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篇1
一、相关概念阐述
公共安全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来，同样，公共安全管理活动也是伴随公共安全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现在公共安全已经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公共安全管理指维护公共安全的主体(通常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公共安全政策，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通过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实施预防、处置、恢复等行为，为社会公众提供保障生活、生产等安全的公共服务的活动。公共安全管理的过程就是以政府主要角色的公共安全主体为实现社会安全的意图和目标而实施的持续不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程序的一系列活动。
公共安全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消除威胁、预防灾难，挽救生命、保护财产，减少损失，迅速恢复、持续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现代社会的高危险期，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公共安全事件日益增多，比较突出的领域包含了自然灾害、安全生产、金融风险、信息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及民族宗教等。特别是民生矛盾突出，反映在城乡就业、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多方面，使公共安全呈现出频发性、高危性、群发性、连锁性等特点，也使得传统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呼唤公共安全管理主体有更包容的心态与机制来应对新问题的出现。
二、公共安全管理中的包容性维度分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七部分以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为标题，清楚地标明了社会建设的两个重点内容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民生是国之根本，民富才能国强。只有民生得以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只有老百姓感觉幸福了，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因此，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就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观，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把社会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救济权等权利始终摆在第一位，建设和谐社会中首先以人的生命为本，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的原则，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也是安全发展的核心。
中国的GDp连续多年平均保持了8%的高位增长,却鲜有人知道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GDp损失高达6%,非典、禽流感、地震、海啸、暴力抢劫等等这些问题每年夺去了20万人的宝贵生命。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也要认识到安全也是稳定、安全也是生产力、安全也是最大的效益，公共安全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提高人民的幸福度和满意度。
三、公共安全管理中包容性缺失导致的现实问题
公共安全涵盖了政治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涉及的具体事件包括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地下空间、社会治安、社会保险、金融安全、国家安全等有关社会政策与制度。我国从1954年首次规定戒严制度至今，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己经初具规模，已制定了针对社会紧急危险形势的《戒严法》、针对地震这一特殊自然灾害的《防震减灾法》、针对洪水特别是特大洪涝灾害的《防洪法》、针对火灾的《消防法》、针对安全生产事故的《安全生产法》、针对环境保护和环境灾害防治的《环境保护法》以及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没有统一的《公共安全管理法》，这使得各级政府在实施灾害防御、应急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等措施时，由于缺少法律依据，难以把握自己的职责定位，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而最终伤害了救助群体的利益。
另一方面已有的法律法规涉及单一灾种多，涉及综合管理的法规少。通常事故或灾害的发生，往往波及到社会各个层面，涉及许多部门和领域，单一灾种的法律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实现综合的防灾减灾，特别是在如何实施灾害管理、如何界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管理责任等方面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明确，这使得政府在面对规模较大的危机和社会风险问题时无法兼顾到所涉群体的共同利益，难以对不同的利益分配进行协调。
四、应对策略
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篇2
本文将国内外新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到高校安全保卫工作中，积极探索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高校安保工作中的可行性，初步构建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新型高校安保模式，以期能为我国高校安保工作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
高校；新公共管理理论；安保工作；安保模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精简机构的不断深化，以优化组织结构、减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在我国各级政府机关中逐渐展开，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高校作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特别是高校内保卫部门工作是以为广大师生提供非营利服务为目的，具有公共管理的大多数特征，因此，将新公共管理理论引入高校保卫部门，对构建高校新型保卫组织，形成新型安保模式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1新公共管理内涵及主要特征
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npm）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这种新型的管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有本质的区别，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也称为官僚机制行政理论，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韦伯的科层理论和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共同组成，即威尔逊—韦伯—泰罗范式，这种理论核心思想是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前提下，公共行政以效率为中心去追求工具理性，进而实现政治价值理性[1]，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适应了西方国家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对政府公共管理的要求。随着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生产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旧的政府公共管理理论明显不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传统行政管理理论弊端逐渐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各国被迫从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的进行了政府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确定顾客、产品与结果；采用目标管理与绩效测量方法实现任务；运用市场与市场机制以及竞争与选择取代集权型管制；通过权力、义务、责任的协调一致下放权力[2]。对于新公共管理基本内涵，一些西方学者作过较为精辟的概述，如赫克谢尔（C.Heckscher）指出，政府改革打破了单向的等级指挥关系，建立了互动交流和导向管理，并开始向“后官僚组织”变迁[3]。而巴扎雷（michaelBarzelay）认为摒弃官僚制的时代已经到来，公共管理由重视“效率”转而重视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由自上而下的控制转向争取成员的认同和争取对组织使命和工作绩效的认同[4]。胡德（ChristopherHood）则将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及特征刻画为如下七个方面：向职业化管理的转变、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产出控制、单位的分散化、竞争、私人部门管理的风格、纪律与节约。[5]从上述描述得知，新公共管理改革重点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倡导政府等公共部门在进行管理时需借鉴企业等盈利组织的成功管理机制，重视公共管理部门在进行管理中对人力资源管理上采取有弹性且富有成效的管理模式。
2新公共管理在高校安保工作中可行性分析
2.1高校安保工作具有一般公共管理的共同特性
高校保卫部门的行政职能是高校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特征，是高校育人功能实现的重要保障。高校保卫部门行政管理包括：户籍管理、师生出境管理、校园交通管理、校园治安管理、消防安全管理、危险化学药品管理、校园内公共场所环境及秩序管理、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等方面。在管理过程中，管理手段的选择，管理目标的实现，管理主体的选择等都具有一般公共管理的通行特点。
2.2高校保卫工作是具有公共管理属性的社会警务工作组成部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改革普及到警务工作，出现了“满意决定警务论”，公众对警察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成为评判警务工作的重要指标，提高了警务工作的质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近年来在我国，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警务工作也受到了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的影响，服务意识，服务态度及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执法较为规范，大大提升了警务工作的效率。从本质上讲，高校保卫工作与公安（社会整体的治安）工作是同类性质的工作，都是“保护使不受侵犯”，或称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6]1992年6月23日国家教委《关于做好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警务工作的成功实践也可以应用到高校保卫工作中去。如在北京、上海等大部分省市高校效仿公安机关110，在校内设置校园110，全年24小时安排专人值守，为师生提供安保服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设置安保工作一站式服务等，均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
2.3高校师生对安全工作需求多元化要求转变工作方式
在管理过程中，管理主体通过各种手段甚至不顾及管理对象的感受来实现管理目标的实现，这个过程可能是残忍的和让管理对象不能接受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高校已经逐步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复杂小社会，师生诉求日趋多样化，高校保卫机构也必须作出相应的反应以适应新形势。新公共管理理论成为指导其实践的最有效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顾客满意导向，将“顾客满意”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并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和提高。[7]高校保卫机构应当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以师生满意度作为保卫工作的终极目标和工作绩效的首要评估标准，逐步构建一个为师生提供高效公共安全服务的新型警务治理模式。
2.4高校内部安保组织结构陈旧改革要求新的管理理论
60多年来，高校保卫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职能到集多种职能于一身，在维护高校校园安全稳定的工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高校保卫部门行政管理风格形成于几十年官僚机制的构建和进行，很多管理理念已经内化成为高校保卫干部及领导的意识，高校保卫部门管理思想长期受到“官本位意识”的影响，对于师生习惯于通过发号施令的方式进行管理，不利于保卫部门与师生之间关系的建设。这种管理模式就好像一座大厦的地基，不能随意改变也很难改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形势和新问题不断涌现，从服务的对象到服务的理念都需要有重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高校保卫部门官僚结构特有的缺点显现，出现了反映迟钝、工作效率降低等问题，对高校保卫部门内部工作改革亟待解决，新公共管理理论成为指导现阶段高校保卫工作改革的重要理论。
3构建高校新型保卫模式探索
3.1转变管理理念
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应当以“顾客”为导向，以“顾客”的需求为工作的目标。高校保卫部门应当转变管理理念，从以前的“管理”向现在的“服务”转变，将学校保卫部门的角色和职能定位于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者，将公共安全产品的顾客定位为师生，保卫部门应由以往单纯的管理型行政思想向广大师生期望的服务型行政理念转变，转变为以师生需求为核心的服务型行政行为，牢固树立为广大师生服务的意识。只有在理念转变的前提下，才能在实践中实现从权力中心主义向服务中心主义转变，真正构建服务型的组织。
3.2强化信息沟通
新的学校保卫组织结构改革应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新手段，在不触动传统安保工作流程的前提下，重新整合保卫组织的行政流程，将传统模式下的不合理的流程摒弃或再造，使高校保卫部门行政流程简洁、高效，运作过程公开透明、程序规范简便、行政成本降低，最大限度的满足师生对保卫服务和保卫产品的需求。保卫部门信息化的结构特征表现为促使其网络化和扁平化。首先表现为保卫组织与外部沟通渠道，信息传输方式的变革使得原本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结构解体，师生可以简单快捷的与组织各级管理人员直接沟通，使得师生对安保服务的需求可以直接传导到决策层，有利于缩减直至取消中间管理层。其次是畅通保卫组织内部交流沟通渠道，保卫人员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不同层次的保卫信息，消除保卫部门各业务科室的信息孤岛现象，实现信息共享，提高各部门组织合力。
3.3转变行政范式
新公共管理理念强调有限政府的概念，因此构建新型的高校保卫应当切实转变行政范式，变全能为专职，有限行政范式的转变，做好掌舵人，将主要精力放在服务师生上，尽量避免，提高师生的满意度，充分发挥保安员的作用，积极推动安保服务承诺制，实现师生满意度定期调查制度，形成契约外部压力，促进和提高行政效能和管理质量的持续改善。根据师生的需要提供服务，提高服务的针对性。
3.4促进师生参与
学校安保工作是维护校园秩序、打击校园犯罪的特殊行政部门。在传统的高校安保实践中，师生参与程度有限，甚至有些人带有排斥的态度，安保效果较差。在新公共管理的视野下，学校安保人员要善于提高师生参与校园安保的积极性，鼓励师生参与，积极拓展公民参与安保活动的渠道和方式，采取组织师生安保志愿者等方式吸引师生参与到校园安保工作；另一方面，学校师生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安保部门的各种条件，提高自身素质和各项素质，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校园保安的有效参与，建立师生与学校安保部门的良性互动；第三，学校安保部门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师生组织，如学生会、学生宿舍自我管理组织、教师兴趣会等，建立安保部门与这些组织沟通的平台，及时向这些组织宣传安保形式及防范措施，共同来提高学校安保工作的效率。
作者：徐亚伟田斌单位：北京科技大学保卫保密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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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篇3
社会协同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内涵是要求无论政府还是其他社会组织不仅要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责任，更应该注重建立相互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的良性协调与互动合作关系。涉及治安管理领域，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我们应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与阐释。对治安管理社会协同理论的提出与总结梳理有益于在实际工作中落实社会协同的理念。
一、社会协同理念的提出
对社会协同内涵的认识，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当代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是治理的主体。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大一统的时代对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清晰正确的认识，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不合理局面，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完全是政府的附属品，统治的意味更为浓厚，造成的后果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微弱，政府权力过大、管得过多过死，但在社会治理某些领域中政府并不能发挥完全的作用，而社会组织在更适合其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却完全无所作为，这样不仅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治理效果。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要形成互动、加强合作，该模式的优点是将社会至于与国家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现实局面下，合作模式的构建恐怕还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三是“社会协同”模式。“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目标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时首次提出的。十八大报告在论述社会管理体制时又再次强调了其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予以法制保障保证其落实。现在看来社会协同模式是更适合我国现实的一种模式，为什么如此说呢？在这一社会管理体制中，公众参与是基础，社会协同是依托，法治保障是根本。在我国的现实是政府治理能力较高，公民社会发育不足。我们还处在培育公民社会的阶段，自然不能与西方国家一样在短期内实现两者的合作关系，更适合我国当前现实的是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和帮扶社会组织的成长，使其逐渐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法律与制度保障是协同治理机制形成。
二、国外关于社会协同的相关理论
目前，世界各国在社会治理中形成的许多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多中心理论、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与我国的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存在着共通的地方，应充分借鉴先进理论、尊重我国现实，形成适合我国治安管理工作的社会协同治理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theoryofpublicChoice）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主要观点是针对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现象，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灵活的特点来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足[1]。根据这个理论，警察公共服务同样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目前在西方国家非常发达的私人警务如保安、私人保镖等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公共事务的一种现代经济理论。其基本内容是：不同种类的物品和服务可以通过两个特征――排他性和消费性来进行整理和分类，分类的结果确定了政府和社会（非政府组织）在物品和服务提供中所扮演的角色[2]。一般而言，纯公共物品（服务）由政府提供，纯私人物品（服务）则由社会和市场提供，而准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物品）既不能完全由政府提供，也不能完全依靠社会和市场提供，而应该通过政府和市场、社会的竞争、合作来提供。
（三）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也称善治（GoodGovernance）理论、治道，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公共事务解决之道的理论。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它“掌舵”但不“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于负责统治的政治和负责具体的事务管理之间[3]。关于治理的特征，虽然学者概括并不完全相同，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罗西瑙所说：“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4]
（四）多中心理论
当代美国学者e.奥斯特罗姆根据多中心社会秩序、公共选择、公共物品等理论，在长期实证研究公共事务（尤其是警察服务）的基础上，主张公共事物自主治理，提出“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为特征的“多中心理论”，以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供给”思路[5]。
（五）国家――社会互动理论
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但其流行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互动理论主张：关于国家、国家制度及社会、社会制度等的研究，不能单从国家一元的单向的角度来认识，而应该从国家―社会二元的、多向的角度，从国家、社会的互动来认识。即：要批判那种“自上而下的”一元性“国家”分析范式，建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轨型“国家与社会”互动范式。简言之，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按照这个理论，警察制度、治安制度也应是国家与社会组织互动的结果。
（六）社会资本理论
该研究视角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力量在治安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作用的缺失及对策作以探析。社会资本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在社会治安管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往往能够倍增治理的绩效，这也是治安管理自增强机制的动力所在。
上述理论，因为主张政府之外的市场、社会也要提供公共服务，与以往由政府完全提供公共服务的旧理论有很大差异，所以也被合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警务研究，其结论自然就是重视市场、社会在警务中的作用。譬如，自20世纪70年代始，西方国家提出了“privatepolicing”（或privatizingpolicing、privatepolice）的概念，对社会组织参与治安工作及如何增进社会组织与警察机构的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英国艾莉斯?韦克菲尔德的《SellingSecurity：theprivatepolicingofpublicspace》，提出了“安全被”（securityquilt）理论，认为：不同的城市空间场所需要由不同的管理力量参与的各种安全管理模式；不同的管理力量和安全管理模式组织起来，就组合成为覆盖城市任何角落的“安全被”；在构成“安全被”的力量中，既有代表国家与政府的警察，也有单位与社区的专有安全保卫人员，既有市场化的保安公司，也有各种志愿者和警察辅助力量。
三、我国治安管理“社会协同”的相关理论
（一）治安综合治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我国逐步提出了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强调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民众的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的稳定。
治安综合治理理论强调治安问题的根源在社会，治理治安问题的力量在社会，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也在包括政府、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多种主体。
（二）治安主客体关系理论
治安主客体关系理论，是指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多重关系，一般而言，公安机关是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或主要力量，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其他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公众也会成为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
（三）治安、警务（国家警事）社会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当时的治安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治安工作社会化”的观点，也有的称公安工作社会化、治安管理社会化。即公安机关不应承担维护治安秩序的全部责任，而应当将一部分工作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近年来，国内学者将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等引入，又提出了“警务社会化”或“国家警事社会化”。强调公安机关要按照市场运行的客观要求，有效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安行政管理体制，在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同时，实现“社会的事社会办”；强调警察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警察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以增进公共安全、提升警务效益。
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篇4
所谓公共管理是指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以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运用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和管理的理论与方式，民主运用公共权力，并以科学的方法依法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是一种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在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改革中运用，很快扩展到欧美各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以社区警务战略为主的第四次警务改革浪潮席卷欧美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休斯顿警察局首先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也纷纷实行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战略认为社会是产生犯罪的根源，抑制犯罪的主力军也在社会。警察的社会公仆角色重新占领上风，警察在回归社会的同时，其打击犯罪的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这次改革以警察科学理论的反思与突破为先导，以社区警务为主要内容，以全社会的力量打击与预防犯罪为重点，追求历史上“自我警务”、“人人皆警”的传统模式，形成主动提前式警务风格。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和社区警务战略的实施绝不仅仅是在时间上重合那么简单，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背景在于官僚制问题重重（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等）；各国财政赤字增加，公共服务效率低下和无法维系，影响经济发展；新技术革命使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高效、灵活、透明的政府型态；经济全球化要求西方政府进行积极的改革，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社区警务战略实施的背景在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汽车、车载无线电台和电话这三项科技成果在警务工作中得到应用和普及，警务工作以快速反应机制与模式为取向。但与此同时，警察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以及专业化的倾向，使得警察在许多社区内出现了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这种孤立随着60年代城市问题的大量涌现而变得更加明显，民众与警方之间矛盾加剧，造成民众对警方的信心危机。为此，警方不得不对单纯追求警务现代化和专业化的警务机制进行反思，试图改变已恶化的警民关系及以案件为中心的被动反应式警务，使警察回归社区，依靠公众，预防犯罪，重塑警民关系①。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社区警务战略实施的背景都与之前过多的强调行政专业化、技术化有关，行政上的官僚制和警务上的专业化使得政府和警察疏远了公众，拉大了与公众的距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和犯罪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以“顾客导向”为重要内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改善警民关系为重要内容的社区警务战略就应运而生了。社区警务运动是涉及警察组织内部与外部的一场综合性改革实践，在组织内部，以管理主义为指导原则，倡导合理授权，实行参与管理，积极引入企业化管理方式；在组织外部，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指针，寻求建立警民之间同伴关系，试图通过警民携手合作，共同鉴别影响社区品质的问题，进一步找出问题的根源，再由警察与群众共谋解决对策，达成增进整个社区治安的最终目的。可以说，西方各国社区警务改革体现了对经济、效率与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追求，包含了警察组织内部企业化，外部市场化、社会化等改革内容，蕴涵了管理主义、公共选择、社会控制等理论原则，是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②。警察部门改革属于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部分，在新公共管理浪潮冲击下各国都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造，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公众需求的强调与社区警务对公众安全需求的重视是一致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涵中包括有社区警务战略的思想。
二、社区警务战略改革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部分
作为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深刻影响了各国公共部门的变革，警察部门自然也深受其影响，奥斯本和戴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出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公共部门改革的十大原则：（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浆。（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3）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4）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5）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7）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8）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9）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③。在新公共管理之前的传统公共行政强调行政的专业化和官僚等级制，新公共管理运动则重视“顾客导向”，即要求政府站在公众立场思考，把公众看作最宝贵的资源，通过直接与公众互动，了解公众需求，针对公众需求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公众创造利益和价值，并尽可能地减少公众成本，通过多元化、便捷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获取公众的最大满意度，并以公众的满意作为政府的基本目标。④社区警务战略的实施也遵循了这一原则，以社区为导向，即以社区的治安需求为导向开展警务工作。一方面是警察立足于社区，以提供全方位的警勤服务为先导，改善和密切警民关系，实现警民携手、并肩合作，治理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一方面是强调以防为主原则，社区警务的着力点在预防犯罪上。注重社区预防、控制犯罪机制的建设，与公众共同寻找分析和解决滋生犯罪的各种隐患，还社区以安宁⑤。从社区警务战略的基本内涵可以看出，社区警务要求警察要立足于社区，依靠社区社会化力量进行警务工作，这与顾客导向中充分重视公众需求，依靠公众的支持和参与，重视社区内的社会化力量的特点是一致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在用种种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政府困境及其原因的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独到办法。它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既然政府内部问题重重且历次改革收效甚微，那么最好的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建立公私组织之间的竞争，从而使公民得到自由选择的机会。按照该理论，政府警察部门的作用是有限的，社会治安管理的主体不只是警察部门，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甚至私人组织也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按照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公域和私域的调整，不同的治安管理主体对应着不同的治理对象，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警察部门将本不属于自己或者自己无力独自承担的更多职责分担给其它社会组织和公众，只做他们不能做、做不好的事情，如对多发性抢劫、等恶性案件的场所进行深夜巡逻等，单凭公民个人的资源不能解决，互相联合又不太可能，应该由政府的警察部门负责。其次，虽然治安服务属于公共产品，政府是主要提供者，但不是惟一提供者，不排除利用市场的手段由其他社会力量来提供。即在治安产品的提供上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将部分治安产品的生产向社会开放，以契约的方式（如治安承包）引入多元生产主体，营造一个竞争的局面，以提高公共治安产品提供的效率，竞争最明显的好处是提高效率，萨瓦斯的研究表明，公营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高出35%—95%。这对传统的警察业务必须全部由国家警察包办的认识提出了挑战。除属于国家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外，警察的管理、保护、救护、服务等职能都可以由社会其他组织来履行的。
公共管理理论倡导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警务的社会化，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对警察工作而言，警务社会化同样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进行企业化运作，警察机关、警务工作和警务改革不应该只强调其特殊性而固守旧法。社区警务战略的理念基础之一就是犯罪的根源在社会，控制犯罪的责任也在社会，有效地遏制犯罪必须全社会参与，只靠警察想要有效控制犯罪是不可能的。西方警学家认为，对于控制犯罪来说，“警察只是刑事司法的一部分，刑事司法系统又是政府的一部分，而政府不过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已”，“只有动员社会和公众参与，才能有效地控制犯罪”，这种深刻的认识是实施社区警务改革所依据的主要理念之一⑥。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警务的社会化，对当前实施社区警务和农村警务战略和警务改革发展的指导意义在于：1．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供养政府及其人员的所有经费又是取之于民的税收，纳税人有获得治安服务的权利，政府有向社会公众提供基本治安服务的义务。所以，基本警务保障和治安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应当由政府提供，政府不应也无力大包大揽。2．对于基本警务保障和治安服务，也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吸引社团、企业甚至公民个人来提供。如私人戒毒所、治安承包责任制、社区矫治机构，甚至象西方一些国家的私人监狱制度，都值得借鉴。3．个人或者组织希望获得额外的、特别的警务保障和治安服务，如私人保镖，物业保安服务等，则个人或者组织理所当然的应当自己付费。4．鼓励警务“私有化”，即以商业运作的方式为公众提供安全服务并收取报酬获得收益⑦。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社区警务战略都强调公共产品提供主体的多元化不只是巧合，实际上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政府警察部门的具体实践。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与社区警务战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篇5
关键词：农机安全管理公共管理案例
农机能否安全、优质、高效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直接影响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20世纪末，美国工程技术界曾把农业机械化评为对人类社会进步起巨大推动作用的20项工程技术之一。[1]为此，本文以__市__区为例，就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农机安全管理作进一步探讨。
1__农机安全生产现状与问题
__区位于钱塘江南岸，全区总面积142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32平方公里。人口118.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2.93万人。辖22个建制镇、4个街道。随着__现代农业建设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农机化发展迅速，截至20__年底全区拥有农机总值6.16亿元，总动力68.89万千瓦，全区拥有各类农机10.43万台（套）,其中重点安全监管2.95万台（套）。全区机耕、排灌、稻麦联合收获、农副产品初加工、农村运输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90%、90%、85%、75%、95%以上。全区拥有一支2.01万余人的农机化服务队伍，20__年农机经营总收入达3.62亿元，基本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政府宏观调控的农机化服务体系。
近几年来，__区突出农机的安全监理和源头管理，通过完善安全制度、健全管理网络、深入开展培训教育、依法开展整治检查、扎实抓好牌证管理，标本兼治，依法治机，有效遏制了农机事故的高发态势，杜绝了群死群伤重大恶性事故的发生，但由于__区独特的地理环境，道路交通错综复杂，车辆拥有量很大，农机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据统计，20__年全区发生本地农机事故33起，其中农机死亡责任事故6起死亡6人，20__年1--7月全区发生本地农机事故24起，其中农机死亡责任事故4起死亡4人，无特大农机事故发生。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不容乐观。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从农机安全管理角度分析，__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比较严峻的原因是：⑴农机安全管理宏观把握不够，表现为管理内容相对狭窄，对象相对单一，方法相对简单；⑵责任落实不够到位，组织及个人级效考核不够全面、具体，责任难以切实落实到组织与个人；⑶信息作用未能全面发挥，农机系统内部之间以及农机系统与外部之间信息流通不够畅通、全面。
2推进__农机安全管理思路与对策
针对上述__农机安全生产现状与问题分析，下面，运用公共管理理论，提出农机安全管理思路与对策：
2.1依托战略管理，正确把握农机安全管理方向。战略管理既是一种政府管理的新实践模式，又是一种政府管理的新研究范式。政府部门实施战略管理，可以全面理解和把握战略规划、实施、评价和控制的整个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积极响应环境和社会的变化，使政府不断与时俱进，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奥斯本、盖布勒1996年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和特纳、巴可夫20__年在《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领导手册》中提出的战略管理模式都可较好地应用。[2]基于战略管理要求，对于农机安全管理工作，__要求围绕“平安__”的总体部署和以“平安农机”为标准和导向，依法加强对10.43万台（套）（其中重点安全监管2.95万台（套））农机的安全管理。要按照农机法律法规要求，通过完善安全制度、健全管理网络、加强培训教育、抓好牌证管理、开展整治检查等手段，在抓好上道路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安全生产的同时，依法加强对农田作业拖拉机、茶叶机械、排灌机械、农副产品初加工机械、栽植机械等农机安全监管，确保农机安全管理全方位、全过程，确保农业机械安全、规范、有序开展各项生产服务。
2.2依托绩效管理，有效把握农机安全管理成效。自20世纪80年代初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以来，公共组织绩效评估与管理在许多国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我国近几年也加大了绩效管理力度。绩效管理是把对组织的管理与对组织成员的管理结合在一起的一种体系，是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保障组织战略目标实现>:请记住我站域名/
⑴指标体系：学者福林（flynn,1997）指出，绩效测量应包括经济、效率、效能和公平四个指标，即4e。具体来讲，①农机安全管理组织绩效管理指标应包括：农机作业系统隐患指标和事故指标；工作指标如监理制度，硬件建设，信息建设，方式创新，政务公开，效率、成本核算等；学习、继续教育指标如农机专业知识学习，农机执法法律学习，管理知识学习等；农机使用人员和公众满意程度指标。②农机安全管理人员：主要是业绩指标，服务对象评价，学习指标，勤政廉政指标，而且应该量化。
⑵评估主体：应采用360度绩效考评体系，360度绩效考评体系也称全视角考评或多个考评者考评，就是由被考评者的上级、同级、管理对象及自我考评。对农机安全管理组织考评，应有上级组织、同级组织、下级组织、管理对象和自我考评；对农机安全管理个人，应有单位领导、同事、被管理对象及自我考评。
⑶评估程序。美国的阿里哈拉契米在《政府业绩与质量测评——问题与经验》一书中指出，一个良好的绩效评估应当包括七个方面步骤：鉴别要测评的项目，陈述目的并确定所需结果，选择衡量标准或指标，设立业绩和后果（成就目标）的标准，监督结果，业绩报告，使用结果和业绩信息。[4]农机安全
管理中的组织和个人绩效评估完全可以参照这个程序设计、开展。2.3扎实做好信息管理，科学把握农机安全管理动态。信息公开已经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范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信息管理可以提高政府管理活动的有效性，节约管理成本，促进信息流通与共享，提升公共服务与管理品质。__区应在20__年度取得省市农机信息工作先进的基础上，按照信息管理特别是电子化政府要求，加大农机安全信息收集、综合、分析与传播工作，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为：一是继续发挥传统公文传送渠道，并加大信息量；二是积极发挥大众传媒和各级农机信息网站的作用；三是要充分利用农民信箱和短信平台作用，使信息得到快速、准确、全方位的输送，使农机系统内外信息尽量对称，从而达到领导为之关心、职工为之奋斗、社会为之支持的目标。
3结论
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以__市__区为例，提出了以依托战略管理、绩效管理和信息管理为思路的农机安全管理对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同时，作为案例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外部有效性问题，希望同行们对此问题继续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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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篇6
关键词：包容性；公共安全；管理创新
不同学者从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政府治理等角度论述过包容性的多方面内涵。包容性作为一个发展性概念，以人本、沟通、协调、参与、共享为核心，体现了经济均衡发展、社会安全稳定、不同阶层和谐共处、制度公平等要义。它不仅与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幸福中国”、“和谐社会”等理论一脉相承，还与新时期我国走入高风险社会、危机社会之际构建全新的公共安全体系密切相连。我们发现如果以包容性为一个新的价值基础和行动指南，有可能降低风险社会的分化与异化，消解传统社会所出现的社会排斥与社会不公，回应公共危机治理中急需解决的社会协调合作等问题，为中国社会建设与公共管理的设计和完善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一、相关概念阐述
（一）公共安全管理的涵义
公共安全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来，同样，公共安全管理活动也是伴随公共安全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现在公共安全已经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公共安全管理指维护公共安全的主体（通常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公共安全政策，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通过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实施预防、处置、恢复等行为，为社会公众提供保障生活、生产等安全的公共服务的活动。公共安全管理的过程就是以政府主要角色的公共安全主体为实现社会安全的意图和目标而实施的持续不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程序的一系列活动。[1]公共安全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消除威胁、预防灾难，挽救生命、保护财产，减少损失，迅速恢复、持续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在现代社会的高危险期，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公共安全事件日益增多，比较突出的领域包含了自然灾害、安全生产、金融风险、信息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及民族宗教等。特别是民生矛盾突出，反映在城乡就业、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多方面，使公共安全呈现出频发性、高危性、群发性、连锁性等特点，也使得传统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呼唤公共安全管理主体有更包容的心态与机制来应对新问题的出现。
（二）包容性的涵义
包容一般意义上指赞同和促进平等的权利、机会和资源分配，减少社会贫困，改变社会排斥的概念、行动、政策与现实。当包容与“社会”搭配时，就成了社会学的一个常用的概念，一般被表达为“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在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的概念体系中，“社会包容”的反义词是“社会排斥（Socialex
clusion）”。美国社会学家戴维解释说：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譬如他们担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2]现在，“社会包容”或者说“社会融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不同方式的“社会排斥”，打破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等各种人之间的隔阂和区隔，使所有人被包容到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谋社会发展的路径，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包容性概念的提出表明了一种更新，更加先进、更加科学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他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各领域共同研究的模式和价值导向。
二、公共安全管理中的包容性维度分析
（一）公共安全管理中对公平与权利的包容
根据林毅夫的观点，包容性增长强调“参与”和“共享”两个层面，即应致力于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和“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收益。[3]这个观点正是从公平与权利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笔者认为在公共安全管理领域这种观点同样适用。公平与权利既是包容性的本质，又是公共安全管理的前提条件，因此，对安全管理条件的包容这一维度，可以以公平与权力为切入点，更为细致地分析安全管理对公平与权利的诉求。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价值，就体现为促进社会公平，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例如在统筹城乡安全协调发展中，城市发展用地、工业发展用地与农民失地成为城乡矛盾的焦点，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需要从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好发展用地与农民失地的矛盾，开展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强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就是要打破形形的社会不公，通过各项制度改革、完善，让社会不同群体平等地共享各种社会资源，协调好利益各方的关系，切实推进社会公平。
（二）公共安全管理中对多元主体的包容
政府在公共安全事务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无法依靠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信息独自解决所有城市公共安全问题，而且随着社会领域其他社会组织力量的发展，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传统界限逐渐被打破，政府已经不再是行使公共权利的唯一中心和行动主体。[4]因此公共安全管理凸现出对多元主体的包容，它代表着在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时，必须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企业与市场的作用，形成在协调公共安全事件中政府与各类其他组织相互依赖、资源共享，共同构建多中心的治理结构。[5]这种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就是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共同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共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三）公共安全管理中对民生民富的包容
党的十报告第七部分以“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为标题，清楚地标明了社会建设的两个重点内容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民生是国之根本，民富才能国强。只有民生得以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只有老百姓感觉幸福了，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因此，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就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观，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把社会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救济权等权利始终摆在第一位，建设和谐社会中首先以人的生命为本，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的原则，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也是安全发展的核心。[6]中国的GDp连续多年平均保持了8%的高位增长，却鲜有人知道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GDp损失高达6%，非典、禽流感、地震、海啸、暴力抢劫等等这些问题每年夺去了20万人的宝贵生命。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也要认识到安全也是稳定、安全也是生产力、安全也是最大的效益，公共安全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提高人民的幸福度和满意度。
三、公共安全管理中包容性缺失导致的现实问题
（一）公平与公正度缺失，导致法律法规不健全
公共安全涵盖了政治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涉及的具体事件包括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地下空间、社会治安、社会保险、金融安全、国家安全等有关社会政策与制度。我国从1954年首次规定制度至今，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己经初具规模，已制定了针对社会紧急危险形势的《法》、针对地震这一特殊自然灾害的《防震减灾法》、针对洪水特别是特大洪涝灾害的《防洪法》、针对火灾的《消防法》、针对安全生产事故的《安全生产法》、针对环境保护和环境灾害防治的《环境保护法》以及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没有统一的《公共安全管理法》，这使得各级政府在实施灾害防御、应急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等措施时，由于缺少法律依据，难以把握自己的职责定位，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而最终伤害了救助群体的利益。
另一方面已有的法律法规涉及单一灾种多，涉及综合管理的法规少。通常事故或灾害的发生，往往波及到社会各个层面，涉及许多部门和领域，单一灾种的法律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实现综合的防灾减灾，特别是在如何实施灾害管理、如何界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管理责任等方面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明确，这使得政府在面对规模较大的危机和社会风险问题时无法兼顾到所涉群体的共同利益，难以对不同的利益分配进行协调。
（二）融合度缺失，导致职能分散，效率低下
目前我国安全部门自成体系，由于融合度的缺失，管理分散，指挥职能存在交叉，急需建立协作统一的安全管理平台。安全管理涉及的具体时间包括自然灾害、生产事故、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公共社会司、地下空间、社会治安、金融安全、国家安全等30多种有关政治、社会、经济和自然方面的安全防范内容，涉及几十个部门。[7]我国的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一般根据事故本身的性质，有不同的部门负责指挥应急管理，目前政府没有建立作为统一的关于公共安全管理协调机构，涉及公共安全管理的工作实际上仍然分散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政管委、公安局、卫生局、工商局、药品监督局、技术监督局、人防办等多个职能部门中。
相关职能部门分属不同系统和不同的领导，日常管理中往往习惯分兵把守，各自为战，缺乏管理资源和信息共享，没有统一的预警机制和协调管理平台。在这种分散管理的体制下，政府对区域内的公共安全管理信息不能全面了解，对各种安全隐患不能及时消除，对各种危机的发生不能事先有效阻止，结果造成危机发生，同时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
（三）参与度缺失，导致社会动员力差
以往我国“全能政府”模式下，我国政府已经习惯于运用一体化的“限制型管理”和“配给制服务”方式来应对公共安全危机，形成了分部门、分灾种的单一灾情救援体制和应急管理模式，其优势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有限资源，集中统一地解决危机突出问题，防止发生动乱，较快地渡过难关，特别是在应对单一公共安全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比较强。
但是这种以政府动员为主的形式，在面对如今错综复杂的公共安全危机频发的局面显得效率比较低。社会动员能力的不足导致公民自发地组织和行动起来防范危机、应对危机以及灾后的恢复和重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缺乏。目前，除了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这样的传统组织外，我国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很少在公共安全管理中配合政府开展工作。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政府公共安全管理中社会公众作用的发挥，同时也超过了政府的承受能力。
（四）共享度缺失，导致信息披露缓慢
鉴于历史的原因、官僚作风以及信息公开制度的缺失，政府的信息不公开成为了一个最为学界以及公众垢病的问题。在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爆发后，各级政府或媒体往往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有意无意地采用“捂盖子”等愚民手段，其结果，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谣言四起、众人心理恐慌的局面，从而给危机扩大化提供了一个温床，使得人民的损失人为地扩大化，政府的公共安全事件处理也陷入更为困难的不利局面。
事实证明，不确定的危机比已经确定的危机更容易引起群众的恐慌，在人们不能得到准确信息的同时，各种猜测、流言开始全国散播，不仅引起人们心理上的恐慌，而且导致了事实上的混乱。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不可能完全封锁公共安全信息。如果主流信息不畅，则社会谣言四起，政府信息失去权威导，百姓心理恐慌程度和过激行动大大加剧，从而政府解决危机的难度加大。此外，政府相关人员还存在着意识缺位，缺乏自如应对媒体、有效引导舆论的能力。[8]因此，政府需要构建权威的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平台，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进行正确引导。
四、包容性视角下公共安全管理创新的战略对策
（一）加快完善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为包容性管理提供公平依据
2007年我国公布施行的公共安全事件应对法，为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共同性规范。但是应对突发事件是一项纷繁复杂的工作，仅靠一部基本法律不能完全涵盖。当前，应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关规定，抓紧制定公共安全管理各个环节配套的规定，完善公共安全事件等级、预防、应急准备、监测预警、信息等具体制度；抓紧清理现行有关公用安全管理的单行法律法规，及时修改与公共安全管理事件应对法不一致的规定。
在提高社会公众自救互救意识能力方面，有些国家和法律中强调了政府应急管理责任的有限性原则，明确了社会公民的自救互救义务，如日本《东京震灾对策条例》强调了两个理念，一是“自己的生命自己保护”，二是“我们的城市我们保护”。[9]这一条例充分体现了公共安全管理中公众参与，第一时间自我管理的理念。在加强基层公共安全管理能力建设方面，一些国家非常重视完善社会应急组织和队伍。
新加坡构建了社区民防系统，倡导全体市民的参与防止危险事件；英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大力发展民间应急力量，支持建立各种专业性强、技能高的应急志愿者队伍，并把这些力量纳入政府公共安全管理体系中，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应急资源的不足。西方国家的种种经验告诉我们，在公共安全管理中全民参与，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的预警公共安全事件，才能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全民出动，最大限度的挽救生命财产，才能最有效的解决突发性事件。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高度融合的包容性管理系统
公共安全管理需要依靠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实施，从危机察觉与预警、危机决策、事件控制与处理，到提供需要支持和救助、善后等一系列工作，需要相应的机构负责，由这些机构组成一个完整的危机管理组织系统。目前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根据我国国情设立相应的公共安全管理机构，健全安全管理的组织系统，基本思路是：
（1）通过立法，成立由国家主席领导的国家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作为处理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危机的指挥决策机构。
（2）在中央政府建立一个负责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常设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危机信息的汇总与报告，危机管理的综合协调和策划组织，应对行动的实施监督，对外沟通，组织危机管理的培训和演练等。
（3）通过重组现有的情报信息机构或设立新的部门，完善危机预警系统。具体包括：可考虑建设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分布与全国、实行垂直管理的信息情报系统，已搜集、处理和分析传统“国家安全”范畴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动态方面的信息；改革规范机构、新闻媒体和政策研究机构的运作，使之更好地发挥其职能；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使信息机构的信息搜集、处理和分析工作规范化，使政府信息的报告和公开规范化、制度化。
（三）建立健全社会动员机制，促进包容性管理的参与功能发挥。主要包括：
（1）设立负责社会动员工作的专门机构。该机构可设在负责公共安全管理的综合协调机构之内，其职责包括策划宣传策略和计划、制定有关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的政策、新闻和政策宣传、协调传播媒体等。
（2）制定激励、规范社会各界参与应对危机的法律制度和相关政策。例如：为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应对安全管理提供相应的渠道和法律保证，制定社会组织参与应对危机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10]
（3）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有关国家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协助和支持。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四）建立整合透明的信息管理制度，提高包容性管理的信息可获得性
（1）健全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公开制度。政府要建立完善新闻制度，及时准确地公布事实真相。首先，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下常设管理公共安全信息的综合职能机构，由一个或几个部门负责人员和专业人事组成。同时建立公共安全新闻发言人制度，选定新闻发言人，以保证公共安全信息的科学管理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其次，政府信息公开要做到及时准确。政府要争取在第一时间把公共安全信息公布于众避免公众从非正式渠道获取虚假信息，给政府工作造成被动局面。信息务求准确、客观，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最后，要理顺政府各公共安全管理部门内部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关系，促进信息的顺畅流通，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
（2）加强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合作。新闻媒体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主体，扮演着政府“信息代言人”的角色，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保持畅通的信息联系，形成一种互动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共安全的保障工作。比如，日本政府早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广播协会（nHK）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韩国参照日本的做法，于1996年根据《灾难管理法》将韩国公共电视台（KBS）列为报道灾难的指定台。[11]所以，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政府必须构建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有效引导新闻媒体，使新闻媒体成为传播政府决策的途径，公众获取正确信息的渠道和官民共同解决问题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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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篇7
一、创新思辩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导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前进发展，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必须紧随时代的脚步，积极的对拓展自身的创新理论进行探求。近年来国际社会上广泛应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我国可以对其进行借鉴并不断丰富我国公安社会管理的创新并拓展新的思辩。
1.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定义界定及其观点阐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诞生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代表人物是David?osbome和ted?Gaebler,宗旨是为针对传统公共行政难以解决政府实力的问题而提出的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及管理的模式，其概念非常的松散，涵盖着对传统管理的取代行为，又是当前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改革的延续。在各个国家对其定名也不尽相同。但在各国的实践中总结出的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较为集中的，阐述如下：
1.1重新定位政府和社会间的关系。政府转为"企业"?纳税人转为"顾客〃，二者的服务是相互的。政府要将公众的所需和利益纳入措施的制定中。
1.2政府在履行管理职能上，要做引领者，而不是执行者。政府要以政策方针对管理的行为进行治理，而不是去直接管理。
1.3政府要将不同的服务内容和性质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广泛学习各领域的管理手段。
1.4将竞争机制纳入制度层面上。用多元化的方式对政府的服务质量及效率进行提升。
1.5在组织方面政府要以效绩的明确代替严格的规制。
2.将新公共管理理论融入公安社会管理是可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一经问世便引起广泛的关注，多年实践证明其时效性和指导性极强。与我国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是可行的。可行性概括为：
2.1科学理论指引的必要性。
2.2公安的社会管理具有与公共管理相同的属性。
2.3西方国家的改革中，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成功实践是将其引入我国的实践基础。
二、新公共管理为公安社会管理创新指引新方向
1.管理的理念，摒弃控制，实行服务。理念创新是任何创新的最初环节。理念带动实践是公安社会管理创新取得实际进展的关键。传统中公安在社会管理上主要是控制性的，非常僅化。新理念下，管理要回归到公众的利益和需求之上。形成治理与服务的良性循环。
2.管理的主体，摒弃单一，实现多元化合作。公安社会管理主体的创新，需要多元化的发展。传统上公安独揽社会管理的工作，手段法律性高、强制性大，以强力的手段维护稳定，使自身陷入与社会对立的境遇。对自身形象和窖民关系都有害无益。新公共管理强调的是公安机关与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协作对社会进行多元化的管理，实现多方参与社会管理，引入竞争机制，提升管理效绩。
3.管理的模式，宏观与微观相统一进行管理。传统上公安的社会管理模式过于直接、微观细化细节繁杂，管理困难非常大，范围广。而事实上过于细致的管理使得大众的自由空间极大的减少，阻碍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升民众素质。对公安机关而言，重压在身，劳苦却力不从心。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是政府应该指引，而不是执行。公安的社会治安管理应该在自身领域的管理上直接管理、微观细化，其它领域可以由适当的社会组织进行管理承担，公安机构只在宏观上对其管理方式进行策划和调整。
4.控制的机制，弱化执行，重视过程和结果。传统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只注重执行政策，却忽略了反馈机制的建立，无法监督和评价自身的工作成绩、发现不足，难以创新。新公共管理对目标的实效性非常重视，将目标的责任确定下来并监督其完成的状况。公安机关对此应该加以借鉴，注重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完善科学的反馈机制，获得有效的评估。
三、以新公共管理为指导，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的措施
公安的谁会管理创新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不断改进的过程，需要党和政府的协同合作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大力推动，同时与时俱进，适时调整以更好的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1.对公安民替服务的理念教育和执法活动的监督有待加强。教育立国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保障。在转变公安民菩的管理理念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服务理念的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p】。民窖的教育不实行变更，公安社会管理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对民进服务和法制理念的树立势在必行。
首先，对民罄的服务理念教育进行强化。以各种激励的方式对民窖进行引导，从培训、晋升再到讲座，无一例外进行教育。
其次，强化监督公安社会管理工作的力度，完善监督和制衡机制。对窖务的公开化进行推进，在阳光下运行管理活动，自觉接受各方监督。规范警务，以规章制度辅助公安社会管理的活动不走偏路。强化监督公安社会管理的力度，建立专门化的部门和机构以及机制，严格惩处违规民窖和行为。
2.不断推动公安社会管理社会化的改革。社会化改革，即使更多方群体参与到其中，使得更层面参与到公安的社会管理工作中，实现窖务的多元化合作。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以及各地替务的情况，不断探索，积极创新，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安社会管理工作的社会化路程。其方式如下：
2.1转移相关业务。在安保方面，诸多大型的活动耗费极大的菩力进行安保活动，这样的状况需要改进。公安机关可以在政府的协助下对安保相关的单位进行法规的规范，以竞争的方式进行承包，公安机关本身则进行监督指导。
2.2权力下放基层。在基层的治安委员会方面，公安机关可以通过法律法规进行授权，扩大基层的权利和职能，减轻公安机关负担，增加基层的参与度。公安机关仍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引。
四、结语
综上述，不难看出，公安社会管理的创新是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式的势在必行的重大措施。要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良性进程，必须与我国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工作当前实际的状况相结合，不断在实践中进行研究和经验的论证，对公安的社会管理创新实施的前段时期和实施之后的阶段其工作的效果进行评价和估计。评比的衡量是投入产出的比较率，未达到目标和创新要求的工作点，要对其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加快实现对工作和实施措施的改进步骤。对于达到要求和完成目标的创新工作，要彰显其良好的成效和积极的作用，总结其成功的优秀经验，积极进行推广和宣传。
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篇8
关键词：食物安全；管理；体系；机制
中图分类号：tS201.6文献标识码：a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1.06.022
ReviewsofFoodSafetymanagementinChina
XinLi-yuan,wanGLi-juan,wanGXiao-rong,JiaBao-hong
(informationinstitute,tianjin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tianjin300192,China)
abstract:inthepaper,foodsafetymanagementhasbeenresearchedfromthefollowingrespects,thesystemoffoodsafetymanagementofdevelopedcountries,thefunctionofadministrativedepartmentoffoodsafetymanagement,someonerelatedandpublicmanagement.
Keywords:foodsafety;management;system;mechanism
食物安全关系国计民生[1]。世界各国政府都将食物安全看成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如何有效解决食物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信息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了系统地认识国内食物安全管理的研究现状，笔者对食物安全管理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1对发达国家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食物安全管理体系及管理机制进行分析与介绍，提出发达国家在食物安全监管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做法和经验。丁声俊[2]在《对食物安全信任不可掉以轻心－由欧洲疯牛病引发食物安全对话》一文中对欧洲的食物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而引发的欧盟食物安全管理模式的改变进行了探讨，提出构建食物安全管理模式，通过多种措施提高食物生产的优质性和安全性，消除人们对食物日益加重的信任危机问题。陈锡文[3]对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主要监管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美国、欧盟、德国、英国、荷兰、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泰国、巴西等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特征、成功经验、教训分别进行总结，为中国食物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借鉴。陈永红[4]将目前发达国家食物安全管理模式进行分类，美国模式即由多部门共同负责的类型；英国模式即成立专门的独立食品安全监督机构负责；加拿大模式即由农业部门负责的类型，在农业部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督机构负责；分析了中国食品安全体系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提出了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中国食品安全体系的构想。郑风田等[5]在总结美国、丹麦等国家对食物安全监管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将监管机构合并重组，成立单独监管机构，负责对食物安全的监管。
2对中国食物安全部门管理职能的研究
国内学者以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理论等为理论背景对中国食品市场中的食物安全以及政府监督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了政府这位特殊管理者在市场中的角色定位。张玉香[6]从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方面、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方面以及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主要行动方面，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的成效及主要经验；通过总结发达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基本经验，为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供借鉴。许世卫[7]对中国食物安全发展的状况进行分析，对31个省市分不同的地区进行分类归纳总结，分析了不同阶段的食物安全公共管理目标、管理手段；总结比较了经济发达地区、中等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食物安全管理做法与经验；以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在外就餐浪费为例，剖析中国食物安全的管理体系，提出了当前分段监管与多头管理制度安排难以适应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的基本判断。张晓涛等[8]从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角度入手，分析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四项具体对策，即：一是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二是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进行合理分工；三是充分发挥地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作用；四是建立消费者组织、中介组织、企业和政府间相互沟通的机制。张炜达等[9]认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职能经历了对食品卫生实施内部全面管理、国家外部监督管理和对食品安全实施政府动态监控3个阶段，提出食品安全监管政府职能的历史转换主要受政府职能总体定和食品安全现状的影响。
3对食物安全利益相关者分析研究方面
食物安全管理不仅仅是食品生产者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任，消费者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钟甫宁等[10]以转基因食品为研究对象，通过社会实验方式模拟真实的市场情景研究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潜在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不同类型的食物安全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食品安全消费者行为。王瑞懂等[11]调查发现，消费者感知的转基因食品在人类健康方面的安全性越高，对转基因食品的判断和预测越积极，则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就越高。刘艳秋等[12]通过实证研究证实，政府监管、企业能力、消费者安全意识、认证机构的公正性是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的最关键的4个要素，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
同时，食物安全信息作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国内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体现。消费者对食物的需求从过去的温饱水平，发展到对食物的需求日趋多样化、优质化和个性化，需要大量的食物安全信息作为消费决策的支撑。周未[12]认为，政府政策、消费者文化程度、转基因知识的普及、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获得渠道等外部因素会直接影响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认知。何坪华等[13]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收入约束、认知水平以及商家对消费者的过度竞争，从需求层面上对安全信息的缺失产生影响。提出中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应实行疏导管理，引导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显示与甄别机制，建立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加强食品安全教育与培训，帮助消费者提高利用食品安全信息的能力。万珍应等[14]认为信息披露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基本途径，提出了提高食品安全信息采集、分析能力，提高披露信息有效覆盖面和利用率，建立以政府部门披露为主体其他各类社会监督机构为辅、资源共享和风险信息互通的有效食品安全披露体系，是解决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主要途径。
4从公共治理角度对食物安全管理进行研究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活动。食物安全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国内学者将公共管理学中有关治理的观点引入食物安全管理领域，食物安全公共管理强调的是政府如何与市场和第三部门合作，从而实现食物安全的“善治”。秦利等[15]认为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有可能在治理食品安全时失败，提出将政府、食品生产企业、第三部门等组织间互动协调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治理，并构建了新型的食品安全政策体系。高玮[16]从公共治理的视角提出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原则，探索食品安全监管中利益相关者的全作参与模式，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如何加强自主监管机制、公民组织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如何有序有效参与，以及如何加强国际合作等5个方面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重塑。
5简要评述
关于食物安全管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表明，管理与技术是两大关键因素[2]。完善食物安全管理体系，健全食物安全监督管理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长远和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国食物安全管理体系实行的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综合监管模式，与“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在实践中如何实现这一管理目标，还需要学者们继续予以探索与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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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玉香.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理论、实践与发展对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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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瑞懂，王景旭，周未.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和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天津农业科学，2010，16（2）：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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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万珍应.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反应行为的调查分析[J].新西部:下半月，2008(7):95-96.
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篇9
[关键词]人的生存和发展；城市公共建设；安全使用年限；制度保障；品质保障
[中图分类号]F2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3）10-0012-06
从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在城市公共建设中的落实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关系的紧密程度。城市公共建设作为公共产品，是现行管理学或细分为公共管理学、城市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的核心概念。然而，我们在这些教科书中很难看到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这些教科书在给公共管理学建构理论体系的时候，讲得最多的是由谁、给谁、怎么给谁提供多少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其中也没有忘记讲什么叫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却没有或忌谈政府购买或生产公共产品（包括服务）向社会提供时，钱从哪里来？现行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的理论中，由于不包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购买资金的来源保障问题，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差钱或不应该差钱，给多给少全由政府随意确定。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不足，是政府对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认识不到位的结果。显而易见，这正是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在城市公共建设中落实得不好的重要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作为管理学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的严重缺陷，它没有把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成本看作是保障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因而在它指导下的经济活动就没有为政府专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产出”，政府就只能四处筹措，得多少做多少，使得政府在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永远拿不到高分甚至不及格。由于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资金来源与现行的经济运行体系、特别是与分配和再生产的保障体系不匹配，其对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影响需要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加以剖析才能说清楚。本文不打算就此展开讨论，而是着重探讨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在城市公共建设中的落实问题，以期更加深刻了解经济发展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
一、城市公共建设与人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
（一）城市最伤不起的事：公共建设设施事故频发
随着网络媒体对信息的快速传播以及对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城市政府因公共建设设施事故频发变得越来越不能耐受社会的批评。《中国最缺“下水道市长”》、《“落井女孩”避不开夺命井盖？》、《“井盖上的民生”不能忽视》、《别再用生命去测试下水道的良心》。2013年7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播出《雨大，风险能不能小一点？》之后，次日光明网以《北京暴雨预警细节：被下死命令城里不能死人》转发央视节目实录，用这个标题意在着力强调北京市政府对城市公共建设设施安全性的重视……这样的新闻标题，一个比一个更令人震撼！
2012年7月5日，长沙一轿车落人马路陷坑，1人死亡，3人侥幸逃生。2012年8月14日，哈尔滨行人跌进陷坑，2死2伤。2013年5月20日晚9点，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华茂工业园一处路面塌陷，多人坠入塌陷坑，事件造成5死1伤。2013年6月17日下午5点左右，湖南省娄底市潭邵高速娄底连接线万宝镇路段发生一起道路塌陷事故，一个直径约3米的“天坑”突然出现在公路的辅道中央，一辆行驶至该处的摩托车不慎栽进了“陷阱”。2013年6月25日上午7点40分左右，常先生抱着3岁的孙女走在深圳市南山高新中二路的人行道上，正走着时，脚下的路面突然发生断裂塌陷，常先生躲闪不及，一脚踩空，爷俩一起跌入深坑。这一连串的事故，件件惊心，不夺命也要破大财。
我们很难预料，社会发展到今天，公共建设设施事故频发已经变成城市最伤不起的事。现在的城市市委书记和市长，在不断地替20年前、30年前的书记市长所埋下的祸患受过，相当地无奈！
（二）城市公共建设是一项关乎民生的事业
城市公共建设设施事故频发会引起社会的强烈震撼，是因为城市公共建设项目的好坏与民生直接相关。城市社区停水、停电、暖气断供和燃气断供，如不及早预告便会导致许多居民生活陷入困境，突然停电可能发生不可预料的安全事故，即便是有预告的断供，因时间过长而又处置不当，也容易引发公共事件。至于地陷、街道排洪时下水道井盖位移、地下热水管道破裂和地下高压电线漏电，这样的事情一旦出现，轻则会导致人们财产损失，重则伤人甚至取人性命。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公共建设是一项关乎民生，甚至可以说是一项与城市居民性命攸关的事业。
城市政府变得越来越不能耐受社会的批评，是因为这些本该可以避免的事故，它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因为没有意识到城市公共建设本身是一项与城市居民性命攸关的事业，出于种种原因，使用了安全系数低、使用寿命不长的建设方案，埋下了严重的隐患。表面看，这些事故发生时的当地政府官员不是这些事故的直接责任者，他们是代人受过。然而，城市政府是直接对社会、对城市居民负责任的机构，它对居民所承担的责任不因政府公务人员的更替而变更。
二、城市公共建设水平取决于人对自身生存和发展保障的认识
（一）城市公共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
在经济发展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关系中，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经济的发展，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是难以想象的。作为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方面的城市公共建设，它的建设水平、保障水准的高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直接相关。城市公共建设的规划、设计、材料选择、施工方案以及建筑工艺等方面的水平，受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会因资金不足而不敢对城市公共建设提出高的要求；经济发展水平高了，决策者能够从容面对城市公共建设问题，在规划、设计、材料选择、施工方案以及建筑工艺等方面会提出较高的要求。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公共建设设施一般都比中西部城市公共建设设施好，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就西部而言，一些财政收入比较好的资源型城市，因其经济实力强，它的公共建设项目的建设水平也相当高，有的甚至还超过东部沿海城市。
（二）经济发展水平不决定城市公共建设水平
虽然城市公共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但绝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其公共建设的水平也相应地高。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均可以说是很高的。然而，2012年7月21日，北京的一场特大暴雨就造成数十人遇难，19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近百亿元。2012年12月4日上午，上海市虹口区发生煤气泄漏中毒事件，导致25人中毒、2人死亡和5人重度中毒。事故原因是西安路地下煤气管道破裂导致煤气泄漏，通过下水道进入居民家中。2013年1月28日，在广州市区一处繁华的地段康王路发生了一起地面塌陷事故：在地面上出现了一个150多平方米大小、深10米的巨大空洞。2004年在康王路也发生了地陷，地陷30多平方米。近年来，广州市在这样一个区域内发生地陷灾害并不少见。粗略统计，从2008年1月18日到2013年1月28日，5年的时间内发生了5次地陷：2008年1月18日，5号地铁工程工地发生地陷；2009年7月，在6号线隧道上方也发生了一次塌陷；2009年9月，在地铁施工工地发生了下陷；2012年，也是在地铁6号线施工点附近发生了地陷。至于号称改革开放样板城市的深圳，统计到2013年6月25日，在2013年上半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仅较大地陷事故就发生9起（深圳新闻网）。巧合的是，2013年上半年深圳这9起较大地陷事故均与地下水管有关。以上事例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不决定城市公共建设水平。以深圳的事例而论，似乎给人一种印象：经济发展越快的城市，公共建设设施发生事故的次数越多、频率越高，对社会的影响越大。或许，经济发展较快、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公共建设的资金投入较多、项目较大，其出现事故的次数较多和频率也相对较高。然而，为什么资金投入较多还会出现危及公共安全、甚至夺人生命的事故？这是需要反思的。
（三）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保障的认识是城市公共建设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文章开头笔者提到，现行公共管理学因依据的经济学理论存在明显缺陷，致使公共建设资金与现行生产和分配体系没有紧密联系。事实上，城市公共产品作为社会再生产保障的投入，是社会生产中极其重要的一种成本，没有被纳入社会生产成本进行核算。这样，城市公共产品生产或购买的经费落实，与城市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不构成有机的联系，更形成不了良性互动的机制，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或购买，纯粹看在任领导人的喜好。国家强调重视民生时，公共建设的投入会安排得多些，反之就少些。其实，只要我们把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保障看作是对社会生产的保障，进而把公共产品的提供也看成是对社会生产的保障，在决定提供公共产品时心里面就会很清楚，我们要进行的公共建设项目，必定以百年大计来要求，它的成本分摊要以50年、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确定。这就是说，城市公共建设水平的决定，不是以计划当时的经济水平为依据，要以城市公共建设项目的安全使用年限为依据。安全使用年限一到，必须及时按照新的安全使用标准进行更新改造。只有这样，城市公共建设设施才不会发生事故。而要以城市公共建设项目的安全使用年限为依据确定城市公共建设水平，必须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有充分的认识。
三、城市公共建设对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重在落实
（一）城市公共建设对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事情
由于现行城市公共管理学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不做进一步深究，也就误导了城市管理者，让他们误以为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不共生于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经济体，以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关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结合，经济发展水平高才是保障城市政府提供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可靠基础。前面我们已经阐明，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等同于可以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好的经济基础，只是有条件提供好的公共产品和好的公共服务，如果决策者对城市公共建设与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就不可能是优质的、安全的和长寿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大城市公共建设设施照样事故频发就是最好的例证。
由此可见，城市公共建设与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不仅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深刻认识，事实上，它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事情，这一点更重要，需要城市公共建设的规划设计者、城市公共建设的决策者、城市公共建设的建设者（包括建设材料供应商）、城市公共建设的管理者和城市公共建设的使用受益者同心协力才能做好。
（二）要在现实生产、生活过程中落实城市公共建设对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
通过一些媒体，我们经常发现许多假借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名义，肆意挥霍本就很难筹措到的城市公共建设资金的事例。如修建豪华、超大广场，建设花里胡哨的城市雕塑，花费巨资引种名贵树木，不同的部门轮番给城市道路开膛破肚……所有这些，都脱离了城市公共建设是要对人生存和发展进行保障的正道。造成这样的原因除了服务和保障意识不到位外，更重要的是城市公共建设行为规范不健全，特别是对于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能通盘、长远考虑。比如，对于一些暂时、突发的公共设施事故的维修，需要对街道（有时是刚验收通过投入使用）进行开膛破肚才可以施工，管理部门看似无奈，实则是由于当初在项目规划设计甚至决定立项过程中，科学管理的意见不被规划、设计和决策者重视，甚至连发表意见的机会都没有。要是规定所有的公共设施必须确保50年或100年不出重大问题，地下管网必须做到50年或100年不用对城市道路开膛破肚，建设项目所使用的材料、施工工艺就得按照寿命50年或100年来选用，设计方案就得考虑50年或100年不用对城市道路进行开膛破肚也能进行维修养护，以确保地下管网运行正常。如果明文规定所有的公共建设项目都必须按照50年或100年安全实用的标准建设，做不到的要追究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豪华超大广场、花里胡哨的雕塑和巨资引种名贵树木这样的假公需、假民生项目就很难进入城市公共建设项目名单。
诚然，要规范城市公共建设行为，还应从人的生存和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着手，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公共建设对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在现实生产、生活过程中得到落实。也只有这样，城市居民才不会对避不开的夺命井盖谈之色变，才不会用生命去测试下水道的良心，也才不用时刻担心地陷对自己的伤害。
四、超前建设是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一）城市公共建设必须是长寿、耐用以及长久安全的产品
从上文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城市公共建设作为政府向居民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它首先必须是实用的，即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其次就是它必须做到保证长久安全。城市公共建设的特点是，一旦建成投入使用，它就不应该经常大修大补，更不应该使用没有多久就因存在危险而停止使用。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城市公共建设关乎民生福祉，一些设施如下水道井盖、地下高压电线、地下煤气管网和地下热水管，一旦出了问题，对城市居民来说性命攸关。我们不能武断地要求公共设施不能出任何问题，但我们可以要求它选择用最好的设计方案，用最可靠的材料、用最好的工艺来做，尽量少出问题，只出小的问题，出问题有预警，就算出了问题也不至于危及生命。
（二）长久安全地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要求往往会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
一些人往往会拿从实际出发、不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来搪塞，作为不愿意提供安全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理由，更拿这种说辞来逃避应负的责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处理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与确保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能够安全使用，都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时必须做到的事。2012年还在使用的地下排水系统，无论建于何年何月，它都在客观上要求当时的规划、设计、施工乃至于后期管理，必须确保2012年使用不会出现安全事故。因此，无论北京市在以前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低，都不是造成7·21事件数十人命丧城市洪水、190万人受灾、损失100亿元的理由，更不能因此逃脱责任。试想，你在商场买了一件衣服，没出什么意外，第二天就烂了。厂商说这是很多年前设计的服装，在半年前就生产出来了，你现在穿不了很正常。你该作何感想？当然，你肯定说厂商得负责任，而且有关部门肯定支持你维权。那么，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呢？你30年前向居民提供的，难道要让居民回到30年前去使用吗？由此可见，如果你要在30年后还让居民使用你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个产品必须考虑30年后能够安全使用。这也是长久安全地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不是能不能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是必须为将来的使用安全考虑。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建一栋保证能够使用200年还安全的房子与建一栋只保证10年以内能够安全使用的房子，投入的资金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而是确保安全使用年限的问题。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按照这个程度去做，实事求是，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如果政府不愿保证一个公共产品在30年以后还安全使用，政府就不能决定提供一个在30年以后还要使用的公共产品。政府这样做了，就是失职。对于一个到了安全使用年限应该更新改造的公共产品，如果政府不进行更新改造以确保其安全使用，政府就必须对这个过了安全使用年限还在使用的公共产品承担责任。
（三）只有超前设想、超前设计、超前建设才能使城市公共建设起到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是为后人造福的。既然是为后人造福，这种行为就具有超前性。它就要求这个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不但要让当时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能够满足当时的公共需求，还要能够满足其安全使用年限内的公共需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安全使用年限越长，对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政府来说，要求就越高、越苛刻。城市公共建设往往是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对于城市地下排水系统而言，30年、50年应该说都不算长，100年以上还在安全使用的，在经济发达国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城市公共建设必须超前设想、超前设计和超前建设。只有超前设想、超前设计、超前建设，才能使城市公共建设起到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快速发展是一件好事，但是否被看好还要以城市建设、尤其是地下输排系统是否能够做到长期确保使用安全和不妨碍城市生产和生活。
五、制度和品质是城市公共建设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城市公共建设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涉及方方面面。实践中，特别是在城市公共建设设施事故原因的调查、事故处理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预警问题、防范问题，都会集中于协调的困难，而协调的困难表面上看是各自为政、政出多门，最终导致行政管理无效率，究其原因，还是没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标准。实际上，城市公共建设是否能够真正起到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作用，最为关键的是城市公共建设的制度保障和城市公共建设的品质保障。
（一）城市公共建设对人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
1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规划、论证和决策的制度保障。这一层面的制度保障，属于项目立项阶段的保障。它主要体现在对公共建设项目的前期调研、意见征询、项目方案的提出、项目的论证以及决策过程，都有需要严格遵循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必须着重强调城市公共建设对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理念，以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指导思想。另外，这些规章制度中还包括对相关公共建设项目规划、论证和决策过程的监督、执行以及责任追究的具体内容。
2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管理的制度保障。这一层面的制度保障，是项目实施阶段的保障。它是在项目规划、论证和决策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对人生存和发展的进一步保障。公共建设项目的超前性，安全使用年限以及为保证该安全使用年限所要达到的材料、技术、工艺要求或指标，公共建设产成品的质量指标，安全性能等都要有明确的规定。其别重要的是，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的承担者，包括单位法人和相应的责任人，必须对其所设计、施工或监督施工的城市公共建设项目在安全使用年限内的安全使用承担终身责任。城市公共建设项目安全使用年限届满，该公共建设项目还要继续使用的，原设计、施工和监督施工单位和相应责任人可以免责，其责任转由继续使用的决定者承担。经过更新改造继续使用的城市公共建设项目，由新的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单位承担安全使用责任。在安全使用期限内，根据城市公共建设需要对公共建设设施进行破拆接入的，该破拆接入工程的安全使用责任，由破拆接入的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单位承担。因原公共建设项目的缺陷需要破拆接人的，原设计单位需要对该缺陷提出免责说明（如按当时的已有技术无法预见），否则按其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理论上，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单位的责任是相互关联的，但如果因施工的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或出现不可预见的条件更改，变更设计必须由原设计单位具体实施；施工过程根据实际情况变化改变施工方法或变更工艺的，必须征得施工监督单位的同意；这种情况下，城市公共建设项目安全使用的责任承担，由原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单位协调分配。实际上，城市公共建设项目的安全使用，最为关键的是项目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的制度保障。
3城市公共建设设施日常管理和使用的制度保障。这一层面的制度保障，需要以上面两方面的制度保障为基础。它决定着城市公共建设对人生存和发展制度保障的好坏，也就决定着城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好坏。这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方面需要与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管理的制度进行衔接，另一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实施有效的保障。另外，还要留有余地来应对突况。
（二）城市公共建设对人生存和发展的品质保障
1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规划、论证和决策依据的品质保障。城市公共建设的品质保障，要从项目规划、论证和决策依据的品质开始着手，这应该说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项目规划、论证和决策依据的品质被忽视的情况，连业外人士都觉得不可思议。在一次会议中，笔者遇到过一个课题组提出要在某县建设一个工业污水处理项目，该课题组由省级知名专家和该县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组成。课题组提出建设该污水处理项目的理由中，有一组数据是：该县每个纸厂日产原纸3吨，每吨原纸用水500吨，项目周边有纸厂120多家，年排放造纸污水5000万吨以上。课题组提出项目的依据中，隐藏了一些显而易见却不能忽视的情况。（1）按每吨原纸用水500吨计算，该县没有一家再生纸厂能够生存，原因是光买水的钱都付不起，成本太高；如果再加上支付排污水的费用，就更不可想象了。（2）用原木造纸，按传统技术，每吨纸浆（折干）耗水400吨。（3）该县的造纸厂都是小型再生纸加工厂，原料主要是印刷厂的纸边和旧书报，即没有一家需要对原浆进行蒸煮的工厂，很多厂日用水不足百吨，排水就更少；一些对抄纸毛布要求不高的厂，排水极少。（4）该县某镇当时有造纸厂72家，而该镇有一个丰水年份蓄水6000万吨左右的水库，是当地生产和生活主要水源，没有一家纸厂直接从水库取水。这样看来，某县污水处理项目依据的材料，品质是有问题的，如果依据这样的材料立项投入资金建设，后果不堪设想。这些情况摆出来之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和课题组负责人都很吃惊。这个例子说明，规划、论证和决策依据的品质问题，对于城市公共建设项目来说至关重要。使用品质差的材料作决策依据，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公共建设项目只能是伪劣产品，终究害人也害自己。
2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设计、材料选择、施工工艺和施工监管依据的品质保障。关于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设计、材料选择、施工丁艺和施工监管依据，国家相关部门应该说是制定有的。但为什么这么多的标准、这么多的依据，却阻挡不了井盖吃人、地陷夺命和用生命测试下水道的良心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原因在于，这些标准、这些依据对于人的关注、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或许它们应该更关注技术规程、技术规范，但这些技术规程、技术规范所体现着的对人的安全保障，没有被重视。例如，除去地质问题引起之外，许多或者几乎所有的地陷事故都与地下排水管渗漏、损坏和位移有关，但现有的技术规程或技术规范却对其束手无策。这就表明，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设计、材料选择、施工工艺和施工监管依据的品质存在严重问题。如果能够让城市公共建设对人生存和发展的品质保障成为核心，作为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设计、材料选择、施工工艺和施工监管的指导思想，项目设计、材料选择、施工工艺和施工监管依据的内容就会以人为中心、以对人生存和发展的品质保障为中心。唯其如是，城市公共建设事故造成的悲剧才不会发生，城市公共建设事故才不会总是困扰着城市的发展。
3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管理团队及人员的品质保障。对于城市公共建设项目，在现实中至今未被专业人士、更别奢谈社会公众会了解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即公共建设设施的安全使用年限问题，没有作为硬性规定来对项目设计、项目施工和项目施工监督进行要求。因此，对城市公共建设项目的验收及投入使用，只有即时标准，没有延时安全使用标准。为了降低成本，或者受制。于业主资金投入，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可以不考虑公共建设项目长期使用的安全保障。这就是时下我国许多设计、施丁和监理单位资质审查形同虚设，与建设工程质量之间缺乏紧密联系，致使一些大桥没有建成就垮塌、一些项目刚投入使用就不得不停止的根本原因。
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能够确保在一定时期内安全使用，需要怎样的设计方案、要有什么样的技术支持、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和在施工中注意些什么，一个合格的设计人员完全具备这样的知识。但这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确保有品质的人员参与城市公共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如果制度不做这样的要求，那些不合格的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人员就会参与到城市公共建设项目中来，并通过看似“公平的竞争”，以“劣币驱逐良币”的形式，使那些本来合格的设计、施工和施工监督人员为了活路，变得不合格。
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篇10
一种统治是否合法,首先必须将该统治置于理性的价值领域进行判断，只要符合这种理性的标准，就是合法的；反之,即使得到了人民大众的赞同、支持和忠诚,也是不合法的。这种理性的标准,在古代是某种永恒的美德、正义等终极真理,近代则是卢梭提出的“公意”。经验性分析的合法性理论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一种统治的“合法性”，也只能被看作是在相当程度上为此保持和得到实际对待的机会。他认为：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它不过是既定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而已。哈贝马斯在两者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他既批评规范主义的抽象性，同样也不认同经验主义忽视价值标准的功利性。他认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这三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合法性的内涵。在我国理论界学者普遍认为一个比较合适的合法性概念应该是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既要强调公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也要看中涉及这种心理的价值因素。即合法性应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共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依赖于公民对它的认同和支持；二是公共权力的取得方式和使用范围必须正当；三是公共权力要符合一定价值取向，服务于公共利益。维护食品安全是现代政府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更是政府履行其公共管理职能的应尽之责。正是由于食品安全关乎国计民生，与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才显得更为重要。同时鉴于我国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问题使得政府公信力下降，如果不予以正视将会危及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本身的严峻性，更是维护政权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的必要手段。综上，可以看出我国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这一公共权力具有合法性。原因在于：第一，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承担起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责。第二，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公共权力源于我国法律的明确授权。第三，食品安全是民众所关心的民生问题中重要的一块，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行使食品安全监管的公共权力，也可以说这是维护了社会整体利益，其最终目的在于服务公民。
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不足引发的政府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概念是由哈贝马斯提出，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陷入了因政治制度失去信任而带来的合法性危机。我国有学者认为：由于合法性意味着民众对政治系统统治的支持与认同，所以，所谓合法性危机就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其实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回避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存在，也都无法逃避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困扰。由于合法性资源是一个由历史到现实的动态演进过程，具有流动性，过于倚重执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会使得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在新的社会中遭到挑战。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种种因素使得我国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合法性产生了危机。实践中，我们将抽象性的合法性理论融入现实的公共权力里就要求公共权力必须具备合法律性，即形式合法；同时公共权力也应具备超出法律层面的合法性，即实质合法。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从建国初期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其中关于规范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并不在少数，但是立法成效却并不尽如人意。我国在1965年颁布了《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1979年颁布了《食品卫生管理条例》、1982年颁布了《食品卫生法（试行）》、1995年颁布了《食品卫生法》、200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但仍然出现了众多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备受质疑。尤其是近几年来的食品安全监督缺失，引发社会的不满，甚至已经引发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我国的食品安全领域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形式合法性危机和实质合法性危机。
（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不足引发的政府形式合法性危机
我国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公共权力的形式合法性危机主要体现在立法层面和执法层面。
1.立法不完善。
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主要由食品生产和流通、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构成。已颁布的涉及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虽然数量很多，但是因为分段立法造成条款相对分散，单个法律法规调整范围比较狭窄。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多是原则性和宽泛性立法，缺乏对问题进行清晰的定义和限制，在可操作性上存在空隙和交叉。同时在部门分散监管上，造成了“多头分散，齐抓共管”而“无人负责”的局面。加之管理机构之间权属不明、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披露机制的缺失和政府与行业协会沟通的断层等多方面都导致了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2.执法层面存在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制度虽然很多，但是在落实上却出现了问题。首先表现为：由于地方利益的保护以及基层执法人员对自身职责的履行产生偏差，使得基层政府在兼管食品安全问题时采取不作为。其次，我国食品安全执法部门经常以“严打”“专项整治”等非常规性方式展开工作，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促进食品安全的执行过程中缺乏规范化和连续性。
（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不足引发的政府实质合法性危机
1.政府在监管食品安全时忽视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在立法时对违反相关法律的生产者、经营者采取了纵容态度。使得相关人员的违法成本远远低于其因违法所获得的利益，才会使得此种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政府更看重经济的发展因此更倾向于保护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大大弱化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2.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公共权力行使存在异化。
在我国普遍存在委任立法现象，其实质是一种立法权从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转移的过程。过去几十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掌握了大量权力，这导致立法寻租现象的涌现。职能部门被俘虏或者干脆主动通过立法来强化自己的利益。同时，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公权力缺乏监督，这样就很容易出现食品安全的事件。
三、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与政府合法性建设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一种交易关系：一部分人组成政府，以税收的形式收取了民众的钱，就应给民众提供其所需要的物品与服务。民众可以通过政府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质量来衡量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因此，为社会提供其所需求的公共物品与服务是政府权威的来源，也是政府建设、维护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现阶段的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在加强监管食品安全的合法性建设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与政府形式合法性建设
在立法层面中加强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合法性建设，就必须做到两方面：一是对整个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体系进行系统的梳理。由于食品种类繁多，食品安全涉及的知识、技术的专业性较强，而立法时各个领域多部法律难免有交叉重叠的地方，因此系统梳理厘清各个部门的权限以及发现监管漏洞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完善立法程序，确保立法的开放性和透明性。也只有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才能提高立法的民主性，才能平衡各方利益，真正改善食品安全问题。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一是通过立法明确并严格落实各监管部门的职能权限，减少各部门互相推诿的现象。二是加强各部门的协作与沟通，通过联合执法、监管协作打击食品安全安全违法行为，提高监管效率。三是吸收新闻媒体和消费者等其他社会力量来监督食品安全执法。
（二）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与政府实质合法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