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研究报告篇1
政府的财务绩效报告是政府财务报告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结合政府重要工作内容紧密相关的财务内容而制定的综合财务报告。政府财务报告在绩效管理的基础上，可将过程和结果作为双重导向，反映政府所支配的公共财物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具体使用效果，财务报告是对于政府管理效果的一系列报告和文字说明的总称，而政府财务报告基于绩效框架基础上，势必会对于政府的绩效管理提供更加科学和必要的数据信息，从而将绩效管理在公共部门的广泛应用中，搜集基础数据和信息，提供更真实的保障。绩效管理框架之下的财务报告，与之前报告类型截然不同，绩效管理是为了能够通过一定具有规定性的奖惩行为，通过实践活动进行精确估算。绩效与财务报告的实际实效性紧密相连，绩效的管理，目的和初衷是为了能够将不与实际能力挂钩的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的公示和统一管理。从而调动政府内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对于实际的财务目的的逐步规范和引导的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政府财务绩效报告体系的科学架构设计
政府的财务报告类型本身和企业的财报类型有一定的区别，政府财务报告本身有一些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简单来说，就是货币单位作为公共单位的会计主要计量要素，财务报告对于非财务绩效的计量是无法预计的。同时由于财务会计课“抄报告”的历史遗留问题，可能会对于财务报告的未来预测性和前瞻性的信息造成一定的局限。
综合的来说，公共单位的财务报告往往是向内诉求的，财务报告设置初衷和目的是为了反映单位本身的内部财务状况。因此，如何对政府的支出做到全面反映，将实际的财务绩效与公共单位设置财务基准进行科学比较，找出不利的偏差和要素，从而设计出不同的功能分类，以便于向公众告知财政支出和政府预算之间的具体关系，是公共单位财务报告的根本目的。政府贡献的公共成本可以通过成本报表进行反映，同时财务报表中的其他比例和因素可以用来计量政府单位在各个方面的综合财务绩效关系来反映。
三、财务报告的扩展用途与其他政府财务产品关联性
在绩效管理的框架之下，政府的基础性财务信息一般是指通用的对外财务报告信息，这三点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和现金流量表，这些基础信息和数据有助于综合了解政府内部的财政收支情况。而基础信息同样属于通用目的的财务报告的组成部分，与财务报告信息格式和内容具有极大的相关性。这种关联性往往是为了更加真实总体的反映政府财务的流动情况和政府的财务经济活动。政府是非营利的公共服务部门，其主要费用支出是来自于财政拨款，因此对于政府的财务报表报告内容的要求，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综合性的反应，做到政府的财务公开，不奢侈，不浪费，将财政拨款对于国计民生服务的有效性得以充分利用。
政府的财务绩效信息与财务报告以及政府的其他统计类产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比如人力资源统计表和固定资产统计表等，和财务报告一起都属于政府的财务统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的财务绩效信息的产品，与统计信息的产品具有最大关联性的部分，往往基于统一的政府统计数据。而我国政府在绩效框架下的管理衡量表，就是为了将这些综合的财务产品相互关联，从而有效地导出政府的成本和产出的关系，作为定性和判断的重要数据依据。
四、政府财务报告基于绩效框架下的内容设计
绩效管理是为了更有效的约束和管理规范政府的相关财务工作，以及其他各类政府服务工作。政府的财务绩效报告体系是一个整体的体系，不仅包括预算管理绩效报告和综合绩效报告论述，也可以细化分为服务内容、公共项目内容及其他绩效管理行家报告等不同模块。
对整体预算体系的管理，为了对比的真实有效性，需要设计预算表和实际比较表进行精确的对比，最终制定政府的综合财务绩效报表，将政府与部门单位之间具体财政划拨情况进行综合统计。政府同样拥有服务和公共项目的功能，因此对于服务成本表的设计，与项目成本表的设计应该与具体的服务内容紧密相关。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的财务报表基于绩效管理的框架之下应具备的管理和衡量的功能，因此政府的财务绩效应该通过政府的预算报告和统计报告以及财务报告来综合计算分析。从而达到对政府的财务绩效情况真实反应的目的。绩效管理衡量表不是简单的将数据进行量化，而是应该分块地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绩效比较，从而可以从财务报表上，反映出政府财务的各种不同层次。
五、政府财务报表的绩效报告体系与实践性的紧密相关性
随着政府管理理论的深入和进步，我国政府的财务报告体系，以权责发生制作为改革的主线。会计计量和财务报告不断力求反映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管理的真实情况。因此，权责发生制可作为核算和报告的基础模式，为政府财务提供可持续性的评价。
在理论导向的会计基础的合理构建上，可以将政府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进行具体的统计和财务信息的输出。促使政府层面合并财务报表，同时对于综合的政府财务信息进行有效的比较和对比。从而可以在政府的实践过程中，将具体的财务管理理念落到实处。
具体的政府财务会计报表，需要构建高效的政府采购信息平台，同时与政府成本会计和其他会计报表的实践性紧密相连。事实上政府的一些报表都是于实践活动的准入原则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特别是政府机构和单位部门对财务报表的具体应用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同的政府财务部门对于财务报表的实践应用重点也不尽相同。
六、总结
公共管理研究报告篇2
>>海南省企业民间融资情况调查报告关于海南省虚拟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海南省商业银行消费信贷市场的调查报告海南省农户金融服务供求状况的调查报告海南省公众防伪知识掌握情况调查报告关于海南省“两权”抵押贷款的调查报告河北省农村网站建设调查报告关于海南医疗旅游市场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调查报告湖南省泸溪县《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落实情况调查报告山东省农户贷款调查报告高招调查报告建设学习型组织之调查报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调查报告独立学院学风建设现状调查报告广西高校新校区建设现状调查报告皋兰县新农村建设调查报告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调查报告临洮县养殖小区建设调查报告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4]杨再芬.标准引领美丽乡村建设[R].2014
〔本文系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管理与服务技术标准研究”（项目编号：2012BaK27B03
公共管理研究报告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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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研究报告篇4
从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来看，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都在迅速增加，行政单位预算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行政单位财务严重缺乏管理，其财务管理系统和财务习惯无法提供有关行政单位财政情况的准确报告，因此，行政单位亟须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监控、记录和报告，完善信息结构和提高信息质量，增加预算透明度。作为信息载体的内部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满足这一客观需求。从理论角度看，会计信息的报告应当包括内部报告，然而，相比较外部报告而言，内部报告的研究显得严重落后。最近几年，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对内部报告展开研究，这将有助于完善会计学、审计学、管理学、内部控制的理论与方法。
为了确保基于预算管理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的实用性与科学性，我们在2011年初以实地调研、访谈等形式在深圳对行政单位运行的特点进行了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调查问卷，从而确定了行政单位内部报告的需求内容与程度，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了基于预算管理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因此，本文以我国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基于预算管理的角度构建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强化行政单位内部管理，试图提供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上的完整、可靠、一致、及时的财务信息，以满足行政单位管理的需要。
二、研究综述
通过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笔者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内部报告理论与体系的成果却很少，而以行政单位为专题进行探讨的则更少。前人的内部报告研究可总结为两种观点控制观和报告观。控制观认为，内部报告的研究应该以管理控制为核心，研究重心在控制模式上，根本目的是对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控制。报告观认为，内部报告的研究应该以报告信息为核心，研究重心在信息提供上，根本目的是向信息需求者提供与决策控制相关的信息。
(一)国外的研究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ipSaSB)制定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考虑到公共部门预算信息的重要性，特别制定了关于预算信息列示的准则，反映了财务会计信息与预算信息的适当协调。在美国，政府内部管理和绩效评价需求因素有力地推动了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会计的改革[2]。而政府内部管理和绩效评价必须依赖充分适当的内部信息。在英国，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政府部门更多地关注如何完整地披露产出与结果方面的财务信息，建立成本核算系统，并披露政府控制资源的价值与消耗等资产管理信息。在政府会计管理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采用了较完善的信息系统，能够提供不同口径和角度的财务报告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3]。在新西兰，1994年6月通过《财政责任法案》(FiscalResponsibilityact)，该法案的目的在于要求政府建立准确、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提供整体、全面的财务信息，并定期公布其长短期的财政计划，以稳定政府开支和持续减少政府债务[4]。在法国，中央会计系统和政府预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批评，原因之一是现行系统不能有效地支持公共管理，会计记录和预算拨款的分类方法难以计算出公共服务的成本，也阻碍了中央政府和议会了解公共服务的效率情况。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法国的公共支出不断增长，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公共服务成本的计算和公共支出效率的衡量显得日益迫切[5]。法国在政府会计改革中引入了权责发生制，这样不但能使政府真实、公允地对外进行财务报告，而且可以支持内部财务管理，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成本会计体系，提高资源的使用效果[6]。由上述可见，就公共部门领域而言，国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内部报告这一概念，但是对应属于内部报告承载信息的研究散见于有关公共部门改革的讨论中。
(二)国内的研究
李红兵指出，我国财政周转金会计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外部报告为主的报告系统不能满足内部管理对信息的广泛需求，会计信息存在滞后性，这是行政单位会计信息报告中非常典型的问题。对此，李红兵提出了对策，指出报告系统既包括领导层使用的总括报告，又包括方便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工作的详细报告;既要反映满盘资金情况，又要反映单项资金情况;既要提供期间信息，又应反映时点信息[7]。进入21世纪，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及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为解决会计信息的多维需求和信息滞后性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张佩等人指出了在信息化时代下构建实时对内报告系统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实时对内报告系统并不只是指对内管理报告，它还包括有助于管理当局经营决策需要的全部信息。基于事项法的理论基础，作者提出了一个构建实时对内报告系统的简单设想[8]。于增彪认为，我国企业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是预算失败的原因之一，下级总是比上级更多地了解与预算相关的信息，下级利用这种多了解的信息即私有信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预算松弛(BudgetarySlack)[9]。张先治认为会计相关性要求财务报告改进和内部报告体系创新，他根据会计相关性的要求探讨了企业内部报告的构建问题，并构建了内部报告的四大系统，即资本经营报告系统、资产经营报告系统、商品经营报告系统和生产经营报告系统[10]。黄宁、王祥森则从内部报告制度的定位、设计、执行、维护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11]。丁岚认为内部报告的实质是管理控制中的反馈控制，她还论述了内部报告在预算控制中的应用[12]。王月晗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内部报告，为内部管理业绩评价体系服务[13]。哈维超、周亚夫等人指出医疗机构利用内部报告系统对于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有效避免医疗差错与纠纷、保障医疗机构的医疗安全和质量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并初步探讨了医疗不良事件内部报告系统的建立等问题[14]。
由上述可见，目前国内对内部报告的研究侧重于企业，而对行政单位的研究严重滞后，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三、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可以从委托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内部控制理论、政府会计和政府审计等理论中探求。
委托理论是以非对称信息博弈论为基础，以委托关系为研究内容的一种理论。我国政府预算中委托链较长以及时间限制等因素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许多问题，如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匹配和利益冲突等。根据委托理论，解决委托问题应该主要依靠完善监督机制，实现政府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必须以信息的相关性和完整性为基础，这就为内部报告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的创新可以从公共管理理论汲取养分。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是在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集中关注那些可以用来将思想和政策转变为行动的管理工具、技术、知识和技巧[15]。这些工具可能包括职位分类、预算分析和规划、监督技巧、反馈和控制机制(特别是通过信息管理系统的反馈和控制机制)、合同管理和项目管理等等。可见，公共管理理论为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而行政单位内部控制的典型手段就是预算控制。信息是控制的基础。无论何种控制，都必须依靠信息来完成。控制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运动过程[16]。内部报告作为信息的载体，能够反映信息运动的过程，从而达到持续控制的目的。因此，内部控制理论为基于预算管理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政府会计又是公共财政管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能为决策者和执行者提供可靠、贴切、及时的信息，而决策者和执行者需要依据这些信息来评估政府部门的行为并确定未来行动的方向，并且这些信息有助于他们监督政府拨款不被滥用，使公共资源能被合理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信息载体的内部报告可以改进政府会计系统与财务信息披露体系。此外，政府审计本质是对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独立的监督，其目标是保证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有效。可见，现代政府审计的本质是经济监督，其职能是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和经济鉴证[17]。政府审计不仅仅包括集中审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还包括对被审计单位绩效、管理、合法性、财务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相关的评估与取证。然而对财务数据的审计，由于针对特定时点，其所能够提供的被审计单位的信息十分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内部报告能够解决政府审计所需信息的缺失问题[18]。
四、基于预算管理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构建
本文构建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是围绕行政单位整个预算管理全过程展开的，并且本文根据行政单位目前资产管理的薄弱环节，分别构建了内部预算执行报告、经费支出报告和对应关系报告。每种类型的报告，除了设计总表外，还可能需要以明细表的形式对总表中的主要项目加以解释说明，并以附注的形式对未能在这些报表中列示的项目进行说明。另外，随着实际工作的需要，内部报告体系也将加以扩充。
(一)体系构建的基础
行政单位的管理特点决定了预算管理系统的设计、应用和完善是构建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的基础。本文的预算管理整体框架(见图1)，主要包括如下三部分。
1.总体管理要求。总体管理要求分为外部管理要求和内部管理要求。前者是指法律法规对行政单位预算管理提出的总体要求，后者是指为了满足行政单位领导决策及实际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要求。总体管理要求是通过预算管理流程和核心控制规则共同发挥作用来实现的。
2.预算管理流程。预算管理流程包括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事后记录及分析三个阶段，是一个以预算管理为主线、以资金管控为核心的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事后反馈的财务管理体系，是一个相互稽核、相互衔接的闭环管理流程，以实现事权和财权相匹配。
3.核心控制规则。核心控制规则是指为满足总体管理要求而设定的各类控制规则，反映了外部财政部门和行政单位内部对预算管理提出的控制要求，包括财政预算批复结构、内部预算批复结构、经费支出结构和会计科目结构四个方面。整个预算管理流程都需要遵循并体现核心控制规则，核心控制规则也须通过相互衔接、相互稽核的预算管理流程来予以落实。
(二)体系构建的目标
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的总目
标是最大限度地为行政单位预算控制提供有用信息，而具体目标包括：根据各级领导的职责，动态掌握其管理范围内的预算资金与对应事务整体情况;对各项分类资金设置不同的管理流程，动态掌握分类资金整体及明细执行情况;实现财务各岗位间、财务与业务间的工作衔接;实现多口径反映预算执行情况，为各级领导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三)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图2概括了构建基于预算管理的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的总体思路：根据内部信息传递的轨迹，采用内部报告这种载体再现组织的运转情况，记录历史信息、呈现当下信息、反映未来信息。
根据这一核心思想，行政单位首先需要详细地分析预算管理的全过程，并将之划分为预算编审、预算执行和结果记录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的管理活动是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事后记录和分析，特别是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优化非税收入管理、经费支出(费用报销)、专项资金管理(工程项目)、合同管理、政府采购、资产管理等业务流程，确定各关键环节上的风险点，建立行政单位资金支出全流程的风险管控体系，并同会计系统衔接。行政单位可以采用计算机技术手段建立行政单位全面预算管理信息化系统用以控制预算活动的全过程。该预算管理体系包括预算资金申请、支付全过程的制度、流程、标准、预算执行分析与监控体系和预警体系。
(四)体系构建的内容
1.内部预算执行报告
现代公共预算是控制取向的。预算控制是行政单位内部控制的一种重要的手段，而内部预算执行报告是对预算执行过程的反映。内部预算执行报告系统与预算控制系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在预算标准准确的前提下，预算控制系统为内部预算执行报告系统提供依据、标准;另一方面，内部预算执行报告系统为预算控制系统提供其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的信息，并且反馈给有需要的人员(可能是各级管理者，也可能是基层员工)。内部预算执行报告可以有效地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事中控制、事后分析以及责任辨析和绩效评价，还可以合理配置财政资金，提高公共资金的配置效率，追求支出绩效。因此，内部预算执行报告是行政单位内部报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部预算执行报告分三大类：第一类是分类内部预算执行报表，包括内部预算指标执行总表和内部预算指标执行明细表;第二类是处室内部预算执行报表，包括处室(科室)预算执行总表、处室(科室)预算执行明细表和预算执行明细记录表;第三类是专项内部预算执行报表，包括专项预算执行情况表。
(1)内部预算指标执行总表反映行政单位各预算项目预算执行进度的总体情况，包括年度预算额度、支出情况两个维度。其中，年度预算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预算项目额度;支出情况是指一定期间内预算金额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处室申请预算为标志，只要处室已经申请使用预算资金，无论资金是否支付，即作为已占用的预算指标。
(2)内部预算指标执行明细表反映行政单位明细预算指标执行进度的情况，包括年度预算额度、支出情况两个维度。其中，年度预算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预算项目额度;支出情况是指一定期间内预算金额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处室申请预算为标志，只要处室已经申请使用预算资金，无论资金是否支付，都作为已占用的预算指标。
(3)处室(科室)预算执行总表反映各处室预算的执行进度信息，包括年度预算额度及支出情况两个方面。
(4)处室(科室)预算执行明细表反映各处室预算指标的执行进度信息，包括年度预算和执行情况两个维度。其中，年度预算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预算项目额度;支出情况是指一定期间内预算金额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处室申请预算为标志。
(5)预算执行明细记录表反映处室某预算项目执行的每一笔明细记录，包括执行处室、执行的项目名称、申请日期、金额、责任人、申请事由等方面。
(6)专项预算执行情况表反映行政单位工程、课题等各专项预算的执行进度信息，为行政单位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专项预算执行情况表包括年度预算和执行情况两个维度。其中，年度预算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预算项目额度;支出情况是指一定期间内预算金额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处室申请预算为标志。
2.经费支出报告
经费支出报告着重从经费支出结构的角度反馈各单位经费项目的使用情况，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单位经费支出表，包括单位经费支出总表和单位经费支出明细表;第二类是处室经费支出表，包括处室(科室)经费支出总表、处室(科室)经费支出明细表和经费支出明细记录表;第三类是经费控制表，包括重点经费额度控制明细表。经费支出报告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反映经费支出的信息，从而实现对经费支出额度的全面追踪和反馈。
(1)单位经费支出总表反映行政单位各经费项目的支出金额及所占比率，可为行政单位领导提供经费支出的总体概况。
(2)单位经费支出明细表是在单位经费支出总表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映各经费类别的具体支出明细，如可以进一步反映经费支出总表中行政支出的各经费项目的明细支出情况，为行政单位领导决策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3)处室(科室)经费支出总表反映各经费支出金额在处室间的分布情况，可为行政单位领导进一步提供各处室经费支出的金额和分布信息。
(4)处室(科室)经费支出明细表，是在处室(科室)经费支出总表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映各处室(科室)经费类别的具体支出明细，如可以进一步反映经费支出总表中秘书处的各经费项目的明细
支出情况，为行政单位领导决策提供各处室经费支出的金额和明细信息。
(5)经费支出明细记录表反映行政单位各项经费发生的每一笔支出明细，主要为各单位，尤其是财务部门，了解经费支出项目的详细构成提供支持。
(6)重点经费额度控制明细表反映行政单位重点管控经费(如差旅费、招待费)控制金额、支出明细、可用额度等信息，可为行政单位领导及各单位提供重点管控经费主要控制信息，为行政单位领导决策及各单位合理工作安排提供支持。
3.对应关系报告
(1)对应关系报告的构成
就钩稽关系而言，对应关系报告是行政单位内部报告体系与企业内部报告体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也是行政单位内部报告比较特殊的地方，这是由政府与企业运作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不同导致的。对应关系报告分两类：一类是国库与内部预算对应分配表;另一类是预算指标与经费支出关系表。
(2)对应关系报告的格式
国库指标和内部预算对应分配关系表，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它用来反映国库指标与内部批复的预算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为财务部门进行资金对应分配提供依据。内部预算是在政府部门职能范围内实现具体工作计划的细化和落实。内部预算批复结构是财政预算批复结构的分解和细化，并通过对预算内容分解和细化实现内部资源合理配置。内部预算批复有效衔接了法定功能科目，并进一步将预算管理责任和目标落实于单位内部的各个部门、各个项目负责人，形成有效的责任传递机制，真正实现财权与事权的有效匹配。
从时间以及预算批复的精细程度上，内部预算批复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财政控制数分解下达阶段，第二阶段是内部预算正式批复阶段。财政控制数分解下达阶段，是指在财政一下预算控制数的基础上，上级单位按照本级和所属下级单位业务特点和职能属性，对财政预算控制数进行分解，形成各单位预算控制数并下达各单位的过程;内部预算正式批复阶段，是指各预算单位在控制数的基础上依据工作安排，对预算资金进一步细化和分解到具体工作事项的过程。经过上述两个阶段，行政单位可以将财政预算批复，分解细化落实到各个部门、各个项目负责人，实现对业务活动全方面、全过程的控制。
人事处的人事管理经费经过执行后，分别发生了差旅费、会议费及误餐费三项支出，该表可以为相关部门了解预算指标的支出情况提供支持。
五、行政单位内部报告制度实施策略
行政单位实施内部报告制度应由浅入深，分阶段推进，逐步完善，可以重点从内部报告制度建设、内部报告组织机构、内部报告编制和内部报告体系评价四个方面来入手。
(一)内部报告制度建设
内部报告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制定、执行、修正和完善等工作。首先，领导要重视。行政单位长期粗放式的管理将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同时行为主体存在人性弱点，加上行政单位的特殊地位，使得在行政单位建设内部报告制度难度相当大。而领导的重视能为制度的建设扫清障碍。
其次，全体职工要提高认识。由于对内部报告的研究较少，在推进制度建设的进程中，全体职工要不断深化对内部报告制度功能的认识。第三，行政单位要不断完善机制。行政单位加强制度建设应当着眼于建立完善的机制，不断加大推进内部报告制度的力度，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强化内部报告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完善内部报告的内容。第四，组织保障。单位应当成立内部报告组织机构，负责内部报告的开展工作，从而保障制度的落地。第五，加强培训。内部报告制度执行与否、好坏的关键在于执行者对制度内容的理解和认同，因此，对内部报告制度的教育培训工作就很重要。
(二)内部报告组织机构及其主要职责
实行内部报告制度，必须建立内部报告组织机构。行政单位可以成立内部报告小组，单位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财务的负责人任副组长，成员由分管其他业务负责人以及各部门及下属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组成。各成员单位为内部报告中心，是内部报告的主体。单位设立内部报告小组办公室，设在行政单位的财务部门，财务主管任办公室主任。
这个组织机构负责组织内部报告的开展工作，包括内部报告目标的维护，审查、研究、协调各种预算事项，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内部报告体系，保障内部报告的编制、传递、使用，评价内部报告体系等等，促进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的目的。
(三)内部报告的编制
内部报告的编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它将影响内部报告的信息质量、使用、分析以及对内部报告体系的评价等多个方面。内部报告的编制，形式上要求表格和数据的结构化和标准化，内容上要求简洁明了、易于理解，规划应具整体性，避免重复，时效上要求及时、按时、主动、积极。
1.编制主体。内部预算执行报告和经费支出报告通常由相关责任部门负责编制，对应关系报告
则由相关财务会计岗位负责编制。
2.编制时间。内部报告的编制要及时，各个内部报告主体可以按照月份、季度和年度的时间点来编制，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编制。
3.编制方法。由于内部报告编制的时限较短，各个内部报告主体在编制内部报告时可根据报表项目直接核对相应的发生额或余额，所涉银行存款应及时对账，所涉固定资产等实物资产应进行清查盘点，确保账实相符，涉及直属单位或二级单位账目的，应及时获取相应数据。在清查核对基础上，报告主体可利用信息系统环境，直接输入数据而自动生成某些内部报告。
4.上报要求。内部报告一般应逐级上报，直接针对管理层特殊决策需求的内部报告可以除外。
(四)内部报告体系评价
内部报告体系评价的主要依据是内部报告日常使用记录和现场实际监测数据，评价的结果可以作为内部报告体系改进的依据。内部报告体系评价的目的是了解内部报告体系投入使用后是否达到了预期的质量要求和效益目标，同时为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
内部报告体系评价主要由七个要素构成，即评价目的、被评价对象、评价者、评价指标、权重系数、综合评价模型和评价结果。其中，评价指标是基础和前提，可能会随着内部报告类型、评价时间、评价目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在总体上它应当能够有效地反映内部报告的基本情况，抓住重点以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性。同时，评价指标应该容易操作，便于收集数据。
六、结语
公共管理研究报告篇5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工作，提高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处理能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信息报告工作。信息报告是应急管理运行机制的重要环节，信息报告渠道畅通与否和传递效率高低，直接影响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预测预警、应急处置及善后工作。及时、准确报告信息
，有利于掌握突发公共事件的动态和发展趋势，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和灾害的发生及造成的损失，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各部门、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信息报告工作的领导，采取有
力措施，确保信息报告及时准确，为积极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创造条件。
二、进一步明确信息报告责任主体。根据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所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是信息报告的责任主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单
位有责任及时向所在街道、镇和区政府有关部门报告突发公共事件信息。跨行政区域的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及时汇总、报告相关信息。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负责向区政府报告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区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向区政府报告相关类别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
三、严格信息报告时限要求。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有关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区政府有关部门要立即报告，最迟不得超过1小时，并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和可能受事件影响的地区；对
于个别情况特殊，确实难以在事发后1小时内向区政府报告的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有关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在接到事件报告后1小时内报至区政府，并说明具体原因。
较大、一般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有关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及时报告区政府，最迟不得超过2小时。有关法律法规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切实提高信息报告质量。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内容要简明、客观、准确，应包括以下要素：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影响
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结束后，要进行终报。较大级别以上突发公共事件在处置结束后，有关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区政府有关部门
要认真总结分析，写出专项报告。
五、认真执行信息报告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区政府办公室将对各单位报告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情况进行不定期考核，对及时准确报告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质量高的提出表扬，对迟报、漏报以
及报告质量差的进行通报批评，并要求查找原因，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对因迟报、漏报造成重大影响或损失，以及有意瞒报的，作为事件调查处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依据有关法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六、强化信息报告基础工作。各部门、单位要结合实际，依据应急预案和本通知，研究制订本单位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具体办法，把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要加强硬件建设，为各级应急办
公共管理研究报告篇6
【关键词】科学国家公园黄石公园利奥波德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4.021
海登的科学探险意义重大，黄石景观一经勘探、测量、核实、分类，其意义就容易被大众所理解；不仅如此，经科学家们宣传之后，该地区传奇般的壮观景色迎合了城市化了的美国人的艺术品位和科学兴趣，成为内战后美国急需的一个新的国家文化标识。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它的创立与科学探险密不可分。1871年，由时任美国地质勘探和地理勘探局主任的海登（FerdinandVandiveerHayden）博士为领队的探险队对黄石地区进行了科学探险。与以往探险不同的是，这次探险是由科学家主导，地质探勘是其主要任务。探险队返回之后，海登撰写了勘探报告，这份报告涉及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等众多自然学科，黄石地区的地质状况、植物状况等等都被写进了这个报告中。
海登的科学探险意义重大，黄石景观一经勘探、测量、核实、分类，其意义就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不仅如此，经科学家们宣传之后，该地区传奇般的壮观景色迎合了城市化了的美国人的艺术品位和科学兴趣，成为内战后美国急需的一个新的国家文化标识。更令黄石声名大噪的是，海登的勘探报告科学分析与感性体会相得益彰，成为人人争颂的黄石游记范本，黄石地区神秘的荒野之美因而吸引了更大的受众群体。
海登报告还影响了外界对黄石地区的价值判断。该地是远古火山喷发形成的地貌，地形崎岖和土质贫乏，故不适合放牧，也无法从事农业；未能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矿产或采矿区；木材外形古怪，且品质不佳。总而言之，海登认为，其唯一的价值就是供人娱乐和开展科学研究。海登的报告在后来国会关于创建黄石国家公园与否的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促成时任美国总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SimpsonGrant）于1872年3月1日批准了《黄石国家公园法》，黄石公园得以“为人民之利益而被批准成为公众的公园和娱乐场所”。随后，不同类型的国家公园纷纷建立，迄今为止，美国共建立了59座国家公园。
科学缺位引发管理问题
1872年的《黄石国家公园法》虽提到了对荒野的保护，但在实际执行中，国家公园管理者对“保护什么”和“怎么保护”并没有明确概念。之后，1894年通过的《雷希法》（Laceyact）旨在“保护黄石国家公园里的鸟类和野生动物，惩罚在公园里的犯罪”，这一法案又被称为“国家公园保护法”（thenationalparkprotectiveact）；1906年通过的《古迹法》（antiquitiesact），让具有纪念价值的古迹成为保护对象。
这些法案虽对国家公园管理者明确保护对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parkService）1916年才在国会授权下设立，当时的环保指导科学――生态学――在美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管理者们并未充分认知自然系统的剧烈变化及其研究的必要性。科学的缺位引发了国家公园管理上的问题。其中，对国家公园资源和环境的影响最为惊人的包括：外来物种的引进，清除国家公园内的食肉动物，消灭被视为危害的本土物种，对自然火的盲目控制，砍伐森林，还有在喷泉和热泉上建设洗澡池和游泳池，以及在野生动物栖息地建设旅馆，等等。
管理上的问题给国家公园的生态带来了破坏性影响，而其根源就在于管理者缺乏对自然现象、其过程和演变规律的理解。正如科学家艾伦（D.L.allen）等在交给国家公园局的1981年报告――《国家公园体系内动物及管理问题的评估和建议》――中明确指出的，在国家公园的早期管理中，科学缺位导致保护理念陈旧，管理者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已经发生的生态破坏问题。
评估报告促使管理与科学联手
在科学缺位的情况下，国家公园因管理不力而使得生态受到损害，于是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机构开始撰写报告，重新对国家公园资源状况和资源管理作出评估，从1963年至1992年30年间共了12份报告。第一份报告就是著名的《国家公园的野生动物管理》，由当时著名生物学家、加州大学教授利奥波德（a.StarkerLeopold）任主席的一个特别顾问委员会起草并公布。报告强调了加强生态管理的必要性，认为应该让每个大型自然野生公园成为美国原生态的缩影。报告中提出，每一公园内原有的生物群落都应维持不变，甚至尽可能还原到白种人首次涉足时的状态。这份报告有三个特点：第一，这份报告第一次由科学家主笔，报告使用严谨的科学数据说明了国家公园内野生动物的变化和生态的非自然变化；第二，提出了生态学概念，确认了承载力观念，报告还提出另一个观念是，草场原始的平衡被人类行动扰乱，补偿行动能恢复平衡；第三，利奥波德报告推动国家公园管理局执行一项科学研究计划，委员会建议，国家公园局应该建立一个长期的、任务导向的研究单元，用来计划和管理自己的研究计划。
这份报告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公园管理中科学参与的重要性，对以后国家公园管理局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其他报告中的一些建议也被人们反复提到，如进行公园全面的资源清单清查，建立数据库以监控资源和生态方面的长期变化，以公园生态群落观念来研究国家公园的动物，还有与公园系统外的科学家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等等。很多报告都要求国会立法赋予国家公园管理局开展科学研究的职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公园中的科学研究真正长期延续下去。
《国家公园综合管理法》与对科研的巨额投入
尽管上世纪60年代科学对美国国家公园的关注对改善国家公园的生态发挥了作用，但国家公园中的野生动物的保护依然形势严峻，70年代狼、灰熊被列入濒危动物就是对国家公园生态状况敲起的警钟。科学在国家公园管理中的分量始终不能得到充分重视，科学研究本身也远远不够，这都制约了科学对美国国家公园生态的正确指引作用。在这个背景下，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公园综合管理法》，以立法形式为国家公园的科学研究提供强大的支持。随即国家公园管理局发起了一项大规模自然资源保护行动即自然资源挑战（naturalResourceChallenge）行动，并推行了三项举措：第一，建立全国范围的公园资产清单和监控计划；第二，加强与大学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开展生态研究；第三，建立研究中心，将研究成果和监控信息放在网络上以便公众获取，调动公众参与国家公园保护的积极性。自然资源挑战行动带来的科学资源（包括资金和人员）的增加，以及对国家公园科学管理理念的宣扬都是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历史上所未曾有的，把国家公园管理和保护带进了一个新时代。
公共管理研究报告篇7
[关键词]文本挖掘；企业社会责任；法律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9014
1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企业行为引起的外部性问题和社会公共问题也逐渐突出，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了对企业的外部监管，同时也要求企业严格自律，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及时向社会报告。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以积极的姿态履行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且在有关部门专门规范的指导下积极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信息。从2006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元年到2015年这十年，社会责任报告的总量从32份增长到了1703份，实现了迅速的增长。但是不同于企业的财务信息披露，社会责任披露具有自愿性、选择性、低规范化等特点。可以预测将来法律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会有明确的规范，并对报告披露的内容有着具体的要求，通过文本挖掘技术，发现目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的特征，对未来规范的制定将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企业社会责任
21概念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其创立者卡罗尔（2000）认为，四责任模型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模型。第一层的经济责任是基本责任，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各有侧重，影响最大的是所有者和员工；第二层是法律责任，法律是社会关于可接受和不可接受行为的法规集成，法律责任是期望企业依法经营；第三层是伦理责任，企业伦理责任意指企业有义务去做那些正确的、正义的、公平的事情，避免或尽量减少对利益相关者的损害；第四层是慈善责任，慈善责任是寄望企业成为一位好的企业公民，期望企业履行其慈善责任，为社会生活质量的改善做出财力和人力方面的贡献。[1]
22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
1937年，被誉为“现代企业理论之父”的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开辟了以契约分析企业现象的新思路，奠定了企业契约性质的理论基础。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处理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员工、管理者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缔结内部社会契约，另一方面与消费者、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缔结外部社会契约，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契约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乔治・斯蒂纳与约翰・斯蒂纳提出，“社会契约理论”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概念，但它却暗含着企业所必须符合公众的期望，契约主要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扩展概念，因为它不加任何严格限制地增强了企业对许多社会因素的义务。[2]根据契约理论，企业与多方缔结了一系列契约，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的综合体。契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法律，一种在特定人之间形成的特殊关系。可以说，企业的契约本质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具备法律属性。
23相关法律规范
2005年年底，国务院国资委发起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正式成立，同时召开了“2005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制定了国内第一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2007年12月，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内部包括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保障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这个八个方面。承担社会责任已被写入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但这宣言式的规定并没有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而且就立法而言，现在已有《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几部经济法律作出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性规定，但究竟还有哪些具体的制度是贯彻这一原则性规定的，目前人们还不是很明确，这方面的立法工作与解释工作还需要加强。[3]立法的工作来源于实践，企业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会引导立法工作者将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正式企业披露其承担责任的载体，通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探究其责任内容、责任特征，对以后加强立法工作、引导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3文本挖掘技术
31文本挖掘的定义
“文本挖掘”可以定义为一个知识密集型的处理过程，在此过程中，用户使用一套分析工具处理文本集。与数据挖掘类似，文本挖掘旨在通过识别和检索令人感兴趣的模式，进而从数据源中抽取有用的信息。[4]
32文本数据分析作业过程
第一步是进行数据清洗。数据清洗包括数据汇总与统计清洗，数据可汇集来自不同数据库的不同数据，通^统计计算以了解字段数据之间的关联程度及重复性，进行数据间的相互比对，可以通过专家进行协助校正。
第二步是建立基本词汇语料库。对文本数据进行自动断词处理，可以从文章中自动学习断出常出现的字词，也可以自定义、新增、修改与删除字词。用户可以汇入或扩充专业词库，强化及运用既有的语料库。之后，自动分析及计算词汇在文本中的分布及其重要程度排序。
第三步是对文本数据进行分类与聚类。非结构化的数据可进行系统自动聚类与半自动式分类，主要借由机器学习，以能正确建立非结构分类的概念类别与分类的准则。也可利用专家事先所定义的类别，通过彼此间的差异建立分类原则。[5]
33文本挖掘的应用
目前我国文本挖掘研究还处在消化吸收国外相关的理论和技术与小规模实验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适合中文信息处理的文本挖掘理论与技术体系。文本挖掘技术主要用于商业文档的分类、聚类、总结，主要表现在微博、在线评论等网页数据的主观性内容识别、褒贬情感分类、经济价值挖掘等几个方面。文本挖掘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年度报告、通知公告、法律文书等纯文本式文档中应用较少，有关领域的研究甚至为空白。文章拟以文本挖掘技术，探究其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分析中的应用。
4文本挖掘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应用探析
41资料来源
文章选取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2016年度企业责任报告作为样本，来探究文本挖掘技术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应用。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国航”，在a股上市，股票代码为601111，第一大控股股东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该报告下载于中国国航官网，下载后的报告为pDF格式，首先通过手工处理，进行tXt文本化，保留了文本部分。
42研究工具
RoStContentmining，简称RoStCm，内容挖掘软件，是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研发的用以辅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型免费社会计算平台。该软件可以实现微博分析、聊天分析、全网分析等功能，用户遍布海内外100多所大学。本文使用的是该软件的分词、词频统计、语义网络分析等功能。
43分析过程
431分词后形成高频词
将文本化后的社会责任报告文档导入RoStCm软件，对文本内容进行分词。非结构化的文本通过分词切分后将会形成独立含义的词语。在分词前，设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定义词表，使一些专业词汇不被进一步分词，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等，保证分词结果的准确，分词之后，最后得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高频特征词。将分词后的文档进行词频统计，得到社会责任报告词频表，可以得到每个词语出现的频数（见表1）。摘取词频最多的前30个的词，得到社会责任报告文本高频词汇表。可以看出公司名称“国航”是出现最多的词；其次是“员工”“服务”“安全”“管理”与“旅客”，可以认为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注披露的内部重点在于职工与管理，外部内容在于服务、安全与客户。高频特征词表只能从最直观的出现次数来观测出报告所披露的内容，对于披露内容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则观察不出来，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432共现分析
根据分词后统计的文本词汇库，继续导入RoStCm软件，进行共现矩阵分析。社会责任报告关键词共现是指相同或不同特征的关键词共同出现的现象，共同出现的高频词之间存在着关联，关联程度可以通过共现频次来测量。由于篇幅有限，文章只选取了频次前10的高频词，构建了10×10的共现矩阵（见表2）。可以看出，“提升”与“管理”共同出现了22次，“旅客”与“服务”共同出现了22次，表明报告强调了公司要提升管理，加强旅客服务。通过共现分析，可以看出相邻关键词直接共同出现的频次，观测出报告披露内容特征之间的关联程度。
433语义网络分析
对关键词直接进行关联性分析后可以进一步构建出知识地图；共现分析只能观察出关键词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社会网络则可以观察关键词之间直接与间接的关联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强弱。通过共现矩阵导入到Ucient中，生成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根据关键词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通过netdraw可视化软件导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关键词语义网络（见下图）。通过关键词语义网络图可以看出，公司名称“国航”处于网络中心，“员工”“服务”“管理”“发展”“旅客”等一系列名词关键词与动词关键词处于网络的第二层核心，一方面与内核“国航”联系，另一方面与“理念”“文化”“运营”等第三层关键词联系。第一层“国航”是报告披露的主体，报告披露的内容围绕着主体的一系列行为展开；第二层则是报告披露的核心与纽带，披露出企业社会责任重点关注的内容，一方面是“员工”“服务”等名词反映出报告披露的不同模块，包括员工权益、提供的航空服务、旅客客户等，另一方面是“开展”“推进”“建设”“提升”等一系列动词表明了主体所进行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联系了不同层次之间的名词内容；最的“价值”“运输”“培训”“环境”等关键词则是对披露内容的丰富与完善，出现的次数较少，与其他关键词直接关联程度较低。关键词语义网络图
5结果与展望
目前，国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以文献综述式、案例式、问卷调查式等方法进行研究，以文本挖掘、内容分析法、数据挖掘等形式的研究较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内容相对较多，内容呈现为非结构化的特征，通过计算机量化，把非结构化文本转化为关键词并进行相应的分析可以更客观地评价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的内容与特征。文章借鉴信息学科的文本挖掘技术，通过武汉大学沈阳教授开发的RoStCm软件，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进行文本处理，通过分词把无序的文本处理为可分析的词汇，对词汇进行统计得到高频词汇表，可以最直接观察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重点内容；对关键词进一步分析，通过构建共现矩阵，可以观察出关键词共同出现的频次，即观察出不同关键词的直接联系与关联程度；对共现矩阵进一步转化可以得到关键词语义网络，通过知识地图可以观察出关键词的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并且可以观察出不同关键词直接的关联程度与紧密程度。对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特征的探究，可以看出企业披露的其主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对以后法律具体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文章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只选择了中国国航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量单一，后期可以选择上市公司近年披露的报告进行批量化研究。文章只是探究了分词、~频、共现矩阵、语义网络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分析中的初步应用，后期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深入，比如通过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与关联程度，探究不同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另外，还可以通过文本挖掘技术中的聚类分析，对关键词进行聚类，与国资委的中央企业应该披露的内容进行比照。通过这些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可以探究文本挖掘技术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中的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美]阿奇・B卡罗尔，等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m].黄煜平，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23-27
[2][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m].张志强，王春香，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51
[3]程信和经济法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J].甘肃社会科学，2011（2）：126-131
[4]程显毅，朱倩文本挖掘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3
公共管理研究报告篇8
关键词：审计意见 选择行为 年报虚假 处罚公告
一、引言
审计意见选择行为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是基于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与审计意见的恰当性存在“人为”选择空间而产生的行为。综观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发现研究审计意见问题的文献相当丰富，主要集中于研究审计意见购买、审计意见变通、审计合谋、低价揽客等。同时发现“审计意见选择行为”这一概念较为“陌生”，其专门论文或著作也较少研究了委托关系中审计意见选择行为(曹建新，2006)。值得人们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加以探讨。基于本文着重研究审计意见的相关问题，将以中国证监会处罚公告为实证研究对象，笔者在对该类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回顾，发现有相当部分文献主要侧重于描述性统计分析，且研究样本选取范围几乎囊括了处罚公告的所有类型等(张萍、马福金，2006)。笔者认为，不同类型的处罚公告，其处罚的性质、内容以及影响程度都有一定差异，有必要筛选与研究主题匹配的处罚公告为研究对象，才能确保实证研究中经验证据的合理性、有效性。本文拟运用排列组合的数学原理，将这一行为的“当事人”即公司管理当局与注册会计师的行为选择空间进行有机地排列组合，试图研究不同选择行为组合的有关特征差异，为相关监管部门对审计意见选择行为的规范和监管，提供具有针对性、参考性的相关经验证据。
二、研究设计
(一)构建审计意见选择行为路径众所周知，公司管理当局与注册会计师的行为选择空间为{出具真实财务报告，出具虚假财务报告}与{出具恰当审计意见，出具不恰当审计意见}。于是，运用排列组合的数学原理可将这一行为空间进行有机地组合，构建一种直观的、全面的、简易的审计意见选择行为路径详见(图1)。为突出这一行为路径的主体和内容，可将其划分为a类与B类路径(其中：a类路径为{a0：公司管理当局：出具真实财务报告一注册会计师：出具恰当审计意见；a1：公司管理当局：出具真实财务报告一注册会计师：出具不恰当审计意见}；B类路径为{B0：公司管理当局：出具虚假财务报告一注册会计师：出具恰当审计意见；B1：公司管理当局：出具虚假财务报告一注册会计师：出具不恰当审计意见})。从而，紧扣本文研究主题的基础上，较为合理的明确了研究对象界定、归类及配对的依据。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自2002年起至2006年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网站(csrc.省略l)公开披露了约188f分处罚决定。它们主要因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及《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基于本文研究主题和对象，笔者将2002年至2006年期间约112份针对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及人员的证监会处罚决定书进行了逐个分析和筛选。最终，与本文研究对象匹配的年报虚假上市公司有59家。然后，依照惯用的配对标准，对每一家上市公司选取一家最符合配对标准的上市公司组成配对。在配对过程中，发现有3家上市公司缺乏配对公司，约占配对前样本总数的598％。因此，本文实证研究的对象有56家样本公司，56家配对公司，共计112家上市公司。
(三)研究假设笔者试图以样本公司、配对公司构成的a、B类路径为切入点，参照(图1)将配对公司组(a类路径)作为样本公司组(B类路径)的“参照物”。从而，拟提出下述相关研究假设：王霞、张为国(2005)认为在错误发生的年度，如果注册会计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并达到一定的执业水准，应该对存在重大错误的报表出具严格的审计意见。笔者也持类似观点，即如果注册会计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并达到一定的执业水准，应该对存在年报虚假违法行为的报表出具严格的审计意见。于是，提出了假设：
H1：年报虚假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负相关
LDeangelo(1981)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其审计质量相对越高。并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其签约客户的“准租金”越高，独立性也就越强。李树华(2000)认为大会计师事务所比小会计师事务所更具有独立性。为考察年报虚假公司发生审计意见选择行为时，是否存在事务所规模偏好。于是，提出了假设：
H2：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年报虚假负相关
H3：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正相关
另外，DeFondandJiambalvo(1991)研究证实：“相对于没有发生差错的公司，发生会计差错的公司有着明显的动机把会计差错作为一种盈余管理的手段。”在样本的搜集和选择过程中，笔者发现年报虚假陈述与盈余管理有着相当密切关系。于是，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往往具有政策诱致的盈余操纵动机情况，提出了假设：
H4：盈余虚假动机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负相关
(四)检验模型和变量说明根据上文分析，构建如下模型：
为检验上述假设，除设立年报虚假(Fraud)、审计意见(opinion)、盈余虚假动机(motive)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Bigaud)外，还选择以下自变量：(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l)。FanJpHandwongtJ(2001)认为在东亚国家的上市公司中，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上市公司对审计师的选择、审计费用多寡的决定和审计意见类型的出具具有一定的影响。为考察股权集中度是否对年报虚假产生影响，笔者拟选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反映股权集中度(李爽、吴溪(2002)，蔡志岳、吴世农(2007)等曾采取了类似变量设定)；(2)审计任期(tenure)。审计任期是反映当期主审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担任样本公司主审会计师的年数(李爽、吴溪,2004)等曾采取了类似变量设定。众所周知，对于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选择行为，公司管理当局的“态度”，要么解聘，要么继续聘任。因此本研究也引入审计任期作为解释变量，并设定一个时间变量(time)作为反映公司自上市之日起至考察报告期间内主审会计师是否发生更换的控制变量；(3)反映财务特征的重要财务指标。从上市公司财务特征来看，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中需考虑被审计单位当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因此，笔者选取净了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及总资产等主要财务指标曾采取了类似变量设定(李树华，2000；李爽、吴溪，2004)。上述因变量、自变量的定义及其所属模型情况详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由(表2)中panela的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仅topl通过了5％显著水平的检验，其余连续变量均不能拒绝其配对r
检验的零假设。panelB的wilcoxon检验结果显示，opinion和Bigaud分别在5％、10％水平上显著，而motive和time未拒绝曼一惠特尼U检验的零1段设。也就是说，在年报虚假公司组与年报无虚假公司组中，连续变量仅top1的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enure、Roe、Leverage及Ln(asset)等连续变量各自的均值之间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虚拟变量的分布情况来看，motive和time的分布未存在显著差异，而opinion和Bigaud的分布存在显著负差异，支持了研究假设H1和研究假设H4。
(二)相关性分析由(表3)中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知，审计意见(opinion)、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都与年报虚假陈述(Fraud)在5％水平上显著线性相关性。与上述单变量检验结果一致，也支持了研究假设H1。而top1与Fraud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影响年报虚假的主要“力量”可能不仅仅来自第1大股东。或许，公司管理当局起着主导作用。opinion与Bigaud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验证了研究假设H3。此外，依照时间控制变量time的定义，tenure与time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年报虚假公司组与年报无虚假公司组中，大多数公司自上市之日起至考察报告期内，普遍存在主审会计师未发生更换的现象。或许，这也是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上市公司与上市时的主审会计师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无疑给予拟年报虚假的公司管理当局与主审会计师“合作”的提供“方便”。
(三)回归分析由检验模型的二项Logistic回归结果可知见(表4)，以Fraud为解释变量，除top1的符号与预期符号相反外，其余自变量的预期符号都与其符号相符。且opinion的估计参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为研究假设H1提供了有力证据；top1的估计参数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水平，支持了上述topl与Fraud早显著负相关关系的解释。此外，tenure和Leverage的符号为负号，Roe的符号为正号。
公共管理研究报告篇9
关键词：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监管；
1引言
(1)简介
为了对脱离欧盟做准备，英国政府正在着手构建和巩固本国独特的科技监管体制，并且将人工智能系统和机器人的发展、部署和使用作为重点领域。这个行业对于英国加强其在全球社会经济、科技以及知识领域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同时与英国政府的工业发展战略相一致，即英国在2013年挑选出“机器人技术及自治化系统(RoboticsandautonomousSystems，RaS)”作为其“八项伟大的科技”计划的一部分，并且宣布英国要力争成为第4次工业革命的全球领导者。
(2)监管重点
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科技越来越多的融入其他科技应用的大趋势，英国下议院的科学和技术委员会(theHouseofCommons’ScienceandtechnologyCommittee)在2016年10月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报告。报告认为，英国视自己为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的道德标准研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且认为英国应该将这一领域的领导者地位扩展至人工智能监管领域。英国这一目标不是毫无根据的，尽管现在大部分的机器人还停留在机械自动化而非智能自动化阶段，自动化系统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学术以及公共领域的注意力。
报告召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系统领域的专家和从业者，探讨了拥有先进学习能力的自动化系统的发展与应用，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特殊的道德上、实践上以及监管上的挑战。鉴于科技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报告呼吁政府监管的介入和领导体制的建立，保证这些先进科技能够融入社会并且有益于经济。在报告看来，通过积极响应并且负责任的监管措施，可以而且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在英国决心成为一个在机器人技术与智能自动化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以及重要的科技研发中心的道路上，英国政府希望采用一种适应性更强的监管办法，彰显跨部门合作、合理指引和制度化的公共讨论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英国政府的科学办公室(Government’sofficeofScience)关于人工智能给决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的报告中，更加明显。考虑到政府总是落后于工业进步、学术研究和不断增长的公共关注，在政府决策机制中引入人工智能的做法看起来是十分恰当的。将人工智能科技引入到对其自身的监管之中的做法，制造了了非常有趣的关注点，在为社会创造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
(3)未来展望
随着未来英国针对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系统的专门委员会的建立和人工智能在决策系统中应用的增长，英国期望支撑其在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系统发展与应用方面的投资，保持并加强在人工智能知识与监管领域的领导者地位，并积极寻求相关领域的领导者地位。尽管提议的监管办法距离最终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对于那些怀有相似或者相关意见的人来说，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
2英国下议院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关于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报告概述
伦理、道德和法律方面的重要关注点。
报告的这一部分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及其监管带来的潜在的伦理道德与法律挑战，并且尝试寻找能够最大化这些科技进步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最小化其潜在威胁的解决途径。报告强调这一解决途径，在人工智能科技越来越融入社会的情况下，对于建立和保持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至关重要。
(1)人工智能的安全与管控
这份报告中关于的伦理道德的考虑主要围绕人工智能的安全与管控。特别地，报告主要强调了以下问题：
检验和确认
检验和确认需要方法的制度化，保证人工智能按照既定的计算机算法运行，而不出现不必要的行为或者功能上的改变。报告讨论了由于人工智能系统的机器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及性能的提高，给测试和量化人工智能系统运作带来的多方面挑战。报告的作者们认为，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补救措施，因为现有的传统方法无法统一适用于不断进化发展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检验和确认。但是，报告提及了谷歌深度思维公司(GoogleDeepmind)和牛津大学联合发起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自我毁灭装置(KillSwitch)”的研究项目，这个装置能够让人工智能系统处于不间断的人类监管干预之下，而且人工智能机器本身无法逃脱这一监管干预。
决策系统的透明化
目前为止，尚不存在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方式来追踪一个智能机器的决策过程。这一缺失限制了人类给予智能机器做出选择的自由，因为没有完全透明的决策过程来让人类学习或者控制这些人工制造的思考过程。在有关人类生命安全领域的关键决策中，决策透明化的缺失变得更具挑战性，如自动驾驶汽车。而这反过来，可能会导致公众的不信任和消极偏见，造成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与实施停滞不前。对于这一点，报告提到了微软公司承诺将提高计算机算法的透明度来满足人类理解和监管的需求。微软公司认为，算法透明能够提高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的信赖程度，允许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机器逻辑进行严格的测试。然而，这一制度化测试应当采用的明确和有效的方法，现在仍然不得不得而知。
偏见最小化
报告的作者们引用谷歌公司的数码相册软件将深色皮肤的人群标记为大猩猩的例子，表达了对于人工智能系统内置的偏见与歧视的关切。这个例子展示了科技错误如何转变成伤害，进而导致社会不安与仇恨。人工智能机器完全受到其人工设计的结构和学习进程中接收的数据的世界观的影响。在约翰·诺顿(Johnnaughton)看来，对于笃信科技的中立性并全神贯注于科技功能而非累积的学习材料的设计者来说，这些潜在的歧视，还没有被发现。微软公司的戴维·科普林(DaveCoplin)的言论验证了这一结论，即所有人造的或者基于人类设计的计算机算法都存在这样的偏见。他认为，程序员们在编辑代码指引每个人的生活时，应该充分的认识到其对伦理道德与社会敏感性的影响。最后，报告提到，在即将到来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现已公布)中，将会有针对计算机算法歧视的应对措施，然而该法案的真正实施可能会面临困难。
隐私与知情权
在关于谷歌深度思维公司(GoogleDeepmind)与英国国家健康服务中心(UKnationalHealthService)开展的广泛合作的新闻报道中，英国民众表达了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以何种方式进入、存储和使用保密的病人数据的关切。机器学习的核心部件如何处理病人数据需要考虑其诸多道德影响，并依赖于智能机器每天正常的运转。这就意味着人类分享给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变得不再私密，同时数据的所有权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正因为这些挑战的存在，才需要有效的措施来保证人工智能系统使用的数据被合理的限制、管理和控制，以此来保护隐私权。同时，政府应该努力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保护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又不禁止通过系统化使用这些数据来造福公众。报告指出，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英国政府正在和阿兰·图灵研究所(alanturinginstitute)合作建立一个旨在研究数据科学的“数据伦理委员会”(CouncilofDataethics)。
归责制度与责任承担
关于人工智能责任制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自动驾驶汽车以及谁应当为自动驾驶汽车发生的故障和事故负责的问题。微软公司的戴维·科普林(DaveCoplin)强调政府监管和干预的重要性，应当建立明确的要求来说明为什么以及如何让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者和部署者承担其应有的责任。而这个问题在自动驾驶汽车做出独立智能决策导致损害发生的情况下，将会面临更多的法律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准确分配司机、自动汽车生产者以及人工智能系统设计公司的法律责任。此外，如何采用立法手段既能阻止损害发生，又能让个案的不幸结果得到救济，同时保证法律的统一与灵活，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英国政府发起了一项提案试图解决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责任问题。提案内容如下：我们的提案旨在将汽车强制险的适用扩大到产品责任，在驾驶者将汽车控制权完全交给自动驾驶汽车的智能系统时为他们提供保障。而这些驾驶者(或者投保人)需要依靠法院根据现行《消费者保护法》(Consumerprotectionact)的产品责任和普通法下的过失原则的裁判，来确定哪一方应该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2)管理：标准与规则
为了妥善应对和监管人工智能进步所带来的各种道德和法律问题，如深度学习机器、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与应用，政府应该建立持续的监管制度。报告提到，公司以及研究机构不断要求政府为其提供监管的指导方针和标准，尤其是在广泛传播的创新科技上，让其可以调整本身的行为及未来的理论与实践走向。aBB公司的代表麦克·威尔逊(mikewilson)表达了aBB公司对于政府的监管框架无法跟科技进步相协调的担忧。清晰严格的政府监管规则的缺失，造就了越来越明显的监管空白地带，可能会加深公众的信任危机以及阻碍关键的创新技术在不同行业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然而，政府的监管方式应该认真仔细的构造，以防“一刀切”式的监管方式阻碍科技创新以及未来的发展与应用。这一点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尤其适用，监管的透明化能够让公众和厂商都能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能在此基础上共同影响自动驾驶汽车的未来发展前景。只有这样，英国市场才能更加适合新兴科技的发展，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保持英国在经济、科技及人文等方面的领导地位。
在公众层面、学术界、产业界、国家以及国际层面，同样存在着致力于制定出人工智能道德指导方针的积极努力。但是，报告明确提到，各个层面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参与程度，仍然不是很令人满意。同样，令报告作者感到担忧的是，由谁来监管机器人技术以及自动化系统发展带来的道德和法律影响，现阶段仍不明朗。来自微软公司的意见是呼吁建立一种共享的监管机制，这一机制由联合政府部门、科技行业代表、非政府的学术机构的研究者以及代表最大部分服务消费者的公共利益团体共同组建。
(3)鼓励公众对话
这份报告中所收集的证据都在强调鼓励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最有利于促进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科技发展。而通过鼓励公众参与可以让公众更好的与人工智能科技互动，了解更多相关信息，从而对于人工智能科技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人工智能这样的管理方式可以跟政府监管转基因食品的方式相比较，后者显然没有能够让公众充分的参与和了解更多信息。加强公众参与另一个方面的好处就是更好的理解和处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例如可以通过辅助智能机器人技术减少紧迫性的问题。
很多的专家都认为在科技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有更多的披露措施，这将有利于促进公众的参与，同时了解和关注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道德和法律问题。积极的、负责的政策法规和监管不应该局限于少数专家和利益相关者，而应该听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现在部门式的监管立法为时尚早，但是应该及时采取措施应对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系统的兴起和使用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利于英国建立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同时促进先进科学技术的更广泛采用。因此，报告重申了其建立专门的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系统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对政府在制定鼓励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监管标准以及如何控制人工智能方面献言献策。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将会来自不同的领域和部门，通过开展透明和有益的对话来使多方受益。
(4)研究，资金支持，创新
这一部分规定了英国政府制定的总体战略框架，包括：承认与考察英国迄今为止的科技、人文知识、监管领导方面的成就；英国政府的未来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
在考察如何实施该战略时，报告指出了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系统(简称RaS)的科技创新所面临的三大障碍，即资金、领导者、技术不足。
RaS的2020发展战略
报告指出为了提高在机器人技术及自动化系统研究方面的合作和创新，2013年在创新英国(innovateUK)项目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学术研究者和产业代表组成的“特殊利益团体”(SpecialinterestGroup，SiG)。该团体在2014年7月的一份机器人技术及自治化系统的2020年国家发展战略(RaS2020nationalStrategy)，规定了英国的RaS发展目标，即通过英国国内各产业的合作发展为其在机器人技术及自动化系统创新发展上的跨部门合作提供路径支持。而为实现该目标所列的八项建议，对于这份报告来说，值得关注的有：建立集中化的领导制度去引导和监管创新活动；提升各国政府、产业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以此鼓励更进一步的创新并且加强纽带；为公众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及提升透明度；将英国作为一个全球科技创新和发展的优良投资市场的地位制度化。
RaS的资金
这份报告认识到，从贸易的角度看，从全球来看英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仍然十分有限，其2015年安装运输的机器人数量只有中国的3%。作为跟英国政府的对比，韩国政府在过去十年间对于机器人技术的研发投入每年高达1亿美元，而日本政府今年为其辅助机器人技术的研究计划提供了3.5亿美元的资助。从这一点来看，英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非常依赖国外资本的投资，正如首相的科学和技术委员会(primeminister’sCouncilforScienceandtechnology)披露的那样，英国机器人技术研究80%的资金来源于欧盟国家，而英国已经不再是欧盟的一员。但是，这一披露却完全忽视了英国国内每年超过5000万美元的机器人技术研究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每年2500万美元的机器人学术研究资金。
RaS的领导者
报告对于英国缺少一个集中化的领导实体来促进机器人技术及自动化系统在英国的发展和应用的这一现实，表达了他们的失望，尽管SiG曾经建议设立这样一个领导实体。领导者的缺位，不仅使得英国难以在RaS上实现连贯与统一的跨部门合作，而且会阻碍科技创新与发展。这还将使得政策制定者在无法正确理解蓬勃发展的科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进而导致监管空白、市场失灵、与公众不安。
RaS的技术不足
尽管在RaS及相关领域内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正在增长，但是英国却并没有足够受过培训的人力资源来实现其宏大的发展目标。政府在高等教育层面中提倡科技教育的全额奖学金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这一现象。报告作者认为，这一点对于推动人工智能与相关科技的发展和利用国外资金发展本国市场至关重要。尽管如此，英国的大学可能因此受到损害，因为人才被高利润的行业吸走，而且大学可能会被迫改变其研究方向，将自己的关注点从必要的探险式研究转换到更加商业化和有利可图的领域。
(5)结论与建议
报告在3个不同的领域提出八项关键结论与建议：
教育与技能
政府必须加强在职业培训领域的投资，这样才能让工人获得全新的相关技能，减轻自动化技术以及自动化机器的大规模应用对劳动者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稳定就业市场。这一项同样包括建立适应性的及时培训方案，能够让劳动者跟上最新的科技发展潮流，同时在被迫的职业转换过程中，为他们提供终生的学习机会。报告作者表达了对于政府在这一领域缺乏领导力的失望，同时呼吁尽快颁布国家数字战略，以帮助劳动者更好应对越来越自动化和自主化的市场，同时防止排斥数字化的现象发生。
管理的标准与规则
英国政府必须建立适当的机制，准确衡量RaS的发展将会带来的伦理道德、法律以及社会影响，同时保证RaS的发展在商业上的利益，谋求社会效益、以及公众的信任和持久的支持。这份报告中提到的道德挑战，需要政府不间断的监管努力。所以报告的作者建议，在伦敦阿兰·图灵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人工智能领导委员会，来监管不断变化的科技实践，以及其所带来的伦理道德、法律和社会影响，并对如何监管他们向英国政府提供建议。报告建议设立的委员会，应该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专家、从业人员、非政府代表和业余人员纳入这一制度化的公共对话平台之中。而且，该委员会还应该与未来成立的数据伦理委员会展开合作。
研究、资金和创新
目前为止，英国还缺乏连贯一致的推动RaS发展的政府主动性。英国既没有培训技能工人的计划，也没有对于RaS领域发展给予资金支持以激励其进一步发展，英国政府对于其做出的若干承诺已经无法兑现。其中一项英国政府无法兑现、但是值得引起关注的承诺，是致力于整合各机构部门的RaS领导委员会的推迟成立以及未制定明确的未来发展战略。报告的作者们认为，没有这样一个战略计划，英国不能够实现其作为一个全球人工智能道德研究领域领导者的目标，同样也难以在与其相关的领域内寻求领导地位。为防止这样的结果发生，报告作者请求英国政府建立一个能够将学术研究者、行业从业者，以及最重要的政府机构代表与政策制定者组织起来的RaS领导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将会坐落于国家RaS机构内，并且与政府和其他研究委员会通力合作，制定英国的RaS国家发展战略，阐明其发展目标并且列举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
3英国科学办公室的报告：人工智能对未来决策的机会和影响
(1)人工智能对于创新和生产力的影响
报告的这一部分重点阐述了将人工智能科技广泛应用在个人及公众生活中，可能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报告的作者通过考察人工智能对于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指出人工智能在政府层面大规模使用的潜在可能性。在政府认识到其在公共组织中的责任以及限制的前提下，这些人工智能的使用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2)政府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近年来，政府使用先进的学习机器使得机构和个人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报告作者认为，政府使用人工智能科技能够更大程度的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以及各部门之间的互动程度。为达到这些目标，政府必须清楚其公共地位及其负担的义务，并且遵守内阁会议在2016年所做出的伦理道德指导方针，尤其是在以下两项人工智能的应用中：
人工智能建议功能的使用
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中包括作为政府工作的建议者，包括收集与政府相关大量的信息、指出其中的重要的问题和监管的难点、以及提供书面的建议或者分析报告。尽管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依赖在加深，但是报告依然强调，有些复杂和重大的事项依然需要人类来做出决策。事实上，报告的作者认为人类永远不能够脱离决策圈，因为人类所扮演的角色是机器永远无法完全取代的。一方面，人类需要对人工智能机器作所做出的结论提出问题，而不能让决策变成完全的自动化；另一方面，如果人类不断地质疑和批评机器的决策结果，会显得过于轻率和无知。所以，报告建议政府所有部门应该尽可能保证其决策过程的透明化，才能让自动化的人工智能系统融入其中并且提供帮助。
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带来的法律问题
这种使用模式关注的是，政府在为了分析的目的使用公民的数据时，能否保护公民的数据及隐私、能否一视同仁的对待每个公民的数据、以及能否保证公民个人信息的完整。报告强调，能否做到上述这一点，对于政府赢得公众的信任和保护好本国公民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人工智能系统对于个人数据的使用必须遵循现有的法规，如1998年英国的《数据保护法》(Dataprotectionact)和2016年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禁止一切未经同意的非法使用公民个人数据的行为。尽管报告作者认为，这些法律规则非常实用和有价值，但是同样强调尝试错误法(trialanderror)对于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潜力的重要性，并且提议建立沙箱区域(Sandboxareas)，在控制所有可能的变量的前提下，安全地控制和引导这些错误。此外，报告认为，如果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能够实现资源和方案共享，这个错误尝试法的学习过程能够得到极大缩短。
(3)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市场的影响
机械自动化和智能自动化的机器的大规模应用，将会给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影响。报告提到，人工智能科技的大规模应用将会提高工业生产力和国家总体的经济增长，但是具体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仍然难以准确估量。这些最新科技的大规模应用，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个人服务领域，而这一领域贡献了英国最多的劳动岗位。尽管对于新兴科技发展所波及的工作岗位数量在统计数据上略有不同，但是报告却认为应该忽略这些估计的影响，因为新兴行业将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来替代那些本来就可能消失的行业。
自动化以及智能自治机器的应用，将会带来对高技能工作者需求的增长，因为在直觉思维和社会意识为必须的工作领域，需要他们去弥补科技的不足。报告所做的另一个预测是，未来的劳动者们可能将会更加频繁的更换工作，而这需要他们掌握可以随时转换的工作技能。报告总结认为，这些预测应该成为英国未来工人培训计划的核心关注点，以保障公众稳定的就业前景，同时培养公众对于科技进步的积极态度。
(4)新的挑战
人工智能系统和智能机器的发展与应用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与伦理道德问题。报告认为，对于任何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都应当将以下两点考虑在内。第一，应该考虑并理解网络上不断快速增长的个人信息总量和有效的机器学习需要两者结合所带来的潜在影响，这可能会给个人的数据安全、隐私等基本的个人自由权利产生威胁。第二，是需要建立明确的规则确保人工智能机器决策过程的透明和可归责性。尤其是，为人工智能系统植入带有制度化典型歧视的分析方法所带来的社会政治风险。此外，报告同时提到，通过追踪个人用户的数据记录而收集未经用户许可的信息，并将这些匿名信息聚集起来的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
报告重申对于人工编制的算法和机器自主学习的算法中存在歧视问题的关注，呼吁建立有效的机制辨别和控制这些歧视。对此，报告提供了未来的政策建议：对于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的发展、安装，使用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要求发明者提供证书；对于人工智能科技的应用所造成的伤害需要有更加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公众科技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提供更多支持。
为了在人工智能科技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更好地分配责任，而比较人类的行为逻辑与机器的决策过程的不同的方法，即使作为一个可能的解决该问题的方案，也问题颇多。尽管随着机器逻辑对人类逻辑模仿程度的提高，二者可能会出现一些相似之处，但是由于这种比较方法建立在积累的先例和随之而来的立法上，因此只会让二者出现更多的不同之处。
尽管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责任问题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人工智能要想积极有效地融入公共和私人领域，它的可归责性和透明度不可或缺。同时，这也是政府采用人工智能科技时为获取公众信任的必要条件。而对于如何确保可归责性和透明度，报告建议，政府应该时刻清楚，新兴科技正在使用的算法、参数、数据，及其使用目的，这样才能判断这项科技是否被负责任的使用。然而，这可能会给确定和评价这些使用带来监管上的难题，同时还有商业和安全上的考虑所带来的限制。可归责性和透明度可能不能很好解答这个问题，因为共享的代码可能并没有在一个具体的决策过程中被使用。此外，考虑到人工智能自主学习的可能性，归责问题就将变得更加复杂。
目前，正在讨论解决以上困境的可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列举的措施：人类运用智能机器的学习功能去评估某项预设的功能，确定和分析过程中的非常规变化与不连续性，然后追踪和记录其使用和输出的某些计算机算法。这样的做法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这样的监管过程中，没有了人的存在，完全是一个机器监管另一个机器。同时还要考虑到，使用计算机算法或者常规的数据输入所产生的交互效果跟人与计算机的真实交互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报告认为，所有的解决措施都应该尽可能的扩大其社会背景因素的考察范围，尤其是在评估潜在风险的问题上。最后，报告质疑，对于解密机器人某些具体决策过程的过分关注，可能让人们忽视机器人的制造过程和其产生结果的重视。
(5)公共对话
报告的这一部分认为，公众的信任是人工智能能够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应用的前提条件。为了提高和保持公众的信任，需要政府的监管。所以，报告建议，政府应该为公众提供更加便利的信息，让他们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为公众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提供帮助；建立规则和机制解决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的不满与怨恨；寻找能够让发明者、经销商和最终用户都对其使用人工智能科技的行为负责的方式。而作为公众，应该参与到关于人工智能决策是否可信的讨论中来，同时也应该经常性的参与对人工智能决策或者依靠人工智能给出的建议所做的决策的正确性概率评估中来，并且讨论和识别人工智能在决策前、决策中以及决策后可能存在的错误。
(6)结论
为了促进负责任的创新和获得公众的信任，同时为投资者和发明者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以及为科技发展争取合理的数据使用，英国政府必须采用一种负责任并积极应对的监管方式。以这样的监管方式监管人工智能，才能灵活的适用于现有的科技及其应用，同样还有未来的各种潜在的科技可能性。而为了更好的监管这一不断变化的科技领域，英国政府首先应该明确为什么要监管以及如何监管。报告作者期待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学院(RoyalSocietyandBritishacademy)的一份研究报告的，因为这份报告研究了现存的以及将有的应对人工智能应用所带来的伦理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在报告结尾，报告的作者们认为英国向来具有积极开展公众对话和监管新兴科技的优良传统。所以，英国能够很好地将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所带来的潜在效益最大化的实现。
4评论与结语
这两个报告让我们了解了英国在人工智能监管上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同时还有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伦理道德、法律和社会影响。尽管这两个报告在内容上稍有重合，但是对于同样的问题，两个报告有着不同的态度和侧重点，同时提供了不尽相同的解决措施。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各国政府不同的监管方式，以及了解英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复杂程序，对于更多的相关报告的分析研究是必要的。
总的来说，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推行一种审慎的监管方式，在承认和弥补监管不足的同时，预估未来的监管需要。具体来说，这种监管方式着重强调在道德和知识层面的领导权，同时定位于一个监管上的跨部门合作以提升透明度。这需要政府在其保护本国公民权利的责任与其促进未来经济增长和谋求全球领导者地位的野心之间，进行微妙的权衡。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应用，对于所有与其相关的公司、非政府实体以及公众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与挑战。至于如此多的利益群体如何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及人工智能将在此决策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让我们拭目以待。
公共管理研究报告篇10
关键词：财务报告质量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实际控制人性质
一、引言
mm理论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下，企业的投资决策仅取决于项目的净现值，与融资无关。在新古典主义的设置中，考虑到调整成本（tobin，1969；Hayashi，1982），管理者（即公司）将会一直进行资本投资，直至边际回报为零。此基础设置中，我们观测不到内部产生的现金流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即投资与内部现金流无关）。但现实世界不是完美的，融资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研究发现，导致企业投资与内部现金流高度相关主要因为融资约束和问题。之前的研究文献在很大程度上主要着眼于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象的解释：融资约束或自由现金流。存在这一问题的前提是管理者和外部资本供应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融资约束进而产生投资不足（逆向选择问题），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过度投资（道德风险问题）。会计信息由于具有治理和定价功能，被认为是缓解公司中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机制之一。国外，Bushman和Smith（2001）、Biddle和Hilary（2006）、Verdi（2006）和tang（2007）的研究均证实了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了投资效率。袁建国等（2009）、李青原等（2010）的研究也提供了国内证据。但是这些研究均没有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角度（非效率投资的变量）研究财务报告质量的信息传递作用。本文以2005年至2010年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实际控制人、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参照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FHp于（1988）以股利支付水平作为融资约束的判别标准，验证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在信息成本不同的企业之间的差异，提出融资约束假说。Hoshietal.（1991）总结了融资约束的两个可能的理由。一方面，道德风险模型表明，当管理者控制但并不拥有公司时，外部融资会稀释管理层持股比例，从而加剧管理层激励问题。这一事后激励问题降低了事前的资本供给量。另一方面，myers和majluf（1984）提出了逆向选择模型。如果管理者相比投资人拥有关于公司前景的更多信息，将会溢价发行证券，而理性的投资者会增加资本成本，从而公司会减少资本需求量。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导致公司资本投资更依赖于内部产生的现金流。有学者从自由现金流的角度来研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Jensen（1986）表示管理者有动机使其公司规模超过最优水平。鉴于外部融资使得管理者更易被外部资本提供者监督和惩戒，“内部项目融资避免了这种监督和资金可能无法获得的可能性”，从而使管理者更依赖于内部产生的现金流，而不是将多余的现金分给投资者从而造成过度投资。Richardson（2006）将企业新增投资支出分为预期投资支出和非正常投资支出，过度投资行为集中于自由现金流水平较高的公司，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符合理论的解释。（antle和eppen，1985）。所以我们认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能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国外的实证研究中，Bushman和Smith（2001）、Biddle和Hilary（2006）和Verdi（2006）等的研究均证实了财务报告质量能提高投资效率。国内袁建国等（2009）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在自由现金流量较多的上市公司中，这种负相关关系更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可以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李青原等（2010）从终极控制人的角度出发研究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过度、投资不足的关系在不同的控制权性质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质量降低公司层面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2）实际控制人性质的影响。李青原等（2010）利用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发现，非国有控制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间关联度大于国有控制的公司。张洪辉等（2010）发现，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与现金流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债务也没有能够约束过度投资行为，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并不一定是因为经理个人私利引起的，而是各级政府、政府官员将其经济、政治目标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的结果。可见，财务报告质量在国有上市公司中降低道德风险的作用降低。另一方面，国有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较非国有公司要轻。中央所属的国有上市公司多是掌握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不仅有能力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建立较紧密的融资关系，而且国有银行为了改善自身的经营状况往往也争相为其提供贷款;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因为有政府的支持，从外部取得资金也较容易。所以，财务报告在国有上市公司融资中所起到的信号传递作用降低了，国有公司并不需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就比非国有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低。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由于政策歧视，在银行信贷市场或资本市场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此时若较好解决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借款方道德风险问题将有助于缓减其融资约束（白重恩等，200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与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中高质量的财务报告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作用更强
（二）样本选择
数据包括2000年来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但是因为在计算aQ时需要滞后5期的数据，所以实际进行分析的数据是2005年至2010年共6年的数据，剔除所需数据缺失公司，共获得7031个有效样本。
（三）变量定义我们借鉴Dechow和Dichev（2002）和mcnichols（2002）的研究，以应计质量作为衡量财务报告质量的变量。这种方法基于应计是对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应计利润估算有较低的估计错误时，收益将更能代表未来的现金流量。继Francisetal.（2005）的研究，我们使用Dechow和Dichev（2002）的模型进行估计，且要求每个年份每个行业至少有20个观测值，行业分类基于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CSRC行业分类）标准（制造业按二级分类，其他行业按一级分类）。我们首先根据模型（1）求得残差，财务报告质量aQ在第t年的值被定义为在t-5至t-1年间（由于在DD模型中现金流量提前了一年，在此要滞后一年）由DD模型估计的公司层面的残差的标准离差，以确保当年之前的所有影响盈余质量的解释变量都被计量。再乘以负1，使aQ所代表的财务报告质量呈递增。
accrualsi，t=α+β1CashFlowi，t-1+β2CashFlowi，t+β3CashFlowi，t+1+εi，t（1）；其中：accrualsi，t=（ΔCa-ΔCash）
-（ΔCL-ΔStD）-Dep，ΔCa=流动资产的变化，ΔCash=货币资金的变化，ΔCL=流动负债的变化，ΔStD=短期借款的变化，Dep=折旧和摊销，CashFlow=非经常项目前的净收入减accruals。所有变量均除以平均总资产。
（四）模型构建为了检验财务报告质量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我们借鉴Broussardetal.（2004）、支晓强、童盼（2007）等的研究，使用如下的模型对假设进行实证分析：investmenti，t=α+β1CFoi，t++β2aQi，t×CFoi，t+∑Controli，t+∑Year+∑ind+εit（2）；investment代表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等于公司本年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除以年初总资产。CFo代表公司本年的现金流，等于公司本年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除以年初总资产。借鉴Biddle&Hilary（2006）的研究，引入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市价与账面价值的比例、有形资产比率、杠杆率、股利支付率和财务松弛等。这些变量在之前的研究中被发现与资本投资相关。Logasset：总资产的自然对数；tBQ：总资产市场价值除以总资产的账面价值；Roa：总资产收益率；Dividend：股息支付哑变量，如果公司已经支付了股息取值为1，否则为0；K-structure：长期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tangibility：有形资产率（ppe/总资产）；CFosale：CFo/销售收入；Slack：现金/ppe；BigFour：审计质量哑变量，如果公司被四大审计的设置为1，否则为0。Year为年度控制变量，以2005年为控制年份，共设置Year06、Year07、Year08、Year09、Yea10共5个变量。ind为行业控制变量，制造业按二级分类，其他行业按一级分类，剔除金融业后共21个行业，但是因为aQ的计算要求每年每行业至少有20个样本，而采掘业（B）、木材、家具业（C2）、其他制造业（C9）、散播与文化产业（L）的样本数每年少于20个，剔除这四个行业后，以C0为基础，共设置16个控制哑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资料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处于0－1%和99%－100%之间的极端值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表（1）panela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投资、经营现金流与财务报告质量的标准差均较大，说明公司间差异较大。尤其是aQ的标准差较大，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差异明显，这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另外，表（2）panelB中，aQ与投资、经营现金流均负相关，且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是-0.5886和-0.6157，初步表明高质量财务报告信息有助于缓减契约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问题，进而造成其与投资、经营现金流负相关。同时，aQ与审计质量（BigFour）负相关（-0.3469），一般认为经过四大审计的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较高，而数据显示与预期相反；公司规模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公司规模越大企业的投资、现金流越多，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规模越大财务报告质量越高。
（二）回归分析
按实际控制人性质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控股公司（State=1）和非国有控股公司（State=0），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从表（3）中分析可知：（1）在模型1中，不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控股公司，投资与现金流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与内部现金流高度敏感的非效率投资问题。而且国有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的回归系数较非国有公司更高，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更严重。（2）在模型2中，不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控股公司，财务报告质量（aQ）与现金流（CFo）的交乘项均与投资支出负相关，这说明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降低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假设1得到了验证。（3）在模型2中，财务报告质量（aQ）与现金流（CFo）的交乘项系数在非国有公司中更显著，这说明在非国有公司中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现金流之间的关联度大于国有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降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在非国有公司中更大，假设2得到了验证。（4）在模型3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依旧不变，说明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
（三）稳健性检验
我们沿着Francisetal.（2005）的研究，将模型（1）进行修正以包括厂房设备（ppe）和收入的变化（除以平均资产）。mcnichols（2002）提出这一模型的延伸，其认为销售收入和ppe的变化在形成流动性应计（currentaccruals）、经营现金流量的预期中起重要作用。表明添加这些变量到DD模型（2002）中，显著提高其解释力，从而减少测量误差。我们用以下模型计算的财务报告质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tCa2j，t=?茁0，j+?茁1，jCFoj，t-1+?茁2，jCFoj，t+?茁3，jCFoj，t+1+?茁4，j?茁Revj，t+?茁5，jppej，t+?茁j，t（3）；其中，Revj，t=公司j在第t-1年至第t年间收入变化；ppej，t=公司j在第t年中ppe（固定资产）总值的变化。aQ的计算方法同前，首先根据模型（3）计算残差，aQ在第t年的值为t-5至t-1年间残差的标准离差，然后再乘以负1，使aQ所代表的财务报告质量呈递增。回归结果与前文的结论基本一致，限于篇幅不再具体汇报。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实际控制人性质、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负相关，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提高了投资效率；在非国有公司中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现金流之间的关联度大于国有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降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在非国有公司中更大表明。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能降低公司内部管理者与外部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了融资约束和成本，降低了投资与内部现金流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投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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