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社会治理篇1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进行了阐述。
当今社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社会发展模式做出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历来是执政者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新型治理模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时展要求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体现在把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树立起人和自然一体化的生态伦理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协调统一。
2.社会结构及各系统之间的和谐。包括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区域之间的和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和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是指各社会阶层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都能从改革发展中受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实现劳动合作和利益共享。城乡之间的和谐是指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和农村紧密联系和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区域之间的和谐是指实现区域之间均富、合作、互补和平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战略布局，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缩小乃至逐步消除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和谐不仅指三个文明的发展要相互协调，还指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子系统内部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有序发展。
3.人自身的和谐。即人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和健壮的体格。从根本上说，人自身的和谐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
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实现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以下六个特征。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方面，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和属性，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社会参与权、意志表达权，使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使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得到广泛调动；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平稳发展，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社会理所当然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证他们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保证他们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和谐与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讲诚信、讲道德、讲法制、讲秩序的行为规范。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能够得到正确处理，在经济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形成合理、公正的社会分配结构。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然而这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讲诚信、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大力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以道德为支撑，以法律为保证，以和谐的产权关系为基础，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团结互助、平等友爱、扶贫济危、和睦融洽的社会，使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得以恢复和弘扬，各种欺诈行为逐渐得以消除。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一切积极因素得到最广泛、最充分的调动，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活力在政策和制度上得到保证，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社会各个领域焕发勃勃生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我国处在“矛盾多发期”。封闭的社会管理机制已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同时，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妥善解决群众内部利益矛盾，建立安定有序的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
6.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无限性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不断加剧。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谋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既要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满足人们的需要，又要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基础，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最佳结合点。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型治理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需要全党、各级政府、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具体应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实现”：
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实现思想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社会和谐，首要的是要有理论指导，做到思想统一。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滋长蔓延，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坚持加快发展，实现经济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要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始终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在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还要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结构，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3.坚持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坚持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这一制度成为充分反映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渠道。完善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以及社团等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在反映群众诉求、畅通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利益方面的作用。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力，使每个阶层、每个群体、每个人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反映。
4.坚持依法治国，实现法制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受经济困难所制约，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法律帮助权，促进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加大信用教育力度，强化信用、契约等市场经济观念，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
5.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实现文化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动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倡导基本道德规范，形成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和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环境。文化建设要实施精品战略，努力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产品。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提升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素质。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特别要建设好农村的各项文化设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理顺体制，革除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
6.坚持社会整合，实现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注重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切实提高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社会人口结构中的比重，造就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合理社会结构。加大调节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注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注重调整社会结构，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户籍、教育、就业、身份等方面的制度。注重拓宽利益表达和信息沟通渠道，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建立规范的对话和协商机制。
新型社会治理篇2
关键词：特色小镇互联网+社会治理模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用“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转变，是我党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针对社会管理领域有效创新的新探索。这种改变必然意味着党和政府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职能、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对社会治理成效的评估等方面作出持续不断的努力。特色小镇正是这种努力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
一、特色小镇：社会治理在浙江的实践
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探索建设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兼具旅游与社区功能的特色小镇，在此基础上，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于2016年7月下发了《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创新建设理念，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培育特色鲜明、产业发展、绿色生态、美丽宜居的特色小镇，探索小镇建设健康发展之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1]特色小镇不仅是“互联网+”经济新常态下加快区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也从多个方面实践并落实了中央的社会治理理念。
（一）逆向定位刻意弱化行政色彩
针对我国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及控制型行政管理机制，特色小镇强调其“并非一个行政层级，或可视为一个大企业的‘区块’或同类企业的‘集合’，也是可以由企业协会和联盟来做，政府只不过是在技术规范上通过协调和协商为其‘把关’而已。”[2]政府在顶层设计上，通过逆向定位主动为自己的权力划定边界，甚至刻意剥离特色小镇的行政色彩，为实施社会治理排除了最大的体制机制障碍。
（二）围绕特色产业打造创业生态
在建立了阻挡行政权利长驱直入的防火墙之后，特色小镇将精力集中于良好的特色产业创业生态环境的建设。为营造多主体权力分散、配合顺畅运行良好、权利义务相匹配的优质创业生态，一开始就强化社区功能，突出社区自治与自我服务魅力。“一方面增强小镇从业者的主人翁意识与感知，通过社区治理活动的充分参与、社区文化的共同培育；另一方面增强从业者对小镇的感情认同，通过社区公益服务的互助提供、社区朋友圈扩大。”[3]在云栖小镇，处处可以体会到这种带有自我服务魅力气息的大数据众创业生态环境。
（三）借助网络辐射打造新型空间
利用发达的互联网和大交通，实现治理的广泛性与有效性。“不仅仅把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或者高技术形态，还作为一种理念认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媒介介入手段，有机融入契合到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方方面面中。”[4]从而把特色小镇的建设成既聚集市场主体，又强化生活功能配套，且与自然环境整合的新型众创空间，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合。杭州余杭的梦想小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新型互联网特色的众创空间。
（四）统筹元素考虑综合规划
在规划阶段，就综合考虑政府管理、公民社会、合作网络等各个治理途径在特色小镇中应当发挥的功能与作用。要求“联动编制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三化驱动’，项目、资金、人才‘三方落实’的建设规划。”[5]市区建设规划实现整体协调和功能分区，并且强调居民参与，要求规划通过专家的论证和市民的审议。[6]
（五）凸显企业强化权利主体
行政权力虽然隐退，但是特色小镇的的治理主体并未缺位。特色小镇十分注重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发挥企业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由企业担负起特色小镇投资建设的主体角色，以企业为主推进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7]给予小镇独立运作的空间的同时，“发挥当地居民、村（社区）等多种区域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各方社会力量参与小镇的规划建设，使市场主体和当地居民成为特色小镇开发建设的真正主体。”[8]在杭州玉皇山，各类现代金融企业已经成为“基金小镇”的主要建设与治理力量。
二、特色小镇：架构新型社会治理模型
现代化的治理体系，至少要求达到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协调五个标准。本届中央政府也明确提出社会治理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9]特色小镇肯定与关注了区域内各类群体的权利主体地位，开拓性地架构了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一）嗬本位是特色小镇社会治理的内核与属性
特色小镇是“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创业服务，打造专业化、集成化、开放化、网络化、生活化、便捷化的‘众创空间’”。[10]需要强调的是，众创的重点不在“创”，而在“众”，即多主体平等参与空间内的各项活动。同时，众创强调以用户即公众为导向的创新，易言之，众创的导向并非权力，而是权利。而相对于权力本位（行政本位或官本位）的权利本位，正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本质与内核。[11]作为众创空间的特色小镇，要顺应创新20时代的用户创新、需求创新、大众创新的潮流，权利本位是其内在的要求与天然属性。
（二）经济平等是特色小镇社会治理的基础与前提
特色小镇定位于浙江最有基础、最有特色、最具潜力的主导产业，也就是聚焦支撑浙江长远发展的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七大产业，以及茶叶、丝绸、黄酒、中药、木雕、根雕、石刻、文房、青瓷、宝剑等历史经典产业。这些产业中，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主体享有天然的话语权，加上小镇一再强调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经济基础活力必然被充分释放，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石已经夯实。
（三）主体多元是特色小镇社会治理力量滋生的最佳温床
特色小镇权利主体多无化，必然导致利益诉讼的多样化，在行政强权隐退的情况下，各类社会治理力量的滋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外，特色小镇注重引进高素质居民，明确“特色小镇是高校毕业生等90后、大企业高管、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创业者为主的‘新四军’创新创业地”，[12]在杭州余杭的梦想小镇，阿里系、浙大系和浙商系等为代表的新生代，是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的核心与骨干，民间治理力量已经聚焦并活跃于此。
（四）信息化建设是特色小镇高效社会治理的的保障手段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对推动治理理论的产生起了革命性作用。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与公民及其它社会主体之间的相对距离，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万兆进区域、千兆进楼宇、百兆进桌面、wiFi全覆盖，网络完全免费”，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特色小镇的标配。互联网天生的去中心化本质，使得公民在信息和知识方面的占有量巨幅攀升，客观上削弱了传统行政权力的优势地位，使得以参与管理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成为现实。
（五）权力与资源的分散是新型多元治理的催化剂
约束限制政府权力，逐渐达到去行政中心化是特色小镇建设的题中之意，权利中心的消除使得特色小镇内其余主体的社会治理主人翁地位自然显露。除了必要的公共服务的供给，生态的构建与保护外，政府权力的隐退也为民主的发展留下了肆意生长的广阔空间。权力与资源分布于小镇内的各个主体，相互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成为新型社会治理即多元参与治理模式的自然催化剂。
三、推进新型社会治理促进特色小镇建设
黑格尔在“国家―个人”两元结构中，提炼出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发现了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功能与作用。[13]马克思恩格斯则在批判了黑格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而非相反。[14]并由此设想了一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符合了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美好期许。哈耶克则从“自由主义”出发，以“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观”为武器，向“政府代表集体”政治国家统治模式开火，[15]代表了解构当前通行的社会统治模式并建构新型社会关系的另一种努力。特色小镇的社会治理模式，暗合了先哲们的指引。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建立在多元主体社会治理基础上的“信任―服务―合作”为特征的社会合作管理机制，应当是特色小镇的未来建设方向与目标。
（一）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
新型社会治理虽然注重让行政权力隐退，但是在大政方针上，仍然要坚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探索党的领导的优化模式，形成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尽其责的协同治理格局。
（二）以多主体的治理参与能力培育为方向
良好治理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也是政府趋向“善治”与“良治”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要求是将一元主体转换成多元主体，削减政府所拥有的无限的政治经济权力，降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姿态，主动培育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力。因此政府要牢牢将自己定位于平台的搭建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等角色，严格控制对社会生活的介入程度；注重培育企业、中介、社团等组织，鼓励社会精英参政议政，通过多种渠道参与社会治理；将削减的政治经济权力下放给第三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个人，保证其它社会主体更为广泛、深入的参与。
（三）发展特色经济建设稳固的社会良治基石
创新财政扶持与划拨方式，减少推诿与腐败；聚集产业高端，打通融资渠道，夯实经济基础；发展旅游经济，保障社会活力等，是特色小镇发展的基础，也是其实现社会良治的基石。目前政府提倡的“创新融资方式，探索产业基金、股权众筹、ppp等融资路径，加大引入社会资本的力度，以市场化机制推动小镇建设”，以及“引入第三方机构，为入驻企业提供专业的融资、市场推广、技术孵化、供应链整合等服务”[16]等措施，若能长期、稳定、持续地推进，必将使特色小镇成为新型众创平台。
（四）建章立制提高法治水平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17]在正式制度层面，要不断地推动法制化进程，在界定各行为主体的权限、责任，建立主体间的互动机制等进行原则上或者是具体的规定。“依法治理特色小镇，强化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法治化、制度化保障与推动，着力点就在推进特色小镇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18]
（五）注重培育非正式规则体系
治理不仅依赖于正式的规则体系，也依赖于非正式的规则体系，而且更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混合的规则体系。只有当各种各样的制度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和谐整体，它们才能有效地形成秩序。鼓励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相互合作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养成以社会契约、道德准则等非正式规则形式。
（六）合理分配各行动主体间的权责
社会治理要求特色小镇的各个基层主体之间相互配合，协同治理。在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下，这些社会主体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因此必须将治理建立在治理主体之间权责的合理分配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陷入权力与责任相失衡。
四、结论
特色小镇不仅是个地理概念，更是因为它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创新空间和生活空间。只有持续实施党领导下的新型社会治理，推进小镇新型社会治理，才能“通过政府搭起平台、集聚资源，企业找到产业升级的机会，才能使得人才获得最优的创业服务，所有参与者甚至周边的老百姓都身处宜业宜居的优美生态环境之中。”[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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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社会治理篇3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基层治理的学术研究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就研究内容而言，多集中在乡村治理的外部条件、内在机制和改革探索这三个方面。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特别是从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角度开展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多。就研究层次而言或开展宏观研究，从以上层制度、政策演变为中心开展宏大叙事式的铺陈论述；或以典型乡村为个案，开展于乡、村微观实证的研究。在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中，综合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分合、互动研究不多。
一、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重要特征就是“变革”。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是巨大而影响深远的。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推动了农村的社会转型。可以说，中国农村正处于经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发展是这种转型的最显著、最深刻、最普遍的特征。农村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改变了乡村社会的乡土文化、传统观念和社会治理体系。社会转型使农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怎样构建与农村多元、分化、流动和开放相适应的基层管理与组织方式，怎样建构一种制度化、秩序化、不断开放的农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推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形成民主合作的善治结构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据此，社会建设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关键问题
要开展社会建设视域中的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应该深度分析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原因；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推动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重点分析三个问题。一是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怎样的社会转型？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流动到底呈现出何种新的特征？以农村阶层分化为例，在农村中除农业劳动者外，还有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社会管理者等不同阶层。这些阶层在社会转型中，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有怎样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
二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流动的趋向、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变化等对基层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和传统的农村社会治理比有什么样的异同点？比如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加剧，社会分化、就业多样化，农民之间的异质性也逐步增加，农村社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村庄的半熟人化程度加剧。面对农村人口的流动，传统的治理方式是否适用？社会治安如何保证？村民自治如何有效开展？这对当前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任务。再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的农村社区逐步兼具城市社区的特点而成为过渡性社区。对于过渡性社区如何治理？
三是这些变化给基层政权改革以及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社会转型的加速，必然将乡村社会进入更加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农民接受了更多的信息资源，视野更加开阔，公民素质得以提升，价值观念更加开放、行为模式更加民主，主体意识更为强烈。社会转型提升了农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更加要求分享权利，参与治理。“农民对个人利益的认同、维护和追求是乡村社区民主得以内生和发展的基础。毕竟在乡村社区中，所有的群体和社区利益都直接或间接与村民个人利益相联系，最终都可能转化为个人利益，并促成农民采取一定的行动。”[1]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组织也在大量涌现。这些都为多元参与新形势下基层治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2.社会转型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存在问题与原因
重点要考察社会转型中“乡政村治”模式的内在机制及其局限性。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需要改革的空间。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乡镇政权的运行机制、乡镇政权与县级政权、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乡村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持机制、乡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工作任务的执行机制、乡村政权面临的困难等情况。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乡村关系紧张化、基层政府的公共管理缺失、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作用有限、个别村庄过度自治化等问题的原因。
以乡村关系为例，目前乡村关系多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乡镇党委统筹乡镇工作，工作机制多为任务分解制。一般由乡镇党委布置中心工作，然后任务和指标进行细化，分解到各村，并与各村签订目标责任书，保证任务的完成。在压力型政权模式下，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村民委员会在事实上承担了行政和自治双重职能。在发生矛盾时，村级组织的自治职能多让位于行政职能。这样实际上抑制了村级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客观上也不利于农民更好地参与基层治理。
3.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
重点要分析在社会转型中如何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和发展趋势。在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不应仅仅依靠政府进行高度集中的单向行政管理的行动，它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互动的治理过程，通过“协商”合作确立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这样才更加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我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分析和总结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实践和经验。比如很多地方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开展试点撤销建制村，建立新型农村社区。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成立农村社区党委与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日常工作，同时鼓励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社区成为农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对于此类农村社区多元参与建设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加以分析。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应该以农村基层政权职能改革为核心，以农村社区建设为重点，以农村社会建设为抓手，重塑基层治理框架，推动“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的模式转换，构建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新体制。这需要重点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乡村共治的模式下国家权力体系在基层如何有效延伸，乡镇政权的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有效运行的机制和路径有哪些？如何在实际的治理中以解决好乡镇政权的有限主导性与职能的合理性问题？二是探讨基层自治空间与自治能力，即构建乡村治理的横向网络结构。社会转型背景下，治理主体更为多元，村民委员会、村级党组织、企事业单位、农村社会组织、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乃至农民个人都可以参与乡村治理。如何把多元主体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农民、社会组织、农村社区之间平等协商、互相合作、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规则和方式是什么？三是探索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即如何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农民个人的积极作用，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格局，构建与农村社会转型相适应不断开放的、制度化、秩序化的农民参与基层政治的机制，形成民主合作的善治结构。
新型社会治理篇4
论文摘要: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综合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各种制度规范的配合与协调。和其他规范相比，法治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根本保障。法治所蕴涵的自由、权利、秩序为创新型城市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理念支持。同时，继续完善立法、强化行政执法和推进司法改革，对于以法治促进创新型城市的建立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做出的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建设创新型城市是其必经之途。国务院明确提出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是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这也同样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发展目标。而创新型城市的建立一方面有赖于知识或技术的创新，另～方面更离不开制度特别是法治的促进和保障，法治所蕴涵的自由、权利、秩序为创新型城市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理念支持。
一、法治的内涵
法治是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概念。历史上最早揭示法治含义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到：“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不同的思想家、法学家对“法治”概念长期无休止的争论，对法治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为此，1959年在印度召开了“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了《德里宣言》，这个宣言集中了各国法学家对于“法治”的一般看法，权威地总结了三条原则：一是根据“法治”原则，立法机关的职能就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二是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够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三是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
“弘扬法治精神”是十七大报告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一个新提法，这是继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又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命题。“法治精神”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中所普遍尊崇的法律至上、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权力制约、社会和谐等价值追求的总和，它的内涵十分丰富。所谓“法治”，是指一种治理国家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是指导和调整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现代意义理念层面的法治主要是指一种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和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涵，包括了以下几方面：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和十五大的依法治国、十七大的法治精神，从实质上来看是一致的、有机统一的。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理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弘扬法治精神，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体现了法治的时代感——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
二、法治在构建创新型城市中的作用
法治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齐努力，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通过建设创新型城市一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达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经之途、当然选择。国家的创新需要法治来保障，城市的创新也必须依靠法治。法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根本保障，法治保障创新环境、创新制度。
(一)法治为构建创新型城市提供法律环境
法治的价值在于：自由、权利、秩序。把自由、权利、秩序等作为现代法治的基础价值，实行法治、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这样中国的法治道路就有了理性的价值导向，从而在理念层次对法治精神进行了合理选择与恰当定位。
首先，自由的创新产生的源泉。从法学角度来看，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在于保障自由。“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通常被看作是可以包括多种价值的综合体，但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则是在于保障“自由”。法律必须体现自由、保障自由。只有这样使“个别公民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从而达到国家、法律与个人之间的真正统一，可以说，没有自由，法律仅仅是一种限制性规则，无法真正体现出法律表征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上的意义，从而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社会生活中也就得不到实现，得不到实现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价值从创新的角度来看，自由是社会生命力、创造力的源泉。在全社会形成发扬不同思想，宽容不同意见，鼓励不同见解的氛围，有利于创新苗子的出现。这两个角度是有交叉的，创新中的自由必须依靠法律给予明确，法律以明确的规定告诉人们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利，鼓励人们开展科技创新；同时法律以加大激励的做法切实为人们提供条件。
其次，法治保障创新的权利。创新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困难的工作，需要人们通过长时间的持之以恒，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创新成果的产生十分不易，但创新成果却很容易被侵犯。因此，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保护创新成果就十分重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必须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肯定创新权利、保护创新权益，刺激创新，促进创新，优化创新的资源和环境。知识产权从法律上确认创新成果的所有权，保护发明人的创新利益，使得发明人可以收回自己在创新的投入，获得应得的回报，从而激励个人和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使技术创新进入良性循环。
最后，法治提供创新的秩序。秩序是人们正常生活的基本要求。创新需要在安定有序的环境中进行。动荡不安、秩序混乱、社会矛盾激烈，人们忙于基本生活的维持，根本无瑕去从事创新活动。法治是维护社会民主政治安定团结、社会生活有条不紊的有效保障。通过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来调整社会关系，整合社会资源，营造创新氛围，提供进行创新的规则，保护创新的机制。同时，法治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法律制度鼓励发明创造，制裁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创新活动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法治为构建创新型城市架构制度安排
第一，立法方面：在法治状态下，完备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为人们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则。
良好的立法为人们严格依法办事创造了条件，为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制度化的根据。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宪法、知识产权和科技法、其他配套法律法规(如合同法、公司法、税法)等多层次的法律体系。首先，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其次，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的发挥主要作用的法律一知识产权法、科技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如：《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以及相关一系列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并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积极履行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2007年12月修订的科技进步法，以激励自主创新为主线，在明确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责任和科技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整合科技资源制度、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均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制度安排。最后，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健全了其他配套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等，门类齐全并注意适时更新，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执法方面：法治政府的建立对于鼓励创新、保障创新，促进并保障创新成果的合理使用和推广，增强科技创新活力。
法治作为一个与人治相对应的概念，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通过法律遏制政府权力。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简称《法治政府纲要》)，大力推行建设法治政府。政府必须在法律的控制下运行，这也就是法治政府与非法治政府的区别所在。法治政府就是按照法治的原则运作的政府，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政府的运行和政府的行为都来自法律的授权和接受法律的规范制约。法治政府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自身的权力自觉地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以防止权力被滥用。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出发点和前提就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它要求各级政府和和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明确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在各个专业行政管理领域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提高行政执法的法制化水平。法治政府的建立，对于科技创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法治政府能够很好的整合社会资源为创新活动创造条件，通过政策引导、法律实施等具体执法活动，保障创新经费的投入，为创新成果的转化提供配套条件。同时，法治政府在科技创新中更强调传统职能的转变，要转变成民主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防止国家权力对经济、科技的不当干预，充分发挥服务职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市场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第三，司法方面：法治通过促进司法制度改革、推进司法功能转化、建立高素质司法队伍为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司法制度是解决纠纷的制度设计，也是对利益的调节和再分配。一个良好的秩序不是没有矛盾的秩序，而是有一个良好的矛盾解决机制的秩序。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法治要求司法制度作为创新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障。要在法治状态下，大力推进司法制度改革，推进司法功能转化，从传统的片面强调打击、惩罚的功能向调解民事、经济关系等方面转化。切实有效的实施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护民的具体措施，并且在结合本地实际落实各项具体措施时，不断丰富和完善各项措施的内容。与此同时，由于知识产权随着传播技术和工业技术的发展逐渐建立，并因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张。权利客体、权利主体、权利范围、保护期限都不断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首先都是在司法判例中实现的，因此，建立一支理论和业务上过硬的司法队伍，提高审判水平、学习国际规则，最大限度降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最大限度保护创新技术和创新成果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必然选择。司法机关对创新成果依据知识产权法律进行申请与登记，依法严格保护技术创新主题的权益，特别要注重对知识产权原则的运用，使司法更具公平性和灵活性。法官运用利益衡量等方法，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在兼顾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检讨现有机制，平衡权利人、科技业者和消费者三方的利益，通过判决，实现共赢或利益平衡的局面，使创新得以保障，正义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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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社会治理篇5
关键词 社会管理 法治化 民主参与
中图分类号：D911文献标识码：a
一、社会管理概述
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了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管的活动。” 社会管理是政府管理的职能，它是与经济管理、政治管理和文化管理并列的政府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为促进社会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协调和控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正在逐步完善，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还不完善，在社会结构方面，我国正从以高度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过渡； 在经济发展与生活状况方面，我国正处于由温饱型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转变。在这样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剧烈变革的时期，我国社会在历史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没有得以完全缓和以外，同时还爆发出了许多新问题，社会不稳定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社会风险不断加大，因此，如何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体目标相一致的，能有效克服和解决当前社会中突出矛盾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成为了摆在我国社会管理领域的一道难题。
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及进路选择
在上述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迫在眉睫。社会管理创新本身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生产关系的利好变革，就是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迫切需要。社会管理创新是在现有的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经验，依据当前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顺应社会自身运行规律，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相关理念指引下，对原有社会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建构出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良性运行的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
在依法治国的大方略下，社会管理创新是必然之举，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而且应当按照法治化的轨道循序渐进，有步骤、有计划的展开。埃米尔q涂尔干指出：“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维护这种集体意识和价值准则对于防止社会的崩溃是必须的；同时，法律是保障社会秩序的力量。” 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规范依据和保障力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在法治的支撑下，建立健全相关社会管理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通过立法明确界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责、权利、义务和责任，形成社会管理法治化的长效机制。
三、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内容探析
（一）以人为本是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突出强调了国家制定和执行法律要保障人民权利、制约国家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政府要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二）依法行政是社会管理法治化遵循的基本原则。
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是行政权力运行的风向标，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之一。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在法律授权和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
（三）创新民主参与机制是是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思路。
创新民主参与机制，就是要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注重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强化群众参与政府社会管理的机制，践行参与型行政、民主型行政，即政府应当广泛吸收和听取群众个体参与社会管理决策、社会管理计划、社会管理立法及社会管理法律法规执行等诸多社会管理具体活动，承认群众个体在社会管理中具有主体性，明确群众个体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权利义务，完善相关社会管理制度，形成政府与群众和谐对话、协调一致的社会管理良好态势。
（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目标。
“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应当完善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即实现法治，而法治的第一步应从民生入手”。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民生问题就是社会管理的最根本问题，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源动力和首要任务。
本文系2012年唐山市科技局 “唐山市创新型城市建设中社会管理法治化研究” 项目成果，项目编号为：12140201B-13
（作者：费蓬煜，河北联合大学公法学科教研室主任，职称：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张婧 ，河北联合大学）
注释：
陈BB.社会管理法治化问题探析.法制与社会.2012（5）.157
转引自何林深.社会管理创新：一种制度分析的路径.决策咨询通讯.2009（1）.40.
应松年.社会管理创新引论.法学论坛.2010（10）.5.
参考文献：
新型社会治理篇6
摘要：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机遇，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红利，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重要动力和新引擎。检视我国新型城镇化历史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有效的公共治理范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机制，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多元的治理方式以及实现路径的创新，这将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公共治理范式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机遇，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红利，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重要动力和新引擎。检视我国新型城镇化历史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有效的公共治理范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机制才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积极应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期、改革攻坚期、社会风险活跃期的社会现实所做出的治国理政的鲜明理念和制度创新。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公共治理范式创新理应纳入这一总目标视野下来推进。
一、理念上坚持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指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逐步实现产业聚集、人口聚集、技术聚集、文化生活聚集以及政府公共服务聚集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主要是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实施城镇化战略，以新型工业化为助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镇向现代化、集群化、生态化、服务均等化方向发展。这一进程坚持科学发展、集约高效、环境友好、城乡一体、服务均等、社会和谐的发展理念，旨在全面提升城镇化的发展品质，探索拓展城镇化的内涵提升，从而改变过去城镇化片面追求城镇规模的扩大而忽略城镇功能的提升；改变盲目追求城镇空间的扩张而忽视服务均等的跟进；改变单一的追求城镇的建成和形态塑造而忽略以人为本的理念；改变简单的实现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聚集而忽略了人口素质的综合提升等等。
从城镇到城镇化，从城镇化再到新型城镇化，伴随着人口从广大农村向城镇逐步转移的结构性变迁，以及我国非农业活动比例逐步提升的过程，这一历史进程，包含了既有城镇和后进城镇不断向现代化、集约化、文明化和社会化的演进。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是城镇公共领域不断扩大，城镇化和人口的组织模式、生产模式、生活模式的不断解构和重构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有力推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功能、制度架构、职能转变的不断延展和提升。中国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之下,它必将促进我国的公共服务能力、政府管理能力、公共治理能力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提升与建设，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由“强政府-弱社会”的体制范式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良性均衡体制范式方向发展，使国家、社会和社会组织之间达到均衡秩序，以实现现代社会良好的公共治理。
二、学理上强调城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治理
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思想从其核心价值取向而言是城市社会秩序的问题，其强调外在的强制力和控制力。从宏观的视角看，传统城市社会管理强调的是各层级权力中心对社会主动的强制力、控制力和管理能力。从微观的视角看，社会成员是对权力中心的被动适应。这种传统社会城市管理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来达到城市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然而，从现实层面看，随着我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社会和公众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的深刻变动，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更趋复杂，公众的诉求日益多样化，社会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的阻力日益增大等等。城市社会管理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对已有的研究范式和城市治理模式作出反思并积极回应新的城市社会发展现实。从学界研究范式转变的层面看，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也推动了学界研究范畴的变动。公共治理作为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理念，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广泛深入研究。从实践的层面看，公共治理主体强调多元治理范式，这种多元治理主体包括政府机构、私人机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等等。现代城市多元公共治理和建立公共治理体系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就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实践达到“善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也是推动中国社会由二元结构范式向国家、社会和公民演进，从而促进城乡的统筹发展。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这其中必然充满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劳动就业问题、教育医疗保险问题、公共安全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交通拥堵问题、资源承载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由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城市社会格局的调整，也必然要求城市社会治理方式的积极转向。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单一治理模式使得各层级的权力中心承担了超负荷的社会管理职责，面对复杂的新型城镇化多元治理任务，单一的权力中显得僵化而又力不从心，面对新形势下各种城市社会风险，单一的权力中心应对缺乏灵活性。另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建立现代城市新秩序，实现城市社会整合，协调各方面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城乡居民的身份认同，社会认同，规范公众的行为范式，建立公共行为规则，重构新型城镇化语境下的公共生活，需要通过政府引导，培育公众和社会参与精神。这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多元治理范式的价值取向是对传统一元管制的突破，它是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和多层次需求，积极引导社会和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必然要求。这种公共治理范式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安排和形成，有利于弥补单一权力中心刚性城市社会管理的缺陷和市场调节的不足。公共治理范式的研究维度和实践范式是对我国变动社会结构的积极回应，也是对已有社会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三、实践中直面城市公共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演进是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取得显著进展。2012年，城镇人口达到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毋庸置疑，在新型城镇化延展进程中，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契机，我国改革进入关键期、深水区和攻坚期，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不断变动，利益调整深入推进。这也必然伴随着城镇居民新的利益诉求和新的权利期盼。在此背景之下，一方面城市社会治理方式呼唤积极转向新型城镇化进程带来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方面是我国现代城市治理水平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1.传统的管控思维难以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治理要求
新型城镇化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在城镇有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必然导致城镇人口数量和规模的膨胀，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诸如社会保障问题、权利诉求、治安问题、城市交通问题、环境问题和医疗教育问题等等。这就要求传统管控思维向以利用市场化、信息化、系统化、协商化、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预警化等等为标志的现代城市治理范式转型。传统管控思维和实践之下，公共部门权力大量侵犯和挤压私人部门权利，不是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是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比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就是要促进城乡一体化，鼓励城乡居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城乡居民身份制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控思维和实践人为地制造了身份不平等，阻碍了城乡生产要素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不利于社会协同力量的培育，这些差异和不平等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障碍。
2.单一的权力中心控制方式有悖于多元治理的弹性要求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首先，城乡居民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发展起点的落差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必然导致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正如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所说：“当个人利益开始为人所感觉到而一些小社会开始影响到大社会的时候；这时候，公共利益就起了变化并且出现了对立面。”这就要求现代多元城市治理要保障公民权利的平等性、协调社会利益、社会服务的均等化、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危机、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培育社会协调力量和构筑社会安全网络。传统的一些刚性控制方式不能适应现代城市多元治理的内在要求。比如新型城镇化中的城镇居民进得了城镇，却不能在城镇稳定下来，更享受不到城镇居民均等化服务和各项应有的权利。其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边界模糊。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利益时常侵犯私人利益，更有甚者，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这就导致了利益的固化，造成了公私利益之间的对立。比如在新型城镇化中，涉及土地拆迁和房屋拆迁问题，政府从土地财政中获得利益最大化，而私人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地方收益，私人受损，顶层承担风险的恶性循环，这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更都有悖于弹性的、协商的、多元的、民主的和法治的现代治理范式的内在要求。
3.短期运动式的管理模式有悖于多元治理体系化的要求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必然导致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这就要求现代城市多元治理主体多元化，它包括政府机构、私人机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等等。这种合作模式分为短期和中长期，而且要求彼此间的合作长效化、法治化、常态化、制度化和长期化。但是，传统运动式管控模式一般都是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权力中心再采取突击式、运动式和集中式的整顿。比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市容治理问题，经常进入“集中治理-混乱-再集中治理-再混乱”的怪圈。这就缺乏公私部门和多元主体治理的体系化，从而造成公共部门的“越位”、“错位”、“缺位”，公共部门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管死。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同时，这也抑制了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利于市场机制、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
四、路径上从传统管控模式向现代治理范式创新转变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背景是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的。在过去30年的快速城镇化推进阶段，农业和农村人口虽然实现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但其发展本质并没有真正坚持以人为本，从农村新转移出来的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到现代化城镇生活和治理体系中来，他们的就业、保障、教育、医疗等等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而城镇化人口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背后蕴藏的种种社会和政治变革趋势，已经促使学界、决策层、媒体和公众站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和探索新型城镇化良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此变革共识之下，积极借鉴国外现代城市多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解决城镇个体命运的未来走向和归宿，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设计，现代城市治理体系话语系统和制度的重构等等显得十分迫切而意义重大。
1.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城市治理理念和方式
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坚持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现代城市治理也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治理理念。由于在新型城镇化中形成的城镇居民在文化基础、现念、城乡习俗和发展程度的区隔，使得原有的城镇居民结构更趋复杂和多元化，这些都考验着城镇多元治理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公权力在履行现代城市治理时就要充分尊重各方面的利益主体，坚持各方利益主体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服务均等和规则平等，切实保障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与实施之中。比如在城镇治理中棘手的“拆迁”和“城管”之中的各种冲突与矛盾，甚至暴力冲突，一面是城市管理者履行维护城市秩序的职权，一面是部分城镇居民要求生存的诉求，如何达到二者的平衡就考量着公权力的包容性和执法的多样性与弹性。这就要求现代城市治理的公权力必须充分尊重民意并听取各方面的利益诉求，而不是运用公权力强制性的用一方的利益压制另一方的利益，这样只会激化矛盾，使城市治理更加无序，伤害公权力的公信力，导致公众间的各种矛盾。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当那种伤害开始的时候，每当相互之间产生愤恨和敌意的时候，一切社会纽带就被扯断，它所维系的不同成员似乎由于他们之间的感情极不和谐甚至对立而变得疏远。”所以，公权力必须要秉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坚持依法行政和基层协商，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充分尊重和保障城市治理对象的知情权、监督权、投诉权和建议权等基本权利。这也为公权力取得正确的城市治理决策夯实了民意基础，真正做到问政于民和问计于民。
2.建立和健全多元治理的现代治理范式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契机，我国的改革有两大重要层面，政府层面要简政放权，经济层面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两个改革的层面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也必将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更加有利于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现代城市公共多元治理体系要求建立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回应型政府、廉洁型政府、透明型政府、高效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并要求打破公权力的一元管理和封闭模式，鼓励公权力分级、分类和分权，明确界定公权力的责、权、利。同时，建立和健全公权力、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有序合作、共同参与的现代城市治理架构。公权力的简政放权要扩大包容和吸收社会资源、社会智慧与社会建议，构筑开放性、包容性和弹性的现代多元城市治理格局，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以夯实社会的长治久安为目标，还政于民，放权于社会，赋权于公众，加强多元治理主体的协调性、系统性和高效性，积极推动现代城市多元治理体系建设，以增强社会权利和多元治理能力的提升。当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之下，积极推动我国的现代城市多元治理体系建设，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确保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权利与权力正确划界。正确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区隔，公权力怎么样正确行使权力并受到有效制约，在公权力履行过程中如何保障其他城市治理主体的私权利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在推进我国现代城市多元治理体系建设中摆在学界和实际操作层面亟待破解的课题。
3.在城市公共治理体系中积极利用市场机制、预警系统和网络化的现念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格局的复杂性，现代城市多元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我国社会现代城市治理的多样性。单一的公权力控制已经远远滞后于新型城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现代城镇问题。我们一方面通过实践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城市治理范式，另一方面应当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好的现代城市治理模式。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现代城市公共治理范式积极引入市场化、预警化和网络化就是有益的探索。
首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单靠政府力量就能解决的，它是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而在现代城市治理范式中，引入市场机制是治理公权力低效能的有效手段。在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打破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唯一性和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这也有利于提高公权力部门和私营部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提升和效率提高，更有利于打破公权力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绚私枉法。引入市场化更要保证市场规则的公平、公正和透明，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其次，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各种利益的调整和冲突，由于征地、拆迁、城市管理、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等等引发的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逐步增多。因此，建立和健全现代城市治理的危机预警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提早做出预测，及时制定相关的应对措施，将矛盾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加强公权力、非政府组织、公众和媒体的有效沟通，构建城市社会稳定的预警预控管理系统，这是构建现代城市多元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重要方面。再次，新型城镇化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同步发展。在大数据和网络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一个国家的主权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和主权社会是不统一的”。它正在深深的影响着公众的生产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尤其是微博和微信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监管，确保网络世界传播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学界、政府和公众面前突出的问题。“现代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信息集中在领导者、管理者手里的局面，领导者和管理者在群众面前的信息优势正在消失，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决策管理模式正在改变”。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城乡收入水平差异、城乡差距、交通环保、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都会在网络上公开、扩大和蔓延，甚至会造成谣言四起，引起民众恐慌和社会不稳定。因此，现代城市多元治理空间大大延伸，从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的扩大，极大地增大了现代城市治理的难度，也对现代城市多元治理体系水平要求更高，这也必将推动我国现代城市多元治理范式在探索中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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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铁映.论民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84
新型社会治理篇7
关键词：政府治理;新型住宅社区;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D6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71-02
政府治理理念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来，作为一种被中国政府行政实践吸纳的行政理念，它的使用将给中国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方式带来巨大的转变。政府治理思想的运用能够突破传统行政思维的藩篱，以开创型的思维破解前一个发展时期积累起来的发展瓶颈，具化到当前的新型住宅社区发展中也是如此。新型住宅社区担负着实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功能，由于种种原因在当前的继续发展中无力为继，问题频现。运用政府治理视角，在今后的继续发展中政府将以高度整合和多元主体合作的方式汲取更大的发展优势，有效突破当前新型住宅社区发展的一些瓶颈问题，助推新型城镇化的良性发展。
一、政府治理理念概述
随着“政府治理”这一词语在党的文件中正式出现，中国行政管理理论界与实践界对“政府治理”的解释众说不一，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综合。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
（一）政府治理理论的起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公共改革浪潮。从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再造政府”运动，到俄罗斯精简政府的改革，包括很多转轨国家都席卷在内，这次改革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2]。其中“政府治理理论”是这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三大流派之一。尽管当前“治理”的内涵尚不统一，从“治理”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核心精神在于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协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达到集约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最大效能的目的。
（二）中国政府治理思想的特点
从理论起源看“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中国政府提出的“政府治理”并不是照搬西方，而是要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思想。因此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第一，中国政府治理将综合使用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的一切成果，即会吸收涵盖“新公共管理”和“后现代行政管理”两大流派在内的所有公共管理改革成果，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的“政府治理理论”。第二，中国政府治理应当具备“政府治理理论”的一般特性，但是会结合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情实际有选择地吸收，保证中国政治制度的完整性。第三，政府仍然承担培育“社会力量”的责任。作为完备的“政府治理”方式，应该是“政府”和“社会”两种力量在互动的方式中共同作用于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当前中国现状中“社会”这部分力量还很薄弱，政府需要建立“社会”参与的“平台”或者开放“社会”参与的“渠道”。
因此，在当前这个发展时期，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主导优势，采取多元主体参与、更加市场化与社会化的形式突破前一个发展时期积累的发展瓶颈，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突破性的进展。这对新型城镇化实践以及更加具体的新型住宅社区建设具有启发性意义。
二、当前新型住宅社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新型住宅社区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载体，在这个载体上实现农民和市民生活方式的统一、劳动方式的统一，以及公共福利制度的统一。在过去一段时间迅猛推进，由此产生了一些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政府如何主导新型城镇化，换句话说是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以何种理念来主导新型城镇化、新型社区建设。
（一）新型住宅社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发展不良的一些新型住宅社区中，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个是基础设施不到位―居民不愿搬入规划的新区，购房愿望不高―社区卖不出房子，收不回资金―无法偿还建筑商的垫资―农民工上访―造成社会不稳定。这个现象的直接反映是社区建设的资金链断裂，钱从哪里来和社区发展后续无力的问题。另一个是新村已入住，老村未拆迁。如果老村拆迁，整理出的土地收益低于投入的费用，收不抵支。如果老村不拆迁，新村建设占用土地指标，无法占补平衡。在这两个突出的问题里，体现了“钱从哪里来，土地怎么办”两个重要的命题。
（二）新型住宅社区中问题的成因
新型住宅社区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成因是综合和复杂的。第一，前期规划问题。据在新乡市的调查来看，许多社区规模在3000人到5000人之间，一个完备的社区，政府要投入配套1亿多元。但是在建成以后发现一个3000―5000人的社区也无法承载起一个幼儿园、一个学校，造成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巨大浪费。第二，局部规划没有和周边环境对接。当部分社区住房建成以后，发现基础设施的管网延伸不到。一方面原因是市政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有限或者接口太远;另一方面是管网延伸要跨越高铁等，报批的手续非常严格。前期规划导致的建设中的问题处理起来耗费巨大，非常麻烦。第三，政府责任过重。新型住宅社区的建设方式大多为政府统规统建，新乡市占到大约95%。政府全面介入社区的建设，造成政府财政负担过重，资金被分流，对于应该投入的公共部分投入不够。巨大财政负担致使政府在新型住宅社区建设中不堪重负。第四，基层领导方式有待创新。有些基层政府领导方式落后保守，没有实现项目之间的协同，大大降低了资源发挥最大化的效能。第五，行政手段需要改进。政府层层下达行政指标的手段，有助于政府指令快速执行，也导致有些地方不顾自身实际盲目推进。特别是个别地方追求政绩的功利心理，导致新型住宅社区建设偏离目标。
综上所述，新型住宅社区建设中产生的问题，与传统行政理念息息相关。在政府治理的理念下，可以突破自身的制约，实现社会力量的整合，从而破解新型住宅社区的发展瓶颈。
三、如何运用政府治理突破发展困境
（一）转变政府职能
就城镇化本身来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自然趋势，中国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担负主导责任。但是，同时城镇化又是一个社会性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集合社会之力来共同推进。因此，政府的职能应该重新定位为政府主导、社会共建。政府有责任解决每个人的住房问题，但没有建新村拆旧村的责任与义务[3]。政府要从“不该管的地方”退出来，做好规范、引导、政策服务等工作。例如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在政府统规统建方面做出尝试，把社区的建设管理权下放到村里，由村民自己建设社区、管理社区事务。在这些社区，村干部和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很高，社区建设比原来更好。不仅达到了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目标，而且有效减少了政府的负担。
（二）调整领导方式
基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领导方式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行政领导调整为统筹整合。比如新型城镇化以及新型住宅社区建设所需的资金是巨大的，据实际估算一个5000人的社区，从住房建设资金，到基础设施配套资金大约5个亿。政府统筹整合社会各种资源，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些乡镇在实践中探索，在处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第一是本级财政预算;第二是上级专项资金，例如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第三是省市专项社区补贴;第四企业援建;第五是融资贷款。领导方式的转变，能有效吸收各种社会资源，积聚出最大的资源效能。
（三）转换工作方式
在当前的政府工作中，有些地方仍然存在“下指标”的方式。就目前的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建设来说，“下任务”的工作方式对有些社区起到正面的导向作用，促使他们变“压力”为“动力”，推动了当地的城镇化水平。而在另一些新型农村住宅社区中，建设在压力下变形，为了“政绩”或者政府排名，少数乡镇违背客观实际，盲目推进，造成财政不堪重负，农民情绪抵触。这种“下指标”的工作方式需要转换，城镇化以及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建设需要多级政府紧密协作，上一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的指导要以引导为主，不宜使用过度强硬的手段干预下级政府具体的行政工作。
（四）建设责任政府
政府作为公共行政的主体，需要以自身的公信力取信于全社会，这首先要求政府要在主导的各项工作中承担责任。在城镇化以及新型住宅社区中存在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一些不符合条件已经启动建设的项目，如果继续投入，只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如果就此不再建设，会浪费大量的前期投入，政府面临了一个艰难的两难选择。面对这个问题，政府要担负起责任，妥善处置好后续工作：第一，科学分类。根据社区建设的客观状况，确定“少而精”的重点社区和不宜推进的社区。对于发展状况良好和具备发展前景的社区，市级政府可以增加投入使其发展成型;对于发展状况不理想的社区，市级政府不宜再推进，可以采取乡镇干部根据当地社区的售房情况，适度进行。如果村民有需要，先交定金，积累一定数量开工建设。如果村民没有需要，社区不再开工。第二，分类处置。对条件尚可的社区根据自身情况缓慢自建，公共服务设施在社区周边共享。比如对已建而学生不够一个学校的数量的情况，可在就近辐射未建学校的社区，政府建立公交专线，公交线路以竞标的形式由企业或个人提供交通服务;对不再推动的社区，要核算欠账情况，市级财政以一定比例、一定年限分担。第三，计划控制。分类基础上说明本社区的建设计划、资金预算等，以确定资金投入少而建设效能好的社区。在此基础上社区建设由市级财政投入资金建成的，在它们运行后已经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县乡两级政府应把市级财政前期投入归还市级的统筹账户，以支持其他的社区建设，形成社区建设资金的可持续发展。第四，有效奖惩。对承担新型住宅社区建设的干部进行有效奖惩，加强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为了避免政绩工程，对这些干部的选拔要严谨，综合评估社区的建设情况，除了显性的社区规模等，还要包括社区建设的负债情况、社会矛盾状况等隐形事实，建立公正的干部考核晋升机制[4]。
新型城镇化以及它的重要载体――新型住宅社区的建设是一场耗资巨大、涉及面广的工程，在当前阶段已经取得了很多宝贵经验，也存在着一些发展瓶颈。有些瓶颈问题是囿于原有的行政思维和方式所产生的，以政府治理思维为指引破解当前新型住宅社区发展瓶颈是治本之策。以政府治理视角可以有效化解新型住宅社区中的诸多问题，结合各地政府务实、稳步求发展的态度，必将推进城镇化全面和谐综合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8.
[2]刘昀献.论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功能[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3）.
新型社会治理篇8
论文关键词：社区；类型；自治；管理
从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提出社区概念以来，社区概念的内涵不断在丰富，社区的类型也不断在拓展。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历史和不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原因，社区的类型更是复杂多样。比如，上海与北京、天津、重庆、广州等全国各城市的最大差异是：将社区定位于街道。这适应了当时上海城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需要，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推动了上海社区的发展。但是，随着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深入，随着上海街道职能的转变，不仅使定位于街道的社区难以成为“共同体”，而且，常常把街道下的30-50个左右的居民小区当社区，以至社区的类型复杂多样。在浦东新区，不同的小区类型已有40多种。到底应当如何认识社区，社区能定位于街道或小区吗？如何对社区类型进行归类？
一、社区的内涵及其演化
社区的定义具有多样性。在1950年代，西方学者希勒作研究统计时，已有94种社区定义；中国学者杨庆垄在1981年作统计时，已达到140多种。社区定义的多样性本质上与社区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相关。
为了把握社区定义的合理性，我们必须考察一下社区认识的本义及其丰富和发展。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出版了Gemeinschaft(英文版译为CommunityandSociety，中文版译为《社区与社会》或《共同体与社会》)，该书首次提出了“共同体”即社区的概念。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罗密斯把滕尼斯的社区“Gemeinschaft”译成了英文“Community”，其词义的外沿和内涵都发生了变化，不仅包括社会生活共同体，而且包括地域共同体；不仅包括传统的乡村社区，而且包括现代都市社区，这就扩展了滕尼斯“社区”一词的涵义。1917年，麦基文发表的《社区一种社会学的研究》将村镇、县市和国家都称为社区，这对社区内涵的延伸似有些泛化。之后一些国外学者也对社区作了不同的定义，但是地域性几乎是共识，代表性的学者有帕克(park，1936)、桑德斯(Sanders，1982)、道特森(Dotson，1986)、吉达尔(Girdhar，1987)等。
在中国，1930年代帕克将“社区”一词引入中国后，费孝通、袁方、吴铎、郑杭生等学人都对社区作了本土化的定义。从党和政府的层面看，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随着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以来，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村民委员会辖区，又成了新型农村社区的重要特征。
二、中国化社区的四种基本类型
民政部对中国社区的定位，既吸收了国内外学者有关社区内涵的研究成果，又立足于中国社区发展的现实。所以，对中国城市社区的范围，在“一般意义”上作了界定，同时，也考虑到了诸如上海社区定位的特殊情况。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复杂多样的社区类型做一个大致的界定，以把握“中国化”社区的特征。
在中国，社区类型随着社区内涵的丰富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开展社区建设以后，得到不断拓展，可以把各种社区大致归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行政型社区
行政型社区是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的管理主要是“单位制”和“街居制”模式。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化，突出了“街居制”的功能。而“街居制”行政社区后来又出现了两种样式：一是在上海，街道是大社区，居委会是小社区，但缺乏社区本义上的(或者说位于两者之间的)“中社区”，居委会作为城市居民的自治组织，经常被置于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下，而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直接领导居委会的各项工作；二是在中国不少城市的“中社区”(即由五六个小区合成的社区)，虽然它的定位合理，但由于处在“转型”的过程中，“行政化”的倾向比较突出。
（二）合作型社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出现了合作型社区。这一社区的一种模式是政府通过授权或购买服务，将原先由政府组织承担的社会职能交给社区内的自治组织；另一种模式是设立集党务、政务、业务与一体的社区管理中心，如北京朝阳区社区的新探索。
（三）自治型社区
近十年来，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不同条件，一些社区过渡为自治型的社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南京等城市一些商品房社区已经成为自治型社区的建设模式。随着自治型社区的建立和完善，社区居民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完全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管理社会的局面。
（四）网络社区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廉价快速交通的运行，人口多边流动性的增强，新型的虚拟社区或网络社区正在形成。网络社区具体包括BBS／论坛、贴吧、公告栏、群组讨论、在线聊天、交友、个人空间、无线增值服务等形式在内的网上交流空间，同一主题的网络社区集中了具有共同兴趣的访问者。网络的超时空、跨国界特性，正在造就全球社区。这些社区冲破地域的约束，通过网络空间锻造跨国界、跨种族、跨民族的社会关系；全球网络社区一般具有成员的多样性、庆祝的共通性、聚集的规律性特征。
尽管社区类型多样，但“中国特色”的社区还处于“行政型”社区向“自治型”社区转型过程中，而且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行政型”社区将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提去“行政化”，而是要分析中国社区“行政化”倾向形成的原因，在融入更多的“社区自治”元素的过程中，形成既有“政府统筹”，又有居民以及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自治”的中国特色的社区新范式。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为民众提供了参与社区事务的多种途径。但是民主不是“单行道”，而是双向性的，如果自上而下的民主和自下而上的民主没有达成合作，则可能消解民主自治的力量。因此，除了发展社区公民自治性民主之外，还必须构建政府和公民协商合作的民主机制，使二者联合起来共同治理社区，形成社区的善治模式，突破行政管理性社区和公民自治性社区单一发展的困境。这是社区公民自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达到“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必由之路。
三、如何建构自治型社区
中国城市社区由行政管理性社区向公民自治性社区转化是必然的。但当前新型社区自治型治理模式刚刚起步，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过渡阶段，杜区自治组织和制度发育尚不健全。要建构自治型社区主要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要转变社区治理观念，提倡社区治理的善治模式，即把政府推动和社区自治结合起来，建立双方的密切合作关系
建立这种合作关系，1、重新规划社区治理体系，把社区作为一个具有合法法律地位的私权利的利益共同体，确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合理边界；2、大力发展社区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的构建应该按照非政府组织的模式进行，强调它的民间性；3、加快建立官民协商合作机制，改变过去那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使社区公民自治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4、发挥社区公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存量优势，建立社区公民参与的动力机制。
（二）为社区公民制度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促进社区公民社团组织活动的蓬勃开展，保护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积极性
公民自治性社区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成熟是一种渐进的曲折的过程，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发展公民自治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区工作者具有足够的耐心和热心，开展包括骨干培训、典型引导、专题研讨、专家咨询、媒体宣传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政府应当积极支持社区公民自治组织的活动，为其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公共制度供给，改变政府在社区工作中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
（三）着力培育和谐的社区公民文化。社区作为社区居民的共同生活场所，要通过各种社区居民自治活动促使他们尽快相互熟识、相互了解、增加信任，由陌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转化
目前在新型的城市社区中，人们往往只是把住宅小区看作是私人空间所在地，更多地是关注个人和家庭的私密性，对邻居常常还有戒备心理，更不了解业主们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方面所具有的公共财产和共同利益，不仅人们之间互不来往，而且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认知度也不高。一些社区成员对社区公共事务不关心，对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不积极参与，形成一种“陌生人”困境。这说明社区文化发育尚不健全不成熟。作为一个成熟的城市社区，不仅需要硬件设施的配套，而且更需要软件条件的支持。因此培育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培育社区文化的关键。
（四）要重构社区自治组织，按照物权原则实现社区公民对公共财产的自主管理
新型社会治理篇9
关键词：治理 善治 服务型政府。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08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内的新内容和新目标，也是针对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提出的新概念。与过去管制型政府相比较而言，服务型政府旨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高效的以“服务”为执政理念的现代政府。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这是政府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一、治理理论的内涵与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
“治理”一词于1989年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之后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理论，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Government,moregov-ernance）”已经成为新一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和目标。
学者们赋予“治理”的涵义众多。罗茨（R.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J.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Vliet）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报告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根据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治理”是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概念，一般指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私人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体等等各种活动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治理就是一个既定的范围内，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等主体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权威使各方利益与需求得到协调和平衡，最终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它既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与规则，也包括公众普遍认同和遵守的非正式制度与规范，强调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多元的公共管理。
但是，任何理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和时效性，治理理论弥补了当时市场调节失灵、政府调控失效的空缺，它不是完美理论，也存在自身的限制。随着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善治”成为了治理在新时期发展的更高阶段，“goodgovernance”就成为学者热衷的研究热点和重点。俞可平教授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指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因而善治应该具有以下六个特点：
合法性（legitimacy），要求相关的管理者和管理机构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各主体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使公共管理活动得到国家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和支持；透明性（transparency），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决策信息，有权了解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活动，从而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公共管理过程的实施，政府公开的范围和速度直接影响善治的程度；责任性（accountability），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公民个人的责任心越强，相应的职能和义务履行得就越好，善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法治（ruleoflaw），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法治就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是实现善治的基础；回应（responsiveness），善治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管理部门对公民的利益诉求要做出及时、有效、负责的回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公民意见，社会公共管理的效率就越高；有效性（effectiveness），合理的机构设置是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的基础，而政府部门的效率程度最终决定了善治的程度。
从本质上讲，善治就是要还政于民，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实现良好的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求政府部门放权让利，增强公共管理部门的服务型功能，强化社会管理事务，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和程序，避免有的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与民争利。从治理的角度看，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社会管理事务，而是在政府之外，还有社会其他机构或者个人参与经济社会管理，负责部分社会事务，承担政府没有管起来的职能。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权力是分散的，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求克服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效和国家失效，缩小成本扩大收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所以说，治理是政府管理的基础，是有效管理的补充。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
从经济上看，我国已经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与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要求我国政府体制必须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体制、职责功能、行为方式的转变，以满足经济全球化、区域合作化发展的要求。同时，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需要政府的指挥，而更加需要政府的服务，政府已经基本完成了主导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使命，应该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为经济的建设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
从政治上看，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日益增强，要求行使合法政治权利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现行政府管理制度有些地方已不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因为部门利益而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导致政府与群众的矛盾激化，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直接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不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治理不同于统治，不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管理的工具，而是以尊重民意、维护民权、关心民生为前提，政府不再是决策的唯一决定者，而是多方意见的综合表达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更是一个民意代表机构。
从社会来看，多种经济制度的实行、社会环境的开放、全球交流的加强，各种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公益性机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其作用与能力不可小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做有条件的“减负”政府，将一部分管理权力转移给社会，加强与社会组织、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的多方合作，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环境，只有在这种多方协调合作的运行环境中，公共管理目标才可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整个国家的善治。
三、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治理-善治理论的兴起与研究，意味着我国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式、手段发生了变化，治理理论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全新的政治画卷。治理理论的目标取向是实现善治，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府管理方式，理应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自身的特殊国情和民情，因此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实现以下转变：
1·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性政府转变。
治理包括两方面涵义，即统治与管理，前者是国家的政治职能，后者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在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的统治职能大于管理职能，过于强调政治权力的统治范围与秩序，忽略了社会管理服务方面。政府作为一个公共管理机构，管辖的内容和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无限权力和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不能自主经营、社会不能自由选择，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生产效率低下、购买力低下，不利于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善治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多方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多元管理、和谐有序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直接影响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全能型政府的触角正在收缩，社会职能正在强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越来越明晰，政府角色定位和分工越来越合理，改变了过去政府对社会义务统包统揽的旧模式，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实现了政府成为掌舵人的转变，做一个有限的政府，一个将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相契合的政府。
2·从垄断型政府向参与型政府转变。
公共权力是凌驾于其他权力至上的特殊权力，极容易产生垄断行为，而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工作人员的执政态度和行使方式直接决定了公共权力实施的结果。在治理理论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机关，其他各种社会机构也是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包括社会服务组织、志愿组织、私人企业、群众自治组织等等，只要得到公民的认可，都可以管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事务，都有权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决议，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政府管理与决策必须获得这些社区主体的同意和认同，在这里团队的参与和协作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从垄断型向参与型转变，改变“政府至上”的传统理念，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政府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按照有效的程序，疏通公民利益表达和需求反应渠道，及时有效的反应社会成员的意见与要求，由此形成上下互动的局面，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民主平等权利得以实现。同时，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参与机会增多，加之政府回应性增强，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秩序越发规范，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效用就更大，政府的服务性更加突出。
3·从集权型政府向分权型政府转变。
传统集权体制下的政府官本位思想严重，带来的后果是政府权力过大，社会权力过小，结果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社会又无法参与其中，导致社会管理低效运行。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改变这种人多低效的局面，以政府、社会、企业为社会管理的主体，政府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机器，而是一个享有适度权威的公共服务组织，其权威不是来自强制性的权力，而是来自社会、企业、公众自觉的心理认同和支持。政府内部的合理分权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更具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政府外部分权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将部分权力和职责转移给企业、社会组织或自治组织等，与社会共同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责，政府应该突出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4·从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转变。
我国传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权力的行使大都体现出人治的味道，加之部分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偏离了原先的轨道，成为部分人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成为部分政府谋取部门利益的手段。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所在，建设法治政府不仅仅是要求公民守法，还要求政府依法守法。有法可依是法治政府的基础，有法必依是法治政府的内容，法律是凌驾于政府与公民至上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也是法治政府建设，只有法律才能减少和限制政府执法过程中腐败的滋生，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和执法程序的科学合理可以有效监督政府，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政府与民争利的可能性，减少执法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真正实现“执政为民”的政府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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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堂哲：《走向善治：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新型社会治理篇10
关键词：张康之；伦理精神；伦理的启蒙；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德制；德治；公共行政道德化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73-07
张康之教授的新著《论伦理精神》于2010年出版，他在该书中认为：人类正处在第三次启蒙的关节点上；第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发生在中国的春秋战国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那是一场“哲学的启蒙”，开启了人类迈向农业文明的征程，孔子的《春秋》是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标志性著作；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发生在欧洲18世纪，那是一场“法的启蒙”，建构起了工业社会及其治理模式，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可以看作第二次启蒙的标志性著作；现在，人类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重大历史转型期，同样需要一场新的即第三次启蒙运动去设计和规划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正如“法的启蒙”在解构以“权力”为基石建立起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时候，又围绕着“权利”建构起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一样，新的启蒙也需要具备解构和建构的功能。这场新的启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美国学者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曾经提出需要重新重视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成果：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为激进的目标。”这显然是一种向18世纪的回归，是一种对“法的启蒙”的重新阐释。但是，21世纪与18世纪已经完全不同了，18世纪所担负的是启蒙工业社会的使命，而在今天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新的启蒙需要致力于建构后工业文明。这就是张康之所指出的，“在对法治的反思中，把我们引向了对一种道德治理形态的构想。道德的治理(或简称德治)应当是对法的精神的扬弃，正如法的精神曾经替代了权力意志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建立起作为终极依据的地位一样，在后工业化的治理过程中，伦理精神将会作为一种基本的依据而存在，伦理精神将替代法的精神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已有地位。”可见，《论伦理精神》是基于人类处于后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判断而呼唤启蒙的，其目的是要“唤起人们对后工业文明中的‘普照之光’的关注，希望有更多的人按照后工业社会的需求去重建人类的社会治理体系”。
一、需要一场新的启蒙：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极其复杂而特殊的时期，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在走到了工业社会的顶峰后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它们一方面致力于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同样面临着后工业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人类踏人21世纪门槛的时候，由于全球化运动的推进，无论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被抛入到同一起跑线上了，都面临着后工业化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后工业化将是一次机遇。因为，它在造就“世界是平的”同时，必将打破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心一边缘”结构，让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后工业化问题中寻求发展机遇，而不是步发达国家之后尘。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他认为“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各种趋势的继续”。“当然，关于后工业社会有着不同的意见，甚至关于这个社会的定位及名称都有着很大的差异。比如，托夫勒把它称为‘第三次浪潮’，哈贝马斯把它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哈拉尔称其为‘未来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知识界，则努力揭示它对工业社会的解构特征，将其称为‘后现代’；德国学者贝克则根据这一社会来临的过渡性特征而提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风险社会’。无论对这场历史运动作出什么样的定位，共同的地方则是，把这场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看作一场巨大的历史性转型，是一场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相近似的历史变革运动。”也就是说，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已经逐渐超出它的原初含义，不仅仅是用来描述工业社会各种趋势的继续，更是指称一种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的确，后工业社会的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就社会治理的领域而言，大致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行政改革正在持续地展开。这场全球范围的行政改革可以证明，人类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不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也就是说，人类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机械化”和“标准化”为特征的官僚制组织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的发展要求，遇到了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因而，只有通过改革去谋求适应这一历史转变所提出的要求。
从复杂性的角度来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到了工业社会，复杂性逐渐增长，但是，整个工业社会还处于低度复杂性的历史阶段。近些年来，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复杂性的程度迅速提升，已经进入高度复杂性的阶段。约瑟夫・泰恩特认为：“复杂社会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机构，因环境不同，其中会出现更多的组成部分、更多样化的组成部分、更多的社会差别、更多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更多类型的集权和专制。复杂社会的成长经历了一个嬗变过程――从内部单一、几乎无阶层差别的小型群体，到异质性强、内部差异甚多、阶级结构和阶层控制的大型社会。”。显然，后工业化进程向我们呈现的就是这种情况，复杂性程度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增强，充分证明了泰恩特所说的，这是“最为怪异的一种社会形态，一个一经出现便需要不断进行合法性建设和强化建设的社会形态。”近些年来，无论是在国际关系上还是在国内的社会发展中，泰恩特所说的这种“怪异”都是不难感受到的。社会的高度复杂性正在被全球化浪潮迅速地加以放大，转变成了社会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之所以近些年来危机事件频发，之所以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贝克语)，均拜社会复杂性所赐。
一场伟大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正如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中“法治”荡涤了“权治”而最终成为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核心治理方式一样，后工业化进程对社会治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由非政府组织等新兴社会治理主体所构成的“新市民社会”，正在促使社会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长期以来由政府垄断的社会治理格局被打破，呈现出多元治理主体共治的局面。“这种变化反映在社会治理之中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进而，意味着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作出全新的安排。”张康之认为，“新市民社会”所代表的社会自治运动意味着国家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后国家主义时代的开始，意味着原先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由政府垄断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社会治理逐渐被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所取代。从此，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再是以控制为导向，而是代之以普遍的服务。从而，“合作与服务成为新的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和内容”，这种新的社会治理形式就是公共管理，在治理性质上表现为“德治”，在政府形态上呈现为“服务型政府”。
如果人类历史存在着一个复杂性增长的图式的话，那么，社会的复杂性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复杂性通常是同步增长的，或者说它们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如果它们之间存在不同步的现象，社会往往会爆发严重的危机和灾难。现在，全球范围频发的危机事件其实已经印证了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在应对社会转型时已经落后了。也就是说，我们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适应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的历史阶段，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适应的一面也就是必然的了，正是这种不适应和治理不周延，造成了危机事件频发的后果。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以求实现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的复杂性与社会的复杂性同步增长的频率。以服务和合作为核心价值的公共管理正是应着这一要求而出现的，这就是公共管理诞生的必然逻辑。
埃德加・莫兰认为，“复杂性不仅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而且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而在客观世界中既利用有序性提供的规律，又利用无序性提供的机遇，以争取实现合乎主体目的的最佳可能性，这构成了主体能动性的实质。”按照这一逻辑，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正是因应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复杂性不断增长所提出的要求而建构起来的。公共管理活动在本质上具有主体能动性，其主体能动性在实质上体现为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精神，在社会改革方面表现为打破行政主体的一体性，把行政管理的主体中心主义转变成公共管理的客体中心主义，把权力中心主义转化为服务中心主义，把效率中心主义转化为成本中心主义，把个体利益中心主义转化为公共利益中心主义。
在张康之的一系列著作中，包含着一个关于社会治理的历史解释框架，那就是“统治型”一“管理型”一“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他把这三种模式与三个历史阶段对应起来，认为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统治型模式，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管理型模式，而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正在成长起来的将是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形式，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则是公共管理的实质。也就是说，公共管理在实质上体现的是服务精神以及服务精神的源头――伦理精神。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学者依然受到旧观念的影响在行政管理科学化的意义上来对“公共管理”进行诠释，这无疑是一种对公共管理的严重误读，进而有可能妨碍对公共管理加以全新建构的理论追求。所以，为了纠正这一重大错误，迫切需要一场启蒙后工业文明的伟大历史运动。为了区别于近代早期的那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启蒙，张康之主张把这场启蒙看作一场基于伦理精神的启蒙，他说，“要列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进行伦理思考，需要通过这一思考去为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确立伦理精神、德制方案以及行为的道德规范。”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把自己的新著名之为《论伦理精神》。
二、基于伦理精神的启蒙：一场建构的启蒙
在今天，当我们谈及“启蒙”(enlightenment)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发生在18世纪的那场启蒙工业文明的运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重大历史阶段的开启，都需要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去帮助人们树立新的观念，没计新的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型塑出人类新的行为模式和行为方式。”回溯人类社会已经发生的前两次启蒙运动以及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启蒙运动，可以发现，它们的发生遵循着“权力意志――法的精神――伦理精神”的历史演进图式。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可以确认为西方古希腊的哲学运动和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这场启蒙运动中，古希腊曾经创造过短暂且发达的农业文明，后来由于蛮族的入侵便戛然而止。在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所提出的思想和主张中始终渗透着“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尤其是儒家思想对这一问题的阐释达到了极致。余英时在研究“儒学最初到底是什么，它的关怀是什么”的时候，曾经发现：儒家最基本的是要把“天下无道”改为“天下有道”。事实上，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精确地认识到农业社会王朝统治下的社会是以权力及其运行为核心的，并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权治”体系，才开启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发展历程。以《春秋》为标志性著作的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最终使中国社会建构起了人类农业文明的典型形态。鉴于这次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以哲人的面目出现的，故而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启蒙”或“觉识的启蒙”。
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所指的是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思想解放和历史进步运动。恩格斯认为启蒙学者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这里，“理性法庭”的说法所阐释的实际上是启蒙理性所具有的至上的裁判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启蒙理性就是现性，启蒙主义的纲领就是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纲领。”工业社会的启蒙理性所发挥的功能就是通过对“权利”的确认而进行社会建构和政治建构的，“权利”是工业社会这场启蒙运动的最伟大发明，并最终成为工业文明赖以成长的基石。因为，这场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法的精神”恰恰是从“权利”那里找到了着力点，有了“权利”的发明，从而实现了对农业社会中的“权力等级体系”的彻底扬弃，并筑起了工业社会法制文明的大厦。工业社会的启蒙又被称之为“法的启蒙”(或“解放的启蒙”)，因为工业社会将自由和平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场启蒙的结果直接导向了人的自由的获取。
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伦理精神的薪火开始燃起，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启蒙运动开始了。它区别于以往，以对公共管理的思考为起点，以伦理精神的建构为内容，在实质上将是一场“伦理的启蒙”或“建构的启蒙”。这次启蒙运动的建构功能的发生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要求。后工业社会将是人类所面对的一个崭新而陌生的发展环境，它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社会治理必须实现全面转型，近代以来建立在法的精神基础上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得到解构，伦理精神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其次，需要扬弃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建构中的“工具理性”原则以及控制导向，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返魅”。自从康德提出“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开始，哲学家们其实一直在反思“法的启蒙”所倡导的启蒙理性的得失。“法的启蒙”所倡导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所追求的是“科学合理性”。这种理性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中被运用到管理学、政治学和行政学等领域，尤其是在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的指导下，工业社会的企业组织和行政组织变成了“机器”，组织成员成了冷冰冰的机器零部件。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价值理性被当作“巫魅”而加以祛除，“人类高度的精神文明并没有伴随着高度的物质文明而到来，科技的进步并没有带来道德的进步，人类社会多次被拉回到黑暗、迷信和野蛮的状态。”这显然违背了启蒙思想家们设计启蒙理性的初衷，人们所向往的“现代化的进程”(即“要以理性为工具，以全人类利益的名义，对自然、社会、人的心灵和道德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合理的安排和控制”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以伦理精神为基础的启蒙恰恰是为了纠正这种局面，目的是要呼唤服务与合作等价值理性回归到社会治理体系并且发挥主导作用。
如上所言，“伦理的启蒙”是出于建构公共管理的要求而展开的一场思想运动，就它不同于“法的启蒙”而言，也将用一种道德的制度(德制)去替代法律制度(法制)。那么，伦理精神的薪火如何能够成为燎原之势，能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构起普遍适用的德制?张康之并没有直接地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为我们指明了思考的方向。
在近代社会领域分离的过程中，传统的道德生态被保留在了日常生活领域，法的精神所普照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即使在日常生活领域，只有当道德不与法律冲突的时候，才被认可。“所以，近代社会进入了一个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同步成长的历史阶段”，进而导致了现代伦理精神的薪火仅仅燃烧在日常生活领域。“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引领下前进的……然后通过私人领域去加以实现，在这一实现的过程中又反映到公共领域中去，对公共领域提出新的要求并推动公共领域的发展……特别是当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走向融合的时候，作为道德‘大本营’的日常生活领域更会表现出直接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功效。”这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精彩绝伦的“伦理精神建构作用”原理图：在后工业社会，伦理精神的薪火首先会点燃生活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作为个体的人，使作为个体的人充分实现道德自觉，然后，当这些人进入到公共领域并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把他们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所获得的道德带入到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去。与此同时，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伦理精神之薪火不仅点燃了公共领域，也将点燃私人领域，从而形成伦理精神的燎原之势。这还只是“伦理的启蒙”的阶段性成果，它所要实现的最终结果是，当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日常生活领域都浸染在伦理精神之中时，伴随着日常生活领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在结构上的融合，后工业社会最终将成为一个追求完美生活的“总体性”社会。在这一社会之中，德治与法治得到了充分的统一，公共管理真正地成了一种服务的、合作的和道德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形态，将充分印证张康之的描述：“如果说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伦理精神之光普照的社会，那么，它的治理体系必然是首先按照伦理精神而加以建构的，社会治理活动也将实现道德化。”
法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实现是以法治的形式出现的，同样，德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将以德治的形式出现，德治是德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实现方式。当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起了德制时，德治也将成为一项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选择。从人类社会治理的现实来看，与法制相伴随的法治是近代社会的独特成就，农业社会的治理在实质上是属于权治的，只是在表现方式上存在着德治与法治之争，比如，中国的儒家倡导德治，而法家则倡导法治。在后工业社会，可能在治理方式上会存在着是法治优先还是德治优先的争论，然而，在制度上，所要建立的将是“德制”，是在德制框架下的法治或德治。根据张康之的意见，在社会治理模式的意义上，与德制相适应的是一种道德的治理，即德治；在治理方式的层面上，将表现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所以，第三次启蒙的重心将是德制的规划与设计，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这是一次“伦理的启蒙”，是通过伦理精神的张扬而去建构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要把伦理精神贯穿到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中去。“伦理的启蒙”是一场“建构的启蒙”，如果说第二次启蒙通过“权利”的发明而把人从等级权力之下解放了出来，那么，第三次启蒙的建构意义首先反映在德制的建构，其次反映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贯穿道德价值，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对人的全面建构，也就是说，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全面发展”。
三、启蒙的重心：创设后工业社会的“德制”
第三次启蒙所要确立的是“德治”，而在更高的追求中，将建立起道德的制度体系，为德治的实行提供支持。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正如法治是与法制联系在一起的一样，德治也必然是与德制联系在一起的。德治的思想其实很早就出现了，在中国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显著的德治主张，但是，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德治的理想，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德制的支持。所以，德治的思想并不是一项新的发明，但是，要求把德治与德制建设联系起来，则是全新的思想。这一思想的真谛就在于，认为“伦理精神将成为一种普遍精神，会体现在制度上和通过制度而贯彻到公共管理者的一切社会治理活动之中去。”
根据张康之提出的“社会治理的总体性解释框架”来考察人类社会治理体系，可以发现，农业社会是一种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对应的制度形态是“权制”；工业社会是一种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其制度框架则是“法制”；后工业社会将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要建立的是一种“德制”。统治型模式是通过权力来进行治理的(权治)，德治和法治仅仅作为辅助手段而存在的。管理型模式表现为法律的治理(法治)，但是，在法制规范之下，也包含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则受到了排斥。服务型模式将会实现德治与法治真正的统一。一旦法治和德治实现了统一，“德治”的内涵就将变得更加丰富，从而实现对权治和法治的全面整合，即使在需要权力和法律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将实现道德化，让权力和法律都从属于道德并以道德的实现为目的。
张康之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德治是按这一逻辑进行建构的：“首先，以制度道德化为起点，然后，通过治理者及其行为的道德化影响整个治理体系的全部成员，实现一切人的道德化。在这里，作为起点的制度道德化是关键，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道德化能够稳定地持续地发展的前提。”那么，制度的道德化又遵循什么样的逻辑呢?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张康之长期努力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例如，他在《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中认为，“公共行政道德化的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如何制度化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明确的思路。可以说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作者多年……我们认为公共行政道德化的问题，需要从权利关系入手来加以规范和寻找制度化可能性的切入点。”后来，他发现了人的道德存在，并且认为人的道德存在可以成为制度设计的基石。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人的道德存在才能够以一种实存的形态出现，并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提供支持。一方面，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可以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制度模式，那就是德制；另一方面，道德存在可以赋予人以社会生命，可以为行政人员以及更为广义的社会治理者提供道德冲动的动力，使他们的行为合于中庸的原则。”直到在其新著《论伦理精神》中，他再次确认了自己关于后工业社会制度建设的观点：“建构的启蒙”要求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去寻找建构的方案。
在《论伦理精神》的“德制建设的本体论追寻”章节中，张康之提出“人的存在是三位一体”的主张，是一种包含了物理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这三重存在的道德本体。他说，“人有着物理存在的方面，这个方面是从自然界获得的，是人的自然方面，与动物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人也有着精神方面的存在，而且这个方面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标志。但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拥有精神存在这一点上，更为根本的是，人有着道德存在这重内容。人的道德存在才是人的社会性本质存在。”在他看来，道德存在是一种确切性的实存状态，是人的最深层与最本质的存在。如果从制度设计和制度构建的角度看，可以发现，早期社会以及中世纪，更多地显现出从人的精神存在出发去作出制度安排，人的行为主要从属于某种精神目标，因而，社会治理注重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控制，即使存在着严重的对人的肉体的摧残，也只不过是通过消灭人的物理的方式而实现对精神的护卫。工业社会的“法制”建构更多地体现出从人的物理存在出发的逻辑，彰显了人的物质追求和物质利益，所谓“权利”的发明，其终极目的无非是要反映在人的物质利益的获得和保障方面，而物质利益所从属的无非是人的物理存在的需求。现在看来，从人的这两种存在形式出发所建构的制度都是不成功的，“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在后工业社会，将会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去作出制度构建。”这一论断显然指出了伦理精神实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落实到德制建设中去，让制度贯穿和体现伦理精神。
在探讨哪一个国家将会首先创设和建构起“德制”的问题时，张康之作出了一个激励中国学人的回答，那就是中国最有可能率先建构起德制。因为：其一，封存在中国农业文明体系的传统文化蕴含着大量的“德治”思想“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解决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中的那些具有现代价值的因素并用以建构未来的社会制度和政府模式问题，那将会是中国对世界、对人类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在西方社会中，农业社会的启蒙并不充分，“德治”思想是相对匮乏的，即使“向古希腊文明回归”，最终导向的无非是“文艺复兴”运动，但是它并没有发挥创设“德制”的功能，反而成了工业社会启蒙运动的前奏。其二，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没有法制文明的“包袱”，具有后发展优势。发端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造就了西方世界的工业文明，使得这些国家仅仅用了百余年便超越了中国数千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农业文明。但是，这场“法的启蒙”在创设法制的时候也给西方国家戴上了排斥“德制”的“紧箍咒”，而且，这个“紧箍咒”的作用几乎涉及工业化国家的各个领域，这将严重阻碍西方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这一点反映在西方学术界就是一种“向18世纪启蒙的简单回归”。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试图发起实现“启蒙”的实证化；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在《重申启蒙》中，试图通过重新阐释启蒙的精神来应对复杂性的后工业社会；当代制度伦理思想的阐释者罗尔斯所进行的研究也无非是在努力恢复18世纪启蒙思想的道德内涵。20世纪后期的实践已经证实这种“回归”是不可能解决后工业化中的各种问题的，而且更多地表现出徒劳无功的状况。可见，张康之在《论伦理精神》中提出“扬弃工业社会的启蒙”、“呼唤伦理精神的启蒙”等，具有了更高的科学性和社会价值。中国是天然地缺乏法制文明的国度，即使我们努力学习和借鉴西方而致力于法制文明的建设，它终将是一种次生形态。比较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可能恰恰有了没有法治文明之“包袱”的优势，只要中国的社会变革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变革能够自觉地超越法治文明的话，只要中国学者能够按照后工业化的要求去加以探索的话，那么，中国完全可以率先建构起德制，即跨越社会变革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变革的“卡夫丁峡谷”而步入后工业社会。
一种新的文明体系的建构，一种与历史发展俱进的新型制度的建构，必将把这个社会引向发达状态。想一想中国农业社会那种辉煌，在发展出了工业文明和建构起了法制的西方列强面前，是那样的不堪一击。中国的农业社会是发达的，如果西方国家在那个时候希望通过学习中国的农业文明而追赶发达的中国农业社会的话，那么，也许有一千年的时间也不可能赶超中国。但是，西方国家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而没有学习中国，而是独自发展起了工业文明，建构起了法制，实现了法治，所以，很快地就超越了一切农业文明的国度。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向西方学习，提出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可是，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运动却给我们以新的机遇，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另一条超越西方发达工业文明的道路，那就是通过一场新的启蒙去建构后工业文明体系，建构起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德制，实现德治。
总之，在迈向后工业文明的历程中，一场张扬伦理精神的启蒙运动是必要的，而中国社会走过了近代落后挨打的苦难历程后，应当觉醒。特别是近些年来，当中国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历程中取得了些许成绩之后，我们发现，一种要求遏制中国的呼声在国际社会中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在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之中，西方发达国家任何一个很小的“小动作”，都可能置我们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一个单纯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可能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所指出的，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学习西方，可是，西方的老师老是要打学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和政治作出了那么巨大的贡献，可是，西方国家从来也没有停止对中国和尊严的骚扰。为什么我们不能开辟另一条道路呢?张康之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致力于后工业文明的建构，只要我们顺应了后工业化的要求，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去选择我们的道路，就可以绕过学习西方而总受西方遏制的窘境。
张康之的《论伦理精神》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指出了一条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这对于中国学者以及整个中国社会都无疑有着警醒的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论伦理精神》一书还具有言辞朴素、深入浅出、“小而轻便”的特点。1766年，伏尔泰在他的一封书信中指出：长篇巨著永远不可能掀起革命，那些小而轻便、售价低廉的书才真正危险；如果《福音书》售价太高，那么基督教也许就永无确立之可能。或许伏尔泰的这番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张康之构思与写作《论伦理精神》时的那种“怀着启蒙的情愫”。今天，对于人文科学研究工作者而言，恰逢一个启蒙的时代，理应肩负起新的启蒙的责任和义务，自觉地去为中国乃至全人类迈向后工业文明的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康之.论伦理精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美]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的政治参与[m]殷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