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要素篇1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增长方式;状态空间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9-0020-05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基本经济目标之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解为三项,即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劳动力和固定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情况,称之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其主导作用的情况,称之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长期来看,由于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都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全要素生产率已逐渐成为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体现,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易纲[1]等从定性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胡鞍钢[2]分析指出197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迫切性,得出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一重要结论。张军[3]等测算中国1952-1998年的tFp增长率大约在1.0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9%。吴三忙[4]对1953-2003年间各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资本贡献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09%,劳动产出则为4.7%,全要素生产率仅为0.6%,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12.87%,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属于资本驱动型。石磊[5]等通过对1978-2003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发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1992年开始有明显下降,1994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0以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居高不下,整个经济对资本的依赖度越来越大。郭庆旺[6]测算了中国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891%,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仅为9.46%,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驱动的投入型增长方式。吴延瑞[7]对中国1992-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出了最新的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平均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27%,远小于同期的日本和德国的类似估计值。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所推动。
现有的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标准不一致。目前,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统计指数法(如张军)、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郭庆旺)和索洛余值法(如吴三忙,石磊,吴延瑞)。对于索洛余值法,其主要思想是以回归模型的余值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但这样往往会产生较大的测算误差,从而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同时,这种余项或残差本身并不能在模型系统内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本文试图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状态空间模型来刻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情况。该方法避免将回归模型的残差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值,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状态变量,这样将全要素生产率从余值中分离出来,剔除测算误差对其估算的影响,使得研究结果更准确。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展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
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状态空间模型
在计量经济学中,状态空间模型(statespacemodel)的运用十分广泛[8],主要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理性预期、测量误差、长期收入和不可观测因素(趋势和循环要素)。状态空间模型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将不可观测的变量(即状态变量)并入可观测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估计结果,从而使得一些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为了避免索洛余值法中将回归模型的余值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而产生的估算偏差,本文决定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将全要素生产率视为一个隐性变量,即未观测变量,从而借助状态空间模型,利用极大似然估计给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在估算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需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具体包括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aDF单位根检验和JJ协整检验。
以两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建立模型:YtaKαtLβt,其中Yt为t期的实际产出,at为技术进步速度或称全要素生产率(tFp),Kt为t期的资本投入,Lt为t期的劳动投入,α与β分别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通常我们假设α+β=1,即规模报酬不变。建立如下信号方程:
Ln(Yt)=αLn(Kt)+βLn(Lt)+Ln(tFpt)+ut(1)
其中,Ln(tFpt)为t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假设其为一个隐性变量,且遵循一阶自回归aR(1)过程,则有如下状态方程:
Ln(tFpt)=ρLn(tFpt-1)+vt(2)
其中,ρ为自回归系数,满足ρ
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选取中国1978-2006年的产出Y,劳动投入L,资本投入K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产出Y:用实际GDp代替,本文以剔出了价格因素变动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劳动投入L:用全社会就业人数来衡量劳动投入情况。资本投入K:经济增长的资本投入主要是指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等物质资本的投入。由于资本存量的计算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以张军为代表的永记盘存法来计算资本存量最为普遍,并且为多数学者的研究所引用。因此,本文在张军[9]测算的资本存量数据基础上,剔除价格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得到1978-2006年的中国实际资本存量数据。
(二)实证分析过程
以上变量数据均为时间序列,而时间序列的非平稳和伪回归问题一直是传统计量经济学最主要的挑战。为了消除这两方面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数据作如下处理:首先,为避免数据差异的影响,对各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然后对模型设定进行检验,包括aDF单位根检验和JJ协整检验,借助eviews5.0软件得到检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
表1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实际产出LnY、资本投入LnK和劳动投入LnL三个时间序列aDF值的绝对值都显著地小于各个临界值的绝对值,并且macKinnonp值也表明各变量序列非平稳。但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序列的aDF值的绝对值都通过了95%的临界值检验,这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可以认为原序列为i(1)。表2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LnY,LnK,LnL三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利用它们的一阶差分系列?驻LnY,?驻LnK,?驻LnL建立形如(1)、(2)式的状态空间模型,得到如下估计结果(见表3)。
信号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达到0.877,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可以得到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为0.123。状态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化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一阶自相关系数达到0.552。回归结果的Dw值为1.85,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由信号方程和状态方程一同估算得到研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如图1所示。
(三)实证分析结果
从图1所表明的1979-2006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发展变化来看,在整个研究期内,除了1990年和1993年的tFp增长率出现负值,分别为-4.84%和-1.42%,其余年份的增长率均保持正增长,这与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化过程可以分为波动增长、稳定发展和下降恢复三个时期。
首先,波动增长期1980―1989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大致在3%左右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推行打破“大锅饭”的经济责任制,各种新经济制度的实施很好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这个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制度因素改变的影响而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但1985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滑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一同呈现下降趋势。这主要与当时政府采取的压缩财政开支、紧缩银根的“双紧”经济政策有关。其目的是抑制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全要素生产率在1990年这次低谷的出现,主要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有关。政府为了避免国内经济出现急剧下滑,从而采取了增加投资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投资的过快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增长的效率,以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时期的增长大幅下降。
其次,稳定发展期1991―2000年,除了1993年外,其余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并在1994年达到最大值8.79%。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使得中国改革开放的范围和领域得到明显的扩大,与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也进一步加强。国外大量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和管理模式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技术进步,引起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主要是乡镇企业)转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这个时期的tFp增长率也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即平均每年增长5.18%。
最后,下降恢复期200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2003年后开始恢复,2006年已逐步恢复到接近5%的水平。这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使得国内市场已从短缺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初起到了促进生产率的成效之后(比如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近年来的经济转型遇到了制度瓶颈,体制改革的难度加大,如国企问题、金融系统问题以及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不适当干预等。这些原因造成了整个经济生产系统的低效运行。而伴随着经济的萎缩,市场的不景气,许多企业也面临着经营不善,效率难以提升的困境。虽然,国家此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其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民间投资又得不到较好的利用与发展,从而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缓慢。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质量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有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否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问题都成为现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以下本文就从各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通过计算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特点(具体结果见表4)。
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明,资本投入贡献变化较大,剔除1981年的-3.81%和1993年的105.58%两个异常点不考虑外,其他年份的资本投入贡献率基本在20%到80%之间波动。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资本投入贡献率不断上升,在2003年甚至达到87.43%的较高水平。虽然此后,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也基本维持在50%以上的水平。从整体来说,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平均达到46.90%,这说明资本投入对推动经济增长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除了在1990年异常偏大外,在整个研究期内变化相对比较稳定,平均只有17.36%。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劳动投入的贡献就逐步下降,直到近两年仅占大概4%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也比较明显,除1990年和1993年为负值外,其余年份基本都在2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达到76.96%。当然,个别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水平较高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属于集约型增长,而应该看其平均水平。整个研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5.75%,相对于资本投入的平均贡献率46.90%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水平仍然较低。
通过计算集约系数来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集约系数(C)=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劳动投入的贡献)。C>1表明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并且数值越大越说明推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水平越高;C
四、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状态空间模型,对1978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比较了要素投入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此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变化。相比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结果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
1.1978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波动增长期,90年代的稳定发展期和2000年以后的下降恢复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各种新经济体制的实施,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生产关系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转移,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三是对外开放,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的引进,使中国的生产力技术水准和效率在短期内取得大幅提高,这样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取得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投资的过快增长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进而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是近年来经济转型遇到了制度瓶颈,体制改革的难度加大,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就成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又一个制约因素。
2.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依靠资本投入的增长来实现,其贡献程度平均达到46.90%;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稳定,但程度较低仅占到17.35%,并且在近几年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变化较大,其平均贡献率为35.75%。相对于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仍然较低。以经济增长的四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财富驱动阶段来看,中国经济目前还属于第二个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其特征资本密集型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这也正是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因此,需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提高来尽快进入经济增长的第三阶段,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表明,除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2000年)集约系数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大于1外,其他时段的数值都比1小而且水平较低,整体研究期内的平均水平也仅有0.56。因此,自1978年以来的近3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属于效率较低的粗放型。所以,政府应继续加大公共教育和科技等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及技术水准,大力促进生产能力改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技术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是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27-35.
[2]胡鞍钢,郑京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n].中国经济时报,2004-3-26.
[3]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2):17-24.
[4]吴三忙.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4-29.
[5]石磊,刘霞.从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中国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J].复旦学报,2006,(1):24-29.
[6]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6):34-43.
[7]吴延瑞.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新的估计[J].经济学(季刊),2008,(4):827-842.
经济增长的要素篇2
关键词:林业要素林业经济增长概况与对策
一、林业要素投入的基本概况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近年来过度开垦和放牧导致了北方一些地区草原沙漠化和林草稀疏。为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林业部门加强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并且加大了对林业要素的投入。
1．劳动力数量的变化
在林业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资源。至林业产业发展的中期，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林业的可控能力变强，所需的人工也随之产生了变化，由最初的主要依赖人力转变为“半人工半自动化”的现代林业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极度适用于现代林业的发展需求。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其节省的劳动力自由流向社会中更缺乏劳动资源的其他产业，为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劳动力方面的优化条件。对于林业经济来说，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也代表着林业产业中科技水平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林业科技进步的一种体现。
2．产业管理方式的变化
经过不断的发展，林业的经济管理系统不断完善并趋于现代化，同时林业的产业总值也随之产生了变化。随着国家管理力度和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强，林业产业的总产值在持续增长，通过这种增长变化，传统的林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于现代化林业生产的基本需求。经过现代新型林业管理模式的革新，当代的林业工程建设更加趋于科学化管理，林业的发展也能够按照科学的阶段规划逐渐推进，完成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需求。这样的管理方式也带动了林业经济的发展，是现代化林业产业管理模式合理化的重要体现。
3．林业面积增加的变化
随着林业产业要素投入的增加，我国的林业产业面积也不断增加。其中一些大型企业的公益行为也为我国的造林面积增长贡献了力量，如阿里巴巴的蚂蚁森林等，市场上的经济型企业对于我国林业发展的无私帮助，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植被面积，对我国的环境绿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近年来的合理规划造林工程等手段，使我国的经济性林业产业不断的发展，充分发挥了森林植被对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经济的促进作用。西北地区的戈壁与沙漠，其植树造林的作用更加明显，近年来西北沙漠地带发展的红杉产业取得了一些成绩，西北沙漠中红杉能够有效的实现防风固沙，同时能够为西北沙漠重新固水起到基础性的强化作用，这也是林业为我国实现“绿色增土”的阶段性胜利。
二、促进林业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
1．加大基础资金的投入力度
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林业产业基础资金的投入力度。林业产业的资金储备是其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其科技发展的基本需求。政府部门保持对林业经济扶持政策的同时，应对林业产业的融资渠道也合理的放宽，以吸引民间资金流入，这样能为民间资本进入林业产业提供基础性的助力。民间资本的流入能使社会更加重视林业产业的发展，为林业经济带来一定的收益。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林业企业也要有实质上的帮扶，例如在税收上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等，这也是提升林业整体经济水平的重要举措，更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宏观调控的优化整合。
2．强化科研技术的创新力度
林业企事业单位应该加强对科研技术的创新力度，培养创新型林业人才，对一些落后且低效的技术予以淘汰。在林业经济发展中，科技是企业进步的象征，也是企业在市场中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基本核心，为了能够提高企业的科研技术创新力度，科研部门应对林业产业给予一定的帮助。林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国土环境和生态保护，国家要对此产业有不同程度的科研项目扶持，对在林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研机构与人才国家应予以鼓励及资助，政府与企业应积极的将林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并实现其科研技术的生产价值。
经济增长的要素篇3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一、理论框架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问题一直被学者们认为是解开增长之谜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在努力寻求中国三十几年来保持高位增长速度的合理解释。笔者试图根据简单明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米德模型，将经济增长率大致看成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项）三者的函数。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界有不同的定义标准，笔者将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除资本和劳动两要素之外的其他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集合体，包括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技术演进，规模经济等等。
二、资本要素投入分析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测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引擎是资本要素（这里指物质资本）投入。援引李京文等（1993）的测算结果，1978到1990年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率是8.35%。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陈琳（2008）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分析结果中显示，1978到2004年间，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可见，资本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一半。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一种增长方式。
然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家和大批的国内学者都对中国这样的增长方式感到忧虑，认为这样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应该看到，高水平的资本投入，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是造成了经济结构，特别是供求结构的失衡。持续不断地资本刺激已经造成了某些行业相当程度上的产能过剩，而国内消费又不能完全吸收，这样就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结构失衡。其次，产能过剩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这样就可能引致对外出口路径依赖的强化，使金融危机以来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更加白热化。再次，大量以货币或者信贷形式投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最后，高水平，强力度的资本要素投入，也会使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调控范围逐渐缩小，力度逐渐减弱，最后使政策失效的可能性加大。因为当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型投资趋于饱和时，政府的投资渠道就会锐减，此时利用投资拉动的政策效应就受到限制。
三、劳动力要素投入分析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本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和其他要素来说是一大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事实上，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增加产出方面的作用当然不可小视。综合多位学者的测算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8-20%左右，仅次于资本要素，是第二大贡献主体。当然，若以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为主，这种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一是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有逐渐提高的趋势，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主要源于中国老龄化加剧和人口出生率持续处在较低水平，使劳动力供给出现缺口。
其二，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在当前的中国开始受到质疑。
四、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由索洛-米德模型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要素增长率之后的余项，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在中国，这一部分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相对要素投入贡献要小得多。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30-34%之间，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要素优化配置能力的竞争。而这些因素，正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力，才能是经济增长保持持续性和高增长。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由于技术和人力资本都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提高本国的总体科技水平，一个较高素质的群体会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二，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无疑用事实证明了制度变革和制度优化的重要作用，也坚定了我们变革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决心。一个较优的制度会使推动经济增长各因素的潜能得到尽可能的释放，从而是各要素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第三，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要从政府职能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开始。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由市场力量来配置各类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加快转型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2]马春文、张东辉，《发展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
经济增长的要素篇4
【关键词】要素价格扭曲；经济增长；就业增长；非一致性
奥肯定律表明，经济的增长会带来相应的就业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前应该呈现的是正相关的关系，而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显然是与奥肯定律相违背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本文从转型期要素价格扭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现象所产生的原因。
一、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0亿元。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两位数，按理来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会带来财富的增加，还会显著的扩大就业。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而就业的增长的速度却明显下降，2010年我国就业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弱，甚至出现了无就业增长。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从要素价格扭曲的角度出发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原因。
二、国内要素价格扭曲的形成原因
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认为生产资料从价值上表现为资本价值构成即C：V，由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有机构成。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方面来讲，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追加资本会使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即相同不变资本的条件下减少对可变资本的需求，这就造成了C：V提高，进而造成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由此产生过剩人口。
而从我国的现实经济出发，不变资本就反映在物质资本的投入，可变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反映为劳动力的投入。在经济转型期，我国政府会选择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那么为了迅速得到资金，不得不人为的扭曲要素价格，随着资本的大量投入，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增长，但是资本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劳动增长的速度，就会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这也导致了资本和劳动比的失衡（马克思意义上C：V），从而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二元悖论现象。
三、转型期要素价格扭曲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还是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由于渐进式改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非同步性，使得扭曲的体制安排下会产生其它领域的新的扭曲。其中要素价格扭曲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能否持续进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了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当时极度缺乏资本的背景下，政府不断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造成了效率的极度低下。于是我国开始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一个是存量改革，一个是增量改革，存量改革主要是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中进行，逐步在这些企业中引入市场机制，试图转变这些有国有经济部门运行机制。
而增量改革的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发展市场主导型的部门，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我国是先进行的增量改革后进行的存量改革，在由增量改革方式向存量改革方式推进以后，与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国有经济部门开始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度高的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开始退出过去的竞争性领域，承担了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的政策性负担，但是这样也使他们在政治上比非国有企业更有优势。因为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会责任，它的劳动力的配置就并不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另一方面，国企凭借政治上的优势，一般会以很低的资金价格获得政策支持，以保证这些国有企业的稳定发展，这样的后果是国有企业的人均资本在不断增长，造成了资本的不断深化，虽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国有企业中却出现了大量冗员的现象。
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企业成为了效率高利润高的经济主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为了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资本过度投资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以及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现象，民营企业就成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度剩余的状况，非国有企业出了利润空间减少而生产成本却逐步上升的问题。并且此时因为我国在九十年代以前还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的劳力力，而且由于改革造成的国有企业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都造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出了了无限供给的状态。
总之，转型期资本价格被过度低估，大量的资本积累引起资本深化，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会导致资本对劳动的过度的替代。资本的深化使经济快速增长了，但是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就业的吸纳能力却下降了很多，这就造成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二元悖论的现象。
参考文献：
[1]盛仕斌，徐海.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经济研究，1999（5）
经济增长的要素篇5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C-D生产函数；索洛余值法；经济增长贡献
中图分类号：F830.9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0017-2017（1）-0028-07
一、问题提出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为6.5%-7%，。全要素生产率（tFp）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最早由索洛（Solow，1957）提出，故也称为索洛残差，指总产量中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依靠技术进步、管理创新、能力实现等非要素投入的增产部分，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剩余部分。tF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关于tFp的研究主要针对整个国家和某些具体行业层面，而对特定省份的研究比较少。甘肃省作为西北欠发达地区，其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全要素生产率是否也在增长，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利用C-D生产函数模型对甘肃省1978-2015年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进行估算，并运用索洛余值法得到期间tFp及其增长率，进一步分析要素投入和tFp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价
按照学术界一般观点，国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索洛（Solow，1957）首次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量化研究，经过不断论证推导出测算tFp的“索洛余值法”，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肯德里克（Kendrick，1961）把tFp定义为“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长所不能够解释的部分”，投入以外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的改善及管理水平的提高等。丹尼森（Denison，1962）利用加权数合成总投入指数，进一步拓展了“索洛余值”。乔根森（Jorgenson，1793）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在部门和总量两个层次上进行tFp的测算，并提出测定资本投入的新方法。
与索洛、丹尼森、乔根森等人采用增长核算法不同的是，另有一批学者运用新的方法来进行tFp的研究，如Farrell（1957）提出的生产前沿模型研究生产率问题比起索洛余值法更接近经济增长实际情况。aigner、Lovell、Schmidt等（1977）在Farrell研究的基础上引入随机扰动项，使得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能更加准确地测度生产者行为。Charnes、Cooper、Rhodes（1978）把多投入单产出的生产前沿模型扩展为多投入多产出的CCR模型，并将这种分析方法称为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Caves等人（1982）首次提出malmquist指数法用于计算tFp，而RolfFare等（1994）建立了考察tFp增长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把tFp变动分解为技术和效率变动两部分，使malmquist指数法广泛应用于研究现代生产率问题。经过国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和相对成熟的全要素生产理论和测算方法。
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也展开一些探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tFp的测算方法及变动分析。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张军、施少华（2003）通过对1952-1998年中国的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并引入两个虚拟变量，利用oLS回归估计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根据弹性系数计算出中国经济在此期间的tFp及其增长率。郭庆旺、赵志耘、贾俊雪（2005）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各省份1979-2003年tFp增长、效率、技术进步等情况进行估算，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对中国省份经济的一些相对指标体系做分布动态演进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差异较大主要是由于tFp增长差异较大所致。赵志耘、杨朝峰（2011）采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中国1979-2009年的tFp增长率及其变动情况，随后构造市场化指数、国外技术引进经费及研发经费投入等指标体系，定量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tFp变动的原因。余泳泽（2015）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估算出1978-2012年中国省际tFp增长率，并研究了其空间收敛性。二是tFp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易纲、樊纲、李岩（2003）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效率提升的证据，否定了中国经济增长仅仅依赖要素驱动的观点，并给出新兴经济体tFp测算模型。赵伟光、敬莉（2015）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并结合改造后的C-D生产函数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西北五省经济增长与tFp、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三是从行业角度对tFp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吕健（2013）基于1997-2011年间省域数据测算了中国金融业tFp，并采用空间数据分析法考察了市场化对其影响作用。李斌、彭星、欧阳铭珂（2013）基于2001-2010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投入产出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绿色tFp与中国工业发展方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估计。范玉仙、袁晓玲（2015）基于nSBm-mL模型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对1995-2011年中国电力行业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体现了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现象。胡鞍钢、郑云峰、高宇宁（2015）基于投入产出视角对1995-2010年中国高耗能行业的真实tFp进行了研究。
总体上国内外有关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日渐增多，目前tFp的测算方法中索洛余值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法是学者普遍采用的两种方法，但由于数据处理方法不一致，加之某些研究中选取的测算期较短，导致tFp增长核算结果可比性不高。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选取了38年的测算期，结合C-D生产函数模型，运用索洛余值法估算出甘肃1978-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ζ诩湟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进行了研究。
三、方法与模型
（三）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本文采用1978-2015年甘肃省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在利用oLS估计模型之前先对这些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即i（1）。其中，Ln（K/L）在10%显著性水平下平稳，Ln（Y/L）在1%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2.协整检验。由于检测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所以紧接着对它们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用oLS估计回归模型：in，从而得到残差序列，然后对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由于t=-3.616910，而1%、5%、10%各个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值分别为-2.634731、-1.951000、-1.610907，t=-3.616910
3.回归过程。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之后，运用eviews6.0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生产函数的估计值如下：
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2=0.9839，调整后的R2=0.9834，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对上述模型参数的系数分别进行t检验，在0.05的水平下均是显著的。Dw=1.8402，说明不存在自相关性。查F分布表得F0.05（2，36）=3.259，经回归计算出的F=2199.182>F0.05（2，36），所以模型总体拟合显著。
从上述结果可以得到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α=0.792，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β=0.208。再分别计算出产出增速、固定资本存量增速和就业人数增速一并代入索洛增长方程即公式（2），就可以得到相应模型下各时期的tFp增速，除以相应时期产出增速，就可以得到各个时期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四、结果分析
（一）对甘肃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1979-2015年甘肃省tFp增长率，从图1可以看出，1979-1984年，甘肃省tFp增长剧烈波动，改革开放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tFp快速增长，平均增长率为4.96%；1984-1991年tFp增长率有所减弱，这一阶段平均增长率为3.39%，较上一阶段下降了1.57个百分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阶段，党的十四大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因此1992-1996年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甘肃省tFp在此阶段保持了较快增长，平均增长率为4.08%，较第二阶段上升了0.69个百分点；但到1997-2000年，甘肃tFp增长率总体很低且大多数年份为负值，平均增长率为-0.48%，说明甘肃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阻碍技术进步的因素，如基础设施水平、城镇化程度、外商投资状况以及制度因素等。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对外开放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加，一定程度上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但在我国入世的最初几年甘肃tFp增长并不明显。2001-2007年，甘肃省tFp增长呈小幅波动，到后期增长逐渐明显，这一阶段平均增长率0.38%。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强刺激政策，这在缓解当时经济下行压力和稳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2008年开始甘肃tFp开始了新一轮增长，2008-2012年平均增长率4.87%，较前一阶段上升了4.49个百分点。但2012年以后，由于甘肃省经济增长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投资率过高和产能过剩、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及人力资本增速减慢等，这些因素造成tFp增速下降，因此2012-2015年，甘肃省tFp增长率出现了下滑趋势，这一时期平均增长率为3.88%，较前一阶段下降了1个百分点。
（二）要素投入与tFp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利用几何平均法算得实际产出GDp、资本存量K以及劳动投入L的年均增长率，然后利用计算出的α、β的值，运用索洛余值法求得各要素投入对不同时段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2所示。
表2列出了甘肃省历年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估算结果分析如下：
1.资本投入是推动甘肃省经济增长的第一位因素。1978-1991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82.89%，成为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甘肃省努力发展生产，积极引进技术和资金，大力发展工业、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此时资本积累是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源泉。由于投资回报率边际递减，1992-2011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下降到58.28%，2012-2015年更是下降到50.16%，说明传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总体来看，1978-2015年整个研究时期资本投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73.79%，表明甘肃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粗放性。
2.劳动力投入增长较为缓慢。1978-2015年劳动力投入的年均增速为0.74%，在此期间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1.67%，只有在1978-1980年超过5%，达到5.87%。总体来看，劳动投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劳动力数量增长较为缓慢，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并没有显现。
3.全要素生产率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缓慢提高。从表2可以看出，1978-1991年tFp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较小，仅为15.76%。进入“八五”时期，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了较大提高，达到34.58%，可以看出1992年以后甘肃省技术进步取得了较大成就，说明市场经济制度的实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技术进步，推动了tFp的提高，甘肃省经济运行质量得到较大改善。但值得关注的是，到“九五”和“十五”时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了下降，甚至有较多年份tFp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反作用态势，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甘肃省在经济转型中存在一系列阻碍技术进步的因素，如制度不完善、管理水平低下，市场环境不够健全等，导致技术进步的阻力日益加大，使得“九五”时期tFp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下降到10.87%，到“十五”时期更是降到了5.42%。但从2006年开始，即到“十一五”时期，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明显提升，“十一五”时期tFp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上升到27.06%，“十二五”时期更是达到了45.29%。tFp年均增速由1978-1991年间的1.68%上升到2012-2015年间的4.75%，tFp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由1978-1991年间的15.76%增加到2012-2015年间的47.79%，随着甘肃省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管理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显著改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但总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处于较低水平，1978-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24.54%，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GDp增长率与tFp增长率比较
通过对1979-2015年甘肃省GDp增长率与tFp增长率的比较，图2显示，两者的增长趋势高度相关，且增长轨迹接近重合，所以，tFp增长率变化趋势与甘肃省1979-2015年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比较吻合。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1978-2015年甘肃省实际总产出Yt、劳动投入Lt以及资本存量Kt等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基于生产函数模型的估算结果显示，资本投入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第一力量，1978-2015年资本投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3.79%，依靠资本的积累发展经济，表现出明显粗放型的增长态势，但从1992年以后，资本边际报酬开始递减，投资效率降低，资本投入的平均贡献开始呈不规则下降趋势。1978年以来，劳动投入一直增长缓慢，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低，劳动力投入贡献基本上都处于0-6%之间，1978-2015年劳动投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仅为1.67%。技术进步是促进甘肃经济增长的第二力量，通过对GDp增长率与tFp增长率做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增长趋势一致，且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从贡献率数值上看，1978-2015年tFp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4.54%，远远低于73.79%的资本投入贡献，尤其在1996-2005年的10年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很多年份为负。自2008年以来，技术进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快速上升，近8年平均贡献约40.29%，表明甘肃经济增长在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逐渐提高。
（二）对策建议
1.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技术进步。目前围绕“三去一降一补”的调控要求，甘肃投资增长明显乏力，继续依靠巨额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在缩小，因此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由投入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一是要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政府应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总量，支持战略性、前沿性科学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将技术知识存量有效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最大程度地消除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协调、高效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和执法机制。三是要继续引进和消化吸收新技术。集中抓好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甘肃要不断加强对外开放程度，通过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并能很好的吸收和改良。
2.加快推进结构调整，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一是调整农业和非农产业结构。要加快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配置，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内部资源配置效率。要抓住国家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等重大机遇，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将促使tFp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进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3.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一是完善企业竞争和退出机制，实现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政府要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营造一种有利于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制度环境，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的落后企业，使高效率企业得以发展壮大，提高整体生产率。二是完善投资体制，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和质量。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改变预算软约束，明确政府及国有企业投资主体的责任和权利，抑制其过度的投资冲动。三是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加快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努力提升人力资本素质。
4.进行合理的机制设计，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条件，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必要经济活动，也是政府责任所在。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会通过投资效应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时滞和溢出效应对tFp起正向促进作用。目前来看，甘肃基础设施总量不足，与东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很大，基础设施挖潜的过程也就是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因此，当经济下行时，政府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各种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相对较低，并能引领、带动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从而减少产能过剩。
5.加大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力度，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并对发展潜力大的企业技术创新或技改项目给予利率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政府要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基础性资本市场，有效分散创新型企业发展时进行的技术和产品创新风险。
参考文献
[1]Denisonedward，F.theinterruptionofproductivityGrowthintheUnitedStates[J].theeconomicJournal，1962，（5）：368-439.
[2]Goldsmith，R.w.aperpetualinventoryofnationalwealth，Studiesinincomeandwealth.newYork：nBeR，1951.
[3]Jorgenson，Dalew.andZviGrillches.theexplanationofproductivityChange[J].ReviewofeconomicStudies，1793，（34）：249-283.
[4]Kendrick，J.productivitytrendsintheUnitedStates[m].newYork：nBeR，1961.
[5]Solow，Robert，m.technicalchangeandtheaggregateproductionFunction[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7，39（8）：312-320.
[6]范玉仙，袁晓玲.基于nSBm-m模型的中国电力行业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5，（4）：90-127。
[7]郭庆旺，赵志耘，贾俊雪.中国省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1979-2003[J].世界经济，2005，（5）：46-53。
[8]胡鞍钢，郑云峰，高宇宁.中国高耗能行业真实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5-2010）[J].中国工业经济，2015，（5）：44-56。
[9]李斌，彭星，欧阳铭珂.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J].产业经济，2013，（4）：56-68。
[10]吕健.市场化与中国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中国软科w，2013，（2）：64-80。
[11]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13-20。
[12]余泳泽.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动态空间收敛性研究：1978-2012[J].世界经济，2015，（10）：30-55。
[13]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2）：17-24。
[14]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5[J].经济研究，2004，（10）：6-20。
[15]赵伟光，敬莉.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与西北五省经济增长[J].科技和产业，2015，（2）：17-23。
[16]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J].财经问题研究，2011，（9）：3-12。
经济增长的要素篇6
关键词：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24-07
十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以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比较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探讨实现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一、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的比较
要区分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对经济增长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有明确的定义，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这一定义归纳出了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特征，即经济总量的增加或经济规模的扩张，如果以数量指标来衡量，则是指GDp的增加。在实现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求GDp的增长率也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可以界定为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的GDp总量增加，体现了经济增长表层和狭义的含义。库兹涅茨认为，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紧密联系的，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与人口结构、法律和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结构变化。[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卫兴华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相对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而言，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刘树成将“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提高。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任保平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增长效率的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因此，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到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判断。
以上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两个属性特征，即增长的数量和增长的质量，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划分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数量型经济增长单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投入而实现产出的快速增长，忽视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化及增长结果，将社会福利、人的发展及生态环境平衡等目标排除在外。质量型经济增长则通过创新要素的引入，实现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结构优化。将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也纳入增长目标之内，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全面提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内涵，因而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粗放型增长、外延型增长、速度型增长或者投入驱动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集约型增长、内涵型增长、效益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
二、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特征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内涵，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在低级阶段单纯追求数量扩张产生的。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低。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其他要素的贡献大小，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不超过2%，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值。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第二，规模报酬递减。经济学原理认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单一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带来边际效率递减效应。因此，单纯依靠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并且增长速度较快，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提高。1979～2007年，资本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但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陈彦斌、姚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1.737上升到2007年的2.139，表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效率低下。第三，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波动过大。首先，数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拉动，并且高资本形成率造成投资对消费的挤压，会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项俊波的研究表明，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指数从3.33上升到3.75，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指数从2.00上升到4.25。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其次，资本投入的加大及资本贡献率的增长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偏重，加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再次，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考虑增长过程的结构纠偏。经济结构的偏差和错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受限，各层次经济结构之间良性传递机制不能发挥，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较易受到冲击，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四，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过大。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成本，不考虑福利分配、公共产品供给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环境成本。因此，如果从经济、社会、环境大系统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增长的代价过大。
与数量型经济增长不同，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全面改善。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第一，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改变技术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另外，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技术、制度、结构等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因素内生化，以此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人力资本、分工和专业化等，它们通过外溢作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这些因素来驱动，必将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三，经济结构协调并且经济运行稳定。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相比，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投资规模扩张的线性路径实现，而是通过对创新、技术等要素的使用实现效率改进和结构优化，该过程表现为演化路径。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通过整个增长过程中各层次结构之间的良好配合形成稳定的自治系统，能够避免遭遇过大冲击。第四，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降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对经济系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也将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隐性成本”纳入经济增长过程，通过整体考虑社会福利损失及资源环境损耗作出经济决策，使经济增长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
三、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形成机制的比较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函数。与此相对应，波特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二是以投资为驱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阶段；第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形成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技术、制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投入来实现产出增加，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作为增长动力，在增长的过程中忽视经济结构优化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在缺乏资源有效配置、技术创新及组织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单纯的要素投入增加必然出现要素报酬递减效应，使产出效率低下，劳动、资本等要素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导致产出不足，为了达到一定的产出目标，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弥补由效率损失引起的产出缺口，而更大规模的投入导致效率进一步下降。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形成于要素报酬递减作用下，数量增长目标、要素过度需求与产出低效之间的恶性循环。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形成现有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殊的制度原因和客观条件。首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施行赶超战略以迅速实现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被释放，但同时也形成了财政分权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晋升激励和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评机制。这两种机制为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激励。其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的宏观经济环境。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形成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使得重工业部门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大量资金、原材料和工人。再次，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实现条件：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重新配置，低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支撑了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资源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不明显，中国以比较廉价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同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将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资本和劳动力因素转移到与广义技术进步相关的因素，包括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制度、组织结构变化及创新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特征在于，不能简单的依靠外力作用而迅速实现，必须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演化机制形成。通过广义技术进步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实现质量提升的机制在于：首先，与单纯的要素投入会产生要素报酬递减性质不同。知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通过外溢作用产生报酬递增机制，结构变化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良好的协调作用产生结构效益，而制度因素通过改善僵化陈旧的组织管理对经济主体形成新的有效激励。正如布莱恩・阿瑟所说，经济增长中报酬递增产生的根源是经济系统具有良性循环、相互补充和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arthurwB，“Competingtechnologies，increasingReturns，andLock-inbyHistoricalevents，”theeconomicJournal，vol.99，no.384，1989，pp.116-131.这些因素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核心内容。其次，通过设计新制度、建立新组织、改造传统技术等实现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能够改变经济增长中投资消费机制、需求供给机制、生产分配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产生经济重组，形成彼此协调的稳定结构，经济系统呈现稳定有序的增长行为。再次，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形成不仅在于经济系统内部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自组织能力增强。而且知识、创新、制度等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会通过外部性溢出使得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得到改善。一方面，可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知识因素的积累及制度完善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使得人的发展体现在增长过程中，减少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可通过污染产权制度的建立、经济结构优化及技术创新的作用，减少经济增长中对传统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增长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包容。
四、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分工程度的增进和劳动人数的增加，而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积累。大卫・李嘉图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变化会影响资本积累，并且积累会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而出现投资收益率下降。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资本积累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长率，并且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投资这一因素，经济增长的路径被限定在狭窄的资本形成路径。这些理论都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从资本要素转移到技术进步要素上。罗默阐释了知识等要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卢卡斯等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阿格奥和亨伊特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思想模型化，论证了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4期。这些理论的共同性在于，其所论证的知识、人力资本、创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提升增长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钱纳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提供了借鉴。[美]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经济系统的运行，而且关心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如，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代价及地球的可承受极限角度反思了传统的经济增长。卡马耶夫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托马斯等的《增长的质量》及威廉・伊斯特《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等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理论都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参考。另外，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等都成为评价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标准。
五、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统一性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两种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表现形式，数量型经济增长以注重数量为突出特征，质量型经济增长更偏重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两种增长方式通过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但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1.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在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在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也具有前后继起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资源的稀缺性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这种粗放式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积累财富、增加产出。数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因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可能在负的或微弱的数量型增长的基础上维持。没有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总产出的增加，就没有社会结构转换和社会福利水平改善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条件，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上。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逐渐受到资源、环境矛盾的约束，经济增长进入追求质量的阶段。
2.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增长的长期目标
数量型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张，其主要目标是短期内实现产出的迅速增加，数量型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单一的GDp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动用全国的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增加国民经济产出，进而赶超先行的发达国家成为这一阶段的增长目标，这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并且，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较远，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迅速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关注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不仅将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稳定、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纳入目标函数，而且考虑到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也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引入函数，包括区域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从而形成了多元目标体系，注重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追求增长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主要在于：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赶超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物质财富积累为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隐忧，如果不尽早改善，必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约束。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目标函数体系的扩展，导致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也产生巨大差异，不仅考虑增长的经济效益还包括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不再使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而是对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低、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形成价值判断。任保平、钞小静：《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2年第11期。
六、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中国依靠高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追赶目标，大幅度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但是，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隐忧日益凸显。在新的增长阶段，必须突破传统的增长方式，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主要在于：
1.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体制转型
造成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体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约束。从微观基础上看，软预算约束使得各部门、企业都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企业盲目扩张规模的行为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形成了无休止的投资扩张冲动。从市场体制来看，市场发育极不完善，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非常有限，要素价格并未实现市场化，竞争机制还未形成，要素的流动与市场需求并不一致。从宏观调控体制来看，财税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形成，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以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手段作用也非常有限。因此，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必须从以下路径实现：（1）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一方面要改进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摒弃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逐步将能源效率、生态环境、污染减排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另一方面，硬化政府、企业的约束，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要发挥好“守夜人”的作用，鼓励企业竞争、鼓励创新、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为创新企业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还要反映市场需求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的垄断和市场分割，激励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提高各种稀缺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增长质量的提高。（3）投资体制方面，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控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体系，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引起的重复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2.从赶超型向竞争型战略转型
赶超战略是中国建国以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在技术上跟进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承接转移；（3）在要素投入方面利用劳动资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4）单一的量化赶超目标是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赶超战略带来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实现迅速工业化，但是，赶超型战略的背后也埋下了隐忧：赶超战略形成的没有自主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政府竞争作用的强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利用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而形成的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使企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处于弱势地位。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和基础性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整体提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严重，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在此增长阶段，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无法实现经济赶超，欧阳等：《从大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看比较优势战略的适宜性》，《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而必须依靠要素使用效率改进。因此，要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型，就必须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即由赶超型战略向竞争型战略转型。竞争型战略就是要形成知识、管理、制度、品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动态竞争力，其核心是科技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具体内容为：（1）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而不是跟随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强调“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3）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4）在竞争优势上依靠品牌竞争优势而不是低成本价格优势等。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产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总之，竞争战略就是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破解自然禀赋约束，发挥人的创造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竞争力，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先发展地区产业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3.从成本外生型向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转型
成本外生型增长模式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视为经济系统外部的成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予考虑。在工业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初期，经济增长没有到达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物质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较弱。并且，从社会福利来看，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的正效用高于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产生的负效用，因此，企业和政府单纯依靠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分析做出经济决策就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指数型扩张，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凸显：一方面，污染产权的界定不清产生了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公地悲剧”，环境治理在外部性的作用下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已经上升到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在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外生的成本内生化于经济主体的决策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成本内生化的增长模式，就是将社会、资源、环境等纳入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目标中，将原来外生于经济增长系统的成本纳入经济决策中。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的实践路径在于：第一，从制度方面形成对各类经济主体适当的激励机制。政府应倡导社会公平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政绩观，将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纳入政府的增长目标中。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节能减排的政策补贴和优惠，引导并鼓励企业改善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环境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矫正市场垄断等方式降低增长的社会福利成本，使得增长的成果普惠全体公民。企业不仅以经济效益作为利润动机，而应在环境产权的制度约束下，将污染的成本纳入会计核算，通过经济、环境的综合收益分析进行投资决策。公众应通过改善消费结构，从畸形、无限的物质消费需求转向文化、艺术等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上来引导企业改变生产结构。第二，突破节能减排的技术约束。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成金华、吴巧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成本内化”发展模式》，《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实现成本内生化模式需要以技术创新作为支撑。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突破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关键技术，将生命科学、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开发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增加资源利用效率，推行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使工业化逐渐摆脱环境污染的约束。
4.从多元化向高级化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配置的反映，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但是，经济的数量扩张并不会自然带来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数量型经济增长的驱动下，并未引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和快速转化，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伴生物。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内外需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等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各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的，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低水平、多元化的特征是整体经济结构失衡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产业结构从多元化向高级化转型，将生产要素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部门转移到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在于：一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要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应按照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性过剩、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原则进行。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既要有宏观规划的引导，也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合理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要因势利导，不同地区应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开劣势，培育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优势产业，以缓解资本对劳动的排斥，消除增长的瓶颈。
5.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型
经济增长的要素篇7
[摘要]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关系的反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决定了科学技术和社会体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动力，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只有双管齐下、双轮驱动，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生产力；双重动力；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进步；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B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19-05
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把它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起称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10年之后，我国经济社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转变。在分析原因时，有人归因于体制，认为深化体制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有的人归因于科技，认为发展科学技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那么，经济增长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科技和体制在经济增长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究竟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本文从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角度对这个问题作点粗浅分析。
一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关系的反作用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它是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因此，要分析经济增长，就要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过去，在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上，我们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改革上，而对生产力发展的自身原因重视不够、研究不多。实际上，除了生产关系反作用外，生产力发展还有自身内部的动力，这就是生产力诸因素的相互作用，而这恰恰是生产力发展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是人有目的地改变自然物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但人类生产与动物的活动不同，其特点是借助于工具等劳动资料来改造自然物。这样，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成为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是随着生产发展而变化和增加的，在现代生产中，除了这三个要素外，还有管理、科技和资金，等等。不过这些要素“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1-1]生产要素根据生产的客观技术需要按一定方式进行的组合，我们称之为“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构成社会生产的技术形式和基本内容，没有它就不会有社会生产。
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主要取决于生产的客观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具体内容及其结合方式是不一样的。远古时代，由于人的劳动能力低下、劳动工具简陋，没有市场和交换，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比较简单、原始和直接；现代社会，随着生产的复杂化、分工的精细化和经济的全球化，生产要素的数量在不断扩展，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技术结合方式也更加高级化和多样化。
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2]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在社会中，人是隶属于一定社会关系的，物也这样那样地归属于社会：或者归属于个人，或者归属于某些集体，或者归属于全社会。因此，要进行社会生产，生产因素除了要进行一定形式的技术结合外，还必须进行一定形式的社会结合。所谓“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就是生产要素根据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生产资料的社会隶属关系按一定方式进行的结合。比如在原始社会，劳动者是作为氏族成员、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作为氏族的共同财产在劳动过程中以集体劳动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其中，人与物直接结合进行集体劳动是其技术结合方式，原始公有制则是其社会结合方式。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是生产赖以进行的社会形式，没有它也不会有社会生产。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两种“结合”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解决的是生产的操作问题；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解决的是生产要素的社会归属问题。同时，这两种结合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生产要素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下才能实现它们的技术结合，从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并且，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形式还直接制约着它们的技术结合形式及其功能的发挥。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作为既定的社会条件规定了生产要素技术结合的方式和范围。比如，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造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的封闭和经济割据，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打破地区、国家之间的封闭状况，开拓了世界市场，从而促成了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组合。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又依赖于它们的技术结合。从根源上讲，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从属于和服务于它们的技术结合。生产力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基本形式，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引起生产要素技术结合形式的变化，进而导致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生产要素的这两种结合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
(1)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从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看，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来自两个层面，一个是要素层面，一个是要素结合层面。首先，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为前提。要生产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更取决于它们的质量。劳动者素质越高，劳动资料越先进，所能形成的生产效率就越高，生产力发展也越快。其次，生产力发展的快慢也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结合方式不同，功能和作用也不同。结构合理，就会产生1+1>2的放大效应；结构不合理，就会产生1+1
(2)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和社会关系的反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根本上说，生产要素以什么方式组合，并不取决于社会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客观状况和发展水平。但是，社会关系特别是
生产关系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社会条件，对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又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种社会形式符合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要求，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关系的正向反作用；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关系的负向反作用。前者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后者则是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有人把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力，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动力。我认为，无论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还是其社会结合，都是社会生产的内在形式，因而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能离开社会关系看待生产要素技术结合对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作用。但是，也不能把生产力发展仅仅归结于社会关系的反作用，仅仅寄托在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或改革上，因为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本身并不直接生成生产力，其功能和作用在于为生产提供一定社会条件，以此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二 科技进步与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动力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经济增长。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以什么方式增长，是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土地和劳动力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未被利用和开发的自然资源较多，因而经济增长主要靠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劳动投入来实现。近代社会，物质资本成为生产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劳动力的密集使用和资源的巨大消耗来实现。但是，长期的粗放型增长，使得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特别是在生产能力强大的今天，再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日渐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及其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要素的科技含量，优化了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改造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催生出一系列新型产业，使发达国家的经济突飞猛进地增长，出现了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之谜”。索洛、舒尔茨、丹尼森等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的主要因素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已经成为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他们通过计算，证明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50～70年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0～70％，而这些国家20世纪初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5～20％。一般说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可见，科学技术既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与核心，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力量。发达国家正是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
那么，科学技术为什么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呢?
首先，科学技术能够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要素的质量是由其中包含的科技含量决定的。科技含量越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也就越高，生产能力相应地也就越强。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大小。以劳动工具为代表的劳动资料，是人根据一定认识而发明制造出来的，“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3]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可以更新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对象的开发、利用、加工、制造，也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作用。至于生产管理，无论是管理方法还是管理手段，就更离不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内，科学技术具有乘数效应，它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可以表达为：生产力：科学技术X(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管理)，其功能在于放大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要素不断智能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规律，科学技术则是使生产要素不断智能化和经济增长日益集约化的关键因素。
其次，科学技术能够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升社会的劳动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的集约式增长。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取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进步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的日益合理化和高级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化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促进生产要素根据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原则流动，从而使经济资源的配置优化；二是提升生产的劳动结构，减少体力劳动的支出，提高智力劳动的比例和知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三是提升社会的产业结构，淘汰过时产业，创造新的产业，减少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增加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的发展。
再次，科学技术能够改进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不但可以提供更多的产出，而且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发达国家主要就是靠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取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经济利益的。
最后，科学技术还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物耗和能耗，节约和保护资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量投入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又不能很好地发挥这些要素的作用。其结果，在加速消耗有限自然资源的同时，又把大量废弃物抛给日益脆弱的自然界，不但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也破坏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发展科学技术。只有依靠科技，才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只有依靠科技，才能降低物耗和能耗，减少污染，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国家之所以未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还是科学技术落后，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农业的科技水平比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世界一流人才比较匮乏，等等。当今世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应用和创新。谁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经济发展上掌握主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只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加快科技发展，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才能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高速度低效益”问题，提高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才能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升
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 体制改革与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经济以什么方式增长，虽然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状况和科技水平决定的，但是也与社会制度和体制有关。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但是它把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排除在经济之外，因此也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把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增长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分析研究了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经济绩效的影响，论证了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尤其是技术不变时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至于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它们在经济增长中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暂且不论，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看到并论证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体制转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社会条件，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体制环境，单靠经济本身的力量，也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概括地讲，社会制度和体制对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利益机制引导主体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对人来讲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它就像一根指挥棒一样操纵着人们的经济活动。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4]制度和体制则只不过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它们通过一定利益机制如财产所有权、分配体制等把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引导到一定方向，从而在客观上发挥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
其次，通过作用于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能够影响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影响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进而会影响经济的增长方式。比如，我国过去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它们是与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并且受其制约。不打破旧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进行经济结构的重组和优化，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再次，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作用于经济活动，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在不少制度和体制下，政府都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都会借助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干预经济活动。比如，通过经济立法和其他立法，保障公民经济权益，维护公平竞争，为经济增长提供法制保证；通过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科技政策，调整产业布局，引导社会投资，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等等。
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体制转变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经济运行中屡屡出现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投资过度膨胀、低水平重复建设、高速度低效益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因此，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条件。当前，我们必须从体制创新人手，消除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建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和体制。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建微观基础。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只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实现了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才可能实现根本转变。当前，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使其在自身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改进生产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建立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激烈有序的市场竞争是促成生产效率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市场竞争不但能使生产要素质量得到提高，而且能使生产要素的结构不断优化，促进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还与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有关。只有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到宏观调控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及法制保障上来，才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良好的环境。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为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体制保障。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是必须与经济密切结合。但是，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科技研发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一方面，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成果形成后由于缺乏必要的机制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企业既不是市场主体，也不是科技主体，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可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有生产力自身方面的问题，又有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不能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和体制改革，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两个轮子。只有双管齐下和双轮驱动，才能顺利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1],5[-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
经济增长的要素篇8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这个难题找到了答案。他们认为，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以及它们在质量上的变化，所以无法衡量资本的溢出效应。实际上，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不一定能带来同等的产出，因为所投入的生产要素质量并不相同。产出的增长率应等于生产要素数量增长率与生产要素质量增长率之和。他们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技术因素实际上是内生决定的，所以新兴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拟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分出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
(一)劳动力质量要素
阿罗(allow)最早用边干边学模型(learning-ly-doing)来解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他利用飞机制造的生产率改进的例子来分析，认为技术和知识都是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传统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罗默借用了阿罗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假设知识的创造就是投资的副产品，而技术是由知识积累决定的。所以在罗默的模型中，技术是由经济体内生得到的，它，与资本和劳动力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罗默认为，企业在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而且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可以克服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本文沿袭了阿罗和罗默的建模思路，并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质量得到了提高，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企业的投资。在企业增加其资本存量的过程中，也同时增加了知识的存量。本文还假设每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任何其他企业都可以无偿获得，这就是说一个企业的投资会带来整个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所以，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增长率与总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比例。根据上面的两个假设，可以得到劳动力质量(lq)与资本存量(k)的函数关系，即：
lq＝kφ
(1)
式中，φ为资本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在资本存量中，投入到教育和研发等方面的资本比重越高，φ越大。
(二)资本质量要素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们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劳动力质量上，关于资本质量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内尔森(nelson)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首先提到了资本质量的概念，他认为新资本投资促进的技术改进将增加经济增长率对于资本要素增长的弹性。内尔森在他的模型中假设不同时间投入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他还提出了质量权数的概念，认为新投入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要大于以前投入的资本，其质量权数较大。资本的使用时间越长，它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权数就越小。最后，内尔森通过推导得出结论，由于存在资本质量的提高，所以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要超过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但是，内尔森只是在理论上推导出这一结论，并没有在他的论文中通过实际的数据拟合得到确切的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参考了内尔森的建模思路，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质量要素。模型假设新投入的资本要比以前投入的资本有更高的质量，资本的质量与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成反比。根据推导可以证明(限于篇幅，推导过程略)，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反比例关系。所以，在本文的模型中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k)来表示资本质量(kq)。
(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
综合上面的两个假设，本文在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所构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表达式为：
式中，y表示总产出；a表示中性技术变化；kq表示资本质量；k表示资本数量；lq表示劳动力质量。l表示劳动力数量；α表示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β表示资本质量对产出的影响系数；φ为资本存量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
不同于原有的索洛模型，本文的模型把索洛模型中的技术分解为中性技术变化(a)、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等三个生产要素的乘积，而其中的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是由经济体自身内生出来的，所以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二、模型的估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中、美、日三国1994年第1季度-2004年第1季度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分别估计各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参数。此外，资本存量的数据根据式(3)累积计算得到。
式中，kt表示当期资本存量；kt-1表示前一期资本存量；δ表示固定资本折旧率；it表示当期投资。本文设定三个国家的年固定资本折旧率为5%。
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首先对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进行标准化，没定2000年平均值为100，以统一各变量的量纲。
(二)模型估计
首先，对式(2)的左右两边取对数，得到：
由于是已知的，所以可以将式(4)右边αlog(l)移项到等号左边，并令k／k≈log(kt)-log(kt-1)。这样我们分别用中、美、日三国的数据对{log(y)-αlog(l)}、{log[log(kt)-log(kt-1)]}和{log(k)}三个变量做回归，由于中国和日本的部分数据没有进行季节性调整，所以在回归过程中分别加入了季节性哑变量seasona11，seasona12，seasona13来加以调整。
中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403864；
拟合优度r2为：0.985833；
f统计量为：f(5，38)＝528.9[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81.9995。
美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0447219；
拟合优度r2为：0.996404；
f统计量为：f(2，41)＝5680[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77.155。
日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138921；
拟合优度r2为：0.849841；
f统计量为：f(3，40)＝75.46[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27.827。
上面的结果显示，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代入中、美、日三国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后，都得到了较好的拟合，估计出来的各参数都处在模型所规定的范围内。
三、比较分析中美日三国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方程估计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把产出按要素性质的不同进行分解，以观测各生产；要素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资本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上图所示，中国在2000年以前资本质量持续降低，而与此同时，美国的资本质量在持续提高。但从2001年开始，这个趋势呈完全反向变化，中国的资本质量在不断提高，而美国的资本质量却有所下降，直到2003年下半年美国的资本质量才有小幅的改善。但从总体来说，在观察期的11年里，美国的资本质量小幅提高，中国则略有下降。而在这11年期间，日本的资本质量却是持续地下降。
从资本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上图所示，中国的资本数量要素在观察期有显著的增幅，而美国和日本的资本数量要素变化则相对平缓。
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下图所示，中国的增幅仍然是最明显的，但其增长幅度明显落后于资本数量要素。而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提高要略大于资本数量的提高。这一结论从式(5)、式(6)、式(7)式的系数上可以得到证明，三个国家劳动力质量的指数αφ，只有中国小于资本数量的指数，而美日两国则明显要高于本国资本数量的指数。
从劳动力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下图所示，三个国家的波动都很平稳，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略有厂降。
如表1所示，1994-2004年，中、美、日三国的年平均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03%，3.12%和1.23%。在各国的产出份额中劳动力数量要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52.40%，74.02%和79.17%，但是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远远低于它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美国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27.65%，中国为6.18%。尽管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在产出中的份额是三个国家中最高的，但它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为-0.26%。从这组数据显示，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在1994-2004年成为抑制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三个国家中，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最好的，所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是最高的；中国也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很小并呈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1994-1999年的平均贡献率为7.33%，2000-2004年的平均贡献率就已经下降到5.18%。
从表1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资本数量要素，它的平均贡献率为64.58%，远远高于美国的29.77%和日本的38.07%。但是，如表2所示，我国在1994-1999年资本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9.05%，而进入21世纪以后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下降到52.02%。
与中国不同，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贡献。如表1所示，美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5%，日本高达67.95%，中国为27.66%。但中国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实际增长率为2.77%，要高于日本的0.84%和美国的1.04%，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也是促进我国现今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贡献率仅次于资本数量要素。
从表1还可以看出，资本质量要素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其贡献率分别为-2.28%和7.72%；但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显著，在观察期内资本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63%，这是造成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萧条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把资本质量要素、资本数量要素、劳动力质量要素和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总起来，中国达到了96.13%，美国达到了98.64%，日本达到了83.2%。可见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中、美、日三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只有日本还有大约16.8%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这需要在今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在1994-2004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数量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受我国人口逐渐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相对减弱，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我国持续通货紧缩的影响，资本存量的增速出现递减，从而造成我国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的提高和资本质量的小幅下滑，这种局面在2000年后已得到改善，但可以预见，资本质量因素在短期内仍不会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依据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美日两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保持我国投资的平稳增长。从日本的模型可以观察到，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间国内产业投资空洞化，新增资本在资本存量中的比例逐年递减，造成其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提高，国内的资本质量下降。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就应该合理分配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不断创造新的投资增长点。
其次，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在当前，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力份额占的比重远远小于美日两国，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民收入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但是，随着我国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资本数量要素的边际报酬逐渐递减，这种局面将逐渐被打破。而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将不再成为相对丰富的资源。可以预测，在未来，我国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a)将会不断提高。可以预见，在未来，资本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减弱，劳动力质量要素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就要增加资本在改善劳动力质量方面的投入，不断提高中等、高等教育人数在我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效转变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推进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转型。
经济增长的要素篇9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比较不同经济增长路径的特征效率，提出了现阶段中国必须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为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
关键词：经济增长投入型效率型竞争力路径转换
经济增长路径是指实现经济增长(即产出增加)的方法或途径，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对经济增长路径进行分类：如果按照经济增长对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指全要素生产率，以下同）的依赖程度的差异，经济增长路径可划分为投入型和效率型。其中，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指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特征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超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两种经济增长路径的特征比较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通过单纯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如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工作时间的延长、大量投资的吸纳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极大。投入型增长路径追求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在短期内较有成效，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总量较大，但一旦由于资源的过量消耗造成资源供给短缺，则经济增长速度会迅速下降，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表现出周期性波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全面改进技术水平，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协调、平稳、持续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方向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路径一直是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可从表1看出。
由表1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其份额高达近95%，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为广义的知识进步)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50%以上，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物质资源投入量的依赖度极高，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这种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导致资源消耗过大。以1989年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数据可以说明此问题。当年人均Gnp分别为330美元、2040美元、1833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地区)、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人均能源与消耗(千克油当量)依次为330、1242、4867，能源消耗Gmp之比则为1.00、0.61、0.27，中国能源消耗Gnp之比为该类国家的倍数为1.69、2.77、6.26倍。由此看出中国工业的物质资源消耗量太大。虽然1989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耗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45倍，但产出率极低。同时，中国储蓄率、投资率均高于世界各类国家，中国的人均产值却不高。就1993年人均产值而言，中国是日本的1/65，是美国的l/50，是韩国的l/15，是马来西亚的l/6，泰国的l/4，仅高于印度；199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的l/40.8，美国的l/36.5，德国的l/45.9。
经济发展的规律证实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是必然的趋势。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时期，进入知识经济自然是迟早的事。适应知识经济出现的要求，中国应由原来的投入型增长路径转向效率型增长路径。当然也应注意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并非一刀切、非此即彼，而是指某种类型占主要地位。同时也难以避免辅助类型的作用，不可片面看待。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过程是动态的、渐进的、持续的，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等决定，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任其由无到有慢慢自然转换。因此我们应该从思想上充分认识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分析其加速转换的可能性，并努力从物质上为转换经济增长路径创造必要的条件，以早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
加快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的低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一种特别依赖于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种经济增长路径存在众多弊端，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的投入数量。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源，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所需投入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就越多。一旦资源供应不足，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无法实现。高通货膨胀。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增加大量的投入，对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必然大幅增加，导致其价格上涨，从而引起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需求旺盛，企业片面追求产量扩张，而不注重提高要素生产率，这造成产品成本的上升，从而诱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由于受资源供给的约束，经济增长无法摆脱资源供应与需求矛盾可能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时高时低的变动。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的竞争力低下。我国的现状正说明了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纯粹依赖增加投资、铺新摊子、搞重复建设发展经济，我国仍处于资源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的落后状态。
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的高竞争力
依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发展经济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经验。在认识到知识对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后，直接通过加大知识的投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增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更成了各发达国家推进经济加速增长的最主要做法。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很多优势，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小。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即便在资源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一定要求以资源的大量投入为条件，而可以通过依赖知识投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解决。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会带来对资源投入的过度需求膨胀，也不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由于知识的产生是无穷的，它的生产成本因产量的扩大而上升的部分微乎其微，所以增加知识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不会导致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也不会诱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又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多少。长期来看，知识的供给是不存在短缺的，知识用于生产也不会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抵消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趋势，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并不困难。这些优势使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极大的竞争力。美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已证实了这一点。近年来，美国经济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表现出“三高四低”，即“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出口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低利率”。这说明，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能实现高质量、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向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是极其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余天心等.经济增长要素：中外国际比较.经济日报，1996(1)
2.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主编.生产力规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
经济增长的要素篇10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
农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来源，因此，加强农业经济建设有利于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然而，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使城乡地区居民的收入进一步拉大，不利于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就农业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希望促进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
一、农业经济增长的含义
目前来说，我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然而农业经济增长较为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不协调，不利于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加强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政府对农业积极的进行宏观调控，根据不同的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从而促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民收入，也有利于国家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目前来说，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模式正从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经济仍然难以形成一定规模。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力度不够，国家没有加强对农业经济的重视力度，也没有进行一定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发展受到技术和当地环境条件的制约，使农业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为此，国家应该加强对农业经济的重视，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开发和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切实保障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二、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1.区位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区位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主要是指农业经济受所处地理位置的影响，区域因素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农业经济发展明显会受到当地地理位置、城镇化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著名学者杜能提出农业经济受距离市场远近、集约化水平以及经济作物种类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德国专家韦伯和舒尔兹也提出了区位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来看，通过一定规模的交通设施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区位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区位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始终存在。
2.资源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通常来讲，资源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自然资源、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土地资源、水文资源等多方面条件都会对农业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没有良好的自然生长环境作为保障，农业经济增长只是空谈。财力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资金投入方面，没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同样难以保障农业经济的增长，无论是农业生产设备还是农药、化肥等资源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作为保障。人力资源同样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人的参与，如果缺乏对农业种植的重视，人力资源都难以保障，那么农业经济将无法实现快速增长。
3.科技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不断发展。一般来说，科技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技进步促进了农村地区农业的机械化生产，从而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得到改善。第二，科技进步推动了灌溉技术、栽培技术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农药、化肥在防治病虫害方面效果也更为显著，因此土地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三，科技进步推动了土地改良技术、荒地开垦技术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有效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
4.国家政策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国家政策对农业经济建设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应该建立完善的法规和政策，积极对农业经济进行调控，有效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土地、农民等各项政策都会影响到农民对农业种植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农业经济的增长。国家对农业科技的资金投入力度也会影响农业技术的发展，从而影响到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业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提高农民农业种植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
5.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国际经济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增长，一般来说，国际形势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出口等方面。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产品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增长，农产品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拉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
6.社会消费情况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农产品的种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对农产品的消费和需求，因此，社会消费情况也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日常收入也会对农产品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到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此外，农产品的口感、质量、消费水平等因素也会制约着农产品市场，从而对当地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