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土地节约集约
一、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现状
1.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内涵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指合理有效的利用土地，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提高土地利用率，以最小的土地成本满足最大的土地需求，实现经济效益、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最大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要求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从外延扩张型转为内涵挖潜型，从用地粗放型转为用地集约型，因地制宜的采取先进的技术措施和保护政策，以实现真正的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缓解土地供需矛盾、解决城市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体现。
2.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现状
土地集约利用包括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农村土地集约利用。
2.1我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用地迅速扩张，造成农用地大量流失，土地资源严重浪费。（1）城市盲目扩张行为，导致用地扩张的速度远远大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种现象既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2）土地闲置现象普遍存在。土地闲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府过度追求招商引资进度，大面积占用土地，多处圈地建设，但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和研究，导致大量土地被圈后长年闲置，浪费惊人。（3）“城中村”带来的土地问题亟待解决。由于城市扩张速度较快，城市内部的一些地区仍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建设用地所包围之中，形成城乡并存的二元结构，即为“城中村”。“城中村”虽然位于城市之中，有的甚至还处于黄金地段，但其土地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多数依旧采用农村传统的住房方式，建筑密度和容积率都较低。
2.2我国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分析
长期以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不够全面，对土地的管理较松散，农村居民点没有统一的规划，造成了农村土地结构不合理，土地布局混乱，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再加上农民对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认识不够深刻，“一户多宅”、建房乱占耕地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如果进行有效的农村土地整理，对废旧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对农村居民点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不仅能达到节约集约用地的目的，实现耕地面积的增加，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使广大农民受益。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经济增长的方式通常可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包括劳动力）的投入使产品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资源资金利用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迅猛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这种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带了很多问题。高消耗、高污染、高成本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损耗和浪费。而我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1.4亩，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土地资源的浪费将会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必然之需，即经济增长的方式向可持续型转变，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向节约集约型转变，向低碳经济型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实现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需要。
三、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资源，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下有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会引起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在不同的区域和阶段也会带来的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方式也是粗放型的，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更不利用经济的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节约集约用地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目标。土地集约利用的一些指标，比如建设用地容积率、工业项目投资强度等，可以有效的控制企业建设用地面积，迫使企业从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以及管理完善等方面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阶段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潜力非常大，国家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实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遵守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目标之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用途管制的依据和基础，我国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要求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要严格按照规划的用途和条件使用土地，严禁惩治违法规划用地行为，严格限制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促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深入贯彻“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篇2
关键词：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消费；增长；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B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扩大消费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大源动力，消费需求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在现代经济社会，消费需求上升规律决定了居民消费在超出维持自身生命活动的基本需要后，会趋向于追求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满足，进而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就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之时却发现，消费的急剧增长固然带来了国民经济的繁荣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水、电、燃油、燃气等资源的大量耗费，以及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尽管不能绝对地说这完全是居民消费行为所致，但是近现代社会以来享乐主义消费观，以及在这种消费观引导下的高消费、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等超越实际需要的消费行为和模式，在强劲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严峻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进而严重影响到人口消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紧约条件下的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
作为经济发展的两大基础性要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和根本保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215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40507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0%；然而，经济快速增长也付出了大量消耗有限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沉重代价，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企业的生产供给、居民的消费需求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趋紧，资源性供给紧约束由此而生。所谓“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进而对居民消费需求实现而形成的一种显著偏紧的限制和约束状态。不仅如此，即使现有市场产品供给充裕，如果它是以沉重的资源耗损和环境破坏为代价，亦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的明显下降来实现，那么该国或该地区居民的消费增长，乃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仍然处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的运行状态。目前，“资源性供给紧约束”不仅是世界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实现消费需求增长，进而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命威胁。
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消费需求是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第一，由于消费可以通过自身的增长直接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消费需求所提供的消费市场增长空间，对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明显的直接拉动作用。在资源供给和生产能力的界限之内，消费需求的增长直接就是经济的增长。而对于投资需求，其表现形式就是通过消费拉动投资，投资被拉动起来以后，它就和消费一样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只要不存在资源性供给约束，消费需求的增长将带来投资需求的增长，由消费增长及其所引致的投资增长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投资需求是通过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对经济持续增长起间接拉动作用。第二，由于消费与生产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环节，因此居民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生产增长和经济增长幅度，亦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上是消费与经济，或者说是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探讨生产决定消费，不只是生产的内容决定消费的内容，生产结构决定消费结构，以及生产的方式与水平决定消费的方式与水平，还有经济增长方式制约和决定消费增长方式。
同经济增长一样，消费增长也有一个“增长方式”问题，也有粗放和集约两种类型。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追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是指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长方式。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的现代社会，促进节能减排已经逐渐上升到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以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而消费的粗放型增长主要表现为消费资料数量上的累积和增加，最终表现为对资源环境的粗放型消耗和破坏；消费的集约型增长主要表现为消费质量的改进和消费效益的提高，以及出于对自然资源节约使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而对低碳、绿色产品需求的增加等。当然，这两种类型不是截然分开的，数量和质量是相互依存的，只不过在一定时期有一种类型的增长是主导的。
消费增长由粗放主导向集约主导转变，是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是生产发展的结果，但集约型消费需要对于企业开发、设计和生产环境友好产品具有明显的导向和激发作用。第一，集约型的消费需要是靠集约型的生产满足的。生产为消费需要提供了消费的对象、方式以及数量和质量的界限，没有集约型的生产就没有集约型的消费。那种通过对土地、淡水和森林等资源进行粗放型开发和利用而进行的产品生产方式，不仅是不可持续的，且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必然是资源浪费型和环境污染型的；第二，集约型的生产是由集约型的消费需要激发出来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解释道：“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后，——如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来媒介的”［1］。因此，集约型消费需要通过激发和引导企业的集约型生产，促进企业的节约资源和节能减排，推动国民经济走上内涵式经济增长之路。
在当前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集约型消费需要对生产导向或激发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广大居民对绿色环保型产品的消费需要自然会激发企业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而不是那种过度消费、高消费等不合理消费需要而引发的企业对资源高耗型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生产与消费这两个层面的决定作用如果从微观经济，或从企业营销的角度看，前者称为满足需求或者紧跟市场，后者称为创造需求或者创造市场。因此，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一方面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企业通过产品设计、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等经济活动，不仅要满足广大居民的绿色消费需要，而且还要创造低碳、环保的绿色产品需求；另一方面，集约型的消费增长方式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温饱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消费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对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所提供的绿色环保产品的消费需要。
二、资源紧约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物质财富积累。整个20世纪是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地球生态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时期。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社会出现了三大全球性问题，即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日益深化，使人们对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模式产生质疑，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因此成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焦点。
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早期研究中，西方经济理论都是从单纯经济增长来看发展的，从而把经济发展问题归结为单纯增长问题，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和劳务生产的增加，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我们将互相替代地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2］。然而，这种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战略，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并导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以及经济结构失调、分配不均、资源耗损、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
应当指出，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为在经济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仍然是社会物质财富增加和综合国力增强的重要标志，是实现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态环境状况逐步改善的物质基础和基本保证。即便是特别注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区别，也会得出“没有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结论。［3］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物质财富积累，仍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治理费用的有力保证。然而，如果站在全球统一的大系统角度上来看待不发达经济的现状时，很难将不发达经济的困境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割裂开来。全球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从无限到有限的发展过程，决定了由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转变具有历史阶段性。
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新的理论与模型相继出现，其中关注全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特别重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4］。“发展不只是一种经济的连续增长，而是一种以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5］。由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改变。无论是在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还是在包括资源环境状况在内的发展的国际环境等方面，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全球性战略问题。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的发展，体现了对经济发展理念上的深化和发展道路上的拓展，体现了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重新审视，明显有利于解决包括我国在内的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源日趋短缺、环境严重破坏等矛盾和问题。
显然，可持续发展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趋严重，为突破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源性供给趋紧约束的两难困境而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极其丰富，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等三个方面，且它们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孤立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而孤立追求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则难以遏制全球变暖的衰退。因此，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是基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目的。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人类共同追求的应该是在“人类—自然—经济—社会”这一复合系统中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且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三、改善居民消费模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从居民消费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直接或间接拉动作用，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面临的资源性供给趋紧约束，从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到“数量”和“质量”增长兼顾考虑的有利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再到强调环境危机，强调长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并进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实现了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的消费、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转变。
在充分肯定这种转变的重大现实意义的同时，应该更深层次地认识到人类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具有全球性、代际性等可持续性意义上的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提高整个人类的消费质量和福利水平。我国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显然，生态文明社会对居民消费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亦即不仅要把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打造成生态文明型的，而且要把消费模式置于生态文明之中，构建生态文明型的消费模式。
1．居民消费模式制约消费增长，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消费模式是人们消费关系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是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社会价值判断的理论概括和依据；它反映了人们消费生活中诸如消费需要、消费观念、消费倾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习惯和消费体制等各方面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变化。人们的消费行为受一定的模式支配，消费模式又制约消费增长。从理论上说，一定的消费关系，一定的消费体制，一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等，体现一定的居民消费模式。而不同的模式表现不同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需求，因而它又制约着实际消费状况和消费增长态势。
消费模式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和约束，是通过消费增长这个中间环节发挥的。消费增长既有它的态势，又有它的内容、结构和方式，它们受到消费模式的支配和影响，又强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奔小康，消费重心逐渐转向质的提高，即要求扩大消费领域，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改善消费环境，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强调资源的集约使用。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消费需求由数量到质量转化，既是我国资源日趋短缺对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消费模式对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约束作用的根本表现。尽管消费模式变化主要是受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品价格、产业结构等经济因素，以及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心理和消费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消费政策的引导、监督和制约，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
2．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通过改善居民的消费模式，是实现从消费到增长，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反映了消费的地位、消费的各种属性、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反映了消费品生产的位置以及消费的规模和消费增长态势，从而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条件既定的条件下，从消费量及其增长态势上体现消费的标准形式。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的现代社会，任何超越本国和地区资源承载能力和污染（技术）治理水平的不合理消费行为和模式，均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在人与自然能否协调发展关系到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背景下，本文认为，通过改善居民的消费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满足居民日益上升的消费需要，尤其是绿色消费需要，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消费质量的必然要求。由于“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6］，而需求是需要的实现，因此，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消费需求导向型经济。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如果居民的消费需求偏向于追求“高消费”、过度消费等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它必然会导致不可持续生产行为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最终导致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转变居民的不可持续消费模式，实现消费的可持续性增长，不仅是改善生态环境，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质量的根本要求，更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不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不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最大危害不仅仅是对自然资源的耗竭，更重要的是损失了环境容量，危害着子孙后代生存的环境空间，最终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乃至可持续发展［7］。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一直致力于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规模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占用的增加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因此，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为解决资源短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转变能源和资源发展战略的经验，即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约束和规范企业生产行为和公众消费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广大居民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消费理念，秉承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责任消费的基本原则，通过转变居民生活中存在的资源耗损型消费行为和模式，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总之，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居民传统的不可持续消费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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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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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澳］海因茨•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m］．唐宇华，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2.
［3］王军.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27.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87.
［5］吴志军，黄晓全.江西资源、环境问题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1）：10-13，21.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篇3
一、什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要如何转变并怎么加快，民营企业在加快转变中能有什么作为7首先可能得搞清楚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所谓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人、组合和使用的方式，简单说，就是经济增长所采取的路径。
路径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按要素投入划分，可分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从增长主体功能作用划分，可分为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有内需驱动型和外需拉动型；从需求要素划分，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从数量与质量关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
一个经济体采取什么样的路径，可能因为各种不同的内外部条件，有时候常常身不由己。比如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而恰恰只能从外延粗放型开始，然后再慢慢向内涵集约型过渡。这里面的高低优劣如何判定呢?存在诸多标准，但归纳起来，应该不外乎效率和公平，及可由之组合派生出来的可持续性。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比外延粗放型的要好，原因就在于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更高，效率更高，甚至公平度也更高。
从效率、公平和可持续性出发，能够对形形的经济增长或发展方式作出两种大致的归类，一类是低级阶段的，包括资本密集型、政府驱动型、外需拉动型、投资驱动型、出口带动型、外延粗放型：一类是高级阶段的，包括技术密集型、市场导向型、内需驱动型、消费驱动型、内涵集约型。
既然有了低阶和高阶之分，也就有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所谓转变，实际上就是从低阶型式及其组合转换到高阶型式及其组合，从而保证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有持续性地增长。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而且一般都是由低阶型式及其组合开始，然后再向高阶型式及其组合过渡。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来已久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工作，实际上一直在进行，而且几乎没有间断过。这是不以谁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随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甚至随着经济自身的增长，都要求对经济增长方式作一些转变，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条胡同走到黑。有时候甚至转变之后又转身，来一个螺旋式回归。最明显的就是我国的农业改革，改革开放之初是包产到户，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形势推进到今天，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新要求集约化和产业化。
首次明确在中央文件中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应该是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该文件明确提到“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并在另一处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到了“全局意义”和“根本性”的高度，而且与转变经济体制并论。
其后的重要文件几乎都提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内容，至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就有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明确提法。到党的十七大召开，表述已更为明确和具体，“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厘清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回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堪称不是基本国策的基本国策，绝非权宜之计。不论政府还是企业，也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积极、主动和自觉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最高领导层最近之所以高调宣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到两个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促转变”就变成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加快转变”――据统计，新华社的不足3000字的胡主席开班式讲话摘要报道中，“加快”一词累计出现达50次之多，主要是形势迫切，刻不容缓。
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2008年底也出台了带有救市性质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一些应急措施在某些方面甚至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道而驰，但这只是临时性的“危机管理”，现在是彻底斩断依赖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了。
不同于以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调，这一次不仅国际压力倒逼的形势更明朗，比如奥巴马所宣示的全年将“劝说”中国让人民币升值，更重要的是，我国落实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和机制也日趋完善，其中就包括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
三、民企总体上代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向
民营企业要充分看清当前的形势，积极主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历次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调看，尽管也有弊大于利甚至受到伤害的时候，但总体上看，民营企业获得的发展机遇都远远大于挑战。原本，经济发展从低阶型式向高阶型式的转变，就意味着为民营企业开辟道路和提供舞台。比如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民营企业应该更占优势；再比如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民营企业也应该占有先机。至于从政府驱动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民营企业无疑更是得天独厚。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篇4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破解土地资源管理难题，落实共同责任机制，不时总结探索制定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新机制，依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创建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文〔〕210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决定在全区开展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区创建活动。具体活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与原则
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新要求，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节约集约作为国土资源改革创新的主线，不时完善维护资源和保证科学发展新机制；把创建活动作为以资源利用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抓手，发挥资源节约集约在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中的作用；创建活动中，总结推广节约集约好经验、好做法，探索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新机制，使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成为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的自觉行动和社会的共识，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要充分利用政策、法律、规划、经济、管理等手段，基本原则：1.政府推动原则。实行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创工作机制。发挥调控作用，引导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乃至全社会节约土地资源。通过规划实施发挥协调作用，各项专项规划中突出土地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严格依照制定的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规范，引导社会提高土地资源节约水平，严格打击闲置浪费土地资源。
全社会树立节约意识、节约观念，2.全面推进原则。要广泛开展资源国情教育。建议节约文化、节约文明，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资源节约运动，积极创建节约型政府、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区，从而真正成为一个节约型社会。
对在资源节约型乡村创建活动中工作先进的单位，3.奖惩并用、鼓励先进原则。要加强平时检查和年度考核。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分配、项目安排等方面予以优先照顾，对工作落后的予以通报批评。
二、组织领导
由区政府统一领导，为推进创建活动的有序开展。成立由区政府副区长辛绍河任组长的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区创建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区国土资源局，由李先红兼任办公室主任。
三、创建目标
1.力争市级优秀单位、省级先进单位。全区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对前一年度批回的次年供地率达到70%本年度形成的闲置土地制定处置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实施且能够处理到位。
2.进一步完善创建土地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政策法规。一是通过土地集约实现经济集约。以土地集约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引导循环经济发展；严格执行供地政策，确定用地定额指标、土地容积率、建筑系数、土地投资强度、土地产出率等，供地中严格以各行业定额节地规范核定各类建设用地规模。二是制订节约集约用地激励措施，对实行节约用地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奖励。三是完善节约集约用地考核评估和管理办法，将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制，与年度建设用地指标挂钩，与干部的考核挂钩。
3.以市场为导向。实行土地招标、拍卖、挂牌供地。二是鼓励通过内涵增长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资源，提高投资强度，鼓励企业建多层、高层厂房，对投资强度低、占地多的企业坚持“腾笼换鸟”三是以经济杠杆调节地价，坚持“利息体现弥补，价格反映稀缺”原则，加大土地取得使用和保有成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作用，运用价格、财税、金融等手段和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从用地利息上促进用地单位高效用地。
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工业闲置低效利用土地在规定期限内达不到整改要求的要建立工业用地退出机制，退出用地由政府收购贮藏后进行集约利用。可通过储备、转让、改变用途、土地置换等方式，盘活存量土地。二是促进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建设用地向空中、地下挖掘，加快“城中村”城郊村”改造。三是加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争取成为省级试点，减少集体建设用地，维护耕地，加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鼓励迁村并点，迁村并城，建造多层和公寓式农民住宅，引导农村居民住宅向小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四是开展节地科技研究，推广立体农业、设施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工业等模式和技术，加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5.以法制为保证。强化全程监管，充分运用每年卫片执法检查的方式，责任到人，定期巡查。二是建立节约用地统计制度和信息制度，促进各行各业改进工作，堵塞浪费土地资源的漏洞。三是严格土地管理“问责”制度，根据《市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土地管理意见》政〔〕7号）要求，对本行政区城内发生土地违法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隐瞒不报、压案不追的应追究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四是严肃查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政府各部门协调作战，凝聚执法合力，形成既重视用地，又重视管地的工作局面。
6.以宣传教育为手段。加强对土地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宣传教育，全社会形成节约意识、节约观念，建议节约文化、节约文明，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节约土地资源的宣传教育活动。二要大力开展土地节约集约型社会的创建活动，把创建土地资源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区、节约型政府、节约型城镇作为目标和载体，推动创建活动的有效落实，务求建设土地资源节约型社会工作取得实实在效果。
四、阶段布置
1.启动阶段（年9月下旬）区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召开全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区创建活动动员会。
2.推进阶段（年10月份）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本单位的创建活动。区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要密切关注创建活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创建活动在推进国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方面形成的新机制，适时召开创建活动工作座谈会，进行总结交流。
3.评选阶段（年11月份）依照创建活动指标规范体系和实施办法。评选出2个先进单位，授予“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4.总结惩办阶段（年12月份）区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召开惩办大会。
五、奖惩措施
1.加强绩效考核。由区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牵头。并根据考核结果，分先进、达标两个层次予以通报惩处。
2.建立奖励机制。对创建活动中的先进单位。同时在安排下一年度用地计划、土地开发整理和矿产环境治理项目时予以倾斜，对达到先进规范的单位主要领导嘉奖一次。
3.严格惩罚措施。对不达标的单位。
六、工作要求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篇5
煤炭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只有不断地发展壮大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才能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国家亦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要求企业进行低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由此，煤炭企业需要将自身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以保证一方面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不能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在煤炭价格主要受市场调节的情况下，煤炭企业要想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要降低生产成本。通过低碳化的经济模式，有效降低煤炭企业在经济贸易中的成本，促进煤炭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低碳经济视域下的煤炭企业贸易新模式
1.煤炭贸易电子化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和电子计算机被广泛地运用到现代商业中。煤炭企业引进电子商务，能够减少成本投入，实现低碳贸易，是煤炭企业基于低碳经济视域下的一种新贸易形式。具体地说，电子商务主要通过电子管理系统实现对企业贸易的管理，在电子商务下不需要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就能够完成一项交易。同时，也无需通过现金实际交付，便可以进行电子化资金划拨完成资金结算。煤炭贸易电子化的优势是很明显的：首先，电子商务消耗的是电能，网络化的支付手段减少了面对面谈判，自然避免了交通工具对化石能源的消耗，从而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从而使煤炭贸易更加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其次，电子商务手段的便利也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在传统的交易中，谈判的过程无疑延长了资本循环的过程，产品资本无法快速转化成货币资本，而电子商务所节省的环节、时间则能够更快地实现单位时间内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长。再次，电子商务的使用减少了煤炭企业大量的固定资产支出，综合成本大大降低。除此之外，电子商务还能够减少煤炭企业在销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能源损耗，减少碳的排放，促进煤炭企业利润的增长。最后，电子商务还可以使煤炭企业减少管理层面人员的投入，使管理层面扁平化，直接操控交易的全过程，减少了中间环节人员投机行为给企业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总之，电子商务的推行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煤炭企业的碳排放，实现煤炭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煤炭企业的总成本有两个部分，固定成本以及变动成本。电子商务的应用，节约了大量的变动成本。
2.煤炭交易集约化
2.1基本内容。集约化贸易的模式主要内容包括集约型售卖场所、集约型仓储设施和集约型配送渠道三个方面。其中，集约型售卖场所通过为一定范围内的煤炭生产和销售企业建立一个大型的煤炭交易平台，为实现煤炭集约型交易提供空间。集约型仓储设施可以集中化地管理煤炭企业的仓储过程，减少重复建设。而集约型配送可以把运输企业引导到煤炭行业为其提供完整的区域性物流配送的经营模式。集约化煤炭销售模式需要煤炭企业的合作，在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的带领下明确销售整合的巨大作用，从而自觉参与其中。现代煤炭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依赖于独立的法人主体和公司成员，公司决策也常因彼此的竞争关系而变得不可信任，这种现象无疑会阻碍煤炭企业之间的协调与沟通，阻碍集约化销售框架的形成。这就需要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的宏观引导，积极推动煤炭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
2.2作用及意义。交易成本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发达地区，交易成本能占到社会生产总值的50%以上，节约交易成本后，能够加速资本的周转，增加资本的积累水平，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集约化的销售模式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形成低碳化的运行模式，促进企业长足发展。首先，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对于整个煤炭行业来说，建立集约化销售渠道将大大减少重复购置固定资产的成本，为企业增加利润。煤炭企业中电子新设备的应用，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的能力，形成内、外部规模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其次，集约化销售模式能够大大降低碳的排放量，煤炭企业实行集约化模式之后，电子化销售形式将进一步加强。
三、结语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篇6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篇7
关键词绩效评价；可持续发展；土地集约节约评价；辽宁沈阳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6）02-0346-05
abstractBasedonthetheoryof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oryandlandeconomics，introducingtheperformanceevaluationtheoryofsustainabledevelopmentevaluationsystem，thereferenceoftheexistingresearchmethods，thispaperbuiltevaluationsystemandestablishedsustainabledevelopmentevaluationmodelfromtheaspectsofthelanduseinputlevel，degreeoflanduse，landuseefficiency，landuseefficiencyandsustainableuseforce.throughthestudyoftheevaluation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flandintensiveutilizationinShenyangCity，thispapergavethequantitativereflectionofthespace-timeevolutionoflanduse，revealedthespatialdifferences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landintensiveutilizationinShenyangCity.measuresandwayswereputforwardforthescientificandrationaluseofland.
Keywordsperformanceevalua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ensivelandsavingevaluation；ShenyangLiaoning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选择，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之策。国家采取措施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以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土地粗放利用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建设用地低效闲置现象仍较普遍。人类绩效技术是近几年在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界发展很快的一种新兴应用科学。“绩效”是指行为所达到的状态及其与事前保证或预期状态的联系，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行为实行后所达到的状态，二是行为结果达到预期的程度；而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认为：“绩效”是“performance”，即制度的表现[1-2]。
该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土地经济学理论，将绩效评价理论引入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中，借鉴已有的研究方法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通过对沈阳市土地集约利用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定量化反映土地利用时空演化规律，揭示沈阳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差异，提出科学合理利用土地的途径和措施。
1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沈阳市是辽宁省省会，东北地区经济、文化、交通和商贸中心，全国工业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全市现辖9区、1市、3县及2个开发区。随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深入实施和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的全面启动，沈阳紧紧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生态宜居之都“三大目标”，深入推进做优发展空间、做大中心城市、做强县域经济、加强生态建设、着力改善民生“五大任务”。沈阳市土地总面积128.54km2，其中农用地99km2，建设用地面积22.85km2，其他土地6.69km2（图1）。
1.2数据来源
该文采用的数据源包括：人口经济等方面数据来源于沈阳市统计年鉴[3]；沈阳市政府网站中沈阳概况数据和其他相关统计数据；土地数据来源于沈阳市2013年度变更调查。
1.3评价时点
该文评价时点为2013年12月31日。
2土地集约利用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2.1土地集约利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土地利用绩效评价是一个综合性评价，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土地利用是否适宜，土地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有效，土地利用是否充分高效，土地利用产生的变化等[4]。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土地集约节约评价比较关注，相关研究也较多。在已经开展的研究中，研究的方法、模型、角度都不同。常见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5]、人工神经网络模型[6]、topSiS法[7]、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8]等不同方法。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模型主要有空间―状态―响应（pSR）模型[9]、综合指数模型[10]、协调度模型[11]、DpSiR模型[12]、改进熵值模型[13]等不同模型。研究从低碳视角[14]、博弈论视角[15]、城乡统筹视角[16]、生态文明视角[17]、新型城市化视角[18]、产业集聚视角[19]等不同视角展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土地利用现状，研究构建了适宜不同评价层次的土地利用集约节约指标体系，包括土地的利用强度、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可持续性、土地管理等要素。
该文在参考国内学者土地集约节约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沈阳市土地利用实际特点，基于可行性、全面行、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从土地利用投入水平、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率、土地利用效益、土地持续性利用5个方面构建了沈阳市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1）。
其中，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选用Gibbs-mirtin多样性指数，其模型对应的公式为：
3评价结果与分析
3.1沈阳市土地集约利用绩效评价指标标准值的确定
根据公式（2）对沈阳市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表2。
3.2沈阳市土地集约利用绩效评价结果和可持续性指数
首先依据表2，根据公式（3）、（4）得出沈阳市1996―2013年土地集约节约绩效值，再以1996年为基准年，根据公式（5）计算出沈阳市土地利用历年可持续性指数，得到表3。
3.3评价结果分析
（1）从土地集约利用绩效评价指标的标准值来看（图2），沈阳市在1996―2013年期间，土地利用程度指标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0.6452降到2013年的0.4018。究其原因，是近年来城市建设用地急剧增加，其他地类面积锐减，尤其是耕地，导致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和人均建设用地指数持续降低。垦殖系数、人均耕地指数从数据上看呈2个阶段，从1996―2008年持续降低，2009年指数均是最高的，2009之后继续降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2009年以后采用的土地数据是我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二调数据中耕地面积在数据中增加的较多，但实际的耕地面积并没有增减，从2009年之后的2个指数继续减少可以看出，耕地总量其实是在持续降低的；土地利用效率指数呈现2个阶段，1996―2001持续增加，由0.0804增加到0.7400，而2002―2013年总体呈下降趋势，由0.4662下降到0.3854。主要是因为2001年之后，沈阳市城市建设规模迅速扩张，建设用地较前几年增加幅度较大；土地利用投入水平、土地利用效益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主要是因为近些年来沈阳市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经济总量由1996年的747.66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7158.57亿元，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土地投入的大幅度增加；而土土地可持续性则略有起伏，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沈阳市经济的迅猛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三废”的排放量，尤其是碳排放量也在迅速的增加。
（2）从土地集约利用绩效评价结果来看（图3），沈阳市1996―2013年土地利用绩效指数呈破浪式曲线，总体呈增加的趋势。从1995年0.1416增加到2001年0.2194，2002―2005年略有起伏，2006―2013年持续上升，2013年为最高值0.3487。2002年之后，我国开始越来越重视土地集约利用情况和可持续发展情况。沈阳市土地利用绩效指数的变化情况与我国对土地资源管理的宏观调控基本一致。
（3）从土地集约利用可持续性指数来看（图4），沈阳市1996―2013年土地利用可持续性指数，最高为2009年，可持续性指数为0.2332，最低为2002年，可持续性指数为-0.1807。其中2002年、2003年、2005年可持续性指数小于0，处于不可持续利用阶段，其他年份均大于0，基本处于可持续利用阶段，2010年之后，呈持续增长态势，表明沈阳市土地利用正在向可持续利用方向发展。
4结论与建议
4.1评价结论
该文从土地利用投入水平、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率、土地利用效益和可持续性利用力为切入点构建土地集约利用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了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将可持续发展程度分为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土地利用过渡阶段、土地利用不可持续发展3个类型。并提出了具体的评价模式和方法，以沈阳市作为实证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沈阳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差异，得出了沈阳市目前处于可持续发展阶段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沈阳市土地利用投入水平逐年增加。这种发展特点符合沈阳市几年来的发展趋势。沈阳市于2013年举办了全运会，受此影响，沈阳市近年来对浑南区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同时，近年来沈阳市房地产事业不断发展，也导致沈阳市土地利用水平逐年增加。二是沈阳市土地利用程度逐渐降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沈阳市的城市范围不断增加，建设用地随之增加。三是土地利用效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总体上表现出逐渐增加的规律，中间偶有波动。为了提高沈阳市土地利用绩效水平，应该继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四是沈阳市土地利用效益表现出逐渐增加的规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沈阳市近年来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五是土地绩效利用可持续性处于小幅增加的趋势。这种变化主要是受沈阳市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对环境破坏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城市的不断发展，沈阳市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对环境的保护迫在眉睫。当前，沈阳市已经逐渐将污染较严重企业迁出市区。六是土地集约利用绩效指数总体水平较低，呈稳定增长的趋势；土地集约利用可持续性指数波动较大，2010年后，随着沈阳市政府越来越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土地集约利用可持续指数呈上升的趋势。
4.2评价建议
通过对沈阳市土地利用情况变化的分析，结合沈阳市的具体情况，综合分析影响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扩展建设建设用地急聚增加、耕地和其他地类锐减、土地利用集约程度不高等，为了实现沈阳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该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近年来沈阳市占用了大量的耕地用于城市建设，城市范围不断扩大。2014年国家启动了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沈阳市作为试点开展此项工作，建议结合沈阳市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方向，进一步控制城市规模，优化空间布局，防止城市无序蔓延，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转变城市发展和土地利用方式。二是注重保护环境，发展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保障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成为全球性的共识与探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能源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以粗放型为主，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近年来环境问题已经显现，2013年沈阳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为215d，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环境污染问题迫在眉睫，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三是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强化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及区域、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整体调控引导和综合空间管制作用，以节约集约用地为土地调控的重要目标，按照集约用地、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的要求，科学配置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加强资源整合与共享，通过科学规划，引导调整区域产业布局，吸引新型工业化项目向各重点空间集聚，实现产业集群化发展，切实将空间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完善项目准入机制，实现产业差异化用地标准，与发展改革、环保等部门互相协作，优先安排低能耗、环保型项目或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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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篇8
在中共中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使用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后，各方面对该问题的讨论兴起，集中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底转变什么，比较典型的看法有：(1)由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2)外延的粗放型向内涵的集约型转变；(3)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4)由轻型结构向重型结构转变。
在认识和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方面要克服三个误区：一是认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粗放增长。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技术进步对立起来，数量的扩张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原有技术水平上的数量扩张，其二是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数量扩张，外延的扩张可能是任何国家在任何阶段都必不可少的；二是认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就是粗放经营。事实上，同样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也可能有集约型的经营方式和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如在同一技术水平下扩建，可以有严格的项目管理和工程成本控制，也可以有铺张的、不计成本的项目管理；三是认为内涵扩大再生产比外延扩大再生产效益高。不同的资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环境下，就有不同的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选择增长方式的机制
（一）跨期安排
我们所确定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的衡量标准是其持续性。所谓持续性，就是在未来仍能保持今天的增长，而不是停滞。那么，是哪些因素制约了经济在未来的增长？我们认为主要有：(1)因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资源的再生和新的资源的开发速度，或者超过了节约使用资源的技术发展的速度，导致经济的增长面临资源的强制约；(2)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过度使用和掠夺性经营导致环境不可自动恢复的破坏，而增加了在未来的环境治理上花费巨大的成本；(3)忽视技术进步、新产品的开发、人力资源的积累而导致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在未来被高水平的企业和区域所超越；(4)没有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调整生产关系的意识，回避经济增长中的体制性因素，如不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重组企业、产业，回避矛盾，致使失去调整的机会，问题累积甚至发生质的跃迁。
未来是植根于现在的，也是现在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加以防止的，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有未来的风险。产生未来困境的原因有二：一是囿于人们主观认识和知识的限制，没有认识到风险之所在；二是“时间的不一致性”导致人们对未来因素的忽视。
产生时间的不一致性的根源在于成本、收益的时间安排，比如，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今天节制资源的使用，则会减少本期的收入，而其好处是未来的；要决定是否节制使用资源就得将未来的收益与今天的收益减少相比较，也就需要将未来收益加以折现，而折现率的大小与人们对未来的关注程度有关。又如，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企业的内在动力牵引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对于企业而言，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只是其积累资本的方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比创造品牌更有效，成本更低，因为很大部分成本已经转移），只要资本积累了，就有未来，所以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行为，而只是积累资本的手段。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对于维护近期的就业、财政收入、当地居民财富等有正面的作用，所以政府就没有积极性打击假冒伪劣，虽然生产假冒伪劣对未来不利，但是未来对于政府官员而言远没有近期重要。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人们对于当期和未来福利的认识有关，在不同的增长方式下，成本和收益不一致：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当期成本更高，而粗放型增长方式可以将成本转嫁于未来；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收益有很多是社会收益，而没有转化为私人收益；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成本是当期的，也是确定性的，而收益是不确定性的；相反，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收益是当期的，确定性的，而很大部分成本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从人的基本特性来看，追求确定性收益而接受不确定性的成本往往更常见。
（二）条件
在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时，初始条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不同的选择环境中，人们可以进行的选择空间是不同的，有时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有时往往别无选择。那么，选择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怎样的条件？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1)政府、企业能得到充分的激励，能在集约型增长中获得差别收益；(2)政府、企业有足够的压力，选择粗放型增长将承受当期损失；(3)集约型增长的收益大于粗放型增长的收益。
符合这些要求的制度和经济环境主要有：
1.需求主导，即需求对供给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满足需求方的价格和质量要求成为供给方的基本决策，这必然要求：(1)产权明晰，供给方得到激励，而不是“无所谓”；(2)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大于需求。当然，市场的平衡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在粗放型经济增长中，需求的增长往往超过供给的增长，直到需求面临供给的边界。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战争和其他紧急状况下，需求是紧迫的，需求方很少有选择的机会。
2.量的扩张的需要小于质的提高的需要。
3.社会性与私人性得到较好的结合，即损失的不可转嫁性和收益的内化，如上游对污水不经处理即排放到长江，使下游的南京、上海沦为缺水城市；如果对环境进行治理，则带来的收益有众多的主体共享。因此，需要产权和社会管制，如环境污染的损失由厂商承担，或者厂商用污染环境的生产方式所获得的超额收益与因污染而遭受的惩罚相当。
三、增长方式的锁定
选定某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以后，存在着自我增强的机制，使经济运行在该方式上越走越远，经济锁定于该种方式。
（一）退出成本
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因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自我增强使经济系统锁定，退出成本很高。退出成本包括：(1)资源耗竭型增长导致政府管制资源价格，使之保持低价和过度消耗，于是其他因素的相对高价导致这些因素的需求不足，如果节约资源，势必提高资源价格，也就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成本，使产品失去竞争力，比价的调整不能顺利进行；(2)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受限制，集约型增长所需要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得不到保障；(3)资源价格的提高使资源的使用量减少，从而使经济和系统由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到使用下降，出现供给过剩，如劳动力、煤炭等；(4)经济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结合，使之复杂化，如失业导致社会不稳定、行政寻租，资源的闲置使政府面临扩大资源使用的压力。
（二）博弈
不同的企业、地区之间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进行博弈，即一方根据对他方的特征、支付函数和行为的了解决定自身的行为，这种行为方式的结果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不理性的，即出现集体的无理性，囚徒困境是一个描述的范例。尽管两个人都是经济人，其决策的目标函数是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双方的博弈行为，结果对大家都不利。为什么大家不能选择“不坦白”？因为大家对“对方”缺乏信任，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博弈分析表明，多人的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是大相径庭的，许多人的集体行为也可以用多球体运动加以描述（甚至流体运动）。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如珍惜生命、珍惜未来与短视者，富饶与贫困者等，但是他们共生于一个系统中，所以社会的复杂性是内在的。
在社会中，因为博弈行为的存在，还存在粗放型增长的竞赛，如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使用资源、污染环境，导致总体上对资源使用的无节制，使水、土地、森林、动物等以加速度递减，很快陷入衰竭之中，大家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导致优质产品难以保持优质。为什么会出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竞赛？这是博弈的结果。如果某人不选择粗放型方式，别人的粗放生产力式的强外部不经济便会使其被动并承担相应的成本，因此他既要承担改变生产方式的成本，又要承担社会成本，因此理性的选择当然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甚至比别人更粗放的方式，以便在这种竞赛中更加主动。
四、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
经济增长方式与一定生产力水平有着相互适应性，它是反映特定的经济增长动力、目标和经济资源动员、消耗水平的经济范畴，所以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没有绝对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在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时，常犯一种把经济增长质量与产品质量相类比的错误，产品质量的优劣是相对显性的，也是绝对的，因为它既包括绝对的技术指标，也包括主观的对人的消费需要的满足的程度，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则不同：第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同；第二，不同的可用资源结构所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如同样的炼钢，单位煤耗不同、人力不同，但是我们也很难据此就说某个国家的质量高，某个国家的质量低，因为还有其他资源的消耗；第三，在把握经济增长方式时，动态的、局部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集约式型方式在明天看来可能是粗放的，中国的集约在美国看来可能是粗放的，所以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表示差异和变化，很难据此下粗放或者集约的结论；第四，如果把数量主导视为粗放，质量主导视为集约，则几乎没有纯粹的粗放或集约，数量与质量是共同演化的，量的扩张的外部性之一是质的改善。
所以，判断经济增长质量优劣的标准是：(1)竞争能力，即某个国家、地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高低；(2)可持续性，即其经济增长是否牺牲眼前利益而专注于长远发展，是否以知识的增加、人力资源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声誉的积蓄、竞争能力的递增来获得经济的增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应该用经济效率的增长率而非绝对的经济效率表示经济增长方式。目前理论界把tep贡献率大于50%视为集约型增长，小于50%视为粗放型增长。这就是一种绝对的观点，而很难说当经济发展的轨迹为tep贡献率从20%增长到40%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是集约型增长。1960-1973年，意大利的tep贡献率、经济增长率以及tep增长率分别为64.6%、4.8%和3.1%，而同期日本各指标值分别为41.3%、10.9%、4.5%。那么，哪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加可取呢？
再看世界银行列示的1960-1985年部分国家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表1
1960-1985年部分工业国产出增长贡献
国别
资本
劳动力
全要素生产率
法国
27
-5
78
原西德
23
-10
87
日本 36 5 59
英国 27 -5 78
美国 23 27 50
资料来源：《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5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转引自李贺军1999年）
可见，用绝对的全要素生产率值不能反映经济增长方式，如我们不能说美国的经济增长比西德、法国的经济增长更加粗放，或者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是5国经济增长中最粗放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如果只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值，势必得出错误的结论。
应该说，tep贡献率只能说明在某一个经济增长期内，由tep提高和各要素增长之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份额，它既不能说明经济效率变动的大小，也不能说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经济集约化水平的程度。计量分析表明，te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为：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在后期则稳定甚至下降。
与国别比较不同，对于国内地区的比较用利润等指标是可以反映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因为：第一，一国内部经济参数相同，不会发生因参数不同对经济活动的强差异引导，如价格因国与国之间的壁垒而发生变异，从而其成本和消耗水平的价值指标没有可比性；第二，同样的参数水平下，价值量与实际的“实物消耗量”可以基本等同。当然，利润等指标不能反映因国内价格管制所导致的、因各地区经济的投入与产出品差异而产生的非增长方式效应。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
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措施时，我们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是“技术决定论”，二是“制度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忽视制度的影响或者把制度视为外生变量，忽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动态的互动。正如诺斯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文所指出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狭隘性是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我国的周振华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也指出，“目前在谈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通常将技术进步作为核心内容”。“技术救国”是带有雄厚文化基础的思想，所以“科技兴国”、“科技兴市”等似乎就代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经济学家进一步发现，单纯用技术创新不足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诺斯研究发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欧的有效率的组织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但是制度的重视又产生了“制度决定论”，“一包就灵”的思想在我们中间流行。在制度转型期，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制度，而应该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上，在制度的约束下发展经济。
第一，在加入wto背景下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入wto后由于我们自身条件的落后，尤其是我们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贯例、基础，在“与狼共舞”之时能否保证自身的安全。对这个问题，需要从产业、国家发展的规律进行分析。产业、国家兴衰的重要规律是报酬递增，例如美国，市场的存在和扩展促进了新技术的采用，刺激了最基本的创新成果，包括铁路、电报以及用煤为燃料的冶炼、铸造、精冶技术等的推广，同时对物质资本提出更高的需求，促使美国成为发展大量生产的机器和组织的先锋。这些对管理和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族式的资本制度和管理模式必须改变，促进了公司制和职业经理制的发展。所有这些为进一步提高效率、扩展市场、壮大企业、积累资本等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报酬递增，各要素相互促进，提高了整体水平。那么，事物为什么不能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路径一直走下去，现在执世界牛耳的不是罗马、英国等帝国？用“唯一能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可以分析这种现象：当事物发展到高峰时，另外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事物内部，使之停滞。这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机会，也是先进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所在。加入wto以后，基于国际竞争力的成本倒逼机制将促使产业整体效率的改进，当然也是对产业整体效率的挑战。
第二，用新的思维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是前苏联经济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初创造的概念，1971年苏共24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其直接的原因有：(1)从6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部门已面临劳动力数量的约束，70年代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年增长率为18%，到80年代下降为3.8%；(2)资源供求不平衡，进入70年代，西部资源供应能力严重下降，要依靠东部供应，面临运输的约束，如燃料运输的平均距离由1966年的734公里拉伸到1152公里，开采成本随着开采条件的恶化而大大提高，因此廉价资源消耗的时代已经过去，另外国家还需要节约资源换取外汇；(3)资金供应能力下降。50年代基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3.3%，60年代降为7.1%，70年代降到5.3%。与此同时，经济效益日益低下，社会劳动生产率从1961-1965年的年均6.1%下降到1971-1975年的4.8%，高产与低质并存是前苏联各部门、各产品很常见的现象。但是整个70和80年代初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于是在1986年苏共27大进一步确定“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事实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很多国家都在追求的，但是很多国家没有做到并最终被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累，如果不全面反思、研究，仍沿袭旧的思路，在旧的体制框架内考虑问题，就难以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第三，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确立制度基础。非竞争性易导致三个问题：(1)缺乏有效的激励经济主体的方式，产值、计划指标完成情况及上级主管的考核等都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企业往往会研究主管部门的偏好，会游说上级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考核指标，且信息不对称使企业在博弈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由此激励企业进行这种信息优势竞赛。(2)如果没有竞争，则人们决策所使用的信息是不完全的；(3)非竞争性使争取优势的技术进步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续。
第四，建立激励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经济机制。在技术快速进步的社会，因为技术的失误会导致一个产业、国家更快速的衰退，政府的干预力度反而有所加大，更加强调干预的有效性。我国已经在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费用的投入、推动产学研合作、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推动企业机器设备的更新等方面作了部署，应进一步选择优势和重点产业，用“适用的技术”改造现有产业、开发新的优势产业，利用资源市场动员资本，在支持技术领域加大国家资金、政策的投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资金、资源现状的技术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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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篇9
一、正确把握资源利用与加快发展的关系，充分重视资源的重要性
（一）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人类的经济生活总是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发现、开采、开发和利用，自工业革命以来，依托能源资源的大量开发利用，世界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则通过对全球资源的掠夺和占有，从而实现了现代化。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我国成为了世界煤炭、钢铁、铜消费第一大国和石油、电力消费第二大国，能源消费已占世界总量的13．6％。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加快推进，资源需求还将持续增加，资源储备将越来越少，能源资源战略已成为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全局的核心战略之一。
（二）资源承载能力制约着经济发展。地球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其供给能力有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统计资料表明，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15％的发达国家，在200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地球上近50％的化石资源。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人口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世界正承受着越来越重的资源能源压力，资源消耗增长过快已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共同课题。特别是去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促使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强劲增长，石油和矿产品价格连创新高。我国煤、电、油、运瓶颈制约也再度出现，原材料供应十分紧张，铁矿石、石油、铜、氧化铝等进口大幅度增长，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扬，资源约束矛盾日益凸显。据测算，如果单位产值能耗不变，今后20年GDp实现翻两番，一次能源消耗将从13亿吨增加到52亿吨，这必将难得到保障。
二、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深刻认识资源节约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一）资源紧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总体上是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统计资料表明：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全国城市年缺水总量达60亿立方米；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有600多个县市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公认的警戒线0．8亩以下；人均占有矿产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2．3％。据预测，我国煤炭探明可利用储量近2000亿吨，如果按照年产25亿吨原煤的速度推算还可以供应80年；石油剩余可采量为23亿吨，仅可开采14年；天然气剩余可采量为6310亿立方米，可供开采不过23年。从德阳的情况看，全市人均耕地仅0．9亩左右，人均水资源2100立方米左右，人均林地面积0．64亩，均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
（二）结构升级加剧能源资源消耗。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结构性变化十分明显。一是从经济结构变化看，近几年我国呈现出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2004年重化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达67．6％。重化工业往往是高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产业，其加速发展已成为近几年资源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二是从消费结构的变化看，特别是一些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实现从传统的“吃、穿、用”到“住、行”的升级。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升级导致资源消费强度增加。三是我国进入城市化提速阶段，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一个多百分点，相当于每年从农村转移1400万—1500万人到城镇。据测算，城镇人口人均能源消费是农村人均量的3．5倍，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必然会相应增加能源和资源的消费。
（三）粗放生产和过度消费导致浪费巨大。一方面，我国经济基本上还是粗放型，能源和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浪费严重、利用率低。2003年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耗占世界的9．2％，而创造的GDp不到世界总量的4％，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追求奢侈、挥霍浪费的现象大量存在。一是追求奢侈消费在一些城市中正成为时尚，盲目攀比、举债高消费的现象越来越多。部分厂商也瞄准青年群体好奇、攀比心理和新富阶层显示奢华、品位炫耀心态，不断翻新花样，诱导过度消费，导致了快买、快扔的消费行为，产品的设计使用寿命被人为缩短，资源消耗量大幅增加。二是管理松懈造成极大的浪费。在工业、农业和城市生活用水三个方面的浪费数量，每年约达600亿立方米；粮食从生产到消费每年浪费达几百亿斤，在一些宾馆、餐厅、学生食堂，很多饭菜没吃几口就被倒掉；电能浪费也十分严重，专家估算，如果下班后不关显示器、打印机，全国每年浪费电就将多达12亿千瓦时。三是政府机构也成为资源消耗的重点领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数字显示：我国政府机构年电力消耗总量占全国总消耗量的5％，能源费用超过800亿元。
（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源掠夺性开采为特征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无论从政治理念还是从经济可能性来讲，都不可能按照这种模式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由此，只有对传统生产模式和粗放型增长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才能共建新的国家比较优势。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要将节约的理念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能源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从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既是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关系到我国前途命运和公众长远利益的必然选择。
三、着力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保持德阳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创新发展理念，强化政策引导，落实工作措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突出规划引导，城乡互动，提升集约发展的综合节约效应。一是充分发挥规划的指导作用。在研究制定“十一五”规划、确定城市总体规划和重大项目等各项工作中，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放在突出位置。编制“十一五”节能、节水、节地、资源综合利用等专项规划，提出发展目标、重点和政策措施，并纳入“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二是突出特色，走集约化城市建设之路。针对德阳县域经济比较发达，市区到广汉、什邡、绵竹都在半个小时以内的优势，我们提出了建设“一中心三片区”组团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通过整合片区城市资源，优化功能配置，形成功能分工合理、空间相对独立、基础设施连线成片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三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互动共荣、集约发展。通过统筹城乡规划布局和政策措施，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力争到2013年，在平坝县区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资源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传统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近年来，我市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剑南春集团投入2000多万元实施“沼气工程”，建起日处理酿酒污水和生活废水6600立方米、日产沼气1．2万立方米的沼气池。通过节能改造，将酿酒产生的污水作为沼气池原料，用产生的沼气作为烤酒热能，烤酒的蒸气及冷却水又循环利用，酒糟作为饲料、沼气站的沼泥干化后作肥料外卖。沼气直燃替代原煤烤酒后，年减少锅炉用煤1．8万吨，少排2500吨二氧化硫和粉尘。沼气工程全面投入运转后，二氧化硫和粉尘的排放为零，既治污又产生可再生能源，每年可节能增效1000万元以上，实现了效益环境双赢。宏达集团将锌精矿焙烧烟气充分吸收生成硫酸生产化肥，焙烧产生的锌焙砂经电解生成锌锭，副产物压滤渣经煅烧生成氧化锌，煅烧中生成的废渣作生产水泥的辅料，该工艺使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达到99％以上。龙蟒集团的4万吨钛白粉工艺都是循环经济的典范。今后我们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好一批资源节约型产业。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生物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和吸纳利用工业废弃物的产业，逐步形成有利于资源持续利用和环保合理的产业结构。二是抓好一批资源节约型产品。积极支持企业开发精深加工产品、节能节水产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以及功能替代型产品，推进产品升级换代。三是抓好一批资源节约型企业。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加快节能、节水、节材等方面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开发推广应用，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和技术，推行清洁生产，构建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四是抓好一批资源节约型园区。引导和推动工业向园区集中，营造工业集中发展区的产业集聚和工业生态共生效应，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循环使用和永续利用。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篇10
［关键词］城市化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目标定位；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12－0037－03
一、城市化模式的界定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厘清
城市化模式是指城市化进程的具体实现形式，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进行界定，总体上可以分为外延式界定和内涵式界定两大类。外延式主要依据城市化不同的外部特征进行界定，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根据城市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发达型和发展型；根据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可划分为同步型、超前型和滞后型［1］；根据地域和国家的不同可划分为欧美模式、拉美模式和苏联模式等［2］。内涵式是从城市化自身所具有的内部特性出发进行界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化的目标定位、发展道路出发将城市化模式界定为小城镇发展模式、中等城市发展模式、大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多元化发展模式等。二是从推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着手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政府推动模式、市场拉动模式和外资带动模式等。我们将使用城市化模式的内涵式界定，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同城市化模式一样，也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厘清经济发展模式的分类。从资源配置的方式出发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源利用效率出发则包括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从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来看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拉动型和外贸拉动型模式。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模式和城市化模式的关系密切，无论哪个层面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都会在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对城市化模式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本文将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为切入点，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方面解析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演进。
二、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审视与现状分析
审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必须首先进行时间界定。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前后和上世纪末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改革开放前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计划向市场引导转变；二是进入新世纪前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理念性转变，经济发展理念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转变。鉴于此，我们分别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两个时间段的中国城市化模式进行审视，进而对本世纪初至今的城市化模式进行分析。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模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的计划指令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指导下，政府通过计划指令将经济资源向工业领域集中，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工业国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以牺牲农业、支持工业的计划经济模式对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1．目标定位模糊。由于过分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在这一阶段受重视程度不够，目标定位模糊。应当指出，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经认识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这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期间都有所体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实现了同步增长，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4％提高到1957年的15．39％［3］。此后，为了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后来的“备荒备战”和“三线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重工业的优先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按照政府行政指令进行配置，国家经济完全按照政府预先制定的计划运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经济资源向重工业严重倾斜，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计划成为政府制定的五年计划的主体部分，而应与工业化同步的城市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化的目标定位比较模糊。
2．动力机制遭到扭曲。此阶段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遭到扭曲，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贡献不大。城市化与工业化应该具有同步性，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城市化的实质就是由于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使大量农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前提是农村人口可以进行自由流动。但是为了能够实施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便于政府将经济资源向工业集中，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严格的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通过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安排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形成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同时，由于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附能力有限，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生的城市新增人口使城市出现了较大的就业压力，这也是期间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的中国城市化模式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和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能力逐步强化，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逐步被打破。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在体制层面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1．目标定位得以明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城市化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定位。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1980年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1983年，费孝通先生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4］此后，1984－1986年“撤社建乡”、1986年和1992年两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都极大地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
2．动力机制得到修复。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到扭曲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得到修复，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和外资带动在这一时期都有所体现。首先是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被逐步打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尤其是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尝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被扭曲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得到恢复。1997年《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指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其次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逐步被瓦解，市场拉动型的城市化在农村就地展开。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计划指令逐渐退出农村经济领域，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逐步强化，乡镇企业在中华大地异军突起，一大批依托乡镇企业的小城镇逐渐兴起。此外，90年代中后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许多大中城市从自身资源禀赋出发、以市场为导向纷纷设立经济开发区，进行招商引资，这种政府推动和外资带动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
（三）中国城市化模式的现状分析
进入新世纪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难以为继，高效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青睐。经济发展理念从只重视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共识，“节能减排”、“又好又快发展”等成为热点词汇。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对中国城市化模式在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城市化目标的重新定位。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注重打造城市圈和城市群成为城市化发展的目标，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目标定位受到扬弃。现阶段城市化求“大”的目标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影响，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注重发挥经济资源的规模效应，通过对分散的经济资源进行聚合规整形成规模从而产生规模效应。相对于小城镇，大中城市对经济资源的聚合能力要强得多，通过做大做强大中城市甚至打造城市圈可以最大限度整合有限的经济资源产生规模效益，发挥互补效益，实现集约式发展。2009年开始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珠三角九市为基础打造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广佛同城化已经在积极推动中。但是应当指出，我们对于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目标只是扬弃而非放弃，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关注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2．多动力共同推进的动力机制。现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以政府推动为主，市场拉动和外资带动为辅。首先，以政府推动为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凸显了发展大中城市、打造城市圈在城市化目标定位中的地位。而求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推动，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城市化推进的基础要素――土地，同时城市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基础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也要由政府提供。另一方面，在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很强的利益诉求，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互促关系，工业化可以带动城市化，城市化也能促进工业化，因此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城市化促进工业化可以提高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乡镇企业的衰落导致市场拉动型的小城镇化模式日益式微，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受到削弱。乡镇企业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自由无序的市场机制作用下呈现出小、散、多等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特点，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取代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抑制乡镇企业的后续发展，抑制的结果是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下降和市场对城市化拉动作用的削弱。最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引进外资提出了质量要求，即从集约型发展模式的理念出发对外资项目提出可持续性的环境和资源要求，是否符合集约型的发展理念成为能否引进的重要标准，这种引资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外资进入的规模，进而削弱了外资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
三、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未来展望
（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审视和现状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城市化模式的变动影响重大。展望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未来需要首先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判，虽然这种研判比较困难，但是从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依然能够判断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致特征：首先，在资源配置的体制性层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加完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其次，在发展理念层面，可以预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具有可持续性和高效的集约型发展模式最终将完全取代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最后，在经济增长方式层面，逐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二）未来城市化目标定位的展望
1．城市化是必然趋势。必须认识到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将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从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看，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要求我们必须扩大内部需求，内部需求的扩大离不开广大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又依赖于城乡差距的缩小，而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性措施，所以城市化是大势所趋。
2．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是最优选择。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自由流动的过程，流动的原因主要是城乡间的劳动收入存在差距，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聚集最终会导致城市劳动收入的持续下降，这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病”的发生机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能力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在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压力下，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避免“城市病”的发生。
3．打造各种规模的城市群将是我国城市化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是符合要求的发展模式，应当在未来城市化中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群的打造可以让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实现对资源的集约式利用，因此结合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打造各种规模的城市群应当成为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目标。
（三）未来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展望
1．重视发挥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进程是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城市化进程就是经济资源在城乡间重新配置的过程，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转构成了城市化的壮观图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必将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也必然会增强。市场机制对城市化拉动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需要建立健全有关土地流转立法，实现农村集体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合法有序流转。
2．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应该由直接推动向间接引导转变。客观地讲，政府直接推动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许多地方政府积极规划开发的产业园区项目空置率较高，造成大量经济资源的浪费，与集约型的科学发展模式背道而驰。究其原因，乃是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较强的主观意识和盲动性，没有充分将本地的资源禀赋与市场实际情况相结合，片面求快、求大，违背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政府应当在尊重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以政府规划为引导、市场拉动为主体实现城市化的合理有序发展，注重在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政府由直接推动向间接引导的转变。
3．注重发挥国内民间资本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在外资对城市化带动作用减弱的情况下，应当注重发挥国内民间资本对城市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政府推动和外资带动是东部沿海地区实现快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珠三角的深圳、长三角的浦东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在中西部地区的推行存在一定难度，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拥有更加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成熟的商业环境，外资进入时会优先考虑东部沿海地区，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足。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频频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民间资本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动力提供了新的选择，因此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本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使其成为未来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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