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的主要特征篇1
关键词：气象灾害；农业；影响；时空分布；特征
中图分类号：S42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7）02-0136-06
潍坊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地势南高北低，西部与南部为山地丘陵，东部为平原，北临渤海湾。四季均有不同气象灾害发生，春季干燥大风，春夏之交冰雹多发，夏季降水集中，洪涝灾害较多，秋季易出现干旱、霜冻、连阴雨，冬季易出现风雪灾害。农业气象灾害一般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导致农业显著减产的不利天气或气候条件的总称，它是影响作物稳产、高产最主要的自然因素，与农业经济效益紧密相连[1，2]。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不同地区的气象灾害进行了深入研究，房世波[3]、卢丽萍[4]等分析了我国农业气象灾害变化趋势和分布特征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王静[5]、孙霞[6]、邵末兰[7]、解明恩[8]、朱保美[9]等分别对山东、河北、湖北、云南、山东德州等地区的气象灾害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本文利用1978-2015年资料分析潍坊市主要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其时空分布特征，对更精确地指导当地农业生产及提高防灾减灾的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本文所用1978-2015年的农作物受灾面积数据来源于潍坊市九个县市区气象局、民政局和《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东卷）》[10]，播种面积及粮食产量数据来源于《潍坊统计年鉴》。
1.2计算方法
1.2.1线性倾向估计用线性倾向估计对农业气象灾害变化程度进行描述，分析潍坊市主要气象灾害的年际变化特征。
1.2.2受灾率因每个地区每年粮食播种面积与遭受自然灾害的受灾面积不等，造成灾害的危害程度不同，本文采用受灾率统一反映各年的受灾状况。
受灾率定义为某一种气象灾害当年农作物受灾面积与当年总播种面积的比值[11]。
1.2.3经验正交函数（eoF）分解[12]利用经验正交函数（eoF）分解将原变量场分解为正交函数的线性组合，用个数较少的几个空间分布模态来描述原变量场。以受灾率作为定量表征指标，应用经验正交函数（eoF）分析潍坊市气象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
1.3气象灾害类型
1978-2015年潍坊市出现的气象灾害包括冰雹、暴雨洪涝、大风、干旱、雷击、风暴潮、台风、霜冻、低温冻害、大雾、雪灾、龙卷风、蝗灾、雨凇、连阴雨、飑线、赤潮等17种，累计出现230次。其中，冰雹（占全部气象灾害的35.2%）、暴雨洪涝（18.7%）、大风（11.7%）、干旱（7.8%）发生频次较高，占全部气象灾害的73.5%，定义为潍坊市出现的主要气象灾害，故本文对主要气象灾害进行分析。
2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其年际变化特征2.1气象灾害比重的年际变化特征
为更好地分析每年各类气象灾害的发生特征，将洪涝灾害、干旱、风灾和冰雹四种气象灾害在当年总灾害中所占比重进行统计，分析气象灾害引发的灾害程度。结果（图2）表明，暴雨洪涝、干旱、大风和冰雹灾害的比重分别为14.9%、45.2%、10.6%、29.3%，其中干旱和冰雹是潍坊发生受灾面积最重的两种农业气象灾害。干旱灾害比重超过90%的年份主要发生在1979、1981、1983、2000-2002、2006-2009、2014年，2000年以来的连年大旱造成的损失严重；冰雹灾害比重超过90%的年份主要发生在1982、1986、2004-2005年，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冰雹灾害发生，每次发生时造成的受灾面积相对较小，但发生次数较多，农作物受灾损失严重；洪涝灾害比重较大的年份主要出现在1998和2013年；风灾比重相对较少，一般伴随着暴雨、冰雹等天气出现，1988、1990-1995年所占比重在23%～49%。
图21978-2015年潍坊市主要气象灾害所占比重
2.2气象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潍坊是农业大市，农作物种植面积广，粮食产量高，西部与南部属于山区丘陵地带，基础设施薄弱，自然抗灾能力差，受灾强度大，对粮食产量影响较大。从潍坊市农业气象灾害与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图3）可知，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较小，略呈增加趋势；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粮食产量呈显著增加趋势，气候倾向率达到5.4×105t/10a（通过了α=0.001的显著性检验），而受灾面积呈显著下降趋势，气候倾向率为7.3×104hm2/10a（通过了α=0.05的显著性检验），粮食产量与受灾面积呈现明显负相关关系。1978-1979、1981、1984、1987-1989、1992、1997-2002、2014年，主要灾害的总受灾面积较大，粮食产量明显减少；1993-1996、2006-2013年，庀笤趾减少，粮食产量提高。因此，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产生直接影响，成为粮食产量增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31978-2015年农业气象灾害与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的关系
2.3各类农业气象灾害年际变化特征
潍坊市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农业气象灾害发生，受灾面积呈减少趋势，年平均成灾面积为28.7×104hm2。按受灾比重大小分析干旱、冰雹、暴雨洪涝、大风灾害的年际变化特征。
2.3.1干旱灾害年际变化趋势干旱灾害虽然发生的频次少，但是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受灾程度重。由图4可知，38年来，干旱受灾面积呈波动性下降，阶段变化明显，气候倾向率为-4.04×104hm2/10a，平均受灾面积为19.6×104hm2。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1989年、2000年代初与末发生的干旱受灾面积最大，最大值出现在1979年，达93.3×104hm2，1999-2002年连续干旱受灾面积达147.9×104hm2，
变化趋势
2006-2011年连续干旱受灾面积达162.2×104hm2；干旱受灾面积在平均值以下的年份有1980、1982-1983、1985-1996（除1989）、1998、2003-2005、2009、2011-2013、2015年，其中有17年未发生过干旱灾害，受灾面积统计结果为0。
2.3.2冰雹灾害年际变化趋势冰雹是一种局地性较强的农业气象灾害，潍坊市冰雹常出现在每年的5-6月份，正值农作物成熟收获季节，而且冰雹发生频次高，遭受冰雹的地区易产生严重的损失。从图5冰雹受灾面积的变化趋势可知，冰雹受灾面积呈显著减少趋势，气候倾向率为-2.1×104hm2/10a，年平均成灾面积为4.1×104hm2。38年中，除1992、2011、2013年未发生冰雹灾害外，其余年份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冰雹灾害，受灾面积最大的年份发生在1987年，达30.8×104hm2。统计资料显示，1987年5月23日凌晨发生冰雹天气，冰雹大者如鸡蛋，持续10～15min，同年7月7日，降雹持续20min，地面冰雹厚度5cm，最厚的地方达7cm以上，因冰雹局地性强，冰雹多发区易产生较严重的灾害。
2.3.3洪涝灾害年际变化趋势洪涝灾害主要是短时间内降水量大而造成的一种灾害，潍坊地区遭受暴雨、大暴雨时易发生洪涝灾害，以夏季雨涝为主。从图6可知，洪涝受灾面积变化趋势不明显，呈波动性变化，年平均成灾面积为3.4×104hm2。1987年与1997年受灾面积的变化幅度呈主高峰，分别为30.8×104hm2与45.1×104hm2；1990、1998-1999、2012年，洪涝受灾面积的变化幅度呈次高峰；1978-1986连续9年、2000-2011连续12年受灾面积低于洪涝年平均受灾面积，除1981、1984、1986、1989、1991-1993、2002、2006、2014年未发生洪涝灾害外，1996年受灾面积最小，为30hm2。洪涝灾害虽然发生的次数少，但危害很大，1997年8月19-20日，潍坊各县市区均遭受了特大暴雨袭击，直接经济损失达16.55亿元。
2.3.4大风灾害年际变化趋势潍坊市春季的干燥大风易引发风灾，出现6级（平均风速10.8m/s）以上大风时，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非常大。由图7可知，大风受灾面积呈显著减少趋势，气候倾向率为0.9×104hm2/10a（通过了α=0.05的显著性检验），年平均成灾面积为1.6×104hm2。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灾面积较大，最大年份出现在1988年，受灾面积达15.4×104hm2，其次出现在1990年，受灾面积达11.0×104hm2，1994-2015年连续22年大风受灾面积小于年平均值。统计资料显示，1988年6月1日，潍坊全市遭受大风袭击，平均风力7～9级，局部10级以上；1990年7月15-16日，潍坊全市遭受暴风雨袭击，风力达8～10级，局部11级以上，这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风力强的大风出现在春夏季节，造成损失较高。
3.1总气象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eoF正交经验函数分析1978-2015年9个县市区38年气象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图8显示，受灾率大值区主要出现在潍坊西部与南部，临朐受灾率最大，为0.211，其次是诸城、安丘，受灾率分别为0.209、0.193；东部、北部受灾率相对较小，高密受灾率最小，仅为0.119，其次为寿光和寒亭。潍坊西部与南部为山区和丘陵地形，易发生干旱、冰雹、洪涝等气象灾害，受灾率较高，成为气象灾害的重灾区，北部地区易出现风灾，风灾影响面积较小，东部受灾率低，受灾程度相对弱。
3.2四种气象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图9a干旱灾害分布可知，西部临朐、青州、昌乐的旱灾最为严重，其次是东北部的昌邑和寒亭，再次是诸城和安丘的西部，受灾率在0.102～0.147，其他地区的受灾率均在0.008～0.010。可见，西部是干旱的重灾区，西部山区地形造成土壤水分丧失快，影响了农作物的播种及生长，易引发旱情；旱灾持续时间较长，局部性或区域性的旱灾经常发生，统计资料表明，潍坊地区易发生春夏连旱、夏秋连旱等，连旱造成的灾害更加严重。
从图9b冰雹灾害分布情况可知，安丘西部和临朐南部的雹灾最严重，受灾率分别达到0.061和0.053，其次是潍坊南部的诸城、西部的青州和西北部的寿光，受灾率在0.044～0.048，再次是昌乐、寒亭和昌邑，受灾率在0.003～0.004，东南部的高密受灾率最小。冰雹灾害是一种局地性很强的气象灾害，虽然影响范围小，但对农业生产的危害较为严重[13]，潍坊西部山区与南部丘陵地带是冰雹多发地。
洪涝灾害分布情况可知，潍坊南部的诸城灾情最严重，受灾率为0.054，其次是安丘和昌妨降兀受灾率在0.003～0.004，潍坊西部和北部灾情最轻，受灾率0.010。对比图9a和9c可知，潍坊西部、南部的旱灾和洪涝灾害分布基本成反向变化。
从图9d风灾分布情况可知，潍坊北部的寒亭、寿光、昌邑是风灾的重灾区，受灾率最大为0.009，其次东南部的诸城和高密，风灾最小的地方出现在西部的临朐，受灾率不足0.001。潍坊北部频临渤海湾，受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大的影响，北部的风力较大，易出现大风天气，对露地农作物的影响较大。
4结论
利用1978-2015年38年资料分析潍坊市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其时空分布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潍坊市出现的气象灾害有17种，累计出现230次，出现最多的是冰雹、暴雨洪涝、大风、干旱，灾害比重的年际变化也很大，受灾面积比重分别为29.3%、14.9%、10.6%、45.2%，干旱和冰雹灾害最为严重。
（2）气象灾害与粮食产量呈负相关关系，即受灾面积大，粮食产量低；受灾面积小，粮食产量高。
（3）潍坊市总气象灾害受灾面积以7.3×104hm2/10a速率呈下降趋势，年平均成灾面积为28.7×104hm2。干旱受灾面积呈波动性下降，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1989年、2000年代初与末发生的干旱受灾面积较大；冰雹受灾面积呈显著减少趋势，除1992、2011、2013年三年外，每年都会出现冰雹灾害；暴雨洪涝灾害变化趋势不明显，呈波动性变化，1987与1997年受灾面积的变幅出现两个高峰；大风受灾面积呈显著减少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灾面积较大。
（4）潍坊市主要气象灾害出现在西部与南部，临朐受灾率最大，其次是诸城、安丘，东部与北部受灾率小。各种气象灾害的空间分布不统一，干旱灾害多发生在西部的临朐、青州、昌乐，其次是东北部的昌邑和寒亭，再次是诸城和安丘的西部；冰雹灾害分布范围大，安丘西部和临朐南部的雹灾最严重，其次是南部诸城、西部青州和西北部寿光；洪涝灾害多发生在南部诸城，其次是安丘和昌乐，潍坊西部、南部的旱灾和洪涝灾害分布基本成反向变化；风灾主要出现在北部的寒亭、寿光、昌邑，其次东南部的诸城和高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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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科学2017，49（2）：142～146ShandongagriculturalSciences山东农业科学第49卷第2期王可，等：济宁青山羊微卫星标记多态性分析Doi：10.14083/j.issn.1001-4942.2017.02.030
收稿日期：2016-07-07
自然灾害的主要特征篇2
关键词：CBD空间规划设计灾害特征防灾减灾挑战改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CBD，是指一个城市或国家主要的进行商业活动的区域，同时这些区域一般为市中心。从20世纪末到现阶段，较多灾害的发生都与CBD有关，但是，CBD作为连接整个经济发展的金融中心和城市交通的重要枢纽，在面临较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多的危害，因此，如何解决CBD灾害，是目前需要重视的最主要的挑战，且安全的防灾和减灾工作的进行及策略的分析，对我国未来CBD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1分析CBD灾害的主要特征
对CBD灾害来讲，不仅包含有较多的自然灾害，还有部分的人为事故，另外，还有一些有人为诱发的公共卫生等的新灾害。通过实际勘察分析，CBD灾害的主要特征与物质的空间形态和社会经济功能具有紧密的关联。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具有不同的危害特征。
1.1灾难发生机制和种类的影响
对CBD中灾害发生机制和种类来讲，首先，需要高度重视CBD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开发，确保承压能力和安全系统；然后，高度密集的建筑群体，存在的空间形态，极易引起点状式灾害的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CBD瞬间失去功能；其次，信息技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增强CBD交易和商务等功能具有重要影响。另外，还有部分超生态安全问题的挑战，为城市的文化带来一定的“精神危害”。同时，众多的CBD灾害，会出现相互影响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恐怖组织袭击、地震、洪水、火灾、信息病毒、交通灾难、流行病、社会安全等。
1.2受灾元素的分析
CBD功能具有相对集中物质形态的作用，对高度聚集的建筑物容易产生多元化的灾害发生方式。其中，立体化的结构建筑，如高层建筑容易收受到火灾、地震和恐怖袭击等灾害；而地下商场等易受到洪水和火灾等灾害的影响；信息化的高度密集区，易受到网络黑客的攻击等。但是，这些危害的产生，为CBD的防灾和减灾工程造成一定的挑战，同时也为受灾元素的重建带来一定的机遇。
2CBD空间规划设计中防灾和减灾面临的挑战
在CBD空间规划设计环节，通过分析灾害发生的主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的降低灾害发生的机率。因此，在防灾和减灾工作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有：易受灾元素的防护过程，困难的组织人员疏散过程，以及场地严重不足和安全容量过载的避难场所。
2.1易受灾元素的防护过程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CBD中由于技术事故引起的灾害正在慢慢的变少，高层建筑的抗震性能也逐渐提高，但是，对发生灾害进行设防却有一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复杂的受灾方式和灾害能够互相影响，例如，地铁、地下商场和高层建筑等具有复杂的空间构型和结构，产生较多的受灾位置，一旦受灾则会对任何部位造成危害，难以进行有效的设防；第二，新技术和新材料也会带来一定的灾害，例如，黑客攻击网络信息平台，节能保温材料致使火灾难以扑灭，以及高层建筑的设计等几个方面都面临的较大的技术挑战；第三，人为诱发的灾害逐渐增多，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一定的难以修复的灾难。
2.2困难的人员疏散过程
对出现人口流动较大的灾难现场，最有效的救援措施就是，及时疏散人员。首先，对高层建筑来讲，作为主要的物质载体，疏散过程中空地面积较小，导致人员到达安全场所的时间较长，建筑结构复杂使得疏散路线困难、逃生通道隐蔽难以发现、人员密集造成拥堵等，都是造成大型灾难的重要因素。其次，对城市中心来讲，由于CBD周围交通状况拥挤，很难使消防进入到施工现场，人员也难以疏散，如果出现CBD密集处的建筑倒塌，会造成严重的应急疏散通道的堵塞。
3采取措施降低和改善CBD空间规划设计中灾害的发生
在面临CBD灾害发生的特征和防灾减灾工作中的挑战，需要采取一定的“突出重点、统筹设计、以防为本”等的改善措施，确保CBD救灾和防灾的应变能力。
3.1采取自救措施
在CBD的规划设计中，不仅需要有效的结合灾难的预防、抵抗、避难和救援等措施，还需要具有控制灾害和自我救助的能力。同时，CBD防灾规划设计环节中，还需要根据“防灾主体”进行防灾和减灾工作，加强重点灾难元素的分析和控制，有效的增强自身抗灾和应急自救的能力，熟练掌握救灾技术和自救系统的使用，在一定基础上有效的降低灾难带来的危害。
3.2符合空间设计的规划
CBD的高度密集，导致了严重不足的避难场所和过载的安全容量。因此，在防灾设计中，需要对空间结构，进行合理、安全的规划和设计，将空间形态、结构形式、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结合，形成一种合理的防灾布局，提高了避难场所的使用功能，避免灾害的二次伤害，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CBD的安全容量，降低灾害发生机率。
3.3CBD防灾规划设计中的危机管理
在CBD空间规划设计中，公众在危机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环境元素的分析和设计，增强公民的安全防灾意识，减少CBD重点结构的受灾机率；然后，有效结合生态环境和人为模式，增强公民的防灾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其次，公众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救能力，也是降低和改善灾难事故的重要因素；再次，政府在防灾工作中的积极参与，能够有效的改善和促进危机的处理的规章制度，提高防灾和减灾能力。
3.4综合改善信息技术
CBD中的信息技术，是影响全球经济化的重要因素。在防灾和减灾工作中，信息技术的作用尤为突出。首先，对基础性的传统设施的建设，通过高科技和高的管理水平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减少新灾害的发生；然后，网络信息平台的建立，对整体规划和设计防灾减灾工作带来一定的便利，能够合理的控制空间布局，提高安全系数；最后，对急救站和消防站等重要救灾机构，进行有效的安全布局，和信息化的控制管理，及时掌握和处理发生灾难的区域状况，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小结
CBD空间规划设计中，防灾和减灾的工作是改善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面对防灾减灾中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不断的加强和改善CBD空间设计的灾害防治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提高人们综合防灾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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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的主要特征篇3
关键词：昭通地区；地震灾害；区域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p315.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666（2013）04-0514-11
0前言
对地震灾害区域性特征的认识，已有的研究空间上主要着眼于省域尺度或更大尺度，时间上主要着眼于单次地震事件，是点状的研究而不是时段的总结。云南省在空间维度上内部差异大、地域分异明显，地震灾害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在时间维度上，只有基于一定尺度的统计认识才更有普遍性。当前的地震应急处置要求在地震三要素确定后，能够迅速提供灾区基础地理信息、评估灾区灾害程度，归纳灾区震害特征，为指挥部制定合理的应急救援决策提供恰当资讯。基于这样的现实需求，笔者以云南省昭通市为例，从数理统计的角度研究昭通市地震灾害的定量化特征，从横向比较的视角分析昭通市地震灾害的定性化特征，通过地理环境因素解释昭通地件震灾害区域性特征。试图通过本研究，深入剖析昭通市地震灾害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原因，探索应急目标下云南州市尺度地震灾害区域性特征及原因的研究方法。根据统计（去除前震和余震后），在1900～2000年的100年间，昭通地区共发生5.0～5.9级地震14次、平均每50年发生7次5.0～5.9级地震、1次6.0～6.9级地震，每100年发生1次7.0级以上地震。2000～2012年昭通地区共发生5.0～5.9级地震6次。1900～2012年，昭通地区共发生5.0～5.9级地震20次、平均每5～6年发生1次5.0～5.9级地震、每50～60年发生1次6.0～6.9级地震，113年间发生7.0级以上地震1次。昭通市国土面积占云南省国土面积的6.10%，在1900～2012年昭通地区发生的地震分别占云南地区5.0～5.9级地震的8.81%、6.0～6.9级地震的3.64%、7.0级以上地震的9.09%。昭通是云南地区地震灾害频发，地震灾害损失严重的区域。
1数据来源
自然灾害的主要特征篇4
关键词：地质灾害；灾害防治；区划；崇州市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地质灾害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越来越严重，保护地球、保护我们的家园已成为当前社会一项重要任务，研究与防治地质灾害是地质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减灾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各区域研究及全球关注的焦点[1]。
崇州市属于四川盆地山地向中心平原的过渡地段，因此在地质环境上具有复杂性特点，地质灾害在边缘过渡带具有高发性、危害性大的特点。对崇州市地质灾害发生规律、特点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山地与平原过渡带地质特点，灾害孕育机理，在该区域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划对于类似区域的地质灾害研究与防治可以提供借鉴。
1.崇州市地质环境特点
崇州市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背靠龙门山，面向成都平原，在四川盆地和龙门山构造带中南段，以北东向的龙门山隆起褶带、雾中山褶断带和成都凹陷为主，龙门山隆起褶带是褶皱、断裂活动强烈，多期复合、规模巨大的构造带，由一系列北东向隆起、坳陷、单式和复式褶皱，压性、压扭性断裂组成。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状逐渐降低，山地、丘陵、平原兼有的地貌类型，全境以街子镇、三郎镇、怀远西山为一线，线之西北为山地，线之东南为平原、丘陵地区，西北部多有海拔2000m以上的山峰，海拔最高处为苟家乡境内大雪塘主峰，达5364m。丘陵和平原地区的平均海拔高度为560m，最低点为三江镇境内之蒙渡，海拔高度仅480m。海拔1000m以上的中山、高山区占了全市总面积的38.4%，低山和丘陵为8.7%，平坝为52.9%。市境内河流稠密，水系完整，属岷江流域水系，主要河流有3条：西河、黑石河和金马河。
2.崇州市地质灾害发育特征
2.1地质灾害概况
表1崇州市主要地质灾害统计表
崇州市地处四川盆地西南，中西部为丘陵区，东南部为平原，广大的西部地区为低山―高山地貌，西部低山区断裂褶皱的影响，节理裂隙发育，岩体破碎，因地形切割深，相对高差大，此类地质环境条件为地质灾害发生提供基础条件。加之本区降水量丰富，多暴雨天气，以及强烈的人类工程活动，为地质灾害的产生提供了引发条件。受前述自然条件的控制，人为因素的影响，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崩塌为主，不稳定斜坡次之，泥石流灾害较少。各类地质灾害主要分布于崇州市西南和中西部山地和丘陵地区，特别是西部区域为地质灾害频发区。崇州市主要地质灾害区域及类型见表1.
2.2地质灾害发育特征
由于崇州市西南部、中西部和东南部地质、地貌不一致，因此造成崇州市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主要受区域地貌特征、岩土性质及水文条件的控制，各类地质灾害主要发生于地形变化大，切割深的各乡镇。综合分析崇州市地质灾害发育和分布特点，具有以下规律：
2.2.1地域性规律
地质环境条件的不同，造成灾害类型的差异。崇州市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有高山、丘陵也有平原地区。位于西南部的高山、丘陵地区地质构造上属于龙门山隆起褶皱带、雾中山褶皱带，该地质构造带构造活动活跃，断裂较多，该区域地层破碎严重，节理极为发育。加之区域内岩层复杂，三大岩类分布其中，其中尤以沉积岩中软硬岩层互层区域，地质灾害极为发育。另外在高山、丘陵区域由于大部分区域存在坡陡、上覆岩层岩石破碎、表层坡积物厚度大，且较为松散，在外在条件诱发下，极易发生滑坡等地质灾害。如崇州市主要地质灾害滑坡和崩塌，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山区和中西部丘陵区。尤其是西部山区的鸡冠山乡、文井江镇灾害点最多。
2.2.2相关性规律
主要指气候和人类活动等相关性，如各类灾害与降水和冰雪融水密切相关；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也在很多程度上诱发了多种地质灾害。地质灾害的类型、发育程度与地貌特征、岩土类型密切相关。崇州市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秋短、冬夏长，雨量充沛，日照偏少，无霜期较长。该区域年平均降雨量为1012.4mm，但时间分布上不均匀，大部分降雨量都集中于夏季，特别是6-9月为降雨集中期。这一时期也是崇州市地质灾害高发期。崇州市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人类经济活动频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人类工程活动越来越多，但由此也改变工程活动区域地质平衡。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人类工程活动频繁区域，地质灾害相较其它区域发生概率要大的多。
2.2.3诱发性规律自然因素的不平衡性、突发性以及人类不贵发的社会经济活动都是诱发或加重地质灾害发生的直接因素。如每年夏季的强降水、地震的突发性、人类开挖坡脚修建道路形成的人工边坡都是诱发地质灾害发生的直接因素。如统计数据显示，崇州市与人类工程活动有关的地质灾害点为43处，约占总地质灾害的37.07%。
3．地质灾害易发区划分及防治分区
根据崇州市在2008年后地质灾害现状及自然条件、地质环境以及人类各项活动基础上，建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模型，对评价区域地质环境、人文环境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划和防治。
3.1地质灾害危险性划分
3.1.1危险性评价模型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模型的建立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信息量评判法。该方法通过某些因子对所提供的研究对象的信息量的计算所得的综合评价值来实现，亦即用信息量的大小来评价影响因子与研究对象关系的密切程度，其评价模型为[2]:
3.1.2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最早由美国运筹学家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种对指标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它的主要优点就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系统化、层次化的多目标决策方法，并能将数据、专家意见和分析者的客观判断直接有效地结合起来的一种灵活、适用的方法。它的基本思路是：利用该领域多位专家的经验对每个因子进行比较判断和赋值得到一个判断矩阵，经过计算得到每一因子的权重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通过对指标进行一对一的比较，可以连续进行并能随时改进，是比较方便有效的计算方法,其确定权重的工作程序如下[3,4]：
首先选定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对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估打分，根据打分表，构造判断矩阵t:
式中：为评价因素集。
若因素ui与uj比较判断得uij，则因素uj与ui比较判断得uji=1/uij。
根据判断矩阵，利用线性代数知识，求出t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将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可求得权数的分配。
3.2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
地质灾害要真正做到以防为主，则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灾害的风险所在，风险程度如何，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治的具体方案、措施，真正做到少投入、避风险、少损失[5]。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是在地质灾害空间预测评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人员、社会经济要素和抗灾能力的综合预测评价[6]。本文在地质灾害评价模型计算结果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资料，将崇州市划分为4类区域，分别为地质灾害高危险性、中危险性、低危险性以及无风险区域，见图1。
由于崇州市特殊的地理位置特点，区域范围内既有高山、丘陵也有平原地区，因此其地质灾害分布与地质、地形地貌具有较强相关性，因此，地质灾害治理要根据实际情况，一是要尽量考虑到地质灾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二是要重点考虑对当地人文环境及经济破坏；三是要统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在地质灾害防治中，尽量集中财力、物力对重点灾害进行重点防治，做到有重点、分层次、分批次的地质灾害防治。
图1崇州市地质灾害风险分区图
4．地质灾害防治建议
崇州市是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特别是西南部的高山与丘陵地区由于特殊地质环境与地貌形态，是滑坡、崩塌灾害的易发区。从人文发展而言，该地质灾害易发区较其它区域人口密度较小，经济欠发达，因此，对于该区域灾害防治，一方面要尽力采取各类预防与治理措施；另一方面，要考虑实际情况（包括有限的财力与物力）及长久有效的防治效果，可适当将部分山区地质灾害严重区域居民搬离原址，在平坦区域重新选址建新的居民定居点。在地质灾害防治上，要预防为主，建立完善的地质灾害预警系统，做到灾害发生前能提取发出预警；灾害治理上，要重点突出，合理分配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尽最大努力保护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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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的主要特征篇5
【关键词】原始传播时代;灾害信息传播;传播意义;传播要素;传播特征
原始传播时代，就是指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之前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根据生存和生产的需要，随着对灾害认知的深入，对信息传播渠道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固定的行为符号、语言符号、图画(片)符号、文字符号的产生成为灾害信息传播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直到今天，行为、语言、文字和图画(片)仍然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当信息传播符号的形式确定下来以后，人类就开始探索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符号，在这种功利性的驱使下，竹(木)简的使用、毛笔的出现、造纸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发展，一次次改写着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使得信息传播沿着时间纵轴和地域横轴无限延伸和扩展。
一、原始传播时代灾害信息传播的意义
灾害信息传播是原始传播时代人类生存的需要。人类从诞生以来，就面临着大自然的种种考验，必须群居才能够增强抵御外部危险的能力。群居的特征决定了信息交流的必然性，这种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就是灾害事件。
灾害信息传播是原始传播时代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推动力量。人类在与大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了营造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就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以应对灾害事件。
二、原始传播时代灾害信息传播要素分析
原始传播时代的信息传播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和自发性特征，其传播类型主要包括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在这些传播类型中，传播的基本要素也具有明显的原始传播时代的印迹。
(一)传播者和接受者
原始传播时代的传播者没有明确的身份标签，他们并非以此为生，信息传播只是他们生产生活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手段。传统的农耕社会和君主统治的愚民政策，并不需要强大的信息传播系统，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灾害信息成为具有官方性质的重要传播内容。
灾害事件发生之后，信息传递分为两种形式：官方传递和民间传递。官方传递的传播者具有一定的信息传播经验，在固有的信息传播范式中进行，这些传播者主要包括具有行政职责的地方官吏，他们信息传播的出发点是寻找自身利益和民众利益的契合点，因此，灾害信息的时间、地点等要素往往是客观真实的，但是灾害损失和救助情况则带有主观随意性。
灾害信息的民间传递，以灾害发生地为中心向外辐射，越往外，影响信息传播的噪音越大、信息传递的速度越慢、信息的确定性越弱。灾害信息的民间传播者身份不确定，信息传播活动只是人际交往的附属品，因此，灾害信息的民间传播对时效性和准确性的要求并不高，为了满足信息接受者的猎奇心理，传播者往往对信息进行加工，糅进过多的主观臆测。
(二)讯息
讯息即信息传播的内容。在原始传播时代，由于信息传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讯息呈现区域性、模糊性等特征。原始传播时代的灾害信息传播是从实用这一价值维度自发进行的，讯息在传递过程中受到了传播技术的限制，很难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和连续的时间范围内展开，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和灾害事实一样，灾害信息也是客观的，在整个灾害信息传播过程中，只有编码和解码过程是主观的，这是两个产生信息差异的过程，也就是说，客观世界、媒介世界和主观世界三者存在的差异都是由于编码和解码过程中鲜明的个体化特征决定的，如果消除了编码和解码过程中的个体化特征，客观世界、媒介世界和主观世界将会消除差异，但是，事实上，这种个体化特征是客观存在并且无法消除的，它是个体生命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独特际遇和大量不可复制的人内传播活动综合形成的。
灾害信息在原始传播时代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讯息能否快速、正确传递往往影响了这一传播时代受众的生命安全，战争灾害、洪涝灾害等都是重要的讯息，这些讯息在经过个体的解码后往往产生直接的行动反应。
(三)传播媒介
语言媒介。口耳相传是最为古老且迄今仍然发挥重要功能的传播形式。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语言能力和听觉能力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在原始传播时代，文字的普及水平较差，由此形成的文言不一致的现象进一步阻碍了文字在社会信息传播中的作用。灾害事件发生之后，灾区民众将自己所看所感的情形在灾区进行交流形成更为全面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向灾区外部渗透，这就形成了灾害信息传播的第一次扩散。根据人际传播的特点可知，这些信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扩散，原本的受众成为新的传播者，将灾害信息继续传递出去。也就是说，在无数个由受众向传播者角色转变的过程中，灾害信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向外辐射。
纸质媒介。造纸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它改变了人类的信息传播习惯，信息传递大大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了解到原始传播时生过的灾害，就要归功于纸质媒介。纸质媒介和文字符号是分不开的，文字是语言的固定模式，二者具有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中国古代的文言不一致的现象和语言的模糊性都导致了灾害信息传播的不确定性。
实物媒介。除了语言媒介和纸质媒介之外，实物也是原始传播时代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实物传播媒介代表了另一个语境。“以某些物体作为意媒和介质，构成原始社会的实物新闻媒介。实物不是意符，但利用实物的特点代表一种意义，就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意媒，它本身同时也是介质。”[1]事实上，无论是在原始传播时代，还是在现代社会，都有实物媒介的存在，不过，实物媒介必须借助具体语境才能存在。
(四)传播环境
环境既是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也是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基础和条件。环境作为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场所”和“容器”，传播活动既在它里面表演，也在它里面存放和发展，它对传播起着维护和保证的作用。[2]在原始传播时代，统治阶级非常惧怕体制外的信息传播活动，尤其是当灾害事件发生之后，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异化灾害，使异化后的灾害信息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进入传播渠道，其根本目的就是麻痹受众，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在传播环境的重重挤压之下完成的。
经济环境。在原始传播时代，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人们常常面临各种灾害的侵袭，因此，这一时期的灾害信息传播占据了全部信息传播活动的大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大，人们的信息传播活动逐渐变得活跃，开始掌握对抗各种灾害的经验和本领，灾害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开始下降。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交换成为信息传播发展的驱动力。但是，小农经济的特性限制了信息传播的频率和空间范围，原始传播时代的生产力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得人们之间的交际范围非常狭窄，因此，原始传播时代的灾害信息传播并未能被客观描述并广泛扩散。
政治环境。原始社会的灾害信息传播完全依靠人类的本能和群体的需要，其时并没有政治团体的出现，因此也就不可能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一直到氏族部落制度完善之后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出现，政治环境才开始对灾害信息的传播进行干预。原始传播时代，人们对灾害的认知能力有限，往往将其和当时的政治统治建立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也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因此，我们可以从大量典籍中看到，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君主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检讨自己的过失，以期上天可以饶恕黎民。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府危机公关方式，既平衡了社会关系，又增强了民众战胜灾害的精神力量。但这种行为带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容易引起社会民众对君主德行的猜疑，甚至一些大的灾害可能成为一个王朝灭亡的导火索，因此，多数君主一边通过封锁灾害信息传播渠道来掩盖各种灾害事实，一边将罪责加在地方官的身上，地方官为了不使自己的政绩受损，也会故意瞒报灾情，阻碍灾害信息传播。
文化环境。从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开始了对国人长达两千年的思想统治，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以儒家的教义治国，儒家文化已经深深根植根于社会民众的心中。在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上，儒家重视天人和谐，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民众对自然界的科学认知缺乏更深层次探索的动力，对灾害的认知进度也逐渐缓慢，也对灾害信息传播逐渐失去了兴趣。
三、原始传播时代灾害信息传播的特征
(一)原始传播时代灾害信息传播受到了明显的时空限制
原始传播时代的灾害信息传播效果并不明显，灾害事件更多的是局限于“当地当时”，很难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原始传播时代，很多灾害信息在很小的范围内和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终止传播了，未能冲破时空的藩篱。
小农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原始传播时代，统治阶级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他们往往更为关注社会动态，尤其是灾害信息的传播，但是他们惧怕灾害事件对自己的已得利益构成威胁。而被统治阶级缺乏生产资料，而且不关心除了自身生存之外的其他事情，加之缺乏必要的信息传播能力和对灾害信息的独立思考，因此，占据了社会成员中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在小农经济的影响下并没有主动传播灾害信息的意愿。
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灾害信息传播无法突破时空限制。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载体，语言的信息传播能力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传播范围小、传播速度慢、信息内容不确定。文字的出现使信息传递的确定性大大提高了，也开始逐渐打破时空限制。真正为信息传播带来革命性转折的是造纸术的出现，它使得灾害信息传播更加便捷，传播范围更广而且时间更久。尽管造纸术和印刷术大大改变了人类的信息传播习惯，提升了人类的信息传播能力，但是毕竟这些都仍然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大规模的信息传播仍未出现，和后来的大众传播相比，这只能算是人类信息传播的原始时代。
(二)原始传播时代灾害信息传播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原始传播时代，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知十分有限，再加上受到统治阶级的引导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灾害信息并不能以其自身的客观形态进行传播，在对客观事实进行编码的过程中，传播者过多地加入了个人阐释，正是受到这种编码方式的影响，那时的灾害信息传播具有鲜明的主观性，所以，原始传播时代的灾害信息常常裹挟在神话中进行传播。
在原始传播时代，灾害信息并不是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进入传播渠道的，民众对灾害信息传播的认识还停留在集体无意识阶段，因此各种各样的故事母体就成为灾害信息传播的载体。目前我们对古代的灾害事件进行考察，一是依赖于浩如烟海的史书地方志，二是依赖于灿若繁星的古代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灾害事件常常被赋予主观主义色彩，成为某个人物传记或者某篇文学作品的素材。
灾害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民众的灾害认知能力有限，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往往加入自己的主观感受，加之这种信息在熟人社会中进行人际传播，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具有互信的社会关系，这就使得这些主观色彩浓厚的灾害信息得以继续传播并最终影响到人们对客观灾害事实的认知。
参考文献：
自然灾害的主要特征篇6
关键词：天峻县；地质灾害；分布特征；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X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4-0318-020引言
天峻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祁连山南麓，县境中山峦重叠，地势高亢，海拔在3300～5828m，全县总体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地貌形态上具明显的断块山脉与断陷盆地相间的特点，山脉走向受地质构造控制，总体山体呈北北西或东西向展布。
1地质环境背景
1.1地形地貌
1.1.1剥蚀构造中高山剥蚀构造中高山区内分布较广，主要有托莱南山、疏勒南山、大通山、哈拉湖南山、青海南山，相对高差500～1000m。古冰川及寒冻风化作用强烈，疏勒南山、沙果林那穆吉木岭有现代冰川覆盖。
1.1.2剥蚀构造中低山主要分布在高山与平原过渡地带，相对高差200～400m。山顶较平缓，坡度一般大于30°左右，一般有坡、残积物覆盖。
1.2平原地貌
1.2.1山前冰水堆积台地：主要分布于哈拉湖南面、疏勒河、大通河、布哈河等河源地区，海拔4000—4500m，以堆积为主，地形略有起伏，起伏高度大于20－30m。
1.2.2湖泊平原：主要分布在哈拉湖，面积超过100Km2，为湖积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向湖心倾斜。
1.2.3河谷冲洪积平原：分布于疏勒河、多索河、布哈河及其支流两侧地带。宽度在1-6km，地面较平坦，山前河谷区多呈“V”型，由于山区强烈抬升，在山口附近阶地发育。
2气象、水文
2.1气象天峻县属大陆性高原气候，具寒长暑短，四季不分明，无霜期短，日温差大，多风少雨，蒸发量大等特点。
2.2水文县境内水系十分发育，主要有疏勒河流域、湟水河流域（黄河水系）、青海湖流域。
3地质构造新构造运动
3.1地质构造根据1：100万《青海省构造图》，天峻县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处于秦祁昆（东昆仑、祁连、北秦岭）晚加里东期造山系（Ⅰ）祁连造山带（Ⅰ1）与青藏北特提斯（东特提斯北部）华里西－印支造山系（Ⅱ）宗务隆山华里西造山亚带的复合部位。
天峻县内为近东西走向的复式褶皱带、压性断裂带,同时有压扭性断裂与之斜交、张性断裂和它垂直。
3.2新构造运动秦-昆系形成时期早、持续时间长、挽近活动明显,为青海省主要构造体系之一，新生代仍表现出强烈的活动性。区域内新构造运动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间歇性大面积缓慢上升运动和差异性的断块活动，地貌上反差强烈，呈断陷盆地与高耸隆起的山岳相间分布景观。
4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基岩山区海拔高，岩石风化强烈，裂隙发育，地形坡降大，降水充沛，有利于接受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转化为地下水后，沿基岩裂隙顺坡降运移、径流，一部分以泉水方式排泄于沟谷，形成地表水，一部分以隐蔽方式补给松散岩类孔隙水。
丘陵区沟道切割强烈，冲沟发育，地下水接受基岩山区侧向补给及较多降水渗入补给，经过短暂径流，在沟谷处以泉的形式排泄于沟谷。
河谷区地下水，主要来源于河水渗漏补给、侧向径流补给，其次有大气降水入渗。
5人类工程经济活动特征
人类工程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1）过度放牧、草地荒漠；（2）随意削坡、不合理开挖坡脚；（3）不合理的矿业开采行为；（4）冻土地区人类工程、经济活动。
6地质灾害发育特征
6.1地质灾害类型通过本次调查，天峻县境内地质灾害有不稳定斜坡、滑坡、崩塌、泥石流、冻土融沉五种类型。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
6.2地质灾害分布特征根据本次调查成果，天峻县地质灾害主要分布在新源镇、生格乡、阳康乡和苏里乡，具有强发育且集中的特点，其中阳康乡地质灾害点数占总数20.2%，苏里乡地质灾害点数占总数19.3%，生格乡地质灾害点占总数15.1%，而地质灾害不发育的是龙门乡、快尔玛乡和木里镇。
6.2.1滑坡、崩塌的空间分布特征县境内崩塌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分布在生格乡、织合玛乡、舟群乡和阳康乡地区，而在龙门、快尔玛乡和江河镇等地不发育，一般分布在境内南部中低山区，地形上山高沟深，构造复杂，崩塌较为发育（见表1、表2）。
6.2.2泥石流的空间分布特征县境内泥石流具有分布广且集中的特点。主要分布于苏里乡、阳康乡及新源镇，一般形成区位于支沟下游，流通区流程短、地形坡降大，堆积区一般位于支沟沟口，多数影响国道、县乡级公路（见表3）。
6.3地质灾害在时间上分布规律
6.3.1滑坡、崩塌在时间上的分布特征据调查统计，调查区滑坡、崩塌灾害发生的时间和降水集中月份基本一致，略为滞后。
6.3.2泥石流在时间上的分布特征泥石流灾害年内分布与降水密切相关，与降水的时空分布规律相似，主要集中在暴雨季节（5—9月）和强降雨时段（见图2）。
6.4地质灾害在地形地貌上的分布规律据调查资料，县境内滑坡、崩塌及不稳定斜坡一般发育在陡崖、陡坡地段，且前缘临空受水流侧蚀坡脚或人工修建公路等开挖坡脚，形成地形坡度一般为45°—60°，尤其是凹型坡和顺向坡易发生滑坡、崩塌。据统计：滑坡、崩塌原始斜坡坡度大于60°（陡崖）的23个，30—60°（陡坡）的24个，10—30°（缓坡）的2个（见图3）。
6.5地质灾害在地层岩性上的分布规律境内滑坡的发生与地层岩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岩性决定了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力学强度和水理性质是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的主要指标，岩性软弱、力学强度低，易受水浸润软化的土体和泥岩容易发生滑坡，区内青藏铁路两滑坡即是如此。
7防治措施
7.1基本形成全县有关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的法规、规章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地质灾害防治、地质环境保护的管理运行体制；全面展开多种形式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干部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全面提高。
7.2健全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地质环境管理机构；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的管理职能。
7.3基本形成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络；治理威胁城镇、居民和重要交通、工程设施的重要地质灾害点；迁移或妥善安置危险区的村庄及居民；全面加强县、乡、村各级政府对地质灾害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7.4全面的监控和有效的治理县域内地质灾害体；使地质灾害发生频率、造成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大幅度降低；地质环境保护与地方社会经济得到同步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天峻县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2008.
自然灾害的主要特征篇7
关键词：农业风险；成灾率；风险区划；农业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5-0050-08
一、问题的提出
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尤其是粮食生产，是实现我国国家安全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农业产出实现了持续性增长，但是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并没有彻底改变。自然灾害依然是影响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因素。在众多自然灾害类别中，水旱灾害的影响尤其突出，呈现出受灾面积广、受灾强度大和受灾时间长的显著性特征，水旱灾害已成为困扰我国农业生产的“常见病”。其中，发生于粮食主产区的多省市、大面积水旱灾害影响最为严重，往往引起国际社会对于我国粮食供给的质疑和恐慌。
检验农业水旱灾害是否存在区域相关性，以及测算相关性的高低对于改善和优化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2003年试点以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面逐步扩大，为农户灾后及时恢复生产提供了有效的风险融资安排。但是，保险精算准则要求风险符合独立且分散的特征，如果农业水旱灾害具有区域相关性，易形成灾害赔付的系统性风险，势必影响农业保险的偿付能力和持续运作。目前，对于水旱灾害的相关性问题，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流域分布、降水量趋势变化等气象学与灾害学视角。考虑到各省市产业布局的空间差异，如果简单将气象意义上的水旱灾害相关性等同于农业经济损失视角上的相关性有失偏颇，因为与工业及服务业相比，农业生产周期性长，从育苗、播种到收获，历时数月。另一方面田间作业使得农业生产更多受到天气与气候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同等强度的水灾或旱灾在工业集中省份与在农业大省造成的损失不尽相同。对此，本文将在农业经济损失视角上，基于水旱灾害成灾率数据，构建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研究我国粮食主产省份间是否存在水旱灾害相关性，并据此提出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区划与农业保险优化对策。
二、相关文献述评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我国农业水旱灾害的研究有了一定进展，主要包括我国旱涝地理分布分析，不同区域降水量变动测算，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等多方面内容。依据本文研究需要，此处将我国农业水旱灾害的既往相关研究归纳并分解在农业水旱灾害的特征研究及农业水旱灾害的对策研究两方面。
（一）农业水旱灾害的风险特征研究
我国农业水旱灾害的风险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危害程度大和空间分布相关性。第一，就其危害性而言，水旱灾害是发生频率最高、分布面积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傅泽强等（2002）采用农业灾害数据研究发现，与冰雹、霜冻、台风、寒潮等相比，水旱灾害合计受灾率占农业总受灾率的83.21%，合计成灾率占农业总成灾率的81.78%，是威胁我国农业生产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刘玲等（2003）分析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度中，旱灾位居第一位，占62%，水灾位居第二位，占24%，且呈现出“北旱南涝、南旱北涝、先旱后涝、先涝后旱”的空间重叠和时间交替格局。第二，农业水旱灾害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相关性。气象科学研究院绘制的《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显示我国水旱灾害体现出东西分区、南北分带的区域内相关性与区域间差异性特征。就旱灾而言，黄会平（2008）采用1949-2005年干旱数据研究表明，我国旱灾以长江和淮河为界，西北、华北各省具有较强旱灾关联性。就水灾而言，林云萍等（2009）通过521个地面气象观测站降水量数据分析发现，降水变化趋同是导致水灾区域相关的重要因素。
（二）农业水旱灾害的对策研究
农业水旱灾害的对策可大致归结在两个策略点：其一是水旱灾害的事前防范，这主要依靠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其二是水旱灾害损失的事后补偿，这主要依靠灾后救援与农业保险的实施。唐文进等（2011）利用水利社会核算矩阵乘数模型计算发现，农田水利投资对于防范自然灾害、增加农业产出具有巨大拉动效应。周洪文等（2012）认为应该通过国家动员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的整合构建农田水利建设的激励机制。在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防灾与抗灾能力的同时，农业保险也在积极稳妥地推进。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保险管理农业风险是未来农业自然灾害政策的重要走向。国际上，农业保险被认为是优于灾害政府补助的风险融资安排，Dennis（2010）以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为例，指出农业保险可以缓解灾害发生时政府救助的财政压力，同时有利于宏观财政预算管理。王向楠（2011）以我国307个样本城市为例，指出农业保险可以显著促进农业产出的增加。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从2003年末试点至今，在中央与地方财政补贴激励下，投保人数与保险金额逐年攀升。目前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较多集中于对保费补贴模式和补贴程度的讨论，例如罗向明等（2011）对欠发达地区农业保险补贴效率的研究。刘冬姣等（2011）通过19省市的比较研究，分析财政补贴对提高农业保险需求的实际效应。
三、样本选择与粮食主产区水旱灾害风险特征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12个主要产粮地区1978年至2009年水旱灾害为例研究农业风险的区域相关性。选定的12个样本地区从北到南依次为：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四川、湖南、江西。选择标准是2009年各地区粮食产出占全国粮食总产出的比值，依据比值排序选择前12位。为了检验样本的稳定性与代表性，对1978-2009年12个主要产粮地区粮食产量进行加总，并计算合计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出的比值，如图1所示。1978年12个样本地区份粮食产出合计为2.02亿吨，占全国粮食总产出65.21%，呈现波动中增长的态势，至2009年合计粮食产出3.81亿吨，占全国粮食总产出71.81%。不论是粮食产出绝对值还是产量比值，样本地区都具有极强代表性，其农业状况可近似代表我国农业整体特征。
（二）样本区域水旱灾害整体特征
描述水旱灾害指标主要有受灾率和成灾率，受灾率指标关注的是灾害发生时的状态特征；成灾率指标偏重刻画灾害后果。就粮食产出而言，主要受成灾率影响，成灾率=（meg物成灾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12个样本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千公顷）、水灾成灾面积（千公顷）、旱灾成灾面积（千公顷）1983-2009年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1978-1982年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采用eviews6.0计算得到水旱灾害成灾率均值、最大值及求和值，如表1所示，用均值表示水旱灾害水平，最大值表示水旱巨灾状况（极旱或极涝），求和表示统计期间累计成灾度。样本区域水旱灾害存在如下特征：平均成灾状况。1978-2009年12个主要产粮地区旱灾成灾率平均为8.6%，水灾成灾率平均为4.7%，旱灾造成的农业损失大于水灾，约为水灾的1.83倍。将水旱灾害平均成灾率合并计算，可近似认为12个样本产粮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年均约有13.3%因水旱灾害导致损失。累计成灾状况。1978-2009年12个主要产粮地区累计旱灾成灾率为273.8%，累计水灾成灾率为149%，旱灾的累计受灾度远远高于水灾，说明旱灾风险管理相对于水灾更为紧迫。通过平均成灾与累计成灾分析，证实了我国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同时也说明水旱灾害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四、测算方法选择与粮食主产区水旱灾害区域相关性检验
（一）相关性的测算方法选择
为研究水旱灾害区域相关性，需计算相关系数。由于本文研究目标是依据风险相关性强弱勘定农业风险区划边界，进而寻求农业保险区域协调措施，这就需要计算12个主要产粮地区两两之间水灾成灾率与旱灾成灾率相关系数，并依据相关系数高低及地理距离远近进行区划归类。为了更清晰获得相关性系数及样本地区的农业风险区域归属，此处选择pearson相关性测算方法，该方法能对两变量线性相关度进行较好测算。pearson相关系数γx，y计算方法如下：
（二）水灾区域相关性测算
水灾是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重要灾害之一，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农作物种植区。基于pearson相关性原理，将12个主要产粮地区水灾成灾率代入SaS8.2计算可得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为了便于风险区划，此处将农业风险相关性系数依据地理位置远近进行地区排序。参照通用的pearson相关度判定标准：系数值0-0.2为极微弱相关或不相关；系数值0.2-0.4为弱相关；系数值0.4-0.6为中度相关；系数值0.6以上为高度相关。
1.水灾成灾率高度相关区域。根据水灾成灾率相关系数，可将12个主要产粮地区划分为以下水灾风险相关区域：（1）北方水灾风险区：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位于北方的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水灾成灾率两两相关系数分别为0.563、0.562和0.604，可将其归类为北方水灾高度相关区域。（2）江淮水灾风险区：安徽、江苏、湖北和河南。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安徽、江苏和湖北水灾中高度相关，其中安徽与江苏成灾率相关系数为0.802，属于极强相关区，与之毗邻的河南与安徽、江苏分别具有0.4的中度水灾相关性。（3）珠江流域水灾风险区：湖南和江西。位于珠江流域的湖南和江西水灾成灾率相关系数为0.686，属于水灾风险高度相关区。（4）中间区域：四川。依据相关系数判定四川既同江淮流域的安徽、江苏、湖北水灾中度相关，也与珠江流域的湖南、江西水灾中度相关，所以可将四川视为既受江淮雨带影响，也受珠江流域雨带影响的中间地带。
2.水灾成灾率弱相关区域：河北和山东。12个主要产粮地区中河北和山东地理位置毗邻，但是水灾成灾率相关系数仅为0.323，体现为水灾弱相关。仔细推究，这两个省份水灾成灾率极度轻微，1978-2009年河北平均水灾成灾率为1.80%，山东为2.56%，较之12个样本地区水灾成灾率的均值4.7%偏低。根据王春乙等（2007）对我国各粮食产区降水量研究发现，我国华北区域自1961年以来降水量呈明显下降趋势，威胁华北产区农业生产的主要风险是旱灾，而非水灾。因此，在农业水灾风险区划中，将华北平原的河北和山东归属为水灾弱风险区和弱相关区。
（三）旱灾区域相关性测算
旱灾是我国农业生产最主要致灾风险，旱灾风险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旱灾受灾面广，黄会平（2008）依据1949-2005年全国旱情统计资料研究表明我国除新疆外，其他地区均遭受过重旱和极旱威胁，并且北方旱灾近年呈现加剧趋势。二是旱灾施救难度大，农业致灾损失高。
依据12个主要产粮地区旱灾成灾率数据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
1.旱灾成灾率高度相关区域。基于旱灾成灾率相关系数，12个样本地区可划分为以下旱灾风险相关区域：（1）北方旱灾风险区：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位于我国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和北部的内蒙古旱灾成灾率两两相关系数分别为0.737、0.657和0.681，可将其归类为北方旱灾高度相关区域，且黑龙江和吉林具有旱灾极强相关性。（2）华北旱灾风险区：河北和山东。河北与山东的旱灾成灾率相关系数为0.596，具有中高度相关性。但是与一般地理区域划分不同的是，河南与河北、山东的旱灾相关性较为微弱，仅为0.228和0.389。（3）江淮旱灾风险区：湖北、安徽、江苏和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旱灾成灾率相关系数分别为0.799、0.633、0.679属于旱灾风险高度相关区地区。此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河南与安徽、江苏和湖北的旱灾具有0.6以上的高度相关性。（4）珠江流域旱灾风险区：湖南和江西。属于珠江流域的湖南和江西旱灾成灾率相关系数为0.562，属于中高度相关区。
2.中间区域：四川。在水灾相关性分析中，四川处于江淮和珠江流域中间地带，此处依据旱灾相关系数来看，四川与湖北、安徽具有旱灾中度相关；而与珠江流域的湖南及江西弱相关，故此将四川归属到江淮风险区较为妥当。
（四）农业水旱灾害风险区划及区域风险度分析
综合上述水旱灾害相关性分析结果，将12个主要产粮地区划分为4个农业风险区，如图2所示。
1.北方水旱灾害风险区：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这三个地区同时具有水灾和旱灾高度相关性，但是对于北方农业风险区而言，主要受旱灾影响，并且近年来由于蒙古高压增强和水汽输送减弱的影响，北方农业区干旱频率与强度有所增大。1978-2009年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平均旱灾成灾率为13.53%，水灾成灾率为5.51%，防旱和抗旱是北方农业风险管理主要方向。
2.华北水旱灾害风险区：河北和山东。河北与山东具有高度旱灾风险相关性，同时具有水灾风险弱相关性，将其划分为华北农业风险区。河北与山东面临的水旱灾害风险度略有差异：河北1978-2009年平均水灾成灾率为1.80%，旱灾成灾率为11.35%。而山东平均水灾成灾率为2.56%，旱灾成灾率为9.64%，这源于山东邻海，具有较高降雨量、空气湿度大和土壤墒值高的缘故。总体而言，华北农业风险区的旱灾成灾率远远大于水灾，抗旱减灾是河北与山东农业风险管理的关键点。
3.江淮水旱灾害风险扩展区：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四川，因涵括地理意义上不属于江淮的四川，故称为扩展区。该农业风险区以江苏、安徽和湖北为核心，三省具有高度水旱灾害相关性，尤其是江苏和安徽具有极高相关性，与之北邻的河南与它们具有水旱中度相关性，与之西邻的四川与安徽、湖北具有水旱中度相关，但与河南仅为弱相关。江淮农业风险扩展区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两岸，呈现出“北早南涝”特征，即风险区北部的河南面临较高旱灾风险，风险区南部的湖北面临较高水灾风险，1978-2009年区域内5省平均旱灾成灾率6.24%，水灾成灾率5.18%，水旱灾害风险度相当。
4.珠江流域水旱灾害风险区：湖南和江西。湖南与江西具有水旱灾害高度相关性。两省平均旱灾成灾率为5.75%，水灾成灾率为6.20%，水旱灾害对于珠江流域农业生产具有相近风险度，但是珠江流域农业旱灾程度低于12个样本地区平均水平，而水灾程度高于12个样本地区平均值。
五、农业保险区域协调与优化对策
保险是管理农业风险最重要的途径。农业保险涵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农业保险，均由保险公司承保。农业风险高频发与巨灾性使农业保险经营风险较商业财产保险高，而省域分割运作的农业保险使得经营风险问题更为凸显。目前，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外，后期成立的专业化农业保险公司仅在一两个省份开展农业保险，而狭窄的省域内承保业务违背了保险经营中风险分散的原则，导致其赔付风险较高。例如，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2007年至2010年平均赔付率高于行业平均值21%。基于风险管理视角，农业保险区域优化有两个演进方向：一是效率的改进；二是交易成本的降低。由于农业风险的区域内相关性和区域间相对独立性，农业保险优化可跨越省域地理边界，进行风险区域聚合与分散，进而实现农业保险区域协同发展基础上风险管理成本降低和效率改进的目标。
（一）农业原保险的区域协调
1.农业保险精算技术的区域协调。农业保险费率厘定的难点是损失率的测算。目前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中，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具有全国大样本数据及多年赔付统计资料外，新成立的域内运作的农业保险公司大多处于展业初期，无法建立自己的精算模型。鉴于农业风险的区域相关性，一个较优的策略是建立农业风险区域损失数据库，例如，建立北方农业风险区保险数据服务中心，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以及周边风险相关系数较高的毗邻地区纳入北方农业风险区，建立农户信息、灾害信息、损失信息等子数据库，有助于在北方展业的保险公司更为科学合理的厘定农业保险费率。美国目前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采用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统一收集全美损失数据，各州统一厘定费率，保险公司只进行服务竞争，不进行差别费率竞争的经营模式（Joshuaetal，2010），这有效保障了专业化农业保险公司的精算科学性和经营稳定性。
2.农业保险查勘定损技术的区域协调。定损技术是挑战农业保险经营的一大难题，如何在灾害过后准确判定农户损失，进而给予合理赔付是农业保险风险补偿职能的重要体现。目前国际较为通用的种植业损失判定方法有历史法和指数法。历史法是基于投保农户与自身过往产量比较的差异作为损失值，这需要农户保留完整的历年产值数据，2009年以来美国堪萨斯州和北达科塔州正尝试在大农场主种植业保险赔付中使用该方法（叶明华，2012）。指数法则是基于降雨量指数、温度指数等做出的损失判定。我国目前农业保险采用各家保险公司查勘人员赴受灾农田逐一判定的方法，理赔成本高、主观性强、缺乏统一标准。基于农业风险区域相关性，定损技术的区域协调可尝试对同一农业风险区域内的相同粮食作物采用指数法，对于特色粮食作物采用历史法。例如，东北主要粮食作物为玉米、水稻、大豆等，在东北旱灾高度相关性基础上，可分别设立东北玉米、水稻和大豆旱灾指数，作为这些粮食作物的干旱损失理赔基准。而对于特色粮食作物，例如黑龙江的黑小豆，可以采用试验田历史法或者大户历史法，即对于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农场或试验田收集并建立黑小豆干旱损失历史数据，作为该区域内黑小豆品种的干旱损失理赔参考。通过将指数法与历史法的有机结合，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农业保险理赔的困境。
（二）农业再保险与风险管理的区域协同创新
1.农业再保险的区域内标准化。目前我国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大多采用向国际、国内再保险公司分保的方式分散自身面临的过多农业风险，这种逐一谈判的再保险模式增加了原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并最终使相关成本费用转嫁至投保农户。一个可能的改进策略是农业风险区域内的再保险标准化，即聚合再保险。例如，我国12个主要产粮地区依据水旱灾害相关性划分为4个农业风险区，在每个农业风险区建立标准化的水灾与旱灾再保险合约，由于水灾风险在相同风险区内具有高度相似性，故此各家保险公司可以以标准再保险契约模式向国际再保险公司统一招标投保，这有利于降低逐一分保产生的高额交易费用，同时增强我国农业分保的国际谈判能力。
自然灾害的主要特征篇8
关键词：西南山地；城镇建设；防灾减灾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2/3，山地城镇约占全国城镇总数的1/2[1]。相比我国其它山地区域，西南地区山地城镇比较集中，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地形地貌复杂、用地条件有限，加上近年来快速的城镇化建设，对地形和环境的破坏性改造，导致生态环境更加敏感脆弱，成为灾害易发区。泥石流、滑坡、崩塌、山洪等自然灾害通过冲刷和淤积，摧毁城乡居民点，破坏基础设施，淤塞河道和水库，掩埋农田和森林，严重威胁山区人民生命财产与工程建设安全，制约山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因此，减轻山地灾害是构建山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格局，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2]。
1西南山地城镇灾害发生的原因分析
1.1自然生态系统脆弱
西南山地城镇灾害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环境条件复杂、自然生态系统脆弱。山地地区生态环境对外界干扰的抵抗力较低，当外界人为因素的干扰超过一定界限，自然生态系统就会出现崩溃。近年来，快速城镇建设改变了自然生境条件，原来的自然生态网络系统被分割、破碎化，绿色空间被挤压、缩小，生物发展受到限制，生物多样性消失，使自然环境的缓冲能力减弱，造成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生态环境的脆弱导致环境失去平衡能力，各种由自然生态失衡导致的灾害时有发生。
1.2人地关系矛盾突出
山地地区可利用土地资源紧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在有限的可建设用地上集中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人地关系矛盾日益突出。山地城镇在建设过程中，为了争取更多的建设用地，不顾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与敏感，对山地进行大填大挖，破坏了原生态植被系统，导致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发生。
1.3快速城镇化的冲击
在目前快速城镇化的冲击下，为了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冲沟、山体成为西南山地城镇扩张的目标区域。在城镇不断扩张建设的过程中，西南山地城镇的传统布局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带来的不仅是山地城镇特色的消亡和环境条件的恶化，更破坏了原有的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使地质灾害和工程灾害频繁发生。
1.4经济发展滞后
西南山区普遍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些都成为诱发灾害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且复杂脆弱的地形条件和地质条件给城镇防灾系统的建设增加了难度，基础建设费用的投资也相应增加，因此，西南山地城镇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非常薄弱。此外，西南山地城镇中已有的各类防灾资源配置并未得到整合和优化，造成重复投资且效率低下，极大的影响了西南山地城镇的总体防灾能力。
2西南山地城镇灾害的特点
在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加之山地的地形地貌复杂，山地城镇灾害威胁性要比一般城镇更严重。山地城镇灾害具有如下特征：
1）灾害分布范围广。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是一个丘陵、盆地、高原、高山较多的国家，尤其在西南地区有两大高原、一大盆地，地形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据统计，西南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山地灾害约占全国的30%-40%，呈现出点多、面广、规模大、成灾快、暴发频率高、延续时间长等特点[3]。
2）灾害多样复杂。山地城镇灾害种类多样复杂，按照灾害的发生方式看，山地城镇灾害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自然灾害，如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二是人为灾害，如火灾等。而且在山地地区灾害往往并非独立发生，时常会伴随着其他次生灾害的发生并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灾害链。当多种灾害同时发生时，其在时间、空间上的累积，不但会波及更大范围的区域，而且使灾害损失增大[4]。
3）人为灾害日趋严重。山地城镇中的人为灾害在不断增加，而山地地质灾害等传统自然灾害，人为诱因也越来越强，如人类修建公路、铁路、劈山开矿等经济活动及滥垦滥伐，会诱发滑坡、泥石流、山体坍塌等地质灾害。随着科技和经济发展，各类防灾硬件设施建设及抗灾能力不断提高，自然灾害威胁呈现减缓趋势，而人为灾害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成为城镇灾害的防范重点[3-4]。
3山地城镇建设防灾减灾对策
3.1合理规划布局
我国城镇建设历史悠久，城镇选址和布局经验丰富，对今天的城镇建设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这些选址理念多强调因地制宜，选择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顺应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特别是山地城镇，由于地形地貌的特殊性，为防止人为因素引起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给城镇安全带来的威胁，规划应注重山地城镇用地评价，积极主动规避灾害敏感区域，而不是消极避让，将经过整治的滑坡等地质灾害敏感区进行绿化，将其建为公共绿地，成为楔入城镇的绿色廊道或斑块，降低城镇的整体建设强度[5]。
3.2人居环境理论的应用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关于整体与整体性的科学，强调从整体出发思考人居环境，追求人居环境建设的整体利益，其思想内涵可以概括为“整体观”。山地城镇有其特殊性，由于地形的特点，各种关系相互联系。尤其是在灾害发生时，次生灾害的发生机率很大，危害性很严重。所以，其防灾理论与方法必须建立在深入了解山地城市特点的基础上，以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思想来指导山地城镇的防灾减灾[3]。
3.3提高防灾减灾意识
由于山地城镇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灾害损失严重，首先要加强人们的防灾安全意识。其次是加强自然灾害的警示宣传教育，认真总结近年来各地遭受自然灾害的惨痛教训，深刻分析当前山地城镇面临的严峻形势，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自然灾害的危害性，增强开展防灾减灾、保护生态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最后是加强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通过新闻媒体和防灾减灾专题讲座等形式，普及防御滑坡、泥石流、地震、山洪等自然灾害的基本常识，帮助人们掌握和认识自然灾害发生发展规律，懂得如何防灾避险，提高人们应急自救、抗灾减损能力[6]。
4小结
西南山地城镇防灾减灾应该根据山地环境特点、社会经济条件及山地城镇灾害的特征，采取积极的应对方法，以山地人居理论作为支撑，并提高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通过有效措施防止或者减少灾害的发生，最终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吴良镛.山地人居环境浅议[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4，29（04）：1-3.
[2]崔鹏.中国山地灾害研究进展与未来应关注的科学问题[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2）：145-151.
[3]赵万民，李云燕.西南山地人居环境建设与防灾减灾的思考[J].新建筑，2008（4）：115-120.
[4]左进.山地城市设计防灾控制理论与策略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D].重庆：重庆大学，2011.
自然灾害的主要特征篇9
关键词：滑坡拉长裂缝危害防治发展
一、基本灾情和险情
1、地点
该滑坡灾害所在位置属鲁山县张良镇老庄村管辖，位于老庄自然村北侧山坡，地理坐标：东经113°01′25.69″，北纬33°38′11.76″。
2、灾害类型
该滑坡为土质滑坡，坡面出现多条拉张裂缝。
3、危害和险情
该区域经历了一个强降雨过程，在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下，滑坡变形进一步加剧。据调查和访问，目前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直接威胁着当地12户约70余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滑坡特征与成因分析
1、滑坡形态特征和边界特征
滑坡平面形态呈圈椅型，剖面呈梯形，近北东-南西向展布，滑坡体纵长82m，宽43m，厚度6～7m，主滑方向245°，坡度17°～20°。面积约3526m2，体积约2.5×104m3，属小型土质滑坡。
2、滑坡物质组成及特征
从现场调查看来，该地区属丘陵地貌，滑坡区地层岩性为棕黄色、棕红色粘土、粉质粘土，局部夹含砾石，未见基岩出露
3、变形活动特征
据调查和访问，滑坡体的变形破坏始于2010年8月，期间有不同程度的变形加剧，目前主要的变形特征有：
（1）滑坡体周界发育
滑坡体后缘裂缝发育完整，近弧形展布，宽约40cm左右，滑坡后壁高约1.4m。
滑坡右边界沿275°方向延伸13m后灭失，左边界沿205°方向延伸30m后灭失。
（2）坡体裂缝发育
在滑坡体中后部，发育有多条横向拉张裂缝，裂缝走向约155°，长15-20m，宽15-20cm，裂缝两侧错动达30cm左右。在滑坡体右边界附近区域，局部发育有行展布的纵向裂缝，裂缝走向275°，宽度3-10cm。
（3）地下水渗流
滑坡体多处区域有地下水渗流，水量较小，较清澈。
（4）滑坡体前部缓慢变形
滑坡体前部的变形主要表现为缓慢的蠕动变形。据现场调查访问，位于滑坡体前部的部分树木的位置较往年出现了位置迁移，另通过比较照片6中树木和玉米的生长情况，可以看出多数树木出现了倾斜情况，具有醉汉林的特征，表明滑坡体前部在缓慢蠕动变形。
4、滑动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
老庄村滑坡的形成主要与地形地貌、地层岩性、人类工程活动和降雨等自然和人工因素有关，其中大气降水是形成滑坡的主要诱发因素。
（1）在滑坡体的前缘，村民建房进行了一定的切坡工程，为滑坡的形成提供了更有利的临空面，但由于切坡工程形成的边坡高度仅2.5m左右，对整个山体的稳定性影响较小；
（2）滑坡体岩性为粘土、粉质粘土，局部夹砾石层，属典型的软弱岩层，具备了孕育滑坡灾害的先决条件；
（3）大气降水是滑坡形成的主要诱发因素，降水在转化成地下水后对滑坡的发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表现在雨水渗入到坡体中，加大了坡体重量，增加了下滑力；另一方面降雨使潜在滑带附近的物质软化甚至泥化，降低了摩阻力；降雨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坡体内孔隙水压力、静水压力及动水压力，促使整个坡体向不利于稳定的方面发展。
5、滑坡破坏模式及稳定性评价
老庄村滑坡的岩性为粘土、粉质粘土，属典型的均质或类均质滑坡，在强降雨的影响下，斜坡土体沿潜在的滑移面向坡前临空方向发生剪切蠕变，自坡面向下形成递减的剪切蠕变带，随着蠕滑的进展，坡面下沉，后缘发育自坡面向深部发展的拉裂缝，随着地表水沿拉裂面渗入坡体内，进一步又促进蠕滑的发展，消弱了剪切面的抗剪强度，直至最终形成滑坡。
三、防治建议
（1）划定危险区段，设立警示标志；
（2）在消除滑坡灾害隐患前，严禁在滑坡区域进行任何人类工程活动；
（3）在对滑坡进行应急勘查治理之前，对坡体上的裂缝尽快予以填埋、夯实，并建设简易的截、排水系统。
四、结束语
鲁山县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中低山区，灾害种类主要为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灾害的影响因素，主要与地形地貌、特殊的岩性结构、降雨以及人类不规范的工程经济活动有关，灾害多发生在雨季5～8月份，并且分布面积广，因此，对于灾害点的治理要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
参考文献：
自然灾害的主要特征篇10
[关键词]灾害经济学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决策错误
1998年中国发生特大洪水以后，一门新兴的经济研究学科一一灾害经济学得到了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校开设了专门课程，并有相关专著问世。2003年出现SaRS疫情以后，这门学科成为热点。关于灾害经济学的定义，有人认为：“灾害经济学首先研究的课题是灾害对经济的直接负面效应与间接正面效应，并探讨如何充分挖掘其间接正面效应，降低直接负面效应。”[1]有人认为：“灾害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自然灾害，而应对人为灾害以及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下的各种灾害予以高度重视”，“人灾互制、害利互变是灾害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规律”。[2]总的来说，灾害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灾害的关系的学科。用这门新兴学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灾害，不仅对于国史、经济史研究有着跨学科的创新意义，而且对粗具规模的灾害经济学本身也有奠基作用。建国以来对经济影响最大的灾害，人所共知的是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
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本来不成其为问题，只是在人与灾害的关系(即“人祸”与“天灾”)上，不同时期的说法有别。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3]但是，1962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严厉批评了所谓“黑暗风”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直成为这三年历史的代名词。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1961年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
但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来，根本否定存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又不断出现，开始成为辗转引证的热点。
例如，金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一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得出全国平均指数，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4]
王维洛的《天问一一“三年自然灾害”》一文认为：“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5]
本文无意于论证需要气象学家研究的问题，只想引用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以下简称《灾情报告》)中的史实进行说明。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灾害)灾害、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但从受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6]。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6](p．378)。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的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的影响十分严重。
1959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卑，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的生长，黑龙江受旱达4寸—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等地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6—8月，出现以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1959年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并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7]。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60年1—9月，从1959秋季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天一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流经山东、河南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地区除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50年来最高记录。
1960年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达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长达10小时—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6](p．379)。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面积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内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米—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6](pp.378,379)。
1960年3—5月、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个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个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1960年大灾害不仅成灾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受灾的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更大。另一个特点是早、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部分地区则持续干旱，给救灾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1960年，为建国50年来的第2位。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7](p．35)，其中1／4面积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1960年。
从1960年冬季持续到1961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的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1960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省有67万公顷土地未能播种，河南省有73万公顷农田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地区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毁房屋504万间。
1961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的54％，近100万公顷农田没有收成。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土地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人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农田绝收。
1961年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的占9次，是建国50年里最多的[6](p．82)。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的如渔船损坏、房屋倒塌、海堤被冲毁、人口死亡等损失都超过了1960年。
19491998年受灾成灾面积曲线表单位：千公顷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1966—1969年统计数字原缺。
图1
由图1可见，1959—1961年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出现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原因。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已经多次提到这个判断，并不像金、王二文所断言的是后来才编造的。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8]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一个“特别的理由”就是了解是否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他在分别会见、刘少奇时，几次问到这个问题。刘少奇认为：当前的“一连三年大灾”是80年来没有的。也同意说：“过去局部性旱灾有过，但全国性的没有。”他还指出，中国水利灌溉抵御旱灾的作用“还差得很远。中国几千年来，加上我们十二年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耕地有灌溉。其他地方还是靠天吃饭。要逐步来。”[9]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生产力十分低下，综合国力很弱，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遇到持续三年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二、决策错误对当时经济的影响
“三年经济困难”的最大损失，莫过于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粮食存量大减，致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因旱灾粮食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相当1949—1959年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10]。但是，农村粮食存量的减少，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比较自然灾害程度相似时期的办法，分析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粮食存量的变化。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1978年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上与1959—1961年时期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第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仅就旱灾而言，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第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第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至今为干旱期，在后一个时间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6](p．5)。
第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两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决策错误的严重影响。
1．“”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亿公斤—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第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3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4亿人，占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第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11]。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业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
第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1960年9月，谭震林向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壮少。这些都造成粮食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也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第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做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12]。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计算，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lo％。
第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报告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13]。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方面的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这样，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河北省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了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78年的情况则不同，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1977—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这些政策均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和进口。1979—1982年，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购率和大量进口的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有水平相差甚大，1978年比1960年增加48％。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20世纪50年代，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口粮食。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70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决策看。
表11958—1961、1977—1982两个时期粮食变动表
全国粮食变动量
全国人均
年份
总产量
(万吨)
净收购比例
％
出口量
(万吨)
进口量
(万吨)
占有量
(公斤)
1958
1959
1960
1961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20000
17000
14350
14750
28273
30477
33212
32056
32502
35450
20.9
28.0
21.5
17.5
13.3
14.0
15.6
15.0
15.0
15.6
266
416
265
445
569
695
1071
1181
1348
1534
306.0
255.0
215.0
240.5
299.5
318.5
342.5
326.5
327.0
350.5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992年版编制。出口为正值，进口为负值。净收购比例指收购量减去返销农村数量后占总收购量的比例。
2．“”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因此对抗灾关注不够，反而继续要求“”，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做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程度低下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195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在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3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14]。4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14](p．217)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由于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都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像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看后更加深了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到1960年3月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20世纪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提醒“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还亲自担任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期性工作。20世纪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为2．05亿元，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年均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门各地区把救灾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月，国家决定拿出10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1978年战胜灾害的重要因素。
3．两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持续的时间、影响程度不同
1959—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人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数级数，而是成几何级数。而1978年的灾害虽然严重，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灾害属于轻度和中上度。
1958年开始的“”，一直持续了三年，有些“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纠正。而1978年开始的“跃进”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和思路的变化，1978年“跃进”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大量引进外资，以后分期偿还。虽然超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对农业影响不是很大。
4．两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参见表2：
表21957—1962、1978两个时期农业生产条件比较
由表2可见，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倍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倍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倍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农田机耕面积增加14．4倍；机电排灌面积增加19．7倍，占总面积比例由4．4％上升到55．5％。虽然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可以说，从70年代开始，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15]。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16]。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20世纪70年代起北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到1977年比1965年面积增长72．5％。1965—1977年累计增产稻谷4085万吨，其中靠提高复种增产的占30％[17]。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综上所述，我们对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价立场一一应当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作用结合进行分析，否认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
三、以粮食为指数分析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影响比重
我们仍然把农村粮食存量作为一个比较指数，这也是许多灾害经济学家考察的方法。因为：粮食在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是一条生命线。1959—1961年这三年农村粮食存量减少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前两项使农村粮食产量减少，第三项使农村粮食存量减少。
先考察一下因灾减产的情况。1959—1961年全国粮食因旱灾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6](p．67)，1959年减产粮食378亿公斤中旱灾损失约为260亿公斤[6](p．6)。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的68．8％计算(1960年旱情超过1959年)，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至少为888．8亿公斤。
以“”之前的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正常标准(1958年数字不实)，1959—1961年共减产粮食1241．5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量)。其中，除去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888．8亿公斤，其余的352．7亿公斤可以视为决策错误减产。
我们再来考察使农村粮食存量减少的主要因素一一高征购(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所多消费的粮食，一般来讲，已包括在高征购所得之内)。高征购的决策源于高估产。1958年，根据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的粮食预计产量3250亿公斤计算，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征购粮食计划为579．5亿公斤。从表面上看，征购率为17．8％，比上一年要少得多。但是按后来核实1958年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计算，净征购率(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就高达20．9％。1959—1961年三年遭受严重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年均净征购率反而高达22．3％，大大超过1957年。考虑到遭受灾害应当减少征购的原则，按照1957年每111．4亿公斤粮食占一个净征购率百分点的比例，1959—1961年的净征购率应该为15．3％、12．88％、13．2％，三年共计多征购402．7亿公斤，则三年农村共减少粮食1644．2亿公斤。其中，因灾减产888．8亿公斤占54％，决策减产352。7亿公斤占21．5％，多征购402．7亿公斤占24．5％。后两项都属于决策错误。
至此，我们得出最后的数据：从粮食看，因灾造成的减少略大于决策错误的减少，两者之比约为54：46。
三年中农村减少粮食1644．2亿公斤，几乎相当于195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数额是惊人的。但这仍然不能完全说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因为，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三年共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18]，那么，这三年实际并没有多征购，高征购政策似乎不应成为农村发生严重缺粮危机的因素。
还有两个重要的特殊情况值得考虑：
一是高减产、高征购集中在1959、1960年，和大量进口返销粮食的1961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59年全国因灾减产数量高达378亿公斤，占三年因灾减产总数的42．5％；而这一年“浮夸风”仍在盛行，“反右倾”后继续“”，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公斤的报告，使得遭受灾害严重损失的1959年反而成为建国以来净征购率最高的一年，高达28％，比1957年多征购180亿公斤，占三年多征购总量的44．7％。1960年，净征购率仍高达21．5％[13](p．393)。这样，产量剧减，征购激增，仅滞后半年(征购年度为每乍4月至次年3月底)，1959年底至1960年底就到了农村缺粮危机的高峰，后果极为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19]，人均口粮每天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春荒时期甚至持续断粮。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0年u月3日，中央起草了《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但其估计仍偏低，认为“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18](p．108)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率降为17．5％。但是，当时已经错过了救灾时机，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1959年8月本应纠“左”却更加向“左”发展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的决策。
二是还应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即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的大办公共食堂，使得农村寅吃卯粮，缺粮危机高度集中在夏粮未下的次年春季。从理论上讲，提前消费并没有减少农村的粮食存量，但严重打乱了农民为维持全年温饱最低水平的平衡分配，使次年春荒人口大大增加，出现长期的缺粮、断粮期，不仅不能保证种子和其他再生产的需要，还导致次年继续人为减产因素加大，甚至影响到生存。以1960年农村每人年均消费156公斤[19](p．336)计算，平均每天消费0．425公斤，但如果办公共食堂按每天每人消费0．5公斤计算，则要出现53天的无粮期。因为无法统计各地农村的积蓄粮食数字和因办公共食堂提前吃光粮食的频率，这个因素虽然难以列出数据，但恶性后果是很明显的。
由此可见，决策错误对1959—1961年农村粮食减少的实际影响，并不仅限于上述的比例。从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由于“”和“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农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基本一致的。况且，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农业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如果加上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更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本文的数字统计和考证，并不是为了重复以前已被提出的判断，而是想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出现两者中任何之一，都足以导致经济困难。如果决策正确，遇到大的自然灾害，也远不应发生如此之大的经济损失和非正常死亡；但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决策失误虽然会导致经济严重递减，也不应是集中爆炸性的。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人不顾自身体质疲弱奔跑过快，在平地上会摔跟头，头破血流，但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个深坑，恐怕就要摔得肢断骨裂。试想一下，如果“”导致1967年、1968年出现“全面内战”的极为混乱时期，出现了像1959—1961年那样的持续大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将比“”时期更不堪设想。所幸的是，“”十年中除1972年是灾年外，其余各年灾情都在中等以下，这也是一种偶然性。再加上接受“”时期的教训注意“备战备荒为人民”并采取了“广积粮”政策等其他原因，因而使经济建设仍能有一定自然保障。
既然人类现在还远不能制止自然灾害的爆发，那么，我们只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总结教训、认识规律上，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首先，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增强人类改造、控制自然的能力。“”时期只强调了人的因素，片面地夸大精神的作用，而没有强调提高人掌握科学技术的素质。对于提高生产工具水平、认识自然界灾害作用，也没有予以相应的重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是经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使得国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因此，虽然70—80年代我国的自然灾害发生密度大于50年代，呈不断加剧趋势，却再也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其次，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状况，采取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使损失大大超过自然灾害本身造成的损失。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灾难，就是客观规律借自然之手对我们的惩罚。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参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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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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