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原理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储蓄投资
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论述一般集中在经济增长理论和储蓄理论方面。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存在着一致的结论，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储蓄理论在于研究主体的储蓄行为，认为收入增加对储蓄增长有重要的贡献。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各国经济长期内普遍存在增长趋势，不过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决定各国经济增长并导致明显差异的因素。按照增长理论的发展进程，主要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凯恩斯理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等。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大变革时期。在英国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系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增长理论为典型代表。
1、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著作中最早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涉及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以及如何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和环境，这些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
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决定的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并指出，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先增加资本积累，只有蓄积的资财的丰裕，才能雇佣到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增加劳动的设备或进行改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增加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劳动分工的基础，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2、大卫·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大卫·李嘉图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他认为只要资本积累增长，就会出现正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下降，经济增长也会下降。不过，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着眼点在于收入的分配，强调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李嘉图赞同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认为一旦资本积累停止，投资即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将停滞，要使经济从低水平重新增长，则要求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即通过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
3、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强调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该意义上，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积累决定论。同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暗含着资本要素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意味着由资本积累决定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终经济增长将处于停滞状态。但工业革命以后的长期时间内，经济增长未出现停滞迹象，表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很科学，且忽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储蓄与投资实现分离，金融中介的产生下，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经济理论
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分析并论证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认为萨伊定律是不正确的，提出凯恩斯定律。凯恩斯抛弃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数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数原理。凯恩斯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从投资需求的效应方面看，产出的增长与投资变动之间存在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长是一定时期投资增加额的数倍，反之，投资额下降，则国民收入将以投资减少的若干倍缩减。
2、加速原理。根据凯恩斯的分析，投资在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同时，国民收入增加也会带来引致投资，从而国民收入变化对投资变化具有加速效应。
3、储蓄—投资论。凯恩斯理论的一个贡献是用收入决定的储蓄—投资论替换了古典学派利息决定的储蓄—投资论。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动机选择的行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储蓄者依据其收入决定储蓄量，根据利息率决定储蓄形式，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成本，不受储蓄的支配。
4、对凯恩斯理论的讨论。凯恩斯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投资不仅可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而且还可通过乘数作用带动私人消费和投资，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不过凯恩斯的政策主张难以突破其时代局限性：即着重短期分析，不太适用长期经济分析；投资决定储蓄论仅适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时期；只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而忽视了投资的供给效应；储蓄多少与投资的数量对利息率缺乏弹性，储蓄和投资均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假设在信用制度发达的国家，不符合实际情况；投资对国民收入乘数效应要发挥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通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开始。
1、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提出资本—产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认为经济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率，经推导得出哈罗德经济增长率方程为：gy=■。
2、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注重投资的二重性，经济的需求方面，投资通过乘数过程决定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经济的供给方面，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规模而提高了国民经济潜在的生产能力。多马得出的经济均衡时的增长率：
经济增长的原理篇2
卢中原表示，欧美经济出现的复苏曲折，对中国今年的经济影响不会太大。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以来小幅回调，但在合理区间内，预计全年经济增速仍将超过9%。所以，国际上争论较多的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今年GDp增速将超9%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到9.5%―9.8%的增长平台，2011年第一季度增长9.7%，第二季度增长9.5%，第三季度增长9.1%，而从一些先行指标看，经济增速还有放缓的迹象。
卢中原分析说，最近几年来，中国东部地区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慢，虽然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都在后来居上，但由于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在全国经济中的份额较大，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都较高，它们经济增长速度的率先放慢预示着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会逐步减缓。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趋势判断，其经济增长潜力大概在9%―10%。中国经济的合理波动区间约在8%―12%。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并结合国家中长期规划的要求，使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能够大体稳定在这个合理的区间。
“宏观调控就像一个熨斗一样，熨平经济增长的波幅，避免大起大落。”卢中原说，经济增长速度稍微慢一些，有利于控制价格总水平上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减少能耗和排放，符合宏观调控意图。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高达9%以上，处在增长潜力决定的合理区间，预计全年经济增速仍将超过9%，对拉动世界经济复苏、避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中国经济基本面可靠
“中国经济基本面可靠，要素组合较为优良，但成本上升将导致经济增速逐步放慢，必须在转型中增强新的发展动力。”卢中原说，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基本面有许多有利因素。但是不可否认，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资源环境的使用成本正在上升，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人口红利逐步丧失，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弱化。
可以预见，从“十二五”后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合理区间可能会比前30年收窄，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放慢。要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继续充分利用基本面中的有利因素外，还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强化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等更加持久的增长动力。
“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保持合理的速度，但不必过于在意速度的放慢，而更要看重提高增长质量、协调性、可持续性和人民得实惠。”卢中原认为，未来也不宜将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定的较高。
通胀压力明年会小于今年
“控物价的目标现在已经开始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根据年初的分析，我们始终认为7月份价格总水平达到顶点，8月份开始回落，现在看来我们的预测是准确的。”卢中原说，“但是物价水平现在仍然在高位，因此今年稳物价的任务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当前中国物价总水平逐步回落呈现出比较好的态势，但是非食品价格在里面起到“往上顶”的作用开始显现。卢中原强调，中国在中长期发展当中的成本上升，以及外部输入因素对中国物价上涨的压力会存在较长一个时期。
“即使我们自己控制住了货币流动性和财政扩张等因素的短期影响，成本上升和国外输入性因素导致的中长期通胀压力仍然不可忽视。”他说，非食品价格上涨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正是这些深层原因的体现。国际市场的波动，不确定性很大，这些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稳定性，始终是我们要面临的挑战。
卢中原认为，明年的通胀压力会小于今年，而未来的5年可能会略高于过去的5年。他说，这是中国面临的物价走势新情况。未来在控制通胀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更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因为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胀当中对于低收入群体和受影响最大的部分行业的补贴是最直接的，同时引导结构调整也是最直接的；而货币政策往往效果比较间接，偏于总量调控。此外还要注意运用竞争性政策，打破垄断，改善小型和微型企业融资环境，增加市场供给，这对控制通胀也有积极作用。
宏观调控基调不会变
中国经济发展尽管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但基本走势未发生逆转，卢中原认为，暂时不需要进行大的方向性的变动。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适度放慢，是主动调控的结果，符合我们宏观调控的意图。
“我们欢迎国内外各界，包括媒体界的同仁持客观的批评和善意的提醒态度，以帮助我们更加清醒地审视我们自己，来推动我们的转型和改革。”卢中原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有的相当严峻。
首先，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再次出现曲折，尤其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变数。其次，国内通胀压力仍然很大。当前国内外货币流动性偏多，输入性通胀和国内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压力将长期存在。第三，国内油荒和电荒仍在继续。能源供给体系和资源价格改革等还需加大力度。第四，小型、微型企业的经营环境趋紧。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成本上升、融资困难，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很大。第五，中国结构转型压力加大。经济增长放慢一般是结构转型的好时期，但同时我国又面临着国际上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挑战，如果不抓紧时间调整结构，可能就会落后。第六，地方财政金融风险开始显露，主要表现在地方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等方面。中央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规范、清理，力图使地方政府债务得到有效的控制，使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规范发展，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对于未来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卢中原表示，短期宏观调控继续改进，中长期改革和转型更需抓紧。中长期内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本上要靠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未来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将更加突出环境约束和民生改善。
卢中原说，如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较顺利，到“十二五”末，中国的经济结构会比较合理，碳排放和能源消耗强度都会达到主动承诺的目标。同时，增长速度也仍然可以保持比较快，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会提高，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会增强，城乡人民群众可以得到更多实惠。
经济增长的原理篇3
股份制的形成和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现代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从广义上说，它是指通过各种不同份额资本的集中而进行联合生产的经济组织形式。从狭义上说，它是指通过发行股票、组建股份公司以筹集资本并进行生产与经营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在取得规模效益的同时可以分散风险，提高企业经营收益，使得单个企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也需要股份制。从股份制自身制度性质来看，它比其他企业所有制形式能更好地适应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股份制企业自17世纪产生以后，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股份制的发展可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驱使资本在各产业部门和企业之间高效流动，使资源配置到效率高、效益好且有较高成长的部门企业中去，提高资本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改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虽然股份制企业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它已成为当代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形式，已成为商品经济社会中最为完善的企业制度，并依然保持着非凡的活力。为了检验股份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采用内生机制模型，利用1999～2010年我国GDp、上市公司股票以及股份制企业的相关数据，对股份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股份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学者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ion)。丹尼森将经济增长因素分成两个类别: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变化，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由于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因此，主要考虑劳动与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生产要素投入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就业人数及年龄与性别构成、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包括非全日工作的工人在内的工时数、资本存量的大小。前三个方面属于劳动要素，后一个属于资本要素。而另一类是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即产量与投入量之比，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具体包括:资源配置(主要是指低效率使用劳动力比重的减少)、以市场的扩大来衡量的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进展)。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中最主流、传统的方法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洛提出的索洛法。该方法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和劳动引入到生产函数中，进而估计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结果中不能由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进行解释的部分称为“索洛剩余”，认为，“索洛剩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索洛，1957)。而新古典经济学则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制度因素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新古典增长理论家的基本思想是:当经济中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当外生的技术存在时，特别是当外生技术进步采取哈罗德中性的形式时，经济才能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轨道移动。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更深层次的原因，制度变迁可以促使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直接原因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制度的最基本的功能是节约，让一个或更多的经济人在增进自身的福利的同时而不减少其他人的福利，或让经济人在同样的预算约束下达到更高的目标水平，因此，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理查德•纳尔森在《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书中论证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实物投资及人力投资主要是作为技术进步的伴随物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并且，技术进步需要理解为一个进化的过程，技术进步依赖于事后选择和学习的程度要大大地高于技术进步依赖于事先计算的程度;他还认为，一个恰当的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明确地与组织制度变迁结合起来。经济学家诺思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即“制度决定论”。他认为，资本积累、教育、规模经济、创新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只是由制度创新引起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他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欧洲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从宏观层面的理论来说，诺思以制度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史，发现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联性，但在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解释集中于产权结构的效率，至于有效的产权结构如何导致经济增长问题没有详细说明。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强调制度自我实施性和一项制度效果受制于它与其他制度的互补性和人力资本的可支撑性。肖特的制度演化理论致力于解释制度变迁，用博弈分析法构建制度演化理论。而微观层面的理论致力于分析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解析不同权益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我国国内相关研究中，杨宇、沈坤荣(2010)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社会资本、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研究表明，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制度水平不同，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同，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猪肚水平”的递减而逐渐增强。郭建万认为，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通过激励影响对物质和人力资本、技术和生产组织的投资。而彭美玉，陆建超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把政治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纳入到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进行分析，论证了有效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假说。其模型表明，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交易效率的提高促进分工，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经济增长，这才是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杨友才则通过将制度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劳动和制度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均衡点的存在性影响。模型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使得经济中存在正的均衡点，可以提高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加快经济增长，从而可以解释后发优势现象;反之，不好的制度使得经济系统中无法肯定地得到正的均衡点，使得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从制度的起源、构成和功能来看，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制度本身也有其局限与不足，制度需要变迁和创新，但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诺思主张“制度决定论”，他认为，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因此，制度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股份制作为一种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以往未纳入研究的股份制的影响加入到生产函数分析中，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股份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分析
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保持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把分散的使用权转化为集中的使用权。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马克思侧重于从资本集中的角度考察股份制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另外，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由于信用制度的完善、股份制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扩张，会导致股票市场的形成。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众多的经济增长模型都包含着资本这个变量，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内在的相互关系。股份制是与经济市场化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股份制这样一个集中分散的生产要素的经济组织形式就是经济市场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股份制的发展程度反映了市场化的程度，股份制可以作为反映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指标。而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市场化的良好发展能够使得股份制以更开放的方式发展，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在现代，股份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股票市场完成的。股票市场的形成是凭借其自身具有成本优势，并存在着“门槛效应”，利用股票市场的收益超过了股票市场的参与成本，股票市场内在产生并发展起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成分，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基础。股份制以及随之发展而产生的股票市场会由于股份公司市场实际价值的提高，其股东的财富水平的增加，进而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社会总需求也会随之上升，根据凯恩斯的需求决定理论，总需求决定总供给，因此，股份制以及股票市场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股份制以及随之产生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由于需求的存在，供给必然出现，从而为经济的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通过增长核算的方法来认识。在宏观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增长核算关键公式:产出增加=(劳动份额×劳动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技术进步。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对要素需求量的使用，使要素的边际产量等于其实际价格成为了厂商使用生产要素的原则。因此，劳动收益是劳动的边际产量乘以投入的劳动量，而劳动份额是指劳动收益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资本收益是资本的边际产量乘以投入的资本量，而资本份额是指资本收益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由增长核算公式可知，政府可以影响决定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即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和劳动投入。而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种政策，即鼓励技术进步、鼓励资本形成和增加劳动供给。技术进步、资本与劳动供给都对社会的经济增长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然而，增长核算公式并未涉及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对经济增长的分析需要加入制度以及股份制因素。股份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检验可以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进行，具体是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纳入股份制的作用。根据pagano(1993)和murinde(1996)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纳入股票市场作用所得简单模型:g=as－δ。其中，g是经济增长率;a是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是总储蓄中转化为投资的比例;s是居民储蓄率;δ是资本折旧率。在此之上由股份制替代股票市场纳入到该模型中，进而得到股份制促进经济增长的三个作用机制:(1)股份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主要表现在: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公司治理;促进创新活动;提供风险分担;提供信息搜集;(2)股份制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股份制的发展扩大了储蓄和投资的规模，推进长期经济增长;(3)股份制及股票市场的发展改变国民储蓄率影响经济增长。我们可以从股份制对这三个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影响方面进行分析。在鼓励技术进步方面，由于股份制可以积聚社会上的大量资金，从而使得企业更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也能凭借这些优势在技术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鼓励资本形成方面，由于股份制有方便快速积聚大量社会资金的优势，促进投资的增加，而大资本的形成又比较容易获得高的回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储蓄的增加，储蓄和投资推动资本存量的增长，根据增长核算公式，资本存量的上升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增加劳动供给方面，所得税的提高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所得从而降低工作积极性，与之相反，所得税减免则是加强激励，促进人们努力工作的一个途径，而股份制企业税收已成为推动我国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这方面税收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府降低工人所得税的征收，进而引起经济增长。
四、模型选择与研究设计
1、模型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股份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关系。首先，假设经济的生产函数:Y=a(BK)(1)其中，Y是产出;K是资本存量;a代表经济的技术状况;B是一个常量，它衡量一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出量。而股份制对产出的影响，可以用投资、产出中用于资本集中的比重及储蓄率来替代。经济中的资本积累量可由下式进行描述:ΔK=αsY+βY－δK(2)其中，ΔK表示资本存量的变动;s表示储蓄率;sY表示投资;α表示投资中用于资本集中的比重;β表示产出中直接用于资本集中的比重;δK表示折旧。(2)式两边同除以K，并联系(1)式，得到:ΔK/K=αs(Y/K)+β(Y/K)－δ再联系(1)式，得到:ΔY/Y=ΔK/K=αsaB+βaB－δ=(αs+β)aB－δ(3)由(3)式可知，经济增长率ΔY/Y等于投资中用于资本集中的比重α乘以储蓄率s加上产出中直接用于资本集中的比重β之后，与经济的技术状况及常量B的乘积再减去资本中用于折旧的比重。若(αs+β)aB＞δ，经济增长率ΔY/Y＞0，经济的收入会一直增长。社会经济增长会导致储蓄率s升高，而由于股份制可以积聚社会上的大量资金，从而使得企业更容易达到规模经济，进而能凭借这些优势达到促进技术进步的目的，使得经济的技术状况a所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也会增加，经济增长率ΔY/Y增加。股份制大量积累社会资金，促进投资的增加，而大资本的形成和技术的进步又比较容易得到更高的利润率，获取高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储蓄的增加，而储蓄、投资和技术都推动了资本存量的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股份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有证券市场的支持，并与之相配套。如果没有证券市场作为股票发行和交易的场所，公众就无法进行便利的投资和降低股票投资风险，股份公司制度也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说，证券市场制度也是股份制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市场制度的演进同股份制的演进是密不可分的，前者的问题往往就根源于后者，两者的改进与规范化必然同步进行。为了进一步分析股份制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1)股份制得到充分发展，并形成较为完善的股票市场;(2)股份制因素可以分解为股份制企业因素与股票市场因素:(3)股份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资本的影响方面;(4)可以用函数f(K1)，f(K2)分别表示股份制企业因素和股票市场因素对资本的影响，且f(K1)，f(K2)随时间t的变化而变化。依据以上假设作出函数:Y=a(δ1f(K1)+δ2f(K2))(4)其中，Y是产出;a代表经济的技术状况;δ1，δ2是常量。对(4)式两边关于时间t求导，可得:dYdt=aδ1df(K1)dt+aδ2df(K2)dt(5)对(5)式分析可知，股份制企业的发展会使f(K1)对资本的影响呈现持续的正方向变化，df(K1)/dt＞0，使其对dY/dt产生正效应，促进经济收入一直增长，而股票市场因素资本影响f(K2)也具有类似的效应，但当社会经济处于一定时期，股票市场发生较大幅度动荡时，f(K2)对资本的影响将呈现负方向变化，df(K2)/dt＜0，进而对dY/dt产生负效应，导致经济收入的降低。因此，股票市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通过以上分析，股份制企业因素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良好贡献，但由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致使股票市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即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着不确定性。但这不能完全否定股票市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视具体时期而言。
2、变量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为依据，选择GDp、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以及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为模型研究对象。以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代表股票市场及股份制企业因素;GDp代表经济增长，在模型的框架内研究股份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
3、数据来源
本文1999～2010年中国GDp、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以及1999～2009年的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的相关数据来自各年的统计年鉴，2010年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的数据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本文的所有分析过程由eviews软件完成。
五、股份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简单回归分析
依据1998年2月2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第一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结果的公报:经济类型结构方面，国有和集体企业法人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占主体地位，其数量合计达到194.3万个，占总体的73.9%;私营企业法人个数为44.3万个，占总体的16.9%;外商、港澳台投资并投产开业的企业法人单位数为11.1万个，所占比重为4.2%;股份制企业法人7.2万个，所占比重为2.7%。而到2003年1月17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企业所有制结构方面，2001年末，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国有联营和国有独资企业)占12.2%，集体企业占28.3%，私营企业占43.7%，股份制企业占9.9%，外商投资企业占1.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2.7%，其他企业(包括国有与集体联营、其他联营和其他内资企业)占1.3%，如表1所示。表1中，股份制公司企业法人30.0万个，占总企业法人302.6万个的9.9%;从业人员2746.6万人，占总从业人员16502.2万人的16.6%。我国股份制企业五年增长三倍，股份制正在成为我国公司所有制的主要形式。1997～2001年五年间，我国股份制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从7.2万家发展到近30万家，增长了3.2倍，年均增长33.1%;资本金从4868亿元增加到28607亿元，增长了4.9倍，年均增长42.5%;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从8311亿元增加到56733亿元，增长了5.8倍，年均增长46.8%。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数据，“十五”期间股份制企业税收累计完成32212.18亿元，比“九五”期间增长了5.6倍，年均增长34.0%，比全部税收收入的平均增幅高出了14.9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45.0%。2001～2003年股份制企业税收所占比重分别为23.7%、26.2%、29.0%，2004年超过国有企业跃居各经济类型首位，比重达32.0%。2005年完成税收10459.18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达34.5%，比国有企业和涉外企业分别高出9.67个百分点和13.42个百分点，比“十五”初年提高了10.8个百分点。对以上数据分析得知，股份制企业税收是各类型企业中推动我国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并且“十五”期间股份制企业税收占税收的比重也在稳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逐年递增，显示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股份制企业盈利能力显著增强，纳税能力稳步提高，使得国家税收快速增加，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股份制在经济增长中愈来愈突显出作用，国家可以通过一些政策调控更好的发挥股份制的促进经济增长作用。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增速又进一步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表现在股份制企业及上市公司的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进步，如表2所示。由回归结果可知，拟合优度为0.987876，说明模型能较好反映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D-w值为1.324321。在eviews软件中对其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拟合优度为0.993400，D-w值为1.968415，进而可说明无自相关性。但变量x1(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以及变量x2(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都经过了t检验，说明经济增长与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及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存在着相关性。各项统计指标都比较良好，说明此回归对生产函数拟合得较好。
2、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可能会产生的“伪回归”现象，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有必要对LogY、LogX1以及LogX2(其中，Y表示GDp;X1、X2分别表示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查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主要方法之一的aDF检验方法进行检验。表3是在eviews5.0进行aDF检验所得的结果。协整检验不仅可以决定一组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还可以通过协整检验来判断线性回归方程的设定是否合理。从协整理论的思想来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检验一组变量(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一个平稳序列。以aDF检验所判断的残差序列的平稳性为基础，进而判断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否存在。对LogY与LogX1、LogY与LogX2数据进行处理，提取残差得到残差序列，再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残差为平稳序列，则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通过检验可知，对LogY与LogX1、LogY与LogX2的数据进行处理所得的残差序列都是平稳序列，LogY与LogX1、LogY与LogX2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LogY能被LogX1、LogX2所解释，回归方程的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
3、Ge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检验的基本依据是:将来不能预测过去;如果y的变化是由x引起的，则x的变化应该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利用分布滞后的概念，可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定义:若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x应该有助于预测y，即在y关于y过去值的回归中，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应该显著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此时，称x为y的原因;但如果添加x的滞后变量之后，没有显著增加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则称x不是y的原因。如果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X应当有助于预测Y，即在Y关于其过去的回归模型中，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变量，应当显著地增加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第二，Y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如果X有助于预测Y，同时Y也有助于预测X，很可能存在着一个或几个其他的变量，它们既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检验X是否为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主要步骤如下:首先，检验“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对以下两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根据这两个方程的残差平方和来计算F统计量，检验方程(7)的系数β1，β2，……βm是否同时显著不为零，如果这些系数不同时为零，则拒绝“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接着检验“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作同样的回归估计，检验Y的滞后项是否显著不为零。在拒绝原假设“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同时，接受原假设“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则能得到“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结论。在模型(7)和模型(8)中的m是最优滞后阶数，即选择滞后阶数m使得模型中的误差项为白噪声。根据以上理论内容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5。由于拒绝“LogX2doesnotGrangerCauseLogY”，接受“LogX1doesnotGrangerCauseLogY”的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1999～2010年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不是经济不断增长的Granger原因，即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从表5检验结果中发现，当滞后期为1～3期时，LogX2是LogY的Granger原因，而LogY却不是LogX2的Granger原因，说明不管短期还是长期，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经济增长在促进股份制企业发展方面作用则不明显。但不管如何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都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说明不管在短期还是长期，股票市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明显。虽然股份制更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股票市场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使得股票市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不确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股票市场因素在某些时期会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股份制企业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贡献。因此，股份制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突出的贡献。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可知，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增长率与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Granger因果检验中，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由此可判断股份制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股份制可以通过鼓励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增加劳动供给等几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作用机制，它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应采取积极的市场化的政策措施，以更好地发挥股份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宏观上看，股份制的出现需要以经济增长为条件，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股份制，反过来股份制的出现发展又进一步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所以在政策上要不断鼓励推动股份制的发展和完善，使之能更好的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对一国而言，股份制形成之后，其发展水平会随该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1、不断发展和完善股份制，积极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随着股份制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日益显现，在政策上要鼓励推动股份制的发展完善，进一步更好地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近几年股份制改革成效显著，使股份制企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且有较高的盈利水平和较好的经济效益状况，直接拉动了股份制企业税收的高速增长，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加大对股份制的改革力度，不断发展和完善股份制制度。
2、以股份制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
股份制企业的不断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通过在政策上对股份制企业发展的鼓励，发挥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进步。经济增长不仅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股票市场等虚拟经济的发展繁荣。因此，我们要通过以股份制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促进股票市场繁荣这样的方式来全面协调地发展社会经济，促进整个经济的繁荣。
3、推动市场化进程，促进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会受到诸如宏观经济环境、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在不断完善股份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以自身的因素为前提，结合自身环境，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在较全面分析股份制与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股份制改革，促进股份制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注重股份制企业在质量方面的发展
任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股份制亦是如此，只有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股份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才会越来越大。在发展股份制的过程中，不能一味的追求其数量上的增加，尽管股份制企业数量上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股份制的发展，但更重要的应该是股份制质量的不断进步。衡量股份制的发展，更多的要在其质量方面，如股份制企业的整体效益、不断发展壮大的股份制企业的数量、股份制企业技术进步情况(申请专利数)等。因此，在创造积极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注重股份制企业质量上的发展，这样必定会更好地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5、正确引导股票市场发展，加强宏观调控和统筹管理
股票市场是股份制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同样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应认识到股票市场也加大了经济动荡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就可看出，股票市场的不良发展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程度的危害，因此，需要正确引导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可忽视其可能存在的负面作用。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加强宏观调控和统筹管理有利于发挥股份制及股票市场的积极作用，扫除股份制及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阻碍。
经济增长的原理篇4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宏观税负；税制优化；税收立法；税收与民生
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把握税收工作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定位，切实解决好新的历史起点上税收工作中一些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是税收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税负水平，简言之，就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它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价值中，国家通过税收收入所集中的程度，同时也反映财政分配政策的取向。宏观税负过高，会影响经济主体及个人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挫伤其积极性；反之，则影响国家再分配的保障能力，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阻碍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可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税收与经济关系视觉下的宏观税负选择
科学、客观地分析税收与经济的关系，是税收科学发展观的必要前提。税收植根于经济且反作用于经济。一方面，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经济增长的规模、速度、质量、结构决定着税收总量、增长速度和税收结构；另一方面，税收作为重要的调控手段，通过税率、税负、税收优惠等在投资、消费、分配和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市场经济越发展，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就越密切。就税收弹性关系而言，税收收入的增长依赖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即税收最终来源于经济，经济的增长最终决定了税收能否长期保持增长态势。经济增长存在着上下波动的周期性，税收的增长必然也会受到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在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税收的增长率也会随之下降。因此，我们要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正确处理好当前需要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放水养鱼与应收尽收的关系，既不能违背政策擅自减免，也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二)宏观税负同经济规模的适度配比问题
在公共财政理念下，正确认识并处理宏观税负与经济规模的配比问题，必须遵循四条原则：一是宏观税负的确定，必须与公共财政的职能和政府活动的范围相匹配。财政、税收收多少，不是由政府说了算的，而是由政府的事权，确切地说是由政府提供给公民的公共品和服务的成本所决定的。因此，财政、税收的规模必须由“事权”与“财力”严格匹配，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而不能随意、无原则地加以扩张和突破。二是宏观税负的确定，必须借鉴“林达尔均衡”原理与受益原则相匹配。林达尔均衡是指个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成本分配进行讨价还价，并实现讨价还价的均衡，在税收上指的就是纳税人交税与获得公共品和服务要均衡。受益原则是指政府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的成本费用的分配，要与社会成员从政府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中所获得的效益相联系。三是宏观税负的确定，必须与支付能力原则相匹配。支付能力原则是指政府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的成本费用的分配，要与社会成员的支付能力相联系。四是宏观税负的确定，必须满足税收效率原则。税收的效率原则分为税收本身的效率原则和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两个方面。税收本身的效益原则强调的是以最小的税收成本取得最大的税收收入。经济效益原则是指税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最小，税收使社会承受的额外负担最小，尽可能保持财政收入和税收对市场机制运行的“中性”。税收中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政府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应以征税数额为限，除此之外，不能让纳税人或社会承受其他的经济牺牲或额外负担；其二，政府征税应当避免对市场机制运行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不能超越市场而成为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决策的力量。
(三)确定科学合理的税负理论
经济增长的原理篇5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早期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强调,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如钱纳里（Chenery）和斯劳特（Strout）（1966）的“双缺口模型”理论是较具代表性理论，他们依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四个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三种形式的约束：储蓄约束（即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外汇约束（即有限的外汇不足支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进口）和吸收能力的约束（即缺乏必要的技术、企业家和管理人才而无法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他们重点考察的是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并且认为只有大力引进FDi，才能使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在既不削减国内投资和进口，又能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平衡。这就是“双缺口模型”，这一理论是指导中国引进FDi的基础理论。
以索罗（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从长期来看FDi影响产出增长的程度是有限的。在索罗的模型中，长期的增长只能是技术与知识提升的结果。没有技术进步，国内和外国投资递减的边际收益最终将制约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和FDi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支持这一结论，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所以，FDi就不能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它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一国技术进步来源可分为自主创新和从外部引进、模仿及学习。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它比国内资本有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的先进技术成份，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东道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FDi和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大致有三种结果：一是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而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原因；二是经济增长是吸引FDi的原因，FDi对一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正面影响，甚至还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三是FDi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一）外商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Kueh（1992）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国内投资、工业产出和出口的影响，发现外商投资对总资本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Jansen（1995）对泰国的研究中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私人投资水平和出口有着显著正面影响，并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提高当地经济效率，由此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Chen（1995）等人发现在中国FDi不仅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还与固定资产总量正相关。Deme11o（1997）从三方面对一国吸收FDi为何能促进经济增长作了详细的解释，首先通过吸收FDi可加快东道国的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FDi是促进国内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三是FDi是技术知识外溢的一个重要渠道。Sun（1998）通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Demello（1999）发现无论东道国在技术状况上处于一个领先者还是跟随者的位置，FDi对于产出的增长率都有积极影响。andDurham(2004)研究发现只有那些金融发展很好的国家FDi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益。Lauraalfaro等人（2004）利用1975-1998年的跨国数据，分析得出具有完美金融市场的国家从FDi中获益更多的结论，并提出了计算FDi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净效应的方法。
邓海滨、廖进中（2004）试图借鉴marwahk&tavaknli.a（2004）的模型，利用我国1982-2003年间的有关经济数据，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实证角度考察进口，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曹秋菊（2005）运用FDi和GDp之间的计量回归方程来分析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她认为利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途径：一是产生资本效应；二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提高了相关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产生贸易效应。许小平、孙铁军（2005）都以武汉为研究视角采用了协整分析法和因果关系分析法探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出前者是后者的单向因果关系，因此，FDi促进了武汉市经济增长。李志辉（2006）利用1983-2004的实际GDp和实际FDi的数据研究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认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FDi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也不存在共同的增长趋势，说明从长期来看，并非经济增长越快，就越能吸引FDi。董乐和何苗（2006）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影响湖北省引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国内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省的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FDi主要通过短期需求拉动和长期均衡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二）经济增长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使得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几乎为零，而且，FDi对国内投资产生替代效应，从而不利于东道国经济增长。例如，Salz论证发展中国家FDi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Kholdy（1995）通过Granger检验发现经济增长是导致FDi流入的原因之一，反之则不成立。easterly认为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会阻碍国内投资。当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引进外资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CarkovicandLevine（2002）利用Gmm估计模型并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说明FDi能促进经济增长；Choe（2003）研究发现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单向的，经济增长能够导致FDi，但很少有证据证明FDi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是吸引FDi的原因，而FDi对一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陈继海根据全国1990～2001的数据，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实际GDp增长率是实际FDi增长的原因，反之则不成立。李占风、骆振心（2005）分别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方法和索罗-斯旺模型对湖北省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湖北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三）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互为因果关系
Zhang(2001)andChoe(2003)分析FDi和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相互促进，Zhang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检验对11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发现在五个东道国里FDi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并且，东道国的贸易和宏观经济稳定对FDi有很重要作用。
刘晓广、杨昊晰（2006）采用了1981～2004年中国实际GDp和我国实际利用FDi的数据，运用GCt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计量等方法，分析了对中国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得到FDi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二者在变化趋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变化的幅度和变化的节拍上有一定的差异。董庆生利用1984～2001年我国GDp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在确认两者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下，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两者互为因果的结论。萧政和沈艳运用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进行分析得出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经济增长的原理篇6
关键词：经济周期；波动原因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在19世纪初期，人们就开始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经济运行中“一起一落、不断交替的波浪式变化”。随着宏观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伯恩斯和米切尔给出了经济周期经典定义：“经济周期是总体经济活动呈现出的波动形态。一个经济周期包括很多经济活动大约同时发生的扩张，随后是相似的总体衰退、收缩和复苏，并逐渐形成下一个周期的扩张。这种周期性变化次序反复出现。”
在过去的30年中，以贸易全球化、生产投资全球化和企业重组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全球经济不断融合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周期同步化的趋势也日益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一直在不断的起伏波动中发展。根据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可以将1953年以来中国经济划分为10个周期。（图1）
第一个经济周期：1953～1957年。这个阶段的经济波动性较大，反复起伏。
第二个经济周期：1958～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使得这个阶段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
第三个经济周期：1964～1968年。经济运行调整之后，1964年又上升到18.3%，这是国防建设的前期高潮。接着，1966年发动了“”，经济又出现了负增长，形成第三个周期。
第四个经济周期：1970～1972年。1970年经济增长率又升至19.4%，这是国防建设的后期高潮。
第五个经济周期：1973～1976年。这个阶段的经济总体波动不大，处在不断上升与回落的过程中。
第六个经济周期：1977～1981年。由于的结束，使得经济快速回升，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7%。
第七个经济周期：1984～1986年。
第八个经济周期：1987～1990年。
第九个经济周期：1991～1999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使得经济增长很快冲到14.2%的高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经过调理整顿，1999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7.6%。
第十个经济周期：2000～2009年。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稳定，大体维持在8%左右。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表现出了明显的“朱格拉周期”特征，具体概括为：（1）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逐渐缩小，经济稳定性增强。从图中呈收敛性的经济波动趋势可以发现，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明显趋缓；（2）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9%～10%左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本在这个区间运行，进入第十个经济周期以后，经济增长率更是长期稳定在8%上下；（3）从周期长度来看，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存在9年左右的中周期波动，符合典型的“朱格拉周期”规律。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整体的稳定性有了很大提高，但较经济发达国家来看仍然存在较大的波动。为什么中国经济容易不是过冷就是过热？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机理究竟如何呢？经济周期波动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并没有超出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一般规律。因此，我们简要介绍和梳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周期波动形成的解释，为探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奠定理论基础。
1、新凯恩斯主义：市场失效，需要政府干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主要是利用乘数―加速数模型论证了投资冲击引发经济波动的传播放大机制。投资是导致经济周期拐点出现的关键因素。在传统凯恩斯理论遭到质疑后，新凯恩斯主义通过引入理性预期、动态优化等方法，为传统凯恩斯主义建立了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微观理论基础。新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周期看作是经济体系内在缺陷的一种表现。因为市场机制存在着诸如价格粘性、金融部门低效等内在缺陷与摩擦，所以经济不会总是在理想的就业和产出水平运行，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必要的稳定化干预。
2、货币主义：货币冲击，保持稳定货币供应。货币主义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时，强调名义因素――货币供给的决定作用。货币主义反对政府利用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主张减少经济干预，保持央行独立性，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
3、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技术冲击，反周期政策不起作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引起经济波动的是实际因素（主要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其他。因此，每一次持久的技术冲击都将产生新的增长轨迹，经济增长趋势本身是波动的。这种波动不是对某种均衡状态的偏离，相反，这是理性市场优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政府干预的稳定化政策对平抑经济波动不起作用。政府政策应该是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条件，诸如税率的准确制定、公共品的提供等。
4、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冲击，反周期政策不起作用。内生增长理论更注重实体经济层面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周期波动来实现的，它们共同的起因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经济增长体现为一种技术进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新旧技术更替的破坏期，大量资源转向研发领域，会使得产出下降，增长减缓。因此，经济周期只是创新周期的表象。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研发投资具有外部正效应，因此主张政府放弃过多的关注短期经济波动的相机抉择政策，而更多的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采取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的各种政策。
通过上述理论可以看出，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原因时侧重点是不同的，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探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如下：
1、投资与货币信贷的冲击。货币的超量供给（表现为实际利率下降、获取贷款的难度下降）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投资上升，资金更多的流向一些资金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对投资品的需求增长，供求关系原理使得投资品价格开始上升。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又刺激了更多的投资，并进一步挤占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源。由于价格传递存在时滞，加上投资增长抑制了消费增长，所以这时的经济运行会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就是投资过热但消费不热，消费品价格并没有上升，不需要去调节过度的信贷与投资。但经济的假象不可能长期维持，涨价效应的扩散，最终使全社会出现通货膨胀，即经济过热。货币虚增带来的繁荣假象一旦被打破，过度的信贷增长就难以为继。信贷增长被压缩或停止，原来的投资扩张循环被打破，过长的投资品生产链条被压缩，投资品价格下降，并进一步压缩生产。但短期内投资减速对应的是消费增长快，消费品价格在经济收缩后仍出现上涨。这时经济给人的假象就是物价仍在上涨，紧缩没有到位，信贷与投资遭遇过度紧缩。（表1）
2、低成本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特点是在政府主导下以低成本工业化来实现赶超战略。这种低成本工业化模式下，形成“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储蓄”的循环，并通过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来融入国际分工。在这种模式下，地方和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套取中央的要素价格补贴，只要中央政府稍微放松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就会演变为投资过热和整体经济过热，最终中央政府进行强力约束迫使经济降温。
3、外部经济的冲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在这种开放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也就不断加强。中国凭借着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日渐成为一个兼具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双重特征的重要开放经济体。一方面中国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成为一个大量吸引外资，进出口总量不断上升的世界工厂；另一方面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也不断提高。过高的对外依存度，使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力较大。
总之，对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机制，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各种看法，共同之处在于把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机制区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投资为主的总需求波动和总供给的约束，以及体制上的特征和弊端和外部经济的冲击是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相关的机制受此影响而发生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爱俭，牛凯龙.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总需求分析与增长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2009.1.
[2]贾怀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与对外经济贸易因素[J].国际贸易，2009.1.
[3]陈乐一.当前我国经济周期阶段与对策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09.2.
经济增长的原理篇7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税负水平，简言之，就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它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价值中，国家通过税收收入所集中的程度，同时也反映财政分配政策的取向。宏观税负过高，会影响经济主体及个人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挫伤其积极性;反之，则影响国家再分配的保障能力，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阻碍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可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税收与经济关系视觉下的宏观税负选择
科学、客观地分析税收与经济的关系，是税收科学发展观的必要前提。税收植根于经济且反作用于经济。一方面，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经济增长的规模、速度、质量、结构决定着税收总量、增长速度和税收结构;另一方面，税收作为重要的调控手段，通过税率、税负、税收优惠等在投资、消费、分配和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市场经济越发展，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就越密切。就税收弹性关系而言，税收收入的增长依赖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即税收最终来源于经济，经济的增长最终决定了税收能否长期保持增长态势。经济增长存在着上下波动的周期性，税收的增长必然也会受到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在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税收的增长率也会随之下降。因此，我们要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正确处理好当前需要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放水养鱼与应收尽收的关系，既不能违背政策擅自减免，也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二)宏观税负同经济规模的适度配比问题
在公共财政理念下，正确认识并处理宏观税负与经济规模的配比问题，必须遵循四条原则：一是宏观税负的确定，必须与公共财政的职能和政府活动的范围相匹配。财政、税收收多少，不是由政府说了算的，而是由政府的事权，确切地说是由政府提供给公民的公共品和服务的成本所决定的。因此，财政、税收的规模必须由“事权”与“财力”严格匹配，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而不能随意、无原则地加以扩张和突破。二是宏观税负的确定，必须借鉴“林达尔均衡”原理与受益原则相匹配。林达尔均衡是指个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成本分配进行讨价还价，并实现讨价还价的均衡，在税收上指的就是纳税人交税与获得公共品和服务要均衡。受益原则是指政府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的成本费用的分配，要与社会成员从政府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中所获得的效益相联系。三是宏观税负的确定，必须与支付能力原则相匹配。支付能力原则是指政府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的成本费用的分配，要与社会成员的支付能力相联系。四是宏观税负的确定，必须满足税收效率原则。税收的效率原则分为税收本身的效率原则和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两个方面。税收本身的效益原则强调的是以最小的税收成本取得最大的税收收入。经济效益原则是指税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最小，税收使社会承受的额外负担最小，尽可能保持财政收入和税收对市场机制运行的“中性”。税收中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政府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应以征税数额为限，除此之外，不能让纳税人或社会承受其他的经济牺牲或额外负担;其二，政府征税应当避免对市场机制运行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不能超越市场而成为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决策的力量。
经济增长的原理篇8
关于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亚当•斯密提出了“剩余的出路”理论,认为将国内闲置的资源用来生产产品并将之出口,会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而关于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直观、最经典的莫过于凯恩斯的国民经济恒等式(用支出法表示):Y(GDp)=C+G+i+(eX-im)。凯恩斯认为出口是可以使一国GDp增加的因素,而进口是使一国GDp减少的因素,即凯恩斯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了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大卫•李嘉图指出:通过进口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工资上涨,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约翰•穆勒认为,通过进口本国缺乏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料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储蓄的增加,从而获得资本积累的增加;罗伯特逊认为进口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等。
国内学者从实证角度(梁琛等,2004;苏均和,2004;刘晓鹏等,2001)分析了进出口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如下:梁琛等认为我国的进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三者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进口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出口仅能在短期内单向促进经济增长;苏均和认为应该对进口和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行再认识,他在文章中实证指出,进口不但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其贡献度比出口要大;刘晓鹏揭示了我国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并论证了为什么出口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弱相关性,也即进口在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其重要性大大超过了出口。
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基本情况
东盟(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与我国毗邻,目前拥有450万平方公里国土、约5亿人口,GDp接近1万亿美元,是我国比较稳定的贸易伙伴。1978-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情况(见表1)。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逐年扩大,且增速较快。据中国海关统计,1990年至2003年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年均增长20.86%,比同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快4.25%。2007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025.08亿美元,是1978年的近2000倍。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都是中方顺差(1987年例外)。自1993年起,中方出现逆差并且逆差逐年扩大。2000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达48.4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地区之一。2004年,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增至20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23%,是我国第四大贸易逆差地区。2005-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也平均保持在180亿美元以上。
从东盟进口与我国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本文根据1985-2004年中国对东盟进口和GDp的情况绘制散点图(见图1、图2)。
从图1、图2可以看出,进口和经济增长的趋势基本相同,进口和GDp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关系。
先对GDp和进口数据进行整理并取对数。由于GDp中包含有净出口额eX-im,所以将其剔除,得到新的GDp,由于外贸对GDp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本滞后一期的分析。对1985-2007年的有关数据处理后用eviews对从东盟进口对数增长率与GDp对数增长率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结果(见图3)。
由图3可知,当年进口每增加1%,促进经济下一年增长0.5133%;本例中S.e=0.094099,比较小,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函数关系,代表性比较好;R-square=0.988244,说明样本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为98.82%,表示我国GDp的总变差中,由解释变量从东盟进口值解释的部分占98.82%,或者是,我国GDp变动的98.82%均可以从样本回归直线中得到解释,模拟的拟合优度比较高。同时,t=93.03090,说明从东盟进口对我国GDp有着显著性影响。
从东盟进口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对东盟市场存在原材料依赖,对东盟进口原材料需求增加,导致逆差进一步扩大,生产性资料的进口无疑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随着我国近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东盟进口的原材料也在增加,并且出现较大的逆差现象。如2004年1-5月份我国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口的木材及其制品分别为2亿美元、2.6亿美元,仅这一项两个合计逆差就达到4.48亿美元。
大量进口零关税的商品,有利于稳定物价,优化我国商品结构,促进经济增长。2002年我国与东盟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拟在10年之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且规定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从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是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近600种农产品实施零关税,而在这些商品中我国的竞争力弱于东盟,因此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之后,我国会进一步扩大对这些商品的进口,而他们的进口有利于稳定物价,改善农产品商品结构,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从生产率角度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质量的提高及制度创新、技术进步等。西蒙•库兹尼次认为“与现代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按人口平均产值的高增长率,应主要归功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即单位投入的高增长率”;“劳动力和资本质量的改进不是由资源的任何额外投入所引起的改进,是近代经济增长具有突出特征的按人口平均产值高增长率的主要原因”。这些要素与进口和利用外资关系密切,因为在进口的商品和服务中包含了大量的先进资本和技术,在当年是以静态的数字加入GDp总额中,大量的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将带动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我国从东盟10国进口的商品中,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超过50%,其中从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进口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占60%,这些对经济的增长是有利的。
另外,约翰•穆勒认为,通过贸易可以得到该国经济获得持续进行所必须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从东盟进口的机器设备并非我国不能生产,而是基于比较利益的需要。马克斯•科登提出,大量进口投资品,会使国内投资品对消费品相对价格降低,投资成本下降,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参考文献:
1.王勤著.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新格局.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2.刘晓鹏.我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01(4)
3.梁琛.进出口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原工学院学报,2003
4.西蒙.库兹尼次.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99
5.李国柱.出口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制度性差异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5(5)
经济增长的原理篇9
〔摘要〕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往往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目的是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21-04
一、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最早提出，其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能够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提出了“东亚奇迹”的概念，对东亚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以肯定。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通过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特征，选取一些国家来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归纳出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1.未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而失去模式转换的机遇。一些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传统产品成本增加和需求发生变化，却未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培育出国内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外贸逆差和经济大幅度减速，典型的如马来西亚等国家，主要依靠初级工业品和传统资源性产品出口，难以继续增加外贸收入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的国家长期通过牺牲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到中等收入阶段便陷入环境危机，需要支付巨额的环境治理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如印度尼西亚长期大量出口木材，使本国的热带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资源枯竭危机日趋严重，而新的替代性出口产品却难以形成规模。
2.未能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突破技术创新瓶颈。一些国家的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逐步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核心原因在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国家对人力资本方面的及时投入，未能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如泰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经济曾经突飞猛进，成为跨国公司的家电等产品生产基地，但是由于未能继续在技术创新方面实现本土化，缺乏本国主导的高新技术产品生产，逐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和发展后劲，目前在吸引外资方面已经落后于临近的越南等新兴国家，加上政治动荡等原因，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3.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失控和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有的国家的产业、技术等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的财政预算失控，依靠赤字维系运转，致使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措施失当造成经济大幅波动。政府缺乏对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与扶持政策。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缺乏中长期的规划蓝图引导，政府公共投入与布局缺乏目标，公共投资效率低下。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稳定，导致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和资金、人才大量流失，严重削弱了本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4.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不协调。一些国家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大批低素质农村劳动力和家庭无序流入城市，但又缺乏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影响了城市经济活力的形成和产业提升，如拉美国家的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414%急遽上升到1990年的703%，超过欧洲的城市化率（69.8%），2010年更是达到了79.6%，仅次于北美的80.7%。过度的人口城市化带来一系列“城市病”现象：城市贫民窟；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势力猖獗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等。
5.对新增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对公民自由发展的公平性处理不当。一些国家对市场竞争形成的收入两极分化趋势未能及时加以遏制，并构建收入分配的公平制度，形成“强者通吃”的局面，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不断加深，如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在城市化率由50%向70%推进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也大幅度扩大到不合理的水平。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由于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有效的社会消费总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遏制作用。收入分配不公还从微观经济层面增加了劳动者的不合理流动与离职现象，使企业缺乏稳定的职工队伍，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些负面效应都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犹如“方形轮子”的马车，走走停停，颠簸行进。
6.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一些所谓精英集团和政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导致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由于政治结构不尊重低收入阶层的诉求和漠视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愿，导致社会冲突频发，影响经济增长，一些拉美国家由此形成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权，采取对国际资本一律排斥的态度，重新掀起对石油等行业的国有化浪潮，从而引起经济系统的紊乱和社会动荡，最终使本国经济停滞和不正常波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如泰国，还由于城乡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军方发动政变，政权频繁更迭。
7.未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从而失去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低抚养比和以较高积累率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是东亚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出现过人口低抚养比等有利于积累的条件，但是却未能够抓住人口红利的“窗口”机会，即未能解决好丰富的劳动力充分就业问题，导致社会失业率长期处于高位状况，人力资源素质培养也不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从而使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常规状况。一旦人口红利的“窗口”开始关闭，又将面临新的人口老龄化的一系列问题，从而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的原理篇10
摘要：发展经济学从其产生开始就具有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思想。经济发展的要素是构建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基础，文章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要素。主要从人口、资源与环境、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等要素方面，以及人口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资本形成理论、技术进步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贡献、世界分工和贸易的体系的理论角度等方面总结和分析了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理论
经济发展质量是一个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应的概念，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自从世界银行2001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报告以来，经济发展质量日益受到各国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者的重视。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就是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转型。发展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就强调发展与增长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强调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质量提升。因而从发展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历程中，梳理其经济发展质量思想，对于构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的角度考察不同的要素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
人口、资源与环境是一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基础性要素，发展经济学从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这些要素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关于人口发展与人口转型的理论，对于当代经济发展质量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人口与经济发展
一直以来，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发展经济学由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转变而日益受到重视。
1.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自从1978年马尔萨斯（malthus，t.R.）在其著名的《人口原理》中提出“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阱”理论以来，人口数量的多寡和增减变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成为人口问题研究中至今尚无定论的经典问题。这一经典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人口变动的社会经济影响视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人口状况、发达程度甚至研究和考察的时间长短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另一方面，人口数量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往往同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等相关联，很难定量地判断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后果。
不同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年代以及观察和分析对象不同，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种观点：（1）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的理论，包括马尔萨斯的“低水平均衡人口的陷阱”理论、李嘉图的“李嘉图陷阱”理论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理论；（2）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包括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波动理论、西蒙的人口理论、兰姆和舒尔茨的人口理论。尽管上述不同学者在有关人口数量及其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正说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现状不同，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经济发展所处的水平环境不同，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同。
2.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
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主要包括人口身体健康素质和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指标两个方面，前者如婴儿死亡率、人口发病率、青少年发育状况、营养状况等，后者包括识字率、文盲率、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人均受教育年限、教育经费等。
在有关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和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这两个方面：（1）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讨论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关系的代表性理论是生育率的微观经济决策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莱宾斯坦（Leibenstein，H.）提出，后经贝克尔（Becker，G.S.）加以完善。该理论认为，家庭的规模取决于家庭收入和对孩子质量的要求。在孩子质量和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较高质量的孩子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家庭的效用，父母不必通过增加孩子的数量达到相同的目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在国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对较大规模人口的基本教育、卫生、健康、营养方面的需求难以达到较高水准，从而难以保证人口质量的提高。总之，人口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形成合理的人口再生模式，缓解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人口增长压力；（2）教育、知识外溢、人力资本外在性与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Schultz，t.w.）通过对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用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概念，表达了人口质量的内涵及其积累，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提出了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源泉的观点。罗默（Romer，m.p.）的知识外溢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长期高效的增长取决于生产性投入的专业化知识的积累。卢卡斯（Lucas，R.）认为，人力资本投入经济后会产生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效应。人力资本外部性产生的收益递增是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原因所在。
3.人口构成与经济发展
人口结构包含人口的自然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质量结构和地域结构等几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涉及众多细分的反映人口结构某一方面特征的指标。随着人口经济学的发展，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研究较为集中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如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如城市化问题）、区域问题（如移民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是一切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和享受的自然物质和自然条件，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等。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人类从事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是自然资源不断被消耗的过程。然而资源是有限的，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为：（1）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2）资源的利用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盲目地坚持限制或停止资源的利用；（3）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环境与经济发展
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的、自然的或人类作用下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及相互作用的总和。它主要包括生态系统以及人们对其作用产生的各种依存关系。环境一方面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基础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生产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的结果。
1.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该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而是呈倒U型曲线的关系，即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当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环境恶化的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当经济增长加速时，伴随着农业和其他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和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再生产率，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和有毒植物迅速增长，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经济结构向知识秘密型的产业和服务业转变，加上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环境法规的执行、更好的技术和更多的环境投资的出现，使环境恶化现象逐渐减缓和逐步消失，并开始出现改善现象。
2.环境恶化的原因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众多学者认为，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失误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环境问题方面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1）环境资源产权不安全、不存在或难以界定，从而导致环境资源投资不足和国度利用，出现“共有地的悲剧”；（2）无市场或市场竞争不足，导致资源的国度使用；（3）环境保护外部效应；（4）环境信息的稀缺和不对称。
3.环境恶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环境恶化对经济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损害生产要素的素质，导致环境与贫困的恶性循环；（2）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开展的环境治理，需要支付较高的环境治理成本。
二、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都经历了持续的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是一个国家从农业社团转变为工业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因而经济发展质量也离不开资本积累的过程，而资本积累的规模、结构、机制以及来源等多方面的要素对于经济发展质量都有着显著的影响。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资本积累也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良性的资本积累机制可使得一个国家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使得数量增长的累积转变为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一）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解释
将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是自亚当・斯密（Smith，a.）以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强调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既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框架，也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推向极致，使得“唯资本论”或“资本第一主义”（capitalfundamentalism）成为20世纪40-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虽然对“唯资本论”的观点有所修正，但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还是结构主义的积极发展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将知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在要素收益递增的假定下，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广泛的跨国差异形成的原因，为人类的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全新的图景，也再一次证明了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积累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因此，资本积累及其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和主题之一。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
（1）斯密的资本积累理论
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对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源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增加对分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从事劳动的人数和劳动者生产效率，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都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必然影响资本投入的增加，增加维持生产型劳动者的基金（工资基金）；要提高同等数量的受雇佣劳动的生产力，惟有增加便利劳动或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否则就要改善工作的分配方式，这些都需要增加资本。在斯密看来，企业家支付给劳动者的基金和为提高劳动者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资本就是资本存量。随着企业家可利用的资本存量的增加，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用于更多的不同工序上，劳动分工会得到扩大，而分工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斯密的观点，社会中的资本存量是靠制造业中的工业企业家的“过度节俭”积累起来的，因此，取消政府对工业资本家生产和销售活动的控制，不仅有利于增加企业家阶级的收入进而促进社会的储蓄，而且有利于扩大市场。市场的规模和资本存量，是劳动分工进步的决定因素。
（2）李嘉图的资本积累理论
李嘉图（Ricardo，D.）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在工业革命中显现出来的现代工业的资本积累，看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认为，“资本”就是“工资基金”，是在出售用劳动力生产的商品之前为劳动力支付的款项，以及为购置与劳动力的使用相互补充的工具和建筑物所支付的款项的总和。因此，劳动力的需求是和工资基金的增长成比例地提高的。短期内，劳动力的供给是不变的，但长期看，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在这种状态下，工资率总会回到生存水平上，工资的成本也不会发生变化，而利润率则随着资本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此时，将利润用于再投资的激励将会持续下去，以至现代工业部门生产和就业能够持续增长。然而，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在所有可耕种土地都已被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加必将导致食品需求总量的增加和总体食品价格的上升，而食品价格的上升则会推动工资成本上升，导致资本利润率下降。随着食品需求对应于资本积累和就业率增加而上升，食品价格最终会提高到某一水平，此时，利用率极为低下，以致无法为进一步投资提供激励，迫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在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时，摆脱经济停滞的补救办法不是减少人口，就是迅速地积累资本。在一切肥沃的土地都已投入耕种的富庶国家中，资本积累的补救办法将使所有的阶级陷入贫困状态之中。在有肥沃的土地尚未投入耕种的生产资料丰富的国家，迅速扩大资本积累是唯一安全而有效的补救办法，这种办法将提高社会各阶级的生活水平。
2.现展经济学理论中的资本积累
（1）哈罗德-多马模型
在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资本积累理论和思想的代表。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R.）和多马（Domar，e.）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以经济长期动态增长作为视角，分别提出了各自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作为出发点，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要想维持某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就必须扩大需求，以提高有效需求。然而，如果一个时期内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得到维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就不足以得到保证。前一时期由于投资扩大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在下一时期提供更多的产出；所以为了维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资本投入必须进一步被扩大以增加有效需求。这样，年复一年扩大的投资率推动了产出的逐渐的增加。因此，不断积累的资本，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惟一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
（2）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中的资本积累
罗斯托（Rostow，w.w.）在其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运用德国历史学派的划分法，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对一国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过程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必然经历阶段理论，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大规模消费阶段。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一个社会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分水岭。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从经济的角度看，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但是，经济的起飞，必须具备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建立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体系和伴随着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改革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罗斯托将资本积累率的提高看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并认为这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
（3）“二元结构”与资本积累
刘易斯（Lewis，w.a.）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强调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转移，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的过程。但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须以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为前提，而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张则需要依靠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因此，资本的不断积累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因素。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纳克斯（nurkse，R.）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著作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案例进行分析，探讨了贫困的根源，贫困的现状以及摆脱贫困的途径，提出了著名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为早期发展经济学资本积累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国民人均收入低，生活贫困，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其本质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内部经济存在着一个在互相作用和反作用共同影响下的多种力量的循环集，使得这些贫困国家始终维持着贫困状态。这个多种力量循环集中最重要的阻碍是落后的资本循环集。在发展中国家，储蓄愿望和储蓄能力左右了资本的有效供给，而投资刺激支配了资本的需求。两者相互影响，使资本积累最终陷入两个难解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表明，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而资本形成不足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利用大规模地增加储蓄的方式、扩大投资的手段用以促进资本的形成。因此，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就是资本积累。
（5）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956年，纳尔逊（nelson，R.R.）以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关系为基础，从不发达国家人口增长、人均资本、投入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关系的角度，结合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在不同速率增长情况下的人均资本增长与资本积累间的关系，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过快增长的人口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过快的人口增长导致资源分配不足，人均收入过低，进而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过小，最终致使资本形成不足。因此，人均收入低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资本积累不足。所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关键在于资本积累不足，经济的增长必须依赖大规模的投资。只有当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才能冲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由此可见，在强调资本稀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重要性方面，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在主要观点上是一致的。
（6）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和大推进理论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由美国学者哈维・莱宾斯坦（Leibensten，H.）于1957年提出。这一理论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发展。该理论认为，人均收入过低和资本积累不足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主要原因。这类国家内部形成了一个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打破恶性循环，冲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找到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再通过大规模投资，注入资本，使由投资水平增长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人口增长的速率，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而且不会导致“降低收入力量”的作用超过“提高收入力量”的作用现象的出现，进而产生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巨大的投资力量推动经济走出“低水平陷阱”的泥潭，维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p.n.）的大推进理论认为，增长理论就是投资理论，一个最小规模的投资是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要促成一国得到自我维持的增长，有点像促使飞机起飞，必须有一个临界的地面速度。同样，发展中国家分散的、小规模投资不能给国民经济带来足够的冲击力，低下的投资速度或规模不能形成发展的氛围，必须要有一个大推进，即大规模、全面的投资。只有大推进才能冲破经济贫穷落后和停滞的困境与束缚，“推进”整个工业部门全面、迅猛的发展，从而迅速实现工业化，达到经济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收入提高且实现均等化的目标。
世界银行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实证分析。该报告考察了1960-1987年68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情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68个国家和地区中，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27个、东亚9个，拉丁美洲15个、中东和北非8个、南亚4个，此外，还包括5个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报告指出：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属于高投入、高效率、高产出增长型，如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另一种属于高投入、低效率、低产出增长型，如非洲、南亚和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二，1960-1987年，大多数国家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没有什么变化，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度却下降了，这表明经济效率在下降。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约占2/3，在非洲国家差不多占3/4。资本积累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只做了较小的贡献。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甚至完全没有技术进步。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
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普遍趋势，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大的。根据丹尼森的研究，1909-1929年劳动与资本投入的增长对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占65%，教育与技术进步的贡献为25%，其他因素占10%；而1929-1957年，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对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份额降至42%，而教育和技术进步上的贡献份额增至47%，其他因素占11%。另一项研究表明，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倾向于增加的。例如，1888-1900年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产出增长中的贡献只有10%，1920-1937年上升到48%，1958-1970年又进一步上升到54%，1970-1990年虽略有下降，但仍达到45%。这些都表明，目前发达国家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是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逐渐形成的。因而，一个经济起步较晚的国家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进经济增长，就不足为怪了。
四、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而不同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国际贸易也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思想。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从贸易条件问题、贸易保护问题、“剩余的出路问题”等几个方面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
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理论。18世纪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和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学说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资源禀赋”贸易学说，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都十分推崇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能更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国际资源，能扩大消费者需求、产生新偏好，能传递技术、技能和企业家精神。总之，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按照这种贸易理论，如果世界各国都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从事自由贸易，那么，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天地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就必然承受着初级出口产品需求弹性小、贸易条件恶化、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产业结构低级而呆滞、国际经济依附、国际不平等中的贫困落后等自由贸易的消极效应。因此，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不仅从理论上批评了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性和简单化倾向，还指出这种理论不但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与此同时，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他们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对外贸易理论。
（一）贸易条件理论
所谓贸易条件，一般是指出口商品价格px与进口商品价格pm之比，tot=px/pm，亦称商品贸易条件。贸易条件是普雷维什（prebisch，R.）和辛格（Singer，H.w.）于1950年几乎同时提出的，又称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Hypothesis）或“贸易条件恶化伦”。该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其贸易条件在长期呈下降趋势，即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于制成品，同时，发达国家由于在人工合成替代品的生产上的进步以及节约原材料技术上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的需求处于被动的位置；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初级产品出口时要受到发达国家的买方垄断，在进口制成品时则受到发达国家的卖方垄断。他们强调，为了扭转贸易条件下降的趋势，改变不利的国际贸易地位，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托达罗（todaro，m.p.）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贸易条件恶化论”。他发现，自1977年以后，非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确实持续下降。
（二）贸易保护理论
重商主义是最早的贸易保护学说。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贸易保护理论的先驱。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要想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工业化，必须依靠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大体而言，贸易保护理论的基本主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新生工业实行贸易保护，帮助这类生存资本和环境较为薄弱的工业在生产成本最小化的背景下保证一定的利润，形成适度的生产规模和可持续生产的能力并逐步走向成熟。第二，为了平衡国际收支，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工业化，应该实行进口代替工业所需要的资本品和原材料等的进口。第三，如果改善贸易条件和平衡国际收支这两个贸易保护的目标存在冲突，就应该选择正确的贸易保护手段寻求次优。第四，发展中国家注意调整进出口结构和关税结构，提高有效保护率。第五，若社会生产成本低于个别生产成本，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形成外部经济，进而调整国内劳动市场的价格，使劳动的社会成本低于私人成本。第六，消除国内商品价格与国际产品价格的扭曲。
（三）生育出口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国际分工及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什么资源丰裕或什么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就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国际贸易能够使各国现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但是，在现实中，一方面国际分工及其专业化的生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失业和剩余资源。发展经济学家明特（myint，H.）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该突破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限制，利用自己的剩余资源，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国内资源的比较优势来安排生产，从而扩大本国的产出和总福利，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这一理论被称为国际贸易的剩余出口理论。
根据生育出口理论，偏僻落后的农业社会打开国际市场，并不像传统贸易理论主张的那样对已充分利用的资源进行再配置，而是对以前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和劳动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可以为国际市场生产本地需求甚少或没有需求的产品。剩余出口理论更适合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始，而比较优势理论更能解释贸易的类型。
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发展经济学实际上一直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综合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注重人口数量增长、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同步，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起飞，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贸易模式等，都是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要素。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应加强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吸取合理的理论营养，进行理论创新，根据一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创建有利于各类要素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机制，最终转化成驱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动力，建立更为合理和完善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a.p.瑟尔瓦尔，1992：《增长与发展》，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彼得・马赛厄斯、m.m.波斯坦主编，2002：《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3]查尔斯・i.琼斯，2002：《经济增长导论》，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4]傅家骥，2000：《技术创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5]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依特，2004：《内生增长理论》，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6]胡乃武、金培，1990：《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m.吉利斯，等，1998：《发展经济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2002：《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发展》，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9]速水佑次郎，2003：《发展经济学――从富裕到贫困》，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谭崇台主编，1999：《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
[11]谭崇台主编，2000：《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
[12]吴强，1993：《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积累》，中国金融出版社。
[13]叶初升，2004：《国际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人民出版社。
[14]亚当・斯密，197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商务印书馆。
[15]钟水映、简新华，2005：《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学出版社。
[16]Balassa，B.，1971，theStructureofprotectioninDevelopingCountries，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
[17]Barton，D.L.，1987，“theCaseforintegrativeinnovation：anexpertSystematDigital”，SolanmanagementReview.
[18]Darity，w.，1990，“theFundamentalDeterminantsofthetermsoftradeReconsidered：LongrunandLongperiodequilibrium”，americaneconomicReview.
[19]Dutt，a.K.，1986，VerticaltradingandUnevenDevelopment，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
[20]Von，Hippeal，1988，theSourceofinnova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
[21]worldBank，1993，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2/1993.
theFactorsaffectingtheQualityof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BasedonanalysisoftheHistory
ofDevelopmenteconomicstheory
tanChongtai
（economicsandmanagementSchool，wuhan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