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背景篇1
以张家港南丰镇新丰社区为例，成立于2011年11月的新丰社区，辖新丰小区、新联花苑、聚成苑3个居民小区。目前，常住居民6500人，预计可容纳居民1.2万人。新丰社区为典型的动迁安置小区，既有南丰镇11个行政村的拆迁安置居民，又有外来安家的新市民。社区创新构筑以“多元主体、多元平台、多元服务、多元项目、多元治理机制”为基本架构的“五个多元共治”社区治理体系，为农村社区治理做出示范引领，也为城市商业社区今后的治理改进提供了实践方向。
构建多元主体，优化组织结构。在实践中，新丰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厘清了多元主体，重塑了多元共建的治理格局。一是引领者。坚持社区党组织在基层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引领、统筹、协调的功能，协调多元利益关系，化解重大矛盾纠纷，引领社区居民自治，统筹调配社区各类资源。二是执行者。在新丰社区，居委会相当于公司经理层，负责执行具体事务，为居民充分参与社区事务提供参与渠道。三是担当者。居民作为治理主体，用主人翁的心态担当起治理任务，用民主协商的机制解决日常公共事务、邻里矛盾等。四是撬动者。新丰社区的事务，除“计划生育、安全生产、部分矛盾纠纷调处”外，其他事务基本都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化运作。社区共有社会组织39家，运作包括巧手聚乡邻、法律工作室等60多个服务项目。运用这些社会组织的专业力量，撬动社会资源，引进社会力量，满足居民需求。五是共建者。派驻社区或周边辖区的政府组织、事业单位，为社区提供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教育医疗等服务，为社区提供人力、物力、设施支持，推动共驻共建、资源共享。
搭建多元平台，拓展参与渠道。新丰社区搭建了五大平台，为多元主体的横向联系、多元参与提供了渠道，从而构筑起社区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横向联系的网状结构。一是建立社区服务平台。新丰社区400平方米的全市首家好邻里服务中心，是社区服务主平台。服务中心梳理各类社区服务工作，统合行政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志愿公益服务及个性化服务，打造“大服务平台”的社区服务新模式。二是设立社区民主议事平台。建立居民议事会制度，议事会成员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工作站、业委会、物业企业、驻社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方面的代表组成，积极引导社区各方力量按照规范的程序对社区事务进行科学评判、民主决策，逐步形成民主提事、民主议事和民主决事相结合的良好氛围。三是设立社区民主监督平台。成立社区工作评议会，以居民满意度和社情民意知晓度为评议导向，对社区各治理主体的履职情况、重大事项的决策执行情况等进行评议监督。四是设立社区矛盾调处平台。创设“居意坊”，以楼道为单位，由具有较高威望的党员、居民代表、法律志愿者组成“三元一格”调解工作坊，针对邻里间发生的纠纷及时化解，做到小纠纷不出楼道，大矛盾不出社区。构建“法律工作室+法律志愿者”矛盾调处新模式，调动专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调处。五是设立社区信息网络平台。除利用社区电子屏、手机客户端、微信微博等电子手段外，新丰社区更充分调动党员积极性，发动党员收集居民需求，形成服务信息收集网络，动态满足居民需求。
推动多元服务，提升生活品质。一是行政类服务。新丰社区“好邻里服务中心”主要提供人口计生、社保、民政等七大类共26项行政服务。二是便民类服务。便民类服务主要通过两个平台实现：便民消费类的12345分中心和为居民提供衣食住行服务和为家庭妇女提供灵活就业机会，也为拆迁居民增收开辟了渠道。三是社区公益服务。以“五金”（金手杖、金雏菊、金之盾、金乡里和金管家）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积极解决社区内“老、幼、妇、青、新”群体的不同需求。“五金”志愿服务项目以党组织引领、政府资助、社会运作、居民参与为运作模式，项目前期以志愿服务为主。目前，为提高服务质量和项目运作可持续性，调整为志愿服务和商家服务相结合形式。
创新多元公益，促进项目运作。新丰社区以“五金”服务品牌为抓手，推进多元公益项目。“五金”服务下设25项服务全部实行项目化运作，其中“金雏菊”四点半课堂项目、“金手杖”为老服务项目、“金乡里”社区综合项目，由市、镇公益服务中心出资运行，“金管家”关爱新市民项目由移动公司运行，“金之盾”维权项目由法律工作室运行，其他项目结合居民积分服务互换机制，由党员、志愿者分别认领。“金手杖”壮老人帮老老人居家养老项目，主要以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和失独老人为服务对象。社区以每月100元补贴标准，筛选50～60岁的壮老人，为老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免费送餐等居家养老服务，使居家养老资金的发放落细落小落实。“金雏菊”四点半课堂活动，解决放学后的社区青少年无人照顾问题。组织“五老”人员和青年志愿者担任义工，开展“四点半”课堂活动，深受社区青少年和家长欢迎。“金乡里”巧手聚乡邻活动，通过开展各类DiY活动，锻炼居民动手动脑能力，在活动中增进邻里沟通，活动产品义卖增加了活动经费。金之盾法律工作室，由“中国好人”、金牌调解员倪永祥领衔，联动公、检、法、司部门为涉法对象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纠纷调解、法制宣传、居民议会等服务，引导居民学法、守法、用法、营造社区法治文化。金管家项目为新市民提供安居工程、吴语新音、同城行动、融城行动、阳光行动等服务，引导新市民解决租房难、融入难的实际问题。
社区治理的背景篇2
>>武陵山片区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的思考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美丽乡村建设策略研究武陵山片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旅游管理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实践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城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的文化保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的新特征信阳新型城镇化建设视角下的乡村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思考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建设生态型小城镇的思考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信息化建设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皖北城一体化建设研究中原经济区视域下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居住模式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国民福利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城规划实践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规划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2].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eB/oL]..
[5]黄柏权.武陵山片区城镇化的三大路径选择[J].中国民族报，2012.5.11，第0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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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背景篇3
我们要探讨中国能动司法的内涵不能简单地给其注释，要从宏观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环境，从微观上结合具体案件的事实、法律原则、道德、社会影响、政策等因素。由此中国能动司法的内涵便可以理解为人民法院在遵循司法规律的基础上，本着“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宗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履行宪法和法律职能，最大限度发挥司法在维护权益、解决纠纷、管理社会和实现公平正义中的功能。换言之司法机关在处理问题时不能消极待毙，要积极作为来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遵循法律规则原则的情况下对现有社会生活产生良好的影响。真正地通过服务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
二、中国能动司法与美国司法能动主义之产生背景
正是由于中国与美国的能动司法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才造就了今后在各自的实践领域产生不同的内涵。
（一）中国能动司法的产生背景
按照我国能动司法的内涵来说，最早体现能动司法理念的可以追溯到在解放区得到推广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接着在2001年12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自由裁量权的体现，使能动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被彰显。2009年初，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胜俊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能动司法的理念，随后在一些法院也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我国能动司法理念的明确提出不仅有社会背景，而且有政治背景。前者即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我们国家的法院工作在新的形势下必须采取新的灵活的方法来应对。后者即为总书记提出的法院等司法机关必须在服从大局的思想下，展开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法工作。“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顺应时代的潮流成为我国地方法院乃至最高法院的工作主题。基于中国能动司法的产生背景，我们探讨它在法院的应用和实践时，就要思虑一定的社会现实背景，更是要跟着时代的步伐逐步实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政治功能。
（二）美国司法能动主义产生背景
十九世纪初，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揭开了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序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许多法律问题上，诸如社会福利、土地租赁等，改变了原来存在的法律。除此之外还通过一系列司法判决促使社会和政治关系日益司法化。由此可以看出司法能动主义主要是美国司法审查这一宪法制度的派生物。它主要体现在宪法领域内涉及基本民权等问题时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诸位大法官们适用的，是为了让简短、宽泛的美国宪法在应对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时能够进行有效适用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赋予法官在面对宪法性案件时可以不拘泥于先例和成文法而对法律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和适用。但是只有美国不成文法律传统和完善的制度才能蕴育这样的能动司法。它的特殊性还表现在英美法系允许法官造法的背景。由于二者产生时的文化，法律土壤不同，我们在探讨时有必要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
三、中国能动司法与美国司法能动主义之实践区别
中国能动司法与美国相比，除了产生基础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同、适用的法院层级、针对的司法领域，这些直观的区别之外，我们必须看到他们在实践上的一些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是以现代司法审查为核心，在它特殊的背景之下侧重于法官突破法律的造法行为，从而解决纠纷，引导社会，形成了“司法至上”格局下的司法能动主义，但是这种以现代司法为代表的司法能动主义也在美国饱受争议。我国的能动司法显然是禁止法官造法，它在倡导的理念上更注重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在追求的利益目标上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至上，宪法法律之上；在使用的方法上更是提倡司法方式的创新，作风的创新。宏观来看，我认为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在能动司法的范围上，法官都是在司法过程中通过解释法律使抽象的法律规定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以求法律适用明确、清晰，在最终的价值和目的的追求上也有着公平正义的共同理念。
社区治理的背景篇4
>>社会转型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对策研究社会转型时期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及建设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管理研究“民工荒”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原因分析及对策社会治理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与治理体制转型赣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成因与对策研究浅析新生代农民工暴力犯罪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与控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及其对策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探析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浅析社区警务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心理分析及预防对策新生代农民工法律维权特点浅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转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认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对策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稳定观培育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7]王卉.花都区外来务工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调研报告[J].法制与社会，2012（3）.
[8]肖倩.结构性犯罪：对农民工犯罪的法社会学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1（11）.
[9]王桂新，武俊奎.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1（3）.
[10]逯星.前我国农民工犯罪的原因及防控[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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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背景篇5
关键词：大数据；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防控系统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7.077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全面推进的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必然导致各种治安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增加。城市社会治安防控针对类型单一，各部门防控规划各行其是、条块分割问题严重。因此，面对以上问题有必要构建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对各种事件发生进行预防和控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新时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一个重要的举措，对于完善国家的治理体系、有效维护转型期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治安防控本质是一个系统化的社会控制，其目标是维护转型期的治安秩序和公众的安全感。但是，在传统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研究中，并没有突出信息、通信等技术的地位，这将会导致城市社会治安防控相关研究不具有时代性和适应性。
面对治安事件或应急事件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全面监测监控，并且快速动态的全面了解现场状况；面对不同类型事件，如何科学预测其发展趋势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且快速做出预警；如何科学决策，综合协调和高效处置。所以，城市社会治安防控管理部门需要采用先进的数据采集手段来采集各方面的信息，通过这些新技术提供准确的事态感知；城市社会治安防控部门需要利用先进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来研究城市社会治安事件的规律和特点，洞察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最后在治安事件或突发事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需要多部门跨区域协同处理。城市社会治安防控部门需要对这些治安事件或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和多部门跨区域进行有效协作，因此，这些需求都需要大数据背景下的城市社会治安防控系统的构建研究。
1文献综述
国内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研究较早，将社会治安防控定义为各种防控要素相互耦合构成的“打、防、管、控”一体化的警务工作系统，核心主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基础防控、巡逻防控和专项刑侦防控（熊一新和周舜，2004）。包括八个分体系，分别为预警指挥、严打整治、阵地控制、治安管控、封堵插控、联防联控、应急处置和组织保障（张培林，2011）。研究经济功能区、人居环境、交通、流动人口和居民居住环境安全感等要素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犯罪类型和犯罪集聚区产生社会治安问题（李业锦和朱红，2013）。
然而，社会治安面对流窜犯罪、经济犯罪更加频繁，对外来犯罪的集聚作用凸显，城市规模扩张产生治安防控“盲区”，人口管理漏洞增加，交通和消防问题更加复杂的情况（贺红梅，2011），针对迅速变化的社会治安状况，现行公安体制存在公安体制结构不合理、警政分工不清、社会治安资源配置不当、经费保障不足、部门配合不紧密、条块关系尚未理顺和警力配置不当等问题（陈伟，2010；熊一新，2004），在实践中也出现“边缘化”和“碎片化”两种趋势（袁振龙，2013）。传统的治安防控思路多以人海战术为主，扩大搜索网、群防群治，提倡警力压上一线、提高出警率、加大网格化巡逻等举措（彭知辉，2011）。因此，借助新技术研究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国际警务改革中，英国20世纪90年度最早提出信息主导警务的理念（吴开清，2005）。信息主导下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以情报信息采集、汇集和整合为前提，情报信息分析研判、警务管理、高效决策和调度指挥为流程的工作模式，包括情报信息预警系统、决策指挥系统、打防控一体化系统、绩效评估系统和警务保障系统的网络型系统（王庆功，2013）。以信息化手段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达到动态、整体、主动、联动、集约的功效，能够提高驾驭社会治安局势掌控力的有效方式（彭知辉，2011）。很多学者以信息化为背景进行了相关研究，构建信息收集、态势测评、趋向调节和控制的社会综合管理治安预警系统，建立实名制互连互通的信息网络，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实现监控点位布局规划，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基础信息整合与共享，物联网技术与社会治安的关联性分析（冯锁柱，2003；宫志刚和李小波，2014；罗万杰等，2012；尹卫民，2012；张小兵和戴锐，2014）。
2城市社会治安防控系统框架构建
2.1城市社会治安防控特征分析及信息提取研究
社区治理的背景篇6
一、警务的概念
警务，英文为“policing”，一般指警察行为。“警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事务。”英文中“police”可以作为名词或动词使用。在它作动词时，意为警察行为，如警察控制、维护等。“policing”则指全部警察行为的总和，译为警察工作。中国台湾地区常译为“警政”，而大陆则习惯译为“警务”。我们把有关中外警察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职能之全部职务活动，也就是中国俗称的“警察（公安）业务工作”，称为“警务”。【1】
（一）传统意义上的警务概念及其局限性
英国警学专家约翰?安德逊在《自由警务论》中对“警务”概念做了狭义与广义之分。他认为：“狭义警务即指警察队伍所干的事情；而广义警务则指由社会各个部门所实施的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行为。”国内学者认为：狭义的警务指警察实施的行为，广义的警务指全社会实施的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的行为。【2】
传统意义上的警务即为狭义上的警务，认为警务即为警察行为的总和。这种观点单纯从行为的主体出发去定义“警务”的概念，即一行为是否为警务仅仅只是看其是否为警察的行为。显然，这种观念有明显的局限性。当人们为了寻求安全的社会环境而组成国家授予政府权力后，政府所实施的一切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警务”。而警察则产生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所以，现代意义上“警务”的产生先于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传统意义上的狭义警务的定义仅仅从主体出发，尤其明显的局限性。传统意义上广义警务的定义虽然突出了警务的目的功能，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以主体为标准。从警务产生的渊源不难看出，警务是维护社会秩序、满足人类安全需求这一功能性目的产物。所以，对警务的定义应以其功能性目的为标准。在《美国警务热点问题研究》一书中，警务概念被解释为一系列的功能和服务，既包括传统的执法反应，如刑事调查、逮捕，也包括旨在改善社区整体生活质量的预防犯罪活动。【3】
（二）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的警务概念
多元警务是指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工作。多元警务的兴起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是现代社会警务工作进化的趋势。多元警务的兴起有其时代必然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使得世界范围内地理上的界限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社会分工也日趋精细科学，社会各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协同日益成为整个社会前进的推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化的社会对于安全的需求也不再有单一的标准。
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概念该如何定义，国内学者郭太生教授对国外有关警务的概念进行了归纳，指出，警务是广义的、分层次的：第一是作为法律规范过程的警务；第二是作为警察工作的警务；第三是作为以提供安全、维护秩序、控制社会、维护和平、预防犯罪为核心的警务；第四是作为提供安全的警务；第五是作为治理的警务。【4】可以看出，多元警务下警务应该是一个综合体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从主体层面界定的警务概念，而是为全社会提供安全服务、供给秩序产品的一切行为的综合体。
与传统的警务概念不同呢，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概念，更多的着眼于对社会安全需求的供给上。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特定主体的行为，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多元化安全需求这一目的，多个主体所实施的行为的总和。简而言之，在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我们应从提供安全和秩序服务这一功能性目的出发去定义警务的概念。即多元化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的概念是一个功能导向性的概念，它所具有的新的要素即为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多元化警务的需求。
二、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多元警务的兴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于普通人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都可以了解到社区警务、微博警务等相对专业化的名词。多元警务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产物，警务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历史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分析研究在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社会治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多元警务兴起的社会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信息时代的魅力愈加彰显无遗。上世纪末我们还沉浸于互联网科技所带来的信息交流的便利中，感叹于科技对生活的改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短短十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已然快要取代传统互联网生态，全方位的渗透和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变革迅速的时代，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是亘古不变的，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新的要求，多元警务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应时而生。
1.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结构总的变化趋势是一元化转向多元化、由集中型变为松散型。改革开放以前，个人食物的供给、住房教育资源的分配、医疗服务的提供等等，都依赖于个人所依附集体的提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开始有能力拜托集体的束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少数人的成功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脱离集体，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基础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是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譬如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很多巨无霸量级的国企进行了破产重组或者是私有化改革，很多人脱离了原集体组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新的细胞。社会组织结构也日益呈多元化发展。
2.人口组成分布的变化。人口组成上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增加，人口分布上的主要特点是人口流动性极大。长期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少出生四亿人，也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人口大迁徙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巨大的人口流动。东南沿海的率先开放吸引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入驻，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的中西部务工人群。这些远道而来的务工者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家庭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要感谢他们对中国经济起飞所做出的贡献。务工潮的出现是的现阶段中国人口的特点之一就是流动性极大，过去政府对于人口流动强大的控制力已不复存在。
3.国退民进，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企业基本都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比重显著降低。所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退民进是大趋势。国进民退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政府的控制力的下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控制着全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安排，通过各种供给制度严格限制着个人的活动范围。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回归于它的角色，而不是过度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以及对于公民活动的控制。
（二）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多元化警务是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产生的，产生的因素包括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人们对于安全需求的多元化等等。社会的大变革预示着政府提供的单一化警务服务已不能满足社会的全部需求，社会治安治理的主体不能再仅限于警察等公务人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水治安维护的时机已经到来。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局面。总的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1.社会参与度增加，综合管理的难度加大。多元警务背景下突出的特点是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幅度提高。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维护社会治安之一大的功能性目的导向下有很多益处。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如果社会力量在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侵犯了其他公民或法人的合法利益，该怎么处理？当然，在民法通则和刑法上，可以援引诸如“紧急避险”等理论进行解决。但在预防为主的理念下，我们该如何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只有规范对相关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的管理。譬如近几年社会上兴起的私家侦探。不可否认，在诉讼爆炸的今天，私家侦探在帮助公民搜集证据、赢得诉讼上相对于公权力部门有很大的便利。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又会发生侵犯公民隐私权等违法问题。规范对相关社会力量的管理，引导其依法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其负面的影响。
2.多元警务下社会参与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在多元警务背景下，社会参与度增加，维护社会治安的主体随之多元化，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就产生了。在公职人员作为单一主体维护社会治安时，其具有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相关职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无需探讨。但是在多元警务背景下，参与维护社会治安治理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警察等公职人员，那么其他主体在行使相关权利时的合法性就使人产生质疑了。
以保安服务行业为例。保安服务业在当下发展十分迅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或多或少的与保安有接触。但是我国当前并没有专门的保安法，只有国务院颁布的作为行政法规的额《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法律定位的缺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保安员应当及时制止发生在服务区域内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制止无效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立即报警，同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但同样是上述条例带三十条规定：保安员不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也就是说，保安在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时，他在法律上并没有特殊的主体地位，他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从事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在发生纠纷时，他不能援引法律条文中适用于特殊主体的相关条文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规章制度，保障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中的相关社会力量的权益。
三、现有警务模式及社会治安治理路径的创新
（一）现有警务模式
1.国内关于警务模式的提法很多，但主要以警察为核心，围绕“警察到底是什么”“警察该干什么”“警察该怎么干”等问题进行研究，即以警察工作为导向来定义警务模式。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说法：以警务活动的领域为标准分为社区警务模式、微博警务模式、单位警务模式；以警务手段定义为标准分为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电子警务模式、信息警务模式；以警务理念界定为标准分为民生警务模式、合作警务模式、赞同式警务模式。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警务模式是具体的行为方式与内在附着的警务理念与目标动机的统一体。
2.国外关于警务模式这一概念，都以“policing”所囊括。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按照主体划分的警务模式包括：
（1）公共警务，即“publicpolicing”。公共警务以警察为主体，以法律为依据行使权力，其工作范围是维护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具有较强的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它主要通过解决争端、管制交通、打击犯罪以及承担一系列其他任务发挥作用，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体现为控制。
（2）私人警务，即“privatepolicing”。一般认为，私人警务以除警察之外的警务机构为主体，如保安、社区援助官，以法规或警察的授权为行使权力的依据，以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提供安全服务及进行安全防范，其工作范围是特定安全与秩序的维护，主要通过巡逻监视、报警和监控来发挥作用。鲍登认为，“在英国，私人警务形成了公共警务本身的最初核心”。莱斯?约翰斯顿则认为，现代警务从来就没有被公共部门所垄断，并且在结构剧烈转变的时候，公共警务与私人警务之间的平衡也许要重新考虑。所以，“任何对于当代警务工作的严谨分析研究都应该集中在整体的多样性之上”。
（3）混合警务，即“hybridpolicing”。胡根布姆认为，混合警务包括刑事司法系统之外的不同社会控制机构之间各种形式的合作（1991）。莱斯?约翰斯顿认为，混合警务“由部门身份不清的组织承担”，如保卫市政安全或单方街头巡逻的不宣誓、穿制服的人员团体。其中有两种形式尤其重要：一是在公共和私人两大领域均有立足点的某些组织机构，比如提供调查服务的公共机构（如邮政调查处）；二是有些公共警务组织的“公共性”可以不受它们在“公共场所”进行常规部署的影响（如原子能机构警察局是法定的公共警察机构，然而它们对之负责的公众是狭义的）。【5】
（4）自我警务，即“selfpolicing”。莱斯?约翰斯顿认为，自我警务是个人和团体在政府没有认可和支持的情况下参与的治安维持活动，是一种“公民自治”的体现。虽然难以提供具体数字证明，但还是有理由相信居民自己组织的维持治安活动日渐重要。这种警务容易走向极端，有可能危及普通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但如果加以合理引导也可以承担一些基础性的治安维持工作。
（二）社会治安治理路径的创新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安治理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工作方针和指导原则。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广泛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种手段，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人员，逐步限制、消除产生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建立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保护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是：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6】
我国现有的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是经过长时间经验教训的积累总结出来的，无疑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理论。但是信息时代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不能一成不变的简单重复已有的理论，我们仍然要继续完善现有的警务模式，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路径。恶性案件、群体性事件甚至恐怖袭击事件的接连发生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创新社会治安治理路径已经刻不容缓。
1.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是在政府倡导和警方积极参与及指导下，充分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以调查、发现和解决社区治安问题为导向，以预防减少社区犯罪为根本目标，不断增强公众安全感，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治安战略思想及战术方法。社区警务为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到社区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基层平台和可操作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治安资源和力量整合的基础工程。社区警务既是一种新型的警务理念，又是一种新型的警务战略，同时还包括一系列新型的可操作的警务工作方法等。【7】
社区警务是六七十年代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警务理念，如今是流星于世界各国的一种主流的警务研究历年和警务改革探讨的方向。社区警务以其先进的理念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社区警务能够深度发掘社区力量参与到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中来，有着以往各种警务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社区警务可以深入到公众日常生活之中，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传送违法犯罪的信息线索，对于违法犯罪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强。第二，社区警务在控制假释缓刑人员及有犯罪记录人员方面的效果强于以往警务模式，对于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也颇具威慑。
2.危机警务。危机是一种严重威胁社会生态系统基本结构和基本价值规范的突发性紧急事态。在这种事态中，决策者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关键性决策，才能防止事态继续严重恶化。危机管理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制定危机应急预案，并在危机发生时依法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的公共安全管理活动。危机警务则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正确运用警察力量、发挥警察治安职能的工作。包括依法确定警察部门参与危机处理的职责、任务和权限，明确警察部门在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制定和实施警察部门参与危机管理的战略原则及战术方法等。与警察部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控制刑事犯罪职能的常规警务相对而言，危机警务是警察部门在危机状态下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职能的非常规警务，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强力措施。【8】
在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加快和国内“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由于自然因素、人为事故及各种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已经成为影响当代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秩序的重要社会现象。例如各地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以及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所实施的恐怖事件。有效实施危机管理已经成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其中，以在危机应对中正确运用警察力量、发挥警察治安职能为核心的危机警务，对于政府有效实施危机管理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无论是自然灾害危机，还是社会性危机，其危机状态下国家安全的保护和治安秩序的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紧急救助与保护，以及对那些趁火打劫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者的严厉打击等，都既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强力措施，更是警察部门的法定职责。
社区治理的背景篇7
>>媒介素养教育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政府职能研究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煤炭企业开采思路初探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住宅小区规划设计思路初探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媒介素养教育和谐社会背景下构建和谐社区的思路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政府经济管理角色定位研究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新闻工作党性原则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高校休闲教育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公益诉讼制度分析构建和谐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阐释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探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提高政府危机管理水平的几点思考论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女大学生就业浅析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行政调解制度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高校成人教育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医疗改革若干问题思考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方法的探究论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公民素质提升的意义及途径浅析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3]王军：《网络传播法律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4]戴永明、蒋宏：《媒介“封杀”与公民媒介素养》，载《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
社区治理的背景篇8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区域乡村旅游教育实践研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提升的对策分析服务区域经济满足岗位需求创新技能教学提升职业能力“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大学生创业能力问题研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政法工作研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银行业转型研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浙江省的区域发展模式探究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创业能力路径探析新常态背景下赣州提升农业竞争力的策略研究区域新常态下广西经济发展对策研究关于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合作探路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合作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研究试论新常态背景下的图书馆服务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发展策略研究新常态背景下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策略研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基于文化+的宁波语言产业发展问题研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机制研究新常态背景下兰考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2014-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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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背景篇9
关键词：政治关系内涵度量目的企业价值
企业政治关系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在我国政商关系自古就有，贯穿了整个商业发展的历史，从秦国吕不韦的“奇货可居”，到近代晋商、徽商的辉煌，再到“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显赫一时，政商关系被誉为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商业哲学。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我国传统关系社会在经济活动仍具有较强影响力，各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控制力仍然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关系的作用不容忽视。正因如此，学者们近年来对我国企业政治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企业政治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重点对我国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以期为后续开展基于我国现阶段特有制度背景下企业政治关系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一、企业政治关系的内涵和度量
（一）企业政治关系的内涵对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首先需要明确政治关系的定义，因学者们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所处制度背景的不同，相继提出了关于政治关系的不同定义。本文经过梳理，对企业政治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归纳，从静态和动态的研究角度，学术界比较集中的看法主要有两类：（1）企业政治关系资源说，即政治关系属于企业的一种重要政治资源，是企业的一种潜在竞争优势，是企业与政府之间联系的桥梁。（2）企业政治关系社会资本说，即谋求政治关系是企业发展的一种竞争策略，企业通过政治参与形成与政府间的关系，是企业的一种公关行为。政治关系在这里起到了非正式替代机制的作用，它的建立和维持需要长期的经营，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关系可以理解为企业的一种社会资本。虽然学术界对企业政治关系至今没有趋于一致的定义，但一般认为是指企业与政府之间隐性或显性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为企业带来潜在或现实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低、法制不健全、政府干预力度大的转型国家或地区尤其强烈。理解了企业政治关系的内涵，对于在经验研究中选择变量，进而度量政治关系的强度提供了的前提。
（二）企业政治关系的度量对于企业政治关系的度量，现有研究方法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1）以企业高管或股东的政治背景及所占比例来衡量企业有无政治关系及其强度。这种方法在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应用较广泛，依据所研究对象的制度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国内研究一般以企业高管是否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衡量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也有文献将企业高管在社会团体（如全国工商联）或军队任职经历也一并归入。在度量政治关系的强度方面采用比例法（依政治背景高管所占比例）或分级法（依高管所任人大、政协委员或官员的层级）。（2）以企业在选举期间的政治捐献来衡量企业政治关系及强度。这种方法仅反映企业政治关系的一个侧面。由于制度不同，目前仅限于国外研究。此外，也有文献采用其他方法，如企业参与公益捐赠（Baietal,2006）、建立量表（Xinandpearce,1996）等来判断企业政治关系及其强弱，但都存在不完全或主观片面等局限。
二、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目的
（一）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国外研究表明，与无政治关系的企业相比，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国有银行贷款（Khwajaandmian,2005）、更低的贷款利率（Boubakrietal,2008）、更长的贷款期限（Charumilindetal,2006）。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居绝对控制地位的条件下，企业想得到更快发展而利用政治关系获取融资便利显得尤其重要，融资便利也被认为政治关系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外部融资对促进企业的发展已被大量研究证明，在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较强的行业具有更快的成长速度（RajanandZingales，1998），在东欧和中国，外部融资对私有企业的发展和再投资具有重要作用（Johnsonetal，2002；CullandXu，2005）。企业因政治关系带来融资便利性，在企业债务融资中的表现，就是企业政治关系将会导致债务融资的软约束，使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或以更低的成本获得银行贷款（胡旭阳，2006；余明桂，2008；唐松，2008等）。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方面，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容易获得发行企业债券的资格（胡旭阳，2006），在ipo过程中得到了优惠待遇，ipo报价更高，抑价较低，固定成本也较低（Francis，2009）。吴水亭和徐扬（2010）的研究发现企业政治关系会促进企业对融资时机的把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再融资的规模更大。
（二）政治关系与管制行业准入由于进入壁垒的存在，在位厂商能够免于潜在进入厂商的威胁而获得超额利润。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积极主动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有效地影响政府政策与法规制定，这逐渐成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LenwayandRehbein，1991），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mobarakandpurbasari，2006），胡旭阳和史晋川（2008）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进人政府管制的行业。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越强，其进入高壁垒行业的可能性越大。这些研究表明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进入管制行业，以谋求获得管制性垄断竞争优势。
（三）政治关系与产权保护研究表明，在一国法律保护较弱的情况下，股东会利用非正规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产权（ShleiferandVishny，1998）。在腐败程度较高、外资进入较难、法律体系较不完善和司法独立性较低的国家，企业的政治关系行为比较普遍（Faccio，2006），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政府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税负越重、法律保护越不力的地区,私营企业主越有动机开展政治关系活动（Linetal，2006）。Bai等（2006）和潘红波等（2008）的研究表明，政治关系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有利于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侵害。胡旭阳（2010）分析认为在中国转轨过程中,尽管法律制度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并不充分,但中国特定制度环境下形成的政治关联所具有的社会网络和政治监督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替代法律制度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作用。
（四）政治关系与税收优惠国外研究表明有政治关系企业可以从政府手中获得税收减免等优惠，从而降低了实际税率（adhikarietal，2006）。国内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吴文峰等（2009）研究发现在我国企业税外负担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而且，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外负担越重，高管政府背景获取的税收优惠也越多。虽然我国自2002年起税收政策发生改变，但该研究表明，在地方政府手中允许的政策范围内，企业政治关系对税收优惠有显著影响。此外，政治关系给企业带来的收益还包括更多政府订单和政府优先采购的便利，企业扩张的市场势力（Faccio，2007），在陷入财务困境时获得政府债务减免、补贴和援助等待遇等。
三、企业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
（一）企业政治关系提高企业绩效，增加企业市场价值国外一些经验研究表明，企业政治关系带来了融资便利、税收优惠和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如Cull和Xu（2005）、Dinc（2005）、adhikarietal（2006）、Charumilindetal（2006）、Faccioetal（2007）、Claessensetal（2008）、niessen和Ruenzi（2009）等的实证研究。Roberts（1990）、Jayachandran（2006）、Ferguson和Voth（2008）、Cooperetal（2009）、Goldmanetal（2009）、wiwattanakantang（2009）等对企业政治关系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政治关系可以增加企业市场价值。国内学者也开展了类似研究，潘红波等（2008）发现企业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研究则表明，政治关系利于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由此取得的绩效要显著高于其它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王海珍等（2008）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提出高管团队的政府工作经验会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同时带来企业的政治网络活动，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损害作用，而在民营企业中，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提升作用。吴文锋等（2008）研究发现，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整体上并没有影响企业价值,但区分不同政府背景后，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而考虑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后，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在政府干预比较厉害的地区能增加企业价值。政府干预越强烈,这种正面影响也越强烈。姜跃龙（2008）实证研究表明，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之后，企业价值显著高于不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所继任的企业价值，也显著高于一般未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价值。罗党论和黄琼宇（2008）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tobin’sQ还是买入并持有超额回报来衡量企业价值，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价值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价值更高，投资者长期持有该企业股票得到的收益也更高，政治关系越强企业价值也越高，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系最终取得了相应的收益。
（二）企业政治关系降低企业绩效，减少企业价值企业在建立政治关系之前，一般要权衡政治关系带来的收益和需要付出的成本，只有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考虑寻求建立政治关系。但如果具有政治关系的高管处于个人私利或公司治理失效，同时政治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不惜通过政治干预来隐性转移企业资源（ShleiferandVishny，1998；Bertrandetal，2006），建立和维持政治关系的成本就会超过其所能带来的利益，致使公司绩效下降（Faccio，2006）。这些成本主要表现为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往往需要超量招募员工、进行无效率投资、从事更多不必要的重组并购行为等。国内外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关系导致企业绩效下降，损害了企业价值（Fangetal，2007；aggarwaletal，2007；Claessensetal，2008；Boubakrietal，2008；Hungetal，2008；Dewenterandmalatesta，2009；邓建平和曾勇，2009）等。此外，也有少数研究表明企业政治关系与经营业绩不相关，原因归于完善制度能避免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联系来进行寻租行为（Fismanetal，2007）。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政治关系作用大小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治关系所发挥的影响力也越大（吴文峰等，2008；潘越等，2009；雷光勇等，2009；蔡地和万迪，2009等）。
四、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展望
（一）关于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影响问题现有文献关于政治关系绩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将企业绩效变量（tobinQ、Roa或Roe）与政治关系变量进行回归，笼统判断企业政治关系对绩效的影响。但政治关系只是公司的一种静态战略资源，能否有效转化为动态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其他因素（徐细雄等，2010）。同时现有研究忽视了政治关系发挥作用一般是一个长期过程，企业在短期内的收益和付出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今后的研究需要将政治关系理解为企业与政府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充分考虑企业其它各种内部作用机制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以动态的思路和方法揭示企业在建立和维护政治关系过程中对绩效的影响。
（二）关于政治关系的度量问题现有文献提出的方法没有全面反映政治关系及其强度。在我国社会中，政府官员与企业股东、高管或员工有亲缘、师生、同学、同事、战友、同乡等联系时可能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些联系作为一种政治关系普遍存在，并发挥现实作用。但因绝大多数处于隐形状态，不易观察，现有文献基本未触及，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企业政治关系对社会福利影响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的角度考察政治关系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忽视了政治关系对政府的影响，没有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其影响。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机制对企业微观层面资源配置和产权保护等方面发挥作用时，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后果到底如何？是否是现阶段一种有效的选择？这些都需要通过后续研究解答。
（四）关于企业政治关系的有效治理问题如前文所述，企业只有在预期获得利益的前提下，才会谋求建立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只是一种替代机制，本身并不能弥补市场和法律机制的缺陷，因而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如果管理者或政府官员处于个人私利谋求政治关系的好处，还会产生更大社会成本，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因此今后还应全面开展对企业政治关系治理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市场和法制体系的完善，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现实的需要，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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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背景篇10
在终身教育的浪潮下，如何强化基层社区教育是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而强化基层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建设是发展社区教育和未成年教育的重要途径，这对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国社区教育事业不断取得深入发展的基础。在终身教育背景下，社区教育志愿者担负着为社区管理人员建言献策和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的重担，关系到社区教育工作的成败。所以，加强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建设是我国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努力。而社区作为我国社会的重要组成单位，其教育水平和学习能力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创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基础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建设现状
1.社区教育志愿者社会认可度不高，队伍零散
随着我国各地对教育的重视，全国很多地方的街道、社区都逐步成立了社区大学、社区教育培训等教育机构。然而，由于基层社区教育志愿者身份地位没有明确定位，特别是专职社区教育志愿者介于兼职志愿者与教育工作者之间，我国现行法律和政策没有对其进行职业定位，使得其正常的待遇与要求缺乏制度保障，让其在社区教育工作中难以形成专业奉献的精神。基层社区教育机构之间通常存在着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整合统筹不力、关系不顺等问题，导致基层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比较零散，志愿者之间、志愿者与社区人员之间相互缺乏沟通，志愿者队伍在课程开发、组织教学的能力和水平上参差不齐，与当前社区教育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
2.社区志愿者缺乏社区教育专业背景，专业化不强
社区教育属于教育的一部分，社区教育志愿者的专业素养是最基本的要求，其专业素质高低关系着社区教育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志愿者多由学校教师、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组成，这些人无论是专业背景、工作经历还是教育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相关社区教育专业背景，也没有系统地接受过社区教育的专业学习，开展的教育活动与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有一定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3.社区教育志愿者教育培训不足，教育素养提高缓慢
对社区教育志愿者进行专业化教育培训是提高其素质的重要保证和重要途径。社区教育志愿者能否胜任这一份工作，除了其自身具备的教育背景外，还与其后期接受的教育培训密切相关，这能帮助他们不断根据现实需要提高自身能力。我国对社区教育志愿者并没有指定明确的考核达标体系，培训内容较为随意和流于形式，缺乏对实践教学能力的培训，不能满足志愿者提升专业素质和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需要。
三、终身教育背景下的基层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建设的策略
1.明确志愿者身份地位，积极组织志愿者活动
社区教育志愿者要不断根据社区党员、群众的实际需求，进行医疗保健健康咨询、计划生育指导、就业指导、法律援助、各种便民服务以及安全消防知识、科普知识宣传;带领党员志愿者服务社区，进行环境整治、治安巡逻、防范宣传;组织志愿者清除杂草垃圾、小广告，美化居住环境等活动，提高社区教育志愿者的社会影响力。志愿者要不断进行持续性学习，在教育他人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教育水平。
2.完善志愿者信息资料登记，提高志愿者队伍专业化水平
充分调研了解社区居民的现状和需求，根据居民需求的壮大和志愿者队伍的充实，建立志愿者资源信息库。基层社区教育的志愿者必须以志愿者的自觉自愿、量力而行为基础，讲究实效。在志愿者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根据其个人特长与意向确定其工作内容，完善志愿者队伍信息登记，使得社区服务更有针对性。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将朝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其基本特点就是要求从业人员需持证上岗。社区教育从业人员专业化方面的制度主要包括社区教育从业人员资格制度和资格等级等制度，使得社区教育志愿者发展的方向更为明确。
3.加大志愿者队伍的培训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