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篇1
[关键词]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成都市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6.127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1成都构建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实践探索
成都实践聚焦巩固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的目标，以“还权、赋能、归位”为着力点，创新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健全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激活社会各治理主体力量，着力实现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基层治理和利益分配四个方式的转变，形成了“一核多元、合作共治”的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1.1创新设立村民议事会制度，推动村级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
通过成立村民议事会，对村民自治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权进行合理安排。一是夯实民意基础。在全体村民中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小组议事会成员，再从小组议事会成员中选举产生村民议事会成员。二是突出代表性。采取结构席位制，保证各村民小组至少2名议事会成员。三是强化公信力。为避免议事会成为“干部会”，制定了议事会成员中村干部不得超过1/2的相关规定。四是注重深系群众。在工作中，每一个议事会成员均安排固定联系10户群众。五是严格监督管理。组建5～7人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在议事会成员中选举产生，担任监督委员会主任的须是党员议事会成员。
1.2科学调整自治组织职能定位，推进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分离
建立村级事项准入制度，制订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自治事项清单、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主要事项清单、可购买服务事项清单和村工作负面事项清单。明确村民议事会职能，使其作为常设议事决策机构，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在村民（代表）会议授权范围内，研究决定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村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项目、财务收支项目等事项，对村委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1.3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村级治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坚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深化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制改革，引导社会组织主动作为，参与决策、咨询，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救助等公益活动，在发挥作用中提升社会影响力。建立发展基金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每年给予符合评定条件的社会组织一定的资金支持。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
1.4改进党组织领导方式，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
改进党组织领导方式，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村民议事会召集人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
②由村党组织负责议事会议题的审查；③重大议题、建议、方案由村党组织召开党员大会充分讨论，再交由议事会表决实施；④积极鼓励党员参加议事会成员选举，充分发挥好议事会中党员的带头作用，对党员议事会成员的监督、表决等权力进行严格规定；⑤大力实施党员培养计划，把议事会成员中的非党员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每年将工作积极认真、带头致富能力强、群众基础扎实的优秀分子发展进入党组织。
2成都构建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成效
成都市在基层治理中探索建立的“一核多元、合作共治”工作机制，搭建起了广大群众与基层组织双向沟通、常态协商的制度载体，有效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服务功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普遍认可。
2.1延伸和强化了村民自治功能
通过创设议事会制度，注重从组织结构和人员代表性上保障基层群众参与的公开性、民主性，议事会成员扮演了议事决策主体和基层事务具体参与者的双重角色，使过去村级事务由少数人说了算转变为群众代表集体协商，调动了群众参与村级事务的热情，形成了“大家事我关心、集体事我参与”的良好氛围。
2.2有效促进了基层矛盾化解
村民议事会搭建起了运用民主协商调解农村矛盾的制度性平台。改革发展中，很多从政策层面、以指令方式难以解决的题、难以化解的矛盾，甚至许多长期困扰的遗留问题和镇村干部难断的“家务事”，都在议事会这一平台上，通过协商达成了谅解和一致，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
2.3提高了群众参与度
建立新型治理机制后，村组议事会成员既是议事决策的主体，又是农村各项事务的具体参与者，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较强的公信力。由他们组成的议事会议事决策，改变了村级事务由村“两委”说了算的状况，也提高了决策的执行效率。
2.4巩固了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
成都的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明确了党组织的领导方式从全能型向核心型、管理型向服务型、包办型向引导型转变，建立了村党组织领导方式转变的制度性约束，成功实现了村级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领导。
3成都构建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问题
在充分肯定成都经验的同时，人们怎样才能使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这一新兴事物更具有生命力和可复制性，经过实践检验找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使这一机制不断充实完善，更加系统规范。
3.1权力边界界定问题
在新形势下，构建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需要对几类关系主体进行权力边界的界定，具体来说，其包括党组织和议事会的权力界定、村民（代表）会议和议事会的权力界定、村委会和议事会的权力界定、集体经济组织与议事会的权力界定。
3.2激励机制缺失的问题
村民议事会是在土地确权、灾后重建的背景下诞生的，群众选举议事会成员最初参与议事的积极性是因为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但要保持这种积极性有效、持续发挥，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但现在村民议事会的成员参与议事，没有报酬保障。
3.3村民政治参与问题
部分村民民主自治意R淡薄，民主政治观念薄弱影响了村民自治。当前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民主意识和自治观念不强，再加上外出务工人员偏多等原因，村务参与度相对来说仍然较低，不均衡的参与、非制度化参与时有发生。
3.4村“两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
当前村委会没有摆脱与乡镇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实际仍受乡镇政府的领导。《村民组织法》虽然规定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二者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这种规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明确规定“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内容、方式和方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协助”的范围和方式。
4完善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路径
根据成都市实行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实际情况，要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重点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提升自治能力；整合社会资源、强化合作共治；深化完善“一核多元、合作共治”治理机制，以提高村级基层治理的实效。
4.1合理确定边界，完善村级自治机制
以提升村级自治组织服务管理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强化村民议事会制度，明晰各治理主体的职责和边界，构建各类治理主体权责清晰、合作有序的新型合作关系。合理确定党组织和议事会的权力边界、界定村民（代表）大会和议事会的权力边界、党组织和村委会的权力边界。
4.2强化村务监督
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级党组织领导下，依法依规开展监督评议并定期向村级党组织和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进一步规范监督内容、权限和程序，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两委”成员、议事会成员、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成员和其他村务管理人员的评议制度。
4.3发展新型农村经济组织
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上，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清产核资、明晰产权的基础上，组建集体资产管理机构，即在村里成立农业合作联合社，组里成立农业合作社，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委托，管理经营本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维护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因村制宜”，组建不同类型的集体资产经营组织，其主要包括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4.4推进农村基层依法治理体系建设
深化农村基层组织依法治理，发挥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提升基层依法行政的能力，推进“民主法治村”建设，完善农村矛盾调处机制，构建鼓励村民政治参与制度，必须对村民政治诉求的表达渠道、政治诉求的沟通渠道、政治诉求的实现渠道等进行制度性的规定，并实现制度之间的有机结合，形成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篇2
【摘要题】专题研讨：温岭模式
【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飞快发展，其主要标志是民主选举。民主选举包括直接选举村委会领导班子，选举乡镇与县市人大代表，以及间接选举基层政权领导成员。民主选举的结果，大大改善了基层干群关系，选拔了大批年轻有为的干部，稳定了基层社会，发展了经济文化，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应该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正是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由民主选举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推进，全面建设基层民主政治的重大举措。
一、“民主恳谈”的产生：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探索
浙江省温岭市是我国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发祥地，处于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大多数群众过上了小康生活。市场经济的洗礼使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活跃，自主意识强烈，参政议政能力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广大群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管理和村务政务越来越关心，要求在生产经营上有更多的自，希望基层政府组织多指导少指示，多服务少干涉，而且要求在基层社会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温岭市领导认识到，如果不扩大基层民主，就难以满足广大群众对基层事务管理的参与愿望；对基层出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如果不通过民主的渠道，运用民主的办法来处理，不仅已有的矛盾难以解决，反而会酿成新的矛盾。因此，他们在实践中创造了“民主恳谈”这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载体，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拓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民主恳谈”的由来
1999年6月，浙江省在全省开展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活动。为了使活动真正取得实效，台州市在温岭市松门镇举办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论坛”，尝试采用了一种干部和群众面对面交流沟通的教育形式。出乎意料的是，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高，100多名群众自发前来参加会议，并对大到镇里的投资环境、村镇建设规划，小到邻里纠纷、液化气价格等问题和镇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平等交流对话，镇领导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现场作了认真周详的答复解释，有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有的问题则承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和时间。（注：《学习时报》2002年3月11日，第6版，上篇。）像这样的活动，当年松门镇就举办了4期，参加的群众达600多人次，提出问题110件，当场解释、答复84件，承诺交办26件，被群众誉为松门镇的“焦点访谈”。（注：王金生：《在深化“民主恳谈”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未刊稿），第5页，2002年8月27日。）
1999年底，温岭市委推广了松门镇的做法，各乡镇出现了形式多样、名目繁多的民主沟通、民主对话活动，在村一级则推广了村干部与村民直接对话的“民主日”活动。随着民主对话活动的不断深入，温岭市有关领导发现这不仅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而且还具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功能。于是，他们于2000年8月在松门镇召开了现场会议，将此前已经在各地开展的“民情恳谈”、“村民民主日”、“农民讲台”等活动形式，统一更名为“民主恳谈”，作为全市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新载体的统一名称，全面在各镇、村、企业和政府部门推广，并将“民主恳谈”的内容由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主，深化为健全和完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本功能，使“民主恳谈”成为探索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好形式。
2.“民主恳谈”的形式与内容
经过三年来的推广和深化，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已经成为全市各界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活动最重要的途径，“民主恳谈”已经深入到乡镇、村、社区、企业和机关各个基层组织。到目前为止，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已经形成了包括镇、村、部门、企业的民主恳谈会、镇民主听证制度、村民主议事制度和镇村两级的民情通道活动等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制度体系，成为温岭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特色，其重点是镇民主听证制度和村民主议事制度。
根据温岭市开展“民主恳谈”活动的有关规定，镇民主听证制度要求各镇（街道）就当地重大事务、重要建设项目、新的政策、新的管理办法的制定出台等举办决策听证，党委政府提出初步意见、初步方案，提交镇民主听证会，经群众充分讨论，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看法和要求后，在群众旁听的情况下，现场研究并作出决策或决定。镇民主听证的内容是：党委、政府重要工作方案，村镇规划调整，重要工程，群众强烈要求村党支部、政府解决的事项，以及涉及群众利益的重要事项。村民主议事制度要求村委会对全村重要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作出某项决定和决策时，必须召开村民主议事会，提交村民讨论，经村民讨论修改后，通过适当的方式表决，形成符合多数村民意愿的最终决策。村级民主议事的内容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工作实施方案，村财务年度、半年度收支安排，村人事任免（非选举产生），村规划调整，重要建设项目方案，村民要求强烈的重要事项，涉及群众利益的公共事业建设。（注：中共温峤镇委员会、温峤镇人民政府：《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探索与创新——温峤镇深化“民主恳谈”活动资料汇编》，第44～45页，2002年8月。）
“民主恳谈”活动在温岭市三年多的实践，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增强了镇村两级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提高了决策形成和实施过程的透明度，提升了干部群众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情和能力，缓解了干群矛盾，改善了干部的工作作风，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工作效率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民主恳谈”的定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拓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广大农村开展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基层的“四个民主”并没有在各地得到很好的落实。目前，温岭市已经普遍进行了基层民主选举，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在决定和管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公共事务方面，由于缺乏规范有效的民主渠道，还存在着理事不民主、议事欠规范、决策无程序、监督不落实等诸多问题，导致了基层干部的短期行为、村两委矛盾和干群矛盾，影响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矛盾和问题使温岭市的有关领导认识到，有必要拓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民主选举之后，运用“民主恳谈”这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载体，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基层社会问题。
1.民主决策的新尝试
温岭市“民主恳谈”的核心与重点是镇级的民主听证制度和村级的民主议事制度，这两项制度是镇村两级对重要的政务和村务进行民主决策的新尝试。镇民主听证制度和村民主议事制度要求镇村就当地重要事项、重大建设项目作出决策时，必须举行镇民主听证会和村民主议事会，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如果镇村的议题或方案多数群众反对，或者不同意见较多、较强烈，镇村均采取暂时搁置的办法，不作出或暂缓作出决定或决策，进行修改、调整和完善后再次召开会议，作出合理的决定或决策。
2002年7月5日，温岭市温峤镇召开了“江厦学区校网调整”民主听证会，会前镇里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认为校网调整是必然趋势，青屿中学软硬件设施都弱于江厦中学，如果把青屿中学撤并到江厦中学，将会有利于教学资源的优化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当温峤镇把江厦校区撤并的初步方案提交给民主听证会上的群众讨论时，相当一部分群众持反对意见，认为撤并校区带来的学生住宿、交通费用对青屿还不富裕的群众来说，是增加了负担，而且还有部分群众反应强烈。鉴于群众对校区撤并的不同认识，镇领导综合考虑后当场决策：校网暂不作调整，但两学区学生可以自愿择校就读，待条件相对成熟时再做调整。召开民主听证会作出的决定考虑了多数群众的意见，避免了行政命令带来的不良后果。（注：中共温岭市温峤镇委员会：《深化民主恳谈 扩大基层民主》（未刊稿），第3～4页。）
镇村两级经过民主听证会和民主议事会进行决策，重大事务提交群众讨论或决定，改变了以往少数领导拍板的决策方式，而是必须经过班子集体酝酿，群众参与论证或会议公议公决，使决策更能体现民意，代表当地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意愿。通过“民主恳谈”的形式进行民主决策，重大事项的决定由原来的“暗箱操作”变为“阳光决策”，有效地约束了权力利益化、利益特权化。决策透明度的增加，促进了基层干部廉政建设的自觉性，群众通过“民主恳谈”参政议政，在实践中逐步培养了民主的习惯和作风，决策的民主化也有利于政策的顺利贯彻和实施。
2.民主管理的新平台
一方面，“民主恳谈”推动了基层干部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的转变，使他们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必须从传统的家长式的行政命令转变为具有民主意识和群众观念，从“我命令你执行”的单向管理模式转变为和群众一起研究、共同管理、双向互动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上来；另一方面，“民主恳谈”还为群众参与基层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提供了新平台，借助这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载体，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参政议政，民主管理自己身边事务的能力逐渐提高，使得基层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成为可能。
例如，温岭市温峤镇仅在2002年5月至7月三个月的时间里，在镇政府、国土资源所、市足野鞋业公司分别召开“民主恳谈”会的基础上，镇政府召开了2次民主听证会，22个村召开了村级民主议事会，参与群众8,400多人次，公决公议村务管理事项30件，吸取群众意见建议186条。这些会议的议题除了如何发展经济、富民强村、退耕还林等宏观规划的讨论外，大多数都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如村道拓宽、骨灰树葬区选址、改水工程、道路硬化、工程承包、村集体资金安排、农网改造、学区校网调整等村务。（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探索与创新——温峤镇深化“民主恳谈”活动资料汇编》，第10页。）在“民主恳谈”会和民主议事会上，干部和群众民主协商、集思广益，共同为村务发展出谋划策，发挥了民主管理的积极作用。
在温岭市全面开展和深化“民主恳谈”活动后，“民主恳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基层各个领域纵横延伸，从乡镇（街道）、村、企业三个层面延伸到居民社区、基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各单位都利用“民主恳谈”的形式作为日常事务民主管理的好方法，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01年温岭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5.1亿元，财政总收入13.9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7.75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测评，温岭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在2000多个县市中居第28位。（注：《学习时报》2002年3月11日，第6版，结束语。）在温岭市的“民主恳谈”机制中，村级非经选举产生的文书等职务的人事任免已经列入村民主议事会的讨论范围，但是镇级“民主恳谈”会和民主听证会的内容不包括乡镇干部的人事任免。在当前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情况下，乡镇干部的任命制往往成为导致乡村关系不协调的重要原因。近几年，我国已经有少数地区尝试进行乡镇长的直接选举，探索把基层直接民主向上延伸的途径，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经验。例如1999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就作为“两票推选镇长”的试点，采取了由选民直接投票推荐镇长人选，始开乡镇长直选的先河。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快步推进的情况下，乡镇干部任命制的坚冰正在被打破。温岭市在今后以“民主恳谈”为载体，进一步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同样可以把乡镇干部的人事任免提交到“民主恳谈”会上，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把群众同意与否作为任免乡镇干部的重要依据，并尝试用民主的方式产生乡镇党政干部，使“民主恳谈”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2.要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
温岭市的“民主恳谈”是基层干部群众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创造，这一制度在基层社会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深化。在发展和完善“民主恳谈”制度的过程中，除了因地制宜地创造一些落实民主的办法外，还应该注意处理好民主实践创造性和依法办事的关系，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目前，最主要的是要处理好镇级“民主恳谈”会、镇民主听证会与乡镇人大的关系，村级“民主恳谈”会、民主议事会与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关系，尤其是村民主议事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
温岭市镇、村两级的“民主恳谈”会不定期举办，群众自愿参加，与乡镇党委和政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平等对话、沟通、交流、协商，其性质相当于一个决策咨询机构。镇民主听证会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召开，在每年度的镇人代会开会之前要召开民主听证会，向群众通报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年度发展计划，重要工程建设项目，其他涉及群众利益的重要事项等方面的内容，其作用是乡镇人大会议的有益补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注意不能偏重镇民主听证会而荒废了乡镇人大应有的职能。
村民主议事会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例如，温峤镇《村民议事规则》规定：村民议事会应有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过二分之一参加，或者本村三分之二的户代表参加，议题包括村委会提交的工作报告、财务收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如兴办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重要建设项目等。（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探索与创新——温峤镇深化“民主恳谈”活动资料汇编》，第46页。）这些内容和《村委会组织法》有关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规定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温岭市的村级民主议事会也有和村民代表会议相同的决策权，实质上起的是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村委会组织法》对村民议事会没有规定，但它是群众的创造，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村民主议事会不像村民代表会议那样经过村民会议的授权，因此不是权力机构，不应该独立行使决策权，它与村民代表会议不是平行的，更不能代替村民代表会议。笔者认为，村级民主议事会最好和原有的村民代表会议合二为一，严格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运作。此外，加强村级“民主恳谈”会对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充实和补充作用，使之成为落实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作用的有效手段。
3.继续探索基层合作性民主制度建设的新途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飞快的发展，同时也暴露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对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一是乡村关系，即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二是两委关系，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三是干群关系，即乡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关于乡村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是指导和协助的关系，但是在现阶段，能够实现法定的乡村指导型关系的地区还是少数，多数乡镇和村之间相当程度上还带有行政领导的关系色彩。另外，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情况下，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争夺村务决策和管理权导致的两委矛盾也很普遍，为了避免这种矛盾，许多农村又回到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老路上去。据民政部有关统计资料表明，上海农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比例平均达36.33%，其中松江、嘉定和奉贤分别高达58.9%、58.7%和53.37%。（注：肖立辉、孟令梅：《对村民委员会选举进行比较研究的指标分析》，《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这种办法不利于党政分开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乡村关系和两委关系又导致和引发了许多干群矛盾和冲突，那么，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乡村关系和两委关系的协调发展，从而消除干群矛盾等基层社会问题，使农村民主政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呢？温岭市的“民主恳谈”机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
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制度规定，镇民主听证会可以由村委会有关负责人参加，对镇里的决策发表意见和看法，村“民主恳谈”会也可根据议题需要由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从而增加了镇村两级决策的相关程度，使镇村之间的指导和协作关系成为可能。村民主议事会使得村两委必须遵循一套规范的工作制度，遵守民主议事会的规则，减少了彼此的矛盾，在召开议事会的时候，村两委必须共同协商，加强了两委的协调沟通，减少了矛盾和扯皮，促进了基层工作。同时，“民主恳谈”促使干群当面交流，增加了干部和群众之间沟通的机会，消除了干群之间的误会，矛盾得到化解，干部与群众之间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
以深入开展“民主恳谈”活动为契机，温岭市进行了建设基层合作性民主制度的尝试，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各级民主恳谈会、镇民主听证会、村民主议事会、民情热线、民情接待岗、重大事项挂牌销号制度等一系列体现基层镇村合作、党政合作和干群合作精神的民主制度，进行了乡村、党政、干群共同谋划发展基层社会政治民主，发展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层合作性民主制度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乡村矛盾、两委矛盾和干群矛盾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应该向这个方向继续推进，逐步完善基层合作性民主制度。
全面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法和途径应该不是一种，各地干部和群众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民主政治建设活动。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只是其中的一种好形式。在今后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深入开展的过程中，各地群众一定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方法和途径，全面深入持久地推进全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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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篇3
[关键词]街道体制；社区治理；责任机制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6）01--0031-03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成为改革全局中的一项基础性攻坚问题迫切需要突破。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调研课题形成的《上海市委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和6个配套文件（简称“1+6”文件），就是针对当前现实问题和矛盾而进行改革的破题之作。2015年作为实施“1+6”文件的第一年，上海率先在街道体制改革上寻求突破。
一、街道体制改革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一）社区治理新体制与运行机制创新的问题。依据上海市委2014年一号课题的指导，上海市各街道积极推进街道体制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组织架构，即1+2+6+2模式。“1+2”体制，即街道党工委下设行政党组和社区党委，“6+2”即六个职能科室和两个自主设立的科室，其目的是重新整合工作职责，实现扁平化管理，理顺社区治理关系，强化服务职能。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成为新的社区治理问题。社区党委作为街道党工委统一领导下的机构，其基本职能是负责“两新”组织和居民区党建工作。如果作为决策机构，则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工作机制和平台，整合区域内“两新”组织和居民区党建资源，激活党建活力。而社区党建办公室作为履行社区党建职能的具体工作部门，则更要处理好与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委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指导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开展工作。同时，八个职能科室的职责分工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二）街道公共服务职能的凸显与考核评价体系缺位的矛盾。街道体制改革亮点之一在于全面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及相应的考核指标和奖励，街道经费支出由区政府全额保障，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推动街道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等工作上来。同时，赋予街道党工委对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的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意权，赋予街道对区域内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权和重大项目的建议权等。权力的收、放完善了街道的职能定位，能更好推动街道为民服务，向下负责。但是，这种转变还必须建立在完善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的支撑上。原来强调税收返还、通过物质激励的方式，加上考核的指挥棒，基层对招商引资就有积极性。在社会管理和服务这块上，如果没有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就会容易局限于简单地完成任务。街道的工作绩效评价体系要以居民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为主，把群众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着眼点来考量。有自下而上的评估体系作支撑，能在一定程度改变信息不对称的格局，真正实现有序治理。
（三）社区治理主体责任的强化与社区共治作用的发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重点在于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在权力和资源下放、为基层减负赋权的同时，街道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责任也更为明确。诸如违法建筑、违法用地、违规种养、非法营运、无序设摊、群租、环境污染等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顽症问题的治理，都将责无旁贷地纳入街道职责范围之内。街道党工委不能只是忙于一些行政事务类的工作，而是真正转向服务社区，服务百姓。当然，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等方式，为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创造条件。但同时还需要有更多可发挥的机制和平台，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使社区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真正参与进来，并在动态管理中不断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发挥社区共治的作用。
（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前景与人才缺失现状的矛盾。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是街道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迫切需要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能力突出、群众满意的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社区工作者队伍。但是目前来看，社区工作者队伍种类过多、归属各异、缺乏规范，既存在待遇偏低的问题，也缺少职业发展预期，还存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情况，不符合社区管理专业化要求，缺少持续稳定的制度保障。为此，市委制定了《上海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明确了社区工作者范围，也能让社区工作者根据自己的岗位特点明确自己的发展空间，形成较为完整的职业发展体系，提高了社区工作者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度。只是这一制度优势的显现，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二、原因分析
（一）责任主体认识不到位。一是对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到位。少数党组织负责人片面认为党建工作是务虚的工作，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翻牌子，感觉翻来翻去“换汤不换药”，认为意义不大、作用不明显。二是对新体制下怎么抓工作思路不清晰。部分党组织负责人存在观望情绪，工作开展仅仅停留在保证规定动作的完成上，没有认真分析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严肃对待和认真处理党建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制度机制未跟进。街道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翻牌，它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体制架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落实效果。一是考核评议体系不健全。任务量化指标相对笼统，责任主体任务不够明确，第一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具体责任人各自所负的责任模糊。二是考核结果运用缺乏刚性约束。虽然文件强调要坚持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评定的重要内容，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训教育和奖惩的重要依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流于形式，激励作用不强。
（三）党员群众参与有效性不足。一是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有的群众认为基层党建工作是党员的事，与自己无关，对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包括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述职等不愿参与或尽可能少参与。二是群众参与渠道不畅。有的群众有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由于缺乏信息来源，找不到参与渠道，得不到有效引导，不知道怎么参与。三是群众意见吸收不充分。基层党员群众对社区治理的意见建议有时候得不到有效的采纳或者反馈，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参与的积极性。
（四）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作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而社区共治的推动，更需要多元组织力量的参与，尤其社会组织在民主发育的过程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但总体上看，社会组织发育还存在不足，承接能力还有待提高。为了使政府转移职能后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接得好，还需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一）理顺工作关系，建立健全目标明确权责一致的党建责任体系。2015年上海市100个街道党工委已全部完成更名，市、区县、街道三级党建服务中心已全部更名翻牌，新的社区党委组建工作顺利完成。但是，街道1+2+6+2的新体制并非简单的翻牌，必须要理顺条与块、上下级之间的责权关系，建立起相关的责任体系，通过责任体系的分解量化，形成责任清单作为考核的标准，这是落实责任制保证新体制正常运转的关键。首先，必须科学把握好党建工作目标。党建工作目标应该包括总体目标任务、具体目标任务、个体目标任务等方面内容。总体目标任务，就是要依据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规划和上级组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对本级组织党的建设提出的总要求和总方向。具体目标任务是在总体目标任务的指导下，结合各级党组织工作的现状提出的具体的、可以量化的目标要求。个体目标任务是在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双重指导下，按照领导班子成员分工不同的实际，分解出的不同的目标和要求，党员的个体目标则要根据其不同的岗位职责而确定。其次，明确新体制的责任主体。一是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办事处主任的领导责任；二是党政班子成员的分管责任；三是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其办事人员的直接责任。明确不同工作领域的不同责任担当，既要有共同的责任，也要有“量身定做”的岗位责任，这样才能防止责任漏洞。迄今为止，浦东、普陀等区对社区党委、行政党组的工作职责、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和工作关系予以明确，嘉定等区出台关于党建服务中心建设的文件和方案、建立职能清单，为健全责任体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突出建章立制，整合区域化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共治机制。坚持把服务群众、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这次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亮点。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改革，都留下这一时期的相关规章制度，需要不断清理取舍，形成适应目前街道社区新体制的新制度。深化拓展区域化党建工作，是坚持问题导向、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应多元多样、互联共生的特大型城市基层社区特点的工作新路。2015年10月27日，上海黄浦区召开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讨论通过了《黄浦区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章程》。以此为契机，开启了进一步完善三级（区―街道―居民区）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夯实工作基础的序幕。对街道和社区层面来说，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功能的发挥，还需要聚焦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目标，整合完善社区共治机制，打破行政和资产隶属关系束缚，实现共建共享、互利共赢，更好地推动发展、促进共治、服务群众。运作机制上，要进一步完善联系沟通、需求征集、项目化运作、互联互通、评议激励、经费保障等基本工作机制。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通过设计推出同步服务社区群众、区域单位需求，实现“双向联系、双向服务、双向受益”的“双向认领”工作制度，紧紧围绕服务民生、服务发展，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规范和细化了“双向认领”平等参与、双向服务、共建共享等基本原则和公益慈善类、生活服务类、文体活动类等服务领域，并明确了集调研、通报、协调、例会、跟踪、考核为一体的“六大工作机制”。这些有益的探索实践得到了社区群众和驻区单位的一致认可，才使社区共治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值得复制推广。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篇4
关键词：乡村振兴；协商民主；制度化
乡村是我国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效果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和稳定，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当前，以基层协商民主为着力点，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打造新时代宜居宜业宜游的农村新面貌，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紧迫任务，对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基层社会新格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与重大现实意义。
一、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历年来，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好、发展好人民民主的责任担当在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八项规定”起航，积极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来增进了解、加深理解、消除误解、取得谅解，努力凝聚思想行动上最大的共识，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二）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科學民主决策来确定各个产业的正确发展方向。这就需要基层协商民主能够广求善策、广纳群言，将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实际需求和意见建议纳入决策之中，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使党和政府更深入地了解把握社情民意，在理性和包容的基础上凝聚共识，找到乡村产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三）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群体的关系
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会产生诸如环境、健康等方面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不能及时沟通、化解和消除，就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然而，社会安定团结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和前提。当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呈现时，要协调不同社会利益间的矛盾，缓和不同社会阶层、区域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就必须扩大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与愿望诉求的渠道，加大调节治理力度，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实现乡村振兴“含绿量”和“含金量”同步提升。
（四）有利于扩大基层群众有序政治参与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从制度维度看，基层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契合在有序政治参与中能够主动和自觉地就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表达正当、合法、合理的利益诉求，享受协商民主带来的政治权利，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提供更广的政治空间与实践平台。
二、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基层协商民主有了明显的进展，政府更加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建议和意见，以现实的态度、民主的机制推动乡村振兴向前迈进。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基层协商民主还存在诸多不易解决的痛点。
（一）乡村振兴发展压力巨大
当前，“层层压实责任”最终成了“层层压实乡镇责任”。主要表现为问责事项过多，激励举措模糊，导致少数干部不敢为、不愿为；工作内容纷繁复杂，考核方式变动性大；有的部门只注重对上负责，为完成上级任务进行“创新”而增加负担，乡镇面临更多的经济社会发展压力、脱贫攻坚压力、民生保障和社会维稳压力。受访的乡镇党委书记中，31%的认为“上级任务更重”，29%的认为“群众要求更高”，40%的认为“工作举措发生变化”“工作理念发生变化”。
（二）社会协商平台的缺乏
在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只有“民主恳谈会”占37.3%、“民主议事会”占31.5%、“民主听证会”占1.6%、“网络参与平台”占29.6%等几种形式，主要围绕“征地拆迁”占61.3%、“城乡规划”占25.6%、“工程项目”占13.1%开展基层协商，社会协商还存在着明显不足。
（三）社会基础发育不完善
基层协商民主的主要载体是社会组织，通常而言，包括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和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专业协会、工会等等。当前，社会组织的政治素质较低，从协商能力方面来讲，还无法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阶段的发展要求，且自身还存在对政府“体制依赖”、缺乏社会公信力、法律规范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四）缺乏有效的程序设计和制度安排
在基层协商民主运用于政治生活的形式多且灵活，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作为制度形式，协商民主的功效表现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协调利益矛盾，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程序设计不规范、契合度不高、协商机制不完善、调动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没有真正做到程序公正，意见分歧裂度大，难以形成具有代表性和高度认可的理性共识。
除了以上问题，基层协商民主民主在绵阳的实践亦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听取多数人意见和尊重少数人意见的关系问题；二是如何处理协商民主的议事会与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皆应在实践中边摸索、边总结、边创新。
三、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制度核心是政治，制度背景是文化，制度成熟靠实践。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新时代特征为历史方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不断探索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实现方式。
（一）统筹整合资源，牵头基层协商民主工作
从调查情况看，主抓基层协商民主工作的是区（市）县委统战部，具体负责本地区的协商对话工作，但有些职能职责存在与其它部门交叉重叠的问题。加之，各地开展协商对话的活动越来越多，影响力也日渐增加，但是基本都处于各自为政、自主摸索的阶段，没有统的规范，更缺乏法定的制度化要求，导致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不平衡。建议：整合统战部、信访和群众工作局等部门相关工作，形成合力，统筹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工作，形成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有效务实的工作体系。
（二）进一步完善民主恳谈会制度和听证会制度
民主恳谈会和听证会都是近年来在基层兴起的民主参与形式，应当适时对这些基层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赋予法定地位，在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程序固定下来，形成制度化的民主参与形式，这也是对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进行一种有效的制度供给。此外，民主恳谈会和听证会依据不同的规模和主题，其程序和参与规则也应分门别类地予以规定。
（三）完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
村（社区）等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其工作相对而言更为直接地接触到普通公众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利益调节问题，其所接待和受理的意见也多为最实际的利益诉求。从政治过程角度看，一个政治系统要运转良好，需要及时真实地掌握社会情势，而社会公众以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渠道进行意见表达，则是政治系统的“输入”端，是不可或缺的。提出要求的过程被称作意见表达，它是政治过程的起点。因此，要完善基层群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的各种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强化。特别是事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乡村振兴战略，事前、事中、事后必须用工作机制对农民利益表达的内容、范围、方式及时予以反馈回应。
（四）搭建有效平台，匹配基层协商民主的新时代要求
公民有序参与协商的实现，是推动协商民主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在广纳群言、广集民智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选择。规范协商平台，致力于整体布局，形成一套既符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公民参与有序化要求，又适应于国家民主政治进程的程序架构，并实现公民有序参与协商的常态化发展。突出多元化协商，推动专家议政与大众民主相结合。在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中各界专业人士作用的同时，积极推动协商民主工作更好地聆听基层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呼声和反映，要为扩大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政治参与搭建制度平台。突出公开化协商推动各界群众的广泛参与。扩大协商民主的开放度，邀请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列席政协例会，进行平等协商对话；邀请专家学者参加专题协商活动，征求他们的专业意见和建议；进一步组织开展“议事进村（社区）”，为普通百姓发表意见建议搭建平台。
（五）建立和完善社会信任机制
社会信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多管齐下、共同努力和配合。从社会领域来讲，可以尝试从契约意识、法律精神等方面作出努力：一是通过社团的发展唤起社会对信任的追求。不同的人为了实现相同的目标而建立社团，其基础或隐含的前提就是相信他人，涉及对他人的能力、格局等各方面的信任，最终能够与自己一道用团体的行动来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二是健全法制。在信任机制缺失的情况下，需要加强相关的法律规范，对不讲信用的行為和个人实施惩罚，将不守信用上升到违法的高度，而不仅仅是违背社会公德，以此来强制推广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三是通过宣传教育促进社会信任机制。信任从本质上讲是利他的，但是，作为结果，信任又是利己的，从利他的愿望出发而得到利己的结果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能使自己最终受益。特别是道德美德，不能仅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获得，更要加强对它的宣传，形成讲信用才具备美德的社会氛围，在舆的推动下建立社会信任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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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篇5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全省基层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市第十次党代会第四次会议、县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为基础，以提高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为重点，以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和监督为保证，全面提升基层组织治理水平，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干部的执行力和制度的约束力，为推动__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通过开展基层治理行动，推动我街道基层党组织的基础更加稳固，使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不断增强，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彰显，基层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基层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密切。着力健全完善六个体系：基层工作责任体系更加明晰，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基层工作组织体系更加严密，基层党员干部担当有为，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基层各类组织作用充分发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健全，党领导的多元主体参与、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机制逐步完善；基层联系服务体系更加高效，广大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基层工作制度体系更加完备，基层权力运行更加规范；基层基础保障体系更加有力，人财物资源进一步向基层倾斜。
（一）着力构建基层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进一步增强基层干部的法制意识和规矩意识。
1、深化“四民主工作法”。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决策机制，深化以“民主提事、民主决事、民主理事、民主监事”为主要内容的“四民主工作法”，通过引导群众民主提事、决事、理事、监事，对农村重大事务进行讨论决定并实施监督管理，规范村级事务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深入推进村务公开，保障村（居）民的知情权，进一步拓展公开内容，规范公开程序，创新公开方式，突出公开重点。凡属村（社区）的重大问题、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都要及时公开，坚决防止和纠正搞形式、走过场，假公开、不公开的问题。（由组织办、社会事务办、工作组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2、推行法制副主任（副村长）制度。村（社区）配备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制副村长（副主任），不断加强“法制副主任”培训管理工作，健全完善“党委主导、法治主题、部门主抓、村居主体、律师主力”的运行机制。探索推行“法制副厂长”制度，逐步实现基层法律顾问全覆盖。探索建立“掌上法治村居”平台和法治讲堂，继续开展“法律进乡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结合实际建立法律服务团、法治宣讲团，提升基层干部群众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由司法所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3、打造“掌上村务”智能服务新平台。创新远程教育“拇指远教”载体，推广“掌上村务”工作，由各村（社区）党支部不定期向党员和村（居）民发送涵盖时事、政策、学习、生产、村务等内容的手机短信。同时，村（社区）党支部通过短信平台收集党员和村（居）民的意见建议，并以此为依据改进工作方法和措施，实现了党务村务“掌中看”，意见建议“掌上提”，解答反馈“掌上回”，进一步拓宽了党务村务公开和服务群众的渠道，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由组织办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二）着力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作用。
1、严格落实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深化局长驻村工作制度，通过惠民服务队组团式、现场式、挂牌式、包案式“四式”服务，构筑各类政府资源和工作力量集合的服务高地，扩大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面和实际效果。强化领导干部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工作，构建“四位一体”联动机制，落实“五定四全联系法”，推动各部门重心下移服务群众。继续做好“党员责任岗”工作，进一步建立党员干部全参与、基层单位全覆盖的密切联系群众工作格局。（由组织办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2、充分发挥“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联系群众作用。组织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通过领导组团、定期轮值、网络互联互通等方式，到街道和村“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开展联系服务群众活动，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听取基层群众意见建议，反映群众诉求，为群众办好事实事，切实把工作室打造成为“两代表一委员”联系服务群众的平台、收集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由组织办、人大、政协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3、排查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落实“年年排查、年年整顿”的要求，继续排查一批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不断深化“七个一”（制定一个整顿工作方案、安排一名挂点街道领导、选派一支工作组、调整一些不称职班子成员、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安排一笔专项经费、完善一批规章制度）整顿工作机制。要加大力度深入化解社会矛盾，努力解决历史积案，妥善处置，坚持主动治理，努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基层社会的稳定。坚持“一村一策、一村一账”，充分发挥局长驻村工作室驻点团队、“第一书记”、党建指导员作用，充分利用好县和街道财政安排整顿工作的专项经费，提升整顿转化成效，增强服务群众能力。（由组织办、工作组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4、建立流动党员异地服务中心。加强流动党员管理，由流入党员较集中的村（社区）党支部根据流动党员人数和特点，按照“四有”（服务窗口、办公场所、党员活动室和宣传栏）标准建设流动党员异地服务中心。建立整套登记管理台账，指派专人具体负责流动党员服务中心的日常事务，以管理服务为重点，对流动党员开展“信息登记管理、身份核实、组织编入、学习教育、咨询服务、定期代办服务”等工作，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提升管理服务功能。（由组织办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三）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保障力度，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
1、完善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保障制度。建立完善资金稳定、管理规范、保障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保障制度，确保农村基层组织依法有效履行职能。提高村（社区）干部补贴和经济薄弱村办公经费补助，从2015年1月起，在职村（社区）干部按每人每月300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纳入省补助的经济薄弱村办公经费每年补助10万元。（由组织办牵头负责，财政所、民政办、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2、强化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考核。引导基层干部切实履行岗位职责，助推街道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完善村（社区）干部工资绩效考核办法，细分考核层次，要达到全街道“基本称职”村（社区）干部最低比例不低于10%的要求，按“优秀”（90分以上）、“称职”（70-89分）、“基本称职”（60-69分）分别发放全年12000元绩效补贴的100%+1000元、100%、80%绩效补贴，“不称职”的全额扣除绩效补贴，解决好“干好干差一个样”的问题，切实发挥绩效考核导向作用，激励村（社区）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由组织办牵头负责，机关其他各部门配合落实）
3、升级改造村（社区）社会综合服务站。开展村（社区）社会综合服务站升级改造工程，重点对建筑时间长的破旧危房以及无自主产权或一楼面积小于80m2的村（社区）社会综合服务站进行重建改造，对一楼面积大于或等于80m2但总体面积小于或等于200m2的村（社区）社会综合服务站进行加建升级，逐步改善我街道村（社区）办公条件，保障村（居）民正常的活动议事、民生事务办理需求，切实提高村（社区）综合服务的整体水平。（由组织办牵头负责，财政所、社事办、经发办、城建办、国土所和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四）着力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抓住支部书记这个关键，从严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围绕思想政治素质强、科学发展能力强的“双强”型村书记培养目标，突出公道正派有威信、发展经济有能力、维护团结有办法、为民办事有干劲的“四有”标准，用心选好、培养好、管理好支部书记队伍。大力实施“基层组织人才工程”，重点在“问题突出、经济落后、书记长期任职且年纪较大、书记未兼任主任”等4类村（社区），按每村（社区）1至2名的标准挑选培养基层党组织书记后备干部。建立规范的后备干部档案，实行动态管理、跟踪培养、定期考察，加大培育力度，逐步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结构合理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干部队伍。（由组织办牵头负责，工作组、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2、强化村（社区）干部教育培训。构建以高学历培训、基地培训、实践培训、专题培训为主体的培训体系，形成多层次、多形式、针对性强、适应性强的教育培训新格局。加强队伍建设，举办村（社区）“两委”干部培训班，打造一支勇于担当、实干求效的干部队伍。推进村官“双培”工程，力争3至5年内将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大专以上学历比例提高到80%以上。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示范教育作用，定期不定期组织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异地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或组织到先进地区实地考察学习、开阔眼界，进行短期实践培训。（由组织办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3、探索建立党员管理服务新机制。探索流动党员网络化管理办法，建立“网上党员之家”，引导“口袋党员”和流动党员通过网络亮明身份。到2016年，建成全街道党员信息库。建立健全党内关爱长效机制，大力推进“明天希望”、“健康同行”、“关怀暖人”和“情暖夕阳”等党内关爱项目。严把“入口关”，推行发展党员“五榜公示制”，对提交入党申请、确定入党积极分子、推荐发展对象、接收预备党员、预备党员转正等五个环节进行公示，接受监督。认真抓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探索党员队伍纯洁机制。到2016年，基本形成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制度规范。（组织办牵头，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五）着力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1、强化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街道党（工）委要全面履行党风廉
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全面落实主要负责人的“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村（社区）党组织要对村（社区）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对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问题突出或发生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要“一案双查”，严肃追究责任。建立健全村级事务权力清单，规范基层组织权力运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审计监督和管理,规范村级财务管理，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由纪委、组织办、财政所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2、落实抓早抓小抓常的监督管理机制。实施村（社区）干部底线管理，推行村（社区）干部任前廉政谈话制度，开展街道党（工）委书记与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双向约谈活动，做到教育先行，提醒在前，增强村（社区）干部讲纪律守规矩意识。突出抓早抓小抓常机制建设，强化日常教育管理监督，落实“三书”预警告诫办法，对被反映在思想政治、组织纪律、廉政勤政、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村（社区）干部，由纪工委视情况向其发出《函询通知书》；对被举报经核查不属实或基本不属实，但存在工作方式方法问题，或发现不良倾向、尚未造成影响的村（社区）干部，向其发出《提醒通知书》；对不遵守纪律或落实重大决策部署不力的，不认真履职给工作造成一定损失的，存在违纪行为但情节轻微可免予处分的村（社区）干部，向其发出《诫勉通知书》。（由纪工委、组织办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3、充分发挥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作用。全面实行村级班子联席会议制度和党群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规范村级决策程序。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参加或列席村“两委”会。加强对村（居）务决策、村（居）务公开、“三资”管理、工程项目建设、惠农政策措施落实、耕地保护和土地流转以及村（社区）干部廉洁履职等情况的监督。强化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指导，落实村务监督工作各项制度和规范，坚持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每年向党组织和村（居）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制度，接受村（居）民民主评议和信任度测评。（由纪工委、组织办、社事办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4、加强基层干部作风建设。加大对基层干部的日常管理力度，建立完善领导班子分析研判制度，对存在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全面推行农村基层作风巡查制度，驰而不息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坚决防止“”问题反弹。严肃查处基层党员干部、推诿扯皮、吃拿卡要、与民争利、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等问题，坚持抓早抓小，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在基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由纪工委、组织办牵头负责，各村（社区）党支部配合落实）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村（社区）党支部要认真落实从严治党要求，把抓基层治理行动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任务，党支部书记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谋划部署农村基层治理工作。
（二）明确分工，狠抓落实。明确抓基层治理工作的责任清单，细化到人、量化到岗，加强协调配合，及时跟踪问效。要认真履行职责，统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保障基层治理行动扎实有序开展，形成党工委统领、部门参与、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基层治理工作格局。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篇6
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进行了村民自治的有益实践探索，创造了“1+1+X”的村民自治工作模式，是执政党通过领导村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民主治理，是传统治理体制的完善与改进，是解决当前基层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种选项。
浦东；合庆镇；“1+1+X”；村民自治工作模式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7）01-0035-02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赋予和保障广大村民的自治权力。在三十多年的实践与探索中，村民自治围绕“四个民主”展开，即把村干部的选任权交给村民，把重大村务的决定权交给村民，把日常村务的参与权交给村民，把对村干部的评议权和村务的知情权交给村民。不过，在基层群众自治的进程中，党组织如何保证领导核心地位而不至于被边缘化；村民自治如何有效进行而不至于被“去自治化”“无效化”，是当前在思考村民自治工作机制中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为化解难题，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进行了村民自治的有益探索实践。
合庆镇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享受着开发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承受着土地等资源日益紧缺，且由于来沪人员大量涌入带来的环境脏乱差等问题。自2010年开始，合庆镇探索和试点“1+1+X”村民自治工作模式，2011年在全镇各村正式推行。
“1+1+X”工作模式即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工作法。第一个“1”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个“1”是指自治章程，每个村都注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就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经过村民民主决策建章立制，形成符合村实际的自治章程，填补国家政策法规顾及不到的农村具体村务事项的空白，使得村民自治有了具体的、群众公认的依据；“X”是指若干实施细则，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就群众关心的事务如何处置，制定出若干实施细则，如征地安置、集体资产管理、农民建房、土地流转、收支预决算、补贴发放等，把群众关心的公共村务问题都涵盖进去，表决通过后，由村委会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
合庆镇“1+1+X”体现了村民自治的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民主选举――海选，村民代表会议表决机制，村务、村财监督等，户籍居民为主的参与等，同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1+1+X”工作模式的特点。第一，在党建引领中将党建与自治有机融合。在“1+1+X”工作模式中，党总支提议，只不过是提出方案，具体哪些村务大事被提上议事日程还是村民或村民代表根据村里实际需要提出的。党总支不会自己提出或做一些村民不认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在决策过程中，党的意图与自治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村党总支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初步意见和方案，然后两委班子会议讨论。对意见分歧比较大的事项，根据不同情况，可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等方式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商议意见。然后以“党员议事会”为平台，让广大党员参与讨论审议，在经过广泛的参与讨论之后，形成一个更科学、优化的、可执行的方案。最后在村委会的主持下，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让村民代表讨论并表决。表决通过后，在村宣传栏及网站上公示，在由村委会组织实施后，实施结果也及时向全体村民公布。“四议两公开”打破了“书记一言堂”的传统，也有效防止了专断和腐败的产生，正所谓“给老百姓一个明白，给村干部一个清白”。
第二，以具体程序和机制保障基本政治制度的实现。具体而言，用村民自治章程和实施细则来保障基层群众自治制度。“1+1+X”工作模式建立推广之后，更为关键的就是保证机制正常运转、切实发挥可持续性作用。合庆镇党委用“机制”保障“机制”，很好地避免了自治机制的空转或失灵。比如“四议两公开”议事规则，明确规定年度工作目标任务、收（支）预（决）算、10万以上集体投资项目、拆借资金、5万以上集体资产处置、集体企业改制、村民各类补贴福利发放、村建设规划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必须走“四议两公开”程序，努力确保各项制度的执行落地。
第三，自治的目的在于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村民自治的共性问题面前，合庆镇基层自治的效果最终体现为治理能力的提升。即通过“1+1+X”工作模式，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进行了逐步化解。
（二）“1+1+X”对村民自治工作方法的创新。“1+1+X”村民自治工作模式是在自治框架下开展有效治理的工作模式。也就是说，它是村级工作运行机制的创新，而非村级管理体制的变革。那么，这一工作模式的效果在哪里？其最大效用就在于，较好地将党的领导、村民选举与村民重大决策参与整合起来了，从而提高了基层的治理能力。因此，合庆镇的“1+1+X”工作模式其实是执政党通过领导村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民主治理，是传统治理体制的完善与改进，是解决当前基层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种选项。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今天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效果如何呢？目前，村民自治既面临着老问题，又出现了新挑战。鉴于此，我们提出完善村民自治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合理界定和实施党组织与基层政府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利。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提到执政党，用了“领导、支持、保障”；在基层政府，用了“指导、支持、帮助和不得干预”。由此可见，村党组织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一是对政策法律的宣传和指导；二是对违法违规现象的监督；三是对村委会班子的思想教育与对不同意见的协调。党组织直接或随意否决、干预村委会是一种侵占村民自治权的表现。党和政府要把握好“度”，过犹不及，在今天，这需要基层领导者的法制意识、权力自律与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尊重，来更好地推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开展。
（二）要鼓励真正的协商。在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商量的过程就是协商的过程，这也是推动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要鼓励“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由村民表决。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村民就村里的重大事项展开表决，有利于推动基层群众自治。
作者王瑞红系上海党建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建勇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赋予和保障广大村民的自治权力。在三十多年的实践与探索中，村民自治围绕“四个民主”展开，即把村干部的选任权交给村民，把重大村务的决定权交给村民，把日常村务的参与权交给村民，把对村干部的评议权和村务的知情权交给村民。不过，在基层群众自治的进程中，党组织如何保证领导核心地位而不至于被边缘化；村民自治如何有效进行而不至于被“去自治化”“无效化”，是当前在思考村民自治工作机制中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为化解难题，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进行了村民自治的有益探索实践。
合庆镇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享受着开发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承受着土地等资源日益紧缺，且由于来沪人员大量涌入带来的环境脏乱差等问题。自2010年开始，合庆镇探索和试点“1+1+X”村民自治工作模式，2011年在全镇各村正式推行。
“1+1+X”工作模式即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工作法。第一个“1”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个“1”是指自治章程，每个村都注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就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经过村民民主决策建章立制，形成符合村实际的自治章程，填补国家政策法规顾及不到的农村具体村务事项的空白，使得村民自治有了具体的、群众公认的依据；“X”是指若干实施细则，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就群众关心的事务如何处置，制定出若干实施细则，如征地安置、集体资产管理、农民建房、土地流转、收支预决算、补贴发放等，把群众关心的公共村务问题都涵盖进去，表决通过后，由村委会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
合庆镇“1+1+X”体现了村民自治的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民主选举――海选，村民代表会议表决机制，村务、村财监督等，户籍居民为主的参与等，同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1+1+X”工作模式的特点。第一，在党建引领中将党建与自治有机融合。在“1+1+X”工作模式中，党总支提议，只不过是提出方案，具体哪些村务大事被提上议事日程还是村民或村民代表根据村里实际需要提出的。党总支不会自己提出或做一些村民不认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在决策过程中，党的意图与自治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村党总支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初步意见和方案，然后两委班子会议讨论。对意见分歧比较大的事项，根据不同情况，可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等方式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商议意见。然后以“党员议事会”为平台，让广大党员参与讨论审议，在经过广泛的参与讨论之后，形成一个更科学、优化的、可执行的方案。最后在村委会的主持下，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让村民代表讨论并表决。表决通过后，在村宣传栏及网站上公示，在由村委会组织实施后，实施结果也及时向全体村民公布。“四议两公开”打破了“书记一言堂”的传统，也有效防止了专断和腐败的产生，正所谓“给老百姓一个明白，给村干部一个清白”。
第二，以具体程序和机制保障基本政治制度的实现。具体而言，用村民自治章程和实施细则来保障基层群众自治制度。“1+1+X”工作模式建立推广之后，更为关键的就是保证机制正常运转、切实发挥可持续性作用。合庆镇党委用“机制”保障“机制”，很好地避免了自治机制的空转或失灵。比如“四议两公开”议事规则，明确规定年度工作目标任务、收（支）预（决）算、10万以上集体投资项目、拆借资金、5万以上集体资产处置、集体企业改制、村民各类补贴福利发放、村建设规划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必须走“四议两公开”程序，努力确保各项制度的执行落地。
第三，自治的目的在于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村民自治的共性问题面前，合庆镇基层自治的效果最终体现为治理能力的提升。即通过“1+1+X”工作模式，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进行了逐步化解。
（二）“1+1+X”对村民自治工作方法的创新。“1+1+X”村民自治工作模式是在自治框架下开展有效治理的工作模式。也就是说，它是村级工作运行机制的创新，而非村级管理体制的变革。那么，这一工作模式的效果在哪里？其最大效用就在于，较好地将党的领导、村民选举与村民重大决策参与整合起来了，从而提高了基层的治理能力。因此，合庆镇的“1+1+X”工作模式其实是执政党通过领导村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民主治理，是传统治理体制的完善与改进，是解决当前基层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种选项。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今天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效果如何呢？目前，村民自治既面临着老问题，又出现了新挑战。鉴于此，我们提出完善村民自治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合理界定和实施党组织与基层政府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利。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提到执政党，用了“领导、支持、保障”；在基层政府，用了“指导、支持、帮助和不得干预”。由此可见，村党组织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一是对政策法律的宣传和指导；二是对违法违规现象的监督；三是对村委会班子的思想教育与对不同意见的协调。党组织直接或随意否决、干预村委会是一种侵占村民自治权的表现。党和政府要把握好“度”，过犹不及，在今天，这需要基层领导者的法制意识、权力自律与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尊重，来更好地推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开展。
（二）要鼓励真正的协商。在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商量的过程就是协商的过程，这也是推动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篇7
一、总体思路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按照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市委四届四次全会、全市组织工作会议、县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和全县组织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抓手，持续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化“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人民心向党”实践活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扎实推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按照“统筹谋划、分类实施、无的要有、有的要强、强的要优”总体思路，紧紧围绕提升组织力、强化政治功能，统筹布局领域基层党建、推进重点任务落实、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夯实党建工作基础、创新理念方法载体，大力弘扬“跨越发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精神和“头顶理想、脚踩泥巴、心中有民、手上有招，创新干、团结干、拼命干”的“临沧作风”和县委“要快、要苦、要实、要狠，要敏锐、要坚定、要有办法”的有关要求，在项目推进、清单式管理、标准化建设、常态化指导、系统化考核、制度化巩固上下功夫，着力对标准、强规范，抓重点、全覆盖，补短板、破难题，重落实、促实效，求创新、提质量，建设“沧江铁军”的“永德标兵”，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永德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二、重点工作
（一）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着力在加强政治建设上创新提质。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真贯彻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切实抓实党内学习教育，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按照到边到底到心的要求，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和中央省委市委保持方向一致、步调一致、同频共振。
1.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的部署要求，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四个维护”，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引领全县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坚持和发扬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成功经验，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2.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把《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和有关扫黑除恶的指示精神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和主要领导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带头带领学习，在带头以学促行、做合格党员上做示范。坚持分类指导，区分各类党组织和党员之间的实际情况，分层分类分岗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提出针对性措施。
3.不断深化“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人民心向党”实践活动。认真贯彻《关于开展“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人民心向党”实践活动的意见》，以理想信念、知党恩感党恩、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教育为载体，充分发挥各类示范教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讲习所、村史室等平台作用，让各级党组织成为“党的光辉照边疆”的桥梁和纽带，让广大党员和干部成为“党的光辉照边疆”的使者、责任人和实践者，让各类项目成为“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载体，教育、引导、塑造各族群众更加自觉地向党中央看齐、向总书记看齐，热爱党中央，热爱总书记。
4.切实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突出抓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教育培训，把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作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解决理想信念动摇、党的观念淡漠、宗旨意识淡化等问题；以鲜明态度讲政治，将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要求贯穿于党员干部学习工作生活方方面面，解决违背“四个服从”、不信任组织、搞人身依附等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解决党内组织生活表面化、形式化、娱乐化、庸俗化等问题；严格贯彻八项规定、严明纪律强化刚性约束，解决有纪不依、执纪不严、违纪不究等问题。
（二）以党支部规范化建设为支撑，着力在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上创新提质。
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确保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把抓好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标准，建立创建、考核、评选、奖励、惩处工作机制，提高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质量。力压实党委主体责任，把党支部建设作为重要的基本建设，定期研究讨论，加强工作指导；压实党委书记带头建立党支部工作联系点的第一责任，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党委每年至少专题研究党支部建设2次，每半年对党支部建设情况至少分析研判1次，党委书记至少挂钩党支部工作联系点2个。进一步强化党支部“五基本”建设，夯实基层组织体系的根基，不断提高基层组织体系建设质量。严格实行“规范化建设达标党支部”动态管理，持续巩固提升2018年达标创建成果，2019年实现党支部达标80%以上目标。
5.围绕强化政治功能，进一步健全基本组织。持续深化拓展“战斗堡垒工程”，结合实际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优化组织设置，理顺组织关系，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实现全覆盖。对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民办非企业，要成立党支部。对正式党员不足3人的，要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联合党支部覆盖单位一般不超过5个；建立和落实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支部工作机制。通过建强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切实加强党组织对行政组织、经济组织、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各类组织的政治领导。
6.围绕提高整体素质，进一步聿强基本队伍。持续深化拓展“先锋模范工程”，结合不同领域实际，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突出政治标准，采取多种方式，选拔符合条件的优秀党员担任党支部书记。把党支部书记的教育培训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分层分类开展全员轮训，对新任党支部书记进行任职培训。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程序、严肃纪律，发展政治品质纯洁的党员。注重从产业工作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中、少数民族和在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提高发展党员质量。
7.围绕增强工作实效，进一步开展基本活动。强化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炼，丰富内容、创新方式，切实增强组织生活实效。规范开展支部主题党日，结合“三会一课”制度，在进行政治学习、交纳党费、过“政治生日”、评定积分等基础上，把主题党日与民主议事、志愿服务、民情恳谈、走访慰问、公益活动、破解难题相结合，着力打破“会议室”局限，探索开展开放式主题党日、创意型组织生活，既注重氛围庄重，又注重形式多样，不断增强组织活动的吸引力和内在质量。注重把开展支部主题党日与运用“云岭先锋”app融合起来，实现线上、线下有机结合、互为补充。
8.围绕实现常态长效，进一步落实基本制度。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围绕推动党支部工作常态化长效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加强对党员的政治学习、政治教育、政治训练，确保党的组织生活经常、认真、严肃。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严肃党的纪律，增强生机活力。
9.围绕夯实基础，进一步强化基本保障。致力大抓基层，建立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党费补充、社会支持等多渠道投入的党建经费保障机制，不断强化钱往基层投、政策往基层倾斜，为党支部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三）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着力在加强各领域基层党建上创新提质。坚持分领域统筹推进、分层次组织实施、分类别具体指导，系统推动社会组织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决策部署中的领导作用。
10.坚持加强领导、发挥作用，着力提高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质量。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着力提高社会组织党建质量。要强化政治引领，以发展经济促脱贫、反对分裂促稳定、促进团结增活力、促进工作当先锋为重点，推动社会组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全面提升，形成服务中心、比学赶超、争创一流的良好氛围。要以“整县提升、整乡推进、百村示范、千组晋位”为抓手，加强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积极引导各行业优秀人才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组织发动党员群众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1.坚持服务中心、建设队伍，着力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量。突出政治建设，落实党委党建领导责任，加强党建工作。以支部为重心，以支部书记履责为抓手，以“三会一课”为载体，加大机关党建“灯下黑”问题整治力度，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出思路、想办法、抓推进、勤督查，充分彰显“有信念、有思路、有激情、有招数，敢担当、敢开拓、敢负责、敢创新”“四有四敢”的鲜明特质。重视和加强离退休干部职工党组织建设，把离退休干部职工有效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发挥作用。
12.坚持统筹协调、聚焦重点，着力提高社会组织党建质量。加大党建工作指导力度，提高社会组织党建质量。健全领导体制和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党委统筹协调作用，以提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质量为重点，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严格落实社会组织党委述职制度。探索建立社会组织党建考核评价机制，压实重点行业部门党组织领导责任。建立健全党建指导管理制度，以制度管人，用制度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党建质量提升。
（四）扎实开展4项专项整治，切实解决基层党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对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发展党员违规违纪、党员信教、落实组织生活制度不严肃和基层党建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顽疾”开展专项整治。把中央、省委巡视发现问题的整改要求落实到位。
13.开展发展党员工作问题专项整治。通过整治，规范发展党员工作程序，严格落实政治审查、及时宣誓、按期转正等制度，进一步加强预备党员和新党员教育管理；防止和解决发展党员弄虚作假、“近亲繁殖”“人情党员”“带病入党”和入党程序“层层加码”等违规违纪问题，切实规范发展党员工作。
14.开展党员信教问题专项整治。全体党员中开展“公开承诺行动”，加强部门联动，统筹协调组织、统战、民宗等部门，共同对党员信教问题开展全面摸底排查、综合分析研判、进行专项整治，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纪律教育，教育、转化和处置信教党员，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立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对党员侵害的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
15.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落实组织生活制度问题专项整治。针对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落实组织生活制度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等问题，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落实组织生活报备、报告、通报、处理机制，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增强党的意识，牢记党员身份，带头自觉、按时参加党组织活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普通党员作出示范。
16.开展基层党建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专项整治。对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文山会海、口号式党建、数字达标、材料美化，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调研蜻蜓点水等形式主义；对层层压实责任变成层层下移责任、挂帅不出征、挂名不做事、挂点不联系、挂钩不帮扶，只发文部署、不深入指导等官僚主义进行专项整治，推动形成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
三、组织保障
各党支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把“基层党建创新提质年”作为2019年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督促基层党组织采取具体措施，狠抓落实，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一）压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各党支部要认真履行抓基层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党支部书记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领导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切实加强对基层党建工作的领导、指导和监督，把责任压实、把考核抓实。健全完善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落实体系，对基层党建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统筹开展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强化结果运用。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篇8
我市围绕村民自治深入开展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进一步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在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市有两个村被命名表彰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另有72家村（社区）受到省、命名表彰。我镇兴宁社区被省命名，广陵社区、北肖村被命名，通靖村、曹市村、新圩村、宁界村、木行村己申报为市民主法治合格村。为进一步巩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成果，推广示范村（社区）的创建经验，根据《法治建设纲要》及省、有关通知精神，结合实际，决定在全镇深入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合格村达标验收活动，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依法治国方略，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合格村达标活动为载体，进一步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完善和落实村民自治制度，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促进法治合格市的建成提供基础保障。
二、总体目标
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村级各组织之间职责明确，关系协调；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普遍增强，农村基层干部民主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明显提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到2014年底前，全面达到民主法治合格村。
三、工作任务
认真按照文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要求，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各项制度，着力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按照“四民主、两公开”的要求，加强基层组织自身建设，民主管理村级事务，保证群众的自治权利。
落实民主选举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村党支部、村委会都要按期举行换届选举，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真正把那些政治坚定有理想，发展经济有本领，处事公道有威信，解决问题有办法的人选进村级领导班子。
规范民主决策程序。村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健全村民议事制度，制定议事规则，明确议事内容和范围。严格执行党员大会、村民会议或代表会议制度，凡属于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都实行民主决策。
完善民主管理机制。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由全体村民讨论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对村民的权利和义务、村级各类组织的关系和工作程序，以及经济管理、社会治安、村风民俗、婚姻家庭、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要求，作出具体明确、便于操作实施的规定，并严格按自治章程管理村级事务。凡需民主管理的地方，都要依法建章立制并认真落实，做到有制可依，按章理事。
加大民主监督力度。完善和落实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民主评议干部制度和村委会报告工作制度。经过村务监督小组或村民理财小组审查的村务财务各项内容，及时张榜公开，每季不少于一次。对村委会及其成员进行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对评议不称职的村干部应予以调整或罢免。村委会要向村民会议或代表会议报告工作，自觉接受民主监督，改进工作不足。
切实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认真组织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紧密结合基层生产、生活、工作实际，运用多种有效方式，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对象，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农村干部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使广大群众学法知法，履行应尽义务，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要以“八个一”为中心内容（即：即一套普法制度、一个法制宣传栏、一所法制学（夜）校，一家法律书屋（阅览室）。一支普法骨干队伍、一本法制教育读本，一张维权联糸卡，一档讲座。）完善农村普法工作的载体，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增强他们的法制意识。
加强村级调解组织建设。建设好村级调解室，配齐配强调解人员并定期开展培训。定期排查民间纠纷和不安定因素，善于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思想教育的手段，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纷争，维护基层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实施步骤及要求
宣传发动阶段（2014年上半年）。各村要对村民自治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制定整改措施。
全面实施阶段（2014年6——8月）。依据活动意见和本地达标计划，全面组织实施，做到突出重点，点面结合，分类指导，全面推进。各村要按照“四民主两公开”的原则要求，对照考评标准，逐项落实，全面实行村民自治。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篇9
关键词：派；政治参与；组织化
中图分类号：D6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1-0030-06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程度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派的政治参与指各派及其成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等政治活动[1]，表达自己党派及所代表阶层群众的利益主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运行和决策过程的实践活动。提高派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既是转型期社会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派生存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派政治参与组织化的价值分析
政党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机制。派作为参政党，只有强化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尽可能将广大成员的力量凝聚起来，发挥整体的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其所代表和联系群众的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参政党功能。
（一）提升派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是发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客观要求
“所有的政府最终都会‘腐化’，但有一个是例外，这就是参与性政治体系。”[2]政治参与是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党外人士的政治参与主要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制度平台。“领导力量一元化”特征保证了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以及社会各阶层、群体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规范性。同时，其结构的“多元”特征又使政治系统保持适度的开放，各种利益群体能通过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政党，把其利益要求、政治诉求反映到政治体系中来，体现了较强的吸纳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政治的能力。但这一优势能否充分发挥，特别是多元主体的政治参与能否真正有序、有效地表达其所联系的利益群体的要求，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派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一般说来，组织化程度越高，汇聚其所联系阶层群众政治意愿和诉求的能力就越强，对现有制度资源的利用也越充分，政治结构的多元参与性特征也越明显和有效；反之，组织化程度越低，现有制度资源就越容易分散，其参与的多元性、有效性也就越打折扣。因此，提高派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能够充分发挥政治结构中“多元参与”的积极作用，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促进政治体系中需求信息的输入与政策产品的输出，最终达到扩大其有序政治参与的目的。
（二）提升派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是适应转型期社会的迫切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产生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利益出现了新的分化，利益矛盾冲突较多，但我国公民社会尚处在不发达阶段，各阶层的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经常处于个性化的、未经整理的状态，迫切需要媒介加以整理和消化，然后输入各级党委、政府，反映多元性的社会需求。派作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特定的政治团体，与许多新兴社会阶层有着历史的、天然的密切联系，无疑是民众与党委政府的有效媒介或桥梁。因此，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派作为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代表，他们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直接关系到各新兴阶层政治诉求的整理、消化和表达的有效性。派顺应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迫切要求，健全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机制，使广大的派成员及其联系的群众通过其组织有效实现自己的参与和表达。这既有利于共产党和政府在社会转型时期能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其它渠道不易掌握的社会心理、社会动态及潜在的矛盾因素，以调整决策方式和决策意见，协调好利益关系，又有利于各派在新时期更好地保持自身特色，紧密联系所联系的群众，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提升派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
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经验来看，政治稳定离不开有效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亨廷顿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政治公式：政治不稳定=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3]。政治稳定从根本上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我国多元利益主体正逐步成长，并日益表现出政治参与的热情。相比之下，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不高，高涨的参与愿望与参与的制度化不足，可能导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失序。要提高参与制度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提升组织化程度。有组织的参与是克服被迅速激发起来的多元而分散的社会参与热情所导致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无序与紊乱的有效手段，也是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实现社会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重要举措。而派恰恰可以利用其既有优势，在组织化程度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上，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和示范力。在此背景下，派提升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水平，扩大自身的政治参与，使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通过这一制度化的方式广泛、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把社会各方面的各种政治诉求和利益要求输送进决策部门，使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能够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得到妥善解决，从而有利于减少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二、当前派政治参与组织化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派政治参与的途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拓宽，其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也有所加强，例如一些派在组织机构中增设调研室、联络处、研究室，承担有关政治参与的日常组织工作和联系协调工作，发挥执行、参谋和服务的职能；一些派成立了专门的政治参与委员会，组织成员开展各种参政议政活动；一些派建立了省（市）与县市区两级组织的联席会议制度，协同组织相关的调研活动，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到固有层级结构、有限沟通手段等因素的制约，派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总体上仍然不高，不同派的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也呈现明显的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派对成员政治参与的组织力度仍显不足
一是参政信息通报不够。各派尽管通过刊物等途径为成员提供了一些政治参与信息，但对提升成员政治参与能力的有效信息供给不多，且提供不够及时。党派刊物主要还是介绍本党派的一些活动信息，通过支部活动进行情况通报。虽然省市党派机关建立了网站，但是网站信息量普遍不大，而且更新不够及时，成员对参政所需各种信息了解程度不够，从而制约了其有效参与。
二是培训面较为狭窄。派成员具备一定的专业背景，有的甚至是某些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政治素质相对偏弱，政治参与的知识储备不够。有效的政治参与往往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正是提高他们这些能力、促进他们政治参与水平提高的有效途径。目前，尽管每年许多省市统战部门组织派骨干分子进行培训，但参与面非常有限。调研显示，大多数党派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对参政议政能力培养不够重视，派基层成员参加培训的几率很小，政治参与的相关知识、能力仍然较为欠缺。
三是党派成员政治参与的实践机会较少。尽管近年来派领导班子和政协、人大代表等参与谈心会、调研会的机会增多并呈现出常态化趋势，但政治参与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各类代表、委员、党派负责同志政治参与机会多，而大部分基层党员意见反映、诉求表达等渠道仍然很少。从笔者调研看，一些有派基层组织的单位在重大决策之前几乎不征求派基层组织的意见，使其建言献策的作用不明显。此外，派成员分散在各个单位，开会时间较难协调统一等因素，造成了一些基层组织活动的随意性和被动性。有些基层派支部甚至一年没有召开几次支部会议，有的支部负责人更换了，不少党派成员也不知道。
四是在网络日益成为政治参与重要形式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成员通过互联网掌握讯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但是，从公开了解到的情况看，以派组织的名义通过互联网组织本党派成员对当前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探讨、征集对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以及组织其他政治参与的做法仍然不多。
（二）派政治参与呈现明显的个人化特征
派在人大、政协、政府等部门进行政治参与，表现为由党派推选的骨干成员代表党派参与协商、谏言献策。骨干成员被推选出来代表组织参政，本身是组织授权的履职行为，应该体现组织意图和党派成员的具体要求。但实际上在党派成员参政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组织化程序要求，常常出现个人意志游离于组织意志之外，甚至出现背离的情况。一些党派成员政党代表意识不强，没有将自己作为党派组织的代言人，没有能够较好地吸取党派基层党员意见，发挥党派整体功能，其参政议政效果往往受制于其本人的水平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认知和对相关信息了解的程度，提出的意见、建议显得较为狭窄。个别代表有参政议政任务时往往临时“抱佛脚”，没有调查研究和深入基层了解普遍要求，提出的提议、意见和建议不是从全局的角度或所代表阶层民众需求的角度来参政议政，而是站在少数或者个别部门、行业甚至个人的角度来参政议政，其政治参与背后获得的民意支持必然不够，参政议政效果必然不佳。因此，规范授权过程和参政行为，如何使骨干成员代表更好地代表其组织整体的水平和要求进行参政，亟待完善。
（三）派组织化参与的运行机制不健全
虽然各派都意识到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也加大了对政治参与建章立制的力度，但由于种种原因，派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机制建设仍滞后且不系统，具体表现在：一是缺乏各类代表人士与其他成员定期联系、沟通的机制。一方面，党派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人员等因工作繁忙且缺乏联系基层党员的机制约束，派基层组织的构建又相对松散，而不能把参加政协、人大、协商会等过程中相关信息及时传达到党派基层党员之中。另一方面，基层成员的愿望和诉求缺乏有效的收集机制而无法及时地传达到党派决策者和各类代表人士中，使党派参与在现实中演变为个人参与，极大地降低了政治参与的质量。二是政治参与缺乏有效的保障和激励机制。从目前调研的情况看，参加调研、撰写调研文章和提案还停留在部分参政意识较强的“精英”式人物凭感情干事上，相关评价考核激励机制缺乏。党派成员都有本职工作，都是利用兼职时间参加政治活动，容易受各种条件制约。如果没有对政治参与的评估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很难发挥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难以形成组织的整体合力。三是党派对其所联系群体的利益表达和汇总机制尚不健全。派本身就是各自对应阶层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的重要渠道。这种利益表达和代表，既可以提升其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能力，也可以满足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要求。然而，调查显示，派成员在履职过程中与其代表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尚缺乏足够的组织化联系，与其所代表社会阶层和群体联系不够紧密。
（四）党派纵向、横向政治参与的协作较为欠缺
从地方派的实际情况来看，单个党派、单个组织的人力、财力、物力还是比较有限，需要加强纵向、横向的协作来更好地发挥作用。目前在纵向上，党派上下级组织的沟通合作机制不健全。许多党派没有建立定期上下级工作联系机制，在政治参与中难以发挥合力作用。同时，由于派组织相对来说比较松散，协调派上下级组织工作关系，增强党派与成员之间的联络、沟通、合作等方面，都需要通过派机关来进行。由于受人力、物力的限制，派机关对政治参与的推动、统筹、协调、服务作用有限，很难经常性开展更多的活动，特别是对下级基层组织的指导联系往往不多，如某基层支部负责同志谈到，该党派市委有专门联系他们支部的联络员，但往往还兼着其他很多工作，如果不是他们主动联系邀请他来参加活动，联络员基本不会主动联系他们。这制约了派政治参与纵向合作的深度。在横向上，由于各党派地方组织之间在领导思路、资源掌握、相关制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机制相对较弱，因此相互之间本来就不够充实的资源就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和交流。各党派的政治参与只能局限于本组织熟悉的专业、领域和范围，长此以往导致思路得不到开阔，政治参与能力得不到提高，缺乏创新力和实效性，难以适应当前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三、推进派政治参与组织化的建议
（一）健全组织网络，强化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意识
建构一个层级结构灵活、信息交流通畅的组织网络，有利于提高党派工作的组织化程度。因此，首先要强化组织网络建设。以充实派现有组织为依托，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设立和完善各种专业委员会。委员会逐渐汇集党内一批专家和社会活动人士。各专业委员会可每年承担一定数量和难度的专题调研任务，负责提出较高质量的参政议政建议和批评意见。其次，加强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夯实政治参与组织化的基础。如明确规定党派基层组织每年的活动不能少于4次；通过党派机关刊物、简报、网站等形式及时把一些政策信息传递给每位成员；开展每人每年就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提几条批评意见或建议活动，通过收集、整理、筛选，将较好的建议或意见以政协委员提案、人大代表议案及情况信息反映等形式逐级上报或直接上报；定期举行“议政会”，在会后完成社情民意上报，并由上级组织对支部调研课题报送率、课题完成率、反映社情民意的党员参与率进行考核，从而对基层组织的政治参与工作施加压力。再次，要提高党派成员的政治参与组织化意识。政治参与组织化不仅是一个有多少人政治参与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怎样政治参与的问题。派机关不能满足于简单的上情下达，而要组织党派成员定期培训、学习政治参与的理论知识，定期组织参政议政经验丰富的同志向其他成员介绍相关知识，围绕政治参与的心得进行交流讨论，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政治参与知识、参政技巧和技术，熟悉政治参与的运作规则，把握政治参与的基本规律。此外，还应加强对政治参与实践的引导和锻炼，精心筹划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如“支部议政日”和支部课题调研等，调动党派成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逐步形成“参与型文化”。
（二）完善授权机制，加强各党派对其代表人士的管理
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各类代表人士的派成员是参政议政的骨干，其履职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党派的履职成效。因此，首先要改进各类代表的产生机制。逐步完善党派内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产生的程序，拟推荐的委员或代表人选应在本党内公示，使非委员都知道本党派的委员，以便需要时可以通过委员去提交提议。条件成熟的还可以探索竞争机制、直选机制，最大限度保证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较强、水平较高、有敬业和奉献精神的成员担任各类代表人士，从而建立起一支精干的、具有一定政治素质和专长的政治参与工作队伍，促使他们当好界别群众的代表，将社会分散的意见建议集约表达。其次，探索建立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联系支部制度。作为委员、代表都是各界别的精英人物，均有繁重的本职工作。要探索委员、代表如何挤时间去联系其他成员；如何运用现代通信工具加强与其他成员的联系与沟通；如何聘用助手，协助自己整理民意、收集资料，对其中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上升为具体的制度规范，以制度创新推动保障代表性，如出台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系支部办法》，明确规定代表、委员每年参加所联系支部不应少于2 次，定期向党派成员介绍国家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宣传和解释各级政策和自己的履职情况，既使他们的工作为全体党派成员所了解，也拓展代表、委员了解社情民意的渠道，提升代表、委员履职的针对性。再次，通过支部“议政日”大讨论等活动，发动广大党派成员讨论代表、委员正在关注的重点问题，及时补充、修正代表、委员对正在关注重点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从而增强代表、委员提案建议的代表性。
（三）规范运作程序，使内部充分参与成为对外协商的前置程序
如果没有合理的工作机制，派的人才智力优势就无法转化为政治参与的整体优势。因此，可逐步探索建立这样的一些机制以规范政治参与的程序：一是成员提议的吸纳机制。派成员的提议能够通过网络、支部讨论上报、直接书面递交等方式由派机关专人收集，汇总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手里。这样非委员也就间接地可以进入政协、人大制度渠道，将会极大地调动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二是成员意愿的反映机制。党派各类代表和组织定期接待听取所联系群体的意愿和要求，尽可能地从提议与诉说中发现合理成分，有的可成为或者部分吸收进参政议政的议题、民主监督的依据，从而构建和加强与所联系群体的联系。三是调研报告、议案的意见征求机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党派一些骨干分子撰写的调研报告、议案在选题和修改环节都可以召开座谈会，听取党派其他成员意见建议，也可以建立以派成员为终端信息单元的信息采集、系统，利用互联网平台征求所联系群体的建议，以打破区域、职业、身份的限制，吸引一批关注课题的成员进行研讨交流，使其最后成果成为能够真正代表党派的声音，能够更好地反映其所联系阶层的利益。
（四）发挥合力作用，加强派横向、纵向的沟通与协作
派的政治参与要取得较好的效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需要注重与党派横向、纵向的合作。一是建立健全党派上、下级组织政治参与工作的协调机制，如省市成立有下级组织主委和骨干分子参加的专门委员会，每年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专题联合调研。党派的上级组织把一些工作和活动有意识地下放到基层。这些工作交流、联合调研等可加强整个区域的政治参与组织化。二是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派地方组织所拥有的人才、资料和信息等各种资源较为有限，要使现有资源发挥最大作用，派地方组织可以探索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在上下级组织和跨地区组织建立起联系、联席制度，强化派各个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使派上下级组织之间、跨地区组织之间、同一地区不同党派直接交流探讨，共同提高参政能力和水平，实现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交流，不断吸纳和整合派的内部力量，使派整体优势得到最大的发挥。三是开展各派联合调研、联名提案。当前中共党内聚集了各种人才，而且政策制订往往不是一个方面，而可能涉及到几个方面、不同领域。因此在调研中不少派成员谈到光靠本党力量，往往很难提出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举措。而八个派各有优势，恰恰可进行跨党派联合调研，特别是对于全局性、战略性问题，重大热点、难点问题组织联合攻关，可以课题化、专业化形式将各党派力量聚合起来。这是提升派政治参与整体效益的有效方式。此外，还可以通过政协和各种协商会等提供的平台，建立党派之间定期交流沟通机制，在更大范围内汇集各党派的真知灼见，使建议、提案更具科学性。
参考文献：
[1] 李朝林.增强派政治参与的有序性[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6）：18-21.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篇10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中央和省、市、区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政策措施的落实，结合纠风专项治理任务，坚持标本兼治、纠建并举、突出重点、务求实效的方针和“谁主管谁负责”、“管行业必须管行风，抓机关必须抓基层”的原则，以“五服务”（服务企业、群众、基层、项目和人才）为重点，以实现“三帮”（帮企业渡难关、帮基层解难题、帮群众办实事）为目标，以社会的广泛参与为基础，以企业和群众满意为标准，扎实开展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民主评议活动，为我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共建和谐社会，实现新一轮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组织领导
（一）健全组织机构
在区委、区政府和区行风评议工作领导小组、依法治区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在区行评办及依法治区办的组织、指导、监督下，各有关部门和行业（单位）成立“政风行风建设及规范基层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部门和行业（单位）的政风行风和执法规范化建设。
（二）建立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队伍
1、区行评办、依法治区办从社会各界选聘16名人员组成区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队伍，在区行评办、依法治区办的管理和监督下，对部门、行业（单位）和所属基层站、所、院、校、服务（办事）窗口及其工作人员的作风和执法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实施民主评议。
2、被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可从社会各界聘请4名以上人员组成本部门、本行业（单位）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队伍（可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派成员、人民团体工作人员、企业代表、服务对象等组成，其中服务对象不少于2名），组织他们对本部门、行业（单位）和所属基层站、所、院、校、服务（办事）窗口及其工作人员的作风状况、规范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暗访、评议和测评等工作，查找问题和不足，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3、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实行一年一聘，根据需要可以续聘，在聘任期内不得兼任被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的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等类似工作。监督员所在单位应对其参与评议工作给予支持。
三、评议对象和内容
（一）评议对象
民主评议的对象包括所有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重点是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执法、经济和社会管理部门及公共服务行业。按照市行风办统一部署，从年开始，实行一年重点评议行业（单位），一年重点评议部门的制度。
1、年重点评议的行业及基层单位：区属中小学、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旅游等行业（单位）以及年拟评议部门的基层站、所、服务(办事)窗口和区行政服务中心。
2、年重点评议的部门：区建设局、区科技局、秦淮公安分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区物价局、秦淮工商分局、秦淮质量技术监督分局、秦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区环保局、区市容局（行政执法局）、区房产局、秦淮国税局、秦淮地税分局。
基层执法评议工作，按照区行风评议部署统一步骤实施，年重点评议部门的基层站、所、服务(办事)窗口及区行政服务中心。
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民主评议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常态性工作。无论是否列入年度重点评议的部门和行业（单位），每年都应按照中央纪委，国务院、省、市纠风办和区委、区政府的部署以及本《实施意见》的要求，认真制定工作责任目标，将民主评议工作与本部门、本行业（单位）的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考核；每年都应开展自查自纠，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措施，限期落实整改。
（二）评议内容
民主评议工作应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五服务”和“三帮”要求，结合纠风专项治理任务与法治建设目标、企业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重点评议以下内容：
1、评议行业（7项）：依法经营，事务公开，办事高效，便民惠民，践诺守信，廉洁从业，文明服务。
2、评议部门（8项）：依法行政，规范执法，政务公开，办事高效，便民惠民，践诺守信，廉洁从政，文明服务。
四、实施步骤和方法
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民主评议工作，实行统一组织、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分类评议、综合评定的方式。原则上每年5月启动，至11月底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5月—7月上旬。
1、7月10日前，召开全区—年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民主评议工作动员大会进行部署。
2、7月10日前，重点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以电子表格和纸质件向区行评办、依法治区办报送下列有关资料：
（1）《—年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民主评议工作实施方案》。
（2）政风行风建设及规范基层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人、联络员、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常用电话、传真电话、通讯地址、电子信箱）。
（3）重点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所属站、所、院、校和服务（办事）窗口单位名称及地址、主要负责人和联络员姓名、联系方式（常用电话、通讯地址）。
（4）重点评议行业（单位）年5月之前的服务对象资料100份（重点评议部门于年报送）。报送内容包括服务对象个人（单位）名称、职业（指个人）及地（住）址、联系方式（常用电话、传真电话、通讯地址、电子信箱）。
（5）重点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应公开的政务（事务）和承诺服务事项，主要包括：审批项目名录及其法定依据；申办条件（资质、文件材料名录及其法定依据）；法定办结时限，承诺压缩的办结时限；收费项目名录、标准及其法定依据，承诺取消、缓缴、减免的费用；咨询和报修、投诉（举报）电话（信箱），法定办结时限，承诺压缩的办结时限，反馈方式；帮企业、基层、群众渡难关、解难题、办实事的具体措施；认为其他需要公开的政务（事务）和承诺服务事项。
3、重点措施：
（1）公开政务（事务）和承诺服务事项。7月10日前，区行评办、依法治区办会同区政务公开办，组织各部门和行业（单位）在秦淮网站和部门、行业（单位）网站（页），公开政务（事务）和承诺服务事项，接受社会监督。
（2）组织参加《政风行风热线》联动活动。6月底前，市纪委、市监察局、市纠风办、市政务公开办启动广播电台、电视台、日报、政府网站《政风行风热线》等相关频道（栏目）联动仪式，区行评办、依法治区办将会同区有关部门积极参加该项活动，通过宣传政策、答疑解惑、热线追踪、深度报道、典型示范、媒体曝光、办理投诉等方式，推进部门和行业转变作风，文明规范执法，深入扎实抓好“五服务”和“三帮”等各项工作。
（3）组织推荐“十佳”示范窗动。7月10日前，区行评办将向市行风办推荐1-2个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依法行政（经营）、政务（事务）公开、办事高效、便民惠民、践诺守信，廉洁从政（业）文明服务的窗口单位，并组织相关单位填写《市“十佳”示范窗口推荐表》（纸质件和电子版），报送市行风办。
（4）加强明查暗访。区行评办、依法治区办将加强对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的培训和指导，明确监督员的职责、工作程序、方法、管理、考核和纪律等要求，组织开展明察暗访活动。原则上每名监督员全年开展明查暗访不少于6次，可采取征询服务对象意见、陪同企业和群众办事、模拟投诉报案、实地录音录像等明查暗访方式，了解被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及其所属站、所、院、校、服务（办事）窗口履行“五服务”和“三帮”要求、“重点评议内容”、“公开政务（事务）和承诺服务事项”等情况；同时，要加大对民生问题明查暗访的力度。对于明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由监督员逐项录入《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明查暗访登记表》，交区行评办、依法治区办统计汇总，向有关部门和行业（单位）负责人反馈，督促落实整改。
（5）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开展专项治理。
（二）自查自纠：7月中旬—8月。
重点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应认真抓好以下工作：
1、7月底前，组织人员对所属业务科（室）和基层站、所、院、校、服务（办事）窗口履行“五服务”和“三帮”要求、“重点评议内容”、“公开政务（事务）和承诺服务事项”等情况认真进行自查，确定专人将存在的问题逐项录入《被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自查自纠登记表》。
2、征求社会各界意见。7月底前，采取走访服务对象，召开内部职工代表、服务对象代表和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座谈会，发函征询意见，公布投诉举报电话（信箱）等形式，广泛收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结束后，确定专人将存在的问题、意见和建议逐项录入《被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自查自纠登记表》。
3、开展明查暗访。自查自纠阶段组织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不少于2次（全年不少于4次）对所属业务科（室）、基层站、所、院、校和服务（办事）窗口履行“五服务”和“三帮”要求、“重点评议内容”、“公开政务（事务）和承诺服务事项”等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对于发现的问题由监督员逐项录入《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明查暗访登记表》。
4、重点评议部门和行业要对自查、明查暗访、社会各界、投诉（举报）等渠道发现的问题和反映的意见建议，认真汇总，梳理归类，深入分析产生的原因，及时研究制定具体可行的整改措施，做到边查边改，以查促改，防止走过场。8月25日前，各重点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将《被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自查自纠登记表》电子版报送区行评办、依法治区办；区行评办于8月底前将汇总的《区县被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自查自纠登记表》报送市行风办。
（三）民主评议和全面整改：9月—11月。
1、开展集中述职评议活动。10月底前，重点评议行业（单位）召开“向服务对象述职，接受群众评议”大会（重点评议部门自行决定年是否召开述职评议大会），由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向服务对象代表（不少于30名）、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不少于4名）述职报告本部门和行业（单位）履行“五服务”和“三帮”要求、“重点评议内容”、“公开政务（事务）和承诺服务事项”以及作风建设、文明规范执法情况，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具体可行的整改措施，现场接受服务对象代表、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监督员的评议和满意度测评。
2、迎接市行风办对我区推荐的“十佳”示范窗口进行评议和考核。10月底前，市行风办将组织人员对各区（县）、市各重点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推荐的服务（办事）窗口进行评议和考核，区行评办将组织被推荐单位做好有关工作。同时，区行风评议工作领导小组、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将组织评选一批区“行风建设示范窗口”及“基层执法（服务）示范单位”。
3、参加全市万人测评工作。配合市作风办、区效能办运用“万人评议”测评体系和方法进行满意度测评，每两年进行一次。
4、全面整改。各重点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要将自查自纠、全面整改贯穿于全年工作始终。对在自查、明查暗访、社会各界反映、媒体监督、群众投诉和集中述职评议、群众测评中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全面梳理归类，认真制定整改措施，能解决的立即解决；需通过努力可以解决的，要限期解决；暂时无条件解决的，要列出整改计划，争取解决；对于确实无法解决的，要作出说明，取得企业和群众的理解。
5、上报总结。11月15日前，各重点评议部门和行业（单位），要认真总结以“五服务”和“三帮”为重点的政风行风、规范执法规范化建设和民主评议工作，形成有数据、有做法、有实例、有具体整改措施的年度书面总结报告，并附制定的长效管理制度，用纸质件和电子版报送区行评办、依法治区办；11月25日前，区行评办完成全区政风行风建设和民主评议工作总结，并报送区委、区政府和市行风办。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民主评议工作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政府总体部署，依靠人大、政协支持，纪委监察局及行评办、依法治区办加强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部门和行业（单位）各负其责，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有序参与，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部门和行业（单位）要把民主评议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纠风工作责任制的重要举措，推进政风行风建设和规范文明执法的重要手段，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建立健全分级责任制，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具体工作专人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扎实推动评议工作的不断深入。
（二）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依靠群众抓好评议工作
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关心、支持和参与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评议的积极性；各有关部门和行业（单位）要在干部职工中广泛深入开展以“五服务”、“三帮”为重点的宣传教育活动，坚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法制纪律教育，筑牢抵御不正之风的思想道德防线，通过扎实的工作，使干部职工在评议中被触动、受教育、强素质，自觉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取信于民。
（三）以提高部门和行业服务效能为重点，增强民主评议的成效
要继续开展创建文明行业和人民满意政府部门活动，积极探索加强政风行风及基层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新举措；要以企业和群众满意为标准，认真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以提高服务效能为重点，积极推行办事公开、服务承诺、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要结合纠风专项治理任务，从基层站所入手，不断完善评议方法，建立健全民主评议结果报告、通报等制度，提高民主评议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