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篇1
关键词：审计资源配置；配置方式；配置优化
为使审计工作在新世纪新阶段取得新的发展，2003年审计署特别制定了国家审计《2003至2007年审计工作的发展规划》，并将“实行科学的审计管理，整合审计资源”列为未来国家审计的三项基础工作之一。众所周知，经济管理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审计资源配置也应是审计管理的核心问题，它是实现审计资源整合目标的重要保障。探讨审计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需求无限和资源稀缺的矛盾，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手段就是资源配置（赵学增，1994）。合理的审计资源配置可以保证各类审计按照理想的模式和需要来选择和安排审计资源，使有限的审计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审计资源配置旨在使审计资源需求总量与供给总量实现平衡，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吻合，达成审计资源配置的优化，最终实现审计目标。
一、审计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性
要探讨审计资源配置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资源配置的概念。资源配置的重点在于“配置”二字。所谓资源配置，应是指在资源一定的条件下，如何运用有效的手段或者方式根据资源的需求，有目的地将有限的资源分配于不同的方向、部门或者企业等的一种活动。
结合对与资源配置概念的理解，所谓审计资源配置则应为：审计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如何运用有效的手段或者方式根据审计资源的需求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以保障审计资源有效供给，最终实现审计目标的一种活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资源配置不单纯是指资源在不同生产方向、部门或者企业之间的配置，更重要的而且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对已配置到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资源还经常进行同市场需求方向与强度相适应的再配置，故资源配置应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概念。资源配置在一定时刻是已定的、静止的、满足需求的，但在不同时刻，又是未定的、流动的。其中所谓已定、静止、满足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而未定、流动、需求则是绝对的，长期的，无条件的。审计资源配置是各种社会资源在不同的审计主体之间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也是各种社会资源在不同的审计主体内部的分配或者流动的过程。在一定时刻建立的这种相对静止或者说审计资源供求平衡，经常被新的客观事实变动所打破，于是又会引起新的资源配置结果的再建立。也就是说，审计资源配置不仅包括审计资源在不同主体、范围和重点之间的分配，更重要的而且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对已分配到不同方向的资源进行同审计资源需求方向与强度相适应的再分配和再调整，这是对同需求相比审计资源配置不协调的经常平衡。
二、审计资源配置的目标
审计资源配置是一项牵涉面广、工作量大、事情繁杂的工作，在审计工作中，审计资源配置工作要始终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审计资源配置目标就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效益性为核心，将审计资源配置到最恰当、最重要、效益性最好的地方，使其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以保障审计资源供给，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资源利用效率，最终实现审计目标。
（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保障审计资源供给
目标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它应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审计资源配置目标应直接反映社会需求对于审计职责的变化来满足这种要求，并以此指导审计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以求得审计自身的长远发展。可以说，审计资源配置目标是联结社会需求、审计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是审计与外部环境的纽带。不断调整审计资源配置的内容与方式，是为了最终适应审计的社会需求，引发审计资源的再配置，最终推动审计实践的变革。
以目前我国要大力开展的效益审计为例。在以往的审计实践中，由于受审计资源质量和数量的限制，因而要同时实现审计的真实、合法、效益三类审计目标是不现实的。审计机关一般根据审计法律法规的要求、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社会法制环境状况和审计机关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资源等具体情况，确定审计目标的侧重点，亦即明确审计资源配置目标的侧重点。在会计资料和经济信息失真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审计机关往往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把真实性的资源配置目标放在重要地位，在审计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上下功夫，坚决打击各种弄虚作假行为，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在确保会计信息真实性基础上，揭露和查处各种重大违法行为，促进被审计单位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实审计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变迁，使得审计机关在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提出了争取到2007年投入效益审计力量占整个审计力量一半左右的长远规划，以实现效益性审计目标。这正是由于受社会需求（审计环境）变化的影响，我们不得不调整审计资源配置的目标，调整审计资源配置的内容与方式，为效益审计的落实与开展而努力。
（二）以效益性为核心：提高审计资源利用效率
对效益的追求是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如何实现效益最大化是资源合理配置追求的目标。因此，效益最大化不仅是审计资源配置追求的目标，并且是核心目标。效益性目标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部分。
效益即产出和投入之比，审计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益目标是指审计资源配置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它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使有限的审计资源产出最大的收益；二是为取得预定的效益尽可能少地消耗审计资源。也就是说，不仅要求最有效地进行审计，同时也要求最有效地分配审计资源，实现最有效的利用。
审计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益目标是资源配置中效益追求的最高层次，它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效益，即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还包括经济方面的社会效益，如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之间财富的是否公平分配，社会不公分配的调整，不同地区间的发展水平的协调，充分的劳动就业，社会在文化、卫生、体育、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协调发展、社会安定感的维护、社会新风尚的树立等等，都可以视为审计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益。
（三）审计资源配置的终极目标：实现审计目标
审计资源配置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审计目标，否则审计资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目标性也是审计资源区别于其他资源系统的根本之所在。审计目标是审计人员实施审计行为所期望达到的理想境地或最终结果（石爱中，2002），是评价经营者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对审计目的在不同的审计环境下的不同要求和不同理解而呈现出来的具体审计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他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对前款所列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可以看出，我国审计法律法规确定的审计目标主要有三类：一是真实性，二是合法性，三是效益性。
三、中国审计资源配置方式的特殊性
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包括计划和市场两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计划与市场方式不断协调的历史。要么通过计划配置，要么通过市场配置，要么通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配置。从形式来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应是一种最佳选择，事实上也是目前各国资源配置方式选择的趋势。
审计资源作为社会经济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配置方式必然受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纵观我国现代审计发展的历史，随处可以观察到计划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审计资源配置的影响。而我国审计体系的发展所经历的由单一国家审计向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并存的审计体系转换的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
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篇2
关键词：社会资本；资源配置方式；社区治理
社会资本理论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分析途径，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管理创新的新视角。近年来，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基于信任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已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比较分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资本是基于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所形成的人与人的互动模式，凭借这种模式，个人组成的群体完成经常性的活动。如果人们同意协作行动并对未来行动的结果承担责任，那么，不论他们运用什么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他们都将具有更高的生产力。
一、社会资本：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1．传统资源配置二元结构的观点。经济学研究中的“资源稀缺性”问题是相对于人类需求供给的相对不足而言的。资源的稀缺性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则或机制做出有效而合理的资源配置，即把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与政府。市场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依靠市场机制（主要包括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功能的发挥来实现。
政府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是针对“市场失灵”而言的。市场配置方式不可消除的弊端如不完全信息、公共物品供给、外部性与垄断等，从而导致“市场失灵”。政府通过强制性权力来安排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承担起纠正“市场失灵”的职责，从而维护最广泛的公共利益。
2．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基于信任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逻辑是：由于处在一个网络结构之中个人或组织通过频繁的接触、互动，通过惯例、制度性规范等，彼此之间建立起义务与期望，形成各种信任关系，从而能够动员互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就社会资本概念而言，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本文研究中，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于特定社会结构中并能产生投资回报的资源。嵌于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通过处于网络内的个人或组织彼此互动形成动员和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或机制，并成为市场与政府之外又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和政府有效配置资源都有其局限性。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局限在私人领域里。即使是在私人领域，市场机制也不是万能的，它会产生垄断或过度竞争，从而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市场也无法解决在资源配置中所发生的一些交易关系问题。政府配置资源方式通过计划、命令等形式来分配、调节社会资源。由于政府干预不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无效的状况也是很常见的。
帕特南用实例证明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的有效性。帕特南对意大利改革所进行的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1970年开始，意大利政府进行了一场制度变革实验，打破了统一后形成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央集权模式，把权力下放到全国各个地区政府。20年过去了，意大利南北行政区所取得的改革成效却大为不同。北方行政区政治稳定、社会运转和谐、经济发展迅速，而南方行政区却政治上腐败盛行、人们对政府普遍不信任、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发展不和谐。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呢?帕特南经过一再的调查分析，他发现这是由于北方地区存在着广泛的公民参与网络，民众通过它们能广泛地与政府一起参与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中，而南方却由于缺乏公民参与网络，人们极少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政府与民众之间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正是由于意大利南北方公民参与网络的差别决定了它们改革的成效与进行社会治理的质量的不同。
当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社会资本并不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既没有国家的政治强制力，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因此，有效的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上的合理定位是对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
二、社会资本资源配置的作用机理
1．社会资本：再造治理结构。吉登斯关于结构的定义是：结构是一种各种关系脱离了时空所构成的虚拟秩序。只有在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类主体运用各种知识完成的活动中获得了具体体现，结构才能得以存在。关于结构，在吉登斯看来，人类社会具有结构特性。在其结构化理论中，结构在最基本的意思上是规则与资源。规则不仅是对于行动的解释，而且是行动的程序。资源包含了配置性和权威性两种类型，是对各种物质现象和行动者产生控制的各类“转换能力”，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作为规则和资源的结构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行动者在具体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利用了各种规则和资源，并且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生产和再生产出规则和资源。在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将所有的参与者置身于一张关系错综复杂而又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网络之中。任何一个行动者，为了特定目的，都有可能对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运作。并且，社会资本在运作过程中往往能够根据现实行动的背景进行结构的再生产。
以社区治理为例，正是基于治理主体运用各种知识所构建的一整套治理网络、规范和制度促成了治理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例如从原来的不信任、敌视转变为相互的信任和认同，从原来的不公开、无规则转变为信息透明公开且有规则可循等等。结构是信任和规范的载体，这种结构的变化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和积累的过程中屡屡获得见证。正是通过结构这种虚拟秩序，社区处在某一时空之中的无数的日常实践活动得以组织起来。社区居民们在经常性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信任和期望嵌入在社区治理网络之中，并成为提升了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的无形资源。这种结构具有社会资本被不断地培育和积累的特点，治理主体通过对于社会资本的运作，促使了治理绩效的提高。因此它构成了一个区别于其他社区，成为可识别开来的社会系统。
2．社会资本：基于信任的资源配置。资源包含了配置性和权威性两种类型，是对各种物质现象和行动者产生控制的各类“转换能力”，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而资本最初只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般来说，它代表自然的或已被生产出来的生产因素的存储，这种存储被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能够产生效益。社会资本概念基于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而提出，它基于这样一种基本思想，即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经济的要素（如网络、信任、规范等）可以提升组织或者个人实现目标的效率。“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中的核心元素，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信任而获得对各种物质现象和行动者产生影响的“转换能力”，从而实现资源配置。
3．社会资本具有自我生产能力。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将社会资本这一特性非常经典地表述为：“社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但会因为不使用而枯竭”。社会资本越经常使用，它的供给越丰富。社会资本的自我生产能力与物质资本的有限性形成对抗性。社会资本的使用过程不仅不是一个不断“折旧”的过程，反而具有自我生产能力。社会组织中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路径依赖是制度演进中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也是社会资本演进中的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由于路径依赖、不良制度长期存在等原因，社会资本形成与发展在一些社会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反之，社会组织中的良性循环会促进社会均衡的生成，从而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与信任。
三、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运作
在对吉登斯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吸收的基础上，笔者从行动者、行动和结构三个维度进一步认识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运作机理。
1．行动者：社区治理过程中引发社会资本运作的主体。在治理过程中，行动者往往会动员自身的知识、能力和网络进行社会资本的运作。社区治理精英作为社区社会资源的动员者和公共生活的组织者，既整合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源，又可以承接社区外的资源输入，这样使得社区合作自主提供社区公共产品成为可能。社区治理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以追求社会报酬为动力的社区治理精英。这里的社会报酬相当于奥尔森所说的选择性激励，这种选择性激励是基于社区特有的价值评判机制而存在。社区治理精英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并不以是否能够获得直接经济利益为动力，他们在乎的是社区成员对于他们的评价和社区主流价值的认同。
2．行动：嵌入于社区结构资源的资本化过程。嵌入于特定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是怎样形成为社会资本的？“资本化的过程”一般表现为：社会吸引——审视——动员、投资——社会资本的形成。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行动者能否有效运作社会资本，往往不仅仅在于其各自有多少资源，同时还在于社会资本运作转化的能力。依托于社区网络，嵌入于特定社区结构中的资源如何被有效地动员起来？
作为一种“资本”，社会资本具有一般“资本”形式的特征与意义。它需要“投入”，需要“经营”，然后它可以“增殖”，并带来“收益”，促成更有效地实现集体目标和公共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社会资本是一个组织、共同体或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或“公共基础设施”。社会资本对于社区治理过程中集体目标和公共利益实现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对于潜入在治理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动员潜能和动员能力的再生产又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存量。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行动者能否有效运作社会资本，往往不仅仅在于其各自有多少资源，同时还在于社会资本运作转化的能力。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要关注动员的“过程”和动员能力。社区动员能力即社区权威为了实现既定的治理目标所拥有的发动社区成员响应、支持并按照其意愿行动的能力。笔者通过社区调研资料归纳了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这种动员能力的影响要素主要有：（1）非经济人价值理性主导的社区治理精英；（2）社区成员的参与网络；（3）参与渠道和参与的便利性等等。“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通过它，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的变化”。
此外，动员能力本身具有再生产性的特性。信任带来合作，合作又增进相互信任，破坏信任关系的人或行为会受到惩罚。动员的过程是一个经营式的社会资本运作过程，在动员过程中它在不断创造、强化其动员能力。
3．结构：社区治理中信任与合作的载体。有效的社区治理与社区治理网络的运作及其嵌入在其网络结构中的社会资本不可分离。存在于社区治理网络结构中的信任、规范是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正是社区治理体系结构中的信任、规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促进了社区合作，促进了社区治理的绩效。
（1）重建信任：基于相互认同和社区规范而积累的信任。“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中的核心元素。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分别构成了两种不同的信任结构: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特殊信任是根据血缘家族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确定的有选择倾向的信任，只应用于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们身上。普遍信任相对于特殊信任而言是一个更为宽泛的信任结构，它源于制度、法律等对社会成员的普遍约束力。这里所涉及的制度不仅仅是指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也包括社区规范性等非正式制度。如果当事人未按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去做，则会受到惩罚。普遍主义信任有利于促进制度性社会资本的积累，它使得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生成宽容、包容和妥协的品格，允许不同的信仰和意见的存在。
社区基于相互认同、社会道德、社区归属感以及社区规范积累了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这种信任改变和影响着社区治理结构。这种相互认同以及社区归属感主要是通过持续的沟通、社区成员参与以及社区规范来实现的。社区成员获得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形成自组织的习惯，为将来更大范围的集体行动打下基础。
（2）治理结构中资源的变化：社会资本在行动和结构层面的过渡。从社区调研案例中可以发现尽管是一些社区治理中日常管理的一些小变革，如“社区文明家庭”的评比、“社区规范”的制定、“社区学校”和“社区医院”等等。但是这些变化蕴含了社区治理结构以及嵌入在治理网络结构中资源——社会资本的变化，以及对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成员个人人格的培养和社区成员价值观念形成的社会化过程的关注和努力，从而实现了社会资本在行动和结构两个层面的过渡。保罗·怀特利的研究把我们关于社会资本产生来源的思考引向个人人格的培养和社会成员价值观念形成的微观层面上，它告诉我们，家庭环境、社区氛围、社区教育等社会化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由社区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形成了社区特有的“人格特征”。
首先，基于社区网络的互动与沟通，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其次，政策宣传、社区规范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共同的规范和价值，提高社区成员对社区治理的认同程度。第三，由于社区参与网络之中的合作同步促进了共同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并且有着一定的规范作为保证，这使得网络成员以后在解决同类问题时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使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并且使这种自发形成的合作秩序逐渐在共同体扩展开来，从而促进社区内治理效率的提高。第四，社会资本无论是作为人际关系资源，还是作为组织资源，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再生产性和可累积性。就个人所具有的人际关系资源而言，得到使用的机会越多，就意味着围绕个人所结成的社会网络越密，资源交换的可能性越大；资源交换的可能性越大，就意味着个人可以更多地使用人际关系资源，编织更加缤密的社会网络。就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组织资源而言，信任、合作、诚实守信等组织规范和美德，是人们在社会行动中反复博弈的结果，一旦形成就具有良性互动的效果。
参考文献：
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篇3
关键词：人力资源配置作用模式
一、人力资源配置及其作用
1.人力资源配置的含义。对于人力资源配置的定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其一，从社会经济与管理方面来说，人力资源配置就是将社会范围内所有人力科学、合理配置到社会生产以及经济活动中去，使得人力就业率大量提高以及有效保证社会对人力资源的实际需要，从而使得其获得最大的社会生产力以及经济管理和有效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和安康。其二，从企业方面来说，人力资源配置就是各个企业内部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和手段，对企业的结构组织进行配置，使得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有效实现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充分结合，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2.人力资源配置的作用。企业进行人力资源配置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从企业目前发展情况来看，人力资源配置对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有效开展工作的重要环节，例如：同样的工作人员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同产生的结果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此，人力资源配置既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起点，也是终点，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管理人员在招聘和分配工作中，一定要寻找适合的人员任职适合的岗位，即人尽其能、能尽其用以及用尽其事，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人力资源配置的模式与形式
现阶段，人力资源配置的模式主要有三种，包括计划配置、市场配置以及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综合型配置。首先计划配置就是指人力资源的行政部门通过运用有关职能制定出合理的人力资源计划，并且将人力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各个部门和各个组织机构中去;市场配置就是指人力资源部门通过对市场有效机制，选择有效的报酬杠杆以及调节人力资源供求关系，从而实现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相互选择和配合;最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综合型配置就是指在一定市场和计划机制条件下，对人力进行有效的配置，从而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这三种人力资源配置模式主要是为了对人力资源进行整体和宏观的配置，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解决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需求问题，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劳动合同的签订，如果劳动者与企业签订合同，就代表其关系的成立。在计划配置模式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力资源需求调查与规划;在市场配置中，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因此，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做好内部的人力配置工作，还要做好企业外部的配置工作。人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形式会直接决定企业今后的发展以及其经济效益，下面就对企业内部的形式进行具体的分析。
1.人岗关系型。人力资源和岗位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利用有效的方法对人力资源各个环节进行管理，保证企业各个部门和岗位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益和质量。此配置形式主要是根据员工与岗位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从企业目前的状况来看，其配置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企业人才的招聘工作，主要的招聘形式就是定向定位的招聘，即企业缺少怎样的人才就招聘怎么的人;其二，在企业内部，如果出现岗位与员工人数是对等的，而员工又对自己的岗位不满意，经过协调就可以进行岗位轮换，这样也可以有效地挖掘员工的内在潜力，从而有效促进企业的人才配置;其三，新员工在试用期过后，如果考核合格，则继续留在新岗位，如果不合格，则离职，这样配置形成是众多企业经常使用的形式，它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地寻求优秀的人才;其四，很多企业要想选取优秀的人才任职高层以及中层岗位，就会在企业内部实行竞争上岗配置，这样可以为企业选择最优秀的人才。
2.移动配置型。企业在对人力资源配置中，经常会使用移动配置形式进行人力资源配置，其形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对员工岗位进行晋升、降职和调动移动，从而保证企业的每个岗位都能得到合理的利用。
3.流动配置型。在企业内部，人口资源管理部门经常会运用企业人员内外流动的方式来保证企业内部每个部门和岗位的合理配置。一般情况下，企业会采取安置、调整和辞退方式进行人力资源流动配置。
综上所述，由于很多企业过分追求高学历，这样既会使得那些文凭低而实际工作能力强的人得不到施展，也能增加企业的成本，可能还会造成企业内部出现混乱，针对这样的情况，企业就必须正确地进行人力资源管理配置，这样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彭剑锋.人力资源管理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篇4
【关键词】市场；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018-02
一、资源配置的逻辑与历史
欲把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首先应该对资源配置的有关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解读，特别是要在逻辑和历史层面把握好资源配置问题。
（一）资源配置的涵义
资源在经济学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资源是指自然资源，包括阳光、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原、动物、矿藏等。而广义资源不仅包括了自然资源还包括了人类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还有人力、人才、智力等资源。因此资源就是来源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能够被人类开发利用的一切物质、信息的总称。资源配置就是指将有限的资源按照用途进行最大利用和分配的过程。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所有在资源配置中要求在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社会各个生产部门领域时，必须对所分配的资源进行充分利用，来发挥资源的最大价值，从而促进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资源配置的类型
资源配置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资源配置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然配置、市场配置、计划配置。
自然配置是自人类社会产生至封建社会解体人类所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即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个体对生产过程中极其有限的资源的组合、配置过程。在这个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尽管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商品经济，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主体地位。在此前提下，人类的经济活动处于个量资源配置范畴。自然经济通过一种自给自足的满足，来维持生存发展的均衡状态。因为在传统的农耕时代，传统的习俗和惯例就构成了对资源配置的合理利用，不需要有固定的交换场所，产品的原料采集、生产乃至消费都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身需要，在劳动者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已经能满足自身需要，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剩余的现象出现，这时，劳动者则会将产品拿去进行交换。这种状态一直维持着整个自然经济的运行。
随着社会大生产的不断发展，资源配置方式出现了市场配置和计划配置两种类型。
市场配置方式是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的，这种配置方式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伴而生。市场资源配置就是将各种资源最大利用化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普遍安排。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要求就是指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产品、生产要素和消费品、服务要素等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一切经济关系的市场化。资源配置市场化要求一切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活动方式通过市场调节予以实现，一切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活动方式要以效率为中心，以市场为向导，实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这样，人们会在想要获得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把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投入到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领域中。
计划配置是以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来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计划经济是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对资源进行配置。计划部门会根据社会的各种需要，以计划定额、行政命令来管理资源和分配资源。
这在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前苏联、东欧各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来。这个时期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所有，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国家成为经济的主体，通过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做出统筹安排。
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涵及意义
2013年11月9日起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转变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涵作了深刻的解答，“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②这就意味着同之前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政府发挥的作用在逐步减弱，而市场在许多关键领域都开始起决定性作用。
（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论断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改变，体现了我党对市场规律认识的又一次升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深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告诉我们只有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中央决心推动政府向市场放权，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因此，只有不失时机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实际行动来减少政府参与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资源配置遵循市场机制的一般原则，来努力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政府要做到“不越位”将职能发挥在保护环境、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而资源的配置则要交由市场来决定。
这一新的理论创新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二，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如何把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第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为什么要进行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转变。
第一方面，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报告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明确界定了二者的主次之分。这就强调了是市场在经济和生活领域来主导政府，而不是政府对市场起主导作用。从前在“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下，政府仍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决定性”作用则要求将更多重要的领域都交给市场，由市场来进行微观经济调节。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要做的就是该管的就管，不该管的就不要管，规范政府职能，着重构建服务型政府和法制型政府，多听取民心民意，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真正的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二方面，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③，到十四大又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④；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⑤，到十七大报告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中国的改革进程可以看出，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开始显著。从前“基础性”作用的表述，一直对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界定是比较模糊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往往存在对市场干预过多的现象，这些突出问题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日益突显，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在要求突出市场的作用。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政府要减弱对商品、资源以及价格等要素的管制，市场则要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二，各企业要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开展经营活动，以此来获得生产要素和实现优胜劣汰，同时要由市场来决定企业经营活动的成败，而政府不应随便干预企业的行为：第三，消费市场需求决定投资、引导投资，防止因政府干预而导致投资消费关系扭曲，导致低效投资、无效投资和产能过剩。至少做到这几个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真正的体现出来。
第三方面，全会报告中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重要领域的牵引带头作用，之所以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依旧是发展问题。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怎样健康安全的发展下去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和难关，过去支撑快速增长的条件也在变化，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领域的改革才能为发展增添动力。因此从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现状也必须改变。那么为什么要改？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简单概括来说就是将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到生产领域来尽可能多的生产出产品。过去在改革中一直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由于有了政府作用的限制，市场效率并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所以，从“基础”到“决定”体现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根本性的问题，这就表示在配置资源问题上，决定者只能是市场。而政府，就可以用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政府更多的作用是要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
因此在这次的公报中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真正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所在。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还是政府经济生活领域对资源的不合理干预太多。所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必须得以改变，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就成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
注释：
①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人民出版社.2013.
③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Z].1984-10.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3.
⑤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的决定[Z].2003.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一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2012-11-8.
[2]，刘云山，张高丽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王新.三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融合与社会整合[J].学术界月刊，2010（8）.
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篇5
关键词：体育资源开发配置
一、体育资源概念和特点
1、体育资源概念
体育资源是人们从事体育生产或体育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各类条件及要素。体育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主要是生产服务产品。体育服务产品的生产需要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生产要素，因而，体育资源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资源。
2、体育资源的特点
体育资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体育资源具有较大的地域差异性、体育资源具有发展性、体育资源开发潜力的无限性。
二、体育资源的开发
1、体育资源开发的含义
体育资源开发是指为了充分运用体育资源，提高体育资源利用率，并使体育生产顺利进行所采取的一系列技术经济措施与活动。体育资源开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挖掘和利用各类体育资源，向社会提供体育产品，满族人们的体育需要。
2、体育资源开发的原则
体育资源的开发是一项涉及面十分广泛的活动，它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还受到社会和科技发展状况的制约。从我国的国情与基本制度出发，为更好地开发体育资源，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以下原则是予以重视并遵循的：适应性原则、健康性原则。
3、体育资源开发的方法
体育资源的开发可分为外延的开发和内涵的开发两种方式。
①外延的开发。指采用各种有效的技术手段，以增加体育资源的种类与数量为主来实现对体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②内涵的开发。指对现有的体育资源进行新的发觉，或者重新组织与调配，以提高体育资源的利用深度和利用效益。例如，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现有的体育资源进行挖潜，使其具有新的、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提高利用效益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内涵，从而使体育资源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用较低的开发成本满足体育产业发展的需要。内涵的开发是以提高体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创造新的内容为目标的，因而这种开发方式更具有积极意义。
三、体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1、体育资源配置的原则
体育资源与其它经济资源一样，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是短缺的。体育资源的短缺型不是指的绝对数量上的含义，而是指相对于人们日益增加的体育需求来说，体育资源表现出短缺。既然体育资源是短缺的，体育资源的配置就是研究如何把短缺的体育资源合理地分配到体育生产中去，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合理使用，使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得到最大的满足。合理地配置体育资源，应该遵循下列基本原则：供需平衡原则、结构合理原则、经济性原则、
2、体育资源配置的方式
体育资源的配置方式主要有三种：计划配置方式、市场配置方式、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向结合方式。
①计划配置方式。指主要依靠国家行政计划对体育资源进行配置。要能按计划充分实现对体育资源合理有效地配置，其前提是必须能够充分了解和掌握体育需求及变化，以及体育资源的状况、体育供给能力，这样才能根据体育的供求来合理配置体育资源，使之得到充分地利用和发挥最大的效益。计划配置要求建立健全市场信息体统，以保证及时和全面地获得市场有关信息。市场状况是复杂多变的，要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体育市场各类要素，并使计划始终跟上市场的变化，对体育资源配置作出合理地调节，这在实践中难以实现。
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篇6
abstract:thesocialcapitalistheinterdisciplinarystudyobjects.thisarticlefocusesonthesociologicallevel,hasanalyzedtheContemporaryChinaUnitsocialcapitalconnotationandthemanifestation.
关键词：单位型社会资本属性
keywords:Unitsocialcapitalattribute
作者简介：吴伟，男，1983年生，安徽大学研究生；孔利君，女，1984年生，安徽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单位型社会资本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社会资本形式。“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单一的大工厂，由中央计划机关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种配制方式用一套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资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从生产到分配各个环节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于政府的统一计划，各类型的经济实体没有经营自，也没有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保持国家对各方面社会生活的绝对权威性；在思想文化领域，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必须要求社会成员在基本信念，理想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保持高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以此实现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文化整合。
计划经济的实施不仅需要国家制定周密的计划，而且需要有一种相应的社会建制来使整个国家按照统一计划，集中管理的原则被组织起来，以此来执行已经制定的计划。单位制就成为了这样一种社会建制。单位作为国家分配资源和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最主要的特征是：第一，具有强烈的行政属性。任何性质的单位都以不同方式隶属于国家政权，任何单位都具有一定的行政隶属关系和相应的行政级别，它拥有一定的权力和可以支配的资源，单位的重要性依据其所拥有资源的稀缺性而定。第二，单位的资源具有非流动性。在单位中，资源主要是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和分配中得来的，单位在获取资源后，资源的分配便在单位内部进行流动，社会资源遗留在单位体系外的少之又少。第三，单位人员对单位具有高度依赖性。人们一旦进入单位，在获得工作的同时，也获得了单位属性，单位严格的管理制度将单位人员禁锢在其内部，成员在劳动报酬，生活条件等方面高度依赖于单位。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而且使人们的社会资本形式也随之改变，形成了单位型社会资本。单位型社会资本表现为一定的单位内人们之间形成的业缘关系。因为计划经济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工业化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高度的社会分工，分工必然形成不同行业与职业，从而形成人们之间的业缘关系网络。这种业缘关系网络是同一行业内人们形成的关系网络，它不同于行业社团那种由同行内各个经营者外部结合的形式，而是通过行政手段以单个企业或其他机构为单位将个人直接地结合在一起。不同单位的人们之间自由来往的机会很少，这有些类似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家庭。所以单位型社会资本与传统社会资本有一定的共同点。
单位型社会资本具有封闭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分工的特征是‘蜂窝状’社会。所谓‘蜂窝状’指的是中国社会内部虽然有各种组织，但是彼此之间没有联系，而且都有自己内部纪律并且自给自足。单位是‘蜂窝状’的典型表现。它们的设立是用来控制和满足要求，以便不打扰更高一层政府，这些组织的成员并不与国家发生联系，其领导人充当了组织与国家的‘中间人’角色，一方面他们要贯彻国家的意志，另一方面则为了本组织的利益与国家讨价还价”。这种‘蜂窝状’的分工体系决定了各单位之间的一种“横向闭合”的特征，同时也决定了各单位内部人们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资本呈现封闭性特征。
单位型社会资本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单位有别于其他工业社会中的一般技术性组织，因而也就主要不是受效率原则支配，它的合法性取决于它跟整个环境及其意识形态的原则支配，它的合法性取决于它跟整个制度环境及其意识形态的配合性。”
所以，单位作为国家实施计划和调控的一个组织，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氛围中，国家决定了单位的产生、运行和发展，同时也就决定了单位内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范围的大小，使得人们的社会资本具有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
单位型社会资本还具有纵向性。所谓纵向性的社会资本就是单位内部领导与成员、上级与下级形成的一种纵向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能够发生，原因在于一切的社会资源都由国家控制和垄断，国家通过单位对资源进行分配，这就使得单位领导拥有很大的稀缺资源配置权。所以人们在追逐自己的利益、获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时，就必须同单位领导搞好关系，而这种上下级之间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换，“上级通过对下级的保护和资源优先配置交换到下级对自己的忠诚和服从，以使自己的意图能够顺利贯彻；下级则通过对上级的效忠和服从获得资源分配的优先机会，在这种分配体制下，与上级的关系是惟一获得资源利己分配的途径。”
单位内成员之间的这种上下级关系使得其社会资本具有纵向性。单位型社会资本依靠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正式规范来维持。“如果说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社会存在于从家族或家族向外推而成一种伦理秩序的话，那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则存在于以单位为基本单元的组织秩序之中。前者是依靠道德、礼仪、名分等规则维持的伦理性的共同体，后者则是依靠纪律、信仰等现代规则维持的组织性共同体。”
在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单位制下，人们之间的信任也必然带有“差序格局”色彩。单位型社会资本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具有封闭性、纵向性和等级性等特征，也阻碍了人们之间形成普遍的、平等的横向关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型社会资本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发展，因此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的社会资本形式所取代。
参考文献：
[1]王锐生,陈荷清.社会哲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篇7
[论文摘要]在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早期他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其后来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特别是他对“权力”概念的阐发直接成了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对其现代性有更深地理解。所以对吉登斯“权力”概念进行深度的解读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阐述在现代性的研究中引人注目，其观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引用和宣扬。而从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他在早期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他进行现代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特别是结构化理论中的“权力”概念，直接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因此，只有把握了他对“权力”的独特阐释，才能对作为制度性维度的“监控”理论有更深地理解。
一、结构化理论与资源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理论中的“结构”概念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使用的结构概念完全不同，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指的是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rules)和“资源”(resources)。他指出：“可以用某种更一般的技术性方式使用结构这个概念。把它理解成规则与资源，反复体现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中，成为结构化理论的基础。”
依照吉登斯的看来，规则是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所必然涉及到的方法性程序，不能脱离行动者来谈论规则；在行动过程中。规则一方面与行动的意义交织在一起，即构成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意义交流的基础，同时，规则又对行动者的行动构成制约。在吉登斯心目中。结构并非只指涉规则，也包括资源，行动必然涉及行动者的资源。吉登斯将资源分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两大类；这两种资源的组合形成特定的社会系统，从而约束行动者的行动所能影响的范围。在吉登斯看来。“权威性资源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在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同样重要的作用。“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这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可予以利用的自然力”。也就是说。吉登斯所说的配置性资源主要表现为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控制、征服能力。在吉登斯看来。配置性资源对于人类行动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有各种物质资源，人类才可以改造自然和社会。在结构化理论中。资源的重要性主要通过权力表现出来。吉登斯认为权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转换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以行动者所能动员的资源为前提。资源赋予行动者行动能力的同时。对行动同时构成制约。即资源不仅是行动者权力互动的基础，而且对行动者产生结构性制约或支配。
规则与资源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呢?按照吉登斯的思路和看法。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们是行动的内在因素；资源则属于行动的外在条件。这两个内在与外在因素加起来。便构成了行动的结构因素。规则与资源是互相交织、互相依持和不可互相独立存在的。一方面。行动者所把持与没能把持的资源都会不断影响他如何塑造、测试和再确认规则。另一方面，资源并非纯然独立存在于行动者以外的东西，它们存在于社会环境里。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情境里赋予它们各式各样的意义，这正涉及到建构规则的工作。
二、资源与权力概念
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资源与权力有着重要联系，要充分理解吉登斯的权力观念必须对权力与资源，权力集装器以及可以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相关要素等做出阐述。
在结构化理论中。资源的重要性主要通过权力表现出来。吉登斯认为在高度抽象的意义上，“权力”指“改造能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转换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资源是能动者为完成其所做的一切事务而在其活动过程中予以运用的所有要素，它们内嵌于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按照吉登斯的观点。资源主要被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大类。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而权威性资源则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的社会理论对社会的构成以及对社会变迁所作的解释中，配置性资源时常都会被赋予主要地位，而忽略了权威性资源的作用。他认为任何行动者都能动员相应的资源并服务于其行动，权力的大小以行动者所能动员的资源为前提。资源赋予行动者行动能力的同时，对行动同时构成制约。即资源不仅是行动者权力互动的基础。而且对行动者产生结构性制约或支配。任何行动者都能动员相应的资源并服务于其行动，但是，资源同时是蕴含在社会秩序当中。资源时空分布和储存能力的差异不仅产生行动者权力问的差异。而且对行动者形成不同的制约。
吉登斯认为，只有当居于情境中的行动者将资源纳入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日常的生活行为中时，权力才得以运作。因此社会体系。都可以作为权力或支配的具体模式或表现形式而给予研究。在不同时一空中具有某种规定存在方式的社会体系。是由行动者或行动者组成的集体各自的自主性与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而成的。它们就总表征为为权力体系或支配形态。在社会体系中，支配存在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展现比来，而又正是制度。使那种深深地内嵌入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得以呈现出来。在所有的集体情境中。不论社团还是组织，支配都表现为控制模式。凭借控制某些能动者致力于实现并维护他人对自己的服从。相对稳定的控制形式称为统治，统治形式是社会体系中自主性相依赖性之间的稳定关系，对它们的维护在于那些居于支配位置者用以左右他人活动的常规实践。为了进一步分析，吉登斯还将统治的“范围”和统治的“强度”区分开来。“前者指居于支配位置的行动者对那些屈从于其统治的人们的活动领域的控制程度。就控制强度，(即那些能用来获得他人屈从的制裁措施)而言，最极端的形式就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以及对生杀大权的掌管”。传统国家的统治集团缺乏左右其臣民日常生活的固定手段；而现代国家行政人员的控制能力甚至能左右个人日常活动的最私密部分。
在吉登斯看来，虽然权力是行动者对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所能产生的转化作用，是行动者对社会上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支配能力；但在社会上。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不同行动者的支配能力因而各有不同，没有行动者是完全没有权力的，不论行动者所拥有的权力多少。他必定是拥有权力的，故任何一个行动者都不可能完全受另一个行动者所支配。各种统治均依赖于权力通过运用确定的控制策略来实现，居于支配位置的个人或群体所运用的全部控制策略，都会在居于从属地位的个人或群体那里唤起了反对的策略。一个行动者与另一个行动者间的支配关系。其实是一种双方在权力上互相制衡和争持的情形，吉登斯将这个现象称为社会体系中控制辩证法。不管支配者的控制范围和控制强度有多大，他们的权力本身就须设着他人的积极屈从；一方之所以可以支配另一方实际有赖于后者的屈从。即使那些最具依赖性、最柔弱、最受压迫的人们也一样有能力为自己开辟出自主性的领域。因而，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间是有种互相依存的关系的。不过，虽然所有行动者均有权力，但他们所拥有对资源的支配能力却各有分别。
由于权力或支配总是与对时空的控制相关联，所以吉登斯探讨了权力与场所(places)之间的联系，指出场所对于权力理论很重要。场所指互动情境，它包括情境的物理维度度及其“结构”，它是互动体系与社会关系的聚合场所。“某些类型的场所构成‘权力集装器’(powercontainers)，权力集装器是为了生产行政力量而给予界定的舞台”。场所作为权力集装器，是指它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集中提供了可能性。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城堡、庄园均是权力生产的集装器。
在吉登斯看来，权力集装器是通过集中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而生产出权力；任何社会中配置性资源的生产都会受到技术水平的直接制约，但是。它们的集中水平却在根本上依赖于能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那些要素。吉登斯对可以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三种要素作了深入剖析。第一，制裁与军事暴力的发展程度。各类组织的管理方式是依靠直接或间接的暴力威胁得以维护的。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在现代组织中，运用暴力制裁手段已变得相当间接且削弱，并且军事力量与警备力量之间有相当明确的差异，前者是对外的，而后者则是对内的。第二，“影响意识形态形成的条件的创设”。传统社会的体系整合完全可以通过促使统治集团或统治阶级的成员接受这一象征秩序来实现意识形态来支配。监控的扩张能相当程度地加剧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当监控被贯彻到为人们提供某种正式教育的时候，这种影响就更为明显了。
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篇8
关键词：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配置；配置模式；丰枯遭遇
中图分类号：tV2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3）04-0001-04
1研究背景
受自然地理环境和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总体上与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不匹配。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近几十年来我国水资源的分布正在发生着显著变化，“北少南多”的水资源格局愈加明显[1]。大部分缺水地区修建了大量蓄、引、提工程，过度开发利用水资源，引发河道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地下水位下降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保障我国的供水安全，亟需通过工程措施调整和改善自然水系的连通状况，建立起大范围、跨流域（区域）的水资源调配格局，对水资源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重新统筹分配，实现多源互补、丰枯调剂，缓解我国水资源短缺的紧张局面。
建国以来我国已兴建了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例如江水北调工程、引黄济青工程、引滦入津工程等，以及规划建设中的南水北调工程、引汉济渭工程等。根据新形势对水利发展的要求，水利部于2009年10月召开的全国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河湖水系连通战略[2]。该战略的实施，将调整和改变自然水系的连通状况，形成引排顺畅、蓄泄得当、丰枯调剂、多源互补、可调可控的江河湖库水网体系。河湖水系连通对水资源配置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统筹考虑调水区、受水区以及输水区的多方利益协调问题，需要考虑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问题，因此从科研与管理上，加强基于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配置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针对河湖水系连通开展了一系列研究[3-9]。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概念、内涵、分类等方面的探讨，针对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仍然较少，研究成果难以有效指导生产实践。因此，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3-5]，本文尝试从基本特征、原则、模式、技术与方法等方面来尝试构建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框架，为深入开展河湖水系连通实践提供参考。
[Bt2][StHZ]2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模式
2.1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基本特征
相比传统水资源配置，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更多考虑跨流域（区域）水资源合理利用，涉及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和利益群体，具有以下特征。
（1）配置水源结构更加复杂。河湖水系连通后受水区可供配置的水源增加，除了本地地表水、地下水和中水等水源以外，需要重点考虑河湖水系连通后增加的外调水源，进行多水源统筹配置。
（2）配置涉及区域范围扩大，利益群体增多。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所涉及的范围从传统的以流域为单元扩展到由调水区和受水区组成的大区域，利益群体从流域范围内的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业、不同部门，扩展到由调水区、受水区和输水沿线组成的利益群体，需要协调多方利益。
（3）配置目标更加合理，强调均衡发展。传统的水资源配置强调对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的保障，对生态用水重视不足，往往出现社会经济用水挤占生态环境用水的情况，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河湖水系连通后，受水区可供水量增加，应该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用水，实现水资源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最大化。
2.2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原则
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是传统水资源配置的新发展，应遵循传统水资源配置中公平、高效、可持续利用和第三方无损害等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水资源配置的前提和基础，要求区域间、行业间、部门间均应公平合理地共享水资源；高效原则要求水资源配置应追求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可持续利用原则要求合理调整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确保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公平高效地利用水资源；第三方无损害原则要求在进行水资源配置时，不损害第三方利益。
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还应该考虑河湖水系连通的特殊性，在水资源配置过程中坚持多水源统筹原则：即要从经济、社会、生态与环境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出发，统筹考虑本地水（河道水、水库水、地下水和其他水源）和外调水在不同区域、行业、用户之间的合理分配。
2.3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模式
河湖水系连通后，将形成一个多目标、多功能、多层次、多要素的复杂水网系统。由于河湖水系连通工程的庞大性、连通格局的复杂性、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传统的水资源配置思路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的要求。为确保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调配功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在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和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模式——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模式。该模式在重点考虑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问题的基础上，突出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
权益保障指保障调水区、受水区和输水沿线的权益；保障经济社会系统的用水权益（以供定需，提高用水效益）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用水权益（以需定供，确保最低生态用水）。
均衡发展指在河湖水系连通形成的网络体系基础上，通过多水源、多用户的联合调度，使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在空间、时间、过程上和水量、水质、效益上的得到均衡。
在进行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时，应在调水区和受水区水循环过程模拟、丰枯遭遇分析、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的基础上，以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为目标构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以求得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见图1。
3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主要技术与方法
为更好地实现水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需要解决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的主要技术和方法，包括跨流域水循环过程模拟技术、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分析方法、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方法、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概念模型。
3.1跨流域水循环过程模拟技术
水循环过程模拟是水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在进行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前，需要对调水区和受水区降水、下垫面等水循环条件过程进行模拟分析，为调水区的可调水量和受水区的可供水量估算提供依据。
传统的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以流域为基本单元，缺乏考虑河湖水系连通后涉及的跨流域水量交换因素，不能完全适用于河湖水系连通后的水循环过程模拟。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特点，需在传统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调水区和受水区的水量联系，建立跨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模拟水循环条件改变情景下调水区和受水区的产汇流情况，为调水区和受水区的水资源状况进行同步估算提供基础。目前，已有一些分布式水文模型考虑到了跨流域调水的情况，将多个流域视为一个大流域，同时进行产汇流计算，如LDtVGm模型[10]、HimS模型[11]等，适用于河湖水系连通后的水循环过程模拟。
3.2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分析方法
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问题是基于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由于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涉及跨流域（区域）范围，同一时期内调水区和受水区的水资源丰枯情况具有不确定性。同丰情况可能会造成工程效益无法发挥、水资源浪费，如调度失误甚至会导致洪水风险转移；而同枯情况下，调水量的确定会直接影响到调水区和受水区的基本用水保障。因此，为充分发挥河湖水系连通丰枯互补功能，避免同丰、同枯等极端气候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进行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前，需要通过丰枯遭遇分析，探明调水区和受水区的丰枯遭遇概率，在不损害调水区和受水区基本权益的前提下确定不同丰枯遭遇情景下调水区的调水量和受水区的水资源配置方案。
进行不同区域的丰枯遭遇概率分析，本质上属于求解具有线性或非线性相关关系的二维变量之间的联合分布。常用的二维变量联合分布模型主要有二维正态分布模型[12]、二维对数正态分布模型[13]、混合Gumbel模型[14]、二维p-iii分布模型[15]、Copula联合分布模型[16]等。其中Copula模型是目前丰枯遭遇计算中使用较为广泛、效果较好的方法。该方法是基于变量之间的非线性相关关系而建立的，可以描述变量之间非线性、非对称的相关关系，解决了两变量不一定满足具有相同类型的边缘分布问题，适合分析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配置涉及的跨流域（区域）水资源丰枯遭遇问题。Copula联合分布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3.3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方法
可供水量是水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传统水资源配置在处理河湖水系连通涉及的调水问题时，通常将调水量作为一个固定值，仅考虑本地水资源的不同保证率。这个方法简单易行，但缺乏考虑丰枯遭遇问题，可能会导致水资源配置结果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区别于传统方法，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需要建立在跨流域水循环过程模拟的基础上，重点考虑调水区不同丰枯情景对调水量的影响以及调水区与受水区的丰枯遭遇问题，计算不同丰枯遭遇情景下受水区的可供水量。另外，河湖水系连通后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可能会涉及到洪水资源化问题。通过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可将汛期调水区原本无法进行开发利用的部分洪水资源转化为受水区的可供水量。这部分水量需结合河湖水系连通工程的调水能力与调度准则等来确定。
3.4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概念模型
考虑到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在构建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模型时应突出多水源统筹原则，综合考虑各水源的水质情况、供水成本、供水保证率等各种因素，处理好外调水源和本地水源的供水优先序问题，实现优水优用。此外，与传统的水资源配置相比，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更加强调生态用水的保障，因此，在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构建过程中，应突出生态环境目标，保障生态环境用水权益。
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设定时应充分体现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在具体的目标函数设定时，可通过经济效益目标、社会效益目标、生态环境效益目标和可持续发展度目标四个目标函数来协调河湖水系连通后的社会经济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的关系。其中，经济效益可用供水净效益来量化；社会效益目标不易度量，可以用区域缺水量来间接反映，区域缺水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和安定，是社会效益的一个侧面反映；生态环境效益可用生态环境用户供水保证率来量化；可持续发展度用于均衡社会经济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比例，可利用社会经济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比值构建的隶属度函数来量化。为确保不同丰枯遭遇情景下的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应根据不同丰枯遭遇情景的具体情况设置模型参数。
4结语
河湖水系连通战略是我国新时期提出的一种治水新思路。目前相关实践工作得到广泛开展，但是河湖水系连通的理论研究还十分薄弱，尤其是水资源配置、调度等运行管理方面。本文基于传统水资源配置理论，重点研究了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的特征，提出了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模式——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模式，并对河湖水系连通后的水资源配置主要技术进行探讨，包括跨流域水循环过程模拟技术、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分析方法、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方法、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概念模型。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涉及到广泛的区域范围和利益群体，本文主要是框架性地探讨了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的一些关键问题，具体的生产实践指导理论仍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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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篇9
关键词水资源;合理配置;分配机制;建议;新疆石河子
水资源合理配置,即在一个特定流域或区域内,以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原则,对有限的、不同形式的水资源,通过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在各用水户之间进行的科学分配。实际上,水资源合理配置从广义的概念上讲就是研究如何利用好水资源,包括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在新疆,特别是南北疆和沙漠边缘地区,实施水资源合理配置更具有紧迫性。其主要原因:一是水资源的天然时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相适应;二是在地区间和各用水部门间存在着很大的用水竞争性;三是近年来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已经导致产生许多生态环境问题。
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由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组成的综合体系实现的。其基本功能涵盖2个方面:一是在需求方面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建设节水型社会并调整生产力布局,抑制需水增长势头,以适应较为不利的水资源条件;二是在供给方面则协调各项竞争性用水,加强管理,并通过工程措施改变水资源的天然时空分布来适应生产力布局。2个方面相辅相成,以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合理配置中的“合理”是反映在水资源分配中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各类用水竞争、上下游左右岸协调、不同水利工程投资关系、经济与生态环境用水效益、当代社会与未来社会用水、各种水源相互转化等一系列复杂关系中相对公平的、可接受的水资源分配方案。合理配置是人们在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时的目标和愿望。一般而言,合理配置的结果对某一个体的效益或利益并不是最高最好的,但对整个资源分配体系来说,其总体效益或利益是最高最好的。而优化配置则是人们在寻找合理配置方案中所利用的方法和手段[1-4]。
1水资源体系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关系
以往的水资源系统,研究的是如何对国民经济起到保障作用,即研究水资源量对国民经济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进行有效供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入口的增加,用水量迅速增长,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从而也唤醒人们对如何利用水资源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仅研究水资源数量上的合理分配,还应研究水资源质量的保护与可持续;不仅研究水资源对国民经济的效益和人类生存的需要,还应研究水资源对人类生存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不仅研究如何满足当今社会对水资源利用的权利,还应研究如何满足未来社会对水资源利用的权利。因此,水资源合理配置体系不仅应适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求,还应尽可能地满足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环境对水资源的需求,以及未来社会对水资源的基本需求。
2水资源分配机制
水资源分配机制主要包括4种,即以边际成本价格进行的水分配、以行政管理确定水价及相关政策进行水分配、以水市场机制进行水分配和用水户自主进行水分配。
以边际成本价格进行水分配的指导思想是确定一个目标水价,使其等于最后增加一个单位供水量的边际成本。水价(或水的边际值)与边际成本相等的水量分配被认为是经济上有效和社会最优的水资源分配方式。这个有效性指标使经济各部门总产值达到最大。
水不像一般商品一样容易管理,它被广泛地认为是公共财产,大型水工程投资一般私人企业无力承受。例如大型灌区的管理,是由政府对水量进行通盘考虑后,对各个部分进行分配的。家庭生活供水、市政供水、农村生活供水、农村卫生计划等都体现了政府行政管理的作用。政府通过用水许可证的发放、各工业企业取水和废污水的排放的调节调度等手段,也对大部分工业用水进行控制。尽管水力发电不直接消耗水量,但需要通过政府的行政管理确定水电站的建设以及改变了河道水量状况的调度规则。其他还有渔业用水、野生动物保护的湿地建设、旅游业发展等都限制在整个社会用水的约束机制中,需要用行政管理手段进行协调分配。政府职能部门由于是惟一包含所有用水户的机构,其在跨部门用水分配中具有很强的主导作用。很难以市场化的行为去优化配置水资源的高效运用,真正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应该是在有竞争性市场机制下与必要的行政管理措施之间的协调统一。
严格经济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应具有如下条件:市场内存在着同样的买方和卖方,他们完全了解市场规则,支付相同的交易成本;各买方和卖方的决策完全是相互独立的;任何个体的决策都不影响其他个体的交易结果;每一个体(或商)都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在此条件下,供求双方决定了市场交易量和价格。商品(或资源)将从低价位移向高价值,因此基于市场的分配被认为对个体和社会都具有经济上的有效性。对于水而言,有时需要政府参与创造必要的市场运作条件。例如,确定原始的水权分配方案、制订管理上和法律上的交易规则、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水的传输等。市场机制的运行,使供水能够在各部门中的利用获得较高的价值,而不必投资新的高成本水资源工程。同时,水市场允许对在较低价位售的水加以补偿,从而促使水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由用水户自主组成水分配管理机构进行水量分配的机制,来源于农民灌溉用水的分配,居民生活用水则产生于对公共水井的管理。这种水分配机制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具有对满足当地用水需求所采取的分水模式的潜在适应性。由于用水户直接参与水的利用,无论是农业灌溉、居民生活、工业企业用水,他们都掌握着比行政管理人员所掌握的更充分的信息,不必依赖固定的分水规则进行分水。可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通过协商随时增加或减少水量的分配。
石河子地区水资源分配机制目前仍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形式存在,还不能在多种分配机制下,达到多样性的分配管理体制,尚不能满足水资源分配有效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要求,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也有一定的距离,从而造成用水矛盾突出、用水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水资源价格体系的不断完善,水资源分配机制的多样性将会使水资源分配趋于合理,最终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
3石河子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建议
石河子垦区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该地区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灌区水资源配置优化直接关系到地区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此外,水资源短缺,地区分布失衡,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尤其是在新疆这一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一问题表现更加明显。用水效率还很低,农业用水与工业用水都是如此,农业灌溉用水与工业gdp万元产值取水量远远高于一些发达地区用水水平。随着石河子垦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资源的需求一定将更加紧迫,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也将更加尖锐,在现有的水资源可开发利用条件下,需要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以水权管理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3.1明晰水权是水资源配置的根本
水资源属于国有,在这样的基本界定下,如何根据用水方式的不同合理界定产权,使国家、地方、工程单位和用水户之间的责、权、利相互协调,从而探索有效保护、开发利用水资源的产权结构和管理制度,这是一个当前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水资源国有的概念非常明确,但是水的使用权、配置权与收益权却是比较模糊不清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就需要明晰水权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有效的管理。
3.2政府职能分开是水资源实现有效配置的关键
在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中对水资源的管理方面一直担任双重角色:一方面是水资源保护与管理角色;另一方面是水资源所有者角色。在很长的时间里政府的这2种角色不分。虽然新《水法》有一定的突破,但是政府管理改革方面还不够。政府作为管理者应当加强管理的有效性与执行力,而水资源所有者的角色应交给市场的内在规律去进行优化配置。简单地说,水资源生存保障与生态环境平衡方面的功能,表现在基本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由政府采取高效合法的行政措施予以管理和保护;而水资源在经济方面的功能即多样化用水,如发电、灌溉、养殖捕捞、旅游业等方面的开发利用,交给市场去经营,政府部门不应该过多地干预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这样水资源的多元化价值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与体现,而政府作为所有者与管理者的不同职能得到明确地区分,这样也正是国家改革水资源管理的明晰方向与目标。政府在经营运作水资源时候,完全可以引入市场经济机制,运用企业化的经营模式,不但可以使水资源的价值能够通过市场得以实现和增加,从而使水资源的配置更加高效、优化。
3.3完善水权制度体系是当地水资源有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水资源的分配,取得与转让都是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的。必须建立一整套包括如何界定水权的分配转让在内较为完备的水权制度体系。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主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水资源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办法。水权取得的前提就是缴纳一定数额的水资源管理费,而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及使用是由国家或者地方法律的规定来负责实施的。国家只有也必须制定严格的政策法规才能够确保水资源费的合理征收,管理和使用。二是制定水权交易规则,规范水资源交易市场秩序,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在本地水资源市场运作还是比较新生的事物,正处于萌芽状态,需要政府进一步的呵护培育和发展壮大,而这些离不开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大力支持、约束与规范。因此,在培育和开拓水资源市场的时候,只有加强立法并且加大法律的执行力,才可以使水资源市场化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水权和水资源的调整,续期和终止需要都能够合法有序的进行。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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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篇10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者个人所分配消费品或领取的报酬是以劳动的质和量为依据的，于是，人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按劳分配似乎源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既然商品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那么劳动就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依据。这样，价值的创造就成为衡量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唯一依据，也就是说，只有价值的创造者才有权获得收入。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就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活劳动才创造新价值，其他非劳动要素不创造新价值，新创造的价值只有在创造新价值的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才是合理的。否则，将其中一部分分配给投资者或其他要素所有者，都是对劳动者的剥削。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把物化劳动也作为创造价值的源泉，提出新价值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的，以此来论证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这两种观点都有偏差，其根源在于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混淆了起来。前一种观点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本来是正确的，但由于把价值创造与收入分配问题混在了一起，导致了错误的结论；后一种观点虽然坚持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但其以价值创造为依据，把物化劳动也作为创造价值的源泉，结果导致了对劳动价值论的片面认识。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尽管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问题应当联系劳动价值论，但必须明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价值创造与收入分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页。）“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任何别的‘物质’”。（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页。）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是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凝结，活的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而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相联系的方面就在剩余价值上，即收入的源泉是劳动者活劳动创造出的新价值，从而创造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分配的条件和基础。因此，仅从劳动价值论来说是不够的。根据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依据在于生产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产权关系。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或产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体现所有制关系的利益关系必须具有的经济上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由此，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依据是产权，至于是什么创造价值与收入分配并没有直接关系。马克思指出：“就劳动形成价值，并体现为商品的价值来说，它和这个价值在不同范畴的分配无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0页。）
尽管生产要素所有者是凭借产权获取收益，与谁创造价值无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创造与收入分配就无关了。由于产权本身是资源稀缺性与人们需求无限性之间矛盾的产物，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及其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即要素贡献）是决定要素报酬的重要因素。强调活的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决不排斥和否定其他要素在价值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都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少的。马克思指出：“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它只在另一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剩余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物化劳动虽不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但却是作为价值的物质载体——使用价值的源泉，马克思曾一再批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种说法，肯定了威廉·配弟的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因此，价值的源泉是一元的，但价值的形成要素是多元的。如果混淆了价值的源泉和价值创造的条件，进而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混为一谈，认为一切生产要素都是价值的源泉，主张把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依据，其结果是必然走向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因此，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价值创造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的基础上。
二、现阶段按劳分配的特点与实现形式
我国现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这一新的收入分配原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相适应的，是由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决定的。按劳分配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分配方式。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阶段，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这是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内部劳动者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一种原则，其逻辑前提是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消亡，个人的劳动已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因而社会在再生产过程已能够直接计量和直接分配社会的总劳动，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于是，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才有可能根据每个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量，以劳动券的方式来使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显然，经典形式的按劳分配只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消亡这一前提下才能实现，如果个人的劳动还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社会还不能以劳动时间的简单标准直接测量出社会总劳动和每一种产品生产上的社会必要劳动，那么真正的按劳分配就是不可能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传统体制尽管在理论原则上坚持按劳分配，但由于分配主体——国家既排斥市场的作用，又不可能从时间上直接测量出社会劳动，因此完全缺乏按劳分配的必要条件和形式，结果便不得不实行“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
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和设想，商品货币关系不但没有消亡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来使劳动报酬准确地反映劳动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和它的实际贡献，从而按劳动力要素的价值进行分配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劳动者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在形式上是一样的，所取得的报酬在数量上也是一致的，即二者都是劳动力在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V）。否则，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劳动力就会流向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所得报酬比按劳分配高的部门。尽管二者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二者的性质和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是不同的。按劳分配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作为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而存在的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主要是归劳动者共同占有或分享，不存在剥削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按劳分配是以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实现形式存在，而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技的发展，劳动具有新的特点，劳动创造价值出现新的情况，从而按劳分配具有新的特点。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上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传统观点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只有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从而参与分配。现在看来这种观点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与认识。不能把生产劳动简单地等同于物质生产，生产劳动与其他经济范畴一样，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概括和反映，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直接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服务产品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除了物质生产部门以外，商业流通部门、精神生产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和金融、邮电、咨询等服务生产部门以及进行经济管理、调控与决策的政府部门，都存在着生产性劳动。不过同一部门既有生产性劳动，也有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指出：“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智力劳动为内容的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类劳动者所从事的科技创新和经营管理等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但其结果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大，于是，他们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比较大，其工作的效益弹性就比较大。由此，根据劳动力要素的价值或贡献进行分配就具有新的形式和特点。对这种以智力为特征的高端劳动力单纯依靠市场直接定价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更多地应采取市场直接定价与间接定价相结合的方式，如年薪制、股票期权制、技术股权制、专利权制等等。
三、按要素分配的性质与“剥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