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理论篇1
参与式发展理论与“乡村建设”
——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崔效辉
[摘要]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的区域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不同，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当地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其可持续的、成果共享的、有效益的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参与式发展理论被“引入”中国，但它并非完全是舶来品，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尤其是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两大流派的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更是如此。本文试图探讨参与式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关键词：参与式发展理论乡村建设定县实验邹平实验
发展是当今世界性的主题，对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即获得现代性，各发展主体基本上是没有异议的，但对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发展，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发展主体却难以取得共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的差异性很大，发展的手段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一致的。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所包含的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理论背景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传统发展理论所要求的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是经济增长”，[1](p10)希望通过经济增长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的‘中心’国家接轨。“如果现代化只包含一个方面的内容，比如只包含经济发展，事情也许就简单多了”。[2](p349)但“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3](p30)而且“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4](p5)近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表明，真正能与发达国家接轨的只是极少国家和地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了“内在殖民化”或“拉美化”现象。所谓“内在殖民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以城市为代表的相对先进的部分、地区和阶层与国际资本连接起来，剥削这些国家的落后部分、地区和阶层，形成内部的依附关系，造成“两极分化”。[1](p19)所谓“拉美化”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呈现出很不合理的金字塔型，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占社会成员人数很少的主导性阶层分享殆尽，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城市贫民和农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没有机会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失衡现象被称为“拉美化”。[6]巴西、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社会阶层结构的畸形使其丧失了继续发展的动力。由于不能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贩毒活动、恐怖活动猖獗，左翼游击队长期与政府分庭抗礼，贩毒集团、恐怖组织和左翼游击队都能在城市和农村的贫民中找到自己的后备军。这些国家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并落入为世人诟病的‘万劫不复’的锁定状态”。[7]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良性运行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那怕社会的下层分享成果的比重小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如果不能这样，甚至以牺牲一些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发展，就会陷入一种有增长没发展的“内卷化”（involution）1状态，因此，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有效性正在受到怀疑。
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作为对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批判的面目出现的。与现代化理论相比，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成员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8](p23)
参与式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伙伴关系；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技能；重视项目过程，而不仅仅看重结果。[8](p23-26)各国专家、学者对“参与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参与式是人们相互间的一种自愿贡献；
2，在农村发展中，参与式就是让人民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利益分配及监督和评估；
3，社区的参与意味着社区人们有权力和责任参与揭示自身的问题，指出自身的需要，评估自身的资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4，参与式就是通过组织起来，通过自身努力，形成有效的控制和创造；强调当地人的参与，由外来者协调和帮助。促进当地人进行调查和分析，分享调查和分析的结果，达到使当地人自我分析、做出计划和采取相应的行动。[8](p22)
参与式发展的思想核心就在于：强调了发展过程的主体是积极、主动的人，只有人的发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强化，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被引入中国，目前以“反贫困或公益如自然保护、生态恢复等项目为多。项目也逐步扩大，从农业、林业发展到农村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领域，从纯粹的自然保护拓展到生产与保护相结合，从单目标扩展到综合发展，从农村项目向小城镇发展项目扩展。”[8](p35)虽然参与式发展理论、方法和实践是伴随国际合作项目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被“引进”中国的，但笔者认为参与式发展理论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在我国20世纪20、30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后来的相关实践中，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尤其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流派的“邹平实验”和“定县实验”更是如此。
“定县实验”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较高水平的现代西式教育，对西方文化有较多了解并深受其影响，晏阳初及其主要同事被认为具有强烈“现代化”或“西化”的倾向，因此，“定县实验”也就显得现代或开放一些；相比较而言，“邹平实验”的主要领导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多一些，梁漱溟及其同仁则被视为“保守派”或“文化守成主义者”，“邹平实验”也因此显得更传统或保守一些。尽管有这样的差异，但两大流派“都比较重视乡村建设人才的培训，也都认为农民的主动参与是乡村建设成功的前提。”[9](p473)两者都强调其工作人员要workwithpeople，而不是workforpeople，实际上都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
作为一名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一般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差异很大，基本上是现代化的阻碍因素，但20世纪后半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实践表明，儒家的某些思想可以与现代化并存，甚至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量。[10]作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除了其文化哲学思想非常著名外，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领导的“乡建”实验也是广为人知，并引起广泛争论的。实际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有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一整套设计方案，而非仅仅是为了解决乡村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11](p46)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崩溃源于中国文化的失败，要把来自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应用于乡村，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完成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其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创新集中体现在其“乡农学校”的组织结构上。“乡农学校”是梁漱溟在引进西方文化的长处“科学技术”和“团体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儒家传统而设计的一个地方自治组织，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梁漱溟认为它与当时的“乡村改进会”有些相似。这样的乡村组织就“是极力启发乡村自力为主，极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团体组织，极力让众人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12](p400)梁漱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决问题的主力。”[12](p350)但单靠乡村人自己是解决不了乡村问题的，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的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不能了解认识”。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12](p351)
“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构成：校董会（日常行政管理），校长（监督、训导），教员（外来者），学生（全体乡民）。除教员外，乡农学校的其他成员都是当地的居民。乡农学校给当地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聚会的机会和场所，这对于散漫而又无组织习惯的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假使他们不十分聚合时，我们的教员（乡村运动者）要设法从中做吸引的功夫、撮合的功夫，使他们聚合。假使虽聚合而谈不到问题上，则我们要提引问题，促使讨论，假使他们虽谈到问题。而想不出解决之道，将付之一叹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一条道路，贡献一个办法，或彼此两相磋商研究出一个办法。因为单使他们设法，往往无法可设；单是我们出注意，又往不能切和实际而可行。现在我们要与他们和在一起，想出办法或能合用也。”[12](p352)外来的新知识、新方法必须与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相结合，才能产生解决当地问题的办法。“好法子的产生，一定要经过：一面是对问题顶亲切的乡村人，一面是有新知识、新方法的有心人，两面接头，两边逗合；把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办法，经过切磋，经过陶炼，然后才能是一个合用的法子。这个法子，从其效用上说，因为是新的，一定有效用；从其切合实际问题上说，因其是经切磋陶炼的，一定能行的通。”[12](p254)
参与式发展理论认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当地居民积累了丰富的乡土知识，这是他们参与发展的基本能力。长期与当地的自然资源打交道，能体会到贫困意味着什么，更有发展的迫切愿望，也能够理解自身所面临的政策环境，[8](p27)因此，参与式发展理论特别重视当地居民的乡土知识和已有技术、技能。参与式的过程和方式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机会，使得各方不断地进行谈判并在发展干预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达成妥协与共识，这是达成有效率的并使目标群体收益的发展干预的前提。[1](p31)“邹平实验”正是这样做的。
经过与外来者的合作，通过当地人积极、主动的参与，找到了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这样就促进了村民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合作的气氛，有利于进一步的合作，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此则越作越有组织，越有组织越作”，这样乡农学校就充实起来，成为一个“活”的组织，这样组织是尊重差异、因地制宜的。各乡农学校不必有相同的课程，“各乡校事实上必须应付它的环境来解决问题，才能发生我们所希望的作用与效果，故须自有它因时因地制宜的功课。”[12](p356)例如，有匪患的地方就搞自卫训练，在山区宜林的地方就组织大家造林，在产棉区，就“帮助他选用好种子，指导种植方法，然后再指导他们组织运销合作社”。[12](p356)“乡农学校可以随时成立种种短期的职业补习班，或讲习班，在实地作时就与他讲解；如养兔、造林、织布、养蚕、烘茧等等。又因此可以随宜成立种种组织；如林业公会、机织合作、棉花运销合作、储蓄会、禁赌会等等数不尽。”[12](p357)各地的乡农学校应因地制宜确定自己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村学乡学的工作尽可能的作，不勉强着非如何不可”。[12](p357)与此可以对比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政府为扫除农村中的文盲，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也获得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农村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成人识字率也大幅提高。但是，这种成果并未能得到巩固。因为，“乡村正规教育完全脱离乡村生活的实际，它仅仅为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服务”。[13](p390)农村学生使用的是与城市学生一样的“统编”教材，教学的内容完全脱离乡村社会的实际和农民的生产劳动。如果农村学生预期自己不能升入大学，跳出“农门”，那他读书的冲动就会大大减弱，这是农村流行“读书无用论”的重要原因，当然也就是农村中文盲不断再生、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缓慢的重要原因。实际上，邹平乡农学校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责任也是广义的教育功夫，兼有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方面，而社会教育的内容则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和社会建设事业两大类，因此，乡村建设研究院要求教员们应随时与村民保持联系，注重社会活动，多与村民进行沟通、交流。
强调当地人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并不排斥外来专家和学者的作用，这与参与式的原则也是一致的。乡农学校的教员是一个新知识、新方法的体现者，当地农民通过他与外界建立联系，来寻求解决当地问题的技术与方法。这个教员是社区外来力量的代表，他来自乡村建设运动这个大系统，与外界有密切而广泛的联系。他“所以能够常常不断的新，所以能够解决问题，不是他本人的力量，而是由于他是从这个大的系统来的”。[12](p358)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才是落后地区的稀缺资源，获得这种稀缺资源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因为乡村地区的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Group）只有通过这些人才，才能够有机会利用社区外的技术、资本等外部资源，才能成为强大的社会行为者，掌握自己的命运。[1](p19)
强调自主、尊重差异，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外来者的帮助，寻求解决当地问题手段与方法，这是“邹平实验”的精髓所在，也是参与式发展理论所主张的基本原则。
“定县实验”的主要领导者大多是留学欧、美的博士、硕士和国内主要大学教师、学生，1在当时就积极争取国际力量参与“定县实验”，对外交流很多。更重要的是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事业60余年未间断，与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学术机构和诸多国家政府及非政府组织（nGo）有广泛的联系，其乡村改造的经验被广泛应用于亚、非、拉各地，对参与式发展理论的贡献颇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深感华工不识字的痛楚，首创华工速成识字班，通过一年多的能力，使华工识字人数由当初的20%上升到38%。[14](p27)华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启发了晏阳初回国从事平民经验的决心。晏阳初回国后即投身平民教育事业，并于1926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部迁往河北定县，把定县作为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实验县。“定县实验”很快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邹平实验”一起成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主流派别。
晏阳初认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愚、弱、穷、私可以通过教育来克服，要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标，单让农民识字是不行的，因此主张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及其同仁在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教育，连环进行，相辅相成”的主张，“逐步发展的四大教育相辅相成过程，明白说明相互依存的功用，公共卫生协助农民健康而增加生产。农业生产计划又协助教育的推行，农民亲自体验识字读书才能有新知识新技术。教育又协助合作社的发展，如何记账、经营运销都需要知识技术能力。这充分表现四大教育互相环结、同时进行的重要性。”[14](p154)实际上，定县实验并非仅仅是平民教育实验，而是一项综合社会发展实验。正如晏阳初本人认识的那样“乡村建设虽始于乡村，但并不止于乡村，它不过是从拥有最大多数人民的乡村下手而已，它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全中国的富强康乐，因而奠定世界和平”。[14](p427)这种综合发展的经验，对国际发展援助机构有很大的影响，“海外若干机构，如美国的第四点计划、和平工作团及教会团体都认识这一重要性，力求避免重蹈以前分散、片段分别进行的弊害。”[14](p165)
晏阳初认为，任何社会革新计划都应有当地人积极参与，否则很难成功，“一项革新计划，如果没有本地人的参与，一定是短命的，难以长久，改造工作无能实现”。[14](p154)有了当地人的主动参与，还要发挥专家的作用。为了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面，晏阳初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主张。“定县实验”创造了研究、训练、表证（示范）、推广这种四步递进的方法来普及科学技术，“定县实验昭示：以训练做准备，以表证为方法的实施制度，农业科学确实可以深入民间。40年来，这种制度不仅在中国实行有效，即现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若干国家也仿行有效。”[14](p14)
1972年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实施的“农民学人”计划（theFarmer-Scholarprogram）可被视为定县经验的发扬光大。这一计划的方法是：每一乡村选择4-6人，接受某种技术培训，受训后即成为“农民学人”，由“农民学人”传授5名“表证农民”，然后由“表证农民”训练“推广农民”。[14](p526)这种方法既考虑了农民的实际需要，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把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要比我们目前的“科技下乡”、“科普大蓬车”效果要好得多。“定县实验”在把科学技术引入农村的同时，强调要重视和利用农民的乡土知识，“农业的科学化，只可渐进不能突变；以土产及土法应用为研究改进的方法，实为成功的基础。”[14](p145)“定县刘玉田号”小麦品种当时被中央农业实验所认定为“华北小麦珍贵品种”，这个品种就是农民刘玉田在“平教会”专家的指导下培育的。[14](p195)
乡村发展理论篇2
关键词：乡村旅游；动力系统；利益相关者
乡村旅游在国内外各地发展迅速，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乡村生态环境的恶化、乡村性的退化以及外来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都说明了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深入研究的必要性。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包括需求子系统、供给子系统、中介子系统以及支持子系统等四个子系统，旅游者、旅游企业及社区居民、旅行社及宣传媒介、政府是构成需求子系统、供给子系统、中介子系统以及支持子系统的核心利益主体。利益相关者强调社会责任，关注社会伦理问题的理念，而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是一个涉及众多要素的种复杂的旅游动力系统，利益相关者之间主要利益诉求不同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利益冲突，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与冲突，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1.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在乡村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来源于企业。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最先提出“利益相关者”一词，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被认为这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国内学者已经将利益相关理论用在旅游规划（保继刚，2003；廖培，2010）、旅游管理（周丽洁，2009；刘晖，2009；方百寿、纪锡萍，2012）等方面，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也发挥重要作用，胡文海（2008）认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为当地政府、旅游企业、当地居民以及旅游者，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利益冲突的原因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不同以及未能进行有效的利益协调。何小怡（2010）认为处理好政府、投资者、当地社区居民和旅游者之间的利益问题能够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乔磊（2010）认为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与冲突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从学者研究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上，并突出说明了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以及探索解决矛盾的对策。
2.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9万多个乡村旅游特色村、180多万乡村旅游经营户，年接待游客7.92亿人次，年经营收人约2480亿元。直接从事乡村旅游的农民达2800多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的6.9%；带动从业农民人均增收约8860元。我国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支持和鼓励发展乡村旅游，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特别要重视乡村旅游业。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提高乡镇企业、家庭工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水平。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旅游和农村服务业。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国务院和国家旅游局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等相关文件从公路服务、节能减排、人才建设以及金融支持等方面支持和鼓励发展乡村旅游。
3.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优化的对策建议
3.1强化需求子系统
3.1.1加大宣传力度。根据城乡旅游资源的差异性，供给子系统、中介子系统以及支持子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通过电视、网络、杂志等宣传媒介进行宣传介绍，提高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培养和激发城镇居民对乡村旅游的主观意识。
3.1.2充分发挥假期的作用。我国公民的休假制度为元旦、清明、五一、端午、中秋放假各3天，十一、春节放假各7天，旅游市场全年呈现出7个“小黄金周”的格局，应充分发挥“小长假”对近、远郊乡村旅游需求的拉动作用。对于城市发达地区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应充分利用双休假期，开发针对性的乡村旅游产品，以满足城市居民的乡村休闲需求。
3.2提升供给子系统
3.2.1保持乡村旅游的乡村性。乡村旅游发展以旅游者的利益需求为导向，否则必定会遭到市场的淘汰。乡村旅游目的地以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乡土性休闲空间和场景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和独特卖点，可以使旅游者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感。因此，应当充分利用当地的乡土元素，保持乡村旅游资源的乡土性和原真性，营造乡村意象。
3.2.2实施旅游人才战略。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引进大量的营销、管理、乡村旅游开发与保护的人才，只有具备了乡村旅游人才，乡村旅游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才能获得各自的利益。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还需要为游客提供温馨服务的高素质的一线服务人员，因此，必须注重从业人员的礼仪方面的培训。
3.3完善中介子系统
为提升需求子系统中旅游者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美誉度，让旅游者对乡村旅游有感性的认知，乡村旅游目的地企业、政府与旅行社、网络宣传媒介以及其他旅游企业合作，并与之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合理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中介子系统中的旅行社、宣媒介将乡村旅游目的地与旅游者连接在一起，为乡村旅游目的地输送客源，又有利于客源市场的共同培育，对乡村旅游地区树立特色旅游品牌形象和提升旅游竞争力产生积极作用。
3.4优化支持子系统
3.4.1提高政府旅游管理效率。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突主导作用，加快体制改革，形成旅游产业决策协调体制，在宏观管理、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上引导乡村旅游的发展。政府运用多种手段，在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的建设上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3.4.2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利益相关者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也会发生变化，同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也会不断矛盾化，因此由政府及乡村旅游行业协会出面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协调约束机制，以保证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中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让各利益相关者成为“休戚与共”的利益合作体，保障乡村旅游的良性发展。（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保继刚，孙九霞.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研究―以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J].规划师.2003（7）：32-38
[2]廖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旅游规划评价初探[J].财经问题研究，2010（6）：135-139
[3]周丽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张家界旅游发展策略[J].经济地理，2009（12）：2108-2112
[4]刘晖.导游服务质量问题的根源分析与对策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游客感知视角[J].旅游学刊，2009（1）：37-41
[5]方百寿，纪锡萍.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小费制度与旅游服务质量分析[J].旅游论坛，2012（4）：54-58
[6]胡文海.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安徽省池州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08（7）：82-86
乡村发展理论篇3
关键词:乡村社会地理;综述;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论文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研究进程
1.1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二战前,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土地利用问题,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年,各国(不仅是欧洲国家)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的二十年间,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rebirth)”现象[1],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在1970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弗里德曼(1975,1979)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ambrose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newby(1979)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如贫困),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Bunced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Gilg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Roger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Lewis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Robins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1990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并由1950、60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对社会公正的研究,如Harvey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新的研究进展
19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Seymour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Halfacree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年代早中期,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和pratt在其研究中,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表1)[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phillip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Roche在2001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并针对广泛的争论,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年出版的期刊总览,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只是近年有些转变,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Cater和Valentine等人对于乡村剥夺(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但远距离的工作(teleworking)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和Saenz指出“: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Friedland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图2),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Little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和Cater等在其论着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Scott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英国学者macKenzie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如Joseph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⑥社区问题研究,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尤其是1970、80年代)的重点之一。mormont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如Cloke运用16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如audas等人于1990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Cook和Christopher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Bronwyn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1969)、西蒙兹的(1978)和刘易斯(1998)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图3)[34]。isabll和Sabin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认为,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Ruda认为,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形态)、感知(内涵)和经验(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和morris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如贫困、社会保障等),只是程度的差异,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Cloke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着作中体现出来;phillips和williams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如mcGee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社会分层日益严重,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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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理论篇4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尽管目前尚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但仍可推测学术界与政界对于“rural/ruralareas/rurality”的使用偏好很可能是因为这些词听起来更为客观、中立，“country/countryside”则相对带有较多的文化内涵[5]。但有的学者却认为，到目前为止，在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countryside”并没有带有英国那种情感因素，例如，在北美“countryside”就主要用于指代邻近城市中心的乡村地区，这更接近于其原意[7]。由此可见，“乡村”（rural）的概念十分模糊，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定义。但是，许多生活在乡村里的人自称为“按照乡村生活方式”生活的“村民”，政府也需要针对城市与乡村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并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8]。因此，从这些现实意义上讲，对国土或行政区进行城市、乡村的划分显得尤为必要。新世纪之前，Halfacree曾以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9]：①描述性定义；②社会文化定义；③视乡村为一地理区域（locality）；④视乡村为社会表征（socialrepresentation）再现。woods认为以第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最为灵活稳健，能够适应乡村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8]。新世纪以来，有关“乡村”定义的进展仍集中在第四种方法层面，但是却越来越超越社会结构主义的约束。例如，有的明确使用“表现”（performance）这一术语，包括规定了一系列从阶段性事件到反复重复的日常惯例来定义乡村[10]；有的揭示了农业展览会是如何被用来作为向大量非农游客展示农业的机会[11]；也有通过诗歌和民俗音乐来展现对乡村的理解与定义[12-13]。woods认为，把乡村概念化为一个混合的或网络化的空间这一理论创新，往往是与乡村地理学家们对于城乡特性混乱、城乡区别难辨的空间环境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兴趣的恢复相伴而生[14]。同时，他还提到了一些城乡空间交错混合的概念：乡村地区的小城镇[15-16]；新城市远郊的发展[17-18]；城市通勤范围内的城市社区[19]；城乡结合部[20-23]。近期相关研究则强调：这些空间对于基于城乡分割而做出的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严峻挑战[21-22，24]；它们是城乡利益冲突的场所[17，24-25]，同时也是城乡特性协调和争夺的竞技场[19-20]。目前，国际上有关学者试图以三种模式来描述城乡之间的地理区域范畴并解释两者之间作用力的动态[14]。首先，是用“城市地区”（thecity-region）的概念模式来考察城市和边缘区，城市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城市地区”是一集中于“城市地带”但延及邻近乡村地区的空间交互作用场所[26]。其次，北美乡村地理学家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城市远郊”（exurban）这一术语来定位其在城乡结合部及更远的社区的研究工作，“城市远郊”通常用来指代城市区，特别是当专门用来描述由于来自城镇的迁入（通常是为了舒适的目的）和相关的发展而转变的乡村地区时，该术语非常贴切。深受政治生态学的影响，目前很多有关城市远郊的研究工作都聚焦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冲突[17，27-29]，以及社会重构和调整[18]。这一模式补充了有关乡村性的混合观点并为捕捉城乡交互作用结果的空间不均衡性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但“城市远郊”目前仍停留在描述性的位置归属阶段，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再次，法国地理学家们主张颇受争议的观点，即乡村地区“城市化”与城市地区的“乡村化”是相伴而生的[30]。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人们对于被殖民的乡村社区抱有双重期望，即同时符合城市理念（方便、集中、多样化）和乡村理念（社区、团结、宁静），而在一定范围内用城市的方式和惯例进行彻底改造的“再城市性”（reurbanity）的结果则导致了对于传统城乡二分法的背弃以及对于新社会空间模式的寻求[31]。国际上的乡村地理学家正在重新思考城乡交互作用的本质及其衍生的空间，并认为：一方面，对由连接城市和乡村结点的多种要素流及其依存关系为特点的网状空间的认同将导致城乡二分法的终结[32]；另一方面，城市扩张不是同质的，将产生多个新的混合的社会空间形态，这些空间形态将模糊城乡的分野并展示各自的特质[21]。乡村性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33-37]，woods综合近来乡村地理学的种种新进展，认为乡村性是由乡村居民与迁入者、农民、土地所有者、工人、旅行者、休闲游客、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学术研究者等不同参与者共同体验与表现的，乡村地理学需要研究乡村性的表现[38]。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研究工作已开始探究乡村性的表现，即从原先关注于乡村的物质性，转而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建设[38]。这一发展不仅为乡村地理学家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而且也促使了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并为新的跨学科联系开创了机遇。
研究理论的发展
上个世纪，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代的功能视角阶段，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功能特点来确定乡村空间；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视角阶段，试图将乡村定位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产物；1990年代的社会建设（sociallyconstructed）视角阶段，认为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乡村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层面上[14，39]。之后，很多学者曾认为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停滞不前，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明显在慢慢复苏[40]，关于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4，41-44]。如parr主张：当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区范围，城市和乡村的分类可以用一种更能充分反映两者之间内部联系的方式来考虑，且对于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以及购物和休闲方式来说尤为如此；如此以来，城乡关系在互为竞争、互为补充方面变得更为明显[26]。但woods认为“城市地区”模式在论及乡村地理区域时仅单独考虑乡村与城市的联系，而忽视了跨区域的交叉的等其它任何意义上的乡村条件，并使乡村在城市支配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层面进一步被边缘化[14]。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深入发展，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了乡村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开始转向研究乡村的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38]。“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modelofruralspace）的提出是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依据对空间性的三重理解[45-46]，Halfacree把乡村空间划分为相互之间紧密结合的三个层面[47]：①乡村区域所在，即与生产或消费相关联、相对而言具有明显特征的空间实践活动发生场所；②正式的乡村表征，诸如资本主义利益团体或政客们的一些表述，以及乡村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方式，特别是乡村在价值交换方面是如何被商品化的；③乡村日常生活，同时包括对乡村生活理解和认同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但是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有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方面。
研究方法的革新
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对于合适的乡村性表现研究方法的寻求，是方法论探究与实验的领域之一。然而，自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起，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乡村地理学中文化观点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应用与发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关注群体、民族志学与参与者观察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应用[48-50]。然而，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两极分化，即相关研究倾向于仅采用定量或仅采用定性的方法。英国乡村地理学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定量方法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38]。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广为运用。例如，annes和Redlin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采用了深入访谈“生活史”（lifestory）的方式，探究了出身于乡村的男性同性恋者在城市与乡村空间中的迁移规律，证明了“城市”仅仅是他们获取身份认同的所在，而他们大多还是对乡村生活认同度较高，有力地反驳了“男性同性恋者有城市空间偏好”的传统观点[51]。Leyshon运用了一系列定性实地调查方法，并以英格兰西南部1000平方英里范围内散布的乡村里的年轻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在实践中不同调查研究方法对年轻人个人及团体的不同影响，最后根据调查结果的优劣比较了各种调查方式的优缺点，并提出了在进行乡村定性研究时的一些方法和方法论的建议[52]。pini通过对昆士兰州两地区的80个女性调查对象的“关注群体”（focusgroups）式调查，研究了澳大利亚制糖业中女性的参与程度，并得出“关注群体”式调查方法不仅对女权主义学者、而且对于所有的乡村社会学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方法的结果能够较少受到阶层化的调查关系的影响，并能较好地反映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化[49]。然而，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层面的明显进步是大力推广了打破定量与定性区分的Q方法。Q方法论（又称操作性的主观性）是由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地研究“主观性”的心理学方法[53-54]。Q方法以“定性定量逻辑”法（‘qualiquantological’method）而著称，主要通过五阶段的过程来完成定性数据的定量因子化[55-57]previte等认为，Q方法提供了一个使我们能够从关注特殊个体描述而转向重点分析特定参与者群体所共有的一系列观点的机会，并建议乡村研究者应当重视Q方法[57]。Q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社区发展、社会问题以及边缘化群体研究方面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实际上，近十年来大量的乡村地理研究应用了Q方法，研究对象包括地方政府与自然资源管理[56]、农业环境视角[58]以及乡村重建中社会企业作用的利害关系[59]。乡村地理研究中Q方法的兴起，主要是作为分析与记录更为宽泛的乡村性与乡村生活非专业描述的定量性乡村研究方法进展的一部分，反映了乡村社会建设及多种乡村作用因素的重要性[49，60-64]。具体来说，Riley与Harvey论证了乡村地理学中口述史料研究方法的运用，其目的在于加强与个人描述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丰富对乡村重构的微观尺度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的认知与理解[61]。nairn和panelli回顾了利用小说来构建乡村生活意义的相关文献和论述，而这些文献和论述都不大可能以传统访谈形式存在[60]。Duenckmann运用Q方法，探究了不同的‘乡村’观念，并试图对传统的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相联系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进行重构[65]。新世纪以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成为了乡村地理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与挑战。madsen和adriansen极力主张使用更为综合的多元方法，即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有助于强化在发展和发达国家中有关乡村空间用途的认知[66]madsen和adriansen对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与方法论进行了简要总结[66]：任何一项研究开始时，研究者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即归属于某一学派的思想体系，如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结构主义；然后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研究者确定研究问题，进而选择研究方法；这里的研究方法是指经验资料与理论的耦合，而数据处理方法则仅指经验资料，数据收集方法则指经验研究资料的收集方式，不同的哲学立场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偏好
研究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乡村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与研究热点主要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些全球性议题，例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日益增长的（地理）政治重要性，从而使乡村地区发展从未来规划的边缘被重置于核心地位。这些全球化挑战不仅影响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而且寻求其解决方案也包括决策者如何利用和管理乡村土地[67]。全球化对乡村发展来说是一柄双刃剑[68-70]。一方面给乡村发展带来机遇：提高了农村信息化程度并使得远离经济活动中心的地方也能基于新技术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的交通系统缓解了许多农村地区与城市的自然隔离；信息通讯技术有助于地方及其产品知名度的提升并在此过程中产品能找到新的市场，地方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并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有时经济增长导致农业部门和从事其他农村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供不应求，从而为本地或外地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乡村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技术改进可在后台支持服务方面创造就业机会但也会使在线购买产品与本地产品形成竞争；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也会促使投资资本为逐利而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地区，从而导致就业机会产生周期趋短；全球化背景下新通信技术使得信息流动并对地方文化传统和本土语言带来负面影响；农村地区和居民参与现代化的程度不一，有些可能由于区位和资源禀赋原因在全球化过程中变得更为隔离，落后地区则由于外出移民和老龄化使得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下降[70]。针对全球化对乡村发展带来的复杂影响，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地理学研究亟需加强跨学科联系与合作。一般而言，真正把乡村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涉及乡村地理学、乡村社会学和农业（乡村）经济学。这三门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乡村地理学重点从地域空间的角度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其研究视角具有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乡村社会学把重点放在乡村居民与乡村社会变迁之上，农业（乡村）经济学则主要关注农业和乡村经济系统的组织与发展规律。新世纪以来，食品安全、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气候变化等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与发展，不断促使着乡村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71]、乡村社会学[72-74]乃至农业（乡村）经济学[75-77]的跨学科协作研究。此外，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地理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研究尺度的外扩与内敛。外扩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宏观问题或巨型系统的探究，如乡村对全球变化导致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变化等问题的响应[78]。而内敛则主要是指研究尺度的不断细化——局域化、本土化乃至个体化[79-83]。在内敛微尺度研究方面，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乡村地理学对乡村社会中弱势群体或被边缘化群体的关注，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失业者、同性恋者和少数族裔等[84-90]。乡村地理学研究尺度的外扩与内敛也有助于深化乡村空间的结构、功能、演变动力及过程的实证及理论研究[62，91-93]。
乡村发展理论篇5
乡村传播在西方社会的研究，并不是以学科的形式而出现，仅仅是对某一类研究对象的多层面研究而形成的。从上述对发展传播学基本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出，乡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对立面，是需要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进行宏观综合考量的。如何促进乡村社会（或者说传统社会）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可以关注的话题很多。在发展传播学的第一、第二阶段，对乡村社会内部的相关研究，一度成为发展传播学关注的一个中心命题。
例如：曾经是传播与发展的主导范式之一的“创新与扩散研究所作的大部分努力是以农民和乡村居民为目标对象的。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率先对此做出了努力和评估。现在，它已成为第三世界各国的大多数发展计划中的一个特色。那些计划不仅与农业有关，而且涉及健康、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②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公立大学和农业推广组织将其研究成果向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输出。这一跨国行动的主要动力是农业发展，研究主题是农业创新的扩散。学者们力图证明他们的思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农民中的扩散与发生在拥有更多媒体设施的环境（如美国和欧洲）中的扩散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并且在扩散过程中以及用于分析这个过程的概念和模型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③其后，在70年代早期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研究，评估预期和非预期结果。并逐渐转为对环境等相关问题的关注上。
我们可以将发展传播学对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相关研究划归为早期乡村传播的研究先驱，但其背后所潜藏的理论含义和价值选择则是不同的。本文所说的乡村传播学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传播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中提出来的。其研究视角带有明显的中国化色彩。乡村传播学的研究以中国当代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为出发点，关注在这一社会现实情境中，乡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以信息为核心拓展开来，在信息已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命题时，乡村传播学的切入点便得日益重要起来。
在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将乡村传播学的理论界基础界定为：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理论（actionResearch）。
传播学的兴起与西方社会当时的社会情境紧密相关。从学科发展的视野出发，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分野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促使相关的现实命题变得越来越学术化，而关注社会总体的和谐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使命和现实使命。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社会，对于战争中对人类本身的非理性特征的认知和运用各种手段毫无人文信念地、纯粹为了战争目的的宣传活动，从全方位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和探讨，传播学学科在这一及其现实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中凸显出现，并得益于相关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围绕信息本身，对信息传播模式、信息传播渠道、信息传播效果，以及对传播者与受众的相关研究而逐渐确立。
传播学的诞生既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使然，更与人类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正在发生的、或已经发展的社会事件、文化事件、历史事件、政治事件乃至于经济事件的反应。它关注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各个角色的平等、权利、角色和地位。具体而言，关注传播者、受众、信息本身的内容、渠道和影响力等具体问题。其发展经历了从效果中心论到受众中心论，继而到受传者中心论的不同阶段。归根结底是侧重于对社会传播系统的宏观关注。但这种宏观关注在立足于西方的传播学而言，一大部分理论是来源于长久的实证研究的结果，一部分理论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批判学派的基本观点，因而，传播学的理论便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的特色和开放性的特征。对于中国的传播学发展而言，迫在眉睫的也是对已有的经验学派的传播学理论在中国化的语境中，进行验证并提出中国式的传播学理论来，二是对批判学派的理论则要分析社会语境和历史话语的差异，避免仅仅以概念的转化作为分析中国社会诸种特征的工具。
行动研究理论：“行动研究的根源可以追朔到20世纪初约翰·杜威。虽然杜威所强调的问题解决、反思和科学的方法毫无疑问是行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在20世纪30年代把行动研究引入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在他的著作中，勒温试图让几组人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勒温把行动研究定义为社会实际工作者(教师和其他人)与科学研究者通过集体决策和精心制作的问题解决技术来实施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一种方法。”④
行动研究理论受到20世纪早期教育科学化的影响、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以及社会心理学和人际关系训练中的群体动力学运动(GroupDynamicsmovement)的影响。“就像19世纪的贫困、住房、城市生活等社会问题催生了质的社会研究一样仰ebbandwebb，1932)，由于战争、群际关系问题、社会重建、歧视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的冲击，要求社会科学做出反应，19世纪40年代质的研究绕了个圈子又彻底回来了。出于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实践人员的研究重获新生，而行动研究也披视为一种可靠的回应。最后还有战后美国“科尼时代”社会创建主义的课程开发活动的影响。一些战后重建主义研究者提倡并拥护在教育中采用行动研究。S．科尼(Corey，1963)是领导这场运动的旗手，他相信，因为实践工作者能够运用自己研究的成果，所以行动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提升课程实践。20世纪50年代，依托一些大型的课程开发项目，人们开始将行动研究作为一般的策略来设计课程，并解决像群际关系和歧视这一类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合作行动研究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后期行动研究开始衰落，日益成为被攻击的对象。⑤行动研究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之下，有不同的研究取向(approach)。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科学行动研究(scientificactionresearch)、实践行动研究(practicalactionresearch)和批判行动研究(criticalactionresearch)。
早期的行动研究希冀以科学理论来解决社会问题，研究的典型目标是：假设或预测从那些看来实施成效较好的实践中，找出一个可遵循的固定答案。实践行动研究取向主张行动研究就是教师或其他教育实践工作者，在面临一个实际问题时，所展开的行动过程。批判行动研究取向主张行动研究是由实践工作者在社会情境中，所采取的一种自我反省的探究形式。它的目的是：改善实践工作者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加强实践者对自身工作和工作情境的理解。
无论我们把行动研究当作是一种理论还是实践，对于在社会协调发展中，如何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角色定位、权利等进行阐释，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流动群体的研究而言，都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理论和研究路径，对乡村传播学而言尤其如此。
二、乡村传播学的发展脉络
1.乡村传播学的界定
乡村传播学以发展中国家乡村社会及其乡村社会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关注以信息为核心的乡村传播系统中受传者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个人和群体的权利的问题，借助对信息内容、信息传播渠道以及影响力的研究，解读信息时代中乡村社会的内在变迁机制、变迁趋势及其外在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作为一门学科，乡村传播学是研究乡村社会内部信息传播系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外部信息传播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以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和行动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为基础，强调参与各方角色和地位的平等意识，其潜在的价值理念是以学术的实践和学者精神。以人人生而无选择的权利但是可以有获得平等选择机会的权利为学术理念，将学科发展不仅仅建构在宏达的理论建构上，而且注重行动模式和行动者的意识和行为的培养，更将学术研究的宏观视角和社会实践的微观研究相结合，借助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巨变时机，以乡村传播学的学术理念融合到中国社会的整体历史发展中，这不仅仅是对特定的历史时刻的一种明智的选择，更是对中国社会科学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展特色的一种应有的努力。
2.乡村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乡村传播学发端于20世纪50-60年代从外部力量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各种研究。这些研究的实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相类似的行动。初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村民个体为对象的效果研究，另一类是以村落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农业推广制度模式。
但就历史发展而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处处都留下了乡村传播研究的痕迹，从民国时期的大西北开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到1949年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或是由政府提倡，由知识分子和当地官员相互配合，或是知识分子在乡村进行的单纯的改造运动，从乡村传播的视角来看，其目的都是以改造乡村社会以及乡村社会中村民的诸种素质为基本出发点，其采用的行动模式多是自上而下、由外及内的模式，其背后的理念都在于希望以知识为工具，促进中国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
在其他国家，如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庄、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等，都是政府对农村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很显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由“国家发起的极端现代化农业”所依赖的简单化、静态化、公式化的模式，斯科特认为使得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被屏蔽了。“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研究中简单的生产和利润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反映真实的农民，以及他们在社区中复杂、灵活和洽谈达成的目标。”“……导致这些系统（农业推广）失败的原因至少有四点：第一……农业规划中的现代主义者继承了许多未经检验的关于种植和耕作的假设，这些假设完全不符合当地的环境。第二，由于现代化农业规划所包含的专家评鉴的前提，实际的项目往往屈从于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以及由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构。……第三，它所关注的只是生产主义目标。第四，科学农业试验不可能处理当地某些形式的复杂关系。它倾向于忽视或轻视不能被其技术同化的农业实践。”⑥
就美国历史发展而言，对于乡村社会的关注也是以教育、改造和影响为核心的。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由于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对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注从两个视角展开，一个视角是从社会学角度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在美国各州农业实验站建立之后，由于政府的资助，对于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研究成为热点。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著名的杂交玉米的实验便是早期扩散研究的成功范例。随着美国乡村社会的逐渐转型，村民与市民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剥离了，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出现同质化倾向，学术界对乡村社会的关注也日益转向了。
从当代社会发展而言，从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到行动研究模式，乡村传播学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成熟期。主要的转变体现在：关注乡村社会的发展，但摒弃了自上而下、由内及外的传播理念；以理解和学习的视角，进入乡村社会以及与外界的相关互动过程中；注重传授双方的平等角色和地位，力图在双方互动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发展。
由于乡村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与当代社会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科学整体对当代社会的研究思路密切相关，使得作为学科的乡村传播学的各类观点和研究流派还处在起步阶段。就中国而言，主要的研究成果还集中在：原有的农业推广机制的变革、大众媒介对农业科技政策传播的影响力、村落内部的舆论领袖的作用（包括农业经纪人、农村新的精英分子等）、农村合作组织的研究、村民大众媒介接触率研究、以及农民进城后的各种现状研究等等。笔者认为，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缺乏积淀性的原创性理论；缺乏本土化的实证调研工作。而原创性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因而，关注乡村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有必要从踏实而长久地从事实地调研工作。本书所进行的相关调查，便是一种努力的尝试。
三、发展传播学与乡村传播学之异同
1.相同之处
首先：研究目的相同。发展传播学发端于对二战之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家，力图借助大众媒介手段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线性理想模式。乡村传播学发端于国家和社会层面共同为促进乡村社会发展而进行的各种社会运动和实践规划。
其次，二者均关注大众媒介在社会发展的功能和定位。发展传播学探讨大众媒介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乡村传播学探讨大众媒介对乡村传播学系统与城乡之间的传播系统的作用和地位。
再次，二者均关注弱势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发展传播学关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何采用新的技术和规划，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实现过程。乡村传播学希冀借助信息的力量，实现传授双方的信息平等和共同权利。
2.不同之处
首先，理论基础不同。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背景为西方中心论，其基本假设是西方中心论的假设；乡村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方式，其基本假设是中国学派的传播学本土化的假设，即认为乡村传播学的目的是促进和改善传受双方在信息链条中的角色和地位，实现人人获得平等的选择信息机会的权利。
其次，研究视角不同。发展传播学从发展学的视角出发，将大众媒介的力量融入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以自上而下、有内及外以及后来的参与式发展为核心范式，希望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模式、以及其他的传播模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过程。乡村传播学从行动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大众媒介的功能与信息弱势群体的权利和角色的定位结合起来，力图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传播沟壑，为实现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理想沟通状态而努力实践着。
注释
1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2参见[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士]斯文·温德尔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3[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著：《创新与扩散》，辛欣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4[美]JameSnoLan,JR.LinDaa.HooVeR著：《当代教师新支点丛书：教师督导与评价》，兰英主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5[英]Jamesmckernan著《课堂行动研究》，朱细文、苏贵民、赵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0页。
6[美]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著：《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改变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360页。
乡村发展理论篇6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理论评述；实际价值与贡献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带有普遍性的世界性问题，欧美、东亚以及我国等国家或地区，针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出现的问题，坚持以国家投资为主导，以增加农村公共设施投入为主要手段，以农村山水田林路等的综合规划与建设为主要措施，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统筹城乡发展的多样化模式。
1956年提出了注重城乡协调的思想，在此之后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城乡问题逐渐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重视农村经济发展，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城乡工作的重点，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方略。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阐发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科学发展观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并将“统筹城乡发展”提到了五个统筹之首；2012年，党的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促进城乡间要素平等交换，形成新型的城乡关系的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二、国外相关研究情况
国外早期的城乡关系发展理论有以下代表性观点。一是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19世纪初期，城乡的分离发展导致的城乡对立问题已成为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社会矛盾，在这一背景下，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提出“和谐的社会是不存在城乡的对立和差别的，乡村不是城市的附庸，城市也不是乡村的主宰，二者是平等的”[1]。这是关于城乡需要统筹发展的早期构想。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城乡之间没有差别和对立的观点是城乡一体化理论的雏形，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二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Chunen）在其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提出“杜能圈”[2]的构想，他将城市假设成为孤立国的中心，农村处于孤立国以外的范围，并得出了孤立国农业空间布局的原则和构架，为“城乡统筹”协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三是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英国著名规划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其1902年出版的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呼吁要“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3]，并提出“乡村和城市都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城市―乡村’交融形态能有效规避他们的缺点、彰显他们的优点。因此，城市和乡村要紧密结合在一起”[3]。他提出的是一种城乡关系改良的思想，主张用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来代替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分割，实质上是利用乡村来带动城市的发展。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以乡带城”理论，他强调的并不是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而是仅消极的避开城乡之间的主要矛盾而已，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继续加大，在这一背景下催生了新的城乡发展观。一是麦基的“城乡一体化理论”。1987年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基提出的“Desakota”模式，主张要推进城乡之间的一体化发展，“Desakota”模式是针对亚洲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式，对欠发达国家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是区域网络模型。道格拉斯在分析过去的各种城乡发展理论与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之间相互依赖的区域网络化发展模型。强调提高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和改善城乡基础设施网络的连接度。该发展模式在发挥城乡优势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发展中的城乡相互作用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球面临的一大挑战，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塔科里和大卫奥特斯威特构建了消极的和积极的“城乡相互作用与区域发展”的关联模式，强调中小城镇在促进乡村地区发展以及缓解贫困中的作用，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城乡矛盾问题提供了参考。
综上所述，虽然国外城乡统筹发展研究对探索如何解决城乡矛盾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是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国外学者主要是站在宏观层面上对统筹城乡问题进行考察，而针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特殊性研究相对缺乏，诸如类似我国发展农村城镇化等方面内容就较少涉及。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早，发展速度快，城乡之间的对立关系不明显，因此，国外的很多研究把城乡的人为分离作为前提，而且研究主要侧重在数理论证的实证研究，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国外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工业革命时期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对发展国家具有局限性。
三、国内相关研究情况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丰富的成果，下面针对学者们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意义、发展机制以及对策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并作简要评述。
（一）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内涵研究
自党中央提“统筹城乡发展”理念提出之后，学者们便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到目前为止，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尚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鞠正江（2003）[4]从统筹城乡的资源角度考虑，认为统筹城乡就是统筹城乡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以及政治资源等三个方面。焦伟侠等（2004）[5]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考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概括为三方面含义，一是将城市和乡村当成统一的整体，实行统一谋划管理；二是全方位看待“三农”问题，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三是摒弃城乡不平等、城乡分治的发展思路，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促进要素合理流通。秦庆武（2005）[6]从统一城乡规划的角度出发，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把乡村和城市当做一个整体，进行全盘考虑，统一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把乡村和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学者们从不用的角度来阐述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两种思考维度，一是鞠正江从资源协调统筹的角度出发体现出从“局部统筹―整体统筹”的思路，二是焦伟侠和秦庆武等对城乡一体进行统一规划角度则体现出“统筹整体―统筹局部”的思路，相较而言，前者更具有可行性。
（二）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意义研究
徐安勇（2010）[7]认为，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对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深化农村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郭建军（2007）[8]指出，城乡关系是否和谐关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综合体现，是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周静（2008）[9]认为，统筹城乡发展不仅能够缓解农村社会的矛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还能够妥善处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促进城乡差距的缩小，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于统筹城乡的发展机制研究
袁岳驷（2005）[10]构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机制，主要包括资源配置、公共物品供给、社会保障等各种机制。袁志刚等（2010）[11]研究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空间动力机制，他认为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本的统一是城乡协调的动力机制。吴丽娟等（2012）[12]把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机制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自上而下模式―以大城市为中心带动小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自下而上模式―推动中小城镇产业化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模式。袁岳驷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机制构建更侧重于从微观的角度研究机制建设问题，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袁志刚和吴丽娟等提出的统筹城乡的动力机制则侧重于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机制建设问题。
（四）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措施研究
张国（2004）[13]在总结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的基础上，得出失衡的原因在于我国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的体制问题，包括二元的户籍制度、二元的融资体制以及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等。因此，他提出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破除制约“三农”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苏明（2006）[14]提出实现统筹城乡，要着重发展农村教育、发展现代农业、改革农村财税制度。姚林香（2007）[15]认为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于财政政策的支持。刘美平（2009）[16]从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差距角度出发，提出当前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具有多重性，要在政治层面着力，配套以财政支农、城市助农、工业哺农等手段，促进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回良玉（2010）[17]则认为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是根本立足点，要贯彻落实城乡改革联动机制，推进要素向农村流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张国等提出的对策措施侧重于体制机制建设的角度，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角度去改善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问题；而苏明和姚林香侧重于如何打破城乡的二元结构，进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城乡关系的研究是当前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对城乡关系的研究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研究也较为深刻，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但是由于统筹城乡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和地域性的问题，因此，很多理论上的研究还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一是很多研究还缺乏深层次的探讨，在研究深度上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在研究范围上多集中于对某一时期社会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政策式和应对性的讨论，缺乏从城乡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统筹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范围相对局限；二是提出的很多实施措施和政策建议都是对具体经验的总结和罗列，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我国统筹城乡实践工作的开展缺少指导意义；三是缺少对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统筹城乡是关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构建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能够定期评估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现状和进程，及时修正发展中的错误，对更好地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国内关于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亟待科学系统的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的建立。
四、统筹城乡问题的研究意义
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战略举措，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对这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
1.完善统筹城乡理论体系。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统筹城乡理论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在对于统筹城乡问题进行研究时都存在缺陷和不足，难以系统的对统筹城乡理论做出概括。因此，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一方面可以弥补原有理论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使统筹城乡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完善统筹城乡理论体系，探索构建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更好地为我国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国内外统筹城乡发展的问题奠定基础。
2.相关学科的创新发展。统筹城乡关系的问题涉及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规划学等学科，这些学科都对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研究有着重大的贡献。同时，深入研究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也会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其一，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可以为这些学科提供更多、更广、更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课题，有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其二，由于统筹城乡问题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我国解决城乡发展矛盾的重要实践要求，因而可以将更多的专业人才吸纳到相关学科建设中；其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研究也会不断深入，它涉及更广阔的领域，所以会在现有学科的基础上促使新学科的产生。
3.揭示城乡发展的基本规律。统筹城乡发展主要有“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化”等几种发展模式，但是在实践中选择何种模式需要根据现实情况，深入分析城乡之间的发展状况，了解城乡之间的基本规律。同时，深入研究统筹城乡发展问题，通过比较国内外城乡关系的演变进程，总结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发展的探索和经验教训，也可以梳理出城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总结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和主要矛盾，从而构建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指导我国统筹城乡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实践意义
1.推进“三农”问题有效解决。当前“三农”问题是一直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我国只有妥善处理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而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可以促进生产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带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还可以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改善原有的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保障粮食产量；同时，统筹城乡发展还可以有效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可以共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城市是现代化的大工业经济形式，而农村的经济却以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基础设施优越，农村的基础设施缺乏；农村人均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等。在我国工业化起步发展过程中，农村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经济却一直处于低端水平，严重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水平，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摆脱原有的工业掠夺农业的做法，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促进资源、产业、人才、资金等向农村流动，可以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农村经济结构，繁荣农村经济，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矛盾。
3.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只有发达的城市而没有繁荣的农村的社会不是小康社会，这样的社会也必然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稳定。农村作为城市的腹地，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缺少农村经济和农业作为基础，城市的发展将难以为继。统筹城乡发展，将城乡作为统一的整体，可以进一步提升农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条件差距，加快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实践表明，统筹城乡发展是长期以来我国探索解决城乡发展矛盾的重要手段，对统筹城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更具有实践意义。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矛盾，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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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2.Schoolofeconomics，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117，China）
乡村发展理论篇7
乡村旅游在我国起步较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萌芽，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乡村旅游已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了围绕大中城市、名胜景区、山水生态区、特色农业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并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据有关资料统计，2019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近21亿人次，约占国内旅游接待总量的1/2,营业收入超过5700亿元，带动672万户农民受益。
2019年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在近5年的时间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行业市场规模快速发展。经历初创期--发展期--扩张期--升级期四个发展阶段，乡村旅游从过去的小旅游、中旅游时代，现已进入到大旅游发展时代，发展形势迅猛。政策支持为乡村旅游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打造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精准扶贫，积极对扶贫开发方式进行创新，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2019年，在全国旅游工作报告中，表示积极推进“旅游+农村”,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并提出要继续进行旅游扶贫模式的推广，加强乡村旅游“千千万万”品牌建设，并突出乡村旅游扶贫在旅游扶贫的重要地位。发展乡村旅游在扩宽居民增收渠道、促进保护农业生态和乡土文化，以及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村旅游不仅能够满足都市游客休闲度假的需求，也为发展社区经济投入了鲜活的生命力。首先，发展乡村旅游能够增加社区居民就业机会，带动社区居民增收致富，提升了社区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指数。其次，发展乡村旅游使当地社区在交通、电力、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方面得到建设，改善了社区居民生活环境。最后，城乡居民互动的过程中，生活观念、消费意识、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文化素质，同时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使居民见多识广，思想观念发生转变。在区域经济方面，乡村旅游发挥综合带动效应，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精准扶贫，加快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二、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影响因素研究所得的成果还较为薄弱，涉及到该领域的学者较少，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视角多集中于社区参与模式、社区参与机制研究领域，并且对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对于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难以用定量的方式进行表述与呈现。本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影响因素与社区参与度之间复杂的作用机理，通过量化的形式说明上述关系，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更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
现实意义
以社区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能够有效增加社区居民收入、保护社区居民利益、减轻社区居民负担等一系列重要的现实问题，对于提高旅游扶贫综合效益、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国家大力支持旅游扶贫，通过发展旅游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减小贫富差距，欧美国家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重视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体系中地位与作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来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特别是旅游发展基础认知、政策支持的感知，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居民参与旅游态度、参与能力等因素，分析上述影响因素对社区参与度的影响程度，得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度提升依据，同时也为政府管理部门落实和完善社区参与旅游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三、研究思路及内容
研究思路
本文在梳理总结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社区居民感知为研究视角，提出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根据国内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际发展状况，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影响因素测量量表、社区参与度测量量表，设计调查问卷，对影响因素与社区参与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在实证分析、模型验证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研究结论，并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度提升策略与建议。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从以下六个部分进行阐述，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该章对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进行介绍，并对国内外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相关研究进行评述。
第二章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对社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概念进行界定，对社区一体化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梳理，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第三章理论模型。依据相关研究成果，梳理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来源，并结合影响因素与社区参与度相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相应假设，最终构建了本文的概念模型。
第四章研究设计。依据相关研究与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实际情况，选取调研地点，并设计调查问卷，对影响因素量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度量表进行解释。
第五章实证研究。按照第四章所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利用SpSS23.0软件对不同类型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度进行比较，利用SpSS23.0软件、amoS21.0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并对测量模型、结构模型进行分析，探索影响因素对社区参与度的影响路径。
第六章结论、建议与展望。归纳总结本文的结论，并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度提升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归纳与总结，指出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提出下一步的研究展望。
四、提纲
摘要
1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现实背景
1.1.2理论背景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1.2.2现实意义
1.3研究思路及内容
1.3.1研究思路
1.3.2研究内容
1.4研究方法
1.5国内外研究综述
1.5.1国外研究现状
1.5.2国内研究现状
1.5.3研究述评
2相关概念及理论研究
2.1相关概念解析
2.1.1社区
2.1.2社区参与
2.1.3乡村旅游
2.2理论基础
2.2.1社区一体化理论
2.2.2利益相关者理论
2.2.3社会资本理论
2.2.4可持续发展理论
3理论模型
3.1模型来源
3.2研究假设
3.2.1参与旅游态度的影响因素
3.2.2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度的影响因素
3.3模型构建
4研究设计
4.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4.1.1样本选择依据
4.1.2数据收集
4.2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4.2.1旅游开发基础认知量表
4.2.2社会资本量表
4.2.3政府支持力度感知量表
4.2.4参与能力量表
4.2.5参与旅游态度量表
4.2.6社区参与度量表
5.实证研究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5.2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度比较
5.3测量模型分析
5.3.1测量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5.3.2信度分析
5.3.3效度分析
5.4结构模型分析
5.4.1影响因素和社区参与度结构模型分析
5.4.2参与旅游态度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模型分析
6结论、建议与展望
6.1结论
6.2建议
6.2.1培育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良性互动
6.2.2增大政府扶持力度，改善居民参与环境
6.2.3注重创新发展，扩宽居民参与内容
6.2.4提升居民综合素质，强化居民参与能力
6.2.5培养居民积极参与态度，增强居民参与意愿
6.2.6加强乡村旅游的宣传，提升品牌知名度
6.3研究创新
6.4研究不足
6.5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五、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利用校内图书馆电子资源，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收集，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分析，把握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通过查阅和整理文献、网络信息，详细了解文章涉及到的理论基础知识，从而为本文提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问卷调查法根据我国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实际发展状况，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建立了影响因素测量量表、社区参与度测量量表，并设计调查问卷，按照样本选择依据选取调研地点，对社区居民进行实地调研，发放问卷，获取第一手资料。
（3）统计分析法通过对问卷的发放，收集原始数据，使用SpSS23.0软件、amoS21.0软件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并对假设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检验各假设成立的情况，最后得出相应结论。
六、进度安排
20XX年11月01日-11月07日论文选题
20XX年11月08日-11月20日初步收集毕业论文相关材料，填写《任务书》
20XX年11月26日-11月30日进一步熟悉毕业论文资料，撰写开题报告
20XX年12月10日-12月19日确定并上交开题报告
20XX年01月04日-02月15日完成毕业论文初稿，上交指导老师
20XX年02月16日-02月20日完成论文修改工作
20XX年02月21日-03月20日定稿、打印、装订
20XX年03月21日-04月10日论文答辩
七、参考文献
[1]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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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理论篇8
关键词：旅游视角；乡村景观；吸引力
1乡村景观吸引力的基本理论
关于乡村景观吸引力的理论有很多，比如景观美学理论、旅游美学理论，景观感知理论，旅游者感知理论，推拉者感知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这些理论为我们研究乡村景观的美学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我们发现乡村景观的多重价值，避免单一化和趋同化。在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过程中，乡村旅游业发展势头不可阻挡，但乡村景观却越来越商业化和无序化，传统地域性景观却遭到人们的冷落，对一些传统文化保护也不够，这是因为大部分农村文化水平较低，再加上长期贫困导致。所以需要我们将乡村景观吸引力的基本理论进行推广，为促进乡村旅游业进一步发展作贡献。
2对乡村景观新引力带来的意义
2.1有利于贯彻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
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任务，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乡村景观开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条重要道路，它加快了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和文明程度。
2.2以城带乡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发展乡村旅游业有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调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农村和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不仅增加了城镇居民在农村地区内消费，提高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城市先进技术和信息向农村流动，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2.3乡村景观吸引力提升途径
乡村景观是具有一定美学特质，特别是一些别具风格的乡村景观对人吸引力非常强，能够促进乡村景观吸引力提升的主要是吸引力生成平台、吸引力转化平台和吸引力生成平台。对这三个吸引力平台分析我们发现，一般自然性、乡土性和民族性的乡村景观对游客有巨大吸引力，这就需要我们加强非物质景观的保护，要将带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景观发扬光大，将推动乡村景观吸引力提升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促进乡村景观多样性奠定基础。
3乡村景观吸引力的优势
3.1全国各地景观多样性
我国拥有广大国土面积，经纬度跨度比较大，各地受气候地形影响形成各具特色的景观，再加上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又是农业国，安土重迁思想也让许多的景观能够长时间保存，这就为乡村景观多样性创造了良好前提基础。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又有自己不同文化，我国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发展乡村景观的独特旅游资源。
3.2具有广阔市场
由于城市节奏不断加快，人们压力也逐渐增大，让人们越来越喜欢传统和自然美，这就为乡村景观吸引力不断增加奠定了经济基础和人群基础。国家也高度重视农村经济发展，注重解决三农问题，农村旅游业发展就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途径。再加上我国乡村旅游景观多样，各地旅游景观独具特色，而且很多地方处于为开发和开发不完全状态，这就意味着我国乡村旅游景观拥有巨大资源优势，市场巨大，前景非常广阔。
4乡村景观开发会给当地带来的问题
第一，旅游项目单一，缺乏特色。许多农村景观往往是一个名人故居或者是一个自然景观，但由于受条件限制当地往往从事观光和餐饮项目，缺少与当地文化结合，这就缺少趣味性和文化气息，很难吸引人们第二次到来。第二，政府缺乏引导，乱开发现象严重。一些政府在乡村景观开发时经验不足和过于注重眼前利益，完全依赖资源进行开发不能形成规模效益，这就限制了乡村景观深度挖掘，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不能对整个景区进行合理规划，单纯为了利益进行乡村景观开发，破坏了当地生态平衡，进而严重影响当地人民生活。第三，基础设施不完善，发展水平较低。许多农村景观开发的比较早，所以景观比较粗糙，娱乐和住宿条件也不高，这样就不能满足游客需求甚至使游客产生厌恶影响客源。所以在开发农村景观时，要注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质量。最后，过度商业化和破坏生态环境。随着农村景观不断开发，无论是政府还是当地居民都将乡村景观作为增加经济收入的手段，这种心理让乡村景观的文化气息越来越差，商业性越来越明显，让乡村景观吸引力变差。过度商业开发以及游客增加，造成景区环境破坏严重，严重影响了当地环境和生态平衡。
5结语
乡村旅游业不仅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条重要途径。从旅游视角的乡村景观吸引力探究，为我们科学分析乡村景观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发挥乡村地域特色和提高景区质量有指导意义，让我们在乡村景观开发中更加科学和合理。
参考文献
乡村发展理论篇9
一、导言
建设新农村、发展小城镇,这些在当下中国耳熟能详的战略方针,若考察其最早的理论支持,往往会追溯到一个人,那就是费孝通。费孝通等一批以西学理论背景出身的五四一代学人,带着深刻的文化自觉而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并以此为原则尝试改造西学方法论,观察和研究中国的现实生活。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世界先进强国瓜分和掠夺的客观历史大背景,逼迫着他们怀着极高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历史使命感,站在本民族的角度审视和思考本民族社会的问题。费孝通最大的理论贡献便是使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突破了原先的“文野之别”,并论证了社会人类学家研究其所在社会的可能性。正是以此为基础,费孝通考察了靠近大都市的开弦弓村以及深处内地的云南三村,并对这些农村经济生活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费孝通反思的一个重要之点便是“城乡关系”这一命题,而发展“乡镇工业”则是费孝通开出的药方。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以掠夺农村资源的“内殖民化”为基础而发展城市重工业的政策取向,通过这一政策动员,中国成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然而“没有小工厂的江村即使农业已经大步发展,却仍然面临温饱问题”〔1〕160,这种现实却更使费孝通肯定当时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狠狠批判的“乡土工业”思想。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则使费孝通看到他所设想的乡土工业似乎正在实现中。乡镇企业大量涌现,乡镇工厂以及家庭作坊引起了费孝通的关注,“他用模式来概括乡镇企业的形式,比如苏南模式,所指的乡镇企业是以原来的公社为基础办的集体经济;温州模式则是以家庭作坊为单位进行加工工业生产的方式。这些模式和地方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有关系”。〔1〕162其实从“江村”到“温州模式”,其核心理念都离不开“本地工业化”。
由此看来,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政策都是费孝通“乡土工业”思想的衍生物。然而,当下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出现,意味着费孝通所谓“本地工业化”并不能被保证,“村民留在村里工作而不太有流动”这一点被现实所否证了。村民有可能去外地打工,外地人也有可能到村中打工。且乡镇企业在对抗风险、技术、资金、管理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上困境重重。这些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可能是费孝通一生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的。城乡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以及中国整体贫富悬殊的现状,迫切需要政府加大资源权威性分配的调节力度。加上社会开放程度提高带来的人口流动性的加剧,城乡联系日益密切。当此之时,城乡关系问题需要在现时代的语境下被重新总结和思考。而要进行重新总结和思考,我们是绕不开费孝通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的。
历史的大传统是不会有断裂的。虽然在费孝通的研究中提到的诸如外来侵略、地主阶层等变量在当下的时代已无需再被列入考察范围,但是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方法论以及对城乡互动发展史的分析论述已经成为了后来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前提。下面我们将梳理费孝通对城乡关系的学术思考以及研究理论范式,并对其认识论基础以及导源于认识论缺失的局限性做出分析,以期对其城乡关系理论进行一番再审视。
二、相成与相克的城乡关系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对中国乡村和都市关系是相成还是相克这一问题有详细探讨。从费孝通对城乡相成与相克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费孝通整个城乡关系理论的逻辑总纲,而其认识论的时空局限性也正蕴涵于此。
根据《乡村・市镇・都会》一文中所提到的“城乡相成”论,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城乡系统的关键在于都市的“输入”与“输出”功能。都市具有工业技术能够将输入的农产品作为经济而使其升值然后输出,而乡村又源源不断地向都市提供不能全部自消的剩余农产品,整个城乡互动如下图所示:
在这一互动过程中,都市实际上对乡村进行了“双重反哺”:一方面,都市作为农产品市场在购买乡村剩余农产品的同时,也对乡村进行了资本的输入,并且这一项资本的输入量与都市的市场规模成正比;另一方面,经过都市升值后的工业制造品最后也反馈给农村。由此看来,城乡互动的繁荣重在发展城市的商业,城市的农产品市场如果在良性运行的基础上扩大,那么乡村自然资本积累也就自然得以提升。总而言之,“城乡相成”系统论得出的结论主张从发展城市入手,似乎都市这个发动机发动起来了,整个城乡系统也就无忧了。的确,但从学理上分析,要想“提高中国人民生活程度,这个乡市相成论是十分重要的”〔2〕253。
然而,费孝通认为过去的历史证明中国都市的发达并未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2〕254。进一步说,可能城乡的关联越弱,对乡村的发展越有利。费孝通将此种情况界定为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事实,这其实是反证出一种“城乡相克”的论调。
费孝通曾几次提到,农业本身并养不活农场极小的人家。因此,大部分的农村都采取一种“兼业”的方式维持生计,即通过家庭手工业取得家庭生活的主要收入。乡村内部生产者间有交换农产品的需求,由此产生日中为市的“街”或“集”,交换频次的增加和交换规模的扩大有可能致使“街集”发展成永久性“小市镇”。而乡间出现剩余劳动力后,一部分人向别人争取工作机会(出租土地),自己离乡入住传统的有保卫能力的“城市”〔3〕以为权力庇护。总之,以农民的活动为一方,以不在地主的活动为另一方,在传统的城乡关系中,农村与城和市镇之间的经济运行往往可以达成一种平衡,如下图所示:
总的来看,近代以来西洋商品和都会对传统城市消费指向的改变,使得“城乡相成”状态中“城镇”的“输入”与“输出”双重功能转变为单向的由乡村向城镇的“输入”,而原有的“输出”不再指向乡土社会,转而指向提供西洋商品的大都会。由此可见,正是“传统城镇―现代都会”系统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乡村―城镇”平衡。传统城镇与现代都会〔4〕对乡村的作用只剩下剥削与压榨,都市克乡村、乡村供奉都市这样一种“城乡相克”论的图景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没有都市是件幸事,但都市却绝不能没有乡村”,“乡村离开都市可以避免农产品的大量外流,使乡下老百姓在粮食上不致匮乏以致饥荒”,因为“乡村一离开都市,它们必须更向自给自足的标准走”。然而“自给自足得到的固然是安全,但是代价是生活程度更没有提高的可能”〔2〕257;另一方面,都市的购买力失去乡村供奉也不能长久,最后只能利用一切可能力量打开乡村封锁,只能使城乡关系日益恶化。
“城乡相成”应当是社会发展需要达成的目标,而“城乡相克”之根则在外来工业制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这本身又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然而,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国既然不能脱离国际市场,就只能在国内的社会中寻求解决办法。如何改变“城乡相克”,这一命题是费孝通乡土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对城乡关系的改造
综观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城乡相克”似乎是一种常态,特别是在早发内生型国家,城市基本都是作为某种外在的力量而强加于乡村,城市将乡村作为城市的资源供给地,通过剥夺乡村,将各种有价值资源,从物产、资金、土地到劳动力全部都抽离于乡村,最后以乡村的“自然”死亡来实现城市的扩张。
而中国的近代化和城市化却属于后发外生型,在外国资本的渗透下,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经济格局下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费孝通已经看到工业化或城市化是不可规避、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的学术志业便在于探索一条尽可能合于中国国情的路径。从费孝通的学术贡献来看,费孝通是希望将城市化作为乡村内部有意识地培育起来的一种机制,开发和利用乡村原有的条件,并在一定的外力支持下,实现乡村的发展,走向城乡一体。这条路径的取向是明显以农村和农民为本位的,而不是农村在压力下破败,贫苦的农民进入城市,同城市工人一起在就业竞争和劳动力价格的压力下遭受损害。
对于“都会”,费孝通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遏制西方资本的恶意竞争。这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行政方式限制“城镇―都市”系统的扩张,以期进一步限制城镇对农村的压榨。
对于“城镇”,费孝通提出要改变不在地主纯消费的状态,希望将城镇也纳入工业化的轨道上来,使城镇拥有自己的生产力。城镇工业还可承担农业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小城镇将作为大都市与乡村间的调节纽带。
而对于“乡村”,费孝通提倡的是一种“乡村的内生城市化”〔5〕的道路,这是源于乡村或者农民的内在需求。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6〕200此问题直接导源于人地矛盾,间接来自西方工商业对传统自给自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冲击。因此,为了缓解人地矛盾,抵御外来冲击,费孝通主张在农村里增加农业之外的生产事业,就农民的所在地推广现代化的小工业,促进乡村的内生城市化。但小工业的实现必须具备人口和土地两方面的条件。
我国传统的亲属结构和分家成了“分碎农场”的力量,人口与技术形成一种相互牵制,导致恶性循环:农民们要凭赤手赤足在田里劳作,于是农业拖住大量人口,农民生活也终是在饥饿线上挣扎。而要解决土地细碎化的问题,单靠农田所有权的集合并不会发生大规模经营的农场,更重要的在于经营的合作。这也正是乡镇发展小型工厂的前提。传统农村的兼业状态即是一种分散工业状态,这种兼业本就具备工业化的潜力。如果土地大规模经营成为可能,那么机械在农业的推广就有了可能,不但可以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还使农业的向外输出拥有更多资本。机械化又导致农业劳力的需要减低,于是缓解了人地矛盾,剩余劳动力被输向乡镇手工业的组织化生产,最终又促进了乡镇民族工业的整体发展。
因此,工业下乡有助于乡村的内生城市化,这一道路确实目的在于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将农民作为劳动力让部分人富起来,更不是牺牲农村让城市变得更富。可以这么认为,“乡村的内生城市化”在整个城乡关系系统中起到了将前文中“城乡相成”图式移入乡镇内部的作用,这种做法若能良性运行,在理论上确实能够化解“城乡相克”的系统模式。
然而,毕竟对城乡关系的改造是一种由改革者根据社会结构提出的人为调整活动,调整中遇到的次生问题往往使问题的发展超出预想之外。乡村农民由于知识有限,他们还不具备自主独立行为的素质,要改造农民的文化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又决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此,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是需要外力的引导,其独立性尚且需要通过一个“文化位育处境”的漫长过程逐渐形成。不过,乡镇发展的整体格局已经成形。
四、小结:对费孝通
城乡关系理论的再审视
费孝通的城乡关系论述,究其要害就在于对“工业下乡”与“乡村内生城市化”理念的论证,“城乡相成”是其最终的理想目标。然而国家的总方针却是沿着从“以乡养城”再到“以城促乡”的转化过程而展开的。如何理解政府与作为乡土学者的费孝通之间的这一分歧?笔者认为,这一分歧当中隐含着经验研究学者在认识论上的一个困境。费孝通之所以只能提出一个相对静止而单一的由乡镇工业联结的城乡关系范式,大概是因为费孝通没有将更宏阔的政治视角纳入考虑范围。还有一点原因就是笔者称之为学者的“现实的理想主义”社会科学认识论困境。
费孝通的整个城乡关系图式都是以《江村经济》中描述的城乡架构为基础而延伸的,他将之上升为一种城乡关系的理想类型。于是,在此后不管是比较研究云南三村还是研究“苏南模式”,“江村”都已经映射进他的认知结构深处,不自觉地将其他农村发展形态都纳入了向“江村”发展的时间序列当中。然而,全国各地农村是否都是沿着一条发展进路朝着一个确定的范式顶点运动的呢?显然各地由于历史情境不同,单一的城乡关系演进范式是不可能套裁全局的。费孝通的理论中似乎渗透着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气息,它其实是费孝通主观上认定的客观价值,是其现实的理想主义体现。
这其实又回到了利奇对费孝通提出的一个质疑,即“以中国单个村庄或乡村小社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不能作为典型代表去推论其他农村的概况”。对于此质疑,费孝通曾给予过回应。费孝通认为,诸如江村这样的农村类型是一类农村的代表。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的代表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就可以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农村了。费孝通的初意是通过类型比较的方法从个别逐步逼近整体。〔7〕26这一方法论自然是极为可取的,但是从费孝通对城乡关系的实际研究来看,可能是由于个人的经历和视角有限,研究所得的范式似乎都统合为了一条发展轨道上的序列点,而缺乏横向共同发展的范式多样性。大概由于个人主观理想范式盖过了客观的具体事实,人为采择经验片段以佐证个人先验的理想范式,往往使理论范式终究还是有脱离实际之嫌。
改革开放后全国农村的发展路向并不像本章起首所提的那样唯一。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由握紧的拳头逐步打开”的逐步放权过程,“后全能主义时代”不再是绝对的全国一盘棋,各地都有权力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落实政府的方针政策。与此相对应,费孝通的城乡关系论证在丰富多样的经验事实面前还是显得单一,不具有普遍性。诸如就有学者论证说,在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理论提供的发展模式是不适合的,通过发展乡镇工业实现小城镇化的道路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是行不通的,因此需要别的理论和政策来替代;小城镇战略在不同区域的实践说明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统一的城镇化模式并不存在。〔8〕
“城乡相成”的发展固然是总方向,然而许多地区的发展恰恰必须摆脱农村工业化带动小城镇化的固定理论逻辑。费孝通城乡关系理论在认识论上的时空局限性提醒我们要沿着费孝通在回应利奇质疑时提出的方法论走下去,具体考察各地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中个体行为的文化意义建构过程,分析和总结出不同的城乡发展道路。
此外,费孝通在晚年自我反省时曾指出,多种多样的类型加总并不能得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全貌,因为像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始终没有走出“农村社区”这个层次。农村不过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是中国的基层社区,然而仅仅以农村为基点展开城乡关系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城乡互动,并进行实证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立体地达成以个别逼近整体的研究目的。
注释
〔1〕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2〕费孝通:《乡村・市镇・都会》,出自《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3〕此处“城市”特指传统的围有城墙的城市,与“都会”有别。在费孝通《论城・市・镇》一文中“衙门围墙式的城”这一部分有介绍。“市镇”立于“城”外,“城”指以官僚地主为基础的社区,“对于乡村偏重于统治和剥削的关系”;“镇(市)”指“偏重于乡村间的商业中心”,在经济上有助于农村。但在《乡村・市镇・都会》对“城乡相克论”的讨论中,并没有涉及“城”与“市镇”的严格区分,姑且将其看做一个与乡村对立的整体。
〔4〕“传统城镇与现代都会”费孝通总其名而谓之“都市”。
〔5〕顾骏:《理想与生活的张力:“乡村内生城市化”的探索――重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
〔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
〔7〕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出自《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乡村发展理论篇10
关键词乡村传播学发展传播学异同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ontheConceptofRuralCommunication
――andontheDifferencesbetweenRuralCommunicationandCommunicationforDevelopment
LiHongyan
(CollegeofHumanitiesandDevelopment,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193)
abstractthistextdiscussesthedevelopmentofruralcommunicationhistoryandits’theoreticalfoundation,andaddressesconceptofthecommunicationfordevelopment/developmentcommunication,includingitshistory,theoreticalfoundationandkeyideas.thedifferencebetweenruralcommunicationanddevelopmentcommunicationisalsoexplained.
Keywordsrural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fordevelopmentdifference
在《中国乡村传播学》一书中，尽管对乡村传播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描述，但是对乡村传播的界定还局限在发展传播学的视角和乡村社会发展的机制中：“乡村传播学可以既是发展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传播学与乡村社会学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和理论的初步建立主要基于传播学和乡村社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乡村传播状况及其与外界系统发生作用的研究。”①现在看来，这个定义还局限在于发展传播学视角的简单阐释中。因此，在这里对乡村传播学的概念重新审视和界定的时刻，需要对发展传播学的理路进行简要梳理，并将其与传播学的关系加以说明，这样从学术理路上才可以更清晰地将乡村传播学这一新的边缘学科进行更为明确的界定。
一、乡村传播学的理论基础
乡村传播在西方社会的研究，并不是以学科的形式而出现，仅仅是对某一类研究对象的多层面研究而形成的。从上述对发展传播学基本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出，乡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对立面，是需要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进行宏观综合考量的。如何促进乡村社会（或者说传统社会）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可以关注的话题很多。在发展传播学的第一、第二阶段，对乡村社会内部的相关研究，一度成为发展传播学关注的一个中心命题。
例如：曾经是传播与发展的主导范式之一的“创新与扩散研究所作的大部分努力是以农民和乡村居民为目标对象的。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率先对此做出了努力和评估。现在，它已成为第三世界各国的大多数发展计划中的一个特色。那些计划不仅与农业有关，而且涉及健康、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②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公立大学和农业推广组织将其研究成果向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输出。这一跨国行动的主要动力是农业发展，研究主题是农业创新的扩散。学者们力图证明他们的思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农民中的扩散与发生在拥有更多媒体设施的环境（如美国和欧洲）中的扩散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并且在扩散过程中以及用于分析这个过程的概念和模型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③其后，在70年代早期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研究，评估预期和非预期结果。并逐渐转为对环境等相关问题的关注上。
我们可以将发展传播学对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相关研究划归为早期乡村传播的研究先驱，但其背后所潜藏的理论含义和价值选择则是不同的。本文所说的乡村传播学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传播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中提出来的。其研究视角带有明显的中国化色彩。乡村传播学的研究以中国当代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为出发点，关注在这一社会现实情境中，乡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以信息为核心拓展开来，在信息已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命题时，乡村传播学的切入点便得日益重要起来。
在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将乡村传播学的理论界基础界定为：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理论（actionResearch）。
传播学的兴起与西方社会当时的社会情境紧密相关。从学科发展的视野出发，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分野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促使相关的现实命题变得越来越学术化，而关注社会总体的和谐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使命和现实使命。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社会，对于战争中对人类本身的非理性特征的认知和运用各种手段毫无人文信念地、纯粹为了战争目的的宣传活动，从全方位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和探讨，传播学学科在这一及其现实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中凸显出现，并得益于相关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围绕信息本身，对信息传播模式、信息传播渠道、信息传播效果，以及对传播者与受众的相关研究而逐渐确立。
传播学的诞生既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使然，更与人类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正在发生的、或已经发展的社会事件、文化事件、历史事件、政治事件乃至于经济事件的反应。它关注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各个角色的平等、权利、角色和地位。具体而言，关注传播者、受众、信息本身的内容、渠道和影响力等具体问题。其发展经历了从效果中心论到受众中心论，继而到受传者中心论的不同阶段。归根结底是侧重于对社会传播系统的宏观关注。但这种宏观关注在立足于西方的传播学而言，一大部分理论是来源于长久的实证研究的结果，一部分理论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批判学派的基本观点，因而，传播学的理论便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的特色和开放性的特征。对于中国的传播学发展而言，迫在眉睫的也是对已有的经验学派的传播学理论在中国化的语境中，进行验证并提出中国式的传播学理论来，二是对批判学派的理论则要分析社会语境和历史话语的差异，避免仅仅以概念的转化作为分析中国社会诸种特征的工具。
行动研究理论：“行动研究的根源可以追朔到20世纪初约翰・杜威。虽然杜威所强调的问题解决、反思和科学的方法毫无疑问是行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在20世纪30年代把行动研究引入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在他的著作中，勒温试图让几组人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勒温把行动研究定义为社会实际工作者(教师和其他人)与科学研究者通过集体决策和精心制作的问题解决技术来实施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一种方法。”④
行动研究理论受到20世纪早期教育科学化的影响、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以及社会心理学和人际关系训练中的群体动力学运动(GroupDynamicsmovement)的影响。“就像19世纪的贫困、住房、城市生活等社会问题催生了质的社会研究一样仰ebbandwebb，1932)，由于战争、群际关系问题、社会重建、歧视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的冲击，要求社会科学做出反应，19世纪40年代质的研究绕了个圈子又彻底回来了。出于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实践人员的研究重获新生，而行动研究也披视为一种可靠的回应。最后还有战后美国“科尼时代”社会创建主义的课程开发活动的影响。一些战后重建主义研究者提倡并拥护在教育中采用行动研究。S．科尼(Corey，1963)是领导这场运动的旗手，他相信，因为实践工作者能够运用自己研究的成果，所以行动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提升课程实践。20世纪50年代，依托一些大型的课程开发项目，人们开始将行动研究作为一般的策略来设计课程，并解决像群际关系和歧视这一类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合作行动研究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后期行动研究开始衰落，日益成为被攻击的对象。⑤行动研究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之下，有不同的研究取向(approach)。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科学行动研究(scientificactionresearch)、实践行动研究(practicalactionresearch)和批判行动研究(criticalactionresearch)。
早期的行动研究希冀以科学理论来解决社会问题，研究的典型目标是：假设或预测从那些看来实施成效较好的实践中，找出一个可遵循的固定答案。实践行动研究取向主张行动研究就是教师或其他教育实践工作者，在面临一个实际问题时，所展开的行动过程。批判行动研究取向主张行动研究是由实践工作者在社会情境中，所采取的一种自我反省的探究形式。它的目的是：改善实践工作者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加强实践者对自身工作和工作情境的理解。
无论我们把行动研究当作是一种理论还是实践，对于在社会协调发展中，如何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角色定位、权利等进行阐释，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流动群体的研究而言，都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理论和研究路径，对乡村传播学而言尤其如此。
二、乡村传播学的发展脉络
1.乡村传播学的界定
乡村传播学以发展中国家乡村社会及其乡村社会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关注以信息为核心的乡村传播系统中受传者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个人和群体的权利的问题，借助对信息内容、信息传播渠道以及影响力的研究，解读信息时代中乡村社会的内在变迁机制、变迁趋势及其外在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作为一门学科，乡村传播学是研究乡村社会内部信息传播系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外部信息传播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以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和行动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为基础，强调参与各方角色和地位的平等意识，其潜在的价值理念是以学术的实践和学者精神。以人人生而无选择的权利但是可以有获得平等选择机会的权利为学术理念，将学科发展不仅仅建构在宏达的理论建构上，而且注重行动模式和行动者的意识和行为的培养，更将学术研究的宏观视角和社会实践的微观研究相结合，借助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巨变时机，以乡村传播学的学术理念融合到中国社会的整体历史发展中，这不仅仅是对特定的历史时刻的一种明智的选择，更是对中国社会科学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展特色的一种应有的努力。
2.乡村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乡村传播学发端于20世纪50-60年代从外部力量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各种研究。这些研究的实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相类似的行动。初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村民个体为对象的效果研究，另一类是以村落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农业推广制度模式。
但就历史发展而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处处都留下了乡村传播研究的痕迹，从民国时期的大西北开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到1949年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或是由政府提倡，由知识分子和当地官员相互配合，或是知识分子在乡村进行的单纯的改造运动，从乡村传播的视角来看，其目的都是以改造乡村社会以及乡村社会中村民的诸种素质为基本出发点，其采用的行动模式多是自上而下、由外及内的模式，其背后的理念都在于希望以知识为工具，促进中国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
在其他国家，如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庄、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等，都是政府对农村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很显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由“国家发起的极端现代化农业”所依赖的简单化、静态化、公式化的模式，斯科特认为使得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被屏蔽了。“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研究中简单的生产和利润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反映真实的农民，以及他们在社区中复杂、灵活和洽谈达成的目标。”“……导致这些系统（农业推广）失败的原因至少有四点：第一……农业规划中的现代主义者继承了许多未经检验的关于种植和耕作的假设，这些假设完全不符合当地的环境。第二，由于现代化农业规划所包含的专家评鉴的前提，实际的项目往往屈从于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以及由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构。……第三，它所关注的只是生产主义目标。第四，科学农业试验不可能处理当地某些形式的复杂关系。它倾向于忽视或轻视不能被其技术同化的农业实践。”⑥
就美国历史发展而言，对于乡村社会的关注也是以教育、改造和影响为核心的。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由于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对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注从两个视角展开，一个视角是从社会学角度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在美国各州农业实验站建立之后，由于政府的资助，对于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研究成为热点。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著名的杂交玉米的实验便是早期扩散研究的成功范例。随着美国乡村社会的逐渐转型，村民与市民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剥离了，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出现同质化倾向，学术界对乡村社会的关注也日益转向了。
从当代社会发展而言，从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到行动研究模式，乡村传播学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成熟期。主要的转变体现在：关注乡村社会的发展，但摒弃了自上而下、由内及外的传播理念；以理解和学习的视角，进入乡村社会以及与外界的相关互动过程中；注重传授双方的平等角色和地位，力图在双方互动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发展。
由于乡村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与当代社会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科学整体对当代社会的研究思路密切相关，使得作为学科的乡村传播学的各类观点和研究流派还处在起步阶段。就中国而言，主要的研究成果还集中在：原有的农业推广机制的变革、大众媒介对农业科技政策传播的影响力、村落内部的舆论领袖的作用（包括农业经纪人、农村新的精英分子等）、农村合作组织的研究、村民大众媒介接触率研究、以及农民进城后的各种现状研究等等。笔者认为，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缺乏积淀性的原创性理论；缺乏本土化的实证调研工作。而原创性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因而，关注乡村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有必要从踏实而长久地从事实地调研工作。本书所进行的相关调查，便是一种努力的尝试。
三、发展传播学与乡村传播学之异同
1.相同之处
首先：研究目的相同。发展传播学发端于对二战之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家，力图借助大众媒介手段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线性理想模式。乡村传播学发端于国家和社会层面共同为促进乡村社会发展而进行的各种社会运动和实践规划。
其次，二者均关注大众媒介在社会发展的功能和定位。发展传播学探讨大众媒介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乡村传播学探讨大众媒介对乡村传播学系统与城乡之间的传播系统的作用和地位。
再次，二者均关注弱势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发展传播学关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何采用新的技术和规划，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实现过程。乡村传播学希冀借助信息的力量，实现传授双方的信息平等和共同权利。
2.不同之处
首先，理论基础不同。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背景为西方中心论，其基本假设是西方中心论的假设；乡村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方式，其基本假设是中国学派的传播学本土化的假设，即认为乡村传播学的目的是促进和改善传受双方在信息链条中的角色和地位，实现人人获得平等的选择信息机会的权利。
其次，研究视角不同。发展传播学从发展学的视角出发，将大众媒介的力量融入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以自上而下、有内及外以及后来的参与式发展为核心范式，希望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模式、以及其他的传播模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过程。乡村传播学从行动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大众媒介的功能与信息弱势群体的权利和角色的定位结合起来，力图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传播沟壑，为实现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理想沟通状态而努力实践着。
注释
1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2参见[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士]斯文・温德尔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3[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著：《创新与扩散》，辛欣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4[美]JameSnoLan,JR.LinDaa.HooVeR著：《当代教师新支点丛书：教师督导与评价》，兰英主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