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评价体系篇1
关键词：法治评价；依法行政考评；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D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3-0071-08
一、法治评价内涵及指标体系
法治评价一般是指法治（地区）国家评价，涵盖法治政府评价和法治社会评价。评价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评价主体，二是指标体系。法治政府评价是对政府决策与行为符合法律程度的评判，以及对政府依法行政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的评价。作为组织管理的核心环节和基本手段，法治政府评价既是对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测量，也是对法治政府建设目标实现程度的检验，既是体制内部自上而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有效手段，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客观要求。[1]所谓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是基于政府绩效评价的理念与导向，以特定政府（部门）为评价对象，对其在建设法治政府方面的效果性、效率性、经济性与公平性的综合性测量。[2]法治社会相对于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而言，则处于基础的地位。法治社会评价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某一区域的法治政府建设及法治社会建设的社会效果、社会影响力及其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评价行为，是对相对于国家公权力的公民、政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程度的评价。
逻辑上，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是政府绩效评价的组成部分，它涵盖了政府整体、政府部门、政府支出、政府政策绩效评价等范畴，并与它们形成一种矩阵结构。[3]评价内容即“评价什么”，构成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的核心问题。理论上，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组成部分，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的理念、方法、过程以及指标设计，与政府绩效评价具有一致性，两者的差异在于评价内容的不同。由于政府职能是政府绩效评价的基础，因此，政府的法治职能、绩效评价内容与评价指标存在高度的关联性。而法治社会评价是相对于法治政府评价而言的，具体区别如下：第一，在性质上，法治政府评价是政绩性评价，属于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法治社会评价是水平性评价，即区域法治水平评价；第二，在评价内容上，法治政府评价是针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及其社会影响力的评价，法治社会评价针对的是法治社会建设的社会效果的评价；第三，在评价标准上，法治政府评价依据政府职能和制度规定，法治社会评价更多采取现代法治价值和理想法治社会的标准；第四，在评价进路上，法治政府评价采取制度性进路，而法治社会评价采取制度性进路与价值性进路相结合的方式。
指标体系是法治评价的关键问题。在2012年12月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和201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会上，两次提到“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命题，法治建设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命题和任务。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2014年10月，四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学术界和地方积极探索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评价及指标体系构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17个省级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法治考核与评价办法。
然而，如何量化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化水平，如何构建法治评价指标体系，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它的意义在于：第一，通过测量的方式，检验和推动法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提高区域法治水平；第二，通过调查的方式，了解民意，实现政府和公民的良性互动，提高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增进公共政策的回应性；第三，通过评价的方式，有效带动整个区域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法治转型，推动社会朝着“善治”方向发展。但从实践情况来看，指标体系是高度技术性工作，涉及一系列理念和现实问题。显然，分析和总结已有的做法与经验，对法治评价的内容与指标体系展开系统研究，是实践提出的迫切要求，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港台地区法治评价指标体系
（一）“香港法治指数”
“香港法治指数”属于第三方评价的一套评估香港整体社会发展进程的工具指数，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倡导及赞助进行，源自于1999年开展的“香港社会发展指数计划”，并自2000年起，每两年发表一次指数报告。该指数是由14个领域的47项社会、政治及经济指标组成，涵盖公民社会、政治参与、国际化、经济、环境质素、文娱、康体、科技、人身安全、教育、房屋、卫生健康、治安及家庭团结等范畴。鉴于原有的指数并不包括对法治的评估，2004年起，倡导者另行制定了一套法治分类指数。[4]并依据美国法学家富勒对法治标准的定义：“法律的基本要求”“依法的政府”“不许有任意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地施行法律”“司法公义人人可及”“程序公义”[5]，构建了包含7项评价维度（一级指标）的香港法治指数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香港法治指数”的特点是以研究团队为组织主体，资金来源于社会捐赠，不需要对政府负责。在评价方式上，主要采取随机抽样，访问对象包括政府官员、执法官员、法官、立法会议员，以及法律专业人士，同时邀请外来专家对评价体系与结果进行检验。
（二）“台湾公共治理指标体系”
2008年，台湾地区“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委托同年成立的“台湾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提出了“台湾公共治理指标体系”。这套体系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做法及相关的指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公共治理与管理（publicGovernanceandmanagement）”体系、联合国公共行政与发展计划（UnprogramintheDivisionforpublicadministrationandDevelopmentmanagement，DpaDm）、世界银行公共部门治理组织（worldBankpublicSectorandGovernanceorganization）所公布政府治理及组织表现品质指标（indicatorsofGovernance&institutionalQuality）与全球治理指标（the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wGi）、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ti）发表的贪腐指标（Corruptionperceptionindex，Cpi）及全球贪腐报告（GlobalCorruptionReport）等。[6]
“台湾公共治理指标体系”包括7项一级指标、20项二级指标以及由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的121项三级指标。在评价方式及数据源方面，客观指标值源自本地区政府统计及国际组织统计资料；主观指标值参考已完成的国外研究报告，以及专家问卷调查。专家由学术界119人、政府59人、产业界高管39人、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媒体等）34人，共251人组成，问卷由010个等级形成评分量表。表面看来，《公共治理指标体系》与法治存在距离，但实质内容大都与“法治政府建设”有关，评价目的亦旨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施政满意度。
应该说，上述两个地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内涵存在差异，但评价内容（指标）与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或地区关联密切。共同特点为：一是评价主体独立，均为政府系统之外的第三方主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公信力；二是以主观评价为主，主要采取公众评议和专家评议的方式，评价者（访问对象）包括公众及专业人士，但也有部分指标采用具有广泛影响力与公信力的专业报告作为基本数据源；三是评价内容（指标）内涵清楚，结构简洁，过程性内容和指标较少，凸显结果导向。
三、内地代表性法治评价指标体系
自2004年国务院在《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之后又在相关文件中多次提到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在这一法治大背景下，学术界和政府对于法治指数、法治评价的关注度和研究热度越来越高，一批来自法学界、管理学界、社会学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分别承担了“城市法治环境评价”“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法治政府评价指标”“法治指数”等研究课题，开启了中国法治评价运动的先声。当前各地相继开展的法治评价的实践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第一个法治指数产生于香港，2005年，香港通过计量得出法治水平得分为75分。2008年，浙江余杭推出了内地首个法治指数，实现了内地法治评价的重大突破。随后，北京、深圳、上海、昆明、成都、天津等多个地区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或推出法治指数，或构建法治政府评价体系，以探索地方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量化评价的科学路径和有效方法。从全国范围内观察，我国法治评价指标体系按照评价性质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为代表的体制内依法行政考评指标体系，主要是围绕某一地区的法治政府建设目标而构建指标体系；另一类以《广东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为代表的体制外第三方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某一地区的法治化水平进行全方位量化评价。
（一）体制内依法行政考评指标体系
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五项目标指向：规范行政立法、科学民主决策、公正文明执法、完善政务公开和明确有力监督，并明确要求加强依法行政工作考核。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尝试构建法治政府评价体系，本文视之为体制内法治考评。2007年，安徽省宣城市的《宣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宣城市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的通知》是法治政府评价公开的最早官方文件。2008、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先后与湖北省政府、深圳市政府、重庆市政府签订推进建设法治政府的合作协议，三地在全国率先开展试点工作。深圳市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于2008年年底出台了全国首个地方性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也是全国第一个法治政府量化评价体系，标志着我国开始探索和尝试对法治进行定量评价和分析。之后，湖北省政府于2010年《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广东省政府于2011年（2013年修订）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等。迄今为止，全国至少有17个省级、市级和县级政府出台了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一些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尚未出台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但仍以通知、意见等形式有关办法，制订指标体系，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例如上海市政府在《上海依法行政状况报告（2004―2009）》和《上海市依法行政“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2013年至2017年本市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本文选取几个典型的指标体系为代表进行分析，表3为几项有代表性地方法治政府建设考评特点及指标结构，均为体制内自上而下的目标评价。
考核与评价是两个关联密切的概念，法治政府评价在我国体制内聚焦于依法行政考评。总体来说，尽管我国的法治政府评价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依法行政考评已成为体制内部的重要考评项目，并逐步融入绩效评价的基本理念和评价方法，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指标体系的设计以目标考核为导向。实践中，国内考评大多围绕2004年国务院颁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及2010年国务部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的相关目标要求，对制度上的目标进行细化分解，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是否实现制度建设的规划和要求为评判标准，重点审查职能的落实。这样的依法行政考核仍然属于传统的目标管理模式。“考评事实上成为自上而下组织控制的理性工具，虽然这种理性工具致力于追求法治政府的执行力，但有执行力未必必然有公信力。”[7]因此，政府对此种评价体系理应当有所反思。二是以定性描述为主，凸显过程控制。各省考评体系以定性描述为主的指标数量占绝大多数，定量指标较少。评价指标定性描述虽然简便易行，导向性明确，但评价主观性较强，结果较抽象，不利于反映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实质差别，评价效果不理想。例如，湖北省指标体系中三级指标“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建立”等，主观性太强，难以把握和评价，现实中易出现偏差导致考评缺乏科学性和公信力。相应地，实践中很多具体指标的设定都以定性描述为主，未能量化、细化，因此更多体现处在过程控制层面，以过程性为导向，重在考核“政府做了什么”，而忽略了工作的实际效果。三是内部考核与外部评议相结合。大多数省份构建的指标体系均包含内部自评指标和外部评议指标（群众满意度指标或专家评议指标）。“依法行政考核的公众参与使得公众成为评判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绩效的权威性主体，从实质上加大了政府工作的外部监督作用，最终保证依法行政工作通过充分回应民意而获得合法性”。[8]
（二）体制外第三方评价指标体系
近些年，第三方评价在我国政府绩效评价、立法后评估、社会组织评价、财政专项资金评价等各类考核和评价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第三方法治评价因其具有独立性、公开性、公正性和专业性等天然优势，能够有效克服体制内自我评价、目标考评的固有弊端，成为中国法治量化评价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所谓第三方评价，是指由与政府无隶属关系和利益关系的第三方组织实施的评价活动，可以分为独立第三方评价和委托第三方评价。[9]当前，我国的法治评价，委托第三方实施部分评价的实践活动已屡见不鲜，而第三方独立制定评价指标体系、主导实施法治测评也将成为大势所趋。国内委托第三方评价，是由委托方和受托方共同设计评价指标，并由受托方在委托方的协助下实施开展评价活动、获取评价信息。例如，浙江余杭指数、法治湖南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和法治昆明综合评价体系等等。国内独立第三方法治评价的首例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于2013年对全国53个有地方立法权城市法治政府建设状况的评价。而后，较有影响力的实践和研究有：由华南理工大学政府绩效评价中心组织的广东省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评价等。法治政府评价活动短短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地方政府自行开展依法行政考核；第二个阶段则由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评估；第三个阶段则由第三方机构主动发起并完成了整个评估过程。[10]笔者认为，我国的法治评价已逐步进入独立第三方评价的阶段，以独立第三方为评价主体，构建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以专家评议与公众满意度评价主导的指标体系能充分体现专业性、公信力与可行性，避免体制内部评价的角色冲突及信息失真。
表4为几项代表性体制外第三方法治评价特征及指标结构。从文献资料分析来看，我国的第三方法治评价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特征如下：一是以量化指标为主。第三方法治评价的指标体系设计主要以可以考察量化的内容为主要指标，较少融入价值性的判断。二是指标体系通常分为三个层级架构，或者称为三级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即评价目标，重点关注评价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念。二级指标即评价维度，侧重评价的策略目标，重点关注组织内的职能结构。三级指标即具体指标，通常结构复杂，角度多变。三是指标体系更趋向于公开化、具有更强的可检验性。“评价体系和评价结果能否公开是检验评价体系科学与否的一个标尺，科学的评价体系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于行政系统内自我欣赏的”。[11]四是公众参与度较高。第三方评价主要是由学术机构独立开展实施，并增加公众评议环节，侧重对公众满意度的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治民主性。五是评价指标偏重于执法领域，依法行政仍然是评价的重心。换言之，法治政府评价已成为热点，法治社会评价仍处于萌芽阶段。
四、对法治评价指标体系的评析
法治评价作为推进法治实践的手段，顺应了“指数化”运动的潮流与趋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法治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重西方、轻本土，重理念、轻实践”的倾向依旧[12]，特别是较多的法学研究只有空泛的价值论证，缺少与法治建设相关的各类社会调查和数据收集。纵观目前我国法治建设评估及指标体系构建，仍有若干问题不可回避。
第一，法治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主体密切关联。一般来说，评价主体可分为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包括政府、其他公共部门、政党、第三部门、私人机构、专业研究机构、志愿者以及公民等。就我国法治评价来说，其评价主体主要包括政党、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级政府机关、社会公众、专业性评价机构等组成的团体与个人。[13]评价主体决定法治评价的公信力。西方国家主要是由独立第三方组织开展自下而上的非官方性质的评价，指标体系以主观指标为主，更加关注被评区域的现实法治状况及其与法治理想之距离，更加凸显了法治理念的价值和法治目标，具有较强公信力。我国法治评价路径一般自上而下，作为政府内部考核依据，并以客观指标为主原因在于内部评价较为方便获得客观指标值。同时，政府相关部门或者是由政府部门委托的第三方进行的评价，如我国地方政府法治考评，评价主体为上级党委政府，指标体系设计主要围绕着上级政府文件设定要求进行细化分解，属于目标考评。指标体系一般较为庞杂。因此，评价主体不同，指标体系设计的理念也不一样。
第二，法治评价以主观指标评价与客观指标评价相结合。主观评价是指评价者根据自我感受、认识、愿望等主观意识对所研究的社会现象中的客观事物及其状态进行判断的一种评价行为。主观评价可以直接反映人们对法治的基本态度及内心认识，并弥补客观评价无法面面俱到的局限性。主观指标有设计、编制和数据收集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同时也存在评价者易受舆论、时政、法治理想与现实反差等因素影响，从而影响到评价结果等不确定性。客观评价是指评价者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相关规定，通过统计数据来反映对所研究的社会现象中的客观事物及其状态的一种评价行为。具有能够较全面和客观地“反映”法治的综合状况、验证主观指标的非理性程度等优点，以及单项测评的效度低、单独设计和收集新的客观数据成本高和客观数据的真实性难以保证等缺点。[14]关于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的选择问题，目前国内外实践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以客观指标为主、主观指标为辅的权重安排；二是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权重比例；三是更强调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相互验证。[15]
第三，内地法治考评一般指标繁杂，并以客观指标及过程性指标为主。当前，内地大多数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都服务于体制内自上而下的目标考评，具有高度的趋同性。“以评促建、以考代评”，使得我国的法治评价内容上基本一致，指标数量繁多，可操作性不强，客观数据真实性遭质疑，法治评估缺乏公信力和科学性。笔者认为，国内的法治评价在路径选择上应当依据现代法治价值与理想法治社会的标准，并结合政府的法治职能，以独立第三方为评价主体，以专家评议与公众满意度评价为主导，构建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同时，在指标体系设计过程中也应注意将指标数量化繁为简，增强内在关联性与逻辑性，强化结果导向和公众满意度导向，注重过程与结果的相结合，关注评价体系的统一性和评价对象的差异性，重点改善指标测量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使评价指标体系更具信度和效度。
第四，国内法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欠缺科学依据和规范性流程。指标体系作为一种工具和测量方式，不仅能够反映法治发展的状态和水平，而且能够体现法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2008年，经合组织（oeCD）在《综合指数的设计手册》中曾经提到，一个理想的建构步骤与顺序包括界定概念框架、数据选择、数据处理、多元分析、标准化、不确定性和敏感性分析、与其他指数的关联、分解为基础指标、结果可视化等环节。该手册认为，指数建构的每个步骤和阶段所作的选择都将对其后的步骤及整体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16]而当前，国内的指标体系设计依据的科学性均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其评价流程也欠缺规范性。对此，要使评价体系科学合理，必须结合政府职能与现代法治价值标准作为依据，按照系统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和独立性等基本原则设计指标，规范评价流程。
指标体系作为实现评价目的的技术工具决定评价的科学性。同时受制于评价什么，即法治的概念内涵。换言之，对法治的概念界定直接决定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影响体系结构。本质上，法治指数是一种数字化的量化工具和手段，通过多种数据取样进行综合、叠加、统计运算而获得相应数值，以衡量和评估复杂事物和现象的总体状况。[17]因此，法治指数构建需要细化到可以量化的具体指标。“具体指标是评价或测量对象的替代物，从而为复杂概念或观念提供一个简化的测量”。[18]具体指标是复杂概念的简化，不同国家或地区因对法治概念的界定不同导致具体指标不同。我国现有的法治评价主要关注的是“法治建设正在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评价主体较单一，以政府主导，缺少公众、社会代表及专家的参与；评价结果常常局限于表层的打分排名，不能充分地反映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质量和效果，为此，应加强结果导向，并引入公众满意度导向，提升我国法治建设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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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评价体系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教学评价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立德树人的主渠道和主阵地。2015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生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教学体系中的重点建设地位。”[1]这份文件对于全面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是推动课程教学持续有效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的理论依据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系统的基础性依据。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如何“把理论变成物质力量”，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构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体系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德育的客观规律，全面掌握理论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过程，提供诊断和咨询建议，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其次，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立足课程教学是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系统的本质性理论依据。遵循2014年教师节提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要求，检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标准和依据必须从作为授业解惑的主体———教师的层面入手。再次，人的终极发展理论是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系统的目标性理论依据。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个性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人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中获得解放而对自我本质的全面理解、丰富和完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未来社会的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维度下，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的重要指标，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目标。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目前存在的问题
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进一步深入改革，教学评价体系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管理的主要方式和关键环节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评价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第一，评价目标错位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标是传授科学理论知识和提高学生思想素质。就实际教学情况来看，理论知识的灌输一向受到高度重视，而学生的综合素质往往被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度倾向理论化。通过理论教学过程学生是否真正深入理解原理、理论的传授对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没有作为评价的重要标准。第二，评价指标简单化。科学性、客观性、可行性的评价指标，关系到整个评价体系的最终结果。当前，保守的教学评价方法依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常见的评价方式，对学生的评价多通过布置论文、课堂讨论和期末笔试来进行，侧重考察学生的理论知识而忽略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具体实践，难以真实的反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良好的评价目标体系应该全方面反映学生的表现，如理论的理解与分析、社会实践的能力、思想道德行为的准则等。第三，评价过程片面化。要全面、系统、科学的对“教”与“学”两个方面进行评价，除了要求评价者主体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掌握具体的评价手段和知识，还必须了解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般规律和学生的具体思想动态等。现实评价过程中，作为评价者本身各方面条件并非完全达标，还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难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第四，评价结果失真化。采集和分析教学现象整体特征形成的评价结果，例如对教师和具体教学过程进行测评，往往缺少对课堂教学的反思，很难得到教师和学生真实的情况。这样所得出的评价结果难以反映具体而复杂的教学全过程，难以甄别相同评价数值下隐藏的不同教学现象，更难以反映和解释被评价客体的行为与复杂背景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模式改革的对策
2015年7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的通知，提出“坚持管理与激励并重，建设导向明确、系统完善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评价体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体系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项目，必须多管齐下来提升其时效性。第一，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元评价系统。注重元评价体系，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的发展与完善。元评价（meta-evaluation）是对评价本身的评价，是按照一定的理论和价值标准对教育评价技术的质量及结论进行评价与研究。[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元评价体系包括对评价方案的评价、评价组织的评价、对评价结果和效用的评价等，从而保证评价的组织机构的专业性、权威性，评价的领导机构和成员结构的合理性、公正性，评价标准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有效性，使“教”、“学”、“评”三者实现良性互动。第二，设计科学和系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指标。指标体系由指标项目、权重集合和量化方法三部分构成，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影响着指标体系的整体———指标体系质量的变化。从宏观角度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指标的制定与设计应该做到目标匹配；指标完备，准确反映教育目标；符合思想品德要求，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可行性强；指标体系符合课程教学实际，资料和信息客观真实。从微观角度来说，要求指标独立、整体完备，实现指标体系的最优化；权重体现出指标项目之间的内在关系，保障权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意义重大；科学量化的方法要与指标体系的评价目的、应用范围相适应。第三，倡导多样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方式。首先，改革教师考核评价体系。邓小平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由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5]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评价方式，评价标准应以课堂教学质量为主，引导教师研究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实效。其次，完善学生考核评价制度。在传统的认知框架下，考核评价侧重应试教育，重点放在了理论教学和知识的灌输，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创新能力和实践水平的关注和培养不足。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要逐步采用多样化的考试试题和考试形式，着重考查学生运用理论知识思考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加大平时成绩比例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调查报告、演讲辩论、社会实践等活动并纳入考核评价。再次，注重对学生政治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的考察。课堂教学之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很难对学生平时的思想政治表现作出评价。需要建立综合考评制度，由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课和学工处教师等共同参与，从而对学生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第四，建立专业、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教学评价的根本目的，并非单纯以“评”来检查和监督“教”与“学”，而在于形成“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互动来提高教学质量。这就要求建立完善的督查制度与跨校、跨学科检查制度，专家不定期开展巡查，及时公示评价结果，收集分析评价反馈并形成整改机制。建立完善教学质量测评体系，设置教学质量观测点即时掌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权威性，同时突出“评”在教学管理中的服务功能，完善教学质量测评机制。建立科学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体系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必须适应新形势新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正确评价现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制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体系，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从学校的层面来说，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管理和学科建设，形成积极向上、德才兼备的学生群体；从教师的层面来说，有利于专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从学生的层面来说，有利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理论知识内化为指导自身实践的向导，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报[n].2015-1-2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王景英.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社会治理评价体系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五大体系构建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紧紧围绕“发展”的第一要义和“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构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体系
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个目标不是简单的一个目标，是由长期目标、中期目标、短期目标等多个目标构建的一个目标体系。
首先，我们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目标，这就是要培养具有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愿意为其奋斗终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共产主义理想是长远而伟大的，要实现还需要一个过程。教育不能过于空泛，远离实际，要从教师和学生的接受水平出发，结合中期教育目标和短期教育目标，实现三者的和谐发展。
其次，我们要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中期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主要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需要大批高素质的、有一定专业技能、能在未来承担建设重任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的中期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能承担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优秀大学毕业生。这个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现代化强国地位的确立，因此，这个目标要自始至终贯彻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开展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最后，我们要依据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短期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以人为本”，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把远期目标和中期目标作为核心目标，也要兼顾教育的层次性与阶段性，注意教育活动中要以学生为本，帮助学生实现个人抱负，完成能力、人格、素质的和谐健康发展，成为具有“高尚品质、高贵精神、高雅气质、高超技能”的优秀学生。
当然，除了上述三个目标外，还有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阶段目标、年度目标甚至更短期的目标等，这是依据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及学生的思想状况变化不断调整的，这一系列的目标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体系。
二、构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者向教育对象实施教育的具体要素。它必须体现教育者的思想政治观念，体现教育目标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极其丰富，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该体系的主体构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及社会主义荣辱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过程中，应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分析和解答现实问题，注意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的理论成果，将马克思主义以易于接受的形式灌输给大学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以此为契机引导大学生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决拥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己所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大学生应从中学习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学习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并带着这种精神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奉行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其内涵深刻、概括精辟，涵盖了三观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等众多内容，应将其与道德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引导大学生知行统一，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说涵盖了对社会主义公民的主要要求，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除此以外，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精髓、世界通用的道德标准、专业学习教育、素质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法纪教育、感恩教育、职业道德及家庭美德教育等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要补充，教育者应该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将教育信息尽可能全面地传递给大学生。
三、构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
教育方法是我们传递教育内容过程中的一种手段和载体，教育方法的适合与否直接影响到教育效果的强弱。多种教育方法相结合、相补充，形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
教育疏导法是我们常用的、传统的教育方法，虽然目前高校强调以人为本、服务育人，但服务育人不是无限制的，一些学生的个别行为确实需要采取管理的手段加以教育，予以警示，这是我们在教育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教育方法。但在教育疏导过程中要注意了解事件的起因与过程，不要盲目加以教育，在教育与警戒过程中要注意尊重学生。
以情感人法是目前较适合社会现状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一种方法。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充分运用各种实例感染人、运用有力的依据说服人、运用体贴关怀的情感打动人，往往会取得比较好的教育效果。
服务育人法是可以较快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教育方法。目前大学生中就业难、家庭经济困难、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是学业困难问题都客观存在，而为大学生做好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是高校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开展思想教育的一种方法。但服务育人应该有度，应该在有一定的目标和要求的基础上做好服务工作。
榜样示范法是激励学生积极向上的一种有效手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古今中外的名人到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楷模，从杰出的校友到身边优秀的师生，这些都是我们教育学生的有力榜样。通过这些榜样的奋斗经历和取得成功的经验，可以直接影响和激励学生，激发他们的斗志和前进的力量。
当然，教育方法还有很多种，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丰富的体系，教育者要注意灵活运用教育管理的各种手段，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环环相扣，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构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如何，能否达到一定的目标要求是比较难以衡量的。因此，建立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十分必要，评价的目的是检验、督促和发展。在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过程中，要建立目标评价、过程评价、效果评价等多个科学评价环节，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循环。
目标评价要将教育目标进行分解，形成阶段性目标，并依据阶段性目标确立具体的评估指标，评估指标再加以分解，圈定权重，评价时主要对照实现目标的程度加以测评，以定性为主。过程评价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过程的评价。活动有没有实施，实施的是否到位，教育的覆盖面如何，过程中受教育者反应如何，活动有无创新等，都属于过程评价范畴。过程评价中要注意积累，处理好即时性评价和历史性评价的关系。效果评价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后，其对教育对象所产生的作用程度的一种衡量，主要是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评价。可以通过教育对象的精神状态、集体风气、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程度、道德行为表现、参与志愿服务与公益活动情况、学业成绩等进行综合评价。效果评价部分相对难以掌握，可以考虑通过一些具体指标完成，如学生参加社会工作的踊跃程度、志愿服务及社会实践的次数与效果、学生出勤率、学业优秀学生获奖比率等进行一些定量考核。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评价体系，在评价过程中也容易产生一些偏差，所以在评价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评价促发展的原则，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收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的情况，尽量减少主观评价色彩。
五、建立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保障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实施需要有坚强的保障，人、财、物、环境都十分重要。首先要建立一支可信赖、有能力、有想法、高效率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队伍。这支队伍主要包括专职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生工作部门教师、共青团干部、辅导员、班主任等。这支队伍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理解如何、对教育内容实施程度如何、教育方法是否得当、对学生的影响力如何都直接影响到教育效果。因此，我们应大力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队伍，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与考核，使这支队伍成为一支真正能有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除此以外，学校的每一位教职员工都承担着育人的责任，这应该成为高校全体教职员工的共识。要达成这样的共识，不仅需要学校党政领导的重视，各部门、院系领导的强化要求，还需要全校每位教职员工的深刻领会，只有这样行之有效的全员育人机制才能真正建立。此外，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要加大，硬件设施建设要跟上，还要注意发挥环境育人的重要作用。校园环境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教育功能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学校应充分利用校园中的各种场所建立人文景观、设立励志格言标语、展示一些温馨提示的话语，充分体现学校的人本关怀，让学生乐于徜徉在校园之中。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体系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这需要全体思想政治教育者共同努力、不断研究、不断创新。只有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构建一个框架科学严谨、内容丰富全面、在实践中经得起考验的体系才是真正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这样的体系才富有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才能真正取得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光明日报，2006-10-19.
[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社会治理评价体系篇4
[关键词]法治建设评价；目标责任；政绩考核；政治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4）04―0144―07
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法治建设评价自然也呈现出阶段性钱弘道教授将我国的法治建设评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立法司法领域的专项评价，包括立法后评估、司法评估以及其他领域对法治的评估；第二个阶段是法治建设评估的全面探索，见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引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屈茂辉教授认为，早期的评价受到美国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主要是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进行评价；到了第二个阶段，随着立法评价、司法评价、司法管理评价逐步纳入到法治评价的视野中，法治环境评价才渐渐成型；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法治评价，见屈茂辉、匡凯：社会指标运动中法治评价的演进，《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3期。。从实证角度看，我国法治建设评价从微观层面开始，过渡到宏观设计阶段后在地方、区域内开展；以1997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和2005年开始的“法治余杭”指数的构建为标准，可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之前的阶段；1997至2005年的阶段；2005年之后的阶段。2011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被宣布初步形成，意味着我国将实现全面法治化，法治建设评价也即迈进全方位评价的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提出法治中国时，明确要求“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为此，有必要对我国法治建设评价的源流予以考察，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依附于政绩考核、具体事项
评价的阶段（1997年之前）
（一）概述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1999年《宪法》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文本上的法治在我国正式确立。世界法治指数在方法论上关注各国在实践中对法治的坚持，它不是通过考察写在纸上的法律，而是通过考察这些法律在实践中实施被执行的效果，来衡量各国的法治状况。
张保生、郑飞：世界法治指数对中国法治评估的借鉴意义，《法治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6期我国的法治建设走的是先有“行动”中的法治后才有“文本”上的法治道路，在开启法制建设时便有了“有法可依”的理念，“用法律治理”社会的“行动”中的法治。
正如钱弘道教授指出，我国的法治建设评估从属于法制现代化这一框架，属于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具有转型期的时代特点。
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1997年以前，经济建设是我国的中心。为纠正经济发展中对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忽视，我国的法治建设评价以目标责任制的方式，就某一事项进行专题的评估。不过，这种法治建设评估因在政绩考核评价体制内进行被认为是无意识的。
（二）特征
1.以目标责任制为形式，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性
这个时期的法治建设评价是专题性的，即专门围绕某一主题进行评价，以目标责任制的形式出现。目标责任考核的内容涵盖到政府职能的依法履行问题，是法治建设评价的主要对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明确的目标导向性。如为督促地方政府依法履行环境保护的职责，1988年9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的决定》，同年底公布《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实施办法》及一些有关文件；1992年建设部制定《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实施办法》。从1992年开始，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正式启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实现人口控制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1年通过的《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承担完成本地区人口计划的责任，实行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并于1991年、1993年和2006年逐步建立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浪潮中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不断增值，原国有资产管理局于1995年制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
1995年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失效后，国务院于2003年制定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35条强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益。”推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责任制，第6条构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第7条构建了参考指标。
“法律指标是对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法律现象的反映，它会随着地域的不同和时间的流逝而变化。”
王称心、蒋立山主编：《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法治建设评价因社会、经济目标的重要性发生变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治建设评价将退出历史舞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法治评价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特殊产物，其范围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而缩小。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法治评价以政府在重大生态环境目标实现上的职责为评价标的，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目标责任制形式的法治建设评价一直被保留下来，如根据《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开展的耕地保护目标评估考核；根据《节约能源法》和《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开展的节能评估考核以及根据《防沙治沙法》开展的防沙治沙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奖惩。
2.服务于政绩考核
屈茂辉教授认为，早期的法治建设评价受到美国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主要是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进行评价
屈茂辉、匡凯：社会指标运动中法治评价的演进，《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3期；张保生教授也指出，“国内法治评估项目主要服务于政府绩效考核”
张保生：世界法治指数对中国法治评估的借鉴意义，《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在我国，政绩考核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1989年，中央组织部定出了考核领导干部的三个标准：第一，拥护改革开放路线；第二，让人民满意；第三，政绩突出。1996年，中央组织部出台《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办法及考评标准体系》，设立了三大类18个指标，即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指标。1998年，中央组织部下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对考核方式、考核内容、考核程序、考核结果的评定与运用等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2005年的《公务员法》第33条规定，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的形式出现。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法治建设评价的结果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如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强调：“要把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和完成人口计划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甚至提出，对党政领导和计划生育部门分别进行责任考核，落实“一票否决”制度；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对党政领导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双线考核”，扩大为“对党政领导、责任部门、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分别进行考核”的“三线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度”。
尽管绩效强调的是领导干部在其任期内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和实际效果，但工作成绩和实际效果的取得以合法行使权力、依法履行职责为前提。因此，法律指标自然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而且，虽然我国的目标考核源于对政府人员的岗位责任制，但从后期发展形态来看，各级地方政府习惯于从整体层面将所辖各职能部门纳入考核范围，将政府所应承担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职能，按照工作类型、完成时限、重要程度等标准分解到各条线部门，并一一落实牵头和成员单位，直至组织到部门形成完成目标的链条。
卓萍：政府创新的前沿路向：从目标考核走向绩效评估，《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期这表明，我国的政绩考核主要是围绕是否履行法定职责展开。尽管我国的政绩考核目前的一个难题是没有纳入法制轨道，做到依法考核；国外政府进行绩效评估时都首先进行相关的立法和制度建设
吴江：国外政府绩效考核制度的特点，《小康》2007年第1期，但可预见的是，当在法治中国的框架内进行政绩考核时，政府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法律规定的主要职能必将成为绩效考核的重点，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无关的工作不再纳入考评范畴。这样一来，政绩考核的内容将成为法治建设评估的重要对象，政绩考核的数据将成为法治建设评估的重要数据来源、切实可靠的数据来源。
二法治建设评价的宏观设计
阶段（1997―2005）
（一）概述
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9年修改《宪法》时在第5条明文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为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任务，各地的依法治省（市）工作相继展开，法治建设评价进入全面的宏观设计阶段。
1996年黑龙江提出了《依法治省方案》；1997年江苏省委作出了《关于推进依法治省工作的决定》，对江苏省依法治省工作提出明确的目标，进行全面部署。1999年上海市制定了《上海市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纲要》，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的目标。2001年，为加快法治化建设的步伐，积极提升依法治市水平，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化城市，苏州市制定了《苏州市2001―2005年依法治市工作规划》等
1986年，辽宁省本溪市人大常委会率先通过《关于依法治市的决议》，开创了全国依法治市工作的先河。。这些依法治省（市）规划，描绘了地方法治建设的蓝图，其内容涵盖民主政治、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与服务等法治建设的基本方面，成为法治建设评价的主要依据。
（二）特征
1.立法后评估成为法治建设评价的新形式
立法后评估制度因其客观公正和科学性正日益受到重视。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规章、规范性文件施行后，制定机关、实施机关应当定期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安徽省法制办自1999年开始，每年选择3至4部政府规章，与相关实施部门联合进行规章实施效果测评，向省政府提交测评报告。山东省自2000年以来先后对多个地方性法规进行了立法后评估。甘肃省2004年初开展立法“跟踪问效”，对《甘肃省麦积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等进行了跟踪调研。重庆市也自2004年开展了立法后评估工作，成立了地方性法规评估课题研究组，对《重庆市职业介绍管理条例》与《重庆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等进行专项研究。2005年，北京市选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和《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作为评估对象开展评估工作；上海市正式启动对《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立法后评估工作程序。
尽管我国的地方政府立法评估制度刚刚起步，评估的内容、评估的标准、评估的手段都还处于探索阶段，评估的实践也还不够成熟，但立法后评估工作已经得到了各地的重视。江西省通过的《江西省地方性法规质量评价办法》，则对地方性法规质量评价的内涵、适用范围、评价主体、评价程序、评价标准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地方性法规质量评价的规范性文件，填补了我国规范法规质量评价工作的空白。
2.初步探索内容全面的法治建设评价
这个时期的法治建设评价更多是在依法治国理念下进行法治建设评价的理论设计。首先表现在法治建设评价从纠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评价走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评价。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被形容为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现代化布局从局部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即从“经济现代化”走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现代化布局，决定法治建设评价覆盖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领域，相对于第一阶段专题性的评价而言是全面的评价。
这个时期全面的法治建设评价还表现在根据各地制定的依法治省（市、县）方案以及五年规划进行。如北京市开展的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大部分指标，“尤其是工作效能指标部分基本上是将《北京市依法治市工作规则》的主要内容经过高度概括和量化后形成的”王称心、蒋立山主编：《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三全方位、地方实践的阶段（2005年之后）
（一）概述
随着社会主体法律体系的逐步形成，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开始有法可依，为全面的法治建设评价奠定了基础。2005年11月，杭州市余杭区在全国区县级政府中率先提出建设法治城区的目标，拉开了我国全方位法治建设评价的序幕，法治建设评价从单项的法治政府评价、综合性的法治政府评价转移到全方位的法治评价。此阶段的法治建设评价中，地方级政府试图通过将法治工程量化为可测量的指标来逐步推进
侯学宾、姚建宗：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
余杭出台的“法治指数”是地方法治水平量化考核方法的突破。2007年7月，《“法治余杭”量化评估体系》初稿形成，是年11月正式通过专家论证。余杭法治指数借鉴香港模式，以“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社会平安和谐”为依据，进行分解，最终形成包括27项主要任务、77项评估内容的指标体系。评估结构可以用“1（1个指数）4（4个层次）9（9项满意度调查）”来概括。“法治余杭”评估体系内容涵盖了余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力求做到具体化、目标化、现实化，基本构建了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实践性、指导性和鲜明的余杭特色。
朱未易：地方法治建设绩效测评体系构建的实践性探索――以余杭、成都和香港等地区法治建设为例的分析，《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期根据该评估体系，浙江杭州余杭区2007年度法治指数是71.6分。除了余杭外，包括江苏、上海、深圳、昆明、湖北等在内的地区也开展了地方特色的法治建设评价实践探索，“法治湖南”“法治广东”“法治浙江”等甚至成为热门词汇。这些地方法治建设评价正逐渐成为我国法治建设及法治建设评价的重要“试验田”。
（二）特征
1.全方位
与专题性的法治建设评价以政府是否依法实现特定目标为对象不同，如火如荼开展的地方法治建设评价采纳的是广义上的法治。钱弘道教授指出了这点：地方评估法制进程中对法治的广义界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属于法治的内容也纳入其中。
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这里不区分这点。杭州余杭区的“‘法治余杭’量化评估体系”中将依法行政的评估内容归纳为12个方面，其分为立法领域、执法领域和监督领域等几个方面的依法行政内容。
朱未易：地方法治建设绩效测评体系构建的实践性探索――以余杭、成都和香港等地区法治建设为例的分析，《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期
更突出的是，此阶段的法治建设评价涵盖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如《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将党的十依法治国方略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法治中国建设部署在四川具体化、实践化，始终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着力于将法治建设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各方面。
2.地方性
在“依法治省（市）”法治化运动中，我国从省级政府、市级政府一直到区（县）级政府都制定了各自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或者“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2008年底《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出炉。随后包括四川在内的省（市）纷纷制定了各自的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2010年，湖北省颁布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2011年，辽宁省颁布《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江苏省颁布《法治政府建设阶段性目标考核评价办法》；四川省出台《四川省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评估指标》等。
可见，在法治建设评价中，地方政府的热情非常高。钱弘道教授将此称为“法治评估区域化”，即中国的法治评估基本上是在各地开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地方政府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县际竞争”的现实状况。
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3.主客观评价相结合
法律指标有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之分。主观指标是人们对客观法律现象的感受，表现为人们的心理状态、清洁、愿望和满意程度等。传统上，人们所运用的大量法律统计数据一般都是客观指标。对法律状况的了解，除了客观指标外，还应有主观指标。国际上研究主观指标的呼声认为，主观指标对于社会状况、社会运行质好坏及法律生活的评价最有说服力。
王称心、蒋立山主编：《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此阶段的法治建设评价中，主观指标开始受到关注。如“余杭法治”评估中，有9项满意度调查，包括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市场秩序规范、兼顾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感。而《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第21条明确指出，要以保障人民群众政治权益、经济权益、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建立覆盖城乡的群众权益保障体系。
三法治中国建设评价实践的经验
（一）法治建设评价宜采取体制性的路径
目前世界上对法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价值性的进路，审视法律的内容，看其是否确认某些基本人权和价值
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6期，如世界银行的法治指数；另一种是“体制路径”，更聚焦于政府是否依法行事的考核方式，如“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中“政府的自律和他律的均衡”被放在了法治定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之首。体制路径“对法治的理解着重于看政府是否依法行事，政府的体制、运作的程序，是否可以确保达到利用法律来管治社会的目的。”香港2005年的法治指数采取的是体制路径的法治评价。
在中国，法治的“体制路径”更符合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因为“一个社会的法治情况，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府的执政情况”；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是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
王长斌：中国法治建设刍论，《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我国已经开展的法治建设评价采取的都是体制性的路径，评价地方人民政府是否依法行事。如最早开始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评价，在于通过对地方人民政府在实现每个五年计划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上的考核评价，使城市人民政府的职能开始转向宏观管理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因为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城市人民政府形成了强烈的“经济导向激励”。如果没有这种考核评价，我国城市环境质量保不定会出现“随着国民经济的翻番，环境污染也翻番的严重局面”。耕地保护目标法治评价在于判断政府依法保护耕地职责的履行情况；节能目标的评价在于通过节能减排，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我国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法治建设评价应一如既往地采取体制性的路径，以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
（二）法治建设评价以纠正政府唯经济效益的做法为宗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党的基本路线，也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路线。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忽视发展的质量，大部分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动力不足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种转变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城市政府受到大量经济发展指标的考核，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经济导向激励”。要使城市政府的职能真正转换过来，我国法治建设目标的设定首先应更多地关注于通过法治建设评价，督促政府转变职能的手段，履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不是追求GDp的增长。为了纠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做法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局面，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节约能源法》在内的法律，通过规定目标责任制予以纠正。事实上，我国已开展的专题法治建设评价都以政府转变唯经济建设的职能为目的。
（三）以政府推进为主
内源性法治现代化道路是保障法治永续持存的关键，不管是世界正义工程还是的法治指数还是我国香港地区的法治指数都是由非政府组织设计、实施的。我国选择走的是“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指一国的法治化运动在国家“上层建筑”的推进下启动和进行，“政府”是法治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法治目标主要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
郭学德：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2期在“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法治建设评价也是政府推动型的，如余杭法治指数、昆明法治指数。
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评价的做法符合我国的情况。事实上，起到实际效果的法治建设评价是以中央政府推进的专题评价，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我国法治建设评价之所以以中央政府的推进为主，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对违法行为的监管，首先存在意愿严重不足的情形，地方政府难以转变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的职能。因此，在需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领域，都会长期存在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评价。
四法治中国建设评价之展望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回顾我国法治建设评价的历程，可以对我国法治建设评价作如下展望：
（一）“五位一体”全方位的法治建设评价
我国已开展的专题法治建设评价都以政府转变唯经济建设的职能为目的。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后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2012年，党的十又进一步扩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意味着现代化布局从局部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不大协调的现代化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与此相适应，2011年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被宣布已经形成后，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与现代化布局同步，我国法治建设评价将从微观到全面，围绕五个领域全面展开，针对具体领域开展专项法治建设。
（二）从服务于政绩评价走向独立的评价
我国专题性的法治建设评价的重要形式――目标责任制被纳入党的政绩考核体制内。但法治建设评价还是不同于政绩考核评估。法治建设评价是服务于法治的，其最终要符合法治的基本目标：控权与维权，使国家的权力得到制约，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因此，法治建设评估一方面评估有权力的主体是否依法行使权力，权力是否受到法律的控制；另一方面评估公民的权利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其受到损害后是否能顺利得到国家的救济。法治建设评估的对象既涉及到党政领导干部，也涉及到普通的公民。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从而政绩考核的内容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的现状下，更应该注重和加强全国层面的法治的“普遍性”，各级政府和部门主导的法治指数设计要避免过分强调自身的“差异性”而背离法制内涵的“普遍性”。
侯学宾、姚建宗：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这意味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评价将从服务于政绩考核走向普遍性的评价。
同时，随着依法治党的深入，党的政绩考核机制必将走入法治的轨道，与现行《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相衔接。“依法治党”的“法”除了党的规章制度外，自然是法律，首先是国家的宪法。因此，政绩考核首先是法治建设评价考核，政绩考核的工作业绩是法治建设评估的重要内容，政绩考核的数据成为法治建设评价重要、可靠的数据来源。
（三）从以内部法律责任为保障的评价走向以政治责任为保障的评价
法治政府是责任政府。广义上，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履行促进社会正义与美好的法定职能与社会义务。
马怀德：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政府，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建设责任政府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政府责任追究机制。
社会治理评价体系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标准；实质性评价；动态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56－04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在理论领域，不少学者从观念、目标、内容、模式、途径、功能、机制等方面对如何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目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还不多。在实践领域，尽管人们一直在思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评价问题，但主要是依据社会经验而不是科学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进而得出结论。也有一些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能否进行评价提出质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能仅凭大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所形成的能力或者是当前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来判定，有些影响要在学生毕业后甚至在其一生中的职业生活、公共生活、婚姻家庭生活领域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进行评价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本文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并试图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确立一个评价标准体系。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实质性评价和动态性评价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重要环节，是解决实效性问题的关键。从概念来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指标体系，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标和实际效果之间的吻合度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这一概念界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的依据、方法、对象、内容和本质，其中，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的依据，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是评价的方法，评价的对象是大学生，评价的内容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标和实际效果的吻合度。如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卓有成效的，能得到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否则，只能得到消极的、否定的评价。
在实效性评价中，评价标准处于中心地位，无论是评价体系的确立还是具体的评价过程都离不开评价标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是否可能，关键在于有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大学生的思想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标准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实质性评价，确立科学的、理性的评价标准。二是动态性评价，确立动态的、发展的、历史的评价标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实质性评价是指依据科学理性的评价标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标和显性效果之间的吻合度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这一概念涉及到三个要素：评价标准、预期目标和显性效果。其中，评价标准是评价的尺度和基准；预期目标是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显性效果是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身上发生的现实的可测、可感、可知的效果和变化。在这三者之中，评价标准是预期目标和显性效果是否契合的依据和根本。实质性评价要求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效果进行衡量和评价，这一标准应该是科学的、理性的，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动态评价是指依据动态的、历史的评价标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标和隐性效果之间的吻合度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隐性效果是与显性效果相对的一个概念，隐性效果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所产生的潜在的、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人的品德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一活动对学生的影响或显性或隐性，有的影响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表现出来，有的影响虽在眼前没有明显体现，但却伴随学生一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顺利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性评价和动态性评价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相互贯通、辩证统一的。实质性评价强调了评价标准的稳定性和科学性，重在当下，而动态性评价则突显了评价标准的历史性和发展性，面向未来。实质性评价让我们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即刻效应，而动态性评价则让我们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恒久生命力。实质性评价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的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是对学生进一步进行动态性评价的前提，没有实质性标准，动态性评价是不可靠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动态性评价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开放式评价，若只有实质性评价而不进行动态性评价，则不符合学生思想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机械性的、封闭性的评价归根到底不能真正反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因此，只有将二者辩证、合理地交融，才能形成一套科学而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只有确立了科学理性而又动态发展的综合性评价标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才有可能性，割裂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作出科学而可信的评价。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的综合性标准
1.政治标准
政治标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的首要标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首要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的头脑，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它不仅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教学效果，更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他们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大学生只有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才能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重任。因此，衡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取得实效，在确立评价标准时首先要确立政治标准。大学生应该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具体表现为三个“必须”，即必须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真学、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从内心深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在实践中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毕生之奋斗目标。政治标准既相对稳定，又与时俱进，这三个方面的政治标准，对每一个学生来说，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在未来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对每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毕生的要求。
2.知识标准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进行评价还必须确立知识标准，考察学生对理论的把握程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它不仅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且自身也是一门科学。自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就以其自身恒久的理论魅力征服了世界各地的理论家和学者，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马克思都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倾其一生，学习、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葆青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其内容具有科学性，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必须有一个知识层面的考量标准。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内容，不去读经典、读原著，深入学习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那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肯定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真学了，才能谈得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奉，才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途径是多样的，其中，课堂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教师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授的重要阵地。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让学生获得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应该说，知识标准是富有理性和科学性的标准，具有可测性。即使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育，知识的考量仍是必须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知识标准主要是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掌握程度，对教材体系内容的掌握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的程度。当然，知识的掌握不是全部，基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还要确立能力标准、品德标准、心理健康标准和行为标准等。
3.能力标准
能力标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它以知识标准为前提和基础，同时又高于知识标准。知识标准主要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为什么，能力标准则是要回答怎么做，即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能力标准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评价标准，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教师应该在对学生知识背景与思维水平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根据课程的要求，着重培养学生掌握知识与领会思想的理解力；学会认清是非的分辨力；学会在价值多样性与各种机会中找到适合自身特点与发展需要的选择力；学会在竞争中调试自身心理的平衡力；学会在各种人际关系中良好相处的协调力；培养学生不断学习与自我发展的竞争力等”。［1］根据这一理解，学生的能力包括理解力、分辨力、选择力、平衡力、协调力、竞争力等，另外，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都是很重要的能力。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能力的体现也是一个过程，学生的能力既可以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得以体现，也可能在毕业后的职业生活、与人交往等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且，人的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能力标准是实质性评价标准和动态性评价标准的辩证统一，既是科学的、理性的，又是动态的、发展的，对学生能力的评价应该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4.品德标准
品德标准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进行评价的核心标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要就是借助课堂教学、网络、社会实践等多种多样的载体和形式，向大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以培养、锻造大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并最终以坚定的信念、健康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呈现的活动。品德标准是内在的，个体优秀的品质一旦形成，就会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并在个体的行为习惯中得以表现。
对于大学生的品德评价，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三大领域即公共生活、职业生活、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维度，对大学生在这三大领域中的道德表现进行评价，对在校的大学生来说，则主要涉及社会公德、恋爱道德、家庭美德等层面，也可以从道德所涉及的几类关系来进行评价。一般来说，道德主要涉及四类关系，即人和超自然存在物（如上帝）、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应地，主要有宗教道德、自然道德、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宗教道德是一种特殊领域的道德，关乎人对上帝是否讲道德，就是调整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的，因此，宗教道德我们不予讨论。个体道德主要是调整个人同自身的关系，涉及个体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的良心和信念。一个人的行为符合自己的良心和内心信念，就是道德的，是对个体自身的一种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是对个体自身的一种恶。自然道德和社会道德是道德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贯穿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两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关注最多的两大领域。自然道德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讨论人类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是否存在伦理关系，如果存在，人对自然伦理义务的道德根据何在，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自然，人类是否要承担对自然的道德责任等问题。社会道德则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讨论人们应该如何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合乎道德地对待他人。
由此，我们既可以以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中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为标准，也可以以处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为标准，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进行评价，从而衡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取得实效。
5.心理健康标准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进行评价必须确立心理健康标准。保持心理健康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非常重要，在大学，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不同社会阶层的青年学生走到一起，环境的变化、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对校园的冲击以及青年大学生特定的年龄阶段所具有的身心特点和规律，都使得大学生成为容易发生心理问题的特殊群体。心理问题在大学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往往具有内隐性、长期性、危险性的特征，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加以疏导和心理辅导，心理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不经意的一根导火索也许就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寻求积极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提升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确立心理健康标准，既要考察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相关课程内容的设置等情况，也要考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效果。在评价过程中，可以设定一些具体的评价指标来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心理健康教育效果进行评定。根据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价结果，可以把大学生分为心理健康群体、心理亚健康群体和有严重心理问题的群体，分类建立起大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在抓好常规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把握住重点人群，跟踪了解他们的思想轨迹，加强心理辅导，帮助他们走出阴郁，走进阳光。
6.行为标准
行为习惯标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的最高标准。无论是政治方向的引领、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还是品德的形成、心理健康的保持，最后都要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诸多评价标准最终是在行为中得到了统一。古人所说的“知行合一”、“慎独克己”、“内圣外王”的修身方法最终也都是把道德修养的落脚点放在行为上。评价一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取得实效，考察该校学生是否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仅有理论认知是不够的，还要看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以及在重大事件面前所能采取的行动。能力、品质和行为是内在统一的，能力和品质是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前提，道德行为则是能力和品质的外在体现。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再外化到自己的行为中，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过程。行为标准也是一个动态的标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学生品德的塑造和行为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它的显现是一个过程，具有长期性、滞后性、渐进性。对在校大学生而言，行为标准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学习、生活、与师生交往、恋爱交友、参加社会实践等过程中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要求，对毕业后的学生而言，行为标准主要体现在他们能否积极主动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奉献毕生力量，而这更为根本。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最终衡量标准，不仅仅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更重要的是看学生是否学会了、真懂了、真信了，看学生是否能够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2］
综上所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的标准主要包括政治标准、知识标准、能力标准、心理健康标准、品德标准和行为标准等六大评价标准，每一种标准既是科学的、理性的，又是发展的、动态的，体现了实质性评价和动态性评价的统一。这六大标准彼此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的标准体系。这一评价标准体系的确立，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评价提供了依据，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李萍，林滨．试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三个基本维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9）：61－64．
社会治理评价体系篇6
关键词：城市治理现代化;评估模型;城市治理结构;城市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C93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016-005
评估模型是城市治理评估体系的逻辑范式，也是评估实践的基本依据。城市治理评估要准确地反映城市治理创新的探索和进程，集中体现城市治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有效提升我国在国际城市治理评估交流合作中的话语权，就需要在拥有国际视野的基础上独立和鲜明地提出我国自己的城市治理评估理论建构。借助城市治理评估模型奠定城市治理评估的逻辑基础，从基本概念层面理清思路，有助于打通城市治理评估目标、内容、方法之间的本质联系，增强我国城市治理评估规则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
一、中国城市治理评估模型建构的背景
1.城市治理实践的推进催生了城市治理评估的基础需求
城市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战略的微观基础、基本路径和展示窗口。目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2010―2015年的五年城镇化率的增幅将首次突破两位数，达到10.97%，创造1950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见表1）。截至2013年底，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90余个，其中千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有16个，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70%以上，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01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环比增加180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
从城镇人口数量和空间形态标准两个方面判断，中国整体上已进入到初级城市型社会;但是，从公众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城乡协调特别是从城市治理的水平看，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城镇化进程推动了资源和人口向城市集中，给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困难、贫富差距、社会治安等多方面的压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城镇化快速增长与GDp增速趋缓的交互作用又加剧了城市发展的各种矛盾。城市人口总量扩大与市民利益群体分化，以及群体利益和利益表达方式多元化等新情况、新问题更使城市发展的复杂程度和治理难度空前提高，单纯地“靠发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传统套路遭遇挑战，改革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创新城市治理结构、重构城市运行体制机制的要求相应提高。现代城市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沿袭传统的政府管控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国内多个城市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体制机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北京以治理“城市病”为突破口，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佛山市以“三个转变”（实现‘等上门’向‘上门等’、‘独角戏’向‘大合唱’、‘讲关系’向‘讲规矩’）为核心加速城市治理创新[1];浙江省温岭市通过协商式民主试验重构基层治理结构。这些城市治理实践的探索都从根本上催生了认识、评估和优化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需求。
2.城市治理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城市治理评价的直接要求
城市公共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它体现了人们对公共部门管理的全新的认识，构成了城市理论新的范式和新的理念。[2]在治理范式的框架下，公共管理的主客体构成、公共管理的过程和公共管理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萨拉蒙（LestermSalamon）提出了“新治理”导向问题。[3]这种“新治理”的主要特点包括：其一，综合重塑政府和私有化两种理论，寻求以知识体系的更新服务于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参与者和合作者。其二，通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主体的多元合作，突破政府包揽城市管理权力的格局。其三，通过探索城市治理新元素、新工具和新路径（比如，工具性、网络制、公私合作、谈判与劝服、授权技术等）解决多元组织共治格局中面临的新问题。
国内外各种城市治理理论和模式都需要实证研究，特别是城市治理评估的印证。借助城市治理评估检验城市治理不同模式实现路径及需要改进的问题，获得城市治理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适应性调整的参照，以及明确多元治理理论、重塑政府理论和私有化理论的比较优势和不足，为治理模式完善、调适、建构及其目标和路径的调整奠定基础。
3.社会治理改革创新增加了城市治理评估的紧迫性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和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全面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始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内容与重要抓手。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也是在城市层面创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方式的试验场。实现“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跨越、善政向善治的跨越，可以加速国家、政府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城市治理体系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复杂工程，从设计城市治理结构改革理念和思路，确立治理结构改革的目标任务，到实施和推行改革措施都需要科学、客观、严格的测量数据作为决策支持的基础条件，都需要充分的理论准备、数据支持和实践积累。如果停留在经验决策阶段，满足于坐而论道、泛泛而谈、仓促拍板，如此选择治理结构的路径可能造成治理改革成本大增和改革资源的严重浪费，以至于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重大损失。城市治理评估将为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改革实践提供决策信息的支持。
二、中国城市治理评估模型建构的思路
1.城市治理评估模型建构的目的
城市治理评估有反映现实、服务改善、探索规律、促进发展等多方面的作用。作为城市治理评估的基础工程，城市治理评估模型建构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包括：反映城市治理现状，甄别城市治理特色和差异;分析城市治理绩效，诊断城市治理问题和障碍;研判城市治理发展趋势，探索城市治理规律;推动城市治理创新实践，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同时，要淡化评价的甄别与遴选功能，助推城市治理的健康成长。
城市治理评估模型建构的具体目的包括五个方面：其一，服务于政府的城市宏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在评估模型框架下采集、分析和传播评估信息，为政府城市治理实践的全面、协调、持续和特色发展提供基础支持，进而发现可资借鉴的发展理念、建设目标、体制机制、实现路径、经验教训等。其二，服务于城市社区的微观治理活力和效果建设。为基层社区的治理组织建设，集体协商，民主评议，多元治理等提供标杆的参考和发展借鉴的框架。其三，服务于社会组织参与或评估城市治理的实践。为城市治理相关的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模型、操作工具、分析方法和研究案例，以利于其联合有关机构，拿出更高质量的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描述、评价、监测、预测的成果。其四，服务于企业选择投资布局和经济“走出去”预警。治理评估信息是企业了解投资环境和选择投资方向的重要参考。城市治理评估模型要满足企业国内战略布局和国际战略方向选择的需求，更直接地为企业提供城市治理绩效的投资参考。其五，服务于市民了解和参与城市与社区治理的需要。城市治理评估模型要为市民城市治理的信息获取、流程监督、意见表达和参与治理提供认知框架和实践参考。
城市治理评估模型建构目的作这样的设计，旨在突破传统意义上城市治理评估工作的边界和节奏，不是仅仅把评估数据采集、分析和看作一个城市治理评估完整过程的结束，而是着眼于评估模型覆盖范围延伸到服务对象，把更多的工作内容聚集到城市治理评估结果应用、后产品发展及其相关信息服务领域，更为直接和紧密地服务于我国城市治理实践。这些后期工作包括：在传统评估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测评的线索，深入研究国内外城市治理案例，发现、总结和概括不同类型城市治理的特色模式;发展服务于不同目的的城市治理评估工具，拓展城市多元治理的研究领域;通过城市治理的定向数据挖掘、信息管理和知识推送等决策支持服务，引导城市的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市民关注、支持、参与、研究和优化城市治理实践。
2.城市治理评估模型建构的路径
依据上述评估目的和应用设计，城市治理评估模型建构的路径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治理评估模型的内容建构要以我为主，兼顾国际。一方面，城市治理模型的内容建构要反映我国城市治理评估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参考目前国际城市治理评估有影响力的成熟体系，融合本国特色和国际学术的探索，形成独立自主、特色鲜明的城市治理评估框架。兼顾国际城市治理评估体系不仅有助于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开拓学术视野，增强中国城市治理实践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借助这种微观层面城市治理评估模型的交流，还可以为中外同行开展国家治理评估的深度合作，广泛凝聚学术共识，以及提高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影响力开启新的空间。
（2）城市治理评估模型的覆盖领域要以城市为主，兼顾上下。城市治理评估模型的覆盖领域首先要聚焦城市治理，保持自身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评估对象上，而且在评估模型的内容设计上也要形成适宜于城市治理评估的独特框架。其次，城市治理评估模型也要联系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内容的对接和一致，以期评估结果能够立体地反映城市治理的真实情况和突出特点。
（3）城市治理评估模型的评估重点要以过程为主，兼顾结果。城市治理评估的过程指标主要是体现治理结构运作方式的评估内容。通过收集和分析过程指标在客观反映城市治理影响因子基础数据变化情况，发挥其鉴别城市治理特色、预测城市治理走向、印证城市治理理论和干预治理走向的多重作用。城市治理评估的结果指标主要是体现治理能力发挥水平的内容。结果指标的数据形式包括客观指标也包括主观指标，具有检测城市治理水平和遴选城市治理先进的作用。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间存在明显的平衡和互动关系，然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城市治理评估的科学研究和预测导向作用，应相对侧重过程指标，适当淡化结果指标。
三、中国城市治理评估模型的框架设计
1.城市治理评估体系的基本假设
以城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的城市治理评估有一个城市善治的基本假设，即：
G=f（g・s・m）
其中，G代表城市善治（Goodgovernance），g代表政府治理（government），s代表市场自治（self-governance），m代表公益互治（mutualgovernance）。上述城市善治表达式的意义在于，将城市善治视为政府治理（g）、市场自治（s）和社会互治（m）的乘积。首先，城市治理存在多元共治的密切联系，任何一个因素（治理主体）本身的变化都会造成整个城市治理水平的变化，强调了城市治理的整体性的特点;其次，城市治理存在多元互动的复杂关系，任何两个因素（治理主体）之间关联的变化都会影响整体城市治理水平的变化，强调了城市治理的综合性特点。换句话说，城市治理水平既取决于参与城市治理的有关主体各归其位，履行主体责任的程度，也取决于参与有关主体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与合作的程度。
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涉及范围十分宽泛，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城市治理的不同主体、不同对象、不同过程和不同侧面。从城市治理主体的视角看，它需要考量体制内的政府部门、基层社区，也要考量体制外的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和普通市民;从城市治理内容的视角看，它需要兼顾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治理体系结构是否健全，也需要兼顾城市治理能力;从城市治理过程的视角看，它应当包括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过程，也应当包括城市治理规划―运作―检查―完善的微观过程;从城市治理系统的视角看，对于某些具有重要意义、交互影响，并且超越了上述框架范围的重要因素应当作为城市治理评估的重要内容予以考虑。
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现代化的评价范围与内容可以很多，但是，实际能够进入评价的内容和具体指标总是有限的。这需要我们按照一定的标准从城市治理的核心内容中提炼出关键概念作为界定评估内容的范围的依据，遴选出与评估目标相匹配的评估维度和指标。
2.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价概念模型
为了保证评价体系建构的系统性和避免重要评价内容的缺失，评价模型的顶层设计工作十分重要。从评估体系建构的角度看，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至少需要考虑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评估性质问题。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评估是一种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估，城市治理评价体系需要通过收集比较评价对象城市治理改革与现代化的相对进程数据做比较。评估结果要综合考虑合法、公平、效率、满意、可行等几个方面的平衡。第二，评估主题问题。现代城市治理发展的核心主题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营利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的多元共治，评价体系的主题也要反映不同城市治理主体了解、参与、监督城市重大决策的责任、机会和效果。评估结果要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路径上具有导向性。第三，评估内容问题。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中，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评估要体现过程导向的原则，评价体系的内容要通过治理结构、功能的比较反映城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相对水平。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要体现结果导向原则。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业绩，以及市民满意度、市民治理参与程度、政府回应时效等效果的比较反映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城市治理的评估结果对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示范性。
据此，我们可以将城市治理主体性质（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和城市治理建设内容（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做交叉，形成一个2×2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体系的概念模型。其中，城市治理主体的划分旨在保证城市治理评估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质：政府组织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管理主体概念，它包括城市体制内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基层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治理主体概念，它包括体制外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城市治理内容的划分则是旨在保证城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的基本两大内容的平衡：城市治理过程和城市治理绩效两个具象概念分别作为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操作变量，可以从城市治理规制、行为和统计资料中观察、测量和检验，进而研判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相对进程。
四、中国城市治理评估模型的应用
1.延伸设计城市治理评估指标体系
（1）政府组织和基层社区的城市治理过程。重点内容包括：体制内主体在城市治理制度建设、治理体系运作及履行职能情况，比如，政府发改、城建、城管、法制、、经济与信息化等部门在城市公共服务、市民服务、治理技术平台、公共信息披露、应急动员响应、政府门户网站网络问政回应及时效等制度建设情况，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城市每万人人大政协提案数，社区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建设，年度城市社区治理创新见报率。
（2）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的城市治理过程。重点内容包括：体制外主体在城市治理的制度建设、治理机制维护和发挥作用情况，比如，市民参与重大决策听证、人民调解、市民和意见表达等制度建设情况，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渠道、数量和质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等。
（3）政府组织和基层社区的城市治理绩效。重点内容包括：体制内主体城市治理的业绩和效果。比如：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主要指标人均水平及三年变化数据（包括人均GDp、人大政协提案办结率、社会治安与每万人发案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市民幸福感，市民对政府城市管理的满意度（政务公开、社会保障、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
（4）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的城市治理绩效。重点内容包括：体制外主体城市治理的业绩和效果。比如：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承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情况，城市市民论坛网络建言的质量和数量，市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的社会评价、（负向），新媒体舆论引导，志愿者组织影响力。
2.统筹编制中国城市治理评估指数
在城市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模型的基础上，统筹各类城市治理主体和研究者的需求，编制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相对进程评估指数，提供反映不同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横向比较视角，以及反映同一城市和城市集合不同时期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纵向比较的视角，帮助城市治理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在具有可比性的参照系统中理解和标识不同城市治理创新实践的差异和治理现代化的相对进程。这个指数表达形式的结果包括：城市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总指数、城市政府治理发展指数、城市政府治理绩效指数、城市市场治理发展指数、城市市场治理绩效指数、城市社会治理发展指数和城市社会治理绩效指数，以及服务于不同评估目的的其他分指数。
3.健全完善中国城市治理评估模型
城市治理现代化评估模型要成为开放的评估体系，必须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不断聚焦重点、丰富内涵、完善流程、提升价值。评估模型提供了评估范围的大致边界，要在拓展评估应用领域的同时根据理论和实际需求、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的解释性等方面的变化，调适评估的内容，匹配评估目标和手段，优化治理评估结果表达。在评估模型的完善过程中要关注和反映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城市治理创新实践和理论的新发展，体现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要求。另外，要关注在评估框架完善过程中依据不同版本模型得出的评估结果之间的纵向可比性，借鉴项目反应理论（itemresponsetheory）等工具的思想方法实现不同版本结果之间的比较，确保评估模型和范式的系统开放性和动态优化。
参考文献：
[1]刘泰山.以“三个转变”创新城市治理――广东省佛山市的实践[n].人民日报，2015-3-30.
社会治理评价体系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评估完善机制；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285-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机制是各教育要素综合运转的有机整体。构建有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评估完善机制，既是贯穿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
一、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树立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
1.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行动导向，始终坚持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体，应当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向，使大学生群体认真学习并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群体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核心内容，牢牢把握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的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易受外来思潮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核心内容，引导大学生树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
3.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重要支撑，大力弘扬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旋律。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相关专业课中，强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教育，让大学生从祖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汲取营养，使他们既要以开放的思维面向世界，又要树立坚定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
4.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价值标杆，努力夯实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础。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创新成果，是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选择的基本准则。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价值导向，要求进一步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是要注重大学生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要求积极开展道德实践活动，把道德实践活动融入大学生学习生活之中，引导大学生坚持知行统一，着力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要求进一步重视大学文化建设，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
二、构建评估完善机制，落实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1.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评估完善机制的特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具有价值判断性。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评估过程，实际上是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的价值判断过程。通过对教育实效的评估，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以及价值引导等多方面的价值观问题，以此判断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显著特点。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具有复杂性。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评估是对教育过程各要素、各环节和教育效果各方面的评估。因此，评估机制的建立包含多要素、多层次、多方面，为了确保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评估工作的复杂性不言而喻。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评估结果具有相对性。由于某些主观因素的存在，评估体现出来的反馈信息不一定都是真实可靠的，一旦所依据的反馈信息无法如实准确，评估的结果就会出现偏差；评估的结果往往不是直观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评估结果的相互比较而产生出来的。由于比较本身具有相对性，比较所产生的结果依然体现相对性；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效果的复杂性以及教育效果实现的周期性，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评估的周期过长，也会导致评估结果的滞后以及相对性。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评估过程具有诊断性。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评估过程，也是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分析的过程。在评估过程中，评估的指标和体系能够善于发现评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把这些问题引入正确的方向，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
2.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评估完善机制的意义。正确认识评估工作的意义，是搞好评估工作的基本前提。第一，构建完善的评估机制是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一个基本环节。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过程包括目标教育，总结经验，反馈评估等基本环节，因此，对评估环节和评估完善机制的构建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第二，构建完善的评估机制是加强和改进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通过对评估者的肯定性评估，能够有效巩固、拓展、深化教育成果，激发评估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否定性评估，能帮助被评者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有效制止、克服教育的不良后果，激励被评者从错误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吸取教训，以正确的评估标准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步入正轨。第三，构建完善的评估机制是教育主管部门及领导者加强和改进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的重要措施。第四，构建完善的评估机制可以促进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评估工作科学化。通过评估的实践，有利于发现评估工作中的问题，有利于促进评估的原理和方法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评估工作的科学化。完善的评估机制的构建以及评估工作合理有效的开展，必然使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减少盲目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计划性和针对性。
三、践行评估完善机制，贯彻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评估又是另一个具体教育活动的起点。评估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承上启下、客观存在的一个基本环节，它在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提高和改善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最与时俱进的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效果的评估有利于改革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形式和方法，进一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社会治理评价体系篇8
0引言中国、半喀斯特分布面积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分布于以贵州高原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喀斯特石漠化是在脆弱喀斯特生态环境下，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造成人地矛盾突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岩石逐渐、土地生产力衰退甚至丧失、地表在视觉上呈现类似于荒漠景观的演变过程[1]。喀斯特石漠化成为制约贵州生态经济社会发展最严重的障碍。在前期，许多学者对石漠化的成因、治理都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2-5]，对石漠化治理效益评价也作了很多突出的贡献[6-9]，主要从生态、经济、社会3个方面对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研究，评价指标的选取主要采用的是专家选定的方式进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片面性，这样会导致构建的评价矩阵不能够准确反映出治理效益的内在机制，缺乏科学合理性，甚至会导致评价结果的实效，到目前为止形成尚未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以贵州关岭—贞丰花江示范区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众多无序的指标中进行甄别筛选，避免主观性，确定评价指标以及指标权重，构建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效益的指标体系，同时结合花江示范区的实际情况，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综合治理效益进行综合评价。1研究区概况研究区位于贵州安顺市关岭县与黔西南自治州贞丰县交界处的北盘江峡谷花江段，东经105°36'30"—105°46'30"、北纬25°39'13"—25°41'00"。涉及的乡镇村有：关岭县板贵乡的木工、三家寨、孔落箐、坝山；贞丰县北盘江镇的板围、查耳岩、水淹坝、云洞湾等8个村以及花江镇五里村的法郎、甘二盘共44个村民组（见图1）。2009年人口8612人，国土面积51.62km2，人口密度为167人/km2。示范区内喀斯特地貌极为发育，喀斯特面积占总面积的87.92%，海拔500~1200m，相对高差700m，冬春温暖干旱，夏秋湿热，热量资源丰富；年均温18.4℃，年均极端最高气温为32.4℃，年均极端最低气温为6.6℃，年均降水量1100mm，但时空分布不均，多暴雨，5—10月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83%，海拔850m以下为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850m以上为中亚热带气候。项目区内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水稻、小麦等；经济作物主要有花椒、金银花、砂仁、花生、桃、李、梨等；牧业生产主要以传统的家庭养殖为主，品种有猪、牛、羊、鸡等；主要旅游资源有顶坛花椒生态园、喀斯特奇石，主要矿产资源有大理石板材资源。流域以发展经果林为主，大量销往省内外的“顶坛花椒”，现已成为顶坛流域内农户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2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效益评价指标及权重的确定2.1指标收集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效益评价的指标包括生态效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3个方面的内容，每个方面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及数据，项目区内居民对当期条件最为熟悉，因此，通过理论机制分析研究、实地调研、与当地村民交流等方式，获取和筛选有关这3方面的指标，在每个指标下尽可能的收集最原始的数据，根据这些指标及数据，初步构建项目区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将林草覆盖率(%)、25°以上坡耕地面积(%)等16个评价指标初步选定为生态效益指标，记为u11、u12、…、u116；将粮食种植收入、经济密度等14个评价指标初步选定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记为v21、v22、…、v214；将总人口数、外出务工人数等10个评价指标初步选定为社会发展水平指标，记为w31、w32、…、w310。具体指标情况如下（图2）。2.2评价指标的构建及指标权重的确定到目前为止，对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效益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采用专家评价法，根据人为经验判断出各个指标并对指标进行打分，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这样很难确定主导指标的地位，同时也增加了一定的工作量。本研究指标的选定依据石漠化综合治理指标选取所遵循的系统性、代表性、数量化以及可获得性原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即利用降维的思想，在损失很少信息的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11-12]。这些综合指标通常称为主成分，该方法的核心是通过主成分分析，选择n个主分量y1,y2……yn，以分方差yi的方差贡献率ai作为权数，构造综合评价函数y，这样当我们把i个主成分的得分算出来后，便求出综合得分，并按照权数的大小确定主成分及权重。从生态效益指标、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社会发展水平指标3个方面在众多的指标中进行筛选，确定影响3个方面的主要评价指标及权重，相应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见表1。用表1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的开平方根，可得到主成分每个评价指标对应的系数，再用主成分中每个评价指标系数的绝对值乘以各自的贡献率除以所有主成分的贡献率之和，之后相加，便可得到综合得分模型，各评价指标的最终系数见下表2。据主成分分析法的思想，当累计贡献率大于85%时，这几个指标已基本代表所有的信息。根据这一原则，便确定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表2）。二级指标中的3大指标虽然是相互联系的，但对综合治理效益结果所表现的程度上会用所差异，即权重会有所不同，根据以上分析，结合相关专家的经验，生态效益指标权重赋值0.5，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赋值为0.3，社会发展水平指标赋值为0.2（表2）。通过以上步骤，确定了花江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的二级指标、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将所确定的指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目标层，即花江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第二层为指标层，分为生态效益指标、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社会发展水平指标这3大指标；第三层为次指标层或称为评价指标层。包括林草覆盖率(%,x11)，土壤侵蚀速率(%,x12)，轻度以上石漠化面积(%,x13)，石漠化演变速率(%,x14)；人均GDp(元/a，x21)，粮食产值（元，x22），经济林草收入（元，x23），人均耕地面积（hm2/人，x24）；文盲（半文盲）人数(%,x31)，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人数(%,x32)，具有劳动能力总人数(%,x33)，各个指标的权重系数见表2。#p#分页标题#e#
3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效益评价的理论及实证分析治理效益的综合评价主要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有以花江示范区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典型喀斯特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16]；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为例，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喀斯特山区石漠化治理效益进行综合评价[10]。从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全方位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比较少，评价指标的选定主要是专家确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及片面性。通过实地调研以及查阅相关的资料等方式对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效益的指标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初步选择了30个评价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效益评价指标进行甄别筛选，最终确定11个主导指标及权重，根据所确定的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主要通过因子评价与模糊综合评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用因子评价法确定各个指标的得分情况，根据得分分析对比指标之间的关系，确定评价矩阵，之后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效益进行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3.1建立指标集建立评价对象的指标集：指标就是对象的各种属性或性能，在不同场合，也称为参数指标或质量指标，它们综合地反映出对象的质量，人们就是根据这些指标对对象评价。具体指标集的选择见表2。3.2建立权重集建立权重集，ai是第i个因素xi的权数，xi各子因数的权重集为，aij是Ui的第j个子因素的权数(i=1,2,…,n；j=1,2,…,ni)，由于各评价指标对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的影响程度不同，故各指标应按其对评价结果影响程度不同赋予相应的权重系数，即权重。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对各评价指标xij确定各自的权重(i=1,2,…,n；j=1,2,…,ni)，据表3建立的权重集如下：a=(0.50.30.2)a1=(0.190.340.290.18)a2=(0.340.210.210.24)a3=(0.270.370.36)3.3建立评价集按照以上的评价思路与方法，治理效益总得分值为0～1.0之间，根据喀斯特区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专家的确定，将评价结果分为5个等级，即很差、差、一般、较好和很好。评价标准见表3。3.4模糊综合评判矩阵的建立由于各个评价指标单位不同、所代表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为了使确定的评判据矩阵能够尽可能完整的体现各评价指标对二级指标以及综合治理效果的影响程度，防止片面和主观性，需对评价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邀请16位参加“典型喀斯特石山脆弱生态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示范研究”的相关专家学者将评价指标分为不同的等级，给予相应的评分，具体划分及得分情况见表4。构造评判矩阵，评判矩阵系数得分值通过各个评价指标的理论得分值两两对比确定。具体结果如下：其中R1是生态效益指标的评价指标的评判矩阵；R2是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评价指标的评判矩阵；R3是社会发展水平指标的评价指标的评判矩阵。3.5治理效益的综合评价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对生态效益结果影响较大主要是2大指标的变化情况，即林草覆盖率和轻度以上石漠化面积；对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影响较大主要是粮食产值和人均耕地面积这两大指标；对社会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人数和具有劳动力能力总人数。依据式(1)，采用最大隶属原则进行计算，花江示范区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结果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短短的9年间，治理已初见成效，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原有的状况，评价结果由治理前（2000年）的“差”上升了一个等级，到2009年为止，治理效果成为“一般”。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影响力都有一定的提高，相对来说社会效益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虽然和2000年相比，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总人数、具有劳动能力总人数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所占人口比例都有所提高，文盲率有所降低；但这些指标的变动主要是因为教育观念的改变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动。而不是因为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措施在广大农村的宣传作用明显。因此需要加大石漠化综合治理的宣传力度，提高当地群众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的意识，加大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的推广应用，使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也能够改善当地群众的生存条件及人口素质，努力做到生态效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三者协调可持续发展。4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效益指标体系的评价4.1结论分析（1）通过对贵州关岭-贞丰花江示范区综合治理效益指标体系构建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了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比例系数，结果表明：影响生态效益指标的评价指标主要是林草覆盖率、土壤侵蚀速率、轻度以上石漠化面积和石漠化演变速率。其中土壤侵蚀速率和轻度以上石漠化面积是最主要的影响指标，其权重最大，林草覆盖率可以减少地表面积，降低了水土流失，保护了生物多样性，轻度以上石漠化面积的减少可视为石漠化治理效益的一个体现指标。因此可以从提高林草覆盖率和降低轻度以上石漠化面积入手来改善生态环境状况。（2）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评价指标主要是人均GDp、粮食产值、经济林草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其中人均GDp是最主要的影响指标，其权重最大，其次是经济林草。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为重要的一项指标，因此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首先是要提高人均GDp量，其次，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粮食种植在喀斯特地区从来就不是一个优势产业，在综合治理措施实施后，将部分不宜耕种土地退耕还林（草）后，不仅减少面积，增加植被覆盖率，降低了水土流失量，保护了生物多样性，而且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采取林农复合式经营，将土地从单一的粮食生产中解放出来，减少了当地群众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增强了对市场风险的适应能力。（3）影响社会发展水平指标的评价指标主要是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人数、文盲（半文盲）人数以及具有劳动力能力的总人数。其中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人数是最主要的影响指标，其权重最大，其次是具有劳动力能力的总人数。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是一个即长期又艰巨的任务，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强当地群总接受新技术、新措施的能力，使石漠化综合治理的各种技术措施得到更好更快的推广。劳动力人口数的提高，可以改进劳动力结构，通过劳务输出等方式释放当地农村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改善生态环境。花江示范区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由治理前（2000年）的“差”上升到治理后（2009年）的“一般”，表明了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中生态效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协调发展，使综合治理效益取得较好成效，尤其是生态效益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比较突出，很好的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存条件，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经济水平，缓解了喀斯特区人地矛盾的现状。为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效益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经过政府、专家及农民近10年共同的努力，尽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分析的结果表明示范区综合治理效果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这也说明石漠化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p#分页标题#e#4.2研究中的不足由于时间的限制，对于林草碳汇数据获取比较困难。本研究没有考虑到林草碳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希望在后期构建石漠化防治区指标体系和治理效益评价时，通过实地监测等方式，获取林草碳汇数据，在初步选定的指标中加入碳汇这一指标，使指标体系的构建更加完善，综合治理效益更加科学合理。
社会治理评价体系篇9
关键词:政治文明/价值取向/根本利益原则/公共利益原则/效率原则
一、政治文明的价值论视角
在价值论看来,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是以主体为尺度的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关系态。凡属“人作为主体,以自己的本性、需要、能力及其发展为尺度,去接近、认识、理解、评价并适应和改造客体,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性质的活动,亦即一切旨在实现功利、道德、审美等社会和文化价值,追求真、善、美的活动都是人的价值活动[1]。在本质上,政治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或集团,按照其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和协调各种关系和矛盾,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社会活动。因此,政治作为社会活动本身是“人的价值”活动,而且是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因而是与社会有价值关系的现象,是相对于社会的价值事实。
在论及政治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时,我们将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看作是进步和开化的政治,人们称之为政治文明。因此,政治文明与政治一样,仍然是一个价值事实,而且仍然是对于社会的价值事实。
作为价值事实,政治文明有别于客体性事实,是一种主体性事实,即是与主体相关联的有特定质的事实。主体性事实总是客体对主体的肯定或否定,是价值关系的现实状态。肯定或否定的质的界限在于主体自身的规定性、结构、利益和需要,即主体的内在尺度。主体的内在尺度作为客观的价值标准使客体自身作为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显示出肯定性或否定性。
“肯定性”是一个表达价值关系的范畴,其内涵就是客体合乎了主体自身的规定性、结构和利益,满足了主体的需要,通俗的表达就是“好”。政治文明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实际的价值关系中,对社会产生肯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即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促进作用的政治系统,是肯定性的社会价值事实。
肯定性的社会价值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形式就是肯定性的社会价值评价。“进步”和“开化”作为范畴,是肯定性的价值评价范畴,亦即对价值关系的肯定性反映。因此,政治文明又是对于政治的肯定性的社会价值评价范畴,即从一定的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评定政治现象的社会价值,判明政治现象对社会作用的美、善、功及其程度。
任何价值评价都需要评价标准。确定政治文明的评价标准是理解政治文明的核心。既然社会评价是以社会的身份反映现象的社会价值,评价主体就要站在社会整体的立场上,以该社会的价值标准来评价标准对社会现象进行社会评价。从社会整体立场出发,就是从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人们及其群体的根本利益和需要出发,因为它们反映一个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需要。对于政治文明的社会价值评价,最根本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历史和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因为,政治归根结底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的生存发展活动状况本身的产物。从整个社会历史的高度看,一个政治体系是否文明,首先看它所依据和维护的实际的经济基础是否合理、有无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然后要看它的实际效果,即能否满足反映、维护合理的、先进的经济基础及其他的社会关系的需要。因此,最终的标准就是产生和造就具体的政治形态的根据——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条件和需要本身。这个标准集中为一点就是:要以是否适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状况和发展要求,从而最终有助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标准,以衡量判断一切政治是否文明。
二、政治文明的价值特征及其价值取向
从质的特征上看,政治对于社会的价值表现为肯定性和否定性两种性质。从具体的内容说,政治对于社会的价值则表现出三个特征:其一,政治是主体价值。所谓主体价值,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永远与主体的存在、主体权益的存在、主体社会关系的存在相联系,是为主体的生存发展所必需的。”[2]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特殊现象,政治是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从来都是反映、代表和实现一定集团的根本利益的,它总是事关全局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总是与社会中的阶级、阶层、集团、国家、民族、政党、派别等群体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与政治活动的主体确立和维护自身地位、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密切相连,也就是说,政治价值是主体价值。其二,政治是工具价值。政治是掌握政权的阶级或集团运用国家政权对国家进行阶级统治和对社会进行公共管理的工具。在当代政治学中,国家政权是政治的核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社会便分裂为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阶级。为了使这样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矛盾和冲突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这时候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把这种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个力量就是国家,就是社会的公共权力[3]。国家的出现,解决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即有效地将基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而形成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维持在一个秩序的范围内。这表明,人类在出现了剩余产品、产生了阶级之后,迎合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找到了维持现存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最有力的工具。国家的出现,不仅实现了阶级统治,而且实现了以整合社会、协调各种关系和解决各种矛盾、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的的社会公共管理。其三,政治是目的价值。政治是伴随着社会进步而发展的,政治发展是政治的应有含义和追求目标。人们通过政治发展而实现人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政治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增强人们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理性意识,更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的公平、公正的分配和确保社会成员的充分自由的实现。
政治的价值特征体现了政治系统作为价值系统的三个根本性价值取向:根本利益取向,公共利益取向和效率取向。根本利益取向是表明政治所代表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公共利益取向是指国家为社会整体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的价值取向。尽管政治是为某个阶级或集团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但是政治统治到处都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4]。这一取向的基本问题是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关系问题,它取决于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又能动地作用于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效率取向表明政治对社会的作用力的大小,是政党的执政能力大小、政治制度、公共政策设计的合理性程度、国家权力运行状况等的表征。
政治文明作为政治的进步和开化状态,其价值取向是对政治的价值取向进行有利于社会的选择的结果。与政治的价值取向原则相对应,任何政治文明都存在着三个根本性价值取向:为先进的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根本利益价值取向的选择;有效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这是公共利益价值取向选择。与以上两者密切相关的是效率价值取向,即政治权力的运用所取得的实际效绩和实际成果能够基本满足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亦即一个政治系统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充足的贡献率,包括基本满
足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的需要和在公共价值、公共物品、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方面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两个层面。政治的效率不是简单地由前两个价值取向决定的,因而它不能被认为为前两者所自然涵盖而被取代或忽视。政治适应经济基础,最终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政治条件要通过较大的肯定性的社会效应表现出来。一种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或公共政策,如果消耗了社会的大量成本而只给社会带来一点点效益而不能惠及整个阶级或全社会,即使它符合前两个价值原则(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我们也无法认为它是文明的,因为它是非效率的。
政治是谁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国体问题。国体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的。因而,国体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逻辑线索是一致的。政治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统治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个政治才能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推动作用,因而才是文明的。人类文明经历了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政治文明的历史也正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一历史线索演进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比前一个更为文明的社会形态,与此相应,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则是一个比前一个更为高级的政治文明形态。
统治阶级对社会进行统治和管理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国家管理形式。国家管理形式的进步性表现为国家为社会提供有效的管理,将社会维持在一定的秩序内,保持社会的稳定。这即是说,政治文明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就是先进的国家管理形式的选择。自古以来,国家的管理形式分两大类:君主制和民主制。马克思说:“在君主制中,则是部分决定整体的性质。在这里,整个国家制度都不得不迎合固定不动的那一点。”[5]也就是说,君权是所有权力之源,国家的其他权力是由君主赋予的。马克思又说,“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6],“……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7],民主制的“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操作、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8]。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了人民在两种制度中的地位:“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是人民的国家制度”[9]。认为,君主制是一种不合理的国家管理形式,是国家制度中“不好的一种”[10],而民主制是符合国家管理形式本质的合理的国家管理形式,因而是一种好的国家制度。人类的政治实践也证明,民主制是一个最有效的国家制度,是一个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的机制。民主制取代君主制,是历史顺乎潮流、优胜劣汰的结果,是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社会治理评价体系篇10
关键词：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体系；优化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7-0034-04
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最后关键环节，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信息输入与输出内容、过程及效能所做的知识性测定和价值性判断。高效度、高信度的评价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反馈、调控和导向作用。随着教育现代化六个现实任务，即教育民主化、个性化、多样化、社会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提出[1]，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不断丰富、方法的与时发展、平台的日益拓展、载体的持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体系的改造和优化就成为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了教育质量评价制度改革要求，十又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新目标。这些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体系的优化提供了时代的契机。系统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体系优化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大系统的下一级子系统，宏观地、综合地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要素、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要素与系统整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它们的各自优化达到总体评价功能优化的效果。
一、高校思想政治评估的实质与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目的和实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为依据，全面收集和分析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信息，运用一定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过程和效果进行测定和评议，从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满足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做出判断和评估的活动。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环节，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目的是服从于思想政治教育大系统的目的。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目标是培养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四有新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最终也将落脚于社会实践维度下的人的综合素质的测定，其实质是一种价值判断。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目的和实质决定了它在整个教育评估系统中的统领作用，也使它必须具有区别于智育、美育、体育的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评价功能。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中存在的问题
从组织、承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角度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确实发挥了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信息资源的作用，但是由于评估体系本身所具有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反馈作用的力度。
1.评估标准的科学性有待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不能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缺乏针对性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科学性不足的最集中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智育、美育、体育教育具有在教育内容、目标和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性，这也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标准。但是，从目前评估实践来看，尤其是高校教育评估而言，各门课程都在同一标准下被评估，这种评估强调了规范标准和知识标准，却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最重要的素质标准和实践标准严重缺失。而“思想政治教育以知识传授为手段，以教育对象的素质培养为目的，其核心在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素质”[2]。实践标准是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根本性标准，它的具体要求是“三个有利于”，这一标准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或价值的评估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而这一评价标准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标准中却鲜有涉及。
2.评估内容的均衡性有待改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对教育要素、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的评估。而评估内容的不均衡在三个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教学要素评估而言，注重了对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评估而搁置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认知基础的评估和教育环境的评估。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学”是学习者自主构建知识的过程。学习过程具有自主性、经验性、境遇性与实践性等特征[3]。所以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认知基础的评估应该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评估范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评估的缺席是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内容不均衡的重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导向作用和塑造作用。但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评估却成为评估的飞地。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评价而言，则把重点放在了对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过程的评估，而“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过程和管理机构对整个教育活动组织管理的过程”[4]。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评估还应该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部门的决策和指导的评估，但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部门的评估似乎成为一个。从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而言，重视个人效果而忽略社会效果。相对于个人效果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效果评价具有终结意义。但是因为社会效果评价具有极强的宏观性要求，且涉及领域广阔、具有长效跟踪要求，所以具有很大的操作难度，目前尚未进入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视野。
3.评价方法的多样化有待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方法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评价目标而采取的评估手段、方式、途径的总称。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主体、客体、评估目标不一样，评估方法也应有差异。从方法与评估目标的契合度而言可以分为精确性评估和模糊性评估，也可分为定量评估和定性评估。从学理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方法主要有目标测量法、素质测量法、试验评估法、实践评估法。其中目标测量法和素质测量法倾向于精确性、定量评估，经常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被用于进行群体性评估。试验评估法和实践评估法属于模糊性评估、定性评估。试验评估法由于需要一定的情景设置、条件控制、影响要素的排除等必须手段，以及必要的资金配套和设施支撑，所以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目前并未被我国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重要方法。实践评估法是通过社会实践的客观结果来衡量和检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的方法。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但是因为这种评估具有长期性、长效性，且需要相应的体制建设保证和专业化的机构设置，目前尚未进入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视野。
二、系统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优化的原则
优化原则的确定是优化行为的前提，也是优化活动和过程必须遵循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取向。系统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优化应该秉持发展性、全面性和有效性原则。
（一）发展性原则
“发展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要求”[5]。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系统当然也应该服从并体现这一根本属性。发展性原则的确立，要求做到三点。
1.恪守以发展为宗旨的评价理念。无论从评价体系的内在要求与发展趋势，还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发展规律看，发展性评价都应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的核心指导理念[6]。思想政治教育评估要淡化甄别、选
拔、奖惩的短期功利功能更强调导向、塑造和发展功能。对管理部门的评估以增强其决策和督导能力为重心，对教育者的评估以提升教育者的主导性、创造性为目标、对教育对象的评估以促进其接受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出发点和归宿。
2.以发展的眼光追踪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化、新特征，确定与时俱进的评价体系和标准。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表现出五个方面的特征：毫不减弱的“意识形态化”、回归“生活世界”、社会与个人并重的价值取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百花齐放的社会适应性[7]。这些变化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内容、方式、方法，也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提出了新规范和新标准。
3.注重现实性评估和发展性评估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按照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意识形态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定义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把政治素质的评价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实性评价的主体内容，淡化或者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作为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社会人，其发展需要良好的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科学素质。只有把现实性和发展性评价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全面导向功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化、现代化。
（二）全面性原则
客观、准确是评估的基本要求和灵魂，而要达到这一要求的前提就是全面性的评价。“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8]。全面性原则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1.构建多元主体的评价平台。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解决“由谁评”的问题。根据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主体可以分为教育主体、学习主体和管理主体，这三个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任务和功能，但是他们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针对同一个评价对象的同一个评价目标而言，只有构建多元的主体平台，实行自评、互评和他评相结合，才能尽可能地消除主观性的影响，力图客观、公正。
2.用系统思想统摄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内容。系统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整体性思维。它要求围绕一个目标进行评价时要尽可能考虑到影响这一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的各种因素。“现代教育评估不仅要把被评对象的目标预期效果和影响教育功能发挥的内部因素（包括教育的投入、过程控制和产出）作为整体来研究，而且还要将影响教育功能发挥的外部因素（如社会、政治、经济等）综合进来作整体研究”[9]。这也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评估要向主动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方向转变，要把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因素也纳入评价体系中来。
3.有效性原则。“评估的效力或效率就是通过评价来估计教育活动的目的、目标的适当性及其实施达成的程度，以及投入产出的效益比（效率）”[10]。可见目标的适当性是实现有效评估的前提基础。它要求评估首先从尊重评估对象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人为的拔高或者降低。有效性评价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1）依据不同学校类型制定差异性评价体系。根据高等学校的类型分别采用不同的评估标准和评估策略进行评价，并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这是高等教育评估中不可缺少的方法论前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和深入改革，尤其是社会办学力量的引入，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多层次、多类型、共发展的良好局面。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院校主要包括普通本科院校、高等职业院校和民办高等院校。虽然不同类型的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面有相同的要求，但是在不同类型的院校中，思想政治教育小环境的营造、平台的构建、教育载体的运用，教育资源的配备方面都有较大差异，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也不能整齐划一，应因校制宜。
（2）依据不同学历层次采取不同评价标准。大学生的学历层次对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有效性有重要影响，所以对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应设计不同的评估标准和策略。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性决定了本科思想政治教育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共通之处。但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更需要紧扣时代脉搏，紧密联系社会实际、紧紧围绕研究生切身利益，更侧重以党建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就业指导为重点的社会实践、与学业相配合的学术氛围培育和学术道德培养”[11]。这些内容体现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的特殊性，也相应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提出了不同的标准要求。
三、系统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优化的途径
（一）整体性角度的优化
系统的整体性是系统最本质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系统的整体性要求从评估的环境、评估目标的制定、评估内容的考量、评估过程的设计都要有全局观念，考虑到不同要素的综合作用。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强调价值目标的整体性，营造“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文化氛围。教育评估既是一种教育现象，其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评估文化是为了创造一个评估目标能够实现的环境和氛围”[12]。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价值的认同是评估文化建设的核心。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价值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需要与满足关系的概括，“其目的在于对评估对象做出合目的、合逻辑、合理性、合意义同时符合现实的价值判断”[13]。无论是哪一类评估主体，在其评估活动中都内含着对大学理想和教育理念理解和认同，这种理解和认同能够在存异的前提下做到求同，能够把不同的评估主体的相同价值取向凝聚在一起，这种相同价值就是“以人为本”的评估观念，即通过评估的活动促进承担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角色的自省、自查、自改，自我完善，最终回归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上来。
2.注重评估内容的整体性，设计完备的评价方案。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方案要努力体现国家的教育方针以及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反映我国思想政治政治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势和发展趋势。评估目的、评估原则、评估对象和范围、评估内容（指标）、评估实施办法和评估结论共同构成了教育评估方案的基本框架。其中评估的目的起着统领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方案要围绕着评估目的确定适当性的评估对象和范围、设计科学的评估内容，最终形成协调统一、相互依赖的评价系统。
3.突出评估过程的整体性，重视元评估的作用。“元评估”概念是Screven在1968年首次提出，称之为“评估的评估”。1981年，他又将元评估定义为“即由另一评估者去评估一项已计划或已完成的评估。将元评估定义为获取和运用那些评估的有效性、可行性、适切性和精确性，以及其系统本质、行为能力、诚信度、受尊重程度和社会责任感方面的描述性和评估性信息，以引导评估并向公众报告该评估的价值和缺陷的过程”[14]。对元评估的重视是教育评估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5]。思想政治教育元评估就是对评估自身活动的监督和评判。要优化想政治教育评估结构及绩效，就要从评估的实用性、可行性、合理性、准确性四个维度，对评估方案、评估人员、评估原则三个方面进行再评估，以保证评估的开放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二）有序性角度的优化
系统的有序性是指系统要素的有序排列、有序联系、有序互动和作用的结构及其联系。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是有多方面纵向结构和多层次纵向结构构成的复杂的结构体系。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必须以系统要素之间的结构为基础，从体系构建和程序执行两个方面进行优化。
1.构建有序、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确定了某项教育评估的目标，并对目标完成指标分解和权重设置，就形成了该教育评估的指标体系”[16]。从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指标类型而言，可分为规范性指标、知识性指标、素质性指标和实践性指标。有序性的评价体系首先明确四个类型指标的层递关系和它们在整个指标体系中影响度，即认识到前一个指标是后一个指标完成的前提和基础、它们具有不同的指标权重，然后按照一致性、独立性、完备性、可测性、可行性的原则对四个类型的指标进行分解，设计下一级可测量性和可判定性指标。同时还必须承认这四个类型指标又都和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和重视程度、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的构成、教学条件与利用、教学管理与改革、教学环境等有着不同程度的网状联系。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指标的设计中要注重指标之间的平行关系、层递关系或者网状关系，避免重复或者缺漏。
2.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程环节的有序性。实现政治教育评估应该遵循一定的工作程序，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这样才能保证评估的质量和工作效率。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一般要经过以下八个步骤：确立评估主体、明确评估客体、规范评估标准、选择评估办法、实施评估方案、分析评估结果、反馈评估效果、撰写评估报告。有序性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活动所具有的逻辑内涵，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三）动态性角度的优化
动态性是系统不断运动条件下的稳定联系和这种联系的进一步运动和变化。无论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对象是个人还是团体，都是在相对稳定基础上发展、变化着的；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标准还是评估内容都是在相对固定的基础上调整、充实。动态性角度的优化要做到两个方面。
1.构建常态化、追踪性的评价机制。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准确把握评估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评估，提高评估的效度。这就要求建立常态性的评价机制，对处于相同认知基础上的不同评价对象在同一个指标体系下进行连续评估，综合多次数据分析才能得出可信的评估结论。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相对于智育等其他国民教育效果具有延后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往往是在实施教育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实现，甚至其最终效果可能要到高校以外的社会场域中通过社会实践体现出来，因此建立追踪性的评估机制，可以对同一个对象在不同阶段通过外化行为体现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进行测定，这种以时间为轴的评估具有渐进性、累积性、长期性、长效性，而这样的评估这样才是真正终结意义上的评估。
2.创建连续性与发展性结合的评价模式。教育是由一定规律可循的，但更是发展的。由于教育是为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服务的，所以教育也必须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这就决定高等教育质量观、质量内涵与标准都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与此对应，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是发展中的质量，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既有历史的延续性，但是“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可能有统一和固定的发展指标，但作为发展过程中具有新质意义的积淀，又应该有相对的标识，并以此判断其发展阶段和实现程度”[17]，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模式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实现连续性和发展性的结合。
随着教育现代化要求的日益迫切，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问题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虽然因为其关涉到价值评价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是从系统角度来宏观审视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可行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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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