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阶段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就业；关系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11.050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1-0104-02
0前言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是反映国家经济运行状态的两个重要指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解决就业难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首要任务就是明确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新时期经济市场发展的背景下，只有对宏观经济与就业二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认识，才能够制定出科学、完善的经济发展对策，实现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1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概况
1.1第一产业发展特点
在我国社会经济产业结构中，农林牧渔业属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
我国属农业大国，所以国家对于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也相对较大，期望通过扶持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来实现农业的长足发展。但是，随着近几年城镇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第一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正在逐步下降。据统计，与1996年相比，2016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下降了近40%，而且还有持续下降的趋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总产值却在逐年递增。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先进设备越来越多，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劳动效率，而且ε┮挡量的增加也具有推动作用。虽然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与过去相比，农业产业结构却呈现出了明显的变化。其次，国家财政部门对农业发展支持力度的增加也是农业总产值提升的重要原因。正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从而使得第一产业在劳动力持续减少的同时，其产量还能保持一定的增长。
1.2第二产业发展特点
第二产业主要指的是加工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采矿业以及材料生产与供应行业等。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时代，所以，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具有重要意义。纵观我国第二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所以产业的发展会产生周期性的波动，进而对劳动要素流动、投资和国际间的贸易往来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稳定第二产业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分别从就业结构、投资结构、产业布局和国家资源配置政策等多方面着手进行了积极调整，以期更好、更高效的创造产业生产总值，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相关数据表明，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不同，在不同经济发展背景下，产业生产总量与就业增长率的关系也有所变化。比如说，从1993年至2013年，经济总量增长率不断上升的同时，就业增长率也在逐年递增。但从2013年至今，就业增长率上升的同时，经济总量增长率却出现了缓慢下降的趋势；反之，当就业增长率下降时，经济总量增长率却有所上升。由此可见，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相对而言存在较多影响因素，需要国家经济部门对其给予高度重视，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对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与优化。
1.3第三产业发展特点
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就当前第三产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产业在一国经济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发展程度越高，第三产业的地位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各类型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都在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逐步增加。换句话说，第三产业在未来的经济市场中将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就我国目前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对劳动力的吸纳空间不大，如果第三产业在服务需求方面不能有所增长，那么就业比重的上升也就无从谈起。
2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研究
2.1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循环关系
无论是哪一种产业下所呈现出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即经济增长既能够促进就业的增加，同时也依赖于就业的增加。在过去的时间里，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就业增加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眼中是必然的。他们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数量是决定国民财富的两个重要因素，生产效率高、劳动力数量多，国民财富就会增加，而国民财富的增加会进一步刺激消费，促使多种新兴产业的兴起，继而促进就业率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经济增长与就业是正相关的，其中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巨大。因此，为了降低失业率，保持一定的就业率，就一定要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是保持增长的必要手段。
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研究，需要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有效结合起来。就我国当前经济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来看，第一产业中蕴藏了大量失业人员，这就意味着第二、三产业可以获得近乎无限供应的劳动力，但前提是需要保证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此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还面临着新的问题，即城市发展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无论哪一地区，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都是有限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而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是对农村进行综合开发，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工业化程度，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农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提高农业部门从业者的收入水平。这样，使得农村与城市预期收入差距减小，城市就业压力减小。
2.2经济增长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而言，若想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首要任务就是实现结构变化，这里所说的结构变化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就业结构变化。可以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改善和转变的过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初期，大部分发展重点都放在了农业方面，之后逐渐向工业方面转变，最后从工业方面转为服务方面。
通过上文的介绍能够看出，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那么，产业结构的变动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如果就业结构不调整，结果就是就业率持续降低，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经济发展初期，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是经济中的最大比例部门，社会劳动资源都积聚于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劳动者的能够逐步超过了农业部门，致使农业部门的就业逐渐减少。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提升，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得工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工业所需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出现了”排挤就业”的效益；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为商业、金融业等技术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使得第三产业吸纳更多的就业。库兹涅茨认为，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是人类走向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趋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带动就业结构的变化，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3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之间所呈现出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必须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对就业政策与经济增长政策进行持续优化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在国际经济市场中的地位，促使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1]赵长明.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研究[J].物流技术，2013（7）.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2
「关键词居民收入差距/平抑机制/经济增长/政府行为
大量可以观察的事实表明，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收入差距，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收入差距会持续扩张，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同样的观察也可以发现，平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除去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运行的自身规律，可以在漫长的时期内自动弥合这种差距外，政府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缩短或延续这个过程的周期。依据这个判断，按照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推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在2020年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实现全面小康的总体目标要求下，希冀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平抑城乡居民之间日益扩张的收入差距，同样取决于政府的行为选择。因此，必须在目标取向、发展思路、制度创新、分配格局以及转变职能等方面规范政府行为，逐步构建政府支持农民收入增长完整的政策框架，最终形成中国农民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机制。
一、工业化的阶段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长期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农业禀赋资源丰裕的欧美，抑或是农业资源禀赋稀缺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只要存在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部门，其收入就一定存在差距。日本经济学家土屋圭造提供的20世纪60年代的资料表明，以工业就业者的收入为100，农业就业者收入在美国为56，西德为44，法国为36，丹麦为77，新西兰为88.而一般认为，上述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开始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
为什么在工业化的成长阶段，世界各国城乡居民之间普遍存在收入差距。对此，早在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著作中就有过深刻说明。他列举了工业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和产品需求方式导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其一是农业部门存在着收益递减规律，城市工业不仅不存在收益效率递减规律，反而呈收益递增趋势。其二是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低。由于工业和农业的不同生产效率，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必然的。20世纪中叶柯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则明确用3次产业的概念和理论，说明城乡居民存在差距的必然性。他指出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的产业地位有相对下降趋势，且产值比例下降速度要大大超过其就业比例下降速度，这种产值比例与就业比例下降的不同步，造成城乡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工资水平，必然是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水平低于城市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并最终形成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决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原因，霍利斯·钱纳里解释为，劳动力在经济部门之间的配置，主要是受收入水平的影响。通常趋势是随收入水平提高，初级产业部门就业减少，而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增加。劳动力转移受预期收入、就业、政府支出的分配、生产结构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和原因，可以归结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致，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农业则意味着落后的生产力；也可以认为是两大部门的生产方式不同。工业是可以重复，连续不断地机械生产，农业则必须与自然生产交织，增加了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和问题的复杂性；还可以认为是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需求决定的收入弹性不同。工业产品需求弹性高，而农产品需求弹性低。但最本质的是工农收入差距产生并扩大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传统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基本生产资料，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加上传统农业技术进步缓慢，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供给的边际生产率会逐渐趋于零。而现代工业使用的资本、技术和设备可以再生，规模可以扩大，技术进步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增长。总之，现代部门比传统部门的技术进步快，投资回报和就业者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解释了不同产业部门的就业者收入水平存在差距的本源。
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工业化过程中往往会持续相当长时期。日本从明治维新至20世纪60年代，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和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表现的工农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1.3∶1～3.1∶1之间。直到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农收入差距才开始缩小，1980年工农收入差距为1∶1.15，农民收入超过非农家庭收入，这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100年。美国农民拥有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远远优于日本，生产的平均规模也远远大于日本。但从农民收入看，仍然长期低于非农业人口收入。农民收入与非农业人口相比，20世纪30年代大约为其40％，50～60年代为50％～70％，80年代为80％，现阶段才基本持平。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农业调整法，政府致力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行为为标志，差不多经历了70年努力，工农收入差距才由2.5∶1缩小到1∶1左右。
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工业化发展自身的规律。西蒙·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期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步缩小。其原因是一些产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些增长又主要集中于快速发展的工业部门，并使这些部门的从业者收入快速提高，从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但随着劳动力更多地从低收入的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部门的转移，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水平又会缩小。郭熙保曾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和联合国粮农组织1990年的有关资料，将人口在4000万以上的20个大国按人均GDp水平346美元为低收入、990美元为中下收入、2642美元为中上收入和20038美元为高收入4个级别。分析了不同级别人均收入与农业份额变动的情况，发现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农业人均产值在低收入组为0.47，在中下收入组为0.38，在中上收入组为0.36，在高收入组为0.67.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社会平均劳动力生产率，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相对应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是先扩大，并在工业化后期开始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明显。
即使是在封闭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模式下，经济运行的结果也可以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长时期内自行弥合。威廉·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因而形成剩余产出。如果工业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则该部门资本存量及其对劳动的需求将由此而提高。只要农业部门尚有过剩劳动力存在，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农业过剩劳动力全部被吸吮尽为止。这时劳动力供给曲线及工资水平将由水平直线变为具有正斜率的曲线，工业劳动者工资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将随投资增加而逐步增加，工农业趋于均衡发展，国民经济结构逐步转变。上述分析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这种阶段性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自身加以修正和克服的。
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仅仅依靠经济发展自身规律来弥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可能跌入市场经济的陷阱。市场经济单一的逐利行为，一是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张在一定时期内毫无节制；二是使收入差距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因此，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通过政府的努力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几乎成为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的共同行为选择。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3
关键词：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SyrquinandHollisChenery，“threeDecadesofindustrialization，”th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89，3（2），pp.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净出口需求作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辅助机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产品的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净出口需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缓解了投资需求扩张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出口和进口不仅直接拉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使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如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加快技术进步等）也显著增强。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4
经济体由落后贫困逐渐发展到先进富裕的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将工业化作为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同产业结构优化的主线，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国家的工业化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所在，对于发展中的我国更是如此。国家不断发展落后经济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不断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张培刚作为奠基发展经济学之一的学者，就已明确提出了这一论点。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主线作为立足点，将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历史与实际的划分。第二，产业结构与工业化紧密相联。将工业化作为主线，能够使其与变化结构相关的经济发展理论形成有效联结，并且能够便于将发达国家的历史进行参照，有效对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第三，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相连接的纽带就是工业化。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经济结构特征也各有差异，经济结构特征的不同，能够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影响。在农业阶段由于技术较为落后，使得长期需求以及供给能力保持在较低水平，决定了农业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长期缓慢。在工业化阶段，随着时间推移资本日益积累增多，不断提高的生产率以及持续的供给能力，同越来越强的需求相结合，使得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可以说，在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而言，通过工业化作为主线，能够将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有效的链接起来。在前工业化时期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经济随自然资源分布、产业结构单一、农业为主导产业、资本积累有限、地区差异较大。在工业化时期则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基本特征是人们逐渐从事工业活动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工业也逐渐由家庭手工作业发展为机器、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在后工业化时期则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服务业为主导产业，技术水平与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城乡差距普遍存在，随着服务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依然存在，各类生产要素由传统的国内配置发展为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
我国的合意增长率与结构变化
合意增长率对应着自然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是在产出、资本与储蓄比率已知的情况下，将全部储蓄转变为所需投资增长率，等于是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的比值。随着不断进步的计量方式，已经能够在理论层面对合意增长率进行度量。本文主要利用合意增长率对经济结构领域进行理解，认为合意增长率是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相一致或是对经济结构优化有利。合意增长率就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较快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也较快，反之，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合意增长率也会较低。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的经济结构变化，其合意增长率一直无法提高；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变化逐渐迅速，合意增长率也逐渐提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时期，合意增长率的表现也将各有差异。本文主要结合我国从“一五”开始到“十二五”的近60年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及结构变化的规律进行探讨。依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可以看出我国从1953年至2012年的劳均GDp增长率、人均GDp以及GDp增长率均出现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及规律。以经济波动及增长速度为主，同时全面考虑到这一期间我国经济的制约条件、因素以及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经济结构特征进行分段描述。在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8年），该阶段我国主要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依靠。1953年的人均GDp仅为121元，到了1976年，人均GDp为318元，在24年中，劳均GDp增长率为3.6%，人均GDp增长率为4.2%，GDp的增长率为6.3%。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情况，按照钱纳里等就业份额与农业产值的标准来看，其水平极低，远远低于起步阶段的人均GDp100美元，到1976年，其人均GDp依然没有超过200美元的水平。但是，我国的工业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重工业投资作为导向驱动，加之城乡日益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计划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逐渐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缓慢发展。在转轨时期（1978-2000年），也就是我国进入了由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迅速变化的经济结构，转变工业化战略，迅猛发展经济的工业化推进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逐渐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在轻重工业之间，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并在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在转轨时期逐渐引入市场因素，成为计划与市场并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之一。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政府投资是核心，忽视了需求、城乡差异过大等许多不协调的经济结构而进行的工业化模式。但在转轨时期，这样的传统模式正逐渐被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兼顾，需求与供给并重，逐渐缩小城乡差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的工业化模式所替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转轨时期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快速变化，并且符合了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促进了合意增长率。随着转轨时期市场因素的不断作用，逐渐增加的私人投资，促进了农村适度开放，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逐渐增多了物质文化生活等多样化需求。这样迅速且良性的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极大程度地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转轨时期的20多年里，劳均GDp增长率为20.1%，人均GDp增长率为14.1%，GDp增长率为15.8%，较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当属奇迹。在持续稳定增长期（2001年以后），这也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进入了全新工业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逐步走入成熟，甚至迈向了高级工业化的持续稳定增长阶段。2000年时，我国人均GDp为7858元，到2012年已经高达38354元，也就是由800美元提高至6000美元。依据钱纳里标准，中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过渡的加速发展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巨变的阶段，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自从我国进入持续稳定增长期，伴随着空前增长的外需，随之而来的是相对不足的内需，由于我国各地逐步开展重型制造业，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政府投资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在持续稳定增长期，由经济增速层面看，我国具有相对较小的经济波动，并且呈现迅速增长且平稳的态势。这一时期的劳均GDp增长率为14.6%，人均GDp增长率为10.1%，GDp增长率为11.7%。人均GDp增长率比转轨时期更高，而GDp增长率则与转轨时期相同，劳均GDp增长率较低于转轨时期。由产业结构层面看，第三产业份额正在不断提高，第二产业份额没有太大变化，而第一产业份额正在不断下降。另外，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我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持续超过第二产业，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主导型产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60年的工业化发展进程，符合结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前工业化进程起步时期，带着强烈的随意性与主观性的战略计划，在配置资源中发挥着绝对的作用，形成了重视供给轻视需求，重视城市轻视农村，重视投资轻视消费，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重视工业化轻视服务化，重视政府投资轻视私人投资，重视国内市场而轻视国际市场等问题，存在许多非优化经济结构，但这一时期的非优化经济结构，仍旧起到了优化结构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在转轨时期，是体制转型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时期，在配置资源中，计划逐渐被市场所替代，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不断优化城乡结构，轻重工业化结构也逐渐合理。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且迅猛的结构变化，释放出了庞大的结构红利效益，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可持续且迅速的提升。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是我国后工业化进程走入成熟与高级阶段的发展时期，强劲的外需与低人力资本有效结合，让全世界关注焦点落在“中国制造”上。在该时期中，经济结构的改变，既体现出优化趋势，同时也存在些许恶化因素，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持续推动经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增速的放缓以及对结构进一步调整又意味着巨大的结构红利还未释放。
红利释放、合意增长率同结构优化
以事后的观点层面来看，若是将合意增长率看作与经济结构优化一致的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则可以看出，在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其合意增长率也极低，人均GDp增长率基本等于零。在工业化时期，由于整个过程中，如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以及需求结构等经济结构快速的优化，其结构红利效应由于结构变化的释放极其明显，大幅度增加了合意增长率。在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时间较短，所经历的国家也较少，该时期逐渐趋于稳定合理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与层次逐渐提高的需求之间，所形成的高供给能力水平与高层次需求相对不足，这样的不断调试以及不匹配的供求关系，极可能降低合意增长率。就我国现阶段来说，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以“一五”计划为开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8年，扭曲的结构变化虽然提高了合意增长率，但是，却对国民经济原有的发展潜力造成了阻碍，降低了红利释放与结构优化的潜力。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0年，该阶段结构优化持续且健康，将结构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出来，大幅度的促进了合意增长率提高。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该阶段的工业化逐渐成熟，并且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在不断优化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同时，却对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造成了恶化。一方面促进了合意增长率的提高，有利于红利释放和结构优化。而另一方面又对结构红利效益的有效发挥造成了阻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首先，应该积极促进劳动力进行跨区域与跨产业的流动，充分促进劳动力将应有的结构红利效应发挥出来。建立起全国一体化、进退自由、规范有序以及鼓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以促进劳动力由效率低下的第一、二产业，向效率较高的第三产业移动，将劳动力的结构红利效应最大化释放出来。其次，应该引导合理消费，促进我国内需消费逐渐替代外需消费，释放需求结构红利效应。引导合理消费的宗旨在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发展，以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同时需要对社会保障系统不断健全完善，引导公民进行适度合理的消费行为，以提升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最后，应该将政府投资规范化，鼓励私人投资，最大限度地激发投资结构的红利效应。政府的投资领域以及规模需要规范化，对民间投资门槛逐步降低，增加民间投资的领域，使市场为主导逐渐替代目前的政府投资为主导，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作者:高玉莲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匡贤明.“改革红利”与社会公平解析[J].学习月刊，2013（4）
2.徐琳.试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的新发展[J].商业时代，201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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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阶段篇5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22-07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内涵、推动力等理论问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并称为我国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就目前阶段而言，加快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既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总结国内外转变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找出不足，明确未来研究方向，这对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以及更好地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2]。
1.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3]。
2.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4]。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5]。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6-8]。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9]。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10-11]。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12]。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13-14]，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9]。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6-17]。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18]。
（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19]。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21]。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22]。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23]。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4-26]。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27]。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28]。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29]。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30]。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31]。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32]。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33]。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34]。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35]。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36-40]。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33，35，41-42]，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43]。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44]。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4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46-4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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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阶段篇6
摘要：在对澳门和珠海两地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两地房地产市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珠海房地产市场受到澳门影响较大；澳门与珠海房屋均价具有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即澳门房价每增长1美元，珠海房价增长0.262904美元，两者之间的滞后时期大约是1年；澳门与珠海房屋均价之间的差距将逐渐缩小，这是由于澳门房地产资本和投机资本将加速进入交通成本极低的珠海市场所致。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跨区域相关研究；澳门；珠海；实证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15-08
一、引言
澳门与珠海一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两地地理位置也极为接近，最近几年，随着Cepa协定和横琴大开发战略以及港珠澳大桥工程的实施，澳门与珠海以及香港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澳门仅约3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是典型的微型经济体。澳门作为微型经济体，其经济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包括，人口少、经济活动规模小、经济运行体制相对独立、产业结构对外部具有较高的依赖性。珠海作为当初定位带动澳门经济发展的内地经济承接体，其产业发展也受到澳门经济发展的显性影响。由于澳门与珠海房地产市场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中，因此，受到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的房地产产业在两地的发展也可能存在差异和联系。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澳门与珠海房价之间的相关关系，从产业层面来研究两地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内在影响机制，分析澳门和珠海房价的内在联动机制，试图厘清澳门与珠海房地产市场联系的内在机理。
二、两地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构成的比较
任何地区房地产产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房地产业的业态形式。从理论上来说，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李萌、张佑林，2005）[1]。从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经济呈现持续增长趋势，除了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小幅回落之外，其余年份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0%，这个增长速度甚至快于珠海。尤其是在近两年，受到澳门赌权开放和横琴大开发等因素的刺激，澳门实现了GDp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澳门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也呈现上涨趋势。但是，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澳门房屋均价上涨的同时，珠海房屋均价也出现了快速上涨的局面，这种局面一致持续到珠海“双限”时期。显然，经济增长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基础，以下部分本文将从宏观层面分析珠海与澳门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及其产业结构构成的比较。
（一）澳门与珠海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房地产发展阶段比较
经济发展阶段的比较主要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和GDp增速三个方面来进行比较。
澳门与珠海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澳门回归后实施“一国两制”，澳门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减速，而是一直呈现良好的上升势头。从两地的经济总量水平来看，澳门经济总体水平一直高于珠海，在两地人口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澳门人均GDp水平更是远远高于珠海人均GDp水平，两者之间的落差大约达到5倍左右（如图1～图3，表1）。
从GDp增长情况来看，珠海市GDp增长速度总体高于澳门GDp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速珠海也在大部分年份领先于澳门，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澳门业迅速发展，2010年后其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都明显超过了珠海，其中2010年澳门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都超过珠海水平的两倍以上，显示了澳门经济强力的复苏和增长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澳门和珠海实际上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按照钱纳里对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标准，澳门2011年人均GDp达到66300美元，处于发达经济阶段中的高级阶段，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层次，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制成品收入弹性减少，制成品在国内需求中的份额逐渐降低，要素投入的综合贡献率逐渐减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珠海2011年的人均GDp为14208.73美元，处于工业化阶段的高级阶段，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经济重心逐渐向高级产品制造业转移，资本积累贡献率较高，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增加。
按照房地产产业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第一阶段，是在人均GDp8000美元以前，这时市场上所谓的房地产问题都是住宅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人均GDp从8000美元到25000美元，这时市场上的房地产问题就升级为商业不动产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以后，此时房地产问题就是商用不动产和金融配合，逐步形成金融引导、支持高端的商用不动产长期持有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融产品交易（冯仑，2011）[2]。按照这样的标准，澳门房地产市场应当属于第三阶段，即商业不动产和金融配合形成的金融产品交易问题。珠海房地产市场应当属于第二阶段中的早期市场，即从住宅逐渐向商业不动产升级，但此时的商业不动产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社区商业。待人均GDp增长到15000美元之后，则进入商业不动产的高级阶段，即由社区商业向CBD核心区的投资性商用不动产、商用物业升级（如表2）。
（二）澳门与珠海的产业结构比较
澳门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主要的产业形态为建筑业。从建筑业和业的关系来看，具有一定负向关联关系，在澳门业陷入衰退的2003—2006年，建筑业呈现上行趋势，但当业从2007年开始快速增长后，建筑业在澳门产业中的比重就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澳门的第三产业主要包括业、房地产业和银行业，这样的产业结构符合澳门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的要求，但是，由于业的“一业独大”，使得澳门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单一性，业在众多产业中无论是总产值还是贡献度都远远领先于其他产业。
珠海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占据了对珠海市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在珠海市三次产业的贡献构成中，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都有过成为珠海市主导产业的时期，呈现主导产业不明确的特征。在第二产业中，建筑业贡献较为稳定，但是在2008年至2010年呈现出了较大波动，第三产业在2009年的贡献率显著超过了第二产业，到2010年工业贡献率再次显著超过第三产业。从珠海市的产业结构发展过程来看，其产业机构组成基本符合珠海市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工业化后期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珠海产业结构调整来说具有工业逐渐稳定，第三产业快速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7
关键词：投资时钟；经济周期；中国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9：F832.48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40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96-03
一、投资时钟介绍
投资时钟是由美林证券根据美国完整的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提出的投资概念，即将经济周期分为衰退、复苏、过热和滞涨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由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变动方向来唯一确定；同时每一阶段都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或现金中的某一特定资产类别。
（一）长期增长和经济周期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从短期看，经济经常偏离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就是要使其回复到可持续增长路径上来。在潜能之下的经济增长会使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而经济增长持续保持在潜能之上则会导致破坏性通胀。美林投资时钟理论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拐点判断方面，金融市场上一贯将增长率的短期偏离认为是其长期趋势的改变。正确地识别拐点可以通过改变资产配置而盈利，但生硬套用该理论也可能会出现错误。针对上述情况，美林的投资时钟理论中引入了增长评分卡的概念，增长评分卡是一个基于央行政策、oeCD领先指标、商业信心指数和实际GDp市场共识预测的扩散指数。它是关于GDp增长方向的很好的6个月的领先指标，可有效用于拐点判断。
（二）经济周期的4个阶段
美林将经济周期分为4个阶段――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
1.衰退阶段。经济增长停滞，产能过剩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驱使通胀降低。企业盈利微弱，实际收益率下降。央行下调短期利率刺激经济，进而导致收益率曲线急剧下行，此时债券是最佳选择。
2.复苏阶段。舒缓的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长率加速并处于潜能之上。同时因空置生产能力还未耗尽使得通胀继续下降，企业盈利大幅上升，这个阶段是股权投资者的“黄金时期”，股票是最佳选择。
3.过热阶段。企业开始面临产能约束，增长减慢，通胀抬头。央行加息给经济降温，此时GDp增长率仍处于潜能之上，收益率曲线上行趋缓，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利润增长与估值下降的权衡比较。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
4.滞胀阶段。GDp的增长率降到潜能之下，但通胀却继续上升，产量下滑，企业为了保持盈利而提高产品价格，导致工资一价格螺旋上涨。只有等通胀过了顶峰中央银行才能有所作为，这就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回暖步伐。企业的盈利恶化，股票表现非常糟糕。此时现金是最佳选择。
（三）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
美林利用美国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验证了投资时钟的合理性。以下是一部分研究成果。
1.美国不同资产类收益率：（1）所有资产中股票表现最好，年均实际回报率达到6.1%，相比债券收益率，存在约2.5%的股权风险溢价；（2）债券的收益率高出现金2%，反映其久期风险和违约风险。
2.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中资产的收益率比较。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示每一时钟阶段的理论最佳资产选择，在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期分别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实务对角线则反映每一阶段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除滞胀期大宗商品代替现金外，其余阶段资产表现与理论对角线相同。
二、投资时钟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应用
（一）主要指标和参数选择
将投资时钟理论应用于中国资本市场，首先是要选择合适的指标和参数，用于确定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及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对于经济周期的判断，美林投资时钟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在我国，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单纯以产出缺口度量增长复苏与衰退的方式很难实际运用于中国经济周期的解释与定义中。当前的研究中，用于表征中国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有就业率、工业增加值、GDp增长率等，也有机构采用多个宏观指标，通过建立多因素模型进行综合描述和判断。本文我们主要采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相结合的方式描述经济增长，通胀部分仍采用投资时钟理论使用的Cpi增长率来描述。
在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中，本文对股票和债券资产分别采用沪深300指数和上证国债指数作为表征指标，大宗商品方面使用中国大宗商品指数（CCpi），现金部分采用复利计算的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作为表征指标。
（二）经济周期选取
对于经济周期时长的选取，投资时钟理论由美林首次提出时，是对自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美国超过30年的时间周期进行研究分析。该理论在我国的具体应用，当前不同机构的研究各有不同，其中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起始时点的选择，如以1991年底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作为资本市场的形成标志，开始统计股票资产收益情况；或按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相关程度截取起始点，比如2000年后总市值首次突破GDp总量的40%。尽管从统计学的角度，样本空间越大统计分析所能体现的意义就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时钟理论的主要应用是对各经济周期中不同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合理选择资产配置方案，这就要求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的成熟度以及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变化的较高敏感度。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由于起步时间晚，发展过程短，市场本身一直处在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很多时候（尤其是发展初期）其对于经济的反映程度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统计结果不显著。近年来，经历了2007年的股市暴涨暴跌之后，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市场的走向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加之一些可以准确反映资产收益走势的综合指数，如沪深300、中国大宗商品CCpi等的陆续，投资时钟理论的适用条件日益完善，理论中有关把握经济周期、判断经济形势以及资产配置决策等内容也将具有越来越多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依次走过了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四个阶段。本研究将选取2008年下半年为起始点，通过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宏观经济数据确定完整的投资时钟，并对这一时期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现金等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按照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进行统计分析。
（三）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确定
在美林投资时钟理论对于不同阶段的定义中，衰退期为经济与通胀双降，复苏期为经济增长通胀下降，过热期为经济通胀双增，滞胀期为经济下降通胀增长。通过环比数据确定增长走势，从而将每一个月份都分别归纳在某一个阶段内。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类似的确定方法，将每月的同比增长数据与上月比较，确定该月所处阶段。比如某年4月份经济增长为10%，通胀率为5%，5月份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8%和6%，则判定5月为滞胀阶段。
指标选择方面，经济增长指标使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加权平均处理，具体计算方法为：某月经济增长值=1/3*当季累积GDp增长率+2/3*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速。由于国家公布的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指标每年1、2月合并计算，本研究使用此数据时，将分别与上月和下月数据平均计算，得到1月和2月的估计值。
根据上述分析方法，我们对自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分别判断出每一个月份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结果表明，在所有42个月份中，衰退期占12个月、复苏期9个月、过热期10个月、滞胀期11个月，总体来说各周期阶段分布较为平均。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将上述3年半的时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2008年7月至2010年10月，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完整走过了一个时钟周期，依次经历了衰退（2008年7月-11月）、复苏（2008年12月-09年7月）、过热（2009年8月-11月）、滞胀（2009年11月-10年10月）四个阶段。第二部分是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这段时间内尽管通胀压力持续走高，但经济并未直接掉头下降，呈高位震荡态势，在时钟阶段上反映为滞胀期和过热期的反复，之后最终确认滞胀期。第三部分是自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滞胀期确认之后，经济步入衰退，开启了下一个时钟周期。
（四）不同资产在周期各阶段的收益率对比
根据已确定的经济周期各阶段，分别按月计算不同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其中各资产的表征指标分别为：股票：沪深300指数；债券：上证国债指数；大宗商品：中国大宗商品指数；现金：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
按上述方法计算出的不同阶段各资产平均收益率，得到投资时钟在中国的实务对角线。结果表明，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相同，时钟前三阶段的最佳资产分别为债券、股票和大宗商品，收益率分别为7.1%，40.8%和26.8%。滞胀期于美国投资时钟不同，股票超过大宗商品成为最佳资产，收益率为20.4%，同时也超过理论对角线上现金的2.2%。
三、总结
（一）投资时钟的资产配置决策分析
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明在各阶段理论上最佳的资产选择，即衰退期选择债券，复苏期投资股票，过热期追捧大宗商品，滞胀期现金为王；实务对角线反映每一个时钟阶段中，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
我们分别统计了中国资本市场中各资产在不同时钟阶段中的表现情况，结果表明，前三个阶段中各理论最佳资产的收益明显好于其它。同时，分别考察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其在不同阶段的时钟表现也非常显著，说明各资产对于经济周期变化确实具有较高的敏感度。从总体水平上看，债券的平均收益最高，其高出现金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看作长久期风险和信用风险溢价，这一点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相同；与美国历史结果完全相反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上股票的表现最差。总的来说，投资时钟理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走势预期、资产配置决策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投资时钟理论的深入探索与展望
首先，在周期确定方面，本文使用工业增加值与GDp增长两项宏观数据相结合的表征方法，当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对宏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周期变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具体方法包括历史数据回归、多因素分析等。实际上，对于经济周期的准确判断和预测，是投资时钟理论有效应用的前提，而对拐点的预判更是及时调整资产配置，避免风险的有效手段。后续的探索工作将尝试引入增长评分卡的概念，在未来经济走势预测方面开展探索实践。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8
[关键词]产业集群研究视角成长阶段
一、研究视角
综合而言，目前国外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文献，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梳理。第一类是理论性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的概念、产生原因及影响因素、集群与竞争优势、集群与创新系统、集群内的知识外溢、专业化分工等方面；第二类是有关产业集群的实证和案例性研究。具体主要有以下几种：
1.外部经济理论视角。经济学上对产业集群生成机理的系统研究可追溯到马歇尔（marshall，1920），他解释了基于外部经济的企业在同一区位集中的现象。马歇尔认为，产业持续增长时，会出现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先进的附属产业，或产生专门化的服务性行业，以及改进铁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而产业规模的扩大，会引发知识量的增加和技术信息的有效传播。
2.集聚经济理论视角。产业区位理论的创立者韦伯（weber，1929）从工业区位理论的角度阐释了产业集群现象。他认为，企业可以通过集聚获得分散状态下难以取得的经济效率，聚集产生的系统功能也大于在分散状态下各企业所实现功能的总和。保罗·克鲁格曼（1989）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了其集聚经济观点，认为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市场上相互作用导致产业集群的产生。产业集群在共享劳动力市场，降低生产成本方面更具优势。
3.经济增长视角。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问题。philippemartin和aianmarc，p.ottaviano（2001）综合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罗默的新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的自我强化模型，证明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
4.竞争优势视角。该角度认为集群的形成是竞争的结果，竞争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代表人物是波特。波特认为企业间的合作竞争促进了创新和发展，产业集群具有合作竞争的灵魂。地理上集中在一个特定区域的生产组织和提供具有类似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使企业更好地接近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物品，以及相关机构的配套服务。
二、成长阶段
产业集群的成长阶段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比较常见的是根据集群企业的利润、产品价格和成本的变化情况将产业集群划分为产生、发展、成熟、转化四个阶段（贾明江，蔡继荣，2004），而波特则分为诞生、发展、衰亡三个阶段。m·p·菲尔德曼（m·p·Feldman）从复杂系统理论出发分为：出现阶段、自组织阶段、集聚和系统成熟阶段。下面详细介绍一下具有代表性的国外学者阿霍坎加斯以及国内学者魏守华对产业集群成长阶段的划分。
阿霍坎加斯（ahokangas，p.）提出产业集群演化模型，将产业的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起源和出现阶段（originationandemergence）。在产业集群演进的起始阶段，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最初利用其独特的社会关系，来加强与现有网络的联系。其结果是一批快速成长的新企业在某一地实现相互集聚。随着各种新企业不断进入集群，大量企业获得集聚经济效益。同时，企业集聚的增加将导致企业家阶层和各类人才市场的形成。此外，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区内将出现一些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活动，这方面的供应商也逐步发展起来。
2.增长和趋同阶段（growthandconvergence）。在这一阶段，创业成功所要求的外部环境迅速完善起来，逐步形成一个广泛的、高质量的、松散连接的网络，各企业更倾向于实行差别化的经营战略。大量企业在空间上相互接近，将导致各种思想、技术、和信息传播的加快，由此促使企业经营活动出现模仿和同构化，导致产业集群进入趋同阶段，此时新进入集群的企业数量和企业增长率都出现下降趋势。
3.成熟和调整阶段（maturityandreorientation）。在成熟的集群环境里面，迅速增加的资源竞争导致成本增加，出现集聚不经济的现象，在这一时期，各种创业活动变得更加保守，也更带有模仿性。如果这种集聚不经济持续下去，集群内企业数量将下降。资料来源：魏守华.产业群的动态研究以及实证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02(3).
我国学者魏守华（2002）依据集群竞争优势的发展将集群成长分为发生、发展和成熟阶段。他认为，在集群发生阶段，其动力主要是地域分工和外部经济，集群主要表现形式是专业化生产；在集群发展阶段，集群成长动力主要来自社会资本优势，以及竞争合作效率；集群成熟阶段的主导动力源自集群内部的知识与技术创新，高等级生产要素的合作效率（见表）。
参考文献：
[1]marshall.a.principlesofeconomics[m].macmillan.1920
[2]韦伯:工业区位论(1929年)[m].商务印书馆,1997
[3]Krugmanp.economicintegrationineurope:Someconceptualissues[a].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
[4]贾明江蔡继荣:企业集群发展阶段的探讨[J].软科学,2004(6):83-87
[5]转引自孙理军,聂鸣.企业集群演化的阶段性特征与形成标志[J].科技管理研究,2005(2):78-81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9
1.中国经济“放弃保八”的社会经济背景
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向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7.5%。这一目标低于2011年GDp增长速度1.7个百分点,也是自2005年来GDp预期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该目标与2011年GDp实际增长9.2%相比,更下调了1.7%。按2011年GDp总值471564亿元人民币测算,2012年GDp将减少8016.588亿元人民币。低增长并不代表危机,高增长往往潜伏危险。入世以来,除了次贷危机之后受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经济一直呈上升趋势,即便是最困难的2008年、2009年,增速也高于9%。对于中国来说,“保八”似乎成了一个底线。因为按照很多学者的计算,只有实现8%的增长,才能解决足够的就业,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2009年,为了弥补出口下滑引起的经济不振,政府果断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以高速铁路、房地产为代表的投资达到了史上最高的程度,各省市为了抓住“机遇”获得项目和资金配套,一窝蜂“跑部进京”,推出了一个个庞大的投资计划。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了中国经济在2009年实现强劲复苏,但负面效果随即展现,2010年初通胀即开始抬头。为此付出代价最大的是中低收入者,还有中小企业。加之人口红利接近尾声,国际性的财政、货币宽松直接抬高了资源品价格,中国企业特别是外贸出口型企业的成本骤然增加;企业的日子不好过,房价也报复性上涨,生活成本上升,中低收入者频频叫苦。所有这一切表明,保增长不是最重要的。出路是什么?简单说来,出路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让各类投资齐头并进,让凡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企业都获得平等的机会。无疑,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和均等的市场机会,能够创造更多高效的企业,解决更多人的就业。据此我们相信,决策层主动调低经济增速,不再为了“保八”而“保八”,已经传递出积极的信号———以速度换时间。当然,这依旧会引发阵痛,如果增长减速,短期内就业、财税收入等都可能受到影响,但长痛不如短痛。[2]
过去,强调“保八”,强调经济增长要保持较高的速度,也没有错。因为,很多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克服。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中国提出“保八”的目标,也提振了信心与士气。可是,以当下中国经济47.2万亿元的庞大体量,以现在的增长方式,继续维持前些年的高速增长,恐怕要支付更大的环境与社会成本。另外,也应该意识到,多年以来,“努力把蛋糕做大”不可能消化所有的社会问题,“做大蛋糕”不能代替“分配蛋糕”。在发展中被掩盖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也反作用于经济,成为当下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经济增速目标下调还考虑到了今年的实际情况。就国内外情况看,中国经济还面临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最大的变数还是在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有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并进一步恶化银行业资产负债表。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欧洲债务问题久拖不决,正在对实体经济造成危害,2012年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将是大概率事件。国内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已经显现,房价下跌的城市逐步增多,投机性和投资性购房需求明显受到遏制。总理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今年将继续做好房地产调控工作。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将对部分投资和消费需求构成影响,并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从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看,今年的投资和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消费总体上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其贡献不足以弥补投资和出口下降带来的缺口。就今年的具体情况而言,投资增速虽然有所下滑,但至少会和2011年基本持平,也就是20%左右的投资增长问题不大,外加保障房建设,今年将有上千万套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这又是一笔庞大的投资。可以想象,地方政府和部分利益阶层会叫苦,通过各种渠道游说和唱衰,以希望宏观、货币、财政政策调整。因此,好不容易才回落到4%左右的Cpi来之不易,要能保持住。何况巨额投资伴随的腐败成本、行政成本已经极度高昂,而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益却在递减。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自然是重要的,除政府主导的投资之外,并非没有其他良策。多为民营企业考虑,强制让国有企业从一些竞争领域退出来,特别是为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营商环境;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并降低各种费用,减轻企业负担。放弃“保八”已经迈出历史性的步伐,深化改革是必须的。
2.中国经济“放弃保八”的必然性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确立为7.5%,“放弃保八”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步初期,发展空间很大,也几乎不存在资源、环境瓶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有的平面上发展空间受限,资源、环境的压力随之加大,增长速度自然会适当放慢。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列车必须适当慢下来,太快了会产生很多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失衡、内需和外需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速度与产业层次的失衡,必须通过适当地放慢速度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单纯追求速度的模式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创新,这要成为常态,要跳出拼资源、拼环境的模式,要提高每单位GDp的技术含量和质量。
二、中国经济“放弃保八”的动因
1.中国经济“放弃保八”的具体原因
首先,在目前阶段,经济增长仍然主要靠对外贸易支撑,投资拉动的边际效益已处于递减阶段,而扩大消费内需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支持。以欧洲经济危机为代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中国外贸在今年仍然会面临许多考验。调低GDp增长目标,是建立在对外部环境清醒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其次,从单位产出能耗比看,不具备资源优势支撑的中国经济,即使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推进得再顺利,也很难保证经济一直保持超过8%甚至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资源瓶颈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曲线。再次,尽管Cpi从去年下半年起开始逐月回落,今年的通胀形势将比去年乐观。但也要看到,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已重拾升势,发生新一轮通胀的几率又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不可能不考虑,仍要对通胀保持相应警惕。GDp不再“保八”,既是主动战略选择的结果,也是客观形势使然。主动战略选择的好处是,可以掌握经济软着陆的主动性,既可避免因增长而发生通胀,又可避免急剧通缩,同时能为经济结构的调整赢得时间。经济结构调整这些年进展并不算快。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GDp权重过大,迫使不少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精力、资源都放在经济增长上,并忽视了对公共事业等领域平衡发展的关注。其结果,不仅是令粗放式发展大行其道,而且让需要发展资金的地方政府难以摆脱对土地等资源的依赖。降低对GDp的要求,对于地方政府选择更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对于环境资源的保护,对于完善政绩考核指标都有益。另外,也要看到:GDp增长的快慢,还会直接影响到就业岗位等民生目标的实现。因此,GDp降低的同时,其实对其他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社保体系、城乡不同行业、工种人员的平等权利实现等等,都需要提到一个更高层面上来,这样才能形成缓冲,避免GDp降速后可能发生的震荡,也才能打下可持续增长的底子。
2.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看我国经济“放弃保八”的原因
2012年GDp增长目标定为7.5%,明显低于往年的8%。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来看,这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在向发达国家前进的过程中,已经迈入其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典型的“二元”经济,而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第二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与第一阶段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3]第一,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消化剩余劳动力,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在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正因为如此,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对减弱。第二,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可以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所谓增长是指产量的增长,而产量的决定取决于两大力量:供给和需求。从需求角度看,投资本身是一种需求,而且是经济学中的所谓自需求,即它还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它需求。从供给(或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角度看,投资本身也体现为供给的增加:投资通过建设新厂等方式提高了经济社会潜在的生产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投资意味着开工建厂,而要使新厂开工,必然要有新的工人入厂。于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此外,这样一种增长方式本身并不要求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即使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中技术含量不高,只要存在着剩余劳动力,经济也会在高涨的投资拉动下实现高速增长。
因此,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同样起到了消化剩余劳动力的作用。然而,在第二阶段,当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时,由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因劳动力的短缺而无法运转。现实中,这具体体现为工资的不断上升,从而加速通货膨胀。正因为如此,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化使得传统意义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从而敲响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警钟:当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完成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只能来自于由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体制改革和技术的进步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三,在第一阶段,宏观调控可以主要体现为以投资需求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管理。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和由高速增长的投资所形成的产能供给等)则不会对需求的实现形成有效的约束。然而,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由劳动力短缺所形成的供给约束将越来越多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将更多地转向供给管理。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因此,在我国经济从二元的第一阶段向劳动力逐渐短缺的第二阶段过渡的转折时期,政府放弃经济增长量的追求而更多地对经济增长质的追求,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10
关键词:国民经济交通运输业发展特点
交通运输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物质生产部门，通过专门从事货物和旅客的运输服务相关业务，使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得以正常运行，支持各行各业的区际交往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着各经济主体对于交通运输产品需求的层次以及品质。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GDp水平越高，而人们对交通运输产品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其提供的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服务质量方面，进而对交通运输整个系统的要求也就越高。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业发展密切相关，两者相辅相成。
首先，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数据显示，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
特别地，2004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为12336元，如果按照当年的汇率折算约为1490美元；同理，2005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为14185元，折算约为1757美元；2007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为20169元，折算约为2730美元。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即2007年人均GDp变动范围在797-1593美元为准工业化阶段；在1593-3196美元为工业化实现阶段中的初级化阶段。因此，可以将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划分为两个阶段，即2004年之前为准工业化阶段，2005年-2007年为工业化初级阶段。
同时，根据荣朝和（2001）提出的运输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即运输化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前工业化阶段伴随着前运输化阶段、工业化阶段伴随着运输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伴随着后运输化阶段。因此，我国经济发展2004年之前为前运输化阶段，2005年-2007年为运输化阶段的初步运输化阶段。
其次，我国交通运输业在不同国民经济发展阶段下的特点，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总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线路里程数迅速增长。截至2007年，全国除内河航道以外的各种运输线路里程数均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其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民航线路里程数，总增长率为1474%，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1%。可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大了对于各种运输方式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业得到大力发展。
从运输产品需求方面来讲，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使得人们对于交通运输产品的总需求数量越来越高。
对于旅客运输服务需求，我国在准工业化阶段主要以铁路和公路两种运输方式为主，而民航和水运两种运输方式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少；而自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公路客运量大幅增长，超越铁路客运量，并且两者的发展有扩大差距的趋势，其原因在于全国公路总里程数持续增长，促进了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的提高。水运对客运服务方面的贡献经过短暂的增长之后便逐渐下降，而航空运输业则迅速发展，对客运服务的贡献不断上升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航空货运量将会更进一步发展。
对于货物运输服务需求，我国在准工业化阶段主要以水运、铁路、公路三种运输方式为主，而管道和民航两种运输方式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少；而自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水运货运量增长较为明显，成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最主要的方式。其次是铁路与公路运输方式，并且近年来公路货运量呈现超过铁路货运量的发展趋势。而管道和民航运输方式对货运量的贡献逐年增长，但其发展趋势较为缓慢。
综上所述，在我国准工业化阶段，其特征突出表现在交通运输服务的数量方面，铁路与公路两种运输方式发展较为突出。随工业的蓬勃发展提出对于大规模提高运输能力以及运输效率的要求，同时居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也使得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不断建设、发展与完善。而当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后，提出的不仅仅是运输服务数量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于更加方便快捷、更加人性化的运输服务需求，也就是突出表现在运输服务质量方面。
参考文献：
[1]胡鞍钢，石宝林.中国交通革命跨域式发展之路[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