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篇1
［关键词］数字化；社区治理；善治；制度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2.129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3
1数字化社区治理的理论依据
1.1治理与善治
治理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它是指个人、机构、公共或私营在管理公共事务上多种方式的总和。但伴随着治理理论在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封闭、治理性与灵活性以及责任与效率等方面局限性的出现，一种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善治理论正在被学术界所认同。
治理或善治是在总结政治学、古典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经验的基础上，研究除了提供了治理工具自身有关的知识，还分析了政府自身的体制和管理、治理工具运用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情景，且笔者认为行动者、问题、情景和工具是政府展开治理活动的四个基本要素。
1.2网络治理
网络治理最初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新的治理形式，是指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和个体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以企业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后延伸为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社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网络治理结构是由各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企业与国际组织等多元的治理主体，运用现代的信息与网络技术，围绕一个共同的政策目标而形成的一个彼此依赖、共享权力的动态的网络组织系统。网络治理理论揭示了治理的主体、信息资源、权力运行、参与和责任的动态联系。
1.3数字治理
数字治理，也叫电子治理（electronicGovernance），是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出现之后产生的概念，是数字时代全新的、先进的治理模式。数字治理以其数字技术的优势，充分利用治理与善治理论的创新思维，力图突破单中心、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等价值局限，更多地引入多元化的思路、注意发挥信息技术在治理方式中的优势，强调对公民需求的尊重，注意对治理手段、方法的综合化和专业化矛盾的调和，重视对公民自治能力的培育，注重提升政府的公共政策能力，以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应对挑战、服务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时代治理是与以往公共行政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是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
1.4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是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即以社区范围内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的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由单一化(政府)转变为多元化(政府、社区组织、其他非营利组织、辖区单位与居民)，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为民主协商，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简言之，社区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多元权力对社区治理的参与，在多元权力格局职责分明而又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实现社区的善治，最终达到发扬民主、整合资源、满足社区公共服务需要、促进社区发展的目的。
2数字化社区治理的现实背景
我国社区治理总体水平较低，治理手段和工具^为落后，公众参与感不强，影响了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我国当前社区治理的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强政府、强社会的政府主导型治理结构，社会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自治型治理结构和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由于我国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而随着社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其逐渐体现出一些在社区治理模式上的不足，其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行政干预太多、党对社区的领导手段单一、社区资源难以得到有效整合、社区自我管理与服务能力有限、社区公众的参与机制与手段缺乏、社区居民的归属感普遍较低及社区文化建设相对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使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与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有着不小的差距。由此，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新机制，要求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要不断创新，社区治理水平需要提高。因此，有学者指出，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已成为我国下一步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点。这无疑为数字化社区治理提供了崭新的契机。
另外，社区信息化发展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挑战。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存在治理主体较为单一、治理手段较为落后、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比较虚弱、社会资源难以整合、居民参与意识淡薄、社区文化缺失和思想认识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
与霍华德・莱因古提出的虚拟社区概念有所不同，数字化社区是虚拟社区和现实社区的结合，但从本质上说，“虚拟社会”是直接管理的社会，而不是通过各种中间管理环节进行迂回管理的社会。因特网是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根本工具，数字化社区借助其强大的网络基础传播数字信息，使注意力、财富、权力、话语权与影响力等社会资源在社区甚至之外的范围内进行重新分配，建立新的管理策略来回应社区需求，从而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了巨大挑战。
3数字化社区治理的内涵与特征
所谓数字化社区治理，就是依托数字化社区的网络连接功能，社区各治理主体通过共享数字信息资源，运用网络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协商、管理和监督，以最大程度满足社区居民的公共需求、解决社区公共问题，从而实现社区善治目标的过程。
数字化社区治理模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治理模式，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下，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和其他社区组织进行更加深度化、直接化的合作共治的尝试，新的治理模式将更好的向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工具手段的信息化、主体的多元化、权力分散扁平化与网络化、信息资源共享化及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彼此依赖，相互影响，整个治理过程是互动协商的过程，实施的是合作互惠的行动策略。数字化社区治理是借助于数字化社区的技术和组织形式，使网络治理能够在社区变得更加现实和具体的新型网络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典型特征，尤其是在治理主体、技术手段和组织形式上。
3.1组织体系变革，治理主体合作化
数字化社区的本质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组织体系，在网络组织信息流通社会化的过程中，依托社区数字信息平台、宽带网络、终端设备等技术基础，使组织体系内的信息沟通更加快捷和富于人性化。从而使作为“结点”的各治理主体组成的整个组织体系网络化、扁平化和交互化，公民个体、基层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等治理主体之间信息共享的要求彼此之间相互依赖，无论哪个组织都不能拥有知识和资源两个方面的“能力”来独自解决一切问题，其必须通过与其他组织交换知识或资源而达到目的。治理流程不再依靠官僚组织架构下的组织利益和职能，而是更倾向于满足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因此，治理也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各主体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关系。就像菲利普・库珀教授所言，“整个网络只能与其最弱的组成部分一样强”，这种合作程度决定了整个社区的治理绩效，是实现社区善治的应有价值体现。
3.2信息资源共享，权力运行分散化
在数字时代，信息就意味着权力，谁占有信息资源多，谁就有更多的话语权，影响力和感召力就越大，因而也就拥有越多的权力。不仅如此，信息技术还瓦解了等级结构，把权力分散到更多的人和群体当中，在网络中，个人或组织可以相互联系，以采取联合行动，却不用建立一个有形的或正式的实在机构，没有任何人居于最高或中心地位，只有许多节点，在那里个人和群体为了各自的不同目标而交互行动。因此，在数字化社区治理结构中，权力结构由控制型向分权型发展、决策结构也由垂直式向交互式发展。权力更多地回归社区公众，让其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监督，提高了权力的效率，推进了基层社会的民主进程。
3.3网络传播技术，公众参与直接化
当代传播学界认为，公共领域需要具备以下3个特征：需要一个论坛，对尽可能多的人开放，个人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展开交锋；系统地和批判地检验政府的政策。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互联网基本具备了构建公共领域的条件。从理论上讲，数字化社区本身已超越了包含诸如上述媒介的一切平台，其功能可以被模拟或者解构为现有的、几乎所有的媒介和社会制度的总和，使数字化社区治理的政治公共领域具有雏形。这在很大程度上[脱了传统社区治理中，由官僚制组织体系信息单向传输所导致的间接参与、被动参与和独立参与的窘境，使社区公众因“面对面的直接参与”的方式，提高政治参与兴趣，降低了参与成本，使政治动员有力，并使权力迅速得到整合，真正体现了“电子民主”的直接性、平等性和便捷性的政治效应。
3.4回应居民需求，治理方式人性化
回应性不仅是善治的特征，也是实现善治的前提条件之一。数字化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已不再依赖于传统统治的制度权威，参与途径也不必亲临现场，事必躬亲。各治理主体为解决社区公共问题所采取的协商机制，也可通过数字信息网络实现互动交流，并依赖个体之间互动交流中的“虚拟链条”形成接受并共同服从的义务契合，这种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协商机制必须要建立广泛的信任基础。数字化社区为各治理主体建立了独特的运行模式，政府部门、社区企业、自治组织、社区民间组织和社区公民可通过数字化网络平台进行信息资源的充分流动，充分消除传统社区组织体系中由于时空不统一造成的信息不完全，为社区公众的直接参与和表达提供了畅通无阻的渠道。数字化社区治理必须对这种参与和表达作出及时的回应，甚至在必要时要定期、主动的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社区公众不但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程序之中，还充分地表达了自己所需服务的愿景，在参与性的广度和力度层面上影响着社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引用萨拉蒙关于治理工具绩效评估标准的观点，治理工具的绩效评估标准大致有以下几项：效能、效率、公平、管理上的可行性和合法性，数字化社区治理，无论在实现治理目标的程度、降低治理成本、支持各主体合作参与、参与广度和力度以及对权威的政治认同等诸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数字化社区治理更有条件对社区公众需求作出及时回应，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以人为本的社区善治的目标。
4数字化社区治理制度的创新
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治理模式，数字化社区治理适应了基层民主管理体制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是社区治理的必然趋向。但现实中，仍有很多观念、技术和制度层面的障碍，要实现数字化社区治理，就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4.1制定数字化社区的整体规划
一方面要针对目前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原有规划进行调整和优化，使其更为科学。另一方面高点定位，立足于城市或地区的发展，结合城市的特点，制订城市数字化社区的发展规划、实施标准、可行方案。数字化社区发展规划必须要服从城市和地区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的规划和年度计划，在制订数字化社区规划时，要以区域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尤其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远景规划为主要依据，保障数字化社区的发展方向、发展思路与区域发展、城市定位乃至城市文化建设相一致。
4.2完善社会信息化制度体系
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信息化时代，随着信息化在实践中的推进，人们对信息化概念的认识也逐渐有了深化和丰富。数字化社区的存在与发展是建立在社会信息化的基础上的，数字化社区治理模式需要有其发挥自己特长的环境，需要的不仅仅是所在社区的小范围数字化，而是更宽泛的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当前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建设显然已走在前端，而社会信息化建设总体不均衡依然明显。因此，健全和完善社会信息化建设制度体系势在必行。
4.3确立数字化治理的规范
网络技术是中性的，并无好坏之分，其负作用地产生在于科学技术的滥用、误用与人类价值观念的偏颇。由于网络自身的特点，实现对网络的完全监控是不可能的，因此健全网络规范体系对于规范网络秩序十分必要。规范网络秩序，不仅需要制度和法律的进一步健全，还需要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引导包括网民和网络营运商在内的所有网络主体，自觉将网络道德规范内化到网络生活中，自觉规避网络违法失德现象，使网络社会文明有序、健康地发展。与法律规范的刚性相比，伦理道德对网络秩序的规范效用是柔性的、非强制性的。网络的自律性可以有效地控制公民在网上的政治参与行为，使之有序的进行。
4.4健全现代公民参与机制
数字化社区治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要求治理主体具备较高的驾驭信息化工具的基本素质条件。城市各级政府在加大技术宣传、技术培训、技术队伍建设的基础上，搭建以人为中心的数字化治理网络平台和终端系统，使社区居民参政议政、志愿服务、网络投票等渠道更加便捷，同时引导社区居民、企事业机构、志愿团体更明确地具有数字化社区治理的公民任意识，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
4.5重塑社区治理文化体系
数字化社区治理文化是数字化环境内有关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要通过培育、合作、共享、直接和回应相适应的治理文化体系，教育引导治理主体行为的规范，传承社区文明风尚，促进社区资源整合，突出基层治理的善治观念，从而发挥先进文化独特的价值引领作用，有效地带动整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最终推进城市现代化、信息化的进程，进而从精神层面推动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
4.6完善信息化法律制度体系
在信息社会，互联网已成为公民参与到地方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途径，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参与度。然而，绝对的自由必然导致自由的滥用。网络这块真正“自由”的地方，也带来了“自由”的副作用，即网络信息传递的无序，网络中公民参与的非规范性，使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成为规范网络秩序的当务之急。
5结 语
研究数字化社区治理独特的内涵与特征，对提高我国社区治理水平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面临机遇和挑战时，必须要加快制度创新，有效实现信息时代的基层社会的善治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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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篇2
一、信息社会与比特时代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无所不在的信息成为当今社
会的重要特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toffler）充满乐观地对人类社
会的未来作了种种预测，认为未来社会的形态是信息爆炸、知识成为财富的信息社会。
然而，托夫勒所指的信息只是泛泛地指代随着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小说在整
个社会的流行而带给人们的新知识（密码信息）（注：［美］阿尔温·托夫勒著，任小
明译：《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虽然我们毫无疑问地
生活在信息时代，但大多数信息却是以报纸、杂志（原子）等形式传播的。当今社会正
在发生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数字化信息革命。这次革命的特点是数字化，它将带来人
类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息的最基本单位就是比特（bit）。比特正
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
速传播，它就好像人体内的dna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因此，又叫“信息dna”。原
子的时代是工业时代，比特的时代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后信息时代。现在人们常用的“信
息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播没有重量的比特，而“多媒体”（通常是指
声音、图像和数据的混合）不过是混合的比特罢了。数字技术的发展无疑将促使人类在
经历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跨入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
二、比特时代将重构人类社会
比特时代的四个重要特征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人类社会将
按照这四个特征最终走向数字化生存。数字化生存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
及每时每刻都与电脑为伍。人类社会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将产生质的飞
跃，社会结构将重组，人类社会生活也将产生巨大改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明显特
征：
1.国家逐步让位于电子社区
西方传播学巨匠马歇尔·麦克卢汉（m·mcluham）早在60年代就提出地球正在变成
一个小小的“环球村”，之后，托夫勒等人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数字技术的出现将
使传统的以河流、海洋、甚至石墙作为边界的国家跨越物理边界。在数字化世界里，距
离的意义越来越小，电子社区形成并将在未来社会中逐步取代国家的界限，当今意义上
的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社会结构将被网络重组，“社区”
的概念将超越地理区位，不再限于邻里关系，人们在电子空间里通过精神交往形成具有
共同归属感的新的联合体。“互联网络用户构成的社区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其人口
结构将越来越接近世界本身的人口结构。……网络真正的价值越来越和信息无关，而和
社区相关。信息高速公路不只代表了使用国会图书馆中每本藏书的捷径，而且正创造着
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注：［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
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214页。）
当然，科技的延伸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在未来社会中，新的政治团体或利益
集团将涌现出来，民族主义可能重新抬头，“民族网络将成为全球正在涌现的各种网络
的一部分。”（注：［美］约翰·奈斯比特：《影响世界的亚洲大趋势》，载《未来与
发展》1996年第1期。）
2.社会控制的紊乱与重组
尽管互联网络可以超越国界，然而，即使包括数字技术本身在内，都不可避免地存
在着一个信息的社会控制问题。数字技术为人类社会开辟了社会发展的新纪元。而且这
种技术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它并不是完全存在于技术的真空当中，而
是与人类社会的现实交互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化革命无疑将引起
一场巨大的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改变人类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二是未来社会中民族
、种族或其他形式的政治团体和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对数字技术的选择和驱动。
首先，从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来看，随着比特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社会控制
手段将变得不合时宜。所谓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是指整合当今社会的军队、警察、监
狱等国家权力以及法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和各种制度。这种社会控制的作用有两
个：一是政治统治的手段，二是社会秩序的保障。数字技术带来人类活动的全球化，随
着廉价易用的通信技术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将逐步形成一种环球文化。届时
，地域文化将萎缩，几百种语言将消失，新型文化和语言将出现，人们可以为了共同的
目的组织团体。原有的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和道德评判体系将被打破并重新建立，阶级
、国家观念将被重新改写，个人的自主性增强，“脑力劳动者的许多活动，由于较少时
空的依赖性，将能更快地超越地理的限制。”（注：［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
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在比特时代，个人的人身
依赖关系、等级制度和国家权力作为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的社会控制的基础不再赤裸裸
地存在。许多法律变得不合时宜，新的宗教可能会出现，网络礼仪将要改写传统的道德
观念。
其次，从人类社会对数字技术的控制来看，比特时代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秩
序是任何社会存在的前提，对信息进行适当的控制是人类社会安全、文明、和谐的重要
保证。当然，社会控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数字技术不仅带来了进步，
也带来了诸如知识产权、个人隐私、网络犯罪、信息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以信息的有效
控制既要保证比特的自由放送，又要让先进的信息和娱乐服务在符合大众利益的情况下
得到更多的发展。
第三，从政治团体或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来看，数字化革命将引发一场争夺信息优
势的“战争”，也就是争夺对信息的控制权。有人曾经提出“信息边界”的问题，认为
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篇3
关键词：思维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网络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3）05-0089-02
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条件下，信息传播媒介、传播模式和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遵循网络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养成与数字化生存、网络化生存相适应的思维方式。用数字化、网络化的思维方式去解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不仅是信息时代的要求，也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思维方式的界定
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思维是客观存在人的主观方面的反映，也就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一般特性和规律性的一种概括的、间接的反映过程”[1]。思维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说：“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他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2]恩格斯强调了人类的实践对人的思维发展的决定作用，因此，决定人脑思维方式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由此可见，思维方式就是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思维模式，利用思维形式认识和把握事物本质的一种途径和方法，并经常以一种固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形式。
恩格斯指出：“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一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仅仅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3]钱学森也指出：“人的思维是不是集体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要认识客观世界，不单靠实践，而且还要利用过去人类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所以人的思维是集体的。”[4]因此，思维方式不仅是文化的集中表现，还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思维方式具有实践性、时代性、相对稳定性、能动性的特征。
二、传统思维方式与数字化、网络化思维方式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5]人的思维具有时代性，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人的思维方式与人的实践紧密相连，社会实践方式、物质技术水平和发展程度决定着思维能力的高低和程度。而对于不同的实践主体而言，由于每个人从事的实践和实践方式的不同，因而在思维方式上也表现出个性差异。
（一）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践方式，思维方式是与此相适应的心理深层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观点逐渐沉淀下来，以相对稳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当这些观点经过代代流传，形成一种习惯，并具有独特的形式时，就形成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并具有以下特征。
1.实践性。思维方式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实践紧密相连，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思维本身也是一种实践。
2.时代性。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时代的发展也会对思维方式提出更新的要求，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总是根植于特定时代的实践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土壤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变革。
3.相对稳定性。由于事物本质联系具有相对稳定
性，因此反映这种联系的思维方式也具有相对稳定性。思维方式源自于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具有广泛性和典型性，并被反复传承，形成惯用的模式和方法，潜移默化地支配人们的行动。
4.能动性。思维方式一经形成就会以一种精神的力量积极主动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的、进步的思维方式会对社会发展和实践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陈旧的思维方式会对社会发展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实践活动而言，传统思维方式无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思维方式，但是，信息时代的到来，思维方式也必须不断革新来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
（二）数字化、网络化思维方式的特征及影响
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网络化生活方式对思维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思维方式也应该适应数字化、网络化的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数字化、网络化的思维方式。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对数字化思维方式作了生动阐述。他指出，“数字化生存”的含义是，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信息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它们的前途百分之百要看它们的产品或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6]。数字化时代，比特（bit）作为“信息Dna”，正迅速取代原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因此，“要了解‘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7]。比特与原子遵循着不同的法则：比特没有重量，易于复制，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在它传播时，时空障碍完全消失；比特可以由无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高。尼葛洛庞帝还论述了数字化时代的主要特征：（1）传统的大众传媒正演
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并参与到创造信息活动中。（2）在数字化时代，真正的文化差距会出现在世代之间。（3）数字化生存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
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新途径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国家未来发展及建设的重任将由大学生承担着，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发展的希望和未来。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紧密联系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高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是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保障。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高校是社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场所，肩负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使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系到祖国未来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多种不同的思潮和价值观念大量涌入中国社会，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我们必须站在新的起点上，充分认识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才能采取有力措施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发展。然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与困难。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新时期大学生成长新环境的改变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告诉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经历着大变革。社会环境逐渐多元化、开放化和交互化。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效应，也在不同程度上渗透到了大学校园中，引起大学生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诸多变化，同时也导致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更加多变，更加复杂。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第一线，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的弊端日显突出。首先，大学生对于课堂上的教育观点抵触，教育效果适得其反；其次，仅限于课堂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覆盖到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课堂之外的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再次，只注重理论传授，导致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占有强势地位，学生缺少学习的主动性。
（二）形式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初衷是以人为本。然而，现阶段的思想教育工作很难关注到每一个大学生个体所承受的多方面问题。这就导致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抱有不信任的心理，认为个体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大事没有直接关系，没有责任承担弘扬兴国的重任。学生日常生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不得到解决，很容易导致大学生面对困难时思想行为偏激、狭隘，形成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大学生的身心发展需要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转变
目前的高校大学生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代新人，在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中，追求自主、独立、个性、多样……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强烈的时代气息，责任感不强，意志力薄弱；强烈的思想认同感，实践能力弱，不积极参与实践；辨别能力不强；自我认识感强，集体观念薄弱；对立行事能力强。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更加追求主体性和创造性，希望将自身的想法和欲求自发地统一起来，不愿意处于被动地位，被强制接受教育。
三.探索构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当今，数字化改变了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并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技术新途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模式的构建，首先需要加大科研力度和政策的灵活运用。开发运用能更加卓越的数字系统，促进数字化平台的使用，培养出熟练运用数字技术传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的高素质队伍，扩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影响，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使大学生在获得数字信息的同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和思想，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其次，要清醒地认识到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不良影响。负面的数字信息和价值观很容易使大学生无社会责任感，道德价值取错误，形成不健康的人格等，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带来一定影响。因此，数字化运用的两面性，要求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把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更好的结合起来，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化传授中的主要作用，有效监督和引导学生合理利用数字化教学信息。
（二）掌握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方法
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方法强调与教育对象的多多的交流互动，注重教育者自身魅力的培养与展示，加强数字化知识的在教学平台上的更新，减弱教育场所和教育时间的特定性。首先，营造一个宽松的数字化的舆论环境。让学生主动在平台上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发，抒发自身的情感。接受学生对老师的一些不赞同的话语。对于有正确的言论和积极的态度的大学生，教师要在平台上给予认可；对于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和消极的态度，可以通过真诚的要求大学生一起交流；对于一些负面的和反动的言论坚决遏制。其次，多关注个体在数字化教学中的动态，长期关注学生的言论和行为，并结合其在现实中的表现，总结每个学生的个体特点，从而制定相适应的教育方式，实施于数字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再次，推动数字化教育与传统教育的结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推进数字化教育模式的实现。
（三）以受欢迎的数字化形式为核心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目前，最受欢迎的数字化平台是微博和微信。大学生微博和微信的内容更多关注的是事实、理论类和评论。事实类数字化信息关注的真实性是交往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往本质就在于通过主体的体验和领会，形成共鸣的过程。微博和微信作为开放性的交流平台，在传播信息方面具有其他媒体不能比拟的优势，尤其在面向这些喜欢新鲜事物的在校大学生时，信息的真实性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规范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虚假的数字信息虽吸引人的眼球，但会混淆视听，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认真辨别，加以有效的引导。微博和微信信息的首要原则是找准热点和对象，针对社会事态，但不回避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加强舆论导向，才能真正起到引导大学生认识社会。把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传播给当代的大学生，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实际，落实到行动上，方能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作用和效果。进行深度分析的评论类数字化信息，既有超大的信息量和传播空间，也有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可真正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传播平台。微博和微信传播的是具有高质量政治理论素养的数字化信息，逻辑严密，分析透彻。以发散性思维和独特的视角分析问题，容易引起大学生们的关注，塑造出具有公信力的微博和微信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
将数字化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采用非传统的的教育模式，充分利用当代大学生特点，迎合大学生求新的需求和现状，可将思想政治教育深入人心。也激发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去寻求更多的新的教育途径。（作者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部）
参考文献
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篇5
关键词：电子治理；数字化建设；市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tU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日趋成为全社会的中心所在,对推动我国21世纪的社会变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城市是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与发源地,市政管理变革一直作为政府变革的重心。随着电子治理手段在一些领域的使用,导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进行数字城市建设。而市政管理数字化又是数字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提升市政管理效率和水平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同时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种具体体现。
1、电子治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民主意识提高,社会民众和团体对政府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而且特别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参与政务的管理工作,共同建立一个透明、高效、富有快速回应力的服务型政府。作为信息时代的全新和先进的治理模式,电子治理目前在国外正在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和推行,以政府、民众、社会组织为中心的多元治理模式将成为适应未来发展的治理途径。
1.1电子治理的意义
在当今城市化进程加快,信息化进程迅猛发展的时代下,推行市政电子治理,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①有利于市政府的角色和管理观念的转变。传统政府的工作模式以政府为中心,而电子治理则不然,其将建立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
②可以大大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
③对促进政务和信息公开有重要意义,可大大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因为政府本身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的制定者,又拥有大量的公共信息,对公众而言,它处于信息强势地位。
④电子治理推行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形成有较大作用。科学技术包含着民主的成分,再加上网络技术的发展,利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
1.2实行电子治理的面临挑战
目前,中国的网民群体仍以青年为主,总体网民中的31.8%都属于18-24岁的青年。这个年龄段的网民中,学生占有重要地位,其比例最大为28.8%。中国网民年增长率为53.3%,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学生。城镇与农村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差异,城镇居民的互联网普及率是27.3%,农村仅为7.1%。青少年中学生虽然是网民的主体,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其绝对不是现实网络消费的主力军,但却会成为未来网络消费的主体。城乡及城市网民之间的差距,都会存在不足。其次信息安全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并且信息失真和各类信息泛滥问题。如何保障电子治理信息安全及真实性,是实行电子治理所应面对的难题。
另外,在我国特殊国情下,电子治理的实施不具有普适性,但那些有优势条件的城市可先发展,再带动乡村信息化,最终实现社会电子行政、电子商务、电子服务等融合一体。可喜的是很多城市都提出“数字城市”建设,可见,未来的城市一定是在电子平台上高速互动的“数字城市”。
2、市政管理数字化建设
近年来,我国一些部门大力推行电子政务,这样使得在基础设施和应用平台建设两个方面城市市政管理数字化取得了较大进步。
2.1数字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政管理部门建立了办公局域网、oa系统等,提高了办公效率和对外的公众形象。城市市政管理数字化建设存在较多问题。
2.1.1缺乏高起点、高标准、统筹兼顾的战略发展规划。市政管理部门出台的规划中缺乏数字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即使出台的规划也缺乏统筹规划,导致彼此之间很难协调。最终使数字化统一平台不能较发挥其作用。
2.1.2数字化发展平台的体制机制僵化。从体制这个角度看,市政管理的数字化建设中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的现象。并且市政设施和公用事业管理的系统很多方面不统一,也不能进行数据交换,数据不能共享。要整合这些数据,需要付出比建设更大的代价。
2.1.3市政管理数字化队伍建设不适应快速发展的数字化要求。
目前市政管理数字化队伍建设的总体水平较低,有些要求较高的技术岗位人才少,而很多从事市政管理工作的人员缺乏数字化知识的储备。这就导致其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平台安全建设的需要。
2.2数字化建设的途径
目前市政管理数字化建设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革其体制建设,从而使我国市政管理数字化工作上一个新台阶。要想搞好市政管理数字化建设,首先要加强市政管理数字化规划,这是市政管理数字化规划的必经之路。规划就要规划一个相对统一、完整的,涵盖市政、园林绿化、市容环卫、水务公用事业等领域相关基础数据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平台体系。在此基础上,要规划一个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同时市政管理部门要进行统一筹划,解决一系列问题,实现各系统相互兼容。其次合理的制度化分权下地方政府也获得较大的主动性,能够根据当地情况执行中央政策并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推动体制创新。
3、加强法制建设，明确法律职能
3.1以执法为民为宗旨，改善市政管理执法
市政管理执法的内容和目的，是确保城市市政工程设施的正常运转和完好，本质上是为社会提供服务，保障大多数人的生存空间和生活质量，执法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树立执法为民、文明执法的观念，改进市政管理执法方式。将法律的刚性和人文精神的柔性结合起来，做到刚柔相济、亲民爱民，更好地发挥法律的功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3.2依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调整和变革
市政管理部门与相关行政机关的职能权限市政管理部门是由财政全额拨款供给，比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根据法律、法规授权长期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市政执法管理工作的难点在于相关权力过于分散，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互相监督、协调机制没有形成，存在“依法”争利，“执法打架”的现象，有利可图的事情（如收费、罚款）争着管，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相互推，如对违法占用、违法挖掘道路、违法采砂搭建等违法行为处罚，市政执法监察发现后以书面形式告知执法局后，执法局常常是疏于处罚或者以罚代缴、以罚代管，导致正常的市政设施执法管理工作陷入被动。
3.3以沟通为重心，健全市政管理法治的运行机制
沟通是市政管理部门与管理相对人相互联系、对话协商、执法互动的必要途径。加强沟通有利于增进了解、消除隔阂、促进执法。市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贯穿执法全过程的沟通渠道，并主动与管理相对人开展交流。
3.4以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为关键，全面强化市政执法队伍建设
依法行政，要造就一支政治合格、业务精通、法纪严明、吃苦耐劳的行政执法队伍，就必须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教育，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僵化地动用法律条文，简单地机械执法，不仅容易造成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统一，而且往往会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一定的损失或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强市政执法，必须大力提高相关法制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强化执法队伍建设，确保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做好城市市政管理工作,应采取电子治理手段,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城市市政管理的数字化建设正在发展,采取一定的途径会使其发展的更好。另外加强市政管理力度,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完善市政管理的执法工作,进一步做好城市市政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徐初佐.论市政管理中“电子治理”的意义与实践建构[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8
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篇6
近年来，社区党支部以“行为居民，思为社区”的效劳理念，勇于探究、勇敢立异，在社区与居民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疏通的效劳平台。应用数字城乡社区治理平台，立异“四知四清四把握”任务机制，推进社区信息化深化展开。
立异观念动态治理建立数字平台。依照社区—小区—楼宇—家庭—居民五个层面和四类治理任务法，数字平台对辖区内各类信息进行了注销，可清晰地查询房子信息及地点的企事业单元信息、党建信息、营业信息以及家庭信息等近百项数据，建立了一致、标准、共享的数据治理平台，成为社区各项任务最齐备的材料库、最具体的进度表。在数字平台中，有辖区劳动保证、城市低保、医疗保险、廉租房等数字化社会保证系统；有以辖区警务室为主，小区物业和社区综合管理为辅的社区社会治安综合防控系统，经过研判剖析、数据比对等社会治安情势，为安全社区创立奠基了坚实的根底。
立异理念便民利民做实效劳平台。跟着“数字社区治理系统”的建成，将辖区依照人口寓居情况和散布，科学划分红多个网格，网格内一切单元、楼栋院落、贸易店面、公共设备、主次干道和全体寓居人口均为效劳治理对象，减少了效劳治理的单位。效劳平台以社区党支部为中心，楼院长治理为主体，社区片警、物业、意愿者、信息员等本能机能协同参加的一体化治理形式，由社区各网格担任人与种各楼栋长及社区片警、物业治理员等深化群众进行零间隔效劳，使社区效劳由曩昔群众“走上来”变为干部“走下去”，第一工夫调查群众所思、所想、所盼。
立异对等合理治理建立一卡通效劳。为把活动人口治理效劳任务开好头、起好步，具体摸清辖区活动人口底数，做到活动人口“底数清、状况明、信息清、管控实”。由社区书记和社区治保主任各带一队，将任务人员进行分组。社区治保主任、综治专干和活动人口协管员构成一队，对辖区内活动人口及租赁房子承租人员有重点、有针对性走访，对近期入住的人员进行身份确认，并要求其实时到社区处理寓居证，对寓居超越必然工夫的活动人口发放喜欢心效劳治理卡，活动人员凭卡可享用社区各项效劳。
立异高效效劳通明建立政务平台。依托社区效劳与综合治理信息平台，将当局公共效劳延长到社区，构成各类底层社区建立治理、社会事务、便民效劳为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效劳系统，完成了社区任务无“裂缝”治理，“零间隔”效劳。在一站式效劳大厅内，执行“亲情效劳、政策解答、一站式办结”的任务形式，全力打造“全程代办式效劳”优化治理效劳的方法和内在。履行社区党务、政务、居务三公开，将社区简介、人员分工、机构设置、准则建立等各方面的内容进行公示，辖区居民可随时调查社区根本状况、处理事项、做事流程以及年度任务目的执行状况、政策律例落实状况、救灾救助款物发放状况等相关信息，为具体展开社区各项任务奠基坚实根底。
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篇7
关键词：现代化标准要素；政治现代化；数字指标；理论描述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3-0147-05
收稿日期：2008－03－20
作者简介：
蒋英州（1973-），男，土家族，湖北利川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07级博士生，重庆市委党校讲师；朱剑慧（1966-），男，湖北利川人，利川市委党校研究室副教授。
现代化一词，直到今天仍没有一致公认的定义,但一般可以把它理解为从不发达社会到发达社会的过程或目标。现代化的原意是指从16世纪手工工场兴起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逐步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工业经济,由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由农业文明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和状态。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以完成工业化为核心任务[1]。虽然这一过程与目标是比较清晰的，但衡量标准却是众说纷纭，与其定义一直没有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标准体系。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先行研究与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战略选择与评价标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在我国表现得十分明显。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现代化理论与标准体系也相继展现出来。虽然这些理论与标准体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本文认为它们并未全面准确地揭示中国现代化所蕴含的复杂性、特殊性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在要素设置时很少借鉴西方一些学派对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现代化的积极研究成果，因而存在着缺陷。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标准评价体系及其构成要素呢？本文试图在对中外学者们的一些现代化标准体系冒昧揣度的基础上来探讨这一问题。
ザ战以后亚非拉地区相继出现一大批新兴的独立国家，它们独立后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同时为了配合美国对外战略需要加强对这些后发国家进行了解的目的，美国一些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掀起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研究热潮。早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基础是18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当工业化不再是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基础时这种理论就过时了，被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理论代替，即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以发展工业经济为特点，以工业化、城市化与民主化为重要特征，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是以知识经济为背景，以知识化、网络化和国际化为主要特征[2]。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其标准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随着时代的推演其要素也在变换。同时在这个现代化研究的潮流中形成了五个主要的流派：以亨廷顿、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的政治学方向，以罗斯托、弗兰克、库兹涅茨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的经济学方向，以帕森斯、列维、勒纳和穆尔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的社会学方向，以英格尔斯、麦可勒兰德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的人文学方向，以布莱克和艾森斯塔特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方向[3]。
フ庑┝髋芍幸悦拦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的十项现代化标准最具影响力。他的标准体系要素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识字人口的比例、大学入学率、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平均寿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于这一指标体系简明、可测、数据容易获得，因此受到许多统计工作者的青睐，并迅速被加以引用，尤其在与我国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比较中，更被许多人奉为评估现代化的国际通用工具[4]。但是现在人们基本上认识到该指标体系只适合传统工业化时代对于现代化的最低要求,已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可持续性与和谐性的要求，其弊端在于强调现代化的外部表征，尤其是对人均GDp的重视。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现代化衡量标准，在我国事实上最终演变为对GDp的崇拜，并导致在现代化理论创新方面的落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是接受一套数字指标体系而忽视现代化理论的描述，就很容易忽视数字背后的现代化的真实转变，因为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转变过程，绝非单纯的数字能够反映。其实现代化不在于直观的数字，而在于理论描述的经验验证。数据外表能掩盖实质性内容是否转化，因为数据的技术判断容易掩盖事实判断――这恰好是一切数字标准体系的缺陷所在。如下文提到的中科院学者根据数字推论出上海的社会公平指数是100%，这无论如何让人难以确信。同时英格尔斯的标准体系要素也不全面，尤其是忽视了政治现代化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其实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几乎都是以西方既定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西方国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逐步实现了政治、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即在追求国家富裕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社会整体性的现代化转变。因此他们认为政治的现代化或曰民主化是现代化之中的应有之意，又是判断其他一切的潜在前提。因此英格尔斯的十项标准既存在缺陷，又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物，因而早已过时了。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种标准体系的翻版还在我国大行其道，甚至出现“按照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公认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线”这样的观点[5]。
サ是英格尔斯对人的现代化的描述是值得肯定的。可是我国一些学者一方面引用他的数字指标，另一方面对这点却视而不见。他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强大动力，并最终承载一切现代化的成果。但现实是，我国公民的现代性人格，尤其是现代制度精神与社会精神与现代化的要求相距甚远。制度精神比制度本身更重要，因为制度可以消失或改变，但遵守制度与依靠制度的精神可以延续。正是这种精神，制度才产生生命力，保证法治与的存续。也正是没有相应的制度精神，我们口号上“法治”了，文件上“法治”了，但思想上骨子里可能仍然是权大于法[6]。其实人均寿命与成人识字率的数据无论多高，也无法衡量人的权利与义务观念、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感、对知识的尊奉与对法律的敬畏、创新意识、宽容与自由的精神、社会责任意识等实质性的人的素质内涵，而这些正是我们现代化面临的严重危机！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仍然是今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艰巨的主要任务。
ッ植褂⒏穸斯现代化标准体系缺陷的是亨廷顿、阿尔蒙德等学者。但是我们在论及我国的现代化标准时几乎不会提到，因为他们并没有列出一套像英格尔斯十项标准那样可以立马拿来测评的数字体系，同时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从某个侧面来具体研究现代化，又更多的是用理论性语言来描述的。亨廷顿十分注重现代化过程的制度化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充满了导致社会动乱的许多因素，是一个不稳定的过程。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制度在动态稳定中逐步实现现代化，来保证社会现代化的实现。但同时他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抱有一种忧虑，因为他看到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在急忙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有一种被忽视的趋向。阿尔蒙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会导致人们心理层面的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变迁，这种观念的变迁使维护社会稳定的文化纽带逐步松散，使得与一定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监控系统效力降低，从而破坏社会政治稳定的保障机制，引发公民对政治权威认同感的不足，从而导致政治统治合法性危机的出现。他强调在现代化的转变中培育一种现代性的政治文化，来支撑与传承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客观地说，这两位学者的理论非常准确地揭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面临的实际困难。我国也不例外，因为我们只要查阅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都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政治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这表明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从未忽视政治方面的现代化，它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纲领中的重要内容。因此离开政治方面的要素来评价我国的现代化至少是不完整的。同时，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来说，最不同于先发国家的特性在于，后者的现代化来源于社会内部产生的动力，而对前者来说则需要政治力量的强大推动，因而政治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对后发国家来说或许比经济的现代化更具有决定作用。但是，许多新兴国家都抱着“经济的现代化”的观念，发展目标首要的是经济，次要的是社会，最不重视的是政治，因而在现代化过程中潜藏着危机[7]。拉美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经济的现代化随着政治在威权与民主之间钟摆式的运动而起伏跌宕，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而波折丛生就是最明显的案例。
フ治制度的现代化在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为重点的发展经济学里也受到重视。发展经济学理论在早期时采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注重资本积累与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增长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到了20世纪80年代时受到质疑，因为人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现代化）却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而他们开始深入到影响经济发展的实质性变量的研究，开始重视用制度分析方法和技术以及人力资本的内生的经济增长去研究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问题；重视文化、体制、法制和立宪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重发展的可持续问题[8]。政治之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受政治影响而形成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制度安排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经济发展中的几种重要制度――产权、市场与国家，无一不受到政治的制约。因而政治发展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日渐受到重视。同时发达国家在后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暴露出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时它们也在逐渐矫正制度的缺陷，重视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和扩大公民的权利范围与保障，并形成第二次现代化的理论。这种耦合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于人们发现良好的和理性的法律与制度，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持久的源泉和动力。因此，在国家现代化中政治及其制度的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
ソ十年来，我国关于现代化衡量标准体系的研究并不多见，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百余名专家编写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这些专家综合分析了自1960年以来国际上对于现代化衡量的5类指标后，独立地设计了3个大组8个指数的判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分为3个表征集合：动力表征（工业化、信息化、竞争力、城市化），质量表征（生态化、集约化），公平表征（全球化、社会公平），共包含8个水平指数和21个基层指标，用以相对评估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现代化水平，并通过精确评估与科学测算得出了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表[9]。表面上看这是对英格尔斯十项标准的修正，其实与它一样是一种GDp决定论，因为抛开其余7项指数后，我们发现各个地区的工业化指数与“现代化水平的相对比较”、“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如表所示：
这个体系的严重弊端在于用数据来推导未来，忽视了我国现代化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同时不能反映某个地区的跨越性发展与某个地区的发展衰退这两种可能性。事实上，与青海由于是我国的多数大江大河，尤其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的发源地，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水力资源的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再加上民族、地形、工业基础等原因，它们的现代化就需要中央与其他地区的大力支持。如果青海与要依靠自身发展工业到2065和2090年才能实现现代化，对我国整体现代化的实现则是莫大的损失。同时这种表述在逻辑上是不清晰的。如果站在全国来看，率先就一定是指某个或两三个省市率先进入现代化，就没有“各个地区率先现代化”。如果“各个地区率先现代化”是指各个地区内某个城市率先现代化，就会出现合成谬误，因为31个城市进入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各个地区进入现代化，更不意味着全国进入现代化。若是指后者，现实就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争先恐后地提出率先现代化，甚至某些大城市的区政府也提出率先现代化的口号。对于这种混乱现象，就连该文中的一位作者也认为“一些地区的这种现代化‘虚热’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10]
ナ率瞪显市砺氏鹊乃嘉已导致了城乡建设差距与收入差距的拉大。199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29%，到2003年时提高到40.53%[11]，但在这一时期广大农村的收入长期在低水平徘徊。1997-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3.97%，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值低3.36个百分点，成为农民收入平均增幅最低、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城乡收入比的差距也逐年拉大，2003年达到3.23∶1，如果考虑到福利、生产成本支出、实物估计等因素，实际差距可能是6倍左右[12]。国家统计局2007年11月的报告说，“从2006年监测结果来看，在全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的同时，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仍在扩大。”[13]因此，从我国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出发，共同富裕的程度也应该纳入现代化标准体系之中才合理（已有学者指出将基尼系数纳入衡量标准体系之中）。近年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时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里也明确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保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我们不应该夸大这种“率先”的作用。至于城市率先现代化在中国是否可行以及有多大的作用，本文不予讨论。如果以广州为特例的话，则会发现它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因为1983-2005年广州火车站长达22年之乱与外来人口犯罪比例由1979年的3.5％上升到2002年的85％的事实[14]，反映了城市率先现代化背后隐藏着深刻而危险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公民法律道德意识失衡等严重问题。另外在赶超型现代化的驱动下，我国不少的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ゴ送猓2007年1月，广州市2006年的人均GDp在全国第一次超过1万美元标志着广州率先进入发达状态的报道，再次引发人们对现代化标准的关注。广州市社科院一位学者认为“广州可以说是站在现代化的门槛上。”该报道又以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而进入现代化的行列为例来论证。在参照了英格尔斯十项标准、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与世界银行高中低收入国家划分标准后，广东省制定了十项现代化标准体系，其要素包括：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城市化水平、信息化综合指数、平均预期寿命、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社会保险参保率、环境综合指数和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5]。事实上这个标准体系与中科院的8个指标体系并没有多大的差异，仍然是以经济为核心指标。我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并没说衡量现代化的标准体系就必须以经济指标为中心。我们过去所提的现代化纲领“四个现代化”中，选择的发展目标全部是经济的，不重视应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文化发展的战略与目标[16]。这种发展战略的缺陷越来越明显，我们也越来越感到危机的逼近。事实上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政治或文化会在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与经济相同，甚或比经济更重要的角色[17]。同时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纲领也包含了政治与文化的内容。因此这两个标准体系的缺陷均在于既不能全面反映我国现代化的外延，又未能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含的本质要求，即共同富裕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ゴ酉执化理论的视角来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要实现社会的双重转型，要解决传统与现代对接中的冲突与矛盾，实现中国社会的工业化与知识化并举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即在经济现代化中实现政治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双重转型意味着我们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既包含一般的现代化的含义，又同时是新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既要解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遵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又要通过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所赋予的特殊历史使命和特殊规律[18]。这就需要我们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的现代化要统一起来，实现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才能应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因此我们既需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与衡量体系的构建，又要借鉴西方五大流派的理论。虽然他们或许只重视了现代化中的某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综合起来就会形成很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现代化理论与衡量标准体系。除了上述3个标准体系所包含的15个要素之外，我们还需要政治的现代化，其基本内容大致包含法律制度与经济社会的适应程度，政府机构设置的合理度，行政效率（效益）的国际比较，党与政府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能力，公民团体的现代化发育，基层社会的自治能力等方面的要素。此外，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方面还应包含社会和谐度，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文化的创新与支持社会发展的能力，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力，主流社会价值观建设，公民个体的法制与道德素质等要素；在经济现代化方面，还应包含共同富裕（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与地区之间三种要素），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能源利用效率，城乡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公有制经济的数量与质量，民营经济的数量与质量等要素。
ノ什么我们必须把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数量与质量作为其中的要素呢？其实也有学者早已指出我国的现代化标准体系应该包含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指数。如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就指出，“为了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特点，在经济方面的评价体系中，需要设置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产值占全社会总资产、从业人员和产值的比重这三个指标”，“对于个体、私营经济也应该加以重视。”[19]由于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我国实现重大战略目标的经济保障，因此离开公有制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就不能反映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追求。个体与私营经济的重要作用除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性表述之外，还在于它们的数量与质量同样反映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公有制经济的现代化质量反映了国家的创新能力，而个体与私营经济的现代化质量则反映了社会的创新能力。这些创新不仅是对GDp增长和社会就业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与民族精神方面的贡献。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来说，其动力来自政治领域，而活力则是来自经济领域。将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纳入到我国的现代化标准体系之中也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特色所在。
ピ谏衔奶岬剑西方的现代化研究流派中很多学者没有给出一个数字指标标准，但是借用了理论来描述现代化的标准。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衡量现代化不仅需要数字标准的技术手段来显示现代化的外表，也需要理论的语言描述来揭示它的内涵。同时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20]。因此，构建我国的现代化标准体系除了数字指标之外，还必须借助于理论描述的经验判断，将理论描述与数字指标这两个层面相结合，建立一套完整的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衡量标准体系，全面反映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这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它蕴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现代化整体，要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21]。科学发展观已被党中央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因此，我们在构建标准体系时就必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方面的基本要素。至于数字指标在何等程度上才合理，则需要我国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们共同努力。
ゲ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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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篇8
去年初，我应邀到一个中部城市，参加一场关于大数据与区块链的研讨会。看到政府安排来接站的司机开着的是一辆私家车，于是我好奇地问他是属于哪一家机构：政府接待办、出租汽车公司还是汽车租赁公司？他的回答让我脑洞大开：我是跑软件的，不属于任何公司。彼时滴滴、优步、易到还各自发展着，那位司机的手机上运行着这三家共享出行公司的终端，可以交叉接三家公司的派单，他把这形象地称之为“跑软件”。他不是任何公司的雇员，他的车也不是这三家公司中任何一家的财产。他与这三家公司之间的关系就只是靠一套运行在移动互联网上的软件来维系。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经济模式，推进了这个社会两方面的经济制度变革：一是企业组织，人不是企业的员工了；二是产权关系，车也不是企业的资产了。
“跑软件”的现象并不只是出现在公司与个人的商业关系上。我们每个人几乎都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某种因缘际会，被邀请进入了同一个微信群。一旦意味相投，也许群中的两个未曾谋面的人就互加了好友，经年累月，也许两个微信好友就在线下碰面了。在线下碰面之前，其实你们早就是数字世界里的好朋友，只不过你们的朋友关系只是一种数字化生存方式。这是人际关系中的“跑软件”，大家不隶属于任何机构、任何组织，只是依靠一套软件系统在数字世界里建立了一个新型的数字化社会关系。从ipo到iCo
今年3月，一家核心开发者希望在继比特币区块链和以太坊区块链之后，集前两个区块链之所长，建设一个新一代公有区块链，以非营利基金会形式在新加坡注册，以全球区块链社区共识、共建、共享、共担方式运行的公有区块链组织――量子链（QtUm），以向区块链社区发行自己的数字代币（Coin或token，以下称为token或代币）的方式，在五天时间里发行基于自身量子区块链上的量子币，从全球区块链社区里轻松换取到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比特币和以太币。
量子链的这种做法被命名为“iCo”：initialCoinofferings（首次公开发售代币融资）；iCo相对应的是“ipo”：initialpublicofferings（首次公_发行股票融资）。区块链社区为了在合规性和合法性上与ipo做个区分，也有把iCo叫作“initialCrypto―tokenofferings”的，即首次公开发行加密数字代币融资，这个iCo的叫法确实更切合“iCo”的实质。
量子链（Qtum）iCo的主要规则为：1）以非营利基金会的形式注册，该基金会负责运营量子区块链及作为量子币的发行主体；2）量子区块链是开源软件系统，任何人无须许可都可使用该系统；3）该系统的开发、运行、应用采用去中心、分布式、自组织的社区制；4）基于量子区块链上的量子币是一种功能币，在使用量子链或量子链上的各种应用时，需要支付些微的量子币；5）只能发行代表量子链使用权的代币――量子币来融资以支持量子链的开发工程；6）量子链公布将发行总数1亿量子币，其中51%公开发行。另外的在四年时间里，29%将分配给社区的学术研究、教育推广和商业应用项目，20%分配给创始人和开发者；7）所有用量子币换取来的价值1500万美元的比特币和以太币，都将全部存入多重签名的钱包，钱包地址可公开透明，由多人签名才可能被使用；8）量子币可以在数字货币交易所交易；9）量子币的公开发行，得到了基金会注册地监管机关的有条件“无异议函”，在“监管沙盒”机制下，获得了最低限度的合规性。
“iCo”是区块链与生俱来的特性。2009年1月上线的比特币区块链，就是“iCo”的创世之作。只不过，2017年的“iCo”与其还是有所不同：比特币的iCo采用的是持续发行的“挖矿”机制，而现在的iCo采用的是一次性发行和持续分配机制。iCo正在成为区块链上的主要融资渠道：据统计，2016年区块链方面的风险投资4.96亿美元，而iCo金额也达到2.36亿美元，接近风险投资金额的一半，截至2017年5月15日，今年以来区块链上的风险投资约为1.07亿美元，而iCo已经达到1.25亿美元了。iCo目前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区块链方面的风险投资，有可能成为区块链行业的主要融资渠道。零边际成本社会
我一直认为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是一场堪比人类祖先走出非洲那样的大迁徙，只不过这是一场“数字化大迁徙”。如果说12世纪到13世纪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是人类社会发现了一个物理上早就存在的“新大陆”；那么，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迁徙时代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只不过这次是建设了一个之前并不存在的、非物理结构的数字世界。
无论是共享出行司机的所谓“跑软件”现象，还是量子链（Qtum）的发行加密数字代币的“iCo”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建立在数字世界里、用数字化方法来重构的、新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关系。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是科斯观察到的市场机制运行中的“交易成本”，而企业之所以成为市场活动中的基本组织单位，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我们看到的数字化经济运行规则，和1937年科斯看到的工业化经济运行规则，有了巨大的新变化。一首歌曲要发送给一万个人，在工业化经济运行规则下，我们得灌成一万张唱片，原子结构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而在数字化经济运行规则下，我们通过互联网发送，比特在互联网上的传递，别说一万个人，一千万个人来接受这首歌曲，边际成本也几乎为零。在数字化世界里，像“跑软件”和“iCo”那样的分布式商业模式，已经不同于1937年科斯眼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科斯，《企业的性质》）而设立的企业了。共享经济模式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叫作共享经济模式。而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分布式商业模式”。相对于共享经济模式，分布式商业模式涵盖的范围更大：共享经济之外，还包括开源软件社区、非营利服务机构、分布式商业自治组织等。
分布式商业模式最大的几个特点是：1）基础技术架构体现为分布式网络结构，相关各参与方处于点对点对等关系，相互互不隶属；2）价值创造机制体现为数字化规则下的零边际成本；3）价值增长机制体现为“摩尔定律”，一旦越过拐点，立马实现指数级增长；4）组织机制体现为以社区自治、平台组织和生态系统作为运行架构；5）协作机制体现为依靠共识而不是指令；6）激励机制体现为羊毛出在猪身上的互联网思维；7）利益分配机制体现为共享、分享、他享。
分布式商业模式尽管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目前这样一个早期阶段，我们还没有穷尽的能力。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轻所有权，重使用权，甚至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比如开源软件社区，比如共享经济模式，比如非营利性机构，再比如分布式自治组织（在区块链上，人们把分布式自治组织称为“Dao”：系Distributedautonomousorganization的缩写），指的是无中心控制机制的、去第三方中介服务的，以点对点、端到端方式来运行的组织。类似比特币区块链、以太坊区块链那样的公有区块链，是一个最典型的分布式商业组织的案例：产品著作权完全开源免费、没有服务器没有运维人员没有组织、一套软件到网络上之后就完全依靠志愿者社区来开发维护、任何人无须许可就可以下载终端成为网络节点、非营利无权益人也无收益分配……资本与资产VS所有权与使用权
根据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所有权适合私有，否则无法很好地解决“公地悲剧”和“租金消散”的问题。而在分布式商业模式运行规律之下，我们发现：与所有权的私有不同，使用权适合“公有”！一辆汽车，在私有的状况下，使用率大概10%；而在共享经济的模式下，使用率可以提高到50%；有研究机构甚至提出，在无人驾驶技术成熟之后，采用分时共享模式，一辆汽车的使用率可能提高到90%。很显然，这种情况下，无论从内部效用还是外部效用来分析，使用权一旦“公有”，对各方面的效用都是最大化、最优化的。
张五常先生说到，经济社会的基本规则就是产权规则，你改变了产权的规则，你就改变了整个系统。所有权的虚化、轻化或者幻化，催生出来一种新的金融服务体系，一块完全崭新的风景画展现开来：以所有权为基础，对应的是资本市场；而以使用权为基础，对应的是资产市场。技术的开源、产品的分享、组织的自治及商业目标的非营利使得分布式商业模式下，没有了资本的立足之地。在消费者、投资者和交易者眼里，代表所有权的资本失去了价值，作为提供消费和体验的产品或资产才具有价值。金融新疆域由此而开辟。
在移动互联网之前，手机叫功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之后，手机叫智能手机，中间的差别就在于功能手机不能24小时连网，手机一旦在线，就成为了智能手机；同样道理，iBm在其发表于2014年的物联网白皮书中，把能够24小时连网在线的机器设备也命名为智能设备；当区块链技术于2009年横空出世，业界把登记在区块链上的能够24小时在线的智能设备称作智能资产（在线与在链）。
资本与资产这一字之差，金融涵义却别有洞天。资本更适合证券化，不适合货币化；资本的基本形态是股权或债权，适合证券化为股票或债券。资产更适合币化，不适合证券化；资产的基本形态是使用权或分享权，适合货币化为数字代币（Coin、token）。证券化的资本，使得所有权可以拆分转让，因为流动性提高，融资也随之方便；货币化的资产，使得使用权可以拆分转让，因为是以数字货币的形态流通，7天24小时全球交易，税收结构最为简单，交易费用最为低廉，流动性更高，融资也更为方便。
我们相信，人类刚创造出房屋时，是没有产权、物权意识的，最初的房屋只有遮风避雨的功能意识。物权、产权意识的出现，导致房契、地契等权益凭证的产生，而这些权益凭证的产生，极大地提高了物权、产权等资本品的整体可转让性；证券化更使得房契、地契等权益凭证可以份额化，使得物权、产权的可转让性极大提升，其价值也大幅提升，财产性收入也成为人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区块链带来的资产数字化，是在物权、产权等资本品份额化之后，把使用权等资产也份额化了，资产数字化的金融表现形式就是资产的货币化。
资产货币化是一个实物资产“液化”的结果，一旦实物设备被数字化，数字的传输和水的流动一样高效多能了，实物资产一旦获得像“水”一样的流动性。一台设备或者一辆汽车，如果24小时与互联网连接，设备的身份登记在区块链上，我们就可以确保它的身份的唯一性、确认它传输的数据的真实性、追踪设备的轨迹和状态、用它每分每秒传送过来的数据重塑一个数字化的它，以其作抵押物或以其使用价值作锚定物来发行数字货币融资。
基于所有权的金融体系有如下特点：1）是营利性商业机构；2）往往依据《公司法》采用公司法人体制；3）发行股权、债权及其衍生品等投资工具融资；4）投资者具有收益分配权及剩余财产追索权；5）除特殊结构，大多数情况下，股东承担有限责任；6）需要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既约束股东，也约束经理人；7）负有在企业经营的不同环节缴纳各种税收的义务；8）需要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来增加透明度；9）外部监督机制：政府部门、第三方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
基于使用权的金融体系特点却不同：
1）主体经营活动追求非营利性；2）往往采用开源基金会的公共性组织结构，没有权益人；3）共建、共有、共担、共享、共治的分布式自治组织；4）社区治理机制取代了公司治理机制；5）外部监督机制除有限度的依靠政府外，不再依靠第三方中介机构，基本采用各种数学算法模型来作内部约束；6）发行数字货币（coin）或数字代币（token）等投资工具融资；7）投资者对发行机构不享有股权债权、收益分配权及财产追索权；8）发行的数字货币与法定货币不同，没有利息收入（这点类似黄金），只有数字货币价格变化的损益；9）只是在数字货币的交易环节才有税收产生；10）最重要的是：基于使用权的金融体系一定是建立在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上的。业界动态
截至2017年5月19日，以比特币、以太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总市值已经达到850亿美元左右。去年我曾经预计数字货币（包括数字资产在内）将在十年内达到1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届时任何资产配置模型都不可以对数字货币忽略不见。以目前数字货币市值的增长速度和新数字货币的发行速度，我去年的预计看来是过于保守了。全球黄金的总市值大约8万亿美元，而数字货币被誉为“数字黄金”，因为数字货币和黄金一样都不能生息，它确实离货币更远而与黄金更近，万亿市值的数字货币并不是天方夜谭。目前市值达到5亿美元以上的数字货币已经达到8只，编制数字货币指数的条件日臻成熟，也许六个月以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数字货币etF。据了解，还有其他几个海外证券交易所也正在积极探讨数字货币etF挂牌的事宜，届时一些配置另类资产的投资工具，就可以合规地把基金资产配置在数字货币etF上。
假以时日，我们甚至不排除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内的传统证券交易所，也会创立为iCo服务的平台。纳斯达克早已宣布与区块链创业公司Chain合作，利用区块链技术设立一个私募股权交易平台，并且这个区块链私募股权交易平台已经开始试运行了。
在基金投资方面，目前已经有几家稍微激进的VC基金，开始投资在iCo上。BootsVC、BlockchainCapital和polichainCapital等三家基金已经公开宣称会投资iCo代币，BlockchainCapital甚至计划用iCo的方式来筹集一笔专门投资iCo代币的基金。
一些区块链创业者已经为iCo创立了专门的服务平台，提供从合规性、信息披露到评价标准的服务，他们仿照美国私募证券144a规则的要求，提出了SaFt（SimpleagreementForFuturetoken，未来代币简明协议）的iCo发行标准流程（比照资本市场已经实施的“未来证券简明协议”），整理了专门针对iCo的信息披露要求，并开始建立iCo价值和质量评估体系。一些国家的监管机关已经在关注iCo的相关活动，建立了金融科技“沙盒机制”的国家，如新加坡和英国等，把iCo纳入“沙盒”给予观察，同时要求iCo必须遵守简单的KYC规则，比如不能销售给不符合美国144a规则下的不合格投资者及不能宣传为股票、债券等等。美国证监会数字货币研究主管也公开提醒区块链业界，不管iCo的数字代币是否属于“证券”，发行者都负有投资者保护的责任。iCo是金融深化的终局
iCo有巨大的创新性，几乎可以说是金融深化的终局。
第一，iCo使得共享经济模式、开源软件项目、非营利性机构及分布式自治组织得以享受到融资的便利；
第二，iCo让使用权公有化，解决了公地悲剧和租金消散的经济学难题，使得产品和商品的内部效用和外部效用都能够最大化，交易无摩擦；
第三，iCo使得数字代币的投资者与产品的使用者合为一体，使用者用得越多，投资者获得的价值越大；投资者价值越大，网络越健壮稳定，使用者也越受益；
第四，iCo的51%代币公开发售、募集获得的数字货币存放于地址公开的托管钱包并实行多重签名的方法，利用了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底层信息穿透、透明、共享的机制，创造性地为分布式商业模式建立了商业自治的技术可信性；
第五，iCo降低了区块链创业项目的融资门槛和投资者的投资门槛，在这一点上与众筹异曲同工；
第六，iCo倡导融资民主化，还权于创业者，削弱了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创业者对项目的主导权，最大化了创业者的利益；
第七，iCo的代币可以在数字货币交易所交易，相比股权投资，拥有极高的流动性，方便了投Y者退出；
第八，iCo代币的交易跨越全球，7×24小时交易，实时清结算，全球投资者共同发现价值，辨识真伪，交换价值。
并不是任何资产都适合iCo。
首先，能够iCo的资产，一定是运行在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上的资产，链下资产无法做到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模式。
其次，到目前为止，成功的iCo都是公有区块链或分布式自治商业模式上的项目。也就是说都是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的项目。反过来也说明，夹杂所有权的项目并不适合iCo。
其三，iCo是介于私募股权融资和众筹融资之间的，但更偏向于产品众筹模式的融资方式，iCo用使用权来融资。
其四，凡iCo的项目在区块链上创立时，都设计有原生数字货币，这种原生数字货币一方面是使用者使用该项目时的费用支付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iCo时的融资工具。我们买来该iCo代币，可以是为了卖出获利，也可以是拿来付费使用该产品。
其五，iCo代币的价值高低决定于该项目的使用功能的好坏。使用前景广阔，深受使用者欢迎，代币价值就看涨。以太坊作为公有链，在其链上做应用开发的项目比在比特币区块链上的要多，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以太币的价值有超过比特币的可能。
因此，iCo代币是使用权的众筹；持有代币不应该用于利润的共享；代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特定区块链上的特定资产，不能通用于链外。
在这点上，代币类似的筹码，仅限在本使用。从合规性角度来说，iCo与ipo最大的区别在于：iCo只适合用于公有区块链、非营利机构、分布式自治组织、共享经济模式等没有所有权归属或者所有权不再重要的创业项目的加密数字货币化融资，而且这些项目必须建基于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之上。风险隐患
任何金融创新在初始阶段往往都伴随着混乱和诈骗，iCo也不例外。要辨别一个iCo是否是骗局，先要看它的项目是否运行在区块链上，项目代币是否是原生加密数字货币，这个代币是否是项目运行时的某项必须功能，这个区块链项目的开发者们是否在区块链社区早有名气，筹集的数字货币是否存放在托管钱包，该托管钱包是否是地址透明的多重签名钱包，该代币是否在知名iCo平台上发售，是否有知名数字货币交易所同意帮助该代币进行交易，进行iCo的项目白皮书描述的项目是否靠谱，是否有项目开发的时间表和里程碑及打算如何公布开发进度。
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篇9
舆论场上,一股风刮起了“被字句”:被代表、被捐款、被失踪、被自愿、被就业、被自杀、被开心、被小康、被增长、被缴税、被腐败、被全勤、被慈善……
如果你上网随便搜索一下,仅“被就业”、“被时代”的相关网页就超过110万篇,各类“被字案”的帖子、新闻等更难以数计。
“被字句”的始作俑者,现已难考。推测起来,开先河的也许是去年出现的“被自杀”。在一连几起被社会高度关注的死亡事件中,当事人的死因都被当地官方归结为“自杀”。人们质疑这种集中性的巧合,开始在网络上使用并大量传播“被自杀”一词。
而另一个“被”字热词则始自今年7月12日,西北政法大学2009届毕业生赵冬冬以“酱里合酱”的网名,在某知名论坛上发帖,称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学校与西安一家公司签订了就业协议书,而这家公司他听都没听说过,他“被就业”了。因涉及面广泛,一时间,“被就业”被广泛应用。
随即,网民们“翻箱倒柜”,纷纷搜罗出各类“被字案”,摆到网上狂晒。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些“被”事件,于是,原本休眠的各种情绪,像滚雪球似地在互联网上越滚越大。“被字句”迅速蹿红网络,并借力传统媒体,成为舆论焦点。难怪有人调侃说,:“一觉醒来,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上网时却被网友告知,我们已经进入‘被’时代了。”
“被”字成名源于社会进步
说是进入‘被’时代,似乎有些夸张,但每一个“被”字几乎都无法避免地关乎着一段权利痛感。细细咀嚼“被”字的精髓深意,这个受尽嘲讽的字眼,不是凭空出世,“被”字成名而是源于社会进步。
首先是公民具体权利多方面觉醒的浸染。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广大民众的“臣民”思想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从大禹时代起,《三字经》中就归纳为"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最早的文学和思想启蒙《诗经》也已经明白地将“民”定了性。长期以来,这种“臣民意识”在儒家文化的说教下,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大大加强了。无论是孔孟的三纲五常,还是朱子学说的“五伦”,君臣之间的关系都是摆在首位的,“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事迹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史上可谓是史册具载,昭昭可见。即使有几个思想特立独行的异端敢于质疑君王的权威性,轻者遭到呵斥,重者则被一棒子打死。而孔孟的中庸之道,又推波助澜,讲适可而止,讲明哲保身,喜欢不了了之,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好多人不喜欢执着,他们喜欢没有原则的宽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公众的“臣民意识”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沉沦而随之离去,而是像幽灵一样深深地扎根于民众的心灵深处,挥之不去。虽然国家赋予了民众一个公民的权利,而人们却还是满足于做一个“臣民”,继续臣服于某个“独尊”的理念,缺乏理想,缺乏信念,缺乏个性。形象言之就是不敢把自己当做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官本位”思想依旧,权利和自由明明是自己与生俱来的,确把它当做是国家和政府的施舍。前阵子在北京出现了一民众因为买到自己的经济适用房当众向北京市长下跪就是一种典型的臣民意识。孰不知,政府的权利的合法性是来自公民的赋予。
与“臣民意识”相对立的是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就是社会民众的意识,认识到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其基础点是"人人平等"。现在我们谈的“公民”是舶来品,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民主城邦时代,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不包括外乡人),他们参与城邦公共管理事务,同时承担守卫城邦的责任。
中国公民权利意识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自1979年起,中国实际上已经逐步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进行一系列经济变革的同时,提倡以人为本、重视民意、尊重人权、集中民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执政党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公众有了广阔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这也就为中国公民意识的成长,提供了生根的政治土壤。从涉美涉日游行,到保钓反独抵制法购;从每逢中国“两会”公民向总理提出的百万个问题,到民众为“医改方案”、“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百万条意见;从汽油价格应该升还是应该降,到广州亚运会主题歌是否用粤语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作为公民,他们可以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自觉自愿地表达他们对国家事务的态度、对政府决策的看法、对自身应有权益的维护。
网民们在网上狂晒“被字案”,就是这种变化最直接的体现。试想一下,太多的“被字案”,过去也有,但公开出来的不多。为什么现在能在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曝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明文立法,中国社会逐渐走向法治社会。有着这样大的环境和背景,民众也就不像过去那样惟命是从,奴性十足,甘被愚弄,而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敢于向公布的与事实背离的权威信息叫板,敢于质疑。这表明我们正在向“臣民时代”告别,公民社会在逐步形成。
其次,“被”字流行直接体现了中国民众积极参与这种行为内涵的变化。“重在参与”是中国民众十数年前便熟知的口号,但那时人们对参与概念的理解,多是参与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视野局限于自己生活的圈子之内。中国民众对国家政治、社会活动的参与也可回溯到历次的“政治运动”,但民众所服从的是政府的意志与安排。
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仍然是时下中国民众热衷的一项人生体验。有报道称,上海世博会向社会招募志愿者,仅一个月报名人数便达27万。民众参与热情之高超出了组织者的预期。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物质的富足,使人们可以有能力自由选择财富的支配方式,这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救助失学儿童、扶助孤寡老人、植树造绿、捡拾垃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以己之力参与公益回馈社会,在带来心灵净化的同时更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
在过去的2008年,中国人在悲喜交加的砥砺中,更是让全世界看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爱情怀。面对惨烈的汶川地震,中国志愿人群义无反顾地冲向灾难的最前沿,开创了中国民众自觉参与救灾的历史。有人推测,汶川大地震中的志愿者实际超过了千万人。而北京奥运会,170万志愿者在炎热的八月里挥洒的汗水,又一次把中国民众的参与精神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次“被”字流行,网民热情高涨,自觉参与,不凑热闹,折射出的更是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与自觉承担的意识。
另外,社会进步还表现在科学发展为公民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得力平台。尤其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多的民意在互联网上汇聚,网络民意越发受到重视。众所周知,在互联网没出现以前,老百姓的声音,大多只能通过“代表”发言,如今,你可以在论坛发帖子,也可以建立一个博客,让更多人知道你的观点,更加畅通无阻地表达意见。
一项统计显示,中国网民现已达3亿多,涵盖社会每一阶层,上至总理下至平民,都是名副其实的网民。还有,在网络平台上,各种声音充斥其间,既有专家议论,也有政府发言,更不乏百姓的真心话。这一切充分说明,网络畅通了群众舆论通道,汇聚了个体参与和合作的力量,网络使人与人之间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个人的力量也许微不足道,汇聚在一起,却可以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在“华南虎事件”、“邓玉娇事件”等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民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左右了事态的走向。可以说,“被”字成名与网络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推进器作用有直接关系。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向来是一个热门话题。今年,当选《时代》年度人物的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互联网使用者(网民)。《时代》周刊之所以将年度人物定为网民,也就在于看到了这种个人参与与合作的巨大能量,并认为:“这不仅改变了世界,而且还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方式”。
“被”字流行是政府之福
专家认为,民意是执政党最可宝贵的政治资源,对民意的尊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以权力扭曲民意,甚至制造虚假民意,维护的是小集团的利益,损害的却是整个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长此以往,必将加剧官民之间的信任危机。从这个角度讲,“被”字流行,不仅不是政府的“麻烦”,而只会是政府之福,“善治”之必需。
“被”字句大行其道,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间形成良性互动机制。互动,能消除误解,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充分,减少决策失误,得到群众满意。统计局7月份全国职工工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后,似乎没有获得民众的认同,“被增长”的帖子反倒异常火爆。这种让不少人切身体会到巨大反差的数据,不仅会因被质疑其是在“忽悠”民众,公信力大打折扣,而且会影响到一些事关民生的重要决策。比如,如果能够根据统计数字得出上半年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结论,那么我们对民众消费能力的信心应当有一个同步的提升,对投资、消费、出口相关的决策可能将因此发生改变。但客观情况却并非如此。很快,统计局出面作出回应,表示“被增长”是一种误解,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较快上涨是工资总体增长过快的原因之一。同时,统计局承认工资统计范围过窄,存在缺陷。显然,一场“被增长”争论,将会促进统计局今后对这些问题加以改进。
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公民参与的时代。广大公民自下而上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国家与社会”或者“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来管理公共事务,促使公共利益聚合最大化和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打破了政府权威惯于自上而下地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管理的权力运行方式,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还政于民过程,可以有效弥补社会资源配置中市场的失效和政府的失灵。因此,在西方新制度主义学派的视野中,公民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制度前提。换句话说,政府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互惠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自愿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从之前发生的厦门pX项目事件、孙志刚事件、“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考察门”事件、“天价香烟”事件、杭州飙车撞人事件,到这次公民在网上狂晒的大量“被字案”,一桩桩都见证了中国公民参与的力量。充分表明公民通过有序的参与,形成合力,可以博弈滥权,发难腐败,这将有助于推动建立一个以自由、多元为特征的开放社会的进程。。
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篇10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教育管理；创新
doi：10.16083/ki.1671-1580.2016.01.026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1-0104-03
一、新媒体在高校思政教育的研究背景和意义阐述
新媒体在由朦胧、隐约逐渐向清晰、明确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可以深挖的潜力和价值。新媒体在高校思政教育的研究背景下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现代科学技术背景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当代经济、教育呈现出飞跃式的发展，借助于全新的智能技术，我们可以用手机摄像头完成清晰度、分辨率很高的摄录，用手机信号进行飞快的传输，尤其是媒体技术的成熟与发展，改变了原有的文字、声音和图像的集成，可以进行逼真的虚拟操作。
（二）社会背景
我们的社会生活包括各个层面，诸如生产方面、生活方面、学习方面，而在这些层面当中都缺少不了新媒体的存在。
（三）教育实践背景
新媒体在教育实践领域产生了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影响，已经成为高校教育研究的焦点内容。由于新媒体的良好交互性、即时同步性和传播的广泛参与性特点，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其先进的媒介创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采用无线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突破，极大地缩小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实现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与交流，颠覆了传统的“教”与“学”的狭隘观念，使传播者和受众者都能够得到平等的交流。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产生也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新媒体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为复杂化。在新媒体的环境之下，高校学生可以自主地进行随时的、轻松的信息读取，而新媒体之中的信息鱼龙混杂，对于大学生而言，各种西方思想的渗透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在进行渗透，极易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不良的影响，给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加了难度。其二，新媒体淡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导作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历来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为己任，而在新媒体迅速冲击市场和社会领域的同时，大学生极易通过新媒体手段获取非主流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在思想开放的环境下表现出困惑、怀疑和矛盾的心理，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导作用淡化，不能及时发挥引导作用。其三，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针对性，由于其非线性传递的特征，使接受客体无法保证实现高校教育既定的目标，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二、新媒体的全新定位
伴随着媒体网络的迅猛前行，大学生的高校学习和生活产生了全新的工具和平台，新媒体以各种形式冲击着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它以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为主要支撑点，以数字化、互动性和个性化为主要特征，成为了当代媒体的主流形态，为各行各业所把握和利用。
新媒体的概念定位体现为主要内涵和外在延伸两个方面，其核心是数字移动设备的多种信息技术融合与集成，包括信息网络技术、无线通讯技术、触摸屏技术等，新媒体是相对于“旧媒体”而言的新媒体形态，它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媒体相区别，被称为“第五媒体”，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为媒体和人的高度结合和统一，以高度集成为其实质与核心。
新媒体的外延与拓展也在不同领域得到了开发和利用，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媒体形成了网络媒体、网络电视和手机媒体三大类型。网络媒体是以大学生为代表，采用即时通讯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网络电视在数字电视媒体的引领下，创造了“视听新时代”，利用新媒体数字信号，将原有的、被动的电视节目收看转为了个性化、多样化的高清晰节目收视，并与银行系统实现了对接，集公共传播、信息服务、交流互动为一体，开创了新媒体数字电视新时代；手机媒体作为迅猛发展的手持式客户终端，已突破原有的通话和信息的功能，而成为了继电视、电脑之后的“第三屏”，它以方便快捷、互动突出的特点成为了独领的“第五媒体”，它对网络媒体和电视媒体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三、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新媒体带来的机遇
1.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
新媒体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巨大的知识和信息平台，它不同于传统的报刊、杂志、电视等媒介，丰富了信息获取渠道，其海量的知识信息为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平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通信等技术，以其快捷、实效、传播范围广的特点，进行相关大学生思想政治内容的教育，将生涩、抽象的社会主义教育转化为立体的、动态的价值观教育，使大学生在新媒体的全新平台上构筑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生观。
2.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以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为对象，遵循人类思想形成的规律，在新媒体时代下，用动态、生动的新媒体形态向大学生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替代原有政治教育枯燥、呆板的教育方式，采取新媒体教学展示和在线讨论等各种方式，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与交流，可以有效地将统一思想政治教学与单独辅导相统一，完成对大学生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影响和构筑。
3.增强了大学生独立自主的参与学习意识。
大学生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可以进行自主的选择与学习，大学生用自己感兴趣的方式与教师沟通，在轻松的网络环境下可以自由地浏览和择取信息，在海量的思想政治内容中选取自己喜好的内容，在网络自主与参与的互动中完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并在这一交流过程中实现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
（二）新媒体带来的挑战
1.信息获取的自由度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在新媒体“时间无主控，空间无主控”的高度自由状态下，大学生的信息获取过程完全呈现出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特点，使高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握学生思想动态的难度加大，同时也增添了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舆论导向把握的难度。
2.新媒体的虚拟性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调适难度
大学生处于高度敏感和人生价值观构筑的重要时期，在虚拟的新媒体环境中，各种信息量奔涌而来，真假难辨，大学生极易产生矛盾和困惑的心理障碍，在各种思想观念的冲突和交锋当中，大学生需要较高的心理承受力，因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调适方面，需要及时跟进和疏导，预防大学生在新环境中引发的各种心理危机。
3.新媒体的先进性提高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的要求
新媒体是一种新的技术形态，它的载体都是科技含量较高的数字产品，它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因而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四、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创新路径
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紧跟时代步伐，实现三个方面的创新，即：指导理念的创新、教育方式的创新、教育队伍建设的创新。
（一）新媒体环境中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导理念的创新
伴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大学生在自主、个性化的信息选择中面临各种冲突和困惑，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理念的引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和方向，将之融人大学生全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大学生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的标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用“一元多样”的探索和实践活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中的传播。
（二）新媒体环境中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
根据2014年互联网络报告显示，我国的网民数量已达到6.32亿。其中手机终端用户有5.27亿，大学生是新媒体应用的主要群体，鉴于这一现状，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进行方式方法的创新，可以增设网络电视、网络视频等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站，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创建高校校园论坛，主要针对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讨论；高校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博客、微博，将之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使教师与大学生可以实现有效互动与交流，同时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有效地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