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体会篇1
一、所学的知识的回顾
聆听了老教授讲授的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与科技革命解了世界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和引领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技术;雎国余教授的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李左东教授的世界经济与中国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挑战与机遇;张延教授的管理经济学张波教授的乡村经济学解了乡村经济如何发展、如何去管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聆听了郑学益教授的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懂得“威而不猛、泰而不骄、欲而不贪、劳而不怨、惠而不费”领导者美德;卢志明教授的激进文化与现代管理陆存岳教授的政府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孙东东教授的领导理念与领导艺术懂得“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诚待人、以信做人”察人之长、用人之长、聚人之长、展人之长”一名领导者应有的素质。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方面。
现代公共管理方面。公关不辛苦);聆听留美博士于洪波的现代项目管理张璋教授的公共管理王垒教授的管理心理学王思斌教授的社区建设与管理谢明教授的公共政策分析懂得“问题到此为止”管理品牌战略、把事情一次做好”降低行政利息意识、政策关注弱势群体等等。聆听了台湾教授要姚惠忠自著的现代公共关系懂得现代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记住一二三四五。
聆听了周旺生教授的人治与法治懂得制定规章制度应遵守的一般原则;聆听白彦教授的经济法律理论与实务傅思明教授的依法行政的理论与实践马海涛教授的当前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改革吴忠民教授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解读陈少峰教授的首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定位和基本对策对依法行政和现行政策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法律与现行政策方面。
聆听了台湾教授张家麟的周易文化与和谐领导力杨利华教授的儒家精神与现代生活程郁缀教授的中国友道观唐诗赏析王博教授的道家的精神气质周建波教授的儒墨道法与现代管理张辛教授的道礼与和谐深刻体会到激进文化的广博精深以及她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所起到影响作用有了更深的感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方面。
聆听了金灿荣教授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和谐世界理念章政教授的城乡统筹与农村和谐发展孙立平教授的构建和谐社会与利益关系调整吴忠民教授的和谐社会与社会公正使我懂得建设和谐社会对中国、对世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方面。
聆听了张家麟教授的生涯规划与自我管理金正昆教授的社交礼仪懂得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要注意自我管理完善美好人生。个人生长与发展方面。
二、学习体会
第一、解世界。做一个心明眼亮之人。感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通过学习。而且了解了中国目前的经济走势，不只了解了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尤其是学习了经济社会发展“长周期理论”依照世界专家和国内学者分析，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五个长周期的开始，经济社会的发展将进一步驶入快道，非常难得的顺义已经提前驶入超高速、跨越式、可持续发展的行列。但与支持21世纪，也就是此次长周期的科学技术相比区域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这些技术包括：纳米技术、超导技术、生物基因技术、干细胞技术和受控热核技术等。正如爱因斯坦预言：未来的科学发展，无非是继续向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进军。现在看来，21世纪是科技微观技术引领经济飞跃发展时期。
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最新科技效果，也是突飞猛进。尖端技术不低于世界先进水平，有的甚至逾越了一流国家的水平，而在具体应用上还有欠缺。但中国共产党追求更多的地区间、城乡间的均衡发展，让更多的国人携手共同迈进21世纪，所以出台了一系列工业反哺农业、乡村支持农村、关注弱势群体的方针、政策，并且推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不只经济社会要和谐发展、壮大，而且人类自身也要发展，形成人与人、人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格局。明白了发展形势，才干发生无穷的动力投身到这个伟大的建设大潮中。
第二、感知中华传统文化。做一个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去粗取精。
中华激进文化从造字、计数、观象到周易。无不体现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华文化的广博精深，再到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观念，现在应用到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仍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现代中国，将中国激进文化的传达放到与当今世界先进技术知识传达同等重要位置，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只有使人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有了共同信念，发生相互理解，那么，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就指日可待了
作为一名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者。将利用负责宣传的优势，自己身体力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论中心组和每周五机关干部固定学习日上将所学知识进行转授，让更多的干部学习、理解、掌握、运用激进文化中的理念、方法解决现实矛盾。
第三、开发、使用人力资源。做一名合格的基层工作者。强化公共服务意识。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高的智商指数。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力资源相当丰富，高智商的比例数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进一步将其开发、利用好丰厚的人力资源，国家的各项事业将会更加迅速的生长，国家振兴有望在世界第五个长周期内实现。那么，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就更应协调好本单位、本部门的人才，一个宽容的环境、团结的氛围中，把每一件事一次做好”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融会
公共管理体会篇2
从“非典”、“甲流”到“手足口病”等疫情的出现，暴露出目前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国家对控制传染病流行及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重视，出台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条例》，加大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同时加快了建设步伐。现又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列入《公共危机管理案例》进行学习，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及卫生工作者深感对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责任重大。基层卫生组织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最早发现者、监测者、报告者和具体处理措施的承担者。我就这两年的卫生管理工作实践，结合本县卫生工作实际，简要谈谈对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体会及看法。
一、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县县、乡、村三级卫生网络基本健全，国家疾病报告信息系统已建到县、乡两级，县一级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救灾防病报告管理系统，县、乡分别制定了处理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初步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构建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平台，但存在问题还十分突出。
一是专业技术人员、设备匮乏。乡镇卫生院防保组、县疾病控制中心的非专业人员占很大比例。
二是投入不到位，应急处理能力较差。财政多年来对乡级卫生机构投入比例不大，使乡镇卫生院对开展防病工作、业务培训、健康教育工作等一些必要的投入不足。
三是应急处理能力弱，善后处理机制不建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医疗救治能力不高、专业医疗人员不足等问题，直接影响了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置。
二、建议与对策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人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一是建立和完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队伍。进一步建健全和完善现场流行病学、医疗救治专家库，加强对县、乡级现场调查和县级医疗救治能力建设，提高现场处理和救治水平。应本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原则，加大投入，加快专业人员培养，不断提高队伍的素质，尽快落实卫生系统绩效工资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确保队伍稳定，真正做到“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二是健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物质贮备机制。突发事件发生后，需要相应药品设备。目前，药品供应滞后，特别是遇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需求量大，供需矛盾更加明显。特殊事件，需要特殊、特效药品、设备，由于物质贮备机制不够健全，急需时甚至无法取得，影响了事件的处理。因此，应健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质贮备机制，即根据不同类别事件发生频次、可能波及范围，从国家到乡一级都应健全物质贮备机制，存贮不同品种的药品、物质、器械，既能保障事件发生后及时供应，又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
三是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为使事件发生后能及时报告、处理，目前国家建立了多个报告系统，但这都是在卫生系统内部使用。非卫生人员发现事件发生后，如何及时报告是整个报告的关键。应设立一个全县统一、让群众广泛知晓的统一电话号码。为使事件处置人员快速到现场，应配备专用车辆并有专用标志，人员也应着专用服饰或标志，以便群众识别，快速让道。相应人员车辆设备应处于应急状态，这样才能保证事件的及时处置。
公共管理体会篇3
社会管理的创新是推动发展中的中国快速构建和谐社会的可靠途径，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社会管理的创新问题上，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开阔思路、立足长远来设定详细的计划与实施步骤。在计划经济时代里，社会公共管理主要由政府部门统一负责，这种管理模式伴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显现出了很强的局限性。这就要求社会公共管理模式要由政府部门统一负责的管理模式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1]。只有全社会的力量都参与进来，形成高效的合作机制，才能使社会公共管理有所突破，日趋完善。
一、社会公共管理创新问题的提出
(一)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时期，然而社会公共问题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大的社会危机。社会公共管理创新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这个时代背景是国际与国内两种时代形势相结合而产生。自2013年开始的大张旗鼓地反腐工作以来，查处了多个“大老虎”，查处的“苍蝇”更是不胜枚举，这使民众看到了国家反腐的决心。其次，公民参与权利意识的增加，要求社会公共管理工作必须要与时俱进，才能缓解人民内部的矛盾，才能协调好各类社会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2]。
(二)社会公共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
当前，全国人民共同的任务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公共管理创新就是要将社会公共管理中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合理地解决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保证人们可以享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公共管理创新可以促进民主法治社会的形成。社会管理以民主法治为基础，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使法律的权威体现出来，才能给不法份子以强大的威慑力。社会公共管理创新可以缓解与消除人民内部矛盾[3]。采用常规的公共管理手段是很难妥善解决的，只能吸收全社会的力量，创新管理思路，解决上述问题。社会公共管理创新还有利于社会新风尚的形成。社会公共管理创新还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三)社会公共管理新格局的形成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社会公共管理格局应该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政府各社会管理职能部门发挥作用，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协同作用，给予广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与通道，并且以法律为坚实可靠的保障体系的新格局[4]。新格局形成本身就对社会公共管理工作提出创新要求。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发挥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调作用，就可引导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以科学适宜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管理工作中来，重视民众以社会团体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管理，为社会公共管理工作的创新献计献策。最后，要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通过法治化手段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阻碍的消除，通过法律的手段杜绝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被侵害的现象出现。
二、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一)社会团体为“民主法治”提供社会动力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离不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都拥有民主权力，才算实现了“民主法治”，才能说我们的社会是“民主法治”社会。民主法治建设的动力来自于群众，他们既是民主法治的受益者，也是民主法治的缔造者[5]。只有社会各个阶层各类群体都拥有平等的民主权利，才能使民主法治保持良好的状态并向前推进拥有持久的动力。社会团体是群众参与“民主法治”的重要形式，社会团体的组建与在社会公共管理事物中作用的发挥，使群众的利益得到了更便捷的表达，使民主参与热情高涨，也使群众的观点、思想与利益受到更多职能部门的重视，它在促进社会自律，监督政府职能部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团体的理想是促使社会实现“公平正义”
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社会人的美好愿望。各类社会团体的组建与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机会的出现，给普通人民群众一个宽广的平台，将自身的合理诉求表达出去，从而引导社会逐步走向“公平正义”。社会公正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石，它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前提。社会公正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的集合，只有人们的利益都得到了保护与满足，社会中也就不会再出现由利益损失而引发的矛盾[6]。
(三)社会团体的行为准则是“诚信友爱”
“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也被社会团体奉为行为准则。人是社会的组成单位与个体，社会的和谐与否取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是否本着“诚信友爱”的原则。正是由于社会团体的行为准则是“诚信友爱”，它才赢取了广大社会群众的信赖，并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团体中来，与团体一同奉行“诚信友爱”的准则参与到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中去。社会团体的行为是从“诚信友爱”的角度出发，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减少了不必要的矛盾，并且有效降低了社会的运行成本，同时，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社会团体的社会地位就会不断提升，社会团体的作用也会日益突显，这就要求社会公共管理要注重社会团体的意见，社会团体也同样会在社会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促使“诚信友爱”在更大范围内扩张，促使和谐社会的形成。
三、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困境
(一)社会团体的成立受到限制
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权力意识也逐步提升，开始尝试组建各类社会团体。1989年，我国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将社会团体的登记与管理工作交付给民政部。通过多年的实践，基本上形成了固定的管理体制[7]。然而就当前的社会团体登记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一，政府对社会团体的数量严格限制。《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社会团体组织的申请需要得到行政区域内民政部门的审批，具有业务类似、社会作用不显著的社会团体，民政部门可以对社会团体成立申请予以驳回。其二，社会团体成立审批程序极其繁杂，不仅采取两个部门的不同审核标准，经受双监管机制的考验，并且还存在相互推诿的现象，导致很多申请难以被批准。其三，政府对社会团体的成立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包括财产总额、团员人数、聚会场所等，这些都为社会团体的成立设立了“门槛”。
(二)社会团体的运行受到限制
由于业务主管机关会参与社会团体的监督与管理工作，它会对社会团体的财务状况、成员任免情况、社会活动参与情况等都会进行指导与干预，而业务主管机关是政府部门的下属机关，这就意味着具有民间群众性质的社会团体同样需要在政府的“指挥”下运营。在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工作中，政府颁布了双重管理体制，阻碍了社会团体的发展。通过上述可以看出，社会团体的运营自主权没有掌握在社会团体成员自己的手中，成了政府部门的一个“社会工具”，它在政府部门的指示下完成各类社会公共活动，没能真正实现自身在推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社会建设的作用，存在的意义也与预期有所偏离。
四、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创新路径研究
(一)政府角度
转变管理理念。政府从以前的刻意回避开始转变为积极鼓励、有力支持。政府也开始充分认识到社会团体在社会公共管理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应该是和谐的合作关系，而非管控关系。政府应该做好自身的工作，在促进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公共管理中要为社会团体提供充足的、有力的支持保障，给予社会团体充分的自主权与自由发展权，让其实现自身的价值，体现存在的意义，吸引更多的社会群众参与到社会团体中来，使社会团体的力量壮大，发挥其在社会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使社会团体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
完善法律体系。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进一步完善与社会团体有关的法律体系。这就需要我们要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充分考虑与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发挥群众共同的力量与智慧，确立社会团体发展的基本法规，再从行政管理的层面，制定系统的专项法规，保证社会团体正常运营。第二，完善社会团体主体资格的法律法规。我国存在大量的民间社会团体，通常由于登记要素高，运营管理受到多方限制而没有进行登记，导致社会团体管理混乱，无法发挥其自主性。因此，有几项重要的事项应该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包括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团体的登记办法，如何避免政府管理社会团体时出现行政化倾向等。
完善监管制度。完善监管体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建立社会团体的良性竞争机制。允许同一业务范围内出现相同的社会团体组织，但是不要出现垄断现象。第二，完善税收监管制度。针对社会团体的公益性，应制定适当的优惠税收政策。第三，促进团体组织自律，同时接受社会广泛监督。当前大多数社会团体没有自律意识，为促进社会团体自律，首先要让每个社会团体得到合法的资格，接受社会群众的监督，通过外部监督与内部自律相结合的方式，保证社会团体健康成长。
加大对社会团体的扶持力度。当前，我国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因此，对于社会团体也要具备服务意识。首先，要创建政府对社会团体的资助机制。社会团体举办的活动都是社会公益活动，这就给社会团体的日常正常运营带来影响。经费短缺也是民间团体运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政府可以通过长效的资助机制，给予社会团体必要的经济补助。其次，将社会团体纳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事务决策中来。社会团体由社会普通群众组成，代表着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让其参与到政府的公共管理事务中来，同时也将广大民意体现在社会公共管理工作中来。
(二)非政府角度
推行战略规划管理理念。社会团体的组建、运行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长效机制，这就要求社会团体要具有长远的眼光，推行战略规划管理理念。推行战略规划管理理念可以保证社会团体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战略规划管理首先要明确团体的服务宗旨、界定组织的任务，在团体内部达成共识。其次，战略规划管理可以引导成员树立共同的愿景与思想，形成共同的奋斗目标，使团体充满活力与动力。再次，战略规划可以促进社会团体组织改革与制度创新，解决团体内部矛盾，调动团体成员参与各项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社会团体的逐步壮大。
开展多样的筹款活动。社会团体的筹款活动与政治性筹款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将社会上分布的公益资源聚集起来，满足更多人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需要，同时也有效解决了社会团体的经费问题。为了保证筹款的数量可以满足社会公共活动需要，还要保证筹款活动有效性，社会团体首先要对筹款活动进行系统的规划与设计。确定筹款的去向、资助对象，以及给哪些人带来帮助等。其次，为保证筹款活动的有效性，需对筹款活动的筹办进行专业性的指导与管理。再次，拓展多样的筹款渠道。
制定促进社会团体健康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社会团体的人力资源是维系社会团体正常运转的人事力量。社会团体制定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应该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素质与技能，改进工作态度，提升工作技巧。在培训工作完成以后，还要对培训结果进行考核，给员工施加一定的约束力。还应该通过创建与实施薪酬激励机制刺激员工潜能的发挥。激励机制除了合理运用物质激励手段之外，还要采用精神激励手段，让员工在精神上也得到满足。对员工进行绩效测评是考查员工工作是否达到团队工作要求的主要措施，同样可以促进组织的发展。
建立有效的自律机制。随着反腐工作的深入，社会团体要建立有效的自律机制。第一，创建组织内部的自律规范，针对社会团体的特点与各个职能部门负责的工作内容，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自律规范。第二，与其他社会团体合作，或者与具有共同业务类型的团体合作，制定组织联盟自律规范。组织联盟自律规范主要包括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协调规范以及组织运行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定。第三，构建问责机制。问责机制的构建可以为政府、群众监督社会团体工作提供重要的渠道，可以增加社会团体的外部监督力。
社会公共管理需要全民参与其中，社会团体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应该在社会公共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工作还存在诸多困难，这些困难不仅阻碍了社会团体健康稳定的发展，还制约了它在社会公共管理中作用的发挥。因此，我们应该创新思路，积极探求实现途径，使社会团体可以真正参与到社会公共管理工作中来，并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公共管理体会篇4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都需要有充分的社会活力和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做支撑，而这些条件的产生又都依赖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我国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关键是解决好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在我国，社会管理不论采取何种形式，论文联盟政府都要起到主导作用，政府只有通过构建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才能“纲举目张”地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各个方面。公共服务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前提和条件。只有以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为基础，才能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一、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
所谓社会管理，就是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创造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在任何国家，一个稳定、和谐与发展的社会都离不开有效的社会管理。通常情况下，社会管理包括两类：一类是政府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制约，即政府社会管理。政府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为增进公共利益，依法对社会事务实施的组织化活动；另一类是社会（即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的行为，即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现代社会管理是政府干预与协调为主导、非营利组织为中介、基层自治为基础、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
所谓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
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关系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既是统一的，又是有所区别的，两者互为前提，相兼互补，公共服务是基础，社会管理为保障。社会管理虽然有控制和监管的一面，但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服务是根本。
首先，从基本特点看，社会管理主要体现现代行政管理整合性的特点，也就是说，社会管理是一种综合的、多元的管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体的互相配合与合作的结果。而公共服务则主要体现现代行政管理公众性的特点；其次，从核心内容看，社会管理主要体现在规范性上，主要管理和规范各种社会事务，包括社会公众、社会稳定、社会治理，而公共服务主要是提供和满足公共需求的服务，包括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再次，从行为模式看，社会管理主要是以行政强制为基础，以法律、法规为保障对社会进行调整和约束，强调政府履行义务，突出政府主导、主动作用，而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公民权利。
三、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控制人口增长、减少贫困、普及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也达到了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还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存在着许多亟待解
转贴于论文联盟
决的突出问题。
（一）“管理就是服务”的社会管理理念淡漠
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中，政府扮演着全能角色，对社会公共事务采取大包大揽的做法，效率与效益低下，许多社会事务既管不了也管不好，社会矛盾纠纷和仍然大量存在。虽然“管理就是服务”的社会管理理念已经不是什么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但直到今天，在我们广大的社会管理机构和人员中，“管理就是服务”的社会管理理念仍然相当淡漠，这无疑会对社会管理实践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提供物品和服务（以及规则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物品和服务可以使市场繁荣，使人民过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可以说，拥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是一个国家公民的福气，政府只有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才能够有效地处理各种冲突和纠纷；否则，会导致社会矛盾重重，犯罪频发，当然也就谈不上发展了。
（二）社会管理滞后，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事业发展等问题，社会结构的调整落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社会安全网建设较慢，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公共卫生覆盖面较低。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日益扩大。在市场上实物产品大量过剩的同时，公共服务供给却严重不足。因此，在城乡不同程度出现了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停车难等民生问题。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按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我国已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我国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共需求将出现总量上升、质量提高、需求多元的特点，这就要求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总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根据亚行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该比重高达28％。显然，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总量存在严重不足。
（三）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单一，效率不高
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内占据着主导地位，承担着绝大多数的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有其自身的必要性和独特优势。政府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依托，可以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承担起那些投入大收益低、私人部门不愿提供的项目，如保护空气和水的清洁。一些特殊领域，如电力、铁路、民航、供水等关系国论文联盟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提供，私人机构由于具有追逐利益性的特征，会使此类公共服务的提供无法得到保障。政府作为主要提供者可以更加有效地兼顾社会公平，防止个人利益的受损，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但这种单一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弊端：首先，由于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过于强势，而市场中的其他组织与其相比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因而在没有任何外部动力和刺激的情况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就会存在效率低下，不计成本，缺乏创新等问题。其次，公共资源易被独家垄断，服务态度差，难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公众需求，这些问题的存在既影响了政府形象，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再次，阻碍了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壮大。政府过多地包揽了公共服务，极易造成个人对政府的过分依赖，由此也抑制了社会中介组织或第三部门的发展。转贴于论文联盟
（四）政府存在自利性，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不高
“所谓政府的自利性是指政府并非总是为着公共目的而存在，政府在公共目的的背后隐藏着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这一特性称为政府的自利性。”［2］在现实中，政府往往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要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另一方面还要为政府组成人员或自身内部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谋求有利条件。同样的道理，政府在所采取的社会管理手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自利性倾向。众所周知，政府本身是没有利益而言的，但并不代表政府的组成人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和组成部门没有利益，而且这种利益是依赖于政府的强制力来实现的。政府自利性的负面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如工程建设项目缺乏严格科学的论证和管理，“政绩工程”、“献礼工程”、“豆腐渣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官僚作风、形式主义等影响了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公共服务质量。
（五）社会管理缺乏监督，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失衡
我国政府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因缺少公众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参与和监督，导致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失衡。首先，许多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政府服务未能及时跟上，如老龄人口服务、流动人口服务、农村公共服务、就业服务、贫困群体服务、法律服务等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位现象。而同时又存在着盲目扩建公共服务项目的问题，如，有的一味地扩大政府直接投入，因超出政府财力所及，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有的为了快出政绩，大举兴建超出本地财政能力的政绩工程，资金不够就想方设法集资摊派，征收税费，借贷挪用。其次，东部地区经济条件较好，资源充足，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比较高；而中部和西部的一些地方由于资源条件落后，底子较差，公共服务的供给呈现出短缺的态势。再次，对农村和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水平大大低于对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公共服务严重短缺，出现了因教育返贫和因生病返贫的问题。
四、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一）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强化公众服务导向
改变政府社会管理理念的首要选择就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强化公众服务导向，就是公共服务提供从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民本位转变的一个根本选择，也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正确关系的体现。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官僚机构，而是以公众服务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的开放式、互动式的政府。具体做法包括：第一，在管理活动中，政府不仅要循着命令链对上级负责，还应当更多地对公共服务对象负责；关心顾客，特别是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第二，努力提高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需要主动了解公众需求，测评公众满意度，并建立有关了解民意、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以及制定相应的规则和程序，以提供公众满意的公共物品。第三，政府公共服务应当以社会大众的评价为主，以服务对象的评价为主，要加大公众影响比重，对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务员，在考核上也应当加上公众评价这项内容，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奖惩。以上这些做法核心的内容就是为顾客提供服务，让顾客满意。在创新社会管理、重塑公共服务理念的进程中，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这个根本原则，使全体人民都能公正、公平地分享、共享到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因为“以人为本”既是社会管理的要求，也是公共服务的本质内容。
（二）合理划分财政支出，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
合理安排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从横向看，我国政府由于长期重视经济发展，使得经济性职能的比重过高，社会性职能的比重偏低。要加强社会管理，就要逐步降低基础性和经济的支出比重，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支出，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纵向看，我国各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却承担着核心公共服务的支出，不堪重负。因此，中论文联盟央政府必须承担起提供核心公共服务的责任，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支出，适当增加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的支出。各级地方政府则应根据地区财力的不同承担不同的支出责任，如较发达地区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中央政府必须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尤其要加大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让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都能达到全国最低标准。
（三）培育社会自治力量，推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
社会管理创新要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公转贴于论文联盟
共服务供给合作治理模式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强调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向社会组织的转移。此外，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要求尽快改变以政府为唯一中心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步建立起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多中心”供给模式。因此，政府要有意识地培育一些社会中间组织，提高整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扩大社会的自我管理范围，从而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善。首先，政府必须积极培育各种民间社团，即积极培育各种带有自治性、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社会组织不是附属于政府的准政府组织，而是应该独立于政府行政控制之外的市场主体，因此，应该落实各种社会组织的经营和管理自，确保各种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较为广阔的自主活动领域。其次，政府应树立平等观念。政府也是社会中的一个组织，应该注重与其它社会主体的协同合作。政府不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不是新公共管理所说的掌舵者，而应该是促进各主体间协同合作的催化剂和粘合剂，。
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不再由政府独自承担，许多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而使政府可以部分甚至完全地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通过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利用和管理，实现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同时将需要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给各种社会组织，通过提供资助补贴、减免税收等优惠方式，引导非营利性组织提供某些公共服务项目。
（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服务效能，是现代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趋势。即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适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利用市场主体和市场力量来执行和运营某些公共服务项目，并利用市场竞争压力，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当然，仅仅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由政府转移到私营部门，不一定能够提高效率。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是服务提供者之间是否存在竞争，而不在于服务到底是由政府部门还是民营部门提供。这就需要成立多家竞争性的服务供给机构，打破传统划片服务的方式，通过市民在市场上行使自由选择权即“用脚投票”，使公共利益得到满足和实现。此外，作为市场机制的一种特例，“合同出租”或“外判服务”已成为日益看好的服务供给方式，即政府在对公共服务项目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的基础上，将一些服务项目以出租合同的形式承包给富有责任感、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私营组织或社会团体来提供，从而达到低成本、高效益的服务目标。
（五）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实现公共服务的民主化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社会需求，因此，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就必须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导向，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到对社会管理的监督当中，以保证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首先，引入公民参与机制，把论文联盟政府决策建立在民主化的基础上。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建立在公民和社区团体之间的利益充分协商和协调，进而创建了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可以说，让政府的社会管理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得以高效实现的条件之一，就是引入公民参与机制。要广泛征求公民的意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切实提供真正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次，努力拓宽公民参与的途径。充分借助现代电子技术，实现网络时代下公民参与渠道的立体化、多样化，构建高效、便捷、透明的公民参与网络。再次，完善社会利益的沟通协调机制。政府在供给公共服务之前，必须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意。也就是说，公民需要哪些服务，这些服务应该怎样供给，都必须经过公民的广泛探讨而确定。在政府与公民发生矛盾和利益冲突时，政府作为推进社会和谐的主导力量，只能采取公共性的办法，在合法化、规范化的制度框架内，通过政府与公民间平等的对话、沟通，并采取协商、解释、劝说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转贴于论文联盟
（六）统筹公共服务制度规划，推进公共服务的均衡化
完善政府社会管理服务体系，需要有统筹公共服务的制度规划。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顺利推进，必须统筹规划，从制度层面出发，注重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系，找准切入点，实现重点突破，提升整个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⒈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必须考虑优先次序，实现重点突破。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来看，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应该以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作为突破口。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是我国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和完善的重点和切入点。原因在于，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程度最严重，农民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最强烈；第二，农村情况很复杂，自然状况差异甚大，为我们采取多种模式提供了契机；第三，各级政府对农村的投入将逐步增加，为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提供了物质条件；第四，后农业税时代的乡镇机构改革，为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提供了组织保障。此外，在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过程中，改善农民的就业状态是下一步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最大挑战。这包括：一是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二是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论文联盟三是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在此基础上，应该考虑率先恢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建立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公共管理体会篇5
目录
一、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改革
（一）日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若干特点
1．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2．社会保险实行立法、行政、执行、基金管理、监督等
各机构分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3．咨询和民间协助制度
4．偏重于国家责任的混合型的社会保险财政结构
5．年金保险费的修正积累制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1．影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因素
2．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1．社会保障的立法问题
2．社会保障的决策体制与管理体制
3．社会保障的财政结构
4．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问题
5.突出重点、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6．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内容简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困扰：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养老金债务转嫁新制度等等，致使脆弱的社会保障基金受到的巨大压力而陷入财务危机；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存在较大风险；政府规避直接责任，企业负担沉重，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迟缓；立法宗旨存在偏误，立法层次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遵循，既要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出发勇于探索创新，也有必要从外国的经验中寻求有益的借鉴。本文从日本社会保障的体制层面着眼，选取若干对中国的现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体制性特征略加评述，并就日本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危机及其成因、改革的基本趋势等问题加以概述。继而运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加以分析；着重从社会保障的立法基础、决策与管理体制、财政结构、资金平衡，以及扩大覆盖率和建立多层次保障体系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系中日两国学者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展望》的子课题。该研究课题受是日本外务省资助的“中日两国政府间2001年学者交流计划”项目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学者（6人）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野村证券的研究人员分工完成。本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中心特邀研究员，负责本项子课题的研究。研究成果于2002年3月在日本东京研讨会上交流、发表，并结集成册，同年在日本以《中國社會保障改革の衝擊》（日文版）为书名出版发行（日本东京，劲草书屋，2002年11月15日版）。因本课题版权协议的限制，本文系首次在国内发表。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着一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传统社会保障体制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而解体。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努力探索并积极推进建立全国统一、完善和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也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困扰：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养老金债务转嫁新制度等等，致使脆弱的社会保障基金受到的巨大压力而陷入财务危机；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存在较大风险；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迟缓，发展很不平衡，企业负担沉重；立法层次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处在不断深化和探索的过程中，它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遵循，既要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出发勇于探索创新，也有必要从外国的经验中寻求有益的借鉴。
在战后初期，日本即奠定了社会保障的法律基础，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迅速发展。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原有的制度，并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适合社会变动的制度和法律加以修改。当前，日本的社会保障正面临着经济景气不振、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动、雇佣形态改变等因素的挑战或考验，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确立的现存社会保障体系实行改革或调整已势在必行。
目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艰巨而迫切的任务，虽然两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各异，社会保障的发展层次、水平悬殊，导致社会保障危机的历史成因亦尽不相同，然而对各自的特殊性加以抽象即可观察到，两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均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它源自于社会保障的基本属性及其共同的社会历史作用。正是由于这种同构性的存在，使得中日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和相互借鉴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改革
（一）日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若干特点
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5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可归纳出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或特征，这些经验和制度特征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不无启迪或借鉴意义。本文仅从体制的层面着眼，选取若干对中国的现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体制性特征略加评述。
1．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日本是个注重依法治理社会的国家，每一项社会、经济制度的出台，均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程序，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亦是如此。战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即是相关法律不断完备、充实的过程。日本现行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绝大部分是在战后的前20年间（即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制定或修订的，它们作为日本社会保障的法律基础，对于在较短时期内完成社会保护体系的筹建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从立法结构和形态上看，日本狭义的社会保障法律部门大致可划分为社会保险、公共扶助、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及医疗等4个子部门，其中每个子部门均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体系。虽然日本没有根本性的社会保障法典，但该法律部门中的每一单行法均是由立法机关设立的，具有国家法律的属性。从而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高层次的、与社会保障事业配套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提供了严密的法律依据。
从立法基础和宗旨上看，日本的社会保障是建立在保障公民生存权利的立法理念之上的。这一理念的确立始于战后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实施了诸如承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等一系列民主化政策，即由国家来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2]1950年10月，社会保障审议会《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书》以1948年宪法第25条关于“任何国民都拥有享受健康的、文化上最低限度的生活权利”、“国家要努力提高和增进有关一切生活方面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及公共卫生”的表述为基础，确立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社会保障就是对疾病、负伤、生育、残障、死亡、失业、多子女及其他原因造成的贫困，从保险方面和国家直接负担方面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对陷入生活困境者，通过国家救助，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与此同时，努力增进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以便使所有国民都能过上真正有文化的社会成员的生活。”
从立法过程上看，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与政党、雇主团体、工会团体共同参预的原则。在日本，国家、利益集团和各阶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各异，其中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安排往往占居主动地位，但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有时是起关键作用的影响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往往经过广泛的争议和酝酿，最终通过一方或各方的妥协或合作告终。在日本独特的终身雇佣制和社内工会制度下，劳资双方在对待社会政策的立场上往往较易达成妥协。80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即是社会各参预方斗争和妥协的产物。[3]法院则以独特的角色参预社会保障事务，它不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发起者，其法律地位和职责主要是裁决诉讼而不是形成社会政策，但法院对社会保障权利的追认以及对立法、行政主体的制约作用在社会保障的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4]
2．社会保险实行立法、行政、执行、基金管理、监督等各机构分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立法机构。
立法权属于国会，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修订由国会审议批准；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投资需由国会决议。
行政管理机构。
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为厚生劳动省，负责社会保障的调研、规划、调整和审查；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为都道府县。
执行机构。
中央执行机构为社会保险业务中心，负责汇总、处理地方执行机构的投保人资料。地方执行机构为都道府县的民生主管部门及社会保险事务所（系社会保险厅的派出机构，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和基层公共法人组织（如健康保险共济组合、国民健康保险共济组合）。中央和地方两级执行机构实行计算机联网，社会保险事务处理实现了“在线化”。
审查机构。
日本政府根据《社会保险审议官和社会保险审议会法》，专门设立了社会保险审查制度。经厚生大臣任命，在各都道府县配备2名以上的社会保险审议官，是为第一审机构。负责第二审的机构是由5名委员组成的社会保险审查会，审查会的委员须经参众两院批准、由内阁首相任命，任期为3年。审查对象涉及受保人的资格、标准报酬、保险款项的发放以及保险费征收等方面。审查程序是：受保人可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地方审议官申请审查，无须负担特别费用；若对地方审议官的一审裁决不服，可以向社会保险审查会申诉；审查会的审理公开进行；若对审查会的二审裁决不服，当事人可向法院提讼。
保险基金管理机构。
为了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独立性，政府设立了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特别会计，分别负责统一管理全国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特别会计的收入为社会保险缴费、国库负担及保险基金运营收入；支出主要用于年金给付和福利设施投资。
特别会计要将收支节余额的大部分“预托”给财务省资金运作部，
后者将这部分积累金与邮政储蓄金、简易保险资金、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政府保证债券等统一纳入国家财政投融资计划。“预托”金大部分用于购买国债和长线投资，其余部分交给厚生年金福利事业团、地方公共团体和其他机构具体经办。此举不仅可以使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重点建设，而且有利于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300余家保险公司负责保险费的收取和支出。
监督机构。
日本设立了社会保险基金联合会，其总部设在东京，在各都道府县设有分支机构。联合会作为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的中介机构，专事医疗保险费用的监督，对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开具的催款单进行审查。对于符合国家有关药品和医疗规定者，送交受保人所属的保险公司以便履行向医疗机构付费的程序；反之，则提出质疑返回医疗机构重新办理。
实行上述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使有关部门和机构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社会保险的业务程序清晰、高效、严密；有利于保险事业的发展。
3．咨询和民间协助制度
咨询制度。
专家咨询是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是内阁首相的咨询机构，其职能是对全国性的社会保障计划、立法、运营大纲等进行审议，在日本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日本政府还设有医疗保险审议会和年金审议会，是为厚生大臣及社会保险厅长官的咨询机关，对运营进行审议；在各都道府县设有地方的社会保险审议会，负责对医疗保险机关进行保险适用资格的批准和取消；在厚生劳动省设有中央职业安定审议会和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审议会，对雇件以及劳灾保险进行审查。
民间协助制度。
这是一类旨在动员民间力量协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的制度。社会保险委员会制度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制度之一。这项制度规定，凡是2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都要设专人负责社会保险事务，这些人由所在都道府县首长聘为社会保险委员，社会保险委员对本单位的领导及职工社会保险问题进行指导，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社会保险事务所设有社会保险相谈员，负责对未满20人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巡回指导及业务联络。社会保险委员和社会保险相谈员之间保持经常性的业务联络，在工作上互助协助。
4．偏重于国家责任的混合型的社会保险财政结构
在社会保障责任的归属问题上，日本贯彻了混合性原则。即：公共救助部分依据的是必要原则，由政府承担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责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部分主要依据贡献原则，其社会保险资金来源采取受保人、雇主、政府三方分担的原则，[5]其中政府责任占有较高比例。日本的社会保险资金主要包括保险费、公费和其他（如资产收入等），根据最近统计，保险费占57%（受保人26.9%，雇主30.1%），公费占31%（国库支出27%，其他公费4%），其他来源占12%。[6]政府除负担每年养老金支付额的三分之一外，还免除了生活困难者的保险费缴付义务，对于由于特殊原因无法享受其他年金者通过福利年金提供帮助，并且负担社会保障事务的全部管理费用。这一收入结构，既顾及了广大受保人和雇主的承受能力，又考虑到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的可能，与以政府税收为主的英国北欧型和以社会保险收入为主的欧洲大陆型相比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战后日本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显示了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人口结构变动以及国民生活意识的转变，国家财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98年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缺口近300万亿日元。[7]
5．年金保险费的修正积累制
修正积累制的特点在于保险费率根据支付和积累的需要，实行分阶段调整，保持相对稳定。日本的公共年金大体上每5年进行一次核算。为了保证修正工作符合实际，政府组织专门人员对出生、死亡等人口自然变动情况进行预测，据以对未来65年的年金收支情况进行滚动预测。如果前一次财政核算中的预测与实际不符，则对保险费率进行调整，以稳定年金财政。运用这种方法，有利于保证年金的积累和支出。
虽然中国与日本在养老金筹资模式上迥异，但修正积累制对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部分的积累和支出的调整不无借鉴意义。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1．影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因素
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经济社会环境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完善；但在步入70年代中期以后却遇到了多方面问题，且这些问题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呈现出日趋严峻之趋势。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问题，有属于其自身结构方面的，也有属于其外部条件方面的。就外部条件方面而言，最主要的是经济增长失速、人口结构变化以及雇佣制度与家庭结构变动等三方面问题。[8]
（1）经济增长减速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双重压力。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扩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步入70年代中期以后，以1973年的石油冲击及其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为转折，日本经济增长即呈现出明显的减速甚至停滞之势。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从1991年起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尽管日本历届政府已数次出台复兴经济的方案，但一直未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经济增长的滑坡，至少从两大方面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导致国民经济总体规模难以迅速扩大，致使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放慢、增长规模相对缩小，从而严重削弱了社会保障得以扩展和完善的财政基础。其次，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企业倒闭不断增加，致使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从而大大加重了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在失业与雇佣保障方面的负担。
（2）人口结构变化使社会保障负担加重。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迅速扩展和完善的另一重要条件，是人口年龄结构尚未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遇到沉重的人口高龄化压力，老年人口带来的社会保障负担相对较轻。然而，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等原因，日本人口高龄化的进程在步入70年代后也迅速加快，人口高龄化程度也随之迅速提高。日本的人口高龄化系数已达1990年已达12.0%，而且这一系数还呈现出升高的趋势，到2025年将达27.4%。[9]伴随人口高龄化速度加快、程度提高，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年金者的数目日趋庞大，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造成了日本政府日趋严重的财政负担，以致成为当前日本社会保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
（3）终身雇佣制度开始松动。在战后的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所通行的雇佣制度即是所谓“终身雇佣制”，公司雇员一般不中途转厂，雇主亦很少单方面解雇雇员，即使在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时期也同样如此。终身雇佣制的广泛存在，至少从两方面减轻了社会保障的负担：其一是大大缓解了失业问题，减轻了社会保障在雇佣与失业方面的负担；其二是企业为鼓励其为企业献身并减少其后顾之忧，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术培训等多方面的内部保障项目和设施，起到了替代和减轻社会保障负担的作用。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面临经济增长减速而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终身雇佣制也开始呈现解体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大企业更倾向于采用短期雇佣、临时雇佣方式，劳动力在企业间的流动日趋加速。雇佣制度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加剧了失业问题，从而加重社会保障在雇佣与失业保障方面的负担；另一方面又降低了企业建立企业内部生活、健康等保障项目的积极性，而把大量的保障负担推向社会。
（4）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日本的家庭结构也处在迅速变化之中，其主要趋向是家庭核心化、家庭老龄化、家庭独身化、家庭小型化和家庭主妇就业化。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从多方面削弱了家庭的保障功能，把原来由家庭承担的一些保障事务推向社会，如在家庭成员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家庭核心化又使子女与其年迈双亲的同住率大大降低，家庭小型化和家庭单身化则大大降低了传统家庭的相互扶助和赡养能力，而家庭主妇外出就业又将照顾年老双亲的责任推向了社会等等。这些因素产生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大大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从而成为当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政府的租税收入不足，财政困难增大，而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却急剧膨胀，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2．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
日本的社会保障改革由来已久，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即着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整，80年代以后改革力度明显加大。1982年日本“第二次临时行政改革调查会”提出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建议，1986年日本政府制定《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8年发表《关于实现长寿、福利社会政策的基本考虑与目标》，1993年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公布咨询报告，提出社会保障新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应该是为了全民的利益，由全体国民来建立、支持的制度”，主张对社会保障制度从整体上重新加以认识，使之适应国民需求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家庭及地区的变化、女性作用的变化、劳动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的变化，并使之在21世纪依然能够持续下去。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
（1）努力抑制社会保障费支出的过度膨胀，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改革的目标首先集中在国库存负担最大的社会保险部门。在公共年金方面，1994年出台了年金改革法案，决定从2001年起把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推迟到65岁，对无工作或低薪的劳动者，可在60-64岁期间支付部分养老金。为解决财政薄弱的年金部门负担过重的问题，除采取国库存重点帮助和调整各年金体系间的财政加以解决外，政府还积极谋求实现年金制度的一体化。在医疗保险方面，1982年制定的《老年保健法》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医疗公费负担”制度，规定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各医疗保险制度共同负担。1984年设立修改健康保险法时又规定：60-70岁的老人是受雇者医疗保险的适用对象，把补助医疗费的标准由100%降至90%，以降低政府对国民健康保险的补贴率；同时废止了“临时工（日工）保险制度”，将其纳入其他健康保险。1986年和1991年两次对老人保健法进行个性制定了全体国民负担老人医疗费制度。1992年在健康保险中第一次导入了“中期财政运营方式”，以便在大致5年间取得财政平衡，同时降低保险费率和国库补贴率。
（2）在考虑国民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保险金缴纳率，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实行费用征收多元化。1994年的年金改革法案规定，厚生年金的缴费比率从1994年10月起，由月标准收入的14.5%提高到16.5%（劳资双方平均分摊），1995年10月再提高0.85%；1995年后从受保人的年中和年末奖金中（各相当于1个月的工资），提取1%的保险金（劳资均摊）。然而,日本政府迄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能遏止社会保险财政赤字的扩大趋势,除国民健康保险以外的所有保险制度都呈现的财政赤字，政府的基本对策是提高缴费率。厚生劳动省在1999年拟定了一项养老保险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将给付水平降低20%、同时降低投保费率，今后的改革方向将是降低工资替代率、逐步缩小公共年金规模、扩大企业年金。但由于受保人（公、私雇员）和工会组织对于降低替代率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国会未予通过上述议案。日本政府在2001年1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针对老龄化而制定的、以提高缴费率和增加个人负担治疗费比率为主的重建医疗保险财政方案，拟于2002年实施。
在税制改革方面，扩大中间税征收比率。1998年日本首次引进消费税，90年代以来通过提高消费税的征收比率（1997年后为5%）来保证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此外，通过提高某些社会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和扩大有偿服务范围，以减少政府支出部分。
以上这些做法尽管采用的方式不同，但最终都将直接或间接加重国民的负担。因而如何取得国民的广泛共识和支持，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
（3）倡导社会保障事业的社会化，重视各社会团体和家庭有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日本十分重视发展居民参与社会福利的机制，90年代以来，由居民创办的各种营利性家庭服务团体有较大的发展。一些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也主动参预社会福利事业，通过各种慈善活动积极为社会作贡献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1．社会保障的立法问题
立法基础。
社会保障是以社会安全为目标、以社会公平为原则、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为宗旨的社会公共政策。现代国家大都将自然法关于人的生存权利的自然秩序在宪法中予以确认并承诺保护。在这些国家，宪法对于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予以保障的承诺成为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渊源和基础。在中国，宪法虽然没有使用“社会保障”这个概念，但在有关章节中对国家责任和公民权利作了相应的表述。[10]
然而，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作为社会保障立法的基础地位往往受到忽视。在论及有关建立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因或依据时，人们往往援引的是中共中央和政府的文件或决议，而这些文件中没有对社会保障给出清晰、完整的定义，对社会保障的理解多偏向于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功用，或者将其局限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层面。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着功利性目的，在制度设计上强调效率高于公平、减轻政府责任，使社会保障在弥补市场缺陷、公平收入分配、吸收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方面的作用受到忽视，并且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强化谨慎性预期心理的原因之一。对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立法基础的模糊，或许是造成中国社会保障立法滞后的原因之一。
立法形态。
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障法的体系框架，在结构形式上基本涵概了当代社会保障法系的外延。[11]但从立法形态上看，尚处于较低层次，大多是作为政府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颁布的，或以政府政策的形式出现，不具备国家法律的形态，其刚性和约束力较弱；在法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意志而非国家意志；由于不同政府部门的立场差异，一些法规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在实施过程中易产生矛盾或者衔接上的真空；在不同利益主体的搏弈倾向下，其实施中的随意性较强，实施效果易打折扣。从先进国家推广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来看，应在体系创建初期就将强化立法列为根本，以此保证和规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建立全国统一、完善、规范的社会保障制体系的迫切任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参照有关国际组织所制定的社会保障规章和原则，借鉴各国社会保障立法的经验，加强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建设、提升立法层次、使之从政府意志升华为国家意志，是其中一项根本的、战略性的任务。
目前，中国的专家学者在先制定根本性的社会保障部门法还是先行分项制定社会保障的单行法问题上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处在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和推进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制定一部确立社会保障的目标、宗旨和原则，明确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团法人、商事组织、公民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各参预主体之间法律关系，并且能够用以规范相关单行法律或法规的制定的、总括性的社会保障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部门法的建立，有利于该部门法系的立法完善，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正常的法制轨道运行。
2．社会保障的决策体制与管理体制
由现有的决策体制和立法形态所决定，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过程基本上是在政府部门内部完成的。尽管某项制度的出台，通常经过一定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试点运行、总结评估到决策选择的过程，但在封闭的和缺乏透明度的状态下做出的决策，难免因决策者认识上的局限或政府意志的作用而造成失误。[12]在这方面，日本的立法机关审议批准体制，法定的专家咨询机制（社会保障审议会制度），受保人、工会、党派、雇主组织、自营业者组织等社会各利益团体广泛参预的决策体制，[13]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社会保障的管理、执行、基金运行、审查、监督体制的建设方面，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措施并逐步得以规范和完善。需要强调的是，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建设方面，中日两国确有诸多需要交流、学习与借鉴之处。除前述若干问题外，日本法定的专家咨询制度、民间协助制度以及保险费的定期审议、修正制度，对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亦有重要的、现实性的借鉴价值。
3．社会保障的财政结构
在社会保险费筹资上，中国政府确立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原则。从形式上看，中国的这种社会保障财政收入结构与日本具有同构性，但各责任主体的负担比例与日本有较大的区别。在中国，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职工的缴费，1999年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中，企业缴费占78.2%、个人缴费占21.8%，2000年则分别为78.9%和21.1%；[14]而日本1998年雇主和受保人在社会保障供款额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2.2%和47.8%。[15]从政府责任方面看，在中国1999年的国家财政决算中（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与“抚恤和社会救济费”之和为523.52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45%（在该年度预算中，这两个项目的支出预算为346.94亿元,仅占总预算的2.39%）；[16]日本在90年代初期，社会保障及福利支出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即达到37.52%的水平。[17]两相比较，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社会保障中的畸低或畸高责任，与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社会保障财政结构的现状，反映政府角色定位上的偏差，并制约着某些改革目标的实现。改变由国家过度包揽的传统保障方式、减轻政府负担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主要方针之一，它比较符合当前社会保障领域改革的世界潮流。但将政府角色仅限于制度供给和最终保障、缺少法定的直接责任的定位则有失妥当，未能体现宪法确立的国家在保障公民生存权利上所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通过引入个人帐户，实现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的目标，但在负担结构过于偏重经济目标而忽视了社会目标、尤其是缺乏政府的直接责任的状况下，企业负担并未因个人责任的增加而降低至合理的水平，而一些地方政府为弥补社会保险基金缺口又极力提高企业缴费水平。[18]由于企业负担偏重，影响了保险资金的征缴（由于企业的逃费、避费倾向），制约着“广覆盖”（由于企业拒保倾向）和“保障方式多层次”目标的实现。同时，由于政府力图依赖社会保险基金清偿养老金历史债务而产生的养老金财政危机，以及强调以“低水平”和个人责任为特征的长远目标，导致了公众对改革的恐慌心理和对政府置信度的下降，由此引发了“提前退休”、“突击看病”等严重问题，并且进一步强化了谨慎消费、增加储蓄以防不测的普遍心态。当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便开始强调社会安全和政府责任，制定短期应急措施，投入巨额资金仓促应对。应当看到，政府所采取的事后补救行为，实质上是社会保障机制对政府责任的强制性复归。与其规避政府责任、引发制度运行波动后再予以补救，不如确立政府责任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稳运行。
4．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可以归结为社会保障基金在经济周期和社会结构变动中保持平衡的问题。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主要取决于基金的征缴、给付水平，基金运营收益率的高低，以及国家财政的支持力度。而这些因素又均受到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制约。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动时，会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动是渐进的，其变动的长期趋势是可预测和易于把握的；经济运行状况则相对存在较大的变数，除了其自身正常的波动周期以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决策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之发生不同的作用，并传导给社会保障基金使之发生盈亏变动。因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除了要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目标外，还应预见到经济、社会因素变动对它的影响。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手段具有缓解或吸收经济波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的作用，既使在一定时期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失衡,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其自身亦能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在经济良性发展阶段重新达到平衡。但是，在经济状况长期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基金本身，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从而危及社会保障制度，使之难以为继。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制定的社会保障政策，未能预见到长期衰退的影响，而长期以来的“国债依赖型”财政又使得政府在平衡社会保障基金方面力不从心，后来的改革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何制定一项能够长期平稳运行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由于社会保险的缴费义务与受益权利具有对等性，“低水平”并非是保持基金平衡的有效方法；提高缴费率和降低给付率将因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损害受保人的利益而受到社会保险主要供款人的抵制；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营完全（或主要）依赖于民间或政府，都会使基金平衡面对一定的风险，因而应按照适当的比例合理确定政府、企业、受保人之间的连带责任。从中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运行危机的实际情况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家财政的现有体制、支出结构和监督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将保障社会安全作为政府财政活动的重要目标，并确立以“平衡预算”为原则的财政决策和运行机制，从而奠定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的直接责任和最终责任的财政基础。
5.突出重点、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从以劳动者为中心到全民保障的扩展过程。中国的条件与日本有所不同，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亦应突出重点，有序发展。虽然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其覆盖面已经开始从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逐步延伸到城镇其他经济成份的职工，但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还比较狭窄，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差别过大，众多无权利享受社会保障和处于低水平保障状态中的劳动者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这种社会福利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剥夺了大多数劳动者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且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动和社会安定正在或者将要产生严重的后果。那种囿于“唯生产力论”、忽视社会保障促进生产力发展功能、忽视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保障需求的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制定的社会政策，无益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方向，应该是以城镇劳动者为重点，逐步扩大到城乡全体劳动者乃至全社会。其中，突破“二元化社会”思维的局限，将占中国全体公民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和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尽管中国与日本的具体国情各不相同，但日本解决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历史经验对中国不乏可供学习借鉴之处。
同时，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程中，既要制定社会保障的依据、规范、准则和标准，又要注重完善制度运行中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并且应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充分评估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否则可能因公众疏于参预而使之流于形式。在这方面，日本的国民年金“空洞化”趋势对于中国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19]
6．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在养老保险领域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一个企业雇员，一般可得到由国民基础年金、厚生年金、企业年金（厚生年金基金或适格年金）所构成的三个层次的保障；一号受保人除加入国民基础年金外，还可自愿加入国民年金基金。另外，日本在普遍推行社会养老保险的同时，还有各种商业人寿保险可供人们选择。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灵活地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经济状况的参保人的养老需求。
中国在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初期，也明确提出了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目标，[20]但它的初衷在于改变以往的养老保险资金筹措完全由国家或企业包揽的单一方式，因而在目标设定上与世界银行倡导的“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存有一定的差别。虽然“多支柱”体系的建立包含着基金来源和筹集方式的内容，但它的目的却是从保障老人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出发，确立由国家再分配责任、企业保险责任和个人自我保障责任共同支撑的养老金制度结构，从而建立起一种较为有效和安全的老年生活风险保障模式。在中国，由于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强调减轻政府责任而偏重于企业的责任，也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以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缺少谈判协商机制，使得企业缺乏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能力和内在动力，这是导致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公共管理体会篇6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贵州都匀558013)
【关键词】公共关系基础；教学；医高专
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作为医高专院校中的管理学科与医学学科交叉融合的特殊专业，就业方向为药店营业员、医药公司采购员、保管员、医药企业销售员，企业需求非常大。其中大部分同学未来从事营销工作，也有部分学生走向医药企业的管理岗位。公共关系基础作为管理学类的一门课程，有较强实践性和应用性，其核心理论是：如何树立良好形象，加强双向沟通，从而与公众建立合作、支持的良好关系。公关活动能够带动营销活动，公关意识能促进营销工作，公共关系活动还能够为管理者提供决策参考。因此公共关系基础的知识理论能够指导学生未来在医药企业的相关岗位中，开拓事业，把握发展机遇。然而，在医高专院校中，非医学课程如公共关系基础常常会被认为是副科而不被学生重视，学生没有主动的学习意识和学习兴趣，但事实却证明公共关系基础对于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为扭转医高专院校学生的思维定势，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笔者在几年的授课基础上，针对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总结了一些公共关系基础课程的教学心得。
1外塑形象，内修涵养，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在公共关系基础课程中，核心理念是树立良好形象从而获得公众的支持。在课堂上，学生就是公众，要想得到公众的支持，教师要树立好自己的形象，构建和谐师生关系。主要从两个方面构建，第一，外在形象。在课堂上，教师要注重课堂礼仪，不穿奇装异服，要穿符合教师年龄、气质、场合的衣着，这不仅是体现教师的为人师表，也是体现公关礼仪的基本要求，向学生们言传身教公关知识。第二，内在涵养。教师必须要有内在涵养，如专业技能强，能够引领学生，亲和力好和包容度广，能够与学生真诚相待，并且善于沟通。外貌礼仪需要授课教师多加重视，内在涵养则需要积累和修炼。
学生作为教师的公众，授课教师还要充分挖掘学生的需求，包括心理需求。根据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学生中存在首因效应和移情效应等心理定势，学生会因为喜爱一个老师而喜欢他所讲授的课程，也可能会因为讨厌一个老师而讨厌他所讲授的课程，这被称为移情效应，要想充分利用这个移情效应，就要做一名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从而带动学生喜爱该门课程。而通常学生受到首因效应的心理定势影响，对于老师的评价常常仅凭第一印象。因此，为了有效利用好学生的首因效应，构建与学生的和谐师生关系，公共关系基础的第一堂课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堂课不仅要求授课教师要有良好的个人形象，给学生留下较好的第一印象，更要求第一堂课的设计是创新、生动、有趣的，要充分结合学生的专业特征来设计教学，为学生规划专业发展，使之树立自信。当然教师的形象不仅仅体现在第一堂课，也要贯穿于本课程的整个教学过程。
2以人为本，精心设计，构建学生喜爱的课堂
现代教学中提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以人为本”的关键是“以学生为本”，因此要想课堂有效，就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和挖掘学生的需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具体可以使用以下教学方法。
2.1案例分析法，浅入深处，生动形象公共关系基础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因此在讲授知识点的时候，可以充分利用案例分析法，即借助公关案例，采用交互式教学，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深出浅入地引出活动规律，从而提炼理论知识，同时又将理论知识指导实践，形象生动地促使学生达到知行意合一。由于授课学生为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因此在案例的选择和使用上，尽可能地寻找医药相关的案例，使得学生更有代入感，由于跟专业相关，更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如在讲授公关策划中，策划公关时机这个知识点，为能够生动形象地阐述策划公关时机的关键之所在，引入了“浙江震元堂药店为树立自己企业的形象，策划了在腊八节熬制特制腊八粥免费发放给市民的活动”的案例，使学生更通俗易懂理解公关时机的策划中，理解利用特殊时间如节假日来策划公关活动的具体内涵，案例的使用比枯燥的讲授更能够使学生接受和识记。同时，学生今后工作中还可以借鉴这些经典案例当中的公关理念和策划方法。
2.2情景模拟法，为学生创设实践的机会在公共关系基础课程中，一些章节如公关礼仪、公关专题活动的组织实施等内容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为了掌握学生是否具备将知识点落实到行动中的能力，在授课中可以使用情景模拟法，即为学生创设情境，让学生以主人翁的角色演练该情境中如何应对的过程，这是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一次锻炼机会。如在讲授公共关系礼仪中的日常交往礼仪，为学生创设情境：两名医药企业业务员见面，如何打招呼、自我介绍、问候、互交名片和握手。一方面激发参与演练的学生自我思考，另一方面为观看的学生提供一次生动的教学案例。除此之外，还可以模拟宴请情境、介绍他人的情境、电话礼仪情境等，激发学生学习的趣味性和主动性，引起学生的反思。另外，在公共关系专题活动中，新闻会的组织与实施这个知识点，也可以为学生设立情境，将学生分为两个组，一个组扮演新闻发言人，一个组扮演记者公众，通过学生在模拟场景中的交手和切磋，锻炼了语言沟通能力，检验学生理论转化实践的能力，也为课堂增添了更多的趣味。在情境模拟法中要注意两点：(1)可以先讲授理论再进行情景模拟，也可以先进行情境模拟，通过纠正其错误从而导出正确理论；(2)创设的情境要符合学生实际，可以使学生实际生活中的情境，也可以使学生未来将来面临的情境，如求职、销售等。
公共管理体会篇7
关键词：公共事业管理主体本土化
一、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界定
所谓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是指不以盈利为目的，依照法律规定专门从事对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秩序及安全的维护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性组织和社会性组织的总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
1.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性组织，它们是掌握行政权力，承担着公共事业管理的行政职能，如承担教育事业管理的教育行政部门，文化事业管理的文化行政部门，医疗卫生事业管理的卫生行政部门等等；另一类是社会性的组织，我们通常也把它们称为类行政组织，它们承担部分公共事业管理的职能，但它们不是政府的构成部门，不掌握行政权力，如社会中的各种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城市（镇）公用事业部门（自来水、电力、煤气、公交）等等。
2.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是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及秩序为主要职责。能不能有效地为社会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服务、安全和秩序，是公共事业管理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为社会公共生活提供直接支持和保障的管理部门才是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那些起间接作用的组织（如政府办公厅等行政辅助机构），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
3.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在从事对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组织生产和提供的过程中，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公共事业管理的“公共性”决定了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其活动实质是对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能像私人机构那样要以盈利为目的。公共事业管理尽管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但这种管理活动也需要付出管理成本，那么这个成本费用由谁来支付？我们认为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财政拨付；二是有偿服务收入（按产品和劳务的成本收取的费用）；三是通过社会的赞助、资助、捐赠、收入等筹措的资金。
4.工商组织、行政组织与公共事业管理组织的区别与联系。工商组织与公共事业管理组织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工商组织是绝对的社会性组织，它主要从事社会商品的生产、销售和服务，以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公共事业管理组织既有行政性的也有社会性的，其存在的目的是规划、组织、监督、协调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它不能，而且也不允许以赚钱为存在的目的。必须注意的是，有些工商组织也承担某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但它们属于公共事业的作业层，而不是管理层，它们与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往往是业务委托关系，自然也就不能成为公共事业的管理主体。行政组织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它必须责无旁贷地贯彻和执行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优先保证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实现。而公共事业管理主体，无论作为行政性组织，还是社会性组织，其主要职责不在于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而在于为社会公众的社会生活提供必须的公需产品和服务，它的政治色彩已经大大降低了，比如行政性公共事业管理组织，尽管它在从事公共事业的管理过程中仍然要坚持统治阶级所确定的政治方向，贯彻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但它所涉及的具体事务，大量的是管理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层面的问题。
二、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本土化分析
1.政府是公共事业管理的主要主体。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要主体，是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的公共权力决定的。公共事业管理的目标是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与使用公共资源。为了避免个体理性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必须建立与使用公共权力。所以，公共事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与运用公共权力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不同等级的公共事业管理，需要不同等级的公共权力，但就全社会而言，只有政府才具有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因此，政府必然要管理公共事业并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要主体，这不仅是为了履行政府职能的需要，也是公共事业管理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与和谐的必然途径。
2.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间接主体。对于政党组织，按照学术界的一般划分，它不包含在公共管理主体之内，自然也就不包含在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之内，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出公共管理的主体包括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基本权力，这是由我国的政党制度决定的，按照我国的国情实际，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应该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3.非政府公共组织是公共事业管理的新兴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事业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在成为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公共事业管理的新兴主体。按照科斯定理，政府应该将政府管理不好或不能只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业领域交由非政府公共部门管理或参与管理。非政府公共组织成为新兴的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不仅符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符合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改革方向，它将提高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质量与效率。
4.民众是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主体。民众是公共权力的最终拥有者，运用公共权力进行的公共事业管理必然要有民众的参与，以行使公共事业管理的终极权力。只有民众的广泛参与，只有尽可能地将公共事业管理的本原性权力归属民众，只有尽可能地发挥民众利用本原性权力监督政府在公共事业管理中派生性权力的作用，公共事业管理才能真正实现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根本目标。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构成以政府为核心的逻辑链条，政府起着承上启下的主导作用。这一逻辑链条是：民众执政党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民众。事实上，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逻辑链条也正是我国政治活动主体的逻辑链条。
参考文献：
公共管理体会篇8
一、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起点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公共事务，就没有公共管理。所以，研究公共管理，首先要明确公共事务的内涵、性质与范围问题。
在西方，公共事务是与私人事务相对的概念，是指提供关涉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相关活动。从根本上讲，这种观点来自社会契约论。个人经由社会契约而结成国家，在组成国家的过程中，个人把裁判纠纷等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形成政治权力，由此，国家的基本职责就是管理这些个人无法完成或不愿承担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在这样的逻辑下，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就是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当然也就是符合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这种看法片面强调了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相关性，没有揭示出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也没有反映出国家是为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在保护和实现谁的利益。
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公共事务，是指该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把社会控制在“秩序”范围内，推动社会发展，所进行的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要与要求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它具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二是公益性。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不能只为供给方单独享有，而是会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因此，从形式上看，公共事务的受益对象是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三是多样性。公众对公共物品和服务质与量方面的需求偏好千差万别，而且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公共事务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同时也决定了公共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四是层次性。公共事务所针对的是不同层次的公共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成员范围有大有小，由此，公共事务可分为全球性公共事务、全国性公共事务和地方性公共事务等不同层次。其中，阶级性与公益性是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多样性与层次性是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以根据这一点从理论上把公共事务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所谓政治性公共事务，是指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关，涉及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加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军事、外交。司法、维护公共安全等。政治性公共事务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但同样具有公益性，比如，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不仅对统治阶级有利，也对被统治阶级有益。社会性公共事务是不必然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这类公共事务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显示了较强的社会公益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社会性公共事务同样具有阶级性，都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在阶级社会，国家承担着管理两类公共事务的职责，对政治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称为政治职能，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则称为社会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职能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职能是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处于同等地位，其活动方向、总作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一种错误倾向，即把我国当前政府职能的转变片面理解为以社会职能代替政治职能，强化社会职能必然要以弱化政治职能为前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国家职能的内在统一性。事实上，强化社会职能只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国家政治职能，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职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历史沿革及公共管理的产生
伴随着公共事务的产生，人类社会就出现厂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活动。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主体、客体和手段方面有所不同，根据这些方面的差异，可以把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成长阶段，从公共事务管理产生之初起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还可以分作两个阶段：门）在原始社会中，仅存在简单的社会性公共事务，社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管理；门）在国家产生之后，政治性公共事务产生并日益突出，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主要运用的是经验式的管理手段。
第二阶段是公共行政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政治性公共事务还是社会性公共事务，其内容和范围都迅速扩大，迫切需要通过有效管理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政府最终成为公共事务管理最重要的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保证公共事务管理的有序规范。
第三阶段是公共管理阶段，从周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在这一阶段，社会性公共事务的内容和范围更为扩大，复杂性大大提高。主要依靠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暴露出诸多弊端，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浪潮，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日趋多元化。另外，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许多管理方法被引入公共管理之中，公共管理手段趋于多样化。
可见，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古已有之，但长期以来，或者是特定的社会条件限制了政府参与或不需要政府参与，或者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拒斥了社会参与，一直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条件，换句话说，一直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当然也不会产生单独的公共管理学科。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管理实际上是指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的。开放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公共管理就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在互动合作过程中，采取一定方式。方法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活动。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将越来越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在国家消亡之后，国家权力复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将完全依靠社会自身力量来完成，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也就会结束其使命。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开始了行政管理改革。其根本的动因来自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国家与企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必然要求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观念。方法。体制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背景和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开启了公共管理的进程，这一进程与国际上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相契合，同样需要我国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重新思考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和方法等问题。
三、公共管理的主体分析
公共管理是以公共事务为主要对象的管理活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公共事务本身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性。
在我国，依据管理主体与公共权力中心的距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关（广义的政府），也可称为权力组织；第二类是执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第三类是政治团体，它们与国家权力不具有正式的。直接的。法律程序上的联系，但是也与国家权力相关，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第四类是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部门，如各类事业单位等；第五类是在政府指导下，由基层群众组成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第六类是不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的民间组织，一般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介组织将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可见，随着与公共权力直接联系的紧密程度由强至弱，不同主体所处理的公共事务的性质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政治性趋于减弱，而社会性趋于增强。总之，公共管理的主体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开放式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构成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公共管理的主体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主体范围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党的领导保证了公共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西方国家，政党主要围绕选举和议会开展活动，组织松散，派系斗争激烈，充满权力倾轧，因此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当然，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党要作为一个权力组织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党拥有权力，而是因为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所以，党要依靠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来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一切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都要把党的领导原则贯穿始终。当然，党的方针政策要在全社会实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过程。
其次是关于政治团体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妇女组织等社会团体，基本上是互益性质的，主要是为某一特定的人群服务，代表和维护这个人群的利益。在这一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这些社团承担。参与和影响着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我国的政治团体，也称人民团体，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社会团体，特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群众团体。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人民团体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既体现党的政治性的要求，又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发挥组织、参政、监督和教育等功能。因而，人民团体在公共管理中承担着特殊的功能，即寻找党和政府需求与其所代表的群众需求的结合点，这与西方国家社团只谋求其内部成员的整体利益有着严格区别。
最后，自治组织也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但在西方，自治组织一般在法律框架内实行自主管理和活动。在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要包括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单位中的职代会，这些自治组织在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承担着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管理任务。这些基层自治组织自身的发展，行为的规范，以及效能的发挥，都取决于能否接受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指导。尤其是目前基层自治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还需要大力培育。健全和发展，只有其自身力量得到充分提高，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才能协助、补充和延伸党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四、公共管理的基本方式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这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作为～种社会活动，管理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这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管理方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依据管理与管理方法的两重性原理，我们可以把公共管理的方式与方法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各国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它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共同采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管理技术方法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既采用了资源与支出控制的技术，也使用了用于保证个人和团体绩效的技术。其中，收支预测。财政趋向监控。战略计划。零基预算。目标基础预算和方案预算被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是最有效的几种方法。另外，纯粹的管理技术手段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计算机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方面。我国同样处于公共管理的发展时期，对于这些技术方法，应该积极借鉴。吸收，使之为我所用。
在实质方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发展道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模式和方法。
在我国，最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方法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1月，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木可偏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治理国家的大局出发，指明了我们党治国方略转变的根本方向。法治是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管理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德治是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包括提高人民群众道德素质，也包括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意识，尤其以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官德”建设为核心。只有把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活动和“官德”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贯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公共事务除了要应用法治和德治手段外，还要运用政策手段。尤其是在制定法律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对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就要由政策来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把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细化、具体化的结果。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国内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决策就成为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为了避免和减少决策的失误，就必须要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化是对决策的共性要求，在中西方没有本质区别。民主化则必然反映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公共管理决策必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决策在名义上反映的是全民的公共利益，事实上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五、立足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体系
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活动为基本对象，主要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管理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管理。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管理学不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积极发展。我们主张积极借鉴经济学。管理学乃至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成果，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政治学和行政学这个学科基础。由于目前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积累，所以极容易出现纯技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公共管理看作是管理学，而切断它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公共管理学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从研究对象来说，公共管理学不再像传统公共行政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对政府行政机关的研究上，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其他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方面。从研究焦点来说，公共管理学从以往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环境。战略与绩效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公共管理学要改变以往以规范研究为主的做法，重视量化方法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分析方法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因此，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学科发展平台。就我国而言，既要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要容许国内多种意见和看法的争鸣，从而把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建立在全面而充分的学术交流与讨论基础上，使其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服务。
明白了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按照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客体与方法等三个基本范畴，建构起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概略地说，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如下三个部分；
一是主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组织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党政关系理论；政社关系理论；政事关系理论；政企关系理论；社会中介组织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等。
二是客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事务的基础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维护；新兴公共胜社会问题；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外部关系协调等。
公共管理体会篇9
一、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起点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公共事务，就没有公共管理。所以，研究公共管理，首先要明确公共事务的内涵、性质与范围问题。
在西方，公共事务是与私人事务相对的概念，是指提供关涉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相关活动。从根本上讲，这种观点来自社会契约论。个人经由社会契约而结成国家，在组成国家的过程中，个人把裁判纠纷等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形成政治权力，由此，国家的基本职责就是管理这些个人无法完成或不愿承担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在这样的逻辑下，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就是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当然也就是符合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这种看法片面强调了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相关性，没有揭示出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也没有反映出国家是为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在保护和实现谁的利益。
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公共事务，是指该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把社会控制在“秩序”范围内，推动社会发展，所进行的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要与要求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它具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二是公益性。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不能只为供给方单独享有，而是会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因此，从形式上看，公共事务的受益对象是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三是多样性。公众对公共物品和服务质与量方面的需求偏好千差万别，而且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公共事务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同时也决定了公共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四是层次性。公共事务所针对的是不同层次的公共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成员范围有大有小，由此，公共事务可分为全球性公共事务、全国性公共事务和地方性公共事务等不同层次。其中，阶级性与公益性是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多样性与层次性是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以根据这一点从理论上把公共事务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所谓政治性公共事务，是指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关，涉及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加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军事、外交。司法、维护公共安全等。政治性公共事务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但同样具有公益性，比如，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不仅对统治阶级有利，也对被统治阶级有益。社会性公共事务是不必然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这类公共事务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显示了较强的社会公益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社会性公共事务同样具有阶级性，都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在阶级社会，国家承担着管理两类公共事务的职责，对政治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称为政治职能，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则称为社会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职能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职能是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处于同等地位，其活动方向、总作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一种错误倾向，即把我国当前政府职能的转变片面理解为以社会职能代替政治职能，强化社会职能必然要以弱化政治职能为前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国家职能的内在统一性。事实上，强化社会职能只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国家政治职能，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职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历史沿革及公共管理的产生
伴随着公共事务的产生，人类社会就出现厂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活动。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主体、客体和手段方面有所不同，根据这些方面的差异，可以把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成长阶段，从公共事务管理产生之初起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还可以分作两个阶段：门）在原始社会中，仅存在简单的社会性公共事务，社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管理；门）在国家产生之后，政治性公共事务产生并日益突出，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主要运用的是经验式的管理手段。
第二阶段是公共行政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政治性公共事务还是社会性公共事务，其内容和范围都迅速扩大，迫切需要通过有效管理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政府最终成为公共事务管理最重要的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保证公共事务管理的有序规范。
第三阶段是公共管理阶段，从周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在这一阶段，社会性公共事务的内容和范围更为扩大，复杂性大大提高。主要依靠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暴露出诸多弊端，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浪潮，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日趋多元化。另外，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许多管理方法被引入公共管理之中，公共管理手段趋于多样化。
可见，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古已有之，但长期以来，或者是特定的社会条件限制了政府参与或不需要政府参与，或者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拒斥了社会参与，一直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条件，换句话说，一直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当然也不会产生单独的公共管理学科。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管理实际上是指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的。开放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公共管理就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在互动合作过程中，采取一定方式。方法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活动。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将越来越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在国家消亡之后，国家权力复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将完全依靠社会自身力量来完成，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也就会结束其使命。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开始了行政管理改革。其根本的动因来自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国家与企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必然要求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观念。方法。体制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背景和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开启了公共管理的进程，这一进程与国际上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相契合，同样需要我国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重新思考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和方法等问题。
三、公共管理的主体分析
公共管理是以公共事务为主要对象的管理活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公共事务本身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性。
在我国，依据管理主体与公共权力中心的距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关（广义的政府），也可称为权力组织；第二类是执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第三类是政治团体，它们与国家权力不具有正式的。直接的。法律程序上的联系，但是也与国家权力相关，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第四类是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部门，如各类事业单位等；第五类是在政府指导下，由基层群众组成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第六类是不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的民间组织，一般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介组织将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可见，随着与公共权力直接联系的紧密程度由强至弱，不同主体所处理的公共事务的性质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政治性趋于减弱，而社会性趋于增强。总之，公共管理的主体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开放式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构成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公共管理的主体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主体范围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党的领导保证了公共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西方国家，政党主要围绕选举和议会开展活动，组织松散，派系斗争激烈，充满权力倾轧，因此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当然，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党要作为一个权力组织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党拥有权力，而是因为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所以，党要依靠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来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一切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都要把党的领导原则贯穿始终。当然，党的方针政策要在全社会实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过程。
其次是关于政治团体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妇女组织等社会团体，基本上是互益性质的，主要是为某一特定的人群服务，代表和维护这个人群的利益。在这一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这些社团承担。参与和影响着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我国的政治团体，也称人民团体，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社会团体，特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群众团体。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人民团体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既体现党的政治性的要求，又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发挥组织、参政、监督和教育等功能。因而，人民团体在公共管理中承担着特殊的功能，即寻找党和政府需求与其所代表的群众需求的结合点，这与西方国家社团只谋求其内部成员的整体利益有着严格区别。
最后，自治组织也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但在西方，自治组织一般在法律框架内实行自主管理和活动。在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要包括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单位中的职代会，这些自治组织在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承担着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管理任务。这些基层自治组织自身的发展，行为的规范，以及效能的发挥，都取决于能否接受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指导。尤其是目前基层自治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还需要大力培育。健全和发展，只有其自身力量得到充分提高，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才能协助、补充和延伸党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四、公共管理的基本方式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这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作为～种社会活动，管理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这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管理方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依据管理与管理方法的两重性原理，我们可以把公共管理的方式与方法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各国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它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共同采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管理技术方法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既采用了资源与支出控制的技术，也使用了用于保证个人和团体绩效的技术。其中，收支预测。财政趋向监控。战略计划。零基预算。目标基础预算和方案预算被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是最有效的几种方法。另外，纯粹的管理技术手段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计算机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方面。我国同样处于公共管理的发展时期，对于这些技术方法，应该积极借鉴。吸收，使之为我所用。
在实质方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发展道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模式和方法。
在我国，最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方法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1月，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木可偏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治理国家的大局出发，指明了我们党治国方略转变的根本方向。法治是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管理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德治是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包括提高人民群众道德素质，也包括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意识，尤其以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官德”建设为核心。只有把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活动和“官德”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贯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公共事务除了要应用法治和德治手段外，还要运用政策手段。尤其是在制定法律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对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就要由政策来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把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细化、具体化的结果。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国内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决策就成为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为了避免和减少决策的失误，就必须要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化是对决策的共性要求，在中西方没有本质区别。民主化则必然反映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公共管理决策必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决策在名义上反映的是全民的公共利益，事实上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五、立足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体系
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活动为基本对象，主要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管理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管理。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管理学不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积极发展。我们主张积极借鉴经济学。管理学乃至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成果，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政治学和行政学这个学科基础。由于目前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积累，所以极容易出现纯技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公共管理看作是管理学，而切断它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公共管理学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从研究对象来说，公共管理学不再像传统公共行政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对政府行政机关的研究上，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其他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方面。从研究焦点来说，公共管理学从以往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环境。战略与绩效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公共管理学要改变以往以规范研究为主的做法，重视量化方法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分析方法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因此，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学科发展平台。就我国而言，既要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要容许国内多种意见和看法的争鸣，从而把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建立在全面而充分的学术交流与讨论基础上，使其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服务。
明白了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按照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客体与方法等三个基本范畴，建构起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概略地说，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如下三个部分；
一是主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组织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党政关系理论；政社关系理论；政事关系理论；政企关系理论；社会中介组织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等。
二是客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事务的基础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维护；新兴公共胜社会问题；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外部关系协调等。“”版权所有
公共管理体会篇10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平公共权力
公平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核心价值范畴。在学术界，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对公平作出了不同的理解，主要包括边沁功利主义的公平观、亚当斯管理学角度的公平观、罗尔斯社会学角度的公平观以及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公共管理是一个由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管理学等学科构成的综合性学科，对公共管理中公平的理解也就由于人们学术背景的差异而不同。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是十分必要的。
一、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是针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的社会价值分配，这决定了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应该是社会学意义的群体公平。即在社会不同群体间实现的公平
虽然学术界基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公平观为我们解读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提供了基本的学科视角，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上述公平观来理解公共管理中的公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理解任何一项社会活动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必须从这项社会活动的本质属性出发，使这一核心理念符合这项社会活动的本质属性。那么，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呢?
公共管理是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活动。为了有效地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管理必须解决为谁提供公共物品以及提供什么公共物品这两个公共管理的基本问题。在可以用来提供公共物品的社会公共资源稀缺(有限)的前提下，公共管理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分配的过程。具体说来：解决为谁提供公共物品的问题就是实现社会公共资源在消费主体方向上的分配(配置)过程(如，在有限公共财政支出的制约下，政府将这一财政支出用于为偏远地区修公路还是为城市建广场)；解决提供什么公共物品的问题就是实现社会公共资源在消费形态方向上的分配(配置)过程(如，同样是在有限公共财政支出的制约下，政府利用这一公共财政支出是为贫困群体解决住房问题还是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因此，从公共管理解决的基本问题出发考察，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是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的分配。从社会公共资源具有的价值角度分析，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也就是对社会价值的分配。
与针对个体进行分配的提供私人物品的市场管理活动不同，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的分配是针对社会不同的群体而不是个体进行的，这是因为公共管理直接提供的是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物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论述，公共物品是具有可分享性的物品，也是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可分享性是指某人对公共物品的使用并不影响他人的使用；非排他性是指不能剥夺任何公民对公共物品的使用权利。在西方经济学对公共物品上述论述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对此，我们的回答是：第一，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与排他性是在一定的地区内实现的，是对一定地区内社会成员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社会成员可以平等分享该地区为每一位社会成员普遍性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并不接受其他地区的社会成员分享这一公共物品。具体例证就是，在实行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主要由各成员国政府(州、省)负责提供，各成员国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是有差别的，各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分享本成员国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但不可以分享其他成员国提供的社会福利。第二，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是在一定社会阶层(群体)内实现的，是对一定社会阶层成员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也就是说，一定社会阶层(群体)的社会成员可以分享社会为这一阶层(群体)成员选择性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并不接受其他阶层的社会成员分享这一公共物品。具体的例证就是，任何一位残疾人都可以免费享用市内公共交通、任何一位老年人都可以免费进入市内公园，但非残疾人、非老年人则不拥有这一权利。根据对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将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进一步表述为：针对社会不同群体进行的社会价值的分配。
既然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是针对社会不同群体进行的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管理中的公平也就应该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公平，是在社会不同群体间实现的群体公平。
二、公共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这决定了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应该是分配结果的公平。也就是使全体社会成员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平等分享公共利益
公共管理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认识，学术界存在着比较大的认识分歧，“甚至有些学者，如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肯尼斯·阿罗，根本否认公共利益的存在，认为‘公共利益是一种神话”～。布坎南等人之所以否认公共利益的存在，是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根据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人们在政治决策中的动机与在市场决策中的动机是一致的，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个人的偏好是不同的，并且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决策信息与足够的决策能力。因此，人们无法形成共同的需求，也就无法形成公共利益。事实上，公共利益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其内涵也是比较清晰的。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是由公共与利益两个基本概念构成的。公共的含义是共同的、公众的，而利益则是“人们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公共利益是公众为了生存、享受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如果将公众为了生存、享受与发展的需要概括为需求，我们也可以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公共利益是满足公共需求的资源和条件。显然，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是通过满足公共需求完成的，公共需求的满足是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的结果。因此，与提供私人物品的市场管理不同，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应该是结果的公平，是对社会价值分配结果的公平。如何考量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结果的公平呢?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满足公共利益，考量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公共利益是满足公共需求的资源和条件，公共需求的主体是民众，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也应该由民众评定。在现代民主制度的背景下，民众对公共利益的评定是通过民主机制、依据民主决策规则进行的。尽管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民主机制是不同的，但是民主决策的规则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全体一致规则与绝对多数规则。在采取全体一致规则的情况下，实现了全体民众所需求的利益即民众的整体利益也就是实现了公共利益；在采取绝对多数规则的情况下，实现了大多数(含全体)民众所需求的利益即民众普遍需求的个体利益也就是实现了公共利益。所谓实现公共利益，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提供的利益为民众(全体或大多数)所需求，这是由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决定的；二是提供的利益为民众(全体或大多数)所分享，这是由公共利益的可分享性决定的。我国学者陈庆云等人认为，公共利益应该具有分享性，而且“实际上分享人数的多寡并不是决定公共利益的惟一因素，决定是否真正构成公共利益的基本特征是“是否具有社会分享性”。由此可知，考量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是否提供了为全体民众所需求或大多数民众所需求的利益以及这一利益是否为民众所分享。因此，考量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是否使全体社会成员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了公共利益。
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平等分享公共利益，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的平衡过程。由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与民众利益需求的多元性及差异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项公共管理很难同时满足所有民众的利益需求。一般说来，一项公共管理总是在满足一部分民众利益需求的同时抑制另外一部分民众的利益需求或者是在满足民众某一方面利益需求的同时抑制民众另一方面的利益需求(这正是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这一本质属性的体现)。因此，公共管理要不断地对利益需求受抑制的群体(如弱势群体)或利益需求受抑制的方面予以补偿，用动态的、整体的利益平衡过程来渐进地实现社会价值分配结果的公平，使公共管理尽可能地逼近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公共利益这一理想目标。
三、公平与效率分属公共管理的不同理性层面。公平是公共管理价值理性的核心。效率是公共管理工具理性的核心。效率是为实现公平服务的
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学术界已经多有论述，这些论述大都是抽象的，缺乏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放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的具体分析。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社会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含义是不同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那么，公共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含义及其关系如何呢?
对于公共管理中公平的含义，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定的讨论：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是在社会不同群体间实现的分配结果的公平，是使全体社会成员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平等分享公共利益。我们再来讨论公共管理中效率的含义。公共管理中使用的效率概念来源于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关于效率有两个含义：一是资源利用效率，是指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程度；二是资源配置效率，是指利用有限资源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程度。经济学中效率的概念涉及了微观与宏观经济两个方面：资源利用效率是微观经济问题，属于企业管理范畴；资源配置效率是宏观经济问题，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公共管理中，效率一词的含义仍然是经济学中的含义。惟一的问题是：公共物品的提供不以赢利为目的，有些公共物品也不存在经济收益。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将收益理解为社会收益与经济收益的统一。这样，在公共管理中使用效率这一概念时，既与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保持了一致，又符合了公共管理的特点。
在公共管理中，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从公平原则出发并注重效率。这一基本准则有三个含义：(1)公共管理必须以公平为基本出发点。第一，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决定了公共管理必须从公平原则出发，不能以不公平的方式剥夺任一民众的消费权力。第二，公共管理的国民经济再分配性质，决定了公共管理必须从公平原则出发，将公平放在公共管理的首位。公共管理是国民经济的再分配过程，尽管各国的分配原则有所不同，但在国民经济再分配过程中，都要贯彻公平原则。从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角度出发，可将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原则分为两类：效率优先与公平优先(尽管公平优先的国家是少数)。在公平优先的国家，再分配过程必然要贯彻公平优先的分配原则，以进一步实现公平。在效率优先的国家，国民经济的一次分配必然要形成社会收入的差异，甚至会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为缓和由一次分配形成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并在公共选择中获取大多数人的支持，政府在国民经济再分配中，也必然要贯彻公平原则。(2)公共管理也要充分注重效率。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公共资源是有限(稀缺)的，在有限资源的制约下，公共管理必须注重利用有限资源提供更多与效用更大的公共物品，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3)公共管理中的效率是在公平统领下的效率。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作为国民经济再分配过程的公共管理也必须解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基本问题。与其他经济活动不同的是，公共管理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的顺序是：先解决为谁生产，再解决生产什么与怎样生产。这是因为：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的本质属性，要求公共管理首先要解决将社会价值分配给谁，即为谁生产公共物品的问题，在解决了为谁生产公共物品这一根本问题之后，公共管理才能考虑为这些人生产什么样的公共物品以及怎样生产这些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解决上述基本问题的顺序并以公平为基本出发点，决定了公共管理必须将公平放在首位，用公平来统领效率。具体说来就是：公共管理在决定为谁生产公共物品时从公平出发，在决定生产什么公共物品与怎样生产这些公共物品时注重效率。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公共管理中，公平作为公共管理价值理性的核心，始终是第一位的；效率作为公共管理工具理性的核心，是为价值理的，也就是为公平服务的。我国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是在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介绍西方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展开的。诚然，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与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率先开展的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是以提高公共管理效率为中心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理论与运动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公共管理中比较好地实现了公平的前提下进行的。认识到这一点，会使我们在努力提高我国公共管理效率的同时，始终坚持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并将其放在首位，避免再次出现前一时期我国社会某些公共管理领域(如医疗、教育等领域)存在的为了追求效率而显失公平的社会现象。四、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只有实现公共管理中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才能从根本意义上实现公共管理的公平
作为提供公共物品活动的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展开的。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人们在提供公共物品过程中的动机与在提供私人物品中的动机是相同的，或者说，人们在非市场(政治)决策中的动机与市场决策中的动机是相同的，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从集体行动的逻辑角度分析，与市场决策不同的是，在非市场决策中，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个体的理性选择必然导致集体的非理性选择。这一非理性选择在提供公共物品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是：从公共物品的生产角度分析，由于存在“搭便车”或“逃票乘车”的现象，人们不可能有效支付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公共物品就无法生产出来；从公共物品的消费角度分析，由于存在“囚徒困境博弈”或“牧人博弈”，人们无法合理消费公共物品。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除非共同体成员极少，否则，共同体成员必须向来自心灵之外的强制力(利维坦)心眼，这一强制力电就是公共权力。只有公共权力的介入，公共物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才可能在公共权力的作用下通过个体的理性选择形成集体的理性选择，个体间的理性博弈才能在集体理性的制约下达成最优均衡。公共权力的介入，虽然增加了公共管理的成本，但是作为“必要的恶”，它可以使公共物品得到合理生产与消费，使公共利益得到较好的满足。换言之，没有公共权力也就没有公共管理，公共权力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公共管理以公共权力为核心，使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具有了公共权力所决定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