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概念篇1
对大数据背景下兰州市的治安防控管理研究，首先要了解国内外治安防控的相关理论，以及治安管理的现状和手段，其次研究大数据在参与治安防控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起到的作用，明确新形势下大数据和治安防控管理的关系，最后要研究大数据在助力治安防控管理时出现的问题，解决对策及产生的意义。
本文立足于近年来兰州市社会面治安现状，结合主城区城关区在警务工作方面的实际情况，例如社区基础、打击犯罪、治安管理、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情况，结合转型理论、警务模式理论、立体化防控等理论和大数据相关概念，同时参考国外及国内其它省市的先进案例，探讨了在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中如何更好的运用大数据，为兰州市今后的治安防控管理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对策。
abstract.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三）研究目的、内容及意义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二、治安防控管理与大数据概念.
（一）社会治安防控管理概念
（二）警务大数据相关概念
三、兰州市城关区治安防控管理中大数据的应用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兰州市城关区治安防控管理现状.
（二）警务大数据在城关区治安防控管理中应用现状.
（三）兰州市城关区警务大数据在治安防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四）兰州市城关区警务大数据在治安防控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四、大数据在国内外社会治安防控管理中的运用及启示
（一）大数据在国外治安防控管理的运用.
（二）大数据在国内治安防控管理的运用.
（三）大数据在社会治安防控管理中的优势.
（四）社会治安防控管理应用大数据的重要意义.
（五）对兰州市城关区治安防控管理的启示.
五、兰州市城关区治安防控管理中大数据应用的相关对策
（一）加强大数据共享.
（二）提升智慧化程度.
（三）提高智慧化水平.
（四）推进警务实战应用.
（五）做实基础信息化.
六、结语
城市社区治理概念篇2
任何学术研究的产生与推展，都是从“概念”“理论”与“方法”三个维度展开的；这三种力量正好构成一个三角模型，并通过它们间的互动推动着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国“转型社区”的研究也符合这一逻辑，具体地说，它包括：“转型社区”概念的缘起、分化与定格；“转型社区”理论解释的建构、分歧与互构；“转型社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互衬。在中国“转型社区”的文献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理论的研究中，三种力量之间应维持一种多向度与多层次的“必要的张力”，从而可以增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建构能力。
〔关键词〕
三角模型；社会转型；转型社区；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1-0104-10
一、引言：学术研究的“三种力量”及“三角模型”
任何学术研究的产生与发展，可能都遵循着三种力量所形成的三角形的互动与互构。所谓“三种力量”就是指概念、理论与方法，而这三种力量恰恰形成一个互构的三角形，共同推动着学术研究向前发展。
第一，作为学术研究的表达，概念是最先出现的，它把学者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社会事实，以一种学术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尽管概念是有分歧的，但是学者必须借助于概念才能进行学术交流与讨论。第二，概念具有学术定向的作用，它可能是指导性的，也可能是规定性的；换言之，概念将规定学术研究的方向与路径，沿此方向，对于现象的解释、事实的描述及未来的建构，就形成了具有系统性与一般性的理论命题或原理，或称之为“理论框架”。对此，谭好哲认为：“在理论研究中，无论是对新发现的人文事实的命名和意义揭示，还是对新思想、新观念的表达，往往是首先诉之于新的概念和范畴的运用以及新的理论命题与原理的设定。”〔1〕他这里所说的就是概念与理论两种力量之间的互动。第三，在学术研究的互动模式中，我们还不能忽视另外一种重要力量，即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基于特定的学科背景，对于某一现象、事实或问题进行研究的特殊方向与路径，它揭示的是某一研究对象的某些特性、某些侧面，它反映的是研究者的学术训练特点与研究问题的独特方式。显然，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没有谁优谁劣的问题，同一主题的研究，需要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它们之间往往也是互补的。
以上所言的三种力量都不是独立的，每一种力量既要影响其他的两种力量，也都要受到其他两种力量的影响，这三种力量的互动正好构成一个三角模型。笔者认为，对于学术研究深度、广度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这三种力量之间互动、互构所形成的三角模型的厚度与力度。本文就是根据学术研究的“三种力量”与“三角模型”来审视“转型社区”这一主题研究的相关学术文献，并以此来一窥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
二、“转型社区”概念的缘起、分化与定格
1.概念的缘起：基于“社会转型”背景的理论认知
从理论的层面看，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体认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非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二是集权政治制度的转型；三是封闭、单一的传统文化的转型，社会转型的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市场经济模式、民主政治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2〕可以说，这是理想形态的社会转型，它意味着社会整体性与本质性的转型。
但是，学者们讨论“社会转型”的具体问题时，它又不同于西方社会结构功能学派所言的“社会转型”，即并非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变化。在大部分学者看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仅具有社会结构局部性变迁的性质，同时，学者们在对社会转型的认知中，比较强调“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等话语，这就表明，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的认同。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一直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两种观念的冲突与对撞，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一种两难困境，笔者认为，这一困境在“转型社区”中也是有所体现的。因为，“村落社区”作为“社会”的一种微观存在，它转型的进展与特质必然寓于“社会转型”的整体逻辑之中。
2.概念的分化：指向一种新形态的“第三社区”
概念是对事物或现象的抽象表达，面对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村落社区的转型状况，学术界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概念来表达对这一现象的认知，比如，学者们提出了城中村、城郊边缘社区、拆迁安置小区，以及过渡型社区等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既不是成熟的城市社区，也不是原有的农村村庄，而是指向一种新形态的“第三社区”。对这一类第三社区的理论认知，笔者认为，大概有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的理论认知。比如，其一，“城中村”即传统村落被不断扩大的城市边界所包裹而形成的一种“都市内村落”，即存在于城市与村落之间的混合社区，〔3〕或称“都市村舍共同体”，有学者将它看作是由“村”向“城”转型的“土桥”。〔4〕其二，“城郊社区”即地理上处于城乡结合部，其总体特征是亦城亦乡的社区。〔5〕其三，“安置小区”可以看作是从时间维度对于“城中村”的一种替代，即通过对“城中村”的改造而形成的一种社区模式。只不过，城中村具有自然性与自治化的属性，而“安置小区”更倾向于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安排，具有典型的行政化属性。〔6〕
第二阶段，对于第三社区“过渡性”的理论认知。近些年，关于“过渡型社区”的概念开始出现，比如，蒋慧等人则将“超级村庄”“城中村”“边缘社区”统称为“过渡型社区”。〔7〕张晨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过渡型社区”：空间生成、社会整合与治理转型》一书中，对于“过渡型社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8〕但是，对于“过渡型社区”的理解有两个指向：一是指向政府主导下的“拆迁安置小区”；另一种就是李培林提出的“终结的城中村”，以外生力量主导的更具规划性、发展性的安置社区。
第三阶段，强调第三社区的“转型性”从而提出了“转型社区”的概念。
3.概念的定格：强化与认同“转型”的特质
在理论研究的深化中，所有这些概念在分化的词汇中，都比较清晰地表达了同一种特质即“转型”。“转型区”的概念来自于芝加哥学派、美国社会学家欧尼斯特・吉博斯提出的“同心圆”城市空间结构模型，即在商业中心区与工人住宅区之间的换装地带，被定义为“转型区”。〔9〕
李志刚是国内较早提出“转型社区”概念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转型社区”即指“转制”过程中的“城中村”。这一转型过程，具体涵盖了人口转型、土地转型、经济转型，治理转型以及空间转型五个方面；他还认为，以“转制”为界，转型社区可以再分为“内生型”（城中村）与“外生型”（安置社区）两种。〔10〕黄锐等人则在考察国家权力渗透之后的社区各个系统，即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区连带团体和社区文化系统的基础上，提出“转型社区”的概念，并指出“转型社区”具有“民间性”经济结构、“拟单位制”政治结构与“半熟人”社会网络三大基本特质。〔11〕
列宁在论及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时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存在的辩证的途径。”〔12〕笔者认为，“城中村”“城郊社区”或“城乡边缘社区”等概念，还只是基于“生动直观”基础上的现象或事实描述，而“过渡社区”尤其是“转型社区”等概念的提出，就在于直指第三社区的本质特征。因此，“转型”理论的引入，可以强化“第三社区”这一现象的核心内涵，增进概念的学术认同，并促成概念的最终定格。
三、“转型社区”理论解释的建构、分歧与互构
笔者认为，在“转型社区”理论解释框架的建构上，至少有三个方面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是基于社群主义视角还是自由主义视角来看待乡村转型？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转型社区”的意义与价值；二是基于实体论视角还是关系论视角来展开社区研究？这关系到我们如何选择合适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现实样态下的“转型社区”？三是基于政治国家视角还是公民社会视角来开展社区建设？这关系到我们对“转型社区”建设与发展路径的选择。
1.关于“转型社区”价值及其意义的解释
“转型社区”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对其价值与过渡性意义的理解，或许可以从它兼具“共同体”与“过渡性”这两个方面的属性而展开。
第一，转型社区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如何认识它存在的价值，在理论上似乎存在着“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视角的分歧。一方面，“社群主义”理论更强调人们对家庭、亲属、社区以及社会有一种特殊的道德责任，它鼓励一种责任伦理，即一个好社会被认为是基于小心翼翼达成的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之间、特性与全社会价值之间的平衡。〔13〕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则并不重视共同体存在的意义，相反，它强调的是个人利益的优先性，并认为国家等政治社群为了普遍的善可以牺牲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奉行“强迫从善优先于强迫不从恶”的原则，必然导致专制和独裁。〔14〕
在理论与现实的二维展开中，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在理论上，关于转型社区价值的认识，更多的研究者可能也是出于“社群主义”的理论预设，从而更多地强调“共同体”的共同性价值；而在现实的乡村共同体转型过程中，以“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名义而对农民个体权利的漠视与侵犯行为也没有得到合理合法的整治。因此，仅从这个角度看，“自由主义的警告”不无道理，显然，中国“转型社区”需要在“社会责任”与“个体权利”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
第二，对“转型社区”具体价值的认识与肯定，还体现在它的“过渡性”“多样性”与“发展性”三个方面。可以说，这是“转型社区”作为共同体样态，学者们附加给它的一种独特价值。比如，李培林认为，“城中村”具有双重的功能，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替代平民窟而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成新市民的摇篮。〔15〕魏立华等认为，“城中村”的土地利用模式看似减少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效益，但却发挥了政府所不能、市场所不愿的作用。〔16〕李志刚等也指出，“内生转型社区”实际上实现了社区空间与经济的多样化，带来发展机会与繁荣。〔17〕
此外，“安置社区”作为一种更为理性化设计的“转型社区”，其合理的空间安排、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以及相对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也让研究者能以一种更为前瞻性的眼光来对待，比如，张晨就将其描述为一种衔接“当下”与“未来”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区类型。〔18〕当然，也存在着对“创制秩序”的担忧，李志刚等就指出，“自上而下”的改造模式试图将原有社区功能打破，将社区回复“单调均一”，合理的社区转型应避免打破原有社会空间，采取渐进、多元的改造方式逐步推进。〔19〕换言之，在社区转型这一特定问题上，我们如何规避“全能政府”的“无限职能”，应该成为研究者与实践者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
总之，正如鲍曼所言：“它（转型社区）总是过去的事情或者它总是将来的事情。”因为其已成为“过去”，因而有人怀念之并试图重新发现或把它从地域中“解放”出来；也因为其或存在于“将来”，所以有人期待之并大力提倡培育和建设，努力“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20〕当下中国“转型社区”的存在，正验证了鲍曼所言的“过去”与“将来”的一种连接。
2.关于“转型社区”现实样态的理解与认知
转型社区是中国转型社会的一种事实存在物，如何解释它的存在、运作与发展方向，也是学术界理论研究所关注的。笔者认为，对于转型社区现实样态的理解与认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基于实体主义视角下的理解。对社会存在的实体论理解构成了早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式，并一直延伸到当前的社会学理论。基于实体论视角下的基层社区研究，通常会在“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下展开。这一观念下的“国家”与“社会”被理解为有着自身独特的结构、边界和运行逻辑的实体性概念。〔21〕而就具体的村落社区变迁而言，诸如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或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又或从“小型俗民社会”到“大型城市社会”，都有助于从宏观上理解中国转型社区所经历的多种或多层次的转型过程与转型特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实体主义视角下所形成的相对静态的理论概念与理论范式，在解释中国转型社会及转型社区新近出现的非西方化、非传统化的发展趋势时所呈现出来的生动而多样化的景象时，显得较为乏力。
第二阶段，基于关系主义视角下的解释。关系主义视角下的理论研究者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两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高度弹性的、模糊的连接地带。比如，黄宗智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第三空间，在该空间内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相互渗透，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22〕而且，基于这一视角的理论解释，也开始由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向“多分法”的理论跃进。比如，朱健钢所归纳的“政府-社会空间-家庭”的三层理论图式，并且，在这一理论图式中，他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你强我弱的零和博弈，而是存在着“强社会与强国家”的可能性。〔23〕又比如，毛丹构建了“村庄-市场”“村庄-国家”“村庄-城市”的三个层次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村庄的转型过程。〔24〕再比如，周雪光构建了“国家、科层以及乡村”三重逻辑的制度分析框架，打通了从国家逻辑的宏大叙事到乡村逻辑的日常叙事之间的壁障。〔25〕
可以说，“关系主义”对“实体主义”的反思与革新，既包含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反思，又有对非正式制度、民情、习惯法以及个体行动的关注。它们都基于一个共识――用“相互迭压和交织的权力的社会空间网络”来代替“社会”的概念。〔26〕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关系主义的理论视角也似乎存在着两点不足：一是有些理论解释虽然实现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的再分，但是这一分析仍然停留在制度或规则层面，即将深层的乡土文化、民情以及个体行动者只当作一个模糊的背景，从而导致了这一理论解释的不接地气；二是有些理论解释则过分专注于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或实践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理论解释遵循的是一种无结构的解释社会学思路，因此，这种理论解释方式，似乎将所有转型社区的治理过程，都看做是行动者应对既有社会结构的各种策略。因此，以上两种理论倾向，它们所忽视的正是“结构”与“行动”之间一种紧密而辩证的关系。
第三阶段，企图超越“实体主义”与“关系主义”视角的一种理论解释。黑格尔将批判作为理论进步的一种有效方式，并提出了通过扬弃与否定从而达到“正-反-合”的理论进路。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型社区乃至整个基层社区研究的理论进路，似乎还需要融合“实体主义”与“关系主义”两个视角的各自优势，从而实现对于“转型社区”理论解释范式的革新与发展。对此，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点了。比如，学者肖瑛就构建了“制度与生活”的研究框架，并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例行化实践”的三个维度，既描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整体的结构性变迁，也揭示了微观个体通过权力运作在社区转型中所形成的动力机制。〔27〕再比如，仇叶博士也认为，既要细致地、全面地考察社区中的各种组织与行动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又要对大量的个案进行归类、总结与提升，以构造类型化的治理结构并进行比较分析。〔28〕
总之，关于转型社区现实样态的理论解释，或者是理论范式的形成或者是理论框架的建构，仍然沉浸在对传统社会“实体论”或“系统论”解释框架的批判与反思中，从而倾向于一种动态化、微观化的分析理路与视角，这大概是研究者能达成共识的一种研究趋势。
3.关于“转型社区”发展路径的研究
如何选择“转型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路径，并在理论上构建转型社区的发展方向？学术界大致呈现出两种对策思路之间的张力与平衡，即既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又要培育“社区民主自治”。
第一，在加强中央及高层行政管理与控制的基础上，强化“基层政权建设”。这一视角，在学者李友梅看来，可以被理解为：国家通过完善和强化基层“条”“块”行政组织，在行政社区中重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29〕这一思路，在政府主导的转型社区建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李伟明认为安置社区的管理创新要以政府监督为前提。〔30〕又比如，陈晓莉等认为，政府需要从外部通过有效的社会管理，通过一种“平稳过渡的”“动态性的”模式，来塑造回迁安置社区的内生秩序，从而全面推动安置社区健康和谐地发展。〔31〕再比如，仇凤仙指出当前安置社区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是社区权威系统没有获得社区成员的认可和同意，而安置社区管理的关键就是重塑社区权威系统和消弭城乡文明的二元对立。〔32〕这些对策性思路的总体特点是：彰显了“政府管理主义”与“国家控制主义”的思维与逻辑。
第二，在承认基层社会发育与治理能力的基础上，主张导向一种“社区民主自治”的发展路径。持这一对策性发展进路的学者多将社区建设视为构建“社区共同体”的过程，并强调社区自组织建设和社区认同。其研究中所出现的“参与式治理”“社区资本”“网络互动”等概念往往就体现了此类取向。比如，黄锐等就将“社区公共性的生产”与“社区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的重建”设定为“转型社区”建设的核心要旨。〔33〕又比如，朱晓娟认为，在城中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要注重社区民众的参与，尊重原住民的观念意识，加强城市化教育，以此，变“被动城市化”为“主动城市化”。〔34〕再比如，宋慈衔，在安置社区的治理创新中需要一种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以切实理顺政府、社会和新市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新市民的良性互动与共赢。要让社区居民成为社区管理创新的参与者和知情人。〔35〕正如学者冯钢所言：“既然国家仍不可能依靠行政手段来控制社会的每一个人，那么要把社会凝聚起来，就必须依赖社区，社区发展就是将社会控制下移到一个个自治社区手中的分权方案，其目标是通过社会基层组织的自治，来调整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并实现社会整合。”〔36〕
总之，笔者上面陈述的是在转型社区建设与发展路径上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事实上，也有许多学者意识到：基层政权建设与社区民主自治，只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在中国社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很难用一个极端的路径去否定与排斥另一个路径，在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发展路径在现实的社区转型中，更多地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随着基层社区自主能力的增强，来自于市场、民间社会的力量反而能够获得更大的制度性空间，并能形成社区自身在资源汲取、机制建设与利益表达上的更宽广的途径；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各级行政管理手段来加强社区建设，在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管理权力、管理资源及政权重心会进一步下沉，这样就会提高社区的民主自治与自组织能力。因此，“转型社区”作为中国转型社会的一个缩影，其管理成效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必然在“基层政权建设”与“基层社会发育”的双向推进下，保持着一种合理的张力。
四、“转型社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互衬
在“转型社区”理论向前推展的过程中，对于它的研究方法也异彩纷呈，其中，“结构分析法”与“行动分析法”似乎成为两种主流的研究方法。前者的特点是关注“转型社区”结构层面的考察，而后者则更加强调深入社区“日常生活”之中，它又可以细分为“过程事件研究”与“深度田野调查”。
1.结构分析法
“结构研究者”倾向于将研究对象视为一种受其结构约束的客观存在，因此，这一研究方法常常是深入到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面，以揭示它某一个层面的结构性特征。在“转型社区”这一主题的研究中，就可以细分为人口结构、经济结构、权力结构等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转型社区的“人口结构”。比如，肖小霞利用“群体结构”的社会学基本概念，对“城中村”群体成员关系进行分析，他认为，首先，从心理层面看，城中村居民存在着“自己人”与“外人”的心理分化，在这一心理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领地”意识，领地意识既内化于观念，又外化为实践，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与共同体相联系的“生存策略”。其次，从群体间利益关系来看，非农化的财富积聚方式强化着某一共同体的向心力，但是，加大了全体村落成员之间融合的难度；最后，从群体成员与精英之间关系维持的方式来看，主要表现为：群体成员与政治精英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群体成员与经济精英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等等。〔37〕
第二，关于转型社区的“经济结构”，这一分析主要围绕着“集体经济改制”而展开的。比如，黄锐认为，改制后的集体经济具有民间经济的性质，并以“经济联社”的形式出现。〔38〕对于这一改制存在的问题，轩明飞认为，“城中村”社区组织股份公司制改革，依然具有产权不清的特征，经济改制为村落精英牟利留下了制度空间。〔39〕值得指出的是，关于“经济联社”的产权性质，有一些学者敏锐地将其命名为“关系产权”，〔40〕即产权结构反映出组织与组织内外环境之间长期稳定的各种纽带关系，是一种类似于亲情关系的圈子并伴随着“经济联社”同步发展。
第三，关于转型社区的“治理结构”，张晨用“核心化的基层党委”“行政化的居委会”“缺位的市场化组织”与“襁褓中的社会组织”来形容过渡型社区治理结构中的组织状况。〔41〕黄锐等人认为，“经济联社”对集体资源的高度垄断所提供的福利，导致社区成员对集体组织的依附性，进而导致社区的权力结构的“拟单位制”。〔42〕彭善民从“主体正当性”的维度，对城中村中“自管会”的正当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权力主体正当性的获取需要满足四个原则，即共同利益、公开有效、信任认同与最少约束。〔43〕另外，就转型社区治理结构的发展导向，陈建胜认为，安置社区的治理结构的发展应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44〕赵守飞、谢正富则认为，合作治理才是治理结构改革的方向。〔45〕
2.过程事件研究
过程事件研究试图在“结构”之外，从“行动”构成的“事件及其过程”中来把握研究对象的发生机制与运行逻辑。笔者认为，这一研究方法通过深入到事件之中去进行动态的考察，其研究成果在转型社区发展的逻辑链条上，更多呈现出来的是“散点”的研究成果，尽管很难说每一个散点研究所揭示的过程或机制都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文献的关注点仍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类过程中――城中村改造、村落撤并及深层次的权力运行。
第一，关于城中村改造过程的研究。比如，刘宣考察了深圳市“转型社区”改造过程，认为“土地伪国有化定义下的不完全产权”“土地非法与合法混杂导致的用地破碎化”，以及“土地利用的成本与收益失衡”导致了公共设施缺乏、土地价值过低的现状。〔46〕李怀在考察了村落改造中政府的“动员机制”后认为，一方面，地方政府内部存在的“自治区”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行动效率。另一方面，“组织化动员”方式对于“体制外”的村集体组织并没有实际效用，反而扩大了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机会空间。〔47〕
第二，关于村落撤并过程的研究。比如，王春光基于“行政社会”的假设，对撤并社区进行了深入解剖，他认为，撤并社区所呈现的“行政社会”存在两种实践逻辑：一个是行政的主动逻辑，即在于追求经济发展和财政扩张以及外部制约薄弱下的“万能型”能力；另一个是居民的无奈诉求以及困境的行政归咎。〔48〕刘怡然考察了城中村拆迁过程中的对抗性事件，发现“身体”在政府与村民的互动中的重要位置，它既是国家权力运行和再生的重要媒介，也是村民维护和争取权益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但即便如此，仍无法从根本上反抗政府的拆迁决策。〔49〕
第三，关于社区权力运行过程的研究。刘金海考察了中部地区“城中村”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他发现，“原子式”村民的权利表达却是“组合式”的，即并不存在农民个体权利自主意义上的村庄选举，另外，村庄社会结构与权力权威结构的周期性震荡，会影响到村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0〕丁未将媒介技术的使用视作社区权力的建构过程，考察了城中村互联网实践中所涉及的“权力关系”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从一个侧面透视了中国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并揭示了非公平的资源分配格局导致的社会知识分配与分化的机制与逻辑。〔51〕
3.深度田野调查
关于“转型社区”的深度田野调查，可以视为“过程-事件”研究法的进一步深化。作为这一主题内最鲜活、最细致的研究方式，它所追求的是对“转型社区”原生状态的还原，而代表这一研究方法较高水准的一系列学术专著的出版，把这一鲜活的研究方法呈现了出来。
第一，1997年，折晓叶等出版了《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本书以广东万丰村为个案，深度描述了在“村庄外来力量”和“村庄内部社会结构变化”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下所推动的村庄变迁与转型，他们认为，“超级村庄”既以企业的组织方式存在，又保有典型的村庄特点；既是自治性的民间社会，又执行着准政府的各种职能；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而且，他们认为这种村庄变迁与“精英效应”是密切相关的。〔52〕
第二，2004年，李培林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村落的终结》，他在书中提出，一是村落终结和农民终结不是完全同一的过程，不是非农化、工业化和户籍改革就能解决的；二是村落的终结必然伴随产权的变动和社会网络的重组，并伴随着利益和价值冲突，需要建立一种超越“零和博弈”的合作机制；三是村落组织的传统本土资源，并不完全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也可以被用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53〕
第三，2005年，蓝宇蕴在《都市里的村庄一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一书中，将城中村称为“新村社共同体”。她认为，“城中村”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而个案研究生动地反映了弱势群体争取自身利益的行动逻辑，即寻求在合约或者自我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利益索求。她认为，把利益尽可能地纳入村社共同体的范围，并通过自主性的力量，以实现乡村社区的改造与发展。同时她也认为，这一行动逻辑既能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又能节约政府成本。〔54〕
此外，类似的田野研究，还有如周大鸣对广东“南景村”的研究，王汉生等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陆学艺等对北方地区“行仁庄”的研究，王铭铭对闽南“美法村”“塘东村”的研究等。李培林在谈到“村落变迁”的研究方法时提出，深入的个案调查可以让研究者从一种比较原初的状态下观察村落的变迁过程，通过对村落城市化链条每一个发展环节理想型的建立，可以在理论上再造当代中国村落变迁生动而又丰富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其研究旨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逻辑揭示了，而是一种“超越实践社会学”的尝试，即将实例“一般化”的努力。〔55〕
总之，无论是“结构分析”，还是过程事件研究与深度田野调查中的“行动分析”，都给我们呈现出不同的方法论特征，对此，谢立中的评价较为中肯，他认为，“结构分析”与“行动分析”，只能说各有特点或用处，却很难说两者之间谁比谁更适当，因为，它们都只是用来构建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而已。〔56〕这就要求我们在反思“转型社区”的研究方法时，既要避免“结构分析法”重宏观层面的分析与解释，又要避免“行动分析法”致力于“讲故事式”的叙事与描述。因此，理想的状态是在微观的“行动分析”中，嵌入“结构分析”的概括与提炼，以实现这两种研究方法的互衬。
五、结语：理论研究的“必要张力”
总之，在转型社区的研究中，从概念的提出，到理论建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展开，我们看到了理论研究中以上三个元素之间存在着的一种“必要的张力”。“张力”原是自然科学的一个概念，它主要表达的是一种既相互联结又朝着相反方向伸展的作用力。张力太大，物体就会断裂，以至于分离，从而失去相互作用；张力太小，作用力方向同一，反作用力不强，从而失去活动能力。库恩就是借用了自然科学中的“张力”原理，提出了“必要的张力”这一概念，它是指科学研究中传统与变革、收敛式思维与发散性思维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学术研究中，概念、理论与方法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型，而这个三角形每一边的两端都构成了一种张力。以学者为主体的学术研究活动，事实上，就是通过推动概念、理论与方法之间维持着一种多向度与多层次的“必要的张力”，来增加三角模型的厚度与宽度；事实上，学术研究也是在增进知识的宽度与厚度，从而推进着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或者是建构能力。在转型社区这一主题的研究中是这样，在其他主题的研究中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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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概念篇3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1认知城市社区
1.1社区与城市社区
社区原本是社会学中的概念，源于德文gemeinschaft，由德国社会学家F．腾尼斯(1887)在《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GemeinshaftungeseUschaft)-书中提出，英文译作CommunityandSociety。19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提出“社区”的概念，后由众多学者在共同讨论中达成共识，将community译成“社区”。
从社区的基本内涵来看，社区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一定数量的居民的居住生活为中心，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城市社区则是由城市基本建筑物、人等要素所限定下的空间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与乡村社区相比，城市社区有较大的开放性，它的内涵也会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变迁和城市科技进步等进一步发展变化。在我国，“城市社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90年代才兴起，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目前，城市社区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1.2城市社区的构成要素
城市社区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一般具有5种要素：
①人口：按照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人口；
②地域：按照一定地域界线确定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居住区域；
③组织：有一套适应社区的管理机构和相应的制度，自发、互助的社会团体；
④心理：具有本地文化特质、情感上可以相互沟通、有认同和归宿感的社会心理；
⑤设施：能维持社区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设施。
1.3城市社区的基本功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制度明确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功能，剥离了它们承担的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功能；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一部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职能也从政府中分化出来。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被剥离或分化出来的社会职能必须落实到社会最基本的载体。因此，城市社区作为基础层面上的社会单元，必须承担多重社会职能，主要包括8个方面功能：①管理服务功能；②经济综合功能；③社会交流功能；④社会服务功能；⑤教育培训功能；⑥文化娱乐功能；⑦医疗保健功能；⑧市政公用事业服务功能。
1.4城市社区与住宅区、居住区
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住宅区、居住区的概念使用频率较高，在概念表述上有一种包涵关系，但并无本质的不同，可以通称为“住区”。对比住区与社区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以居住为主的地域空间，但是还是有些不同点：
①从地域概念上来讲，社区一般有明确的行政或管理界线，而住区则只有地块界线或物业管理范围线；
②从功能上来讲，住区的功能比较单一，是城市功能区划之一，而社区则比较综合、复杂，强调功能混合；
③从规划上讲，住区更多关注是物质环境，而社区则不但考虑物质环境，还要考虑更多社会、经济、文化等非物质因素。
2国内外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
2.1美国――基于社区中心的社区自治管理模式
在美国，社区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它的划分没有具体规定，可大可小。每个社区有个社区中心，通常社区把学校、公园和娱乐场所共同体或者YmCa(YoungmenChristianassociation)作为社区中心，供社区开展活动、居民交往等。社区中心必须满足一定标准：有足够地方开展活动，布局要合理，足够设施满足不同需要，为不同年龄层次居民提供服务，每1000人社区中心用地10亩，公共娱乐和开放用地不能少于用地的10％，设施必须在小区和社区范围内提供。所以，学校的政府公益性特点和良好的设施并且位于社区中，成为社区中心的最佳选择，一般公立的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所有时间作为社区居民的文化、教育、学习、健康、娱乐等场所而对外开放。每个社区中心有一个管理机构。
2.2新加坡――以选区为单位的政府主导社区管理模式
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小的岛国，国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但是其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呈现多元化特征，这决定了它社区管理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团结、和谐的多元社会。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对社区进行直接管理，并在社区设有许多派出机构。这种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许多多民族国家学习的成功典范。
新加坡根据地域范围划分社区管理层次，在全国层次，人民协会（people’sassociation）统一协调管理全国社区工作。在区域层次上，划分为中区、北区、西北、南区、西南区。每个区域建立社区发展理事会负责本社区工作，社区发展理事会管理范围基本是80万户居民。在社区发展理事会下面，以选区为单位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管理范围大约是1.5-2.5万户居民。选区内还有最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和邻里委员会，管理范围是1500－2500户居民。在新加坡社区中，还有一个特殊组织：民众联络所和民众俱乐部，它是与选区对应的社区服务设施，经费90%来源于政府。基本上，每个民众联络所和民众俱乐部服务1.5万户居民，并由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其具体职能是组织文化、教育、娱乐、体育以及其它大型民众参与的社会活动来促进民族的和谐，提高社会凝聚力，沟通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同时还管理财务。
2.3日本――基于地域中心的混合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日本社区管理是地域中心的管理模式，日本的地域类似我国街道的行政区域，而地域中心则类似我国街道办事处。这种地域中心体制是为了更好满足大城市对居民管理的新需要。地区中心是区政府根据人口密度和管理半径划分的一定区域的行政管理机构，隶属于区政府地域中心部。除了地域中心外，还有一个与之平行的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即住区协议会，它由居民自愿参加，建立在原来町片基础上。住区协议会主要任务是对区政府的中长期计划进行讨论，把居民意见反馈给区政府，对区域的共性问题进行讨论提供对策，它是居民参与地域管理的有效途径，是一个非政府自治组织。由此可见，日本大城市是基于地区中心的混合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2.4上海、杭州、天津――基于社区居委会的党政主导社区管理模式
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时间还比较短，社区管理模式还处在不断深入探索中，上海、天津、杭州等不同城市结合自身特点设计社区管理体系。
上海市把加强社区建设作为上海实施新世纪宏伟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区建设与改革和完善城市管理体制结合，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体制，明确提出街道党工委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努力构建四大系统，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上海特色的社区管理模式。
杭州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先进城市，分为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四级，市和区设有社区建设委员会，指导协调社区建设工作并为社区提供有效的服务，街道办事处设有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负责社区建设的督促和落实工作，社区委员会负责社区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它以原有居民区和居委会为基础，按照管辖区域与户数适当、区域相对集中、资源配置合理、功能相对齐全的基本要求，全市五个中心城区划分272个社区，每个社区一般规模1500－2000户，平均1760户。
天津市实行“分类式”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以区级行政区域为单位，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把城市社区分为完全物业管理型社区、部分物业管理型社区、非物业管理型社区三类，确定管理主体，明确社区职责，实施分类管理。
总结这几个城市管理模式和实践经验发现，尽管不同城市把社区管理模式不尽相同，社区空间落脚点也不同，上海是落实到街道一级，杭州是落实到居委会一级，但是由于制度背景的影响，它们都在社区管理体系中强调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都把城市社区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紧密融合在一起，并且随着政府职能转型，又都在从政府主导模式向共同治理模式的演变过程中。
2.5小结
综合比较国内外不同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行政等特点采用社区自治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混合模式等不同社区管理模式，同时形成了不同城市社区管理空间体系，社区空间落脚点也不同，美国是落实到社区中心，新加坡是落实到选区，日本是落实到地域中心，而我国则落实到街道或居委会。
3中心城区城市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3.1现状及问题
某市从1988开始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深入开展文明小区、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到2000年，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家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它标志该市社区建设工作全面深入开展。根据文件精神，居委会改称为社区居委会，并开始大力开展“村改居”和“镇改街”工作。截至2006年底，该市中心城区共有街道35个，社区居委会272个。
通过现状调查与分析，这种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的社区空间管理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①在规划建设中，规划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也没有完全对接，在管理层级、配套标准等也没有完全统一，因此也就带来了社区建设和居住区规划“两张皮”现象。
②对“村改居”和一些原来单位管理的集中居住区，在社区管理体制上还没有完全理顺。
③建设与管理方式还是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社区活动、治安管理、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等等依赖政府的管理和干预，社区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④由于住宅零星开发带来社区空间布局不均衡，社区服务设施零散，社区配套设施共享困难。
3.2新型城市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和经验基础上，为了适应该市现行行政体系，满足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进一步理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推进社区居民自治，按照“属地管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职责明确、管理有序”的要求，确定市中心城“两级政府，两级社区”的“网格化”城市社区空间层级体系。
“两级政府”即市、区两级政府，以行政管辖区为界限，相应成立城市社区管理机构，负责社区建设的指导、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两级社区”即街道社区和基层社区。以一定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对每个区辖范围划分若干个街道社区，对每个街道社区划分若干基层社区。
“网格化”管理缘自计算机网格技术思想，后被国外城市管理者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引入到城市街区管理中。在这里，“网格化”的含义就是把城市社区空间作为网格对象，以基层社区为基本网格单元，以街道社区为次级管理单元，进行层级化、全覆盖式管理，如下图所示。
网格化城市社区空间体系构建图
4不同管理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4.1与城市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该市城市行政管理系统中，政府分市、区两级，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虽然法律上是居民自治组织，协助政府机构处理行政管理事务，办公经费也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拨款，所以，它也是城市行政管理体系的一部分。而理论上，社区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目标是实现民主自治，所以，从城市管理角度看，两者应该是同一个管理对象的不同管理主体。因此，两者的契合点就是基本单元的地域空间一致性，即每个基层社区就是一个城市行政管理基本单元，每个街道社区就是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是城市次级行政管理单元。每个基层社区设置一个社区居委会，每个街道社区设置相应的准政府性质的社区建设管理机构，协助两级政府来开展指导、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4.2与居住区规划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城市规划中，《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按居住户数或人口规模可分为居住区、小区、组团三级。居住区，泛指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和特指城市干道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30000--50000人）相对应，配建有一整套较完善的、能满足该区居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小区，是指被城市道路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0--15000人）相对应，配建有一套能满足该区居民基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组团，指一般被小区道路分隔，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3000人）相对应，配建有居民所需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居住区规划层级体系划分着眼点是人口规模、城市各级道路以及配套设施，这些要素也是社区的基本要素，但落脚点是配套设施。因此，两个体系之间的契合点是各级配套设施完备性。
三个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个体系契合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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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概念篇4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社区建设”这一概念在中国内地城市源起过程的简单回顾及其主要内容的界定，以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武汉市江汉区的实践经验为镜鉴，探讨新形势下影响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四个变量：社区人口规模；受益空间大小；政府、社区的张力；地方性知识，试图从社会中介组织的优势来回答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因应对策。
1．“社区建设”概念的缘起及其界定
1．1“社区建设”概念的缘起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社区”概念，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的特点在发生变化，社区概念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
在中国，“社区”这一概念是2o世纪30年代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等引进。“回想起来，社区这一概念，最初是1933年我们燕京大学的几个大学生介绍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用来翻译英文community~词的，这个词也有人译为“共同体”。社区的含义，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它是与血缘关系相区别的一种依据地缘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血缘群体最基本的是家体、氏族，地缘全体最基本的是邻里。邻里在农业区发展为村和乡，在城市则发展成为胡同、弄堂等。”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位”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形成了以“单位制”为主体的城市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官方认为“社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直到2ol!t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增多，天津、武汉等市的城市街道和居委会开始从事一些社会服务性工作。这一工作被称之为社区服务。1986年国家民政部首先倡导在城市基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市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提出社区服务的的方向。至此，“社区”的概念第一次进人中国政府管理过程。
由于社区服务工作的发展，难以涵盖各方面的社区工作。1991年民政部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提出“社区建设”这一新概念。
1．2“社区建设”内容界定综合全国26个社区建设试验区试验方案，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社区服务。二是社区环境。三是社区治安。四是社区文化。五是社区教育。六是社区卫生。
2．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影响变量：以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一武汉市江汉区为例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一武汉市江汉区的社区服务为例，从集体行动理论、消费选择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影响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变量。
2．1案例介绍
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小夹社区地处全国闻名的汉正街。辖区总面积0．038平方公里，居民1128户、3364人。社区属于商住合一型社区，共有13栋多层或高层楼房，13个居民小组，26个门栋，平均每栋43户、129人。
社区的楼房大都是20世纪80年代武汉市旧城改造中所建，从7层到19层不等，社区内公共通道狭窄，房屋结构设计不合理。如汉正街857号一栋楼只有一个门栋，一层住有12户居民，过道狭长且无法采光，白天需要使用电灯照明。社区l一3层由物业公司管理，4层及以上住户的物业无人管理。再加上社区内商业网点密集，人员流动量大，社区治安环境差、卫生状况差，邻里关系不和睦，偷盗猖獗，虽经多次整治，但均因缺乏长效管理机制而难有改观，居民深受其苦，怨声载道。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小夹社区民族路5号门栋开始了门栋自治的“尝试”。民族路5号门栋的自治始于1998年电控门的安装。当时，由于门栋治安环境很差，经常有被盗现象。寻求居委会的解决最终没有好转，两位门栋热心人在和居委会沟通后，主动动员本门栋居民自己出资安装电控防盗门。经过门栋居民民主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每户交400元(其中3户家庭生活较困难，2户交了2o0元，一户免交)购买并安装电控门。这样，5号门栋成为社区第一个安装电控门的门栋。门栋治安状况好了，这两位热心人由此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尊重，她们也更多地组织开展门栋的灯泡更换、卫生管理等工作。5号门栋自发形成的“门栋自治”由此缘起。为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减少社区治理成本和居委会负担，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社区居委会积极总结推广门栋自治的经验。居委会在肯定5号门栋工作成绩的基础上，于2000年指导5号门栋成立门栋自管会。2001年又在8栋、7栋成立门栋自管会。2003年，小夹社区共有23个门栋成立了门栋自管会，以前由2个门栋组成一个居民小组，现在每个门栋则成了实际的治理单元和实际的居民小组。
2．2从集体行动理论、消费选择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影响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变量。
2．2．1社区人口规模。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小夹社区，辖区总面积0．038平方公里，居民1128户、3364人。人口规模在13000人之间，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适度的。但从以上案例来看，还是“院落自治”、“门栋自治”等形式解决了社区环境脏、乱、差以及无人管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社区治理是否有效最终取决于居民是否参与和自治，而居民在多大程度和多大空间上参与和自治则最终取决于居民集体行动的可能程度。按照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的困境阐明了较大集团不能增进成员自身的利益。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这样即使集团能够获得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其数量也是远远低于最优水平的；第二，集团成员的人数越多，每个成员都怀着搭便车的动机，冒险的事情和有成本的事情让别人去做，自己则跟着分享利益；第三，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协商成本、信息成本等就越高，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
2．2．2受益空间大小。最后解决好安全、环境等系列问题的不是居委会，而是两个热心人。居民先与居委会沟通，后与大家协商，一致通过，“门栋自治”才诞生。按照消费者选择理论，消费者有能力根据不同物品组合提供效用的能力对它们加以比较。小集团中的消费者不用靠强制或任何集体物品以外的正面的诱因就会给自己提供集体物品。小集团中的每个成员或至少其中的一个成员，会发现他从集体物品获得的个人收益超过了提供一定量集体物品的总成本；有些成员即使必须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所有成本，他们得到的好处也要比不提供集体物品时来得多。一方面，在一个较小的集团中，每个成员都可以得到总收益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体物品就常常可以通过集团成员自发、自利的行为提供。另一方面，小集团的受益空间较小，集体物品与每个成员的利益关联度较高，可以使所有的成本和收益内部化，使每个成员都有明显的收益感觉，容易产生集体行动提供公共物品。
2．2．3政府、社区之张力。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l90年代末，小夹社区一直在摸索实现社区服务功能完善的最佳途径，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最佳方式——“门栋自治”与“院落自治”。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找到了这个“药方”?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探索这么久?我个人认为，政府一边倡导社区自治，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一边又不放权给社区，就会造成“想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的局面，但是时间慢慢流逝，使得社区居民也加深了对社区自治涵义的理解，自动地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取得最大的收益，这样就会对政府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不断的把权利逐步下放给社区，于是二者之间产生张力。
2．2．4地方性知识。所谓地方性知识，是人们的生活习俗、阶层观念。小夹社区地处全国闻名的汉正街，人员流动性大。不同层次的社区居民，由于生活习俗、价值观念不同，自然对社区建设的重点、管理、服务的方式需求自然不同。
3．结论：社会中介组织——社区服务功能完善的最佳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概念篇5
（一）经济转轨与经济转型学界对经济转轨和经济转型两个概念存在不规范的混用现象，实际上两者有明显区别。经济转轨是指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快速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经济转轨引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并逐步形成了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从学科分类上讲，经济转轨学隶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研究集中于经济体制比较、市场化改革的方法等。经济转型的概念要更为宽泛，泛指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理解，经济运行的状态或类型是由一系列状态变量表征的，而经济转型则是这一系列状态变量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经济转型的本质是经济的状态转移。但是，只有当这种状态变量是结构性状态变量，而非规模性状态变量时，经济运行的状态变化才称得上是经济转型。正因如此，经济结构就成为了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推进结构调整成为解决经济深层次矛盾之根本。经济转型自身是一个客观的、无态度的概念，只反映经济状态变量的变化，其变化的方向和价值取向就无法从这一概念中获得。为此，有专家又提出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概念，“升级”一词的加入为经济转型赋予了新的价值取向。经济转轨是经济转型的一个特例，经济制度变迁是一类特殊的控制变量或政策变量，是在这一外在冲击的影响下产生的经济运行状态变化。经济转轨具有不可抗拒性，是经济系统承受的既有外来冲击，不一定作为一种主动实施的政策。相比而言，经济转型是具有主动性的政策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转型和调整结构来实现预定的发展目标。
（二）城市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学界对城市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的概念存在着不同认识，尤其对城市经济转型的隶属对象存在着较多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城市转型等同于城市经济转型，但更多学者认为，城市经济转型是城市转型的一种主要形式。例如，李玲和仇方道等将城市经济转型与城市文化转型、城市社会转型并列，作为城市（发展）转型的3种主要形式，并认为当前过于强调城市经济转型而忽略了其他两种转型的研究。魏后凯从转型发生的领域，将城市转型分为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生态转型，并认为城市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产业转型，也就是城市产业演进发生重大变革。笔者基于面向对象思维，采用静态结构图对城市转型、经济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描述（见图1）。转型包括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生态转型和空间转型5个组成属性，经济转型是转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属性。城市转型是转型的派生类，决定了城市转型具有一切转型的属性，因此城市经济转型只是城市转型的一个组成属性。同时，城市经济转型又是经济转型的派生类，具有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与空间结构及所有制结构等属性。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则为转型赋予了价值取向，是指城市经济在发展环境变化或技术变革条件下所进行的制度创新、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其目标就是在给定发展环境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规划、标准和政策，引导城市进入健康发展轨道。基于面向对象思维，完整而精确地刻画了上述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二、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含义
（一）城市尺度从城市尺度来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城市发展模式的改变，结合我国城市治理现状和城市发展方向而言。笔者认为其政策含义如下：1.生态城市建设。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生态城市的建设。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基本是走资源消耗大、环境负外部性大的路径，在生产、建设、流通及消费的各个领域均存在着管理粗放的问题，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还不利于居民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和城市的平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为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强化生态在发展中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建设生态城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要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依赖生态技术工程和循环经济模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降低产业负外部性，使城市开发活动保持在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之内；依据城市在生态、科技和人文资源的比较优势，着力于发展生态驱动型产业，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2.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是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及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推动城市生产和生活创新的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尽管智慧城市概念创立之初，是由iBm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商业理念推动，但时至今日，智慧城市早已超越创立之初的狭隘内涵，其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我国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极为重视，分批次、有重点地开展智慧城市的试点工作，有效地自下而上地推动了我国智慧城市的探索。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与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密切关系。一是智慧城市代表了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本身就是城市转型的目标所在，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数字化、信息化与智慧化将是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二是智慧城市的发展将拉动信息产业实现二次发展，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应结合自身的人才与技术优势，重点发展智慧城市装备制造及智慧城市技术研发等新兴产业，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当前，我国已有众多城市或产业园区提出智慧城市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例如，2013年10月成立的四川省眉山市机械产业园区，将智慧城市装备制造业作为园区的特色支柱产业；2014年1月成立的贵安新区则以大数据产业作为高端产业类型，并将此作为未来贵州省的重要经济增长引擎。三是不断强化智慧城市理念，让其贯穿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通过发展智慧旅游、智慧家居、智慧交通及智慧政务等新型业态，促进现有各产业的管理和经营水平的升级。3.避免城市的结构性衰退。供需结构、产业结构及空间结构的不平衡容易导致城市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和停滞，城市的结构性衰退往往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会造成城市经济、人口及空间的全面萎缩乃至消亡，就业形势与社会治安恶化乃至失控，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就是结构性衰退最典型的案例。城市结构性衰退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最主要原因。在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是结构性衰退的主要典型。目前，我国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这些城市普遍面临着结构性衰退的风险。此外，“一产一城”的发展模式，使得城市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又降低了城市经济系统的稳健性，当市场需求发生改变时，结构性衰退风险陡增。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克服结构性衰退的必要途径。通过政策扶持，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行调整，以基于现代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原有传统产业作为主要手段，创建新的、满足域外需求的主导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多元化，增强城市经济运行的稳健性，最终实现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和城市增长动力的可持续性。我国高度重视对城市结构性衰退的治理，以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升级为例，以陕西省榆林市和甘肃省白银市为代表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转型升级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由此可见，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避免城市结构性衰退的重要策略。4.城市空间无序扩张的治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快速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城市各个要素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一些负面效应，当这种负面效应不断累积时就容易演化为“城市病”。“城市病”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以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最为典型。以北京为例，笔者根据遥感影像分析，1991年～2011年北京建成区面积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6.2%，而同期北京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仅为3.2%，明显低于城市空间的增长速度（按照约定俗成的标准，当人口增速低于建成区面积增速时，城市土地利用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必然涉及空间维度，城市空间转型与经济转型不可分割，从而为治理空间无序扩张提供了可能。通过采用混合高强度土地利用和开发模式，促进产业空间结构优化与产城融合发展，有利于形成多功能一体化的、相对独立与完善的城市空间，降低劳动力的通勤成本与服务采购成本，避免城市空间形成连片式扩张，从而提高了土地开发效率。
城市社区治理概念篇6
所有权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法学概念[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权实实在在地关乎每个法律主体所拥有和控制的其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所有权是产生其他财产权的前提，也是其他财产权的结果。准确把握所有权概念，完善所有权制度，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罗马法中的所有权概念
马克思在研究了罗马法以后认为“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任意使用和支配的权利，是随心所欲地处理什物的权利。”[2]王利明教授认为罗马法中有“所有权”一词的，即“dominium”，而且被认为是现代大陆法系所有权观念的源泉。[3]这是因为在罗马帝国时代，简单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由这种简单的商品生产经济基础所决定，罗马法确立了绝对的、自由的、独立的所有权概念和制度，这是简单商品经济在法律上的反映。意大利罗马法学家彼德罗·彭梵得也认为罗马法上有所有权概念：在罗马人中，所有权的早期称谓是“mancipium”，“proprietas”（所有权）则是对物的最高权利的技术性术语。而“dominium”则更古老，但不那么具有技术性，而且它也被用来指“家父”的一般权力或对任何主体权利的拥有。[4]罗马法对所有权的定义是“对物最一般的实际主宰或潜在主宰”。[5]现在，所有权概念肇始于罗马法成为通说。
2.日耳曼法中的所有权概念
日耳曼法的产生，虽在罗马法之后，但因为是农业社会的法律规定，所以反映着前资本主义的精神，没有成文法典，只有习惯的聚集，法律的内容也大都是支配、服从义务拘束的关系，不过可以说是富于团体本位的思想。[6]日耳曼法并未将所有权看作是抽象的支配权，而是基于各种物的利用形态来分别认可各种权利，即以利用为中心建立了物权体系。[7]日耳曼法基于各种具体的事实关系，根据各种对物的利用形态来确认各种对物的权利，物的形态不同，对物的支配形态也不同。例如动产与不动产属于完全不同的权利，其效力和保护方法在法律上是不同的，[8]甚至对不动产的占有也不象罗马法那样应以所有之意思为要件，而只是以现实的持有为要件，这样在同一不动产上可以同时并存数个用益物权，而该数个物权都是从事实上的利用关系出发加以确认的。在日耳曼法上，甚至在永久的所有权之外，还有所谓负担的所有权和不能处分的所有权。[9]因此，日耳曼法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
3.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中的所有权概念
（1）大陆法系的所有权概念
在大陆法系的物权制度中，所有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10]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一般都有对所有权的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为对物享有的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德国民法典》第903条规定：“物的所有人，在不违反法律或第三人权利的范围，得自由处分其物，并得排除他人对物的一切干涉”；《日本民法典》第206条规定：“所有人在法律限制内对其所有物有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意大利民法典》第832条也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且在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的前提下，所有人有对所有物享有完全的、排他的使用和处分的权利。”[11]当然，我国《民法通则》也不例外，其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可以说，大陆法系“所有权”是一种抽象的支配权，具有完整性和弹力性的特点。
（2）英美法系的所有权概念
英美法系由于属于判例法，因此从概念本身的逻辑看，并无严格的“所有权”概念，亦未形成固定的人和物两种观念。但与大陆法系相比而言[12]，英美法上的定义要实际一点。在英文中，与财产对应的是property，它既指财产权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客体，比如某一物品或某一权利。1933年出版的一部美国社会科学中的property条目中是这样表述：“property是一些字母的和谐悦耳的排列组合。它用作代表人们在共和国中持有的诸种权利之普遍术语。一块硬币，一支长矛，一幅锦绣，一道修道院之誓愿，一头公牛，一名奴隶，一笔赠与的生活费，一片田园，一件首次抵押物，一个铁路系统，一张交易的清单和一次合同权利都可以用这一普遍性术语来表达。”[13]与所有权对应的英文词应该是ownership，朗文英语词典的解释是：拥有某物的事实（thefactofowningsomething）；而own（所有）这个动词是这样解释的：合法地拥有某物（tohavesomethingwhenitislegallyyours.）[14]
梅因说过，“欧洲大陆上的‘财产史’是罗马法的动产法消灭封建化的土地法的历史。英美土地法虽然吸收、借鉴了罗马法的有益因素，但仍未形成大陆法系中相应的物权制度。可以说，英美法系上”所有权一词纯粹是作为占有的对应词，其意义并不比产权包含更多的含义，所有者比单纯的占有者地位要高一些，但在恢复占有的诉讼中，所有权并无任何技术性的意义“：”至于物的利用，则很少会发生所有权的问题。基于物的所有权而派生出来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由多人分享，因而将所有权归诸其中的任何人都是不合适的。“[15]因而所有权在英美法上并不代表任何特别的意义，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由于抽象物不受有体物和所有权的束缚，可以进行人为创造和设计，所以英美法系财产法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4.我国法律制度中的所有权概念
我国奴隶社会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即由国王代表国家对全社会的财产包括视为财产的奴隶，行使所有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存在着抽象的国家所有制。但实际情况是，国王为了实现对国家的统治，不得不将土地分封给大小官吏和贵族。故在我国奴隶社会既确认了君主代表国家，对土地、奴隶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时，又在事实上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较之西方国家更长，且封建统治者重刑轻民，所有权观念不是很发达，人们普遍重视所有权的归属关系，而于所有权各项权能与本权相分离却较少涉及。即便如此，我国封建制法已将财产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且因为我国是农业国家，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立法级为重视。与我国奴隶社会类似，我国封建社会也存在抽象的国家所有制，但其本质仍是私有制。在我国封建社会，一个人是否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以及所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与其地位和身份密切相关。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所有权概念与罗马法所有权概念是不同的，而累似于日耳曼法的所有权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化三改造”于1956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至此，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当然也是国家财产的所有者。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维护、管理国家财产，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及法律确保国有财产的保值增值。同时，我国也通过法律确立财产的所有权。如，我国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其中的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当然，也通过法律巩固了国家所有权[16].
我们认为，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其权能在时间、空间上均可与之分离的抽象的完全的、绝对的支配物的权利。所有权的功能决定所有权的概念，而所有权的功能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在于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及充分利用。“法律的真实生命不是逻辑，而是它所要调整的社会现实”。[17]从这样的所有权功能出发，大陆法系的所有权的概念应该借鉴英美法系的财产权概念中的有益成分，突破一些固有的误区，以适应市场经济灵活变动、不断创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二、我国对所有权概念的理解误区
我国多年通行的所有权概念，是一种用列举所有权的权能来解释所有权本身的定义方式。法定概念如此，如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理论界复如此，将所有权作为所有权人对自己所有之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由此陷入认识和实践的一些误区。目前理论界对所有权的认识似有以下误区：
（一）误区之一：将所有权视为其权能的简单相加，不理解所有权的支配力何以得超越任何抑或各种所有权的具体权能。
例如在关于法人财产权的讨论中，有一种“委托经营区观点”，该观点认为，国家所有权中应当增加一项“委托经营权能”。以便通过法律强制性地建立委托经营关系，由国家将这项权能交给企业，成为企业地一项法定权利。“这种观点把所有权视为其各项权能的简单相加，忽视了所有权是一种包含着利益的支配力之真谛”[18].把所有权理解为所有权权能的简单相加实际上是把所有权庸俗化了。所谓所有权的权能[19]，是指所有人为利用所有物实现其对所有物的独占效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采取的各种措施与手段。所有权的权能或内容只是实现所有权的手段，或称所有权的作用。所有权的不同权能表现为所有权的不同作用，是构成所有权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的权能体现为不同的作用，每一种权能都意味着所有人或所有人授权他人实施一类或一系列行为的可能性。通常在学理上，所有权的权能可以划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也有的把所有权的权能划分为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积极权能；排除他人干涉是所有权的消极权能。[20]各国的法典在给所有权下定义时一般都以列举的方式把所有权归结为对物进行支配的几项权能。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列举的方法。
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就财产的支配角度把所有权概括为几项权能，但所有权都不等于几项权能的简单相加。[21]“列举主义，不但以所有权之本体与所有权之作用（所有权之权能）混为一谈，且亦涉于繁难，盖举所有权之作用（即所有者之权能）纲罗之而无遗漏乃一至难之事”[22].“所有权就标的物有统一支配力，而非物之利用、收益、处分等权能的总和，于法律限制内有自由利用之单一的内容，其情形有如人格的自由权，非得为任何事之权能得集合，乃于一定限制内得为所欲为之单一权利”[23]事实上，罗马法学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所有主的权利是不可能以列举的方式加以确定的，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在定义中列举所有主有权做什么，实际上所有主可以对物行使所有可能行使的权利；物潜在的用途是不确定的，而且在经济—社会运动中是变化无穷的，在某一特定时刻也是无法想象的。”[24]因此，所有权并不是其各项权能简单相加，所有权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完全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实现自己所拥有的诸项权能。同样的道理，所有权的几种典型权能的简单相加，并不能涵盖所有权的全部意义。
（二）误区之二：将综合行使所有权一般权能甚至个别权能的主体视为所有权主体，不能理解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主体与所有权权能之间错综复杂的分分合合。
一种情况是，我国在法人财产权的讨论中，关于公司财产权与股东权的关系提出过如下存在误区的观点：（1）公司是唯一所有权主体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现代公司由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逐步发展为公司被经营者控制。股权从所有权演变为债权，以致公司成了唯一的所有权主体，股东只关心股息和红利。公司不再受股东控制。（2）股东与公司双重所有权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现代公司的两权分离，并不否定股东的所有权，而是表现为公司的财产为公司所有，公司为股东所有的双重所有权结构。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股东的所有权不可能被经营者剥夺，现代公司仍为股东所有及控制。所谓的“两权分离”，只是在事实上剥夺了股东对公司的支配权和所有权。[25]
既然股东（出资者）因其对公司或企业投资而享有所有者权益，可以对公司或企业施以控制，公司或企业法人就不能对其支配的财产享有所有权。法人固然可以根据出资人之间的契约依法取得独立人格，但是基于此独立人格而剥夺股东的所有权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公司或企业归根到底是处于股东或出资者的监督、控制之下的。很多学者将法人所有和法人独立财产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是不能等同的。法人独立财产仅仅表示法人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是分开的，并不表示法人拥有该财产的所有权，而且这与股东的有限责任也没有关系。股东投资后，财产由全体股东按份共有。股东对公司财产实行按份共有并设定用益物权，由公司行使，也就是董事会行使。法人所有权的弊端在于法人所有权就等同于董事会所有权，而董事会所有权等同于大股东所有权，最终就等同于董事长、经理人的所有权，这非常不利于对小股东的保护。
国外法律也没有公司对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的规定，如德国遵循“一物一权”原则，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可以取得所有权和其他不动产物权，而不是对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再如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不存在法人所有权的；公司在其活动中取得、行使权利，设定及履行义务，都应当是股东（出资者）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公司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归股东所有，则是各国公司法的通例，这一制度也说明了股东（出资者）对于公司或企业的所有者地位。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实践中国务院作为国有资产的人不可能直接经营国有企业，通过部委和各级政府层层委托以后，每个部门都认为自己是国有资产管理的人或者是实际上的所有者，所有权被各个部门分割，实际上已经架空了真正的所有者，也无法形成各级之间的合理约束。这样，由于把行使部分所有权权能的主体误读为所有权主体，使得本来是统一所有的国有资产，事实上又具有非常具体、零碎的隶属关系。
（三）误区之三：从抽象单个自然人的角度理解所有权主体，无法理解政权作为一个公权力体系如何享有并行使所有权。
现有的所有权理论多侧重从抽象单个自然人的角度理解所有权主体，对政权作为一个公权力体系如何享有并行使所有权不太了解。其实，政权在法律上可以作为所有权主体享有并行使所有权。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权能取得法律人格，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机关法人。政权基于法律人格享有和行使所有权，符合人格—财产权的一般逻辑。
1．政权享有并行使所有权是承担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需要2．“政权”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是阶级的工具；二是指政权机关。[26]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统治阶级行使国家行政权、组织统一管理国家的各种社会行政事务的机关。[27]政府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随着各国历史的发展，在不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职能。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政府具有执行和体现国家政治统治的基本职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28]“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29]笔者认为，政府管理尽管具有执行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等特点，但所有政府管理，其根本的目标都不可能离开国家的利益。所以，政府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统一，二者不可偏废。而其中实现国家财产所有权，是政府管理现代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实现国家财产所有权的法律本质也是政府管理现代国有企业的法律本质。
2．政权在历史上就享有所有权
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政权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一种重要形式可以作为所有权的主体。梅因对财产早期史曾做过有价值的研究。他发现：团体共同所有权是古代正常状态的所有权，“没有人能够违背团体意志而被保留在共同所有制中”：“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仅限于个人所有的所有权，则就先天地极少可能对早期的财产史获得任何线索。”[30]另外，中世纪的城市已经享有相当的自治权了。11、12世纪以后，随着西欧各地手工业和商业的普遍恢复和发展，城市开始兴起，并获得自治权，由市民代表所组成的市议会不仅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而且行使立法权，经常颁布法令。这些法令主要涉及城市建设（如道路、下水道和桥梁的修建等）、城市管理（如财政、金融、商业、手工业、学校和粮食供应等）以及城市治安的维护等问题。获得完全自治权的城市，包括城市共和国和城市公社。市议会是最高管理机构，它由选举产生。中世纪欧洲城市按享有自治权的程度分为不同类型，主要有：城市共和国，这种城市不仅有自，还控制着郊区农业区域，类似古代城邦国家；城市公社，享有完全自治权，但不控制郊区；只有不完全自治权的城市，这种城市由国王或所属区域的大贵族派代表和城市代表共同管理。[31]至资本主义时期，随其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权作为所有权主体地位愈显明显。即资本主义政权在法律上真正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共同体，以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团体名义占有、管理财产。马克思指出：“国家本身的抽象只是近代的特点，因为私人生活的抽象只是近代的特点。政治国家的抽象是现代的产物。”[32]政权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也得到了保证，如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有财产的取得和让渡应遵循补偿原则。
[注释]
[1]经济学对产权的概念探讨的比较多，与法学上的所有权概念有很大的相关性。关于所有权与产权的关系的论述，可参见谢次昌、王修经《关于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2页。
[3]参见王利明著：《物权法论》第20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意]彼德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196页
[5]同上注，194页
[6]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念》，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页。
[7]我妻荣著：《物权法》，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3页。
[8]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念》，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5页。
[9]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念》，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49页。
[10]马骏驹、梅夏英《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96页
[11]林嘉主编《外国民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53页
[12]两大法系财产法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绝对的所有权。大陆法系以对有体物的绝对所有为基础，使各种利用权处于依附地位。而英美法系却是以抽象物（即所有权以外的具体的财产权利）为基准，对各种具体财产权利予以平等保护。参见马骏驹、梅夏英：《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98页
[13]w.H.Hamiltonandi.tilled，encyclopaediaofthesocialsiences纽约1933
[14]《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朗文出版公司1995年版，1015页
[15][英]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79页
[16]参见我国《民法通则》第80—82条。
[17]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研究》，第35页。
[18]史际春：《关于法人财产权与股东权的法律规定刍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6期，41页
[19]有的民法教科书用“所有权的内容”涵盖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几项权能。参见佟柔主编：《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124页。
[20]林嘉主编《外国民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53页
[21]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22]曹杰著：《中国民法物权论》，第36页。
[23]史尚宽《物权法论》，第54页
[24][意]彼德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194页
[25]史际春：《关于法人财产权与股东权的法律规定刍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6期，42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09页
[27]参见《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3页。
[28]参见夏书章著：《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
[30][英]梅因著：《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8页
城市社区治理概念篇7
关键词：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边界；制度变迁；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G4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4-0005-05
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是新时期我国面临城乡教育二元结构所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进行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逻辑前提是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但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并未达成一致。从构词方式上看，城乡教育一体化由“城乡”、“教育”、“一体化”3个关键词组成，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首先要从这3个词入手来考察。城乡的边界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范围，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一体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的可能路径。
一、城乡的边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范围
城市、城镇、农村、乡村等概念，都是表述我国社会区域的基本概念。本文中的所谓城乡指城市和乡村。但是，我国对城市和乡村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有很大分歧，在使用这对概念时也较为混乱，其结果是影响了人们对城市、乡村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因此，对城乡教育一体化进行研究，必须要澄清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以及空间范围。
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内涵，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描述，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地理的等等。在实际当中，人们往往也是从多功能的角度对城市与乡村进行划分的：乡村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分布较城市分散的地方，主要依赖自然过程进行生产；城市则是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往往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信息中心[1]。《现代汉语词典》也对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做出了类似的解释，所谓“城市”，就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乡村”则是“主要从事农业、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2]。现代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更为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这是因为随着城市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城乡交流的不断增强，传统意义上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已不是那么明显，它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对于我国来讲，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里有了乡村社会文化的一些特征，而乡村里也同样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一直以城、镇（乡）的行政界限作为城乡划分的基础，而实际上在城、镇行政区划内也往往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的农业和农村人口，城镇的实体地域概念并没有真实的建立。
总而言之，不仅在纯理论意义上界定城乡的概念是一个难题，即使对城乡的概念达成了一致，甚至确定了具体的标准，也很难在实体地域上将二者严格地分开。但是，现实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与实践却不允许这种模糊性的存在，必须对此加以确定。从国家的统计标准来看，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把我国的城乡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城镇又分为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不包括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中的乡以及村。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统称为县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同样不包括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当中的乡和村。乡村是指城镇以外的区域，分为乡中心区（乡政府所在地）和村庄，其地域范围不仅包括行政区划当中所有的乡及其中的村，还包括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当中的乡和村，也包括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当中的村。
上述规定及其实施办法对于认定和划分城乡边界提供了很好的标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城乡是具有相对性的。如果把乡村看做“纯粹”意义上的乡的话，那么相对于乡村，镇区就更具有城的意味。但是和城区相比，镇区就显得更像乡村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城乡看做一个连续的序列，根据城乡的不同的等级和层次，以及我国的行政区划，把我国的城乡关系划分为7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乡村内部乡中心区和村庄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镇域内的城（镇政府驻地）和乡（村庄）的关系；第三个层次是县域内一个镇的镇区与另一个镇的乡村的关系；第四个层次是市辖区内的城区与乡村的关系；第五个层次是地级市内的一个区县的城镇（城区和镇区）与另一个区县的乡村的关系；第六个层次是省域内一个地级市内的城镇与另一个地级市内的乡村的关系；第七个层次是全国范围内一省的城镇与另一省的乡村的关系。与这7个层次的城乡关系相对应，城乡教育一体化也可分为7个层次。考虑到我国行政区划的设置情况，乡和镇一级、县和区一级的可以合并到一起，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也因此得到简化，依次是：镇（乡）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县（区）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地级市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省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国家层面的城乡教育一体化。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性决定了其实现的非同步性，但这种非同步性并非是从低到高层次的依次实现，而是依据管理和投入主体等多种因素来确定的。虽然乡镇是我国最低层次的行政单位，但是由于其不是管理与投入的主体，并不适合以它为基本单位来实现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而县级政府则由于其义务教育的管理与投入主体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基本单位。正因如此，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指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就成为我国现阶段的政策选择。等到县（区）域内实现基本均衡以后，要想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就需要管理和投入主体的调整，这意味着统筹主体的提高。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越高，统筹主体也就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实现的非同步性，并不意味着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在各层级政府开展的有先有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层级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只是在不同时期各层级政府的侧重点和实现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二、教育的本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不管是区域一体化理论还是城乡一体化理论，都主要是从经济方面展开，虽然也涉及到了社会的其他方面，但并不是主流，研究也并不成熟。教育作为一个与经济并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的领域，虽然我们可以从城乡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得到很多启示，但是城乡教育一体化肯定与城乡经济一体化有很大差别。如果不注意这种差别，而盲目借鉴，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1.城乡经济一体化与制度
从整个人类发展史来看，城乡经济关系经历了一个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融合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城乡经济分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它的产生源自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以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为主，而农村则以传统的农业等部门为主，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效率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要想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要拉平城乡之间生产效率的差距。当农村农业部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并呈现出无限供给的趋势，这时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如果要想继续提高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就必须转移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农业人口。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乡之间生产效率的差距不断缩小。当农村人口减少到一定的程度，城乡之间的生产效率趋于一致时，城乡二元结构就会得到消除。虽然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领域的活动，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但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不是作为参与主体的人有意识建构的结果，而是源自于社会自然分工所造成的工农差别。所以说，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更多的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传统经济学只关注土地、劳动、资本等实体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把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开始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的内生变量纳入到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位置，用制度及制度变迁来解释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制度到底是作为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来影响经济，在这一点上可能还存在争论，但是作为影响经济的一个要素是确定无疑的。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制度规定了产权结构和游戏规则，从而约束了人的行为和经济效率。但是，无论如何，制度本身并不等同于经济，最多只是影响经济的一个要素。并且，经济自身有着客观的发展规律，制度的制定也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建构，否则就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对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来说，对制度的选择不同，可能会影响其发展的路径和走向，但并不会改变经济规律本身。
2.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是制度建设
与制度外在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相比，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制度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城乡教育一体化就是城乡教育制度（体制机制）的一体化，他们具有内在统一性。这是由教育的本质来决定的，教育活动与经济活动有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经济活动具有较强的规律性，而教育活动的规律性较弱。教育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长期以来存在争论，这实际上也是人们对教育究竟存不存在规律的争论。既然教育没有或只有弱规律性因素的制约，这使得人们在从事教育活动的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来建构教育制度。
其次，正规的学校教育是随着国家的产生才开始出现的。从广义的教育活动来看，它与经济活动一样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诞生于国家之前。但是，对于学校进行的正规教育活动而言，它产生于国家之后。这种现象说明，教育是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建构而存在的。
再次，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来看，教育处于再分配领域。国民收入的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初次分配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的分配，与人们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情况和谈判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教育不属于物质生产活动，只能通过财政和政策等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实现正常运转。财政和政策等手段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保障。
最后，从产品性质来看，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根据世界各国的通例，人们都把教育视为一种公共或者准公共产品，由国家出资来兴办教育，义务教育尤其如此。由国家出资兴办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供给。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宏观意义上讲，教育与制度是内在统一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建构，对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来说同样如此。
3.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区别
通过以上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出，教育与经济有着很大的差别。经济与市场联系密切，而教育与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教育本身就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制度变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主导通过强制力来实施完成的变迁方式，即强制性制度变迁；另一种是社会和个人为获得潜在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即以需求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对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来说，由于其与市场联系密切，以需求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更多一些，市场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而对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由于其与经济的差别，决定了政府是促使其发生变迁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3]。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的地位在其次。关于这一点，众多的研究者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其实质就是制度问题。
三、一体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及相互关系：可能的研究路径
当前，在我国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大体存在着3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博弈论范式以及制度主义范式。
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是[4]：第一，系统优先于其各个构成要素；第二，系统的构成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第三，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都有一定的功能，或正功能，或负功能；第四，每一个系统都是各部分良好结合的有机整体；第五，社会是具有自我调节机制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第六，社会系统的良好运转，需要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一致与共同目标的达成；第七，社会的主导状态应该是稳定的秩序，而不是分歧和冲突；第八，社会系统要稳定，有些功能条件就必须得到满足。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的功能主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功能方法的基本观点，如有的学者指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指在教育发展中，不能把城市和乡村看成是两个独立的系统，而要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打破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束缚，以系统化的思维方式，推动城乡教育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实施教育的现代化[5]。还有的学者指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指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构建双向沟通、动态均衡、良性互动的教育体制机制[6]。
博弈论是指研究多个个体或团队之间在特定条件制约下的对局中利用相关方的策略，而实施对应策略的学科。有时也称为对策论，或者赛局理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在经济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笔者曾运用博弈论方法，选取政府、社会与受教育者三方作为权力与利益博弈的主体，来解释城乡教育制度的变迁过程[7]。城乡教育一体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也是各教育主体博弈的结果。
制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范式，一直非常宽泛。制度主义范式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分析等诸学科中的兴起，构成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趋势。制度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一种范式，因为不同的假设、逻辑以及主张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构成了不同的制度分析观。虽然不同的制度学派主张不同，观点各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十分重视制度的重要作用。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其实质就是制度问题。有人指出，从城乡教育均衡到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理念变革与制度创新[8]，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本身就是制度问题，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推进和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必须从改革制度入手[6]。
上述3种研究范式对于理解和实施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都具有非常大的启示作用，但是和任何一种理论一样，每种研究范式在具有自己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虽然指出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应然状态，但是功能主义者一般最关心社会结构的静力学，而较少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致力于发现社会的稳定，而不是社会变迁；是一致，而不是冲突；是因循，而不是创新；是规范的拘束力量，而不是规范据以建立或被新规范所代替的机制[4]。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就很难说清楚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应然状态是如何达成的，其动力机制何在。而博弈论范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冲突论范式恰恰解决了“功能主义者不能在他们自己的理论中提出和处理一个充满了冲突与需要根本改革的当代社会中的主要问题”[4]。与功能主义关心一致、调适与合作不同，冲突论则关心冲突与斗争。功能主义研究一种因素对于另一种因素的适应，冲突论则研究它们不协调的程度。前者视社会体系的均衡为关键概念，后者则认为系统的变迁至关重要。冲突论虽然解决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但是与功能主义者将稳定与均衡视为社会的主导秩序一样，冲突理论则假设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的变迁流转过程，从一个极端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制度分析范式的出现，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架起了一座桥梁。
以往，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制度概念进行了理解。尽管对制度的理解形形，但总体上都倾向于在规则、规范性这一维度上理解“制度”概念。规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曾从结构的维度理解“制度”概念，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吉登斯认为社会自身再生产具有“结构性特征”，并且这种“结构性特征”最根深蒂固，而“结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制度中反复采用的规则与资源。吉登斯事实上将制度规定为一种结构，这个结构具有稳定性与持久性特征[9]。它具有实践的特征，是人类较稳定的行动程序。通过这一理解，就把制度与结构功能主义所倡导的秩序与系统结构联系起来。那么，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博弈是社会主体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制度与博弈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第一，制度是博弈的均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博弈会形成制度或制度体系，即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规范、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行为选择；第二，制度是多样化的，通常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或相互作用是在先前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或多或少受到制度的制约。而随着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或相互作用的进行，制度会随着时间、技术、偏好等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制度变迁。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同时，人们又会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相互作用即博弈，如此循环往复，人类在曲折中不断进步与发展。
虽然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研究假设以及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很大差别，但是不同的理论视角是互相补充的，我们力求的是视界的融合，而不是用某一理论视角解释所有的问题，这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以往的文献当中也很少有用单一视角来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只不过很少有作者意识到自己在研究当中的这种视角的转换。比如在谈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未来样态时，多数学者用到的是功能主义的视角，而在谈到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时，却又不自主地转入到制度主义的视角，在解释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时，有些学者则采用了冲突论的视角。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关于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统一理论研究框架，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路径应该是整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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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概念篇8
【关键词】城市化概念；新定义；城市；城镇；都市
【作者简介】唐耀华，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梧州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31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113-04
在对城市化概念进行回顾和梳理中发现已有城市化概念存在不足和缺陷，这既给国内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带来混乱也给我国的城市化实践指导带来偏差，通过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城市化概念的新定义。
一、现有城市化概念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1.各学科城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亦可译作“都市化”、“城镇化”，最早出现于西班牙学者赛特的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中。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被引入我国。
从广义上讲，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市、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过程，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市、镇数量增加及其规模扩大，人口向市、镇集中，市、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扩散，区域产业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但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有所不同。对城市化的概念不同学科都试图作出相应的解释。
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与城市（镇）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更为强调在不同地区中的经济结构相互转化过程。也就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转化过程，十分重视生产要素在其中的流动。
地理学家强调城乡经济和人文关系的变化，认为城市（镇）是地域上各种活动的中枢，城市化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的全过程。地理学中的城市化则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从而引起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改变的空间过程。这是一种综合性过程。
社会学家以社群网（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的密度、深度和广度作为研究城市（镇）的对象，强调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镇）转化，社会学所指的城市化则更强调人类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教育、等社会因素的演化过程，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不断进步、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过程。
人口学家研究城市化，主要是观察城市（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变化情况，城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城市（镇）人口规模的分布及其变动等，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后果，人口学所指的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最终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过程。
人类学家则以社会规范为中心，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镇）生活方式的过程。
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就是人类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的社会经济现象。
尽管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纵观各学科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人口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将城市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埃尔德里奇（H·eldridge）认为“人口的集中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克拉克（C·G·Clarkl则将城市化视为“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二是“空间城市化”观点。该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日本社会学家矶村英一把城市化分为动态的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情的城市化，基本包含了上述观点的各方面内容。三是“乡村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乡村与城市（镇）的对立和差距，认为城市化就是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沃思（L·wirth）认为“城市化是指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镇）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综合说”。
2.各学科城市化概念的不足和缺陷
在上述城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中，一方面因城市化涉及面太广，其研究范围广泛，是人类各种社会状态的综合性研究，涉及人类、地理、生态、经济、统计等众多学科，也是关于人类社会在空间、时间、结构、数量和层次上的系统研究，它植根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具有发展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对城市化的概念进行全面、准确、透彻的内涵描述十分困难。所以各学科对城市化所做的概念界定都只是城市化这一概念的一个或几个方面，都没有全面完整地描述城市化特有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至今所有对城市化概念的定义中都没有引入人的消费需求这一元素，而消费需求是城市化过程中最根本最活跃的元素。所以就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城市化概念的定义都不完整、准确，并没有揭示出城市化这一过程的本质。因此，从多角度、多视野看待城市化的含义，有助于准确把握城市化的本质。
3.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的混用及其偏好
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在他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这一名词风行世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urbanization转译而来的中文术语在中国流行，后来由于中国词语的特点却变得复杂起来。本来urban（城市的、城镇的）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在英语中对city的解释是animportanttown（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所以，urban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urbanization直译为“城镇化”是比较准确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国把“城市”和“镇”也统称为“城市”，在日本也统称“都市”。因此，同一个词也有被译为“城市化”或“都市化”。有人认为中国人口众多，要强调发展小城镇，控制发展大城市，所以应该叫“城镇化”，不叫“城市化”。也有人认为古代的城市才叫“城市”。发生了本质变化的现代城市应叫做“都市”，因此主张用“都市化”。这样，同一来源的不同翻译术语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再用英文来表达，相应变成了urbanization，citification，metropolitanizationol。
在我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府官员及政府官方的文件中，对城镇化、城市化概念的混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界大多喜欢使用城市化的提法，但在政府官方的文件中，一般使用的是城镇化的提法。例如，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使用的就是城镇化的提法，在2003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是“坚持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政府的这一偏好应该说是反映了政府的一种态度。
1978年3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1980年10月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1990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城市规划法》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发展方针虽几经调整，但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和道路基本上是沿着“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市、小城镇”的方向进行的。
二、城镇与城市含义的异同
1.城镇、城市的起源与演义
尽管各门学科都对城市或城镇有着自己学科的定义与解释。但现在还没有一个与当代世界相符合、令人信服的城市或城镇的定义，原因在于城市的定义同城市的起源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城市的起源在学术界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学术界的争论集中在是以“城”还是以“市”来作为“城”的标志的问题上。
城市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城”和“市”最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先于“市”产生，最早的“城”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聚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永久性的防御设施，主要用于防御野兽侵袭，后来演变为防御敌方侵袭。“城”在中国古汉语中是指一定地域内的居民用作防卫而围起的墙垣。“城”最早的功能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即“城”是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
与“城”相对应的“市”的概念则是指进行贸易和交换的场所。在城市产生以前，“市”没有固定的场所。古书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早期“市”的位置常在居民点的井旁，故有“井”之称。人们在特定的地点按特定的时间相互交易，形成集市。“市”的存在，满足了人们出卖劳动产品和购买所需生产、生活用品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也成为城堡中居民必不可少的内容，“市”逐渐被吸引到人口比较集中居住的“城”中，并有固定的位置，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方才产生。“城”与“市”融合为“城市”是“城”进化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镇”与“市”原本有严格的区别，“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镇”以军事行政职能为主。到宋代，“镇”才摆脱军事色彩。以贸易镇市出现于经济领域，成为介于县治和草市之间的一级商业中心，近现代逐渐引伸为一级行政区单位和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纽带作用的较低级的城镇居民点。“城”与“镇”又融合有“城镇”之称。
到了近现代，“城”、“市”都成为“乡”的反义词而作为“城市”的简称。加上镇的介入，就产生了“城市”和“城镇”混用的局面。在很多情况下，“城市”与“城镇”的混用已经难以扭转。
2.城、镇、市的概念
为了研究城镇与城市的区别，有必要从词的原意上去考证城镇与城市的概念。有趣的是在《辞海》中竟然找不到对城镇与城市的解释，是编纂者的遗漏还是因为对城镇与城市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故意的回避，我们不得而知。本研究只好从考证城、镇、市的概念人手来寻找城镇与城市的区别。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辞海》对“城”、“镇”、“市”概念的相关解释分别是：“城”：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镇”：指市镇。（1）宋代以后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2）基层行政区域单位。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
“市”：（1）集中做买卖的场所；《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交易。（3）购买。（4）城市。（5）行政区域单位。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
而1999年版的《辞海》对“镇”的解释是“通常为县机关所在地或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的居民区”，与1979年版的《辞海》对“镇”的解释“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有所区别。并且对“城”的解释增加了“城市”，对“市”的解释增加了“城镇”的内容。
3.城镇与城市的异同点
比较《辞海》对“镇”、“市”概念的解释，它们都有居民居住、人口集中的相同内涵，但我们更可以发现在“镇”与“市”概念之间的区别：“镇”更多地说明了是“居民区”，而且在1979年版的《辞海》明确指出是“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对“市”则更多地说明了经济、商业与社会其他的活动。而且强调了活动是“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但是，我们从1999年版《辞海》的解释中能够看到它们的融合——“城”的解释中有了“城市”，“市”的解释中有了“城镇”。
根据汉字造词的一般规律和《辞海》对“镇”、“市”概念的解释，可以得出“城镇”与“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结论，至少可以从经济学这个层面=得出这个结论，而且，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城市有更多的比较发达的经济与社会其他活动的内涵，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数量；城镇更多强调的是居民的居住点，在人口的数量规模上也小于城市。
所以，根据上面分析从经济学视角得出的结论：一是“城”、“市”都成为“乡”的反义词，作为“城市”的简称。“城”和“市”最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先于“市”产生，“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永久性的防御设施。“镇”是“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市”：集中做买卖的场所；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二是“城镇”指“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但规模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城市”指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且规模大于城镇。
三、对城市化概念的新定义
1.新定义城市化概念
综合上面的分析，本文试图从本质上对城市化概念完整全面准确地进行定义：城市化是指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提高，出现了不受空间制约的生产方式，包括手工业特别是工业，促使分散在广大区域的农业人口向某一较小区域聚集和集中成为非农业生产人口而形成城镇，由于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使得城镇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直至急剧膨胀，从而城镇演化为都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和经济加速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改变的复杂过程。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
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反映了城市化所独有的全部现象，并用消费需求揭示出城市化的本质，说明了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内生因素。城市化的本质实际就是由于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人口聚集，将人们各种潜在的消费欲望汇集，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使得人们这些潜在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多地得以满足。从而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根本改变。
本文将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两个内容其理由如下：一是考证了城市化一词起源。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在《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转译而来的中文术语在中国流行。在英语中本来urban（城市的、城镇的）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urban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对city的解释是animportanttown（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所以英文原词urbanization的含义中就包含有“城镇化”和“城市化”两个意思，所以本文将“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是对英文词urbanization原意的回归；二是在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中，用“城市化”对应于英语中的urbanization，用“城镇化”和“都市化”对应于英文urbanization中所包含的“城镇化”和“城市化”内容，因为从中文角度，在很多情况下我国把“城市”和“城镇”也统称为“城市”，所以可将“城市化”中的“城市”的“城”对应于“城镇”，“市”对应于“城市”。但为了区分引入“都市”替换此“城市”。以分清此“城市”而非“城市化”的彼“城市”。因此。在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中用“城市化”来统筹。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
2.城市化概念新定义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新的城市化概念指出了城市化的根本现象是由于人口的聚集才形成城镇与都市，才有了城市化。人口聚集是城市化独有的现象。而且有了人口的聚集，才带来了城市化的其他现象，没有人口的聚集，就没有城市化特有的其他现象。
其次，新的城市化概念说明了使得人口聚集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是出现了不受空间制约的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方式。在农耕社会，生产资料以土地为主，而土地是分布在很广大的区域中，这迫使人们不得不分散居住；而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方式，不用与土地相结合，不受空间的制约，这为人口的聚集提供可能和必要。
城市社区治理概念篇9
通过本次概念设计，对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健康社区概念，加以整理及探讨并对健康社区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
关键词：健康城市健康社区健康住宅步行环境
一、前言
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城市问题。面对这些城市问题，政府和相关行业（工程、医药、公共健康、公共管理、建筑、城市规划等等）必须建立全新的方案，解决交通、防灾、住房、犯罪与疾病等问题。其中健康社区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正如在《潮流引导者：建造健康而有活力的社区》中对“健康社区”的概念定义：“………表示所有改善生活质量，为所有人引导更美好未来的广义的、全社区的努力”。城市运动的内涵和健康社区的提案是一种对健康的广义定义，一种城市规划的新概念和一种全局眼光。
二、健康城市运动的历史
1、早期健康运动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注意到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状态的影响。
创始于1844年的英格兰城市健康协会迅速发展，该协会促使政府对工业化和飞速发展的城市化时代中令人震惊的生活条件做出回应。
在19世纪产生的“卫生概念”支持“人口过度、卫生设施缺乏、安全的饮用水与食物的短缺创造了传染病流行的条件”这样的观点。与之相应的反应是设立住宅标准和卫生规范。铺装街道和公共投资的给排水系统。
2、近代健康社区运动
20世纪中期，情况得到了更大的改善。人类意识到所居住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与人类密切联系又相互制约，并且在很多领域都引发了“如何在不破坏整体的、脆弱的地球生态的前提下进行人类活动”的对话和讨论。
健康社区的概念取代了原有的那种从“医学”的角度出发，把不生病等同于状态良好的观念。他把健康扩展到一个人所能达到的一切过程――在生命各个层面探索和表达人的潜能的过程，如身体、思想、情感、社会、文化、精神、经济与智力等诸多方面。因而一个健康的社区在健康的各个不同范畴都能促进其居民实现自我价值。
1978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前苏联阿拉木图举办的“基本健康保障国际会议”产生了另一个有影响力的文件――《阿拉木图宣言》宣言重申了1948年wHo形成以来一直起作用的广义健康定义。即“健康是一种完整的生理、精神和社会状态，并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并且明确指出健康是一项政府有责任保障的基本人权。它促进了多领域间的行动，提出健康状态的不平等是不可接受的，并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促进健康方面的重要意义。《宣言》继续强调公众参与的义务，基本健康保障是达到“全民健康”的关键。
在不断变化的宇宙中，每件事物都与其他事物互相联系并互相影响。“健康城市”概念把城市构想成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不断变化、自我组织并能自我更新。这一生态化模型的本质就是总体系统理论所表达的系统的观点。
1986年，wHo在哥本哈根公布了《世界卫生组织文no.1――现代健康社区标准》，其中包括：清洁安全的物质环境；稳定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互助的社区环境；公众的高度参与；满足所有城市居民的需求；多种经历与资源；多样化、创新化经济；健康论坛；最佳医疗设施。
1986年11月，《渥太华》指出,“健康的基本条件和资源是：和平、住所、教育、食物、收入、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持续稳定的资源，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三、健康住宅的设计
健康住宅的提出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居住的因素，也就是居住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也有负面的因素，就是居住环境的污染和能源的无谓消耗，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也就是要建造健康住宅。健康住宅实际上就是适应人类的进步，建造健康舒适的居住场所，我们所推行的健康住宅有它的求实性，健康住宅的目的是要确保居住者生理、心理的健康，还要维护自然社会的健康，这是要在众多方面保证健康。健康住宅的求实性表现反映在对基地环境的要求，我们要求基地能够有足够的防灾、抗震、防污染这些要求。另外健康住宅还要求对弱势人群的特殊照顾，在住区要进行无障碍设计，要有符合满足弱势人群空间尺度的保证，设备设施的配置，自然环境的亲和，也就是我们的基地地形地貌地物要很好地能够保护和利用，还要和基地的绿色水系协同相处。最后是健康环境的保障，在健康住区里面要有足够的社区康体设施、医疗保健设施老人设施以及健康的行动，使健康环境得以保证。
健康住区的规划主要应该注意以下三点，第一点是要求和自然环境的亲和，也就是对基地的自然条件要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基地的自然条件包括地形地貌地物，对于基地自然条件要有相应的措施来适应和有效的组织，比如说阳光、空气、水系、自然风等气候条件能够为健康住区利用。
健康住区规划的第二点是要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就是在建设过程中要创建绿色生态，基地的绿色生态状况能够很好的在规划中进行保护和利用，要提供健身休闲交往活动空间的场地，要增加大量的绿色空间。
健康住区规划的第三点是要减少住区的污染，包括生活污水的再利用，生活垃圾的回收复用，废弃物的清除控制，还有噪声的隔绝和防治。
四、治疗性步行环境设计
麻省医学院指出，有意识的锻炼可以引发即刻的积极的精神状态，如热情、机敏及更强的自信。研究表明，轻快的步行可以提供同跑步和慢跑一样的健身作用，同时不压迫关节，没有受伤的危险。其他研究者指出，健身可以同冥想一样减轻压力。由此可知，交通和规划者的责任同创造步行环境紧密相关Hancock的健康城市环境理论已经影响了几十年，现在有必要从医学研究及公众使用室外街道的偏好角度来重新审视街区设计的实质，从而更好的满足步行的疗效。
在步行环境中，治疗及预防的健康处方应同具体的治疗要求结合起来，这些要求会影响步行道的坡度、采光或阴影；舒适的街道设施的位置和距离；步行道表面弹性等。由于病人独立行走能力往往受限，设计街道时应考虑到辅助病人行走的看护者或设施的需求。经过调查表明，相比健身房、康体中心及其他公共场所，人们更经常使用街道。因此，非正式的健身设施，包括街道，是支持健身活动的社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要充分发挥街道的健身功能和非机动交通职能，应尤其关注街道的设计和安全性。健康步行者是出于健身或治疗等健康目的而使用步道的人群，其在行走过程中具有这样的特点――步行者会在行程中某一点回到起点，形成一个环路；他们在半途往往稍作停歇；并且步行的起点和重点通常重合。该类步行通常从家或办公室出发快速打个来回，其主要目的通常出于个人的医疗或健康原因而带有治疗性。
五、精神康复的步行环境设计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精神康复的要求纳入了城市路网的设计标准，街景地带及步行区已组成社区交通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城市道路功能也趋复杂化。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为赋予环境治疗的功能――使人能治疗和康复的环境。和其他健康设施一样，步行环境应力求有助于使用者尽快康复并提供治疗环境。
随着开发商、建筑师、规划师开始从人的需求来考虑社区发展，他们也在不断反思道路设计标准，以求设计出有利于精神康复的步行环境。越来越多的医生推荐对健康有利的步行运动，而新的安全步行环境的设计标准也越来越具体。
现在，很多设计师和规划标准仅考虑行人的空间要求。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关于人类空间要求的观点：“如果以早期奴隶贩子的方式看待人，空间需求仅是身体体积，根本不用考虑拥挤度。然而，如果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看不见的具有可测量尺度的气泡，建筑师就可以从新的角度来考虑人的空间需求了”
据称我们的视觉、听力、味觉、触觉、和嗅觉等都是随步速而加强功能。所以应尽可能走出汽车这个随处可见的闷罐，用我们原有的方式――步行来满通需求。
以精神康复为目的的步行者在能量或精神层面上常融于自我或环境。例如在犹太人的安息日中，人们通过不工作、不驾车而获得精神康复。这种隐喻的空间是认为定义的，也许部分取决于地理局限，总之他们的步行使他们获得了精神康复。在这种隐喻空间里度过的时间因人而异。
很多原因影响着走与不走的决定，环境变量是直接影响因素。同样有一系列设计标准影响着人们是否进行精神之旅，而那些反复被视为构成一个积极的步行环境的变量，代表着步行环境设计中的重要因素。这个假设要求明确的研究评估，然后在此过程中，街道在设计，公共空间沿着交通走廊在建设，而一些重要变量已从现有的研究中浮出水面。
步行是人类与景观环境同时进行物理和精神层面上的接触为数不多的完全审美体验之一。在环境设计中中国与日本的风水、印度的教宗盛典同西方的生态设计在表达景观中的能量流动上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自然的基本要素在材质和空间上相互关联。应用了方位和生态理论后的景观中“气”可以顺畅流动，反之则受到阻塞。著名建筑师托马斯.巴瑞将其简洁描述为“显然道路、场地等不仅在建筑环境里是有序的基础设施，而且也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可辨识的道路序列同时具备了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导向作用。传统意义上，它象征着由已知迈向已经初露端倪的未知”。
六、结束语
城市社区治理概念篇10
【关键词】环境治理，大气污染管理，创新模式创新方法
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也是最公平的福祉。作为代表现代文明水平的城市，比如天津市，现面对着严峻的大气形式，如何创新大气环境治理系统，实现社会、文化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方法，将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急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一、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的重要性
首先，考虑到相反发展的环境和经济，提出快速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和处理城市大气条件需要360度无死角全过程管理。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或研究方法，城市空气环境治理和改革方法管理着高度人为的城市主体的大气环境，并不断改变管理理论，系统和方法以实现环境，并且实现合作发展和持续改进经济的决策过程。其次，就理论和创新而言，它可以表明“业务创新可以提高生态效率”这一假设。基于新系统经济学的原理，构建了既有利于方法又有利于经济的理论框架体系。基于持续改进的理论，建立的自给自足，完整的动态环境管理系统还可以内生地驱动八个系统的有序循环，从而改善环境和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协调发展。再次，作为评估环境执法后果的主要方向，高层政府与污染公司之间的对立可能是周期性的特征。如果“环境管理影响因素”看起来相对不规则，这意味着政府正在推动环境质量的变化，那么以环境为导向的评估可以迅速形成一种稳定策略。在基于高度评价的评级系统中，累积罚款可以达到进化的平衡。第二，地方官员的晋升困难，基于地方基层官员“完全理性的人”方法，使用来自中国北方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衡量体系的假设。不影响环保性能。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由GDp决定的评级模型，以改善大型和小型高管人员的绩效评级系统。最后，环境消极主义与环境悲积极主义两者都有其自身的原因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利用这两种观点的理性因素之外，我们还需要避免这些缺点，对环境问题提供全面和客观的理解，并提供对环境治理有用的指导体系。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区域一般达66-160天了。2017年5月，空气质量根据城市居民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居民对于目前的空气质量感到不满，高达2%的居民希望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能够在2021年达标可达到。从2018年以来，国务院及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环保部》等部门都出台了多项大气污染防治系统。2013年1月1日，该方法被反复称为新《环境保护法》的“历史上最严格的”方法，该方法规定了严厉的行政处罚，例如每日罚款和环境责任。2015年8月，国民议会常务委员会修订并通过了新的《空气污染控制法》。这导致对空气污染行为的惩罚增加，并增加了政府对污染控制的责任。2013年5月至2014年，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引入“十项大气条款”后迅速做出了反应，并以每个地方政府的名义制定了地方空气污染主管部门的治理体系规范。
二、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现状
（一）城市资源浪费现象严重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不少人形成了环境消极主义与环境积极主义两大派别。环境的负面影响是基于自然资源的损失，许多物种的灭绝、人口的爆炸、食物的破坏以及各种物种的不断死亡。1961年一个美国人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开启了整个世界对环境污染问题反思的大序幕。1964年出版《人口爆炸》则敲响了世界人口数量急剧膨胀的警钟。1972年，丹尼·米德斯（Dannymidus）教授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题为“增长的限制”的报告，该报告严厉批评了生产和消费的结果。对这种环境的负面方法。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教授（JulianLincoln）尽快反驳了领导这对夫妇的学者的环境活动。环境活动主要考虑技术进步和市场体系，以解决环境问题。人类是理性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的，经济是无限增长的，市场和价格机制解决了资源短缺的问题。
（二）环境治理措施存在不足造成空气污染问题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出于历史原因。简而言之，煤炭是主要的主要能源消费结构，其次，长期以来，这是一个粗糙的发展模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GDp和环境的重视是警察和政治理论的发展。在社会政治和行政投入虚假金额的过程中，普通帐户及其政府在废除基本帐户后处于中心地位，政府在实现良好的环境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市政当局来说，它们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空气污染控制的双重压力。可以以北京市为例可以进行证明，根据三氧化硫，氢化氮和烟（粉）尘的库兹涅茨曲线，污染物排放量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不太重要，但显然与广告组织的环境政策有关。创新将有助于提高生态效率。但是，空气污染系统物理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的滞后性相对较强，以结果为导向的环境质量评估系统需要考虑凤凰城机场的各种环境管理，以查看影响因素SBm-Dea模型用于计算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大气环境，输入和输出变量的缓解率以及平均收敛分析用于通过管理创新提高环境效率。
三、城市大气环境发展趋势
首先，在旧城镇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环境和经济是无法遵循的。对这种巨大的对角线发展模型认为，在生态和文明概念的指导下，必须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不应该为能够在短期内解决空气污染而盲目高兴。从洛杉矶和伦敦等城市的各种旅行来看，管理烟雾绝非几日之功。简而言之，无论是从其他山区学习还是基于中国的疾病反复学习，城市环境治理都需要持续而全面的创新。城市燃气环境治理创新模型的概念包括城市空气环境，管理创新和环境管理等许多领域，要定义它，我们首先需要组织相关概念。现代词典对城市的定义如下：人口稠密，工商业不发达，居民主要是非农业人口，通常是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从法律和自然的角度看待城市的定义，从法律上讲，城市是国家和政府确定的具有法律重要性的行政单位。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城市具有某些功能，包括经济和非农业功能，专门的分工以及某些功能，例如政治和文化，人口众多，人口稠密，社会关系复杂。城市环境是由使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人们创建的高度人造的存储环境。人口高度集中，人与环境之间的严重矛盾，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征，这将对尽快飞行产生决定性影响。人类住区的城市化对空气，水和生物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大气环境主要是指与人类生活更加紧密相关的大气。地球的大气层由地球周围各种气体的混合物组成，范围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一个城市或一个城市群形成后，只有在用餐后才变得美味。由于人力资源的发展，人口密度很高，空气成分与其他地区有很大差异。塑造城市大气环境，城市大气环境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例如高度人造的城市环境以及人类通过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的自然大气环境。
四、城市大气环境治理措施
（一）完善城市环境管理相关措施环境治理是政治生态学和环境政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倡导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人类的政治活动。环境治理的定义是环境治理是管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决策过程。环境治理是三个主要的机构：市场、公民和社会（例如，在地方政府、家庭、国际或全球层面）之间的多层次互动。该实现是对环境需求和社会投入的响应，是独立于法律，没有任何程序，是人类过程并且具有广泛接受的行为约束，具有“良好治理”的特征，并且主要目的是：“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齐晔等人则认为环境监管的内涵发生了几度变迁，经历了从环境的行政,再到环境的治理的演变。杨立华和张云则认为环境管理范式就应该从管理过渡到了参与式管理，然后最终再回到治理。专家学者参与、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公民的参与、企业的参与等各种专门化治理模型和强调多个社会主体合作的多元协作理范式，这是治理机构针对环境问题采取的所有措施的原则和方向，主要包括治理机构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原则、治理目标和治理绩效等分析框架。"。
（二）加强环对城市环境的管理1914年，在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生产要素和生产系统中条件的“新结合”以及通过市场获得潜在利益的活动和过程。这一新理论涉及五种情况：引入新的“礼物”，使用新技术，开放新市场，控制新原材料供应以及实现新的工业组织。熊彼特的创新方法属于经济学领域。研发的起点是企业家生产低成本或高利润产品的方式，他的研究集中于西湖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提供的创新，即制度创新的方法，他的研究集中于制度的形成和改革。不同教授从各自的研究系统进-一步丰富创新理论,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德维克里斯托夫.弗就里曼于1989年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涉及政府、企业、科看研方法、大学等多方面，是一个机制概念。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飞跃不能仅仅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政府以最佳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分配资源。社交活动提供信息，游戏规则和激励措施。
五、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