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1
“电力先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过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努力，终于从1997年开始出现了电力供求的初步缓和，少数省、区已达到了“电力先行”，一些省、区达到了初步先行，还有些省、区尚没有先行，怎样理解及如何度量“电力先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电力先行”的提出早在1953年，当时的燃料工业部党组在给中央“关于目前燃料工业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中提出：“燃料工业包括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和石油工业，它是一切工业与运输事业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工业化的先行工业，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央批示中说：“燃料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是很艰苦和重要的，建设一个年产一百万吨的矿井或处理一百万吨原油的炼厂，约需七、八年时间，建设一个大型水电站，所需时间更要多些。而煤、电和石油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先行工业，其发展的快慢直接关联到国家所有重要工业和交通事业发展速度。因此，中央认为在燃料工业建设问题上，必须从长远的观点出发，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和资源分布的情况，来切实周密地研究和制定五年建设计划。”关于如何保证“电力先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远景发展轮廓方案(1953－1967)》远景计划的工作方向中的第一条，提出了“保证电力的先行发展--对发电厂、电力网及热力网工程的拨款和修建应考虑到要比工业企业及其他热、电力用户投入生产略早一些，以便电力系统能经常保持必要的备用发电容量。新建的工业动力中心，先行建设发电厂、热力网和电力网就更有必要了。”从这段话来看，“电力先行”应当主要表现在发电容量、输电网、配电网和热力网都要具备一定的备用容量。关于“适当超前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三条规定：“电力事业应当适当超前发展，国家鼓励、引导国内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投资开发电源，兴办电力生产企业。”我国从1953年提出“电力先行”，以后又陆续提出“电力工业需要先行一步”、“电力是先行官”、“电力工业必须变落后为先行”以及“电力事业应当适当超前发展”，其基本思想都是“电力先行”。二、对“电力先行”的理解“电力先行”是我国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的一条方针，对此，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1.先行一步、保持备用。即对发电厂、电力网及热力网工程的拨款和修建应考虑比工业企业及其他热力、电力用户投入生产略早一些，以保持必要的备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备用发电容量。2.发电设备增长高于发电量，发电量与工业产值间保持合理比例。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发电设备的增长速度，应该高于发电量增长速度的35％以上。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比例关系，并且适当地安排发电量与工业总产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合理地部署电源的地区分布，电力工业就可能满足工业正常生产的需要，也可能大体应付工业超额增产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根据我国当时电力工业技术落后的局面还不能根本改变，许多分散孤立的电站还没有联成电力系统的时候提出来的。从我国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即使各地区、省、市、区都已基本联网，也还存在最大负荷增长率超过发电量增长率的情况，就象1998年1～9月中旬全国主要电网统调最大负荷增长9.2％，而发电量的增长为7.34％，超过1.86个百分点，仍然需要使发电设备增长高于发电量的增长。发电量与工业产值间只提保持合理比例，而没有提出一定的比例要求，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3.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有人说“电力先行”，就是指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必须快于国民经济其他工业的发展速度。用现在的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2
关键词：地质勘查；经济规律；社会经济效益
地质勘查工作是一项生产活动，它同任何其它经济活动一样都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和调节。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经济现象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决定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改造和消灭经济规律，但可以通过实践来认识，遵循和利用经济规律，来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服务。
地质勘查工作经济规律按其性质和作用范围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特征的经济规律。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并反映其共同性质和特征的经济规律，它贯穿于包括地质勘查工作在内的各个不同产业或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只要有经济活动它就必然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另一类就是反映地质勘查工作自身特点的特殊经济规律。它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和活动方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调节着地质勘查工作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并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反映地质勘查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可见，正确认识和利用地质勘查工作特有的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具有特殊而又重要的意义。
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有经济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殊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及作用决定的。它以其特有的本质特征来调节地质勘查活动。在地质勘查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有经济规律：
1．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性
这是指获取地质勘查成果的极不确定性，即所投入的地质勘查劳动，有相当部分不能直接获得有工业价值矿床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是指风险程度通常高于其它经济活动。地质勘查工作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经营风险)。与其它一般经济活动相比较，它更突出地表现为自然风险，这是由工作对象的隐蔽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决定的。构成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有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管理水平、技术装备条件、技术方法以及经济建设布局和重大政策的调整变化等等；也有工作对象的客观自然因素影响，即超出人们驾驭能力而产生风险的因素，只要地质找矿活动存在就一定有自然风险，而且不同矿种风险大小不同，不同矿种区域分布不同找矿风险大小也不同等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地质勘查工作的风险程度。
2．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按其工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依次开展工作的客观必然性。每个矿床各个不同阶段的工作只能依次进行，不能跨越和颠倒。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规律所决定的。对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对复杂的地质情况的认识，反复尤其不可避免。地质勘查工作全过程可大致分为两个大的工作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础地质调查，它为地质找矿提供方向，是地质勘查工作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个层次是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即矿产的普查，详查，勘探三个阶段的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要求必须按照阶段来组织和开展工作。
3，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有工业价值矿床需要经历较长工作时间的客观规律。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地质勘查工作周期，即从普查开始到矿产勘查工作结束，需要经历较长的工作时间；二是指地质勘查工作相对于后续产业的时间跨度需要较长时期。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一方面表现在寻找矿床阶段，即找到有工业价值的矿床，往往是要对多个矿点或异常开展地质勘查工作才能确定；另一方面是矿产勘查的详查、勘探阶段，需要消耗较多的人财物，并按要求达到一定的工作量控制，才能完成探明矿床储量的任务。地质勘查工作相对后续产业需要较长的周期，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的，自地质勘查工作开始到形成矿产品生产能力需要较长时间。它以地质勘查工作周期为基础，包含矿床规划设计，矿山基本建设直到形成生产能力全过程的时间。它对于指导地质勘查工作合理超前有重要意义。缩短地质勘查工作周期，是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的客观要求。
4．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要领先于相关的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和部门经济活动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是由地质勘查工作性质和国民经济建设发展需要所决定的。只要存在地质勘查工作，它就必须先于其他产业和部门做好基础地质工作和准备矿产资源及地质资料。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国民经济客观布局提供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二是先于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地质勘查工作；三是先于矿山建设探明矿产储量。地质勘查工作超前要有合理的量，超前过多，会造成地质勘查工作费用积压浪费，超前过少或滞后，就会影响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地质勘查工作要根据不同矿种、不同地区的需要合理超前，才能保证建设需要，提高地质勘查工作社会经济效益。
5．地质勘查工作难度递增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活动，随时间推移工作难度日趋加大的客观必然性。矿产资源有限和不可再生的特点以及矿床的复杂性，决定地质勘查工作在时间序列上难度递增。埋藏浅、地质条件简单、施工条件较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矿产资源不断被发现和开发利用，迫使地质勘查工作逐步转向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施工条件差、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方面表现为获取一定勘查成果的投入增大，即探明单位矿产储量的费用增加和投入工程量呈增大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作环境恶化和施工条艰难。它们都包含有劳动数量的绝对增加和采用先进地质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劳动质量的提高。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客观上要求相应增加地质勘查工作费用投入，最根本的是依靠科技进步，它是提高地质找矿效果的根本途径。
6．地质勘查工作效益后续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劳动的效果在后续产业的劳动成果中得到体现和反映。是由地质勘查工作的超前性和信息产品的特点所决定的。地质勘查工作后续效益直接地表现为矿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由此而引起劳动就业、工业生产、财政、社会基础设施、国际收支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以社会经济效益来评价和衡量地质勘查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基本要求。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3
“社会转型”是社会学中的一个专业的术语，而理解“社会转型”主要从社会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进行。社会体制的转型即指我国的社会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社会结构变动是指社会结构由单一的发展向整体全面的发展转变;最后，社会形态的变迁是我国的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治经济科学理论不但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而且我们也用这一理论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理论指导。这里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包括马克思最初创建的政治经济学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包括后来由党的历代领导人和党中央继承并发展了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方法，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包括经济学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其中所取得的相关理论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如果脱离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轨迹，也没有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许不会这么早就诞生，这正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基于批判和继承以前的优秀经济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主义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作为根本任务。经济规律指的是各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如同自然界的运动一样，都是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发展变化的。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规律性相同，她们都具有客观实在性。第一，无论如何，客观的经济状况是经济规律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一旦客观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经济规律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而客观经济条件，指的是社会生产力的现状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状况。第二，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既不能制定或创造经济规律，也不能改造已有的经济规律，也不能将现有的经济规律消灭或者是废除。只有在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的基础上，经济规律才会随之变化。第三，经济规律对人们经济活动的支配或制约往往带有强制性。当人们还不认识或没有完全认识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时，经济规律会作为外在的力量，强制地支配人们的经济活动;一旦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违背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社会经济运动就会受到阻碍和破坏，人们就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时代的客观要求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是在17世纪初开始产生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一些国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流通领域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了研究，并产生了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就是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1575—1622年)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但是，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一种不成熟的经济理论。经济理论研究由流通过程向生产过程的时候，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才随之开始的。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化，产生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但是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却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虽然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种种美好设想，但由于它是唯心主义的，终归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在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揭示和认识过程中，它既不受以往剥削阶级狭隘的阶级私利的局限，又不受阶级偏见的妨碍。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所以，它是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马克思写下了《资本论》的科学巨著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未停止，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根据他们所处时期经济建设的具体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和提出了创造性的理论和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时期，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理论和具体纲领，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指导下，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并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根据该阶段的时代特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发展和需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都是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经受过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发挥更好地指导作用。
(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着社会的转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并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开放和发展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所提供的理论并非是现成的教条，而是经过不断地研究提出来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可能某些个别的论断会随着时间得推移和社会的变化而显得陈旧过时，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所得出的某些个别结论可能会因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实践的变化而过时，但是他提出的观察、分析经济现象的世界观、方法论却不会过时。其次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科学真理，而必然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也要批判地吸收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合理成分，以使自身的发展不偏离世界文明的发展，永葆其旺盛的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导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
中国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成效，我国的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建立起了全面物质生产体系，各项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性的成就，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我国的经济转型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使得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缩小贫富间的差距和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的这些宏伟目标具有实现的可能。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的转型提供行动指南。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和发展性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重大作用
真正科学的理论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存，是因为它顺应时代的需求和发展，这就是它的时代性和发展性的体现。具体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论述：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的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建设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样就更便于无产阶级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转型时期的任务进行科学的指导。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前人优秀的理论成果的基础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论，这一学说从根本上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根源，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并用其去指导中国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发挥着巨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学的主流。在我国的转型时期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社会的转型期间，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帮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4
12月预备党员思想汇报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的内容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无论是从其酝酿、提出与阐发的过程来看,还是从其理论内涵和主体内容来分析,均体现出了我们党尊重规律以及“按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执政态度,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观,是我们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政党执政规律以及自然生态规律全面系统地客观认识与把握的最新理论成果。
我们知道认识和发现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虽是一个充满着曲折和艰辛的探索过程,但往往是有规律可循的,都客观存在着一种认识规律的规律模式。其中最科学最重要的认识规律的规律模式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所谓“规律模式”是指在认识规律、研究规律的过程中,遵循并按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行为规范、思维定式和认知模式。这种行为规范、思维定式和认知模式一旦偏离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唯心辩证法或机械唯物主义,其认识和发现的事物发展规律,不是脱离客观现实,就是脱离客观世界,甚至发明出非规律的人为规律,制造出假规律的人为规律,以致给事业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让全社会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与形成过程来看,其思想渊源、时代背景、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的传承与扬弃、继往与开来、汲取与创新、归纳与推导以及现实与未来的紧密结合上均体现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模式。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证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渊源,产生的渐进性与传承性,完善的进化性与规范性,走向的发展性与超越性,均道出了认识和发现一般事物发展规律的内在规律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长期艰辛探索和发展实践,并借鉴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与经验并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如综合经济实力显着增强而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结构性矛盾与粗放增长方式并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并存;统筹协调发展和兼顾多方面利益面临艰巨任务;对外开放扩大,领域拓宽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关系协调日趋复杂同时并存,经济全球化中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加深与相互影响、相互掣肘的加强同时并存,全球经济基本平衡与中国经济阶段性和结构性不平衡发展的相互作用在日益扩大,可以预见和不可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如何更好地利用好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等等。这充分证明了科学发展观认识与形成的历史性、全局性和现实性。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而形成的。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均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正确应对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中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更加坚定地走科学发展道路。这充分证明了科学发展观认识形成的客观性、实践性和时代性,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在认识纬度上尊重规律、顺应规律并且具有科学精神的规律模式。
希望党组织能够看到我在学习上的努力,希望在党组织的教导和帮助下,我能早日入党。
此致
敬礼!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5
关键词:传统技术创新哲学反思价值尺度
一、传统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
1.经济利益最大化。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德文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熊彼特(1942)通过对经济发展的深入观察,划时代地提出创新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的论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恢复战后经济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和许多国家的政府以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目标,逐步形成了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同的传统发展观。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指导,传统的技术创新将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将经济价值作为其一切经济活动的惟一评价标准。传统技术创新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片面、单一的技术创新观。其表现为加大了对自然索取的力度,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过分强调效率,忽视公平,激化了人与社会的矛盾。它忽视了技术创新的环境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违背了马克思的价值论,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规律。它强化了整个社会的片面经济观,突出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追求而忽视了人类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严重影响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
2.技术工具理性主义。工具理性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形式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讲究效率原则,认为技术是纯粹中性的、超然的。这种技术工具论不涉及任何价值评价,认为技术本无好坏之分,只有在被人类当成工具使用以后,才能显现出它的性质。在技术工具论思想的主导下,技术工具理性主义成了主宰经济活动和左右经济决策的工具,从而导致人类无度征服自然、掠夺资源、污染环境进而毁灭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人炸、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退化等,都隐藏着技术工具理性主义膨胀的经济社会根源;技术工具理性主义是造成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对立或分离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有机联系的重要因素。技术工具理性的加强是以人的物化、价值的失落即价值理性的衰退为代价的,导致了非理性的行为。
传统技术创新传统技术创新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凸现出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观律的缺陷。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使得传统技术创新忽视了技术创新的环境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严重影响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技术工具理性造成了传统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技术创新必须转变传统价值观念,重视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二、传统技术创新的价值缺失
基于马克思技术实践的观点,技术创新被技术哲学的众多学者界定为具有创造性地社会实践活动。技术创新通过创新主体与创新客体的实践活动构成了技术创新系统。这个技术创新系统是价值负荷的。李兆友教授指出,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借助于技术手段的中介,认识、利用、变革创新客体,使创新客体成为合乎人的目的和需要的实践活动过程。技术创新具有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与管理实践的三重性质。夏保华博士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有技术设想到技术物品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其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性塑造,内容是创新技术实践、认知和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技术、社会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的统一。系统辩证论认为,价值系统是分层次的。从系统物质价值层次可将技术创新的价值分为经济价值、自然生态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传统技术创新只片面强调了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技术创新的自然生态价值和环境价值、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
传统技术创新唯经济价值取向忽视了自然生态和环境价值。受传统经济发展观的影响,传统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负面影响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严重破坏。传统技术创新在追求工业产值和商业利润的同时,把人们引向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无节制的消耗,经济增长的实现以自然资源的衰减和枯竭、环境质量的恶化和损害人体健康为代价。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传统技术创新唯经济价值取向忽视了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技术创新社会价值体现为对人的全面发展、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技术创新社会价值的前提。技术创新的“纯经济性”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发展产生了冲突,人们在充分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在失去精神生活发展的空间,片面追求物质享受使得人们丧失了深层的情感体验和对美、自由、理想的热情,信仰危机、道德失范、心理疾病等消极现象,严重地影响人的全面发展。19世纪马克思就曾深刻地描绘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创新的异化现象：“……技术的胜利似乎是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三、传统技术创新的尺度失衡
所谓尺度,就是标准、准则、范式、规范。主体的内在尺度反映了主体实践的目的,客观尺度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客观物质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无数事物和过程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各组成要素都有着自己特有的客观尺度,而且这些尺度有着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平衡关系,形成物质世界统一的尺度。忽视物质世界固有的客观尺度,主观任意的改变自然界的形态和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关系,也就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再生能力。恩格斯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使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因此,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必须掌握和遵守自然规律,同时，还必须掌握和遵守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要考虑自身行为的自然后果,还要考虑自身行为的社会后果。毕竟人不仅是自然的人,同时也是社会的人。
技术创新作为实践活动应在实现人的内在尺度和客观尺度统一的基础上进行。传统技术创新实质上将实践主体的内在尺度扩大化而忽视了实践客体的客观尺度,造成内在尺度和客观尺度的失衡。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作为实践活动的技术创新只有按照自然界事物本身的尺度和他们之间互相制约、互相协调的平衡关系进行,才有利于保护物质自然界自身在生产的能力,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技术创新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只有在技术创新价值观与社会发展观相适应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回顾我们党的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粗浅到精深、从古典到现代、从缺乏科学性到科学性的逐渐演变。从发展的科学性视角看,经历了一个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发展到强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综合发展的过程。缺乏科学性的发展观不仅违背了自然规律、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规律,也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及其辩证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标志着我国发展实践的深化和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技术创新就是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内涵。技术创新作为创新性的实践活动,一方面，体现技术创新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承载着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实现;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的成果在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同时,应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健康水平。正如十七的报告中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技术创新就是要实现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在技术创新活动的各个阶段中引入生态观念,从而导引技术创新朝着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并利于经济、社会、环境系统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下的方向协调发展。在生态价值观的指导下,充分考虑人的发展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其次,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技术创新就是要在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马克思把自然、社会、人的和谐统一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社会有机体,而这种社会有机体的良性互动、和谐统一同样运行于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中。再次,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技术创新就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就是保证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技术创新作为创造性实践活动,在有目的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把环境价值和生态价值纳入技术创新的价值体系,从自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的综合评价,保证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调持续发展。
五、结论
传统技术创新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凸现出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观律的缺陷。传统技术创新有着经济发展和技术工具论的理论形成基础,表现出技术创新自然生态和环境价值、社会和人文价值的缺失。同时也反映出传统技术创新在实践主体和客体之间内在和客观尺度的失衡。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只有在技术创新价值观与社会发展观相适应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技术创新应在注重经济价值的同时,把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纳入技术创新价值体系,坚持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坚持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大力发展生态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模式。
[本文系青岛理工大学校立人文社科基金课题。]
参考文献:
[1]李兆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反思》,《系统辩证学学报》,2003.11。
[2]夏保华:《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商务印书馆,198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2卷),人民出版社,1972.4。
[5]夏甄陶:《认识论引论》,人民出版社,1986.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4。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6
一、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发展是事物的一种运动状态，但又不是事物一般的运动状态，而是特指事物向前、向上的，由低级向高级进步的，不断推陈出新的运动状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事物发展如此，城市建设发展也是如此。辩证的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对立统一的发展，矛盾则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发展就是事物内部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辩证的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地位日益重要，城市的发展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程，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运用唯物辩证法统筹城市建设发展，就一定要认识到社会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矛盾运动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在各类社会矛盾的运动中发展的。发展是城市建设、城市壮大的根本动力。立足于发展这一主旋律，在经济、社会等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城市规模与内涵的升级，并以城市规模和内涵的升级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是现代大城市发展的关键主线。
城市的建设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的有机组成要素在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的整体发展。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应当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因此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重点就是要实现城市科学辩证的发展。辩证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保持内在各要素相对平衡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畸形的、单一要素突进的发展。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普遍原则就是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一旦事物离开与其它事物的联系，就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普遍联系，实质上是讲事物的发展必然是兼顾的、对称的、照顾它方的发展，否则就是畸形的发展，甚至是倒退和停顿。辩证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城市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从而保证和谐、稳定等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目标的实现。
二、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努力克服城市建设发展中的模糊认识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城市建设协调发展，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强调历史决定论。城市发展的最终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利用，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经济、物质的因素起决定作用。把握城市建设发展，首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实现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期望。二是强调历史辩证法。不能仅仅把城市建设发展的因素归结为生产力、经济、物质，还要讲人的作用，讲自然、人口、法律、政治、文化、思想等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阐述发展时，总是既强调发展的重点方面，又强调其他方面因素的反作用。因此，城市的建设发展既要强调自然的制约作用，生产力、经济、物质的最终决定作用，也应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社会各个因素、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
把城市建设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城市规模的扩大、住房条件的改善等等，而忽视城市的全面发展，在理论上的一个根源就是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理论。按照经济社会形态理论，经济增长是城市建设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市建设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增长只是整个城市建设发展的一部分，忽视城市的内涵建设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最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有不少城市以前只注重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忽略了生态环境的建设，最终却要回过头来下更大的力气来纠正这个问题，对于这些我们要引以为鉴。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理论，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生产功能的发挥。以为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只讲物质生产而不讲其他，在理论上也是一个误区。城市生产功能的主要内容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人口的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这四个方面的生产相互渗透、相互关联，构成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学习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理论，可以搞清城市建设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类城市建设过程不是指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包括人、精神、文化、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统筹城市建设中要特别注重促进人的发展。促进城市建设发展，必须弄清发展的目的、动力、主体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只重视物，不重视人，是人的缺位理论，这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现实的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发展理论。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观出发，马克思主义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科学发展观也突出强调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力量，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原理。以人为本，就要求我们在城市建设发展中以人为根本，以人为核心，以人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城市的建设要满足人的生存、安全、健康等自然需要，要满足人的民利、公平公正要求、素质全面提高、价值实现、精神文化等社会需要，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动城市建设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三、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自觉遵循城市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前我国城市建设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一些领导干部受片面的发展观影响，脱离实际，主观臆断，大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政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有关。片面的发展观可以从认识论上找到其产生的根源，它实质上是脱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当然人又不是无条件地受制于客观规律，对于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否认客观规律的作用，认为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在客观规律面前毫无作为，没有主观创造性，这是庸俗唯物主义。人们只有尊重规律、把握规律，按规律办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反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统筹城市建设发展关键在于尊重和把握规律，按规律办事。社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如生产力一定要适应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文化发展规律，政治发展规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规律，等等。同样，城市建设发展也有相应的规律。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可以总结出以下城市发展规律：一是要搞好阶段定位。阶段定位是前提，要坚持发展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的有机统一，既不超越阶段将后人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做，又不丧失主观能动性把今天需要办的事情高标准地全力办好；二是要寻求持续发展。持续发展是关键，要坚持发展的速度与后劲的有机统一，发展不拼资源、不拼环境、不拼短期，促进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城市的永续发展；三是要注重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目的，要坚持发展的高效益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升文明，让发展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四是要打造特色品牌。特色品牌是形象，要坚持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着力打造共性彰显、个性张扬、富有魅力的现代经典城市，形成百花争鸣的城市发展局面；五是要实施科学筹划。科学筹划是保证，要坚持发展的全局与局部的有机统一，既大气谋事，用国际化的眼光、现代化的理念、市场化的思路来谋划城市发展，用科学的态度、严格的要求、高效的操作来推进城市发展。很显然，这些规律也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指引城市科学发展的宝贵财富。这些规律昭示人们，只有城市建设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整体进步，违背这些规律，社会发展必然出现问题。
四、积极寻求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相协调的基本要求。统筹城市建设协调发展，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探索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积极寻求搞好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的有效对策。要以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决策来搞好城市建设，真正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作等各个层面，努力创造更佳的人居环境，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7
关键词：宏观经济指标；行业经济指标；预测；股市指数；趋势方向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5-88-03
预测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分析，由过去和现在去推测未来，由已知去推测未知，从而揭示客观事物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科林斯说：“想要取得持久的成功，要有预见性。”
在不确定性事物中发现某种程度的确定性，是预测的价值所在。把预测应用于经济领域，重点在于对不确定的未来利益的量化、比较、判断和选择。如按的制度设计，即庄家的赢率为52.5%，赌客的赢率为47.5%，赌客的期望值为-0.0526，即赌客平均每局输5.25%。具体某一局，赌客可能赢也可能输，但整体而言，赌客必输。赌客如果有全局性，就不会妄想靠谋生或者发财。但是，如果赌客有预见性，也许可以不亏甚至战胜。刘竟涛先生在《炒股不亏钱的智慧》中说，有位老人根据大量的输赢结果总结出，在连开12局甚至15局相同结果后，买相反的，用13万元总资金中的1000元开始，输了后加倍买，获胜率大大提高。老人预见到了前途的光明，所以敢于参与，也预见到了道路的曲折，所以轻仓开始。
炒股与有诸多相似性。在制度的设计上，散户股民整体上是必亏的，各国股民大体上都是“7亏2平1赢”。赌客靠概率的预测可以战胜，股民靠科学的预测也可以战胜股市，能够科学预测的股民就属于“1赢”的范畴。
一、预测的可能性
概率论的大数定律从理论上有力地支持了预测的可能性。（大数定律是概率论中讨论随机变量序列的算术平均值向常数收敛的定律。）唯物辩证法的“事物自己运动发展的规律”，就是预测的可能性的哲学基础。事物发展的趋势蕴涵着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预测的前提就是搞清楚事物发展的规律。周期性就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规律性，周期性也是“道”的运行规律，“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据《逃不开的经济周期》，美国经济尽管在1990年代没有出现经济学家所预期的存货周期（基钦周期，约4.5年）现象，但在2000~2002年开始，还是出现了资本性支出周期（朱格拉周期，约9年），2007年开始到现在（2008年8月）表现出了房地产周期（库兹涅茨周期，约18年）现象，这种具有某些规律性的现象，符合历史经验，可以看成是经济周期的又一个确凿例证。
尽管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能像正弦波那么标准，波幅和波长具有不确定性，但经济的波形仍然具有连续性和渐进性，使我们认识和观察事物并预测事物的未来和前途成为可能。列宁说：“随时可以看见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对的预测即简单又实用：“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预测听起来很玄，但这个很玄的事却有很实在的实施方法：搞清了事物的过去和现状，就搞清了事物发展演化的规律，也就能预测其趋势，并提出应对策略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上说明预测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同于人们挂在口头上的“可能性”，口头上就那么随口而出。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也就没有可靠性。这里所说的可能性，是建立在事物发展的规律之上，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上，所以，这种可能性，具有科学性、必然性和可靠性。
二、预测的困难及克服困难的方法
（一）预测困难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思维障碍
培根指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因此他所能作的和所能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或在思想上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也就只有那么多”。通过逻辑而被固定下来的种种错误观念，阻碍着通向真理的道路。“现在占据着人的理智并且在脑海里已经根深蒂固的各种假象和错误观念，不仅非常扰乱人心，使真理很难进来，而且,即使进来以后，如果人们事前不提防这种危险，使自己尽量巩固起来抵御它们的进攻，它们就会在科学开始复兴的时候，又找上我们和扰乱我们。”
培根把这些我们自身的思维障碍分为四种，即：“种族”、“洞穴”、“市场”和“剧场”等，有四种对应的假象，即“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人们之所以只能看到事物的假象，主要在于认知主体的幻觉。由于渗进了想象的成分，人们所看到的事物便不是它所呈现出的本来形态，而是搀杂了种种主观因素，如意愿、欲望、期待等等，所以认知具有了虚幻的成分。要看到真像，首先必须跳出“种族”、“洞穴”、“市场”和“剧场”，跳到事物规律的“道”上去。
跳出“种族”，让我们的意识不仅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还要“冲出人类，走向‘道’”。把自己不当人，仅当作万物之一，万物都是“道”的子孙，万物不是因为我们的“种族”而存在，而是因为“道”而存在。
跳出“洞穴”，就像青蛙跳出井，用更广阔的视野看事物，用系统思考的方法组织元素，在系统整体中把握各元素。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8
关键词：信用；技术性；形式化；物化；信用利益
信用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以诚信任用人，信用使用。二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人的信任。即诚实不欺1.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内蕴要求，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在商事领域的体现，是商事组织和行为的道德基础，是对当事人利益的公平较量，在商法中应该具有基本原则的地位。“基本原则是规制规则的规则，它控制着法律规范的适用情况，使其每一次适用都能达到正义的效果。”2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关系的自然属性，是立法者设置有关市场关系的权利义务、创设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商法本质上是调整资本谋求价值增值的活动，这一活动具有营利性、经营性，营利调节机制是它特有的机制。商法将营利视为自己的宗旨，创造了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原则。3民法具有伦理性，关系人们的日常生活，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要求人们之间进行交往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侧重于主观方面的要求，是人们的内心对于诚实不欺的道德信守；信用侧重于外在的行为方面，要求人们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必须讲信用。商法具有技术性，调整的是人们的营利性的财产关系，基本不涉及人身关系。在商法中，为了适应迅捷、快速的交易方式，保证动态的交易安全，体现效率的优先价值，更为重视外在的信用，难于直接地深入到诚实的层次。商法中的信用原则乃市场运行的直接要求，超脱于普通生活中的诚实。
一、确立商法的信用原则的依据
确立商法的信用原则的依据有三个：商法的调整对象是信用原则的客观依据，商法的价值取向是信用原则的主观依据。商法的技术性特性决定了商法中的信用原则的性质。
1.商法的调整对象是信用原则的客观依据。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这种独立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商法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这种客观社会关系及其内在要求是我们认识商法原则的出发点。社会的物质经济条件培植了人们的法律需要，又决定了法律的本质和内容，在立法中应该尊重和反映客观规律。“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制造法律，不是发明法律，而仅仅是表述法律。4”商事法主要规范发生在商事活动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围绕企业经营发生的法律关系，商法确认的权利是企业从事商事活动的权利。“在近代经济发展中，人们已将营利视为商的本质。这种行为不仅表现在买卖行为之中，也发展到批发商、货物运送、仓库业、银行业、损害保险业等，并且发展到与商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身保险、旅客运送、制造加工业、印刷业、出版业等。”5商事法还具有独特的调整机制——营利机制。维护自然人和企业的营利是商法的宗旨。如组织企业，确立自由经营原则，充分利用票据、股票、债券、保险等手段，达到营利目的。
商法与民法调整商品经济的不同方面，民法反映商品经济的一般性条件，体现了商品经济存在的基本前提要求。即：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自治、行为自主自由。在民法关系中，人们交流物质直接是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与生存发展具有更直接的相关性。传统民法中，民事主体假设为均质的人，地位平等，行为自主，意思自治，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商法反映的是商品经济的技术性条件，是一种专业化的条件。对应的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属性，商人追逐利润的品质、市场经济扩张的性质，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商事关系中，人们所参与的是市场营利活动，这部分财产所运用的目的直接为营利，为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需要，对市场风险的承受能力要求更高，这是商法中确立有限责任和交易形式化、技术化的依据所在。在商事关系中效益比公平更重要，或者说商法中的公平赖以实现和发展的基础是效益，在此，这两种貌似冲突的价值取向在资本增值、市场扩张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性，信用原则正是这种营利性关系的内在要求。
商事关系基本不涉及人身关系，以财产关系为基本内容，财产的用途以营利为目的。商法的繁荣以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商事法律关系主体以组织化企业为基础，规模有大小之分，市场能力有高下之别，商法关注组织化、专业化、具有规模优势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适应性与功能的优越性。商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以商事组织和行为中围绕营利活动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商法中权利义务的设置是以精明的商人、快捷的流转、巨大的风险为考虑的前提。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特别重视对于长期利润的精细和有系统的计算，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投机行为和短期行为获取暴利。由于现代经济是大规模经济，需要集中大资金，利润回收需要多年，生产和销售常常是跨地域的，而在这种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有可能发生许多不测事件，投资风险很大。6商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行为和价值化的财产。在这种商事关系中，充分尊重人性中内在的积极进取、趋利避害的本能，不应该深入动机层次要求善意，过分施于道德禁锢；只能以外在的制度化、形式化的信用原则予以规制。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9
《行政诉讼法》是行政诉讼活动的基本制度规则。《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应当按照科学的新发展观审视和设计行政诉讼制度，力求最大程度地消除旧发展观及其政府作用的影响。修订《行政诉讼法》工作的基本着眼点，应当把处理政府发展措施引起的行政争议作为重心之一，使行政诉讼成为矫正非理性政府发展措施的法律平台。
《行政诉讼法》已经生效20多年，在有关行政的国家立法中是最为滞后的法律之一。目前的行政法制和行政争议案件已经极大地区别于1989年《行政诉讼法》制定时的情形。当时制定《行政诉讼法》的主要国内经验依据，是《民事诉讼法（试行）》1982年生效到1989年完成立法之间的行政案件。在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以行政处罚案件为主，包括治安处罚和经济处罚案件。所以《行政诉讼法》基本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以职权性行政决定为背景的，例如不适用调解、[1]法院准许后撤诉和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制度。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除了公民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以外，在经济方面仅限于以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主的权利。二十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不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大量增加，而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个体权利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对发展的引导推动活动也被纳入行政法制范畴。当然最重要的变化是2003年以后我国实行了新的发展观和新的发展政策，政府的职能和取向也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变革。《行政诉讼法》应当反映政府职能及其立法的新变化，适应处理由于新立法和新政策产生的行政案件的需要。
司法解释在保持行政诉讼与经济社会和法制发展的同步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制定的《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但是限于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它只能在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上作出规定，无权改变诉讼制度本身或者创设新的诉讼制度。因此，虽然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工作不是从零开始，可以把司法解释和司法审判实践经验作为工作起点，将司法解释的部分内容上升为法律，但是更重要的议题应当是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立法导向，规范政府的发展职能，回应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矛盾，并考虑《行政诉讼法》基本框架的调整。
修订《行政诉讼法》的导向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方面，吸引行政机关参与解决因为政府发展措施引起的行政争议。掌握资源的行政机关有时缺乏足够的动力公平地分配发展资源和发展成果。法院可以通过司法诉讼形成的压力，促使行政机关完成发展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保护和补偿发展中的被排斥群体。这就需要建立或者增加与发展有关的行政诉讼的诉和诉权。另一方面，扩展法院解决与发展有关的行政争议案件的功能。法院不仅应当裁判刚性权利义务争议（主要用于保护个人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的案件），而且还可以更多地使用建议性司法干预和协商性结案方式，运用司法调查、司法听证、法庭辩论等诉讼手段查清事实、明辨是非曲直后提出司法建议。
《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框架调整也需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在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上，地方应当有更多的关于行政诉讼的立法权限。1989年《行政诉讼法》关于地方可以规定的诉讼事项极少，即第11条在受案范围上地方性法规可以规定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经过三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区域发展显现了极大的差异性，其中包括各地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发展政策。修订《行政诉讼法》应当反映这种地方发展不平衡和政府作用有差别的现实。在全国性《行政诉讼法》对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保护以及规定保证司法统一的基本制度框架前提下，允许各地有地方性的行政诉讼制度，促使地方形成行政法治的制度竞争局面。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在行政法治方面先走一点，条件差的地方由中央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二是全国性行政诉讼基本制度框架的调整。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的司法解释扩张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结的行政案件数量，以及行政诉讼对解决社会矛盾和行政性法律争端的作用并未如所期待的那样有明显的提高和改变。原因之一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制度不能承受和适应受案范围的重大改变，司法解释在权限上也难以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全面的补充和改进。如果现在基于新发展观再次考虑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张问题，那么就应当考虑对行政诉讼的制度进行更全面的结构性调整。本文将在受案范围问题后对此进行更多的探讨，尤其是引入客观诉讼与合同诉讼制度的问题。
二、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是决定整个行政诉讼制度设计的关键因素。它规定纳入行政诉讼的行政案件的种类，直接反映行政诉讼法对我国政府职能及其行政法治进程的适应程度。1989年《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重大缺陷是缺少客观诉讼和主观诉讼案件的狭窄，现在应当依据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针在这两方面扩大受案范围。
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受案范围，由受保护的权利种类、侵权的行政行为种类和完全排除于受案范围的行政活动三部分组成。根据该法第12条和第41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只能是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以该法设计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是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为中心的主观诉讼制度，法院不得受理以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客观诉讼行政案件。这样一来，对于政府批准建立可能危害周边居民健康的大型工业工程项目和其他涉及政府发展措施的行政案件，就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即使在上述主观诉讼中，可以纳入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也是有限的。受行政诉讼保护的个体权利主要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自由权，侵权行为的法律形式也限于具体行政行为。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扩大受案范围的主要方法，是对侵权行为的法律形式不再严格限制于单方职权性具体行政行为。
一段时间以来对改革受案范围的讨论主张把权利保护范围扩大到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受教育权等权利，把侵权行为法律形式扩至抽象行政行为，但这些主张仍然没有超过主观诉讼的范畴。需要给予关注的问题在于，我国单一式行政诉讼制度下的主观诉讼制度，割裂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发展型行政争议的综合处理。所谓单一式行政诉讼是指没有其他诉讼制度来分担审理行政争议案件，例如德国在行政法院以外还有社会法院、劳动法院和宪法法院处理与行政争议相关的案件。所以，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客观诉讼案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有客观需要的。
如果我国《行政诉讼法》能够同时容纳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那么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法律表达上就应当采取分类方式。对于保护起诉人自身权益为中心的主观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由《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则上放开，限制受理或者不得受理的行政争议案件改由以后的单行法律规定。
这样一来当事人主观权利的受保护范围，不但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自由权利，还可以包括当事人的发展权、生存权、社会权和其他基本人权；侵权行政活动的法律形式也不再列举规定。无论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只要是行政公务行为侵犯合法权益的，当事人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于不限于保护起诉人自身利益的客观诉讼的受案范围，则宜由《行政诉讼法》作出部分列举规定，再由单行法律根据以后法律监督和对个体权利保护的需要加以补充。这样将使《行政诉讼法》有极大的空间适应行政管理改革、司法改革和行政法治的发展需要。
对于受案范围中的绝对排除事项，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12条关于国家行为、行政机关人事管理行为和制定行政规则行为的规定应当考虑删除，以留给以后的单行法律作出排除性规定。因为这几项排除规定过于绝对，不能反映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特别是所谓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规定含义不清，应当改为由单行法律作出列举规定，不再使用抽象的概括表述。
该条中关于“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规定可以予以保留，由单行法律根据司法审查能力和行政机关自我监督能力的变化情况作出规定。行政法的完备和法院承受力是《行政诉讼法》规定受案范围时的重要考虑因素。[2]
如果从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看，行政机关需要一些自主决定的领域。排除司法干预可以提高行政决策的自主性，有助于行政机关更有效率地作出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决定，但是它与行政机关的决策能力、自我抑制和自我净化能力有关。如果行政机关自身不能控制它对经济和部门利益的追逐，把本部门利益作为经济和社会决策的考虑因素，那么加强司法控制就是必不可少的。
三、客观诉讼
客观诉讼是一种主要着眼于维护行政法律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利益的诉讼种类，不限于保护受到直接侵害的原告的合法权益，甚至可以允许原告以纳税人或者选民的名义提起这类诉讼。[3]如果引入客观之诉，那么就可以通过司法诉讼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职责，提高行政决策程序的民主参与程度，监督并促使矫正行政不作为、行政部门利己作为，以及滥用行政职权的行为。
客观诉讼可以包括行政政策规范案件、公共机构规范案件、渎职性行政不作为案件、公共建设项目案件和世界贸易组织案件等。
行政政策规范是通过规范性的行政政策文件来设立、变更和消灭权利义务的，尤其是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以改革措施或者推动发展名义的行政文件。这种文件后由本地区或者本系统的行政机构和下属单位执行，例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土地出让、税收征管和行政程序方面的优惠政策。
公共机构规范是政府设立的公共服务机构就服务提供事项制定的规范性规则，例如公立学校的招生规范、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规范、水务服务机构的供应规范等等。这些文件的制定依据可能只是当时的需要或者决策机构自己的政策倾向，反复无常和任性的非理性决策风险极大，应当允许利益相关方通过行政诉讼表达诉求。
渎职性行政不作为案件是行政机关放弃监管职责导致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的行政案件，例如行政疏于监管致使企业排污造成环境灾害，放任假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严重危害消费者权益，放松劳工标准的监察致使劳工利益受到损害等等。放松监管是一种违法的经济发展促进措施，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公共发展项目案件，是指政府机构发起投资或者批准立项开工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重大工业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可能给当地造成污染和其他社会性危害，应当允许利益相关方通过行政诉讼表达不同意见并提出案件。行政诉讼的作用可以限于提供一个证明和说明理由的平台来消除公众的误解。法院可以不作判决，只是提出司法建议。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按照其协议修订国内法律，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度性措施。对有关和影响贸易的行政管理活动进行司法审查，是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重要内容。但是世界贸易组织所要求的司法审查与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制度上分属不同类型。世界贸易组织的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由贸易制度，而不是像我国行政诉讼法那样主要用于救济个体权利。[4]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国际贸易案件的司法解释不是特别指向多边贸易国际条约或者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所以不能说这几个关于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已经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达到一致。因此在修订《行政诉讼法》过程中，需要考虑给予世界贸易组织的司法审查一个特定的制度空间，或者放入统一的客观诉讼中，或者单独设立一个保护多边贸易体制的诉讼。
为保护个体主观权利设计的1989年《行政诉讼法》，如果要容纳包括客观诉讼在内的不同种类之诉，那么就必须全面调整制度设计方法，以诉的种类作为构建法律结构的依据，并按照不同的诉补充相关的诉讼制度。例如客观诉讼就需要在第三人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院职权性干预制度、检察院公诉或者支持他人提起公益诉讼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
四、合同案件
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采取的经济授益型行政发展措施多数具有合同性质。这种行政发展措施的法律意义是：在尊重市场主体自主决策权前提下，以经济利益刺激和促使当事人接受政府政策意图积极行使商业投资权和商业经营权，达到加快财产流转、商业交易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在此，政府与企业之间不是计划经济下或者市场监管中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一种经济发展取向的公私合作关系或者发展型合同关系。这种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发展型合同”，其行政性质不是法国传统行政合同法中的行政特权，而是经济诱导中的政府发展政策意图，尤其是产业政策中的政府发展意图。
含有特定政策意图的行政发展措施不是普遍享受的福利措施，而是只给予那些愿意接受政府发展政策导向的企业和机构的优惠待遇，例如土地出让价格优惠、税收减免优惠、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对银行信贷的财政贴息优惠等。这些行政优惠措施基本上都属于财政补贴的范畴。
经济授益型行政发展措施除了财政补贴以外，还有财政补偿、财政补助和经济交易。补偿是政府对因实施政府发展政策遭受不利或者牺牲的人给予的经济性平衡措施，例如对在国有企业和文化事业单位改制或者政府以行政方式淘汰落后产业过程中下岗失业人员的补偿。政府转移支付的财政补助是政府单方面的经济给付，多数属于福利政策措施，主要用于执行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市场运行引起的社会问题所采取的社会性平衡措施。经济性交换的典型形式是公开拍卖出让国有土地，出让金价格并没有固定的公共利益标准。
对于上述各类行政发展措施引起的行政争议，在反行政侵权性的行政诉讼制度下很难得到公平解决的机会，所以应当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系统地建立起处理合同行政争议案件的诉讼制度。这一制度应当规定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发生的有关合同效力、违约和损害赔偿和其他处理争议所必需的诉讼规则和解决方法。
和解和调解是解决合同争议的重要方法。调解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协议解决争端并终结案件，和解则是当事人自己达成协调撤回案件。和解的原因和形式比调解复杂得多。当事人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利，也可能原告的诉求已经得到满足，或者将来得到替代性满足等等。但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禁止适用调解，有条件地适用和解的规定，不能适应解决合同案件的需要。
因此应当在我国行政诉讼有关司法解释基础上，[5]参考外国行政诉讼[6]和我国行政复议的做法[7]，对和解和调解作出比较系统的规定。合同诉讼使用和解和调解方法的优点，在于把争端管理与发展管理结合起来，动员行政方提供发展资源解决行政争议，可以有效弥补司法机关因资源有限而无力直接进行利益分配救济的窘境，有助于在司法诉讼中有效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
五、结论
1989年《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诉讼制度属于主观诉讼制度，体现着旧发展观的要求。《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应当以新发展观为基本导向，把政府发展措施引起的行政争议案件作为诉讼制度重构的客观依据。
为此，笔者主张引入客观诉讼，把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个体权益的保护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结合起来；建立处理行政性合同案件的诉讼机制，系统规定和解和调解的诉讼制度，公平处理经济授益型行政发展措施引起的行政争议；同时对《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框架进行调整，赋予地方形成区域性行政诉讼制度的权限。
注释:
[1]调解是当时制定《行政诉讼法》的重要问题之一。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是形成关于不适用调解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重要依据。规定不得调解的主要理由是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是行政机关依据职权作出的。
[2]参见王汉斌1989年3月28日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
[3]关于客观诉讼与主观诉讼的问题，德国实行以救济个人权利为宗旨的主观诉讼。德国学者分析说：“今天的一些重要规范（例如《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2款），对诉之理由具备性的权利侵害必要性之规定（《行政法院法》第113条）和对民众诉讼（popularklage）的排斥，就是‘南德’方案的标志。有趣的是，目前在欧洲法的影响下，一种以客观法律监督为导向的行政法院的某些因素，又开始重新渗入到德国行政诉讼法中。”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4]wto规定的司法审查制度，以保证一般竞争条件为主要取向，在这一前提下为受到侵权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法律救济，因此这一制度应当属于客观诉讼范畴。这一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关贸总协定》的经典规定。《关贸总协定》第10条第3款第b项规定的各缔约国保持或者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法庭或者程序，其“目的特别是能够对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审查和纠正。”（含拉丁文的英文原文关于“其目的特别是”的表述用语是：…forthepurpose，interalia，of…）。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1条第d款第1项对司法审查制度目的的规定是按照《关贸总协定1994》表述的，即中国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的目的是迅速审查行政行为（forthepromptreviewofalladministrativeactionsrelatingto…），而没有直接提到权利救济。
[5]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篇10
一、政府在旅游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一）旅游产业规划的制定。在旅游产业规划的制定上，当地政府不仅要考虑本地区的自认资源以及社会人文资源，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目标，制定合理科学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在规划制定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要了本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要有全面的了解，首先应全面认识当地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其次是要考虑生态平衡的问题，注意历史文物的古迹的维护与旅游资源的可开发程度，而且还要考虑可开发资源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最后就是要做好旅游产业和其它产业的协调，合理的设计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促进旅游业和其它产业的共同发展。
（二）针对旅游产业建议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要评估现有的法律法规石油适应旅游产业的发展，对于与旅游产业发展不相符的制度要废除，同时还要对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建设符合旅游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同时政府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规范了旅游行业的行为，并制定监督评估平台，确保旅游产业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制定奖罚制度，对保护环境资源进行保护的责任的精神和行为进行奖励，这能促进当地旅游产业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三）制定监督检查制度。政府在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制定了相应的监督和检查制度，检查旅游企业的运行情况，并对企业当前的状况进行评估，是否按照制定的规划来进行，经营的活动是否对当地的经济文化有所影响。最重要的是评估各个旅游企业最大限度利用资源的能力，不断的降低消耗，提高重复利用的能力，同时政府还强烈的要求各个旅游公司要积极向客户传播保护环境以及保护文化资源的意识，激励客户的良性消费。
二、政府在旅游产业的管理中必须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
（一）制定计划必须要遵循市场客观发展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的完善，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的调控，政府部门制定的第三产业的规划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导向的作用，而且具有宏观性、方向性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具有现实的发展意义。所以当前在制定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客观发展的规律，必须要从客观性、可行性方面进行考虑，确保制定的规划适应市场客观的发展规律，否则就是失败的规划，不利于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处理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首先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应该承担对民族、对历史文化负责的重任，正确的处理经理利益和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对于那些不正当开发资源、浪费资源，破坏历史文化的旅游企业要进行重点检查，对严重违纪的公司要进行重点严查。所以政府确保经济和环保协调的发展，强有力的手段就是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确保每个旅游产业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进行资源的开发，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共同发展，对不合法的资源开发一定要进行严厉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