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价值篇1
【关键词】政治文明/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服务价值
一、政治文明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同构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政治文明的形式，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包含在具体的社会治理方式中的。在农业社会，为了维护等级秩序，建立起了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方式，包含在这种社会治理方式中的政治文明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政治文明。在工业社会，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市场经济的普遍化，呼唤了和造就了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一种普遍的、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着同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体系，社会治理就是依据法律制度的治理，也被称作法治。所以，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是一种以自由平等为价值内核和以法治为实现途径的文明类型。
在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出现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是以新技术为推动杠杆的。作为这场社会变革的结果，出现了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必然有着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类型，它将继承工业社会政治文明中的法制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全部积极成就，而且，在社会治理中会更为灵活地运用法治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在政治文明的总体上，它会有着自己的特征。或者说，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有着属于自己的实质性的价值。正是这个实质性的价值内核，决定了它不同于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种政治文明类型。
政治文明是与社会治理方式同构的，是作为社会治理的灵魂而存在的，一方面，政治文明蕴含在社会治理方式的类型中；另一方面，政治文明又是社会治理方式的性质和特征，表现着和规定着社会治理方式的性质。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方式；反过来，有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就会有相应的政治文明与之相伴随。封建主义的政治文明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必然会以封建集权的形式出现。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在社会治理活动中也只能作出法治的选择，否则，就不属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即使冠以资本主义的名称，也只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变态。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中的政治文明形态，它的总体特征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充分展现出来。但是，从社会治理发展的新趋势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种政治文明在基本价值内核方面，是服务的。在社会治理方面，作为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必将是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政治文明的社会形态归属上，如果说农业社会的政治文明是与封建社会相联系在一起的，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伴随的，那么，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应当是后工业社会政治文明的拥有者。当然，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性使社会主义这一标志着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概念出现了许多混乱，以至于人们不敢在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意义上来谈论社会主义。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形态的准确确认而解决了理论上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都是通过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政治文明的自觉建设而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做准备的。在这之中，实际上是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判断的：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之后，所要走进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历史阶段。根据这个逻辑，后工业社会的征兆虽然是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但是，当后工业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治理方式上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运行体系的时候，将会把自己的全部成就奉送给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将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现在，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虽然只是晨曦初露，但是，在治理方式上已经放射出强烈的光芒。从中国社会来看，作为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体现，当前在各地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运动。虽然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运动更为直接地是出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目标，是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出发的，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出现的，但是，这一运动却契合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它作为一场运动，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文明的过程。所以，当前中国社会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运动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正确方向，包含着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反映了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西方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所谓“政府失灵”的问题，表明政府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能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出现了广泛的行政改革运动。这是一场全球性的行政改革运动，而且绵延至今。表面看来，这场行政改革运动更多地是从属于加强社会治理技术方面要求，即对政府的运行体制、机构和人员以及职能等等进行调整，尽量使政府在规模上和运营成本上不为社会造成更大的负担，同时又能有效地作出公共物品供给。实际上，这场行政改革的意义决不仅仅如此，在这场行政改革运动的背后，包含着创建新型政府模式的运动。有的学者也把这场运动称作为“重塑政府”的运动。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我们看到，这场行政改革其实是一场调适运动，是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期所作出的调适运动，尽管行政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在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客观上，则实现了让政府努力去满足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变革要求。
从近一个时期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当这一变革政府的运动被自觉地作为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来加以建设的时候，建构适应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的要求就开始显性化为新一轮政治文明化的历史趋势。也就是说，在西方的行政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作为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代表着社会治理体系的一种新的模式，可以被确定为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在社会治理活动中所突出的是服务价值，也正是这一价值赋予了政治文明以新的内涵。如果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与公共管理三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政治文明，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价值的层面上，“服务”是一种普遍精神，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也是公共管理这一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及其公共管理从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中继承而来的一切积极因素，都需要重新经过服务价值的洗礼，才能作为社会主义及其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有机构成部分。
二、社会治理体系的服务价值
19世纪后半期以来，价值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总的说来，西方哲学在价值研究的问题上所持有的是个体性的视角，即思考个人的价值。关于社会整体上的价值、群体的价值的思考，则是一个薄弱点。其实，在本原的意义上，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基本价值是属于系统或体系的，个人是通过认识社会系统或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而在自己的精神存在中生成价值观念的。一般说来，个人通过理性直观，可以为道德存在提供社会性、群体性的理性型式。但是，虽然人的道德存在是人的道德潜能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契合的产物，但道德存在属于什么样的范型，却是由价值决定的。而价值又是一个时代的客观精神，是属于社会整体以及群体整体上的价值。个人分有着社会或群体整体上的价值。比如，统治型社会治理方式的等级秩序价值决定了人的道德存在在上下之间以“忠孝”为轴，在平行关系中以“仁义”为线，从而编织起农业社会的道德范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中的公平与效率价值则造就了以责任义务为特征的道德范型；公共管理的服务价值在公共管理者的理性直观中则被完整地纳入到道德存在之中，并生长出一系列的道德规定，形成公共管理者所独具的新型道德范型。也就是说，对于公共管理者而言，服务就是他的道德存在的基本特征和型式，在服务价值的基础上生成的公共管理体系的价值，都会在公共管理者的理性直观中完整地反射到他的道德存在之中，使他的道德存在具有后工业社会的历史特征和具有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社会关系的状况决定着一个社会中的主导价值的状况。权力关系倾向于造就“官本位”的价值取向，进而在“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上谋求秩序的价值；法律关系倾向于造就“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通过“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去谋求公正的价值，而公正价值的动态实现又需要以效率价值与其相伴。只有伦理关系才会提出“人本位”的价值要求，而服务价值则是“人本位”的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人本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人为本”，在现今的企业经营中，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可以对利润取向作出矫正，并成为法治的补充。对于社会治理来说，“人本位”的价值取向是与服务取向一致的。或者说，社会治理中的人本位价值取向必然会以服务的形式出现，会以服务型的社会治理结构、制度、程序和行为出现，以服务来确证人之根本。在一个社会中，权力关系、法律关系与伦理关系之间的构成方式决定了官本位、权利本位和人本位等价值取向的强弱。在一切以权力关系为轴心的社会中，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也必然处于主导地位。同样，任何一个把法律关系推向轴心地位的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都会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因此，也可以断定，当一个社会在伦理关系的轴心上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时，这个社会中普遍的人本位价值取向也就会迅速地生成。
服务是公共管理的终极价值，在公共管理体系中，公共管理的制度、体制、过程等等都还会有着服务价值所派生出来的次生价值，从而构成以服务为核心的公共管理价值体系。在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中，以往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价值因素，也会得到继承和改造，会作为公共管理价值体系的构成因素。抽象地讲，服务价值并不专属于公共管理，在以往的任何一种社会治理体系中，都会包含着服务价值，只不过服务价值的具体内涵相对于不同的社会治理体系有着重大区别。但是，总的说来，在以往所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服务价值都属于次生价值，在社会治理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只有公共管理，才在人类社会治理历史上，第一次把服务价值置于价值体系的核心，作为社会治理的终极价值，并依据这一价值创设公共管理的制度、过程和行为模式，提供在整个公共管理体系中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和标准。
公共管理价值是公共管理本质的方面。其实，一切价值都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规定，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价值都是其本质的方面。当然，在日常生活语言中，人们更加习惯于就某物的功用而使用价值的概念，即说明某物在适用领域或范围中的功用。实际上，即使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使用价值的概念，也是对“功用”本质方面的肯定。所以，研究公共管理的价值问题，也就是对公共管理根本性质的揭示。公共管理的服务价值是公共管理体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它在本质上是不能还原为公共管理者的价值观念的。相反，公共管理者的价值观念却分有着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服务价值作为治理体系的基本精神，可以被看作为一种“客观精神”或“历史精神”，是人类社会治理方式发展的结果，是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对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造和使之转型而呼唤出来的，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反映的是人类长期的历史性探索的结果。所以，对于服务精神的理解，需要从历史的总体性视角出发，而不能从近代以来的任何一种分析主义的或还原论的立场出发。因为，如果把服务精神归结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建构，就会把对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产生的基础导向神秘主义的理解。
也就是说，价值是以体系的形式出现的，在每一种基本价值的基础上都会相伴而生一系列具体价值，形成价值群，形成系统，形成体系。仅仅认识到价值体系这种价值存在形态还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都是一个价值体系。但是，个人的价值体系不是理解社会、时代以及任何一个社会构成系统的前提，反过来，社会、时代及其社会构成中的系统和体系总体上的价值，恰恰是理解个人价值的前提。所以，关于价值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价值体系”的认识上还很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体系的价值”。认识价值体系或研究体系的价值，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学术倾向，研究“价值体系”往往把人导向无谓的学理之争和神秘主义思维；研究“体系的价值”则会导向自觉地建构社会、时代及其社会构成系统价值体系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对公共管理的伦理学审视正是根据后一种学术方向来探讨价值问题的，所以，它在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看到的是体系的价值，它的学术目标也相应地定位在通过对公共管理体系价值的揭示，去寻求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性方案。
在人类社会的总体历史进程中，存在着每一历史时期共有的普遍价值，而在每一历史阶段中，又有着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特有的价值。在历史的横断面上，人类社会拥有一些普遍的价值，而在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又会有着特殊的价值。在对社会治理领域的考察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基本价值就是服务。对于公共管理这种社会治理模式而言，服务作为理念和信念具有价值实体的形式，是由公共管理者所承载起来的价值实体。然而，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体系中，服务又是作为原则和基本规范而存在的；作为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结果，服务则是一种境界，是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懈追求的境界；就公共管理者自觉地追求这种境界而言，其实，又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逻辑前提。但是，公共管理者之所以能在公共管理活动中确立服务的目标和自觉地追求服务的境界，那是由公共管理体系的性质决定的，是公共管理体系的制度构成为其确立了客观基础。所以，服务首先是公共管理体系的价值，其次才是公共管理活动中的价值。也就是说，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服务原则是由公共管理体系决定的，但是，只有在公共管理者的公共管理活动中，服务原则才能落到实处，才是一种现实的价值。
三、服务价值与社会治理体系的互动
一般说来，对一种社会形态的确认，需要从人的主导性生产和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出发，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普遍形式属于哪种类型，由这种关系以及从属于这种关系的基本制度、规范体系和行为原则体系等因素构成的社会，也就可以在整体上被确认为属于某种社会形态。某一社会阶段中所具有的价值、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可以成为认识这个社会整体构成的参考资料，但决不是确认社会形态的依据。但是，对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哪种类型的确认则有所不同，在这里，价值是基本依据之一。
尽管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有着历史必然性，那只是总的历史过程中的必然性，考察具体某一个时期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观建构的成分会更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如果一个社会治理体系总是极力突出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就会把自身导向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如果一个社会治理体系极度推崇公平与效率，就会走到用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审视和建构自身的道路上去。由此可见，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价值。一个社会治理体系要解决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建构自己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确立什么样的价值的问题。进一步地说，公共管理能够在自我完善中而成为真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首先需要确立的就是服务价值。只有在服务价值的前提下或基础上进行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才能造就出真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造就服务型的政治文明类型，从而把这种包含了资本主义全部民主法制积极成就的服务型政治文明类型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其实，不仅不同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差别是由于价值形态及其性质的不同造成的，而且，对于同一社会形态中的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也需要从价值的差异中来获得理解。同属于某种社会形态的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生产方式、人际关系、制度构成等各个方面大致上会基本相同或相似，但每一社会又都会以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而存在，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人们在解释这种现象时，往往归结为文化差异。这种解释在基本方向上是对的。但是，进一步探求文化差异的根源，立即就会发现存在着价值体系上的不同，特别是价值体系结构上的不同。或者说，这种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社会差异，只能理解为价值体系结构上的不同。
因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决定了处于同一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在价值构成要素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内容，特别是作为价值体系核心的基本价值是相同的。然而，同样是这些价值要素，在价值体系中的构成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同一历史发展阶段和同一社会形态中的不同社会各自有着自己的特色。对于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差异，也可以作出相同的理解，同处于某种社会治理模式的不同社会治理体系，在基本价值方面是一致的。比如，一切统治型的社会治理体系都会突出等级秩序的价值，一切管理型社会治理体系都会突出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一切服务型的社会治理体系也都会突出服务的价值。但是，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在基本价值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体系会有着结构上的区别，从而使社会治理体系也会出现多样性。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核心价值在表现形式上往往会以某种精神的形式而存在，公共管理的服务价值也可以被称作为服务精神。但是，服务精神是表现形式，服务价值才是本质的存在。同样，对于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而言，统治型的秩序价值是以权力意志的形式出现的，并不是因为权力意志是秩序的支持力量，而是指统治秩序必然以权力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统治秩序就是权力意志，没有统治秩序的地方，权力意志也就不存在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平与效率价值以法律精神和科学精神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公平表现为法律精神，效率则表现为科学精神。
就像统治型的社会治理体系贯穿着权力意志、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贯穿着法律精神和科学精神一样，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作为一种“客观精神”、“历史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既然农业社会要求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与之相伴随，工业社会必然要求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与之相伴随，那么当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时，公共管理所代表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也就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历史必然。同样道理，农业社会中人类生活方式的分散“经营”需要权力意志来加以整合；工业社会在生产和生活等所有领域中的规模“经营”需要法律精神的调节和科学精神的规范；后工业社会中人们交往的扩大化、社会化和多样化，更需要社会治理体系在服务精神和服务理念的统领下提供灵活的、方便的、具体的服务。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2
【关键词】价值创造；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嵌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从管理学原理看，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及运转是否高效，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同样也可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探讨，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价值创造与公司治理
财务目标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关于财务目标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等。
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股东投入的资本，离不开经理人的管理能力，离不开员工的辛勤劳动，离不开消费者的需求，离不开政策支持等。企业作为多种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在确定自己的财务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在目标中得以体现，因此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目标得到了广泛认可。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而不是只依赖股东。因此，企业应为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以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的目标，可以全面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可以与企业的目标保持内在逻辑一致性，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和更广泛的涵盖性。
以价值创造这一目标为起点的公司治理是一整套针对企业内部责、权、利所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公司治理通过合理地设计责、权、利方面的制度来协调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激励和促进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价值创造这一终极目标服务。企业的价值创造可以划分为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两个环节，具体而言，价值创造活动必须先由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提供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然后通过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产品（价值生产），并最终在市场上出售，实现价值创造目标。
在价值创造这一活动中，公司治理所要做的是保护各种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并激励他们为企业价值创造活动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其最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价值创造模式协调一致，即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来协调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激励有利于价值创造的各种活动，同时限制和约束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全面的制度安排，它把各种有利于价值创造的要素都纳入公司治理体系，是对委托理论导向公司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体如图1所示。
二、价值创造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的不断恶化，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发了理论界、政府监管部门、媒体等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企业应当合理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观念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所以实践过程中管理者对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停留在“被动回应”的状态，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履行社会责任。因而是否应该在公司治理中主动嵌入社会责任，要取决于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损害企业价值”两种观点，即二者正相关、负相关。持负相关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带来额外的成本支出，从而降低企业价值。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正相关论的研究者主要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分析手段，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当然，仅靠实证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还不能够从理论上证明社会责任有利于价值创造，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些具体行为方式，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保护环境等，而这些行为方式都体现了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特性，这也是社会责任的本质。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社会责任，在价值生产过程，这种行为方式主要通过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结合方式来影响价值生产，在价值环节则主要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作用于企业价值的实现。
首先，在企业生产要素结合过程中，除了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调非常重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体现出来的互利、合作以及为各方负责的行为方式，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信任的形成与扩散。相互信任有利于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员工对企业信任有助于提高忠诚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信任能改善投资者与企业的关系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保持和谐、健康、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有效结合，提升价值生产效率。
其次，从价值实现环节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内外部关系网络。企业的经济行为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道德习俗以及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是否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健康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至关重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为企业创造健康稳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强调诚信、互利、共赢的社会责任行为在各种利益博弈过程中，可以促进利益相关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网络，如企业与经销商、供应商、投资人、债权人、政府监管部门等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同时企业负责任的行为也有助于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形成，这些网络、环境为企业在其中开展价值创造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的一系列社会责任行为，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及保护环境等，都体现了负责、互利合作、共赢的特质，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作用于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影响价值实现环节。因此，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应把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来看待，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一要素日益重要。
三、价值创造过程中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
在未来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统一是必然趋势，然而由于传统的委托理论导向下公司治理理论体系本身的局限，在其理论体系中无法找到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创造要素的位置，导致实践中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因来自外界的压力而进行被动回应，被动承担社会责任，这种机制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履行其社会责任，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须服从、服务于价值创造目标，所有制度的设计应定位于激励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和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日益重要。因此在价值创造导向下，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之间就具有了严密的内生逻辑关系，换句话说，在公司价值创造活动中，像社会责任这样一种起到重要作用的价值创造要素，公司治理应当主动将其纳入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此时，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形成一种内生嵌入的关系，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有了内在动力，而不是由于法律的强制约束或者舆论压力而被迫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强加于公司治理机制中，致使公司治理对履行社会责任“被动回应”。
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主动嵌入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价值创造。首先，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能促进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传统的建立在委托理论之上的公司治理，侧重股东和管理者两个要素，忽视其他的价值创造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股东和经理人之外的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责任引发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委托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就难以通过调整制度设计、组织安排以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而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主动嵌入社会责任，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传递负责、诚信的信号，促进各个利益相关者互相信任的形成和扩散，促成各价值创造要素提供者之间形成互信、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实现经销商、供应商、股东、债权人、内部管理者、雇员、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等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改善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促进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促进价值创造目标的实现。
其次，在公司治理中嵌入社会责任的理念、精神，有助于企业积极主动、全面系统地履行社会责任。目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不容乐观，造成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短视行为。从短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成本，很多时候，相应的社会责任收益却难以直接量化，它具有潜在性和长效性，这造成了许多企业的短期行为，出于法律的强制性约束而被动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的缺乏也是造成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之一。因此，为了促使企业积极、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应将社会责任嵌入公司治理，使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公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形成，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企业从治理制度设计、组织机构安排层面上，搭建起一个和谐、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平台，激励各种具体的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
具体而言，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求企业建立专职组织机构负责社会责任工作，包括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履行、检查及评估的管理制度，构建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会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和长期化，也就能更好地发挥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了。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内生嵌入式的社会责任，是在价值创造目标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不但统一于企业价值创造实践，而且两者相互促进，实现了内在逻辑统一。嵌入社会责任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一个全面、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它涵盖了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并促进这些要素的有效结合，同时也为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找到了合适切入点，能够促使企业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是企业未来持续生产经营、不断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陈仕华，李维安.公司治理的社会嵌入性：理论框架及嵌入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11（6）.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3
关键词：社会治理;人本;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009-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在我国的重大实践，将会对我国建设以人为本的新型政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以人为本”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建设参与式政府、市场化政府、服务型政府、合作型政府的基本要求，自然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应秉持的基本价值观。
一、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中的人本思想
1.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马克思曾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管理追求的价值观是厘清、理顺社会关系，建立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服务。这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意。“坚持社会治理中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把满足人的需求作为发展的目的，切实保障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是要实现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转变，真正把人放在社会主体的地位上，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在实践上把提高人的素质、发挥人的潜能问题融入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之中。”[1]105
2.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是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交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交流、合作、竞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健康的社会关系是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石，是社会成员得以全面发展的基本生态。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给治理下的权威性定义是“各种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14由此看出，社会治理旨在协调好社会关系，尤其是要化解好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纠葛、矛盾纠纷。用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创造主客观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向转化”。
3.社会治理的首要原则是发扬人民民主
若要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化，从根本上来讲，就应充分发扬民主，保证人民有表达自己诉求的合理渠道，保证人民的合法利益受到尊重，善于听取人民的意见建议，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方法和经验，尊重其首创精神，推广其成功做法，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善治”。
因此，让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实现社会自治，是社会民主管理的具体表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主意涵：第一，通过积极地参与才能够最有可能达到最佳的政治结果，这些最佳的政治结果不仅反映了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广泛判断或特定群体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且也符合民主的规范[3]48。第二，通过对公民事务的广泛参与，公民们能够帮助确保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不断地得到政府官员的倾听和关注。此外，他们还能够阻止统治者侵犯公民的利益[3]48。第三，民主参与可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3]48。应还政于民，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实现良好的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求政府部门放权让利，增强公共管理部门的服务型功能，强化社会管理事务，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和程序，避免有的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与民争利。“政府不垄断一切社会管理事务，还有社会其他机构或者个人参与经济社会管理，负责部分社会事务，承担政府没有管起来的职能。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权力是分散的，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求克服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效和国家失效，缩小成本扩大收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4]80
4.社会治理的途径是政府与公众相互合作实现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活动。现代公共管理将目标定位于公共利益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其策略是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有机结合，各取所长，各尽其职，共同致力于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的公共管理模式是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治理结构变革带来的以社会自治为基本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方式。“它打破了行政管理主体的一体性;把行政管理的主体中心主义转变成公共管理的客体中心主义;把权力中心主义转化为服务中心主义;把效率中心主义转化为成本中心主义，不是单向度地考虑政府行为的效率，而是把这种效率的提升放在行政成本的降低的双向思考之中;把个体利益中心主义转化为公共利益中心主义，从而有可能有效地杜绝行政权力的腐败。”[5]1可以看出，目前的社会治理理论，日益强调以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等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在巩固政府核心地位的基础上，形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之间的合作治理。
通过以上论述，可将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人本思想用下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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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人为本的治理思想对我国推进社会治理的指导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社会治理思想为我国建设以人为本的新型政府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有益借鉴。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公平、社会和谐，与建设人本政府的追求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达成“善治”。正如俞可平所言，“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6]1-7
1.社会治理模式应尽快实现从控制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受几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的某些地域、某些部门、某些方面，在行政管理中还存在一些类似于“衙门”的制度和思想，其特点是政府及其官员居高临下，控制和管理社会，民众敬畏政府，与政府关系比较隔膜。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传统的旧制度、旧思想已经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控制型治理有管理而无行政，管理型治理有行政而无服务。控制使人对权力产生畏惧，管理使人际关系淡漠。自上而下的权威在社会对立的基础上实现控制，但缺乏必要的合法性、法治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参与性和廉洁性。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个人权威等理念逐渐被“稳定”、体制化、法治化和权力的平稳过渡所取代，社会治理逐渐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经济、效率、社会稳定和对外开放逐渐成为治理的核心价值。一系列的制度构建、放权让利释放出公共空间，实现了公民权的回归[7]78。
为了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我们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重点是健全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精简政府机构，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将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用在营造良好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事实证明，不能用“看得见的脚”踩住“看不见的手”，应该把“看不见的手”归还给市场、社会，用“看得见的手”维护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才会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2.拓展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范围和平台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政府的决策，如果事先没有充分的论证，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出台后就会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推行起来寸步难行，这在信息化、网络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表现尤为突出。“一波又一波的网络舆论浪潮给政治体系带来强劲的冲击，给公共权力机构――政府的治理理念、运行方式等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论你是将这些视为政治发展的机遇和政府变革的动力而积极主动地适应，还是把它们当作社会治理的危机和政府管理的压力而想方设法地拒绝，网络化、市场化席卷而来的公众舆论大潮都会一如既往地向前涌动，并将推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权力与舆论的关系发生深刻变革。”[8]72
为此，政府必须正视时代的浪潮，尤其是要正面呼应网络“自媒体时代”的民意诉求，扩大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多种渠道和平台，保障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应加快推进政府“权力清单”的公开，政务信息公开应有更多实质性内容和关键性决策的披露和昭示，真正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理想。同时，要明确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和边界，尤其是对于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管理问题，政府如何让公民参与管理和决策，应有明确的方法引导和沟通渠道，民众如何影响决策的最终出台，应有充分的制度保障。这样才能唤起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实现民主决策。这不仅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
3.培养和壮大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管理
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深度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它的好处是明显的。“有效的参与体现了一种微妙的特性，这种特性远远超出了建立奖励制度。”“最关键的因素包括灌输一种参与文化：一种有关共同管理的合作哲学，真正发扬优点，强调人的价值和集体感，从而形成“参与精神”[9]217。
在民主国家，公民可以组建社区或社会需要的独立团体，这就是非政府组织。它是不利用政府资源的“第二种力量”，是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着公众广泛的各类利益，可以代表民众直接参与公共管理，从而促使公民对重大公共议题提出主张，进行宣传教育和民间运作，进而采取积极行动。它还可以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以此促进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关系，以求建立良好的社会伦理和市场伦理。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志愿性，可以培养其成员良好的个人品德，促进公民道德修养。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改革攻坚期，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社会秩序时有动荡，公民道德素养亟须提高。政府部门在社会管理中要关心、帮助非政府组织健康成长，放手非政府组织去做一些适合民间力量而不适合政府来做的事情，这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大特色，是我国建立公民社会、培养公民素养的良好契机，也是抵御和化解社会治理风险的有效途径。“政府要有意识地去挖掘、开发和利用民间组织来参与社会管理，把社会治理看作是政府通过民间组织同广大民众亲密对话与合作的机制。同时，注重发挥好民间组织的上传下达的作用，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提高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力，从而为社会治理创造最坚实的基础。”[10]6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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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党校.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J].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08（1）.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4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政治价值观；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在当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将传统伦理思想中克己复礼、德治仁政、中庸平和等观念应用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助于社会个体的修身养性，而且可以成为执政者兴国安邦之道。
一中国传统伦理的“和”之思想
“和”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强调基于思想观念、普遍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和谐”，即社会、思想、政治诸多领域的争端消弥，社会各阶层的融洽和睦。在这里，“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而且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伦理学家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子贡评价孔子说：“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论语·子张》)。这里的“动之斯和”，就是能让公众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对于“和”之思想的应用，传统伦理是从个体的“克己”、人际的“忠恕”两个层次为“人”设计一种和谐状态，最终促成社会的和谐。
“克己”就是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克制自己不恰当的欲望，自觉追求仁德。一方面是自觉学习，即“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即用“礼”约束行为，从而使个体行为不背离正道。另一方面就是自我修行，即达致“克(好胜)、伐(自夸)、怨(怨恨)、欲(贪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归根结底是建构在个人的思想观念更新之上，需要个体的自我完善、道德修养的提升。而且，从精神层面看，整个社会就是由个体思想汇聚而成。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个体私欲有所膨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显现。对此，就必须调整弱者和强者双方的心态，使其认识到任何个体的发展必须以他人的发展为基础，即“每一个人的自由当以他人的自由为限”，从而在自我克制、相互理解中获得稳定的人际、社会和谐。
在人际关系中倡导“忠恕之道”，即要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反两方面的结合。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在社会关系的互动中讲究换位思考，“推己及人”。一方面，在社会关系中要确证自身的地位和身份。其根本特征就是要求相关各方必须在彼此行为的互动中调整自身行为取向，在遵循“应然”价值选择的基础上形成对他人的自觉和责任。另一方面，要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坚持互为观照的理念。就是用人格平等的精神超越现实中严格的等级界限，使不同阶级和阶层都能在人格平等的平台上，实现心意感通、情感互动。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公有制的存在，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人际间的和谐具备稳定的所有制基础。同时，在共产主义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调整下的社会关系应该是一致的、和谐的。冲突的存在仅在于局部利益、主观情感的不统一。
因此，处理此类矛盾必须坚持换位思考、利益观照的精神，运用“忠恕之道”解决问题。以“克己”和“忠恕”之道，可以为和谐社会政治价值观的构建奠定个体上的支撑。
二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观
政治价值观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世界的看法，包括社会成员看待、评价某种政治系统及其政治活动的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标准。在某种政治文化影响下，社会成员在总体上都存在一种基本一致的政治价值观念，它直接影响着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念、信仰和态度”。建构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就需要从政治秩序、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政治诉求四个方面着手。秉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和”之理念，以“礼”治国，将“德治”、“仁政”、“忠恕”、“中庸”的价值原则和行为方式应用于社会各类关系的处理之中，将是促成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政治路径。
(一)稳定的政治秩序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要求以“礼”为手段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即以“礼”构筑一套由传统习俗演化而来的规范制度。当前的和谐社会构建不论是对法治建设的重视，还是对德治理念的复兴，都是在强调秩序的作用。此外，“礼”以深层次思想约束的方式，控制人的私欲和行为，从而在社会关系的和谐建构中达到了思想引导和制度保障的双重效果。
一般而言，政治秩序是指社会各种政治行为体依据法律制度和政治规范开展政治实践的过程，即政治行为体对法律和政治规范进行贯彻、实施和维护的过程，因而它反映的是一种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系统模式。它的运行过程要求制度性、稳定性，其背后的政治结构则需要均衡性，表现出来的人们政治行为要有规则性。从历史来看，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与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先进文化理念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新的文化观念与文化秩序，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政治秩序的不断循环往复、渐次呈螺旋式的发展过程相一致。l2当前，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构成同样需要对传统予以批判性继承。因此，建构和谐社会的政治秩序，一方面要引进西方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成功经验，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成员政治意识扩大的同步，疏通各种政治参与渠道和沟通渠道，满足众多社会成员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热情。另一方面，要着眼中国实际，努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缩小贫富差距、遏制腐败现象，以社会各领域的公正制度维护政治大系统的稳定。
(二)合法的政治制度
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广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化，保持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所以，不论古今中外，合法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等同于政治治理的合理性存在。而这种合法性、合理性的关键就在于统治者的地位获得承认，外在表现就是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生活和谐，内在要求就是要建构一套符合民众利益、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古代，帝王治国都是以维持王道作为中心诉求，追求王道政治的实现，其中就要包括一套具备合法性的政治制度。此外，还有一些教化世道人心的理论方法和政治手段，以此教化民性，扬善惩恶，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良善的实现，促成对统治者的信仰和忠诚。孔子所言“正名”，就是要确认统治者的正确名份，使民众认识到其统治的合法性所在在施政方法上，孔子一贯主张对人民要实施道德的教化，反对“不教而杀”；主张“胜残去杀”，“宽以待人”，“恭宽信敏惠”等等。同时，孟子也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要求施政者对民众和臣属要有宽厚仁爱之心，而这种“仁政”的实施就是以维护政治合法性的需要为出发点的。现阶段的“以德治国”同样昭示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统治者要坚持“德治”，强化道德感化和道德引导的作用。同时，要对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施以合理、有效制约，即统治者就不能为所欲为，而须受到法律、制度的制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成员与政治体系的归属感，使其自主自愿地为政治体系正常运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支援。
(三)中庸的政治思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相继涌现，各种政治诉求接踵而至。协调和处理好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要有宽容的政治思想，在坚持主流的基础上，要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不同人群的不同行为方式。对此，有必要借鉴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中庸”思想，在适度中融合、在协调中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的实现。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极为推崇“中庸”精神，他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概而言之，中庸之道主要内涵在两个方面：一是“中”，一是“和”“中”，不同于折衷主义、调和主义中的“中”，而是指“适度”、“适当”，即“无过无不及”。“和”，是指不同事物相互间比例协调、配合适当，从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状态，即寻求对立面的统一，差异中的一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观无疑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坚持集体主义原则，贯彻“五爱”精神的政治价值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施政者对多种政治价值观不能一味追求大一统，而应该通过引导的方式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同，确保主体政治价值观的稳固。施政者应坚持“中庸之道”，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对于消解政治价值观的冲突，引导正确的政治价值观树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之，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因素处于一种比例协调、配合恰当的状态。
(四)为民的政治诉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即要求统治者实现“仁者爱人”，对民众要以儒家的道德理想来熏陶影响，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他们思想纯朴，民俗和顺。对己要为政清廉，“修己以安百姓”，充分认识到“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苟子·王制》)的道理。可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要求执政者以“仁”为本，以“爱民”为指向，在宽厚仁爱的道德情感中进行合理、合法地统治，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
这种“爱民”精神恰是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内涵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他的宗旨也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取得任何发展进步、共产党要实现任何治理目标，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对此，江泽民指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这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爱民”思想的现代演绎，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5
【关键词】核心价值融入思想政治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55-01
高等院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价值观塑造，对于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大学生价值观的教育是育心、育德、育人的精神性社会实践活动，其实质是价值认同问题。这就要求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动态地把握他们，关注他们的接受度。“教育教学应提供适度难度的内容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准确把握大学生的接受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着力点。因此，对教育对象要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比较全面、深刻地认识教育对象，注重教育的启发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性，最大限度地引导大学生理解、接受和信服。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大学生的价值观，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原则
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教育青年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把握的原则有：
（一）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武装大学生，深入进行科学价值观教育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取得革命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要抓住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就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统领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充分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用科学的理论、价值观念武装学生、教育学生、指导实践，帮助大学生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目标凝聚力量，深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历史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论，既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中国人民利益和思想的根本体现，是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大学生提供了共同理想和目标蓝图。我们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工作中，就要在大学生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正确处理共同理想和个人理想之间的辩证关系，理性面对和妥善处理个人理想和共同理想之间的冲突，克服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追求，自觉把个人理想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统一起来。
（三）以培育、弘扬民族和时代精神铸造精神支柱，深入进行爱国主义和时代精神的教育原则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髓所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才会得到充分体现。学校在大学生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要把握这个精髓，要进一步培育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养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使大学生自觉把实现个人价值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锻炼成才。要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引进课堂和武装学生头脑，激发大学生的革新意识和创造精神铸造大学生的精神支柱，激发大学生的精神力量和鼓舞斗志。
（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原则
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高等学校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必须将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重要内容，进一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贯彻实施，培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大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青年学生中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公民道德规范，推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培养知行合一，健康文明的大学生。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职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与表达，2014年5月，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以《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题进行了精彩讲话，号召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勤学、修德、明辨、笃实。高职院作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场所，教师和学生更要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跑者，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高职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全过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教职工的理想与信念，外化为工作、生活的自觉行动，激励广大高职院教师为实现个人梦与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全过程的核心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相结合。
我党一贯坚持以抓政治理论学习促进思想统一，从而达到行动上的一致，这是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成功的重要武器。在解放思想、言论自由、信息获取渠道极为广阔的和平年代，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全过程，使广大教师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修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并带动学生抵御不良思潮、违背社会道德的歪风邪气的入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的各个环节，形成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学生管理与服务等多位一体的政治理论学习平台，不断完善学习方法与手段，建立健全热爱学习、学有效果、学以致用的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
高职院开展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目的是提高教职工的素质与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全过程，核心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相结合，构建适应高职院教职工现状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理论学习体系和教材体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教职工头脑。
二、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全过程的关键在于创新学习方式方法，拓宽学习渠道。
当前，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基本都是在学校党委的安排与要求下，以二级教学部门为单位进行集中学习，学习的内容大多按照党委宣传部下发的年度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开展，学习内容局限在“发生了什么”、“做了什么”，与教师的个人职业发展及前途联系不紧密，不能引起广泛共鸣和深刻思考；学习方式以领导宣讲、宣读等抽象宏观理论说教为主，与教师日常教学、科研、实践育人等实际工作脱节，影响教师讨论的积极主动性；甚至出现以业务学习代替政治理论学习的现象[1]。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全过程的关键在于创新学习方式方法、拓宽学习渠道。除了采用传统的宣讲、个人自学方式外，还要注重发挥实践在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科学研究、科技发明和创新创业活动；广泛搭建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平台，如对口支教、爱心捐赠、企业实践、社会服务等活动，通过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教职工的自觉行为。在实践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开通专项微博、微信跟踪宣传和报道实践活动，使活动影响力惠及更多的师生。此外，利用新媒体资源的互动性，加强教职工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教职工的诉求和真实想法，不断调整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确保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全过程。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化学系党总支广泛拓宽学习实践渠道，先后为教职工们搭建了六合金牛湖希望小学义务支教、江苏科技馆科普服务、家庭低碳环保咨询与服务等多个影响力大、社会反响佳的品牌实践平台。其中希望小学义务支教活动已经连续开展八年，教职工们通过课程支教、心理辅导、爱心捐赠、书信励志等方式为留守儿童们送去知识与自信、爱心与欢笑，并带动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加入支教团队中，更将公平、友善、互助的理念播种到每个人的心中。八年来，支教团队见证了一届又一届小学生的成长，2名小学生在六合区主题征文比赛中荣获三等奖，1名学生在六合区中小学生电脑作文竞赛中获三等奖。此外，支教团队也收获了累累硕果，2011年，支教团队入选“江苏省大中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省级重点团队”；2012年，支教项目被江苏团省委评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2013年，希望小学被授予“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基地”称号。两届支教团队队长分别被评为2011年和2013年的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
三、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全过程，要注重加强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
一要开展榜样选树与学习活动，大力弘扬校园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发掘榜样身上可亲可敬的闪光点，营造崇尚榜样、学习榜样、赶超榜样的优良氛围。例如，在广大教职工中开展师德标兵评选、“我最喜爱的辅导员”及“我最喜爱的教师”评选活动，掀起向标兵看齐、争当大学生最喜爱的教师的热潮。二要注重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根据教职工思想特点与时俱进开展学术、体育、文娱活动，例如开展“中国梦・我的梦”主题征文与演讲比赛、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等活动，营造高雅、向上的校园文化。三要加强校园环境、网络、广播站、图书资源等硬件设施建设，充分发挥优美整洁的校园环境、浩如烟海的图书资源的熏陶功能。加强广播站、学校官方微博的建设，宣传报道时事政治、热点新闻，对有争议的社会问题进行正面引导教育。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7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特征突出表现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多元主体相互配合、有效互动的治理运行模式。多元治理主体的结构能够有效规避传统社会权力运行机制中的集权与运行层级高度集中所导致的腐败问题,但是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观整合问题;同时,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也必须要处理好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此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不同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目标追求等都可能出现巨大的差异和矛盾,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共识,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最大公约数”[6],这也使其具备有效整合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不同诉求的价值功效。在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导向性、凝聚性、协调性和教育性价值功能。
(一)导向性价值功能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对于如何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前进目标和价值导向。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力保证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模式中,从国家层面看,国家政权运行所追求的是多元治理主体的民主参与、自由协商,同时强调这种运行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些特点正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化、民主化价值诉求;此外,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实现未来国家的治理更加科学、有效,进而有力推动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是要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和长期稳定,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个人层面看,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对个性的自由释放,同时也要看到社会转型期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给人们思想意识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于出现一定程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的认同危机。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给每个人提出了最基本的目标要求。每个人都公平享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但是在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必然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个人对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作用。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并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明确价值导向。
(二)凝聚性价值功能
过去三十多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利益格局、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导致利益多元化冲突,势必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一定的阻力,因而,我们必需要寻求一种有效的方法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使每一个人都能够积极主动的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行特点表现为:“国家治理不是政府一家‘唱独角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在发挥政府治理主体作用的前提下,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挥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体的治理职责,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共同实现良好的治理。”[7]也就是说,在这种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下需要促成政府、市场及公民个人各方意见的高度统一,行成共识,有效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促进多元价值主体的共向性发展,从而保证国家治理体系的良性运行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居于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具有引领和整合社会价值观念,凝聚社会力量的强大功能。所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大的凝聚,有效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三)协调性价值功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开放性工程,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层次化特点看,政府-市场-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协调,而政府、市场内部各个层级、各个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需要有效解决。其次,从治理结构运行的角度看,现代国家治理所表现出的分权化和网络化特点,“政治系统内部日益分权化、部门化与碎片化”、“国家治理日渐从等级科层制走向平面型的协调网络”[2],所以,这需要我们有效协调与整合各方意见,消弭种种分歧与矛盾,促进权力体系的共向运行。最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和更新,这需要我们找出有效的方法去协调和化解这些矛盾,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其适用范围的广谱性特点,使其具备了作为政府-市场-个人之间缓解矛盾和摩擦的“剂”作用,这也就突出表现了其在处理多元主体利益、权力争执中的协调性作用。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协调性价值功能。
(四)教育性价值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理所当然的具有强大的教育性价值功能。首先,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政权的良性运行、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富足,但是这都需要有一个充满民主、法治、公平等精神作支撑的现实环境,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正体现了这些价值要求。因此,在全社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和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正义等先进精神品质,这对于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意义深远。其次,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很难保证在此过程中不受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而误入歧途。这就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通过对各治理主体的积极教育和引导,使其能够对特定时期的状况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并及时做出调整,从而确保改革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最后,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下,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才能够有效凝聚社会各界的思想价值,达成行为共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终归是要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践行和共同参与来实现,这也就决定了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引导作用。所以说,在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突出的教育性价值功能。
二、国家治理视域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思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已然成为相辅相成、相互融合的发展共同体。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价值功效;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要有效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对于如何进一步推动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新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政府日常工作之中
政府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其自身首先要做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彻底融入政府的日常工作之中。首先,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和开展丰富多样的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践活动,使其成为政府公职人员长期开实践活动中深入领会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内涵,找到自身岗位现实要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促使其形成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良品质。其次,各级政府所制定的各种大政方针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要求相适应。政府所制定和即将实施的各种政策方针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价值要求,对于符合的,要大力倡导和推进;反之,则要及时作出调整和改进,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三,各级政府部门在现实工作中检查和总结评估,要以核心价值观作为衡量标尺和改进方向。评价一个单位或部门在工作过程中的得失与否,不能仅以是否完成任务为标尺,还要考虑其完成过程中实质上的有效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合法性自然有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规范作保障,而有效性实质上就是工作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严格遵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与改进,保证了工作成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对工作业绩的效益评价,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价值标尺的功能和作用。第四,要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改进政府作风建设的重要途径,各级政府部门要通过深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符合各自部门特点的价值准则;在工作过程中更要以此为标准,严格要求,切实提高本部门的工作热情、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从而在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政府形象。
(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社会治理过程之中
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催生了无数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来源于社会,其价值效用的发挥也必然回归于社会。社会核心价值观效用的发挥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效果的好坏,而社会治理成效的优劣又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将其有机融入社会治理的过程之中。首先,要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氛围,要广泛进行理论宣传、并深入研究阐释其理论内涵,使之家喻户晓、众人皆知。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机构要千方百计在全社会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和价值意义。正如同志所讲:“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4],要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个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次,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基本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从而发挥社会意识与行为有效整合对社会治理的强大推动作用。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运行中的重要参与者,是各种利益集团或价值主体的系统化整合所形成的价值共同体。每个组织或团体都有特定的价值主体,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有效整合社会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分歧。也只有各个社会组织和团体顺利达成高度的价值共识和行为共识,才能有效推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良性运行,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价值意义。第三,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广泛开展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要广泛开展多种多样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和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要积极引导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感知,有效利用各种重大节庆活动,开展面向大众的主题实践活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第四,社会治理的有效运行需要道德和法律的双重保障,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道德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道德是整个社会的自律法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整个社会所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要求。同样,在法律建设的过程中也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要求,“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8]
(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之中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8
论文摘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和谐统一，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同构，必须厘清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弊端，结合具体的施教活动，从确立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文化引领和解决利益矛盾冲突等方面，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同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实现社会价值的社会性功能和实现大学生个体价值的个人性功能。在实际工作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好社会价值本位和个体价值本位对立的两种极端形式。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于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和谐统一。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必须厘清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存在的弊端，摈弃传统的思维定势，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社会现实基础，从具体的施教过程中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同构。
一、传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存在的问题
缺乏深层次的哲学追问与冷静的理性批判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存在的根本问题，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完全取代了价值理性，扭曲和异化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把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生生的有机体异化为政治斗争的附属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泛政治化的功利化倾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论上一直坚持政治至上的功利主义立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着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体价值的情况。思想政治教育多从社会需要和国家本位出发，对个体的本位价值缺乏应有的关注，其结果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上，把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人为地对立起来，并过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而忽视其促进个人发展的价值，不重视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其结果只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工具理性”，忽视其对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发展价值的“价值理性”，最终导致外在的社会需求与内在人的人性需求的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2.思想政治教育的泛知识化倾向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往往满足于特定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传递，停留在道德知识的宣讲和伦理的高谈阔论上，而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价值判断、选择能力的培养。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学校过分重视学生的物质层次的发展，严重偏向于实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和培训。学生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将所学到的知识拿到社会上去交换，以获得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不再关注自身生活理念，把德行的追求和反思、批判性的精神抛在脑后。把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忽视了知识本身所蕴含的“善”和“美”的价值诉求。
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简单化、教条化
回顾以往，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基于教育和管理两个方面来开展。学校和教师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置身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地位，习惯于把学生作为教育和管理的客体。教育主体是教育信息的者，掌握着更多的教育内容，可以全面控制教育对象的思想发展。教育客体是教育信息的接受者，没有、很少或只有少量的掌握教育内容，可以完全实现教育主体对自己的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是“我说你听”、“我打你通”。当教育效果不明显或不达标时，通常判定学生在思想上不重视或是学习态度不端正等因素的影响，从而进一步通过相关理论的灌输或讲解期望达到良好的教育目的。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同构
1.确立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认同
社会先进的主导价值观，应当也完全可以容纳一切代表进步的个人价值追求，并将其融合为社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代中国社会所构建的主导价值应该是一种代表历史进步、促进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这一主导价值取向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并重，它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这一主导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贴于
所谓核心价值体系，除了具有普世的价值因子以外，还具有自身文化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都与本国的文化土壤、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了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价值目标、理念、规范等。所以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价值体系，代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既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既有一系列思想原则，又有付诸日常行动的道德规范；既有核心价值观，又有伦理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和社会生活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是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构建的核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提供了宝贵的范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系都不可替代的高度的整合力、凝聚力、感召力和引领力。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同构。
2.通过社会化，对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进行定位
社会化实际上就是实践的过程，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得以实现的根基，离开实践去看待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其结果只能是被动地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作直观的线性的反映，而无法进行合理的定位。经过社会化实践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大学生才会主动接受它们，并内化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正确的价值观念。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亦即思想政治教育所蕴含的思想、认识、政治、道德等内容，只有为教育对象所接受，并内化为他们各自的某种深刻而稳定的心理结构，外化为一种现实的心理的能量以及个体意识和动机，才能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力量，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才能实现。［4］大学生只有主动适应社会要求，逐渐学会在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政治态度、理想信念诸方面采用社会已确立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约束自己，内化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准则，才能对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进行定位，从而实现和谐统一。
3.以文化引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和谐统一
面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多元文化杂糅交错的现实，我们必须把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及内蕴的精神纳入大学生的视野，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对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文化进行严格的选择、认可、加工和整合，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扬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焕发出时代特征，创造并培育引领时代的新型文化；对现代文化要引领学生不断切近专业知识中的文化内涵，不断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内涵深入把握，以促进他们对各种事物当中文化意义的发现与理解，从而唤起和发展他们自身合乎文化本性的主体自觉，提升和完善其文化存在，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4.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利益矛盾、冲突相结合，开掘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同构的生成空间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有一定的利益根源的。目前，许多大学生在经济、学习、社交、就业尤其是生活和心理上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怀、疏导和帮助。这需要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释疑解惑和解决实际问题，缓解来自经济、学习、就业和生活等方面的压力，解决好他们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使他们需要的各个层面在较高的基础上实现协调发展。为此，我们需要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利益问题。一是贫困生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奖、贷、助、补、减”资助体系，并重点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机制，拓展资助形式。在做好资助工作的同时，创设多种载体加强对贫困生的励志教育，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激励贫困生坦然面对困难，在困难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品质，在逆境中励志成才。二是心理健康教育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断暴露出“生命困惑”、“生存弱化”、“生活茫然”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取向。我们要建立大学生心理咨询机构，健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预警机制，及时了解和掌握大学生心理状况，对存在心理危机倾向和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高危个体进行跟踪关注，并及时有效地进行危机干预。形成以“面向全体学生”为立足点、以“面向特殊学生群体”为切入点、以“面向心理问题重症学生”为着力点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三是毕业生问题。健全大学生就业指导机构和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加强就业信息网络建设，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开展创业活动和职业生涯设计。加强毕业生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辩证地理解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分配不合理、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等现象，从而化解就业焦虑，确定合理的就业目标与择业标准，解决由理想和现实差距而产生的自卑、恐惧、无所适从和逃避心理，处理好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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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祝灵君.国外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4）：27.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9
关键词：政治认同；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利益调节；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29-04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政治认同，一直是国内外政治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早在1960年路辛・派伊（Lucian・pye）首次使用了“政治认同”（politicalidentity）一词。随后，美国政治学家罗森堡姆在其著作《政治文化》中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政治认同进行了界定：“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方面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1]6价值观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是政治认同达成的意识性资源。本文基于价值观与政治认同的内在关联，探讨价值观冲突对政治认同问题产生的影响，提出以政治认同为诉求来强化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基本路径。
一、价值观：政治认同达成的意识性资源
价值观与政治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价值观是影响政治认同达成的深层次基础，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支持。
1.价值观是影响政治认同达成的深层次基础。治理有效性体现的利益基础、公正性体现的制度基础、价值观渗透性体现的理念基础是影响政治认同达成的基本因素。但其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价值观念上的一致，基于个体价值观与政治体系主导的价值规范一致基础上达成的价值观基础，乃是政治认同达成的深层次基础。
政治认同作为认同主体对政治体系情感或意识上归属的反映，其最终反映的是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反射。政治认同的达成是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的产物。认同主体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是以政治体系是否满足了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现实生活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等利益问题都会影响原有认同的维系，改变以往确定的认同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政治体系的统治绩效即其在治国理政中的绩效及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对个体利益的满足度，是政治认同实现的绩效基础。这是一种基于发展创造物质财富来不断满足社会成员物质利益需要从而获取认同的事实性认同资源。虽然提高统治绩效，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能获得认同，但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还受诸如公平正义、民本、民主等价值因素的制约。价值观念作为观念的思想体系，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的反映，其是在个体的价值观与政治体系主导的价值规范一致前提下达成的价值观基础，通过“唤起并维持个体或团体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239，以此为政治体系的统治获得合法性支持。
此外，现代社会的政治认同问题与现代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在社会转型期，契约认同逐步代替了传统简单的社会认同，也使由契约而形成的制度在政治认同的养成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公正有效的制度是维护认同主体利益与需求的保障，认同主体只有认可政治制度，并自愿遵守和维护政治制度时，才会产生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政治认同也才会实现。公正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体现对权利的分配和保证，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最高价值要求，也是政治体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公正的价值诉求是制度发挥作用的根本，不管是制度在制定时本身的公正还是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具体的公正都有助于克服和规范现实中道德非理性和非制度化的行为。可见，保证政治体系运作与社会成员遵守的制度基础归根结底仍然离不开公正的基本价值理念。
价值观是影响政治认同达成的深层次基础，在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占有优先的地位。政治认同就是社会成员的个体价值观与政治体系的主导价值观的趋同过程，就是认同政治体系及其价值规范，并将政治体系的价值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价值共同性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层次，也是构成政治认同的诸要素中最稳定的因素。价值共同性不仅能够为政治体系执政合法性提供理念基础，也能够为社会成员自身提供意义、目的和价值取向。
2.价值观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支持。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价值观特别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政治有着必然的联系。价值观一方面是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观念的支撑；另一方面，社会核心价值观特别是政治价值观的社会政治纲领性特征使任何政治活动都离不开它，都需要核心价值观为其提供理念的支撑。价值观作为一种“散布性支持”，是作为观念系统发挥作用，通过对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影响与塑造，以此来影响社会成员对其所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生活的认知和态度，以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系所主导的价值规范相一致，获得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自愿认同。一方面，价值观作为政治认同的理念基础，通过潜移默化的传播与教化能够将政治体系的主导价值观内化为社会成员个体的价值观，为政治认同的获得提供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价值观能够为政治体系提供道义上的支持，通过不同途径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将政治统治转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和自觉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冲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过失。价值观对于政治认同的作用，被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称之为“散布性支持”。“散布性支持”直指政治权威、政治秩序或政治共同体，是基于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而达成的支持。因为“只要存在这种相信当局和他们借以运行的秩序的正确性和适当性的信仰，那么这就是正式承认输出具有权威性及约束性的一个先兆。同时这种信仰也表明了一种普遍的认可或赞同，所以它同样表明了对所赞同对象的散布性支持。”[3]338“散布性支持”相比于“特定支持”更长久、更深入。任何政治体系都会利用作为“散布性支持”的价值观为自己的统治提供长效的支持。
二、价值观冲突：引发政治认同问题的关键因素
认同是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政治认同问题不断凸显，其实质就在于社会成员难以对现存的政治体系产生意识或情感上的归属，对政治共同体所拥有的集体意识难以达成，政治权威不断弱化和消失。价值观冲突是其产生的关键因素。
1.价值观冲突使主导价值观地位被削弱，诱发价值认同危机。社会转型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的利益调整使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利益排斥导致利益冲突不断出现。多元价值观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社会价值系统的平衡，产生了深层次变化及认同过程的无序与冲突。在这一转变中，新的价值观的出现，传统价值观受到质疑，不同价值观以冲突的形式表现自己。价值观冲突反映了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中的观念冲突，具体表现为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性价值与无私奉献以实现自我与他者、社会统一的非功利的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西方崇尚个性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商品等价交换确立的公平原则与市场经济运作动力支撑的效率原则之间的对峙与矛盾以及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之间的冲突、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价值观冲突等。
在政治生活中，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会确立自己的主导价值观，然后采用多种方式宣传它，进而用之去整合社会上的其他价值观，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心理的支持和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论证，这是主导价值观社会整合功能的必然体现。整合的过程也是与其他价值观争夺社会成员认同的过程。价值观冲突的出现意味着原有的价值观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控制力的缩小，社会主导价值观功能弱化。一方面，当个体面对多元的价值观在进行选择时，如果主导价值观不能给予其他价值观以有效地整合、调控，个体就会基于自身不同的价值标准，出现价值取向上的迷惘与矛盾，主导价值观的引导作用难以发挥。个体面对价值观的冲突，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主导价值观的批判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主导价值观的引领和整合功能有所弱化。当主导价值观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时，其他的价值观就会来与其争夺价值观的话语权、领导权，加上人们认识水平的有限，认同某种价值观就会淡化或排斥其他价值观，人们的政治心理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主导价值观认同危机就会出现。
2.价值认同危机是导致政治认同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认为，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统治绩效、基于规范作用发挥的制度基础、基于价值观的理念基础是政治认同获得的三大来源。由此推出导致政治认同问题产生的三大原因：政绩困局、制度的缺失与非公正、价值认同危机。统治绩效强调通过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来满足社会成员对利益的追求。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说当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满足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成员就会产生其他的需要，诸如对民主、公正、法治等仅仅靠经济发展所无法满足的需要，这就是被称之为“政绩困局的东西”。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指出：“60年代和70年代的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4]59当下存在的“认同感政治”“无直接利益冲突”等即是绩效困局的表现，也在另一方面彰显了共同价值观在政治认同中的作用。对社会不公正的社会价值规范的不满和强烈的价值诉求是“认同感政治”“无直接利益冲突”出现的根本原因。价值认同危机是当前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关键因素。价值认同危机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和行为冲突，弱化了人们对执政党和国家、对政府、对政治制度、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对政治体系的运作的认同。其结果是心理和情感上与政治体系的疏离、行为上不支持甚至是与政治体系对抗，政治认同呈现出不认同或者虚假认同的碎片化现象。价值认同危机也使党员的公共精神缺失、公平正义、为人民服务等价值观的弱化，这是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下政党认同有所式微的最主要原因。价值认同危机对主体的自我认同产生消极影响，也导致政治认同问题出现。当社会成员面对多样性与统一性、外在物质与内心精神、理想与现实等选择困惑时，主体难以平衡与把握，难以为自己找到心灵的家园，而陷入迷惘浮躁之中，自我认同难以实现。而且价值认同危机也使价值评价标准双重化，在主体自身就表现为双重人格，使主体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自我迷失，自我认同难以实现。政治认同就是主体在政治体系与个体自我之间关系中解决个体的身份感问题，个体对自我意义感的认知与评价是其重要的认同。当前由价值认同危机导致的自我认同危机也影响着主体的政治认同度，产生了部分政治认同问题。
三、机缘生成：以政治认同为诉求培育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冲突在消解着政治认同的同时，又折射出政治认同的契机。我们需要以政治认同为诉求来培育核心价值观。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一个具有共同信念的价值规范，也为个体提供了以真善美为基本符号的基本行为准则。
1.利益调节：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机制。利益是社会一切活动的现实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5]187价值观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反映，价值共同性以利益共同性为基础。人们认同这种价值观而不认同那种价值观往往都是基于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利益追求是隐藏在人们价值观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也是人们进行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重要衡量标准以及人们价值追求的内在动力。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内在的契合客观上决定了利益调节成为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内在机制。当下，利益关系的调整带来机遇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多元的利益冲突使社会原有的主导价值观日益衰微，在整合多元利益和价值观中的作用和功能逐步弱化，进而会导致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价值冲突是深层次利益关系在价值层面的表现。多元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消解需要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利益调节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机制。为此，首先要有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要使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阶层都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意愿、维护自己的利益。充分的利益表达有助于提升对人们对共同价值体现的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自我价值观，以指导其具体的行为。其次，要健全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要使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在全社会得到合理的分配，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夯实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物质基础，以不断提升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度。再次，要建立利益心理调控机制。具有意识活动的人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利益关系复杂化、矛盾化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思维方式，与利益相关的失衡心理、病态心理等不断出现。利益心理调控机制有助于调节利益主体的失衡心理、理顺利益关系，营造健康的客观环境。
2.制度建设：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外在保证。现代社会的政治认同问题与现代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在社会转型期，契约认同逐步代替了传统简单的认同，也使由契约而形成的制度在政治认同的养成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正如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6]97任何制度本身就是一定价值观的体现。价值诉求特别是公共价值观的承载是制度建构的客观要求。制度对价值观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价值观的引领和保证作用，影响公众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同时，公共价值观的确立又引导着制度的公正与创新。核心价值观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相适应的制度载体。制度建设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外在保证。
为此，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制度保障和依托，使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下，成为凝聚全党和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制度为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物质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政治保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核心价值观培育创造良好的文化发展环境。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依据自身所蕴含的价值规范对个体价值观予以引导和约束，对与制度价值取向一致的价值观念予以约束与排除。通过这一过程，社会核心价值观逐步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社会成员逐步达成价值共识。为此，要不断遵循价值观的内在规律、立足客观实践，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利益，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和制度优势，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要不断强化制度公正。公正是制度的内在要求和灵魂，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7]3不管是制度在制定时的本身的公正还是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具体的公正都有助于克服和规范现实中道德非理性和非制度化的行为。此外，作为制度不断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助于推动人们价值观的更新，调动主体的积极性。
3.榜样文化指引：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向路。核心价值观由一些价值规范构成，这些价值规范根据对未来的想象、对现实的解释、对过去的记忆从思想上诠释政治体系统治的合法性。个人需要或个人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对接是人们认同并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规范的前提。榜样是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范例，是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现实化。榜样体现了核心价值观主体性要求。榜样文化通过一系列榜样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引导人们认同和接受榜样所代表的价值规范，使人们的价值规范与榜样所代表的价值规范具有一致性，凝聚成政治认同，转化为自觉行动。榜样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性，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价值观决定着榜样文化形成的内容和发展方向。榜样的选拔、宣传、推广要坚持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核心价值观为标准严格要求榜样，体现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实践性。榜样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榜样文化体现了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契合，是诱导和激发个体认同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驱动力。榜样以其自身的时代性和先进性的特点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精神实质等的理解。榜样具有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染力，能够营造积极健康上进的氛围，通过精神激励，提高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可。榜样形象的人性化和易于学习、模仿的性质使得榜样具有极大的群体模仿效应，能够推进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因此，要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引领榜样文化建设；运用榜样文化推进核心价值观培育。
结语
政治认同是政治体系获得合法性与社会成员遵从信任的双重过程。价值观作为影响社会成员政治认同的深层次基础，能够为认同主体提供精神支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整合、统领多元社会价值取向，消解价值观冲突背景下政治认同问题，是有效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有助于促成价值塑造与政治认同的统一，从而在政治行为与心理体验的良性互动中使政治认同度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美]罗森堡姆.政治文化[m].陈鸿瑜，译.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
[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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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10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困境出路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客观存在的实践活动作为外界存在物对人或群体的有用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关系中主体是社会化的人或群体，客体是社会中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政治集团的政治需要、社会发展进步和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满足是其价值所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中存在一些问题，走入了困境和误区，迫切需要我们寻找出路，解决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困境
（一）过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体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其中社会价值占主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由于社会价值长期占主导，导致出现只重视其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体价值发挥的局面。一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都是由国家基于政治目的以及社会重大问题等制定的，针对个体的考虑较少，受教育者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选择的机会较少。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单向灌输为主，缺乏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流与沟通，没有考虑受教育者个体的接受能力与兴趣，没有调动其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受教育者出现逆反心理、戒备心理甚至对抗心理，造成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易犯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错误，过于关注社会而忽视了社会是由每个个体组成的，更多的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忽视个体价值；总是强调从社会需要出发解决社会问题，对于关注个体的主体性要求，促进个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则重视不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个体的价值不明显，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缺失。
（二）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性价值而忽视精神价值。
当前我国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西方价值观念的涌入使得社会各领域受到空前影响，尤其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转变，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广泛传播，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定位上过于强调其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功利化、工具化，片面强调其工具性价值。一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强调适应性，无论是在过去阶级斗争的年代片面符合政治需要，还是现在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在通过不断更换内容体系穷于应对不同社会阶段的不同要求，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工具，只注重工具性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依据社会本位去塑造社会需要的人，忽视人们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和个体心灵、人格塑造，缺乏人文关怀，忽视了社会公平、正义和理性等道德品质的培育。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走入一个误区，片面强调工具性价值，忽视其文化、道德等精神价值。
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困境的出路
要想走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困境，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价值的同时重视个体价值，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要在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经济、政治价值的同时重视其精神价值。
（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
首先，要以人为本，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意义，坚持人文关怀为主的教育理念，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教育者实际出发，贴近个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注重对个体健康人格的塑造与自由全面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要符合受教育者个体的接受能力、思想特点与个性心理，使得教育内容、要求为受教育者自觉接受，实现内化外化，提高个体自身道德素质，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实现个体价值。
其次，要正确制定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目标。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目标的确立是其实现的基础。要把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统一，根据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和水平制定目标，要防止目标过高、过大；要联系实际，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制定具体目标，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再次，强化受教育者的个体价值意识。受教育者自身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实现的主要因素。个体的品德形成中教育是外因，受教育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是内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论是目标确立还是内容、方法选择都要突出和强化个体价值意识，使个体能够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怀和对自身的肯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调动个体积极性，实现个体价值。
最后，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个体价值实现的保证。受教育个体时刻受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因此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为个体价值实现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精神价值。
我们要在继续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维护社会稳定职能的基础上，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道德价值、文化价值等精神层面的价值，实现人与社会深层次的发展。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重视人们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重视人们心灵的净化和良好品格的塑造，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文化水平；其次，要注视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和良好社会文化环境的构建，为思想政治教育精神价值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再次，要重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理性，塑造社会的良好风气，推动社会良性运转，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道德价值等精神层面的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