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研究篇1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政治哲学研究篇2
一、方法的孱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面。但是，从梁启超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了事，将之进行简单的否定，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着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着作出版热，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以来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人们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有效划定。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当然，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的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的着作，就有不少。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其一，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于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是陈述作者研究方法的篇章。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之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作者选择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述方法，具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大致可以对之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从容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并以历史的演进作为支持自己论述的有力理由。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限制：第一，从研究的出发点讲，一种致力于争辩中国有没有哲学（政治哲学）的方法，是无法保障研究者对于真实思想历史面目的刻画的。因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种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这种方法立意于交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因此陈述问题本身蕴涵的需求超过对于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它无法帮助人们有机地通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三，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删削，还是单一的儒家中心的。诚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国思想结构的中心，但是，在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为论述的轴心，就难以照顾到其他各家在传统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这类研究还是以对于西方哲学的割裂和简单归类为方法支持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具有自己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结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讲，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哲学，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尤其是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欧陆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
其二，意识形态的勾画，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将古典历史与现代变迁中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中心。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作者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史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勾画出一条从古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到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作出这种勾画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托主要是认定政治哲学主题是"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指导理论"，以之为核心，作者将古典思想--不论是天人关系、人性问题，还是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国民义务都归纳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中加以审视。并在历史的推演之中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儒学、宋明儒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这一研究进路的宏观描述是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进行了粗略的划定，因此，具体的论述几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写作模式中，而没有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边界成功地划分出来，从而缺乏真正的创新性。而且，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能否用意识形态作为轴心来加以勾画，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历史的演进本身状况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三，政治功能的凸显，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王权主义的导向。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刘泽华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收获颇丰。他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清理进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上与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一般直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时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问题掉以轻心不同的是，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一方面，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而且，他特别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基于这些预设，刘泽华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域而言，刘泽华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而且论述的确当性是较高的。但是，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划界的辨析还是较为粗放的，具体论述中间使得阅读者不太容易区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界限。同时，强烈的批判预设，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
其四，理论结构的提取，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建立"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相比于前述研究者来讲，刘晓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保有较高的警觉。他划了20多个页码的篇幅讨论了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而这种讨论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给予了政治哲学学科的西方论述以学科坐标的地位。这似乎有以西方对于政治哲学的界定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危险。其实，这是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层次内蕴的一个必然方法"选择"：因为从概念到范围的基本规定性来讲，政治哲学都不是我们传统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构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内容也许具有类同性。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对于这些类同的思想内容进行形式化、即按照现代学术划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接受"逻各斯"意义系统的形式化分科话语。其实说起来，前述几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上的限度，就是因为对此的理论警觉不高导致的。
刘晓对此的警觉是值得认同的。他认真清理了现代西方着名的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治哲学理论规定性问题的论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赞赏者（如斯特劳斯）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扞卫者（如伯林等）、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如达尔、伊斯顿）到规范取向的政治学家（如萨拜因），刘晓都对其进行了理论关注。从而将政治哲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为可靠的归纳：政治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观念与精神，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框架中它关注的主要是价值评价。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凸显的是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还具有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标，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标准。这些归纳基本上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给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理论清理，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于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刘晓对于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是个案研究，还不足以反映他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意见。而且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也许给他提供了论述问题的方便。因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学科分化已经能够达到学科独立化的基本状态。但是，他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时表现出的方法自觉，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吸取足够的理论营养、不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入比较中，要想就中国传统思想本身进行论述就凸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内涵和问题，是不可能的。
三、方法进路
无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现代的学科划分为学科存在的形式化条件的，制约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选择余地。研究者需要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有一种自觉。本来，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个性化的东西，更可以是"无政府的"。为什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路需要有如此审慎的态度呢？除开前述的学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自觉的方法论选择的话，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的陈述不是"逻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首先恰当地处理研究所凭借的原始资料问题。不在自觉的方法指引下，将关乎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始资料从古典的非学科化而是混一化表达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资料中离析出来，那政治哲学简直就不曾存在过。研究对象没有确立起来，我们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从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纯粹性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简单地讲，可以形容为中国的思想内蕴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表达。我们如何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此必须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对比和特征分辨中进行。否则，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脉搏。这一研究处境，逼使我们不得不对方法问题加以重视。再一方面，我们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尽管追求自己学术活动的社会政治效用，但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多半限于个体心性安顿问题。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这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强化，又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社会效用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点上研究它的话，那意义就极为有限了。这驱使我们转换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个体心性需求的定位，将关涉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内容纳入到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范围之中。进而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容离析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国传统的整体历史面目的基础上，使之可以凸显其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当下价值。
确认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对这种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进路进行勾画。简单地讲，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进的研究进路来概述：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之所以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四重推进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既有一种不能倒置的逻辑递进关系，又有一种相互支撑与依赖的辨证联结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的叙事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历史的描述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历史中的思想体系及其蕴涵的独特思想贡献提炼出来，并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凸显各自的思想特征，进而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烘托出来。假如倒置四者的关系，进行反推，就可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现代研究者预设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证明材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后者来讲，没有历史叙事，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缺乏思想史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就可能堕入随意的比附，随意的比附结果就只能是反传统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前述的空间感、时间感与学科独特性都得不到凸显。
首先看"历史--描述"的环节。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简单地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总汇。而历史学就是忠实并详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学问。历史学遵循某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当然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记录的个人选择，以至于卡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其历史基础就此应当怀抱两点信念：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必须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前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得以研究的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据以凸显学术性的条件。在前者言，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简单地归诸儒家政治哲学。在后者讲，我们就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前者的宏观把握为后者的重点论述奠基，后者的重点论述显示前者的深度与特质。历史描述必须在思想史上的诸观念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态势。
其次看"思想--提炼"的环节。思想总是个体的，尽管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个体性的思想是活跃的，还不具有公共性的。它要融入思想史，就还得以其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贡献的凸显，才有可能，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和必要。在形似杂乱的个体思想中离析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时代划分上讲，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未必都思考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从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上看，天人关系、人性善恶，王权观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个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儒家的政治哲学主题确实具有某种主导性，但是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结构显然是不能忽视的。观念史形态的政治哲学固然值得高度重视，而生活形态的政治哲学未必就可以忽略。这中间又有一个思想提炼的学术工夫问题，也有一个寻找到诸思想流派与诸构成环节的平衡点问题。
再次看"比较--界定"的环节。比较可以在思想家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但是我们在方法检讨意义上的比较，专指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须进行，是由于前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处境决定了的。比较的进行，既需要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论述背景与理论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之以古典的学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态与以现代的自觉研究的学术活动，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情形、问题轴心、架构方式、功能发挥、历史演变、现代转型等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具有对应性，即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某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而中国思想家对于类似的政治哲学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种对应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而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学来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同时，这种比较又具有不对称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学从研究主题到问题架构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与问题架构方式，几乎都是两样。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础。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差异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较的价值体现。再者，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之作为强势话语的情景下展开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强势之为强势，不是因为它借助西方的暴力逻辑，从而得以推广自己。而是因为它揭示的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价值底蕴。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不得不划分出现代转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学问题域、与传统的理论形态不同的现论构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会形态所驱使人们思考的政治哲学功用的界限。
最后看"理论--重构"的环节。这里的理论是指足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学派、诸流派的问题兴趣、陈述方式、理论的所指与能指，进而刻画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诸特征。这一理论，是传统本身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是当下的研究者所必须提供给读者的。因此，它是一种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当然不是研究者对于历史随意的铺排，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作为分散性论述、朝代式演进、含混性存在的一个分解。它是"中国的"，因此不与"西方的"政治哲学混同。它是"传统的"，因此不与"现代的"政治哲学一致。它是"政治哲学的"，因此不与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这些边际界限的清楚划分，是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前提。否则，这种研究今天可以命名为政治哲学研究，明天也许称之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无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学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而内容构成要素则是由传统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逻辑的整理工夫是显然的，而进入传统的扎实理解能力是必须的。只有两种能力的相对具备，提供名之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种简单地诉说一下哲学是什么，政治哲学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国思想史上，诉说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再诉说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简单地以儒家思想深层主题来替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检讨的。
四、方法的功用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方法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说这种反思不是本体性的，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存在与作用从来不能离开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只能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联接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方法是不能独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体性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自身演变，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玄想而没有针对性的。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上来看，这是一个顺推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确定理性的研究进路来讲，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不论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法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身演变，二者都构成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根据。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绝对服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活动需要的。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它始终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在确认这种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对其可能发生的功用有一个轮廓的刻画。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进路尽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逻辑演进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必须守持的方法原则。其二，方法的四个环节，是具有功能差异的。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具体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前两者面向的是历史；后两者面向的则是理论。前两者负责的对象是理论理性；后两者负责的对象是实践理性。其三，方法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连接点或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显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精神需求相贯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扭曲为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将古典政治哲学中蕴涵的现代性因素激发出来，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够服务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精神需要。
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独立学科意义的学问的诞生，就是要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种预期。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意义存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三个要素是必须予以同时关注的。就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而言，其实不用过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个性化争论上面，仅就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的辞典定义就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学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学科。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当政治哲学关注现实怎么样的时候，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实质和根本性质，而不关注特殊的经验事实。当政治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时候，它注重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这中间当然需要对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之间的边际界限予以重视。[10]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服务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避免为传统辩护的传统主义走向。当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种以批判甚至诋毁传统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来筹划既关注传统又展望未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许最有利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
作为服务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精神需要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应当确立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质，而不应当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僵化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要求。那样势必因为蔑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尊严，而败坏研究的声誉，影响研究的前途。其次应当以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为鹄的，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传统的与现代的，毕竟属于具有对峙性的二元假设。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面目是这种研究的底线要求，而注重这种研究健康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这种研究的必然升华。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研究方法的陈述自身常常只是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预期。而方法的力量只会显示于研究展开的具体进程之中。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陈述，也许会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兑现上述方法预期，还是一个在研究实践中需要逐步检验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对于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毕竟，方法不是妨碍研究而是推进研究的工具。
注释：
[1]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编号a01014）子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前者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着作。
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前，刘泽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还曾出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权力与中国社会》，以及近期带有总结性质的专着《中国的王权主义》等着作。这些着作的精神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清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预设--封建王权主义。
刘晓：《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线装书局2001年版。
美国着名的科学哲学家法伊尔阿本德倡导"反对方法"。他认为论证最成功的的科学研究从来不是按照理性主义方法进行的，不应该要求科学家遵奉某一种方法论从事科学活动，而应该以知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取性主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独创性，他就此提出一种"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参见氏着：《反对方法》导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参见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政治哲学研究篇3
恩格斯对待国家与社会也是持理性主义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是根据“人的本性的需要”和“人类唯一应有的情况”而做出的一种安排。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唯一重要的是唤起人们的自觉，让所有的人都“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信奉着黑格尔的理性唯心主义思想，在他看来，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是理性和伦理的体现，因此，理所当然地要维护穷人的利益。国家不但有把事情办得符合于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普遍性和自己的尊严的手段，而且也有把事情办得适合于被告公民的权利、生活条件和所有权的手段，——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拥有这些手段并加以运用。然而，现实的真实情况是国家政权沦落为林木占有者私人利益的工具，只维护富人的利益，不考虑穷人的生死，为了保证林木占有者有限的私人利益，即使因此毁灭了永恒不灭的国家法律也在所不惜。马克思为此对“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呢，还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林木的利益”的问题产生了困惑，苦恼的核心关键是国家政权观的问题。
为此，马克思再次深入地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权观点——法哲学，研究的结果是得出：不是国家政权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权的观点，从而彻底地颠倒了黑格尔在国家政权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观点，这预示着马克思的政权思想向唯物主义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团体、行业、宗教等各种特殊利益的聚合，而国家应当与这些利益集团相分离，通过自由民主主义的立法和制度安排体现社会普遍的和共同的利益，不应只为某一特殊集团利益服务。他认为走向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应该有一部体现这些原则的理性主义的法律。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显然已经从理性主义方法论站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立场上了，他认为批判的任务是要从现存的非理性的现实中引出理性的东西作为“理想使命”和“最终目的”。但这里所说的理性已经不是抽象的绝对观念或自我意识，而是自觉的人类意识。马克思仍然赋予“理性”、“意识”等精神性的东西以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然而他在具体分析各种政治问题时却又得出了近似唯物主义的结论，并且大大地超出了费尔巴哈。同时，由于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国家政权问题，显然出现一些具有发展趋向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讲，他的思想还停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范围内。
离开黑格尔的理性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受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影响很大。可以讲，对黑格尔哲学批判最深入、最彻底、影响最大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费尔巴哈沿着施特劳斯、鲍威尔开辟的宗教批判之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以人本为核心批判了宗教与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哲学的王座，为当时正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思想和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二、从人本主义哲学范式到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观点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重大影响。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就是自然人本身，不是上帝创造了人，人不是上帝赋予的，是人创造了上帝，上帝的本质反倒是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把对人的研究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认为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人的类本质，上帝的本质正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即人把自己的类本质赋予了自己的创造物。人创造了上帝这个异化物，反过来受自己的创造物所控制、奴役，这就是人在宗教上的异化，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宗教异化及其克服的历史。为了同过去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当时的庸俗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人本主义”。他的人本主义思想，以人的类本质为标准，以唯物主义为方法，运用异化理论武器，彻底倒转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思辨本质，把黑格尔天国的绝对观念拉近到了人的类本质，人本主义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相比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无法摆脱黑格尔思辨哲学影响的阴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理性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中介和桥梁。马克思说：“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正是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和赫斯的经济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和现实道路。1844年，马克思在致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赞扬他给共产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这些思想也体现在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则集中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由于受费尔巴哈思想影响，这些著作中充满了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诸多痕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在吸取费尔巴哈有益思想滋养的同时，也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的经济生存条件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试图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起源和发展规律，从而论证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扬弃人的自我异化。《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次作了历史的论证。他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在他看来，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自我诞生的历史。因此，无论是私有制或共产主义都是从人类劳动本身的发展过程中符合规律地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像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样致力于创建一种哲学体系，满足于在思辨的理论天空把握真理的快意。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虽以批判著称，但是他们只把批判的火焰喷向宗教和政治领域，对政治的批判只是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来曲折地表达，所以他们批判的特点是理论对理论的批判，词句对词句的战斗，并没有涉及如何去解决社会深层次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实践。早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始，恩格斯就指出，他们写几部块头比较大的书，为无产阶级中想革命而一知半解的人，提供一个理论支点。马克思恩格斯不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传道，而是革命，“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三、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到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范式
“实践唯物主义”一词始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而提出。旧唯物主义的任务主要在于解释世界，而实践唯物主义强调改造世界。“实践唯物主义”这一称呼，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科学性和高度革命性相统一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单纯地诉诸感性直观，不理解实践对历史发展和人的认识的决定作用，因而不能正确地说明社会和认识的发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因此，“实践的唯物主义”才能够“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所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写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已经获得了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科学的实践观点是实践唯物主义区别于直观唯物主义的基本标志。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人类历史就是由人的实践（它的最基本形式是生产活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其客观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于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使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
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有两大理论成就，一是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命题；一是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虽然这两个理论还带有抽象的性质，但标志着马克思在哲学上从人本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在无产阶级解放道路上，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关于“心与脑”的比喻，形象地把无产阶级喻为人类解放的“心脏”，把哲学比为“头脑”。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的新的解放，意味着同时带来新的剥削和奴役，而无产阶级的解放，由于自身的性质，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论证了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初步阐释了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等，这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费尔巴哈。在论述共产主义时，马克思已经发现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私有制，并断言“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同时马克思又把共产主义表述为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而且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他们的政权思想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与世界观基础。他们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特别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地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指出：“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标志着恩格斯开始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恩格斯通过对十八世纪英国工业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了一些重要的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他把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所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叫做“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以及德国的“哲学革命”相比，在实践上一定会更快地达到目的。“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就这样，一个政权思想研究的路径：由理性主义哲学范式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逻辑就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政治哲学研究篇4
关键词:战争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政治哲学;君主****
欧洲着名思想家霍布斯作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喉舌,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为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权的时代性进行论述,根据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以自然人的本质为基点,又在人性探讨的基础上论述了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最后推出了绝对君权的必然结论。
一、性恶论
霍布斯把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看作论证自己政治哲学理论的跳板,对此,他首先提出人们的欲望说。在早期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不顾后果、疯狂地索取其他群人的生活必需品,“渴望攫取占有他人皆有共同兴趣之物”。这是人们欲望的最初体现,也是主要体现,即霍布斯人的欲望说理论,它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是非自然力量所能及的,当然人们更无法自控,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同时人们的欲望又不尽相同,于是人们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互相争论,互相掠夺,互相残杀,其后果就是把原始的自然状态演变成一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在霍布斯看来,每个人的智商和力量的相似性,决定人们想说话办事的相似性。但是因为人们的目的不同,事实上也不可能相同,人们都想实现各自的预定目标,于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人们便会互相欺骗,互相竞争,乃至发生对抗。
二、自然法
人类的最大利益是保全自己,而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严重威胁的人们的生命权利,不是最大利益所追求的,人们为了保全生命就必须想办法使这种状态向着有利于人的最大利益方向转化,但由于人的本性即人的自然欲望,人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困难重重,“因为只要每个人都保有凭自己喜好做任何事情的权利,所有的人就永远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对此,理性便是使人们脱离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即霍布斯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正确的指令,它为了最持久地保存生命的可能,规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三、社会契约
每个人只有把除生命权利以外的全部自然权利转让出来,并制定相关契约,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通过这种方法,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地执行,使每个个体都把各自的自然权利转让给一个权利实体,由他全权负责,保证每个个体的最大利益。“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以便使他能够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这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根据上帝产生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产生的;法律不是根据耶稣制定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制定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转让的。
四、绝对君权
政治哲学研究篇5
摘要：文章从仰望星空――哲学源于怀疑与追问、脚踏实地――哲学源于生活与实践、三省吾身――哲学源于反思与感悟三个方面研究政治教学中如何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以帮助学生在高中阶段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政治课教学；哲学素养；德育；情境设置；问题探究
中图分类号：G631；G63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3561（2017）13-0007-01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素养对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教师要坚持立德树人，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使学生达到较高的人格境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人说：“哲学是人生的导师，至善的良友，罪恶的劲敌。”学习哲学，能够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学生终身受益。如何让学生对哲学感兴趣，并产生探究它的欲望，从而提升哲学素养，是政治课教师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仰望星空――哲学源于怀疑与追问
柏拉图说：“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在政治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够激发学生对某一问题产生疑问，那么学生必然会继续追问，而要弄清事实的真相，就要进行探究活动，最后用理性的逻辑思维进行验证，从而实现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提高哲学素养。例如，教学“民主选举：投出理性一票”一课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认真阅读政治教材，然后让学生结合自身的认识提出问题。于是，有价值的问题一个接一个从学生的嘴里冒出来，教师再顺势引导学生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学生的思维随着探究的深入不断发展，在自主、交流、碰撞、补充、完善中享受思维之美，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洞悉“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唯物论思想的精髓，初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样，学生既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该学的知识，又提升了自身的哲学素养，可谓一举多得。
二、脚踏实地――哲学源于生活与实践
哲学智慧并不是从人们头脑中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说：“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生活与实践，是进入哲学殿堂、把握哲学智慧不可或缺的途径。新课程改革要求政治课堂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因此，教师设计教学情境时要尽量取材于生活，充分挖掘本地资源。这样的课堂教学，既能拨动学生的情感之弦，又能使学生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更好地理解知识，提高哲学素养。例如，在教学“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一课时，教师可以苹果手机为话题，设计“中学生消费状况”的主题活动。通过“苹果手机更新换代――中学生消费调查”活动，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分析――解决”身边的消费问题，帮助学生初步形成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习惯；通过“做理智的消费者――做新时期的中学生”的倡议活动，教师要帮助学生将课堂所学理论应用于生活实践，让学生形成理性、科学、合理消费的实践能力，为学生将来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打好基础。又如，《苏菲的世界》被誉为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作者用生活中非常通俗易懂的事情将哲学的原理演绎出来，把哲学趣味化、生动化。教师可以把它作为中学生的哲学启蒙书，引导学生认真阅读与讨论。
三、三省吾身――哲学源于反思与感悟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反思是培养哲学素养的核心。冯友兰先生也说：“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即反思是人以自己的思维为对象的思维活动，或者理解为探寻认识事物的根据。反思有助于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例如，教学“文化塑造人生”一课时，在充分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校园文化艺术节为主题设计“诵读经典”“聆听音乐”“电影欣赏”三个环节，让学生在分享优秀文化作品的过程中回想自己读过什么书、听过什么音乐、看过什么电影。要引导学生通过反思自我，感悟人生，唤醒良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思索人生，设计自我，实现人生的价值，拥有幸福的人生。反思是创新的重要条件。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一个知识的结论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反思知识形成的过程。学生只有认真反思同一认识在不同条件下的特殊状态，研究新情况，探求新问题，才能得出新的结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哲学素养的培养离不开自觉，离不开怀疑，离不开反思，离不开感悟。哲学素养的养成，是培养健全人格和理性思维品质的基础。在政治课教学中，教师要通过情境设置和问题探究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课程背景下，哲学素养的培养是使学生成为国家、民族、社会需要的战略型人才的重要条件，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
[1]李俊平，茌良计.如何在高职高专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融入哲学素养教育[J].学理论，2009（10）.
[2]方培君.让学生终身受益――浅谈思想政治课的核心素养[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5（12）.
政治哲学研究篇6
英国著名的布莱克维尔（Blackwell）书店在1995年出版了1本大部头的《当代政治哲学指南》，全面、详尽地概括了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要问题。阅读此书和其他著作使我得到以下初步印象：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第1，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前者竭力维护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后者主张政府可以在收入再分配等方面进行干预；第2，中立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社群主义之间的对立，前者主张政府在文化、价值方面不偏不倚，认为理性和法律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共通尺度，后者则主张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应得到优先考虑；第3，强调自主（autonomy）概念的重要性，用这个概念来说明自由、平等和其他概念；第4，力图超越自由主义，许多著作的标题就是在“自由主义”之前加上against（反对）或post-、after-（……之后）之类的前辍，但这反而衬托出了自由主义的主体地位。
中国读书界和出版界对于美国的著名政治哲学家较为熟悉，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人的著作已经译介到中国。相比而言，我们对当今英国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及其学说则知之不多。1般认为，英国值得注意的人物大致有以下几位。
柯亨（G.a.Cohen），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代表，他1直致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格雷（JohnGray），目前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曾是当代英国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转向，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他的观点中包含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因素，认为自由主义是启蒙话语，以理论性的普遍性为前提，而这是大可怀疑的。他认为自由主义学说中只剩下关于民间社会的说法还有价值，对于目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得到大力提倡的市场社会主义，他认为行不通，是欺人之谈。
拉茨（JosephRaz），研究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基础性问题，其著作《自由的道德》（themoralityofFreedom，1986）被广泛引用。
米勒（Davidmiller），他力图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1条新路，集中探讨市场社会主义问题。认为这是“能将自由经济的自由和效率与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均等理想结合起来的第3种选择。”
和罗尔斯、诺齐克等相比，上述英国哲学家的影响要小1些。但他们的研究方向和观点却有1些特点，值得中国读书界注意。与美国同行的关注点不同，英国（以及1些其他西欧国家）的政治哲学中有1种强大的左翼传统，但面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进行体制改革，转向市场经济，许多人产生了危机感，不得不回答现实的挑战。他们力图在理论上捍卫社会主义的基础原则（主要是平等原则），调和平等目标与市场经济的现实。
在捍卫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平等原则，正面回答放任自由主义的挑战方面，柯亨作了巨大的努力和深入思考，他的《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Self-ownership，Freedomandequality，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是1本相当有影响的书。
所谓自我所有，指的是：每个人拥有自己、自己的身体、劳动、智慧和力量，只有本人对这1切拥有权利，未经本人同意，其他人不得对它们拥有权力，侵占它们。由此可以派生出，每个人使用属于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的产品，也应当属于自己，而不能受他人侵吞。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洛克从自我价值所有这个概念出发，论证了私有制产生的合法性：1个人将自己的劳动施之于自然无主的事物，他就拥有了该事物及劳动的产物，只要他的拥有不妨碍其他人作类似的拥有。
诺齐克把这1条加以发挥，明确提出：“任何东西，只要是出于正当的情况，用正当的方式得到，本身就是正当的。”他还进1步认为，如果财产的初始来源是正当的，而每1个传递过程也是正当的，那么人们现今对于财产的所有也是正当的。
在柯亨看来，上述说法是对财产私有制的裸的辩护。他有理由为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原则担忧：如果私人占有是正当的，财产的变动继承是合法的，那么由此而产生的不平等也是合理的，难道1部分人的享乐（尽管出于祖上和自己的勤奋、能干而拥有巨额财富）和另1些人的贫穷是天然的？而在这种辩护中，自我所有的正当性是问题的核心。他宣称，在诺齐克那里，自我所有成了当代反动政治哲学的基石。
柯亨在书中回顾说，作为1个坚定、成熟的社会主义者，他1直认为任何对于社会主义的批评他都有现成的答案来对付，但当他于1972年读到诺齐克的论证后，他受到冲击，感到不安和焦虑，似乎从教条的迷梦中惊醒。震惊之余，他决心奋起应战。
柯亨感到问题紧迫还有另1个原因，他认为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批判私人制时，却依靠了它的前提--对自我所有的承认。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就在于他偷走了工人的部分劳动（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了自己劳动的部分回报，但不是全部）。但这就等于承认自我所有的原则是正确的：工人是自己劳动的唯1合法拥有者。
柯亨的思考触到了几百年来政治哲学的核心：自由与平等的关系。1些人主张，人拥有运用自我所有的自由，只要这种运用过程不包含欺诈和侵犯等等，就是合法的，它所产生的1切后果都是合理的。而另1些人看问题不是看开端，而是看后果：只要现实中还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而这差距的根源是有人占有生产资料等劳动手段，另1些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从而处于受支配地位，那么不论你说当初的私人占有多清白，财产的传递多正当，我都认为有问题。这种人是以平等的名义质疑自由，而追根索源，是要质疑自我所有的合法性。难怪柯亨此书以“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这3要素构成书名，他的研究真是直指问题的根本和核心。
柯亨此书的主要内容由3个述论构成。第1，就算我们承认自我所有，但由此并不能得到私有财产起源合法，其后的不平等合理这种结论；第2，与诺齐克等人的主张相反，自由或自我所有能够与平等相容，柯亨假设了1个生产资料公有的世界，在其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但并不产生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第3，自我所有原则并不像诺齐克所说的那么好，它不等于自主，也不等于康德的伦理主张：“要把人当目的，而不是当成工具看待。”侵犯了自我所有，也并不是太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现在来看看柯亨的第1个论证，他的目的是要反驳替私人占有的合法性作辩护，他的论争对象是诺齐克。他认为，诺齐克的理由是：如果有人把本来属于公有的东西据为已有，但这并没有造成其他人的处境的恶化，那么他的占有就是正当的。
柯亨反驳的核心是，当有人把公有资料占据为私有时，其他人与以前的情况相比，很可能所得并未减少；但如果与不是你占有而是我占有相比，则所得会少，这时你的占有是占了便宜，是侵犯了我的利益，就会表现出来。诺齐克的诡辩就在于，他的标准是第1种情况，回避了第2种情况。
把柯亨复杂冗长的，以符号表示的论证简化，可以作如下比喻。
设想世界上只有甲乙两人，他们的初始状况是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土地。由于能力和勤劳程度不同，甲每年收获粮食1100斤，乙收获900斤。
后来，甲独占了土地，由他安排生产，由于他指挥得当，加上分工提高了效率，总产量提高了，于是甲得1300斤，乙得1000斤。柯亨说，照诺齐克看来，甲的占有是正当的，虽然他拿了增收的大头，但乙应该这么想：我反正比以前得的多了。
柯亨质问道，为什么乙只能和以前比，为什么不和万1是他占有，而不是甲占有相比？乙占有会是什么情况呢？总产量仍是2300斤，但由于乙有支配权，这时他得1200斤，甲得1100斤。在柯亨看来，比起甲占有时乙只得1100斤，乙不是因为甲占有而吃了亏吗，因此甲的占有是不正当的。
可以把柯亨和诺齐克的观点看来是代表了不同的阶级立场。诺齐克为资本家辩护的理由是：我雇佣伙计并没有剥削他，虽然我拿得多，但他如果不是受我雇佣，生活会更糟。柯亨则质问道：你怎么只与伙计不被雇佣时比，怎么不这么比：两人位置颠倒1下，伙计成了雇佣者，这时他会拿多少？
政治哲学研究篇7
关键词：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需要；劳动；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015－06
马克思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显而易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起着直接的中介作用。
是的，马克思告诉我们，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是作为《莱茵报》编辑遇到的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最初动因并没有告诉马克思怎样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且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后之所以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分析，正是为了解决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以及评判“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肤浅言论等使他苦恼的疑问。这就是说，我们不仅不能跳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中介合逻辑地得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转向，而且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给予了马克思直接的启迪。
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之“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包括：(1)抽象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恩格斯指出，“在这里，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唯心主义的形式中所表达的“实在论”的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阐释，在学理上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抽象出来。“透过市民社会这一术语，黑格尔向其时代观念所提出的问题并不亚于近代革命所导致的结果，即通过政治集中而在君主……国家中产生了非政治化的社会，将关注重心转向经济活动。正是在欧洲社会的这一过程中，其‘政治的’与‘市民的’状态第一次分离了，而这些状态于此之前(即传统政治的世界中)，意指的是同一回事。”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就其词源意义而言。最早见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对市民社会概念作出界定的“politikeKoinonia”(政治共同体)一词。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同一的。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公元前一世纪。西塞罗将“politikeKoinonia”转译为拉丁文“CivilisSocietas”。《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指出，“CivilisSocietas”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并依据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在西塞罗这里，市民社会概念集合了政治社会、文明社会等多重含义，但总体而言，在范式上与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理论属于同一框架。
至近代，洛克、卢梭等西方契约论思想家从政治社会与自然社会的二元模式出发解释市民社会问题。在他们看来，自然社会是一种前政治社会，处于自然社会中的人必须通过缔结契约和让渡权利的方式形成政治社会，洛克名之为“CivilorpoliticalSociety”。显然，西方近代契约论思想家的理路包含着一种新的市民社会理论的萌芽，但是，洛克的“CivilorpoliticalSociety”也昭示，他们“仍然是在传统的意义上——亦即‘政治社会’的同义语——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的”。
与之前的思想家不同，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可见，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
首先，是由各自独立而又彼此相互依赖的特殊个体组成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作为特殊个体的市民社会成员是相互独立的，“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同时，市民社会成员彼此之间又是相互依存的，每个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必须同别人发生关系。“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亦即“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
政治哲学研究篇8
矛盾的分析方法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战无不胜的法宝，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尤为重要。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法。矛盾就是对立和统一，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离。我们在采用矛盾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中，必须把握好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从多角度、多层次去认识和把握问题。第二，矛盾分析方法是内外因分析法。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内因决定的。因此，我们要把立足点放在内因上，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外因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坚决抵制忽视外因作用的错误思想。第三，矛盾分析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我们在研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时，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坚持两点论的前提下，坚持重点论。
（一）通过矛盾分析来找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工作重点当前，大学生是接受大学教育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是国家培养的具备综合素质、专业知识的高级人才。这个群体掌握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结合高校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突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一环。校园文化理念体系强调的是塑造校园文化精神，这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提高教学质量的精神动力，因此，把塑造校园文化精神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在精神的提炼、宣传上下工夫，可以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推动高校发展的巨大动力。
（二）主要矛盾转化决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工作重点转移主要矛盾不仅能确定工作重点，而且主要矛盾的变化还会决定工作重心的转移。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互相转化。原来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或基本解决了，其他矛盾就会突出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及时转移工作重心，去完成新的任务，去制定新的工作方法和建立新的价值理念，集中主要力量去解决新的主要矛盾。在高校建设初期，学生的思想建设是高校价值体系的主要矛盾，只有首先“从思想上改进”才能彻底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但是在新时期，从青年学生所处的环境看，他们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正置身于利益主体多元、思想道德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学生思想的先进性上升为目前的主要矛盾。
（三）矛盾分析时要抓住工作重点的中心环节在众多矛盾中，区分主次矛盾是基础，还要深入到矛盾内部，分析矛盾诸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区分矛盾的主次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决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方向，而且决定着整个事物的性质和方向，是重点中的重点。因此，最重要的是善于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它，就是抓住了工作重点的中心环节，就能取得好的工作效果。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探索方面均取得了积极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之处，矛盾的普遍性还相继存在。如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生的功利意识突出、管理者的思想认识比较片面等现象。文化建设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在调动学生积极性、增强学生凝聚力、弘扬校园文化价值体系理念的同时，我们要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养成学术自由的风气，只有抓住各种矛盾的中心环节，才能进一步提高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推进的科学化研究
（一）加强校园文化理念体系宣传宣传高校思想教育工作是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得到深入的重要手段。文化建设的落实和宣传思想工作是密不可分的，要让体现核心价值的校园文化理念真正进入每个人的头脑，就要落实在每个人的言行上。例如可以推行典型示范，在学生中发现能代表校园精神的闪光的人和集体，抓住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通过典型示范来具体阐述校园文化理念体系，对先进典型进行大力表彰和推广，树立榜样，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开展。
（二）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特点，着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教书育人是高校文化建设的本质所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高校教学工作的基础。而育人是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和魅力，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应有的价值追求，塑造自身的完美的人格。二者是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的。因此，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例如在着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建设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融入社会，做到学以致用，并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加强良好的校园风气建设，把校园风气建设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良好的校园风气有助于创建和谐的校园，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让教师作为良好风气的带头人，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将校园风气建设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学生克服困难，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加强学生之间的凝聚力。
政治哲学研究篇9
关键词：政治现象；政治学；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1、政治与政治学的产生
“政治”这种现象很早就产生了，在奴隶制社会就有过相关描述。《尚书》里说“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则有“掌其政治其令”，《管子》中有“政治不侮”一说等等，当然，中国古代语境中的“政治”与现在所使用的“政治”在含义上显然不尽相同。在儒家学派的著作中，政治和道德始终是结合在一起论述的，它们在价值追求和功能上相差无几。西方学界一般认为，“政治”是从希腊字polis(城邦)和politieia(国家)逐渐演变而来。英语里将这个词的转而翻译为polities，因此，在词源上讲，“政治”讲的是城邦中对于公共事务管理或统治的意思。柏拉图在其经典著作《理想国》中，将“城邦的正义”、“国家的善”作为主题，通过苏格拉底的辩论，阐明了理想的城邦应该是一个善的城邦，它应该拥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而城邦就是为某种善业的社会团体。不难看出，在古希腊的文献中，“政治”这个概念的主要含义就是最高的善，就是实现正义。因此，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政治和道德、伦理等范畴都在同一个意义上被思想家们所使用的，它们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知识、美德、正义等善的理念，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没有被区分开来。
从政治思想的发展史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从概念上最早对政治学概念进行界定，他在书中认为“研究最高善的科学就是政治学”。尽管他的政治观还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但亚里士多德当之无愧为开创政治学的“鼻祖”。而真正使政治学从与哲学、伦理学的交织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当属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他的《君主论》开辟了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与古代学者不同的是，他不再从哲学上去揭示政治的本质，而是把政治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独立现象加以界定说明其内涵、特征、意义，在他看来，对权力和权术的支配是政治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认为马基雅维利从“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
2、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正如政治哲学在形式上囊括了政治、哲学两门大学科一样，厘清政治学与哲学的关系，是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能够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政治价值(善、正义、德行)，使当权者依据政治价值制定出良好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秩序井然的生活。同时，哲学也是需要政治学的。哲学不仅探究政治事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而且需要政治学为哲学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需要在政治上为把哲学理念转化为现实提供条件。
以希腊半岛和地中海东岸为核心的“希腊世界”长期沉浸于神秘自然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出现以及自然法传统奠定下来之后，哲学思想开始萌芽并逐步发展。最初。研究对象多是自然世界的事物，后来便应用到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类的思想精神。一般的哲学家到了此时，开始集中讨论人生意义，分析人与人，人和宇宙的关系；推而广之，伦理的观念被运用到希腊的社会政治情形上去，于是，最初的伦理国家观、是非善恶标准等问题就成了希腊哲学家们终身辩论的事业，这是政治哲学得以存在的逻辑起点。
一种学说，只要能够代表一种时代的思潮，就不是凭空杜撰；研究必然存在一个对象，背后必然存在一种研究背景，由此，构建起一种学说成为可能。政治哲学的产生亦是如此。环境变迁，固有的风俗习惯、祖先留下的老旧经验，已经发现了不足以适应当时需要的一些弱点，因此产生研究的需要：它的缺点在哪里?什么方法才是最好的?有什么方法可以代替吗?当这一类批评形成趋势出现时，政治哲学便应运而生了。它的对象和背景，便是当时政治社会的情形，和时势思潮的状况。因为政治情形的扰乱是发生政治哲学的原因，故政治哲学的发生，不但是在有了政治制度之后，且是在政治制度成为困难问题之后。
而政治哲学最早在希腊得以萌芽、甚至一度繁荣，主要得益于希腊政治变迁、思想动荡以及专门能够从事思辨工作的公民团体的分化。具体说来，有三层原因：第一，政体变换。亚里士多德为写作《政治学》考察了希腊数百个城邦仍然难以穷尽，足见希腊地区城邦数量之多。在这么多的城邦中间，君主、贵族、专制、平民四种政体的频繁交替并不鲜见，正如威洛比所说，政治的成功带来了政治的危险；平民的政治进步，带来了行政方法的退步，外交知识的匮乏；哲学思想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伦理的无政府理想。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愿景，与遗传的风俗制度、道德伦理混合在一起不断冲突、交织，你争我辩、你是我非，客观上为政治哲学提供了研究材料。第二，民治盛行。平民议会、人民法庭等等机构的设立，使希腊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要想以自己的能力夺取权势，就必须擅长政治议论。这种自由辩论的市场，造就了哲学家高水平的辩论技能。第三，希波战争。这场战争给希腊思想自由带来了极大冲击，进一步启发了民族的自觉，“大家都觉悟救出希腊危险的‘是人类不是上帝’”，从此，人本主义逐渐冲破了宗教的篱笆，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得到进一步确立。
由上可见，从产生根源上来讲，无论是哲学、政治学还是政治哲学，都是古希腊哲学家们基于希腊政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应，从主体上来讲，哲学家们既表达了哲学上的价值追寻，又展现了政治学上的制度追求，价值分析、道德分析、事实分析同时交集于他们的思想之中。对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追求，形成了政治哲学的特殊语境。因此，只有将政治哲学放到哲学、政治学共同的视野中，才能进行准确定位。政治哲学既是政治学，更是哲学，从政治学、哲学两个维度共同对人类世界进行现实关怀，最终造就了政治哲学。
3、差别之辨析
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和政治哲学都有各自的话语体系与理论规范。下面从五方面具体阐述。
政治哲学研究篇10
关于“政治哲学”这一议题，学者分别从西方社会契约论、公民权利、政治制度与政治治理等不同视角进行了阐释与讨论，展现了政治哲学在由近代到当代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图景。关于西方社会契约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人性善恶的假定在社会契约论的诞生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影响；二是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和卢梭等西方契约论代表人物对社会契约论的不同阐释方式、特点、传承及其后世影响。与会学者还就公民权利的正当性及其实现途径、政治制度及政治治理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生活世界”这一议题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结合自身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不同的学术见解。集中探讨的问题有：一是研究生活世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尤其强调生活世界对形而上学的维修作用。二是研究生活世界和政治伦理的关系，强调实践的自足与工具化是联结两者的重要纽带，同时主张通过对生活世界的历史演变进行追踪来界定生活世界所具有的积极和惰性的双重特征。三是研究生活世界与实践哲学的关系，强调生活世界是人的生存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理论入手阐释了自己关于实践哲学的见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研究方向：一类是研究实践哲学与修辞学、解释学的关系；另一类是研究实践哲学中的某类代表性议题。
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研究领域“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在本次研讨会中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密切关注。学者们就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相关思想从较为新颖的角度做了阐释。其中，引起与会讨论者广泛关注的有如下几种研究议题和方向：一是研究自笛卡尔以来，经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理论构建所体现出的一种对深层生命态势的关注和一种面向实事之思；二是关注西方理性主义代表笛卡尔对于“激情”这个非理性主题的研究脉络，通过研究笛卡尔所阐释的激情的两重内涵即内在感觉的激情和灵魂的激情，以使笛卡尔哲学的思考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充，凸显了在使用理性主义方法的同时，如何使感性与理性相协调的问题；三是研究分析哲学的黑格尔转向，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哲学的创立者究竟反对黑格尔哲学中的哪些内容；四是研究知识主体在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