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篇1
关键词：旅游业区域差异协调发展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旅游总收入从2001年的744.1亿元增长到2007的2826.90亿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总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从2001年的296.2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亿元，增长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为止，全省旅游生产总值已经占到生产总值的4.9％。2007年，全省各类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亿人次，同比增长15.5％，年游客接待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景区达到了68个。旅游度假区经营管理取得新进展，2007年全省7个部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共接待游客213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项目203个，合同金额67.7亿元，其中外资5.6亿元。2007年，全省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187240.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旅客周转量1596.0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6.8％。
(二)江苏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国内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苏州(570.34亿元)和南京(526.03亿元)，分别是排名倒数第1、第2的宿迁(17.99亿元)和盐城(56.01亿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汇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苏州(88916.27万美元)和南京(80763.71万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迁(1188.18万美元)和淮安(2229.57万美元)的74.8倍和36.2倍。从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在江苏省旅游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协调这种旅游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
(一)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定量研究
区域旅游经济的测度必须基于一定的指标，而且所选取的指标必须能反映各个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取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的选取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区域间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级市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础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区域差异有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两种。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个比值，没有量纲，因此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差(St)与变异系数(Vt)分别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
St=[∑(Yti-Yt)2]1／2(1)
Vt=St／Yt(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个城市的国内旅游收入，n为省内地级市个数，Yt为各地级市平均国内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际差异。为了便于区域之间对比，平均国内旅游收入通过计算各地级市国内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计算结果见下表和图。
上表与图显示：1998—2007年，各地级市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呈逐年递增之趋势，从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长了563.7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6.37％。相对差异在1998—2002年期间，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之态势，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对差异稳中有升，但基本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不管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都存在扩大之势。如何缩短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做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对策
(一)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协作
要缩短江苏省各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差异，加强区域之间的协作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区域协作是指江苏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章程、协议或合同，将各类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协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资源的重组和共享、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与互换、联合促销，旅游企业之间的优化组合以及区域旅游形象的构建组合等。
(二)挥苏南的辐射作用，带动苏中、苏北的旅游发展
从上文的分析结果看到，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3名的分别是：苏州、南京和无锡，而且这3个城市遥遥领先与省内其他城市。从空间的角度上看，江苏省旅游发展水平向苏南集聚的态势非常明显，而且从城市贡献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州、南京、无锡3市在全省的旅游经济贡献率分别达到了23.04％、21.21％和16.13％。三者贡献率总和占全省的60.38％。由此可见，江苏省整体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由苏州、南京、无锡等苏南几个大城市的旅游发展所带动的。作者认为，要缩短不同区域之间旅游经济的发展差异，应通过宁镇扬和苏锡常所构建的沿江黄金旅游带的辐射效应，以沿海、沿江两轴来带动苏中、苏北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江苏省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升。当前应特别注重发展苏中、苏北地区的国内旅游。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篇2
关键词：旅游业 区域差异 协调发展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旅游总收入从2001年的744.1亿元增长到2007的2826.90亿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总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从2001年的296.2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亿元，增长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为止，全省旅游生产总值已经占到生产总值的4.9％。2007年，全省各类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亿人次，同比增长15.5％，年游客接待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景区达到了68个。旅游度假区经营管理取得新进展，2007年全省7个部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共接待游客213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项目203个，合同金额67.7亿元，其中外资5.6亿元。2007年，全省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187240.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旅客周转量1596.0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6.8％。
(二)江苏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国内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苏州(570.34亿元)和南京(526.03亿元)，分别是排名倒数第1、第2的宿迁(17.99亿元)和盐城(56.01亿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汇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苏州(88916.27万美元)和南京(80763.71万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迁(1188.18万美元)和淮安(2229.57万美元)的74.8倍和36.2倍。从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在江苏省旅游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协调这种旅游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
(一)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定量研究
区域旅游经济的测度必须基于一定的指标，而且所选取的指标必须能反映各个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取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的选取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区域间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级市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础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区域差异有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两种。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个比值，没有量纲，因此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差(st)与变异系数(vt)分别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
st=[∑(yti-yt)2]1／2 (1)
vt=st／yt (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个城市的国内旅游收入，n为省内地级市个数，yt为各地级市平均国内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际差异。为了便于区域之间对比，平均国内旅游收入通过计算各地级市国内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计算结果见下表和图。
上表与图显示：1998—2007年，各地级市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呈逐年递增之趋势，从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长了563.7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6.37％。相对差异在1998—2002年期间，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之态势，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对差异稳中有升，但基本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不管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都存在扩大之势。如何缩短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做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对策
(一)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协作
要缩短江苏省各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差异，加强区域之间的协作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区域协作是指江苏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章程、协议或合同，将各类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协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资源的重组和共享、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与互换、联合促销，旅游企业之间的优化组合以及区域旅游形象的构建组合等。
(二)挥苏南的辐射作用，带动苏中、苏北的旅游发展
从上文的分析结果看到，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3名的分别是：苏州、南京和无锡，而且这3个城市遥遥领先与省内其他城市。从空间的角度上看，江苏省旅游发展水平向苏南集聚的态势非常明显，而且从城市贡献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州、南京、无锡3市在全省的旅游经济贡献率分别达到了23.04％、21.21％和16.13％。三者贡献率总和占全省的60.38％。由此可见，江苏省整体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由苏州、南京、无锡等苏南几个大城市的旅游发展所带动的。作者认为，要缩短不同区域之间旅游经济的发展差异，应通过宁镇扬和苏锡常所构建的沿江黄金旅游带的辐射效应，以沿海、沿江两轴来带动苏中、苏北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江苏省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升。当前应特别注重发展苏中、苏北地区的国内旅游。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篇3
学术界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差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中,多数是基于省级行政单元数据[12-14],这主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省市区均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全国各区域层次中,省级层次的利益冲突最为明显[15]。因此,本文在借鉴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对1990—2002年大陆31个省市区的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特征及变化作了定量研究,试图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规律,阐释影响旅游空间差异的因素,提出缩小地区差异,协调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对策。
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测度,总是基于一定的指标,且指标能够衡量各区域旅游经济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用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但指标的选定首先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区域间的可比性。本文选取旅游外汇收入作为我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的衡量指标,旅游总收入作为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分异性的衡量指标,主要原因是基于我国国际旅游统计指标体系相对比较完善[16],各省市区对旅游外汇收入的统计时间较早且统计口径较为一致,保证指标的可比性和延续性。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发展的思路是优先发展国际旅游,旅游外汇收入一直是我国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故旅游外汇收入能较好地反映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和各省市区旅游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而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由于某些年份统计资料不全和口径不一致,数据相差较大,如北京市和上海市在1996年国内旅游收入分别统计为359亿元和11.6亿元①,两市间数据缺乏可比性,因而在分析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中未采用,在本文中旅游总收入主要用于分析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性。本文用来分析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1—2003)、中国旅游年鉴(2003)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区域经济的差异程度可以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个方面来反映。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水平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一个比值,没有量纲,因而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14],因而应根据研究目的和对象,选择相应的测度方法,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水平,多数情况下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同时考虑。
2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2.1省际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变化态势
本文以旅游外汇收入作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测度的总体指标,测度1990—2002年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相对差异呈缓慢下降趋势,但有一定的波动性。1990—2002年,反映绝对差异的标准差从1990年的176.79增加到2002年的1,053.81,增长了496.08%,年平均增长38.16%,然而,表现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从1990的2.131下降到2002年的1.763,仅在1991年、1994年和1998年呈现出略微上升趋势,表明省际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上述转变与我国各省市区旅游业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随着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各地政府纷纷加大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全国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各地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条件等因素不同,导致旅游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速度不一致,区域旅游经济总量的差距反而拉大,从而出现相对差异逐渐缩小,绝对差异却越来越大的格局。
2.2省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展示了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总体轮廓,同时,通过对比各省市区旅游外汇收入与全国平均旅游外汇收入的比率,可以分析出1990—2002年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沿海地区的广东、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和北京等东部经济发达省区与全国其它省区,尤其是与西部的、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之间的旅游经济绝对差异的扩大。全国除广东、四川、新疆的比率基本保持不变,北京、广西、海南的比率呈下降趋势以外,大部分省市区的比率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这说明我国大部分省市区与旅游经济相对发达省市区的相对差异有缩小趋势。显示中国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仍然较大。全国各省市区的旅游外汇收入仅有少数几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90年的广东、北京、上海、福建4个省市增加到2002年的6个省市,新添了江苏省和浙江省,2002年这6个省市的旅游外汇收入约占全国的73%。比率低于10%的省市区从1991年的10个减少到2002年的4个,这说明各省区较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旅游相对差异逐渐缩小,但西部地区仍是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2002年比率低于10%的4个地区全部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它们是、甘肃、青海和宁夏。1991年比率最高的广东省与比率最低的宁夏自治区相差为8.926②,2002年比率相差最大的仍然是广东和宁夏,两者相差8.514,变异系数没有多大变化。其中,上升和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上海市和北京市,变化比率分别为-2.720和1.033。
2.3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规律
旅游业占GDp的比重是反映地区旅游产业地位的重要
指标。2002年,以全国31个省级单元计算,全国旅游总收入即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之和约占各省市区GDp之和的9.5%,每个省市区的旅游经济贡献率③平均应为3.2%,以这2个数据为基准,各省市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地位被划分为6个层次。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比重反映本省市区旅游业在全国旅游业中的地位,即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图1的纵坐标),分别为高(高于4.7%)、较高(3.8%—4.7%)、相当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2.8%—3.7%)、较低(1.8%—2.7%)、低(0.8%—1.7%)、很低(低于0.8%)。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在本地区GDp中的比重反映旅游业在本省市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图2中的横坐标),分别为高(高于12.5%)、较高(10.6%—12.5%)、相当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8.6%—10.5%)、较低(6.6%—8.5%)、低(4.6%—6.5%)、很低(低于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区数远远多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个数,这说明我国旅游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旅游产业的总体地位不突出,全国旅游业的总体发展更多地受少数旅游经济发达省区的高水平发展带动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严重。
大多数省市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本省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水平有一定偏差。仅有分布在中分线上的8个省市区,旅游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一致,但两极分化严重,如北京、上海两市在2002年的旅游贡献率分别为10.6%、9.8%,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旅游总收入分别占GDp的37.0%和20.3%,可见旅游业在两市发展水平高和重要性大。相反,甘肃、宁夏、青海、山西、吉林、新疆6个省区的旅游贡献率之和仅有3.5%,旅游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地位都低。处于中分线上半部的省市区,旅游业在全国旅游经济中的地位要大于其在本省国民经济中作用。这类区域的国民经济水平比较发达,多数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相对而言,旅游业在地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突出,即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不相匹配。如山东省的旅游总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为5.5%(全国平均水平为3.2%),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只占本省GDp的5.8%(全国平均水平为9.5%),旅游业的产业地位低。处于中分线下半部的省市区,旅游产业地位要高于本省旅游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省市区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且经济总体发展速度相对较低,因而各省市区充分利用本区域独特而优秀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带动和加快本省经济的发展。如比较典型的海南省和云南省,两省旅游总收入占全国的比例都低于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仅为0.85%,但旅游业在两省经济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分别占本省GDp的15.8%和12.8%,在全国位列第4位和第5位。上述研究表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在区域上具有一定的分异性。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意味着旅游产业地位一定高;旅游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旅游业也有可能成为本区域的支柱产业,而目前“全国有24个省市区将旅游业确定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龙头产业和先导产业”[17],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但一些区域没有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提出将旅游业作为支柱或先导产业发展是不现实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3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3.1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特别是高级别的旅游资源是吸引国外游客、发展入境旅游的物质基础[18]。我国幅员辽阔,主要旅游资源地域差异比较明显,空间分布不均匀,虽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旅游资源的重要性有可能下降,但其仍是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和造成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重要基础,旅游资源禀赋的空间差异对地区旅游产业的竞争力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从全国角度来看,旅游资源总体质量是南方优于北方,以华东地区最为突出,次为华北地区,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省区、长江中下游的中部省区及黄河中下游,这些省区旅游资源种类多、数量大、丰度高、地域组合好,是我国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地区和旅游外汇收入的重要基地[19,20]。
3.2基础设施
交通、邮电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旅游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其中旅游交通尤为重要,发达的旅游交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本地区不利的区位条件,增强旅游景区点的可进入性和吸引力,从而扩大客源市场规模,优化客源市场结构。由于铁路和公路是我国最主要的交通载体,其中,公路的评价主要考虑对旅游者具有重要意义的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这里以两者的密度(长度/面积)为主要依据来评价交通条件。通过计算发现,2002年,区域内部交通设施水平仍表现为明显的东、中、西地带间差距,京津沪3市交通设施最佳,其次是如广东、山东、浙江、江苏和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而相对于东部而言,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除宁夏尚好外,普遍较差,若将各省市区的交通密度与旅游外汇收入进行对比,二者的区域差异曲线具有较强的吻合性,表现为交通条件与旅游经济水平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3.3区位因素
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来看,区位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是发展地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因素[21],它既影响到本区域对游客的吸引力,又影响游客进入的可达性。陆大道先生根据各省市区(省区以省会城市代表)到最近的枢纽海港的距离以及到香港、上海和北京3个主要经济中心的相对距离,对各地区区位条件进行了评价,现阶段区位条件最好的5个省份是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河北列于其后,海南、辽宁和广西的区位条件在沿海省份中是相对较差,但仍优于内地省份,西南和西北各省区区位条件总体上都比较差[22],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区位条件现状总体上比较一致,同样通过相关分析,旅游市场的实际占有率与资源、区位潜力相当,且区位因素的边际效率大于资源丰度[23]。
3.4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变动状况对经济增长和各产业的发展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三次产业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高于东部地区,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又低于东部地区,虽然西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调整,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但是从绝对数字和相对速度而言,都与东部维持着比较大的差距,并且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发展在指标上明显处于劣势[11]。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它的发展需要其他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商业、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支持,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较发达的工业基础增强了对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的投资能力,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化了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业发展,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由于不利的区位条件和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旅游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的发展受到经济基础和产业规模的限制,从而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逐渐拉大。因此,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发展阶段的差异,是构成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4对策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篇4
【关键词】成渝经济区成都发展核心经济差异
一、研究背景
区域经济差异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既能推动经济的加速发展，又能增大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都展开了对国内各级区域经济差异的各类研究。但总体而言，对西部较发达的市（区）级地域单元的研究及关注不多，且对其经济差异的定量分析和空间格局的探讨更少。
成渝经济区于2011年5月获批通过，它是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被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城镇、产业集聚区，是引领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提升内陆开放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中，成都发展核心是成渝经济区“双核五带”空间格局中的两大核心之一，它主要包括成都市的五城区和龙泉驿、青白江等14个（县级）市（区、县），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它的发展对充分发挥核心的引领作用、加强成渝经济区资源整合、优化城市功能、实现错位发展、打造带动成渝经济区发展的引擎和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以成渝经济区框架下的成都发展核心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大意义。
二、成都发展核心区经济差异变化态势
本文以2000—2010年为研究时段，以人均GDp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来分析成渝经济区框架下成都发展核心区域经济的变化态势。
1、标准差S
标准差是衡量区域经济绝对差异的一种常用方法，公式如下：
S=（1）
式（1）中，Yi是各区域的人均GDp，Y是成都核心区人均GDp，n取值为1到19。
2、加权变异系数CV（w）
加权变异系数采用统计学中的标准差和平均值进行计算，反映的是各研究单元人均GDp值相对于平均值的整体离散状况，其值越大，说明人均GDp值的区域间差异越大。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影响，采用人口进行加权，CV（w）是衡量区域经济相对差异的常用指标。公式如下：
CVw=（2）
式（2）中，X为成都发展核心区的人均GDp，Xi为i区（县）的人均GDp，pi为i区（县）人口，p为成都核心区全区总人口，pi/p为人口权重。
3、基尼（Gini）系数
基尼系数是联合国推荐的一种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数值越大，表明其差距也越大，它也是常用的区域间经济差异的判定指标之一。其计算公式为：
G（Y）=（n+1）/n-（2/n）×Uy（3）
式（3）中，Y=（Y1，Y2，…，Yn），Y1
上述3个指标的计算结果见表1。
为了更加直观地研究成都发展核心区域差异的变化过程，依据表1中的数据绘制图1和图2。
图1、2分别为2000—2010年成都发展核心区人均GDp的标准差（S）和加权变异系数[CV（w）]以及基尼系数的年际动态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标准差S和加权变异系数CV（w）的变动轨迹大体一致，总体呈上升趋势，期间2004—2007年有一定波动，而后持续上升，S由2000年的5523.8上升到2010年的24505.7，升幅度高达4.4倍，期间2006—2007年有较大幅度的回落，2007年后又持续上升，且增长的速度超过2000—2006年的增长速度；CV（w）呈曲折上升趋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4年的平缓阶段，CV（w）值趋于稳定，2004—2007年的剧烈波动阶段，经历了2004—2006年的大幅上升阶段和2006—2007年的大幅下降阶段，分别上升和下降了37.2%和32.2%，2007—2010年的继续波动上升阶段，增幅为33.8%。同时由图2可知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与S和CV（w）基本趋于一致。可见，成都发展核心区经济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虽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波动，但总体均呈现扩大趋势，区域经济发展和发散现象愈加明显。
三、成都发展核心区经济差异现状分析
1、人均GDp分析
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010年成都发展核心区各区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2010年成都发展核心区人均GDp均值为44846元，超过该平均值的区县共有11个，占58%，其中锦江、青羊、金牛等主城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均在7万元以上，尤其是锦江区，超过了10万元，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青羊区，而彭州、大邑、崇州、邛崃、金堂等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均不足2万元，区域经济差异的极差为87077元。可见，成都发展核心区各区县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差距极大。
2、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分析
为了更好地对成都发展核心区19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实力水平进行差异研究，我们筛选了14个指标来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成如下：国内生产总值（X1），人均GDp（X2），地区财政收入（X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4），GDp增长速度（X5）（由于增长速度年度间波动较大，为消除偶然因素的影响，采用2000—20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农业总产值（X6），工业总产值（X7），第三产业产值（X8），最终消费支出（X9），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0），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劳动者比重（X12），大专及以上人口数（X13），地区教育经费（X14）。
首先将采集到的266个原始数据录入计算机，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根据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步骤借助SpSS软件进行处理，得到3个主成分因子及其贡献率，并写出主成分表达式如下：
F1=0.3338X1+0.0809X2+0.3304X3+0.3270X4-0.0403X5+
0.3136X6+0.3304X7+0.3338X8+0.3270X9+0.0877X10-0.1753X11
-0.0641X12+0.3034X13+0.3237X14
F2=-0.0179X1+0.4964X2-0.0419X3+0.0538X4+0.5203X5-
0.1555X6+0.0179X7-0.0718X8-0.1077X9+0.5084X10-0.3828X11
+0.1196X12+0.0359X13-0.1615X14
F3=0.0099X1+0.0891X2+0.0594X3+0.0891X4+0.0495X5-
0.099X6+0.1188X7-0.009X8+0.0693X9-0.1386X10+0.3069X11+
0.9109X12+0.0891X13+0.0198X14
接下来，根据累积贡献率归一化原则，计算出3个主因子的权重分别是0.698、0.222和0.080，构造出综合评价研究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模型F=0.698F1+0.222F2+0.080F3。将标准化后的样本值代入该函数模型，计算出每个地区的经济水平指数，并根据指数大小进行排序，排名越靠前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为越低。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可以发现，该评价结果与成都发展核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观吻合度较好，成都五大主城区均位于前列，且遥遥领先于排名靠后的地区，说明成都发展核心区经济发展差异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与前面我们使用标准差、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等得到的结果是相一致的。按照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我们把成都发展核心区的19个地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地区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依次是青羊、锦江、武侯、金牛和双流；第二类地区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依次为成华、龙泉驿、新都和温江；第三类地区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依次为青白江、郫县、都江堰、新津和邛崃；第四类地区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依次是彭州、金堂、崇州、大邑和蒲江。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标准差为刻画指标，描述了2000—2010年成都发展核心区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并选取2010年为时间断面，计量分析了成都发展核心区2010年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并进行了空间格局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经济总体特征上，十年间成都发展核心区经济总量大幅增长，同时区域经济整体差异在波动中逐渐扩大。第二，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现阶段成都发展核心的经济发展水平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和低的地区对整个成都发展核心区的经济有较明显的滞后效应。第三，在空间格局方面，成都发展核心区辐射效应明显。成都发展核心区的发达区、较发达区主要分布在成都市五大主城区和其周边地区，表现出以成都主城区为极核的区域空间结构。现发展阶段，核心区的极化作用占主导，区域发展两极分化严重，形成中心—结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和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正负双重影响。在一定程度内，区域经济差异可以增强各区域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紧迫感，尤其是对欠发达地区而言。但是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也可能强化各区域的地方意识，助长地方主义，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在倡导积极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成都发展核心作为成渝经济区“双核五带”的两大核心之一，其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对于统筹成渝经济区协调发展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是十分不利的，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成都发展核心的建设当中，政府应在继续发展核心区、促使其辐射作用扩大的同时，积极制定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政策，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及特色农业，提升交通、通信、金融、商贸物流等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同时要把成都发展核心着眼到整个成渝经济区去，统筹区域发展空间布局，依托中心城市和长江黄金水道、主要陆路交通干线，充分发挥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作用，实现错位发展，在努力发挥现有发展轴带动作用的基础上，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轴线，加快欠发达区的经济飞跃，改变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推动成都发展核心区和成渝经济区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注：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编号11Sa19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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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篇5
摘要：本文选取1998-2007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旅游综合收入作为主要指标，对陕西省旅游经济的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陕西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不断扩大但相对差异逐渐缩小；(2)空间差异显著但呈现均衡化的演变趋势。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了旅游资源禀赋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形成的主导因素，表明了陕西省是资源和区域经济双重依赖型旅游经济。
关键词：旅游经济；时空演变；经济差异；陕西
一、序言
旅游业是兼具经济、社会功能的综合性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外交往以及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旅游资源、社会经济等条件差异，旅游经济呈现出区域差异性，认识和研究这种差异对于优化旅游产业的空间结构，制定有效的区域旅游策略，促进旅游业持续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旅游经济差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的一种经济与社会现象，其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定性分析等；研究尺度主要是基于省级行政单元的全国范围内以及三大地带间大尺度旅游经济差异研究，少数是关于东部省级行政单元内部旅游经济差异研究，西部地区省级行政单元的旅游经济差异问题研究则更少。
陕西省是我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省份之一，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9972个，其亚类共有29个，占旅游资源分类国家标准规定的亚类31个的93.55％。与此不相适应的是，2008年陕西省国内旅游收入561亿元，旅游外汇收入实现6.6亿美元，入境旅游接待仅排在全国第14位，西部第4位①，旅游经济较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滞后。为此，本文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研究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揭示其形成机制，以期为陕西省制定有效的区域旅游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陕西省10个地级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陕北(榆林、延安)、关中(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作为三大研究区域。考虑到资料的获取性和可比性，研究时间段选取了1998～2007年连续时间序列；由于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指标较难获取，本文以旅游综合收入为主要数据指标。所有数据资料来源于对应年份各地市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研究方法
表述旅游经济的时间差异程度，本文采用了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标准差是样本中各变量值与其均值离差平方和均值的算术平方根，能够全面地反映区域之间的绝对差异程度；变异系数(即标准差系数)是用样本的标准差除以样本的均值来计算的，能够全面地反映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异程度，和标准差相比更具可比性。
表述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程度，采用区位熵进行衡量。区位熵即专门化率，该指标能反映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更能清晰地反映各研究样本对于整体样本的差异程度。公式如下：
其中，Q为某区域i部门对与高层次区域的区位熵，di为某区域i部门的有关指标，Di为高层次区域i部门的有关指标，n为某类产业的部门数量。
三、旅游经济时间差异的演变特征
1 绝对差异程度不断扩大
从标准差的衡量结果来看(见图1)，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10年中总体上不断扩大。标准差从1998年的30.04增加到2007年的77.55，增长了158.2％，绝对差异扩大程度非常明显。在排除了2003年“非典”的影响后，陕西省旅游经济绝对差异扩大分为两个过程：1998～2005年为平稳扩大阶段，因为标准差的增长值均未超过10；2006年之后出现急剧扩大态势，2007年的标准差值比2006年高出17左右。总体呈现出先稳后快的演变轨迹。
2 相对差异程度缓慢缩小
与绝对差异的衡量结果不同，陕西省旅游经济相对差异呈现出波动变化但总体趋势呈缩小状态(见图1)。从总体态势看，1998年变异系数值为1.65，而2007年缩小为1.58，10年间相对差异程度逐渐降低。但是从发展过程来看，陕西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先是扩大，2000年达到最高值1.74；之后开始下降，2002年变异系数达到低值1.545(2003年为1.544)；然后从2004年开始回升紧接着又是下降，呈现出了平缓的“m”型波动变化趋势。相对差异程度也相应地经历了扩大一缩小再扩大再缩小的过程。
四、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特征及演变
1 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特征
陕西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不均衡性特征显著，一方面体现在西安市与其他市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如图2所示，2007年区位熵值大于1的仅有西安市，其他各市的旅游经济区位熵值则普遍偏低，最低的商洛市仅为0.25。同时，2007年西安市旅游综合收入对全省旅游综合收入的贡献率达到54.4％，这表明西安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全省平均水平及其他市区，是陕西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市区。由此可见，陕西省各个市区旅游经济空间分布极不均衡。
另一方面，这种不均衡性也体现在关中地区与陕北、陕南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由图3可见，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是陕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关中地区的旅游综合收入占全省该项收入的80％以上，据统计2000年的比重竟高达95％。相比之下，陕北和陕南两大地区的旅游综合收入比重则很低，虽然在研究时间段内比重呈上升趋势，但也未超过20％。陕西省旅游经济在三大区域之间所表现出的差异程度要强于各市区之间的差异程度，更为显著和不均衡。
2 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演变趋势
本文首先利用各市旅游综合收入与全省平均旅游综合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各市的旅游经济发展程度；然后，借鉴王凯(2007)、陈晓(2009)等划分标准，结合陕西省旅游经济发展实际，将比值大于等于1.5的划分为旅游经济发达区，比值在1.5和0.5之间的划分为旅游经济发展区，将比值小于等于0.5的划分为旅游经济不发达区；最后，对1998年和2007年全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研究其演变趋势。
结果表明，陕西旅游经济发展区数量扩大而旅游经济不发达区数量减少。1998年只有分布在关中的3个旅游经济发展区，陕北陕南均属于旅游经济落后区；2007年旅游经济发展区的范围增加了延安，扩大至4个市，旅游经济发达区与旅游经济发展区面积占陕西总面积的1/2强(见图4)。并且，关中地区的集聚格局在逐渐被打破，旅游经济开始向均衡化方向演变。如图5，相对发展速度(各市1998至2007年旅游经济发展速度与同期全省旅游经济发展速度的比值)位居前列的均是陕北和陕南地区的市，而关中地区包括西安市在内则较慢。由于黄帝陵寻根祭祖、延安红色旅游等活动的开展，使延安逐渐成为旅游经济发展区，同时，汉中、安康、商洛依托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快速发展旅游，而榆林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2007年GDp在全省排名第二)而使旅游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因此，陕北陕南地区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陕西省旅游经济向均衡化方向演变。
五、形成旅游经济差异的因素分析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主要将旅游经济差异的形成导因于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区位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作用体系、惯性因素和优惠政策等因素。鉴于本文研究的区域尺度和对象是各地级市，后三个影响因素的作用不明显，不予考虑。而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交通条件是旅游基础设施和区位因素中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着重分析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这三个影响因素与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选取度量这些影响因素的定量化指标，鉴于指标的可获取性和准确性，均采用2007年数据(见表1)；然后，分别分析这些指标值与旅游综合收人之间的相关性，以此来衡量各因素的作用程度。
1 旅游资源禀赋因素
旅游资源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它的定量评价采用a级旅游景点作为依据，主要是考虑到a级旅游景区是国家旅游局对旅游景点质量的综合评定，是全面考虑旅游接待各种相关因素而评定的。本文构建了旅游资源指数，来考量陕西省旅游资源对陕西省旅游经济的影响。旅游资源指数是各市拥有的2a、3a、4a、5a旅游景区数量分别加权后的和，公式为：i=0.5Q5a+0.35Q4a+0.1Q3a+0.05Q2a。由于1a级旅游景区的旅游经济效益很低甚至没有，未予考虑。权重是在考虑了各a级景区收入占所有景区收入比重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微调后确定的。
表1分析结果显示，旅游资源指数是与旅游综合收入存在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在三个影响因素中为最高(R2=0.97)。表明陕西省的旅游经济仍属于一种旅游资源经济，旅游资源禀赋好的市也是长期以来旅游经济发达的区域，旅游资源的级别以及分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陕西省旅游经济的时空差异程度。
2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旅游业发展要考虑区域的综合经济因素，实践也证明旅游业的发展与区域经济总量增长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所以，用GDp作为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各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其旅游经济差异的又一主要因素。表1中，GDp与旅游综合收入呈正相关，且R2值达0.90，表明区域经济水平发达的市区一般也是旅游经济发达的市区；反之亦然。例如关中地区的西安、咸阳、宝鸡是旅游经济和区域经济水平均较高的市区，陕南地区的安康、商洛是二者均较低的市区。
3 旅游交通因素
旅游基础设施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其中旅游交通尤为重要，是增强旅游景区可进人性、改善区位条件的重要因素。所以，旅游交通条件能够很好反映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区位条件，它的度量一般采用公路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两个指标。
上表分析结果显示，旅游综合收入与公路客运量(R2=0.73)、与旅客周转量(R2=0.52)的相关性不显著。产生这一结论的原因可能是，就小尺度的本地客源市场而言，西(安)延(安)、西(安)汉(中)、西(安)(安)康等高速公路的开通使大量关中地区客流向陕北陕南移动，带动了该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缩小了与关中的差异。但就大尺度客源市场而言，关中地区比陕南和陕北地区具有更多的经济优势与旅游资源优势，省内迅速发展的交通并不能明显影响它们作为入境游客和外省市游客主要目的地的地位。
六、结论与对策
1 陕西省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程度不断扩大，而相对差异程度在缩小。关中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且级别高，长期以来是陕西省旅游经济的主体，但是随着陕北和陕南变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旅游经济的发展格局正在改变。陕南地区应依靠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逐渐把旅游产业作为其支柱产业；而陕北地区则要靠能源化工基地带来的经济腾飞从而带动旅游产业的深度发展。
2 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不均衡性明显，但演变趋势逐渐呈现出均衡化。一方面，继续发挥西安和关中地区的极化作用，立足现有旅游资源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精品旅游景点，形成关中天水经济带的旅游经济发展轴心。另一方面，陕北和陕南地区作为关中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两翼，着重培育以汉中和延安为核心的次一级旅游经济中心，形成陕北红色旅游、华夏文明旅游圣地和陕南山水生态民情风俗旅游休闲区，以省内及周边省份为主要客源市场。从整体上，形成“一个核心两个辅翼”的旅游经济空间格局。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篇6
关键字：旅游经济；区域差异；聚类分析；协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之一。然而由于政策导向、区位条件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区域旅游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非均衡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分析区域间旅游经济差异的表现，探索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而为我国不同地带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这将对我国旅游业全面协调发展产生重大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旅游经济学（economicsoftour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一些旅游学术著作和刊物中，而对于旅游经济学的规模化研究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20世纪60-80年代，旅游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旅游经济研究的主题转向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宏观范围中的诸如旅游发展的经济效益和其所要付出的代等问题成为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的对象。20世纪末，alistermathieson和Geoffwall在《旅游业：经济、自然和社会影响》一书中，通过研究旅游发展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影响，为促进区域旅游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指导和建议[1]。2005年，Bill.Bramwe通过研究不同区域旅游的开发、规划和管理，认为旅游者的需求偏好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
目前国内学者对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多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站在全国的角度，对我国所有的省份旅游发展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钱磊，汪宇明等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评估了中国2000年与2010年旅游化指数的省区差异[3]。王凯等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揭示了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呈现出非极化不平衡发展的态势[4]。杨莎莎等运用经济重心和锡尔系数等地理模型，对中国东中西部旅游发展的总体差异、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进行了分析[5]。朱运海用变异系数、首位度、基尼系数等测算指标，对我国31个省份的旅游差异化发展进行了量化分析[6]。另一方面是站在省域角度，对个别省份内的不同地市进行的研究。程进，陆林分析了安徽省17个地市区域旅游经差异的时间变化态势及空间变化特征，表明安徽省各地市间旅游经济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差异[7]。汪德根，刘昌雪利用锡尔系数对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差异进行分解，从不同方面揭示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8]。然而针对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进行的分析却是寥寥无几，付磊采用极差、标准差等单指标测量方法，针对我国东西部的旅游发展差距进行了分析，认为西部大开发是缩小我国东西部旅游差距的历史机遇[9]。匡后权针对我国东西部的服务业差距进行了分析[10]。田逢军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区域旅游发展的现状和特征，将三大地带的旅游发展目标、战略重点、运行模式、发展对策与保障措施进行了比较分析[11]。
二、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单指标测度分析
（一）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变化过程
本文中我国东、西部划分采用国家三大地带的划分，其中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西部省份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文章中选取极差、标准差来反应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的绝对差异，对于比较区域旅游发展差异不可能面面俱到，国际外汇收入作为一个区域旅游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6]，本文将选取国际外汇收入作为代表性的要素，比较分析东、西部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变化。
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0-2010）》提供的我国东、西部各省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分别计算我国东、西部两大地带间各省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极差R和标准差S，所得结果如表2-1所示。
从表2-1中可以看出，东部省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极差普遍高于西部省份，并且历年的极差东部大约是西部的8倍，同样标准差也是东部高于西部，且大概是西部的8倍，这就说明东部省份内部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远大于西部省份。我们还可以看到东西部所有省份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极差高于东部，说明东西部所有省份的差异比东部省份的差异还大，这进一步说明我国东西部的旅游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1）我国东西部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不断扩大
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来看，2000年的东、西部旅游外汇收入极差为410949万美元，标准差为98707，2010年东、西部旅游外汇收入极差为1237662万美元，标准差为288771，极差和标准差十年间扩大了3倍。
（2）西部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低于东部区域
2000年东部旅游外汇收入极差为400338万美元，标准差为118888，到2010年极差为1206025万美元，标准差为324500，十年间极差和标准差扩大了3倍；2000年西部旅游外汇收入极差为33630万美元，标准差为10640，到2010年极差为131766万美元，标准差为44488，十年间极差和标准差扩大了4倍。
（二）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相对差异变化过程
极值比率（L）是用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相对差异的指标，即旅游外汇收入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率，L值越大，表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情况越严重。
变异系数（C・V）即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是衡量相对差异的一种常用指标，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区域间旅游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程度，C・V值越大，表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越大。
我国东西部两大地带间各省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极差比率L和变异系数C・V计算如下（表2-2），其中极差比率取整数，变异系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1）东、西部区域内旅游极差比率趋于稳定，且东部极差比率略低于西部
东部极差比率均值为43，西部极差比率均值为257，东、西部所有省份极差比率均值为2830，东、西部总体相对差异远大于各自内部相对差异。
（2）东、西部总体变异系数和东部变异系数呈下降趋势，而西部变异系数呈上升趋势
东部变异系数从2000年的1.18下降到2010年的0.91，东、西部总体的变异系数从2000年的1.64下降到2010年的1.36，西部变异系数从2000年的0.92上升到2010年的1.15。
三、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多指标测度分析
借鉴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取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数、旅游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百分比、星级饭店总数、旅行社总数和景区总数9大指标来反映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将我国东西部省份进行分类并求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以测度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程度。
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我国东西部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按照上述9大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采用欧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类间距的计算采用组间平均连接法。聚类结果显示，我国东西部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分为三类，其中广东省为第一类地区，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辽宁在第二类地区，第三类地区包括贵州、河北、四川、云南、福建、重庆、广西、陕西、天津、、海南、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这和传统的东、西部两地区划分有很大区别。
为了对各区域的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可以先求出三个主成分在各个指标上的得分，然后再求出东西部各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F）。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代表综合得分，代表第i个主成分的权重，即第i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与三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之和的比值，代表第i个主成分的得分。
我们将数据代入公式后得到我国东、西部各省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得分表（表3-3），并按降序排列。
由表3-1和表3-3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第一类的广东地区综合得分远高于我国东西部各地区的平均得分水平，可以归纳为“区域旅游经济综合水平发展超前”的一类；第二类的六个地区综合得分略高于各地区的平均得分水平，可以将这一类归纳为“区域旅游经济综合水平发展较快”的一类；其余的十五个地区的综合得分均低于东西部平均分，归纳为第三类“区域旅游经济综合水平发展滞后”。
四、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非均衡协同发展对策分析
区域旅游发展非均衡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深入分析研究区域旅游差异，对于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促进旅游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针对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发展现状和区域间的差异，本文给出关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建议，以更好的促进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
（1）建立专门的区域旅游管理机构
协同发展的旅游区是一个大的旅游系统，要求系统内部中各要素能自由流通，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要树立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思想，建立专门的区域旅游管理机构来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的协同发展。管理机构应配合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协同发展的现状，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出台相应的旅游法规，为各级政府和旅游企业的活动提供一个行为规范，为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规范的法律环境。同时，东西部都要以各自的区域旅游比较优势为整合的最根本基础，加强旅游互补性强的资源之间的区域合作，重视各旅游区互补性整合的组织实施，建立一个可调控的过程，以免偏离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模式的整合预期目标。
（2）完善区域竞合机制，构建区域旅游系统网络
旅游地之间的竞争关系客观存在，但区域旅游合作进程的加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旅游地之间的外显竞争。一方面，东西部应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化程度，可以定期举办各种经验交流会，探讨和制定适合区域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西部各省要通过经验交流会多向东部省份借鉴旅游发展经验；也可以建立统一的区域旅游合作协调机制，为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以促进旅游合作机制的制度化。
（3）优化整体布局，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区域旅游的空间结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为此，针对东西部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区域差异，必须认真分析各省区旅游发展现状和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优化东西部区域旅游发展的总体布局。为实现东西部区域旅游的持续协调发展，在优化省区旅游整体布局的基础上，还应该协调多方主体，在谋求区域旅游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区域旅游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三者的关系，增强区域旅游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实现旅游业的永续发展。
五、小结
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是保证区域旅游业长时间保持竞争力并持续发展的
有效方法。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国内外旅游产业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区域旅游实现协同发展有助于提高区域旅游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降低区域之间旅游产业运作的交易成本，实现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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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篇7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单因素协方差分析协变量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响应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方面先行一步，经济建设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江苏省的经济总量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茅，在国内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综合实力也不断增强。然而，在江苏省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江苏省的区域经济并没有得到共同与协调发展。长期以来，苏南、苏中、苏北的区域经济差异就一直存在，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倍受学术界、政府和广大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不同区域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历史发展基础等众多方面存在差异，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是必然的。区域经济差异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区域经济中的差异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大小国、发展中及发达国家都存在。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与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各个区域经济主体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差异，便没有绝对优势或者相对优势，从而也就无所谓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其次，区际差异对于落后区域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差异的存在迫使落后区域向发达区域看齐，千方百计地加快落后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整个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适当的区域经济差异有利于形成一种区域之间你争我赶的和谐局面，最终推动整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高效地发展。但区域经济差异过大又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例如，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会使资金、人口、技术等不断向发达区域集中，造成这些地方的城市不断膨胀、基础设施不堪重负、环境污染加剧、社会治安问题恶化、城市贫困人口增多，对欠发达区域而言，造成它们发展所需的资金流失，特别是有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的人口大量迁往发达区域，从而使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缓慢、衰退或停滞。因此，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列为“十一五规划”六大重点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既保证江苏宏观经济快速发展，又使得省内区域经济得到协调发展是江苏“十一五”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江苏省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因此，本文研究江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对于缩小江苏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全省经济整体水平及“两个率先”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有重大意义。
由于江苏省近期还处于主要由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故研究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时，就不应忽略其投资差距，这样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差距大小。为了方便说明问题，下文中仅考虑带有一个协变量的单因素协方差分析的应用。
二、理论方法
1.协方差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t个总体的试验指标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通常采用方差分析法。如果试验指标会受一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这时仍采用方差分析法，可能得到的结论会不准确。为了提高试验的准确度和精确度，必须是所有试验单元或区组内的试验单元的试验条件一致。如果试验指标为y，而影响不一致的因素x可以测量，则叫x协变量，显然x影响了试验单元的均匀性，从而影响了y的真实效应，使用方差分析得不到真实的结论。而协方差分析是将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结合起来，用于检验两个或多个修正均数间有无差别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它将排除协变量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从而更加准确地对试验指标进行评价。例如，研究某种药物对病症的治疗效果时，应该考虑到患者自身的身体状况（如体质、心态等）难以控制的因素，否则得到的结论就可能不真实。
2.一个协变量的单因素协方差分析
(1)模型设计
一个协变量的单因素的模型为：
（1）
其中是在单因素的第个处理或水平下取得的第个观测值，是协变量在第个处理上的第个观测值,μ是一般平均值,是第个处理的效应,β是线性回归系数,εi随机误差项,服从iiD(0,σ2)。
(2)应用协方差分析的主要前提条件
①理论上要求各组资料（样本）均来自方差相同的正态总体，各观察变量相互独立，通常对于正态分布的要求不太严格。
②各组试验指标（因变量）与协变量存在线性关系，且各条回归直线的系数（斜率）相等，都不为0。如果各条直线的斜率不同，则调整后的试验指标的均值将高度依赖于调整时所选用的协变量的水平。
(3)协方差分析的基本步骤
①检验应用条件是否满足；
②计算总平方和及协方和
③计算处理（组间）的平方和及协方和
④组内平方和及协方和
⑤构造F值：
⑥如果F显著，说明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接着可进行多重比较。
注意，协方差分析是利用回归关系把协变量x化为相等后再进行各组y的修正均数间比较的假设检验。
三、实证分析
本文用人均GDp(y)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作为协变量。将苏南、苏中、苏北看作是三个不同处理，分别收集2002年～2005年的三大区域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看作是重复试验，重复4次，得到数据如表1。
表1有关原始数据单位：元
数据来源：2003年～2006年《江苏统计年鉴》.
1.基本假设检验
由于方差分析对于正态性的要求不太严格，且表1中的数据基本满足独立性，故主要检验方差齐性是否满足。经Levene’s检验，得到Levene统计值为5.4，其伴随概率p=0.02。可见，在显著水平α=0.01上，试验指标数据满足方差齐性。从图1中看出，y与x明显呈线性关系，高度正相关，且三条直线的斜率基本相同。
图1
以上分析表明本资料满足协方差分析的基本条件,故可对本资料进行协方差分析。
2.协方差分析
首先，不考虑协变量的影响，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
表2方差分析总结表
表2中F值远远大于临界值，因此可认为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且进一步采用SnK法进行多重比较，发现在α=0.05的显著水平下，苏南与苏中、苏北均有显著差异，苏中与苏北地区差异不显著。
由于方差分析未考虑到协变量的影响，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更真实性，应进行协方差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表3中也得出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且F值比方差分析中的F值大得多。采用SnK法进行多重比较，发现即使在=0.001的显著水平下，苏南、苏北、苏中之间相互也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异显著性依次降低：苏南与苏北、苏中与苏北、苏南与苏中。
表3协方差分析表
我们可以对消除协变量影响前后的各组y的均值比较，调整公式为,结果如表4。
表4均指比较单位：元
综上所分析，近4年来江苏三大区域间经济发展（消除了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如未调整前的差距那么大，这是因为各区域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水平存在差异，可见协方差分析结果更符合实际。从表4中也可看出：如果苏中、苏北的固定资本投入与苏南相同，则经济发展会比现实水平要高；现阶段，江苏经济发展还主要依赖于资本拉动；由于苏南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优于苏中、更优于苏北，故消除了物质资本的影响外，苏中、苏北的发展仍不及苏南。
四、总结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篇8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地区差距发展态势
一、引言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战略性调整、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重大决策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中国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继续给予财力倾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加速发展。该战略实施以来，共投入了大约1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1220多亿元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资、310多亿元的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投资……那么，从实际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究竟有没有缩小？造成缩小或者扩大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本文将研究的问题。
区域划分是制定区域政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使用较多的还是“七五”计划时划分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提法，这种划分方法显得过于粗略，不便于深入分析区域差别和制定区域政策，难免产生政策上的“大而统”和“一刀切”。为适应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之需，基于空间距离、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行政区划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我们拟将整个经济划分为综合经济区，并探究西部大开发以来区域差异：
1.东北综合经济区――辽宁、吉林、黑龙江：重型装备和设备制造业基地、全国性的专业化农产品生产基地；2.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最有实力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中心之一；3.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上海、江苏、浙江：最具影响力的多功能的制造业中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区之一；4.南部沿海经济区――福建、广东、海南：最重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地；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基地；高档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生产基地；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中心；5.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最大的煤炭开采和煤炭深加工基地、天然气和水能开发基地、钢铁工业基地、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奶业基地；6.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以水稻和棉花为主的农业地区专业化生产基地及相关深加工工业；以钢铁和有色冶金为主的原材料基地；武汉“光谷”和汽车生产基地；7.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以重庆为中心的重化工业和以成都为中心的轻纺工业两大组团；以旅游开发为龙头的“旅游业―务业―旅游用品生产”基地；8.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要的能源战略接替基地；最大的综合性优质棉、果、粮、畜产品深加工基地；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中亚地区经济基地和特色旅游基地。
二、西部大开发前后地区差距的变化
在描述区域差距状况中，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以西部大开发为界，中国综合经济区区域差距的历年变动趋势如何，目前区域差距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本文主要是通过对综合经济区采用泰尔（theil）指数和综合指标体系人文发展指数（HDi）加以测度。
theil系数是一种具有空间可分解性的区域差异分析方法，类似于熵多样化指数。可以用来分析区域差异总体变化过程、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的情况，以及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对区域总体差异变化的影响，并从中获得更多的政策信息，其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gi为第i个子区域的GDp值；pi为第i个子区域的人口值；G为区域的总GDp值；p为区域的总人口值。
如果把总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组，利用对theil系数进行分解，可以进一步分析群体差异、区际差异及其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theil系数的分解计算式如下：
式中：
tb为区际差异；tω为区内差异，是各区域内部差异tω(i)的加权和；Gi为第i个区域GDp占总区域的份额；pi为第i个区域人口所占的份额；gj为第j个子区域GDp所占的份额；pj为第j个子区域人口所占的份额。theil系数越大，区域差异越大；反之亦然。
人文发展指数(HDi)是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由三个指标组成的综合指标体系：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寿命用于衡量居民的健康状况，成人识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用于衡量居民的文化知识水平，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衡量居民掌握财富的程度。本文主要选用人均GDp这一指标，这一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指标本身的内涵来看，由于人均GDp是一个反映人均经济总量的指标，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区域差异的内涵；二是从技术层面上来看，GDp从现行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容易获取，数据可信性和完整性较好。
三、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结果的差异
1.中国地区差距轨迹的总体趋势微弱地类似“V”型。具体说来，1985～1990年逐步下降，1991年以后逐步上升，2000年略有下降。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1993年，地区差距的上升幅度明显加大，之后呈现一种徘徊趋势。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除2000年略有下降外，一直呈现一种上升趋势。2005年地区差距为1985年的1.19倍，为1999年的1.08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库涅茨假说（倒“U”型曲线），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收入分配也随之恶化，但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分配逐步得到改善。因此，从动态的角度看，中国地区差距在不断扩大，即趋于发散。
2.综合经济区差距的总体趋势也呈现类似“V”型，其变动趋势自1998年维持了与地区差距演变的大体一致的趋势。与总体差距相对应，1986年到1998年上升趋势不明显，自1990年以来，呈现一种上升趋势。2005年地区差距间为1985年的1.82倍、为1999年的1.09倍。2005年，总体差距达0.1235，其中，区域间差距为0.0939，即区域间的差距占总体差距76%。从总体差距和区域间差距变化趋势和变化幅度上看，二者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并且所贡献率超过区域内差距，可以说，不断扩大的区域间差距是导致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3.区域内的差距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这与tsui(1991、1993)、Jian等(1996)、世界银行(1995、1997)等的研究结果相类似。1985年中国8大区域内部差距为0.0522，之后呈现一种缓慢的下降趋势，2005年下降为0.0296。
4.8大综合经济区内部变化趋势。显著收敛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综合区和北部沿海综合区内部差距的下降是导致区域内差距下降的主要原因。值得关注的是东北综合经济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该区域内差距在逐年呈现下降趋势。
微弱发散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自1985-1990年间呈现下降趋势，是导致该时段区域内差距下降的主要原因。但自1991-1999年间，该综合区内差距却呈现急剧的上升趋势，是导致该时段区域内差距下降缓慢的主要原因。尽管大西南、大西北区内部差距变化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其变化幅度很小，对整个地带内部差距缩小趋势的反向影响较弱。从该区域历年经济增长率看，区域内省区之间经济的非平衡发展是其内部差距上升的重要原因。中性区域：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由于三大区域内部各省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差距相对较小，特别是这些区域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的差距性也相对较小，从而使内部差距相对较小。
（二）人类社会发展指数差异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地区差距十分显著的国家，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从人类发展指标(HDi)看，中国也存在地区发展差距。根据UnD(2002)计算，2000年中国已经属于世界上中上等人类发展水平。从各地区看，1999年有5个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介于0.650～0.500之间，属于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有23个地区人类发展指数介于0.800～0.650之间，属于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有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人类发展指数大于0.800，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仅从人类发展指标来看，西部地区还有5个地区还没有达到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中西部还有15个地区人类发展指标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位在100位之后。
四、有关结论
本文采用1985～2005年间21年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将中国分解为8综合经济区，用theil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分别计算了总体差距、地带间和地带内的差距。通过以上的分析，结论如下：
1.中国的区域差异是长期存在的。在现阶段，尽管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中国的区域差异并没有呈现出收敛的迹象，特别是大西北、大西南与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之间的差异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2.中国的区域差异不仅表现为8大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而且区域内部的差异也非常的明显。但是在8大综合经济区内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以及东北综合经济区呈现内部差距下降趋势；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和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区域内差距变化不大，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呈现弱的扩散趋势，即其内部的差异还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距不断缩小的重要原因在于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距缩小的同时又有较大的总体增长，从而又成为地带间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可以预见，由于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在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科技能力、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加之体制先行转轨和先前优惠政策的特殊扩散效应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惯性影响，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短时期内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在经济发展速度、人均占有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赶上它们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因地制宜实施综合经济区的协调发展，将区域差距扩大的幅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促使其向不断缩小的方向转变，仍是中国区域经济政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总体来看，进入1990年以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显著，实施西部大开发后，地区差距变得更加显著。地区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中国如何走上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是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决策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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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篇9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分布不均衡；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5-008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各个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步，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差距。这一情况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深挖导致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进而再提出对策。在实际的生活中，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东部沿海城市发展的比较快，中西部发展的相对来说比较的缓慢，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化现象明显。依据传统的方式方法很难解决当前的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所以，当下研究具体的差异成因，提出解决对策缩小地区差异是当务之急。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状况
1.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应该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众所周知，产业结构决定着经济效益。从全国来看，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较为合理，这就导致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比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较高。另外，区域间的产业结构效益也存在差异，一般使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数来反映结构的效益。据实验调查得出，第一产业的结构效益逐步的下降，第二产业结构效益不断的上升，第三产业具有作为就业的蓄水池的功能。但是在不同的区域这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也有所不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
2.各地区经济规模总量的差异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4年的2.5倍增长到了2004年的3.5倍，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在不断地扩大。从图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但是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变化不大。总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异较大，中西部的地区差异逐渐的缩小。
二、应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策略选择
1.加快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应该增加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利用多种资源培养管理型人才和技术性的人才，提高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整体素质[2]。另外，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能够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整体上升。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办学，建立学习与就业一体化的创新模式，在学校培养的专技型人才直接输入到企业里面为促进企业的发展。通过财政以及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对自身的技术以及设备的投入，引进先进的设备，改进工艺，提高产品的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2.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通讯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显著的差异。基础设施主要是通过外部的效应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其他领域的发展，为其他领域提供服务。大多数的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例如在实际的生活中出现的搭便车的现象，减弱了企业投资的热情，增加了企业的经济负担。另外，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为当地企业降低产品的成本，进而增加竞争力。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以公路建设为主，加强铁路以及天然气输气管道干线的建设，在这一过程别需要注意的是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注重开发和节约的有效利用。另外，因为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投入资金有限，本地区的经济落后，这就导致了公共投资资金不足，设施建设不到位。应该降低公共投资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领域中，推动政府的投资体制改革。还可以通过采用ppp、债券融资、投资基金等方式获取资金，这样能够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充分地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现有的资源优势[3]。
3.向集聚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
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的横向联系，另一种是企业间的纵向联系。大量有关联的企业聚集在一定的区域内，能够进行公共设施的共同使用，保证公共设施以及公共成本的有效利用，降低了公共投资的成本。在多年的经济发展中，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了结构合理以及竞争力强的城市群，促进整个地区整体实力的上升。一般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善，产品信息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丰富，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得外商的投资资源得到有效的集中与利用。
利用中西部中大城市现有的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有资源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政府应该给予中西部城市的经济开发区以优惠政策，促进当地的区域协调发展，放宽投资环境的市场鼓励外商在此投资。可以利用关系网建立外商投资的集聚区，例如可以借助大型的活动的机会举办商贸洽谈会吸引外资，形成外商投资的商业集聚群。政府可以制定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帮助和鼓励中小企业投资，形成特定的厂商集聚地带。另外，中西部地区可以借鉴东部地区以及发展的较快的国家的产业集聚区管理经验，找出之间存在的差距，完善自己的区域内的管理体制，促进经济的发展[4]。
三、结束语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地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存在差异。本文就是针对这一差异的特点进行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目的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促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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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篇10
1．1数据选取为了真实反映出河南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演化特征与敛散性，选取了2003－2012期间的河南省历年旅游总收入(由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构成)作为收入指标。研究区域特征时，沿袭区域经济的划分传统，将河南省划分为四大地带:中原城市群(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囿于统计数据所限，其中未包括济源市。)、豫北地区(安阳、鹤壁、濮阳)、豫西豫西南(三门峡、南阳)、黄淮(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旅游收入和年末人口数据来自于2004－2013年《河南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数据库》。在做收敛检验时，旅游收入数据以2003年为基期经过平减处理，以消除价格因素影响。
1．2变异系数变异系数(coefficientofvariation，简记为CV)常用于比较度量单位不同或均数相差悬殊的两组或多组数据的变异度，文中用以衡量地区旅游发展的相对均衡性。
1．3基尼系数学术界常用基尼系数对产业构成进行差异分解，文中将河南旅游总收入分解为国内旅游收入和外汇旅游收入两部分，对旅游经济差异进行结构分解，旨在衡量旅游经济差异的内部结构特征。
1．4泰尔指数泰尔指数(theilindex)的优势在于其可分解性，即能够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异，进一步分析区域差异的结构构成及其贡献程度。利用泰尔指数可分解的思想，将反映整体差异的总体泰尔指数t进一步分解为四大地带间的差异tBR和地带内部总差异twR(为四大地带内各自地市差异tpi的加权平均)，来分析总体差异的地区差异特征。
1．5收敛检验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根据对收敛条件的不同假设，主要有三种收敛假说: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σ收敛指不同经济体人均产出水平离散程度逐渐减小的过程;β收敛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经济含义指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表现为落后地区要比发达地区具有更高的人均增长率。前者指无论初始条件和经济结构如何，各地区都将收敛到相同稳态水平。后者指由于存在影响稳态水平的因素(经济结构)，无论初始条件如何，不同地区最终会收敛到各自的稳态水平;俱乐部收敛要求经济体间既要有类似的经济结构，还要有类似的初始条件，满足这两个条件后才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本研究参照潘文卿对区域经济收敛的检验做法，依次对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进行检验。
1．5．1β收敛检验文中使用经典的巴罗回归方程对河南省旅游经济的绝对β收敛做出检验。检验方法为截面数据回归分析，若系数β为负值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即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经济增长率存在负相关，那么就存在绝对β收敛。
1．5．2俱乐部收敛检验俱乐部收敛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河南省四个地带内部存在收敛;各地带间不存在收敛。对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参照文献13和文献18的做法，利用泰尔指数对地带内和地带间差异分解趋势进行俱乐部收敛检验。
2结果与分析
2．1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演化特征
2．1．1总体差异特征由表1中三个反映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指标变动趋势来分析，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变动程度虽然并不激烈，但是却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2003～2009年期间，区域旅游经济总体差异趋于扩大;而2009年后，此种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区域差异开始减小，但2012开始有所反弹。上述分析是从总体上描述了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特征，为了更为具体地明晰总体差异的来源及其构成，并对区域差异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因子剖析，下文进一步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总体差异进行结构和地区分解。
2．1．2结构差异特征:G、Gd、Gf分别为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的基尼系数，Sd、Sf为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的占比。pd、pf是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基尼系数对总体的贡献率。(1)从各分项基尼贡献率看，2003年以来，历年国内旅游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都远高于入境旅游，平均贡献率高达到97．1%。可见，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主要是由国内旅游差异造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旅游收入占总体旅游收入份额较大，其历年平均份额高达98%。这也印证了入境旅游发展差异状况难以真实反映出区域旅游整体差异状况。(2)从各分项基尼系数数值看，历年旅游外汇收入基尼系数都大于国内旅游收入基尼系数，定量说明了入境旅游差异程度大于国内旅游差异的现实。另一方面，从具体差异程度看，国内旅游收入基尼系数范围在0．43～0．50，历年均大于0．4，表明国内旅游收入在空间上的分配不太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国内旅游发展不太协调;而旅游外汇收入基尼系数范围0．62～0．78之间，都高于0．5，说明旅游外汇收入地区差异悬殊，入境旅游发展极不平衡。这也体现在旅游外汇收入集聚在入境旅游热点地区上，旅游外汇收入排名前四的郑州、洛阳、焦作、开封四个地区收入之和历年占比高达86．3%。
2．1．3地区差异特征利用泰尔指数可分解性，将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进行地区分解。给出了泰尔指数地区分解的结果，可以看出:1)从地带内和地带间比较看，旅游经济的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程度相当，2003－2006年间，地带内差异程度略高于地带间差异，2007年以后，旅游经济差异主要是由地带内差异贡献;2)从地带内部差异构成看，中原城市群内部差异是地带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郑州、开封、洛阳、焦作四个增长极与其他地市的差异导致了中原城市群内部差异，而豫北、豫西豫西南、黄淮三个地区内部差异程度不大，这种旅游经济局部协调发展只是低水平的趋同，对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意义不大。
2．2河南省旅游经济收敛特征检验
2．2．1α收敛特征经过对2003－2012年间各市人均旅游收入对数标准差的计算，看出河南省旅游经济整体表现出一定的发散趋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收敛特征:2003－2009年，α指数逐年上升，表现为明显的发散迹象，区域旅游经济差异持续扩大;2009－2012年，α指数有所下降，表现出一定的α收敛迹象，但旅游经济差异程度仍高于2003年的初始水平。2．2．2β收敛检验利用巴罗回归方程检验了2003－2012期间河南省旅游经济的β收敛性。在样本检验的全时段内，河南省旅游经济表现出微弱的发散性，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而2003－2009年，β值为正值且在统计意义显著，具有明显的发散性;2009－2012年，β值为－0．0392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从2009年开始河南省旅游经济开始出现绝对β收敛迹象。从经济意义来解释，2003－2009年，河南省旅游经济落后地区增长速度低于发达地区，区域差异有扩大的趋势;2009－2012年，虽然落后地区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区域差异有所缩小。这与α收敛检验结果也是一致的。
2．2．3俱乐部收敛特征图2给出了总的泰尔指数、地带间和地带内差异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与α收敛和β收敛检验结果一致，河南省旅游经济呈现出"先发散，再收敛"的阶段性收敛特征。地带间和地带内差异也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结合Galor给出的俱乐部收敛定义，2003－2009年间，地带间差异趋于扩大，但地带内部差异亦趋于扩大;2009－2012年间，地带内差异在缩小，但地带间差异亦在缩小。综上分析，河南省旅游经济在检验样本期间并未出现俱乐部收敛特征。虽然，河南省旅游经济存在着一定的集聚效应和极化现象，但并未出现我们担忧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俱乐部收敛特征。
3讨论分析
区域旅游差异特征以及判断其收敛趋势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如何缩小区域旅游差异以实现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因此，文中通过对河南省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考察，研究发现:
(1)要实现区域旅游协调发展，首先要明确旅游经济差异的来源及其构成。以往区域旅游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入境旅游，但在本研究考察期间入境旅游收入仅占旅游总收入的2%。因此，以往研究难以反映出真实区域旅游差异现实特征。文中以旅游总收入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在结构差异上，国内旅游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制定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政策上应该重点考虑国内旅游发展在平衡区域旅游经济的作用。
(2)区域旅游存在的差异是发展中的差异，关键是要在发展的进程中实现落后地区追赶先进地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区域旅游经济的收敛，即区域旅游的协调发展。尽管在整个考察期间河南省旅游经济并未收敛，而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以来河南省旅游经济开始出现收敛迹象，区域旅游差异趋于缩小。但是目前尚未明晰旅游经济收敛原因以及相应收敛机制。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不仅要识别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来源及构成，更为关键的是要预判旅游经济的收敛趋势，深入探究旅游经济收敛机制，为制定前瞻的区域旅游协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引，以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收敛，进而实现长期的稳态增长。
4结论
利用2003－2012年旅游总收入数据，在对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演化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旅游经济收敛性进行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1)河南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阶段性特征。结构差异主要是由国内旅游差异造成的，但入境旅游发展差异程度高于国内旅游;地区差异由地带内和地带间差异构成。2007年之前，地带内差异程度高于地带间。2007年后，地带间差异程度高于地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