业务。兵团可以及时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的直接领导或指导，为兵团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兵团实行计划单列的过程看，基本上是一个争取、落实，再争取、再落实的漫长过程。这既涉及国家有关部门对兵团的了解程度、解决有关问题的可能条件，又涉及兵团对计划单列的理解程度、工作状况，客观上还有一个兵团工作与国家有关部门工作关联度问题。从单列内容上讲，农业和外经贸业解决得快一些、好一些，其次是金融、信贷和证券，难度最大的是工业和社会事业，它既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甚至重组，也涉及政企分开后的方方面面。
1990年国务院确定兵团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和1997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兵团工作的决定，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重视和支持。
三、新世纪兵团的作用
20世纪末，国内外形势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西方资本主义把“西化”、“分化”的矛头对准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国内外敌对势力加紧了相互勾结和破坏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处于周边政治环境复杂和战略地位重要的新疆，肩负着屯垦戍边重要使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略作用就更加凸显出来。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前提。党中央、国务院从治理新疆的历史经验出发，极为重视兵团在新疆所起的作用，并要求兵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作用。
（一）要从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来看兵团的作用
兵团是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总结历代治理新疆经验的基础上，为维护新疆的稳定、促进新疆的发展和巩固祖国边防，根据新特的区情组建的。
对此，1998年7月在考察兵团工作时指出：屯垦戍边是历朝历代治理新疆的重要国策。通过两千多年的屯垦，不仅开发了边疆地区大片沙漠戈壁，而且增进了各族群众的团结和友谊，交流了经济文化，形成了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共同反抗侵略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
（二）兵团要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起到“四个模范”的作用
1990年，在考察兵团工作时要求兵团“能够做生产建设的模范，做安定团结的模范，做促进民族团结的模范，如果一旦需要，还要做保卫边疆的模范”。
集体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篇7
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整个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它应促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不应成为改革的障碍。更加扩大点说，它应当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应当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从尊重和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着手，发展到包干到户，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自下而上地走出了一条改革农业计划体制，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路子，五年以前，我到家乡无锡去调查，有个生产队长对我说，无锡县只有一个生产队长，就是县委书记，要他说了才算，后来我问县委书记，他说我也是半个生产队长，有一半要省委说了才算。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同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显然是不适应的。三中全会以后真正给生产队和农民以自主权，他们从“以粮为纲”出发编制计划，改为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多种经营，农牧渔林全面发展，农工商共同发展的方针，整个农村生机勃勃，农业生产方兴未艾。，从全国来讲，这几年粮食多起来了，棉花、.油料、糖料多起来了，肉禽蛋也多起来了，城市的市场供应比过去丰富得多，改革的成果是举世公认的。冲破了老一套的农业计划管理体制，有没有发生混乱现象呢？也有一点。有一两年有些地区烟叶、油菜籽盲目发展，挤占粮田，但国家一调整价格，减少超售加价，问题就迅速解决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农业（包括牧渔林等）生产的发展是适合国家和市场需要的，不仅有高速度，而且是按比例的。比统购派购盛行时期的情况要好得多。有些地方买难卖难，并不是生产不合市场需要，更不是农业计划的改革问题，而是我们商品流通体制和商业工作的改革跟不上，加上某些商品购销价格倒挂，影响了商品流通。高速度、高效益、按比例，是计划管理的根本要求，五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说明我们现在对农村经济的计划管理制度比过去好得多了。
城市经济比农村经济复杂得多，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不象农村那样简单。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要“简政放权”，解放生产力。要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要给企业和职工以更多的自主权和责任心，并逐步实行政企分开。这几年，对城市经济作了一些改革的试点，给了一点财务的自主权，还没有做到纳税以后自负盈亏。此外，人事、劳动的管理制度等基本上没有变，物资（包括供产销）的自主权也变得很少（有些改变是企业不按原来制度自己突破的。有些放开之后又收回去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显然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今年五月赵紫阳总理在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起，对城市经济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这样，同旧的经济管理制度，特别是计划管理制度的矛盾将愈来愈尖锐。现在我们的计划管理制度，既束缚了下面的积极性，又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存在着一些产品长期积压，另一些产品又长期脱销的盲目性。我们能不能改变办法，既保护了下面的积极性，又保证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呢？我认为这样的道路是可以找得到的。五十年代前期我们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指导，并没有下达计划指标。更没有下达指令性计划，而是利用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办法和灵活运用价格政策，把它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并做到市场繁荣，产品适销对路的。为什么我们对私营工商业做得通，对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反而做不通呢？
当然，管理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同管理私营工商业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要善于利用经济杠杆。用孙冶方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牵牛鼻子，不要抬牛腿。这牛鼻子就是经济杠杆，特别是孙冶方同志经常提倡的价值规律。十年动乱，把价格冻结十年，各类产品的价格严重地背离价值，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遗症，要一下子调整过去确实是不容易的9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较多地利用指令性的计划，不可能多利用指导性的计划。因为指导性的计划要利用经济杠杆来激发企业内部的活力，并对那些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施加压力，引导企业遵循国家计划的要求去开展自己的经济活动。因此，要比较彻底地改革计划管理制度，必须从利用经济杠杆、特别是调整价格入手，今后仍然必须保留必要的指令性计划，但指令性计划也要利用经济杠杆。现在许多同志一提到调整价格就谈虎色变，原因是全国人民害怕涨价，所以调整价格必须特别慎重。其实，有许多价格的调整并不会妨碍物价的稳定，这样的调整只要做好工作，是不会受到人民反对的。去年棉布和化纤的价格不是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吗？由于降价的化纤布从积压变为畅销，虽然棉布提价，整个纺织品的价格并没有上升，化纤布从限产变为增产。人民的衣着更加丰富多采了，人民对此是表示欢迎的。
改革计划管理体制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改革目前的条条分割、块块分割问题。国民经济本来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特别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条条与条条之间、块块与块块之间、条条与块块之间的分工协作愈来愈重要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计划仍是按条条、按块块来编制、执行和考核的，各条条、各块块为完成自己的计划任务和财政任务，就各自为政，对分工协作造成许多困难。近几年中央提出要以大中小城市为依托，建立纵横交错的网络式的经济结构，开始冲破条条和块块的分割，发展地区之间和条块之间的协作和联合，但阻力仍然不小。从计划工作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的计划部门还只会按条条和块块来编制计划，没有或者很少对协作、联合进行协调，进行计划指导。随着“简政放权”方针的贯彻落实，地方、企业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后，计划外的生产和建设所占的比例将愈来愈大，各级计委对这些生产和建设应当进行指导、协调和必要的监督，把这作为计划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没有采取这样的计划管理方法，对计划外的生产和建设缺乏一套经济的、行政的以至法律的管理办法，实际是放任不管，以致许多盲目生产、重复建设无人过问，造成严重的浪费。我们的计划管理体制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创造新的计划管理制度和计划指导方法，尽快建立层层协调的制度，来避免这方面的盲目性,加强计划性。十二大提出二十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后，各部门、各地区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预测，互不联系，各做各的翻两番规划，这样做显然是不行的。国家计委有必要帮助各部门、各地区按照各地具体情况，从十二大提出的总目标、总任务出发，共同编制全国的翻两番规划，并指导各地区更有效地发展自己的优势和地区间的协作，变封闭式的计划为开放式的计
集体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篇8
「关键词五年计划/决策能力/决策机制
一、研究背景及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干中学，学中干”，从一开始仿鉴苏联模式，到后来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道路。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中国特色；这条路是世人瞩目的，它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这条路也必定是让人思索和学习的，它还在无止境地延续。中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而且为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希望。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库珀。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林毅夫、蔡?p、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3]（p273）：“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3]（p292）。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竞争、创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danceofthepolicy）[4]（p185）。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5]（p11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其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6]（p34）。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如下：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2]，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相对于个人），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相对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拍脑袋”决策）。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7]（p170）。
二、政策治国：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8].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4]（p185），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9]，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p337）。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通常体现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11]（p181—182）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时期。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刊登。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能力和趋向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由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2].
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有了国家又会有许多麻烦。刘易斯也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至于很容易就训诫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12]（p376）然而，中国政府却通过独特的政策，偏偏参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矛盾对立的体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协调”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根结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有关。
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领导人的意志十分重要。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矛盾和冲突并理性地决策时，决策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领导人急于求成，无视现实国情时，就会饱尝经济跃进之苦[7]（p162）。此时，领导人通常在经济扩张期提高经济发展目标，而在经济收缩期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当政府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低—高—低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经济扩张—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引起经济波动[4]（p22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五”期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一年多以后，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反对“”决议，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事实来看，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9].在错误信息的干扰下，固执己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6月18日，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3]（p214—215）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发生渐进式的演变，从时代的个人决策模式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转向了集体决策加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包括专家在内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中国决策机制进一步转变，更加注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经常广泛听取地方、部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种决策咨询活动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善于倾听民意，并能够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和行为调整。中央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经济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既避免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失误，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且可以不断提高决策质量，这是中国实施成功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②胡鞍钢把学习能力视为中国之路的成功经验之一[1].
③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各级政府都要把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健全决策规则，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不许个人独断专行。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评估和论证。要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和公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对违反决策程序、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④如果不区分政策和制度原本的含义，在中国政策变迁相当于制度变迁。而从政策起到的作用的看，在中国谈政策变迁似乎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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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篇9
关键词：投资管理；油田企业；市场经济；管理体系
一、构建市场经济机制下的投资管理新模式
自1988年起，胜利油田先后历经了石油石化大重组、股份制改造以及法人身份D换等多次体制机制变革。胜利油田在计划经济阶段投资计划管理的主要及特征是按照石油部下达的指标，负责组织、编制生产会战建设中的长期及年度投资计划，并提出年度基建、技改及引进项目计划的资金来源，上报石油部批准后执行。油田为提高生产单位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以全面提高经济效果为指导方针的包干经济责任制，促进了油田原油产量的逐年攀升和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油田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从投资权限高度集中的统一计划管理，向扩大二级单位的自转变，油田逐步改进了承包模式，实行项目管理方式下的计划投资管理机制，促使各单位在增收、节支上下功夫，同时加大了存量资产的盘活度。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投资管理模式下，油田投资管理部门更新理念、不断探索完善投资管理方式，为油田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生产经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市前根据集团公司“母子公司、三个中心”的新型管理体制，集团公司负责核定投资规模，胜利油田负责项目立项与实施，开始实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以及实行项目承诺书和项目后评估制度。该阶段油田投资逐步探索和完善老油田项目管理制度，按照“储量、产量、投资、成本、效益”五统一原则，强化“三项成本”、“两率”的考核力度，充分利用内控、eRp等手段进行项目全过程管理。一体化阶段，按照集团公司上市与非上市实行一体化管理要求，油田每年依据上级下达的投资计划和工作量，结合定额及项目，将投资分解，并纳入年终考核指标体系。在国外石油公司投资管理方式的影响和带动下，胜利油田逐步建立起了投资计划管理新模式，促进了油田科学高效、持续健康发展。
二、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投资管理体系
胜利油田开发四十多年来，在投资计划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规范的投资计划管理方法。一是依托体制变革和信息化手段，有效提升了管理水平。实行扁平化组织结构管理，提高了管理效率。借助内控制度，完善细化投资管理制度，并建成以项目管理为主线，涉及局相关处室及二级单位相关业务的《投资项目一体化管理系统》。二是推行项目管理模式，确保投资决策科学合理。在对投资规模进行科学分类基础上，加强项目前期论证评价和方案优化，加强项目实施过程跟踪评价。坚持以效益为中心进行决策，保证了资金的有效使用并提高了投资回报率。三是强化投资规划的编制，实现投资计划与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油田年度投资计划和项目服从规划的整体布局，使其针对性更强，同时也发挥了规划的综合平衡和导向作用，使得油田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及计划达到了“三位一体”。四是适度放权，探索出了对采油厂切实可行的投资考核办法。近几年，随着体制机制
变革、政策调整以及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在投资管理运行中，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胜利油田的发展。
产量与投入不匹配。在“三个中心”的划分上，集团公司虽然把胜利油田定位为成本中心，但在具体执行上，却过分强调胜利油田的产量指标，另一方面还要求胜利油田“低成本、高效益”，这种投资和生产两难的境地，是胜利油田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投资管理程序不适应。集团公司总部投资决策时未能充分考虑油田生产特点，即老油田资源状况的变化，此外，年度项目的投资审批程序较为繁琐，逐级审批，常常导致投资计划实施与生产实际脱节，延误时机，从而为投资管理带来一定难度，这种总部投资审批程序中的不适应性，直接影响了油田投资管理作用的发挥。投资政策不灵活。总部对老油田的投资限额实行“一刀切”，投资审批限额标准不尽科学，不能充分体现胜利油田特点。油田维护投入缺口逐渐加大。目前集团公司取消了油田维护费，但实际上，胜利油田开发的环境日益严峻，如安全环保标准提高、工农关系协调难度加大以及油田配套设施腐蚀老化等，导致维护费缺口逐年加大，作为投资项目的实施者，油田二级单位受非生产性因素影响过多，同时也增加了油田的投资管理协调难度。
三、进一步完善油田投资管理模式的思路
强化投资管理规划与计划的综合平衡职能。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中长期投资规划对年度投资计划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企业在下达投资规划与计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到二者的匹配关系，要真正的做到规划经过科学严密评估，有效指导前期工作和年度投资计划；同时真正建立支撑规划的项目储备库，达到投资规划与计划协调平衡、一体化管理的效果。
严格执行投资决策程序。在投资决策前期，从集团公司总部到油田各计划部门，需要严格规范项目审批程序和内容，区分各油田差异，细化项目分类标准和审批权限，在投资决策程序上，突出经济评价对投资方案的作用，建立目标、开发方案、建设项目后期、中长期规划及措施的科学评价体系。
集体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篇10
关键词：改革开放；企业发展模式；经济体制的变革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6(C)-0016-01
一、经济体制的变革与发展
(一)经济体制的变革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逐步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当时的客观条件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国名经济实力十分薄弱，现代工业很少。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建设，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各种条件。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了很多弊端，主要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理论的创新，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得到发展。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此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
建国初期，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仅由公有制经济构成。党的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逐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企业的发展
(一)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的国家经济制度的规范下，使得企业从国有到民营的转变成为了可能。而且正是通过这样的转变，国内的很多企业才得以做大做强，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强了与世界的交流，全方位的登上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舞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1997年由索罗斯发起的亚洲金融风暴严重影响了我国的产业经济和民众心态。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风潮中，在过去颇为活跃的中国股市也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在如此恶劣的大环境下，很多企业都因各种不同原因发生了可怕的雪崩。而全国的国有企业也面临了即将死亡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被视作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1998@3月朱基当选为国务院总理，他在施政承诺中提到“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其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的“国退民进”。“国退民进”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从此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深远地影响了日后相当长时间的中国经济。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四年里，有25.7％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2003年，国资委透露，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家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
(二)企业的发展与国家调控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高度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保持社会的健康发展与稳定。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中国企业的命运便与国家的调控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房地产业为例，1997年，索罗斯刮起金融飓风，一向形势不错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1998年6月份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为了扭转经济的下行趋势和消费过冷现状，唯一的出路是目光向内，启动内需。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只要把这部分消费能力释放出来，经济复苏或可迎刃而解。于是朱基总理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催热房地产。随后，一系列配套政策出台，特别是允许按揭贷款和取消福利分房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复苏。
(三)企业的发展与社会责任
2007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标准其中有一条是“责任”。巧的是，在2008年的评选标准中，“责任”又赫然在列，而且是重中之重。可见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责任已经成了一个企业家乃至一个企业必须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