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篇1
一、民政任务的非凡性，决议了其建立、治理、效劳社会根本的本能机能属性
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络、互相促进的有机全体。所谓建立社会，就是要培养开展社会安康元素，推进社会步入良性、调和轨道，使社会不时完美和提高；治理社会，即经过行政性或社会性节制力气，增强社会有机整合，推进社会步入有序、协调轨道，使社会治理标准、有序；效劳社会，是向社会供应什物型或精力型效劳产物，为社会群众生涯和参加社会经济、政治、文明运动供应保证和发明前提。民政任务经过树立完美社会救助系统，调理好处分派，扶贫济困，冲减社会竞争形成的压力，不时促进社会公道；经过增强社区建立，营建调和的社区情况，进步社会成员的生涯质量，不时知足分歧条理群体的生涯需求；经过指点村民自治，展开村务公开民主治理，让农人群众当家作主，包管群众民益的落实；经过展开双拥共建和烈士表扬任务，弘扬民族精力，振奋喜欢国热情，激起公民社会责任感；经过展开社会福利和收养任务，迎接老龄化社会应战，为孤残儿童生长发明优越情况；经过培养和开展民间组织，促进市场经济体系体例完美和科技、文明和教育事业昌盛，添加社会就业，完美社会效劳，反映群众诉求，维护社会次序；经过开展慈悲事业，培养社会合作新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增强社会各阶级的了解、互动与协作，营建连合友好、调和合作的人际关系；经过标准丧葬治理，倡议移风易俗，促进社会主义精力文明建立；经过增强区划地名任务，容身区域经济和社会久远开展，促进区域开展要素最佳装备，拓展经济社会开展空间等等。落实这些任务，对社会建立、协调、治理、组织、效劳无疑都将发生积极有用效果，这是社会建立、治理和效劳的主要内容。
社会行政事务治理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系统，包括了诸如文明、体育、卫生、教育等很多要素。在我们现行行政治理体系体例下，这些分歧要素辨别被作为一项职责，为分歧的、详细的部分所承当。民政是社会行政事务治理的主要构成局部。民政部分承当的社会行政事务治理本能机能，普通具有四个明显特征：一是综合性。民政部分不象其他有些部分本能机能那样相对集中或营业比拟单一，而是以处理多方面的社会矛盾为职责，经过分歧的营业运动和分歧的任务方法，处理分歧的社会问题，调停分歧的社会矛盾，发扬多方面的社会效果，因此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协调性。二是社会性。民政任务掩盖全社会，触及社会经济、政治、精力、文明、思维品德建立等诸多方面，任务范畴和开展空间非常宽广。三是群众性。民政任务以广阔人民群众为效劳对象。民政任务的效劳对象，包罗因受灾、孤老、伤残等缘由形成生涯坚苦需求救助的弱势群体，包罗因实行国防义务为社会做出贡献需求赐与津贴优待抚恤的优抚对象，包罗在社会生涯中与民政任务发作联络的对象如婚丧、底层政权建立、社区建立等以广阔群众为效劳治理的对象，具有普遍的群众性。民政任务深深扎根于群众，普遍效劳于群众，亲密联络群众。四是多元性。民政营业任务面广量大，包罗救灾救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治理、底层政权建立、民间组织治理、拥军优属安顿等，有些任务之间相对自力、内涵联络少，出现多元性。以上特征标明，民政任务是社会建立、治理和效劳的主要构成局部。
二、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是新的情势和义务付与民政部分的主要职责
起首，贯彻和落实科学开展观，民政任务必需加大社会建立、治理和效劳任务力度，为经济和社会真正转入以报酬本、具体协调可继续的开展轨道供应效劳和保证。科学开展观是现代中国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开展理论。变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指导人民专心致志搞建立，同心专心一意谋开展，完成了国民经济继续疾速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获得了全世界注目的成就。但经济开展“一条腿长”、社会开展“一条腿短”、经济社会开展不敷协调的问题较为凸起。强化民政任务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的根本本能机能，是贯彻落实科学开展观的必定要求。做好民政任务是推进经济完成科学开展的主要保证。变革开放以来，民政任务效劳于经济建立，为促进我国经济继续疾速开展发扬了有用的保证效果。在贯彻落实科学开展观新情势下，坚持经济平稳较快开展、改变经济增进方法、落实“五个统筹”，要求民政任务增强社会建立、治理和效劳，更多地承接社会治理和效劳本能机能，实时、妥帖、高效处置社会矛盾，为经济完成科学开展发明有利前提。做好民政任务是推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开展的主要根底。民政任务经过探究树立社会协调、社会自治等机制，推进当局及各类社会组织成为促进社会开展的主要力气，开展强大社会事业，化解社会不不变要素，然后为经济和社会协调、安康开展奠基坚实根底。做好民政任务是落实以报酬本的主要行动。以报酬本是科学开展观的中心。民政部任务以联络群众、协助群众为根本职责。党和当局的喜欢民之情、亲民之义、为民之举，在很多方面都是经过民政任务来完成的。民政任务只要自动承当起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的主要职责，才干落实民权、维护民利、保证民生，为促进人的具体开展效劳。
其次，构建社会主义调和社会，民政任务必需增强社会建立、治理和效劳任务，促进社会调和开展。构建民主法治、公道公理、诚信友好、充溢生机、安宁有序、人和天然调和相处的社会主义调和社会，是具体建立小康社会、创始中国特征社会主义事业新场面的严重计谋义务。民政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调和社会中承当着促进社会治理机制体系体例立异，增强城乡底层自治组织和民间组织建立，开展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悲事业等主要义务。做好民政任务，对协调社会好处关系、激起社会发明生机、加强社会成员的诚信和喜欢心，具有主要效果。“十一五”时期，是具体建立小康社会的主要期间，社会构造将面对具体、深入的转型，市场经济体系体例由根本树立向完美改变，城乡构造由二元向统筹改变，经济和社会开展还将面对着很多风险和应战。还，当局本能机能将逐渐从微观治理转向微观调控，从统包统揽转向协调、监视和效劳，从装备资本转向发育社会，当局实行社会治理、公共效劳本能机能的力度将进一步增强。民政部分只要盲目担任起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的重担，依照“民主法治”要求，增强城乡底层民主政治建立；依照“公道公理”要求，完美社会救助系统、社会福利系统、优抚保证机制；依照“诚信友好”要求，展开社会慈悲、社会捐赠和社会合作；依照“安宁有序”要求，发扬好各项民政任务特殊是民间组织供应效劳、反映诉求、标准行为效果，才干在构建调和社会中立功立业。
第三，新情势下民政任务要完成与时俱进、立异开展，必需打破传统本能机能定位，注重发扬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的本能机能效果。民政作为当局的主要本能机能部分，其本能机能是当局本能机能的分化和细化，既相对自力，有着特定的治理和效劳范畴，又融于当局本能机能的全体之中。变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方案经济体系体例逐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体例替代的进程中，特殊是在以经济建立为中间的状况下，我国当局本能机能偏重于促进经济开展，民政任务的本能机能一度定位在为经济开展效劳，维护社会不变。受这种传统本能机能定位思维影响，民政任务全体性位置有时或在部分被注重不敷。固然在民政任务本能机能局限内，有些单项任务如双拥共建、城市低保、救灾救援、村务公开民主治理等，遭到遍及注重。然则，民政任务是一个由多项互不联络、有很强自力性的详细任务构成的复杂系统，民政任务作为一个全体却往往不克不及被惹起注重，致使大凡其他部分不宜治理的任务往往交给民政担任，民政部分变为社会行政事务治理的“篓子”。这在必然水平上影响了民政任务位置的提拔和应有效果的发扬。特殊是详细的社会行政事务治理任务虽然包括了不少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的内容。但长时间以因由于这些任务没有在社会建立、治理和效劳的层面长进行提拔和整合，使得这些任务缺乏有机联系关系性和目的一致性，直接影响了民政任务全体效能的发扬，成为推进民政任务进一步立异开展的制约要素。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心指导集体贯彻“三个代表”主要思维、躬行“立党为公、在朝为民”，使民政任务日益获得注重；贯彻落实科学开展观，推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开展，使民政任务获得进一步增强；构建社会主义调和社会，增强社会建立治理，使民政任务效果越来越凸起；建立社会主义新乡村，为民政任务完成新作为供应了宽广的空间和舞台。在推进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明、社会“四位一体”建立的具体开展进程中，民政部分作为从事社会行政事务治理的主要部分，该当站在全局和计谋的高度，积极、自动地参加到“四位一体”建立中，勇敢地打破传统本能机能定位，实在实行好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的本能机能，推进民政任务与时俱进、立异开展。
三、顺应实行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根本本能机能要求，起劲推进民政任务立异开展
明白民政任务建立、治理、效劳社会根本的本能机能定位，具有创始性、革命性意义。“十一五”时期，要积极顺应民政任务本能机能转型的新转变，探究民政任务增强社会建立、治理、效劳新的思绪、路子和办法，推进民政任务又快又好开展。要从思维道路、任务主旨、任务目的、准则建立、任务机制、任务办法、本身建立等方面下功夫、务实效：
第一，在思维道路的掌握上，要解放思维、与时俱进，克意变革、开辟立异。思维道路的准确与否决议一切。发扬与时俱进的变革立异精力，不时推进民政任务理论和理论立异，是民政部分实行好建立、效劳和治理社会根本本能机能的首要前提。要克制沿袭保守思维，加强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和加速开展的责任感，一直坚持蓬勃奋发向上、高昂锐气，不时解放思维、更新观念、坦荡视野，破解开展难题，打造强势民政。任务中要与时俱进，掌握时代性、加强超前性、研讨规则性，不时探究处理社会建立、治理和效劳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在充沛掌握社会开展转变和趋向的根底上，研讨制订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的推进办法。要积极深化各项变革和探究，注重扶植、打造“精品”、“亮点”，实在用立异精力培养新优势，不时推进民政任务上台阶、上程度。
第二，在任务主旨的掌握上，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面向社会、效劳群众。高度注重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各类好处，想方设法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是民政部分实行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根本本能机能的起点和落脚点。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任务主旨，切记群众观念，深怀喜欢民之心，把民政干部的职位作为人民效劳的岗亭，把手中的权利看成为人民效劳的东西。要目的为群众、标尺在群众的准则，制订政策、出台律例、作出决议计划，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布置任务、摆设义务，都要凸起维护人民群众特殊是坚苦群众好处这个重点。要针对人民群众思维观念、好处需求、生涯方法发作的新转变，学会运用压服教育、示范指导、供应效劳等办法，擅长组织、宣传、教育、效劳群众，尽职尽责办妥惠及广阔群众的实事。
第三，在任务目的的掌握上，要环绕中间、效劳大局，干事创业、追求开展。不谋全局者缺乏以谋一域。环绕党委、当局中间任务，听从和效劳于全局，是民政部分实行好建立、治理、效劳社会根本本能机能的重点地点。要加强大局认识、全局认识，充沛看法大局，精确掌握大局，着重找准民政任务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根本本能机能在落实科学开展观、构建社会主义调和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乡村等党和当局全局任务中的连系点、切入点，在融入和效劳大局中理思绪、定方位、抓落实、求开展。比方，每年都要依据民政部“十一五”开展规划要求，环绕党委、当局年度中间任务，提出今年度详细任务思绪、目的及办法，并层层分化义务、明白责任、审核监视，确保任务义务落到实处。
第四，在准则建立的掌握上，要承继立异、逐渐完美，标准运作、严厉治理。准则更具有基本性、全局性、不变性和长时间性。民政部分实行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根本本能机能，要靠树立完美各类相关任务准则来保证。要承继与立异相连系，细化、完美各项营业任务详细治理准则，比方在救灾救援款物发放、公益金运用、慈悲资金分派，退役兵士安顿、民间组织注销、社区效劳治理等详细任务方面，都应加大建章立制任务力度，标准运作，梗塞破绽，严厉约束。准则建立要着眼于营业任务治理的全进程，在营业任务决议计划摆设、执行落实、督覆按核等各个环节，要制订有较强约束力的实在、可行、管用的规章，构成用准则管人、靠准则做事的优越场面和长效机制。
第五，在任务机制的掌握上，要争夺指导、综合协调，部分联动、社会参加。积极争夺各级党委、当局对民政任务的注重和支撑，争夺全社会对民政任务的关怀和参加，是民政部分实行好建立、治理和效劳社会根本本能机能的主要前提。要强化协调出力气、出效益、出政绩的认识，增强协调，擅长协调，在协调中追求了解、博得支撑，宣传民政、扩展影响。要争夺各级党委、当局把民政任务归入经济和社会开展规划，加大资金投入，推进民政任务变革开展。要发掘社会资本，激活民政能量，增强与各有关部分的互动，强化各级民政部分的上下联动，鼎力推进民政任务社会化，营建全社会认同民政、参加民政、开展民政的浓重气氛，起劲构成当局主导、部分协调、上下联动、社会参加的有用运转机制。
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篇2
关键词政治课实效性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
关于政治课的实效性，一直以来都是持有怀疑的态度，有部分人甚至主观地认为政治课实效性低。造成这个判断的原因就是政治课实效性的视角过于单一。也正因为如此而导致政治课实效性要比实际低。因此应该从多个角度来看政治课的实效性，以还政治课一个较为合理的评判，进而增强对政治课的信心。这里将初步介绍几个视角，为政治课实效性的研究找到其它出口。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视角，（1）政治课的地位；（2）政治课的任务；（3）政治课的功能。
1政治课的实效性体现在其所处的地位
政治课的地位是指政治课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从政治课的地位的角度来看，政治课的实效性体现在其地位的维护。政治课的地位表现在众多的层次和方面。因此对政治课实效性的考察也是多层次的。
1.1从课程设置来看，政治课实效性体现在其作为我国学校的一门主要学科的地位
政治课作为我国一门主要学科的地位由政治课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即政治课是一种特殊的德育课程和政治课是一种显性的课程这两个性质决定了政治课作为学校主要学科之一的地位。因此，要理解和判断政治课实效性，一方面需要考虑政治课是否起到作为一种特殊德育的作用，即它对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否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要考虑到政治课是否是一门“完整的”“正式的”学科课程。
1.2从学校德育来看，政治课实效性体现在其是我国中学德育的核心和主渠道的地位
政治课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专门性德育和直接性学科德育，是一种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程度最高的德育形态，它影响着整个学校德育的方向，是其他教育因素发挥德育作用的重要条件，对其他德育途径作用的发挥起主导作用。而这种“直接学科德育课程主导性的关键在于其质量和控制力，在于其课程内容和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在于对其他各种教育因素、途径、力量、影响的控制力”。这就决定了在考虑政治课实效性时，必须考虑政治课的科学性和控制力。具体体现在中学的政治课是否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反映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导性要求，是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是否影响和引导着其他学科德育和社会德育的方向，统领学校的德育工作，是学校其他教育因素发挥德育功能的重要条件。
1.3从学校性质来看，政治课的实效性体现在其是我国学校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标志的地位
学校不仅要开设渗透性的德育课即一般性知识文化课，而且要开设专门性的德育课。政治课由于其培育德育的专门性等特点，使得它成为我国教育目标和方针的重要体现，进而成为学校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标志。因此政治课实效性体现在政治课作为我国学校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标志。不同的阶级和民族总是依据本阶级和本民族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法制纪律和相应的道德规范去教育和培养符合自己阶级、自己民族利益和要求的对象，朱开轩同志在《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纲领》一文中曾指出“德育既包含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对教育培养人的素质的普遍要求，更贯穿着一定社会制度的国家对教育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某些特殊要求，后者体现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教育性质的本质区别”，可见政治课满足我国对教育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某些特殊要求使其成为我国学校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标志。
1.4从全社会来看，政治课实效性体现在其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的地位
思想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在思想建设中最重要的又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政治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培养学生关心人、体贴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帮助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因而政治课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因此政治课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政治课实效性体现在其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作用。在评价政治课实效性的时候，应以此为突破点，特别是看政治课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是否以青少年为重点教育对象，是否以青少年的需求和身心特点为基点，确实以学生的思想建设为核心任务。
2政治课的实效性体现在其完成的任务
政治课的任务就有学生发展的任务和社会发展的任务两个方面，其中学生发展的任务是根本任务是直接任务，社会发展的任务为间接任务。学生发展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传习一定的知识内容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能力，即以知识传授为基础和载体，以思想品德教育和能力培养为导向和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知识传授任务的完成是政治课实效性的基本标志
政治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从学生适应社会公共生活和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实际出发，对学生进行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即“知识传授”。因此学生对所学知识内容的掌握程度和运用情况是判断政治课实效性的基本标志。然而政治课知识体系的内容很多，按其性质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公民品德常识和马克思主义常识。在不同的教育阶段，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又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小学、初中阶段以公民品德常识教育为主，高中、大学阶段以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为主。因此对于政治课实效性的考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
2.2思想教育任务的完成是政治课实效性的重要标志
政治课要用“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实际，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养成遵纪守法和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情感，逐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基础”，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即思想品德培养。因此，思想教育任务的完成是政治课实效性的重要标志，而任务的完成又体现在学生通过思想政治课的学习而发生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的变化情况。也就是说学生通过思想政治课的学习而发生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的变化情况是衡量思想政治课实效性的重要标志。
2.3能力培养任务的完成是政治课实效性的重要尺码
政治课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教育，其目的主要是通过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行为规范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让学生知道什么应该做，应该怎么做，是认知方面的能力。与其他途径或学科课程所要承担和应该解决的具体能力来说，政治课培养学生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分析有关社会问题和自身思想问题的能力，即“初步使学生在基本的思想观点和道德概念上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可见政治课要培养学生认知能力，为以后实践能力的形成奠定认识方面的基础。认知能力培养任务的完成是政治课实效性的重要尺码。
3政治课的实效性体现在其发挥的功能
政治课的功能是指政治课在客观上所发挥的作用。关于政治课究竟有什么功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笔者看来，政治课具有社会功能、个体功能和教育。对于政治课的实效性主要体现在其发挥的功能。
3.1政治课的个体功能是政治课实效性的一个基本砝码
政治课的个体功能，是指政治课对个体品德的培养与教育，是中学政治的直接功能。政治课对个体的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个体生存功能、个体发展功能和个体享受功能。政治课个体功能的发挥是其实效性的一个体现。政治课是否帮助个体生存，是否促进个体发展，是否满足个体享受的需要是其实效性的表现。从个体生存的需要来看，主要看政治课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是否包含适应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价值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从个体发展的需要来看，主要看通过政治课的学习，中学生的思想品德是否发生变化。从个体享用的功能来看，政治课是否起到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心育的育人作用，是否满足了中学生培育自身思想品德的需求。
3.2政治课社会功能的发挥是其实效性的一个重要砝码
教育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教育具有社会功能，政治课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同样具有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传承社会文化。政治课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传承社会文化功能的发挥是其实效性的一个重要砝码。对于政治课实效性的考察，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量：是否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是否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学生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是否进行的文化的传递和发展，是否增强了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
3.3政治课教育的发挥是其实效性的一个必要的砝码
政治课的教育指的是政治课中德育对智育、体育、美育的促进作用以及政治课对其他科目学习的促进作用。“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政治课除了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质外，还具有促进和保证学生更好地学习，更好地锻炼身体的意义。一方面促使学生正确认识专业学习的意义和价值，认识身体健康对自己人生和社会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发掘和激活智育及体育过程中原有的德育内容，如各科教学中所涉及的人物生平业绩、治学态度、精神追求，促使他们能够深刻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进而恰当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后，政治课的学习对其他科目的学习也具有促进作用。政治课是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常识课，能使学生的智能得到较好的提升，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如哲学知识、经济学知识、法律知识、伦理知识、国情与国策知识等，提高学生分析和处理社会问题和自身思想问题的能力，包括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即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处理有关社会问题的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的获得也可以用于其他科目的学习中，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其他科目。因此政治课的教育是其实效性的一个必要砝码。
综上可知，政治课的实效性包括政治课所处的地位、政治课所完成的任务、政治课所发挥的功能等几方面的内容。对于政治课实效性的考察，应多角度、综合地来看。
参考文献
[1]佘双好.现代德育课程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86.
[2]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
[3]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
[4]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m].李其龙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篇3
一、法治城市的内在和根本特征
从社会前史角度看，城市是物质材料开展到必然阶段的产品，城市的功用是为聚居于此的人们供应公共产物、公共效劳以及保证人们权益的完成和促使义务的实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是买卖的产品，买卖需求规律来规制，城市与法治是相伴而生的，法治是现代城市的光鲜特征。法治城市内在首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齐备的司法系统，司法无处不在。有法可依是我公法制建立的一项根本准则。作为法治城市该当具有齐备的司法系统，司法触及城市政治、经济和社会建立的方方面面，包管城市的运转在司法的框架下有序开展。比方，像我们市如许的城市虽然无立法权，但可以制订标准性文件与国度司法、律例相配套，然后构成齐备的司法系统，包管国度司法律例在本辖区施行，保证市民权益义务的完成。
2、成熟的司法效劳市场。司法效劳市场是法治城市的必备要素。这里的司法效劳市场是广义的。既包罗凡间所说的律师、公证、司法判定、仲裁等司法效劳，也包罗税务、管帐、审计等中介性、涉法性的效劳机构，它们为市民的任务、生涯供应普遍的司法效劳，使市民合理的诉乞降司法需求的完成成为能够，然后促进了城市的调和与不变。
3、法治当局。法治城市起首要求当局必需是法治当局（有很多学者也称为善治当局），只要当局起首执行法治，进而完成法治，才有能够完成城市的法治化。
4、相对兴旺的市民社会。城市的法治化不但是当局的事，而必需根植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对法治的认同度是法治城市建立的决议性要素。纵观世界上典型的法治城市，都有相对兴旺的市民社会，而且“兴旺”不只是数目的几多，更首要的是市民社会的成熟，而诚信僧人法是成熟的明显标记，然后组成城市法治化的第二推进力。
5、司法公平。司法公平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使公民权益得以完成的最终樊篱，也是表现社会公道公理的明显标记。中心屡次强调要鼎力推进司法体系体例变革，处于权利构造相对较低位次的城市，关于司法体系体例变革往往是被动的，但城市司法机关可以经过进步司法人员本质，改善司法情况等路子来完成司法公平。没有司法公平不成能完成社会公道公理，更谈不上城市的法治化。
6、崇尚法治的城市精力。城市精力是一座城市长时间文明沉淀而构成的精力面貌的集中表现，首要包罗准则建立、社会风气、文明教育以及城市建立理念等方面。作为法治城市，法治该当成为城市精力的基本内在，法治成为城市社会系统的评价规范。
当然，从要素的角度来评价法治城市的内在能够还包罗其他方面，但以上六个方面该当是作为法治城市的必需要素。提醒法治城市的内在旨在为法治城市建立的微观架构供应理论支撑和为法治城市建立寻觅打破口。
二、市法治城市创立的根本状况
（一）积极探究，科学运作，完美机制，法治城市创立历程进一步加速
1、指导注重，构成合力。执行“党委指导、一府两院施行、人大政协监视、各部分齐抓共管、全社会一起参加”的指导体系体例和任务机制，把法治城市创立列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开展总体规划，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开展全公法治城市创立运动的抉择》，市委、市当局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公法治城市创立运动的告诉》，专门召开发动大会，举办了盛大的启动典礼，具体发动摆设法治城市创立运动。为增强组织指导，市上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市当局市长为常务副组长，市委、市人大、市当局、市政协指导任副组长，市级有关部分首要担任报酬成员的法治城市创立指导小组，并设立了专门的任务机构，担任法治城市创立任务的方案、组织、协调、指点、反省。各地、各部分也都树立了响应的指导小组和做事机构，依照全市的一致摆设和要求，强力推进法治城市创立任务。
2、标准治理，扎实推进。一是标准法治城市创立内容。从准则建立、依法行政、优化经济情况、底层建立、司法监视等方面明白法治城市创立义务，找准法治城市创立的打破口和切入点。二是标准法治城市创立规范。以细胞单位的法治化建立为重点，从开展法治县（市、区）、法治乡镇（街道）、法治机关、法治企业、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法治黉舍创立运动动手，分类制订创立规范，执行量化治理。全市开展了“法治城市示范单元”评选运动。当前，有237个机关、黉舍、乡镇、街道等底层单元提出了申报，经过反省考评后，一致定名。三是标准法治城市创立办法。执行“层层推进”法，把任务义务层层分化下达，自上而下开展任务；执行“运动牵引”法，在要害范畴、环节，以点带面，引领法治城市创立深化开展；执行“分级建档法”，标准材料治理，掌握全局任务，强化监视指点。
3、完美机制，强化审核。一是树立健全目的审核机制。将法治城市创立归入年度目的治理系统，审核后果作为市委、当局对各县区、各部分综合评价的主要根据之一。上一年，全市审核优异率达13.1%、及格率达86.9%。二是狠抓市人大、政协定见和建议的处理落实。各级、各部分依照市人大、政协法治城市创立年度观察中提出的16条整改定见和建议，制订响应整改办法并狠抓落实，有用加速法治城市创立推提高伐。
（二）深化普法，普遍宣传，法治城市创立根底进一步夯实
1、突出抓好公事员特殊是指导干部学法用法任务。树立完美了指导干部中间组学法、法制讲座、任前司法常识测验等项准则，集中开展了法制巡讲、司法政策教育等运动，每年对全市万余名干部进行司法常识测验，测验后果作为组织人事部分年度审核奖惩的主要根据之一，具体进步指导干部依法在朝才能。
2、实在加强农人群众的司法本质和依法维权认识。针对乡村地区宽广、人员涣散、文明条理良莠不齐等特点，涪城、游仙、江油、三台、盐亭、梓潼、安县等地发明性地开展了“四建、四送”运动。即：建组织，法治机构延长到村，树立普法任务小组1375个；建阵地，法治平台规划到村，树立了农人法制夜校1100多个、设置法制宣传栏2000多个；建步队，司法效劳送到村，各村培育司法清楚人2至3人，设有司法效劳任务站；建收集，司法节目送到村，每村建有互联网接纳站点，全市树立法制文艺宣传队100余支。这一系罗列措较好地破解了乡村普法难的问题，进步了农人依法维权、依法做事的才能。
3、出力培育青少年的公民认识和权益义务观念。仔细落实《关于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任务的定见》，不时强化青少年法制教育阵地建立，充沛发扬黉舍的主渠道效果，做到方案、课时、教材、师资“四落实”。全市选聘1156名干警专（兼）任法制副校长和指点员，依托全市72个青少年法制教育中间、1056所黉舍法制室，组织在校学生到教育中间承受标准的法制教育，并发动全社会参加个中，构建了社会、黉舍、家庭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收集，建立了多条理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平台。针对一些黉舍涉日游行请愿的状况，2010年10月份，市司法局、法建办、市法兴办组织全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黉舍积极举动起来，鼎力开展《聚会游行请愿法》等相关司法律例的专题宣讲运动。共组织宣讲团83个，深化到全市172所大学、中专、高中、初中黉舍，对68万余名师生员工进行法制宣讲，指导他们依法、理性表达喜欢国热情，极大地维护了黉舍和社会的不变，遭到省市指导和社会方方面面的赞许。2010年10月下旬，市法建办、市教育局应用三地利间对全市163所中学的187名法制副校长、指点员等进行了法制宣布道育理论和法治实务培训，为全市青少年法制宣布道育和依法治校任务打下了坚实根底。
4、实在增强企业运营治理者的法制宣布道育。市国资委出台了《关于增强企业法制宣布道育的定见》，连系经济次序和运营情况管理整理，接纳培训、集中宣传、常识竞赛等方式，在各级各类企业中深化开展与市场经济亲密相关的司法律例的宣传进修，收到了优越结果。开展“维权效劳周”、“依法运营，诚服气务”、“守合同重信誉”运动，加强企业抵挡司法风险的才能和市场竞争力，进步了企业的诚信认识，促进了企业疾速安康开展。
5、普遍深化开展法制文明建立。积极开展“高墙内的反悔”、“远离”等大型法制文艺上演和组织切近老庶民任务、生涯实践的社区文明、广场文明上演；开展常识性、兴趣性、文娱性一体的司法常识竞赛；组织司法常识征询、演讲等80余场次。2010年年头，平武、北川针对留守妇女儿童状况突出的实践，组织了万名妇女司法常识竞赛；市法建办、法兴办与社会组织协作举行“五五”普法大型效果展，全市发动了180个单元参展，组织了276块展板，辨别从组织指导、发扬本能机能、司法八进、法治文明、法治理论等方面，多角度展现了市“五五”普法获得的效果。
（三）突出重点，治建并举，法治城市创立程度进一步进步
1、树立健全当地标准性章制系统。近年来，市当局接踵出台了《关于开展创立法治当局运动的施行定见》、《市标准性文件制订顺序和治理方法》等文件，进步了标准性文件的科学性，有用地避免当局权利部分化、部分权利好处化、获利路子审批化、审批方法复杂化的倾向。全市各底层单元连系本身实践树立健全内部章制，把国度司法融入生涯、融入治理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全市上下构成了以国度司法律例为主导、当地标准性文件为增补、单元内部自律性章制为辅佐的司法章制系统。
2、强力推进依法行政。以《依法行政施行大纲》为绳尺，以“依法行政示范单元”创立为载体，在各级当局部分履行部分法律责任制、错案责任追查制、法律公示制、政务公开制和社会承诺效劳运动，分批轮训行政法律人员，具体执行持证上岗、亮证法律，包管了行政法律质量。大大都县市区当局指导延聘有终年司法参谋，设立有市、县长信箱，树立行政法律投诉网。扎实推进市行政效劳中间建立，建成了具有全国进步前辈程度的网上行政审批效劳平台，做到了“一个门办妥、一站式办结、一条龙效劳”。
3、鼎力整理标准市场经济次序。依法增强修建市场治理，整理修建市场次序，严厉执行建立工程招招标准则，强化修建质量监视。增强城市情况维护、市容情况卫生、市政公用设备、房地产市场、路途交通次序的标准化治理，加大法律反省力度，进步城市治理程度。充沛发扬行政效能监察中间的效果，增强了对不良行政行为、损害经济情况行为的监视，实时查处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损害经济情况的各类案件。加大对经济犯罪案件和涉企治安案件的查办力度，市场运营情况获得改善。
4、增强底层民主法制建立。以创立“民主法治示范村”为载体，具体履行“四民主、两公开”，健全并落实村民选举准则、村民代表议事准则、村民民主评断村干部准则和村干部任期审计准则等，依法制订村规民约，逐渐完成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治理、村民自治。
（四）存在的首要问题
1、创立运动开展不服衡。少量单元、单个指导对法治城市创立任务的主要性看法还缺乏，推进还不力，开展还不服衡。
2、创立运动考评机制尚不健全。法治城市创立任务固然列为省上试点单元，但起步较晚，创立机制、考评系统等尚需进一步研讨、完美；法治城市创立触及面广，触及部分多，上下联动、部分共同还不敷，资本尚需进一步整合。
3、创立运动群众参加度不敷。在创立运动中，全社会参加度还不敷高，在与中间任务、文明城市创立等方面连系还不严密，还存在就创立论创立的景象。
三、法治城市创立中应留意的几个主要环节
（一）必需不时强化组织指导。法治城市转义是城市治理的法治化，但它触及到党委依法在朝、当局依法行政、司法公平和市民及市民组织对法治的认同度。建立法治城市是一项全局性任务，分歧于纯真的普法和依法管理，其内在更深入，外延更广泛，它该当包罗依法在朝、当地立法、行政法律、公平司法、普法教育、司法效劳和司法监视等内容，并跟着它的逐渐深化，所触及到的经济建立、政治建立、文明建立和社会建立等方面的法治问题，愈加复杂和详细。要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义务，必需有强有力的指导力气来推进。从我市法制建立近况看，依然需求党委当局的强迫推进来带动指导社会力气的积极参加。党委要进一步注重法治城市创立，从全局的角度去掌握、经营，制订法治城市建立大纲，作为社会开展规划的有机构成局部，而且充沛运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去影响、推进法治城市创立任务的开展。并树立起强有力的组织指导系统，真正构成党委指导、当局施行、人大和政协监视、各部分齐抓共管的任务格式。
（二）要有科学的任务思绪。一要统筹规划。要依据中心和省有关摆设，在制订好法治城市建立任务规划的还，依照分工协作的准则，将法治城市建立各项义务科学分化，详细落实到各县（区）、各系统、各行业、各底层单元的规划之中，然后组成条块连系、纵横相融的法治城市建立规划系统，使法治城市建立任务做到统分连系，上下一致，责任明白，义务落实。二要分类施行。将法治城市建立任务分为“一条主线、两条分线”，即以建立法治城市为主线，以普法教育和依法管理为两条分线，普法教育“司法六进”(进机关、进村庄、进社区、进黉舍、进企业、进单元)，依法管理分为当地、行业和底层三个方面。固然法治城市建立触及面广、纷繁复杂，但只需尊敬规则，抓住特点，分类指点，分类施行，就会到达事半功倍的结果。还，对法治城市建立分类指点，分类施行，有助于任务的开展和特点的发扬，还使法治城市建立找到了出力点，修建了支撑点，构成了立体感。三要突出重点。依据分歧期间开展的要乞降建立法治城市任务的轻重缓急以及突出问题，开展重点调研，进行重点指点，组织重点施行，处理重点问题，完成重点打破，做到以点带面，逐渐扩延，示范引路，滚动开展，不时提拔法治城市建立任务的层次和程度。四要全体推进。经过不时健全党委指导、当局施行、人大监视、各部分齐抓共管、全社会一起参加的任务格式，在统筹规划、分类施行、突出重点根底上，逐阵线地狠抓落实，使法治城市创立任务在分类指点中深化，在示范引路中扩展，在滚动开展中晋级，进而完成具体开展，全体推进的目标。
（三）要不时健全完美律例准则。一是当地建章立制。我们市如许的城市虽然无立法权，但连系实践，可以制订标准性文件与国度司法、律例相配套，然后构成齐备的司法律例系统，包管国度司法律例在本辖区施行，保证市民权益义务的完成。二是当局规章。要树立完美为维护市场对等竞争次序、推进公益事业变革、加速科技效果转化、维护常识产权、进步城市治理程度、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开展的各项规章，充沛发扬好当局规章的主要效果，为各级当局依法行政供应司法根据。三是各项事业依法治理准则。各行政主管部分该当根据专业法，对各自治理的对象、顺序、行为，甚至法律人员的形象、用语等都做出详细规则，特殊是一些法律任务义务重、权利大、群众存眷度高的部分，如公安、税务、工商、交通等，制订的治理准则该当愈加详细，实在加大行业依法治理力度。四是底层依法管理准则。该当普遍树立市、县（市、区）、乡镇、村社、街道、社区、工场、黉舍等各类依法管理规范。广阔底层要普遍开展依法建制、化法为规、建章立制运动，在村规民约和散在的治理准则根底上，构成各自的依法管理章程。五是依法在朝准则。树立完美党委严重决议计划依法论证准则、理论中间组集体学法准则、指导干部法制讲座准则、指导干部司法常识测验审核准则等，不时完美党委依法在朝准则，依法保证和促进当地各级人大、当局、政协及司法机关依法实行职责。
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篇4
为了进一步创新“双违”整治工作，建立健全“双违”整治基层组织，全面推进街道“双违”整治网格化管理，着力提升基层“双违”的预防水平和整治能力，真正实现“双违”整治管理“单位化、网格化、责任化”，确保全街道社区年内100%实现“双违”整治网格化管理，结合我辖区实际，现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双违”整治网格化管理，进一步明确“双违”整治管理责任和工作内容，落实主体责任，构建社区居民举报、社区干部排查、相关单位协助的工作网络，全面推行“双违”整治管理工作，确保辖区“双违”整治。
二、构筑“双违”整治网格责任体系，实现基层“双违”
整治全覆盖
街道“双违”整治网格化管理是以街道办事处为基本单位，将其划分为以街道行政辖区为“大网格”、以社区为“中网格”、以居民小组(责任区)为“小网格”的三级网格，明确各级网格“双违”整治的人员、职责和任务，形成事前监管、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双违”整治动态管理网络。
1、大网格，以街道办事处为主体
为确保辖区“双违”整治网格化管理工作顺利推行，白羽街道办事处成立“双违”整治网格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马国锋（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孙 斌（组织书记、纪工委书记）
王世英（正科级干部）
吕少志（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封小红（副主任）
王荣辉（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常伟山（副科级干部）
成 员：朱一兵（党政办负责人）
柳枫彬（经济办负责人）
曹明欣（社会事务办负责人）
魏继光（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符明锋（社区服务中心主任）
杜玉忠（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刘 明（综合执法大队党支部书记）
李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王保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所长）
张林行（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
孙奇伟（财政所所长）
谢新伟（工商所所长）
操龙海（派出所所长）
李艳芬（东湖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振国（土门社区居委会主任）
程振强（关巷社区居委会主任）
谭中信（刘巷社区党支书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街道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魏继光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辖区“双违”整治网格化管理的各项日常协调，督促、指导中、小网格消防工作。
2、中网格，以社区为主体
社区主任是网格中“双违”整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网格“双违”整治工作全面负责；社区应确定1至2名“双违”整治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本级“双违”整治网格化管理日常工作，每月对辖区居民建房和建筑工地开展“双违”排查。
3、小网格，以居民小组和办事处确定的24个网格管理员（责任区）为主体
①居民小组要建立由各居民组长牵头的群众性“双违”整治志愿组织，每周进行“双违“排查；要在居民群众中确定“双违”整治管理员和宣传员，实行“多户联防、区域联防”，开展“双违”整治自我检查、自我宣传、自我管理等群防群治工作。
②根据街道实行消防“网格化”管理以来的区划规定，办事处派24名干部，深入各网格担任“双违”整治网格管理员，各网格管理员深入了解掌握各自责任区内的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的排查情况，收集信息并做好记录，上报办事处“双违”整治办公室。电话：67068807
三、“双违”整治网格责任人的主要职责任务
(一)街道办事处“双违”整治网格责任人职责任务
1、每月召开一次“双违”整治工作例会，分析辖区“双违”整治形势，研究解决“双违”整治突出问题。
2、每周组织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土地所、执法中队等力量，开展经常性和有针对性的“双违”整治检查，及时督促整改“双违”问题;根据上级部署开展集中排查整治和各类专项治理行动。
3、每月确定一天为“双违”整治宣传日，集中广泛开展“双违”整治宣传进社区、进工地活动，着力提升公众主动参与“双违”整治意识。
4、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双违”整治职责。
(二)社区“双违”整治网格责任人职责任务
1、每半月组织对居民小区、建筑工地开展一次“双违”整治检查，及时督促整改“双违”问题。
2、建立“双违”整治居民志愿巡查队，开展“双违”巡查。
3、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双违”整治职责。
(三)居民小组和办事处确定的28个网格管理员（责任区）职责任务
1、居民小组组织“双违”整治志愿巡防队，开展每日“双违”检查巡查，及时督促整改“双违”问题;对不及时整改的“双违”行为报请社区移送街道“双违”整治办公室。
2、每个网格员深入分包网格排查上报“双违”信息，并实行动态管理。由于未能及时全面排查双违信息，造成街道“双违”整治工作被动的，要追究相应网格员的责任。
3、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双违”整治职责。
（四）街道执法中队职责任务
对辖区内的“双违”政治工作进行网格化分组包干，做到巡查不留死角，发现违法行为即时即报。建立健全网格巡查机制，确保违法行为在第一时间发现和制止，并做好工作记录。
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人员保障。各社区要加强对基层“双违”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基层“双违”整治工作有组织机构，要明确“双违”整治工作第一责任人和具体责任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建立各级网络责任人备案制度，强化“双违”整治责任落实。
(二)落实经费保障。街道办事处将结合实际，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双违”整治工作的经费投入，加快推进街道志愿巡查队和社区志愿巡查队建设。要结合社区建设，同步规划“双违”整治工作，确保建设与合法同在，施工与管理同时。
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篇5
1987年8月1日,我代表共青团上海市委参加市委、市政府统一组织的向驻沪部队慰问活动后,就来到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机关报到,到2000年7月22日我被调任市人民政府担任副秘书长,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岗位上整整工作了13年。从工作的起步到走上规范、达到高峰,我参与了全过程,内心真舍不得离开倾注心血培育的“综治”事业。
在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的欢送座谈会上,时任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刘云耕出席会议,当时我动情了,眼含热泪,发言哽咽。一直教育、培养、指导我的市委老领导王力平同志,政治成熟,历炼丰富,知识渊博,擅长书法。他曾用草体将“造福于无形,消祸于未然,无智名,无勇功,天下阴受其赐”的条幅赠送给我,并告诫我,这是你所从事工作的内涵、意义所在。我一直铭记在心。
社会是舞台,治安是主题,综合是优势,治理是措施,平安是目标。能从事此项利国利民的工作,我感到荣幸、有意义,至今回想起一切的付出和奉献,一个字概括:值!
一、深感光荣和自豪
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极为重视。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1993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0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每年以中办、国办名义批转的文件就更多了。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遵照中央指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十分重视。仅举一例。中央政法委主办的《长安》杂志记者到上海来采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上海市市长黄菊分别用两个半天的时间接受采访,全面阐述上海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路和举措,我至今难以忘怀。更使我引以为光荣和自豪的是,曾走进中南海,向总理面对面汇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1995年2月20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中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面的意见。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我参加座谈会并作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姜春云,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等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听取意见。
我一见到刚调中央不久、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邦国同志就说,中央政法委员会要我参加座谈会作发言,汇报上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尤其是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市委还不知道。邦国同志在上海工作时曾分管过政法工作。他亲切地说,“小柴,你大胆地讲,我在场。”我胆子一大就放开汇报了(事先规定我们的发言不能超过15分钟),总理听了一会我的汇报即说:“柴俊勇同志,你的发言可不受时间限制,多讲一些。”并对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说:“你们认真听上海怎么干的。”
在发言中,我建议铁道部对春运期间火车票票价实行浮动。我说,我在安徽蚌埠火车站广场上疏解民工潮,听到阜阳地区农民有一个习惯,“三六九、往外走”,就是说青年农民外出打工是他们传统的做法,还听到说“少吃半个鸡,坐到真如西”。总理问,什么意思啊?我说,从安徽的蚌埠车站坐到上海的真如西站,火车票只要10块钱。上海的出租车起步价就是10块。总理笑了,他说,你讲得有道理,请铁道部抓紧研究。从1996年春运开始火车票调价就这样出台了,持续了13个年头,到2008年才取消。
发言中间,总理问,上海市委是谁分管政法工作?邦国同志说,是力平同志。座谈会结束时,邦国同志说,小柴汇报得不错,回去跟市委说,就说是我说的。我高兴极了,心中石头总算落地了。
总理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上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尤其是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坚持政府牵头,公安为主,各方参与,综合管理的办法。
当年9月,国务院在福建厦门召开了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会议,时任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刘云耕同志代表上海作了交流发言。更让我惊喜的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成部分,走向了国际。
1997年年底,我接到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通知,要我着正装接待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鲁斯。他这次国务访问到上海,专题要了解这项工作情况。他问得很详细,先后用了三个小时。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在江苏常州市开办了全国政法综治干部培训中心,聘我为兼职教授,我时常去上课。
二、充满挑战和创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有勇于实践的务实精神,而且要有超前的具有战略思考的理论指导;不仅要有专门工作部门的积极努力,而且要有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不仅要继承和保持良好的传统,而且要不断地开拓创新。
十多年来,在市委分管领导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我们尽心尽责当好参谋和助手,在综治工作战线上不断耕耘,坚持从上海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传统,并注重与时俱进,巩固群防群治队伍和夯实基层基础,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思路。
在全国最早实行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公安机关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力军,通常是“出大力、得大益”。因此,在公安机关专门成立社会治安防范局,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场所、不同单位的情况,全面加强安全防范工作。在居民居住区创建安全小区,认真实施居民楼道灯光、新村围墙封闭、小区治安岗亭、住宅铁门窗栅、非机动车停放棚点、简易技术防范等“六小”工程,使地区治安防范能力逐步增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各项措施落到基层,巩固社会治安第一道防线。按照市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管理”的总体要求,加强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法实战单位为骨干,群防群治组织为依靠的基层基础建设。
针对市区、郊县、企事业单位和政法自身基层基础工作的不同特点,加强分类指导。先后制订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若干意见》、《关于加强街道乡镇基层政法组织若干意见》、《关于上海企事业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意见》,并狠抓措施落实。
确保一方平安是地区党政主要领导的政治责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涉及“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面广量大,必须由党委政府的领导同志挂帅出阵,真抓实干。上海由市委分管副书记兼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并明确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社会治安第一责任人。多数地区和单位实行层层签约制度,把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绩与党政领导的政绩和所在地区、单位的评先创优挂钩。同时,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任务分解到67个成员单位和各职能部门,真正做到齐抓共管,有效发挥综合优势。全市各乡镇、街道都增配一位专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做到基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大多数基层单位做到组织健全、人员到位、目标明确、责任落实。基础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工作规范、措施有力、作用显著。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尤为重要。我们适时将上海工人纠察队、治安联防队有效整合,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组建上海市社区保安队。当时,社保队员19800多人,有30多万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体的护村、护楼队伍;有10多万在职的党员干部参加居住地的治安防范工作。同时,设立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基金,激励人们敢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形成了全天候的治安防范网络。及时总结推广静安区“七一”、虹口区“海联”运输公司过渡性安置基地的经验,使安置帮教刑释解教人员和做好轻微违法青少年工作得到进一步深化。此项工作得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多次批示,要求全国予以推广,中央综治办、国家司法部在上海召开了专题会议。
为了使法制宣传教育深入人心,我们与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联手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何须再回首》;组织上映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肖锋导演的、由静安区“七一”运输公司职工陈建国主演的《好人合算》电影;与上海滑稽剧团合作,排演喜剧《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当好助手和纽带
我们国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展至今,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办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在此,不能不提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1991年,党中央作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决定时,他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同志身边担任大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法委研究室主任。1994年1月,他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后,经常到上海来检查指导工作。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忠诚实践者、出色宣传者、高超组织者。我得到他很大的帮助。
我长期担任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实践使我体会到,综治办是各级综治委的办事机构,是协助党委政府和综治委领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处于枢纽的位置,具有承上启下、联系左右、传递信息、辅助领导决策的功能作用。因此,必须履行职责,勤奋工作,求实高效,以自己出色的成效赢得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加强综治办的自身建设,以下四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一是心中要有全局。要善于根据党委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和全局性大事,要善于剖析社会治安的动态和特征,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带有方向性、指导性的建议,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领导决策一经作出,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地组织协调,抓好落实。
二是摆正工作位置。综治办的主业应是具体承办需要党委政府出面部署和组织的事情;一个职能部门办不了,需要几个部门共同参与的事情;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又较难以解决的事情;对预防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能长期起作用的事情。这些事可以说都是大事、难事,都是人家不想干的事。因而要采取上靠领导、下靠基层、左右求源、自我奋斗的工作方法。具体要在“五个更加”上下功夫:在把握治安态势,打防结合上更加主动;在解决社会治安热点、重点、难点问题上更加有力;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上更加扎实;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运行方式上更加规范;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效上更加显著。
三是做好服务工作。要加强对区、县、委、办综治办工作的指导,定期召开会议,交流工作情况,研究共同问题,并到基层帮助发现总结先进经验,推动面上工作展开。对选派或增设的街道乡镇专职党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要格外加以关心,这是我们工作措施落到实处的关键。采取举办培训班或讲座等方式,扩大他们的视野,提高工作水平。同时,对凡是有利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事情,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书面意见和提案,还是各系统、各部门提出的工作配合要求,我们都要热情地支持,尽心尽力地做好。
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篇6
论文摘要公民精神是民主政治重要的思想基础和非制度性资源，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公民精神的内涵丰富，与民主政治关系紧密的主要有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三个要素。公民精神缺失是当代中国发展民主政治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其原因有两方面：缺乏权利基因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滞后的现实社会体制。培育和锻造公民精神应从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大众推动和精英主导、内涵要素的合理衔接三个方面的路径切入，才有可能达到目标。这是一个长期而系统化的过程。
民主政治强调制度和运作机制，这当然正确，谁都明白没有制度保证的民主是不可靠的，甚至根本就无法建立。但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不在于此，制度如何建立？如何维系或运行？如何监督？如何使其发挥最大效能？如何纠正制度的缺陷？都与人的因素紧密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与人是相匹配的，并相互适应、制约而构成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即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同样，什么样的制度也将塑造什么样的民众。一个与臣民社会相匹配的一定是专制政治，而民主政治则必然建立于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因此要建构和发展民主政治则必然要先培育现代公民，否则民主政治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要培育现代公民则必先培育公民精神，毋庸讳言，公民精神的缺失是当代国人面临的内在困境，也是建构民主政治的根本性障碍。
公民精神的内涵和对民主政治的重要影响
公民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与民主政治关系紧密的主要有三要素：公民的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且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和制约。
1.权利意识。包括对自己权利的认知和对他人同样权利的认同。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是公民将部分天赋权利转让于国家，委托国家来行使以求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权利。正因国家的权力不是天然具有的，是由民众授予的，所以国家及其政府就有义务忠实履行这一委托而不可滥用公权力，否则公民可随时收回委托，另择贤能。另外就是在坚守自身权利的同时也承认他人有同等的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哪怕他们与自己意见相左，是公民中的少数或弱势群体。公民自觉而理性的权利意识既可通过参与政治有效建构和维系民主制度以选择和监督国家的管理者，又可履行与权利对应的政治义务，服从自己所选择的权力信托者的合法管理，同时宽容地对待政治上的少数派或异端，承认并保护其应有的基本权利。这些都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而专制政治中的臣民是没有权利意识的，他们或接受君权神授思想，奴化自己，跪着仰视同类，或认同“成者为王败者贼”的“丛林原则”，否定政治对手的基本权利而走向另一极端，这就是专制政治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可以说，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地具有自觉而理性的权利意识是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界碑，因为这是构成两种政治形态重要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2.规则意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民主政治就是由一系列公认的运行规则维系的。民主和自由主要在规则的制定中体现，一旦规则制定并获得通过就必须执行。民主政治是多数人参与的政治，各利益集团乃至每个人的权利和诉求都有表达的机会，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一定规则是无法有序运作的。其中政治运行的程序就是重要的规则，包括议事程序、立法程序、选举程序、决策程序、职位任免程序、利益表达程序等。公民的规则意识就是指对这些规则的尊重和遵守，如对规则不认同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在更高层界的程序框架内谋求改变规则，如对规则认同或不能依法改变规则那就得遵守，而不可以以自己利益之得失决定是否遵守既定规则。尊重和遵守规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否则政治秩序就会混乱，因为没有了规则也就没有了标准，人人都各行其是，民主政治就会崩溃。专制政治是不讲规则的，也没有稳定程序，一切都以专制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与专制政治相应的臣民也就没有真正的规则意识，就像一群在牧羊者鞭子下哆嗦的羊，完全依据牧羊者的脾性决定行为，躲避惩罚和获得利益是唯一考虑的因素。可以断言，公民规则意识的有无或强弱是考量社会政治形态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准。
3.责任意识。包括对自己政治行为的责任和对行为所体现的特定价值坚守的责任，前者是指具体的政治行为，后者是指坚守对社会和政治价值信仰的责任。民主政治是公众参与的政治，也是公开的政治，需要每个公民承担相应责任，因为每个公民的政治行为都可能因彼此互动而成为推进或阻碍民主政治的影响因素，因而民主政治也可视为责任政治。在伦理学意义上责任与义务有所不同，义务是外加的，而责任是内生的，是自觉意识到并成为内在需求的义务。民主政治需要公民的责任意识支撑主要有两条理由，其一，政治是影响社会大局和公众利益的事务，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之，否则是危险的。印度国父甘地曾说过，有七样东西可以使人毁灭：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没有责任感的享受，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是非观念的知识，不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和没有牺牲的崇拜。［1］无独有偶，法国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引用了拉贝莱名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2］政治上的无道德显然包括了责任意识的缺失。其二，与专制政治不同，民主政治是通过人们参与政治时尊重并自觉遵守既定规则维系的，这就需要政治参与者的责任意识支撑。一旦规则被破坏，民主政治便会陷于混乱，因此公民的责任意识比在专制政治体制中显得更为重要。专制政治中的责任意识至多由少数政治精英承担，且多在威权之下被遏制或瓦解，而在民主政治中则囊括了所有的政治参与者。除了政治行为以外，责任意识还包括对特定的社会与政治价值坚守的责任，这是更高层次的责任。将民主政治作为价值信仰，并坚守这一信仰便意味着对阻碍或破坏其价值偏好的专制行为或规则的反对和排斥，无论这种反对和排斥是否需要付出代价。如果公民能达到这样的责任意识层次，那么民主政治便可固若磐石，什么力量也无法将其摧毁。因此公民是否具有自觉的责任意识，也是判断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准。
以上三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的。权利意识能促进规则意识的生长，没有规则或不遵守规则，个人的权利便无法实现。这是因为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实现都需要他人的相应义务来保障，从而使每个享有权利者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以保障他人的权利，因此一定的规则就显得十分重要。意识到规则的重要性自然会促进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使人们的规则意识得到生长和强化。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同样，规则意识也促进了责任意识的生长，因为有尊重和遵守规则的意识必然会约束自己履行相应义务，这种约束经常化则必然有助于将义务内化为责任感。而责任意识的生长则又有助于规则意识的强化，因为责任意识是将对规则的遵守义务内化为了自身需要。从三个要素的相互关系看，人的权利意识无疑是首要推动力，处于互动的主导地位。
当前公民精神缺失的表现和原因分析
1.公民精神的缺失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权利意识缺失。虽然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和相应体制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已开始生长和发展，对自身权利的关心度也在提升，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理由有二，其一，这种权利意识还基本上仅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私人领域，比如商品交易、服务经营、人际关系等。在公共领域，在政治行为中的权利意识则要淡得多，至少还未在社会政治领域有普遍和深刻地体现，因而对民主政治而言是不成熟的，这从人们行使选举权的随意态度中便可感受到。而且这种不成熟还囊括了社会中的精英人群，可见问题的普遍性。其二，权利意识包括了对自己权利的认知和对他人权利的认同，而现实生活中对他人权利的认同更为薄弱。很多人会关注自身权利但却往往忽视他人的同样权利，比如开车的司机关注自己的行路权，将车开得飞快，但忽视了路人的通行权，以致将车祸出在本应保护行人的斑马线上。又如，抽烟是你的权利，但很多人会在公共场所不顾他人侧目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笔者称之为片面的权利意识，对民主政治不仅无益甚至还有害。
其次是规则意识缺失。虽然我们从小被要求循规蹈矩，但奇怪的是很多人的规则意识却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一些人对规则的遵守与否几乎完全依据是否有利于自己来决定，有就遵守，没就抛弃，规则成了这一些人可自由取舍的摆设。最常见的例子是在交通违规上，闯红灯、违规停车、酒后驾车、超载、超速……，不胜枚举，虽然这么做未必真有利。其他很多方面也都可发现违规现象，而且几乎可在任何社会阶层找到样本。这种规则意识的缺失使人十分担忧。因为规则意识的缺失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再次是责任意识的缺失。这里所言的责任意识缺失是指在公共生活领域，社会领域。很多人在某些方面将公域与私域，己域和他域分得很清，以致于对己责任有而对人责任无，家庭责任有而社会责任无。比如，一些办教育的将管理学生的条规向己方倾斜，避免承担风险，而是否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则不在首要考虑之列。又如，一些医疗机构在制定相关条规时也多从有利于医者的角度出发，以避免或减少责任风险，至于是否对患者最有利通常也不是首要考虑。这种对他人、社会和公共事务责任意识的缺失对民主政治建构与发展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
2.导致公民精神缺失的原因有很多，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其二是现实社会体制因素。
从历史和文化传统看，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利思想是缺失的，无条件服从是主导观念。特别在专制皇权社会，臣民无权利可言，只有服从统治的义务。传统政治文化缺乏权利思想的基因。至于规则意识的缺乏也与传统有关。按道理说，专制社会应当是培植循规蹈矩者的理想场所，经过专制威权的熏陶，人们的规则意识理应增强。但事实恰恰相反，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专制和威权削弱了对既定规则遵守的自觉性，只需服从就行，而且因为规则的制定是少数统治者，服从的动力便是外在的约束，是趋利避害而不是理性的需求。所以在这里规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趋利避害的结果。因此若遵循规则有利则遵循之，若违背规则有利则违背之，由此自觉而理性的规则意识便荡然无存了。这种缺乏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必然影响到责任意识的建构。因为规则意识缺失，对规则尊重和遵守的责任意识当然也就无从生长。
从现实的社会体制看，公民精神生长的土壤也不理想。首先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并没有为权利思想的生长提供足够的空间，人们从小被教育要服从长者，要听话，要履行对社会和他人的义务，就是不提人有什么绝对和相对的权利，似乎这种义务与权利是没有关联是可以相互脱离的。其次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为公众参与政治提供广泛、可行和有效的体制内的路径，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权利意识的生长和成熟。因为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参与只是一种形式，根本不能影响现实的时候，话语和选票所代表的权利就显得没有实质意义，权利意识自然受到极大挫伤。其三是国家行政体制的低效阻碍了人们对自身应有权利的追求，导致相应权利意识的消解。比如，公民在维权活动中的屡遭挫败很多时候就源自于行政体制的职责重叠、互相推诿而导致的权力无为。其四是规则制定程序的不民主或规则本身的不合理，阻碍了人们规则意识的生长和发展。只有公众参与并认同的规则才可能很好地得到遵守，当然规则本身也应当具有合理性。而我们制定的规则有时就缺乏广泛听取意见的民主程序，甚至规则本身还欠合理性，这当然很难培养起人们的规则意识来。其五是在我们的体制内还未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和惩治机制，以使恶意违规者无从躲避且得到惩罚。若违规者可以躲避惩罚且有利可图，对遵守规则者的引诱作用就十分巨大，最终将导致纷纷效仿而使规则形同虚设，如此人们的规则意识就永远无法建立。其六是一些社会体制的不健全影响着人们的责任意识在公共领域的消解。如前所言，人们的责任意识基本上存在于私域，而影响自己利益的主要因素是体制内的资源掌控者，这是我们社会体制的特征。因此对社会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基本上是很淡的，甚至没有，而将有限的责任意识投向与自己命运相关的对象，也就是投向于自己。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前的社会体制，包括政治体制是阻碍公民精神生长和发展的社会性因素。这一现实体制因素和历史与文化传统因素共同构成了当前公民精神缺失的主要原因。
培育公民精神的路径思考
虽然公民精神的培养非常重要，但也非常之难。这是因为首先有多种影响因素纠合在一起，互相发生牵制作用，无法单路独进解决问题；其次是主体涉及面非常之广，既包括社会精英层，也包括芸芸大众层，任何阶层都无法单独构建公民精神；再次是因为公民精神内涵丰富，其构成诸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制约也增加了公民精神培育的难度。因此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培育路径。这就是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同步进行；大众需求和精英主导互动推进；理顺公民精神诸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从基础入手建构整体。这样的路径才是合理和有效的，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1.思想启蒙和社会体制变革同步进行。
公民精神是价值观，是信仰，是灵魂，是人内在素养的体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必须有相应的土壤才能生长。除了文化渊源这一精神土壤之外，社会体制便是其现实土壤，这里所说的社会体制包括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因此变革传统的社会体制对培养公民精神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体制变革为思想启蒙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另外，变革社会体制需要一定条件，除了现实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推动以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十分重要，这将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而价值取向的确立与转变在形成它的社会土壤尚未充分满足要求时，思想启蒙就十分重要。这样就形成了如下的互动模型：思想启蒙使人们有了新的价值追求和变革社会的精神动力，对不合理的传统社会体制带来了变革推力。这种精神层面的推力一旦发挥作用，就有可能对社会诸多层面产生连锁反应而使体制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能使思想启蒙所传导的价值取向得到强化巩固，并对社会变革产生更大的内在动力。因此这是个彼此关联的互动过程，我们要做的是使其形成相互促进的互动而不是相反。
2.大众需求和精英主导互动推进。
任何社会中都有大众和精英阶层存在，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现实层面他们都扮演着互补角色，也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在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过程中也不例外。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的实施最终要有社会精英层承担，因为他们掌控着必需的资源，但最初的动力却未必来自于他们，特别是社会政治精英，因为他们通常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变革的动力往往不足。但社会大众则因其所处的草根地位而对社会的缺陷有切肤之痛，期待变革，他们的民主政治要求和大群体优势构成了对精英层的促变压力，推动了精英层中的有远见者积极回应大众需求，借势推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而且大众的民主政治要求越是强烈，其群体优势越明显，压力越大，越有可能促使精英层的积极回应。而社会精英层实施的社会体制变革则为大众需求的释放、公民精神的生长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这样又构成了另一重互动关系：大众的民主政治需求为他们培育公民精神提供了内驱力，也为社会精英层的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创造了条件。而精英层的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则为大众需求的满足和公民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价值引导和现实体制保障。大众和精英的互相影响和互动推进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变革路径。
3.公民精神诸要素间合乎逻辑顺序的建构。
公民精神内涵包括多种要素，其中与民主政治关系紧密的主要是三要素：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但这三者关系并非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与生长先后之分。必须了解其内在逻辑关系并按其逻辑顺序分清主次、先后、轻重才能构成和谐整体以推动公民精神的发展与成熟。在这三要素中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基本的，必须首先促其生长。理由是，权利意识是公民社会独有的精神要素，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和动力资源，由权利的基点出发可形成义务观念。因为在一个相互关联且连续博弈的社会中，不付出义务就无法享有权利，义务是享有权利的代价，人的权利不能脱离义务而存在。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就是一种义务，因而也就自然有助于规则意识的生长。反过来从义务出发，或从规则的遵守出发就无法可靠导向权利结果，因为遵守义务满足了相对人的权利需求，但却失去了对同等回报的制约，因此这时候义务就可能脱离权利而存在，变成了有人可享有权利而无需履行相应义务，而有人在履行义务却不能享有相应权利。离开权利的义务和没有权利为基础的规则遵守是臣民社会和专制政治的特征，与民主政治相距甚远。当然规则意识的形成也有利于权利意识的稳固，因为规则意识本质上是对义务的自觉。对义务的理性认识可促进人们权利意识的理性化，使其趋于成熟。理性而成熟的权利意识是民主政治极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精神资源。其次，规则意识可促进责任意识的生长，因此将其放入第二序列。理由是，规则的遵守是社会人的基本义务，而义务是社会的要求，是外在的，是对相应权利享有所支付的必要代价。责任则是内在的需求和自觉担当，处于更高的义务层面。因此规则意识是责任意识的基础，而责任意识是规则意识发展成熟的结果。同时由于责任意识出于人的内在需求，所以对规则的遵守更为自觉和坚定，由此可促进人们规则意识的强化和巩固。要言之，责任意识在公民精神内涵的三要素中便处于最后序列。以上分析表明，以权利意识的生长入手促进规则意识的生长，再导向责任意识的觉醒既符合三者关系的内在逻辑，又符合现代公民精神的价值理念。若没有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相应的价值坚守，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完全有可能导向民主政治的反面，公民精神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应始终将促进和保障权利意识的生长、发展和成熟放在公民精神培育和锻造的首位。
毫无疑问，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还是个系统过程，须从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大众推动和精英主导、权利意识切入到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生长不同层面各自互动而又相互整合协同的路径实现目标。另外这一过程还显示了社会心理学上的马太效应：当社会成员普遍处于公民精神贫乏时，巨大的传统惯性和互相的牵制使每一步的前行都异常艰难。而一旦摆脱了惯性束缚，有了较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群体基础之后便可快速生长、发展，获得广泛认同并内化为信仰，成为推进和支撑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和巨大动力。但无论其过程有多长，系统有多复杂，传统的阻碍有多大，我们都应对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因为以其为内在支撑且相互匹配的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篇7
论文摘要公民精神是民主政治重要的思想基础和非制度性资源，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公民精神的内涵丰富，与民主政治关系紧密的主要有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三个要素。公民精神缺失是当代中国发展民主政治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其原因有两方面：缺乏权利基因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滞后的现实社会体制。培育和锻造公民精神应从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大众推动和精英主导、内涵要素的合理衔接三个方面的路径切入，才有可能达到目标。这是一个长期而系统化的过程。
民主政治强调制度和运作机制，这当然正确，谁都明白没有制度保证的民主是不可靠的，甚至根本就无法建立。但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不在于此，制度如何建立？如何维系或运行？如何监督？如何使其发挥最大效能？如何纠正制度的缺陷？都与人的因素紧密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与人是相匹配的，并相互适应、制约而构成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即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同样，什么样的制度也将塑造什么样的民众。一个与臣民社会相匹配的一定是专制政治，而民主政治则必然建立于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因此要建构和发展民主政治则必然要先培育现代公民，否则民主政治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要培育现代公民则必先培育公民精神，毋庸讳言，公民精神的缺失是当代国人面临的内在困境，也是建构民主政治的根本。
公民精神的内涵和对民主政治的重要影响
公民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与民主政治关系紧密的主要有三要素：公民的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且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和制约。
1.权利意识。包括对自己权利的认知和对他人同样权利的认同。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是公民将部分天赋权利转让于国家，委托国家来行使以求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权利。正因国家的权力不是天然具有的，是由民众授予的，所以国家及其政府就有义务忠实履行这一委托而不可滥用公权力，否则公民可随时收回委托，另择贤能。另外就是在坚守自身权利的同时也承认他人有同等的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哪怕他们与自己意见相左，是公民中的少数或弱势群体。公民自觉而理性的权利意识既可通过参与政治有效建构和维系民主制度以选择和监督国家的管理者，又可履行与权利对应的政治义务，服从自己所选择的权力信托者的合法管理，同时宽容地对待政治上的少数派或异端，承认并保护其应有的基本权利。这些都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而专制政治中的臣民是没有权利意识的，他们或接受君权神授思想，奴化自己，跪着仰视同类，或认同“成者为王败者贼”的“丛林原则”，否定政治对手的基本权利而走向另一极端，这就是专制政治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可以说，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地具有自觉而理性的权利意识是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界碑，因为这是构成两种政治形态重要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2.规则意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民主政治就是由一系列公认的运行规则维系的。民主和自由主要在规则的制定中体现，一旦规则制定并获得通过就必须执行。民主政治是多数人参与的政治，各利益集团乃至每个人的权利和诉求都有表达的机会，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一定规则是无法有序运作的。其中政治运行的程序就是重要的规则，包括议事程序、立法程序、选举程序、决策程序、职位任免程序、利益表达程序等。公民的规则意识就是指对这些规则的尊重和遵守，如对规则不认同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在更高层界的程序框架内谋求改变规则，如对规则认同或不能依法改变规则那就得遵守，而不可以以自己利益之得失决定是否遵守既定规则。尊重和遵守规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否则政治秩序就会混乱，因为没有了规则也就没有了标准，人人都各行其是，民主政治就会崩溃。专制政治是不讲规则的，也没有稳定程序，一切都以专制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与专制政治相应的臣民也就没有真正的规则意识，就像一群在牧羊者鞭子下哆嗦的羊，完全依据牧羊者的脾性决定行为，躲避惩罚和获得利益是唯一考虑的因素。可以断言，公民规则意识的有无或强弱是考量社会政治形态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准。
3.责任意识。包括对自己政治行为的责任和对行为所体现的特定价值坚守的责任，前者是指具体的政治行为，后者是指坚守对社会和政治价值信仰的责任。民主政治是公众参与的政治，也是公开的政治，需要每个公民承担相应责任，因为每个公民的政治行为都可能因彼此互动而成为推进或阻碍民主政治的影响因素，因而民主政治也可视为责任政治。在伦理学意义上责任与义务有所不同，义务是外加的，而责任是内生的，是自觉意识到并成为内在需求的义务。民主政治需要公民的责任意识支撑主要有两条理由，其一，政治是影响社会大局和公众利益的事务，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之，否则是危险的。印度国父甘地曾说过，有七样东西可以使人毁灭：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没有责任感的享受，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是非观念的知识，不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和没有牺牲的崇拜。［1］无独有偶，法国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引用了拉贝莱名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2］政治上的无道德显然包括了责任意识的缺失。其二，与专制政治不同，民主政治是通过人们参与政治时尊重并自觉遵守既定规则维系的，这就需要政治参与者的责任意识支撑。一旦规则被破坏，民主政治便会陷于混乱，因此公民的责任意识比在专制政治体制中显得更为重要。专制政治中的责任意识至多由少数政治精英承担，且多在威权之下被遏制或瓦解，而在民主政治中则囊括了所有的政治参与者。除了政治行为以外，责任意识还包括对特定的社会与政治价值坚守的责任，这是更高层次的责任。将民主政治作为价值信仰，并坚守这一信仰便意味着对阻碍或破坏其价值偏好的专制行为或规则的反对和排斥，无论这种反对和排斥是否需要付出代价。如果公民能达到这样的责任意识层次，那么民主政治便可固若磐石，什么力量也无法将其摧毁。因此公民是否具有自觉的责任意识，也是判断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准。
以上三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的。权利意识能促进规则意识的生长，没有规则或不遵守规则，个人的权利便无法实现。这是因为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实现都需要他人的相应义务来保障，从而使每个享有权利者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以保障他人的权利，因此一定的规则就显得十分重要。意识到规则的重要性自然会促进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使人们的规则意识得到生长和强化。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同样，规则意识也促进了责任意识的生长，因为有尊重和遵守规则的意识必然会约束自己履行相应义务，这种约束经常化则必然有助于将义务内化为责任感。而责任意识的生长则又有助于规则意识的强化，因为责任意识是将对规则的遵守义务内化为了自身需要。从三个要素的相互关系看，人的权利意识无疑是首要推动力，处于互动的主导地位。
当前公民精神缺失的表现和原因分析
1.公民精神的缺失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权利意识缺失。虽然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和相应体制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已开始生长和发展，对自身权利的关心度也在提升，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理由有二，其一，这种权利意识还基本上仅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私人领域，比如商品交易、服务经营、人际关系等。在公共领域，在政治行为中的权利意识则要淡得多，至少还未在社会政治领域有普遍和深刻地体现，因而对民主政治而言是不成熟的，这从人们行使选举权的随意态度中便可感受到。而且这种不成熟还囊括了社会中的精英人群，可见问题的普遍性。其二，权利意识包括了对自己权利的认知和对他人权利的认同，而现实生活中对他人权利的认同更为薄弱。很多人会关注自身权利但却往往忽视他人的同样权利，比如开车的司机关注自己的行路权，将车开得飞快，但忽视了路人的通行权，以致将车祸出在本应保护行人的斑马线上。又如，抽烟是你的权利，但很多人会在公共场所不顾他人侧目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笔者称之为片面的权利意识，对民主政治不仅无益甚至还有害。
其次是规则意识缺失。虽然我们从小被要求循规蹈矩，但奇怪的是很多人的规则意识却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一些人对规则的遵守与否几乎完全依据是否有利于自己来决定，有就遵守，没就抛弃，规则成了这一些人可自由取舍的摆设。最常见的例子是在交通违规上，闯红灯、违规停车、酒后驾车、超载、超速……，不胜枚举，虽然这么做未必真有利。其他很多方面也都可发现违规现象，而且几乎可在任何社会阶层找到样本。这种规则意识的缺失使人十分担忧。因为规则意识的缺失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再次是责任意识的缺失。这里所言的责任意识缺失是指在公共生活领域，社会领域。很多人在某些方面将公域与私域，己域和他域分得很清，以致于对己责任有而对人责任无，家庭责任有而社会责任无。比如，一些办教育的将管理学生的条规向己方倾斜，避免承担风险，而是否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则不在首要考虑之列。又如，一些医疗机构在制定相关条规时也多从有利于医者的角度出发，以避免或减少责任风险，至于是否对患者最有利通常也不是首要考虑。这种对他人、社会和公共事务责任意识的缺失对民主政治建构与发展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
2.导致公民精神缺失的原因有很多，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其二是现实社会体制因素。
从历史和文化传统看，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利思想是缺失的，无条件服从是主导观念。特别在专制皇权社会，臣民无权利可言，只有服从统治的义务。传统政治文化缺乏权利思想的基因。至于规则意识的缺乏也与传统有关。按道理说，专制社会应当是培植循规蹈矩者的理想场所，经过专制威权的熏陶，人们的规则意识理应增强。但事实恰恰相反，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专制和威权削弱了对既定规则遵守的自觉性，只需服从就行，而且因为规则的制定是少数统治者，服从的动力便是外在的约束，是趋利避害而不是理性的需求。所以在这里规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趋利避害的结果。因此若遵循规则有利则遵循之，若违背规则有利则违背之，由此自觉而理性的规则意识便荡然无存了。这种缺乏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必然影响到责任意识的建构。因为规则意识缺失，对规则尊重和遵守的责任意识当然也就无从生长。
从现实的社会体制看，公民精神生长的土壤也不理想。首先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并没有为权利思想的生长提供足够的空间，人们从小被教育要服从长者，要听话，要履行对社会和他人的义务，就是不提人有什么绝对和相对的权利，似乎这种义务与权利是没有关联是可以相互脱离的。其次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为公众参与政治提供广泛、可行和有效的体制内的路径，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权利意识的生长和成熟。因为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参与只是一种形式，根本不能影响现实的时候，话语和选票所代表的权利就显得没有实质意义，权利意识自然受到极大挫伤。其三是国家行政体制的低效阻碍了人们对自身应有权利的追求，导致相应权利意识的消解。比如，公民在维权活动中的屡遭挫败很多时候就源自于行政体制的职责重叠、互相推诿而导致的权力无为。其四是规则制定程序的不民主或规则本身的不合理，阻碍了人们规则意识的生长和发展。只有公众参与并认同的规则才可能很好地得到遵守，当然规则本身也应当具有合理性。而我们制定的规则有时就缺乏广泛听取意见的民主程序，甚至规则本身还欠合理性，这当然很难培养起人们的规则意识来。其五是在我们的体制内还未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和惩治机制，以使恶意违规者无从躲避且得到惩罚。若违规者可以躲避惩罚且有利可图，对遵守规则者的引诱作用就十分巨大，最终将导致纷纷效仿而使规则形同虚设，如此人们的规则意识就永远无法建立。其六是一些社会体制的不健全影响着人们的责任意识在公共领域的消解。如前所言，人们的责任意识基本上存在于私域，而影响自己利益的主要因素是体制内的资源掌控者，这是我们社会体制的特征。因此对社会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基本上是很淡的，甚至没有，而将有限的责任意识投向与自己命运相关的对象，也就是投向于自己。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前的社会体制，包括政治体制是阻碍公民精神生长和发展的社会性因素。这一现实体制因素和历史与文化传统因素共同构成了当前公民精神缺失的主要原因。
培育公民精神的路径思考
虽然公民精神的培养非常重要，但也非常之难。这是因为首先有多种影响因素纠合在一起，互相发生牵制作用，无法单路独进解决问题；其次是主体涉及面非常之广，既包括社会精英层，也包括芸芸大众层，任何阶层都无法单独构建公民精神；再次是因为公民精神内涵丰富，其构成诸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制约也增加了公民精神培育的难度。因此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培育路径。这就是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同步进行；大众需求和精英主导互动推进；理顺公民精神诸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从基础入手建构整体。这样的路径才是合理和有效的，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1.思想启蒙和社会体制变革同步进行。
公民精神是价值观，是信仰，是灵魂，是人内在素养的体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必须有相应的土壤才能生长。除了文化渊源这一精神土壤之外，社会体制便是其现实土壤，这里所说的社会体制包括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因此变革传统的社会体制对培养公民精神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体制变革为思想启蒙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另外，变革社会体制需要一定条件，除了现实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推动以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十分重要，这将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而价值取向的确立与转变在形成它的社会土壤尚未充分满足要求时，思想启蒙就十分重要。这样就形成了如下的互动模型：思想启蒙使人们有了新的价值追求和变革社会的精神动力，对不合理的传统社会体制带来了变革推力。这种精神层面的推力一旦发挥作用，就有可能对社会诸多层面产生连锁反应而使体制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能使思想启蒙所传导的价值取向得到强化巩固，并对社会变革产生更大的内在动力。因此这是个彼此关联的互动过程，我们要做的是使其形成相互促进的互动而不是相反。
2.大众需求和精英主导互动推进。
任何社会中都有大众和精英阶层存在，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现实层面他们都扮演着互补角色，也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在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过程中也不例外。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的实施最终要有社会精英层承担，因为他们掌控着必需的资源，但最初的动力却未必来自于他们，特别是社会政治精英，因为他们通常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变革的动力往往不足。但社会大众则因其所处的草根地位而对社会的缺陷有切肤之痛，期待变革，他们的民主政治要求和大群体优势构成了对精英层的促变压力，推动了精英层中的有远见者积极回应大众需求，借势推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而且大众的民主政治要求越是强烈，其群体优势越明显，压力越大，越有可能促使精英层的积极回应。而社会精英层实施的社会体制变革则为大众需求的释放、公民精神的生长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这样又构成了另一重互动关系：大众的民主政治需求为他们培育公民精神提供了内驱力，也为社会精英层的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创造了条件。而精英层的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则为大众需求的满足和公民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价值引导和现实体制保障。大众和精英的互相影响和互动推进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变革路径。
3.公民精神诸要素间合乎逻辑顺序的建构。
公民精神内涵包括多种要素，其中与民主政治关系紧密的主要是三要素：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但这三者关系并非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与生长先后之分。必须了解其内在逻辑关系并按其逻辑顺序分清主次、先后、轻重才能构成和谐整体以推动公民精神的发展与成熟。在这三要素中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基本的，必须首先促其生长。理由是，权利意识是公民社会独有的精神要素，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和动力资源，由权利的基点出发可形成义务观念。因为在一个相互关联且连续博弈的社会中，不付出义务就无法享有权利，义务是享有权利的代价，人的权利不能脱离义务而存在。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就是一种义务，因而也就自然有助于规则意识的生长。反过来从义务出发，或从规则的遵守出发就无法可靠导向权利结果，因为遵守义务满足了相对人的权利需求，但却失去了对同等回报的制约，因此这时候义务就可能脱离权利而存在，变成了有人可享有权利而无需履行相应义务，而有人在履行义务却不能享有相应权利。离开权利的义务和没有权利为基础的规则遵守是臣民社会和专制政治的特征，与民主政治相距甚远。当然规则意识的形成也有利于权利意识的稳固，因为规则意识本质上是对义务的自觉。对义务的理性认识可促进人们权利意识的理性化，使其趋于成熟。理性而成熟的权利意识是民主政治极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精神资源。其次，规则意识可促进责任意识的生长，因此将其放入第二序列。理由是，规则的遵守是社会人的基本义务，而义务是社会的要求，是外在的，是对相应权利享有所支付的必要代价。责任则是内在的需求和自觉担当，处于更高的义务层面。因此规则意识是责任意识的基础，而责任意识是规则意识发展成熟的结果。同时由于责任意识出于人的内在需求，所以对规则的遵守更为自觉和坚定，由此可促进人们规则意识的强化和巩固。要言之，责任意识在公民精神内涵的三要素中便处于最后序列。以上分析表明，以权利意识的生长入手促进规则意识的生长，再导向责任意识的觉醒既符合三者关系的内在逻辑，又符合现代公民精神的价值理念。若没有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相应的价值坚守，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完全有可能导向民主政治的反面，公民精神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应始终将促进和保障权利意识的生长、发展和成熟放在公民精神培育和锻造的首位。
毫无疑问，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还是个系统过程，须从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大众推动和精英主导、权利意识切入到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生长不同层面各自互动而又相互整合协同的路径实现目标。另外这一过程还显示了社会心理学上的马太效应：当社会成员普遍处于公民精神贫乏时，巨大的传统惯性和互相的牵制使每一步的前行都异常艰难。而一旦摆脱了惯性束缚，有了较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群体基础之后便可快速生长、发展，获得广泛认同并内化为信仰，成为推进和支撑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和巨大动力。但无论其过程有多长，系统有多复杂，传统的阻碍有多大，我们都应对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因为以其为内在支撑且相互匹配的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篇8
公民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与民主政治关系紧密的主要有三要素：公民的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且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和制约。
1.权利意识。包括对自己权利的认知和对他人同样权利的认同。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是公民将部分天赋权利转让于国家，委托国家来行使以求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权利。正因国家的权力不是天然具有的，是由民众授予的，所以国家及其政府就有义务忠实履行这一委托而不可滥用公权力，否则公民可随时收回委托，另择贤能。另外就是在坚守自身权利的同时也承认他人有同等的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哪怕他们与自己意见相左，是公民中的少数或弱势群体。公民自觉而理性的权利意识既可通过参与政治有效建构和维系民主制度以选择和监督国家的管理者，又可履行与权利对应的政治义务，服从自己所选择的权力信托者的合法管理，同时宽容地对待政治上的少数派或异端，承认并保护其应有的基本权利。这些都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而专制政治中的臣民是没有权利意识的，他们或接受君权神授思想，奴化自己，跪着仰视同类，或认同“成者为王败者贼”的“丛林原则”，否定政治对手的基本权利而走向另一极端，这就是专制政治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可以说，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地具有自觉而理性的权利意识是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界碑，因为这是构成两种政治形态重要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2.规则意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民主政治就是由一系列公认的运行规则维系的。民主和自由主要在规则的制定中体现，一旦规则制定并获得通过就必须执行。民主政治是多数人参与的政治，各利益集团乃至每个人的权利和诉求都有表达的机会，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一定规则是无法有序运作的。其中政治运行的程序就是重要的规则，包括议事程序、立法程序、选举程序、决策程序、职位任免程序、利益表达程序等。公民的规则意识就是指对这些规则的尊重和遵守，如对规则不认同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在更高层界的程序框架内谋求改变规则，如对规则认同或不能依法改变规则那就得遵守，而不可以以自己利益之得失决定是否遵守既定规则。尊重和遵守规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否则政治秩序就会混乱，因为没有了规则也就没有了标准，人人都各行其是，民主政治就会崩溃。专制政治是不讲规则的，也没有稳定程序，一切都以专制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与专制政治相应的臣民也就没有真正的规则意识，就像一群在牧羊者鞭子下哆嗦的羊，完全依据牧羊者的脾性决定行为，躲避惩罚和获得利益是唯一考虑的因素。可以断言，公民规则意识的有无或强弱是考量社会政治形态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准。
3.责任意识。包括对自己政治行为的责任和对行为所体现的特定价值坚守的责任，前者是指具体的政治行为，后者是指坚守对社会和政治价值信仰的责任。民主政治是公众参与的政治，也是公开的政治，需要每个公民承担相应责任，因为每个公民的政治行为都可能因彼此互动而成为推进或阻碍民主政治的影响因素，因而民主政治也可视为责任政治。在伦理学意义上责任与义务有所不同，义务是外加的，而责任是内生的，是自觉意识到并成为内在需求的义务。民主政治需要公民的责任意识支撑主要有两条理由，其一，政治是影响社会大局和公众利益的事务，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之，否则是危险的。印度国父甘地曾说过，有七样东西可以使人毁灭：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没有责任感的享受，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是非观念的知识，不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和没有牺牲的崇拜。［1］无独有偶，法国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引用了拉贝莱名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2］政治上的无道德显然包括了责任意识的缺失。其二，与专制政治不同，民主政治是通过人们参与政治时尊重并自觉遵守既定规则维系的，这就需要政治参与者的责任意识支撑。一旦规则被破坏，民主政治便会陷于混乱，因此公民的责任意识比在专制政治体制中显得更为重要。专制政治中的责任意识至多由少数政治精英承担，且多在威权之下被遏制或瓦解，而在民主政治中则囊括了所有的政治参与者。除了政治行为以外，责任意识还包括对特定的社会与政治价值坚守的责任，这是更高层次的责任。将民主政治作为价值信仰，并坚守这一信仰便意味着对阻碍或破坏其价值偏好的专制行为或规则的反对和排斥，无论这种反对和排斥是否需要付出代价。如果公民能达到这样的责任意识层次，那么民主政治便可固若磐石，什么力量也无法将其摧毁。因此公民是否具有自觉的责任意识，也是判断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准。
以上三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的。权利意识能促进规则意识的生长，没有规则或不遵守规则，个人的权利便无法实现。这是因为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实现都需要他人的相应义务来保障，从而使每个享有权利者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以保障他人的权利，因此一定的规则就显得十分重要。意识到规则的重要性自然会促进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使人们的规则意识得到生长和强化。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同样，规则意识也促进了责任意识的生长，因为有尊重和遵守规则的意识必然会约束自己履行相应义务，这种约束经常化则必然有助于将义务内化为责任感。而责任意识的生长则又有助于规则意识的强化，因为责任意识是将对规则的遵守义务内化为了自身需要。从三个要素的相互关系看，人的权利意识无疑是首要推动力，处于互动的主导地位。
当前公民精神缺失的表现和原因分析
1.公民精神的缺失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权利意识缺失。虽然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和相应体制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已开始生长和发展，对自身权利的关心度也在提升，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理由有二，其一，这种权利意识还基本上仅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私人领域，比如商品交易、服务经营、人际关系等。在公共领域，在政治行为中的权利意识则要淡得多，至少还未在社会政治领域有普遍和深刻地体现，因而对民主政治而言是不成熟的，这从人们行使选举权的随意态度中便可感受到。而且这种不成熟还囊括了社会中的精英人群，可见问题的普遍性。其二，权利意识包括了对自己权利的认知和对他人权利的认同，而现实生活中对他人权利的认同更为薄弱。很多人会关注自身权利但却往往忽视他人的同样权利，比如开车的司机关注自己的行路权，将车开得飞快，但忽视了路人的通行权，以致将车祸出在本应保护行人的斑马线上。又如，抽烟是你的权利，但很多人会在公共场所不顾他人侧目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笔者称之为片面的权利意识，对民主政治不仅无益甚至还有害。
其次是规则意识缺失。虽然我们从小被要求循规蹈矩，但奇怪的是很多人的规则意识却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一些人对规则的遵守与否几乎完全依据是否有利于自己来决定，有就遵守，没就抛弃，规则成了这一些人可自由取舍的摆设。最常见的例子是在交通违规上，闯红灯、违规停车、酒后驾车、超载、超速……，不胜枚举，虽然这么做未必真有利。其他很多方面也都可发现违规现象，而且几乎可在任何社会阶层找到样本。这种规则意识的缺失使人十分担忧。因为规则意识的缺失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再次是责任意识的缺失。这里所言的责任意识缺失是指在公共生活领域，社会领域。很多人在某些方面将公域与私域，己域和他域分得很清，以致于对己责任有而对人责任无，家庭责任有而社会责任无。比如，一些办教育的将管理学生的条规向己方倾斜，避免承担风险，而是否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则不在首要考虑之列。又如，一些医疗机构在制定相关条规时也多从有利于医者的角度出发，以避免或减少责任风险，至于是否对患者最有利通常也不是首要考虑。这种对他人、社会和公共事务责任意识的缺失对民主政治建构与发展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
2.导致公民精神缺失的原因有很多，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其二是现实社会体制因素。
从历史和文化传统看，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利思想是缺失的，无条件服从是主导观念。特别在专制皇权社会，臣民无权利可言，只有服从统治的义务。传统政治文化缺乏权利思想的基因。至于规则意识的缺乏也与传统有关。按道理说，专制社会应当是培植循规蹈矩者的理想场所，经过专制威权的熏陶，人们的规则意识理应增强。但事实恰恰相反，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专制和威权削弱了对既定规则遵守的自觉性，只需服从就行，而且因为规则的制定是少数统治者，服从的动力便是外在的约束，是趋利避害而不是理性的需求。所以在这里规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趋利避害的结果。因此若遵循规则有利则遵循之，若违背规则有利则违背之，由此自觉而理性的规则意识便荡然无存了。这种缺乏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必然影响到责任意识的建构。因为规则意识缺失，对规则尊重和遵守的责任意识当然也就无从生长。
从现实的社会体制看，公民精神生长的土壤也不理想。首先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并没有为权利思想的生长提供足够的空间，人们从小被教育要服从长者，要听话，要履行对社会和他人的义务，就是不提人有什么绝对和相对的权利，似乎这种义务与权利是没有关联是可以相互脱离的。其次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为公众参与政治提供广泛、可行和有效的体制内的路径，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权利意识的生长和成熟。因为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参与只是一种形式，根本不能影响现实的时候，话语和选票所代表的权利就显得没有实质意义，权利意识自然受到极大挫伤。其三是国家行政体制的低效阻碍了人们对自身应有权利的追求，导致相应权利意识的消解。比如，公民在维权活动中的屡遭挫败很多时候就源自于行政体制的职责重叠、互相推诿而导致的权力无为。其四是规则制定程序的不民主或规则本身的不合理，阻碍了人们规则意识的生长和发展。只有公众参与并认同的规则才可能很好地得到遵守，当然规则本身也应当具有合理性。而我们制定的规则有时就缺乏广泛听取意见的民主程序，甚至规则本身还欠合理性，这当然很难培养起人们的规则意识来。其五是在我们的体制内还未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和惩治机制，以使恶意违规者无从躲避且得到惩罚。若违规者可以躲避惩罚且有利可图，对遵守规则者的引诱作用就十分巨大，最终将导致纷纷效仿而使规则形同虚设，如此人们的规则意识就永远无法建立。其六是一些社会体制的不健全影响着人们的责任意识在公共领域的消解。如前所言，人们的责任意识基本上存在于私域，而影响自己利益的主要因素是体制内的资源掌控者，这是我们社会体制的特征。因此对社会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基本上是很淡的，甚至没有，而将有限的责任意识投向与自己命运相关的对象，也就是投向于自己。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前的社会体制，包括政治体制是阻碍公民精神生长和发展的社会性因素。这一现实体制因素和历史与文化传统因素共同构成了当前公民精神缺失的主要原因。
培育公民精神的路径思考
虽然公民精神的培养非常重要，但也非常之难。这是因为首先有多种影响因素纠合在一起，互相发生牵制作用，无法单路独进解决问题；其次是主体涉及面非常之广，既包括社会精英层，也包括芸芸大众层，任何阶层都无法单独构建公民精神；再次是因为公民精神内涵丰富，其构成诸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制约也增加了公民精神培育的难度。因此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培育路径。这就是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同步进行；大众需求和精英主导互动推进；理顺公民精神诸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从基础入手建构整体。这样的路径才是合理和有效的，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1.思想启蒙和社会体制变革同步进行。
公民精神是价值观，是信仰，是灵魂，是人内在素养的体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必须有相应的土壤才能生长。除了文化渊源这一精神土壤之外，社会体制便是其现实土壤，这里所说的社会体制包括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因此变革传统的社会体制对培养公民精神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体制变革为思想启蒙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另外，变革社会体制需要一定条件，除了现实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推动以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十分重要，这将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而价值取向的确立与转变在形成它的社会土壤尚未充分满足要求时，思想启蒙就十分重要。这样就形成了如下的互动模型：思想启蒙使人们有了新的价值追求和变革社会的精神动力，对不合理的传统社会体制带来了变革推力。这种精神层面的推力一旦发挥作用，就有可能对社会诸多层面产生连锁反应而使体制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能使思想启蒙所传导的价值取向得到强化巩固，并对社会变革产生更大的内在动力。因此这是个彼此关联的互动过程，我们要做的是使其形成相互促进的互动而不是相反。
2.大众需求和精英主导互动推进。
任何社会中都有大众和精英阶层存在，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现实层面他们都扮演着互补角色，也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在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过程中也不例外。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的实施最终要有社会精英层承担，因为他们掌控着必需的资源，但最初的动力却未必来自于他们，特别是社会政治精英，因为他们通常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变革的动力往往不足。但社会大众则因其所处的草根地位而对社会的缺陷有切肤之痛，期待变革，他们的民主政治要求和大群体优势构成了对精英层的促变压力，推动了精英层中的有远见者积极回应大众需求，借势推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而且大众的民主政治要求越是强烈，其群体优势越明显，压力越大，越有可能促使精英层的积极回应。而社会精英层实施的社会体制变革则为大众需求的释放、公民精神的生长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这样又构成了另一重互动关系：大众的民主政治需求为他们培育公民精神提供了内驱力，也为社会精英层的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创造了条件。而精英层的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则为大众需求的满足和公民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价值引导和现实体制保障。大众和精英的互相影响和互动推进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变革路径。
3.公民精神诸要素间合乎逻辑顺序的建构。
公民精神内涵包括多种要素，其中与民主政治关系紧密的主要是三要素：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但这三者关系并非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与生长先后之分。必须了解其内在逻辑关系并按其逻辑顺序分清主次、先后、轻重才能构成和谐整体以推动公民精神的发展与成熟。在这三要素中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基本的，必须首先促其生长。理由是，权利意识是公民社会独有的精神要素，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和动力资源，由权利的基点出发可形成义务观念。因为在一个相互关联且连续博弈的社会中，不付出义务就无法享有权利，义务是享有权利的代价，人的权利不能脱离义务而存在。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就是一种义务，因而也就自然有助于规则意识的生长。反过来从义务出发，或从规则的遵守出发就无法可靠导向权利结果，因为遵守义务满足了相对人的权利需求，但却失去了对同等回报的制约，因此这时候义务就可能脱离权利而存在，变成了有人可享有权利而无需履行相应义务，而有人在履行义务却不能享有相应权利。离开权利的义务和没有权利为基础的规则遵守是臣民社会和专制政治的特征，与民主政治相距甚远。当然规则意识的形成也有利于权利意识的稳固，因为规则意识本质上是对义务的自觉。对义务的理性认识可促进人们权利意识的理性化，使其趋于成熟。理性而成熟的权利意识是民主政治极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精神资源。其次，规则意识可促进责任意识的生长，因此将其放入第二序列。理由是，规则的遵守是社会人的基本义务，而义务是社会的要求，是外在的，是对相应权利享有所支付的必要代价。责任则是内在的需求和自觉担当，处于更高的义务层面。因此规则意识是责任意识的基础，而责任意识是规则意识发展成熟的结果。同时由于责任意识出于人的内在需求，所以对规则的遵守更为自觉和坚定，由此可促进人们规则意识的强化和巩固。要言之，责任意识在公民精神内涵的三要素中便处于最后序列。以上分析表明，以权利意识的生长入手促进规则意识的生长，再导向责任意识的觉醒既符合三者关系的内在逻辑，又符合现代公民精神的价值理念。若没有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相应的价值坚守，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完全有可能导向民主政治的反面，公民精神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应始终将促进和保障权利意识的生长、发展和成熟放在公民精神培育和锻造的首位。
毫无疑问，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还是个系统过程，须从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大众推动和精英主导、权利意识切入到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生长不同层面各自互动而又相互整合协同的路径实现目标。另外这一过程还显示了社会心理学上的马太效应：当社会成员普遍处于公民精神贫乏时，巨大的传统惯性和互相的牵制使每一步的前行都异常艰难。而一旦摆脱了惯性束缚，有了较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群体基础之后便可快速生长、发展，获得广泛认同并内化为信仰，成为推进和支撑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和巨大动力。但无论其过程有多长，系统有多复杂，传统的阻碍有多大，我们都应对公民精神的培育和锻造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因为以其为内在支撑且相互匹配的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1］甘地其人.新民晚报.新民环球版，2006.1.26
［2］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4：320
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篇9
(一)政府办社会到管社会的改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至今已进行了10次较大规模、较大范围的政府机构改革。改革开放前，主要是放权与集权的调整，是政府责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没有改变政府对社会负有无限责任的管控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改革的主题以转变职能为主，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府由全能型向有限责任型转变，社会管理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
(二)一元体制到多元化趋势的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建立起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就业多元化，收入多元化，生活多元化。多元化发展成为一种时代特征。这种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导致政府管控能力下降，阶层冲突、等社会问题日显突出，迫使政府必须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积极调节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
(三)“一个中心”到“五位一体”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党的工作大局。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工作布局初步形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工作布局。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报告，党的十正式确定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1］。纵观党在新时期工作重心和工作布局的演变过程，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目标。
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措施与成效
现在，社会建设已经纳入党的战略总布局，社会管理也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我国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再也没有停止过。经过30多年的创新实践，社会管理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完善基层自治制度。基层自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宪法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8年6月1日起试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日正式施行，2010年10月28日修订。1990年1月1日施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各地不断探索基层自治模式，实行直选制度，创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新机制，实现了从“政府包办”到“群众自治”的转变［2］58-59。
(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党的十七大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同时决定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党的十强调，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多年的社会管理创新与实践中，管理核心向以人为本转变，管理主体向多元化转变，管理模式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管理手段向法制化、制度化转变，社会管理的体制与机制日趋完善。
(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一直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在基层，维稳工作被称为第一责任。流动人口管理，矛盾排查处理，工作，打击和范防，以及联防联治等综合治理创新，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这些基础性的综治措施，在化解社会矛盾、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标本兼治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0年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2007年起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到2012年，我国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保人数达到13亿人，参保率95%，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的安全网。2009年起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展开，2011年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开始在全国层面试点推行，2012年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2013年，各地逐步推行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全民医保体系。2014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截至目前，以社会救助、城乡低保、基本医疗、养老保险为主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五)公共服务下沉延伸。在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中，提供服务和社会管理是并列的两大职能，而实际上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更多是侧重于向群众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无论是公安系统的警力下沉，还是单位职能进社区的行政服务大厅，以及驻村帮扶、服务代办、包村联户等实践群众路线的创新举措，都是通过服务下沉，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具体举措。
三、社会管理面临的困境与矛盾
多年来的社会管理创新，虽然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要求，但在实践中，各级政府依然沿用计划经济下的思维和工作模式，不仅没有培育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反而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使社会管理步入新的困境。
(一)管理主体单一。我国社会管理是在改革过程中为应对社会问题而被动提出的，缺乏起码的社会基础，逐步形成了以应急为主的管理策略。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政府就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导力量，习惯于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采取自上而下的任务下达与政治动员的刚性工作方式，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3］，从而抑制了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压缩了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具体地讲，一是公民社会没有真正形成，“被代表”阻断了民意表达通道，人们对政府的依赖不仅未曾减弱，反而有增强之势。二是企业社会责任严重缺失，唯利是图，既缺乏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又缺乏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主动性。三是社会组织发育缓慢，数量少，质量差，运行不规范，难以承接政府改革带来的职能剥离。
(二)管理内容过细。基于对打造服务型政府的误解，地方政府出现了职能转变与服务内容无限扩大的改革怪象。“有困难找警察”致使110报警近70%不属于警察职责之内。市长电话让市民有了反映问题的便捷通道，却让工作人员疲于应付一些琐碎之事，使政府再向万能型回归。城乡社区建设的目的在于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但由于服务项目多少被作为考核社区工作的重要指标，导致社区服务名目繁多却难以贴近群众，众多的服务岗位由财政供养，增加了财政负担。社会管理的无边界，必然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背道而驰，使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
(三)管理方式不活。一方面，依然以行政手段为主，不重视其他管理手段的应用。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直接性、强制性的特征，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动资源，效率高，见效快，因此成为管理社会的首选。法律手段因其专业性、滞后性而不会用，经济手段因其诱导性、随意性而胡乱用，协调手段因其平等性、博弈性而不愿用。另一方面，依然以自上而下的管控为主，缺乏现代管理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信息化管理成为基本的管理模式，而政府天然缺乏创新的惯性和惰性，使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管理上应用推进缓慢，上管下、人管人的传统模式已严重滞后于时代步伐和管理需求。
(四)管理结果失控。虽然近几年不断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但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基层创新依然延续传统思维，呈“内卷化”发展趋势，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管理失控之风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吴敬琏曾一再警示，中国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2013年社会蓝皮书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矛盾多发时期，且社会矛盾多样而复杂，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我国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指出，危机事件呈现高频次、多领域、大规模发生的态势，加之中国城市安全基础薄弱，安全欠账，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从管理措施上看，各地推行的网格化管控、立体化防范等，已经纵到底横到边，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失序的恶化态势。
四、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与创新路径
近20年来，“治理”一词被广泛应用，对其概念的研究从中国到西方日趋深入。从当前我国政治背景和改革要求的语境中分析，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概念的界定，基本能够满足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变的内在要求。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指“各种公共机构、私人机构和公民个人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方式总和;是调和社会利益、协调社会行动、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5］。从概念和现实两个维度分析，当代社会治理应具有5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人本性。强调以人为本，在统筹协调各阶层利益的基础上处理共同事务，维护公共利益，并让人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实现价值，获得发展。二是参与性。强调多主体共同治理，通过治理平台和创新机制，使各类组织以及公民有条件、有机会参与社会治理。三是平等性。强调权利平等和公平正义，过程是平等协商沟通，结果是公平正义。四是规范性。强调依法治理和规则意识，各主体依法有序地参与治理，依法保障治理成果。五是动态性。强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方式等都要与时俱进，社会治理是一个持续创新与改进的过程。基于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在传统社会管理基础上实现5个转变。
(一)治理主体转变为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社会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着力促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制［6］。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治理主体应当是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共同组成的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的集合系统。党的领导重在总揽全局，通过体制创新和法治保障，使各主体平等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政府重在发挥主导作用，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解决好各主体共同界定的公共问题;企业重在履行社会责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企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使物质文明促进社会文明;社会组织重在承担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职责，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公民个人则重在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以权利和利益均衡保障为目标，参与社会治理，强化社会监督。
(二)治理内容转变为界定明确的无限责任。回答治理什么的问题，其前提是界定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各自职责，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从三者的职责定位看，政府以其法定原则，承担有限责任;市场以其交易规则，限定于竞争性经济领域;而社会则以排他性原则，承担无限的治理责任。治理责任的无限性决定了治理内容的宽泛性，同时决定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社会治理，一方面弥补市场与政府缺陷，如行业的道德自律、公共服务的供给创新等，都可以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另一方面自主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使社会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
(三)治理方式转变为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需要多种化，文化多样化且高速发展、高度复杂的有机体，仅仅依靠某种单一的手段或方式难以合理有效地履行政府的职能，必须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综合治理［7］。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依法保障权利，完善规则，处理纠纷。多用协调沟通的方式，使各方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尊重阶层差异、代际差异、文化差异、地域差异等，使治理过程成为凝聚共识的过程。慎用经济手段，既要发挥经济利益的导向作用，又要克服“花钱买平安”的片面做法。少用行政措施，在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宁可牺牲一些效率，也要引导公民参与，培育社会自治。
(四)治理过程转变为平等持续的协调互动。传统的社会管理一般自上而下以行政手段推进任务落实，而社会治理则强调平等参与的多维互动。就纵向而言，建立畅通的表达沟通渠道，政策能快速传达，意见能及时反馈，使治理过程双向互动、公开透明。当前，重点在于发挥好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由控制者转变为组织者，由决定者转变为协调者，培育社会共治理念，创建社会共治机制，形成社会共治格局。就横向而言，构筑开放性的资源统筹治理平台，参与广泛，运行高效，使各种社会力量汇集于一起，平等对话，积极协商，达成一致，推进社会治理民主化。当前，着重通过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让不同社会阶层在法治框架内以平和的理性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7］。
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篇10
摘要：政府公共管理责任具有民主政治性、义务性和制度性三个特点。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是政府廉洁的体现，也是政府能力的体现。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让公众来评议政府、让政府回应公众及让公众追究政府责任三个方面。
关键词：政府责任；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公众评议政府
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责任是指政府及其官员因其享有国家行政权而相应承担的遵循宪法原则、维护国家法律制度、保卫国家安全、发展公共事业、维护公民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等方面的责任。www.lw881.com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行政干预的力度加大，行政责任也就加强了。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自由主义国家也成为经济发展的机关，成为社会均衡的保证人，承担起对整个社会实施规制的全面责任。在现代国家，一方面维护和强化了关于秩序和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国家又干预经济社会关系，行政必须监视经济的运作，保证经济的发展，防止经济的危机，行政保证个人的福利，在所有方面充分保障个人的发展。政府权力不断扩张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探讨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是民主和法治的需要。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性质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民主政治性
在民主的社会里，政府组织是由大众所创立的，为了大众而设立，以及需要对大众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法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更是责任政治。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发展。政府从不负责任，到负完全的责任，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种委托-之间的关系来概括。委托-理论是伴随着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成熟起来的，其核心是通过明确委托人与人特定的责、权、利关系，建立相应机制，处理公司结构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以及各层组织之间的关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委托-关系可以广泛地发生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的活动中。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公民委托的前提是政府必须为公民的利益而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同时，不允许政府滥用公共权力，并且行使权力者必须因使用了公共权力来承担相关的责任。
但是，在现代社会，从权力的运作方式来看，政府权力在不断扩张。社会发展也要求政府扩张权力，而权力的扩张如果缺少了边界，那么权力总会越过边界而发生滥用权力的现象。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碰到政府权力扩张的现象，政府自身也有不断扩张权力的动力，如果缺少对于权力的控制的方式，政府权力仍将继续增长。
公共部门权力的增长具有两面性，由于国家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权力的存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正如诺思所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政府权力运用适当可以让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乃至出现超越常规速度的发展，但是，一旦政府权力使用不当，将会严重危害到民主政治前途。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上，最好的解决之途就是：“授予政府多少权力，必须课以相等的责任。”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义务性
对于公共管理主体来说，承担政府管理责任的过程，是一个为公民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的义务性。从理论上说，公共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是一致的，乃至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在一般的伦理学中，为了向近代以来的政治学和法学原则妥协，把责任和义务分开。其实，“责任和义务是同一个东西，在人的某种社会关系中，是以外在规定的形式存在的，而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就成了人的内在规定，在本质上，责任和义务是统一的，都是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一种特殊关系，只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特定的阶段，责任义务才出现了分离的状态。”［3］
近代社会，虽然在政治理念上提出了平等的要求，而在事实上人们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别并没有真正取消，所以，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区分也依然存在。由于近代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造成了对社会等级的痛恨，进而这种情感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所产生的作用总表现为极力去模糊那些具有等级社会特征的概念的质，更多地赋予其形式化的内涵。所以，公共管理责任和义务越来越不趋于同一。
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也就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义务。这种义务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向国家权力主体承担尽责效力、谋取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和遵法执行的义务。我国的公共管理责任体现为政府要向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最终体现为向主权的所有者--公民尽义务；二是与政府层级节制的行政权力的下授权相一致，下级官员对于上级官员负责，承担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和遵纪守法的义务，这种义务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
（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制度性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是政府整体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又自成体系。
首先，公共管理责任在国家整体政治制度中，政府机关和行政官员的行为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在现实中与政治法律过程中的其它国家机关及其官员发生相互制约的关系。当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违法乱纪时，就会被追究责任，这种内在机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作用的结果。
其次，公共管理主体的责任都是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度化、固定化和合法化，并以此作为追究政府行为责任的依据。这样既便于政府尽自己的义务来负责，又可以以此来规定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的行为做到行之有据。
再次，公共管理责任是一个制度化了的控权体系。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公共管理责任，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为了确保公共的意志和法律得以执行，就需要依据控权的程序来防止和反对政府权力用来追求自身的利益，防止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建立和健全政府责任的控权体系，以政府的制度化责任来规范政府的行为。
二、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重要性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从政府合法性角度上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当然应对人民负责。政府公共管理责任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政府必须接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政府必须对民意负责，进而应对民选的代议机构负责。因此主权的拥有者要想有效地掌握控制权力，则对于一个机构的任何授权，必须同时课以相应的责任。权力如果分散并有边界，那就容易控制。但政府机构拥有较大的权力，并且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权力呈不断扩张的趋势，假如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而越过了某种边界，致使民主控制失去了作用，那就可能鼓励独裁政治的出现。
从西方国家政府无责到政府负有限责任，直至负全责，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责任型政府职能的确立是西方国家控权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上运用的结果，而权力制衡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西方国家责任型政府理论，就是强调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然后控制政府的责任，追究政府的不负责任行为。这是对政府有效的监督方式之一，因为，处置权的实现，才能让政府行使权力时能够慎重，否则会被追究责任，政府官员由此而承担失职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使政府不敢轻易滥用权力。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体现
以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自由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相伴生的伟大制度化运动。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对“国家”进行治理，这里的“国家”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机关，是法治的客体，而公民和社会是法治的主体。当然，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国家机关依法立法、依法行政和依法审判，也就是要求国家行为法制化。不过，这是依法治国对国家运行机制的具体要求，是社会对国家进行限制这一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的本质本身。法治下的政府必须对法律负责，受法律监督。对政府而言，政府责任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对公民负责，而且要对法律负责。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法定程序实施，严格依法行政；行政权不得滥用，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滥用行政权力造成的损害必须能够经过法定程序予以救济，并对行政违法责任人追究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法治之下的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必须对公民和社会负责，而不是凌驾于公民和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在法治国家，政府的行政权是人民赋予的，并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有权依法对政府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政府廉洁的体现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政府高效廉洁的基本前提。实现高效行政是实现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基本目标和应有之义。如果一个政府管理缺乏效率，不能为公民和社会提供优良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就是政府的失职。因此，政府履行职责也体现在效率上，体现在为公民和社会提供高效的组织管理和社会服务上，也体现为有效地利用各种公共资源造福人类，总之，体现在有效地推动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上。
同样，廉政也必然要求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廉政意味着政府及其官员坚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如果政府官员为政不廉，政府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泛滥，实质上是政府官员以渎职为前提谋取个人私利，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这样的政府显然不会是负责任的政府。责任政府与行政效率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一个政府有效率才能切实地履行政府责任，同时负责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率。责任政府与廉政也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与廉政具有共同的制度基础和人格基础，贪污腐败官员在人格上的堕落表明已经失去了对公民、对社会的负责精神，一个不廉洁的政府不可能把公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全心全意对公民负责。因此，公民对政府高效廉洁的诉求，最终转化为建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机制，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实现高效廉洁。
（四）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政府能力的体现
依据官僚层级制建立起来的政府，在实际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低下、相互推诿和争夺权力等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现象。在公众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害，国家资产也不断遭受损失的今天，人民呼吁责任政府的出现。如果不负责任的状况严重发展下去就会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使政府的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建构责任政府。
确立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可以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很难说是一个管理能力强、管理效能高的政府。政府只有时刻对自己的行为向公众负责，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要求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有效性。这种全面的小康社会是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要求政府对社会各领域的管理负起更加重要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公平发展。“只有权衡各方面利益的政策策略才能够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公平发展的目标。”［4］这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解决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迫切要求建立责任政府。
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方式
（一）让公众来评议政府
从制度设计上看，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应该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因为公众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他们对于政府行为的好坏，最有权力作出判断。让公众来评议政府，更为有效和准确，并在正确评价的基础上，追究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从实践上看，兴起于江浙一带的公众评议政府制度，得到了全国各地政府广泛的认同。让公众来评判政府的优劣，已成为让政府部门承担相关责任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大大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效行政。
首先，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宪法责任。我国的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规定揭示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宪法也是应该承担违宪责任的。可以这样说，宪法责任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核心的责任，离开了宪法责任，其他任何责任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宪法是国家的母法，任何行为只要是与宪法相违背，就肯定是不合法的，是应该追究宪法责任的。所以，在现代民主国家，违宪行为是可诉的，有的国家甚至有专门的宪法法院，以审查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府的宪法责任。宪法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而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我们制订宪法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宪法来管制公民，而是以之规制国家的权力、配置国家的权力。宪法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威辩护，而是为人权神圣与有限政府立言。因此，政府的任何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宪法责任是公共管理过程的所应承担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还没有违宪责任追究机制，也没有宪法法院，因此，往往出现违反了具体的法律（如刑法）可以追究责任，但是违反了宪法却无法追究政府责任的局面。让公众来评判政府的宪法责任，这是维护人民主权所必需的；让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从宪法的角度来评判，是保护政府行为不违宪的重要手段；让公众从宪法的角度来评价政府行为的责任，可以抓住要领，从最高层次的宪法精神上评判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其次，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政治责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的一切行为、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须以民意为归依，统治者的权力建筑在被统治者的同意基础上，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在，民主政治与传统专制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政府要承担政治责任。政府的政治责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目的性，即合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政府的决策必须依据人民的利益而制定，不可与人民的利益相违抗。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者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虽然政府不承担法律责任，但要承担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治责任；二是行政机关的首长要负责决策得到有效的执行。行政首长不一定非要亲自去执行不可，但他有责任拿出有效的措施，推动其下属按既定的目标行事，以确保决策得到有效的执行。如果行政首长所管辖的部门用人不当、管理不力、工作失察或在发现问题后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从而造成重大损失，那就是失职，就要承担政治责任。追究政府的政治责任，要求我们应把评判政府政治责任的权力交给公众，因为政府的政治责任是围绕公众的利益进行的，公众对于政府是否执行了为人民的宗旨，最为关心。
再次，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行政责任。政府是一个依据层级节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依据官僚层级制的要求，在政府体系内部，对上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及职务须任劳任怨地负行政责任和义务。政府机关一旦建立，经过合法程序进入行政体系的公职人员应当遵守法定的权限，不越权行事。政府是按官僚（层级）制构成的国家组织，政府官员们“个人是自由的，仅仅在事务上服从官职的义务”、“处于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之中”、“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
我国的政府行政组织具有严格的等级制，每一个公务员要严格地执行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在层级节制的体系中，对上有服从的责任和义务，对下有监督的义务。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除了司法人员依法审查的诉讼案件不受上级的干涉外，一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上级的命令有忠实服从的义务和责任。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有保守秘密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否主管事务，均不得泄露；也不能以私人或代表机关的名义任意发表有关职务的谈话。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自当符合法定的目的，不滥用职权，不容假借权力，以图本身的利益或图利他人或加害于人；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自当合理行使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上述内容都属于政府公共管理的行政责任。最后，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如果政府行为明显与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相背，就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生活与行为若不能适合人民及社会要求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将会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个口碑不好的官员的形象必然会影响政府的形象。所以，在现代社会对于官员首先要求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然后在此基础上被选拔为担当公共事务管理者，并由法定程序任命，最终从法律上和道义上获得人们的认同。一个官员不仅要有娴熟的政策执行技术，更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公共管理的道德责任对于公共管理事务来说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法律责任是一种被动的责任，而道德责任则是主动的责任。道德责任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具有了充分的道德责任，才能在法律对于他的岗位责任存在空缺的时候，更充分地履行其岗位责任。把评判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交给公众，是促进政府行为具有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公众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评价政府的道德责任：一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这是社会主义公共管理道德责任的核心内容；二是必须遵守公务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三是必须有工作责任心和尽职尽责的思想意识。
（二）让政府回应公众
让公众评议政府只有追究政府责任的基础和前提，要实现政府因行政行为失范而承担责任，要求政府必须回应公众的评价和请求，否则政府责任承担就成了空话。
“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责任意味着政府的社会回应。”［6］政府必须是“市场”导向（marketingorientation）。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当一个政府回应并满足了“民众市场”的要求时，政府便是有责任的。在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强调和树立“顾客”（clients）的观念和价值，倡导“顾客至上”（clientsfirst）、“顾客取向”（consumer-oriented）。
其目的是使政府回应社会的需要、公民（顾客）的需求，即要求政府具有“回应性”（responsiveness）的能力。政府回应公众的核心，是使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统一在一定的公共服务生产模式之中，通过减少中间环节和扩大社会参与，在保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正常供应的同时，努力去满足人们多样性的个性需求和价值期望。实现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是现代行政的重要标志，它与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价值存在根本的区别：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在方向上更多的是向上的，是对中央机构、选举性官员负责任，责任对象是政治决策者和行政上级机关；推行政府向公众回应后，政府责任的方向是向下的，是对机构所要实现的目的和所要服务的社会群体即顾客负责。
政府回应公众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政府回应公众是以政府服务的对象为目的，政府回应公众可以避免政府行政过程中，因循守旧，脱离现实，只知执行，不知变通等弊病。政府回应公众反对形式主义和对结果的忽视，认为负责任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目的既是机构的使命所在，又是机构存身的根基，因而献身于规则不再足以保护官员免于批评和指责。负责任的政府是以公众为本的政府，政府行政的目的成为政府行为灵活性的一个主要源泉，利用目的来指导行政机构和行政官员，一方面可强化公共服务生产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满足社会中真正需要服务的那部分成员；另一方面通过扩大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其自主选择更有效率、更经济的供应公共服务的生产方式，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众的需求。
（三）让公众追究政府责任
政府承担责任的方式有很多，其中让政府接受公众追究责任的方式最为有效和持久，因为，公众是政府施政的对象。政府如果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让政府自身纠偏，远没有让公众来纠偏更有动力。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要让政府恪守这一原则，需要公众督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循。既然人非天使，绝大多数人在多数时候就得自愿遵守对其行为的众多约束。一般来说，政府管理人员之所以会自愿服从，是因为“出于从伦理标准、中立默认至自利的种种原因。出于对自利的默认，出于不同的原因和伦理，大多数人都会自愿遵守。或者，正如马克斯·韦伯强调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深信权威系统的合法性。”［7］我国政府是按照社会主义制度来建立的，其工作人员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我们从没有放弃过对于公务员政治思想上的教育。我们对于公务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公务员就是人民的公仆，这种公仆精神需要做到自愿地投身到为公众服务的行业中去，政府的公共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而绝不是相反。至于公务员是否真的为人民服务了，是否真的当好了“公仆”，政府及公务员自己说不能算数，公众说了才能算数。
让公众督促政府遵循公共责任，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公共追究责任机制。这就需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至少明确个体哪种行为是合适的，哪些行为是不合适的，如果做了不合适的行为就要追究责任。有了这个“明确”，公众就能很方便地督促政府负责任。在政府管理过程中，有些标准是十分明确的，一个机构能正常运转往往就是依靠这些标准来进行的结果。如不可运用公车办私事、不准将办公用品带回家私用，这样一些标准往往不需要任何教育，工作人员都应该知晓。对于不需要教育就可尽知的标准，公众亦能知晓，因此，只要具备了公众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责任的机制，就可以促使政府负起责任。当前，我们缺少这种机制，如公车改革难以彻底进行，就是因为公车私用不是公众不知晓，而是知晓后没有追究政府责任的机制。如果完备了追究的机制，让公众来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无疑是最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
因为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所以还要求将公众追究政府责任制度化。由于政府是按照官僚层级制建立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层级节制，在其组织系统内，上级对下级基于隶属关系，具有强烈的控制关系，以维系下级对上级的命令-服从关系，最终达到责任的目的。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上级领导对于下级就有很大的监督权，下级最怕上级的监督。这种监督往往是最有效最直接的，但是这种责任监督的机制有一定的缺陷。这一缺陷主要在于上级领导、上级机关是否有兴趣监督，是否会对腐败的人和事“拍案而起”。实践证明，由于上级与下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认为监督出下级的问题等于自身管理有问题，或是由于监督与不监督一个样，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总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往往不到位，因此，也就出现行政监督往往难以真正追究到违法乱纪的下级，最终使监督权力成为虚设。作为最有监督热情的公众，在追究政府责任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因为，责任追究往往是一种行使权力的行为，虽然公众理论上是权力的拥有者，但是公众不能靠自己去行使权力，只能依靠自己的代议机构来行使。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代行人民权力的人大，选择产生“一府两院”，政府责任得靠代议机关来监督落实。而在政党政治体制下，代议机关又是接受执政党领导的。这样一来，公众要行使监督政府、追究政府责任的权力，往往要绕上很多个圈子，公众权力落实的圈子越多，公众权力越流于形式。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创造一种政治技术，以便于公众最直接最简便地追究政府责任。
笔者认为，让公众问责政府就是一种简便的政治技术。现在政府问责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官员依法行政，但这种政府责任追究制仍然是内容追究责任制度，其制度性的缺陷是靠政府“自觉”来进行，而政府不可能永远或在每一件需要承担责任的事务上都自觉。只有公众追究政府责任才是最有动力和持久的，因此，需要制度化公众问责政府机制。公众问责政府机制可以通过在公众公正评价政府的基础上，“一票否决”政府。公众对政府部门不满意，就问责政府部门领导，建立“不满意就撤换”制度。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服务的质量不够好，完全可以做到让能够提供良好服务的人员来提供服务。“随时撤换”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这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群众路线，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已告诉了我们这一原则。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0.
［2］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25.
［3］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4.
［4］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57.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