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侦查学的就业方向篇1
【关键词】司法会计；经济犯罪侦查；查账技能；职业培训
【中图分类号】D91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7）07-0062-03
经济犯罪的贪利性特征决定了其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资金的非正常流动。虽然一般没有可供勘查的现场，但由于经济犯罪的实施过程与正常的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必然受到财经法律、法规以及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原则的制约，其活动轨迹和结果也不可避免地会以会计语言的方式零星地记载在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中[1]。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这就要求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利用司法会计技术，紧紧围绕资金流动这一条主线，对经济活动财务会计资料进行调查、技术分析、甄别和认定，从而全面搜集、固定有关财务会计资料证据，以确保经济案件的刑事诉讼经得起时间和法律的检验。
一、司法会计技术在经济案件侦查中的重要作用
（一）为侦查人员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提供必要的证据支持
经济犯罪行为人利用交易规则及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管理漏洞牟取非法经济利益，在被揭露之前，违法犯罪行为往往是以正常的经济活动方式进行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特征。侦查人员在接到报案、举报经济案件线索时，很难像面对盗窃、、杀人等普通的刑事案件那样，在第一时间启动侦查程序。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公通字〔2005〕101号）规定，针对一般经济案件，侦查人员需要开展立案审查（初查）工作，获取必要的证据证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并在七天之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为获取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可以采取“必要的调查手段”。针对经济犯罪的本质特征及主客观构成要件，以资金流向及流量（数额大小）作为抓手搜集、固定证据，是经济案件初查环节常用手段。资金流向信息记载于涉案单位的财务会计资料中，为避免打草惊蛇，往往采用秘密调查或调查的方法，抽取涉案单位部分会计资料进行检查。一旦侦查人员能够作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判断，就应当迅速立案，启动侦查程序，否则就有可能贻误战机，使得后续侦查工作陷入被动。
（二）为认定犯罪主体的犯罪事实提供证据
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在1949年提出了“白领犯罪”的概念，一般认为这是从犯罪主体的角度研究经济犯罪现象的肇始。经济犯罪主体在其所在行业长期从业，熟悉行业交易规则及管理薄弱环节，具有一定的金融、贸易、证券或会计方面的专门知识。经济犯罪与正常的交易活动相互交织，极具隐蔽性，因此案件潜伏期很长，有的案件涉及的时间跨度为一年、几年甚至十几年，这就给犯罪分子掩饰其犯罪行为提供了时间条件。最常见的反侦查伎俩就是用假发票、假票据等工具，并采用虚假交易、做假账等手段掩盖犯罪事实，进而逃避刑罚。侦查人员面对这类经济犯罪案件，必须充分利用司法会计技术，全面收集、固定犯罪证据。侦查人员需要对涉案会计资料开展司法会计检查工作并形成会计检查笔录，或在必要时聘请专业人员作出鉴定结论。为了确保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和提升证据证明力，所有司法会计活动均必须严格依照侦查程序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并符合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三）为科学认定犯罪性质提供依据
侦查实践中，经济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特征经常造成案件定性困难的局面。尤其是当犯罪构成特征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时，以突破嫌疑人的口供来证明主观故意的侦查思维，在新《刑事诉讼法》公布实施数年的大背景下，已然到了穷途末路。比如对合同诈骗罪的认定，是合同诈骗还是合同经济纠纷，最终取决于是否有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证据。侦查人员通过司法会计检查，搜集并固定行为人在取得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定金、预付款、货款后处置情况方面的证据材料，就可以对案件性质作出一个综合判断。另外，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多可以用“数额”来衡量，比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认定，犯罪构成要件之一是要求销售伪劣商品金额较大。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往往销售不入账，或者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将账册、凭证销毁。取不到证明数额较大的证据，案件就无法定性。针对以上情况，侦查人员应当充分应用司法会计技术，将能够证明销售数额的凭证、票据等会计资料作为核心证据，结合内查外调，精确估量犯罪数额，为案件的定性及后续诉讼活动的开展提供关键证据。
（四）为追缴赃款指明方向
经济案件的成功告破，不仅是要把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接受相应的刑罚，而且还要尽最大可能追缴赃款，挽回经济损失，唯有如此，才会对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犯罪行为人的嚣张气焰形成强压态势。财务会计资料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科学性，记录着会计主体经济运行的轨迹，与正常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的经济犯罪活动轨迹也会隐藏在财务会计资料中。侦查人员运用司法会计技术，沿着经济运行轨迹，紧紧抓住案件中的资金流向线索，在收集固定诉讼证据的同时，可以明确追缴涉案赃款的流向，为最大可能挽回经济损失打下坚实基础。
二、经济案件侦查人员查账技能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尽管司法会计技术对经济案件侦查的作用无可替代，但在实践中，经济犯罪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主观原因
1.侦查人员对当前执法环境变化的被动适应
2013年，我国从基本国情出发，对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作了重要a充和完善，这是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举措，对于更好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紧接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这一系列改革均意味着执法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侦查人员如果不能够在主观上积极适应“人权入法”的“新常态”，及时转变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那么在案件侦办中就会体现首先让犯罪嫌疑人说话，而不是让证据说话的理念。具体到经济案件的侦办中，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应用司法会计技术以洞察抽象的资金流向，进而抽茧剥丝地侦破经济案件全过程。
2.侦查人员对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依赖性强
据笔者了解，有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安经侦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有长期的合作关系，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办案效率。但长此以往，办案中一旦遇到财务会计问题，侦查人员习惯于马上向专业的会计人员寻求帮助。新《刑事诉讼法》第126条规定：“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由此可见，在经济案件的侦办中，司法会计检查的主体为侦查人员，会计专业人员可以接受指派或者聘请作为专家身份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协助其进行司法会计检查活动[2]。但这里面必须强调一个“必要性”，侦查人员不能只要遇到财务方面问题，马上就寻求帮助，因为侦查人员对专业会计人员形成依赖这一现象，是违背“侦查法定原则”的。
（二）客观原因
1.司法会计跨学科交叉的复杂性
法学和会计学原本是互不相关的两个理论体系，服务于不同的领域，但是随着法律涉及范围的逐渐扩大，与会计有关的案件也在逐渐增多，这就使得法学和会计学不得不走到一起，从而形成了边缘学科――法律会计学。法律会计学并不仅仅包含法学、会计学的内容，它还涉及侦查学、犯罪学、审计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而司法会计就是法律会计学下面的一支重要分支，因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法律诉讼提供服务[3]。正是由于司法会计技术跨学科交叉的复杂性，要求侦查人员既要精通法律，又要熟悉会计、审计等相关知识是不现实的。客观上来说，只有很少侦查人员能够达到这一要求。
2.经济犯罪侦查人员的知识结构缺陷
笔者近期对江苏省公安经侦民警知识结构及培训需求等方面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江苏公安经侦民警中，约68%毕业于公安院校，约29%来源于普通院校公务员招考，约3%为干部。他们往往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及侦查技能――这部分技能是容易通过短期培训而加以掌握的。对于“可以熟练运用会计、审计知识对经济案件中的财务会计问题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这一问题，只有约15%的同志给予了肯定回答。关于“培训意向”的调查，针对“法律知识”、“财务税务审计知识”、“警务技能”、“警械使用”四个选项，选择需要接受“财务税务审计知识”培训的比率最高，达83%。这表明经侦民警在司法会计技能的掌握方面普遍短板，在这方面有较强的培训需求。
三、经济案件侦查人员查账技能的提升路径
（一）切实更新理念
组织全体经侦民警特别是办案一线人员深刻领会《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大意义以及党的十四中全会精神，教育引导侦查人员正确处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关系，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主动适应执法环境变化，切实更新理念。理念的更新必然会带动工作作风的转变，在经济犯罪案件的侦办中，逐渐摒弃围绕口供收集证据的工作经验，同时构建起因循资金流向侦查破案的工作模式。
（二）抓好业务培训
根据经侦民警的学历、专业背景、业务能力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大培训力度。通过业务培训切身体会司法会计技能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曾经要求40岁以下民警在一定时限内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否则安排脱产培训。同时将培训学习内容与考核相结合，通过加强考核来提高经侦民警对学习内容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学习积极性。江苏警官学院作为预备警官的摇篮，对于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经侦专业学员开设司法会计课程教学，进行了课程考核实战化的尝试，将学员亲自动手做账和查账结果作为该课程考核成绩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举措充分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热情，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该专业2016届毕业生有超过50%的学员取得了会计从业资格。只有当经侦民警真正既懂法律，又熟悉会计、审计相关知识，在侦查办案过程中遇到财务会计方面的问题时才会有独立的侦查思路和明确的侦查方向，才会彻底解决对会计专业人员过度依赖的问题。只有在需要解决案件中有关会计资料的专门性问题时，为了查明案情才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规定，指派、聘请有会计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出具鉴定意见。此时要求侦查人员能够利用自身司法会计技能，明确提出鉴定要求，并精准提供鉴定所需会计资料。
（三）司法会计人员专门化建设
如前所述，司法会计技能在经济犯罪侦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司法会计本身是法律、会计、侦查等学科的交叉综合体，鉴于其复杂程度，只能对侦查人员提出一般性的要求。熟练掌握司法会计技能的要求只能寄希望于司法会计的专门化建设。司法会计的专门化建设包括机构和人员两个方面[4]。专门的司法会计机构主要为协助诉讼案件的承办人员进行司法会计检查或文证审查活动，以及提供司法会计鉴定等。对司法会计专门技术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其不仅应当具备一定的政治、法律、会计、司法会计等理论知识，而且还应有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和方法。
（四）加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以指导实践
目前，我国司法会计技术和相关理论内容与司法会计工作实践有明显差别，司法会计技术发展受到司法会计理论的严重制约。鉴于此，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司法会计理论内容的研究。搭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平台，通过对各类经济案件的实际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理论存在的不足，完善相关理论依据[5]。将完善的司法会计理论运用到实际经济犯罪侦查过程中，让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进而加快我国司法会计技术发展，提升经济犯罪侦查能力。
总而言之，如同Dna之于刑事案件侦办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资金流向”对于经济犯罪案件诉讼各环节所起作用同样重要。围绕“资金流向”侦查主线全面搜集、固定刑事诉讼证据，是经济案件成功侦办的基本保障。这就要求经济案件侦查人员必须具备司法会计查账技能，尤其是在当前经济犯罪活动从现实空间向网络虚拟空间纵深蔓延、数字技术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全面提升经济犯罪侦查人员的司法会计技能已成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张立军，李霞.我国司法会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河北法学，2009（7）：157-159.
[2]李育梅.浅析检察机关司法会计活动的主体类型[J].法制与社会，2016（3）：269-270.
[3]王志红.司法会计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研究[J].法制与经济，2016（1）：171-172.
经济侦查学的就业方向篇2
司法会计是指司法机关运用会计、审计专业知识及其理论，对发案单位的财务资料进行勘验（即查账），发现犯罪线索，搜集证据、鉴定证据、确认有无犯罪发生和涉嫌犯罪性质的一种技术性司法活动，它包括司法会计侦查和司法会计鉴定。近二十年来，司法会计作为一项专业技术，在侦破职务犯罪案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司法会计检查为职务犯罪案件提供侦查方向和范围
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为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力度，普遍实行了“侦技捕诉一体化”的办案模式，往往以司法会计协助取证的方式开展侦查活动。在侦查中司法会计以其专业知识对案发单位的有关会计资料进行勘验、检查，从中发现和分析线索，及时为办案工作提供侦查方向。司法会计发挥本身专业技术特长，可以根据控告、举报的案件线索全面分析案情，并了解发案单位经济活动规律及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情况，推定和掌握案件线索涉及的犯罪领域和可能发生犯罪的环节，据此拟定初查方案，确保侦查方向。
（二）利用专业知识获取有效证据，确保案件质量
证据是科学的认定犯罪事实、正确处理案件的基础，没有客观、确实、充分的证据犯罪就无法证实，案件质量就无法保证，诉讼活动就难以顺利进行。职务犯罪的普遍特点是高智能犯罪，绝大多数的行为人作案前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储备，作案手段比较专业化，但是不管犯罪嫌疑人采取怎样的手段，其犯罪痕迹往往会留存于记录经济活动的会计凭证、账簿以及相关会计资料中。比如：虚报冒领、截留收入、侵吞、挪用公款等，从而导致会计核算资料瑕疵、会计记录失真。如果侦查人员不懂会计、审计知识，不会查账，往往影响办案，在侦办案件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对有些案件调查取证不知从何下手的现象。特别是对财务专业性强的问题，更是弄不懂，使案件的侦破工作处于困境。司法会计侦查可以弥补上述缺陷，因为司法会计了解经济业务及其活动规律，具备会计、审计专业知识，采取行之有效的财务勘验办法，收集会计证据，经济犯罪也就不难揭露。
（三）司法会计检查技术为预防职务犯罪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防控体系，对保护国家财产安全，维护经济秩序起到重要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如果说没有同经济领域犯罪行为做斗争的强有力的手段，就难以保持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国家财产安全也就无法保证。司法会计侦查活动便是检察机关同经济领域犯罪行为做斗争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司法会计侦查，一方面可以及时准确的查清案件因果关系、动机、手段、事实、过程等诸多因素，揭露犯罪，查获犯罪分子，为和审判做好准备，从而对犯罪分子进行及时有力打击；另一方面，及时有力的侦查，使潜在的犯罪分子感到法网难逃，客观上起到了震慑犯罪的作用，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预防经济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完善司法会计工作的措施
（一）完善司法会计的相关法律法规
实践要有理论做指导，司法会计作为一项司法活动，要做到有法可依，只有具备了完善的司法会计法律法规，才能司法会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保证司法会计的工作质量。
（二）提高司法会计人员水平与质量
司法机关应尽量增加司法会计人员编制，在基层司法机关适量配备司法会计人员，使司法会计人员供小于需的现象得到有效改善。同时要提高司法会计人员的素质水平，选拔人员时应当选择具备会计、审计、司法会计学、侦查学等相关专业知识以及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员充实司法会计队伍。
（三）加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
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需要司法理论不断完善和深化补充，目前司法工作中，理论和实践有着很大的差距，造成司法实践过程中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做支撑和指导，严重制约司法实践工作。因此，加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刻不容缓，建立司法会计方面的学术组织、研究中心有利于推动司法会计事业的发展。
经济侦查学的就业方向篇3
【关键词】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对策
中国入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将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对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来说也是如此，在一定时期内，经济领域犯罪将更加猖獗，经侦工作将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正确把握当前经济领域犯罪的特点规律，科学预测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研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对顺利完成新形势下的经侦工作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入wto后经济领域犯罪的新特点
（一）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出现。
加入wto后，现有的经济犯罪类型还会继续存在，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涌现。一是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涉外诈骗犯罪活动逐渐增多，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和国际经贸活动日益频繁，一些境外不法分子将打着合资、合作的幌子，在国内大肆进行犯罪活动；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犯罪案件将大幅度上升；国内的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作案后也往往携款逃往境外。二是在国际贸易中，信用证（卡）成为支付的常见方式，不法分子往往利用信用证可信程度比较高的特点，采取伪造信用证（卡）等手段进行诈骗活动。三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洗钱犯罪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向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蔓延的趋势，我国入世后，将大开门户，广引外资，给洗钱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四是入世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将不断增多。
（二）发案数量继续攀升，大案比重加大。
入世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经济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不法分子在经济领域的作案也将逐渐增多，而且往往涉案金额比较大。从统计数字看，近年来经济犯罪案件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其他案件的增长速度，其中大要案件尤为突出。前几年我局破获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几十万元的大案并不多，而近两年来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达百万元以上的已屡见不鲜。如2001年我局破获的吕孙毅诈骗案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同年破获的黄阿福非法经营案涉案金额也达148万元。
（三）犯罪领域不断扩大，侵害客体增多。
入世后，随着人、财、物的大量流通，经济犯罪已深入到金融、财税、证券、保险等各个领域，受害客体也由原来往往是单一客体而转向众多的客体，这些客体已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既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有个体户、农民以及国家干部、农村基层干部。如2001年破获的欧国庆挪用资金案，挪用34名客户的保险费共计13万余元；上京镇陈成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390万余元，涉及人员多达600余人。
（四）经济犯罪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多样性和智能化特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受教育越来越高，入世后，一些经济犯罪已从传统、初级的手段向高科技、智能化方向发展。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隙，或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专长，钻管理工作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在其熟悉的领域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电脑等高科技手段作案，精心策划，设下圈套，引诱对象上当受骗。
（五）经济犯罪的国际化趋势加强。
我国加入wto后，将逐步同世界经济接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国外的经济犯罪分子与一些商界名流一样，将触角伸向国内，利用我国开放政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及国家间的法律制度的差异，实施跨越国境的经济犯罪。同时，国内的犯罪分子也将犯罪空间向境外、国外延伸、拓展，境外、国外的不法分子向国内渗透，寻找人，使经济犯罪出现“土洋结合”、“内外勾结”的现象。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制约机制弱化，法律建设滞后等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消除，也就难以阻止境外、国外的犯罪分子在国内出现和跨境犯罪的实施，这种国际经济交往带来的经济犯罪，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更加激烈。
二、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犯罪案件的取证难。
经济犯罪跨省市作案多，加之经侦办案经费的短缺，给取证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前来调查取证或追捕逃犯的外地公安机关协助配合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的。经济犯罪案件大都是年前案件，涉案时间较长，往往因一些自然或人为的因素使一些原始凭证、记录、帐本等证据灭失或销毁，造成取证难度加大。“入世”后新型犯罪手段的不断涌现也给取证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如2000年浙江省平阳县林基任、林乃满、洪玉基三人到我县以开办阳光工艺玩具厂招收工人为名，通过一系列有预谋的活动，精心组织策划，骗取105名工人的培训费7万余元后迅速逃离。由于此三人均属外省市人，我公安机关多次赴浙江省取证、追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才将犯罪嫌疑人林基任抓获。
（二）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
当前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司法解释滞后，存在地区之间划分的标准不统一，以致对部分案件性质的认定难以统一，如有的行为有社会危害性，甚至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但法律无明文规定，有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表述概括性过强，又无相关司法解释相辅，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入世”后经济犯罪手法日趋狡猾，具有隐蔽、多样、智能的特点，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增加了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度。由于上述等问题的存在，使检、法两家与公安机关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造成案件批捕难、难。
（三）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难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部分党政机关、政法部门的负责同志，对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此类犯罪不够重视，对案件查办不力，对经济犯罪分子惩办不严。个别地方党政领导只看到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把经济犯罪分子当作“能人”、“有功之臣”加以保护，甚至还有部分领导干部为经济犯罪分子充当“保护伞”，该查的不让查，该打击的不让打击，以保护地方企业为由，不让处理人犯，这使得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受到严重干扰。另外，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向公安机关或上级有关领导反映问题，有时十分片面和偏激，既牵扯了领导的精力，又妨碍了办案工作，经济犯罪案件处理时各种关系纷至沓来，说情风较严重，影响了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四）现有的法律知识、侦查手段跟不上“入世”后形势的需要。
“入世”后，新型的经济犯罪层出不穷，犯罪的手法日益翻新，加之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犯罪分子千方百计钻法律法规的空子进行犯罪，我们现有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侦查手段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三、加入wto后经侦工作应采取的对策。
（一）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和侦查犯罪的本领。
加入wto后，经济犯罪总体上将呈现发案多、种类杂的特点，发展趋势呈现为作案实施快、案犯逃匿快、赃款赃物转移快的特点。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发现犯罪的能力，具备较高的快速反应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战机，快速破案，挽回损失。目前，经侦部门被动受案的工作状况，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加入wto后，犯罪手段的信息化、网络化、高科技化将会对经侦部门的调查取证能力形成新的考验。因此经侦部门要加大对经侦基础设施的投入，购买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切实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提高侦查犯罪的本领，以适应“入世”后侦破工作的需要。
（二）加强经侦基础建设，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入世”后，必须加大对经济违法犯罪情报资料的收集，将全部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单位信息资料入库上网，实现信息共享；必须加强经侦特情等秘密力量的建设和阵地控制工作，本着需要和可能，确保质量、隐蔽保密、严格管理的原则，积极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并注意在有关专业人员、知名人士和境外人员中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获取深层次、专业性的经济犯罪情报，实现对经济犯罪相对集中的重点地区和经济犯罪人员社交活动较集中的场所控制工作，充分发挥经侦特情在破案追逃中的特殊作用；必须增加经费投入，加强对经侦协作网络建设，实现经侦部门计算机联网，实现经济犯罪信息的联网与共享。只有加强了经侦基础业务的建设，才能使我们适应入世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侦查破案服务，有力地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
（三）提高经侦民警素质，适应入世经侦工作需要。
“入世”后，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同时wto规则及一些国际条约和惯例将在国内经济生活中广泛运用。另外，境内外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可能会以wto规则或国际贸易为借口掩盖非法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及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为查破经济犯罪案件创造有利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看，经侦民警的业务素质与“入世”后的工作需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要尽快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进行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培训，比如要强化在对wto及国际金融、贸易方面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强化经济运行规程以及外语、网络信息方面知识的学习，强化现代化通信等科技手段的学习和运用，努力培养一支熟悉经侦业务，掌握现代经济知识、wto运行规划和现代侦查技术的队伍。
（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杜绝关系案人情案。
“入世”后，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商品流通的加剧，经济领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犯罪活动也更加猖獗。一些当地行政部门的个别领导为了保护当地的经济利益，把经济犯罪分子当做“能人”加于保护，对经侦部门所侦办的案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另外，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往往利用金钱美女来腐蚀民警或直接对民警进行威胁。因此要切实加强经侦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使经侦队伍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根本宗旨，顾全大局，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不屈服于地方领导的干预以及犯罪分子的威胁，经受住各种利诱威逼的考验，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经济侦查学的就业方向篇4
当前，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转型中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涌现，职务犯罪日趋智能化、技术化，罪犯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假证、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普遍，取证难度较大；同时，犯罪分子的性和对抗司法的心理增强，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的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国有学者预言：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在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丰富侦查方法，提高侦查能力，而要提高侦查能力，必须要求侦查手段科技化，运用包括技术侦查等手段在内的科技手段。笔者在这里主要对技术侦查做一阐述。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与发展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情况下进行的，因而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也通常比较真实可靠。
技术侦查手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增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犯罪出现了组织化、技术化、隐蔽化的特点，这既给侦查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又迫使侦查机关努力寻求侦查方式的变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日益向技术化、高隐蔽性方面发展，新的社会形势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于是技术侦查措施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在西方国家，一般对技术侦查的范围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定了侦查机关使用的程序和规则。如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于运用电子的、机械的及其他手段监听任何电子通讯或口头会话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广泛的监听权力；美国多数州法院承认心理测试结果的间接证据作用，已经有36个州承认心理测试结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章规定“押、监视电话通讯、扫描侦查、使用技术手段、派遣秘密侦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66——271条规定“谈话或通讯窃听”等侦查手段。
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并未有只言片语的规定，技术侦查现阶段主要依据于侦查机关的内部规章进行规范。我国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但是对于什么是技术侦查
，技术侦查的范围、审批的程序以及手续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我国对于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限制与谨慎是有其深刻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是建立在“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的基础之上的，为了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其出发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职务犯罪不能搞技术侦查的结论。其一，现在社会历史背景已经变化，现在的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严重背离。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同腐败与欺诈作斗争。其二，我国正努力走向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宪法原则。为何对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为何对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种措施呢？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技术侦查运用于职务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术侦查措施设立之法理基础
技术侦查措施因其具有隐秘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代表社会利益的技术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隐私权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冲突”，而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程序，国家侦查机关得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的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价，如果能够从技术侦查的运用范围、程序的功能加以严格限制，并提高实施人员的个人素质，就能够在公民自由权利与社会安全、侦查效率、诉讼经济之间获得比较好的平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第3款规定：“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是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程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这事实上亦可成为技术侦查制度确立之依据。
2、技术侦查措施的确立是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改革的客观要求
从近几年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由供到证的模式上，这与我国侦查工作的现实条件紧密相关的，对技术侦查的忽视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职务犯罪是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犯罪行为有其职务掩护，通常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迹、物证少，因而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特别是贿赂案件行动隐秘，不留痕迹，即所谓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我们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基本上还停留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的办案方式上，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侦查任务繁重，群众法律意识是惩罚犯罪的要求远较保护人权的要求强烈的条件下，“由供到证”的模式愈演愈烈，而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不好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而且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了；无论是从工作效率、司法资源、社会效果等多方面来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侦查模式的转变，必须建立在检察机关一定的侦查措施的配套与健全之上的，如果仅仅还停留在单一的落后的侦查方法上，转变侦查模式只能是海市蜃楼。
职务犯罪破坏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
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同职务犯罪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适度使用强有力的侦查手段包括必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才能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在现在的司法实践中，纪检监察部门实际上已经承担了司法机关的某些侦查职能，“两规”、“两指”被大量运用。其内在原因何在？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一些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做法；还是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包括技术侦查手段，提高侦查能力？我们所做的选择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二、面临的困难和发展方向
经济侦查学的就业方向篇5
关键词：经济犯罪的现状；特点；发展趋势；预防对策
马克思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与相同的条件”。[1]这说明，犯罪都产生于一定的条件，经济犯罪也不例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经济体制，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市场经济引发的竞争；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观念逐渐发生改变等原因，使得单位或个人趁机从中非法获取利益，从而引发了经济犯罪。
所谓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经济利益，违反国家法律，严重侵害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的，依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2]
一、当前经济犯罪的现状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处于历史的新发展时期，经济处于转型升级之中。利益调整急剧变革的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经济形式多样经济内容丰富。犯罪种类多样化，经济犯罪领域广阔，手段灵活，更加智能化、现代化。犯罪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犯罪数量多，涉案金额巨大
近年来，经济犯罪案件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年增加。案发速度之快，数量多。经济的发展使得犯罪分子追求更高的利益，开始经手涉及金额数巨大的案件。高发的犯罪活动加上涉案金额的巨大，是当前经济犯罪的主要特点。
（二）社会危害性大，给社会主义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经济犯罪活动严重扰乱市场经济体制，给国家财富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带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物质，还给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三）经济犯罪领域多样化，并向市场经济的热点部门延伸
经济犯罪手段的更新变化是依附于经济的发展的。即经济犯罪紧紧依附于经济活动的拓展，伴随我国市鼍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领域的不断拓宽，经济犯罪活动总是不断地渗透到这些新的经济领域中去，尤其最容易在新兴的、薄弱的经济活动环节中得逞。不仅渗透到国内经济领域，而且还渗透到涉外经济领域。
（四）顶风作案现象严重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对经济的管理逐步走向专门化。市场经济在分配形式上的多元化导致人们在心态上失衡，进而引起了权利的物化，致使国家职能部门涉及到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人员常常利用职务给予他人行驶便利，如：发放许可证、征收税款、政府采购等等，给国家管理秩序造成巨大的损害，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的不满和痛恨。
（五）经济犯罪手段隐蔽、智能化
犯罪分子利用空间的隐蔽性可以有效地躲避违法犯罪的打击活动，因此，他们会选择较为隐蔽的手段进行非法活动。除此之外，当今社会互联网技术发达，犯罪分子行为手段更是智能化、新型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以你想不到的方式进行非法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猝不及防。并且给公安机关发现破获经济犯罪案件增加了难度。
（六）跨区域、跨境的经济犯罪日益增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呈现出开放的姿态，给经济犯罪分子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交通通讯工具的日益便捷，也给经济犯罪分子流动作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些经济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多个省市地区，有的还涉及到港澳台地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贸活动的日益频繁，跨国的经济犯罪案件日益增多。
二、当前经济犯罪的发展趋势
经济犯罪学认为，对于财富的过分追求是人们走向犯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经济犯罪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犯罪，之所以在这一犯罪有较大的诱惑力，就因为在一种不正常的利益驱使下，从而使一些人铤而走险丧失道德和法律观念，走向经济犯罪。[3]当前经济犯罪活动的基本格局还将继续保持和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高度扩张，经济犯罪将会发生以下变化趋势：
（一）犯罪案件总量高居不下
经济犯罪的数量有起有落，但总体呈上升趋势。2006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35.1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717.4亿元。共破获商业贿赂案件48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3.35亿元，查处涉案人员4300余名。不断加强与境外执法部门的协作配合，从20余个国家、地区缉捕经济犯罪逃犯250人。我国经济犯罪案件总量持续攀升，2000年以来年均增幅达9.2%，2010年前三季度，经济犯罪案件增幅达到19.9%。经济犯罪的数量持高不下。
（二）犯罪手段更加专业化，更加智能化
犯罪分子大多利用其熟悉金融，税收，外汇等方面的知识，钻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漏洞和弊端。尤其当今社会的科技发达，计算机早已成为众人所利用的工具。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经济犯罪活动日趋同化。信息化时代下，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通过伪装设计，利用人们的利益追求心态，来达到非法获取不正当利益。
（三）犯罪领域更加广泛
经济犯罪领域的广泛性分为横向领域和纵向领域。一方面，跨境经济犯罪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经济活动必然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和跨区域的特点。可以说，只要国家出台一项新的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一种新的内容，便会衍生出一种新的经济犯罪活动。因此，经济犯罪不乏存在于经济活动中。另一方面，经济犯罪呈现纵向发展的趋势。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势下，各个领域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经济犯罪侵害的领域逐步由金融，税收和商贸等经济领域向就业、体育、教育等领域渗透和扩散。
（四）单位犯罪日益突出严重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单位，面临着竞争压力大、市场机制改革等问题，常常会出现“狗急跳墙”的情况。企业无法在亏损的情况下持续经营，必须找到出路，来弥补损失，挽救生存。当前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立法的不完善，给企业创造了机会，它们利用漏洞和瑕疵进行非法活动获取利益。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趋利避害，获取利益已成为他们生存的本能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企业的盈利性必然驱使其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五）犯罪行为组织化
众人拾柴火焰高，人人知晓。当前社会是合作的社会，用在违法犯罪上便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团伙犯罪。有组织的经济犯罪，行为更加具体，分工明确，便于逃避打击，有效获得利益。犯罪团伙的有组织性可以在经济犯罪活动中进行“一条龙”的行为，具有目的明确，分散性严重的特点，对于经侦工作是巨大的挑战。
经济犯罪的发展趋势，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之前，经济犯罪仍将处于高发的态势。犯罪手段、特点等都将会在科技的发展中更新。经济犯罪现象仍将长期存在，我们同经济犯罪作斗争和打击经济犯罪任重而道远。[4]
三、经济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经济犯罪的侦查对策
经济犯罪侦查对策是指，经侦主体为发现、制止经济犯罪行为，揭露和证实经济犯罪事实，而依法确立的工作制度以及采取的各种侦查措施、技术与策略的合理配置方案的总称。
1.建立侦查协作机制
建立以中央政府为主导，金融监管部门为核心，公安、外汇管理、海关、税务、检察机关和法院等职能部门积极参与、协调行动机制。
经济犯罪的协作机制，是经济犯罪扩散性和有组织化得必然要求。从大量事实表明，现今存在的大量的经济犯罪活动，多多少少都会通过金融渠道进行，因此，金融机构是经济犯罪的重要环节。要想发现、揭露、证实经济犯罪活动的事实，必须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对于众多携资、携物外逃经济犯罪案件，其通常会经过外汇管理部门和海关部门环节，与外汇管理部门和海关部门合作成为办理相关经济犯罪案件的必然途径。税收是国家财政主要来源，具有强制性，是每个公民、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义务。逃税成为主要的犯罪目的，因此，紧靠某一部门的独立行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没有侦查协作机制，公安机关很难完成对证据的收集和查清案件的任务。通过建立侦查协作机制，可以有效地提高公安机关办案效率，有利于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优势，实现公安机关侦查效益。
2.加强信息共享
建立、健全对可疑资金流、可疑物流的追踪监控与研判机制，逐步实现情报信息的及时互通共享，为侦查机关对经济犯罪的主动进攻与精确打击提供信息支持。[5]工商、税务、海关、人民银行、银监、证监、保监、外汇管理、国有资产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处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最前沿，它们要么服务于社会经济活动，要么承担着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职能，往往最早感知可疑的经济犯罪线索信息，并对异常信息有着敏锐的嗅觉与判断能力。经侦部门应该与它们密切沟通，加强协作，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及时共享有关情报信息，并充分利用这些信息资源为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服务，促进对经济犯罪活动的主动进攻和精确打击。
3.完善经侦工作管理体系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经济犯罪活动渗透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层次，而且犯罪手段多样化，要想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增强队伍的素质势必不可缺少的。当前经侦工作面临的经济犯罪活动，涉及领域广，要求工作人员要有过硬的素质，工作人员必须要掌握多门学科的知识，所选派的经侦人员应具备忠诚的坚定的政治信仰，熟悉法律、懂经济，长于侦查，会外语，会计算机等“一专多能”的优良素质。只有这样，在预防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发挥出队伍的力量。
除了进行队伍素质建设，经侦工作部门内部管理也是重中之重。应当积极建立与经侦实践需要向协调的，规范的、科学的业务管理制度与运作机制。经侦管理制度是一项复杂的制度，它包括：
（1）建立健全人员激励机制，激发工作人员的内在力量；
（2）加强监督机制的建设，保证侦查主体能够正确的、公正的执法；
（3）发挥排除干扰机制的作用，能够使侦查主体及时、公正地处理经济犯罪案件；
（4）保障机制是经侦工作高效、正确执法的基础，各种保障措施的应用，可以促使经侦目标顺利的实现。
4.全面推进经侦业务基础的建设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求经侦部门提高工作水平。经过业务信息化的建立，经侦工作由被动型向主动进攻性，由粗放经营向精确打击转变的基础与保障。信息的采集工作是经侦主w办案的基础，及时、准确地掌握信息能够使经侦主体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经侦信息网络化的建立，实现了经济犯罪情报的共享，为实战提供支持与服务。信息化的建设，给经侦工作带来了科学技术的支持。
（二）加强经济犯罪的立法工作，规范经济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是法治国家的严格要求。近年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法律滞后的矛盾依旧存在。许多法律法规，在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时，不能适应各类突发事情。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成为了一些非法犯罪分子有空可钻的契机。建立完善的经济法规体系，为打击经济犯罪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要紧密结合改革实际，加强经济立法的研究，制定出周密的经济法律法规，使各种经济行为都有法可依，从法律上堵塞漏洞，使经济犯罪分子无孔可入。加强经济刑事立法，将经济犯罪归入刑事处罚中，是对全社会的警示。打击经济犯罪要依法坚决从重从快，排除一切干扰，正确区分罪与非罪，做到不枉不纵。[6]同时，应加大经济环境治理力度，对各种非法的、不合理的经济组织给于取缔资格的惩罚。严格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整顿金融秩序，建立严密的稽核稽查机制，完善内部管理体制。作为公安机关，要切实加强对治安秩序的管理，该处罚的坚决处罚，该依法办理的绳之以法。强化立法工作及对经济秩序的有效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才能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加大经济犯罪的宣传力度，鼓励群众举报
目前经济犯罪的手段呈现多样化，智能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害严重。犯罪分子之所以会非法取得所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人群对经济犯罪手段的不了解，甚至会对此类作案手法的依赖性。这正是违法犯罪分子所期望的效果。因此
进行经济犯罪的手段、途径等的宣传，是保护人民群众财产不遭受损害的必要方式。通过宣传，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经济犯罪的警惕性有所提高，而且还能依靠群众破获经济犯罪的案件。进而增强了社会安全感，有效地制止了经济违法活动。
通过以上对当前经济犯罪的现状，经济犯罪的发展趋势以及应对经济犯罪的对策的阐述，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目前经济犯罪形势严峻，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种局面将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且将会呈现出新的面貌。由此，我们应该加强对经济犯罪动态的分析和研究，以及使调整好经侦工作的重点和方向。加大力度去发现犯罪，惩罚犯罪，更多的是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经济犯罪的知识。这样我们才能占有主动权，有力有效地打击犯罪分子，为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颜景虎：“试论经济犯罪的形成、现状与防治”，载《济宁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总第54期），第91页。
[2]颜景虎：“试论经济犯罪的形成、现状与防治”，载《济宁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总第54期），第94页。
[3]巴哈提牙尔・米吉提：“新时期我国经济犯罪的现状及其预防对策”，载《法治与社会》2008年5月（上），第108页。
[4]徐宏伟：“当前经侦工作与犯罪的现状难点及对策”，载《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总第29期），第68页。
[5]徐宏伟：“当前经侦工作与犯罪的现状难点及对策”，载《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总第29期），第70页。
[6]薛炎妫骸笆月畚夜经济犯罪的侦查对策”，载《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第17卷（总第69期）。
[7]程小白、高春兴主编《经济犯罪侦查总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经济侦查学的就业方向篇6
【关键词】经济犯罪侦查措施
一、经济犯罪的概念及分类
一定程度上，犯罪是人类负面心理的外在显化。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的心理产生了某种不平衡，导致其产生负面情绪，为了将这些情绪向外释放，人们就会做出极端的行为，对周遭的人和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在法律上称之为犯罪。同样的，这些负面心理在经济层面的影响则显现为经济犯罪，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从法律角度来看，由于各国经济结构及思想观念的差异，经济犯罪的概念还未得到完全统一。按照目前较为权威的说法，经济犯罪是指个人或集体为取得经济利益而违反经济法律，破坏经济正常发展的不法行为。
由于分类标准的不同，经济犯罪的形式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我国的经济犯罪形式一般分为如下几类：伪劣商品相关的经济犯罪，即个人或组织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生产并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罪，即个人或组织为了逃避正常税务而做出的各种不正当行为；扰乱企业管理罪，如虚报注册资本、受贿行贿罪等；破坏金融秩序罪，即破坏国家金融的正常运行，如生产假币等；侵犯知识产权罪，即未经同意盗用知识产权的行为。
二、我国经济犯罪现状
（1）经济犯罪形式复杂化。经济犯罪的形式不仅与犯罪人的动机有关，更与当前的经济结构相关。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之下，经济结构越来越趋于复杂化，这也促使经济犯罪更呈现动态性发展。传统的经济犯罪模式比较单一，而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经济犯罪模式也变得更加先进，对于人们的利益也更具有侵害性，这也显著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
（2）经济犯罪趋于国际化。虽然我国经济在近些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部分经济犯罪团伙不仅局限于国内经济市场，而将犯罪目标聚焦于国际经济市场，因此国际经济犯罪案件变得越来越多，这也使得我国相关部门对于侦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经济犯罪形式更新速度较快。我国已全面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导致人们的信息接收量越来越大。同样的，经济犯罪组织也更容易掌握各种新技术，也产生了更多高智商犯罪团伙，这些团伙的犯罪行为如同病毒变异般在社会迅速蔓延，这使得传统的侦查工作程序即刻失效，侦查部门必须立即制定新措施，以解决最新的经济犯罪难题。事实上，经济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不是取决于经济犯罪的严重性，而是取决于经济法律与经济犯罪现状的匹配程度。由于现代的经济犯罪形式较复杂，更新速度也更快，因此相关经济法律必须随之更新，以增强其适用性。
三、经济案件侦查的一般措施
（1）搜查。经济犯罪人在作案之后必定会隐藏行迹，为了迅速逮捕罪犯，侦查人员必须先进行严格的搜查，搜查的对象包括犯罪人即其活动场所。搜查工作是案件侦查最基本的前期工作。
（2）查账。查账，即查找、核实经济罪犯与财产相关的各种个人资料，是经济案件侦查的重要步骤之一。侦查人员通过查账来取得作案人的犯罪程度，由犯罪金额来评估是轻罪还是重罪，这也为罪犯最终的判罪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3）查询。查询主要是针对犯罪人的赃款明细进行详细的调查，以获得犯罪人犯罪前及近期的资金转移状况，也有利于获得其近期活动的位置区域。查询内容主要包括：罪犯的资金存储状况，即核对其支出与收入与实际是否存在明显的矛盾；罪犯工作企业的资金状况，这同样是为了查询罪犯的个人资金状况，通过企业的收支平衡来侧向反映犯罪人的资金收支状况。
（4）冻结。冻结即对犯罪人的资金进行封锁，切断其流通。冻结资金主要是犯罪人在各银行的存款，各银行必须停止存款的任何转移请求。资金冻结的主要目的是切断犯罪人的资金来源，并降低其再次犯罪的能力，同时也为侦查逮捕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5）技术鉴定。技术鉴定的主体是具有特殊鉴定技能的工作人员，客体是与犯罪人相关的资料。技术鉴定人员通过对犯罪人的资料进行专业的分析、总结，判定这些资料是否属实。可见，技术鉴定结果是侦查人员对罪犯定罪的重要依据。
（6）讯问。侦查人员对案件的详情有了一定的掌握之后，可以采取适当的手段对犯罪人员进行讯问。讯问必须具有针对性，讯问的目的是根据已有资料确认犯罪人是否为犯罪人，因此讯问方式必须巧妙、隐蔽。
四、经济犯罪侦查措施的完善
（1）重新定位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经济犯罪严重危害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侦查人员必须严肃对待侦查工作。事实上，多数侦查人员只是将侦查工作当作一种特殊的职业，或者把侦查工作当作一项工作任务，显然此种态度对于一个合格的侦查人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侦查工作涉及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如果侦查人员能够将其当成一种促进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手段来看待，那么侦查工作将会得到质的突破，侦查人员也会怀着更大的热情和责任心工作。
（2）建设有实力的侦查队伍。侦查队伍是侦查工作的实行主体，也是案件能否侦破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罪犯通常是高智商罪犯，有些甚至是高学历的技术人员，因此对于侦查队伍的能力具有很高的要求。在日常工作中，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对侦查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另外在人才录用时必须提高入职门栏，特别的，侦查人员还应该掌握专业的金融知识和经济法律，并注意掌握高科技侦查设备的使用，通过以上几点的配合打造出一支有实力的侦查队伍。
经济侦查学的就业方向篇7
瞿丰，本名王丰年，法学硕士，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主任、副教授。
「内容提要侦查成本是指侦查部门为了侦控刑事犯罪案件所需投入的全部费用。影响侦查成本的主要 因素有：侦查体制、侦查投入、侦查主体素质、国民素质、犯罪成本、法治建设、法律和舆 论 供给。在目前条件下，要最大限度地降低侦查成本，获取最佳的侦查效益的措施是：（一）改 革侦查体制，变“以块为主”为“以条为主”，完善侦查机制。（二）加强教育培训工作，大 力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三）摆正“侦”与“控”的关系，变被动侦查为主动侦控。（四）加大 犯罪的风险和成本，减少潜在犯罪人成为现实犯罪人的可能。（五）改善法律、舆论供给的不 平衡状态，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关 键 词侦查成本/侦查效益/侦控关系
「正 文
侦查活动既是侦查部门履行其神圣职责，行使其侦查权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力、物力和 财力的消耗过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只有将成本分析理论引入侦查政策的制定过程，注 重对侦查活动中稀缺而昂贵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才能提高侦查活动的效 益和 质量。
一、侦查成本的构成
成本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成本与效益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基础理论。经济学告诉我 们：成本是为生产一定种类、数量产品而支出的各种生产费用。一般说来，只有企业收益超 过企业成本，才有效益可言。进一步地讲，以最低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是最佳投资，且任 何一个投资商均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
经济学中关于成本与效益分析理论无疑 对我们有重大启示：侦查行为也是一种投资，良好侦控效益的获得并不是无本万利的，而是 必须要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即侦查成本。侦查成本是指侦查部门为了侦控刑事犯罪案件所 需投入的全部费用。从其表现形态分析，它既有有形的财物形态，又有无形的警力形态、社 会印象形态等。一般说来，侦查成本涉及三个方面的概念：
（一）固定侦查成本。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侦查部门用于侦控犯罪案件所需的固定费用支出 .它是由固定侦查要素（如刑事侦查装备、办公场所、侦查人员等）所引起的费用。办公场所 的使用与维修费，侦查人员的薪金及保险费，侦查装备的使用和维修费等，都属于固定侦查 成本。当然固定侦查成本只是相对短期情况而言的，如果从长期情况看，一切侦查成本都将 变动，也就无所谓固定侦查成本了。
（二）可变侦查成本。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随着刑事犯罪案件形势变化而变化的侦控费用支 出 .它是由可变侦查要素（如刑事案件发案的高低、预谋案件存在的多寡等）所引起的费用。对 直接危害结果已经发生的刑事案件实施侦查的费用以及对直接危害结果还未发生的预谋犯罪 案件 实施控制的费用等，都属于可变侦查成本。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区别对直接危害 结果已经发生的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与对直接危害结果还未发生的预谋犯罪案件的控制之关 系。笔者认为，侦查学还不成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有以下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第一， 侦查学的逻辑起点是什么？第二，侦查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侦查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刑事犯 罪案件（简称罪案或刑案），这一点似乎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但侦查学的基本问题是 什么呢？我们能不能概括出像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那样的形态，使侦 查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都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我个人认为，回答是肯定的。侦查学 的基本问题应是罪案“侦”与“控”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地说，罪案分为已然案件与未然案 件两大类，对已然案件的“侦”与未然案件的“控”，谁是第一位的问题，前苏联犯罪学者 可能比我们看得更清楚。本人的观点是，罪案的“控”比“侦”更重要，“控”是第一位的 问题。因为就目前人类的认识水平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犯罪是不可能 消灭的（人们只能而且也应该最大限度地追求犯罪保持正常的度），正如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 者利昂。拉德津恼怀斯先生在其《犯罪学原理》一书中所说的：没有哪一种民族特征，没有 哪一种政治统治，没有哪一种法制、政治、司法、刑罚、审判甚至恐怖制度能使一个国家免 除犯罪。因此，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严刑峻法、加强打击来减少直至消灭犯罪。从长远角度看 ，控制刑事犯罪案件（从侦查部门的任务而言主要是加强对预谋犯罪案件的控制）发生的正常 度是最终解决犯罪问题的根本方向。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对刑事犯罪案件“控”的成本投入比“侦”的成本投入更重要，更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更可以获取最大侦查利润 .（三）总侦查成本。它是指刑事犯罪案件侦控的成本总额，即固定侦查成本与可变侦查成本 之和。我们很容易看出，总侦查成本与总侦查效益是紧密相连的。我们通过“侦”成本的投 入，以查明犯罪事实，给予那些实施犯罪，给社会带来危害结果的犯罪行为人以应有的惩罚 .可以说，侦破刑事案件是侦查效益中最直接、第一层次的效益类型。通过对现行刑事犯罪 案件的侦破，不仅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使之在一定时间内或永久地丧失再犯罪能力， 还可以为被害人部分或全部追回损失，这是直接的和必然的结果；同时还能对社会上那些有 犯意的人产生震慑作用，使之放弃犯罪的企图，这是间接的和偶然的效果。我们通过“控” 成本的投入，减少刑事犯罪案件的发案率，尤其是遏制重、特大预谋犯罪案件的发生，大大 减少侦破刑事案件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这无疑是侦查效益 的高层次效益类型。无论是第一层次的侦查效益，还是高层次的侦查效益都同样体现为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如果某些侦控刑事犯罪案件的措施或许有效，但必须以付出十分 高昂的成本为前提，那么这些措施则很难谈及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了，因为耗费巨大的社会 财富无论其动机与目的如何，都是社会难以承受的。一个最通俗的例子是：治理城市污染的 最好办法莫过于禁止一切汽车行驶，但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这样的高昂 成本。刑事犯罪案件侦查与控制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们绝不能走上一条只要能侦控刑事犯罪 案件，任何代价和成本都在所不惜的道路。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单独解 决某个问题，则可能妨碍另一些问题的解决。我们现在的理性做法应该是，尽可能地用最小 侦查成本投入，获取最优化的总侦查效益，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追求侦查利润之目的，即如 下列公式：
侦查利润=总侦查效益-总侦查成本
二、影响侦查成本的主要因素
（一）侦查体制与侦查成本。我们在谈论侦查体制的时候必然地要涉及我国公安机关的体制 .我国现行公安机关的体制是“以块为主”，所以，侦查体制也就是“以块为主”。“各块 ”只负责本块范围内的刑事案件的侦查与控制。在这种体制条件下，侦控刑事案件，尤其是 侦控跨区域的刑事案件，侦查部门要付出高昂的侦查成本。这不仅因为不同侦查部门之间的 协同作战（尽管有上级公安机关的协调）存在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二）侦查投入比重与侦查成本。传统的侦查观念认为，刑事侦查部门的任务就是破案。而 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控制刑事案件的发生对侦查部门来讲尤为重要。现实侦查实践中 ，我们对于“侦”与“控”方面的投入是不平衡的，对“控”的投入比对“侦”的投入 少，尤其是在对那些需长期经营而又见效慢的控制刑事犯罪措施的投入方面。笔者前已述及 ，“侦”与“控”的关系问题是侦查学的基本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整个侦查工作 的被动、高侦破投入、低社会治安效益的恶性循环始终会困扰我们。
（三）侦查主体素质与侦查成本。目前，我们不能否认，有一部分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还不 高，在侦查工作中重复劳动，高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投入，低侦查效益的现象比较普遍 ，甚至刑讯逼供、办冤假错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不仅增加了有形的侦查成本，而且也势 必增大无形的侦查成本，使公众对法律制度产生不信任感和对行为规范的误解。
（四）国民素质与侦查成本。当前，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并未得 到充分发挥。
我们在侦查工作中经常遇到不报案、不愿作证、不愿配合侦查机关的情况，使 得侦查部门在侦查活动中要走不少弯路，丧失破案的最好时机，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 力，这无疑要增大侦查成本。
（五）犯罪成本与侦查成本。毫无疑问，犯罪行为也是一种投资，作案人在作案的过程中要 付出一定的代价，即犯罪成本。这种成本既包括从事犯罪活动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 ，被侦查的风险以及被侦查机关抓获以后受法律惩罚的程度（犯罪的生产成本），还包括实施 犯罪时必须要舍弃的，用以从事合法行为能得到和拥有的另外一些利益（犯罪的机会成本）。 我们应该承认，目前条件下我国的犯罪成本还比较低，使有些犯罪人敢于铤而走险，刑事案 件发案率上升，侦查部门疲于奔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破案，使侦查成本增大。
（六）法治建设与侦查成本。我国是一个少讼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发案率低的原因，而是 一些被害人或忍气吞声或暗下私了，这种现象与法治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一问题的症结 在于目前我国司法正义成本的高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报案、做证人、打官司既可能花费 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精力，又可能破坏人际关系，得罪人，失去自己可期待的 利益。致使一些人选择了不与司法机关配合的途径，使得侦查成本增大。
（七）法律、舆论供给与侦查成本。依法侦查是现代侦查工作的基本要求，而舆论宣传与侦 查 工作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这不仅仅表现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已成为侦查工作利用的 渠道，而且新闻舆论媒体也经常对侦查活动和侦破案例进行报道。我们说，如果法律、舆论 供给与侦查需求平衡的话，侦查成本就下降。
而目前我国的法律、舆论供给与侦查需求是失 衡的：一方面，刑事法律在数量、质量以及体系化方面不能满足侦查工作的需要，舆论渠 道对侦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也不够，表现为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关于侦查的行政法规相对 过多，舆论宣传，尤其是个案侦查的案例报道过分超前，超出了侦查部门的承载力和支付力 ，表现为供给过剩，这无疑也会增大侦查成本。
三、降低侦查成本的几点看法
以上对侦查成本构成及影响侦查成本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最大 限度地降低侦查成本，获取最佳的侦查效益。
（一）改革侦查体制，完善侦查机制。我国自1997年6月开始的刑事侦查工作改革中重要的内 容之一就是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包括建立责任区刑警队，实行侦审一体化，落实侦查工作责 任制，建立统一指挥、快速反应，各警种各地区密切配合、紧密协作的打击犯罪的整体作战 格局。这些改革内容反映了侦查工作的客观规律，是降低侦查成本、提高侦查效益的得力举 措。尽管在推行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场改革的方向是 正确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我们必须也应该在这条改革之路上坚实地走下去。
另外， 笔者认为在侦查体制上还要改“以块为主”为“以条为主”，即上级侦查部门对下级侦查部 门实行人、财、物的统一领导，打破“画地为牢”的局面，冲出地方保护主义的樊篱，精简 机构，减少浪费，真正形成一个统一指挥，运转灵活，反应迅速，精干高效的刑事案件侦控 系统。
（二）加强教育培训工作，大力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侦查人员的素质是侦查工作成功与否 的关键性因素，我们一定要改变以往的那种侦查工作靠拼体力、拼人力、拼消耗的高投入低 产出的局面，把侦查人员全员培训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特别加强 “三项”教育活动，加强对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加强对刑事技术手段的掌握，加强查缉战 术的训练，努力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法律，既能克敌制胜，又能有 效保护自己的高素质侦查队伍。只有这样降低侦查成本，提高侦查效益才会建立在坚实的基 础之上，向素质要警力、要效益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摆正“侦”与“控”的关系，变被动侦查为主动侦控。如前所述，刑事案件“侦”与 “控”的关系问题是侦查学的基本问题，且从事物的发展方向上看“控”是第一位的问题。 对刑事案件进行侦破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控制犯罪发展的态势，努力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我 们还可以从直接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角度进行简要分析。侦破犯罪案件只是直接关系到一 部分人（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利益，而发案少，秩序好则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 让公众生活在安全感之中，使他们对党和国家充满信心，这才是侦查工作的最大利润。与其 在案发后投入100%的侦破成本而只获得60%的侦破率，不如在案发前投入100%的控制、防范 成本去争取90%的预防率。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犯罪情报资料建设、控制特情、人防、物 防、技防建设、侦查阵地控制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另外，我们在“侦”的问题上还要解决一 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把有限的侦查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多破“精品”案件。因为 侦查资源是稀缺资源，我们需要对侦查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减少侦查成本，获取侦查利润 ，保持侦查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加大犯罪的风险和成本，减少潜在犯罪人成为现实犯罪人的可能。犯罪活动是行为人 权衡犯罪的收益与犯罪的风险、成本之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如果说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的 付 出，潜在犯罪人就很有可能选择犯罪；如果犯罪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所获的收益，潜在犯 罪人很可能就不会选择犯罪。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措施增大犯罪的风险，提高犯罪成本。 首先，我们的刑事法律在努力做到“严而不厉”的同时，要注意增加威慑力。我们不是酷刑 峻法的倡导者，更不认为死刑条款越多的法律越有震慑作用。我们只是强调“轻刑”政策必 须有一定的度，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其次，要加大侦查工作的力度，提高刑事案件的 破案率，使犯罪人时刻感到只要实施犯罪就难逃法网。再次，要加强对“犯罪场”的控制， 使犯罪的难度增大，使犯罪人不易达到犯罪的目的。
经济侦查学的就业方向篇8
关键词：纵向关系；上下关系；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7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一、侦查一体化之纵向一体化的概念
侦查一体化中的纵向一体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其实，纵向一体化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纵向一体化又叫垂直一体化，指企业将生产与原料供应，或者生产与产品销售联合在一起的战略形式，是企业在两个可能的方向上扩展现有经营业务的一种发展战略，是将公司的经营活动向后扩展到原材料供应或向前扩展到销售终端的一种战略体系。”经济学上的纵向一体化指的是经济活动向前或者向后扩展，而侦查一体化中的纵向一体化却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征。有论者指出：“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在设立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纵向上的，即以市院为主体，基层院为基础的上下一体的一体化机制。二是横向上的，即以侦查指挥中心为平台、反贪、反渎、预防、举报中心资源整合、侦控结合、侦防结合的大侦查机制。”笔者所谈论的侦查一体化之纵向一体化也即侦查一体化中的纵向关系，只是提法不同而已。
二、侦查一体化之纵向一体化的依据
（一）宪法、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是宪法关于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的规定，也是侦查一体化中纵向一体化最为直接的法律依据。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第十条中也做了同样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在这种领导体制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统一指挥，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统一部署，这种机制也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机制保障。
（二）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规律的需要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首先，职务犯罪是一种利用职权进行的犯罪，犯罪主体总是与一定的权力管辖范围和权力秩序密不可分。职务犯罪的这种特点致使绝大多数职务犯罪案件内部关系错综复杂，极易引发窝案、串案和集团案；其次，职务犯罪同时又是以权钱交易为基本表现形式，权钱交易的辐射范围广、环节多，常常会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基层检察院必须得依靠上下联动的侦查纵向一体化模式，才能解决侦查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将办案的效果扩到最大。
（三）职务犯罪侦查实践的需要
当前，职务犯罪不断向智能化、隐蔽化、多样化发展，职务犯罪人员的反侦查能力也在不断地增强，反贪部门所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所涉及的关系网和保护伞也越来越厚。对此，过去单兵作战、自顾自的办案方式和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这种纵横交错的犯罪形势。尤其是基层反贪部门，其查办本地大要案和一些牵涉到上级部门的案件的办案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对此，侦查一体化之纵向一体化要求在组织指挥的方式上，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采取不同的办案方法，通过提办、督办、交办、参办、指定异地侦办等方式来实现统一指挥组织，深入基层办案一线，帮助基层院排除阻力，解决难题，突破案件。
三、侦查一体化之纵向一体化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一）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制度不够规范
法律虽然规定了上级检察院和下级检察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法律对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范围、方式、程序以及下级检察机关拒绝接受领导的法律责任等均未做出明确规定；另外，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领导干部的管理缺乏保障，人员管理与事物管理相脱节。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机关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也影响了侦查一体化机制作用的发挥。
（二）侦查权的地方化阻碍了侦查纵向一体化
一方面，这种“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检察领导体制阻碍侦查一体化机制的有效运行；另外一方面，在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体制下，侦查一体化之纵向关系很难保持畅通。检察机关与地方党委和人大的关系是侦查一体化之横向一体化的内容，但是却成了侦查一体化中纵向关系的阻碍。
（三）关于考核的问题
在侦查一体化中，上级检察机关无论是抽调反贪部门的侦查骨干参与办案，还是将一个案件指定给下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办理，都会直接影响办案数量、办案进度和办案质量。如果不能制定客观、科学的工作业绩考评标准，并将各个基层院反贪部门的工作量准确地纳入系统中加以考量，则必然会损坏基层检察机关的工作积极性，容易导致侦查一体化产生离心倾向。另外，侦查一体化中的纵向一体化，将大部分权力上收一级，如果不能建立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和考评机制，有可能会影响到下级院和部分办案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侦查一体化纵向关系的发展完善
（一）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侦查协作
首先，下级服从上级，上命下从。然后，上级服务下级，积极主动。最后，处理好一体化部署与基层院服务地方大局开展工作的关系。
（二）完善激励和考评机制
侦查一体化之纵向一体化作为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侦查协作模式，我们考虑设立侦查一体化专项考评系统，将纳入侦查一体化查办案件的办案规模、质量以及一体化办案过程中上命下从、优势互用的运行效果等均列为考评内容，定期公布考评结果，这样能够有效提升侦查一体化查办案件的质量和效果。
经济侦查学的就业方向篇9
如上所述，我国侦查改革是在刑事犯罪升级和法制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展开的，面临的既有侦查效率不高、打击犯罪不力的问题，也有执法不公、保障人权不够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未来侦查改革，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兼顾公正与效率，坚持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并努力实现两者同增共长；在改革目标上，要围绕推进侦查法治化和提高侦查能力的总目标，实现侦查法治化、专业化、科学化；在改革内容上，要坚持侦查程序改革、侦查体制改革与侦查业务改革统筹兼顾、齐头并进；在改革方法上，必须坚持整体设计与分步实施相结合，根据客观条件逐步推进侦查制度变革。非此不足以应对挑战，不足以摆脱困境，不足以将侦查工作引上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大道。
（一）改革侦查程序，推进侦查法治化
侦查法治化主要指侦查程序的正当化。“法治意味着以法制权，而刑事程序正当化体现了法治的精神。法治可以理解为对权力进行合理的限制及对权利的有效保护。刑事程序的正当化则旨在在权力与权利之间实现公平的分配与制衡。”xviii因此，侦查程序正当化有两个含义：一是合理约束侦查权，二是有效保障人权。
由此出发，学者们对我国侦查程序改革提出了如下设想：（1）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由法院对强制性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进行审查、批准；（2）扩大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包括确立沉默权、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交流权、讯问时的在场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保持控辩力量适当平衡；（3）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对违法获取口供的绝对排除规则，并进而确立对非法获取的其它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以便从根本上遏制侦查违法行为。
应当说，这些意见都是侦查程序正当化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些主张也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充分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因而，作为侦查改革的远景目标，并用以引导改革方向、更新改革理念是可以的，但目前完全付诸立法尚不可行。因为，任何改革都需要条件，“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是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是在于支撑制度的条件未具备”。xix我国当前侦查程序改革需要考虑的现实条件包括：（1）社会治安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刑事犯罪增长势头尚难扭转。在此形势下，“稳定压倒一切”是政治要求，社会公众对安全的需求较强，因而侦查程序改革必须兼顾侦查效率。特别在目前国家对侦查工作的人力、财力投入尚难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不能过分削弱侦查机关的职权。（2）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刚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财政能力有限。许多地方侦查机关经费难以保障，一些贫困地区对侦查机关是“零投入”，甚至“负投入”（给公安机关下达罚没款创收指标）。因而，侦查程序改革必须渐进开展，不能超越阶段。（3）法律文化传统和民众法律意识。“每个人对安全和自由的向往不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对安全与自由的选择也各有异。根据实际国情选择一种偏向，不仅务实，也符合民意。”xx无论从传统，还从现实而言，我国民众更偏向于追求秩序和安全，因而必须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尚不可过分强调程序正义而忽视实体正义。（4）现行宪法体制。现行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规定公检法三机关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这制约了刑事司法改革的全面展开。而现行宪法短期内没有再修改的可能。因而，当前侦查程序改革难有重大突破，检察机关当事人化及司法独立、法官中立都还缺乏起码的政治基础。
因而，笔者认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尚无法对我国侦查程序进行彻底的对抗式改造。现实的考虑，只能建立一种以职权主义为基础，吸纳融合对抗式诸多因素的程序构造。改革的路径，一是参照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中关于刑事诉讼原则、规则的规定，尽量认同这些为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最低标准”；二是针对实践中十分突出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和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解决问题来推动程序完善。具体意见如下：
1.建立对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由法官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介入侦查，对逮捕、羁押、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以及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批准，是侦查程序构造的理想状态。但须注意，建立这种司法审查制度的前提是司法独立和法官中立，如果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和法官中立，这种司法审查既不能起到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作用，而且会因程序繁琐而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及司法效率的降低。xxi因而，在我国目前司法独立和法官中立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这种理想状态的司法审查制度尚难建立，即使在立法上加以规定，实践中也难以发挥作用。现实的途径，是在现行宪法体制下，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由其对公安机关采取各种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和批准。同时，赋予侦查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先行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力。如对现行犯可先行拘留，对可能灭失的证据可先行采取冻结、扣押等。但侦查机关必须在24小时内报告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审查后作出批准或者撤销的决定。另外，为加强司法救济，应允许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律师就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仍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维持或者撤销的裁定。
2.赋予犯罪嫌疑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考虑到目前我国侦查资源严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实际情况，赋予犯罪嫌疑人类似美国式的明示沉默权实不可行。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又存在许多问题。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而且容易引发刑讯逼供。因此，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废止第93条之规定，并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xxii
3.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同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交流权等，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及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但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律师队伍参差不齐、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形下，只能分阶段逐步实施。如，目前在侦查阶段可暂不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但为矫正侦查机关的取证偏向，可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申请调取、保全有关证据的权利。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可根据侦查进展情况分阶段实施。如在侦查初始阶段，可继续实行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的做法，但在侦查进行一个阶段后（比如逮捕之后），就应当准许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自由、秘密会见联络。关于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也存在一个实施条件不足的问题。受当前律师数量及犯罪嫌疑人经济能力的限制，要求所有的讯问都有律师全程在场，一不可行，二无必要。因此，可以考虑在羁押场所建立律师值班制度，每天安排数名律师值班，通过现场巡视或者监控录像来监督讯问的过程，防止刑讯逼供等情况发生。同时，对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有可能导致串供、伪造、毁灭证据的，可限制律师在场，或者仅允许律师在看得见审讯情况、听不到审讯内容的情况下监督审讯进程。关于对讯问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受侦查机关经济能力所限，目前只能适用于极少数案情特别重大的案件。
4.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于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目前仅由两高司法解释加以规定是不够的，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为遏制刑讯逼供，建议对刑讯逼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举出一定事实、指控执法人员对其刑讯逼供时，应由控诉机关承担“没有实行过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由此也可推动侦查、起诉机关主动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和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等，有效防止刑讯逼供发生。对于通过非法口供获取的其它证据（即“毒树之果”），以及使用违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世界各国做法不一。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阶段，对前者，只要该证据本身收集程序不违法，就不应排除；对后者，则应区别对待，交由法官依据违法的程度来裁量是否排除。
5.将技术性、秘密性侦查措施纳入立法。
将秘密录像、电子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及诱惑侦查、卧底侦查等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立法，是侦查法治化的要求。鉴于此类侦查手段和措施的特殊性、机密性，刑事诉讼法对此只能作一些原则性规定，不宜过于细致。在审批权限上，由于此类侦查措施基本不涉及对人身、财产的强制，所以笔者建议仍由侦查机关自行采取，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备案。这样做，既可以保证侦查效率，又便于检察机关监督，并有助于增强秘密获取证据的合法性与证明力。
6.羁押部门与侦查机关分离。
看守所隶属公安机关，使得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基本处于公安机关的单方控制之下。侦查部门通过羁押部门的大力配合，可以不受限制地达到审讯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的目的。因而，有必要将羁押部门从公安机关分离出去，和监狱、劳教所一样，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控制，以加强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制约。
（二）多策并举，大力提高侦查能力
2004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观摩全国公安民警大练兵汇演练时强调，公安机关要切实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在笔者看来，提高公安机关的“四种能力”，离不开侦查能力的提高，侦查能力是公安机关的核心能力之一。
长期以来，在国家对侦查工作的人、财、物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主要靠国家对侦查权力资源的过度投入来维持。而侦查法治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对侦查权的限制与剥夺，从而会影响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许多时候，“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水平和刑事案件的破案成本成正比，与刑事案件的破案率成反比。”xxiii许多侦查实务部门的同志之所以反对侦查程序改革，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强大侦查权的依赖与迷恋。
必须认识到，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政治文明的大环境下，侦查机关绝不能再单纯依靠国家对侦查权力资源的过分投入来维持侦查能力，更不能把侦查效率的提高建立在对犯罪嫌疑人、诉讼参与人和其它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之上。侦查权的限制会削弱一定的侦查能力，但这是法治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完全可以通过整合警力资源、推广运用科技手段、转换侦查模式、完善工作机制、提高队伍素质等方面加以弥补。在笔者看来，加强侦查能力建设，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1.调整机构设置，整合警力资源。
首先，要取消公安机关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侦查职能，侦查权交由侦查专业部门（包括刑侦、经侦、缉毒等）集中行使。其次，要整合侦查力量。在现行公安体制下，可考虑将刑侦、经侦、缉毒等侦查部门整合成一个独立的侦查机构，在各级公安机关内部设立比同级公安机关低半级的侦查局，并在侦查系统实行“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领导体制，建立一种上下联动、整体作战、快速反应的新体制。
2.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强化“由人到案”的侦查模式。
在坚持传统“由案到人”侦查模式的同时，为增强打击犯罪的主动性，提高侦查效率，有必要通过加强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工作、秘密侦查工作和技术侦查工作，强化“由人到案”的侦查方式。特别是对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预谋犯罪、毒品犯罪、假币犯罪等没有明确犯罪现场或者具体受害人的案件，应坚持主动进攻，开展内线侦查和秘密侦查（包括“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等），获取证据，打击犯罪。
3.大力发展刑事技术，推行以物证为中心的侦查模式。
为遏制侦查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根除口供主义的影响，必须摒弃“由供到证”为主导的侦查模式，推行以物证为中心的新型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必须更新观念，加大投入，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
4、推动侦查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队伍战斗力。
要建立和完善侦查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淘汰机制，激发队伍活力，稳定侦查人才队伍。要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制定系统完整的训练规划，使每名侦查人员都能定期接受侦查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具备独立完成侦查、预审、诉讼的能力。要根据实战需要，引进一批精通金融证券、外语、计算机、法律、会计甚至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侦查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并建立全国侦查专家人才库，培养一批破案能手、审讯专家、犯罪心理专家、刑事技术专家，发挥他们在攻坚克难中的作用。
5、建立侦查经费保障机制。
要结合侦查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侦查办案经费保障机制，缓解基层侦查机关经费严重不足的压力。按照事权划分原则，对全国性及跨省市区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应由中央财政提供经费保障；依此类推，涉及两个以上地区的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原则上应由上一级政府承担侦查费用。同时，还应建立专项经费补助机制，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贫困地区的补助力度，保障这些地区执法活动的顺利开展。
注释：
i参见郝宏奎：《侦查模式若干问题思考》，载于《侦查论坛》第1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ii参见龙宗智：《理论反对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iii参见公安部加强和改革公安工作调研小组编著：《第20次全国公安会议专题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iv参见崔敏：《侦查工作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法制现代化的挑战》，载于《侦查论坛》第1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v参见崔敏：《侦查工作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法制现代化的挑战》，载于《侦查论坛》第1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vi参见左卫民、万毅：《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第138页。
vii参见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viii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ix参见白景富：《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深化刑侦改革》，载于《刑侦改革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x截止2004年11月，全国共建立了8000多个责任区刑警队，刑警数量从改革前的9万多名增加到14万多名。其中责任区刑警队有刑警近10万名，承担了侦查破案的主要任务。
xi参见程琳、赵永琛：《刑侦改革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xii参见翟慧敏：《全国公安机关刑侦改革成效大》，载于《法制日报》，2002年7月18日。
xiii参见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
xiv参见樊崇义：《论侦查模式的转换和改革》，载于《侦查论坛》第1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xv参见：《减少伤亡是最高的从优待警》，载于《法制日报》2003年4月7日，第6版。
xvi参见公安部加强和改革公安工作调研小组编著：《第20次全国公安会议专题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xvii参见：《刑事犯罪最影响安全感》，载于《人民公安报》2004年3月19日，第八版。
xviii参见陈卫东、刘计划：《论刑事程序正当化》，载于《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xix参见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xx参见汪海燕：《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
xxi参见汪海燕：《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页。
xxii参见崔敏：《沉默权问题论纲》，载于《沉默权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经济侦查学的就业方向篇10
论文关键词技术侦查社会风险权利救济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化，它在给侦查人员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如果技术侦查缺乏必要的规制，就很容易出现技术侦查取证非法、歪曲使用和滥用。比如说：侦查人员在不符合技术侦查的条件下对当事人进行侦查；有的符合侦查条件但是却与案件无关；在技术侦查过程中获取证据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隐私等等。这样，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就会有意无意地侵害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就会影响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效果。所以我们必须设立一种有效的规范机制，以此来保障技术侦查救济缺失下当事人权利，即当事人救济机制。技术侦查的救济机制作为诉讼中一项不可或缺的手段，它不仅能够保护技术侦查的顺利进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且能够促进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合法、正确行使职权以期达到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律效果。
本文通过对技术侦查中救济机制的体系性构建，来分析救济的原因（采用社会风险理论），必要性，进而提出技术侦查中对当事人的救济的措施，达到保障当事人权利和规范司法权力的目的。
二、回归风险社会理论：技术侦查中当事人权利救济的原因
（一）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
风险社会，一个代表时展的新兴名词，不仅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标志性的作用，而且也是印证法律发展重要引擎。它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技术产业引领下的后遗症。因为传统的社会风险更多地体现于外在环境或条件，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某种自然、生理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它对于风险的控制具有可确定性和可操控性。而现在我们所倡导的风险社会中，人们更多的关注点是科学技术所导致的风险。时代在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人们的科技观念的不断深入，科技知识的生活化、普遍化，各个领域对于科学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作为新时代的代名词，无论是在科技创新领域，还是在政治管理方面均有着其不可替代的指引作用。所以，科学技术不仅是风险发生的根源和动力，而且是推动人类不断发展完善的发动机。
不确定性作为现代风险社会的标签，也是历史上很多技术公害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这种不确定性和难以控制的因素，我们几乎很难用传统的思维与经验来控制和消除。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然产生并左右风险社会发展的技术本身就是不确定性，而以技术为基础的风险社会本身就会孕育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处于风险社会中的人类更是无从准确预知不确定的、充满危险的不确定性。
（二）技术侦查在风险社会理论中的体现
技术侦查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并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相关证据以查明案情的特殊手段。依据有关的司法解释及现行颁布的刑诉法草案，秘密侦查也包含其中。技术侦查不仅具有高度涉密性、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较高的技术要求。技术侦查中必然伴随着一些先进的仪器的使用以及最尖端的前沿性理论的掌握，其范围涉及化学、物理、医学、心理学和工程技术等方面。
以上可以推知：技术侦查中的“技术”正是上述风险社会中的“技术”的标杆。技术侦查在行使的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比如面部特征的技术辨认、电话窃听、汽车跟踪、卫星定位监控、工作场所的监控、互联网上的跟踪、在电脑硬件上装置监控设施、远距离拍照等等。这些先进的技术侦查手段就会使人们生活中的隐私赤裸裸地挖掘出来甚至将其无限扩大。这样必然导致不可确定、不可控制的风险存在，它已经超出了个人所能承受的范围，而且给人们的生存现状以及精神价值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和挑战。所以针对技术侦查带来的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我们有必要提供一系列的救济途径，以保障人权和有效维护社会秩序。
三、技术侦查与人权保障的失衡：权利救济的必要性
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程序的进行与人权的保障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因为我国是一个公权力意识比较强大的国家，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很容易利用自身的权力来任意或者强制执法，这样必然地会出现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侵犯隐私权、名誉权的情形。众所周知，即使是有“毒树之果”理论的美国，在民主自由的法制环境之下，也会出现贴羊皮卖狗肉的现象。
侦查实践中侵犯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基本上发生在取证的过程中，比如说侦查过程中未经法定的程序便在公民的住宅私自安装监控设备；还有的侦查人员未经法定程序秘密收集或记录公民与案件无关的个人隐私。还有就是对于企业信息系统的监控或信息拦截等，也可能导致商业秘密的泄露，损害企业的商业信誉或客户的合法权益。因此，侦查取证过程很容易侵犯到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这种现象主要是对于公权力膨胀和公民权利范围过分狭窄的漠视。技术侦查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措施尤为如此，它涉及到公民的人身权利，尤其是隐私权、名誉权的侵犯。因此，对于技术侦查所牵涉的公权力滥用必须有效规制，且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充分保障侦查机关有效侦查的需要，另一方面要保护侦查对象的基本权利，尽量实现侦查需要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即在尊重基本人权和接受司法约束的前提下进行技术侦查。
四、技术侦查适用中当事人救济权利的行使建议
救济是公民权利得以真正实现的基础。司法救济的优越之处在于他把实体性权利或程序性权利的纠纷纳入到法律的规制之下，通过法律的手段在实现权利救济的同时，也恢复和巩固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可以说人们评价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法治水平的基本指标已不在于该社会中发生利益冲突的频度和强度，而在于司法过程中对现实冲突的排解能力极其效果，在于公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的范围内得到公平、方便、廉价而高效的司法救济及保障。
（一）知情权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中的被调查人应该享有相应的知情权。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不仅包括被告知的权利，而且还包括获知诉讼信息的权利。它的意义在于：不仅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司法的公正与权威。在刑事诉讼中，知情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事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基本人权。
由于技术侦查的特殊性，技术人员在使用具有技术性并且可以公开的措施时，应当事先告知当事人注意事项。比如说进行测谎检查的时候，侦查必须告知当事人设备的使用原理，并且为当事人提供测试人员的相关资质的证明。如果有些人的体质不适用测谎设备进行测试的的，侦查人员应当及时告知。再者测谎技术的关键要求即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如果是秘密性的侦查，在进行技术侦查获取证据后，有关机关应当将技术侦查中收集的证据及相关的司法文书供当事人阅读。比如说秘密搜查取证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密取毛发、笔迹和有关痕迹应当将其实施程序的批准证明的文件，收集证据过程中的合法性、合理性做成笔录，侦查结束后及时写出书面报告供当事人阅读。
（二）申诉权
申诉权是指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作出的错误的、违法的决定或判决，或者因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而受到侵害时，受害公民有向有关机关申诉理由，要求重新处理的权利。申诉权作为一项司法救济制度，是国家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手段。
技术侦查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手段，其在适用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侵害当时的合法权利。比如说秘密拍照、秘密监听过程中，未经许可或未经法定程序公开其所掌握的其他公民的姓名、肖像、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生活隐私的信息的泄漏，不仅侵犯隐私权而且侵害到当事人的名誉权。采用网络追逃，网络监控等措施必然也会泄漏商业秘密，影响公司的声誉与发展。还有的侦查人员仗着秘密侦查的特殊性，滥用公权力，不依法定程序实施侦查。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进行申诉，将非法获取的资料申请证据排除；与案件无关的隐私信息要求封存或者彻底销毁。
（三）获得刑事赔偿权
刑事赔偿权主要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给公民、法人、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受害人依法有权取得国家赔偿，国家依法予以赔偿的制度。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技术侦查属于侦查阶段行使的一个职权行为，在实施的过程中因为其违法行为给个人、法人、其他组织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当事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
目前技术侦查的法律化，虽然有较为严格的程序和实体要求，但是技术侦查还是由具体的工作人员来执行，这就避免不了技术侦查措施被非法、歪曲使用。比如秘密拍照、秘密录音录像过程中拍到的涉及隐私的导致名誉权的侵害，当事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再如，警犬的使用过程中由于没有按照安全防范措施或其他应当安排的环境要求造成有关人员的伤害的，相关人员可以请求人身赔偿。还有网上查控导致企业商业秘密的泄漏或是财产的损失，当事人可以请求财产赔偿。
（四）参与式监督模式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