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投资量化方法篇1
孔特和莱文在研究金融结构时，采用了“两分法”角度，将150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成了两个组织模式：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和市场主导型，通过比较两者金融结构组织模式，分析不同的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两分法”分别从规模角度、行为角度、效率角度分析金融结构与金融市场关系，相对于戈德史密斯和麦金农的指标，孔特和莱文的指标体系更丰富，也更接近实际，因此也被学者广泛使用。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王广谦(2002)、刘仁伍(2002)、孙伍琴(2003)、李健(2004)等人先后用不同指标考察了我国的金融结构的现状和发展。其中，王广谦(2002)指出，金融结构分析极为重要，并分析了多种不同的开放式指标系统，还将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进行层次分析：第一层次是货币性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保障类金融资产各自占社会金融总资产的比值；第二层次是在第一层次基础上分析各自内部的比率，如货币性金融资产其内部结构便是分析货币结构；第三层次是在上层基础上依次细分，如证券类金融资产根据期限细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此外，在前三个层次分析基础上还可细分为第四层次、第五层次的分析指标[19]；刘仁伍(2002)对金融结构拓展后建立了金融结构健全性量化评估方法，根据特性各异的金融结构建立了一套由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在内的，用来衡量金融结构健全程度的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FSi，FinancialStructureSoundnessindex)；孙伍琴(2003)认为宏观金融效率应由融资、配置和投资回报三方面来衡量，她还根据金融结构功能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构建了金融结构指标体系[26]；李健(2004)认为金融结构是多层次的有机整体，因此研究时也要多层面、立体化地整体研究，这就需要把定量和定性结合起来。她在考察了金融各业的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分别设置了相应指标，对中国的金融结构进行了现实具体研究，将中国金融结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
2指标选取与实证检验
根据国内外文献，国家金融化和金融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指标主要有两个：金融深度指标(m2/GDp)和金融相关比率(FiR)。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三方面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结构发展，研究时期为1996～2012年。
2.1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FiR)
根据金融相关率一般定义和简化计算步骤，其分子为各类金融资产余额之和，分母为GDp。即FiR=全部金融资产总量/GDp，金融资产总量包括广义货币(m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有价证券余额(Se)和保费收入(inS)，GDp用支出法计算。这个指标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2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eF)
我国的金融结构属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证券资产化程度不高，国内主要的大银行也是国有，因此国有企业获取外部融资具有廉价性，而信息不对称的民营企业容易出现外部融资困难。因此笔者认为Levine和King(1993)提出的pRiV指标，即非国有经济主体获得银行贷款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的效率具有一定合理性。该指标越大，表明国内金融机构对私人部门的贷款规模越大，金融发展效率越高。计算习惯上采取约数办法，即非国有经济贷款=各项贷款-(工业贷款+商业贷款+中长期贷款)，以此作为直观判断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支持情况。
2.3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Se)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结构的最大变化是直接融资比例迅速提高，体现在证券、债券等直接融资比例方面。因此，对于金融发展的结构完善程度，选择将债券余额、股票市值以及保费收入之和与金融总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
2.险投资发展指标(aVC)
本文将风险投资项目平均资本总额aVC作为衡量风险投资发展衡量指标。考虑到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因素较多，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以固定趋势影响。为考察我国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以及金融发展是否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本文拟用两类指标组(其中FiR、Se、FS衡量我国金融发展，aVC衡量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建立时间序列，并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为消除因为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有必要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FiR、LSe、LeF和LaVC。它们的差分序列分别记作DLFiR、DLSe、DLeF和DLaVC。2.4.1单位根检验本文选用的指标多属于非平稳变量，因此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分别检验了两类变量及它们的差分序列：如表1所示，四个变量的原序列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各在10%显著性水平上平稳，说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记为LFiR~i(1)、LSe~i(1)、DLeF~i(1)和LaVC~i(1)，可能存在协整关系。2.4.2协整检验Johansen(1988)提出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可以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以上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显示，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均与风险投资发展指标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按照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估计出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为：LaVC=8.236LFiR-0.001LSe-2.418LeF-9.09R-squared=0.6657Dw=0.540从表2可知，三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在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协整。其aR特征根的倒数绝对值(图1)小于1，说明模型是稳定的，即金融发展各个指标均与风险投资发展指标存在长期均衡正相关关系。但是协整关系仅仅说明在单项因果关系存在，无法确定方向，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中国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2.4.3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用于经济变量间相关、因果及政策时滞等研究。根据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金融发展各指标与风险投资指标长期存在均衡关系。对于它们的因果关系，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赤池信息准则(aiC)，选择滞后3期为最优，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LeF和LaVC的因果关系没有得到证据支持；LFiR和LaVC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金融规模的扩张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LSe、LeF和LaVC检验结果，显示它们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风险投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影响，反之，风险投资对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指标也缺乏实证检验的支持；LFiR和LeF检验结果说明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理，LSe是引起LeF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有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而LSe是引起LFiR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金融结构的变化能对金融规模的扩张产生影响。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分别用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FiR、结构指标Se和效率指标eF考察我国金融在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的三方面。通过协整检验，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结构比率Se和金融效率比率与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表明，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职业金融家投资新兴的、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或行业的权益资本，本身是一种金融创新，与一国金融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其联系是全方面的，包括金融发展规模、结构调整和效率的高低。从协整关系式得出，长期中，我国风险投资与金融发展规模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与金融发展的结构、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对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真正起促进作用的是金融发展规模。若我国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分别增长1%，则风险投资平均项目资本额就对应提高8.236%，减少0.001%和2.418%。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LaVC和LFiR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大量国家金融规模扩张和风险投资发展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在中国也适用。一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面临金融环境、资本运行机制和相关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是金融体系殊的部分，其资本运作无不体现金融的一般特征，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运行机制。金融规模的扩张，为风险资本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促进了流通产权市场、资本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充。离开金融规模扩张作为风险投资发展的推动，风险资本就无法发挥作用。而风险投资发展的滞后，也使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难题缺少一个有效解决机制，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和增添经济活力作用是一般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这在当前经济危机导致的出口萎缩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下更为明显。企业经济效益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为我国金融发展规模扩大提供了基础。再者，LSe、LeF分别和LaVC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方面并没有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产生实质影响，风险投资对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促进效用也缺乏实证支持。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运作方式，客观上要求整个金融体制不断突破和创新，因此经济货币化水平、投资者结构、金融工具多样性和合理的竞价机制、资本市场的多层次，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风险及管理能力、金融体制创新机制等都是评价一国风险投资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对于风险投资行业来说，一个合理的金融支持环境，不仅仅是通过在规模上的扩张，更是通过金融效率提高和金融结构优化体现出来。我国在金融效率和结构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发展。
4结语
金融投资量化方法篇2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化;投资战略;决策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采用的是共同进行风险承担以及利益共享的方式，这一基金类型也被称为“证券基金”。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进入门槛低，服务专业，且积累性强，即使投资成本较低，也可将投资分散于不同证券，这样就极大的分散了投资风险。因此，正确投资基金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1积极开发130/30等数量化投资模型
对国内从事证券基金投资业的基金公司等及时顺应金融形势，尽早开始研发130/30等科学有效的数量化投资产品，从而满足公司旗下众多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为了追赶世界先进的潮流，加快中国金融创新，从根本上增强国内基金业的企业竞争实力，研发130/30空头扩展模型等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化投资模型势在必行。随着国内经济形势高速发展，金融市场形势亦是日新月异。目前，中国证券基金投资业中的卖空改革已经在逐渐开启，在此形势下，相关资产福利业也应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积极开发出符合中国国情和投资者实际需求的基金产品，抓紧研发空头扩展模型等数量化投资模型，以更好的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和实际需求。在数量化投资模型开发过程中，应该注意“拿来主义”，不能一味的照抄国外数量化投资模型，开发时首先要考虑实事求是，符合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做到既学习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又兼顾国内市场现实。从而开发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数量化投资模型。现实中，130/30数量化投资模型只是众多数量化投资模型中的一种。
2合理应用数量化投资策略
投资者及受理委托基金公司等资产管理者应用正确数量化投资策略进行投资，可分散减小风险，增加收益。并基于此进行更加科学高效拟合金融市场实际收益率模型和数量化投资策略的开发。基于数量化投资策略不断创新发觉全新投资策略的特点，伴随广大投资者针对这一投资机会的广泛追捧开发，此动量策略的存在的情况会逐渐消失，弱势有效这一中国股市缺失的状况会逐渐改变。数量化投资策略模型只是理想状况下的数字模型，在实际投资中投资者及基金管理者还应注意定期检验，不能生搬硬套模型及应用公式，应根据市场形势，谨慎研究确定投资策略，才能在金融趋势改变时有效规避风险，增加收益。在金融市场中，基金公司应根据市场环境及现实情况，基于相应合理化科学化的数量投资策略，基于数字化投资的有效性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才能有效提高证券市场投资效率，规避风险，增强投资收益。同时应注意听取专业人员根据经验所得出的合理人工判断，拒绝照搬模型公式的错误做法，杜绝全部投资由模型决策，密切注意规避数量化投资策略的趋势改变、相似性及肥尾性。
3开放卖空政策
国家政策对金融市场存在巨大影响。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中国证券金融市场效率，对金融市场发展起到积极意义，国家政策要给予支持，譬如对卖空政策采取加大开放政策。如此才能逐渐改善中国证券市场卖空限制大，除指数基金外，其他投资者参与卖空所受禁锢较多，公募基金甚至不能参与卖空，信息表达不充分，远远没有达到弱势有效等诸多限制中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不完善方面政策开放属社会实验，对政策所针对方面的影响不言而喻。在政策制定方面目前国内的相应管理层做的还是很好的。譬如，根据当前形势，相应管理层便会制定并开始试行各种转融通业务。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对广大证券金融公司而言，便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内部交流与合作的方式，将自身原有的或者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募集而来的证券和资金进行出借，为需求方提供所需的资金和证券，帮助其更好的开展各种经营活动。对广大证券基金类公司而言，可以通过此类活动，可有效整合金融市场资源，解决眼下难题。通过复杂严禁的实施设计方案，保证市场的良好发展。
4降低融券费率
为了提高中国金融证券市场效率，缩短相应价格恢复平衡所需时间，提高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建议相关管理层采取积极措施，譬如对券商降低融券率的政策持鼓励态度。但在一定的条件下，130/30组合的收益率会出现极大的改变。例如，在融券费率处于10%和5%水平的时候，融券率会对130/30组合的收益率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为了避免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不好影响，相关管理层在制定政策时要注意规避券商间通过不顾成本盲目降低融券费率等不良手段抢占市场的恶意竞争。鼓励科学的正当竞争。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中，各证券公司的融资利率基本相同，截至2013年3月19日，业务遍布全国的较大证券公司中，国信、国泰君安、广发、海通这四家公司年融券率和融资利率均为8.6%，相比之下，华安、上海、江海、华泰四家的融资利率虽然也达到同样的水平，但在融券率方面，却呈现出显著高于大证券公司的情况，达到10.6%。综上所述，小证券公司采用较高档，融券费率规模大的公司则采用相同的较低档，相比之下，大证券公司具备较大优势。若小证券公司要在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建议其利用融券费率存在较大降低空间的优势制定相关政策。
5结束语
综上所述，研究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化投资战略决策，可帮助大家进一步提高对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数量化投资相关问题的理解水平，了解130/30策略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阮素梅，于宁.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概率密度预测――基于神经网络分位数回归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15（2）：105-110.
金融投资量化方法篇3
中国金融业飞速发展，尤其是2010年股指期货的推出，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逐步进入国内投资者的视野。目前，量化投资、对冲基金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各投资机构纷纷开始着手打造各自量化投资精英团队。同时，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私募基金，部分私募基金利用国内市场定价较弱的特性转化成对冲基金也是必然的趋势。
量化投资是将投资理念及策略通过具体指标、参数的设计，融入到具体的模型中，用模型对市场进行不带任何情绪的跟踪；简单而言，就是用数量化的方法对股票估值，选取适合的股票进行投资。
量化投资的鼻祖是美国数学家西蒙斯（JamesSimons）教授，从1989年到2006年间，他管理的大奖章基金平均年收益率高达38.5%，净回报率超越巴菲特。
对冲基金（hedgefund）是指运用金融衍生工具，以高风险投机为手段并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基金，采用各种交易手段（卖空、杠杆操作、程序交易、互换交易、套利交易、衍生品种等）进行对冲、换位、套头、套期来赚取巨额利润。
犹抱琵琶半遮面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陈工孟教授表示，2010年股指期货推出后，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渐成热门话题，并正在逐步萌芽和发展，但因为是新事物，社会各界还不是很了解。
目前国内约有12只公募量化基金，而深圳和上海也已有不少对冲基金；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离中国投资者如此之近，但又是如此神秘。
长期以来，国内投资者一直存在着一些疑问，例如，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是不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对金融安全问题会产生什么影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为何能取得超额收益？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如何进行规范和监管？对冲基金如何募集、运作和壮大？如何开发策略、如何进行交易如何控制风险？
对于上述问题，国内缺乏进行深度探讨和专业研究的有效途径。近日，国内领先的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专业研究机构，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主办了2011第一届中国量化投资高峰论坛。众多国际投资家、知名学者、优秀对冲基金经理、量化投资领军人物、交易所研究代表等，与300多位来自于证券、基金、私募、信托、银行、保险界的专业人士、信息技术服务商和民间资本代表，共同分享最新的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的宏观视点及微观技术，以解决金融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办机构表示：“我们相信此次高峰论坛的召开，将开创中国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的新纪元。”
无限风光在险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在论坛致辞时表示：“通过引进各种各样的产品、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特别是量化投资的方法，逐渐把过去的投资艺术转化到投资科学，这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周林认为，在中国开展量化投资、设立对冲基金将来有可能的空间，当然，可能也会有问题和风险。即使像美国、英国这样的成熟市场也会产生风波，比如金融危机，不能归咎于量化投资、对冲基金，但一些投资手段、金融工具运用不好，也可能对市场带来一些风险。“对于一系列未来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做非常好的分析。”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胡政博士谈到，由于量化投资导致程序化交易和国外流行的算法交易等，这些新的交易方式是市场发展的基本趋势。通过研究后他认为，有四方面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是对市场公平性的冲击。有人用“大刀长矛“，有人用“导弹、机关枪”，有专家理财，有一般的投机炒家，各种各样的风格构成了市场，投资手段的不平衡，有可能会带来市场交易的不公平。
第二，对市场本身运行的冲击。量化投资的产品，有可能会对市场价格造成冲击。当采用类似的风险止损点或者类似理念时，市场发生某个方向的变动，有可能加剧这种变化。
第三，对市场价格信息的冲击。很多量化投资工具需要收集信息，需要有很多试探性的报价去测市场的深度。大量的试探性报价，不以成交为目的的报价信息，会对市场产生冲击和影响。
第四，对交易系统的冲击。量化投资快速发展的核心因素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有交易系统都基于计算机系统，各种各样的工具会对交易系统造成冲击。
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宇东建议，希望媒体把目前机构、专家学者、管理层正在研究的成果报道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还呼吁更快地完善有关对冲基金方面的监管政策和法规，并给予量化投资更多的扶持和技术支持。
上海银监局副局长张光平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话题。湘财证券副总裁兼首席风险官李康的观点鲜明生动，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在演讲时则激情四溢。
韶华休笑本无根
量化投资把资本市场的投资行为从以往定性化的“艺术”升华为数量化的“科学”，运用到高深的数量工具。国外从事量化投资的研究人员和基金经理大多是学金融、计算机和统计学出身，很多物理、数学专业等理工科背景的优秀人才也加入这一行列。野村证券亚太区执行总监周鸿松就是哈佛大学空间物理博士，曾获2011亚洲银行家峰会最佳算法交易系统团队奖。
在美国留学获计算机硕士的刘震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1995年进入华尔街工作，在与国内父母通电话时，他感到很难解释清楚自己的职业性质，便说跟“投资倒把”差不多，这可把他父母给弄晕了。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章飙是统计学博士，早在2006年就开始用量化投资工具做etF套利，最初很难被上司和同事理解，直到做出几个成功案例后，才有了较大的发言权。他曾向公司申请投5000万元做“攀钢钢矾”，还放出“狠话”：如果公司不让做他就辞职，两年后这笔投资为公司赚了3.5亿元。
金融投资量化方法篇4
家庭金融投资活动是家庭成员在满足其消费需要后将多余资金进行以赢利和保值为目的的投资活动，以形成多种形式的家庭金融资产的行为。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城乡居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金融产业的稳步快速发展，家庭需求已从一般商品和劳务需求，发展到对更高层次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日益凸显。如今，我国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主要有储蓄投资、债券投资、股票投资、基金投资、保险投资、外汇投资等方式。总体来看我国家庭金融投资水平与上世纪末期相比虽有所提高，但在投资过程仍暴露出很多问题。
①家庭投资主体投资意识不强。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文化思想，使国人养成了小富即安生活习惯，许多家庭对金融投资了解的深度不够，认为金融投资是中高收入家庭为了寻求额外回报，提高生活质量的冒险游戏。在这种目标意识下，类似于保险产品、银行理财产品这些具有社会性和优越性的金融投资项目在市场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很多中低收入的家庭通常只考虑预期收益率有明显保障的国债、银行存款类投资。
②家庭金融投资质量不高，高低收入家庭投资差异大。在当前市场经济背景下，许多家庭金融投资者受教育培养程度的限制，对各种金融工具深层次的经济活动缺乏合理的判断，个人经验性投资、跟风性投资更是随处可见，使家庭金融投资活动带有很强烈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直接造成了投资质量低下。另外，高低收入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结构性矛盾突出，高收入家庭金融资产积累丰厚，除利息收入外，还通过投资股票、有价证券和入股实体等多种投资途径获得收益，而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90%，可用于投资的资金非常有限，少量的财产收入主要来自于利息收入和房屋出租收入。
③居民金融投资渠道狭窄，金融资产管理能力有限。目前我国家庭金融投资渠道狭窄，金融市场提供的金融工具和投资种类有限，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管理能力受户主受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状况和收人高低的因素的影响，虽然有专业的理财机构，然而因投资起点高（大多数银行理财产品将投资起点确定在5万元以上）将大部分中低收入者挡在门外，使居民潜意识中还是偏向于看得见、摸得着、投资风险相对较低的投资产品。
④投机行为明显，投资风险系数大。在2006年股票市场还处于牛市时期，我国金融资金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大量的储蓄资金向股市中转移，然而2008年股指大幅下跌后，大量资金又转变为储蓄资金。这一事实反映出家庭投资者在投资中带有明显短期投机行为。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投资思维无疑是不利于金融市场中各种小市场的均衡发展的，且会间接给经济稳定造成了隐患。此外，还有一些投机分子利用金融投资环节上的漏洞，恶意操纵经济活动的走向，更是加大了金融市场中家庭投资的风险系数。
二、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及因素分析投资风险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主要由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引起，如国家政策的大调整、经济周期的变化等；非系统风险主要由企业或单个资产自身因素导致。
1．家庭金融投资的主要风险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资本风险、价格风险、市场风险、利率和汇率风险等。在金融投资管理中，人们经常以这些风险的金融变量来区分和概括金融风险的类别。
①违约风险。是指债务人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的风险。如一个发行股票或债券的企业发生破产倒闭或缺乏偿还能力，这样引发的风险就是违约风险。金融投资资本风险、固定利率债券的收益风险最主要地取决于发行者和承销者的经济金融状况可信用程度。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些进出口企业受出口订单下降的影响，偿债能力降低，家庭企业债投资的违约风险加大。
②利率风险。是指与利率变动相联系的金融投资风险。实质上，所有的金融投资活动及其收益都与现行的利率水平和未来利率变动趋势息息相关。金融商品价格风险的诱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率风险。
③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是指经济主体持有或运用外汇的经济活动中，因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随着金融市场的国际一体化和跨国经营的发展，不同币种间的汇率风险在金融风险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④市场风险。这是金融投资活动中最普遍、最常见的风险。当投资者决定投入一些资金去获取某一时期的收益时，实际上是根据他们的期望收益做出的投资决策，并以此作为衡量投资效益的参照。但市场由买卖双方构成，这种供求关系及市场周期的转换和其它诸多因素的变化共同决定了市场的走向及其幅度，使其未必能如投资者的意愿发展。这种潜在的变化就是市场风险。当投资者的期望值与市场的实际值发生逆向偏差时，市场风险就演变成效益的下降乃至投资的损失。
⑤投资者个人风险。这种风险是指对于个人投资而言，由于不熟悉证券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盲目买卖股票而遭受的套牢风险或资产损失风险。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投资者在入市之前，或在日常的股票买卖中，不知道或不熟悉证券价格波动的基本规律，不了解股票投资的基本理论，不知道特定时期内整个市场或单个股票价格历史状况，而盲目投资。
⑥专业理财机构运作风险。机构运作风险是指专业理财机构的投资运作对投资人带来的风险。例如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能力决定基金的收益状况、商业银行理财机构运作水平直接影响投资者收益等。
2．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因素
①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单一。家庭金融投资的根本来源是家庭成员在满足其消费需求后所余留的那部分资金，因此家庭金融投资的规模、层次以及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收入水平。目前，我国多数家庭手中可支配的收入非常有限，收入结构单一，所以许多家庭在满足家庭成员日常开销后，出于对预期不确定因素的考虑，更习惯在金融投资中选择一些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方案，但是多数家庭在此需求上的一致性便直接导致了我国金融资产结构排列的不合理。
②政策环境机制不健全。各类投资得到回报的最终方式便是产品在市场中卖出。但是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受供求关系、市场周期、内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它还受政府的干预程度，以及市场发育程度、技术体系、管理体制、预警功能等条件的限制，这都导致任何涉及到市场投资的行为都具有风险性。
③经济主体信用程度低。在市场环境中，金融投资的风险无疑还来源于利率、汇率、企业等方面的影响，利率、汇率这类风险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产物，是难以控制和把握的，但作为市场主体要素———企业，其所带来违约风险在很大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监管不力人为所致的。投资者投资企业证券是否能获取收益，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用程度。
④中介机构违规操作。家庭金融投资者作为单个投资主体，由于受信息渠道、交易成本及专业化程度等条件的限制，所以更愿意通过专业的金融投资中介机构来进行金融投资。从理论上来讲，单个投资主体通过专业机构来进行投资确实是最优选择，符合金融投资理性化的要求，甚至对市场效率的提高也有所帮助。但是在事实上，金融中介组织追求的目标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并非委托人财富的最大化。为避免受委托人的指责及业绩低于市场指数的现象发生，更多金融中介在投资组合的选择上互相模仿，这种由“羊群效应”（HerdBehaviors）而产生的投资趋于一致性，无疑向单个投资者转嫁了风险，从而导致家庭金融投资质量低下。
⑤个人非理性投资动机。著名学者卡尼曼在其“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中指出：“人们在面临获得的时候规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偏爱风险。”事实上在金融市场里，大量的短期投资动机也来自于此。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处于改革发展阶段，对市场机制的配置和政策上的建设还处于摸索时期，频繁变化的政策法规及不健全的市场机制都导致了大量的风险和机遇并存。面对这一情况，众多勇于尝试风险的家庭投资者，在面临客观或者主观所带来的损失时，无疑更加偏爱风险，寄望通过短期投机行为来获得额外收益。此外，投资者自身能力限制也是导致非理性投资频繁出现的一大原因。多数投资者对证券投资的知识来自于书籍、报刊和网络，对投资对象的选择依赖于媒体、中介机构的推荐，缺乏自身主观判断，经常使投资发生偏差。
三、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思路
控制金融投资风险不仅是国家推动金融市场有序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家庭进行金融投资应当首先考虑的问题。完善金融投资体系的途径，控制家庭投资风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量。
①加快经济发展，健全居民收入增长机制。马斯洛在其需求理论中将人的需求划分为5个层次，这一理论说明了人的需求具有条件性。而居民收入的提高直接导致居民手中可支配收入的增多，为居民积极参与到金融投资中创造了先决条件。因此，国家应该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增加居民收入，规范垄断性和体制外高收入，通过完善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差距来扩大内需，积极地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促进居民消费和实物投资增长，从而间接引导居民金融投资行为。
②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民投资主体意识。目前国内理财市场还刚刚起步。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应积极创造条件，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组织经常性的居民投资知识培训宣传，营造全社会重视理财的大环境，通过各种媒体和中介机构举办各种公益性的理财知识讲座和培训，或者通过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直接深入社区为广大居民讲授投资股票、基金、黄金、保险、期货、债券等金融产品的投资知识，提供投资顾问服务，增强居民投资能力和防范投资风险能力，引导居民多渠道理性投资。
③创新金融产品，拓宽居民投资渠道。金融产品创新的本质在于突破和规避现有的金融制度，针对交易和市场上出现的金融问题，通过对金融风险进行分解，重组和定价，创造性地开发和设计出满足市场要求的金融产品。金融产品的创新过程本身就是金融风险的度量、管理和控制过程。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使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产品创新成了过街老鼠，但是，危机中也蕴含着机遇的因素。尽管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金融创新产品市场面临巨大的压力，并暴露出在市场环境、市场管理、法律制度规范等诸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不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设计促使金融产品创新真实的建立在注重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全面改革金融监管体系。通过监管的手段去限制金融创新的投机性，通过制定规则来防止它的消极作用，而不是限制金融创新的发展。因为通过各种金融产品创新工具的应用，既可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更可以适时借助金融工具的对冲作用，减少金融债权风险。
④加强风险管理，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管理能力。风险管理是金融投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内容，选择合适的居民家庭风险管理方法，关键要做到“对症下药”和节约成本，从风险预防入手，构建优化的投资组合，有效进行风险规避，如果风险不可避免或不愿避免，可采取风险控制的方法将可能形成的损害限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并通过风险转移、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等办法，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的管理能力。
⑤加强对上市企业的监管力度。企业是推动金融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深化既可以拉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由于我国监督机制的落后，许多不具备上市资质的企业也拿到了上市资格。这种现象无疑是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加大了金融市场上的交易风险。因此国家必须加强对上市企业的监管力度，通过定期审核企业账目和制定预警机制的方法来约束上市企业的经营行为，对存在不规范经营行为的企业要做到该处理的处理，该调整的调整，绝不能手软。
金融投资量化方法篇5
一、江西省投入与产出的总体评价
江西省科技投入指标选取的是江西省财政科技支出、科技活动人员数量；科技产出指标包括国内中文期刊科技数量、发明专利受理量、出版专著量、科技成果获奖数量等。在对现状进行阐述和评价时也是选取了这些指标用来说明江西省科技投入与产出绩效。近些年，各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科技投入产出的效率，本文选用江西省“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科技投入与产出数据的增长速度进行对比，以此展示在此十年间江西省科技投入与产出的总体效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江西省在“十五”期间，相比地方政府财政投资增长速度来说，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增速较高，高于财政科技支出增速的16.17个百分点，然而其他各项投入以及产出的增速相对偏低，特别是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增速以及出版的科技专著增速。但是江西省在“十一五”期间，财政科技投入不断加大，增速明显提高，比“十五”期间提升了21.34个百分点；同时，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增速也明显提高，几乎是“十五”期间增速的两倍；其他各项投入与产出增速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综合这十年的发展，不难发现地方财政对于科技的投入、、专利申请等方面的增速都比较快，但科技活动人员与科技专著出版相对较低。因此，从上表的对比中不难发现，列举的5个指标中，只有3个增速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匹配性较为理想，由此初步断定，当前江西省的科技投入与产出还不协调，投入产出效果还需要再努力。
因此，通过对现有科技金融结合情况的阐述，提炼出科技金融融合指标体系，以江西省2003～2012年十年间的各项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面板数据为依据，通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在此期间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相对规模效率，并提出一系列使金融科技结合效率能够协调的政策建议。
二、江西省科技与金融结合现状分析
（一）构建江西省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指标体系
本文选取江西省2003～2012年江西省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相关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下：
在金融投入指标的选取中，地方财政拨款有利于吸引较多的社会资金投入科技创新队伍；地方财政拨款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刚好凸显出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以及支持力度，对地方科技金融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R&D经费支出特指R&D经费内部支出，这是反映某一地区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人均R&D经费可以很好地体现资金与人员配备情况，有利于激发科技创新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的产生。科技产出指标选取了技术开发带来的新产品价值、发明专利申请量以及专利申请授权量。其中，发明专利受理量是科技活动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技术开发新产品价值能更好的体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是金融与科技融合的产物之一。
（二）江西省近十年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的具体情况
近十年来，江西省不断加大对科技投入的力度，财政支出的额度达到8倍左右，人均科研费用也是不断上升，在这样的大力支持下，科技产出也是不断上升的。十年间，技术开发新产品创造的价值就增长了9倍左右，发明专利的申请量以及专利申请授权量也是翻倍增加。仅2013年，全年通过省级科技主管部门鉴定的科技成果122项，获得部级科学技术奖的科技成果7项。全年受理专利申请16938件，比上年增长36.0%；授权专利9970件，增长25.0%。全年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43.7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403.8亿元，增长10.8%；占GDp的比重为9.8%，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三、科技金融投入与产出效率评价分析
本文选用江西省2003-2012年每一年为决策单元格，假设在既定的投入下研究产出的有效性，运用DeapVersion2.1软件进行求解，得出了各单元格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有效性，如表4所示。
（一）技术效率结果分析
技术效率是假定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对各决策单元进行评价，各项投入与产出的因子进行线性整合，用整合后的比率表示投入与产出的效率。
技术效率为1，表明决策单元处于有效状态。决策单元投入产出相对均衡，实现了一定投入下产出最大化或者一定产出下投入最小化。技术效率在0.9～1之间表明该决策单元处于相对有效状态，只要调整一下即可达到有效状态。技术效率在0.1～0.9之间表明此决策单元处于显著非有效状态，将需要较长时间调整方才能达到有效状态。技术效率在0～0.1之间则表明该决策单元基本处于无效的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认真思考这样的投入产出状态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正常规律。
从表3中不难发现，2003、2006、2011、2012年的技术效率均为有效得分1，表明在这些年份里江西省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相对均衡，基本实现在既定投入下产出的最大化。而2004、2009、2010年这三年的技术效率得分均为0.9以下，这就表明这几年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之间处于非有效状态，在既定的投入下产出效率相对较低，需要长时间的调整才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他年份的技术效率得分均介于0.9～1之间，说明此时科技金融融合效率处于相对有效状态，只需要稍加调整即可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
（二）纯技术效率结果分析
纯技术效率是假设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在前面技术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价当决策单元格纯技术效率处于非有效状态时，认为大多数是由于技术效率所引发的。通过对纯技术效率的分析，可以发现科技金融融合的程度，揭示出是否存在金融投入冗余或技术产出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发现冗余或者不足的具体数量问题。
从表3、表4的分析结果中发现，从2003～2012年十年间，有6年纯技术效率是有效的，分值均为1，即在这6年江西省金融科技融合效率相对均衡，既定的投入下达到了产出的最大化；4年纯技术效率处于非有效状态，分值分布在0.9～1之间，即这4年江西省金融科技融合效率处于相对有效状态，仍然存在着投入冗余或者产出较少的情况，需要重新组合和调整资源配置，进一步达到纯技术效率的均衡状态，即既定金融投入下科技产出的最大化。表2中的数据资料也可以为此提供有力的说明。在2007～2010年这四年间，各项投入在不断增加，但是产出却波动不大，甚至出现部分产出下降的情况，因此，需要调整金融各项投入、鼓励和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三）规模效益有效性分析
在表4中，可以很清楚的展示出在2003、2006、2011和2012年这四年的规模有效性为1，规模报酬不变，即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的相匹配，不需要调整各项金融投入。其他年份规模效益有效性均低于1，属于规模报酬非有效性。这种非有效性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如2007和2009年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即增加科技投入后，产出的增长速度要高于投入的增长速度。二是像2004、2005、2008和2010年的规模有效性递减，即当各项金融投入同比例一起加大的时候，科技产出的增长速度明显小于金融投入的增长速度，产出金融融合状态不佳。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依据Dea分析方法对江西省近十年科技金融结合的效率有效性与否进行评价分析，从结果中发现，在刚过去的十年里，仅有四年科技金融融合的规模效率是有效的，其余六年科技金融是出于非有效状态，其中，有四年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这就说明了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之间还是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协调。不是简单地减少投入或者说增加产出，而是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
第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的建设，为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提供有力的政策环境。2013年9月江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江西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并于2013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对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提出了8条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扶持政策，通过资金引导、贷款贴息、补助资金、保费补贴和创业风险投资引导等方式，支持和鼓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人员以及其他组织、公民单独或者联合实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这为进一步加大地方的财政拨款，加大科技投入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事实上，近两年江西的银行金融机构根据区域经济布局的要求，已在不断地加大对提高南昌核心增长极等核心增长区、战略性小微企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信贷投入，不断完善融资新模式、融资服务手段等，满足小微企业以及科技型创新企业的信贷需求。从表3中可以看出，2012年的金融科技融合效率保持协调，正是这些立法建设的结果。
第二，要建设和充分利用地方性的科技金融公共服务平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解决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目前为止，江西省各地陆续不断建设关于科技金融公共服务平台，开通的有江西省科技金融网、就将科技网、南昌科技服务平台、萍乡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等，目的是为企业提供各种科技服务，但是目前为止，更新相对较慢，信息传达不畅，使用率不高。比如，南昌市科技服务平台自2008年启动至今，科技动态记录只有173条；九江市科技平台自2009年启动至今，工作动态记录有295条。这些数据无不表明目前公共服务平台使用效率问题。所以各及政府要充分提高服务平台的使用率，达到信息畅通的目的。
第三，要重点解决创业企业风险投资引入问题。风险投资是一种市场行为，风险性相对比较高，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引导而不是干涉的方法引入社会闲散资金，利用政府资金的有偿投资方式创新投资企业，再通过创新投资企业支持具有发展前景的科技企业的起步发展，培育出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提升科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比如，2006年3月实施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中提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建议江西省可以由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等共同筹划创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为科技金融结合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
金融投资量化方法篇6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管控；战略构建
2008年11月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拉动内需，降低出口受阻对国内经济的抑制作用，国家积极推行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中4万亿投资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落实，地方政府举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乘势得到了快速扩张。
然而，地方投融资平台过快发展暗藏着大量的风险。2011年6月，《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披露，截至当年年底，全国共设立省、市、县三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6576家，设立10家以上平台公司的地方政府达76个，县级政府比例最高，比例占57%，市级占比38%。这些融资平台公司在政府性债务余额金额很大，2010年底达到49710.68亿元，仅在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比例就高达46.38%。从工作报告分析，这些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水平、资产质量参差不齐，蕴藏着很大的经营风险。工作报告中的6576家融资平台公司，存在借新还旧、债务逾期、虚假出资、资本金未到位等问题比较突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日益显现的风险应引起有关各方的重点关注。
针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存在的潜在风险，本文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和投融资平台自身四个层面对构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管控体系做一下探讨。
一、中央政府层面：宏观制度上积极创新
（一）创新政府融资模式，防止风险向银行系统积聚
融资平台公司作为政府举债主要载体的模式之一，为防止债务风险积聚于银行系统，必须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和融资模式，特别是要研究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推进地方政府债券的市场化和制度化。
第一，债券发行方面，可以借鉴加拿大、美国的市政债券银行（mBB）模式。市政部门投资市政项目通过利用市政债券银行（mBB）模式，不但解决债券的流动性问题，而且能很好的控制债务融资成本。市政债券银行（mBB）模式为我国市政部门增强信用等级和减少融资成本开展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二，放松行政式规模控制约束，由市场调节发行规模。地方债发行规模适当放松规模控制约束，逐步交由市场来进行调节，当地方债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通过市场自主调节来促进市场制度建设，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第三，发行主体多层次化，债券种类多样化。鉴于信用风险因素，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券发行严格限定，允许省一级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理应让市场机制来决定发行主体。
第四，加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审批与监督约束。一是建立中央政府行政控制型的管理体制。二是建立地方人大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三是审计机关对地方债发行、资金用途与使用效益、偿还等全过程进行全面审计监督，以约束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
（二）强化信息披露，提高投融资公司的信息透明度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要结合自身资产状况、盈利能力、流动性以及偿债能力等，将政府财政收支、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等信息纳入到对平台信息评价范围，合理设置定量和定性指标，对投融资平台信用等级进行科学评价，通过市场化的中介机构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信用、偿债能力等进行信用评级，为金融机构内部信用评级提供参考。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扩大信用信息采集范围，将涉及到的投资项目、财政负债、土地储备等信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给予投资者决策时提供参考，充分发挥投资者的监督作用。
（三）完善法律法规，构建地方政府融资的法律约束
第一，放松法律对地方政府融资约束，适时对《担保法》、《预算法》进行修改。允许地方政府以对特定项目的财政拨款为限额，对项目融资进行有限担保，为地方政府融资和发行债券放行。第二，完善立法，制定《公债法》和《地方公债法》。通过完善立法，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发债主体资格、额度批准、资信评级以及偿债机制等予以严格限制。通过立法或出台相关规定，使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运作有法可依，降低投资行为的随意性。
二、地方政府层面：微观管制上有所改进
（一）促使平台公司市场化、透明化和规范化改革
省级地方政府牵头对辖区内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量、期限和结构等进行摸底，密切与各地央行、银监等派出机构的沟通和信息共享，债务信息公开披露，把隐性债务显性化，增强信息透明度。
另外，改变单一化融资渠道，鼓励尝试市场化投融资模式，减低风险。投融资平台根据每个项目特点，创新投融资来源，不拘泥与国有资本，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灵活采用投融资方式，根据项目需要，采用Bot、tot、ppp等方式建设。拓宽平台资金来源，灵活采用平台股权融资、发行信托、引入私募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对于导条件具备的平台公司，积极引导其发行企业债券。
（二）完善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清偿保障机制
建立专项偿债基金。地方政府可以参照担保企业按照担保余额和担保规范提取风险准备金的做法，按照政府债务余额和年度到期债务一定比例提取设立专项偿债基金，专款专用，专项监督。偿债基金的来源可以多样化，比如土地收益、国有资本收益、公共资源经营收入，以及从地方预算经常性收入项目中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地方债务还本付息。
对于融资平台公司的资金做好规划和使用，加强资金使用监管，提高使用效率，防止过度投资。地方政府制定相关制度，对所属投融资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对所投资的公共基础等项目建立监管验收机制。
（三）建立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业绩考核体系的建立对监督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整体运营与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绩效考核体系应当与其企业性质和角色变化相对应，不同的阶段设定不通的考核指标体系。平台建立初期阶段，其业务主要是事务性的，考核重点以定性指标为主，适当配合经营性定量指标，比如融资放大倍数等。业务步入正常经营轨道后，逐步过渡到以考核盈利能力、利润指标等经营性指标为主。同时，为防止管理风险发生，应当将平台公司薪酬制度改革纳入到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当中去，实行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相结合的薪酬考核发放制度。
三、商业银行层面：加强平台融资贷后监控管理
（一）强化信贷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鉴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商业银行系统，为防止风险集聚与银行体系，商业银行应当将平台风险关口位置前推，加强平台公司融资贷前审查，确保融资项目的合法合规，同时做好融资项目担保、抵押等贷款保全措施。
商业银行在项目资金贷出后，加强对投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使用的后续监督管理，监督信贷资金流向，防止平台公司变更资金用途，出现信贷资金挪用。加强还款资金管理，防止出现贷款逾期或者不能按期付息情况发生，影响平台公司信用危机，引发连锁反应。
商业银行在加强对平台公司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同时，积极主动掌握平台公司财务信息，定期实地调研，掌握平台公司经营状况，最大可能规避信贷风险发生，防患于未然。
（二）加强对投融资平台风险评估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主要职能就是代替地方政府出面融资、投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而偿还信贷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平台公司经营收益及政府土地收入。鉴于投资项目、还款资金来源的特性，投融资平台公司的风险很容易转嫁给商业银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进行融资时，商业银行不但要评估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和平台总体的经营状况，还要科学分析其背后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做到全方位风险评估。
四、投融资平台层面：加强自身规范管理
（一）提高投融资平台市场化程度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多数属于国有独资公司，即便由非国有资本参与，也不具有话语权，业务和人事都由地方政府实际控制。在资产管理、人事管理、项目选择、资金管理等方面往往出现多部门管理，而平台公司成了一个牵线木偶。政企不分是铜融资平台公司区别与其他类型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提高投融资平台的市场化参与程度，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其管理效率，进行资源配置，任重而道远。
（二）强化投融资平台内部风险控制
就像国家审计署在2010年《工作报告》披露的那样，经审计的6576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中，148家债务逾期，金额达80.04亿元；1033家存在虚假出资、注册资本未到位问题，涉及金额达2441.5亿元。经营效益差、运营效率低、资本金不到位是目前多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普遍存在的问题，加强建立投融资平台风险内控机制十分必要。
笔者通过统计分析河南省投融资平台公司现状发现：第一，注入资产不优，经营效益不佳。如洛阳市高新区某公司1.2亿元资本金中，办公楼和道路管网各占40%，具有盈利能力的经营性资产仅占不足20%。第二，投资功能发挥不够，运营效率较低。截至2009年6月末，河南省融资平台已使用的440亿元资金中，公益性项目投资占44.7%，这一比例在县级融资平台中更是高达76.2%。另外，资本金不足、到位不足以及法人治理结构有待完善等问题较为突出。
管中窥豹，依照一般企业财务评价标准，多数投融资平台盈利能力低、偿债能力差，甚至现金流不能保证正常还本付息。在此种情况下，加强投融资平台经营管理，完善投资决策程序，建立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充分发挥投融资平台作为政府债务的缓冲带作用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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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量化方法篇7
一、*“十一五”期间投资需求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投资规模扩大，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资金来源渠道不断拓展，投资在拉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经济发展要求和周边省份相比，*的投资率仍然偏低，人均投资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较大。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提高投资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实现中部崛起、富民兴赣的目标。
（一）保持*经济快速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率
固定资产投资率是反映经济的发展变化与投资规模大小关联程度的指标，是衡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否适当的重要指标。从我国一些省市发展的经验看，高投入、高积累、高增长是经济起飞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浙江“十五”期间投资率达49.2%。而*省“八五”时期投资率为23.7%，在全国位居29位；“九五”时期投资率为26.0%，在全国位居28位；“十五”期间投资率为43.7%，与全国45.2%的平均水平还有差距。
*的投资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投资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省投资率虽有显著的提高，但仍处于“补课”阶段。*仍处于“投资拉动型”发展阶段，在该阶段进一步提高投资率、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促进*省经济加快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需要扩大投资规模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直明显偏小。1981年以来，*投资规模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很低，都在2.0%左右，1984－*连续18年投资比重在2.0%以下，且在一段时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89年为1.7%，1990－1992年为1.6%，1993－1995年降至1.4%，这一时期为历史最低点。虽然近几年发展速度加快，但*年*投资规模仍只占全国的2.44％。与此同时，*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较低。*年，全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6239元，比全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少2119元，低25.3%，与同期发达省市比，差距更大。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需要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
（三）实现省“十一五”规划确定目标需要保持投资快速增长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6％。*年*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293亿元，按照规划确定的年均增长16％，到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达到4816亿元，五年累计投入将达到1.83万亿元，投资需求非常大。须多途径扩大投资规模，才能实现省“十一五”确定的目标。
地方政府融资是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研究如何更加有效、规范地利用现有融资手段，以及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建立政府融资的有效平台，打通新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对满足全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投资规模，实现省“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地方政府融资的内涵及种类
（一）地方政府融资的内涵
融资，从字面上理解，融就是融通，资即货币资金，融资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通过金融机构和资金市场，采取适当的融资方式获取所需资金的一种行为。在财务管理中，融资就是筹资。货币资金的融通是商品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资金的流动和融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般地讲，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应该是一种企业行为，指企业融资，项目融资，政府的定位在政策引导、提供服务、营造环境等。但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就是投资和融资，实际工作中，各级地方政府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融资活动，除了常见的转贷等形式外，更多的融资方式是政府通过由各部门直属或控股的企业，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进行融资。这种融资从形式上来看，融资的主体是企业，但它是按照政府的意图进行的，筹集的资金用于公共物品，决定权在政府，偿还通常也由政府的信用作担保，因此，本质上是政府融资行为，属于政府的间接融资。从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常见的融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所属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开发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及其成立的各类公司以及部分其他类型的国有企业等。
因此，对地方政府融资我们可以定义为：地方政府融资是指地方政府为政府投资项目融通资金的行为，包括政府直接融资以及政府通过国有投资机构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融资行为。
（二）地方政府融资的种类
根据融资渠道和采用的融资方式不同，可以将融资划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常见的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分类。
1、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根据融资渠道的不同，可将政府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1）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指融资主体不经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面对资金供应者借贷或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所进行的融资活动。在直接融资过程中，资金的供求双方借助于融资手段直接实现资金的转移，无须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例如，政府投资项目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就属于典型的直接融资。从融资的实际运作情况看，政府直接融资的融资费用较高、耗用的时间也比较长。
（2）间接融资。政府间接融资是指融资主体借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融资。其主要形式为银行借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融资租赁等。间接融资方式是目前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最为主要的融资方式。从交易成本角度看，政府间接融资是相对节约的融资方式，与直接融资方式相比，时间短，融资费用相对也比较低。
2、权益资本融资和负债融资
根据融资的性质不同，可将政府融资分为权益资本融资和负债融资。
（1）权益资本融资。从出资者的角度看，项目的权益资本是出资者投入项目的资产及其权益准备。作为出资者总是期望其投资能够保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值，由于出资者作为企业法人财产责任的最后承担者，其出资风险更大，因而站在出资者立场，权益资本是一种高风险的资产，但反过来看，站在接受出资项目业主的立场，权益资本是低风险的资本，权益资本无须还本付息，从而融资主体没有偿还债务的压力。通过发行股票上市融资是一种典型的权益融资行为，地方政府虽然不能直接发行股票，但拥有巨大的国有资产，因此，政府可以授权企业通过国有资产上市融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作为最大股东，可以调控募集资金用于政府项目。
（2）负债融资。负债融资以还本付息为条件。发行债券和向银行借贷是负债融资的两种典型方式。作为资金的出借方，由于有到期还本付息作保障，其出借资金的风险较低，因此相应的回报也较低，作为融资的项目业主则相反，利用负债融资的成本较低，但还本付息压力大。
3、境内融资和境外融资
根据融资来源地区的不同，可将政府融资分为境内融资和境外融资。
（1）境内融资。如果政府融资发生在本国资金持有者之间，不涉及其他国家或地区政府的资金持有者，就是境内融资。相对于境外融资而言，境内融资程序比较简单，风险较小。
（2）境外融资。如果政府筹资发生在国外资金持有者之间，就是境外融资。由于国际形式变化的复杂性，境外融资较境内融资的风险更大，如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由于境外融资准入门槛较高，手续较复杂，交易成本较高，因此，目前地方政府的境外融资还不多见。
三、*省地方政府融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省各级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探索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融资方式，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年省党代会召开以来，“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成为指导全省发展的关键理念，全省各级地方政府积极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融资方式，不断创新融资渠道，用好“三代人”的钱的观念深入人心（用好“三代人”的钱是指，通过土地经营用好上代人的钱，通过Bot等项目融资方式用好下代人的钱，通过资本市场用好当代人的钱），加大了融资的力度，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融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横向比较，融资的总量仍然偏小
我省投资总额从*年的472亿元增加到*年的2024亿元，增长了329％。从资金来源看，扣除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内贷款、债券、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年度的总额是432亿元，占当年投资总额的91.5％，其中，这部分资金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通过多种方式融资得来的。到*年度，国内贷款、债券、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总额增加到了1912亿元，比*年增长了342％，大于同期投资总额的增长幅度。在“十五”期间，各级地方政府融资成为全省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融资规模的快速增长成为全省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年度，扣除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总额，山西省为1815.9亿元，安徽为2504.5亿元，*为2089亿元，河南为4304.6亿元，湖北为2507.3亿元，湖南为2574.8亿元。*的该项数据排在中部六省的第五位，比山西省多273亿元，比排在第一位的河南省少2215.6亿元，只有河南省的48.5％，不到一半。与中部地区其他省相比，*省地方政府融资的规模和总量偏小。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华东地区，*省各级政府融资总量数据就显得更加偏小。*年度，扣除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总额，上海市为4149.7亿元，江苏为8498.8亿元，浙江为6849.8亿元，安徽为2504.5亿元，福建为2445.1亿元，*为2089亿元，山东为9314.7亿元，*这一数据只有江苏的24.6％，浙江的30.5％，山东的22.4％。
并且，从该表数据可以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国家预算内的投资数就越小，而各类融资的总额非常大。江苏省*年度国家预算内投资只有80.1亿元，相对于全省8578.9亿元来说，不到1％，该省的投资几乎全部来源于各种形式的融资。因此，地方政府融资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越发达越有利于扩大地方政府融资规模。
（二）中心城市政府融资能力强，各设区市融资发展不均衡
*年度，扣除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总额，南昌市为552亿元，景德镇为90亿元，萍乡市为117亿元，九江为207亿元，新余为69亿元，鹰潭为53亿元，赣州为153亿元，吉安为119亿元，宜春为148亿元，抚州为111亿元，上饶为200亿元。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南昌市、九江市、上饶市和赣州市，这一排位与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省四个中心城市是非常吻合的。中心城市融资的能力较强，各设区市融资发展不均衡，并且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融资环境将得到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将会进一步显现，融资总量将会进一步增大，融资不均衡局面短期内难以消除。
（三）地方政府融资方式丰富多样
1、银行借贷
政府组建的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各类国有投资公司，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平台之一，这类投资公司通过向银行贷款、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等多种方式进行融资，财政实施补助或者进行贴息，用于当地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商业银行信贷和政策性银行借贷是最主要和最常见的方式。*年度，全省信贷金额达到298.6亿元，仅国家开发银行*省分行一家金融机构“十五”期间共向*全省放贷357亿元，用于支持丰城电厂、新余电厂、黄金埠电厂以及景德镇市电网建设等能源项目和京福、乐温、景婺黄（常）、九景等公路项目的建设。
2、盘活政府资产
（1）土地资源开发。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对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土地使用权作为特殊商品迅速进入市场，使土地的资产价值逐步得以显现，成为各级政府融资的重要来源，在城市建设、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年*省委作出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战略决策以来，全省掀起了一个以经营城市土地促进经济发展的热潮，土地交易非常活跃，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达到了快速发展。*年，全省土地交易额达到了113亿元，土地收益成为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从全省情况来看，土地资源开发的主要做法是推行城市土地使用权市场化，盘活土地存量资产。先实行土地储备，由政府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依照法律规定，运用市场机制，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通过收回、收购、置换和征收等方式取得土地，直接或进行前期开发后储备。土地储备以后，结合出让地自身的特点，引入市场中商品包装的方法，运用政策规划和商业运作两种手段对出让的土地进行包装，通过拍卖、招标、挂牌、抵押贷款和土地入股实行资本化融资等五种方式转让土地，使其在出让中实现最大的价值。
南昌市在*年制定出台了《南昌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和拍卖办法》，该《办法》规定：凡在南昌市从事房地产开发、商业、旅游、金融等经营性项目需使用国有土地的，均应通过有偿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涉及城市经营房地产项目用地的，一律采用招标拍卖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年南昌市上交财政土地出让纯收益达6.5亿元。新余市在“财政不出钱、政府不举债、企业不摊派、群众不集资”的情况下，通过以房带路、土地置换和经营权转让等方式，筹集资金10多亿元用于城市开发建设，*年度通过拍卖城区土地，筹集资金1.9亿元，到*年度，土地资产成交额达到了8.97亿元，年均增幅达到了47.4％。景德镇市先后对东风瓷厂等10余家企业的国有存量土地进行了收购，将位于市区繁华地段的东风瓷厂180亩土地实行现金收购，又通过公开招标出让给房地产公司，一收一放实现效益8000多万元。宜春市政府采取“控制土地、饥饿疗法、包装环境、抬升地价”的做法，实行城市土地“一级垄断、二级归口、三级搞活”，城市土地大幅度升值，最高成交价达到了每平方米4031元。
（2）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重要资产之一，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履行公共职能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国企改革步伐的加快，各级政府在利用国有企业改革为政府融资方面也做了许多尝试。政府融资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对国有企业现有资产进行运筹和经营，通过并购、联合、重组、参股、股份制改造、租赁、破产等产权转让方式，促进存量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常见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组建强势企业。通过企业重组、挂靠联合、兼并收购等方式组建骨干企业或企业集团，通过其优良的资产、有利的地位达到融资的目的。比如，上饶客车厂和上饶线材厂通过企业间的联合重组组建了鑫新股份公司，鑫新股份公司通过上市共募集到资金1.2亿元；原*省投资公司和*华赣企业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了省投资集团公司，重组后的投资集团公司凭借其稳定的产业基础、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较强的偿债能力，经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发行企业债券8亿元，成为新世纪以来我省发行的第一只企业债券。通过对国有企业的重组拓宽了政府融资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
二是产权制度改革。对于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企业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国有股份逐步变现。萍乡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整体产权转让是典型的国有资产变现，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萍乡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为省属国有钢铁联合企业，1954年建厂，1999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为从机制和体制上寻求今后发展的动力源泉，实现萍钢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年省政府按照“政府指导，市场运作”的工作思路，以招标方式公开转让萍钢公司整体产权，转让价为6.5亿元，融资数额巨大，充分发挥了现有国有资产的效益。
三是经营权分离。对于产权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企业，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转让企业的经营权，从而达到融资的目的。比如，南昌三键电气公司，将电视机生产线整体租赁给tCL公司，盘活了存量资产。
（3）经营冠名权、广告权等城市无形资源。政府作为一个地区管理者，拥有城市建设和开发的多项权利，而这些权利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政府通过拍卖道路、桥梁、广场、绿地等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的冠名权、特许权以及出售道路两侧以及重点地段的广告设置权等市场手段，积极创造性的发挥出了城市无形资源的效益。
抚州市一次性拍卖38个公交候车亭广告经营权，收益200万元；吉安市通过拍卖中心城区广告经营权，吸纳资金100多万元，用于中心城区亮化工程；九江市将白水湖公园经营管理承包给上海园林公司，每年节约管理和维护经费50余万元；景德镇市将原朝阳路冠名权出让给昌河公司，收益500万元；萍乡市通过拍卖580辆出租车经营权，收益1933万元。
3、通过Bot、tot等方式的项目融资
项目融资是由发起方、项目公司、借款方等各方参与，发起方以股东身份组建项目公司，以项目本身的资产和未来现金流量为贷款偿还保证的一种融资方式。项目融资的基本结构主要有两种：一是贷款方为借款方提供无追索权的贷款，并以项目未来的现金流量偿还本息；二是通过“远期购买协议”或“产品支付协议”，由贷款方先支付一定数额或比例的资金来“购买”项目未来产品。常见的项目融资方式主要有：产品支付、融资租赁、Bot融资、tot融资和aBS融资等。
对地方政府来说，使用项目融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越性：一是能够减少项目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影响，使政府能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仍能上马一些基建项目。项目融资不构成政府外债，可以提高政府的信用，政府也不必承担任何偿还债务的责任。二是能够把私营企业中的管理方式、办事效率等引入公用项目，可以极大地提高项目建设质量并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同时，政府可以转移项目的风险。三是对于落后地区来说，通过项目融资可以直接引进外国投资以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对该地区长远的经济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省的情况来看，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在现金流量比较稳定的公路、铁路、桥梁、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度开展了项目融资。目前，主要以Bot、tot这两种比较成熟的项目融资方式为主。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andtransfer的缩写，意思是“建设－经营－移交”。这是利用私人资本投资于公益性设施（或工业性项目）的一种融资方式。传统的Bot概念是指政府部门就某个基础设施项目与私人公司或项目公司签订特许协议，授权其承担该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经营、维护和一定期限后的移交。在特许期间，项目业主向项目使用者收取适当的费用，如过桥费、过路费等，以此回收项目的投融资、经营和维护成本，并获取合理的利润回报；政府部门对该项目具有监督权和调控权；特许期届满，项目业主将该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部门。该方式是目前全省基础设施领域融资的主要方法之一。赣州白塔上污水处理采用Bot方式融资5382万元，特许经营权的期限为25年（含建设期），采用厂网分离的模式，特许经营权获得者负责厂区部分的建设和运营。九江市八里湖污水处理厂采用Bot方式融资13869万元。*年，*省在全国首次推出隘岭至瑞金、萍乡至洪口界、九江至瑞昌三条高速公路面向国外、境外实行项目业主招商，最后确定香港诚坤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香港大益置业建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融资金额达42.69亿元，投资主体通过收取过路费回收投资和获得合理的回报。
tot是英文transfer，operateandtransfer的缩写，意思是“移交－经营－移交”。这种融资方式是用私人资本购买某项资产（一般是公益性资产）的产权或经营权，购买者在一个约定的时间内，通过经营收回全部投资和得到合理的回报，再把产权或经营权无偿交还给原产权所有人。tot对境外资本具有比较大的吸引力，投资者可以从地方经济发展中获取利益。政府通过tot方式将沉淀资产变现，获得资金用于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减轻财政压力。例如：*年南昌市人民政府以4008万美元将南昌大桥经营权转让给香港中国海外集团旗下的中海基建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通过收取过桥费来收回投资，经营权转让期限为25年，25年期满之后经营权无偿交还给南昌市人民政府。*年南昌市政府又推出了八一大桥的经营权项目，南昌中海新八一大桥有限公司以5000万美元获得八一大桥及其附属设施19年的经营权。通过tot项目融资方式，南昌市政府仅南昌大桥和八一大桥经营权两个项目就获得了9008万美元的融资金额，通过融资资金的滚动投资，大大加快了城市其他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的建设步伐。
4、利用外债资金
根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年1月的《外债管理暂行规定》，政府外债是指由国务院授权机构代表国家举借的、以国家信用保证的外债。它要求由国家统一对外举借和偿还。具体是指承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和外国政府的贷款，由国家财政部、计划部门转贷给地方政府和项目单位。利用外债包含有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外各种援助三种方式。
1983年*广播电视大学与世界银行签署协议，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约56万美元兴建教学楼用于职业教育培训，揭开了*省借用国外贷款的序幕。从此，借用国外贷款工作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截止到*年底，全省共实施国外贷款项目90多项，累计使用国外贷款近20亿美元，这些国外贷款主要用于农业、交通、通讯、能源、原材料、教育、卫生等领域，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省利用外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外国政府贷款，其项目数占全省实施国外贷款总项目的66.7％，贷款金额达到总金额的52.4％。
（四）融资环境不断改善
近年来，*在融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随着近几年来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竣工和投入使用，*路网密度和等级明显提高，全省逐步形成了快速便捷的综合运输网络。面向珠江三角洲，已有赣粤高速公路、105国道和京九铁路相通。面向长江三角洲，有横贯*的沪瑞高速公路、320国道和浙赣铁路相连。面向闽东南三角区，有京福高速公路、昌厦入闽公路、鹰厦铁路、横南铁路、赣龙铁路等连接。截止到*年末，*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731公里。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航线可直达全国主要城市及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地。水运有赣江经鄱阳湖进入长江，可直达上海、宁波、厦门、香港等港口城市。便捷的交通增加了融资机会，节约了融资成本，为地方政府融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软环境来看，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一是全省上下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观念是最大的财富，“你发财，我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增强了地方政府融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通过大力改革行政审批事项，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全省融资的政务环境达到了很大的改善，已经颁布出台《*省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的若干意见》、《*省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制度的实施意见》、《*省委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及经营环境的意见》和《*省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优化政务环境、加快*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全省融资的政务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四、*省地方政府融资存在的问题
（一）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融资水平低
在现有投融资体系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还不够广泛，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性资金、政府出面获得的政策性和商业性贷款、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费，以及依靠政府信用举借的内债和外债等。由于地方财力的有限性，政府只能更多地依靠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缺乏直接融资手段，换句话说，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融资来源于负债融资，这也使得政府投资项目的资产负债率相当高，政府投资项目每年负担的财务费用相当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府投资项目的财务风险。
直接融资的主要来源是证券市场，通过企业上市直接募集资金。目前，*证券市场的发展质量不高，经济的证券化率比较低。全省上市公司只有24家（不含香港创业版），占全国的1.7％，只相当于江苏的27％，浙江的28％；总股本93.54亿元，占全国的1.4％，融资总额130亿元左右，仅相当于江苏的23.6％、浙江的28.9％。*年末的市值占GDp比重的14.3％，远低于全国同期27.1％。
（二）信贷投资规模小，金融支持投资增长的力度弱
从表二可以看出，*年度我省信贷资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98.6亿元，仅占全国同期的1.83％，排在中部六省最后一位，只有排在中部第一的河南省信贷投资额的43.8％。信贷投资规模偏小，金融支持投资的力度不强。
国家政策性银行给予的低息专项贷款也较少。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国家政策性银行，主要从事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投资方向和投资性质与当前的国债投资存在某些相同之处，*年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的贷款余额为5467亿元，*省分行只有100亿元，仅占全部总量的1.8％。国家开发银行*年度向中部六省共发放贷款1202亿元，占全国发放贷款的22％，但*只占向中部六省发放贷款总额的8.3％，位列中部六省最后一位，差距巨大。
（三）融资责任主体不规范
融资责任主体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政府投资项目的融资，往往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组成项目指挥部，负责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来源的运作，这样做合乎一般惯例，但实际上由于国有资产运作的特殊性，导致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出现责任主体不规范、投资效益低下的问题。在风险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建设单位同时也是受益单位，投资、建设、运行合三为一，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建设单位为争取利益而积极扩大投资和融资的总额，为政府投资失控埋下祸根，增加了政府融资的负担和风险。
（四）融资管理体制分散，存在融资风险和地方债务危机隐患
我国《预算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因此，地方政府只能在国家法律“”外寻找融资出路，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首先，地方政府缺乏举债的整体规划、有效的债务资金监管系统及科学详实的项目论证，致使无效工程、“胡子”工程、“首长”项目时有出现，资金严重浪费，政府融资使用无效益。其次，地方政府融资多处开口，分散管理，融资的决策主体、偿还主体及投资失误的责任主体都不明晰。目前，我省各级地方政府共有多少债务，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说清楚。由于债务融资的总额无法量化，控制债务风险的各种量化指标，如负债率、偿债率等也无法操作，没办法对偿债作统一的安排，一旦出现明显的偿债高峰期，并且偿债额巨大，那么就可能爆发政府债务危机。
另一方面，政府投资项目从国家政策性银行获取的贷款，往往都以地方政府财力作担保，这种承诺形成了大量的隐性债务，加大了政府财政风险的不利因素。
（五）融资总量难以把握，宏观调控力度不强
地方政府融资运作缺乏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性融资机构为依托，融资总量难以规划和把握，宏观调控力度不强。目前，政府举债或融资项目的投资分散在各个具体的项目或职能部门所属的投资公司，融资总量难以把握，政府投资项目主体在兼顾政府的政策性投资需求时，还要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由于地方政府融资的决策主体与这些投资主体间责权利模糊，导致投资主体偏向于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一旦决策失误，发生信用危机，责任将全部推到政府身上。
五、部分国内发达城市政府融资情况和部分国外地方政府融资借鉴
（一）部分国内发达城市地方政府融资模式
1、北京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融资模式
北京市政府*年制定了《关于本市深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北京市基础设施融资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针和“增量改革、存量试点”的总体原则。具体融资思路有以下两点：
一是循序渐进开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市场。对经营性项目全部向社会开放；对有经营收入但不足以收回成本的项目，在政府资金引导和必要的补偿政策支持下，采取ppp模式吸引社会投资者合作建设。
二是整合基础设施资源，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通过整合行业资源，构建北京市基础设施融资平台，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募集资金。对轨道交通的运营部分按照政府与社会投资7：3的比例向社会投资者招商；对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中由政府投资形成的经营权和股权，进行出让和转让，盘活存量资产，将收回的资金用于非经营性和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对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2、上海的“集中管理、方式多样”的融资模式
一是上海市确定由上海国资委对全市融资活动进行管理。国资委组织对重大融资项目进行论证和选择，制定融资的政策与法规，营造融资市场运作的良好环境，依法对城市融资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控和管理。
二是成立城建投资开发公司，实行城建财权与事权的集中管理。上海市成立城建投资开发公司，运用商业化的操作方式，对城市国有资产进行有效运营。改革之前，城建资金由财政部门负责管理，而城市建设由建设部门管理，基本上是事权与财权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建设。成立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后，政府授权其对城市建设和维护资金进行筹措、使用和管理，从政府出面举债为主转变为城司作为企业向社会融资为主，从而有利于把城市建设引入产业化、市场化运营模式。
三是积极开展融资方式创新，融资方式多样化。发行城市债券，如浦东建设债券、市政建设债券、煤气建设债券等，加快路桥建设，提高煤气普及率；采用Bot方式建设桥梁和隧道，采用tot方式转让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49％的专营权，筹资25亿元用于徐浦大桥的建设；组建上市股份公司，如组建凌桥、原水股份公司，筹措自来水和原水建设资金等等融资方式。
3、大连做足土地文章的融资模式
一是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经营城市”的理念。运用市场手段对构成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载体的自然生成资本（如土地）、人力作用资本（如市政公用设施）及相关的延伸资本（如广告权、冠名权）进行整合、重组和资本运营，产生较多的收益，并将这部分收益注入到新的城市建设项目中去，形成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是搞好土地经营，最大限度地以地生财、聚财建城。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规范土地二级市场，实行土地批租和招标拍卖，尽可能把土地收益集中到政府手中。此外，对有待于商业化开发的国有土地存量进行环境改造，将生地养成熟地，提升其附加值，形成级差效应。
（二）部分国外地方政府融资简要情况
1、国外地方政府融资的基本经验
在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进程中，政府融资一直是其国民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调控手段，成为市场经济成熟化发展的助推器。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都很发达，地方债成为国家经济部门借入债务的重要支柱。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融资也异军突起，地方政府自我筹资能力越来越强，在贯彻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调节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的来看，具有以下几点基本的经验。
第一，财政在地方政府融资管理中居于主体地位，建立起政府公债相应的预、决算编报制度和有效的监督管理系统；实行分级管理，中央对地方债务发行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进行总量控制。
第二，实行法制化管理，国家财政法规和地方自治法都赋予地方政府融资相应的位置，其融资来源、资金管理、投放范围及偿还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国法律规定地方债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市政设施建设，如美国的地方债券称之为“市政债券”，规定由地方政府用于修桥筑路、、环保设施、水电煤气、公共住宅、体育场所以及学校建设等。
第三，在保证中央政府国债优先的情况下，为促进地方债的发行和推销，各国分别从债券利率、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如规定地方债税收率可高于国债，或对地方债的收益免征、减征所得税等。
2、私人融资动议（pFi）模式的英国政府融资模式
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迫切需要，有效控制公共支出以及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英国保守党政府于1992年启动了私人融资动议（privateFinanceinitiativepFi）。私人融资动议就是允许私营部门涉足公共领域，提供以资产为基础的长期服务，私人部门每年从政府获得一定的费用以换回投资。
pFi是公私合伙（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一种实现形式。在英国政府*年公布的“公私合伙——政府视角”的报告中，将ppp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出售国有企业的大部分或一小部分股份让私营部门参与持有国有企业的股份；二是私人融资动议及其他安排，政府以合同的方式向私营部门长期购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三是向市场出售政府服务。利用私营部门的专业技能和资金充分发掘政府资产的潜力。其中，pFi是ppp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
3、市政债券和信用借贷相结合的波兰地方政府融资经验
波兰作为中东欧地区经济转型成功的典范，从计划经济中央集权制向分权制转变过程中，其地方政府的融资举债并未带来很多经济转型国家存在的地方巨额债务无法偿还的问题。波兰从1991年以立法的方式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开始，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地方政府融资发展良好，其特点为初期以市政债券融资为辅，以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优惠信用为主要资金来源。到*年，波兰地方政府举债的资金来源，20%来源于市政债券，80%来源于信用借贷，并未出现那种普遍存在于转型经济国家的地方政府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的现象。
波兰的经验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发展的好坏，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是否具有稳健的地方财政税收和可预期的中央政府转移拨款；（2）地方政府融资规范体制和监督机制是否健全；（3）是否具备多种形式的融资渠道，且相关金融机构是否受到政府的过分干预。
4、主体明确、程序规范的日本地方政府融资经验
一是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组织运作机构。大藏省统一负责领导政府投融资的政策、计划、年度预决算、资金调度和运用。政府按国会批准的计划，将集中的资金投向政府兴办的金融机构，再由金融机构提供给民间各部门，以实现政府一定经济目的。
二是执行严格的投资政策、预决算制度和工作程序。根据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各公有投融资机构每年8月底要提出下一年度预算要求报送大藏省，大藏省与有关部门谈判征求意见，加以修改审定，提出投融资方案，年末或下年初由大藏大臣提交议会审议决定后，从新财年起执行。
三是实行法制化管理。国家财政法规和地方自治法规都赋予地方政府融资相应的位置，对其融资来源、资金管理、投放范围及偿还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六、加快*省地方政府融资的对策建议
扩大全省各级政府融资规模的关键在于构建多样化、规范化的融资平台，通过这些融资平台进一步拓宽融资方式，同时政府要加强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以促进地方政府融资快速、有序发展。
（一）构筑多样、规范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1、构筑多样化的融资主体
构筑多样化的融资主体关键在于组建或改组相应的综合性或专业性的国有投资公司，使之成为政府投资项目的融资平台。具体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思路：
第一，构建面向单个项目的投资公司。经验表明，组建面向单个项目的投资公司是非常好的融资平台。如赣粤高速股份公司，通过配股、资产收购、发行短期融资债券、银行贷款等途径，累计为*高速公路建设提供建设资金68亿元，成为*交通建设一个重要的融资平台；刚组建的省地方铁路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成功融资40亿元，用于地方铁路建设等等。结合实际情况，我们还可以考虑组建工业园区（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大型水利项目建设公司等。对政府投资或部分参与投资的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地方出资的铁路、公路、电厂、各类开发区基础设施、水利枢纽工程等，按项目法人责任制要求，成立政府控股的单个项目投资公司，负责项目设计、资金筹措、建设施工及运营管理的全过程，政府的土地、资金按照资本金方式投入，可以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放大效应。在不影响政府对特殊行业垄断地位的前提下，这类公司可采用上市或公开发行债券方式筹集资金，鼓励民间资本和国外财团资本参与投资。
第二，构建综合性投资公司。对现有存量的公用事业资产，可以合理整合资源，成立若干个综合性投资公司。地方政府能否利用有效融资手段充分利用国内外大量的剩余资本，关键就在于建立具有多样融资功能的综合性投资机构。这类投资公司可以以现有建成的设施作为政府资本金注入，它既有控股公司职能，使资本保值增值，同时又承担国家政策性投资职能。综合性投资公司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测算所需投入资金，研究哪些项目可以通过收费及经营回收投资，策划Bot等组合投资和组合融资方案，重点为重大产业、公益性、政策性项目进行融资。
第三，构建产业发展公司。对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项目，可以视具体情况，对该类项目进行细分，项目中的部分可能是经营性的，如电视台、艺术中心、体育场馆等设施建设，对其中经营性的部分，应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份额，成立相应的产业发展公司，多元化经营，以收养支，部分推向市场，对于非经营性部分由政府予以投入。
第四，构建风险投资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存在着技术、产品、市场等多种不确定性，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在成熟期之前也很难从资本市场取得资金。应当通过政府投资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扩大地方政府的高新技术领域的融资规模。可以考虑将目前科技三项经费中用于竞争性的投资，转化为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和创业基金的启动资金和风险补偿金，创办区域性风险投资公司，变政府直接投资为通过风险投资公司的间接投资，在严格项目筛选论证的基础上，率先启动风险投资，从而实现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
2、明确各级政府投资公司的定位及主要职责
投资公司的定位，是规范政府融资主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政府的投资职能、建设职能和管理职能相分离和政企分开、管用分开的原则，投资公司经政府批准设立，作为政府投融资的责任主体，执行政府相关事业发展政策，履行支持政府投资项目的职能，负责政府项目运作，确保政府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益。政府与政府投资公司应当是股东与公司关系。但政府投资公司不同于经营性的国有企业，虽然属于企业，但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政府的调控目标而非追求利益最大化，其经营目标应确定为社会效益目标，主要是公益性、政策性和福利性项目的投资和非经营性资产的管理。
根据投资公司产生的背景及其经营目标来看，为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公司在地方政府融资中的平台作用，对投资公司可以界定为以下四项职责，第一是按照政府意愿，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融资；二是根据政府安排，运用法定的可支配资产进行参股、控股投资；第三是为完成政策性目标，面向国内外市场多渠道、多形式融资；第四是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或收回。
3、规范投资公司运作
在资产关系上，投资公司应以资产为纽带，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运作，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组建董事会和监事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确保政府投融资的安全和效益。政府应派任财务总监，对投资公司的投融资、收益和分配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建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和办法，实行经营业绩与报酬挂钩，严格考核奖惩，逐步建立对公司经营者的约束机制。
在投资方向上，投资公司应利用多种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并根据政府计划进行项目投资，其投资方向主要是政府投资项目，主要领域在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
在融资方式上，应根据项目性质确定融资方案，广开融资渠道，并建立还贷机制。投资公司在进行间接融资的同时，可以采取股票上市、发行企业债券和项目融资等方式直接融资，并应随着发展，结合项目实际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
（二）进一步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方式
1、继续利用信贷资金
从全省各级政府融资资金来源来看，银行资金是融资的主要来源，是解决地方政府建设资金短缺的主要途径。*作为欠发达地区，必须继续充分运用银行资源，加大负债经营的力度，促进资金的大量集聚。
一是要进一步整合政府资源，扩大商业银行贷款总额。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原则是“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保证资金安全是商业银行经营的首要目的，据此银行需要对贷款单位的资信状况、贷款用途、项目前景等作比较深入的了解，要求贷款单位提供担保。为了满足商业银行对贷款主体的上述要求，地方政府应改革现有政府资源的分布格局，将分散的部门资源转化为政府资源，整合存量资源归并到国有独资投资公司，做大做强投资公司作为政府融资的责任主体，对资金进行统一筹措、使用和管理。同时，对构成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载体的自然生成资本（如土地）和人力生成资本（如城市路、桥）以及相关的延伸资本（如城市路、桥的冠名权）等进行合理配置到投资公司，使投资公司具有向金融机构大量融资的资源优势，从而提高政府的融资能力。
二是要积极争取政策性银行的支持。商业银行是以营利为目标，一般信贷资金期限短、利率高，还款的压力较大，但政策性银行是专门从事政策性信贷业务、不以营利为目标的金融机构，，贷款的期限长、利率低。向其贷款的进入门槛虽然较高，但一旦成功，具有商业银行无法比拟的优势。*年国家开发银行和*省政府共同签订了《金融合作协议》，在“十五”期间向*贷款373亿元用于*的固定资产投资。“十一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强与开发行的联系和沟通，积极贯彻落实*年度*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的信贷工作联系制度，更好地发挥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渠道作用和政策性金融服务功能，争取增加对*的贷款额度，促进*省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点项目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
三是进一步提升政银企合作平台。目前，我省政银企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政府促进了银企互信和对接。今后，建议进一步提升合作的层次和水平，由政府牵头协调和提供服务工作，加强部门之间、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及时向各金融机构通报经济运行情况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定期向金融机构介绍当地经济发展规划和重点项目，帮助金融机构作好项目储备、开发和筛选，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培育新的信贷增长点，形成政银企互动、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良好局面。
四是运用集中开户、政府贴息等手段，发挥融资的杠杆效应。信贷资金的特点是通过存贷款的差额获取利润，在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原则下，银行信贷资金的规模受制于吸取的存款量，存款量越大，发放贷款的量也就越大，贷款的利率也就可能越优惠。因此，地方政府在开户银行的选择上应当作出权衡，可以采用集中开户等形式来获取优惠。同时，银行为了确认收入，需要贷放出去的资金能够按期收回利息，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将部分财政资金作为给投资公司信贷资金的利息补贴，使银行资金的利息有保证，则能使投资公司向银行举借更多债务，发挥“四两拨千斤”的融资杠杆效应，极大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
五是地方政府加强对担保体系的支持。我省已经建立起了多种政策性担保机构，建议地方政府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资金，对政策性担保机构因赔付造成的担保资金损失，按担保额一定比例实行补偿，以提高融资担保机构资信，增强其抗风险能力。考虑担保行业高风险、低收益的特殊性质，可考虑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六是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新的信贷领域和方式。工业园区已经成为我省经济重要的增长极，结合这一实际情况，各级地方政府要不断加大对园区企业的扶持力度，帮助其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多角度、全方位地帮助工业园区及其中的企业开辟更多的融资渠道。结合工业园区产业集群的特点，可以园区内的大企业为龙头，为其关联度较高的其他企业作担保或者以园区内的优势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向银行申请贷款，还可以考虑以园区内某优势产业集群向银行申请集群贷款等等新的信贷方式。
2、利用证券和债券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一是要坚持“三个围绕”快速推进我省股份公司的组建，为证券市场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一，围绕地区、行业优势发展具有地域、行业经济特色的股份公司，对于有色金属、稀有稀土矿产、旅游资源、林业、水产资源等*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各地应从实际出发，选择一批具有自身特点和优势的企业进行重组，走联合的路子，组建股份公司；第二，围绕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股份公司，我省的汽车、冶金、医药、电子、食品、化工建材产业等六大支柱产业集中了全省最多最好的企业资源，股份制改革的重点放在六大支柱产业上，发掘一大批有潜质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第三，围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重组联合组建股份公司，摒弃地方保护主义，有目的地吸收国内外有影响、实力强的企业参与股份制改革。
二是推动企业多渠道上市融资。要扩大视野，开阔思路，充分利用境内与境外、主板与中小企业板证券市场，继续扩大主板市场融资规模，积极推动企业到中小板市场融资，鼓励企业“借道”、“买壳”上市，支持有实力、有潜质的企业到境外、海外证券市场上市。
三是加大上市公司重组力度，做大做强上市公司，提高再融资能力。现有的上市公司是非常宝贵的资源，要结合“十一五”重点产业发展规划，把积极推动和支持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作为发展证券市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支持上市公司围绕主业发展，吸收并购优势资产、优势企业，投资运作优势重点项目，对技术力量雄厚、管理水平较高、行业发展潜力较大、在同行业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上市公司，要最大程度地支持其实施跨地区、跨行业资产重组，做强做大。
四是大力推动企业债券融资，做到股票融资、债券融资“两条腿”走路。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又批准*省煤炭集团公司发行企业债券15亿元、*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发行债券5亿元，这是继省投资集团公司之后，我省企业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利用债券市场直接融资。随着我国企业债券市场逐渐“回暖”，我们要适应债券市场的新变化和新要求，按照《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培育一批符合条件的发行债券的主体，储备一批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项目，大力推动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3、在城市公用设施领域大力推广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是由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要求，按双方的事先合同约定，向承租人制定的出卖人购买承租人指定的资本货物，再将该资本货物出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在支付约定时期的租金后，可以取得该资本货物额所有权。融资租赁将融资和融物相结合，实行项目管理，与直接向银行贷款相比，对项目企业信用度要求较低，担保形式比较简单，操作方便灵活，业务对象也比较宽泛。银行对于一些不敢直接放贷的企业可以通过租赁形式向其融资。融资租赁起到了银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桥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银行直接向企业贷款的风险。
融资租赁非常适合于公共设施项目，如公路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城市公共交通车辆更新、医疗设备购置等，这些项目一次性投入比较大、回收期长，一般没有足够信用的承载主体，银行在资金供给量、还款时限、信用担保等方面很难适应这些项目，但通过金融租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融资租赁业务开展较好的浙江省租赁公司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出租了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标准厂房和杭州市70％的公交客车。
全省各级地方政府要树立融资效率概念，理解融资租赁效果的经济性。同时学习浙江省的经验，在税收、信贷、保险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融资租赁公司积极参与基础设施投资
4、大力开拓信托融资渠道，获得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信托融资的主要形式是信托公司以发行债权型收益权证的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委托，汇集各类受托资金，集合运用，以项目融资贷款的方式对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支持。信托作为我国近年来新兴的金融工具，已与银行、证券、保险并列为我国的四大金融支柱，它具有聚资快、风险低、回报高的特点，能够帮助政府投资项目进行有效融资，并能使投资者获得超值收益。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214亿元，人均各项存款为12065元，这些资金总额较大，但同时较分散，这为开拓信托融资创造了条件。信托融资是当前我省把社会闲散资金引入建设领域最为直接和便捷的通道。通过信托进行投资的门槛较低，不成规模的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进行投资成为可能。从实际情况来看，上海已经运用了信托产品，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爱建信托公司、上海国投推出的“外环隧道信托投资计划”、“磁悬浮交通项目股权信托收益投资计划”、“新上海国际大厦信托投资计划”等信托产品都取得了成功，并且这些信托产品的购买者三分之二是个人，北京国投推出的“北京CBD土地开发资金信托计划”为北京基础设施建设筹集了10多亿元的资金。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与江信联合成功融资2亿多元，宜春市成功发行了1．3亿元的信托计划，丰城市通过信托募集了1个亿的建设资金。
我省地方政府要充分运用好我省江信公司和江南信托公司这两家信托融资平台，充分发挥我省信托融资功能。目前，信托融资在我省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普通投资者眼里信用还不是太高，地方政府可以将一些安全性较高、风险较小和收益相对比较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交给信托公司采用信托的方式向民间融资，地方政府通过与信托公司的合同约束，提高公司理财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同时为了规范信托融资，保证信托融资的持续发展，有关部门应加快制定规范地方信托投资的地方性法规或省政府规章，就信托投资公司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标准、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在信托产品发行上，政府要给予充分的支持，如政府对一些项目信托融资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在税收上予以优惠，对机构投资者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从而增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以保证发行成功。
5、选择优质基础设施项目推行资产证券化（aBS融资方式）
aBS（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方式是一种新的引资方式，原意为以资产支持的证券化，是指以目标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该项目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发行高档债券来筹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证券融资方式。它依据某一特定项目的资产可能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以发行债券的形式筹措资金，并取得项目运营的未来现金收益权，原始权益人则得以实现其资本存量的变现和流动，从事其他的投资。这种投融资方式的优点就是能使原本信用等级较低的项目的信用等级提高，使其照样可以进入国际高档证券市场，利用该市场信用等级高、债券利率低的特点，大幅度降低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成本。并且aBS涉及环节少、风险分散、融资证券化的特点，可以大规模低成本的筹集资金,项目的经营决策权仍归属原始受益人。
作为一种证券化融资方式，aBS代表着项目融资的未来发展方向。从我国发展情况来看，目前已经有中远、珠海高速、中集集团和重庆建行项目向海外实现了资产证券化的成功案例。中远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是其北美线路的航运收入；珠海高速的基础资产是高速公路的收费；中集集团的基础资产则是其集装箱海外应收账款；建设银行重庆分行已选择并获准与香港豪升aBS（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aBS在重庆首次运作将投入2亿美元，流动资金可达10亿－20亿美元，此次运作项目，为航空票款、汽车按揭、商业零售等
我省有许多建设与开发项目前景良好，未来也有比较稳定的收益，但在建设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采用aBS融资方式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今后对于我省一些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如水电设施、公路、桥梁等项目可以尝试积极策划推进aBS融资。同时，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合作，将有抵押的信用资产重组，以抵押资产的预期现金收益为担保，在国际国内资本市场上尝试发行资产证券，并可以积极探索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应收账款证券化的有效途径。
6、结合*优势，开展产业投资基金试点
产业投资基金是通过商业的方式募集民间资本从事特定投资的有效方法。它是由一定机构如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其他投资公司发起向特定对象募集资本形成基金用于预期的项目建设或投资活动，以此形成的投资收益回报给投资者，就概念来说属于创业基金的一部分。一般讲，创业基金包括风险基金、产业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是一种借鉴经济发达国家“创业投资基金”运作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践通过发行基金收益凭证，将投资者资金集中起来，具有“几何投资、专家理财、分散经营、收益稳定”等特点，主要对未上市公司进行组合投资，投资收益按照资金分成，投资风险由投资者共同承担。*年3月，总额200亿元首期规模50亿元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已经得到国务院批准同意。
结合我省在有色金属、稀有稀土矿产、旅游开发等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向国家申请组建相应的产业投资基金公司，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搭建新的融资平台，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7、争取国家率先批准*试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在*年9月11日，财政部长金人庆在向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提交的报告中表示，中央政府正在考虑在有限的条件下，授权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我们要积极抓住这一信息，充分利用中央加快中部崛起的有利时机，争取国家率先批准*试点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三）加大对*地方政府融资的体制和政策等方面的保障
1、成立省地方融资管理委员会，加强对融资的风险性、收益、质量等进行管理
目前，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多样，主体多样，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都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融资，因融资形成的债务管理较为分散，从而可能导致融资的风险加大，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较重。鉴于这种情况，建议可以成立由发展改革委、财政等部门共同参加的省地方融资管理委员会，领导全省的政府融资活动并负责对因此而形成的地方债务活动进行管理监督。该管委会首先要摸清全省各级地方政府融资现状、渠道及政府目前债务情况，摸清家底；其次，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全省统一的政府融资规划，试行规范化管理。地方政府融资要同本地区的产业发展政策紧密结合，通过调整融资来源、规模、运作程序及投资重点，一方面来贯彻区域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等，另一方面确保政府融资在可控制范围之内，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的宏观调控能力；第三，要制定适合本省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拓宽融资渠道，规范有效引导地方政府做大做强融资总量；最后，要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形成的债务的管理及债务偿还的监督，对以前形成的债务，要严格划分责任，该由政府负责的债务，应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还债计划，对纯商业性的、地方政府没有介入的融资项目所形成的债务，由企业负责，防止把一切债务风险全部推给政府的现象。对新形成的融资债务，可以考虑由各级财政部门建立政府融资的“偿债基金账户”，将每一年度财政收支结余、政府融资项目投资额及部分投资收益划转“偿债基金账户”，建立偿债准备金，由管委会统一管理。
2、加快制定与新的融资渠道相对应的政策、法规与监督引导机制
对地方政府融投资实行法律化、规范化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尽快制定《*省地方政府融资管理条例》等地方政府融资法规，对地方政府融资的来源、资金使用和管理，特别是投资决策失误责任和偿还责任以法律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地方政府融资资金的投向只能专项用于基础产业、地方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建设项目。从法治的高度杜绝行政领导随意拍板决定项目取舍的非科学做法，规范融资主体的行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使地方政府融资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迈进。用明确的法律预期规范、监督和引导地方政府的融资。
3、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打造信用*
“好的名声是永远找不完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对一个投资者来说，一个政府声誉的好坏，其政策的透明度与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成败。一个开明、守信、高效的政府和良好的社会诚信制度是一个地区招商引资最好的招牌。
各级地方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信用环境建设，规范企业改制行为，督促企业维护合法债权。一是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信用评价机构，探索建立全省统一标准、统一评审、统一授信的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机构，推动企业提升信用等级。整合金融、工商、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的企业信用数据，完善企业信用数据库，实现信用信息的实时查询。二是建立守信用企业正向激励和失信行为惩戒机制，由发改委、中小企业局、金融机构等部门，定期组织守信用企业评选，列出“红名单”，金融、财税、工商等相关部门给予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同时，依法加大对不讲信用、破还信用行为的惩戒力度，对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实行“黑名单制度”，采取金融机构联合制裁的措施予以惩戒。三是在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内率先进行创建“金融安全区”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金融投资量化方法篇8
[关键词]文化企业；企业生命周期；直接融资；正式资本市场；非正式资本市场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文化企业普遍偏好通过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的直接融资模式。然而，我国正式资本市场尤其是a股市场严格的上市审批融资条件和一定时期内上市公司扩容数量的有限性，以及文化产业及其企业自身体制机制的制约，成为我国大多数处于初创期、成长期阶段的中小文化企业上市ipo融资难以逾越的障碍，因而单一而狭窄的上市ipo直接融资模式远远满足不了我国大多数文化企业基于文化产业关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所产生的中长期直接融资需求。全面探析我国各个生命周期阶段文化企业的多层次直接融资模式，以满足其直接融资继而直接投资的需求，已成为当前我国文化企业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将各生命周期阶段文化企业基于文化产业关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而产生的多层次直接融资需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各类投资主体对我国不同类型文化企业的投资模式有机结合，是我国各生命周期阶段文化企业拓展多层次直接融资模式的战略新路径。
一、各生命周期阶段文化企业的多层次直接融资需求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思在《企业生命周期》一书中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早期—官僚期—死亡期等十个阶段[1]。笔者根据我国文化企业的具体情况将我国文化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从无到有的初创期、从小到大的成长期、从弱到强进而达到顶峰的成熟期、逐渐走下坡路的衰退期。
我国文化企业要可持续发展需要从诞生起就确立可持续的战略发展思想，即树立文化产业“链”式观念，将自己的价值取向融入文化产业链的坐标体系中[2]49，最终目标是使各生命周期阶段的文化企业在某类文化产业链中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然而，我国各生命周期阶段的文化企业基于文化产业关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直接投资活动，往往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其融资需求随之产生。我国文化产业的初兴决定了其融资需求以直接融资需求为主，具体包括内源直接融资和外源直接融资两大类。其中，外源直接融资是其主要来源，尤其以外源的中长期直接融资需求为主。外源资本吸收大量社会游资，并将其直接投资于文化企业中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资金诉求。
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表明，企业融资需求的来源和方式的选择与企业所处的成长阶段有关[3
4]。在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由于企业的信息、资产规模等约束条件的变化，企业融资的难易程度及其融资需求的满足方式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越是处于成长早期阶段的企业，外部直接融资渠道和方式越狭窄（主要限于非正式资本市场的私募股权融资），外部直接融资困难，因而，这一阶段的融资需求以内源融资为主；越是处于成长后期阶段尤其是成熟期的企业，越具备进入正式资本市场公开发行各类有价证券（股票、债券、基金）的条件，正式资本市场的多种融资渠道已打开，外部直接融资约束小、方便和快捷，融资渠道多元化，可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一时期的外源直接融资需求。
2013年2月刘友芝：我国文化企业的多层次直接融资模式探析
2013年2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企业内外部的融资环境直接决定了企业融资的难易程度，继而影响企业融资需求的满足程度。由于我国文化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内源融资能力较弱，远远满足不了中长期直接投资的大额直接融资需求；而以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为主体的文化企业“轻资产”结构、投资周期长、市场不确定性风险较大的特点，制约了商业银行对文化企业的中长期贷款（间接融资）。尽管近年来商业银行通过“版权质押”方式对文化产业的贷款项目纷纷涌现，截至2011年10月，各大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产业贷款余额约为两千三百亿元，涉及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文化等多个领域[5]，但这些商业银行主要限于对文化企业的短期项目的小额贷款，难以满足大多数文化企业中长期大额直接融资需求。
2010年4月，国家九部委共同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支持文化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鼓励多元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这为我国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尤其是中长期直接融资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投融资政策环境。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式资本市场和非正式资本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利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渠道、方式及工具可最大限度地吸收各类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并能直接投资于文化企业的战略经营活动中。这类直接融资具有直接性、长期性、流通性的特点，与我国文化企业基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直接投资活动的资金诉求特点相匹配。各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文化企业可根据自身直接融资诉求特点和我国不同资本市场的融资条件拓展多层次的外源直接融资。不同阶段的需求如表1所示。
总体而言，我国文化企业可持续发展及其直接投资的资金诉求以内源直接融资需求为基础，以外源直接融资需求为主导。其中，成熟期（包括成长后期）的文化企业有机会发展为上市文化企业，可利用正式资本市场有效吸纳各类外部资本，满足多层次的公募直接融资需求；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大多数中小文化企业受我国正式资本市场（a股市场）严格的上市融资条件以及文化企业自身体制机制的制约，难以通过正式资本市场实现公募直接融资需求，迫切需要开拓非正式资本市场的多层次私募直接融资。
二、多层次资本市场对我国文化企业的投资模式
2010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规划纲要》指出：“在国家许可范围内，要引导社会资本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鼓励和引导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的对接。”目前，我国的文化产品仍存在70%的供应缺口，文化企业的发展空间十分巨大，文化金融的需求市场广阔[5]。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上大量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开始将投资思路转向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文化产业。
探析不同层次资本市场的各类外部资本对我国文化企业的投资模式（包括外部资本的来源及性质、各类资本对我国文化企业的投资类型及投资对象、主要的资本投资方式及退出方式），有助于满足各生命周期阶段文化企业的多层次直接融资需求。
（一）正式资本市场对我国文化企业的公募资本投资模式
我国正式资本市场中的投资市场主要以境内外公开的股票市场（尤其是境内a股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为主，汇聚着各类公众证券投资者（如各类金融机构投资者、中小股民以及上市公司和企业法人投资者）的大量流动性公募金融资本，这类资本对我国文化企业投资对象的首选是处于成熟期的上市文化企业。目前，我国上市文化企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处于成熟期并在中国a股市场主板市场（含中小板）上市的国有改制文化企业；二是处于成长后期并在中国创业板和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民营文化企业。上市文化企业的投资渠道公开、信息较为透明、投融资工具多样化。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文化娱乐传媒上市公司受到公众投资者的追捧。但截至2012年7月，在我国几十万个文化企业中，成功登陆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文化企业仅有31家（其中创业板8家）。伴随我国国有文化企业（尤其是新闻出版企业）两分开的“事转企”改制和企业股份制改造进程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国有文化企业符合我国a股主板（或中小板）市场上市的条件。在影视业、数字出版以及动漫（含动漫衍生品）、游戏、广告与品牌传播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民营文化企业较为活跃，其中，一些已成长起来的优秀文化企业符合我国a股创业板上市的条件。中国a股市场上未来将涌现出更多可供各类公众证券投资者投资的上市文化企业。
我国现行正式资本市场体系呈现出以公开的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为主体，以债券市场为辅的特征，以及较强的周期性发展特点，并且股市发展周期与债券市场发展周期形成替代性互补关系。因而，我国正式资本市场中的大量流动性公募金融资本对上市文化企业的主要投资方式和退出方式均与正式资本市场的上述特征密切相连。一方面，我国各类流动性公募金融资本对上市文化企业的主要投资方式呈现出较强的股市、债市互补的阶段性周期特征。当我国a股二级交易市场强劲活跃时，投资方式主要以公募股权投资或偏股型公募基金或指数型股票基金投资为主，如参与拟上市文化企业的新股认购，或直接购买拟上市文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的股票以及已上市文化公司公开增发和配股发行的再融资股票和各类基金公司发行的偏股型或指数型公募基金；而当我国a股二级交易市场低迷时，投资方式则以直接购买上市文化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可转债、可分离债等形式的公募债权以及偏债型公募基金或货币型基金等为主。另一方面，投资于我国上市文化企业的大量公募金融资本退出文化企业的渠道和方式也开始显现出阶段性周期特征。当我国a股二级交易市场处于上升活跃期时，主要通过正式资本市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市场或新三板场外交易市场）中的a股二级交易市场出售各类已投资的有价证券而便捷地退出文化企业，但并不影响已投资于文化企业的总股本融资总额，因而，我国a股市场强劲活跃时，正式资本市场是我国上市文化企业吸纳大量流动性公募金融资本的主要便捷渠道；但当我国a股二级交易市场处于下行低迷期时，不仅难以通过正式资本市场融资，而且已投资于我国上市文化企业的大量公募金融资本也很难通过正式资本市场方便快捷地退出。
（二）非正式资本市场对我国文化企业的私募资本投资模式
我国非正式资本市场中的投资市场主要以创业（风险）投资及私募投资市场、并购投行类资本市场等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为主，汇聚着各类私募投资主体的两大类私募股权资本：一是私募法人股权资本，即由文化企业发起并通过公司型合资结构吸纳资金的具有法人实体地位的私募股权资本；二是私募机构股权基金，即由金融机构发起并通过合伙制结构设立的不具有法人实体性质的私募金融股权资本。这类基金的募集方式虽然是私募的，但其管理和运作模式却是阳光的。根据投资的行业范围，私募股权资本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综合性的私募机构股权基金，如可广泛投资于各行业市场领域的以私募形式出现的创业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文化产业或企业只是这类基金的细分投资领域之一。如2004—2010年中国VC/pe对文化产业的投资总数是165个，其中，户外媒体58个，占3515%；影视制作与发行36个，占2182%；广告创意与24个，占1455%；动漫19个，占1152%；传统媒体14个，占848%；其他14个，占848%[6]。其二，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一种专门投资于文化产业（文化企业）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截至2011年11月，我国已设立111只文化产业基金，已经披露规模的基金数量为83只，总规模折合达133045亿元人民币[7]。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为主导，由财政部、中银国际、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联合发起的总规模为200亿元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文化产业基金。此外，由民营文化上市公司和专业机构发起的民营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也正在涌现，前者如腾讯设立规模为5亿元人民币的影视投资基金，凤凰卫视设立6亿至8亿美元规模的凤凰文化产业基金；后者如浙商创投以培育影视文化公司为目标，将公司资金主要投资于影视文化类法人公司。
非正式资本市场中的各类私募股权资本的主要投资对象以我国初创期、成长期或衰退期的非上市文化企业为主，还包括部分成熟期的已上市文化企业。其中，私募法人股权资本主要通过实业参股方式投资于处于初创期或改制期创办的新文化企业，是目前我国传统新闻出版领域和影视制作领域文化企业初创期的重要实业资本来源；私募机构股权基金主要以金融参股方式投资于非上市文化企业（或文化项目）和部分上市文化企业。目前，私募股权资本具体投资主体和方向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为投资主体，对某个文化企业的单个项目的私募参股式股权投资。2009年8月成立的“一壹影视文化股权投资基金”是国内首只以影视文化产业为主要投资方向的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5亿元人民币），基金首期投资于国内优秀的电影、电视剧项目。二是以专业VC/pe为投资主体，对文化机构（文化企业）的私募参股式股权投资，是目前我国专业VC/pe对文化产业（文化企业）投资的主要投资方式。2010年，VC/pe对我国文化传媒产业的投资案例中有17笔投资于文化机构，仅有2笔投资于影视剧项目清科研究中心“2010年文化传媒市场部分获投企业一览表”，2011年1月15日，htttp：//.cn，2012年8月15日。。VC一般投资于创业期或成长早期的非上市文化企业，pe一般投资于成长中后期的拟上市文化企业或快速成长为中型企业的上市文化公司（私人股权投资已上市公司股份，pipe）。
在退出方式上，投资于非上市文化企业的各类私募资本总体上偏好正式资本市场的一级发行市场的退出渠道，尤其以上市ipo退出方式为主，以非正式资本市场的二级交易市场（产权出售、场外股份转让、并购、管理层回购）的退出方式为次，如2011年VC/pe市场退出方式分布：ipo为312笔，占684%；并购为55笔，占121%；股权转让为41笔，占90%；管理层回购为22笔，占48%；清算为2笔，占04%；回购为1笔，占02%；其他为17笔，占37%；未披露为6笔，占13%清科研究中心“中国创投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2011年数据回顾”，2012年1月15日，，2012
08
25.][7]佚名：《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规模》，2012年2月18日，http：///news/201201/18/213925_84.shtml，2012年8月25日。[anonymity，″theSizeofChineseCulturalindustryinvestmentFundin2011，″2012
01
18，http：///news/201201/18/213925_84.shtml，2012
金融投资量化方法篇9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稳，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政府通过协调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极大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1998—2004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落实中央扩大内需方针、保持社会总需求的稳定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适度增长，财政资金和国债配套贷款拉动了投资增长，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2005—2006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05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标志着实施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了取向。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信贷资源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结构优化，与宏观调控政策总体要求基本适应，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企业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如企业债融资比重明显上升，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对信贷资金的依赖。2006年，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要求，为抑制过度投资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引导信贷结构优化，引导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中长期贷款的37.6%投向基础设施行业。
2007年，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价格涨幅上升的形势，货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六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引导信贷结构优化。
2008年，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产业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是2003年以来稳健货币政策及稳中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延续和加强，明确地向社会释放了未来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风险加大的警示信号和总量政策导向，有利于引导和调节各类经济主体的预期和行为。
2、信贷政策
从信贷政策实践看，中央银行信贷政策措施覆盖了宏观调控的方方面面，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间接融资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发展要求金融宏观调控必须努力发挥好信贷政策的作用。根据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要求，政府将不断优化信贷投向，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机协调配合，实现信贷资金优化配置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目前信贷政策的重要方面有，一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贷款贴息等多种手段，引导信贷资金向国家政策需要鼓励和扶持的地区及行业流动，以扶持这些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发展。二是限制性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或引导商业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方式，限制信贷资金向某些产业、行业及地区过度投放，体现扶优限劣原则。三是制定信贷法律法规，引导、规范和促进金融创新，防范信贷风险。
1998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的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实施贷款规模管理，信贷政策主要是通过人民银行向各金融机构分配贷款规模来实现的。信贷政策的贯彻实施依托于金融监管，带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政策正在从过去主要依托行政干预逐步向市场化的调控方式转变。依法履行中央银行信贷政策职责，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与时俱进，不断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提高信贷政策调控效果，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
2004年以来，国务院采取“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方针，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在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要求，加强贷款结构调整。
2008年，以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紧缩货币信贷总量以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又要防止“一刀切”，保证经济发展中的“软肋”和需要加快发展的行业或领域能够及时获得必要的信贷支持。除了继续用好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经典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以外，最关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信贷政策有效引导和调节信贷结构的积极作用，不断优化信贷资金结构配置，促进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信贷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之一，需要与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信贷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工具，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战略和产业政策，着力解决“市场失灵”或“市场分割”状态下的资金结构性配置问题。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根据国家宏观调控需要，着力解决市场有效运行状态下的资金总量调控问题。由于我国企业外源融资主要依靠贷款，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信贷资金的配置结构将受到信贷政策的影响。在认真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信贷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优化贷款结构，加强对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方面的信贷支持。
3、利率政策
利率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金融变量，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利率政策在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合理的利率对发挥社会信用和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是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的重要方面，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强调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与市场化，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是在借鉴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稳步推进的。总体思路是先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后存贷款利率市场化。2003年，确定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即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我国的利率调控主要根据利率水平和结构，即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货币政策需要，通过灵活运用利率杠杆，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以及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引导市场利率。我国的利率水平调整综合考虑物价总水平、宏观政策和社会资金供求状况，以及政府、银行、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宏观调控注重运用经济和市场手段，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我国铁路建设的资金结构及资金成本
1、铁路建设资金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8%～9%，而铁路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4%，其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铁路在承担大量公益性运输的基础上，其中货运请求装车率仅为35%左右，造成了重点物资运输的紧张；95%的货物运输是国家重点物资运输，如煤炭、粮食、石油、化工产品、棉花等，不仅运价低廉，而且有的还免征收建设基金；旅客运输突出表现在“春运”、“五一”、“十一”期间“一票难求”。我国铁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紧缺产业。
铁路建设资金的缺口问题始终制约铁路的发展建设。自1986年以来，我国铁路投融资体制开始尝试多种改革，逐渐形成以铁路建设基金和银行贷款为主，以外资、国债资金及铁路建设债券为辅的格局（见表1）。铁路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铁路建设基金和国内银行贷款。长期以来，铁路建设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式使市场化融资受到限制，筹资方式主要以国债投资和国家资产实物投资、地方财政投资、铁道部投资三种形式为主。1998年国债开始注入铁路建设，截至2002年底，铁路建设共使用国债341.2亿元，重点用于西部铁路建设；政府的实物折价和政策性投资主要为土地折价入股及税收返还资金等作为资本金投入。1998—2002年地方政府财政支持47.3亿元，主要用于地方和合资铁路的建设。铁道部的资金来源仍然主要依靠铁路建设基金等财政性资金和银行贷款，2001年和2002年，这两项资金来源占到了81.3%和82.1%，从根本上反映了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方式单一的问题。
2003—2006年，铁路建设资金结构不断改善，资金使用成本和风险不断降低。在大力发展合资铁路建设中，深入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不断扩大合资建路规模和社会投资比例，新建铁路普遍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设资金渠道进一步拓宽。地方政府和企业投入铁路建设的资金明显增加，4年共投资458.7亿元，占13.2%，尤其是2005、2006两年，地方政府和企业资金所占比例均达15.6%，两年之和比九五多50亿元。2006年底，包括所有客运专线在内有41个合资铁路项目在建设中，投资总规模为3735亿元。但在2003—2006年，铁道部资金中债务性资金比重为39%，其中2006年达到49%。
铁路融资资本结构仍然存在不尽合理的方面。铁路建设基金的数额及未来增长有限，受国家政策影响因素较大；国内银行贷款资金成本较高，融资风险较大。一是资金综合成本较高，财务负担沉重，对未来盈利和资本积累产生较大的风险。二是铁路具有大量的沉淀资金没有得到充分应用，许多存量资金闲置，造成筹措巨额增量资金的缺口不能得到有效改善。三是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直接影响着铁路建设投资需求和融资成本。在经济景气时期，商品和资金价格会出现普遍上涨，而钢铁、建材等铁路建设材料价格上涨会直接导致铁路投资需求增加；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则会加大铁路建设筹资成本，融资规模和市场化融资的程度远远不足。因此，要根据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制定相应的铁路融资策略，降低未来铁路建设融资成本。
2、资金成本
铁路是具有准公共性、经营的自然垄断性和投资的资金集合性的产业，铁路建设项目类别具有差异化的性质，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公益性项目。这类项目一般是出于国家政治、军事、国土开发所需建设，社会效益高，主要满足社会需求，这类项目应由政府财政拨款或低息贷款。二是基础性项目。这类项目以经济效益为主，兼有一定社会公益性，基础性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主要有新建铁路干线、复线、电气化改造等项目。一般以政府融资为主，也可视项目的受益程度采取多种筹资方式，政府可提供政策性贴息、产业补助金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和个人资本进入投资领域。三是竞争性项目。该类项目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市场要求，注重经济效益，为项目融资提供了平台。这类项目主要处于经济发达的地区，经营条件和内外部环境比较宽松、客、货运收入较高的区域。由于项目融资投资回报率显著，往往是社会资本竞相进入的投资领域。针对铁路建设项目类别，一要充分把握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利用各种融资工具，拓展新的融资渠道；二要合理调动铁路行业内部的沉淀资金，优化调整融资期限结构，结合具有高、低成本的资金，组合多种融资工具，控制融资风险，有效降低铁路运输企业融资成本，减轻未来运营成本负担，真正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铁路建设低成本融资。
资金成本是铁路低成本市场化融资的一个重要方面。资金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而付出的代价，包括资金筹集费用和资金占用费用。资金筹集费用指资金筹集过程中支付的各种费用，如发行股票、发行债券支付的印刷费、律师费、公证费、担保费及广告宣传费。资金占用费是指占用他人资金应支付的费用，或者说是资金所有者凭借其对资金所有权向资金所有者索取的报酬。如股东的股息、红利、债券及银行借款支持的利息。作为资金成本一般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资金成本是较满意的财务结构前提下的产物；第二，资金成本着眼于税后资金成本，即考虑筹资方式的节税效应后的成本；第三，资金成本强调资金成本率和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根据以上资金成本的特点，广义的资金成本是企业筹集和使用的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成本；狭义的资金成本仅指筹集和使用长期资金（包括长期负债和权益）的成本。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要付出代价。由此可见，铁路建设项目融资渠道与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密切相关，在满足铁路大规模建设的前提下，利用金融市场多种融资工具进行组合，寻求尽可能低的资金成本，使融资总体成本与铁路行业的盈利能力相匹配。
三、利用货币信贷政策实现铁路融资的主要形式
1、国家财政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
铁路公益性项目在融资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国家继续发挥其财政投资主渠道作用，进行倾斜投资，加大投资力度，同时，对铁路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灵活的价格支持政策，以及大量的财政补贴或政府出面担保获取优惠信贷。另外，国家应通过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铁路建设征地代价的原则标准，使铁路项目建设有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还包括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充分发挥区域性铁路建设地方政府投资的重要作用。
2、债务性融资
铁路基础性项目和竞争性项目均可以进行债务性融资。铁路债务融资主要包括国内银行贷款、外资和铁路债券，其资金成本要根据不同时期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确定。国内长期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一般高于同期铁路的总资产报酬率，资金成本过高限制了铁路的盈利能力，收益受到极大的影响。随着还本付息压力的逐渐增大，债务融资应有一个限度。负债规模的指标为资产负债率。铁路适度的负债规模可以通过铁路的总资产报酬率水平和资金成本来判断。第一，如果铁路总资产报酬率大于负债利率，则能够通过举债获得避税优惠；第二，铁路总资产报酬率小于负债率但大于负债利率与资产负债率的乘积，股东利益开始受到侵蚀，逐渐落入债务陷阱；第三，铁路总资本报酬率小于负债利率与资产负债率的乘积，铁路处于亏损状态。可接受的负债规模由多重因素决定。以铁路年度经营净利润为正的目标值，可以根据一个阶段平均税前利润，假定未来平均税前利润以一个年均率增长，在该阶段的利率水平下，根据债务融资的敏感性分析确定可以增加的负债规模，从而计算可以承受的负债规模极限值。有研究数据表明，2002年铁路的总资本报酬率已经低于债务融资的资金成本，尤其是低于国内银行贷款利率，加之考虑到未来银行利率上调的可能性，使铁路的负债空间可能更小。
债务性融资工具有几类。一是国内银行贷款，是目前铁道部主要的筹资方式。基于铁道部独特的信用资质和当前国内银行充裕的资金状况，国家开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对铁道部放款的态度十分积极。由于我国的利率管制，借款成本的弹性较小、债务成本偏高、负债空间有限，对经营构成一定的压力，信用优势没有在融资成本上体现，铁道部良好的信用资质无法得到“变现”。二是铁路债券，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行次数最多、累计发行量最大，铁道部根据我国利率水平处于较低时期的有利时机，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创新铁路融资方式，加大了铁路债券融资的力度（见表3）。2007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600亿元分两期发行完毕，创年度企业债券发行量最大规模。铁路建设债券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扩大规模发行，充分发挥了市场定价作用，满足了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需求，丰富了债券市场投资品种，对扩大债券市场容量和提高债券交易活跃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有资深人士认为，铁道部目前负债率不算太高，铁路发债空间仍然很大。但是我国铁路发展对债券市场的利用程度不够，发行主体较少，仍然需要进一步拓展发行债券的市场。三是利用外资，主要包括有世界银行贷款、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以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家政府提供的贷款，外资的数量十分有限，存在一定的汇率风险。2006年，铁路建设吸引外资27.72亿元。
债务融资总的策略是以银行贷款和铁路债券为重点，控制总量规模，积极争取大额铁路建设债券。除此之外，随着金融工具创新速度的加快，铁道部还可以争取发行境外铁路债券、铁路可转换债券和分离交易的可转债等，丰富铁路债券品种。另外，债务融资与项目资金需求匹配，尽可能延长还款周期，资金期限以中长为主。
债券融资可以分为公募债和私募债。公募债的投资者众多，融资成本低于银行借款，铁路债券融资的空间很大，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受规模额度的限制。私募债的投资者一般为特定的机构投资者。银行间市场集中了大量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专业投资人，资金非常庞大，融资成本相对较低，铁道部可以积极争取在银行市场间直接针对特定投资人定向募集资金。
3、股权融资
在工业化时期，股权融资是市场经济国家铁路建设的主要融资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铁路发展过程中，对较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普遍的铁路融资方式是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政策援助为辅、适度利用国外资本，资本市场融资在铁路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铁路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需要先于或同步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资本市场上为铁路大规模建设迅速筹集大量资金。股权融资包括公募股权融资和私募股权融资。
公募股权融资是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是发达国家铁路公司采用较多的方式，可以募集到较大规模的资金，而且具有可持续性。如大秦铁路是我国铁路重要的煤运通道，是第一条以路网干线为主体的上市公司。2006年，大秦铁路首度亮相国内资本市场，以超过700亿元的市值成为a股前五大上市公司，创下全流通新股发行以来最大的网下配售冻结资金额纪录。大秦铁路发行上市后，实现了铁路投融资改革的突破口，太原铁路局持股73%，其他六家股东持股6%～7%，其余股份由社会股东持有。
私募股权融资是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有合资或项目融资，通过设立项目公司，共担项目开发与经营的收益和风险。铁路私募股权融资项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营边界清晰、规则明确、经济效益可预期并达到社会平均资金收益率以上、建设周期短的项目，可以向一般财务投资者募集；二是专用运输线路、运量可确定的项目，可以向相关供给方和需求方等战略投资者募集，如与发电集团共同开发煤运专线项目；三是社会效益明显的项目，可以向沿线地方政府的投资公司募集，如城际客运专线、地方铁路等。
考虑到铁路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沉没成本高等产业特性，资金规模大、时间紧、股票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预期等因素，铁路公募股权融资应采用“存量换增量”的滚动开发方式，即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成熟的铁路资产，使铁道部实现资产套现，进行自主增量投资。
4、内源性融资
铁路自有资金是所有资金来源中铁道部最可控、运用最灵活的部分，资金成本主要体现为机会成本。一直以来，铁道部坚持尝试、探索努力自有资金收益率。加大自有资金在未来线路建设所需资金中的比重，不但能有效缓解集中筹资的压力，还对于降低线路建设成本也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全路常规的沉淀资金超过1000亿元，以各种形式分布在全路各个单位。通过不断优化管理全路的沉淀资金，可使用于线路建设的自有资金潜力有较大的扩张空间。在未来几年内，随着铁路运力的不断增长，自有资金的总量会随之扩大。
5、其他融资
（1）信托计划。积极的探索市场化融资方式，如信托计划、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票据贴现等新的融资领域。2001年以来，随着《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信托公司步入快速规范发展的轨道。信托投资公司通过发行“资金信托计划”这一直接融资工具，使社会投资者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成为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创新方向。适于铁路建设资金筹集的主要是资金信托业务，它可以组织社会上大量的闲置资金运用到铁路建设中来。采用信托计划进行融资具有以下优势。第一，资金成本较低且付息期限灵活，信托资金利率和付息期限由委托人指定，可灵活调整，而银行贷款一般为固定利率、按季付息，目前长期信托资金一般为按年付息；第二，手续简单、灵活方便，目前信托产品实行备案制，事先无需审批，只要委托人和受托人自主商定，事后备案即可。
通过信托计划所募集的铁路建设资金进入，其中长期资金可以由部直接拨付到项目上，到期后归还；短期资金参与铁路建设，资金的进出十分频繁，需要建立一个操作载体，并代表铁道部不断对外筹集资金，从而保持资金水平稳定，向建设单位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2006年，由中海油控股的中海信托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行一年期银信合作结构化信托融资产品，为铁道部募集30亿元低成本资金。另外，经国务院同意，部分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将开展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试点，投资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同时，铁道部也将向保险资金定向募集项目资金。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多种形式的资本都逐渐进入到铁路投资领域。
（2）产业基金。投资基金是“集合投资、专家管理”的市场投融资工具。产业投资基金的一般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集中投资、分散风险。投资基金是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凭证等方式聚合分散的社会资金，以信托方式交由基金管理人集中投资，因此具有规模化投资特征。这种“聚合资金、集中投资”的效应，有助于突破某些产业在投资规模方面进入壁垒，同时也有利于分散投资风险，为投资组合提供广阔空间。二是专家运作、专业保管。按照“经营管理与保管分开”的原则，投资基金由富有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基金管理人经营管理，由信誉良好的银行等机构负责托管，基金受益人（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投资基金运作的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基金资产安全和高效规范运作。三是品种繁多、创新性强。投资基金可利用一切投资工具进行投资，是众多投资工具的组合，为投资者的多样化投资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同时，投资基金还可根据投资者不同的偏好进行投资工具的创新，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多种个性化需要。四是理性投资、运作稳妥。在资金运作层面上，投资基金作为由机构投资者进行的专家运作，通常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经营目标，投资行为较中小投资者更为理性。既有利于培育资本市场，也能够促使被投资企业规范其行为，促进被投资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铁路融资的重点是建设项目的资本金融资，吸引各类社会资本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铁路尤为重要。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以股权投资方式进行投资的市场投融资工具，能够为铁路项目筹集大规模的项目资本金。有利于降低铁路企业的债务率，减轻债务负担；同时也有助于提高铁路的债务融资能力，优化融资结构，降低未来经营的财务风险。产业基金的基本特征使储蓄能够转化为对产业的直接投资。铁路通过应用产业基金，可以将部分储蓄积累转化为对铁路项目的股权投资，既为众多的、分散的社会资本提供了一条风险适中、收益相对稳定的有效投资渠道，也有利于扩大铁路的股权融资规模、优化融资结构。铁路产业投资基金属于封闭式基金，主要是对铁路非上市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资产流动性相对较差。建立基金在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至关重要，对吸引基金投资人、保障基金投资者的利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供选择的退出渠道有四种：一是被投资企业直接上市（ipo），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股票；二是在与被投资企业签订投资协议的同时，签订股权回购协议，事先约定由被投资企业回购的条件等内容；三是直接向其他投资者转让股权；四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实现退出。
四、我国铁路建设项目的融资风险
1、政策风险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最大风险是政策风险。铁道部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铁路建设经营的实施意见》后，至今还没有其他相应的正式的文件或政策。铁路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收益周期相对较长，在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过程中，利益主体如何协调才能形成多赢？尽管产业投资与资本市场相联系是其他领域惯用的资本退出机制，也是投资铁路的社会资本可探寻的一条道路，但是制定透明度高和可操作性强的公平规则，以及规则的约束和指引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新出台的有关政策，在融资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融资各个环节的操作风险。要根据政治、经济环境及市场的变化，适当调整战略，抓紧机会，调整债务结构，保持及增强项目的竞争力。
由于铁路的基础产业特征，建设成本巨大，铁路的债务利息、折旧、资本金规模等因素深刻影响着铁路的经营效益，与净资产收益率关联度很高。各国在大规模建设铁路时，都会创造条件控制建设成本，国家或地方政府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无偿增予土地、减免税收等。因此，控制铁路建设成本既是社会资源有效运用的需要，也是推进市场化融资的必然要求，应遵循铁路建设的国际惯例，争取国家政策，控制融资成本。
2、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由于金融市场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利息额变化给债务性融资项目所带来的财务损失。我国的利率市场尚不完善，即使在近20多年来利率市场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利率也不完全是由市场机制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央银行控制，中央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调整利率。近年来，利率的不断调整使铁路建设项目面临利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利率变动对债务结构产生的影响和债务利率同收入利率不对称带来的问题。目前国内金融市场还没有开发出浮动利率贷款和浮动利率债券。当市场利率下降时，会面临比较大的利率风险。另外，铁路建设项目的现金流量大，其现金流入主要为每天的客货运运输收入，由于现金流入是连续的，而现金流出（经营费用和贷款本息）是间断的，在同一时段内，必须支付高利率的负债利息，同时以低利率或零利率存入现金收入。利用外资的铁路建设项目，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汇率风险，主要来自于汇率变化对项目债务结构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利率风险管理，及时分析利率走势，在利率水平较低的时候，锁定利率品种，规避利率风险。
3、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包括铁路运价和经营的双重风险。铁路运输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应该拥有一定的自主经营权，包括一定的价格决定权和经营收益权。因此，国家放松对铁路运输业的价格管制，确立铁路运输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将为铁路经营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国家放松对铁路的运价管制，既有利于铁路运输业的经营和发展，又有利于不同运输方式的公平竞争，更有利于统一的交通运输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形成。为铁路建设项目融资建立良好的市场化融资机制，有利于吸引社会向铁路注入资本，促进铁路行业的发展。由此可见，运价风险将对铁路的经营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从宏观调控的社会理性出发要求控制铁路运价、稳定社会物价；铁路运输企业从自身的经济理性出发要求运价调整到位，改变其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状况。为将政府的社会理性与铁路运输企业的经济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必须改革现行的铁路运价形成机制和管理机制。改变铁路运价水平过低、运价结构扭曲、运价管理过度集中、运价形成僵化的状况，建立反映铁路运输产品价值、市场供求关系，体现保本、还贷、缴税、微利的运价形成机制。将国家对铁路运价管理由具体管理转变为总体水平控制，即国家确定铁路基本运价，并建立基本运价与物价指数联动机制，适时调整基本运价；允许铁路运输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状况上下浮动，运价浮动标准由铁道部制定，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赋予铁路在规定范围内的运价定价权与浮动权，从而实现铁路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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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量化方法篇10
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投入的资金时间长，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特点。商业化投资只能针对可见经济效益的项目，对于未能在短时间就见经济效益或只能预期社会效益的项目，主要由政府来投资兴建。政府投资的首要前提是能顺利融资。与我国其他省份相似，过去十几年里，辽宁省城镇化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城司为代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发债权，土地出让金与银行贷款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资金的主要来源。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建设用地指标越来越紧张，国家给予的用地计划指标下降，意味着将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益来源有限。而银行贷款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正得到决策层的关注，银行会随后加强对地方政府扶持项目的放贷审查，惜贷会是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正常反应。辽宁省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虽然无法从公开的官方统计数据中获得，但王淑梅、邱菊（2004），④杨志安、闫妮（2012）⑤的研究表明，辽宁省政府的显性债务余额与其可支配的财力相比，已超出债务率警戒线。因此，辽宁新型城镇化建设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旧债未还又借新债。从政府融通资金的来源看：一是靠政府财政投入；二是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或是取得外国政府贷款；三是从国内政策性银行获得开发性贷款；四是争取国外或国内的专业投资商进行商业股本投资；五是组建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六是通过产业基金、信托、保险等经营机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对于农民市民化的投入主要用于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子女教育、保障性住房和社会管理费用等，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对于社会效益显著的城镇化基础设施，争取政府财政投入、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或取得外国政府贷款、国内政策性银行贷款都是较为稳妥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来源没有硬性的盈利性需求，贷款利率低，但审批贷款审批的时间较长，申请到审批过程中的程序性事务较为繁琐。对于不仅具有社会效益，还具有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的城镇化基础设施，可以吸纳商业化投资和社会闲散资金的投入。即争取专业投资商投资或向社会公众融资。目前，辽宁省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对上述融资方式均有涉及。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种类
从政府角度而言，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的需求需要克服困难予以满足，同时，也应对其风险加以防范。如果从项目角度而言，融资风险的来源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信用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农民市民化的投入都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任何一个部门的缺位或阻碍都可能导致项目搁置、资金成本会剧增。一方面，城镇化基础设施兴建的合作方选择需要优先考虑资金实力雄厚、信用卓著的企业，以免项目中途搁置，由政府兜底；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的投入中，养老保险支出是远期支出的项目，而中短期项目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和住房保障等。资金的筹措就需要兼顾中短期支付与长期支付的信用风险。
（二）经营风险经营性城镇化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供暖设施投资，需要正确估算市场需求，一旦市场需求结构或数量发生不可预期的变化，投资者需要承担经营性收入不足而导致的投资回收延期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因收入不足而降低服务质量导致供需方矛盾激化，政府不能卸责。因此，在项目投融资决策过程中，政府需要凭借其信息优势，帮助投资方准确估计与研判可能遇到的经营风险。
（三）市场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的大量资金来源可能是多渠道的，因此，各种资金来源的数量与时间配合需要专业化的设计，才能在保证资金充裕的基础上，节约资金成本。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因利率、汇率政策变化或市场管制变化而导致资金链条断裂，进而导致市场风险。政府在项目推动过程中，应会同投资合作方科学预估市场风险并制定预案。
（四）完工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依托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又有赖于精心设计的施工方案。项目实际投资过程中，因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无法完工或不能按期完工、完工后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并不鲜见。完工风险可能导致投资回收不利或延期，从而导致融资成本骤增。政府有职责会同水文、地质、工程专家，合理预期完工风险。
（五）政策风险以上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投入有预算约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城镇化基础设施的贷款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市场化的融资方式便利与否也有赖于货币政策的宽严程度，因此，城镇化融资受政策影响较大。地方政府也需对新型城镇化中遇到的政府策性风险预留空间。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传导途径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尽管可以吸纳较多的融资渠道资金注入，但总体来看，由于地方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其风险主要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从地方政府融通资金的来源看，财政投入主要来源于国家税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外国政府贷款，上述融资渠道均由政府信用在做担保；国内政策性银行贷款如果出现呆坏账，需要认定核销，但最终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买单，因此，体现为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通过政府融资平台来组织的专业投资商或吸引外商的投资，地方政府需要做出相应市场需求承诺的，体现为政府的或有债务。通过资本市场、产业基金、信托、保险等经营机构来向社会公众发售融资票证进而融资的，如果地方政府未做担保，政府可以免责。但辖区内若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回馈投资者，金融领域的风险具有传染性，融资风险可由金融领域迅速扩展到整个实体经济领域，进而演化为通货膨胀风险，危及社会的稳定。由上述风险传播链条看，新型城镇化融资风险的控制源头在于项目风险的控制。地方政府需从新型城镇化项目的遴选入手，严格控制项目的规模与进度。一方面，要使项目能够及时铺开不误整个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控制其风险规模，不使某个项目的搁置，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防范措施
由上分析可知，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防范根源还在于对项目的审慎抉择。目前，辽宁省正在多个城市同步推进新城区建设，沈北新城、铁岭新城、沈抚新城、沈本新城、灯塔新城、辽阳河东新城、鞍山达道湾新城、海西新城和营东新城等31座新型城镇正在崛起。大量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建设。在此过程中，政府对项目融资风险的科学评价至关重要。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而言，政府可做的选择有风险自留、风险转移、风险转换和风险控制。
（一）风险自留风险自留意味着对于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新型城镇化的软性投入，以及非盈利性的公共绿地、公共道路、桥梁铺设等公益基础设施项目仍由政府承担主要风险，其资金仍沿用传统的财政拨款渠道。辽宁省在做好城镇发展规划的同时，可以将各新城区的多个建设子项目统一融资，分别建设，当小城镇中的多个子项目“先批发，后零售”的投融资思路确定后，就会吸引大量的投融资机构由于规模经济而给予辽宁省更多的关注，也有助于提高辽宁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效率。为保证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如期完工，可在技术难度较小的传统项目中采用代建制，通过招投标方式优中选优，以达到预期目标，合理控制融资成本。
（二）风险转移对于经营过程中，具有显著经济效益如供水、供电、供暖等项目，民间资本有较强参与意愿。政府可以通过契约、合同、金融工具等形式，将风险责任转由具有更强风险控制管理水平的企业或金融机构来承担。经过多年的发展，辽宁省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融资机构进驻沈阳、大连等核心城市，截至2013年6月，全省共有银行业机构143家，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5家国有大型银行、11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家域外城市商业银行、15家城市商业银行、29家外资银行、11家农村商业银行、59家村镇银行，邮储银行、省农信联社、农村合作银行、信托公司各1家，财务公司4家。⑥这些金融机构正在积极拓展业务，为辽宁的新型城镇化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投融资基础。同时，以法国水务公司为代表的实业资本家也在积极地寻找投资机会。这为利用公私合作方式共同投资建设城镇基础设施提供了可能性。从理论层面看，风险转移可分为全部风险转移和部分风险转移。全部风险转移的主要形式为外包、租赁、委托和出售等方式；部分转移的主要形式常见的形式有证券化、股分化等。对于金融相对发达的沈阳、大连两地，新型城镇化项目多，融资额大，收益性项目获利的可能性大，可以优先考虑证券化融资创新；对于省内其他地区项目，金融基础弱、收益性项目需求不足，融资规模小，可以更多地考虑使用银行贷款的传统模式。
（三）风险转换风险转换中在风险无法转移的情况下，将风险预期值较大、风险集中的项目预案，替换成风险预期值较小或分散可控的风险预案。过去，辽宁在引进外资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时曾有过承诺外商固定投资回报率的经历。今天看来，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增加投资建设方积极性的作用，但企业就此放弃提高服务质量、积极市场拓展的努力，政府承担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城司发债的方式使得一任政府借，多届政府还，可能导致债务负担集中。在未来的融资过程中，就需以此为戒，在大量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收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对于供水、供暖等项目中合理设定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因用户数量不同而设置的阶段性定价机制；合理设计城司发债的规模、频率与还债时段等，以期将债务风险转换为可控风险。
（四）风险控制风险控制是指在风险客观存在的情况下，采用资源合理配置的做法，避免风险的扩大化。例如，辽宁的沈抚新城以新材料和动力装备为特色；沈本新城以生物制药为主体，其产业化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势。新型城镇化本身会为产业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契机，明显受益于城镇化的产业会有较好的获利空间，从这些产业入手，积极筹划发行产业发展基金，吸引公众投资者为融资对象，产业与城市共同发展，就是较好的风险控制的方法。以产业发展为依托的城镇化实现了基础设施“硬件”的改进与市民化的“软件”文化及服务体系完善相匹配；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实体经济的生产设施运转需求相匹配；新型城镇化融资工具创新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需求相匹配。换言之，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活动应既着眼于现实，又为进一步的发展预留空间，合理控制投融资规模、地区与分布时段。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