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展望篇1
【摘要】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增长方式，有别于以高能耗、高污染、
>>欧盟的绿色经济：发展路径与前景展望欧盟经济增长困境分析与前景展望绿色建筑的意义与前景展望光纤通讯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水胶炸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G20机制的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卫星通信的发展前景与展望卫星通信的近期发展与前景展望磁力齿轮传动的发展概况与前景展望试论中国与欧盟经济的发展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数据新闻学”的发展路径与前景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路径与前景浅谈“数据新闻学”的发展路径与前景展望绿色前景聚首低碳经济展望网络电视的发展前景广播发展的前景展望音乐电影的发展前景展望欧盟经济的“板块”特征与发展趋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astaccessedon20november2015.
europeanCommission，apolicyFrameworkforClimateandenergyintheperiodfrom2020to2030，Brussels，22.1.2014Com（2014）15final，p.12，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52014DC0015，lastaccessedon15november2015.
europeanCommission，europe2020：aStrategyforSmart，SustainableandinclusiveGrowth，Com（2010）2010Final，Brussels，pp.1-34，http：//ec.europa.eu/europe2020/index_en.htm，lastaccessedon9october2015.
europeanCommission，aRoadmapformovingtoaCompetitiveLowCarboneconomyin2050，Brussels，8.3.2011Com（2011）112final，pp.1-16.
europeanCommission，aRoadmapformovingtoaCompetitiveLowCarboneconomyin2050，Brussels，8.3.2011Com（2011）112final，，pp.1-16，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strategies/2050/documentation_en.htm，lastaccessedon28october2015.
peterJohnston&waldowanderhaeghen，economicRecoverytoaGreenereconomy：mobilisingiCt-Basedinnovations，workingpaperno.33，europeanpolicyCenter，Brussels，February2010，p.43.http：//mercury.ethz.ch/serviceengine/Files/iSn/113806/ipublicationdocument_singledocument/234ce837-0447-41f9-8a39-52c4ba2b5381/en/epC_wp_33.pdf，lastaccessedon2october2015.
europeanCommission，Recommendationonmobilising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iestoFacilitatethetransitiontoanenergy-efficient，Low-carboneconomy，Brussels，9.10.2009C（2009）7604final，pp.1-9，http：//ec.europa.eu/digital-agenda/sites/digital-agenda/files/recommendation_d_vista.pdf，lastaccessedon12november2015.
经济发展的展望篇2
1发展私营经济的http://必要性
私营建筑经济和公有制建筑经济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私营建筑经济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结果，反过来，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又可以促进公有制建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近年来，随着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对加强建筑市场得管理，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有着良好的推动作用。目前，建筑市场中压级压价，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较为突出，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问题，这些问题单纯从行政手段出发并不能解决好，还必须结合市场经济的特点，把政府管理机制和市场经济有效的结合起来，而事实证明发展私营建筑经济能对解决这些问题起到重大推动作用。正是由于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我国的建筑市场管理、建筑市场秩序得到了明显改善，由此可见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对促进建筑市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发展私营经济的制约因素
私营建筑经济自身存在着许多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就目前来看，多数私营建筑企业是家庭化的管理模式，因此造成管理水平低下，许多企业沿袭着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很难适应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另外大部分私营建筑企业仍然采用粗放的经营模式，只重视项目和收益，资金的运作和融资能力都亟待加强；技术水平和信用方面和国有建筑企业仍存在一定差距，要缩短差距，必须在科学管理，注重工程质量上多投入，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而不是靠偷工减料来创造利润，这样才能给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才能长期发展。
外部环境也制约着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规范化的市场秩序，才能给私营建筑经济一个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
3未来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对策
3.1全面落实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政策
不断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对工程的承发包、工程款结算、工程的风险保障、建筑环境的质量、以及法律责任等各方面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法规；针对建筑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完善工程建设的各项法律法规，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为建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
政府需要创造公平、高效、健康良好的市场秩序，为建筑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建设主管部门也应该根据中国私营建筑经济的特点，进一步完善建筑市场的准入制度及相关的市场规则，加快工程建设领域各项诚信体系的建设，消除束缚其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其稳定增长。
3.2加大对私营建筑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私营建筑企业的中小型、密集及私有化等特点决定了其对金融支持的需求。但银行向私营建筑企业提供的融资服务却远未达到其需求，为了满足这一供需的平衡，政府的干预手段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应尽力完善为私营企业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加快各商业银行的改革；另一方面建立多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私营建筑企业上市融资提供必要的支持，多管齐下，为私营建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基础。
3.3不断提高私营建筑企业的整体素质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而私营建筑经济未来必将发展成为建筑业中的主要力量，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过渡的重要时期，工业化的进程必将带动建筑业的大发展，私营建筑企业只有抓住机遇，扬长避短，才能在发展中不断壮大。
对于建筑施工企业来说，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拥有先进的管理队伍，并且始终把建筑质量放在第一位来抓。实践证明，大型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联合、兼并等方法扩大规模，实现企业的集约化经营及科学的管理，这样更有利于建立优秀的领导班子和高素质的施工队伍，同时也增强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建筑质量是建筑企业的生命，可见质量管理在整个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这就要求负责人在技术上要过硬，同时还要善于经营与管理。一个懂管理、重技
转贴于http://
术、严要求、高标准的队伍，才能建设出高质量的工程，为企业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打造出人民满意的工程。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
因此只有用先进的管理方法，科学的发展目标来引导私营企业，才能克服私营建筑经济自身发展存在的缺陷，保障其规范发展；同时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任用，以新技术的革新和高科技的人才为企业不断输入新鲜血液，提高生产力，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永远保持活力，才能保障整个私营建筑业的稳健发展http://。
经济发展的展望篇3
林毅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9-1997年18年间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增长速度，如果这一增长速度能够维持下去，则至迟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一成就举世瞩目。改革为什么能取得成功？
这要从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成因入手。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化，政府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投资周期长、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巨大等三个特征。而当时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剩余很少，资本积累很低，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投资周期长的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市场决定的汇率很高，不利于发展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由于剩余主要来自于农业，而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非常分散，导致资金动员能力很低。这样，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观政策环境，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一方面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另一方面动员资源发展重工业；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金、外汇、原材料及生产必需品就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控制剩余的使用和在推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人民公社化，对微观经营严格控制。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事实上，这种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由在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状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所导致的，世界上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采取了同样的发展战略以后，也形成了类似的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状况下能最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使得我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在微观方面体现为工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宏观上则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调。针对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缺乏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旨在改进微观激励机制，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率。微观单位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以更具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代替传统结构的制度变迁过程就以自我推进的方式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
18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9.8%的高增长速度，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被认为是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奇迹，而且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对世界所产生的远大于前两个奇迹。在为所取得的成就欣慰的同时，令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我国这种高经济增长的态势还能维持多久，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20～30年中还能保持高经济增长，林毅夫和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持有这一观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来自于以下的分析：在决定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自己投资进行和开发；(2)向其它国家、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时间长；而象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就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选择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因此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变迁的成本高，如果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而技术进步实现方式上的优势则使我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象目前这样水平的高增长速度并不困难。至于我国能保持多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则取决于我国同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日本在50年代开始的高速增长时，它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要远远小于我国在79年改革开放之初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而日本从50年代至80年代中保持了近40年的高增长速度，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初至现在也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从技术差距的潜力来说我国大致可以保持50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还能够再维持30年。根据这一，对比目前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水平，一个简单的就能表明，如果能把我国与美国之间7%的年经济增长率差距再保持30年，则至迟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的GDp总值就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为例，1993年美国的人均GDp是23400美元，按官方汇率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则为470美元，这一数值是美国的1/50，而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因此在93年，我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1/10，如果我们能保持7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差距，则大约在35年后即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的经济规模就将超过美国；因为同样一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家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是不一样的，因此较客观的比较是购买力平价法，按此方法计算，我国93年人均GDp为2300美元，则我国的经济规模大致为美国的1/2，那么在10年后即在下世纪初我们就将达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如果上述分析成为事实，则我国将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由盛而衰，继而又由衰而盛的国家，这将是人类上最伟大的奇迹。
二体制不配套引发的
林毅夫接着分析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从微观经营机制出发，然后逐步推向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总的来说，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资源配置制度，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则落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是有其原因的，改革之初，由于作为我国经济骨干力量的国有的特点是效率非常低、缺乏竞争能力、经营能力薄弱，如果象苏联和东欧前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休克式”疗法进行全面的改革，则国有企业必将大量破产，国民经济就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因此，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为了社会的安定，我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一改革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导致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中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三者间的不配套，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呆帐坏帐问题恶化、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扩大、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以及粮食供求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具体分析如下：
1.国有企业亏损。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国有企业依然背负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1)沉重的职工养老负担和各种福利负担以及债务负担；(2)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依然被严重扭曲；(3)有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政策负担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评价企业经营机制的高下和经营绩效的优劣，国家也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客观指标，国有企业总可以把任何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为政府必须对因政策的原因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因此企业的预算软无法硬化，当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权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在不断减弱，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盈利、1/3明亏、1/3暗亏，97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2.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银行在收集信息和降低道德风险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时银行比其它机构要有利的多。因而在全球范围内银行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对整个经济至关重要，银行恐慌会引发整个经济的严重衰退，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银行的坏帐率太高，过高的风险使得公众对银行业丧失了信心，由此导致了银行危机和汇率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的深化，银行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今后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呆帐、坏帐比例高达25%左右，甚至比东南亚各国的坏帐率还高。
1996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如果这一局面不加以扭转，随着我国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我国的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的。改革所产生的经济体制的不配套是造成银行业呆帐、坏帐比例高的主要原因。在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后，国有主要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获取资金，为了维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政府继续把利率压低，低利率政策是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的最主要手段。以1994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款额为4万亿元，其中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按70%，则银行向国有企业的款额为2万8千亿元，当年银行贷款利率为12%，而市场利率为25%～30%，两者间的差距超过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994年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中获得的补贴超过2800亿元，而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只有2600亿元。
因此，如果放开利率，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大为加重，国有企业在1994年就将全面亏损。正因如此，利率在我国迟迟不能放开。由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是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主要债务是银行贷款，因而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企业还贷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从而导致银行呆帐和坏帐比例的大幅度上升，银行的经营风险随之增加。
3.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
由于银行利率仍然被人为压低，预算约束依然没有能够硬化，这使得改革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每当政府放松对信贷和投资的管制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时，企业就会争相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储蓄并不增加，因此政府只有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贷款的增加，而货币增加就会引发通膨胀，同时贪污腐化现象也趋于恶化，为了维护稳定，政府就不得不推行宏观紧缩政策，砍投资，砍信贷，结果是在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得到控制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这就是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现象。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动具有周期越来越短、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不断增大的趋势。如果这种状况趋于恶化，我国经济就可能因此而崩溃。
解决这一的根本是放开利率，做到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1994年的五个改革中，把这一点作为主要目标，但至今为止难于实行，原因在于低利率贷款是目前政府补贴企业的主要手段。
4.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问题。
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东部的优势主要在于制造业，中部适合发展农业，而西部则在矿产品的开采上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投入品以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在逐步放开产品的价格的同时，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却依然被人为压低，这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东部发展越快，所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就越多，因此中西部对东部的补贴也就越多，而东部本来就比中西部富裕，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东部同中西部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地区差距的扩大引起东部和中西部在对政策的需求上产生摩擦，东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更加集权，所以中央政府就难以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于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打工，民工的进城与大批城市工人的下岗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就业问题变得十分尖锐。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无所事事，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5.我国的粮食问题。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于以下几方面：(1)酿造业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2)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肉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产需要耗费粮食，据估计，生产1斤猪肉需要4粮食，1斤鸡肉需要2斤粮食，1斤牛肉需要8粮食，因而饮食结构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3)我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30年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6－18亿人，比目前增加30%至50%，对粮食的需求也将随之而不断增加。我国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要进一步占用耕地，所以增加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对农业科研进行大量投资；另一方面，粮食的价格必须足够高，使农民有采用新技术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同时也为了保证城镇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粮食价格一直没有放开，粮食相对价格偏低，农民因此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国将来就可能象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出现较大的粮食供求缺口，而粮食危机势必将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三结束语：以国企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宏观政策环境改革
经济发展的展望篇4
经济法学对于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实属必然，但是，长期以来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以单纯的现行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老死不相往来”以及经济法理论本土资源缺乏的传统却是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我们认为：政府经济行为乃至整个经济法研究在wto规则下必须实现创新。
（一）政府经济行为的新制度背景
迄今为止，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等各种新观念、思潮已经成为法律制度创新的重要思想源头，也极大地改变了政府经济行为的作用方式。具体而言，知识经济凸现了知识在生产要素构成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它要求政府在高新产业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办扶植等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予以更多的法律制度保障，以提高国家竞争力与创新能力；作为一种全新发展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人心，引发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系列显著变化，如经济体制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宏观调控方式与市场规制方式的变化等。由此，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化为经济法的目标价值取向与具体制度，给整个经济法的立法与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它要求以新的角度、从更大范围和更长远的未来利益来考虑、衡量政府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行为的实施手段，行为后果的评价，以及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经济全球化是人们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渗透乃至体现出一体化这样一个事实的引申性描述，其主要诱因既有技术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从技术方面来看，交通、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的日益发展及其在金融、贸易等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各国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效率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而从制度方面来看，世界经济秩序在重组之中，各种世界政治经济行为主体的关系在发生着重要变化。全球化不仅是其他国家，而且也是中国政府经济行为面临的新的生态环境[5]，给中国政府经济行为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全面挑战。全球化的本质是带有较强渗透力的开放促进机制，直接导致政府对经济事务甚至国家主权事务的管理难度趋于不断提高。一方面，经济资源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动力的驱使下有快速流动的要求，这必然和政府对资源在国家间配置的经济主权发生冲突，给问题的处理增加复杂性。另一方面，世界性的外部性问题，包括经济动荡、分配不公等现象的客观存在，却无法依靠一个强制性的权威机构来予以解决。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在具有清醒意识的前提下努力增强自己的应变能力，以求在不利的世界经济活动规则和制度安排下维护民族利益。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还必须合理调整自己的经济职能，全面提高、改善政府经济行为运作的水平与方式，使之适应国际经济结构和世界市场的重大变化，促进经济的良性稳定发展。
2、新制度背景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
不可否认，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这样所谓的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三角”在wto中得到了充分的反应[6]，wto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引起了法律的全球化运动。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法律改革。根据世界银行1996年的一份报告，全世界共有120多个国家在进行法律改革，共投入资金几百亿美元。此次的法律全球化是以国际组织的条约、规章为各国所接受以及国际组织开始介入一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出现了“主权的第二次转移”即一国将某些主权让位于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共同体为特征的。而全球化趋势的基本原则和最终目的是增强法的可预见性、可计算性和透明度，减少国家干预，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实现法治[7].这些对于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1）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作为wto成员，中国必须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中国整合入国际体系，也必须加快法律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法律所要调整的不仅是对外贸易关系，也影响到中国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重构。
政府（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区分经济模式的主要依据，常常被用于考察政府经济行为的功能和作用，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变迁不能不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各类国家都在对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经济机制、结构乃至政府经济行为进行着局部的调整。从一些国家的调整趋势可知，政府经济行为的调整与改革，仍然围绕着政府与市场力量对比的变化来进行。它的主导趋势是重新评价与反省政府与市场的功效，削弱政府经济管理的权限，放松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使经济运行进一步市场化。这一切都为我们认识、界定政府经济行为提供了宏观的制度背景。
在中国，传统的政府经济行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陷入了“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造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定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经济行为必须打破、走出这个怪圈。
我们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将正式进入一个以开放社会、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为特色的全球化资本市场。这一全新的制度背景，对于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以把它归结为如下方面[8]：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本质上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主要由政府来主导和决定，呈现出行政化、集权化和意志化的特性。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主要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市场来主导和决定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完全采取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所造成的高投入、高损耗、高浪费的不合理方式，改变资源配置中的“首长权力”和“长官意志”所造成的盲目性和瞎指挥的局面，形成一种新的合理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下，虽然政府在宏观上还必须发挥重大的调控作用，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中还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以往的由政府主导和配置整个资源的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巨大的、也是深刻的，它将促使政府行为的目标、手段和形式发生重大而深刻的转变，也必将促使政府行为规范的转变。
企业行为的主体化。在计划体制下，企业是一个没有自主权的主体，不仅国有企业如此，非国有企业也是一样。由于企业不具备主体资格，企业的设立、生产、销售、分配和破产等都不能由企业自身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全能的“总经理”，它决定企业的一切，包办企业的一切。其结果是，造成了企业与政府角色的“易位”：企业的行为具有行政化的特征，典型的莫过于“企业办社会”；政府则更多地具有企业的特征，企业的许多具体事情，都是由政府“包办”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一个有自主权的主体，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它的生存和发展、生产和销售、管理和分配，都主要是由企业自身决定的，政府的行政命令不能再对企业产生作用。这种企业主体化的过程也对政府经济行为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政府不再是企业的“调度室”，不能再对企业直接发号施令，而只能是从宏观上调控市场，进而对企业的生产意向进行引导。政府也不能再采用僵化的“统购统销”手段控制企业的生产，更不能靠单纯的“思想工作”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必须承认企业的利益、劳动者的利益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以矫正政府以往的各种不合理乃至严重损害企业、职工利益的行为。
企业产权商品化。企业产权商品化的重大意义是它将使企业的价值和政府的价值得以重新评估，成为双方价值评估的试金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完全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而企业存在下去的理由是与市场无关的，因此，由于长官意志或其他理由，政府维持了一大批“植物人”状的企业。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然可以想方设法维持某个企业的生存，但它已无力维持所有接近暮年、濒临垂死的一批企业的生存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割断与政府的联系，在市场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决定自己的弃取。对政府而言，国有企业的存亡就是对政府经济行为能力的一种检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成功与否、政府能否为企业产权的商品化创造条件，都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存在和发展的价值的最好检验。
交易过程的秩序化。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是各要素市场竞相生长，日渐庞大的市场体系趋向成熟的过程。市场交易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政府经济行为面临的又一巨大挑战。计划体制下的产品调拨制度，不是商品交易制度。在当时，政府行为的目标是要最终消灭商品、消灭货币，建立一种纯粹的产品经济的社会体制。但在还不能完全取消商品、取消货币的情况下，也必须将它们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以内，很多产品不能进入市场，很多东西不是商品。中国市场体系的极不发达，交易秩序的不完善也是与此直接相关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各样的市场都要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商品的范围也有了巨大的扩充，政府所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也就是如何适应市场体系的扩大，而不断扩大交易秩序的规范，迅速改变交易秩序混乱的局面。
wto成员国需要经历政府和经济的相分离。中国政府不能再给国有企业以特权，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应一视同仁的对待。市场机制的引入，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必然使得中国政府的经济权力逐渐弱化。在政府经济权力弱化的过程中，必须提供一个公正、透明、有回应性和可预期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的重构
一般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央政府总是处在主动与决定地位，而地方政府则是缘于行政隶属关系，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接受来自于上级的制度安排。因此，已有零散的、关于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理论，仅把注意力局限在中央政府的经济行为上，根本上忽视、淡忘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存在与重要性，这不能不说是长期以来理论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但是，wto对规则统一实施的要求，将迫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权力配置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分权化的制度变迁过程，我们发现：在传统体制下，地方政府由于在经济利益上缺乏独立人格，进而在经济调控方面并没有什么作为和建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化，地方政府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积极、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对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权力简单地予以肯定或者否定。
体制改革背景下发生的中央与地方行政性、经济性分权，在使地方政府充当组织层次主要参与者的同时，也使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具有更多的经济管理职能。为此，中央政府实施了全面的权力下放，包括财政收支管理权、投资管理权、外资外贸管理权、价格管理权等。这些财权的下放直接地把地方政府的收支联系起来，为地方政府进行的经济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再加上各地以非正式的手段截留的本来应该转到企业手中的权利，致使地方政府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拥有广泛的事权和越来越大的财权、决策权，亦使得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呈现出不同于中央政府经济行为的特征，具体而言：
不同的追求目标。中央政府经济行为所追求的目标较为单一，即全面促进经济发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则呈现出多样化的目标：追求地方经济发展与地方财政增长，分权化调动的是地方政府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利用现行政策提供的机会，尽可能地打政策“擦边球”，借助于新旧体制转轨中的模糊地带，运用自身掌握的资源配置控制权，以寻求地方新财源，实现地方经济的发展、决策权的扩大。二十年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分权，这一过程使地方的决策权不断增大。但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地方政府仍感到自己的决策权力不够大。中央政府往下级和企业两个方向下放的权力，事实上差不多全部集中到了地方政府手中。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越权事情仍然层出不穷，地方政府仍然期望着每一次的体制改革为自己带来更大的、范围更广泛的决策权。这是地方政府对改革抱有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不同的约束条件。这是决定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有别于中央政府经济行为的制度背景，主要包括：地方自治制度；中央于地方关系不规范，权责关系不对称、不够明确，常用“一对一”分别谈判的方式处理问题；自上而下多个垂直的“条条”使地方与中央基本保持对齐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地方在经济管理与社会事务管理上自主权逐渐增大；政府尚未真正解除主导经济发展的职能，经济发展情况是上级判断下级政绩的最重要指标等等。
不同的经济行为方式。在分权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以其独特的方式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利益主体，其经济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大致具有以下行为特征：
第一，“发展饥渴症”。地方政府获得越来越大的经济控制权，同时也承担起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政绩开始与地方经济发展繁荣自然地联系起来。因此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程度，不仅成为上级部门对其政绩考核的基本指标之一，而且也成为当地广大选民对其是否投赞成票的主要依据。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主旨之一即是主动充当经济主体。在获得更多经济控制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主动扮演了一个经济参与者的角色，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和投资数额越来越大，与中央和企业以及其他地方政府的联合投资也越来越多，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主体。这种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企业家的替代功能，使当地经济具有浓厚的政府经济色彩。
第二，“双重分裂”倾向。当地方政府掌握了相当的经济控制权、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后，就会与中央政府在经济上产生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在中央宏观调控损害其地方利益时，地方政府就会产生经济“对抗”的冲动，采取相应的对策，尽可能减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损失。但在政治上，地方政府仍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性。因此，地方政府在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上，具有经济抗衡和政治服从的双重分裂倾向，地方政府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常常会在目标、运作方式等各个环节上产生较大冲突。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多次博奕导致了中央与地方的分级管理权力界定不清，利益边界模糊，行为方式混乱且扭曲。因此，分权化过程到一定阶段，就必须寻求一个利益整合的机制，只有把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中央与政府的经济管理、决策权得到规范化的界定，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为各方所接受，从而保证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在同一制度框架内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分别作用于不同层次的经济运行过程，以形成良性互动的经济管理机制。
（三）政府经济行为规范的环节
在wto背景下，政府干预、调控经济运行必将展示许多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如政府经济职能的市场化、政府经济行为的法治化、政府经济决策的民主化、政府经济管理权的多中心化[9].与此相适应，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也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规范、约束机制。此种多元化的规范、约束机制是为了顺应现代社会对政府调控经济运行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法为兼顾授权与控权、效率与公平而考虑的一种新思维。根据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法律关系的特点，经济法对于政府经济行为应着重从以下环节予以规范。
1、政府经济行为的来源
经济法从本质上讲是对政府的授权法，这种授权意味着权力范围的合理设定和保证权力的正当使用。政府的干预活动必须限制在授权的规则之内，政府经济行为的行使必须遵照经济法的有关规定。
实质而言，政府经济行为就是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构以行政权力来调节经济活动，其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于过去的政治职能、社会职能的基础上增加的经济管理职能的具体表现，所以立法首先应当规范权力的来源、权力行使的范围和实施主体等问题。这种最传统的法律规范机制，反映了立法权对经济管理权的控制，其无疑是一种最基本的控权方式。
源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经济管理权产生于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弥补市场失灵的必要补充。其目标是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社会与经济的良性协调发展。政府经济管理权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干预权，它具体地表现为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积极主动地对经济个体的自由意志施加影响，通过禁止、促进、激励、诱导、扶助等各种方式对经济个体与经济有关的行为进行干预，采取对有害于整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事前预防措施以及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事件后的迅速、紧急排碍措施和其他适当措施，以保证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
较之于传统行政权的行使主体，政府经济管理权行使的主体广泛，其尤其重视经济发展的社会性特点，尊重社会管理权的自治，并且保障公民参与，广泛地吸收公民和社会团体参加经济管理的预测与决策。政府经济管理权的行使方式要遵照政府职权法定和“凡未授权即禁止”的一般原则，要求政府在干预、调控经济运行过程中树立“有限政府”、“有限行政”的观念[10]，要求政府经济权力行为必须以法律明示授权为依据，不得借调控之名滥加干预，例如，计划权力在各级政府中如何分配，应当由计划法作出规定；反垄断权力的范围有多大也应在法律上有一个原则性规定。除了各单行法规范权力之外，国务院及各部委经济工作的基本法律应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在总体上作出原则性规定。
2、政府经济行为的限度
经济法以划定政府干预私人经济的权限范围为其宗旨，由此推演出来的是政府适当干预原则。从本质上看，政府总是有一种“管制扩大化”的需求，政府各部门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干预经济的极大热情实际上表明了一种危险倾向：过多的却又是“依法”的干预容易产生披着法制和市场外衣的计划经济[11].适当干预的要求来源于经济法，来源于市民社会的公众，而不可能来源于政府自身和行政行为。
界定政府经济行为的限度，首先必须实现政府与企业、市场与社会的经济性分权[12]，重新界定和合理划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为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奠定明晰的体制基础。其次，必须分清公共产品领域与市场产品领域的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产品或领域都适用市场原则，或者说，都是市场产品或市场领域。因此，要由市场解决市场物品的问题，由公共选择解决集体物品的问题。进行公共选择的政府行为应当做那些单靠个人或市场机制作用完全做不到或无法做好的事情。公共物品和外部负效应的存在，使政府的作用有了广泛的增长，政府如何从事这些公共选择，怎样把个人偏好的总和包含在集体选择之中，以防止政府经济行为过度，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政府经济行为只有适当和恰到好处才能发挥积极作用，“过度行为”往往带来很大危害，因而政府经济行为的适度干预原则要求经济法给政府适度干预经济提供恰当的的工具，给政府的经济干预活动确定适当的度。适度原则取决于经济发展成熟程度及市场规则成熟程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政府干预范围不一样。一般而言，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变革时期，政府干预会增多。我国目前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行为的深度和广度必然要比发达国家多一些。在现实条件下，中国政府应在建立和维护市场规则、保护产权、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显示出应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同严厉打击寻租行为，坚决惩治腐败现象，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此外，政府干预时机亦很重要，当经济生活中出现某些削弱市场机制作用的因素时，政府即可进行干预和调节。
实践证明，借鉴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政府完全可以预先确定合理目标，选择最佳路线，主动预防市场经济运行出现的障碍，恰当地把握干预力度和时机，以求达到最佳干预效果[13].
3、政府经济行为的方式
经济发展的展望篇5
一、中国54年来宏观经济调控的回顾(一)“三位一体”式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形成实现工业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理论关于走出二元、摆脱落后的通行观点和政策主张。这正如布瑞斯所指出的，“在全世界，工业化实际上已成为本世纪中叶一个使人着魔的字眼。"[日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年代里，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追求的首要目标。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实现工业化是中国经济由战后恢复发展转人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提出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在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又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比如，在“一五”计划重点建设的156项工程中，属于民用的104项工程平均每项投资达15008.22万元，其中重工业平均每项投资达15258.55万元，而钢铁工业平均每项投资更高达80906.29万元。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中心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主要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决定的，而且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不存在可以替代的路径。因此，毛择东认为，在中国推进工业化，就必须首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换育之，在建国初期，中国若选择以发展轻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虽有道理，但却不适应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只能而且必须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赶超战略。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实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工业化赶超战略，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形式。林毅夫、蔡舫、李周三学者在其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较为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首先，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为解决20世纪50年代我国资本稀缺的资源察赋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国家只能人为地压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的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从而造成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斋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撅;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还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体制。因此，只要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以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制度和毫无独立自的徽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体”式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便会相继形成，闺这种“三位一体”式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徽观经济主体的重构上。它具体又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重构。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安徽小岗农民则首创“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贵任制在中央经历了由“不许”变为“不要”(1978)，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1979)，继而“肯定”(1980)，最终完全放开(1983)的过程。[aj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当前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不仅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优越性，而且第一次概括地提出了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的双层经营思想，从而标志着农村新的徽观经济体制在理论上的初步形成。其二是几城镇国企改革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今后，国企都是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主要依托。正因为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搞好国企进行了各种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和探索。1978年国家对国有企业一改统收统支，实行企业基金制度;1979一1980年，进行了扩大企业自的试点;1981一1982年，试行多种形式的经曹贵任制，如利润包干、利润递增包干、亏损包千等;1983一1984年9月，实行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10月一1986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1987年至今，又进行了完善企业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全国各地实行的办法很多。主要有承包制、股份制改革、租赁制、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并、企业托管等等，并最终提出了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主张，从而为我国的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创新还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载体的市场取向改革上。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在宏观经济运行载体即宏观经济调节机制的选择上，就是引进和发展市场调节机制。因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经济只有市场化，才能成为世界市场经济的一个分支，并在经济全球化中谋求自己应有的地位。具体而言，中国24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又可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五个小的阶段。(l)市场化的准备阶段，或萌芽阶段(1979一1991年)。其主要特征是:“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阶段，具体又可区分为以下三个小阶段:经济调整与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一1984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调节)为辅;推行全面经济改革的阶段(1984一1988年)，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l治理整顿、维护稳定阶段(1988一1991年);(2)市场化改革的实施阶段，或生长阶段(1992一至今)。其主要特征是“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具体也可区分为以下两个小阶段: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一1997);市场化改革的攻坚阶段(1997一至今)。总之，经过二十四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目前我国商品市场调节价比重已超过90%，即我国九成以上商品价格已是“市场说了算”。(三)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为治理国内的内需不足、通货紧缩，应对国外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自1998年10月开始，我国又连续近六年对国民经济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旋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俗称扩大内需政策。据统计，从1998年至2003年，我国分别发行国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中国近六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分别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百分点、2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1.8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使当年的GDp增长分别达到7.8%、7.1%、8%、7.3%和8%。按这个比例计算，1998一2001年间，国俊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在GDp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20%、28%、21%、25%。事实呱卯，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我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尝试。#p#分页标题#e#我们在肯定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正面效应的同时，又不能不看到，中国近六年来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偏差同样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单向片面地强调需求调控一方，而忽视了供给调控另一方，仅仅在“市场摇求—宏观需求管理”这个圈子内寻找对策，未能将濡求刺激与供给推动结合起来对市场进行调控，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至今仍有差距。概括起来，中国近六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实践的悖论具体主要表现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并未根本解除、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并未改变、民间投资启动效应至今仍不明显、不可忽视的国债风险及公共投资的腐败等方二、对中国现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中国实践的悖论运行，迫使人们不得不对政策本身进行反思。概括起来，其中的症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中、西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历史背景不同。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对西方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仿效。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却忽视了中、西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历史背景。西方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若溯起源头，在实践上最早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其理论源头却来自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其共同背景是世界经济的大萧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研究稳定政策的现代方法产生于大萧条。关于大萦条的知识，在60年代以后，仍是理解现代经济学和美国经济的要点。”[s]一句话，西方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大危机”、“大萧条”的产物，凯恩斯理论亦被称之为萧条经济学。而自1998年以来，中国面临的时代背景只是市场疲软，通货紧缩，而不是大危机、大萧条。而且中国目前最主要、最重要的是无效供给(过剩)问题，而不是真正有效需求不足，是过剩供给与孺求各踞一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有效运作既必须依赖于一整套制度基础(体制完善)和结构条件(结构优化)，还必须积极适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的宏观经挤环境对政策导向的选择及其目标都有不同要求。历史背景不同，即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则解决问题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就会使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出现“水土不服”，这正如《晏子春秋》所言:“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权。”(二)我国尚不具备积极财政政策范式的适用条件。西方正统经济学在论述宏观经济政策时均是以经济结构稳定和制度结构既定为假定前提的。换言之，积极财政政策范式的实施或有效运行必须具备和依赖一定的制度基础和结构条件。一方面，必须具备高度发达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墓础条件，包括真正独立的国企制度;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政制度与运作体制;建立独立的具有一定权威的中央银行制度;相对完普的商业银行体制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市场化利率制度;高效廉活的政府体制及健全的法律制度等。另一方面还必须拥有一个合理和优化的结构条件，如合理、优化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供佑结构及相应的收人分配结构、区域结构及城乡一体化等。积极财政政策范式在中国的不适应或失效的症结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徽观基础和制度条件等问题。换育之，积极财政政策范式的有效运行所必须依赖的制度基础与结构条件在中国目前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从而导致其水土不服。一方面，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包括尚未建立起真正独立的企业制度，从而使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相应的徽观墓础汤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还没有形成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尤其是资本等要素市场严重滞后;金触机构具有很高的非独立性，并对政府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金融市场还不健全、不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缺乏中介环节，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利率弹性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效果发挥不到位、不彻底;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其他配套调控手段十分缺乏，从而大大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行政府体制尚存在种种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结构不合理;收人分配结构不合理;区域结构不合理;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发达的城市经济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城市经济“过刹”与农村经济“短缺”并存等结构性扭曲国情状况也严重制约了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进一步发挥。(三)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自身的缺陷或局限性。凯恩斯的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该政策与理论存在一系列暗含假定前提。包括假定制度既定，即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一种自然水恒的制度，而仅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其主观色彩浓厚的宏观经济理论，从而假定:“现有劳力之技巧与数盈，现有资本设备之质与t，现有生产技术，竞争程度，消费者之啥尚与习恨，各种各类劳力(包括监借组织等劳心活动)之负效用以及社会结构，—包括(除了下举变数之外)决定国民所得之分配之种种势力.”t’j而只着重分析三个自变t(消费倾向、资本边际、利率)和两个因变t(就业t、国民收人)。而且其建立在只有三个自变t基础上的分析，也是过分强调主观心理因家的作用，比如他认为，“在礁汁未来投资之多寡时，我们必须顺及:那些从事投资者之神经是否健全，甚至他们的消费是否良好，对天气之反应如何，因为这种种都可能影响一人之悄绪，而投资又大部分决定于由然自发的情绪。，闭此外，它还假定供给正常，包括供给者自身及供给品的质t和层次、结构的完美无缺等，而把市场萧条的症结全部归替于有效裕求不足，局限在错求领域做如何拉上或扩张的文章，这不仅在西方已受到批评，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其次，该政策与理论本身的错误性或不完备性也很明显。比如机思斯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首先值得怀疑。以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规律为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动用统计分析否证了这一规律。库兹捏茨根据1929一1941年的逐年资料进行回归拟合，美国的消费函数为:C二47.6+0.73YD，而根据1948一1985年的资料，拟合出的消费函数为C=13.3+0.90YD。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平均消费倾向在长期内是稳定的;(2)战后的平均消费倾向比战前有所提高.[s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也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且发达程度不同类型国家存在处于同一个层次的储蓄率的现实就与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形成鲜明的悖论。1989一1993年，储蓄占GDp35纬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韩国、日本，占30写以上国家中有泰国、印度、阿尔及利亚、伊朗、荷兰，占20%以上的国家中有智利、印度、德国、法国、以色列，占15纬以上的国家中有巴基斯坦、阿根廷、意大利、英国、加拿大、美国。因此对凯恩斯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增规律应该作具体分析。再次，该政策的实施也存在一系列苛刻条件。如经济萧条背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是真正的企业市场经济法制健全，政策透明;人们习惯于自我判断和自我预期等，一句话，其有效实施还必须依赖于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基础和结构条件。此外，该政策由于片面地强调需求边的反危机政策在实践中也无法彻底消除市场萧条。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效率下降，尤其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失灵或破产。#p#分页标题#e#(四)衰退的内生性。克鲁格曼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曾经写道，“一个又一个国家进人衰退，它们都发现传统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更加恶化，而衰退本身至少在短期内已经抵消了过去的经济成长。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图而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意味着“宏观经济濡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在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l[l。〕作者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不清醒地分析当前的问题，不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我们就无法达到我们描要的理解和把握。有些人认为，日本、亚洲新兴市场和巴西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解决。但我相信，通向世界繁荣唯一重要的结构，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l[l门这正如约瑟夫•熊比特所说过的，“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刺激带来的复苏，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未能完成的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中又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再造成另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危机的威胁。”[lz〕(五)国际上也没有很成功的搞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政府赤字和债务是很容易具有“刚性”和“惯性”的，而长期使用赤字和值务政策的结果往往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通货膨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隐患。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作为中长期宏观政策的基调。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既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在20世纪中叶的空前繁荣，同时也是造成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滞胀”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舒尔茨在写给美国的一个备忘录中就说过，“反经济周期”调节的措施不能搞长。我国前财政部门项怀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说过，国际上也没有成功的搞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ls1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未来取向我国虽已连续近六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增长较快，并出现一系列负面效应。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特殊的国际、国内经济背景决定了我们既有必要也有条件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近期在继续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转变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增加国债投资的简单化观念。充分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是包括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运用税收政策、调整收人分配政策、实行财政贴息政策等在内的组合政策。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和宏观调控需要，正确把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现形式和作用力度，进而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今年的当务之急是在继续保持适度国债投资的同时，加大启动消费的力度。因为投资拉动只是扩大内需拉动的一个方面，旺盛的内需最终要靠经济‘内在机制的形成。而内生机制的形成首先要启动消费需求。而启动消费需求的先决条件是增加居民的收人。重点又应该是增加农民和城镇中低收人者的收人。因为这些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他们的收人最容易转化为直接的消费。因此，今年我国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财政支出、国债投资应向能够启动消费，特别是能够提高广大农民和城镇中低收人者收人的方向倾斜。(二)重视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具体包括:1.在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上，首先投资重点应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基础设施建设内部项目的选择上，不仅应重视大的项目，而且应重视中小型项目，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更应成为重中之重。其次，在国债投资资金中加大用于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并重视取消技改贴息的所有制界限，引导民营经济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此外，还应重视加大国债资金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务纳人规范化管理轨道，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为企业担保等.4.重视政策创新，如在国债投资中适当多安排一些有利于增加农民务工收人的项目，如退耕还林还草、农村中小型水利设施、农村道路、教育、卫生设施等，从而实现以工代娠的国债效应。这正如拉格纳•纳克斯所说的，欠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剩余劳动力可以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可以实现劳动对资本的替代(纳克斯，1953)。(三)从观念、市场准人、税费负担、融资体制、外部环境等方面，对民间投资以更大的支持，从而最终真正启动民间投资。首先，在观念上应提升民营经济的地位，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举措。其次，为更大限度地发挥国国债扩张对民间经济的带动作用，国债政策孺要进行适度调整。比如，增大国债用于技术改造贴息的比例，取消技改贴息的所有制界限，引导民营经济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开放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或担保等方式，吸引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再次，鉴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在融资体制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应重视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并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建立一个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中小金融机构为辅的间接融资模式，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此外，还应重视清理取消对民营经济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限制，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等等。(四)重视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共投资的腐败。首先，对国债资金投向要严格审核，坚决制止重复建设、过分超前建设和“半拉子”工程;其次，对所有国债建设项目实行公开招投标，规范操作。我国招标法明确规定，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者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应当公开招标。而且，法律明文规定，项目法人、行政主管部门和评标委员会的专家都应彼此独立;再次，对部分国俊项目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持，减少资金拨付的中间环节和提高使用透明度，避免截留、挤占和挪用;最后，加强对国债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的审计监督。此外，对国债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并不断完善管理办法，从而确保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p#分页标题#e#(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重视考虑体制格局与开放经济两个因素。因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因此从中长期看，深化经挤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对外开放应是基本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应为基本政策“保驾护航”，从而防止政府赤字和债务对改革的“挤出效应”。(六)坚持濡求拉动与供给激励并举的“两手抓”(“双轮”启动)原则。我们应借鉴西方国家的长期的历史经验，结合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及供给学派的供给理论二者之长，坚持“两手抓”原则，即一手抓需求(治标之策)，一手抓供给(治本之策)，坚持以供给带动需求。既要重视从需求的角度人手，通过实施一段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当前的需求困境，从而实现拉动需求的短期目标;又要坚持从长远出发，重视激励、优化、提升、增大供给，走供给主动之路，从而兼顾经济增长、供给优化的长期目标，从根本上协调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真正踩准国民经济的平衡点，实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适当调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尽快由以需求拉动为主转向需求拉动与供给激励并举，从单轮启动转向双轮启动，从而实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转型。(七)重视积极财政政策与其他的政策的协调配套。首先，应重视加强货币政策的作用，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包括保持适当较快的货币供应增长、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等，以有效地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其次，配以宽松的税收政策，以免产生“挤出效应”。在继续保持适度国债投资的同时，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对策取向。采取适应减税与适度增税并举，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应重视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在调整中优化供化，刺激有效播求，从而充分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应有效应.
经济发展的展望篇6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但是在日益关注民生的今天，我们更应注重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发展。经济适用房制度自实施以来，在我国保障性住房领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价的过快上涨，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经济适用房由于有政府的保驾护航，在高房价时代为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安居之所，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彰显了国家的惠民政策，是国家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一、经济适用房的概念：
2007年由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对经济适用房的概念进行了阐述：“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集资建房单位建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二、经济适用房的特点：
经济适用房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经济性，是指住房的价格相对同期市场价格来说是适中的，适合中等及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能力。适用性，是指在房屋的建筑标准上不能削减和降低，要达到一定的使用效果。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经济适用房是国家为中低收入人群解决住房问题所做出的政策性安排，它的出现针对的就是城市住房困难的中低收入家庭。
经济适用房与普通商品房有着很大的差异，主要在于：首先，它们供应的对象不同。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对象是被严格限定的有住房困难的中低收入家庭；其次，它们的土地取得方式不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性质为政府划拨；再次，它们在国家住房制度中享受的政策是不一致的。经济适用房由于有福利性质，政府减免了一部分行政规费；最后，它们的定价方式是不同的。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是由政府主导定价的。
三、经济适用房的现状：
从2008年开始建设经济适用房以来，上海全市已开工建造和建成经济适用房几百万平方米。当这些经济适用住房逐步建成并交付使用之后，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一）产权归属及上市交易问题
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里，首次将经济适用房产权明确为“有限产权”。随后在《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了经济适用房有限产权制度。上面我们提到经济适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商品房，它与商品房虽然都可以办理房地产权证，但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根源就在于商品房具有完全产权，可于产权办理后任何时间买卖交易或者作为抵押获得贷款，也可以继承或者析产；而经济适用房只是有限产权，同时又规定购房人购买经济适用房不满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若购房满5年，购房人可转让经济适用房，但应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房与经济适用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具体交纳比例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政府可优先回购。这里可能会产生几个问题：
1、经济适用房的产权人享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但不完全拥有收益权和处分权
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第31条就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因此，商品房交易时房屋产权和土地产权要一并发生转移，但是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有限产权却无法做到。因为目前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是由政府划拨的，购房者支付的房款中不包含土地款项，也正是由于这种特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种有限产权抑制经济适用房的交易行为，更多地发挥利用经济适用房应有的作用。但对于房屋本身来讲，如果要进行交易，就必须拥有完全产权。
2、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时价格认定问题
经济适用房的产权人在5年后要上市交易，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要向政府交纳与商品房差价的一定比例的土地收益款，那么同地段商品房的价格如何认定？是否考虑了物价上涨因素？比如购房人2011年购买了经济适用房，合同也约定了将来出售时的分成比例，2011年同地段的商品房价格和5年后同地段的商品房价格肯定是不同的，那同地段商品房价格认定是以5年前的价格还是5年后的呢？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认定是否还是按照原来购房时的价格呢？这些都无法得到准确答案。购房人在购买经济适用房时是不支付土地款的，那他5年后卖出经济适用房时由于向政府支付了土地收益款（这笔钱经济适用房购房人自己没有出）后，买房人是否能取得了完全产权，那么这种完全产权与商品房取得的完全产权是否一致？症结就在于划拨土地没有使用年限，而商品房的土地是有使用年限的。
3、在购买了经济适用房到上市交易前，因为没有相关的规定或相关规定模糊不清，导致在继承或者析产方面存在很多现实问题
在限制经济适用房上市的5年间，由于家庭及社会的一些不可知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需要对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进行转移，因为对经济适用房的主体权利人有严格的限制，主要在继承方面会遇到问题。如果政府认可在此期间可由继承人支付土地款后转变为完全产权，势必会引起其他购房人的反对，也不会认可政府的做法。
（二）经济适用房建设成本控制和销售问题
一直以来，经济适用房就是低成本的代名词。为了将经济适用房建设得更好，上海市相关部门专门出台了《经济适用房建设导则》，不仅规定了经济适用房的面积标准、容积率、层高，还规定了许多细节部分，如外立面、门窗、保温、电梯等设备设施及节能等等要求。这对经济适用房建设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标准。最近几年来经济适用房建设成本有很大的上升，其中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
1、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衍生以及国内不断上涨的物价指数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加剧了经济适用房建设成本的上升；
2、不断上涨的大基地动拆迁费用和大市政建设费用的增加也促使经济适用房建设成本的上升；
3、国家银根的紧缩、国内抑制资金流动性的举措以及贷款利率的因素导致经济适用房建设成本的增加；
4、经济适用房建设标准的提高也是导致其建设成本难以下降的因素；
5、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流程基本按照普通商品房的流程，甚至在某些部分更甚于普通商品房。虽然减免了一些行政收费，但在项目配套方面的费用没有明显下降，另外，为了保证房屋的质量，可能还会增加一些诸如检测和检验等费用，可能导致建设成本增加。
因此在目前的经济水平和状况下，想要大幅降低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成本的确是比较困难的。另外，销售周期和费用的结算也是困扰经济适用房成本的一大难题。经济适用房的销售也大致按照商品房销售的模式进行的，也要设置售楼处，培训销售人员，接待客户看房选房，发放销售宣传资料等等，唯一不能变的就是销售价格。虽然客户的人选及数量由政府组织筛选确定，但房子还是要一套一套地签约销售。如果小区户数比较多的话，销售周期肯定会加长，但周期和费用是成正比的，而费用按照经济适用房有关规定是不能进开发成本的。如果政府还是用老的结算标准去套用新开发的经济适用房的话，那肯定会出现矛盾的地方。
（三）经济适用房贷款问题
关于经济适用房的贷款问题主要有二方面：
1、经济适用房建设过程中的贷款难。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大多数要通过银行贷款来进行，而银行对政府划拨土地建造经济适用房也显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同时银行通过提高门槛或手续复杂化来达到减少放贷的目的，将可能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
2、经济适用房购房人由于自身的经济条件较差而很难获得银行个人贷款。经济适用房的有限产权属性使得经济适用房在法律上讲是不具有完整抵押权的，再者由于经济适用房的购房人多是中低收入家庭，还贷压力大，这就导致银行对经济适用房的个人或家庭贷款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目前全市只有4家银行可以办理按揭贷款而且还是由政府指定的国有商业银行。从实际销售的情况来看，银行害怕承担过多的风险，因此很多购房家庭的贷款（主要是商业贷款）不是额度减少就是贷不下来。这也造成一些开发企业资金回笼比较慢，更加剧了企业资金周转的压力。
四、经济适用房的发展
（一）按照既定路线，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作为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补充力量，在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最近召开的“保障性安居工程住宅实事立功竞赛表彰大会”上，市政府领导强调“今年还要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从现状来看，每年有计划地推出经济适用房，不仅提升广大百姓群众的居住条件，而且扩大了内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稳定了房地产市场。政府只要着力解决经济适用房面临的各种问题，经济适用房会发展得更好。
（二）放松政策，在购买后5年内，经济适用房可逐步向公租房转化
经济适用房的发展可参考香港公屋的经验。香港政府建造公屋，就是为香港贫困人群解决居住问题的，并且香港的公屋是低价租给贫困人群的，是那些人能负担得起的。那么经济适用房也可逐步向公租房转化。既然土地是政府划拨的，那住房就由政府委托大型国企代为建造，产权全部是国家的，做到产权清晰。笔者认为，既然已经“将公有制进行到底”，就要体现政府为百姓做实事的决心，将经济适用房转化为公租房，才能消除民怨，积聚民心。
（三）放宽政策，在购买后5年内，经济适用房可逐步完善产权向政府限价商品房转化
经济适用房的第一批购房者的确是城市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他们花费一辈子的积蓄，东拼西凑外加银行贷款（公积金和商业贷款）才买得起经济适用房。虽然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比起周边商品房价格来是低得多，但购房者还是感觉有压力，但鉴于我国普通百姓喜欢置业的心态，经济适用房在产权问题上能完善的话就更好了。从政府层面讲，对中低收入人群一定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政府不妨在逐步扩大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同时，根据不同地段、不同地价完善经济适用房土地使用权，再根据不同楼盘制定相应的最高限价，只要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利用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优势，不仅能有效抑制周边房价的上涨，更能让普通百姓负担得起而没有后顾之忧。
（四）为缓解经济适用房资金压力，在建设过程中可逐步采用向各用房单位集资，定向供应的方式
经济发展的展望篇7
关键词：房地产业；县域经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39.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9-0044-03
国内许多学者对房地产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曹振良认为，房地产业定位也就是房地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刘育中阐述了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相互促进的作用；刘静岩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房地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曹宏亮认为，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结成了密切的联系，并且两者的发展呈现同向波动关系；李启明就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相关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刘文婷对武汉房地产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等等。但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国家或者大中城市有关房地产业的研究，小城镇的相关研究略显单薄。因此，本文以湖南省望城县为例，对房地产业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
一、望城县房地产业发展概况
望城县紧邻长沙市区，是长沙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向外扩散的承接区域。近年，望城县房地产业不断升温，特别是随着长沙市融城建城步伐的加快，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多条交通干线的贯通，以及日益增长的房地产需求，加上自身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城市区位，使房地产业成为望城县的支柱产业。2006年，全县房地产业开发投资259487万元,进驻望城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已达52家。商品房新开工建设面积100.8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5%；新竣工建设面积42.6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7%。自2002年起，投资额逐年攀升，由1300万元陡升至2006年的259487万元。房地产业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年上升，带动了建筑、建材、装饰、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总之，望城县房地产业成长很快，表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
二、望城县房地产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实证分析
（一）社会经济发展与房地产业的关联分析
社会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业的作用或是带动，或是制约。一般来说，GDp、经济增长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以及消费水平、信贷规模和利率都与房地产业有一定的关联，对房地产业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望城县各项经济发展指标与房地产业发展关联度进行分析。
1.研究方法介绍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能够反映系统内各因素的动态发展状况，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以关联度作为其关系密切程度及相互比较的主要标志，曲线越接近，相关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给出原始数据列的参考序列（X0）和比较序列（Xm）：
X0（k）=（x0（1），x0（2），…，x0（n））
………
Xm（k）=（xm（1），xm（2），…，xm（n））
其次，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求出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之间的差序列，计算关联系数?灼：
?孜（k）=
式中，?灼为分辨系数，且?灼∈（0，1），i=0，1，2，…，m。
再次，采用公式
?酌=?孜（k）
计算关联度，列出关联序。
最后，比较关联度的强弱。若?酌a＞?酌b，则称影响因素Xa的关联度优于Xb。
2.数据指标选取
根据望城县社会经济与房地产业发展实际，分别从经济发展、关联产业以及生活消费水平3个方面选取以下8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X1=固定资产投资（万元）、X2=GDp（万元）、X3=财政收入（万元）、X4=工业产值（万元）、X5=第三产业产值（万元）、X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7=人均GDp（元）、X8=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与X9=房地产投资（万元），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3.关联度计算过程以及排序
利用SpSS11.5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求出参考序列以及比较序列差序列矩阵。确定关联系数?灼，这里取值0.5，并计算得出关联系数矩阵。计算关联度γm并进行排序，结果如表2所示：
4.结果分析
通过对望城县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与房地产业投资进行分析可知，在各项指标中，与房地产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工业总产值，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人均GDp、财政收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第三产业产值等。这些指标与房地产开发的关联度差距最多为0.2，说明望城县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与房地产业发展关联紧密，与房地产业发展相互促进。
（二）房地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望城县社会经济发展在影响房地产业发展的同时，房地产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这些部门的发展。
1.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拉动作用
依据表1中望城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投资的数据可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投资趋于同向增长。根据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投资的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相关模型(1)如下：
Y=84695.81+2.70686X………………（1）
R2=0.890049
t=（2.514844）（7.52761）
F=56.66491
由模型（1）可知，望城县房地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可以直接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加2.7亿元。同时，房地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带动GDp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对国民经济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2.房地产业的发展能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我国房地产业关联度达52个行业。通过对望城县房地产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关联分析，房地产投资与工业总产值的关联度最高，因为房地产业可以直接带动建材业、冶金业、交通运输业、饮食服务业、装饰装璜业、家具生产业等产业的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带动工业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依据表1中工业总产值与房地产投资的数据，可以得出工业总产值与房地产投资之间的相关模型（2）:
Y=197546.2+2.844X……………………（2）
R2=0.916848
t=（6.524859）（8.785383）
F=77.18295
由模型（2）可知，望城县房地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就可以带动工业总产值增加2.8亿元。房地产在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又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综合算账，房地产业每投资10万元可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据此，2006年较2005年，望城县房地产业投资增加值便可为望城县直接或者间接增加25949个工作岗位。
3.房地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消费，改善人居环境
望城县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与房地产投资的关联序排在第四位，房地产投资促进了社会消费，望城县的人均GDp也明显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群众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人们逐渐向住宅小区聚集，住房消费大幅度增加。住房消费是居民家庭最大的消费，进而住房消费的大量增加，加快了望城县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
三、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望城县房地产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关联度比较紧密，相互促进发展。推动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对拉动投资、刺激消费、带动就业和优化城市形象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来，房地产业的发展对望城县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依靠房地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首先应该认识到湖南省现阶段房地产行业总体来看还不是很成熟，特别是在房地产的1/3的市场都集中在长沙市，其余也大多集中在各地市，县域的房地产市场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其次，应该看到，房地产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出现整体投资过热，局部存在泡沫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为了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以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为依托，促进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曹振良.房地产倒U曲线与房地产产业定位――论房地产与国民经济的关系[J].东方企业家,2001,（11）：56.
［2］刘育中.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探析[J].商业时代,2007,（05）：98.
［3］刘静岩.房地产投资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J].特区经济，2006,（05）：267-268.
［4］曹宏亮.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同向波动分析[J].技术经济,2002,（09）：5-6.
［5］李启明.论中国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J].中国房地产,2002,（06）：13-15.
［6］刘文婷.武汉房地产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2006，(06)：91-92.
［7］陈永岳、陈伯庚.新编房地产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4-32.
经济发展的展望篇8
欧洲债务危机有望缓解
传承井冈精神敢闯发展新路——访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行长傅正辉
美国:经济呈短暂复苏迹象Qe3窗口并未关闭
欧洲:欧盟峰会成果能否解救欧债危机
日本: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政策微调的时机是否成熟
昏暗中希望重燃只可惜不禁推敲——2011年10月国际金融市场回顾与展望
2011年10月份利率市场回顾与后期展望
市阴人气散否极盼泰来——证券市场回顾与展望
利空利多交替金价温和反弹——2011年10月黄金市场回顾
复杂经济形势下的行业信用分化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推进及战略安排——基于人民币国际化视角
a股上市公司2011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分析
论强化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建设
基于交易费用分析的跨国并购
关于商业银行公司金融业务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探讨
借实施新资本协议东风加强市场风险管理能力
美国:二次定量宽松蓄势
欧洲:重塑欧洲财政金融治理框架
日本:日本政府六年来首次干预日元升值
中国: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分析和预测
经济前景阴霾再起资本流动主导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分析
新高之后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
公开市场温和操作月初月末利率攀升——货币市场回顾与展望
基本面走向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小滞胀格局依然——银行间利率市场回顾与展望
趋势未改震荡依旧——证券市场回顾与展望
2010年三季度业绩统计报告——基金绩效分析
价跃千三后市乐观——黄金市场回顾与展望
银行业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对策建议
国际热钱套利的渠道及对策分析
金融危机下新兴市场的投资机遇
新兴市场银行业继续领跑全球——2010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评析
数据
“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财税政策
美国:迟到的预期调整
欧洲:过度刺激政策退隐——大约在冬季
日本:经济复苏困难重重
中国经济:实现三轮马车动态平衡的政策选择
经济继续回暖市场步入正常——国际金融市场走势分析
人民币长期升值能力被低估——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
公开市场回笼力度加码市场资金充裕利率下探——货币市场回顾与展望
债市利空暂出尽反弹属性仍未变——债券市场回顾与展望
风动还是幡动——证券市场回顾与展望
8月份股票型基金业绩暴跌20%——基金业绩评价
金价盘整蓄势待发——黄金市场回顾与展望
2009年上半年中国钢铁行业风险分析
借鉴国际经验扩大高收入家庭消费促进内需较快增长
深入开展违约损失率研究健全银行二维内部评级体系
只可收藏不可交易
“汇聚宝”近期发售计划
玻璃大王曹德旺:成功是因为从零开始
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赴内蒙古进行客户营销及业务调研
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会见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郑海泉
当前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及趋势展望
美国:经济滞胀风险加剧货币政策仍举棋不定
欧洲:加息还是减息?这是个问题
日本:经济滞胀风险大幅上升
经济发展的展望篇9
2009年10月25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在京举办了“2009／10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会”并了《2009年中国农村政策执行报告》。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首先介绍了《2009年中国农村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首先分析了2009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基本情况。一是今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和发生历史罕见特大旱灾等自然灾害的双重考验，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粮食总产在高基数上有望实现连续六年增加，农民工就业形势好转，农民收入增长好于预期，城乡关系出现结构性改善。全年发展态势表现为：一季度跌入谷底，二季度止跌回稳，三季度企稳向好，全年“保供给、促增收”的目标能够实现。二是主要农产品生产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市场价格相对平稳，受需求下降和国内外差价加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同比降幅较大，展望后市，在国家政策有力调控下，水稻、小麦价格可能小幅走高，大豆、棉花等产品价格将保持平稳，生猪、肉鸡等产品价格还可能小幅回升。三是根据对全国12个省的117个县问卷调查，今年中央出台实施的增加财政支农投入、强化农业支持、加快农村公益事业和社会事业发展、扩大农村消费、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等农村主要政策措施执行情况总体较好，但也存在着地区之间执行情况不平衡、一些措施没有落实到位等问题。《报告》接着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困难。主要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仍不明朗、统筹城乡发展正处在重要时期、统筹区域发展任务艰巨、国际贸易环境仍然严峻等，使得继续保持农业农村经济良好发展势头难度加大。展望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报告》最后建议明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可以明确为“两稳定两促进”，即保持农业稳定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主要措施包括抓紧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完善农产品调控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以及实施农村区域发展战略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副所长、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王萍萍副司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王德文主任应邀出席分析展望会，并围绕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形势、农村政策执行情况、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产品价格和市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思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在京部分新闻单位记者和农研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出席了会议。
据了解，今后农研中心将每年定期举办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会，发表年度中国农业政策执行报告，邀请专家学者共同就当年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经济发展的展望篇10
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中国快递协会副会长达瓦。
《望东方周刊》：我国快递行业发展的现状如何?
达瓦：我国邮政业的发展是平稳、快速、健康、有序的。邮政业中快递业务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民营快递业更是呈现了快速增长，有的增速达100％，有的甚至是150％的增速。这不仅说明，这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政企分开”的改革有关。最根本的问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行业发展，老百姓需要快递服务。
目前邮政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发展能力和水平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用邮需求。需求大，供给不足，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整个环境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环境。
我们的市场潜力非常大。对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认识不足。发达国家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寻找各种进入的机会。而我们自己，身在此山中，看不出来，总是犹豫不决。
《望东方周刊》：你指的犹豫是?
达瓦：国务院的邮政体制改革方案落实还需要加快速度。体制改革方案是一分开(政企分开)，两改革。邮政储蓄改革基本到位；主业改革还需要提速。一定要按各自的规律办。普遍业务和竞争业务要分开，不但形式上要分，账目也要分。
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国有经济是主力军，如果他们的体制、机制迅速到位，那它发挥的骨干力量，是国家的希望、经济社会的希望、老百姓的希望。也是国务院的邮政管理部门所热切希望的。我们推动改革，只能用改革的方法解决现有的矛盾。
《望东方周刊》：我国快递市场的构成是什么状况?
达瓦：我国邮政市场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现在这个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产生多元格局，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邮递与生俱来就应该是快递，快是它的核心价值。消费者买邮递就是买时间。社会经济更需要多层次、多元化的服务。
《望东方周刊》：新《邮政法》的实施，对快递业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
达瓦：《邮政法》的立法宗旨，归根结底是要促进发展。邮政业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新邮政法实施后会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有这样、那样不同的认识我想是暂时的。
目前国内已经有注册登记的2000多家法人企业，分支机构有7000家。邮递产业整个已经是开放的产业，叫邮政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望东方周刊》：由于邮政专营范围尚未确定，快递业的格局是否存在着变化?
达瓦：《邮政法》把我们改革的成果和现状以法律形式固化了。对每一个现有的主体，不但有了法律地位，而且都有很好的保护措施。如果认真研读，会发现《邮政法》就是邮政行业现有格局的客观表述。我们国家的经济蓝图早已被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画好了，就是共同发展的格局。国有企业发挥骨干主要作用，民营企业得到应有发展，外资企业占有一席之地。
对邮政专营范围，法律里所表述的，“信件寄递业务”这样的词，是最准确的，没有其他的表述方式。对新《邮政法》要原原本本地学习和引用，更全面准确地加深理解。
《望东方周刊》：我们该如何理解普遍业务和竞争性业务?
达瓦：我们国家用邮递方式提供了实物通信，是一个产业，即邮政业，这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一个市场，无论是国际、国内，城市、农村，无论是普遍服务还是快递服务，都是邮政市场。
普遍服务中的绝大多数业务都是市场化的业务。对邮政企业来说，只是承担了一个义务，责任重大的国家义务。比如包裹，经过审批，谁都可以做。邮政企业只承担了10公斤以内包裹的义务，对难以送到的包裹，快递企业可以拒收。邮政企业不能说这个话。普遍服务只是邮政企业承担了义务，但是绝大多数业务本身还是市场化的。所以我们一个产业、一个市场用一个《邮政法》来调节。用邮政法调节两种不同类型的服务，普遍服务和快递服务。快递属于竞争性领域。在《邮政法》中，除信件寄递业务的规定外，我们看不到对它有任何限制性的表述。
我们不能违背规律，也创造不了规律。我们只能发现规律并按规律办事。《邮政法》实施以后第一位的任务是学习邮政法，全社会统一思想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