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参与途径篇1
(一)农村人居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治理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环境治理投入较少。虽然近几年来随着资金投入的逐步增加与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农村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形势依然严峻，仍然存在如下主要问题。1．生活垃圾乱扔乱放现象严重。在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村寨较为集中的地区，无论房屋周围，还是村寨路边沟旁，普遍存在垃圾乱堆乱放现象。村落大、人口流动多的乡(镇)和村委会所在地，因居住农户多，垃圾问题更为突出。每逢雨季来临，这些垃圾包括死去的牲畜就随沟渠、河流流向下游，导致沟渠及河道堵塞严重、河流污染、影响水质。2．固体垃圾无分类，混和堆积现象普遍。我国许多农村地区，包括乡镇所在地，还未实行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死的牲畜及家禽、医疗垃圾等混合堆放和焚烧，无任何分类与处理措施，对当地环境及居民生活等造成影响，构成潜在威胁。3．牲畜大小便收集不规范，粪便随意堆放问题突出。据调查，由于长期养成的习俗习惯，牲畜小便任其自流，牲畜粪便则收集起来堆放在农舍及厩圈旁，或是从房后直接排入田地中。因缺少有效的围栏措施，待降雨以及鸡鸭等寻食后，不可避免地导致废液乱流，粪便随处可见，村落街巷臭气熏天，蚊虫多，严重影响村寨环境和公共卫生。4．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突出，导致大河及田地污染严重。据调查了解，绝大多数村寨都只有简易的排污沟渠，存在沟渠小、窄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破损，沟渠里堵满垃圾。每逢雨季，污水和雨水混合排放，溢出沟渠，溢满路面，甚至倒灌进入地势低的农户家中。牲口粪便、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大河，灌溉河边田地，不少田地不可避免地受到污染，富营养化严重。5．污水混合排放现象突出。在一些农村集镇，特别是边远的乡镇所在地，无论是家庭、饭店，还是学校，都未对污水进行分类，使家庭生活污水、饭馆油污、厕所粪便、牲畜粪便等混杂排放，导致城镇排污沟超负荷运行，污水沟时常堵塞。每逢降雨，街道和低洼处淹水严重，人畜粪便到处可见，严重污染环境，影响人们的生活。6．农户厕所简陋，环境卫生条件差。基于农户调查以及小组座谈了解到，多数农户家中都有厕所，但受经济等因素制约，多数家庭农户厕所简陋，无便池，随意排放严重，卫生条件差。无厕所的农户家粪便排放更是随意。调查了解到的农户希望建几个公共厕所，解决一些农户的实际问题。
(二)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
为了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的综合治理，原国家环保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规划》明确指出，到2020年，新增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13万个，累计达到全国建制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建立健全农村环保长效机制，引导、示范和带动全国更多建制村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党的报告提出将“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特别是垃圾、污水和厕所，是人居环境的短板，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农村污水处理作为农村综合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来受到各地的高度重视，得到快速的发展。据住建部统计，我国农村污水处理率2006年仅为1%，2010年为6%，2014年增长到9.98%。2014年，我国有3821个建制镇对生活污水进行了处理，占比达21.7%。其中，浙江、上海、江苏等发达省市的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80%以上。2015年住建部曾提出“到2020年，30%的村镇人口得到比较完善的公共排水服务，并使中国各重点保护区内的村镇污水污染问题得到全面有效的控制”;“从2010年起，大约用30年时间，在中国90%的村镇建立完善的排水和污水处理的设施与服务体系。”农业农村部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减少，畜禽粪便、秸秆、地膜基本资源化利用的“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任务。据农业农村部相关人士介绍，2019年中央财政投入70亿元支持农村厕所革命。据初步统计，迄今全国80%以上行政村的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有11个省区市通过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整省验收，近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处理，污水乱排乱放现象明显减少。2018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1000多万户，农村改厕率超过一半，其中六成以上改成了无害化卫生厕所。
二、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一)居住分布散，治理难度大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的卫生要求越来越高，太阳能淋浴、水冲厕所、洗涤用水在农村开始普及。农村地区的生活用水量和集中供水率显著提高，农村生活污水越来越多。迄今，我国大约3.2万个乡镇、270万个自然村、近7亿农民居住在农村。由于村寨多、居住分散，农村环境治理难度大，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地方产业尚未形成，农村居民还主要依赖外出务工改善生活，所以农村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主要依赖政府投入，至今仍有近1亿户污水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同时农村污水处理设备存在“建得起、用不起”的长期闲置状况［2］。
(二)多以政府主导为主，农户参与度低
农村环境治理项目多以政府投入为主，建设的污水和垃圾处理项目主要采取招投标方式，由具有较高资质的环境设计部门完成规划设计后，交由一定资质的建设单位具体实施。因此，从项目调查、规划设计、实施到运营的整个环节，都是由技术人员从专业角度收集素材，开展环境治理的规划与设计，较少顾及社区村民的意愿和想法。这种规划设计过程从专业角度来说，设计方案科学严谨、逻辑性强，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由于社区村民对治理方案不理解，具体举措与当地实际脱节，往往导致治理项目闲置，未起到应有的效果。广大农村居民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数量最多的主体，是宣传的受众和最根本的执行者、最终受益者。因此，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决策与监督的作用未被充分发掘。
(三)机构不健全，治理主体缺失
迄今，由于面向乡镇基层的环境管理机构还未建立，农村环境治理案件都由县级部门，农村环境监管工作难以有效落地。同时，已实施的农村环境治理项目都采取城市建设项目的管理与运作模式，专业施工、专业监理普遍存在，无形中将项目的受益主体和监管主体———全体村民排斥在外。建设的社区环境治理项目与自己无关，严重挫伤了社区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四)体系不顺，制度建设有待加强
农村环境污染涉及面广，污染点环境影响不确定性大，污染治理与管理不能套用城市的“谁污染，谁治理”的固定源管理模式。农村环境治理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行业的综合项目，需要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农林、文化旅游等部门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然而，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地方的治理工作尽管建立了生态环境部门主导、其他多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但实际工作中则变为由生态环境部门单一主导和实施，其他部门“人在心不在，出人不出力”的现象。
(五)乡镇环卫人员待遇低、积极性不高
据调查了解，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政府用于公共事业支出的经费，如生活垃圾收集与处理费用极为有限。在乡镇所在地，地方政府亦只能力所能及地筹集部分资金，购置必要的垃圾清运工具，聘请人员清运垃圾，无力考虑全乡镇农村地区的环境治理问题。每逢集市和春节，垃圾成倍增长，更加重了乡镇垃圾清运人员的负担。由于缺乏投入和低廉的工资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无人愿意从事垃圾清运工作，部分地区只得聘请一些老人，勉强维持运营。
三、农村传统资源利用及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
(一)农村居民传统的资源利用与处理方式
1．牲畜粪便收集与利用。据调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许多农户包括一些专业养殖户都有收集牲畜粪便的习惯。农户一般将牲畜粪便收集堆放在一起，待种植农作物时作为基肥使用;个别农户还将一些作物秸秆与粪便放置在一起，浇灌牲畜废液，腐烂发酵后作为基肥使用。2．作物秸秆氨化利用。部分专业养殖户修建了专门的氨化池，将玉米秸秆氨化处理后喂养肉牛，不但大大降低了牲畜喂养成本，而且将作物剩余物变废为宝，减少了作物秸秆焚烧对环境的污染。3．生活垃圾收集与处理。通过走访农户调查看到，部分农户用废弃的塑料编织袋装载垃圾，然后再统一运到垃圾场处理。当地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环卫队清运和处理垃圾。这些都说明该村农户环保意识较高，保护环境积极性较强，改变环境的意识较为强烈。
(二)农村居民治理农村环境的意愿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改变，大多数村民都意识到村寨环境改善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们对村落环境整治愿望非常强烈。部分村寨亦在探索村寨环境治理，进行了一些尝试。例如，在云南普者黑风景区周边社区，部分村寨成立垃圾清运小组，将村寨垃圾集中到村寨外1km处集中处理;部分小学在上级部门支持下，修建了专门的垃圾焚烧炉，焚烧学校垃圾，减少了垃圾收集及清运问题;一些专业养殖户，修建了专门的废液收集池，将牲畜的大小便分开，大便晾干后出售给葡萄或玉米种植户作为肥料，废液则作为农家肥使用在作物上。作为交换条件，这些专业种植户需要将作物秸秆送给养殖户，用于饲养肉牛。这些作法都为农村环境治理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促进作用，非常值得借鉴和推广应用。
四、农村环境治理途径
(一)参与式理念运用于环境治理的全过程
农村环境治理不只是政府的事情，更是村民自己的事，最终会令村民自己受益，因此，农村环境治理应该有村民参与决策，从项目选择、立项、实施、管理等过程都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政府倾听村民的意见，让村民感觉到是自己为自己办事，村民就有了一份责任感。同时，由于涉及面大，政府投入资金有限，且根据多年来我国扶贫项目的经验，在项目资金投入安排上，需要村民自己在劳动力或资金上有一定的投入，否则，就可能养成“等、靠、要”的思想［3］。要做到这些，需要环境保护治理部门转变思想观念，在从项目设计到实施监管的全过程中，引入社区参与理念，尤为关键。参与式农村环境治理项目规划需要在项目人员和外部专家的协助下，采用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的调查方法，让村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总结与分享他们在村落环境污染控制中面临的困难、存在的问题和需求，进而发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能够解决这些困难与问题的措施［4］。当地村民应参与规划活动的全过程，包括重新认识他们的居住环境和资源禀赋，识别制约社区治理的因素并寻找机遇，以及充分参与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决策。所有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提出与规划实施，必须要在广泛听取村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村民讨论、张榜公示等程序，方可上报上级部门审批和编写实施方案。通过让村民参与规划设计的全过程，项目规划不仅能反映当地村民的意愿，照顾村民的利益，还可以激发村民的强烈责任感，吸引其主动参与项目并为之发挥作用，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项目实施的成功率［5］。
(二)建立健全面向农村的环境治理管理体系
1)根据各地实际，探索成立由乡(镇)政府、村委会、村代表等参加的农村环境治理管理机构。2)探索建立由农户、个体商铺缴费，政府补助等多方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收费制度。3)根据各地实际，以乡镇为单位进行合理规划，建立统一的污水收集网络。4)探索在乡镇建立多形式的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系统。5)探索建立适合我国乡镇及农村地区的垃圾和污水收集与处理管理的竞标制度和奖惩管理制度。
(三)制定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管理制度
社区治理参与途径篇2
【关键词】自组织理论；社区公共事务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建设活动在全国广泛开展，社区建设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强化了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自我发展意识，促进了社区各类社会化自组织的逐渐发育。但是另一方面，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研究和社区自组织构建机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们要实现将社会治理概念恰当地引入社区管理从而使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由完全依赖政府逐步向社区依法自治、自主进行民主管理为主的模式转变的，使社区资源由部门单位所有制，逐步向社区资源共享以及合理配置、整合社区资源转变这一目标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更好的完成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及培育社区自组织机构显得尤为重要。本着这种目的和思考，通过深入到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希望能够了解拟调查社区目前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基于自组织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化建议，着力探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有效机制。
二、百步亭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现状
（一）所调查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程度比较低，居住时间影响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
综合此次调查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武汉百步亭社区居民对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普遍偏低，通过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问卷中选择C项不太愿意的多于其他选项，这反映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较低，同时通过与被调查对象的访谈我们发现不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居住时间，居住时间长的居民对于所在社区的认同度高，愿意以自己切身的行动来促进社区更好的发展，而居住时间较短的居民由于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方面并不是很熟悉，因而积极性大受影响。另外一种则是居民认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途径缺乏。在实际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居民认为没有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参与途径和没有空闲时间，笔者认为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社区治理过程中所普遍存在的参与主体单一、途径单一、形式僵硬现象是分不开的，由于大部分劳动群体平时需要参与社会劳动，加之社区居民可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和形式没有得到及时的拓宽和发展，因而造成了许多居民放弃参与社区治理。
（二）所调查社区志愿者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志愿者协会的自组织能力需要进一步的培养和建设
在访谈有关社区居民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武汉百步亭社区“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的志愿者精神深深的影响着社区的居民，同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值得全国其他社区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笔者通过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志愿者协会的管理和运作机制却也同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志愿者协会在有关社区重大问题的决策、志愿者协会领导者的产生、协会志愿活动项目等方面的自组织能力需要进一步的培养和建设。
（三）所调查社区由于实行特殊的“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有效的避免了“社区失灵”现象
通过在调查过程中对于调查对象的访谈过程以及参阅有关的资料，对百步亭社区的“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主要是由物业公司、居委会、管委会等三方形成一个体系，并且相互之间任职，即物业公司的物业经理是居委会的副书记，居委会的书记也兼任物业公司的副经理，管委会领导班子里又有居委会书记和物业公司的经理来参与，这样组成三位一体，这种管理模式不仅可以解决多元社区主体（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博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率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使得社区居民的困难得到及时迅速的解决，有利于更好的服务社区居民，做好社区的治理工作，解决一般社区存在“社区失灵”现象的困扰。因此，笔者认为百步亭社区的这一独特模式有效地解决了社区治理中的难题，值得在全国社区中推广。
（四）所调查社区目前社区治理体制不健全，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
目前社区日常管理事务管理人员的组成主要是由物业公司、居民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构成，业主代表所占份额较少，相当部分居民不了解社区管理人员构成。从调查结果来看，关于社区民间组织领导人产生的方式，大部分认为是由组织任命，也有一小部分是由公推产生，这一部分仅限于某些居民有突出事迹为社区广大居民所熟知。关于小区日常重大事务的决策方式，居民普遍认为目前所在社区有关重大事务的决策方式最为主要的是领导决策和居民代表决策，但是通过访谈作者也了解到由居民代表参与决策的这一看似民主的政策却普遍受到质疑，主要是居民代表的产生方式以及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居民的利益等方面。
（五）社区治理工作人员素质较高，得到小区居民的普遍认同
笔者在对被调查对象的深入访谈过程中了解到武汉百步亭社区有关社区治理工作的人员绝大部分都能够在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仍旧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较高，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群众中较有威信，笔者认为这也是武汉百步亭社区之所以能够被评为全国文明社区以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民众对于社区治理工作缺乏必要的了解
关于小区居民对所在社区日常管理事务公开程度的意愿的反应，相当部分的小区居民认为社区治理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客观情况允许下应该最大程度的及时的向小区居民公布日常管理事务的相关情况，这一方面反应了小区居民对社区治理工作的不熟悉；另一方面也反映有关社区治理宣传工作应该做到位。同时也应该着力提高小区居民的参与程度，提高民众对于社区治理工作的了解。此外，在分析数据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小区居民对于社区治理工作不了解的有一个佐证。绝大部分的小区居民对于所在小区日常事务工作的监督权归属于哪个主体并不清楚，这同时也反应了民众对于社区治理工作缺乏必要的了解。
（七）所调查社区的公共事务治理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通过对数据进行SpSS的处理，我们在通过对社区管理人员的访谈我们了解到百步亭社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由于资金不足而使得一些工作得不到开展或者难以得到开展局面。笔者分析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社区治理资金筹集机制上不健全，呈现出单一化不稳定的趋势，主要表现在资金的筹集主要是来源于政府部门的经费或者是来源于社区的支持。武汉百步亭社区作为一个文明社区，每年社区的工作都会得到百步亭集团的大力支持，对于缓解资金紧张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资金的筹集仅仅依赖于小区是行不通的，其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有效地长久的资金筹集机制，这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之路。
三、百步亭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现状原因剖析
（一）社区公共事务体制不健全，政府与社区角色扮演模糊
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体制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也应当随之发生变化：政府不应该是社区治理单一的主体，社区治理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既包括政府、社区组织，又包括社区公民。正是由于目前社区治理的体制并不健全，导致目前的社区治理体制中仍旧较多的是政府和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在一方面忽视社区居民重要作用的同时政府的力量过大，对于其他社区治理的主体可施加影响大，因此，要有效的实现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就应当明确各个主体的作用和角色，拓展社区自组织治理的体制空间。
（二）居民自发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的意愿有限，人力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
社区治理要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关键性因素就是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参与网络，使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等多方利益主体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经过重复的博弈而建立的合作与互惠关系，为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奠定良好的基础。如前所述，通过对武汉百步亭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工作意愿十分有限，人力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武汉百步亭社区“有事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的理念在积极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是值得其他社区学习的，但是笔者通过对社区民警的访谈了解到，社区治理的工作人员经常是疲于奔命，事务繁忙，作为一个入住12万多人的大社区，其志愿者人数为2万多人，笔者认为如果做好人力资源动员机制方面的工作，这一数字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社区居民只有更加广泛的参与到好社区治理的工作中才能够保证社区公共事务得到良好的治理。
（三）社区治理的参与系统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参与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在武汉百步亭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参与度的问题除了因为居民本身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有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目前现有的社区治理的参与系统不健全，居民普遍反映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单一、形式呆板。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正是由于途径和形式方法的单一化使得许多居民由于时间、精力、自身能力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参与社区治理的良好想法，并且笔者观察到在百步亭社区的志愿者队伍中以退休老人居多，这样的社区治理的参与途径就仅仅适合某一个群体的参与，无形之中就排斥了其他群体通过这样一个组织来参与社区治理的可能性。
（四）百步亭社区特殊的管理模式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武汉百步亭社区作为全国文明社区在社区管理方面具有许多先进之处，而这些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包括管理体制、对于社区工作人员的管理以及对于社区治理工作提供资金等在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保证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对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都给予了较好评价。
四、百步亭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现状建议探讨
（一）以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为关键，拓展社区自组织治理的体制空间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社区治理需要政府和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自组织的发展不仅加速了政府与社区职能的进一步分化，政府逐步淡出对社会领域的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的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而且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育和发展还促进了社区资源的有效整合，激发了社区共同体自力更生解决自身问题的潜能；而且有利于社区成员养成自助-互助精神，也有利于社区意识和社区伦理的形成。对于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于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应当扮演的角色进行深入的思考，理顺政府和社区的关系，在公共政策上保证社区自组织治理的体制空间。
（二）以居民自治为着力点，拓展社区自组织治理的政策和法律空间
社区治理要求社区组织和社区公民与政府共同承担社区建设的责任，负责任的政府与有责任感的公民在社区治理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基于前面所叙述的目前社区治理和社区自组织构建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应当以居民自治为着力点，减少其他被组织的干扰，拓展社区自组织治理的政策和法律空间，包括给予社区自组织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为居民自治提供一定的后勤和资金保障等方面。
（三）以构建社区参与系统为抓手，拓展社区自组织治理的动力机制
社区治理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需要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和自组织构建和运作，而社区居民作为社区自组织的主要参与主体，在社区自组织治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前所述，目前在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居民的参与程度不够，这是目前社区治理的一个困境同时也是制约社区自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以构建社区参与系统为抓手，包括拓展社区居民参与的途径与方法，以期为社区自组织治理提供足够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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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参与途径篇3
苹果公司Ceo乔布斯眼下恐怕既喜又忧，因为他面对着两个“不同的苹果”。一个是“疯狂的苹果”，他一手打造的iphone和ipad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整个世界为之疯狂，乔布斯享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崇拜和嫉妒。另一个是“有毒的苹果”，环保组织和媒体披露苹果产品上游供应商生产工艺流程不符合环保要求，甚至使用有毒的辅助材料，员工的健康和生命受到严重危害，要求苹果公司加强供应链管理并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乔布斯因此也承受着社会各界如潮如涌的批评和指责。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苹果事件”折射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面临着困境。
寻求利益相关者治理有进步
被广泛关注的“苹果有毒”事件的主角是苹果产品上游供应商胜华科技苏州工厂，即联建科技。事件的主要内容是联建科技在生产苹果产品的过程中使用有毒的正己烷，但是未使用有效的防护措施，工人的健康受到危害，部分出现不良症状。从这些情况看，事件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清楚的，联建科技对工人的劳动保护不够，应该受到谴责。但是，环保组织和媒体却“剑指苹果”，要求苹果公司对其供应商犯下的错误负责。随后，苹果公司的《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对处理供应商使用正己烷事件进行了公开披露。而联建科技的工人也与工厂方面协商解决办法，寻求正常合理的健康和利益保护。从整个事件的进展情况分析，各界已经有意识地在寻求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应该说有所进步。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主动意识明显增强。首先是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三家环保机构于2011年1月20日联合了《苹果的另一面》报告，将“苹果有毒”事件集中呈现出来。《苹果的另一面》是一期专门针对苹果公司的关于it行业重金属污染的专刊，报告从供应链职业安全、供应链环境保护、供应链劳工权益和尊严三个方面列举了十余个案例，披露苹果产品供应商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十几连跳”事件），并指责苹果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形同虚设，其在供应链管理上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其次是媒体，重点披露报道联建科技使用对人体有危害的正己烷擦拭苹果公司产品，导致工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伤害，从舆论上对苹果公司进行监督。再次是联建科技的工人，他们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进行维权，对造成的身体伤害问题明确提出相关要求并积极与厂方协商解决办法，对厂方不合理的回应予以强烈抗议，并坚持自己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须找“受力点”。按常理来说，只要苹果公司未强制要求联建科技在苹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正己烷等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辅助材料或工艺流程，苹果公司就不应该成为“苹果有毒”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但是，不论环保组织还是媒体，都将主要矛头对准了苹果公司，这并不是说环保组织和媒体不分青红皂白，而恰恰反映了环保组织和媒体在治理“苹果有毒”事件上的逻辑思维。作为一家oem代工厂商，按照波特五力模型来分析联建科技的“受力点”。oem代工行业是一个不存在替代品市场的行业，竞争十分激烈，行业利润率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几乎没有潜在进入者，上游供应商也不存在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格局。因此，替代品行业厂商、竞争对手、潜在进入者以及上游供应商对联建科技都不具有强势的议价能力，更不具备超产权控制实力，均不是联建科技的“受力点”，除了联建科技的客户――苹果公司。苹果公司产品订单的流向对代工厂商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甚至能关乎其生死存亡。因此，环保组织和媒体针对苹果产品供应商存在的问题“剑指苹果”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找准了联建科技等代工厂商的“七寸”，假苹果公司之手来治理“苹果有毒”问题。
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困境
虽然利益相关者治理已经逐渐被社会各界意识到，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引入利益相关者治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总体来看，利益相关者治理还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
利益相关者治理还处于事后治理的阶段。一般情况下，利益相关者治理是“出了事”以后才会出现的治理。在公司治理问题上，事后治理是最差的选择。然而，事后治理的沉淀成本非常高，一方面已经造成了伤害或者损失，大部分是不可逆的，另一方面治理的成本相当高，有的甚至超过了获取的收益，算起来应该是得不偿失。
根据有关资料报道，联建科技有137名工人遭受不同程度的健康危害，如果按照正常的赔偿，联建科技将无利可图甚至赔本，工人的收入和赔偿金也不足以支付恢复身体健康的费用，联建科技和工人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些年，除了“苹果有毒”事件，还有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富士康“十几连跳”事件、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中石油漏油事件等，利益相关者都是在“出了事”之后才参与治理的。
利益相关者治理有关主体缺位。在“苹果有毒”事件中，环保组织和媒体是最为活跃的，对推动事件的处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肯定。但是，按利益相关者紧密程度关系来说，环保组织和媒体不是关联关系最大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利益相关者治理过程中一些利益相关者缺位的问题。在“苹果有毒”事件中，除了工人以外，工会组织和劳动保障监管机构应该成为最活跃的利益相关者，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来，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到“苹果有毒”事件的治理活动中去。
社区治理参与途径篇4
【关键词】社区人群；肺结核病；防治知识；健康教育
【abstract】objectivetofindoutthesituationofmasteringtheknowledgeaboutpreventingtBamongthepeoplewholivingatDeShengcommunityandtheirwayofgettingsuchknowledge.toprovidebasisinformationfordevelopingtBhealtheducationprogram.methodsadoptingthewayofrandomsampling,throughquestionnairesurvey,peoplerandomlyatDeshengCommunityHealthServiceCenterand6communitystations,aprimaryschoolandmarketwereinterviewed.Resultsthetotalnumberis312people.amongthem,89.7%knowthattBiscontagiousdisease;84.0%ofthetotalknowthetransmission，andthinkthatmostofthepatientscanbecuredbyinsistingonstandardtreatment;70.5%ofthepeopleknowthehospitalwheretocheckandcuretBlocateintheplacewheretheyareliving;48.1%ofthepeopleknowthepolicythatcheckingandcuringtBarefree.Butonly21.8%ofthepeopleknowthatthepeoplewhohavekeepingcoughandexpectorationfor2weeksmaycatchtB.only5.1%ofthepeopleknowalltheinformationabove.ConclusionmostofthecommunitygroupsgetthepreventingtBknowledge.partofthepopulation(especiallyforeignresidentpopulation)havelittleknowledgeofpreventingtB;thereisawaytoblockthespreadofthetBdiseaseforusinglovedwaybytheresident.
【Keywords】Communitypeople；tB；preventknowledge；Healtheducation
我国结核病的流行比较严重，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占18％[1]。为此，国务院下发的《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l～2010)》提出，到2010年全民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80％[2]的工作指标。为准确了解本社区人群对结核病知识掌握情况，落实规划指标，我中心对本社区人群进行了结核病防治知识调查，结果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北京市德胜社区居民、集贸市场部分商户、小学部分学生及老师。
1.2调查方法
1.2.1抽样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本社区23个居委会，1所小学高年级一个班学生及老师，1所农贸市场人员进行调查。
1.2.2调查问卷及调查员：选用统一的调查问卷，当场填写，当场收回。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肺结核病传播途径、治疗前景、出现相应症状应赴何处检查、周围人患病如何对待、结核病防治政策、对当地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了解情况等。调查人员由本社区中心人员担任，统一培训。
1.3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进行录入和分析。
2结果
2.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16份，回收316份，有效问卷312份，有效率为98.7%。其中男性124人（39.7%），女性188人（60.3%），年龄在11～84岁，平均47.75±20.35。20岁以下47人，21～49岁96人，51～69岁129人，70岁以上39人。本市户口241人（77.2%），外地户口71人（22.8%）。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25人（40.01%）；高中102人（32.7%），大专及以上85人（27.2%）。职业情况：行政及专业技术141人（45.19%）；其他或无业124人（39.74%）；学生47人（15.06%）。
2.2肺结核病知识知晓情况
被调查者对肺结核病知识回答情况（见表1）。
表1312名被调查者肺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肺结核病及其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女性略高于男性，本市略高于外地，文化程度越高回答正确越高，数据无统计学意义。
2.3被调查者肺结核知识方面存在的问题
2.3.1肺结核8条核心信息（既表1、表2及2.3.3所列内容）全部回答正确的仅16人，占5.1％。
2.3.2调查人群对肺结核免费检查治疗政策，出现咳嗽咳痰2周以上考虑患肺结核病，应去相关机构检查等知识掌握较差，情况（见表2）。
表2不同户籍人群对肺结核治疗政策等相关问题回答情况
注：*本市与外地户籍人员比较p＜0.01
2.3.3被调查者对身边肺结核病患者的态度本次被调查人群对身边患肺结核病患者的态度为：更加关心109人（34.9%）；与往常一样34人（10.9%）；尽量保持距离119人（38.1%）；不来往49人（15.7%）。
2.3.4被调查者以往获得肺结核病知识的途径
被调查者以往肺结核病知识获得途径依次为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张贴画等（见表3）。
表3被调查者肺结核病知识获得途径
2.4本调查还对人群喜欢接受健康宣教的形式做了调查，依次分别是：看电视207人（70.4%）；阅读报刊杂志155人（52.7%）；听广播137人（46.6%）；接受宣传单94人（32.0%）；医务宣传87人（29.6%）；接受带有宣传内容的小礼品79人（26.9%）；参加活动64人（21.8%）；观看宣传栏62人（19.9%）；观看张贴画47人（15.1%）。
3讨论
大多数社区人群掌握肺结核病防治及其相关知识。结果表1显示，仍有10%以上不认为肺结核病是传染病；16%不知道肺结核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坚持正规治疗可治好；17.3%的人得了肺结核病不知去专科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29.9%的人不知道所在地区有专门检查和治疗肺结核病的地方。
部分人群（尤其是外地常驻人口）肺结核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低。本调查结果表2显示，有77.2%的本市户籍人群，81.7%的外地户籍人群在咳嗽、咳痰2周以上想不到会患肺结核病，不知道去专业机构检查。有64.8%的外籍户口人群不知道国家对肺结核病有免费检查治疗政策。结果2.3.3提示，有半数以上人群对肺结核患者尽量保持距离和不来往，而不是采用合理有效的方法与结核病患者接触。
外地户籍人员是肺结核病宣传教育的重点。免费普及结核病知识[3]，不应只局限于“3・24”世界结核病日的突击宣传，应将其作为持续宣传教育工作。2.3显示，外地户籍人群与本地户籍人群在知识方面均有差距，说明外地人口流动性大，知识获得少，应作为肺结核病知识普及和教育的重点。
充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肺结核病教育是阻断该病传播的途径之一。结果2.4显示，人们喜欢接受的宣传形式：电视占70.4%；报刊杂志占52.7%；广播占46.6%，与结果表3显示被调查者以往肺结核病知识获得途径有所变化，显示了数字化、多媒体时代使人们从文字阅读变成了喜欢采用影视媒体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时代，因此防治肺结核病应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和书籍等形式。本次调查显示人群喜欢接受知识的形式，观看宣传栏仅占19.9%，观看张贴画仅占15.1%，远不如视频媒体形式受大众欢迎，可考虑改变宣传形式。
社区开展肺结核病知识调查使我们在肺结核病防治方面有了相关依据，更加了解社区中不同人群知识掌握情况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本地区肺结核病人发现率、治愈率，降低传染率。本次调查现状与卫生部《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l～2010)》80.0%的目标差距较大，对肺结核病的不知晓和错误认识有可能成为肺结核疫情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因此还应加大肺结核病管理和知识政策的宣传，让人们意识到一旦出现可疑症状就应及时去结防机构就诊，这是结核病控制工作提高病人发现率的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1][5]税章林，汪春梅，向觅.以社区为基础的流动人口结核病健康教育模式探讨[J].社区医学杂志2009,7(l3)：61-62
社区治理参与途径篇5
【关键词】群众路线；协商民主；历史地位；重要途径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创建、并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更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体现我党政治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当前，由于思想观念、利益关系以及社会矛盾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贯彻群众路线也需要探索新的思路和途径。
一、再谈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
首先，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群众路线的主体是谁？长期以来，大家想当然地认为群众路线主体自然是广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群众是客体。很多人认为，“我是一般党员”或“我是一名普通群众”，“群众路线和我有什么关系？”这种思维逻辑恰恰容易造成领导干部高高在上。
恩格斯提出的平行四边形原理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1]恩格斯的平行四边形原理的实质是历史合力作用论，每一个人都对历史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各种力量相互抵消或者是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一个合力，这个合力就是历史的前进方向，就是“历史结果”。群众就是以这样群体力量的形式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势，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其实，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中，我党曾反复强调过群众在群众路线中的地位。曾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2]新时期，李瑞环对群众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懂得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最终取决于群众。群众最可敬，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社会的财富靠他们来创造；群众最可爱，只要你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真心实意地支持你；群众最可怜，他们的确有许多实际困难，但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群众最可畏，不管什么人，惹怒了他们，就可以使你。”[3]可见，群众路线首先重视的是群众的智慧、群众的创造力。群众路线的主体，除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之外，广大群众才是真正的主体。
二、为什么说协商民主是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
1、新时期贯彻群众路线面临的新情况
首先，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阶层新变化使群众的异质性特征与组织性增强同时凸显。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分化速度大大加快，分化程度大大加深，社会结构在比较单一的“两阶级一阶层”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新兴社会阶层”。这些新社会阶层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文化和价值诉求，彼此之间利益矛盾与冲突非常明显。不可忽视的是，在群众中个体的异质性增强的基础上，同时出现的是群众的组织性增强。社会组织的成长发育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组织能够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同时，自组织发展能够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但是，正如勒庞分析的那样，人是社会性的，外界的刺激随时会导致一个心理群体的诞生，而人一旦形成群体，便会容易受群体机制的影响做出许多非理性的事。如最重要的一条，人数上的优势给他们信心与胆量。群众的异质性特征与组织性增强同时凸显给当前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要一如既往地处理好与派的关系，还要处理好新形势下的干群关系。
其次，群众的政治参与愿望较强与政治参与能力较弱、参与渠道不畅并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当前我国基层群众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参与意识增强。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基层民众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不多，参与的渠道和途径比较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民众政治参与能力较弱。政治参与机会的缺乏和参与渠道的不畅，民众的民主能力最终得不到健康发展。其中，恶性的集中爆发就凸显了群众表达意见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制度不健全和渠道淤阻的现状。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在一个特别有危险的问题上盲目地和过分地追求一般观念时，他们可以采用的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每天在实践中考察这个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深入到问题的细节，而问题的细节将会使他们发现理论的缺陷所在。”“因此，强迫每个公民实际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的民主制度，可以节制人们对于平等所造成的政治方面的一般理论的过分爱好”。[4]
2、协商民主是新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
面对群众日益复杂的异质性，党的群众工作的理念应该与时俱进，从过去重视群众利益的一致、重视群众利益与党的利益、国家利益的一致转变为既重视全局利益，更重视不同群体包括个体的、部分的、局部的利益，体现在民主形式的创新上，应当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社会主义民主从根本上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利的政治制度，十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能够有效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实现形式，在西方的理论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旨在克服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在实践发展中表现出的固有的缺陷和难以克服的弊端。这种民主形式在中国的实践则可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不管怎样，东西方在民主发展的道路上普遍面临的问题是，面对现代社会中多元的文化差异及冲突、道德分歧、少数群体的不平等处境等多元问题，如何从国家政治层面加强公民及文化团体间的对话与合作、建立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消除文化团体间的文化冲突和道德分歧等便成为民主理论家们的重要任务。协商民主的兴起，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多元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协商民主力图通过协商中的理性对话、协商与交流实现文化团体间相互理解、尊重、合作，从而消除文化间的冲突，实现文化团体平等的政治参与。正如分工与合作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一样，多元与共识以及达到共识的协商同样是人类共同的行为，因此，作为政治文明的内容，中西方协商民主呈现出当代公民政治参与的某些相似或相通的现象或趋势。中西方协商民主都坚持自由性、平等性、公开性、责任性、公共性等原则，通过协商，使各方的观点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同时吸纳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在不同协商主体间达成妥协和一致，取得共识。
因此，无论目前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在中西方还存在怎样的争论，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不仅在我党历史发展中与我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本身就高度契合，而且这一民主形式与我党的群众路线的要求高度契合。
三、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实践党的群众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资源之上，是党派团体之间进行民主合作的一种制度安排。在政治协商会议外，群众在现实中自觉不自觉地探索出了一些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模式，使民主协商既有了国家形态上的意义，又有了社会形态上的意义。在社会层面，我国协商民主主要体现为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实践，如以村民委员会建设为主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以城市居民委员会建设为基本内容的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考察这些模式，基本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
1、“官民对话”式的协商民主
如浙江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委为解决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探索以协商民主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机制，创建了“民情沟通日”制度。每月10日为固定的民情沟通日，由村党组织或村委会在相对固定的场所召集广大村民开展民情沟通活动的工作制度，议题主要为财务状况、基础设施、征地问题、村庄经济建设等。这种制度为民众参与公共治理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同时，民众的公共理性得以提升、参与积极性得以提高、官民互动性加强。其他如河南青县创建的“青县模式”：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村庄决策。浙江泽国镇利用乡镇人大会议制度资源，让民意代表参与预算计划激活了乡镇人大职能。
2、居民自治中“民主议事”式的协商民主
上海华山社区议事会是党支部领导下的自治组织，将党支部、居委会、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有效地整合起来，形成了支持社区公共权威的非正式的权力网络。议事会遵循“协调”原则，议事会成员运用各自的资源、能力和影响力将协商结果付诸实施。又如：武汉社区议事会制度形成了社区居民自治的六个步骤：居民就社区事务提出问题—提交恳谈会讨论—社区参事会制订条例草案—公告草案听取各方意见—社区专家组讨论审定条例草案—提交社区居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正是由于程序完善，社区的章程或决定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遵守。
总之，中国式协商民主主体的广泛性、协商民主内容的丰富性与我党群众路线高度偶合。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既有利于在新时期丰富、完善党的群众路线，又能使实践群众路线落到实处，最终将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2]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9.
[3]李瑞环.在天津市人民政府第十届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7.3.5.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海：商务印书馆，1988.536.
【作者简介】
社区治理参与途径篇6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42-01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理性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3]谢志强.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J].人民论坛2014（S1）：77.
[4]徐福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2015（12）：16-28.
[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6]岳金.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4（3）.
社区治理参与途径篇7
一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在于它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要保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证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支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善于使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并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完善选举制度，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使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
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派合作共事，支持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扩大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
三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各民族的自主、平等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党和国家总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实际、特殊情况结合起来。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加强民族自治地方人才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使民族关系更加和谐、民族团结更加紧密。
社区治理参与途径篇8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德育生活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4-0257-03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各少数民族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民族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1]，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照顾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背景，促进德育生活化，增强德育实效性，是少数民族地方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整体优化学校德育环境，对学校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各种德育要素全面设计和充分运用，整体构建高校德育途径体系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高校德育生活化，发挥德育的整体效能。
一、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德育生活化的必要性
（一）改革开放对高校民族学生德育提出新要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利益主体、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及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带来了人们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也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未来定位和前途规划中出现思想困惑、信仰迷茫和情绪不满，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国际环境给高校民族学生德育带来新挑战
国际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与我国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而高校民族学生又是“”渗透和破坏的重要目标，这种形势下，高校需要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使他们在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保持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断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始终与党中央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保持一致。
（三）互联网使高校民族学生德育增加了新难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少数民族大学生上网人数不断增加。庞杂多样的互联网信息冲击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向青年学生开展思想渗透的主动性也极强。面对互联网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德育带来的挑战，必须要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德育，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有害的封建思想、极端宗教思想、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团结等不良信息的审视能力，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和“”在网络上的侵蚀。
（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观要求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大部分从小生活在交通不畅、教育落后和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由于少数民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状况、独特的风土人情、民族心理素质及，使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相比，在行为习惯、心理观念、思维方式及知识素质等方面均存在一些差异。但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德育重视程度不够，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特殊性关注不够，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内容、手段、方式、方法、途径和运行机制，越来越不适应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需要，降低了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克服少数民族大学生德育负面影响的要求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甚至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排斥和抵触，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亟待生活化。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来自比较落后偏远的山区农村，有浓厚的宗教意识，面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想深处不可避免地进行着宗教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地区收入差异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等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已确立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强大冲击。大学生朴素的民族意识和情感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影响民族团结思想的确立，甚至造成地方民族主义的危险。此外，党的民族政策被利用成为违纪违法的保护伞，对违纪的民族学生惩处力度不严，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二、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德育生活化的路径
德育途径是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组织形式，是德育方法、德育过程的承载体。积极探索少数民族大学生德育生活化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培养政治坚定、业务过硬、全面发展的合格接班人和优秀人才，具有重大意义。
（一）课程类途径
课堂教育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途径，也理所当然成为高校民族大学生德育生活化的重要途径。首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生活化，这要求“教师采取有效方法让教学紧密贴近学生，充分贴近实际，全面贴近生活，保证‘入座率’，提高‘思考率’，扩大‘参与面’，使学生走出学而不思、学而不信、学而不用的怪圈。”[2]同时教学内容注重体现民族特色，有机融入民族政策、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文化和民族风俗之类的内容。其次，将德育渗透各门专业课和选修课的教学。树立全员德育的思想，引导激励每位教师树立德育理念，从不同视角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和切入点，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德育。
（二）实践类途径
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德育生活化的重要载体，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修养、自我教育和不断实践，才能把外在的影响内化为高尚的品质再外化为自觉的行动。首先，借鉴丰富多彩的民族节庆文化形式，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纳入民族文化传统活动。如开展对民族歌舞、民族体育、民族知识竞赛，民族手工艺品展览等文体文娱活动，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庆祝民族节日，学习、理解民族歌舞和文化知识中，感到自己被重视及本民族的文化被尊重，感悟生产、生活的快乐，体会对祖先的感恩和对自然的敬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促进各民族学生相互交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共处，增进民族感情，促进民族团结的思想。其次，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深入民族地区，组成小分队，到民族聚居区、山区、落后地区开展包括对口支援、社会调查、技术指导、理论宣讲以及社会公益等活动，通过具体的服务活动，既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激发他们更大的学习热情，还可以促进他们进一步了解社会，了解国情，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增强对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感知，对民族人民群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高贵品质的感受，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认同感，激发他们积极参与民族地区建设的热情，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明确自己所肩负的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
（三）环境类途径
民族高校优化的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是影响塑造学生的一种综合教育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人的感情，陶冶人的情操，启迪人的智慧，净化人的心灵。利用富有民族特色的人文意蕴的物质文化如园林雕塑、凉亭长廊、民族人物展墙等传递价值取向，陶冶性情，使各民族学生在校园内都能感受到体现本民族文化魅力的生活元素支持，体悟不同民族文化的内涵和魅力，实现全氛围育人。优化学校规章制度等制度文化环境和体现学生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的精神文化环境，如民族院校特色的大学精神、校训、校史、校风、学风和师德等方面的建设、积累、升华和宣传，同时“把民族团结，共同奋斗的规范性渗透到校园精神环境、文化秩序里”[3]，则能以情育情，以情染境，以一种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潜在规范滋润学子的心灵，进行人文关怀，提升民族认同感，规范约束引导支配学生行为。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影响和造就新时代民族高校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人格品质。
（四）组织类途径
党团工作是民族地区高校德育生活化的关键路径。大学生活是一种群体生活，大学生容易在思想上进行交流，情绪上互相影响，行为上互相模仿。党团群体的兴趣或既定态度能影响大学生个人政治态度的习得和取向。学校党委应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德育工作的重要抓手，把要求入党的少数民族学生组织起来，采取党员分人负责，长期联系等形式，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和考察，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通过他们带动和影响全体少数民族同学。通过“少数民族青年学生干部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和动态”[4]，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德育活动，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共青团及其所指导的社团等学生组织在青年学生当中有较强的影响力和亲和力，不仅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民族联谊活动，而且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学生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一种充满亲情的氛围中，感受到关爱和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增强德育实效。
（五）管理类途径
管理教育是德育工作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德育生活化的有效途径，要努力使管理者将管理育人的因素融化于日常管理工作之中。要搞好管理教育，应该做到：首先，要依据党的德育方针、德育规律和德育目标的要求，制定出科学、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形成一套科学、规范的工作体系。可以建立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系统平台，使管理走向正规化、信息化、科学化、制度化、精细化。其次，加强民族高校德育管理者的队伍建设，形成全员育人机制，提高管理者管理教育的自觉性。重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的建设，加强对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观念等方面的学习培训，深入细致地做好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骨干，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干部队伍的建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德育工作者更好地融入高校学生群体当中。第三，尊重、理解和信任是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前提。关爱是管理育人中拉近师生距离的纽带。管理工作者要以平等、信任的态度，注意民族特点，尊重民族风俗，体贴民族感情，在每个环节中都要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从而引导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接受管理教育的同时培养自己优秀的思想品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尽可能发挥国家奖学金、助学金等奖助减免机制的积极作用，为贫困生解决燃眉之急。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展资助帮扶的过程中，润物无声地用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学生，使他们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和关怀，并通过勤工助学等机制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强、自立教育、诚信意识和感恩意识。
（六）辅导咨询类途径
心理咨询有不容忽视的德育功能，对促进德育生活化，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成效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不同，语言交流的不畅，的影响，加之面临学业、就业、学费、人际交往等多种难题，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上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很容易出现孤独感、压抑感等，造成人际交流障碍、社会适应不良、情绪困惑、自我评价障碍等，若不及时疏导排除就有可能发展成内在的心理障碍，甚至“通过不良的途径爆发出来”[3]。适当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尽快适应校园环境和现代社会生活，排除学习、生活上的精神压力，克服不良的认识方法、消极情绪和薄弱意志，改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其在新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使他们能充分地认识与把握自己，以积极、健康的心理迎接各种挑战。一是为预防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疾患的发生，定期在学生中开展心理调查和测验，及时了解排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二是对学生进行心理卫生教育，培养他们维护心理健康的方法，增强抵御外界一切不良因素影响的能力。使他们掌握自我调节方法，如自我激励法、情感升华法、合理补偿法、词语暗示法等。三是建立高校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机构，健全心理防卫机制，开设面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专业咨询。四是创造良好的心理咨询环境，开设网络心理咨询，培养他们正确的咨询观。
（七）传媒类德育途径
以电脑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构成了对大学生生活的巨大影响，给高校德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德育工作提供了新的空间、载体和平台。首先，民族地区高校要以开放的心态应对互联网的挑战，既要坚持导向性原则，唱响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主旋律，同时要体现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时代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网民。其次，民族地区高校可以建立集思想性、教育性、指导性、服务性和多样性于一体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站，开辟专门的思想教育网页，设立网上德育讲堂，挖掘民族地区的德育素材，综合运用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和德育软件，采取形式灵活的方式方法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和教育，使当代大学生在网络中吸收优秀精神文化营养，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开辟专门的网上思想教育论坛，引导广大同学就热点问题、身边人、身边事进行讨论，对校园不文明现象进行批评，还可以以重大节日、突发事件、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为切入点，在网上开展富有冲击力的思想教育活动，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后，由精通网络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专职教师或者开设教师个人主页，或者担任论坛和邮箱的管理者，即时或定期解答学生的问题，与学生进行在线交流与沟通。此外，要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教育，培养学生对信息的鉴别能力，对网上不良资源的免疫力，进而提高青年大学生的道德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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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宗超.学习型政党建设背景下《原理》课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高教论坛，2013（2）.
[3]张超.校园精神环境、文化秩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素质教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4]黄羽新.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J].思想教育研究，2006（9）.
moralLifepathDiscussionofUniversityminorityStudents
JianGZongchao
（DepartmentofteachingandResearch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ofQinzhouUniversity，Qinzhou535099，China）
社区治理参与途径篇9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社会资本
1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这意味着当下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建设在战略上已经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可以说社会组织的“春天”已然来临。
社会组织作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正式制度相比较而言有着自身的优势。一是间接性。正式制度是外在通过强制约束的方式实现社会的治理，然而，社会组织是间接起作用，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于民众施加影响和教育；二是稳定性、长期性。正式制度虽然具备了较高效率，但是，制度起作用，具有不稳定性，而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施加的影响和教育具备内化的功能，甚至社会制度发生改变，这种影响也不会消失，这点在我国的几千年历史更替中就有很好的诠释。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的资产形式，具备了一般资本的特性，它需要“投入”和“经营”，从而得到“增殖”和带来“收益”，并能够实现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然而一旦社区社会资本缺乏，那么即便是具有极强的社区行动能力，社区也难以为继。社会资本最终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即通过丰富社会资本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区和谐共治的局面，所以，当前的社会治理改革探索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在制度创新或者是治理创新方面还是最终要落到以“民主治理”为核心，以社会自治、公民自主参与为目标上，且重要途径就是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从而为社区良好的民主自治共治奠定软实力基础。
2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社会资本培养的实践
为了进一步验证社会组织在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方面的作用，进而推动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并最终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的目的，为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聚焦项目，以Y街道下辖的B和G两个居民区的社区居民点作为项目治理点，进一步探讨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是如何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他们实践的路径如何？
Y街道位于B区东北部，区域面积3.164平方公里，现有户籍人口6.8万余人，实有人口为9.4万人，辖区共有19个居委，1100余个居民小组。
经过前期的调查，我们发现两个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普遍不足，具体包括社区参与度不高、社区规范化建设不足等问题。因此，我们以社会资本的构建为突破口。
1.强化社区参与，构建品牌化的社区服务项目
社会组织在实施社会治理项目的过程中，根据两个社区的实际情况和居民的潜在需求，X以需求为导向，创建以居民生活、兴趣为主的品牌化项目。分别通过两个项目的引入，实现了社区居民互相了解和社区融合。
项目一为友好邻居项目。力图通过社区的运动项目，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从而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打下基础；
项目二为以物易物活动。通过将不同家庭的不用物品拿到社区，通过社区居民之间的互相交换，实现社区居民对于二手物品的流动意愿，而且也实现了家庭内部亲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促进社区邻里间的交流，形成“熟人”社区的情感纽带。
2.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
所谓的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组织或者个人在社区（街道、镇等行政区划）范围内单独或联合举办、在社区内看展活动、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间自发组织，是我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X在对Y街道进行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对于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方面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于已经形成并初步发挥作用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完善。Y街道已经成立了家园理事会。因此，X在社区治理项目的开展过程中，抓住了自治家园理事会这样一个微观社区治理的主体，从制度和规范两个方面进行服务，包括对于自治家园理事会的自治主题进行确定、组织结构再造，以及自治组织的议事制度、项目运作制度、人员制度和项目激励制度都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帮助自治家园理事会实现了对自身规章制度的梳理和相关机制的完善。
二是建立新组织。X在治理中敏锐地把握了当下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这一关键性因素的掌控。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影响，使得我国的社会组织普遍出现发育不良的情况，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当下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模糊的阶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很多的居民认识里，社区社会组织还处在居民自娱自乐、低层次的民间组织的形象层面。更不要说对其价值的认同了，由此而带来的是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抑或价值便无法体现出来。针对这样一个矛盾，X在项目治理过程中着重从组建新的社区社会组织和项目融资两个方面展开。
针对组建新的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是依据社区现实情况来进行设定，在前期的调查中，两个社区的内部沟通（尤其是全职妈妈）愿望较为强烈，但问题是社区中缺乏统一的平台，如全职妈妈这样的中青年群体交流渠道不畅。另外，两个社区中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居民都有自己的运动爱好和兴趣，并且也对于运动活动都持有很大热情和参与度，居民健康管理方面重视度高，较为关注与健康有关的话题、积极参与社区健康类活动。
基于此，X以运动为抓手，以构建交流平台为手段，分别成立了“妈妈交流团”和“快乐生活运动俱乐部”，并定期开展活动、召开会议商定议程的形式，从而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参与。
3.加大对社区党员和社区工作者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和对外部资源的引入。
在十报告《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中论述到，社会管理体制是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党的十报告的要求，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要不断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Y街道党工委下属各级党组织156个，在册的社区党员5169名。如何发挥好社区党员的带头作用，实现社区治理的良好运作，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当下，党在执政的过程中，由于人口的流动性，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也遭遇不同的困境，因此，如何解决这样的“空白点”：即整合和激活分散在社区中的政治资源，实现体制内的资源（党员）融合到社会中，以便更好参与社区、关注社区，从而发挥作用。
Y街道的治理项目同样也将基层社区党员组织工作作为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X通过建立社区在职党员议事互助小组的形式，将社区中的在职党员组织起来，了解其所关注的社区事务，同时在社区活动的组织和执行过程中，建立社区在职党员核心小组、线上线下互动和运用参与式工作坊，引导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自治。正是通过这些途径和手段，社会组织填补了党员管理工作中的社区与单位之间的管理“空白”，建立基层党组织运转的新模式。
最后，除了在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组织构建方面大做文章之外，还不断在实现长效实践机制方面下功夫，为使社区治理项目发挥作用，单靠社区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还不够，这就要求在不断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输血”的同时，也要不断地对其实现组织自身的“造血”能力，通过“走出去”，吸引外部资源加入的方式，积极引入外部力量，支持活动的持续性和对外推广。
3总结与反思
事实上，从社区共治到最终走向社区的自治和善治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正如前文所述，社区自身并不能产生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是一个需要投资和实现自我增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种资本的再造过程，在这个再造的过程中，外在的社会组织在整个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只是起到了中介的作用，他们是通过对于社区中几大核心的因素的再造、发育、培养，从而最终实现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成长。这几个核心的因素就包括。
1.社区价值观的进一步提升。
如同自治家园这样的社区自治组织，他们在行使自身使命的过程中，需要思考社区治理的核心使命为何的问题，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社区价值观的进一步形成和确立。这就需要反思在对社区各类人群的服务中，如何能很好的体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体现社区的平等和尊重，体现社区居民的自我实现和赋权等。
2.社区拥有感的进一步提升。
提高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这些参与主体的广度和深度，是提升社区拥有感的重要问题，提升拥有感，就是希望社区参与主体能够自发地参与到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决议和行动中来，而不是仅仅只做旁观者，很显然，在这过程中，社会参与是社区治理当中重要的一环。事实上，有不少实践都认识到了社区参与的重要作用。帕特南在其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正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公民参与的规范和网络等社会资本因素是意大利某些地区民主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3.资助方式以及社区资源的动员能力。
目前，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处在依赖性阶段，也即是对于政府的过度依赖，一旦这种“一统就活，一放就死”的状况改变，社区社会组织将何去何从？政府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自身也应该要承担资助的任务，同时也需要为社区的发展投入制定长期的规划，同时，作为社区的社会组织也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动员社区其他的资源的机制，如其他外来服务机构的参与（服务延伸）、驻区单位的参与（捐赠还是志愿者）、居民个人（家庭）的投入等。而这些方面不仅是多元治理的重要途径，其实也是其主要的目标，并最终实现社区的良治和善治。
参考文献
[1]郑建君：《公共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制度化――基于深圳市南山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3期。
社区治理参与途径篇10
关键词：一组两会；基层；民主；法治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6.055
党的十以来，全国各地积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农村法制化水平得到深化。鉴于民族地区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中如何与当地基层自治制度有效结合，值得深思。本次调研选取贵港市民主法治建设成果好的屯，探讨民主法治建设与当地一组两会自治制度的融合。
1一组两会屯级自治制度
一组两会屯级自治制度是以屯为基本单元开展的自治制度。从组织架构上来讲，就是党小组领导下的户主（代）会和理事会自治制度。党小组设组长一名，组员两名，组员由屯内党员协商推选产生，对一组两会起行政领导作用。户主会由屯内所有户主组成，主要是根据党小组的提议，召开户主会议对屯级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协商决议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是一组两会中的议事决策机构。理事会是一组两会中的执行实施机构，设会长一名，成员若干名，对户主会负责，向户主会报告工作，负责执行落实理事会的决议，并接受党小组和户主会的监督。
2调查情况及调查方法
2.1调研地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以广西贵港市覃塘区龙凤村平田屯、新归屯、陈归屯、内龙屯4个具有代表性的屯为样本。这些样本都采用一组两会自治制度，而且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双增长。
2.2样本选取
在本次走访调查中本组调查人员了解到在覃塘区屯级自治单位常住人口中老年和留守儿童占到了总人数的69.5%。其中屯内青壮年以留守妇女为主，负责农务劳作和照顾老人孩子，其他青壮年长期外出务工，对屯内事物不甚了解。屯内居民文化程度较低，以初、高中文化水平居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不足20%，多为在读学生或已迁出屯外居住。
2.3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个人访谈、问卷发放和文献分析等方法。个人访谈深入当地村民家中，选取了不同性别、年龄层次、职业分别进行采访。问卷发放采取抽样的方法，选取奇数生产队为问卷发放对象。本次调研共发放、回收问卷50份，有效问卷32份。全部调查问卷回收后进行统一进行编码，并利SpSS22.0进行了统计分析。文献分析法主要是阅读和整理屯内历史文献、政务制度资料、经济发展沿革记录和纠纷调解记录等公共事务办理记录。
3调研结果分析
本次调研围绕“一组两会制度下民主法治建设”将调研内容分为问卷对象基本信息、基层民主自治参与情况调查、政务公开、监督反馈制度和法治制度五个方面，总计24小题，并从后四个层面剖析调研地民主法治建设现状和问题，并提出对应策略。
3.1一组两会自治参与情况调查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将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作为了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该层面的调查和访谈中笔者着重了解屯内居民对一组两会制度的认知度、参与度和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该制度了解程度普遍较高，但对于一组两会的成员的选举和换届规则，当地居民知之甚少，很少有人能清晰、完整、准确地说出相关规定。此外，当地居民对村内政务并不热心，召开一组两会时仅户主（通常为家中男性长者）参加。其他家庭成员更少参加到协商中去，尤其是当地女性（如图1所示），很少有人参与到户主会的协商过程中去，这从侧面反映了当地女性地位低下，缺乏法律常识，在权利意识方面明显低于男性。
3.2政务公开情况调查
在一定程度上，政务公开的效果取决于政务透明度和公开途径两个维度。调研依据这两个维度对屯内政务公开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数据显示：9.4%的居民认为一组两会政务公开做到了定期公开，而34.4%的居民则认为屯内一组两会没有进行政务公开。313%的居民认为屯内公开的信息详实有效，另外21.9%的居民责任为屯内公开信息公开含糊不清，实用性差。针对同一问题的反应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笔者结合统计数据发现公共政务公开途径平均值仅为1.56分（满分为4分），这有可能就是出现如此反差的主要原因。在本小组入户访谈过程中发现在当地活动中心公开栏贴有一组两会成员图、屯内财务使用明细、电费表等信息。此外，从当地居民口中我们了解到屯内财务公开途径极少，在活动中心公开栏张贴大字报是唯一主动公开途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一组两会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强，更新频率较低。
3.3监督反馈机制
如果说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一个有机体，那么监督反馈机制就是作用于这个有机体，保证其良好发展的外生性力量。但当地一组两会制度并没有相应的监督反馈机制，促进其民主法治建设健康化。从组织结构上来讲，一组两会就是党小组领导下的户主会协议，理事会执行，显然这一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反馈机制，尤其是财务监督反馈机制不胜人意，这一点也得到了统计数据的证实。本次调研针对选举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两方面的监督与反馈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8%的居民认为当地的公共财务监督效果良好，34.4%的居民认为监督反馈过程困难，65.6%的居民认为反馈效果不理想。由此可见，监督反馈机制的不完善、途径的欠缺和过程的困难，导致问卷监督反馈结果不理想，当地百姓不满意的现状。
3.4法治制度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措施，是提高国民法治水平的重要途径，强化依法治理，加强法治教育责任重大。过去几年里，覃塘区加大普法力度，效果显著。调查表明，过去几年里参加过民主法治教育的人数占总人数的81.3%，且经常参加过普法宣传活动的人占46.9%（如图2）。可见民主法治宣传在基层自治中越来越被重视，人们参与这些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此外，我们了解到村民遇到纠纷，一般会选择找户主会会长解决，或者双方大吵或大打一架，只有极少数的人会选择报警或者提讼。存在这种现象，主要是人们受传统的观念的影响，认为报警或者向法院不是光彩的事情，而且在他们的普遍认知中，法院费用高昂，难以负荷。过去几年，覃塘区开展的普法活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居民处理纠纷的方式。调查显示，当遇到法律纠纷时，40.6%的居民愿意诉诸法律，寻求帮助，50%的居民希望能得到当地德高望重的人进行调节，只有9.4%的居民表示会武力解决，以暴制暴。
当地举办的普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惠及了百姓，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和支持。统计显示，813%的居民认为这些普法活动对自己有帮助，有必要定期举办，剩下的187%的群众认为开展的普法活动对自己没有帮助，但大家都表示应该开展更多的普法活动。据了解，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屯内居民遇到的法律问题以债权债务纠纷，宅基地纠纷，土地承包、流转纠纷居多。此外，屯内多数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和儿童增多，儿童教育问题日渐严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也呈现上升趋势，但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4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4.1公民参与度低
在当地居民中老年人数占大部分比例，且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水平总体不高，所以只有极少数居民了解并参与到屯内一组两会成员的选举中，有一部分居民从未参与过选举，居民本身法治观念意识并不强，与居民自身不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也有一定的关系，很多人在村委会选举中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对自己享有的基本权利也并不是很清楚。从性别差异上讲，女性民主法治意识更为薄弱，许多女性表示从未参与或关心过一组两会自治制度的选举、换届和例会，这一方面是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低的缘故，另一方面是对自身权利不关注的缘故造成的。从文化水平上讲，民主法治意识与文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法治意识越强，对村内政务关注度也越高。
4.2政务公开制度不健全
一组两会屯级自治制度在政务公开的内容和途径等方面表现出随意性和滞后性，致使政务公开难以有效推进。从公开内容上讲，当地政务内容呈现出相当大的随意性。当地居民透露屯内政务公开信息鲜少更新，政务公开栏中每年除了会公布两会信息外，最常公开的信息就是水电费信息、卫生费信息。一组两会对当地公共事务、公益事务、行政权力的实施和监督等群众最关心的内容公布较少，公布内容和时间都具有较大随意性，实用性差。从公开途径上讲，政务公开途径明显滞后。现行主要公开途径为大字报，忽略了线上公开。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当地网民非常多，不少地方实现了wiFi覆盖，但当地政务公开并未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线上公开。
4.3缺乏民主监督反馈机制
从组织结构上讲，一组两会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反馈机制，没有设立对应的监督部门，也没有开设反馈渠道。从工作流程上讲，一组两会成员既管理农村公共事务，又管理农村集体经济事项，如果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落实不到位，容易造成滥用职务权力谋求私利的腐败。调查结果也显示，当地居民普遍存在有一种非诉心理，信“访”不信“法”，在遭受不公正待遇之后，有50%的人会更愿意向身边亲朋好友寻求帮助或者任其继续发展，以暴制暴。此外，34.4%的居民认为一组两会没有正式的监督反馈部门，其他居民表示一组两会没有监督反馈机制，或将希望寄托在上级监管部门上。
4.4民主法治教育效果差
民主法治教育实用性差，流于形式。据当地居民反应以往开展的民主法治教育往往采用简单易行的方式，缺乏专业性、实用性和趣味性。首先，目前一组两会开展的民主法治教育活动主要包括派发书籍、以会代训、宣传海报等传统手段，由于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些方式的投资回报率要远远低于预期。其次，以往开展的民主法治教育活动内容单一贫乏，疏于计划、缺乏专业设计，导致民主法治教育活动与新农村建设时期的新问题、新矛盾吻合性差。第三，居民学习积极性不高。由于法律知识的枯燥无味，法律条文晦涩难懂，加之文化水平有限，当地居民多为被动接受知识，很少有居民主动学习。因此，不少村民建议应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法活动，增加普法活动的实用性。
5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策略
5.1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
参与型政治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作为整体以及体系的输入方面和输出方面都有强烈而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并对自己作为体系成员的权利、能力、责任及政治行为的效能具有积极地认识和较高的评价。参与型政治文化培养的是参与型的公民，这样就有助于提高政治参与度，完善参与机制，拓宽参与渠道，调动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根据民主法治建设的调查情况，要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第一，摒弃家长制，执行“一人一票制”，特别是鼓励年轻人参与，给年轻人更多机会，充分保证每个村民都能真正地按照个人意愿进行投票选举。第二，要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屯内妇女在基层自治过程中，尤其是在养老和教育发挥关键支撑作用，应给予这些妇女在民主政治上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参与渠道上一定优待，为其政治束缚松绑。
5.2健全政务公开制度
完善的政务公开制度是监督行政权力和保障公民行使权力的有效途径，防止行政主体对权力的滥用。在政务公开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公开内容的规范化和公开途径的创新应用。政务公开内容应在明确行政相对人，明确法律责任的前提下，公布公民最关心的时事热点以及与公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各项公共事务，逐步规范政务公开制度。在政务公开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公开内容途径的创新应用，充分整合现有资源，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创新公开途径，提升政务公开效果。
5.3健全监督反馈机制
在一个尊重法治的社会，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应该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良性互动，而且，政府要在这个良性互动中学会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作为”完善监督反馈机制，保证监督反馈效能。第一，设立监管部门。设立监管部门，增加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监督意识，这是强化监督的最基础性的工作。第二，完善反馈渠道。完善反馈渠道才能将监督结果发挥成效，使权力运用规范化。第三，要从严执法。对违法、违纪、违规问题和不接受监的行为，应根据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监督反馈机制应贯彻一组两会制度的始终，保持政务、政务透明，做到监管无处不在、无处不透明。只有在这样的外生力量作用下，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才能持续地、稳定地、健康地发展壮大。
5.4增强法制教育效果
民主法治建设最终还是要落到老百姓民主法治素养上去，因此要千方百计地提升农民民主法治素养，增强普法效果。第一，丰富民主法治教育形式。除了传统的教育形式，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习惯，增加微信、微博等新型形式。第二，加强民主法治教育实用性。根据新农村建设期间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时制定教育计划方案，更新民主法治教育内容，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第三，增加民主法治教育趣味性。兴趣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金钥匙。如果民主法治教育变得生动有趣，受众的注意力很自然就会集中，收到理想的学习效果。因此，在民主法治教育过程中要将晦涩的条文简单化、趣味化，方能变被动为主动。
6结语
在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将依法治国和基层自治有效的结合起来是现在和将来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在应对基层自治中民主法治建设出现的参与度低、政务公开制度不健全、监督反馈制度不健全、法制教育效果差等问题，要积极营造参与式民主文化，健全政务公开制度和监督反馈制度，增强普法效果，使我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能够稳步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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