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风险篇1
关键词：环境污染；强制保险；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F840.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2
环境污染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一般可以通过技术革新、生产的工艺和流程来减轻，但无法绝对的避免；特别是目前我国环境污染进入高峰值期间，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和全球关注的环境焦点问题；另外，我国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显性化，污染的损失补偿机制也缺乏，造成污染事件的企业没有精力、金钱处理污染事件，从而导致公共环境损害和污染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赔偿。环境污染风险作为一种影响巨大、损失后果严重、极易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仅靠一种方法和途径去化解和管理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目前环境污染地区差异巨大、社会矛盾突出。所以最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提出综合性、系统性的管理模式和途径，对环境污染风险进行综合管理。
2014年8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为保险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发挥保险社会风险管理功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同时，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对推动保险在风险治理的作用方面奠定了基础。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的一种，以企业发生污染风险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财产保险险种。环境污染风险事件频频发生，需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参与和管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保险功能和管理，环境污染风险责任实现社会化，达到减轻社会负担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环境责任保险是近年来重点关注和发展的保险业务，是一种以风险转移为目的的环境污染处理机制。与罚款、技术提升等传统的环境污染治理方法相比，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有效的提升处理赔偿事故的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发生的概率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等优势。
一、国内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开展情况
在国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许多国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金融工具和管理办法。在国内，随着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2007年开始江苏、湖南、湖北、河南、重庆、深圳、宁波和沈阳等省市已经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但进展缓慢，社会大众对其的了解知之甚少。2009年，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保监会《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7〕189号），重新探索环境污染风险防范和解决机制。其中，重庆、宁波、深圳等地保险与环保部门共同合作，正式启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2013年3月，根据试点城市的经验，环境保护部、中国保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三类企业必须强制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否则将在环评、信贷等方面受到影响。同时也规定了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按照规定应当投保而未投保的企业，环保部门将采取停业等相关约束措施。
2009年，浙江开始启动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工作。2010年，浙江省环保厅、浙江省保监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意见》，嘉兴，金华、温州都推行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14年，浙江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保险功能作用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规定在重金属、化工等重污染高风险行业试行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体到杭州，富阳区在2012年开始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目前已有医药、有色金属、电镀等行业的企业投保。但总体的投保率偏低，在险种的设计、服务等方面存在缺陷，必须总结省内外试点城市的经验和地区实际，设计出符合地区特色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二、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议
随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广泛宣传和推广应用，杭州地区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借鉴已经试点城市的经验，特别是可以借鉴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制度的经验，设计符合需求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对于杭州地区建议先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一）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条款设计
1.费率分类问题
保险费率是保险条款的基本内容，也是影响投保积极性的重要方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强制保险费率的确定需要考虑制造环境污染的行业的特点和区域经济的特点分类确定。
按照目前杭州地区的现状，可以在一些重点领域和污染严重的领域分类确定费率。比如分为重有色金属业、化工业、医药业、电镀业、其它行业等确定费率标准，并在高污染的行业要求率先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影响企业缴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的因素除了保险费率外，还有赔偿限额。强制保险提供的是基本的环境安全保障，赔偿限额也是基础性的基本保障。可以按照每次事故死亡伤残、每次事故人身伤亡、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进行确定。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业发展水平的不同，可以根据地方特点确定保险金额。以杭州市为例，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损失各项数据标准如下：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106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76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86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257元。①死亡赔偿金，按照当地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赔偿二十年；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财产损失较少，其赔偿限额可以按照基础确定一个标准，比如1000元。
2.无赔款优待制度设计
无赔款优待制度广泛应用于保险险种的设计，一般的含义是如果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间内没有发生赔款，则被保险人在续保时可享受减收保险费的优惠；反之，如果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间内发生赔款，则被保险人在续保时就要多交保险费。无赔款优待制度的核心是保险费直接与实际损失相联系，从而使保险公司实际收取的保险费能够更加真实、直观地反映所承保的风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道德风险。车险是实施无赔款优待制度最为成熟和完善的险种。交强险的无赔款优待制度与道路交通事故、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相联系，目前最低下浮30%，最高上浮30%。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需要无赔款优待制度的参与，可以参考交强险的费率浮动机制，对于上个保险年度内无保险事故发生的企业给予10%的费率优惠，对于上个保险年度内有保险事故发生的企业给予10%的费率上浮，特别对于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企业给予30%的费率上浮。
总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强制性的特色，体现基础性的特点。
（二）建立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给予政策支持。首先，建立和健全环境污染的责任认定体系，这是推广该保险的基础。其次，对于杭州的环保部门来说要研究和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具体实施细则或管理办法，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相关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重点包括如何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给予政策支持，比如适宜的税收、财政优惠政策能吸引更多的排污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要注意管理方式和方法，保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安全落地和顺畅执行。最后，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公众性，可以建立环境救济基金。环境救济基金可以起到迅速补充赔偿的作用，是环境污染赔偿与救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环境救济基金的来源，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拨付转移、排污费、社会团体个人捐赠等多种渠道予以建立。
（三）建立多方共享、协作的沟通机制和协调中心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需要保险公司、环保部门、政府的共同维护和管理。首先，要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包括召开定期沟通例会，建立信息反馈和联合督查机制。其中，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是重要的环节和核心内容，可以建立环境污染的信息统计系统，保险公司的承保、理赔数据、环保部门的数据都进行共享和整合，这是保障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正常实施的重要保障。另外，要建立黑名单体系。对于发生重大环境安全事件和在联合督查中发现重大问题的企业进黑名单，给予重点的督查、费率上浮、提高免赔额等措施。协调中心主要负责对实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制度提出建议，同时针对保险公司处理环境污染的专业技术能力欠缺的问题，协调中心要制定污染损害赔偿、鉴定程序的技术指南，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撑。
（四）建立有效、快捷的理赔服务
在保险经营的各个环节中，保险理赔最能体现保险的补偿职能，是保险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理赔服务更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体现。首先，要建立主动，迅速，准确，合理的理赔服务。特别是迅速的理赔服务，可以在保险制度中规定具体的理赔时效，比如1天内确定保险责任，在理赔资料收齐的情况下3天内给予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赔付等等，让客户感觉到保得放心，赔得心服，也是保险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其次，根据责任保险的制度，保险理赔的赔付金可以直接支付给利益受到损害的第三者，具体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最后，要建立环境污染救助基金。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找不到污染企业时，根据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得不到赔偿，可以通过救助基金获得及时抢救或者适当赔偿。环境污染救助基金是指依法筹集用于垫付环境污染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费用的专项基金。基金的筹集可以从环境污染企业的罚款、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利润和保费中获取。总之，要建立群众放心、企业信任、符合地区实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五）适时推出环境污染责任商业保险
以上讨论的是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其提供的是基本的保障，其赔付金额也是较低的。当强制保险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一定的经验之后，可以推出商业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其赔付金额相对较高，可以供投保人进行选择，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企业的投保需求。鉴于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形势，可以参照国际和试点城市推广的经验，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保险模式，即鼓励企业自愿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而对于环境风险大、环境污染严重的行业或者对地区影响颇大的行业，应实施强制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杭州地区就可以试行在重点污染行业强制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鼓励企业投保商业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强制性、商业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费率分类、无赔款优待制度的实施和理赔方面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以采用类似的险种设计。但在赔偿限额方面，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在费率的确定方面，强制险作为基础性的险种不应该以赚取利润为前提，但是商业性的险种提供的是较高层次的保障，可以以赚取利润为目的。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不用和区别。
注释：
①上述数据来源于2013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余勇.解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理赔第一案[J].环境，2009（1）.
[2]黄小敏.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的瓶颈及突破途径[J].金融与经济，2011（2）.
环境污染的风险篇2
关键词：油库、次生污染、环境风险评价
引言
油库作为“收发储管”油品的场所，由于所储油品是易燃、易爆液体物质，且数量较大，因此，油库属于危险行业范围，在其环境风险事故中，火灾是常见的一类灾害。油库发生火灾时，其油品燃烧过程中同时会伴生出大量的烟尘和Co等污染物，在火灾事故的处理过程中，还会产生消防废水、油品泄漏等污染。因此，在油库火灾事故中产生的伴生/次生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一、油库火灾事故中伴生/次生污染识别
油库火灾事故处理过程中引发的伴生/次生污染主要包括油品燃烧时产生的烟气（是物质燃烧反应过程中分解生成的气态、液态、固态物质与空气的混合物）、扑灭火灾产生的消防水以及携带的少量油品泄漏产生的挥发性烃类物质。次生污染物若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收集和处置将会对周围环境再次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
按照《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2002）要求，油库的罐区会设置防火堤和排水控制阀，库区通常还会设置水封井和隔油收集池及污水处理设备，当出现火情后，消防灭火过程所产生的消防污水被控制和储存在防火堤内，通过含油污水提升泵和含油污水管线送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可有效防止消防水直接溢流至外界水体，从而避免污染地表水。而火灾事故发生时，由于火势较猛，会产生大量的烟气，主要有毒有害污染物为H2S、nH3、Co、So2等，受气象等条件影响，会不同程度扩散，对周围环境及人群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油库火灾事故中伴生/次生污染物――燃烧物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二、火灾伴生燃烧物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后果计算）
油库火灾热辐射影响主要在油罐区，而油罐火灾油品燃烧过程中同时会伴生大量的烟尘、Co、So2等污染物，将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由于油罐发生火灾后，油品的急剧燃烧所需的供氧量不足，属于典型的不完全燃烧，因此燃烧过程中产生的Co量很大，且Co毒性较大，而So2产生量很少，因此，本文对油罐火灾过程中的Co排放情况进行预测。
以沿海地区某成品油库为例，该油库总库容为2.8万m?，共有7个储罐（4000m?/罐），储存油品为汽油（5个罐）和柴油（2个罐），均为内浮顶罐，油罐距库区边界最近距离为20m。当地主导风向为ene，年平均风速为2.4m/s。
1、源强参数
该油库火灾事故时的源强参数见表1。
表1火灾事故产生Co源强参数
2、预测模式
采用《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中的多烟团模式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1）
式中：C（x，y，o）为下风向地面（x，y）坐标处的空气中污染物浓度（mg/m3）；x0，y0，z0为烟团中心坐标；Q为事故期间烟团的排放量；σX、σy、σz为X、Y、Z方向的扩散参数（m），常取σX=σy。
3、扩散参数选择
扩散参数σy和σz的取值依据HJ/t2.2-93中的表B3，见表2。
表2有风时，大气扩散参数系数（取样时间0.5h）
采用HJ/t2.2-93中推荐的σy时间订正法计算1小时平均浓度，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2）
排气高度的风速可由10m高度的风速通过幂律表示，公式如下：
当（公式3）
当（公式4）
其中U1和Z1分别为地面附近测点的风速和高度，U2和Z2分别为估算高度的风速和高度。p值见表3。
表3风速幂指数
4、预测结果
Co在年平均风速、主导风向ene、不同稳定度气象条件下，下风向落地浓度预测结果见表4、表5。
表4不同稳定度、年平均风速条件下，油罐火灾事故次生污染产生的Co预测结果
注：Co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30mg/m?；半致死浓度LC502069mg/m?，4h。
表5不同稳定度、年平均风速条件下，油罐火灾事故中Co在敏感点处落地浓度预测结果
由表4可知，油罐火灾事故中油品燃烧时产生的Co在年平均风速、主导风向条件下，各稳定度下的最大落地浓度点均位于库区范围内。最大落地浓度除在a、B稳定度气象条件下外，其余稳定度条件下的最大落地浓度均超过半致死浓度；对应a、B、C、D、e、F稳定度，短时间接触浓度超标范围分别出现在186.6m、271.1m、442.3m、622.8m、936.5m、960.8m范围内，在此范围内人员短时间接触火灾烟气会出现中毒反应。
由表5可知，油罐火灾事故中Co对周围环境敏感点的影响为：在年平均风速、主导风气象条件下，位于火灾源460m-550m处的环境敏感点在a、B、C稳定度气象条件下的Co最大地面浓度低于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但在D、e、F稳定度气象条件下超标；位于火灾源760m-920m范围的环境敏感点在a、B、C、D稳定度气象条件下的Co最大地面浓度低于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但在e、F稳定度气象条件下超标；位于火灾源1200m的环境敏感点除在F稳定度气象条件下Co最大地面浓度超出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外，其他稳定度气象条件下的最大浓度可以达到标准要求；该油库火灾事故时产生的Co到达周围环境敏感点的最大地面浓度远低于Co半致死浓度，基本不会造成人员中毒反应；距离火灾源2000米以外的环境敏感点不会受到库区火灾事故产生的Co废气污染物影响。
在气象条件中，大气稳定度是影响污染物在大气中扩散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大气层结不稳定时，热力湍流发展旺盛，对流强烈，污染物易扩散；反之，当大气层结稳定时，湍流受到抑制，污染物不易扩散稀释，易造成污染。
三、风险可接受水平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最大可信灾害事故对环境所造成的风险R按下式计算：
（公式6）
式中：R为风险值；p为最大可信事故概率（事故数/单位时间）；C为最大可信事故造成的危害（损害/事件）。
在实际的风险后果计算中，可利用如下方法确定最大可信灾害事故的风险值。
表6至表9分别给出了污染事故危害程度评价标准、污染事故发生概率的评价标准、风险排序的风险矩阵和不同风险水平应采取的行动。
表6污染事故危害程度评价标准
表7污染事故发生概率评价标准
表8每种风险排序的风险水平矩阵
表9风险水平分类和需要采取的行动
油罐发生火灾后，池火不完全燃烧导致的Co排放量较大，各种预测条件下，在有风B、C、D、e、F稳定度条件下都出现了半致死浓度范围，最远的半致死浓度为66.8m，从区域居民的分布情况看，半致死浓度范围内没有居民居住，因此不会造成居民死亡。但不可避免地对该区域内的工作人员造成轻度的伤害，出现不同程度的头痛、眩晕等症状。参考《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和方法》，取油罐发生火灾的最大可信事故概率为1.0×10-5，该类事故的概率排序为3，属于极少发生；火灾危害事故排序为2，属于可接受。为此，油罐火灾导致的事故风险水平为6，属于可接受的水平。事故发生后，需要及时控制，并进行跟踪监测，以保证能够控制风险水平不至扩大。
四、结语
从分析来看，油库火灾事故处理过程中的伴生/次生污染――油品燃烧时产生的Co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与事故本身、气象条件及环境敏感点分布情况有关，通过预测得出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对油库的建设单位在处置火灾事故中，如何防范和减轻次生污染，提高污染控制的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胡二邦，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和方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环境污染的风险篇3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何有效的防治环境污染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环境污染责任险的产生是治理环境问题，防治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环境污染责任险能够有效的分散企业的环境污染责任，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能够促进企业环保生产，有效的保护环境。但是环境污染责任险在我国实施的历程比较短，环境污染责任险推行存在诸多的困境，通过对当前我国环境污染责任险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其推行存在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促进我国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环境污染责任险；困境；对策；保险法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概述
1、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内涵环境污染问题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环境污染的违法成本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十分巨大，一些制造类的中小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容易产生污染，而一旦被确认需要承担污染责任，则会带来巨大的负担。因此如何有效的分散企业的责任风险，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的损失，让环境污染受害者得到有效的赔偿成为处理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内容。环境污染责任险是环境侵权行为人因从事保险合同约定的业务活动，造成损害而应承担的环境损害赔偿或者治理责任为标的责任保险形式。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够分散企业活动的风险，在污染事故发生时，由保险公司支付损害赔偿，不仅能够减轻企业的负担，而且能够让受害者得到有效的救济。
2、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作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的一种类型，是以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的原则，对于企业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免去被保险人在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需要支付巨额的赔偿金，能够有效的保障被保险人的生产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在环境污染事件中受害者可以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获得及时的赔偿，通过保险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金的方式，可以节约成本且减少纠纷，有利于环境污染事件的解决。
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的困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面临的环境污染事件的风险也加大，我国目前环境污染事故高发，当前许多企业无力承担巨额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而破产的现象较多。因此，需要利用保险工具有效的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有效的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但是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并不是强制责任保险，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1、企业参保意愿不高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于2008年开始试行，如今已经快有九个年头，但是国家一直并未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强制性保险要求企业购买，如2014年深圳市进行调研，深圳作为全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城市之一，2008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以来，深圳的企业中愿意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数量较少，仅仅为300多家，而深圳的企业有上千万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2015年的调研数据显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业务增长率远远低于其他新险种的增长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参保企业中，依然有部分的企业认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不值得购买。自然资源不具有排他性但具有消费中的竞争性，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必然会造成负外部性。而对于企业而言，由于污染环境成本低且处罚力度不够，企业并无保护环境的激励，反而会为了追求低成本和高收益而做出污染环境的行为。当前企业缺乏安全意识，而且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广上存在宣传不足，许多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侥幸的心理，一些企业认为如果发生环境污染事件，自然有政府在背后买单，而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会加重企业的成本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规定并不明确，并未建立一种强制性的责任保险，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第52条仅仅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并未规定企业必须投保，因此许多企业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考虑，并未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在我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2、保险机构配套体系设计不完善我国的许多企业不愿意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不仅仅在于国家并未推行强制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而我国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推行时间也比较短，虽然不断有地区在试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也有不少的保险公司积极的响应国家的政策而设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品种，但是从当前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上看，存在保险产品单一的现象。1）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并未明确。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企业必须要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而且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的规定上并未明确。由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为投保对象，许多企业缺乏参保的积极性，从保险的增长率上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业务增长率过低，许多保险公司不愿意开展专门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而我国只有几家保险公司如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保险公司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相关保险业务与保险条款，我国多数的保险公司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一种观望的态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风险过大，而且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在当前法律制度都未明确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保险公司的损失，许多保险公司不愿意涉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存在单一性。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害后果难以预计，而我国缺乏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立法上并未明确，导致保险公司为了减少业务损失，往往缩小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仅仅设计以第三者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作为保险给付标的保险产品，在这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设计中，保险公司的风险容易控制，而且一旦发生环境污染损害事故，保险人赔付的范围也比较明确，容易确定具体的金额。在这种情况下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际上与一般的损害保险制度进行等同处理，无法凸显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特殊性，对于企业如何在污染事件后恢复生产、治理被污染的区域等方面的赔偿标准并未有明确的规定，由于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面临的风险比较高，而且金额难以估量，因此保险公司很少会涉足这类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3）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评估机构与标准存在差异。我国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并不完善，特别是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来说，一起环境污染事件导致受害人的身体发生损害或者财产遭受损失，保险人需要赔付时往往需要进行一定的评估，而当前的评估机构不一，每个机构采取的评估方法存在差异，对于环境污染损害的评估国内尚未建立统一的标准，因此在评估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前国内缺乏评估标准，地区之间的评估机构资质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化的评估结果往往容易导致善后存在较大的争端。保险公司在对投保人进行承保前需要评估风险，而不同的评估机构评估采取行业惯例的方式进行评估，导致投保人的保险费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利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
三、完善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设想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对于被保险人来说，当前的环境保险是一种索赔型的责任保险，也就是说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发生的对被保险人环境责任索赔的事件，保险人都应当承担给付义务。对于企业来说这种索赔型的环境责任保险能够有效的减轻企业的负担，而且在企业的存续期间，企业可以一直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效的分散企业的风险。
1、推行强制为主、自愿为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规定是国家鼓励，原则上是一种自愿投保的模式，2015年《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指出要深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上看，企业不愿意投保，而环境污染事件容易导致公众利益的损害，因此对于环境高危领域应当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我国应当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如美国、德国是推行强制投保的方式约束企业，而英国与法国采取的是强制为主、自愿为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我国应当采用强制投保为主、任意保险为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模式，通过立法对一些具有较高环境污染风险的行业作为强制投保的对象，要求企业必须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类行业如石油、化工等。对于一些污染低、风险小的企业采用自愿投保的方式，有效的防治我国的环境污染。
2、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推行存在一定的困境，一方面是企业从生产成本的角度不愿意购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不健全。因此，我国应当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促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1）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当前我国缺乏全国统一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构，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比较少，我国的许多保险机构从风险与利润的角度上不愿意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与业务。因此，我国应当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我国可以通过政策规定规模大、资质好、配套设施健全的保险机构作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建立行业统一的保险费率标准、开发多元化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从而有效的规范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2）扩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企业不愿意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保险人的承保范围过窄，仅仅是对第三者的环境污染人身与财产损害进行赔偿，这导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其他的保险存在相似性，无法发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护环境、减少损失的效果。因此要扩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切实的提升企业的参保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李爱民,殷茵.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运行机制的探讨[J].江西科学,2013,(2).
环境污染的风险篇4
（一）分散企业生产运营风险
目前，我国对环境问题非常重视，惩处力度非常大，如果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当中，造成了环境污染，就会使企业面临巨额的经济损失，甚至可能导致企业就此倒闭。但有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就可以分散企业所面临的风险，避免企业遭受过大的经济损失，保障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二）刺激企业提升环保意识
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下，如果企业的环保意识差，环境污染风险高，保险公司就可以提高保险费率，刺激企业改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环保意识，降低污染风险。相当于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能够发挥出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
（三）使受害人获得有效的补偿
如果没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受害人遭受的损失一般都是由政府或是企业补偿，但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复杂，企业又重视自身的利益，所以受害人可能迟迟得不到有效的补偿，这就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但是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受害人遭受的损失便能够由保险协议进行合理补偿，快速、及时、有效，可以保证受害人满意，避免出现社会矛盾。
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践行现状
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起步较晚，2007年12月4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现为环境保护部）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7〕189号），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试点工作。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自启动以来，实践中存在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意愿不高，保险公司由于保费收入的限制，设置了苛刻的免责条件，难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一）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意愿不高
自我国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以来，实践中普遍存在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意愿不高的现状。造成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意愿不高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企业认为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缴纳的保险费，给企业增加了经营成本，加重了企业的经营负担，而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毕竟概率极低，一旦企业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故，那么所缴纳的保险费也就浪费了。殊不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最大的功能正是在于预防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而不是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进行赔偿。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后，其所购买的不仅有保障，更多的是“服务”，这种服务直接体现为专业的中介机构对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估，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发现隐患及时整改，遏制企业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二）保险公司理赔条件严格
据中国平安产险负责人介绍，平安公司自2008年开展环境污染责任险业务以来，平安产险已有超过七成的二级机构开展环境污染责任险，为社会提供超过70亿元的保险保障。但相对于其他责任保险类型而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相对较低。保险分担风险的功能要求投保人具有基数大的特点，企业投保意愿不高导致实践中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量小。因此，保险公司往往设置严格的理赔条件，免责情形较多，这也造成企业投保意向下滑的情形发生，造成恶性循环。
三、生态文明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之推进
（一）严格环境污染领域执法
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行的制度基础，如果放任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那么企业必将不会花费高昂的保险费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只有环境保护制度的严苛，在执法领域杜绝一切环境违法行为，任何对环境造成危害的企业都要补偿环境损失，才能促使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二）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宣传教育
作为现代企业，首先要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要知道生态环境不仅与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更与整个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要提升自身的环保意识，加强生产技术革新与管理理念革新，尽快转型成为绿色型企业。同时，要认识到国家对环保问题日益重视，如果在自身的生产过程当中出现了环境污染事件，有关部门必定会追究到底，此时就会面临巨额的赔偿，甚至可能致使公司倒闭，风险巨大。而通过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因此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身的运营成本，但是国家、政府都会给予帮扶和支持，因此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用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进行投保。
四、结语
环境污染的风险篇5
[关键词]环境污染风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钦州港
[作者简介]利云，广西教育学院财经处经济师，广西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7－0015－04
伴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各种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我国社会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譬如2010年7月16日，大连市大孤山新港码头保税区油库因一条输油管线突然爆炸，造成大连新港油品码头陷入火海之中。经历六次爆炸和一次复燃，大连新港保税区油库核心区域的火情得到控制。但是，一夜之间超过1500吨原油注入大连新港和大窑湾港区。据中国海监船19日最新监视结果显示，受污染海域约430平方公里，其中重度污染海域约12平方公里，一般污染海域约52平方公里。这种环境污染事故仅是近年来发生在我国各地环境污染事故的冰山一角。痛定思痛，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在积极推进钦州港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全面建设的同时，应该重视研究开发区所面临的环境风险，通过推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利用保险工具有效化解环境污染风险，使“风生水起北部湾”更加顺风顺水。本文从这一命题出发，探索开发区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必要性，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钦州港经济开发区环境现状
开发区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核心地带，濒临我国南海北部湾北部的钦州湾内，其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是我国西南海岸上的天然深水良港，水域宽阔，风浪小，岸滩稳定，具有建设深水泊位的有利条件。
开发区内的钦州港，是孙中山先生1924年在《建国方略》中规划的中国“南方第二大港”。20世纪90年代后，钦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要充分发挥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重要指示，艰苦创业，自筹资金建设钦州港，1994年投入使用。1997年，钦州港作为国家一类口岸正式对外开放。200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在《广西南北钦防区域经济规划纲要》中将钦州定位为临海工业城市，把钦州港定位为临海工业港。
临海工业港区内，目前已有不少大型石化、冶金、能源、造纸等项目落户。以中国石油广西石化1000万吨／年炼油项目为代表的大型企业，在对当地经济建设起到强劲拉动作用的同时，也给当地环境保护提出了新课题。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以加工原油1000万吨，可生产700万吨汽油、柴油、航煤、液化石油气等燃料，以及200万吨聚丙烯、芳烃等石化产品。项目配套建设的管道工程起点，位于钦州港，终点位于南宁市屯里油库，线路总长190多公里，整个管线，年设计输油能力为500万吨。
在开发区狭小区域内，分布如此密集的大型企业，一旦出现环境污染事故，将波及到整个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出：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经济区内由国家审批或核准并已建成投产的重大项目仍基本以能源工业(沿海火电厂)、石化炼油工业、造纸工业(林浆纸)、钢铁工业等为主。这给今后经济区的工业污染防治工作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如何利用有效措施，化解开发区环境污染风险，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必须客观面对的现实话题。
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现状
1.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人是环境综合作用下的产物，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并改造环境，以适应人类自身的需要。但是。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也给环境带来了污染和破坏；被破坏和污染了的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经济的发展。
2.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世界主要国家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环境污染事件和各种环境侵权行为频繁发生，公众环境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在这一背景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便从公众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中悄然分离出来，并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美国是国际上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较早的国家之一。一般对非故意的、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对企业正常积累的排污行为所致的污染损害予以特别承保。同时，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引发的损害赔偿实行强制保险制度。德国在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制度。法国及英国在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采取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的政策。
3.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艰难起步。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部分城市试行，并因市场销售情况不理想而很快退出市场。2007年底，在国家环保部、中国保监会等共同推动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重新被列入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的议事日程。通过试点，目前国家初步确定以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容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企业、危险废物处置企业、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和各类工业园等作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的主要对象。以中国人保财险公司为代表的商业保险公司，勇于承担社会管理功能，开发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积极投入市场。
4.开发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处境尴尬。迄今为止，钦州港开发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没有实现零突破。从保险公司机构网点看，在开发区内设立分支机构的仅有人保财险钦州市分公司设立了支公司，其他保险公司均未设立支公司级的营业机构。从保险公司开办的业务险种看，还没有销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从保险从业人员素质看，熟悉和掌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的专业人员更是凤毛麟角。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宣传工作滞后，大多数生产企业管理人员对该产品的了解很少。因此，客观上阻碍了此类保险产品的销售。
(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
客观地说，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无论在相关法律方面，还是赔偿标准或具体运作方面，确实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1.缺乏法律保障，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步履艰难。虽然各级环保和保监部门对外了一些指导意见或工作方案，在特定区域与特定范围内，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是，由于没有任何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有关规定，现行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在缺乏立法前提下开展的，从长远的角度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约束。
2.损害赔偿责任不明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缺乏内在动力。从立法层面上看，我国关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相关规定不够明确，责任追究主要依靠行政处罚，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标准太低，环境事故相关肇事者仅承担少量的污染损失，且环境及生态的损失往往不计入污染损失当中，当地民众和地方政府则需要承担大部分的损失。与此同时，环境事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不够完善，以致相关企业缺乏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不承担全部污染损害赔偿责任，不愿意将环境污染风险纳入经营成本之中，更不愿意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3.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工作缺乏国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据了解，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专项资金，推广工作所需的经费全部依靠地方财政支出。钦州市作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一个新兴的地级市，经济建设刚刚起步，财政家底还很薄，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广方面没有财力的支持。
4.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定价和损害赔偿缺乏相应的标准。由于国家没有制定相应的环境风险评估具体方法以及环境污染损害认定和赔偿标准，造成环境污染风险的识别和量化难度很大。同时，保险人难以按照企业所处的环境风险情况确定保险产品价格。保险人往往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制定保险条款，主观上导致保险范围过窄，免责条件过多等问题，从而影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广。
5.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供需严重不足。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不多，专门从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也很少。表面上看，由于环保法规不完善，承保范围过窄，赔付率较低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投保积极性。但是，从深层次分析，一方面由于需求主体污染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容易导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求不足；另一方面供给主体保险公司承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有外部积极性，容易导致险种供给不足。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企业，相关保险产品的定价是按照“大数法则”原则进行的，在相关法律缺失的前提下，投保企业相对较少，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就会增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与投保企业为了降低运营成本而少交或不交保费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因此，必须在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层面，对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以及保险公司给予政策优惠等支持，才能促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良性发展。
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作用
根据《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公司功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一种特殊的责任保险，它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它完全具备上述保险的“三大功能”。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条款》)看，保险公司开发保险产品时，把“减轻意外污染损害对被保险人的财务影响，保障被保险人经营活动的持续进行，维护环境污染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经营总则。《条款》规定：被保险人在被保险场所内从事保险单载明的业务活动过程中，因突发意外事故导致污染损害，由此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直接财产损失；第三者根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或行政性命令对污染物进行清理发生的合理必要的清理费用；必要的施救费用和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相关法律费用，均由保险人负责赔偿。现行《条款》的上述规定，符合保险一般性原理，基本发挥商业保险具有的“三大功能”。如果很好地利用保险手段，参与环境污染事故处理，将有利于开发区相关企业分散经营风险，促进企业在遭受环境污染事故后能及时恢复正常生产；同时，有效利用保险费率杠杆原理，促进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保险社会管理功能；此外，通过商业保险渠道建立风险保障基金，使受害者能够及时得到经济补偿，稳定社会正常的秩序，也减轻当地政府的经济负担。
四、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基本思路
在钦州港开发区内积极引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且涉及到开发区内的方方面面。为了达到预期目的，本文对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出以下基本思路：
(一)当地政府及环保部门的支持是做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前提
由于开发区内的生态非常脆弱，一旦遭受类似大连油管爆炸事件，本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将会“雪上加霜”，招致毁灭性的打击。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涉及面广，如保险监管、保险公司、生产企业和环保部门等。因此，必须通过地方政府引导，运用市场机制和保险工具共同服务于生产企业，才能收到预期效果。具体而言，开发区地方政府对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企业的财政补贴政策、补贴总额、补贴比例、单笔补贴额度、补贴发放办法等对于生产企业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开发区地方环保部门和保监局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认识深度、重视程度和推行力度，均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二)专业化经营与目标管理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发展的保障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一项新兴的保险险种，操作技术较复杂，被保险业界视为典型的技术型险种之一。该险种能否在开发区域内推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起专业化管理及有效的目标管理。因此，必须选定开发区域内最具有实力的财产保险公司，由高素质人才组成专业的保险团队实行销售和管理，确保保险公司持续推进力度，实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开展的规范性，提高对生产企业服务的针对性和专业性。
(三)良好的理赔服务是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在保险经营过程中，理赔是保险补偿职能的具体体现，在保险标的发生风险事故后，对投保企业提出的索赔要求主动、迅速、准确、合理的赔付，最能体现保险工具的价值。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够获得环保部门和保监部门、地方政府和投保的生产企业的认可和持续推动，关键在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够发挥保障生产企业的实效。凭借理赔服务树立起的良好口碑，保险公司销售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基础一定会更加牢固。
环境污染的风险篇6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单行立法
一、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单行法的必要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指，就被保险人由于污染环境本应自行向受害人承担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通过保险机制向保险人转移的责任风险。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运用市场化手段弥补环境风险单一行政监督管理的传统方式的重要工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柯泽东教授就认为，污染责任保险具有事先预防的功能，可以实现间接遵守法律的目的，达到管理危险、分散损失的效果，可以增进被保险人控制污染危险的自主意识，鼓励被保险人通过增加污染防治设备投资以降低保费而激励企业更加慎重的发展[1]。
正如曾立新、王颖等学者基于对美国经验的历史考察所做之总结：以美国的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史为例，若没有相应的环境立法，或者环境立法对于污染者的责任规定得过轻、过松，就不会产生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4-5]。可以说，我国2007年以来所开展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实践所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因于缺乏足够的法律基础。例如，因缺乏保险费率厘定的公平规则，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的设计有失公允；因缺乏强制投保的法律基础，潜在的被保险人缺乏真正、持续的投保意愿；因缺乏第三方主体的辅助机制，保险所承保的环境风险的评估、保费的厘定、承保中环境风险的有效监管防范、理赔中的损害鉴定评估等环节无法实现市场化有序运行；因缺乏有别于一般保险合同的特殊性保险合同规则，索赔、赔付、受害人特殊保护等制度环节缺失，导致无法保障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应有的快速救济功能的有效发挥。
现行立法为何难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说，我国现行有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立法具有分散立法的特性。截至2014年4月《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通过前，表面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已为一些全国性立法和地方性立法所涉及，但评论现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相关立法，可以毫不夸张地指出其缺陷，即直接相关的条款数量不多、立法形式太过分散、倡导性条款充斥其中、集中性专门立法罕见，这已经导致了现行法难以保障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的建立和运行。
现代法学竺效：论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单行法的构建《环境保护法》修订后，已有的全国性立法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一般性倡导条款为引领，以海洋船舶油污、危险化学品内河航运污染、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海洋油气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太湖流域污染防治5个具体领域的个别分散法条为补充的基本立法架构。但若从规范内容的足够具体化、程序规则的足够可操作性和充足性等制度因素进行评估，只有海洋船舶油污领域的立法尚能基本满足海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践的最低需求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6条关于建立船舶油污保险的倡导条款为第一层次；《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有关行为人取得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财务担保的行为规范专条（第53条、第54条）结合法律责任专条（第73条）为第二层次；交通运输部制定的《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的专项立法为第三层次。，而其他领域仅停留在宣示性立法的初级水平。如国务院《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2006年）仅于第27条规定：“海洋油气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单位应当办理有关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
二、境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单行立法经验就世界范围比较而言，采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单行立法的具体方式主要包括3种：通用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单行法模式、环境法典专章模式和特殊领域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特别法模式。
（一）通用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单行法模式
该模式主要适用于采用环境法典立法形式的国家采用环境法典模式的国家主要有法国和瑞典。，即在环境法典中设专门章节集中规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规则，目前该模式的实践仅出现在瑞典。瑞典曾在1986年制定了《环境损害赔偿法》（actonCompensationforenvironmentalDamage），并于1989年制定了《环境损害保险法》（environmentalDamageinsuranceact），这两部立法与芬兰的同名立法在内容上具有较多相似性。
但上述两部法律已连同其他环境领域的法律一起被汇编入环境法典[8]。1998年制定并于1999年1月1日起实施的《瑞典环境法典》（SwedishenvironmentalCode）第33章专章规定了“环境损害保险和环境清理保险”（environmentalDamageinsuranceandenvironmentalCleanupinsurance），该章共4个条款。
（三）特殊领域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特别法模式
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的框架结构设计比较上述3种立法模式，鉴于我国没有采用环境法典模式，客观认识到现有分散立法模式效果不佳，而特殊领域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立法模式也已被实践证明难以完全解决问题，笔者建议尽快研究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以该法作为调整这类保险全程运行的专门立法。该法应至少包括总则、保险合同、承保风险、理赔、法律责任和附则几章。以下试就主要章节的立法要点和其中关键性立法技术具体阐述之。
（一）总则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的总则部分应主要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及该类特殊保险的立法定义；法律适用范围；该类保险的基本行政管理体制；强制保险的适用情形；（生态）环境高危害风险的物质、工艺、设备、设施目录的编制责任主体；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措施之间的制度衔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保险金给付的免责事由；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奖励与引导措施。
以美国经验为启发，建议未来的强制保险专条可以设计为3款，依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处置具有（生态）环境高危害风险的物质或者使用具有（生态）环境高危害风险的工艺、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须事先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或提供其他财务保证，以证明行为人对潜在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具有充足的偿付能力。”“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制定和调整（生态）环境高危害风险的物质、工艺、设备、设施目录。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会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分类制定根据法律规定负强制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义务的企事业单位的最低保险金额。”“未依据本法规定足额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事业单位，其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其新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建成的，不得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不得发放排污许可证。现有企业，应当按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的期限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或提供其他财务保证。”一旦专门法统一规定了强制保险，除非有例外特殊情形须另行立法规定，未来可以不必在每部环境单行法中分别重复规定强制投保条款，以节约立法资源、提高立法效率。（二）保险合同
所以，从更有利于环境侵权受害者获得实际救济的角度出发，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期间应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延续到保险合同结束后的某段期间。笔者建议，今后可以通过立法强行规定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的最低延续期间，上不封顶，自由约定。同时，也应充分考虑保险人保险责任延长的经济成本和经营风险，为了公平起见，立法应允许保险合同双方自愿约定保险人是否可以就此延长的保险责任期间收取必要、合理的额外保险费，但对于额外保险费必须强制建立专项保险赔偿储备金，以确保延长的保险责任期间内一旦出险，可以依法或依约实际获赔。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建议未来的保险期间条款可以分为两款：“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间应由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不得少于一年，起止期间由合同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国家鼓励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保险单起保前的一段时间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责任追溯期，只要在该段时间内发生环境侵权损害事故并且第三者在该追溯期内首次提出索赔，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国家鼓励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保险人的保险赔偿责任有条件地延续至保险合同终止后的一定期间。保险人可以就本款前述保险责任期间的增加而收取相应的附加保费，同时应为延长的保险责任建立相应的专项保险赔偿储备金。”
（三）承保风险
1.明确承保前的环境风险评估规则
建议规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期间，被保险人应严格遵守环境保护、危险品管理、安全生产等相关法律的规定，采取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防止污染损害的发生。保险人可以要求就保险合同所承保的相关风险事项对被保险人的场所、经营活动进行风险查勘，被保险人应给予积极配合。对于保险人提出的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合理建议，被保险人有义务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及时改进。对于被保险人未履行其对安全管理应尽义务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2]17
3.探索建立第三方环境风险评估、监管机制
建议分两款依次规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可以将所承保环境风险的评估和监管的合理、必要的费用列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运营成本，可以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实施环境风险的评估或监管工作。”“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会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环境风险第三方评估、监管的相关管理规范，为第三方环境风险评估、监管主体的行业准入、人员上岗考核和培训、评估、监督等提供统一管理和指导。”[2]17
4.明确环境风险的避免和控制义务
建议分3款规定：“发生污染损害后，被保险人有义务立即采取合理措施，尽力控制污染物的扩散，将对第三者的损害程度降至最低，并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技术标准指南的规定，在获得保险人同意的前提下，聘请专业清污人员对污染物进行清理，必要时可以委托专业环境顾问、法律顾问参与其中。保险人有权对清理程序、费用进行调查、评估，尽力控制清理费用，被保险人应当积极配合。”“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委托第三方环境风险评估、监管主体协助被保险人实施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风险防控活动。”“因被保险人未履行本条所规定的义务所导致的扩大的责任、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四）理赔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理赔环节除了应适用《保险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还应适应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特殊性，设计一些特殊的法律规则，以尽量避免和控制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并尽量发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于防范和减低环境污染损害、及时救济受害人、为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恢复被破坏生态迅速提供必要资金的功能。因此，未来的“理赔”专章应明确规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被保险人报告事故发生的义务和基本程序；被保险人保护事故现场、协助事故原因和损害调查的义务；保险索赔的法定必要的文件之种类；事故调查之基本程序；环境顾问、法律顾问、专业清理机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保险公估机构等第三方辅助主体的参与机制；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及时履行保险给付的义务；保险人就被保险人为避免损害扩大所花费的预防费用给付暂时性保险金的义务；保险人主张其先行赔付在保险结算中予以扣除的权利；第三人（受害人）的直接给付保险金请求权、保险人向第三人直接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保险人不得在被保险人向受害人支付赔偿前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义务参见：《保险法》第65条。；保险人可以拒绝支付保险金的法定情形；重复保险情况下的保险金计算规则等。
为了鼓励相关主体积极避免损害发生或尽量降低损害，建议规定：“环境侵权损害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控制污染物扩散、减少受害人损害或为抢救受害人的生命、财产而支出的合理、必要的施救费用，保险人应当负责赔偿。”“一经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原告请求，并提供经环境侵权损害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科学、合理的计算依据，保险人应首先支付暂时性的保险金，用于控制污染物扩散、减少受害人损害或为抢救受害人的生命、财产而产生的合理、必要的施救费用。”
环境污染的风险篇7
关键词：环境保险；风险社会；校正正义。
2010年12月底，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有100多名儿童被检查出血铅超标。这些血铅异常的儿童的家附近有两家电源厂，经怀宁县政府2011年1月6日通报，初步认定博瑞电源有限公司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超时违规试生产，是造成此次血铅超标的主要原因。论者查知，血铅是指铅中毒，主要影响儿童的智能行为和体格生长，而且铅毒性作用待发现时已经难以逆转，其隐匿渐进的病理特点使其对儿童健康的危害性更大。一镇之中如此多的儿童被检查出血铅超标，将对孩子的身体及其家庭造成极大的痛苦和损失，这引起了论者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后果的弥补或预防的法律措施的思考，危害既已发生，社会对受害人能做的就只有想办法救济，使损害降到可能的最低，论者拟就建构我国环境保险制度再做思考。
环境保险制度对于目前环境法学界的人士来说并非新鲜的概念，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起的全国各界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讨论后，虽有一些单行法规、地方性法规及政策对环境污染损害补偿进行规定，并部分地区也开始环境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但是，历经数年我国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环境污染保险制度，基于此种情形，论者试图从该制度的法理理论根据出发阐述该制度建构的必要性，并就环境保险制度建构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拙见。
1环境保险制度的概念。
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环境保险”。关于环境保险的概念，有学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environmentalliabilityinsurance）是指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当承担的环境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它由公众责任保险（comprehensivegeneralliability，CGL）发展而来[1]。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在各国的名称不一，但总的说来，是指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对象的保险。其实，具体的定义对于制度的建构来说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到制度建构的深层次原因。既然是保险，那环境保险也要符合投保的一般条件，需要具有可保性、保险利益且是因意外污染事故造成的赔偿责任，因为非意外的事故责任将被视为除外责任，而不具有可保性。
了解了环境保险的概念，环境保险制度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了。有学者认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质上是一种赔偿污染损害的财务保障机制。通过众多排污单位分别缴纳的污染责任保险费，积少成多，用以补偿个别企业因为污染事故给少数人造成的损害，既可以使环境污染责任分散化，还可以使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有所减轻，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2]。依论者浅见，环境保险制度是一套关于环境保险的设置、运作和落实的整体机制，它以环境保险这一险种的设置为前提，目的是要很好地使环境保险充分发挥其设计初衷，有效地激励或敦促被保险人预防或减少环境污染事故，在污染发生之后为受害人提供适当及时的救济，将环境污染事故的危害降到最低。
2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
对环境保险制度的伦理基础、经济基础的论述已经很多，论者尝试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这或许能对我国环境保险制度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启发。
2.1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或许能为我们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和态度的转变有所启示。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是一种现代化的风险，“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3]。贝克认为的“环境风险”是在工业社会系统地伴随着财富的社会生产而必然产生的，它在本质上与财富不同，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与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引致系统地、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4]。可见，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一种人类自负的结果，环境污染问题就是人类开始受到来自环境的无声但激烈的反抗，此时人类才开始思考自己对环境的破坏或过度影响。
在现代社会，环境风险还具有“飞去来器效应”，它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我们所关注的往往是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事故，诚然，这些事故把环境的恶化或者其隐患以鲜活的生命作为代价展现在我们面前，是值得关注和解决的，但是，我们还应该有忧患意识并发现其中深层的危机。一个个事故的点状的发生，就可能是环境问题成面、成片发生的前奏，别国的危机同时也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在环境风险面前，没有贫富，没有老幼，没有先进或落后，从全球的视野看，所有国家和地区，所有的人最终都将感知环境风险，都将成为受害者，无一例外。所以，环境风险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没有任何人能被“豁免”，每一个地球人都应该有环境保护的意识，更应该有应对环境风险的意识。他人深受环境污染所害之时，也应有危机意识和同理之心，共同为人为的环境灾难的损害的减小而努力。这一点可以成为环境保险制度的社会理论基础，因为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是集众家之力，解一家之危，这正是现代社会环境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所要求的。
另外，从个人的角度考虑环境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我们还可以得出个人的环境义务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环境风险的制造者，同时又将会是环境风险的承受者，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环境、预防环境风险的发生，在环境风险发生后有所作为。也就是要有“责任感”，这也可以成为环境保险制度的伦理基础。
2.2校正正义。
实现正义是立法和制度设计中所要考虑的最根本的问题，也是评判一项立法或一个制度的合理与否的根本标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两种。其中分配正义所强调的是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相同情况相同对待，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校正正义则是一种基于平等的正义，在处理环境风险的问题上，造成污染的一方与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一方之间虽然在经济或政治地位上有所差异，但是，在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中应该将双方视为是平等的，因而适用校正正义的原理。在污然损害的补偿上，谁造成了污染的损害就应对受害一方支付相应的补偿，承担投保的义务，这才是正义的。
将校正正义作为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制度设计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要求。正如有学者所说：环境法律制度的有两条利益和意志主线，一是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意志；二是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和当事人意志。一个理性和健全的环境法律制度，应该是这两条主线的结合[5]。在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中需要处理好社会整体与国家，社会成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这实际上就需要运用校正正义的理论作为支撑。
3环境保险制度的现实基础。
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其现实需要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应对措施的贫乏和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的缺陷是建构一套完整的环境保险制度的现实基础。
3.1我国环境问题现状。
人类环境法的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18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前的古代环境法时期，18世纪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代环境法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现代环境法时期[6]。人类对于环境风险的应对措施也由把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分离转变为将两者结合综合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据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05%；2006年和2007年，全国总共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269起，平均每两天一起；2007年、2008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分别达到462起和474起，平均每天1.3起[7]。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国对化石燃料等能源的使用进一步增多，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频发，这表明我国已经开始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控制环境污染，构建合理的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已经成为我国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其中，构建我国的环境保险制度是题中应有之义。
3.2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的缺陷。
认识到目前我国对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补足或改善。我国现有的环境纠纷主要是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的，但是，民事诉讼需要支付高额的诉讼费用等，这对于已经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受害者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加之受害者多为普通民众财力精力有限，所以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往往无法落实。据权威部门估算，我国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以数以千亿计，而赔偿数额却少得可怜[1]。进一步考虑，受害者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救济，就会引发社会矛盾，非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重危害后果。论者将从造成污染的企业或政府部门的角度和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角度分别探讨我国现行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的缺陷，以论证构建我国环境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1）环境污染制造者的补偿动力不足。
首先，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环保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尤其缺少污染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再加上执法不严，对排污者客观上形不成压力。在执法过程中污染赔偿的责任绝大部分往往由国家和社会承担，企业压力不够大，缺乏参加环境责任保险的动力。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从我国现行保险法的规定来看，责任保险的责任风险最终会通过保险制度由各个投保的企业所投的保险费经保险公司以保险金的名义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这种将风险分化的方式是符合风险社会理论的。
其次，从企业的逐利本质考察，企业现在不购买环境责任保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法律规定的缺漏，很多环境责任没有被纳入强制保险范围之内；保险费率高，加上存在侥幸心理，于是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目前保险费率的厘定是否合理，也对企业投保的积极性存在影响；除投保外，是否还存在其他责任承担形式？那些责任较投保更严厉，也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与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对比的结果，同样是道德风险问题。所以，没有建构出健全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企业的利益进行科学合理的考量之前，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将会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而举步维艰。
最后，从保险人的利益考量看，承前文，我国目前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以千亿计，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虽然较一般的责任保险已经很高，即按行业划分，最低的费率为2.2%，最高的为8%，但是相对于巨额的保险金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另外，企业投保的积极性不高，所以，保险人承保环境污染保险需要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因而，在构建完善的保险机制之前，保险人的积极性必然不高。如何协调企业、保险公司、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实现对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及时有效的补偿，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这也正是环境保险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
（2）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追偿实力欠缺。
面对现代化的副产品——环境污染问题，人类全体都有责任和义务，但是，对环境污染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企业或政府部门应该为受害者提供足够的救济。因为就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和双方占有的社会资源来说，受害者往往处于劣势。我国现有的救济途径主要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调解，而这两种途径都是需要高额的费用支出的，受害者本已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重创，往往无力支付相应的费用而失去追偿能力。另外，我国现行的环境责任保险以自愿性的保险为主，大多数企业因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参加该保险，使无辜受害人得不到公平赔偿的现象普遍存在。基于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模式，实行政府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制度。
4我国建构环境保险制度的若干建议。
前文中论者就我国构建环境保险机制的理论和现实基础进行了论述，并且提出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存在的若干缺陷，在这一部分中，论者将结合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我国建构环境保险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在提出建议之前，首先来分析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补偿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以便为环境保险制度设计、运行和落实提供必要的前提。承前文，我国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企业、个人、部门等的利益）；污染责任主体的利益与污染受害者的利益；污染责任主体的利益与保险人的利益。这三对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正是我国环境保险制度试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它们涉及到我国环境保险的性质、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等问题。其中，对于环境保险制度的运行和落实有决定意义的是污染责任主体与保险人之间利益的均衡，这主要涉及到的一点便是在任何保险制度的设计中都需要着重考虑的道德风险问题，论者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对道德风险问题进行分析。
4.1我国环境保险的性质。
我国环境保险的性质问题正是解决环境保险制度设计中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相互矛盾的问题。美国的环境责任保险是由公共保险发展而来的，环境保险并非一般的商业保险，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具有社会性、不特定性、潜在性等特点，这决定了它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作为商业保险而存在。论者认为，中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应该区别于一般的商业保险，而具有政策保险的性质。国家应该建立或者规定由特定的机构专司环境污染责任的判定、赔偿数额的确定以及保险费率的厘定等事务，其中要正确处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诚然，环境责任保险的具体运作可以交给商业保险公司，但是由于环境保险涉及的利益重大，所以，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干预是正当的。“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模式，实行政府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制度。在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而在其他污染相对较轻非行业，政府则给予积极引导，仿效日本提出一些有益的‘行政建议’利用政府的威信使企业自愿购买环境责任保险。”[1]
4.2我国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
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要根据对可保风险的划分界定。根据“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的定义，我们一般将污染划分为突发性环境污染和渐进性环境污染两类，突发性环境污染当然具有可保风险的三个特征，无疑属于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至于渐进性污染，由于其污染的发生及其危害性是逐渐被发觉的，所以，其可保性曾受到一定的质疑。但是，论者认为，虽然渐进性环境污染的危害是逐渐被发现的，但是其危害一旦发生也和突发性污染一样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应该被纳入承保范围。
4.3我国环境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规避问题。
在环境保险中，道德风险可以说是环境污染责任主体功利的利益考量之后可能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企业的逐利本质所决定的。有学者认为，“最理想的道德危险控制模型是给予被保险人的生态环境危害行为以与其未获得保险时相当的激励和威慑。但这种最理想的状态是很难达到的，只能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以尽可能趋近这一目标。从理论上分析，大致有两条途径：其一，运用保险费率制度有效地激励被保险人的行为；其二，使被保险人部分地暴露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保留责任制度的一定威慑力。”[8]因而，我们在环境保险制度设计过程中对道德风险的估算和预测，以厘定合理的得以规避道德风险的保险费率自然成为重头戏。另外，根据风险社会理论，让环境污染责任主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伦理和社会责任，认识到自己可能会给社会及他人带来的深重灾难最终会波及自身的生存，使他们具有环境危机感和社会责任感，以主动承担起缴纳环境保险的义务。
5结论。
论者从环境污染责任者的社会和伦理责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建构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并就其现实基础加以阐述，目的在于唤起社会整体对于环境风险的充分认识，环境保险制度只是一个补偿机制，最根本的是要预防环境污染的惨剧频繁发生，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对地球每一处的环境灾难，全人类的每一个人最终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参考文献：
[1]陈冬梅。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若干思考[J].环境保护，2006（1）：22～25.
[2]熊英，别涛，王彬。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构想[J].现代法学，2007（1）：90～101.
[3][德]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a]//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0.
[5]王彬辉。论环境法的逻辑嬗变——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50.
[6]张梓太，李传轩，陶蕾。环境法法典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27.
[7]杜萌。中国水污染事件频发，刑事立法缺陷致制裁难[n].法制日报，2009-6-11.
环境污染的风险篇8
一、工作内容简介
（1）场地环境调查
场地环境调查指采用系统的调查方法，确定场地是否被污染及污染程度和范围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对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场地环境调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场地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场地的环境状况可接受，调查活动可结束。
第二阶段：是以采样和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表明场地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场地内外存在污染源时,作为潜在污染场地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相关标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场地污染程度和范围。
第三阶段：若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污染修复时,则要进行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第三阶段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2）场地环境调查
在场地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对人群的主要暴露途径，评估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致癌风险或危害水平。
如计算得到的场地风险结果未超过可接受水平，则结束风险评估工作，如场地风险结果超过可接受水平，则计算土壤、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
风险控制值是指根据标准规定的用地方式、暴露情景和可接受风险水平，采用标准确定的风险评估方法和场地调查获得相关数据，计算获得的土壤中污染物的含量限制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浓度限值。
（3）土壤修复
采取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转化场地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含量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环境污染的风险篇9
（上海格林曼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上海210000）
摘要：随着我国污染场地环境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风险评估已成为场地环境调查和修复中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国家和地方层面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技术规范文件以指导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以场地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为主线，依次对国家和地方技术规范文件确定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工作内容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完善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
中图分类号：X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500（2015）07－0047－06
收稿日期：2015－06－09
作者简介：李春平（1988－），女，辽宁阜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污染场地风险评估与场地修复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我国大中城市多种行业企业的关闭和搬迁一直在持续进行，由此遗留的潜在污染场地的环境管理工作正受到国家和地方层面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早在2009年10月，北京市就开始实施《场地环境评价导则》（DB11/t656-2009）［1］（北京导则），以规范北京市污染场地的环境评价和风险评估流程，防止潜在污染场地的开发利用危害群众健康。2010年1月，重庆市颁布《重庆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2］（重庆指南），从场地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及修复方案3方面规定了重庆市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估和修复工作要求。2011年8月，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3］（北京筛选值），作为潜在污染场地开发利用时是否需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价的判定依据。2013年6月，浙江省颁布《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892-2013）［4］（浙江导则），详细规范风险评估的整个流程，并提出浙江省适用的部分关注污染物的土壤风险评估筛选值。2014年2月，国家环境保护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5］（国家导则），从国家层面规范了污染场地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2014年10月，上海市制定《上海市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规范》（试行）［6］（上海规范），以规范上海市污染场地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原则、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
人体健康的定量风险评估已成为我国污染场地管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7］。本文以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为主线，依次对国家导则和各个地方技术规范文件确定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工作内容的异同点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并对完善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设。
1风险评估的工作内容和程序
国家导则按照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的工作流程将其划分为5部分：危害识别、暴露评估、毒性评估、风险表征和控制值计算。地方导则中，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中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与国家导则保持一致。北京导则中，风险评估作为场地环境评价中污染识别和现场采样分析后的第三阶段，主要内容为建立场地概念模型、进行风险计算、确定修复目标并划定修复范围。重庆指南中，首先要求对第一阶段场地污染调查进行了工作回顾，在补充污染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暴露分析、毒性分析和风险评估的要求，并要求在污染土壤修复方案中提出土壤的修复标准，重庆指南中同样未涉及地下水的修复标准。
国家导则和地方导则中关于风险评估工作内容的规定比较见表1。
由表1可见，国家导则和地方导则中风险评估的主要工作程序基本保持一致，只有北京导则在工作程序中未明确提及毒性评估，仅在附件中列举了一些常见污染物的毒性参数，作为污染物毒性评估的参考依据。
2危害识别与筛选值
2.1危害识别
危害识别为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的第一阶段。国家导则中，此阶段需获取如下场地信息：详尽的场地相关资料及历史信息、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样品中污染物的浓度数据、场地土壤的理化性质分析数据以及场地气候、水文及地质特征信息数据等，并要求明确场地及周边地块的土地利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场地的敏感受体，并结合相应筛选值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法来确定场地的关注污染物。
北京导则中虽未明确提出危害识别这一阶段，但在场地环境评价的第一阶段污染识别及第二阶段现场勘查与采样分析中分别提及资料收集及污染识别等相关内容，并在第三阶段风险评价的“建立场地概念模型”中，明确在此过程中需要确定污染源、未来用地方式并确定污染场地受影响的人群。重庆指南中场地环境风险评估程序中提及了污染源分析阶段，但其资料调查分析及采样分析分别在场地环境调查及污染调查工作回顾中进行，土地利用方式、敏感受体及关注污染物则在暴露分析中进行详细阐述。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中危害识别阶段的内容与国家导则保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在确定场地敏感受体时，除考虑居住人群等敏感人群外，国家导则、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均考虑了土壤污染对地下水的影响，将地下水同样列为敏感受体之一。北京导则在此阶段提及的敏感受体仅涉及受影响的人群，而重庆指南在风险暴露评估分析中提及的敏感受体包括居民和临时活动人员，但均未考虑地下水体等其他可能的受体。
部分地方导则将危害识别阶段与场地环境调查或其他相关工作阶段一同进行阐述，而国家导则对此的技术要求则相对清晰完整。
2.2筛选值
在进行关注污染物的初筛时，一般应用筛选值作为判定是否开展土壤或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的启动值。
国家导则中虽暂未制定污染物的土壤和地下水筛选值，然而环境保护部已《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征求意见稿），待正式后可作为国家层面筛选土壤中关注污染物的参考。北京市有一套完整的土壤筛选值［3］，共制定了88种污染物的土壤筛选值，可以作为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的参考启动值。重庆指南中，对于未来用地性质没有明确规定时，要求应用《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HJ350-2007）［8］（展览会用地标准）a级标准对污染物进行筛选。浙江导则中同样列举了88种污染物的土壤风险评估筛选值，作为当地土壤关注污染物筛选的参考依据。上海目前要求分别应用展览会用地标准a级标准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9］（地下水国标）Ⅲ类标准及其他相关的环境质量标准对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污染物进行筛选。目前看来，除上海参考地下水国标进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筛选外，国家和其他各地方均暂未制定地下水中污染物的筛选值。
对比北京和浙江的土壤筛选值，污染物的种类及筛选值均相同。北京筛选值中单独制定了公园与绿地用地方式的土壤筛选值，与住宅用地相比，公园与绿地用地方式的土壤筛选值相对宽松；浙江则将住宅用地、公园与绿地用地方式统称为住宅及公共用地。对比北京/浙江住宅用地土壤筛选值和展览会用地标准a级标准，仅少数污染物如砷、镍、多氯联苯及滴滴涕等的住宅用地土壤筛选值与展览会用地标准a级标准相同，大部分污染物均存在差异性。
3暴露评估
暴露评估是在危害识别的基础上确定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的暴露情景、主要暴露途径和暴露评估模型，确定评估模型参数取值，计算敏感人群对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暴露量。
3.1暴露情景
暴露情景是指在特定土地利用方式下场地污染物经由不同暴露途径迁移和达到受体人群的情况，其对后续暴露量计算公式的选择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国家导则、重庆指南和上海规范均对暴露情景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基本可分为以住宅用地为代表的敏感用地和以工业用地为代表的非敏感用地；浙江导则中对暴露情景的分类则以敏感人群中是否涉及儿童来定；北京导则中暂未明确提及暴露情景这一说法，但在北京筛选值中分别提及住宅用地、公园与绿地和工业/商服用地的土壤污染物筛选值。
3.2暴露途径
暴露途径是场地污染物迁移到达和暴露于人体的方式。对比分析各导则的暴露途径，国家导则和上海规范对暴露途径的考虑比较全面，在综合考虑保护人体健康各途径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对地下水的保护即土壤淋溶至地下水的暴露途径。重庆指南对各暴露途径尚未进行详细的划分，如未区分土壤呼吸吸入途径的室内外颗粒物及蒸气，未考虑土壤淋溶至地下水及地下水室外蒸气途径等，但增加了其他导则中没有的土壤果蔬种植摄入及地下水皮肤接触暴露途径。
风险评估技术的暴露途径比较见表2。
3.3暴露量计算及暴露参数
在进行暴露量的计算时，国家及各地方导则应用的模型基本保持一致。其中，北京导则和重庆指南直接将污染物的浓度带入暴露量的计算中，计算得到各暴露途径土壤或地下水中污染物的暴露量，其他导则仅计算得到各暴露途径下土壤或地下水的暴露量。此外，重庆指南在计算呼吸吸入途径污染物的暴露量时，未区分污染物室内外颗粒物及蒸气。
国家及各地方导则均按照敏感受体及暴露情景的不同，对风险评估中需要的暴露参数进行了统计。国家导则、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中统计的暴露参数相对较为详细，考虑了住宅和工业用地两种暴露情景；北京导则中统计了包括体重、皮肤表面积、暴露频率在内的7种暴露参数，考虑了居住、公园、商业和工业用地4种暴露情景；重庆指南在统计暴露参数时，考虑的暴露情景更加详细，综合考虑了居住、工业、商业/娱乐/市政用地、开挖施工及农业用地。
风险评估技术暴露参数的比较（以住宅类敏感用地为例）见表3。
表3以住宅类敏感用地为例，选取了部分代表性暴露参数进行了比较，与国家导则相比，上海规范的参数取值与其基本保持一致，其他导则中部分参数取值与其保持一致，取值不同的各参数与国家导则相比差别不大。
4毒性评估
毒性评估即在危害识别的基础上，分析关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效应，包括致癌效应和非致癌效应，确定与关注污染物相关的毒理学及理化等参数。
4.1污染物毒性分级及参数
美国国家环保局（UnitedState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USepa）对污染物进行了如下毒性分级。a：人类致癌污染物；B2：很可能的人类致癌污染物；C：可能的人类致癌污染物；na：暂时未对其致癌性进行划分［10］。我国目前参考USepa对污染物进行毒性分级。
污染物致癌效应的毒性参数包括呼吸吸入单位致癌因子（iUR）、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SFi）、经口摄入致癌斜率因子（SFo）和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SFd）。污染物非致癌效应的毒性参数包括呼吸吸入参考浓度（RfC）、呼吸吸入参考剂量（RfDi）、经口摄入参考剂量（RfDo）和皮肤接触参考剂量（RfDd）。
国家导则中，呼吸吸入途径的SFi和RfDi可分别通过iUR和RfC外推得到，皮肤接触途径的SFd和RfDd则可分别通过SFo和RfDo外推计算得到，并列出了外推计算公式。北京导则中，呼吸吸入途径的SFi和RfDi及皮肤接触途径的SFd和RfDd直接为文献参数值，未进行外推计算。重庆指南中暂未列举污染物的毒性参数。浙江导则中直接列举了部分污染物的毒性参数，对于未收录的污染物毒性参数，规定可参考国外毒性数据库或可根据相关外推模型进行计算。上海规范与国家导则保持一致，在毒性参数取值时应用了具体的外推模型进行计算。
对比国家及各地方导则中污染物的毒性参数，由于参考不同的文献，污染物的毒性参数各有不同，污染物毒性参数的差异会导致后续污染物风险的不同，在风险评估中需根据地方政府的要求合理选择污染物的毒性参数。
4.2污染物理化性质及其他参数
风险评估中还涉及到一些污染物的理化性质参数及其他一些和暴露途径相关的吸收因子参数。
国家导则、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中分别列表给出了部分污染物的理化参数，而北京导则和重庆指南中暂无污染物的理化性质参数。具有代表性的理化性质参数即无量纲亨利常数（H’）、水中扩散系数（Dw）、空气中扩散系数（Da）、土壤-有机碳分配系数（Koc）和水溶解度（S）等，浙江导则中未给出溶解度的参考取值。由于参考不同的文献，各导则中污染物的部分理化性质参数取值也存在不同。以四氯化碳为例，对比国家导则和上海规范，其H’和S的取值相同，而Dw、Da和Koc存在轻微差异；对比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其Dw和Da的取值相同，而H’、Koc和S存在轻微差异。
四氯化碳理化性质参数的比较见表4。
污染物的吸收因子参数主要包括消化道吸收因子aBSgi、皮肤吸收因子aBSd和经口摄入吸收因子aBSo，分别用于计算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及参考剂量、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和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国家导则、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对吸收因子参数考虑的较为全面，北京导则中仅考虑了aBSd，重庆指南中考虑了aBSd和aBSo。参数取值方面，各导则中污染物的aBSgi和aBSo的取值均相同，由于参考不同的文献，各导则中污染物的aBSd不完全相同。
5风险表征
风险表征是在暴露评估和毒性评估的基础上采用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
在进行污染物的风险表征时，国家导则和地方导则的相同之处在于，均分别考虑了致癌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并首先分别计算土壤或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经单一途径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再计算单一污染物的总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指数，计算方法也保持一致。此外，国家导则和地方导则均选择相对保守的10～6作为单一污染物的可接受致癌风险水平，选择1作为单一污染物可接受非致癌危害商。
国家和地方导则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在进行单一污染物非致癌危害商的计算时，是否考虑暴露于土壤和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SaF和waF。上海规范同国家导则应用的推荐模型保持一致，在进行非致癌危害商的计算时，均考虑了暴露于土壤和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而北京导则、重庆指南和浙江导则未对其进行考虑。此外，在完成污染物总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指数的计算后，应进行不确定性分析，以分析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国家导则、重庆指南和上海规范中分别对该部分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而北京导则和浙江导则中未涉及该部分内容。
6风险控制值的计算及修复目标值的确定
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是基于健康风险评估模型的计算值，是确定污染场地修复目标值的重要参考值。而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是根据不同修复方式（原位/异位）和不同修复技术（污染物总量削减/风险途径控制）而确定的，修复目标值不完全等同于风险控制值。
6.1风险控制值的计算
当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场地土壤或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时，需要计算土壤和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国家导则、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中计算污染物风险控制值应用的模型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在进行非致癌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计算时，国家导则考虑了暴露于土壤和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SaF和waF，而地方导则中未对其进行考虑。北京导则和重庆指南中均仅提及计算方法，未给出计算模型。
此外，国家导则和上海规范中考虑了对地下水环境的保护，主要考虑土壤污染物淋溶至地下水后对地下水造成的危害，制定了保护地下水的土壤风险控制值的确定方法。其他导则中暂未考虑对地下水环境的保护。
6.2修复目标值的确定
国家和各地方导则中对污染物修复目标值有不同的确定方法。我国《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4）［11］中指出，在分析比较风险评估计算获得的风险控制值、场地所在区域土壤中目标污染物的背景含量及国家有关标准中规定的限值后，合理提出土壤目标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北京导则中，在确定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时，还应参考该污染物的检出限、评价地区的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背景值、当地的法律法规和修复技术的可行性。重庆指南中，需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等，执行相对严格的修复目标值。浙江导则中指出，应根据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以及场地的实际情况和用途确定修复目标值。上海规范中明确区分了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及修复目标值，当选择原位修复技术时，修复目标值可引用风险控制值；选择异位修复技术时，修复目标值应根据不同的修复策略和处置方式制定。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地下水的修复目标值，浙江导则还有一特殊规定，要求在比较经过风险评估计算得到的地下水修复限值及《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规定的地下水污染物浓度最大限值的基础上，选择最小值作为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建议目标。
7其他
铅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在国家和地方导则中均有提及但各有不同。与其他化学物质的非致癌性危害相比，铅的主要特点即在很低的浓度下依然可能对儿童或胎儿造成非致癌危害。
国家导则和上海规范的适用范围中均指出其不适用于铅、放射性物质、致病性生物污染及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风险评估。而北京导则和浙江导则的适用范围中则未提及不适用于铅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也未给出铅的毒性参数，但均提出了铅的土壤参考筛选值。重庆指南中，对于住宅用地及公共用地，铅污染场地风险评估采用儿童血铅评估方式，要求经各种暴露途径导致的儿童体内血铅水平高于0.1mg/L的概率小于5%，其具体方法参照USepa公布的方法；而对于商服及工业用地，铅污染场地采用单因子评价方法，评估标准为展览会用地标准中的B级标准。
8结论与建议
8.1结论
从以上综合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相关的国家导则和地方导则中有关风险评估的工作内容和程序要求基本相同，各工作程序的内容综合比较也无很大差异。
（2）在进行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时，各导则考虑的污染物暴露途径各有不同，而暴露途径的选择不同，将导致风险评估的结果存在差异。
（3）各导则对于包括暴露参数、毒性参数及理化参数等在内的数据库的选择各有不同，这也将导致计算得到的污染物风险控制值或修复目标值存在差异。
（4）在进行非致癌污染物的风险评估时，计算危害商及风险控制值时，模型中是否考虑暴露于土壤和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将对非致癌污染物风险评估的结果存在影响。
8.2建议
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有关的国家和地方导则各有优势和不足，国家导则在评估程序、各程序的工作内容、风险评估各计算模型的选择等方面相对完善。通过对比分析，对完善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提出了如下相关思考和建议。
（1）国内有关场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的筛选标准尚不完善，且大多仅有污染物的土壤筛选值，基于此，建议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分别完善各自的土壤筛选值并制定地下水筛选值。
（2）暴露评估阶段，各地应以国家导则作为参考依据，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善地方特定的暴露参数数据库。
（3）毒性评估阶段，国家和地方导则中污染物的毒性参数取值各有不同，且均参考国外的污染物毒性参数数据库，建议从国家层面整体规范污染物的毒性参数。
（4）建议在制定非致癌危害商及非致癌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时，统一考虑暴露于土壤和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
（5）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应从健康与环境两个方面来进行，应考虑对地下水环境的保护。
参考文献
1DB11/t656-2009.场地环境评价导则［S］.
2重庆市环境保护局.重庆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eB/oL］.重庆：重庆市环境保护局，2010［2010-01］.pan.baidu.com/s/1bnjB7yv
3DB11/t811-2011.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S］.
4DB33/t892-2013.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S］.
5HJ25.3-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S］.
6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上海市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规范［eB/oL］.上海：上海市环境保护局，2014［2014-10-10］.
sepb.gov.cn/fa/cms/shhj//shhj2103/shhj2104/2014/10/87719.htm
7陈梦舫，骆永明，宋静，等.中、英、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导则异同与启示［J］.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2011，23（3）：14-
18.
8HJ350-2007.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S］.
9GB/t14848-93.地下水质量标准［S］.
10UnitedState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GuidelinesforCarcinogenRiskassessment［eB/oL］.UnitedState：UnitedState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2005-03［201304-10］.www2.epa.gov/sites/production/files/2013-09/documents/cancer_guidelines_final_3-25-05.pdf
环境污染的风险篇10
社会环境污染治理的资金保障者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资金保障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保人通过投保此险种把向第三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司，一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污染受害者就能及时从保险公司得到经济补偿。如2008年湖南株洲市的环境污染事故赔偿案中，湖南平安产险公司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就将1.1万元赔款送到村民手中，为污染受害者及时提供了经济补偿。截至2011年10月，湖南省已有32家投保企业在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获得了保险公司的服务和赔偿，已决、未决赔付金额合计近370万元。二是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的建立将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超赔部分及应急处理费用的垫付提供资金保障，使受害人能得到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我国尝试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是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设立开始的。为减少因特大溢油事故导致巨额清污费用总是由国家财政负担，财政部和交通部在今年的5月11日联合出台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令船舶油污损害的救济与赔偿有了资金来源。
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的督促者
企业投保环责险后，保险公司从自身风险的控制角度出发，必然非常注重参与投保企业的风险与隐患排查的监督。一是事前的风险评估与控制。投保前都要严格选择投保企业，要求投保企业要依法通过环评审核、环保验收、环保安全检查，还要确保环保设施运转正常及相关配置符合规定，具有严格的环保控制制度。二是事中的风险检查。根据企业生产、存储、运输、销售的物品目录，分析寻找可能造成污染的根源。保险公司还会自行或委托相关机构为投保企业免费提供防灾防损专业知识方面的业务培训。三是事后的减损赔付。对于企业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会第一时间介入，积极协调有关各方做好事故认定、赔款支付等善后处理。保险公司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风险控制举措，落实了监督机制，提高了社会管理效率。
促进作用。一是实行有差别的费率制度。根据投保企业的碳排放量的年度预估额度，实施有差别的费率。如《南京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各档基准值均不超过2.0%，根据企业规模、行业特点、风险等级等因素可在该档次的基准费率基础上进行调整，调整系数不超过50%。二是实行保费浮动机制。南京市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投保期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续保时保险公司应当对该企业给予下浮优惠，最大不超过10%，累计优惠不超过30%。对未按规定做好环境污染防范工作，且投保期间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续保时保险公司可将费率上浮，最大不超过12%。费率杠杆机制的建立，强化了企业风险责任管理，促进了参保企业降低污染排放量，增强了企业治污积极性。
环境保护扶持政策的推动者
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过程中，各地相继都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以引导企业参保，最终实现节能减排、治理污染的目的。如四川省环保厅下发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企业污染治理补助资金挂钩，对参保企业在污染治理资金补助上给予倾斜；将是否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企业绿色信贷、环保评先创优等重要审查内容之一。深圳保监局在试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实行“四挂钩”政策：一是将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效，作为对其年度综合评价考核和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管理的基本内容。二是将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通过环保核查的基本要求。三是将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发放环保专项资金的优先考虑因素。四是将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实效与企业环保信用挂钩，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环保季度公报向社会公开，并推动媒体报道和宣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实施在推动环境保护扶持政策的同时，实现了倒逼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企业提高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视度。
社会管理的辅助者、创新者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社会管理机制，可以发挥风险管理、关系管理、信用管理的三重功能，更好地辅助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财产险公司具有衡量和分析风险的专业知识，具有数理分析的数据基础，因此可以为风险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保险公司可配合安监、环保、气象等部门的合作，做好风险监测和预警，强化和规范防灾防损工作，有效预防安全生产事故，降低污染事故损失，提高全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此外，差别费率及保费浮动机制也促进了企业开展污染事故防治、降低污染风险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