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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4:57:21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1

关键词: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提升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基层组织,基层社区的应急治理能力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事关一个城市的安全有序运行、事关经济社会的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城乡形态、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基层社区在应急治理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为整个区域及国家的应急治理工作提供了关键支撑。但与此同时,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中依然存在不少矛盾和挑战,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应急治理能力,进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一、基层社区在应急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

近年来,我国基层社区的应急治理能力虽然得到了明显提升,但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来看,仍有不少短板亟待解决。1.应急防控体系不完善,居民协同联动和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突发事件事关社区居民个体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整体的平稳运行,需要社会多方力量协同解决。由于社区群众参与社区应急管理的体制有待完善、居民对自身作为社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认识不清晰等,人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不高、意识不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不能迅速融入协同联动的应急事件处置机制中。这要求我们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健全社区组织的参与机制,着手完善与社区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激发居民自治活力,提高基层社区的应急治理能力,以便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挑战。2.基层社区人员的应急能力不足,应急人才缺口大。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迫切需要专业的具有高水平、高素养的社区管理人才。当下,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学习能力较低,公共服务意识欠缺,不能为居民提供精细化服务,面对突发事件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应急人才短缺导致基层社区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此外,某些社区工作人员还存在着亲和力差、工作能力不强、工作方法不恰当的情况,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3.基层社区应急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应急演练开展不够扎实。社区宣传是民众了解突发事件处置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基层社区应急治理的重要举措。就目前来看,基层社区针对居民参与社区突发事件处置的政策宣传力度还不够,致使许多民众对政策缺乏了解、对应急治理的内容把握不清晰。此外,由于基层社区针对应急突发事件制订的预案以综合类和消防类为主,因此,当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基层社区难免出现应对不力的局面。与此同时,社区民众在应急演练中的参与度不高,导致某些应急预案演练往往停留在方案阶段,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基层社区提升应急治理能力的途径

1.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立稳应急治理的核心。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社区处理应急事件的根本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重大突发事件的制胜法宝。在处置应急事件的过程中,基层社区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员应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认清自身责任使命,这是提高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的关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p4)基层社区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必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必须办事关人民生活的实事、做解决燃眉之急的好事、解与群众息息相关的难事,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全面履行应急治理职责。二是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培养高效精准的应急执行力。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2]基层社区要有责任意识,做到精准发力。基层社区干部是社区应急治理的关键力量,因此,要努力培养更多既懂管理、又懂专业、还能应急的复合型领导干部,提高基层领导干部应急处置的预判能力、决断能力、执行能力,确保其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社区干部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要用好科学的方法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迅速理清思路,找到重点,按照科学防治有效联动的模式制订出合理有效的举措,实现应急事件防范化解与可持续化发展的一体化[3],绝不能自己先慌了手脚。三是提高社区公共决策民主化水平,构建广泛参与的立体式应急机制。基层社区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一定要发挥强大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将各方力量汇聚起来。坚持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前端化解;坚持以网格化、结构化的管理模式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坚持强化组织力量,合力化解矛盾危机,构建党统一指挥、人员结构合理、社区功能完善、应对反应灵敏、工作协调有序、运转快速高效的社会运行秩序和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效能。还应通过理念引领、政策倾斜、财政奖励等措施,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管理,完善多主体间协同参与应急管理主体体系。[4]2.坚持文化自信,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区民众共识。一是坚定文化自信,吸收传统文化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落后,古人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可以利用的技术力量比较有限,因此,提高治理能力成为古人应对突发事件最核心的要义。基层社区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治理智慧,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二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凝聚社会共识。基层社区要运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广泛开展家风家教宣传,使社区民众自觉地把自己的未来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梦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基层社区可以凝聚社区群众的共识,在基层社区中产生共同的价值认知和价值评价。唯有如此,基层社区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进而统一战线,以最快的速度、最协调的行动投入到突发事件的处置当中。三是依法做好舆情引导工作。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尤其是在形势不明朗、事件走向缺乏把握的境况下,民众会渴求获取更多的信息,这导致话语生产、传播与交流的频率显著提高,进而引发各种不同话语的“大爆炸”。其中的危机话语会持续地造成人们情感、观念和认知的激烈冲突和深刻矛盾[5],使民众产生恐慌心理。基层社区要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做好重大决策部署的宣传解读;要公开、及时、准确信息,回应群众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情;要坚决依法制止和澄清各种谣言,以稳定社会情绪、增强民众的信心、防止人们焦虑恐慌。3.强化科技赋能,优化治理结构,创新基层治理举措。一是构建应急医疗物资保障体系。要加大公共卫生防控建设投入,优化医疗救治体系;要加强公共卫生学科和专业队伍建设,强化基层卫生人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促进中西医结合发展,健全医疗应急机制,夯实联防联控的基层基础。同时,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加强基层社区体系保障,搞好统筹协调。二是运用数字技术,强化基层社区应急治理的科技赋能。数字技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传统局限,是基层社区提高应急治理能力的有力武器。要建设智慧社区,进一步将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到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中,为基层社区研判潜在风险、制订精准的防控措施、优化资源调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提供有力支撑,实现智能化响应、可视化指挥、闭环式处置,提高网格管理的精度、拓宽社区宣传的广度、提升应急治理的速度。三是提高物资储备效能,建立物流应急体系。按照社区集中管理、物资统一调拨、做好平时服务、突发事件应急、采储有机结合、运转便捷高效的原则,通过实体储备、协议储备、能力储备等方法,健全统一高效的国家和地方应急物资分级储备保障体系,构建应急物流系统,打造应急电商物流平台,关键时刻调得出、供得上、保障好。四是扎实开展基层社区应急演练。基层社区要根据地区实际情况采用更直接、更有效的方法,模拟灾害发生时的真实情境,开展经常性的应急演练,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居民参加应急演练的积极性和获得感,带领居民学习并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切实提高居民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应急知识培训,提升社区工作人员防灾救灾能力和应急管理水平,以期在灾害来临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孙彩红.地方政府危机治理的系统与联结机制分析——从疫情防控视角观察[J].兰州学刊,2020,(5).

[3]马彦涛,于永达.中国应急管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挑战与实现路径[J].学术探索,2020,(4).

[4]张海波,童星.应急能力评估的理论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09,(4).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2

实施“党建责任”提升行动,强化抓党建责任意识。健全各级党委党建领导小组,完善联席会议等制度;开展一次集中调研、专题教育、专题报告、主题讨论“四个一”活动;推行书记抓党建工作全程纪实管理制度和考核评价制度,强化书记党建“主业”意识,书记公开承诺、述职面达100%。

实施“组织覆盖”提升行动,拓宽党组织有效覆盖。实施“入驻企业建党组织专项计划”、“织网计划”、“清零计划”,推广区域化“党建组团”模式,探索街道社区“孵化”组团、商业街区“商圈”组团等形式组建党组织;健全街道建“大工委”、社区建“大党委”、网格建党支部、共同生活空间建功能党小组的“四位一体”区域化大党建组织体系。

实施“政治引领”提升行动,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围绕系列讲话精神对全市党员干部分层分类分级再教育再培训;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分层分类制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细则,完善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操作规程;加强群众教育引导,推广“枫桥经验”、“五一工作法”等经验,探索建立“五群”工作法,积极开展“五进村(社区)”活动。

实施“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强化党组织服务功能。规范基层党组织运行,深入推进党建日常工作、工作展示、工作档案、教育平台规范化建设,健全落实基层党建工作“季评”制;深化“走基层”等活动,完善“四级问政平台”运行机制,探索构建党建电商“双促”工作新模式;完善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制度,总结推广“群众议政”、“党群110”等经验做法,基层党员和干部群众对党组织工作满意率在90%以上。

实施“基层治理”提升行动,全面构建基层治理体系。探索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依法治理体系,引领乡镇(街道)、村(社区)等法治建设;深化推广“三自一引”基层治理模式,探索院落议事会、小区自管委等自治模式和民主协商有效载体;大力提升基层治理骨干队伍专业能力,鼓励社区专职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大力选拔培养和引进紧缺基层治理专业型人才。

实施“队伍素质”提升行动,建强基层骨干力量。积极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乡镇(街道)、村(社区)挂职党组织书记或担任“第一书记”,集中开展乡镇(街道)、村(社区)、机关事业单位、国企、“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五大培训”;配齐配强乡镇(街道)专职组织员和组织干事,大力实施“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选派“红领先锋”行动;实施大学生村官“五个一批”分流计划。

实施“党员先锋”提升行动,建设高素质党员队伍。制定发展党员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严格标准、程序抓好党员发展,对三年未发展党员的村(社区)党组织实行挂牌督办;科学设置村(社区)党员教育中心,推进党员“六上”工程,分类别分领域开展主题教育培训;建立健全流动党员双向管理机制,做好流动党员服务中心(站、点)建设和使用管理,稳妥慎重开展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

实施“基本保障”提升行动,加大基层基础工作投入。强化经费保障,健全经费落实“两查”制度,严格责任追究;继续实施村(社区)活动场所“达标升级工程”,全市村(社区)党组织活动阵地100%达标;深入推进村活动阵地“1+6”功能及社区活动阵地“六站一平台”建设,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活动场所建设。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3

社会力量动员机制还不够健全。初期基层组织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思想上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属于仓促应战;面对日益严格的封控措施,基层社会力量没有真正下沉到社区、村庄,只有基层干部和少量志愿者投入战斗,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疲力尽;在抗疫一线,基层党员干部大多运用上门宣传、微信群等方式开展群众动员工作,缺乏全面、系统的网上动员平台。总的来说,疫情防控初期基层力量整合不够。

部分极端治理举措存在偏差。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依法合理有序地落实工作责任,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但也有部分干部存在“一刀切”思维,片面追求治理的视觉化效果,脱离实际采取极端化措施,甚至多地出现粗暴执法,“封路封村封户”,强行阻碍正常交通运输。这些举措法律上无法可依,形式上简单粗暴,涉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影响群众基本生活,干扰正常社会秩序。

治理举措务实成效有待提升。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格防疫”、“数字防疫”等形式主义比较严重,政策举措虚化较为突出,部分干部只做表面文章,“口号多行动少”“重部署轻落实”,工作着眼于回避责任,而非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特征,数据报表耗费了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及期待,无助于提升疫情防控效果。

基层干部和群众心理服务不够完善。基层党员干部连续奋战2个月服务广大群众,承担了大量繁重、琐碎的工作,没日没夜,身心疲惫,情绪存在一定波动;部分群众因疫情管控出不了门,也出现一定的焦虑和狂躁心理,需要加强心理疏导。基层干部、群众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解决。

下一步工作建议

针对问题,围绕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的要求,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加快完善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努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就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以下建议:

健全落实社会力量动员机制。要健全群防群治机制,把群防群治的触角延伸到户到人。全面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真正形成一呼百应、来之能战的群防群治局面。健全线上动员机制,健全全市统一调度、分级分层管理的社会力量动员信息平台,最广泛吸纳群众关注和参与,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增强社会力量动员水平。

完善落实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要坚持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支撑,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党员下沉机制常态化,把基层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位,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预案演练到位,把各类社会组织动员到位,把整合各方力量的机制健全落实到位。高度重视基层干部的能力问题,系统培养基层干部的善治思维,真正提高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强化基层法治保障,进一步发挥法律顾问、“律师进社区农村”等法治保障作用,加强法治宣传,引导基层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报告还指出,要“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些论述不仅提升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内涵,而且从战略上给新时期的基层民主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方向。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认同。同时,我们把基层群众自治作为基层民主发展的切入点加以推进,甚至把基层自治等同于基层民主,几乎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关于基层民主的认知。实际上,不管是何种层面、何种类型的民主政治,都受到一定的制度条件的支撑和约定。因此,要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和基层民主政治,就必须对基层民主的制度空间展开分析。这种分析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民主政治过程本身的制度化程度,二是民主政治所赖以发展的外在制度环境。以此来观照和评估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群众自治的自身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人们对于其所依赖的外部制度环境亟需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认识。这个方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基层民主政治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的“非国家政权”的社会空间领域,跃升到在基层政权的制度平台上来加以发展。这种嵌入于政权领域的基层民主发展观,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内涵,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发展来说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二、基层民主的发展与拓展

构建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前提是要把握基层民主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基层民主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系。毋庸置疑,基层民主政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基层民主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发韧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村民委员会选举,给村委会这一基层自治团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合法性,也大大改善了基层治理,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此外,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居民委员会组织为载体,基层民主自治的基本制度体系逐步得到健全,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化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多年来,学者们普遍关注到村民、居民的参选率和参选热情、竞选的激烈程度、选举技术的完善与创新及候选人和当选干部素质的变化,这些方面的推进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含义。正如有的研究所指出的,在人民公社体制坍塌中形成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日渐显示出其核心价值,作为大众参与的民主化试验,基层民主的实践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这为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了示范性作用。在更深层次上,规范的选举提升了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公民权”的地位。在基层民主选举和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关系上,基层民主的发展改变了权力的分配,改进了基层治理。更为重要的是,基层民主的实施也为党在基层社会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为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为更高层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但是,也需要看到的是,这种主要以群众自治组织等“非国家政权组织”为载体所推动的民主发展,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除了民主和自治制度自身不完善所致的问题外,这种形态的基层民主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相矛盾乃至冲突时还会陷入制度上的困境。正是因为基层民主发展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困境,人们开始反思基层民主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局限性。有的学者从“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出发,认为在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权力会对社会进行渗透、介入并提取资源,不会也不可能允许乡村社会出现更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因此基层自治与民主的可能性也就难以高估。有的学者则指出了村民自治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认为基层选举政治不仅造成了国家管理的困境,而且使乡村社会的沉渣泛起,出现“富人政治”和“恶人治村”的局面。从这些方面来看,基层民主的局限性就更为明显,似乎不足以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战略性的支撑。

对基层民主自治的研究特别是对上述局限性的认识,引发了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新的学术研究,主张拓展基层民主制度空间的探索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方面主要有三大论点:党内民主理论、人大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党内民主的倡导者认为,鉴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开发党内的民主资源,不仅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现实切入点,而且对于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民主可以产生更为广阔的辐射效应。鉴于中共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需要党的推动;而在党内实行民主将带动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化走体制内道路比体制外道路有利得多。由于整个社会教育文化水平较低,应先在政治精英层面实行民主,而首先推进党内民主就具有这方面的意义。党内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党委合议制、集体领导原则以及国家体制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给党内民主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为党内民主提供了符号上的合法性。与此相关,决定中国民主发展方向和进程的只能是国家民主,优先发展基层民主而缓行国家民主,不仅会使基层民主的发展陷于孤军深入,也可能延误发展国家民主的宝贵时机。与时俱进地调整中国民主发展的方略,把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放到中国民主建设的首要地位,确立发展民主的基本方向和步骤,对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战略的问题上,“人大民主论”和“协商政治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人大民主论认为,在转型与发展中的当今中国,各种利益诉求--政治参与所反映的民意,需要经过整合上升为公共政策;大量复杂异常的新问题、新难题,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予以应对。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唯一经过选举获得人民权力委托的民意机关,同时也是法定的立法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因此,人大在反映民意、整合民意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功能和优势。人大所发挥的“最后产出”的“程序性功能”,在致力于发展民主政治的当今中国显然至关重要。有鉴于此,要以人大民主为切入点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协商民主”原本是西方学术界为了应付多元社会的挑战和自由民主的不足而出来的。近年

来,国内一些学者将西方的协商民主引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范畴,视之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界定协商民主的涵义,讨论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发展进程、要素、特征与原则以及作用与价值,总结了中国协商民主在实际运行中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研究认为,协商民主或协商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新范式,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前提下,在保持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对政治协商制度进行完善、创新,以实现政治协商向协商政治的转变,形成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模式。目前,学者们对于协商民主的制度和组织形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功能开发,同时也将其运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经验研究中,学者们还总结了一系列有关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包括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民情直通车、便民服务窗、居民论坛、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议)政会等。

这些讨论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党内民主理论的讨论,已经成为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热点问题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都在积极探索拓展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空间的领域和路径。实际上,中国政治发展虽然有其独特的切入点,但从来都不是单边突进的,而是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不断演进的。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主要载体的基层民主、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层面的民主,应当是相辅相成、互相联动的。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需要从各个方面多角度地加以推进,其中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发展是整个政治体系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在总结上述各种观点和主张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拓展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空间的战略构想,基层政权的民主更应该持续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战略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已经将其确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构成。

基层政权民主之所以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战略选择,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首先是由我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目标决定的。和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的指向并非基于多党制度的领导权转移,而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实现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基层政权民主是在国家政权和基层社会的交界面对这一本质问题的实践,是通过民主程序来治理地方社会的制度性探索。

其次,基层政权民主的重要性也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尤其是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社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在这一现实结构背景下,基层政权民主是渐进地累积民主的经验、技术和制度的基本途径。这是因为,如果基层政权能够通过民主机制及时反映和吸纳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基层社会的结构变化,积极进行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那不仅能够为整个民主发展积累宝贵的政治资源,而且也能有效地缓解超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给政治体系带来的过度压力,以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最后,从基层政权民主来推进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这也是政治发展一般规律的体现。从比较政治的视野来看,不同类型的现代政体,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方式鼓励、至少是容纳地方政权民主的发展,以此来稳定和巩固更大规模的政治体系。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基层政权民主提供了公民广泛而直接的政治参与,并在这个过程中增强民主意识,提高民主能力。

三、建构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要充分开发和体现基层民主对于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价值,就不能仅仅在既有的基层自治的发展框架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而是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涵与外延,以基层政权为生长点和制度依托来建构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如上所述,已有的研究通常把基层民主政治视为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和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事务管理的制度和实践,其最为典型的载体正是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各种群众性自治团体。既有的这种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即是其“非国家政权”的组织载体。与“非国家政权组织”的民主运作模式不同,我们认为应该把基层民主和基层政权有机统一起来,从理论上倡导和构建新的基层民主发展模式。这种主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背景下,在城市化持续深入扩展的条件下,基层民主应该有更为丰富的发展内涵与功能定位:它不仅仅是村(居)委会的民主制度和过程,而且涉及基层政权与社会的利益关联及其政治表达。换言之,我们需要把基层政权和社会的政治联系作为研究对象来建设民主政治,而这种政治联系不仅仅指涉程序意义上的以村(居)委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为平台所推行的民主实践,而且也包括以乡镇、区县等基层政权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政治沟通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具体来说,这种民主政治发展观包括如下三大维度或取向:(1)基层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即建立和发展居民和各社会群体合法、有序、有效地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各种制度设施和保障。(2)基层政权组织自身运作的合理化,即推进执政党、权力机关和行政组织之间职能的科学划分、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合理改进。(3)基层政治关系的民主化,即发展基层政权和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民主化运作机制,推动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立。

从一种制度结构以及可行性步骤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所指出的基层政权民主,是指现行宪法体制下以直接选举人民代表为基本特征的政权层面的民主。即县(包括县级市)、乡(镇)、城市的区以及与前述具有同等地位的政权组织。一方面,在过去多年的政治发展中,一些地方已经在上述政权层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化实践,应该说已经积累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经验;另一方面,当下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特别是人的发展对政治发展提出的要求,迫切需要从这些政权层面拓展政治民主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国家的一种政治发展战略,通过基层政权层面的民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需要,有效地维持基层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同时也有效地通过民主的方法和原则,实现国家政权对基层各类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有效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这样一种基层民主发展观,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一系列客观的内在规定性。首先,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规范要求。和谐社会和基层民主的规范关系是我国基层民主制度创设和机制再造的理论基础所在。基层民主与和谐社会是内在统一、目标同构和互动共生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基层民主在新时期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作为价值目标的民主与和谐是相辅相成的。这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和谐社会具有六大特征,并以民主法治为首要内容。在民主这个价值取向上,和谐社会建构和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了逻辑上的高度统一。另一方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事业中,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基层民主的工具理性将不断地被凸显出来,成为协调利益关系的基本方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和谐社会建构的过程中,有必要推进基层民主在发展内涵和制度形式上的创新,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提升到政权运作的层面上,使之具有更为广阔的政治效能和治理能力。

其次,构建这样一种基层民主发展观,也是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变迁所提出的现实要求。我国当前正在发生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涵义最深刻的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不仅仅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向城市基层政权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导致了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现象的形态转变,带来了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利益构造,所有这些指向于基层政权并向其提出了新的政策和制度诉求。在这种新形势下,基层民主需要增强其与国家基层政权的联系,强化其利益表达和聚合的功能,使得我国的政治体系具有顺畅有效的输入渠道和反馈机制,适应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新挑战。

与此相联系,这样一种基层民主发展观也是基层政权体系自身得以优化和再造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变迁,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和“权力真空”。在这种权力真空中,出现了诸多自组织的政治空间。在权力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下,如何强化和重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基层政权和政治社会的有机的制度联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利诉求,这些都成为新时期基层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无疑有助于增强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升基层政权对其他社会组织的协同能力,优化基层政权的制度体系。

四、结论

不管是在何种政体类型下,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巩固都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这是当代民主理论的一个基本共识。这里所谓的制度条件,不能只理解为规制民主政治运行的一套稳定的规则体系,而更要考虑到民主政治所依赖的组织环境和制度生态。制度化对于民主稳定运作的重要性毋庸讳言,但是组织环境和制度生态的改变对于激活民主的内涵和价值而言,具有根本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关注其独特的组织和制度塑造力,使得基层民主获得崭新的发展内涵。

有鉴于此,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当前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迁所提出的挑战,把基层民主的发展轨道导入基层政权的这一制度空间,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政治发展的高度探讨基层民主的新内涵、新发展模式及其战略意义,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那种基于群众自治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这种发展趋向将使基层民主获得新的制度环境,具有更强的辐射力和开发空间,并且更能契合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回应社会结构变迁所提出来的现实挑战。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5

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能够积极预防化解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73.01%),并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健全社区自治体系(71.69%),发挥带头、示范、引领社区治理各项工作的作用(51.52%),从而更好地开展思想文化建设,推动社区文明发展(35.92%)。

城乡社区治理要做到以人为本,应以改善民生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2.01%),不断改进“为民服务”的办事方法(60.91%),健全社区自治组织,提高社区自治水平(46.14%),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联系(34.09%),以居民满意度为考核各项工作的重要标准(19.52%)。

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应有作用(70.84%),提高社区治理工作的效率(61.03%),增强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主动性(55.89%),对社区的整体公共服务水平(52.26%)和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有所提升(29.08%)。

课题组一致认为,江欣苑以党建为抓手,以新的理念、新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生动诠释了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实现了新时期基层党建与政权建设的统一,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2017年4月3日至4月13日

【问卷发放】面向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发放问卷12926份(包括网络推送和纸质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210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66%。

【样本构成】76.08%的受访者居住于城市地区,23.92%的受访者居住于乡村地区。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与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关键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快发展,我国逐步开始“村改居”的工作,“村改居”社区应运而生。所谓“村改居”是指农村地区建制实施“农转非”,农民的农业户籍转变为非农业户籍,将村民委员会这一基层自治组织转变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城乡社区治理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当前城乡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村改居”后形成的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层平台,需要新的、不同于城市社区居民治理的社区治理方式。

在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村改居”问题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创新了可借鉴的复合治理模式。江欣苑社区,是武汉最大的农民还建小区之一,面对“村改居”以后社区如何治理、如何发展的问题,江欣苑社区党委积极落实武汉市委关于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部署,带领居民探索了“一核引领、四元共治”的城乡社区治理模式: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构建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方共治的格局,走出一条以党的建设引领“村改居”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对于各地城乡社区治理具有高度的参考借鉴意义。

“村改居”给城乡社区治理带来新情况新任务新挑战

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机遇和挑战。总的来看,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与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城乡社区治理现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近年来,部分地区“撤村建居”,转型成为新型城市社区,走上了土地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协同推进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撤村建居”涉及到复杂的利益纠葛、生产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革,普遍存在拆迁难、安置难、就业难、稳定收入难、社会保障难和管理服务“真空期”等诸多治理难题,积淀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和突出问题,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我国的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村改居”治理,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尚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与治理模式,各地在“村改居”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偏重的问题,包括管理体制科层化、工作方式行政化、命令化等问题。部分“村改居”社区重视行政管理模式而忽视服务的理念,管理模式单一,无法适应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其次,多数城乡社区治理存在居民参与不足、社区自治能力不强的问题。撤村后,虽然村民在户籍身份上变为城市居民,却因为缺少新的联系纽带而出现疏离化的倾向,社区居民的自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淡薄,社区动员能力不足,弱化了社区自治的能力。除此之外,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相对缓慢也是城乡社区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调查中,受访者普遍认榈鼻啊按甯木印敝卫泶嬖谝恍┪侍狻F渲凶钔怀龅氖恰熬用衩媪偕矸葑换难题,无法真正融入社区生活”,有69.16%的受访者做出如此选择;其次是“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建设滞后”(58.29%)、“社区发展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40.99%)。另外,有38.7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村改居’治理中工作方式过于行政化、命令化”,14.63%的受访者认为“居民社区认同感较低,精神生活空虚”。

“村改居”是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孕育而生的社会变革,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发展阶段。这种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变化,引发了对“村改社区”如何完成集体经济向社区经济的转变;如何完成农村组织向社区组织的转变;如何完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向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转变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现代化的城乡社区治理去化解。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城中村”改造是城市治理面临的普遍难题。国外社会问题丛生、社会矛盾激化的贫民窟,多是因为“城中村”改造不力而形成的。因此,如何有效应对“村改居”过程的问题与矛盾,有效化解城乡社区治理难题,对于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都十分关键。

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关键是要突出基层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使党委在社会治理体制中处于总揽全局和协调统筹的领导地位。在城乡社区治理过程中,只有通过推动党的组织下沉和网格化管理,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把分散的群众有效地组织和团结起来,才能有力保障群众利益和稳定社会大局。

调查中,受访者一致认同基层党组织能够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其中,73.01%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能够“积极预防化解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71.69%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能够“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健全社区自治体系”,51.52%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能够“带头、示范、引领社区治理各项工作”,还有35.92%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可以“开展思想文化建设,推动社区文明发展”。

调研发现,江欣苑在城中村改造工作中,按照武汉市委关于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部署,坚持党建引领这个“红色引擎”,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着力强化政治引领和服务群众功能,强力推进社区党建工作,在思想政治、经济建设、社会服务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全面统筹社区各要素的重要作用,解决了社区治理“一盘散沙”的问题,有力破解了城中村改造管理服务“真空期”等诸多难题。

在思想政治上,凝聚社区多元主体,形成共建城市社区的合力。城中村改造打破了农村固有的利益格局,改变了农民多年的生产生活方式,需要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同时,农民“失地、失业、失收”后,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普遍存在着失落、焦虑、困惑等心态,需要党组织发挥“主心骨”作用,成为居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心理上的依靠。江欣苑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贯穿始终,在城中村改造全过程将组织建设、班子建设挺在前面,通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和延伸,将党员群众牢牢团结凝聚在周围,打造群众离不开、信得过的“红色阵地”,将全体居民凝聚成共建城乡社区的合力。

在经济建设上,平衡社区企业等各类社区经济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江欣苑社区党委在工作中强化培训引导,提升居民就业素质和能力;引领企业创新发展,开拓居民就业渠道;以居民就业与增收需求为导向,积极建立内外部资源互动机制和外部资源引入机制,走出了一条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惠民生、实现集体经济滚动式发展的道路。

在社会服务上,党员干部深入网格,准确把握居民需求,助推多元主体服务社^居民。“村改居”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打破了千百年来农村亲情相依的利益格局,需要社区党委及时将工作重心由原来的主要负责集体经济发展,转移到服务居民群众上来。江欣苑社区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村改社区”的转型,其中最关键的秘诀就是有一支党员骨干团队,“红色细胞”怀着对群众的满腔热情,通过发挥带头作用、深入走访动员、积极化解矛盾,专心致志做好服务,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文化建设上,充分挖掘民俗文化,引领居民打造社区文化,提高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从“农村”到“社区”,如何及时用“红色文化”教育引导居民群众,让这个群体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是“村改社区”党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工作。江欣苑社区党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高龙文化”,通过教育、培训、传承多方努力,帮助居民树立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社区价值取向,树立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使“村民”真正成为“居民”,在“红色文化”的熏陶和引领下共同谱写和谐幸福社区的优美乐章。

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核心也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是城乡社区治理所要秉持的基本理念,调查结果显示,城乡社区治理要做到以人为本,首先要“以改善民生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2.01%),其次要“不断改进‘为民服务’的办事方法”(60.91%),还要“健全社区自治组织,提高社区自治水平”(46.14%)、“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联系”(34.09%),另外,有19.52%的受访者认为要“以居民满意度为考核各项工作的重要标准”。

以人为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村改居”过程中,原有村民变为社区居民,依附在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从农民身上剥离开来,在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实现并轨的大背景下,“村改居”后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城乡社区治理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江欣苑社区根据“村改居”新居民的特点,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分担的办法。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公益设施建设,夯实为民服务基础。二是引进专业社工机构,开展社区专业服务。三是推动专业服务项目化,丰富为民服务项目。四是以土地换社保、以集体经济组织统筹缴纳基本社保费用,解决社区居民后顾之忧,提高居民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参与率,兼顾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

以人为本,提升居民发展能力与综合素质。除了社会保障之外,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是城乡社区治理需要重点解决的另一个难题。江欣苑社区为失地农民转岗就业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和指导。一是推进企业转型,拓宽再就业渠道。二是转变观念,营造再就业氛围。三是开展再就业培训,提高再就业的能力。四是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居民自主创业。制定行政事业费减免、贷款担保等创业优惠政策,并对居民创业进行测评,科学指导居民创业,降低创业风险,提高创业成功率。

以人为本,不断激发居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城乡社区治理的以人为本,还体现在居民对于社区事务高度参与的“主人翁”意识。从“农村”到“社区”的综合改造,不仅仅是简单更换名称、简单改变农民身份,而是一项夹杂着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多方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做好群众工作。江欣苑社区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造福群众”原则,社区所有重大事项全部实行村民表决;开通“民情直通车”“书记直通车”,健全共建自治体系,实行党务、居务、事务公开制度。同时,充分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这一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全方位、多形式的社区服务,提升居民群众参与度和归属感,做好“村改社区”的群众工作。

提高城乡社区治理能力,要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共治”模式

现代化城乡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遵循社区发展规律,破解社区行政化难题,引入多元治理主体,还原社区自治的本来面目。多元主体复合治理对城乡社区实现善治有诸多帮助,调查发现,70.84%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应有作用”,61.03%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有利于提高社区治理工作的效率”,55.89%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能够增强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主动性”,还有分别52.26%和29.08%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有利于“提高社区的整体公共服务水平”和“提升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对此,江欣苑社区创造“四元共治”模式为社区治理提供多元资源。为更好地推进“村改居”治理工作,江欣苑在党委领导下,构建了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元社区治理主体。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社区居委会积极组织社区各主体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社区企业主动承担起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提高了社区公益服务水平,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广泛的动力来源;社会力量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多元的外部资源。

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夯实社区复合治理的政治基础。社区党委应充分发挥区域领导核心作用,将辖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群众团队团结凝聚在一起。社区居民参与不能采取原子化的个体方式,而应采取组织化的方式进行,这对于居民尤其是“村改居”后的社区居民学会并适应公共生活很有意义。江欣苑社区“党社共治”的实现,使社区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有效实现了整合,形成了合力。让社区党员深入网格,准确把握居民需求;社区党组织科学分析居民需求,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推动社会组织转型;通过搭建平台、开展公益创投大赛等途径,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主体参与社区的治理,是社区多元共治的标志。社区社会组织不仅在政府资助和政策扶助下为居民提供公益性的社会服务、辅助社区管理,还能够聚集和调动社区内部最为草根的力量,使居民广泛地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推动社区民主,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多元共治需要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特别是社区草根组织的参与。江欣苑社区引进了40个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社区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引进专业化社工机构,参与各类事务管理和服务,成为武汉市和汉阳区多元共治的典型。

实现政府公共责任与社区公共责任的分担与融合。政府公共责任和公共服务与社区的良好对接、共治,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强化政府以民为本、服务社区的理念,而且能够提高政府的威信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双赢。首先,建章立制,建立党务居务财务公开制度、干部述职与民主评议制度等,保障决策民主公开。其次,进行政务流程的再造,使街道聚焦党的建设和公共服务管理。再次,探索政府与社区共治的机制,即街道公共服务与社区服务的衔接模式,使社区公共服务的承担模式由单纯的政府演变为社区、市场共担,形成街居互动、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联动机制。

社区居民自治体系的完善,为社区复合治理奠定根基。江欣苑社区党委和社区居委会始终把建立社区居民的自治共同体作为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目标,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坚持“四民”工作法、制定“微公约”等,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社会凝聚力、自治力和认知力,“三力合一”就是完善的自治。居民共治必然要找到实现的路径,必须具备共治的载体,江欣苑社区打造“非遗”传承园,提炼民俗文化精神,增强了社区居民认同感;搭建文化活悠教ǎ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文化涵养。

凝聚城乡社区治理的共识,需要全面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驱动作用

城乡社区治理要基于对城乡社区重塑或重构,在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塑造社区共同体,培育群体价值观。文化维系力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重要表征,江欣苑社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造和提升传统文化,引领新的社区文化的重构,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文化。

注重优秀传统文化改造与提升,推动社区文化发展与传承。建设民俗文化载体,弘扬民俗文化精神。基于传统民俗文化丰富的区域实际,江欣苑社区积极推动民俗文化载体“非遗”传承园的建设,挖掘民俗文化内涵,提炼民俗文化精神。打造民俗文化品牌,增强居民社区认同。实行商业化运营与公益化运营相结合,加强民俗文化品牌推广,通过文化品牌的集聚效应,将民俗文化与居民生活、经济发展联接起来,以增强民俗文化影响力。

搭建文化活动平台,提升居民文化涵养,共筑精神家园。通过市民学校、文化走廊、文体活动、楼道文化等形式,促使居民在新的文化活动中转变思想价值观念,培育新的生活方式,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居民群众生活在文化乐园里,形成了文化认同、家园认同、组织认同、价值认同,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得到极大增强。在社区的引领下,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搭建文化活动平台,还可以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涵养。江欣苑社区通过居民文化广场改造,对文化大舞台、中央广场、大门高龙雕塑景观和高龙博物馆进行提档升级改造,建成集活动、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场所,不断满足居民群众和国内外游客的需求。启动社区楼道文化走廊提档升级工程,将党史文化、廉政文化、妇联文化、工会文化等“红色文化”系列搬进楼道,让居民在出进之间耳濡目染,提升素质。

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需要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推进社区集体产业向高端转型;对于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城乡社区,应该整合文化资源,做大文化产业,做强文化品牌,不断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文化品牌效应。江欣苑社区开辟非遗产业发展新路,社区“武汉高龙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园”入选“aaa部级景区”“联合国千年非遗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全省首批文化和科技融合试点园区;加快发展“互联网+”新模式,江欣苑社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积极争取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建设智慧社区全国联盟总站;打造“互联网+非遗”品牌,建立中国手艺人数据库,用“智慧”推动社区文化产业发展。

提高城乡社区治理的内在活力,要以产业可持续发展为支撑

“村改居”后的城乡社区治理,既要履行城市社区的服务和自治职能,又要担负社区经济发展职能。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创业和再就业率,引领社区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代化城乡社区治理的必然要求。江欣苑社区党委面对因产业空心化导致失地、失业、失收的村民现状,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从长远发展着眼,科学管理经营,推动社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

从长远着眼,公平、透明、稳步推进股份制改革。“村改居”过程中的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对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社区集体经济经过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造后,将居民小组的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每个居民,要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按股份制经济模式治理、统一经营;在收入分配上,按集体股和个人股比例进行分配。如何顺利实现股份制改革,让全体居民公平分享改革收益,是“村改居”股份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创新发展理念,推动产业滚动发展、良性循环。保证“村改居”社区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社区党委牢牢把握资产处置和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江欣苑社区党委着力推进由过去“产―人―城”(由产业到人聚集,再到发展成一个城市),到现在“城―人―产”(从城市建设,到吸引人才,再到产业结构转型)的发展模式,让城市建设吸引人才,让人的发展带动产业的转型。在产业发展中,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推进社区集体产业向高端转型,推进居民就业由物业、保洁、绿化、保安等低技术含量岗位向高技术含量岗位转型;开辟非遗产业发展新路,整合文化资源,做大文化产业,做强文化品牌,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文化品牌效应。

以居民利益为优先考虑,带领群众就业致富。“村改居”工作应当着眼于保障“三失”农民的长远利益,避免“村民变股民、股民变灾民”困境,保证“社企共建、相融共生”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社区居民的共同富裕。江欣苑社区党委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充分发挥党员示范作用,推进“党员三带”行动(带头创新、带动就业、带领致富);针对失地农民失业失收的情况,社区党组织举办成功创业事迹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开展就业、创业励志启蒙教育,开阔居民思路、转变就业观念,提升居民职业技能。

武汉江欣苑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理论贡献与现实借鉴

课题组一致认为,江欣苑以党建为抓手,以新的理念、新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生动诠释了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实现了新时期基层党建与政权建设的统一,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江欣苑以党建为抓手,让民主发动群众、组织扎根群众、产业致富群众、服务凝聚群众、文化引领群众,生动诠释了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改革开放近40年后时展提出的重大课题。要深刻地认识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需要在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要求组织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产业体系、生态体系等领域的综合实践创新。

江欣苑以新的理念、新的探索、新的路径,实现了新时期基层党建与政权建设的统一。加强和强化基层党建,内在地要求必须紧抓党的领导,将基层党建与基层政权建设统合起来进行制度创新。在当前的经济政治社会形势下,将党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资源,作橥平社会治理转型的杠杆,有效整合多元经济社会资源、有效吸纳各方社会治理主体,继而进一步全面树立党的权威,提升党的领导地位,巩固党的基层执政基础。

江欣苑围绕经济建设、社会服务、文化建设等方面采取的综合性举措、取得的实质性成效,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边界的必然收缩。尤其是在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体系建构的初期,其他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需要以政府搭起完备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机制保障为前提。具体而言,政府部门的职责还体现在为产业的发展与转型、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渠道和平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健康运行等提供基础的政策环境、健全的规则体系,唯此才能充分调动各方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江欣苑的实践表明,加速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建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型,需要一个具有强大执政资源和治理能力的政府。这就要求将基层党建与基层政权建设统合起来,实现基层政权的政治功能与行政功能的统一。一方面,更充分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动员、组织与统筹功能,进一步确立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将基层党建工作嵌入到基层治理工作当中,针对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等新特点,将党建工作从政治领域进一步延伸到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各领域。

江欣苑的实践表明,加速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同步推进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居民群众治理理念的转变。由“管理”到“服务”、由“一元”到“多元”,不仅仅是治理模式和方式方法上的简单转变,而是重要的理念和观念上的更新。为此,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机制、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同时,只有使广大居民群众对民主管理、基层自治等概念及其重要性有深入的理解,在心理上产生广泛的认同,才能促使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活动之中。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6

关键词:社区;治理;路径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治道变革催生了“社区治理”理念,它主要表现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在治理理论视阈下,社区治理与传统的社区管理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治理主体的变化,即由单一的治理主体变为多元治理主体。”[1]p85在国外社区治理中,社区公共事务由原来政府单独负责,转为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共同负责。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具有其他一切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社区治理责任,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社区治理得好与不好,反映的是社区治理水平。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p29从此,城乡社区建设进入统筹推进、协调发展的新境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城乡社区治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对城乡社区发展趋势把握不准,对社区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社区运行机制和服务功能不完善,投入机制有缺陷;社区居民与社区成员单位参与意识薄弱,社区自治功能淡化;社区内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相对软弱涣散;城乡社区工作水平差距较大,区域之间不平衡;社区工作者队伍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迫切需要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社区日益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站在新的起点上,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发展大势,推进科学发展,努力实现发展新跨越。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为重要。

在新形势下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要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谋划、统筹城乡,着力提升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社会管理、共驻共建、社区党建水平,打造高素质的社区干部队伍,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民主化。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主要路径有:

第一,实行居站分设,完善社区治理机制。设立社区工作站,形成社区合作治理的局面,是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条件。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形势,加强党委和政府对社区工作的领导,完善基层管理体制,可以在城乡社区实行居站分设,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社区工作站,为居民提供由政府埋单的公共服务和居民埋单的个性化服务。在分设模式、下属模式、条属模式和专干模式中,下属模式比较好地体现了立法精神,可重点推广。社区工作站应实行“一站式服务、一体化管理”,做到统一招聘,统一身份,统一员额,统一待遇,统一管理,统一使用。工作站站长可由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兼任,工作人员来自社会招聘或吸收现有有关部门的协管人员,费用根据项目由政府打捆包干。要通过社区工作站建设实现行政性服务、福利性服务、社会化服务三位一体。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空间存在于社区内部事务的社会性治理之中。政府要从传统的行政控制者、资源汲取者向社区治理者、公共物品和资源的提供者转变,真正进行推动社区发展的行政性治理,培育社区自治力量,开辟社区自治空间,加强制度、政策和资源供给,推动社区合作治理的形成与完善。

第二,健全三项制度,提升社区自治水平。搞好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提升城乡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为了建立社区民主治理的长效机制,要针对社区居委会体制改革后的实际,健全三项制度,即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民主决策重在推行社区重大事项居民听证制、社区重大事项决定票决制;民主管理重在推行党务、居(村)务公开制,居(村)民说事议事制,民情反馈制;民主监督重在建立居务、村务监督制(通过居民监督委员会或村民监督委员会进行),推行社区“两委”成员向居民和党员代表述职并接受评议制度。要合理划分基层政府与居民自治组织的事权,明确政府委托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真正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要不断拓展基层群众自治事项,探索完善民评政、民评官等民主监督的形式和程序,推动居民自治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第三,培育社会组织,增强社区自治功能。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挥作用,是提升城乡治理水平的希望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3]p30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治功能。”[4]培育社会组织,增强社区自治功能,一是改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党委和政府要把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真正提到日程上来,纳入规划,并在具体工作中督促落实,做到管理和培育两手都要硬。要科学定位社会组织功能作用,真正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要推进政事公开,逐步理清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为社会组织发挥应有作用提供空间和舞台。二是完善社会组织结构和布局。要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求和社会发展客观需要出发,积极促进以志愿服务、慈善公益、老龄工作等为主要内容的联合性、专业性社团组织发展;积极发展符合产业发展方向、适应市场化进程的行业性社会组织;鼓励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和农村专业性经济组织。要在现有社区群众性组织基础上,重点培育若干专门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以各种组织为载体,发动和组织居民群众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社区活动。三是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要从法律层次规范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能、权利和义务、设立条件、审批程序、运行机制等;要制定社会组织行为规则,使社会组织和服务对象的维权工作真正的有法可依,有效解决社会组织管理法规可操作性差的问题;要对现有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规章进行清理,解决社会组织管理法规不完善、不系统、相互冲突的问题。社会组织必须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制度体系,形成自律机制。

第四,建立服务标准,提升社区服务质效。社区服务标准化是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我们要依据社区的需求来确定服务项目,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社区服务体系,体现“大服务”的理念,形成由政府引导,居(村)委会进行组织、协调,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新型机制。要通过社区服务标准化试点,建立通用要求、劳动保障、救助帮扶、居家养老、卫生计生、文化体育、教育服务、治安安全、区(村)容环境、便民利民等9个方面的服务规范,建立以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为一体的标准体系。在注重社区服务福利性同时,要把社区服务引向走产业化的道路,以自我发展来解决不同领域的各种矛盾和需求。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和效益,捷径之一是建立社区信息化管理系统,组建集社区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社区信息化网络。要按照一线连接、一键直通、一网受理的理念加强社区信息化建设,基本形成“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方便快捷、惠及全民”的工作格局。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化重点在保障业务流程畅通,社区商业服务信息化重点在确保信用信息整合,社区自治服务信息化重点在扩大广泛参与。结合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和自治服务的特点,完善社区服务信息化的服务体系和监督机制,是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的根本保障。[5]p60同时,要努力实现政府的公共服务网与社区服务网无缝对接;理顺工作流程,实现社区服务站与街道(乡镇)各科室、职能站所、“一站式”办公大厅和社区服务中心有机对接。

第五,优化干部队伍,实现社区工作者专业化。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环节。我们要从“选”、“育”、“管”三个方面入手,打造过得硬的社区干部队伍。一是注重从大中专毕业生、复退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中选拔培养社区工作者。二是加强对社区干部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三是加快社区干部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进程。四是健全社区工作者保障机制。各县市区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和居(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及时调整社区组织办公活动经费标准及社区干部的报酬标准,建立社区工作经费、社区工作者收入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机制。要尽快制定离任社区干部待遇的具体办法。

第六,夯实战斗堡垒,增强社区党组织治理能力。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是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广大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6]社区党组织建设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城乡社会结构变化的实际,通过设立党员联络服务站、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等多种形式,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领导体系;要广泛开展党员设岗定责、创先争优、“在职党员进社区”等活动,构筑社区党员联系和服务居民的网络;要建立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党建协商共建机制,发挥社区党组织在城乡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构建城乡统筹的社区党建新格局;要及时将社区退休人员、复转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流动人口中的党员纳入社区党员教育管理范围,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在社区治理视阈下,社区党组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增强自身的治理能力:其一,引领方向能力。为此,一要通过总揽全局引领方向;二要通过建章立制引领方向;三要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方向。其二,资源整合能力。社区党组织要“统筹城乡基层党建工作,促进以城带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加强城乡基层党建资源整合,普遍推行机关、企业、社区党组织同农村党组织结对帮扶等做法,推动城乡基层党组织互相促进。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建立稳定规范的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保障制度。”[7]要本着目标一致、要求一致、保障一致、形式多样的原则,创新社区党员的分类管理体制。要探索建立社区各类组织运行机制,深化完善党建工作协调机制。要综合利用社区内各党组织所掌控的资源,形成社区整体性资源配置优势。要拓展挖掘社区各种资源,建构社区资源网络,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资源的共享和利用。其三,矛盾调处能力。社区党组织要善于调处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城乡社区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实现城乡社区的“无缝隙”管理。

参考文献:

[1]王彩云,姜元奎.治理视阈下社区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探析[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2][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

[5]孙宇,王金祥.社区信息化建设的三维视角透析[J].情报资料工作,2008(2).

[6][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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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张国祥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7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及第一卷、第二卷,是系统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政法系统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心得汇编大全。希望大家喜欢!

01

准确把握形势牢记使命重托不断提升公安机关保民平安维护稳定能力水平

通过专题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和总书记在人民警察队伍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精神,深切感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做好政法公安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在学懂弄通做实的基础上,围绕“四个力”下功夫,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要提升驾驭形势的“判断力”。总书记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分析判断公安工作面临的形势,必须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断,主动置于国际国内大背景下研究,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增强“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精准把握问题所在、表现形式、发展趋势,做好各项准备,有力有效应对。

要提升科学指挥的“决策力”。科学指挥决策的能力,是政法领导干部的核心能力、关键能力。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善于用政治眼光看待问题、以社会效果考虑问题、靠法律手段处理问题。要提升决策前瞻性,既分析矛盾的现实情况,又考虑事物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超前预判互联网环境可能对事态发展的影响,科学审慎作出决策。要善于把握时度效,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多方比较、权衡利弊,找准最佳时机,采取最优方法,赢得最好效果。

要提升担当斗争的“意志力”。有没有斗争意志、敢不敢斗争较量,是衡量能不能担当的重要标尺。要发扬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哪里风险最大、情况最紧急、群众最需要,领导干部就要出现在哪里、战斗在哪里。在与不法分子、黑恶势力面对面较量时,要敢于出手、主动亮剑;对队伍中的违纪违法行为,要刀刃向内、动真碰硬,只要是对党的事业、对公安工作、对人民群众有益的事,就应当理直气壮地去做。

要提升优秀人才的“汇聚力”。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公安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围绕打赢高水平对手、打赢职业化对手、打赢未来对手的目标,健全完善岗位交流、职业训练、考核评估、选拔任用等人才培养机制,不断提升队伍战斗力,为江苏公安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提供高素质的队伍保证。

02

准确把握新思想精髓全面推进江苏高质量司法实践走向深入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的最新教材,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明了新时代政法工作的使命任务、总体思路、工作重点。

深入学习贯彻《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一要准确把握政治与法治的关系,牢牢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绝对领导。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要求,增强“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的政治意识,把法治思维、政治思维,法治方式、政治智慧有机融合,努力实现“三个效果”统一。

二要准确把握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围绕省委谋划“十四五”规划五大课题,找准法院工作服务大局结合点,完善司法政策,妥善审理案件,延伸司法职能,推进高水平平安江苏、高品质法治江苏建设,提高服务保障针对性实效性精准性。三要准确把握保障与引领的关系,更好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坚持保障合法权益、引领正气正义相结合,贯彻实施民法典,维护民生权益,推进诉讼服务智能化精准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四要准确把握预防与化解的关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统筹推进矛盾纠纷预防与化解,下好源头预防“先手棋”,融入多元化解“快车道”。

完善诉讼与非诉讼对接机制,深化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把司法治理效果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五要准确把握放权与监督的关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深入贯彻落实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精神,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完善权利责任清单,以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双轮驱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行稳致远。

六要准确把握严管与厚爱的关系,锻造过硬法院队伍。学习贯彻训词精神,扎实开展教育整顿试点,拓展思想教育深度,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强化纪法约束硬度,提高组织关怀温度,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法院队伍。

03

更好发挥检察机关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检察机关学习贯彻《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关键是要认真参悟其中蕴含的强大真理力量、思想力量,特别要对照总书记对政法工作、检察工作的指示,以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更好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点是持续深化“三官一律进网格”。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三官一律进网格”既是抗击疫情的高招,也是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实招。要持续深化“检察官进网格”,积极将不起诉宣告、行政争议化解听证、公益诉讼线索搜集等办案工作放在基层。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核心是结合办案参与社会治理。要将每一个案件的办理,都当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良机。在诉权行使上,既不能简单“不诉了之”,也不能简单“一诉了之”,而要通过办案修复被违法犯罪损坏的社会关系。作出不起诉决定前,既要督促被不起诉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又要移送相关职能部门对该处分或处罚的给予相应处理,必要时还要由检察机关开展训诫教育。起诉的案件,也不能一诉了之,特别对涉及到企业的,要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办案中发现的政府管理、社会治理问题,还要充分发挥检察建议作用,积极帮助堵住社会治理漏洞。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当务之急是建好用好刑事和解平台。今年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将“建立全省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平台”明确为“政法强基十件实事”之一。省检察院将联合省司法厅在全省全面推开刑事和解工作,依托刑事和解平台运行,促进更多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消除积怨,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力量。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根本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为保障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而司法,是检察机关安身立命的根本。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贯穿到检察工作全过程、各环节。要带着感情做好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认罪认罚从宽、公益诉讼检察等各项工作,将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检察办案理念、工作观念和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

04

学思践悟治国理政新思想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及第一卷、第二卷,是系统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是生动反映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砥砺前行伟大实践的经典教材。《谈治国理政》三卷,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战略性的重大思想观点,反复强调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我们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近年来,全省政法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秉持“大抓基层、大抓基础”导向,基层网格化治理机制更加成熟、基层防控风险屏障更加牢固、基层社会治安驾驭能力更加过硬、基层民生服务保障更加优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夺取“双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社会治理的核心。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基层社会治理一系列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深化拓展、提炼完善上下功夫。一是以防范化解风险为立足点,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和“全周期管理”意识,全面落实风险防控“四项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健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进一步筑牢基层社会治理屏障。二是以“三治”紧密结合为着力点,做强党建引领,做实自治基础,做优法治保障,做厚德治教化,进一步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三是以“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为突破点,加快出台网格化服务管理办法,完善网格工作清单和准入机制,推动建立以12345为主叫号码的基层社会治理联动响应机制,推动市县乡三级社会治理现代化综合指挥中心全覆盖,加大专职网格员配备和网格员职业保障力度,进一步增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四是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围绕省委提出的“扎实开展试点、走在全国前列”要求,指导各地积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项目,形成春色满园、亮点纷呈的良好局面,进一步优化基层社会治理质态。

05

以理论学习新高度推动开创工作新局面

江苏司法行政系统深入学习贯彻《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精神,自觉做新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奋力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展现率先作为,在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中彰显责任担当。

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模范机关。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落实基层党建“五聚焦五落实”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律师行业党建“四大工程”,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

紧紧围绕“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切实发挥法治稳预期、固根本、利长远作用,让法治成为江苏发展核心竞争力。科学制定和高标落实法治江苏、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建设法治社会“五个体系”。聚焦“新发展格局”,加快法治市场建设,打造对外开放法治服务品牌,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纵深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施非诉纠纷化解“四大工程”,构建矛盾纠纷“分级诊疗”机制,切实防范矛盾“外溢上行”。坚持以开放性架构吸纳社会力量,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水平。

紧紧围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满意度。按照“两快”“两全”要求,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健全“民意12348”工作机制,创新完善“一站式”“综合化”服务模式,真正让公共法律服务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紧紧围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提升司法行政改革质效。精心做好法治江苏建设以及司法行政发展等“1+3”规划编制,坚持以深化改革补短板、强基础,以信息化促进标准化、牵引实战化,不断增强司法行政发展内生力、原动力。

06

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不断开创隐蔽战线工作新局面

国家安全机关要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刻把握两个大局,在服务党中央、服务和加强平安江苏、法治江苏建设两个方面担当尽责、奋发作为,更加有力保障“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是把握时代使命,强化政治担当。国家安全机关要进一步学好用好《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和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忠于职守、勇于担当,在隐蔽战线上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切实服务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坚决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二是弘扬斗争精神,直面风险挑战。突出维护政治安全,高度关注可能危害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潜流暗流,持续强化反间谍斗争,大力加强《江苏省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条例》的普法执法,高质量推进政法强基十件实事,积极构建全党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反间谍斗争新格局。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8

同志们:

按照中央、省委、市委的统一部署要求,今天我们用半天的时间,召开2020年度X区党(工)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述责述廉会议,主要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届五中全会精神,总结和评议基层党建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组织部分党组织负责同志就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开展述责述廉,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推动全区基层党建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水平全面提升全面进步。

市委组织部对我区基层党建工作非常关心、十分支持,多次给予具体指导。今天,市委组织部X、X同志专程出席这次会议,一会儿X同志还要作点评讲话,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感谢!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区委常委,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X公司、X公司党委书记,区直各单位党组书记,以及部分来自基层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干部群众代表。

根据会议安排,下面请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就抓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述职,X街道办事处、X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和司法局党组书记开展述责述廉。大家要坚持问题导向,概括讲成绩,重点谈问题,清晰说打算。每位同志述职后,我与X同志、X同志将进行点评,其他班子成员也可结合工作分工进行点评,如有问题,与会同志可以现场提问。述职测评表和述责述廉民主测评表已经发给与会同志,大家可以边听边按照有关要求填写,也可以全部听完以后集中填写,会后大家把测评表放在原位,由工作人员统一收回。

1.首先请X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X同志述职

……

下面,由我对X同志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进行点评提问

2.请X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X同志述职

……

请X同志对X同志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进行点评提问

3.请X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X同志述职

……

请X同志对X同志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进行点评提问

……

刚才,各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就抓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述职,X街道办事处、X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和司法局党组书记进行了述责述廉。除了这X个街道办事处外,我们还将先进制造业集聚区管委会、区直机关工委、X公司、中实公司和区直各单位党组纳入述职范围,这些单位是书面述职,材料已经印发给大家。

大家对各述职发言有什么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可以现场提问。

各位区委常委还有什么问题?

……

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位成员及办公室同志还有什么问题?

……

各位来自基层的“两代表一委员”和其他干部群众代表还有什么问题?

……

下面,请市委组织部X同志作点评讲话。大家欢迎!

……

刚才,各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分别作了述职发言,集中展示了去年抓基层党建工作的成果,重点查找了差距、剖析了原因,也谈了今年工作打算。X名同志结合各单位实际,向大家报告了履行党(工)委(党组)主体责任有关情况,并回答了提问。市委组织部同志站在全市大局,对我区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精辟点评,既肯定了我们的工作,也指出了差距和问题,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建工作提供了指导,我们要认真领会落实。

去年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组织部的精心指导下,全区各级党组织以“X党建计划”巩固提升年为契机,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五个两”要求,以实施“X”党建工程为抓手,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持之以恒抓创新求突破,基层党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党建责任全面落实。全区各级党组织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理念,把党建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认真履行党建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职责,层层签订党建目标责任书,建立书记抓党建工作台账,实行“三单制”管理,营造了大抓基层党建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强化了党建工作责任落实。二是基层基础得到夯实。以实施“X”党建工程为载体,投入X余万元,共改造、新建、提升党建示范点X个,着力打造“一区一带一圈”党建格局,取得了“看得见、评价好、居民满意”的实效,《X日报》在头版刊登我区基层党建示范点特色做法;在全区所有街道和社区建立了区域党委和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协商解决问题X个,共享场地、物资等X个(处),实现了事务共商、资源共享。深入开展“星级创评、分类定级”活动,对评选出的X个星级“两新”党组织,按星级分别给予党建经费奖励,对工作突出的X公司党委和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党支部分别给予X万元奖励,进一步激发“两新”组织做好党建工作的热情。强化党员教育管理,依托“X党建服务平台”,创新推出组织关系在线接转、“三会一课”线上调阅、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网上预约等功能,先后在线接转组织关系X人次,调阅“三会一课”记录X条,受理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网上预约X批,推送政治生日短信X条。三是党建创新取得实效。创新组织生活形式,整合辖区各类党建资源,打造X个不同类型的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先后有X余名党员到基地开展组织生活,《光明日报》《X日报》等媒体先后对我区进行采访报道。在全市率先建立国有企业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创新“十联十共”地企党建新模式,得到地企双方充分认可。X月X日,全市国有企业党建第一次联席会议在我区召开,我区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党建引领下的“三社联动”服务成效日益凸显,为基层群众提供X大类X项便民服务,累计受理服务事项X万项,群众满意率达X%,得到中组部、国家民政部和省民政厅的充分认可,全市“三社联动”工作现场会在我区观摩召开。

一年来我区基层党建工作有了明显进步,但也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比如:在责任落实方面,部分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的主业意识不够强,对肩负的党建担子有多重、责任有多大认识不清,把党建工作作为软指标,工作责任落实停留在安排部署上,亲自抓的力度不够;在机关党建工作方面,基层党组织七项制度落实不规范、不严格,工作抓创新力度不够,党建亮点特色不够突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方面,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落实不到位、管理不充分等问题,部分非公企业党组织引领企业发展的作用不明显,党建阵地建设不规范,党员活动不经常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发挥和全区党建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下面,我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新形势下基层组织建设质量水平全面提升,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基层党建工作新要求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区各级党组织一定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认真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推动新形势下基层组织建设质量水平全面提升。一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基层党建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回答了基层党建怎么看、抓什么、如何抓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建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系列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思想和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抓好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的核心思想。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刻领会理解其精神实质,扎扎实实做好基层党建各项工作。二是用党的系列全会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了组织工作新的历史使命,对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推进党务公开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系列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学以致用,学用相长,着力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求实效,推动系列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三是增强抓好基层党建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抓基层、打基础,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固本之策,事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事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全区各级党组织书记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认识当前基层党建面临的新形势,增强抓好基层党建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和政治自觉,坚决维护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推动新形势下基层组织建设质量水平全面提升,使党的基层基础更加牢固。

二、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推动党建工作全面进步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这是党中央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新部署新要求。我们要强化问题导向,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方位、全领域建强基层党组织,全面提升我区基层党建整体水平。一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加强新时代基层党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政治建设贯穿基层组织建设各方面全过程,使基层党组织铸牢魂、扎稳根;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基层,理直气壮加强党组织对基层各类组织的统领。要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持续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建设融学思践悟于一体的新时代大讲堂为契机,整合各类教育培训资源,以党员群众需求为导向,采取集中讲习、流动讲习、网络讲习等形式,促进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全面系统、科学准确地理解掌握党的系列全会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团结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垒,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二要强化带头人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强不强,关键要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全区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各级党组织要以这次集中换届为契机,坚持和落实“三有三带”标准,采取内部“选”、上级“派”、社会“招”等多种方式选优配强社区党组织书记,特别是村改居社区党组织书记。要持续加大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力度,有计划地组织赴外地学习考察,切实提高抓党建、促发展、强服务、促和谐的能力,让他们更好地履职尽责。要坚持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全面落实工作报酬和待遇,严格考核奖惩,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动力。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落实好党支部会议制度、党课制度、主题党日制度、民主生活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党员汇报制度和报告工作制度等七项制度。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支部组织活动不落实、不经常、不规范的问题。创新组织生活方式,充分利用已建成的X个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及时更新活动菜单,灵活设置活动流程,进一步提升组织生活吸引力,强化对党员群众的教育管理,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四是全力打造党建示范点。要按照“一区一带一圈”党建格局,按照“一办一品牌一社一特色”的思路,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精心设计特色鲜明、亮点突出、成效显著、群众满意的党建品牌,着力打造一批树得起、立得住、推得开的基层党建示范点,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全区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升全面进步。五是深化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的聚焦服务作用,推进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驻区单位和“两新”组织以及志愿者队伍、党员群众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新格局,整合各类资源,延伸党建触角,实现党建共商、事务共管、资源共享,激发党建工作新活力。六是推进地企党建机制。要以X区国有企业党建联席会议为平台,开展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和工作研讨,以街道社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为载体,积极与国有企业党组织开展各种类型的共建联建活动,实现国企党建与地方发展的“两促进、两提升”。七是扩大党的组织覆盖。要持续开展“两新”党组织“星级创评、分类定级”工作,深入推进互联网企业、园区、商圈、商务楼宇等新兴领域党建;要继续开展党员“亮身份、当先锋”“三亮三比三创”活动,夯实机关党建;要加大开展“三分类三升级”活动,着力促进学校党建工作全面提升。

三、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党建各项任务取得实效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9

社会管理能力是基层政府的基础性能力,是基层政府培育社会与公民自治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基层政府与社会和公民间直接互动的综合性能力。亟待完善的科层制,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沉重的财政负担以及“官民”比例严重失调是制约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准确定位社会管理建设重点,科学设计指标测评体系、积极借鉴西方社会管理的最新理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重构内外政府管理体制,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内在能力、以现代公务员制度建设为核心,夯实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等方面是提升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建设的几个关键点。

[关键词]

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社会管理能力;社会管理体制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基层政府(县/县级市、区以及乡镇)是我国政府层级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管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层政府来完成的,所以社会管理能力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基层政府的形象以及工作质量,同时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也成为考验基层公务员工作能力以及机构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衡量基层公务员综合能力的一杆标尺。所以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如何,直接影响到我国基层干群关系的发展,影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内涵与特征

关于社会管理能力,理论界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切或是权威的概念,学者们主要还是根据社会管理的内容来分析社会管理能力的表现形式或领域。比如,丁元竹认为,提升社会管理能力要特别高度重视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能力,提高各类社会管理主体妥善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以及政府战略性社会管理能力等三个方面。[1]如果以“政府主体”为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社会管理能力实质上就是指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组织(包括行政授权性的其他组织)在依法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和社会组织自治,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以及质量能否极大满足我们社会和公众的需求的一种过程。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联系我国政府管理的实际,笔者认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内涵和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一)社会管理能力是基层政府的基础性能力

任何一级政府都必须具备自身的能力,也即政府能力。国内外学者就政府能力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阿尔蒙德认为,政府能力是指政府能否成功地适应环境挑战的程度。[2]国内有学者认为,政府能力是指政府有效治理自身,有效治理社会所具有的总体力量和能量。[3]其实,无论哪种角度的阐述,政府能力实质都包含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尤其是对于基层政府来说,由于其具有承上启下,联结城乡,上下结合,直接面对社会和公民的“基层性”基本特征,这就决定了社会管理在基层政府管理,社会管理能力在基层政府能力中的基础性地位。

(二)社会管理能力是基层政府培育社会与公民自治的核心驱动力

在研究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时,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政府需要为人民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而这些靠个人的努力是完全做不到或无法做的那样好的。”[4]也就是在更多领域,政府应学会对权力的舍弃,实现“绝对控权”向“适度放权”的转变;把权力尤其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力让渡给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真正实现政府“主导作用”向“引导作用”的彻底转变。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尤其如此,如何更好地还权(利)于社、还权(利)于民,积极培育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社会”,提升它们的自治能力,自治能力的提升已经成为衡量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要在较短时期内提升社会和公民的自治能力,政府必然成为最主要的推手,而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也必将成为培育社会和公民自治的核心驱动力。

(三)社会管理能力是基层政府与社会和公民间直接互动的综合性能力

从社会管理主体构成的角度来看,它是由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和公民等多元主体构成的一个综合体。由于基层政府自身的特点,决定着它在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有更加畅通的渠道、更加宽泛的领域让其他社会管理主体积极参与其中;而对于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来说,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权利的实现也基本上是通过基层政府来实现的。在实际的社会管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间的互动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必要的,如果没有互动就形成不了互补,但是也只有那些积极的良性的互动最终才有可能是互补的。[5]作为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都必然要包括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各类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及公民个体的“自我管理”及“参与政府管理”的一种综合性能力。同时,这些主体间的能力又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一种主体能力的提升必然带动另外一种主体能力的提升;反之,一种主体能力的弱化也必然造成另外一种主体能力的弱化。

二、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缺失及其原因分析

(一)亟待完善的科层制制约着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

从政府管理体制方面来看,我国官僚制(科层制)尚未有效建立。官僚制在集约效率和业务范围方面,优于其他形式且可以正式运用于所有各种行政任务。[6]众所周知,在我国尤其是地方政府层面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样一个通病,即目标理想化,手段简单化,过程形式化,从而导致改革往往半途而废甚至背道而驰。无论是市管县体制还是“乡政村治”的改革,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与我们当初设计的改革目标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偏离了原来的改革方向。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的背景下,作为与社会管理能力直接相关的社会管理体制也尚未形成。仅从社会管理主体而言,政府社会管理行为由于受到单一的路径依赖,难以从传统社会管理行为模式桎梏中解放出来,无法承担起制度安排的制定者和服务及产品供给监督者的角色,最终导致政府成为社会服务供给的单一主体。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基层政府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体现,都是由基层公务员来完成的。而作为基层政府机构的主人公,具有高素质和专业性是最基本的。然而,从现今的统计数据分析我们可知,我国基层政府在引进专业人才、提高管理人员素质、优化管理队伍方面存在比较大的欠缺。[7]一些专业人才在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可能会短时间在基层政府服务,但却是无法做到长时间呆在基层、服务基层。而且从我国目前的国情以及行政体制改革在基层还得不到完善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集体素质不高已经是一个“通病”。

(二)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给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国正处于一种传统向现代过渡,甚至在大多领域传统特征还更加明显的混合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诸如城乡之间及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加剧、群体突发事件、非常规的公共安全问题等。面对涌现出来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内容将愈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管理中的“难点”甚至“盲点”也必将增多,这对任何一级政府的社会管理来说都是新的考验和挑战。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他们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和严峻,一方面上级政府往往会制定考核指标,施加压力,要求基层政府能有效化解一些诸如乡镇自治,村民自治等形式在缺乏上级政府监管和群众监督的情况下,表现出比较“任性”的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无论在人员、组织、物质和技术保障还是管理理念、处理经验和应对能力等方面都明显难以适应这种变化,这就更加容易引起社会与政府间的对立,给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带来了更加严峻的风险和挑战。

(三)沉重的财政负担影响了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机构和权力的有效运行

众所周知,我国的行政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多年都高居世界第一。而从我国目前的财政分配体制来看,基层政府主要靠财权高度集中中央来支持,导致财权有限,从而导致我国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建设的优化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8]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每个县的平均赤字约1亿元,全国县域单位中有四分之三属于赤字县,“吃饭财政”成为我国绝大多数县的代名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以上的县只有118个,仅占全国县级总数的5.89%。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层次仍然偏低,经济发展基本要素供应不足,县域经济的第一产业(农业)比重约25%。[9]与县级政府相比,乡镇政府的财政状况更有雪上加霜之势,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方债务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乡镇政府的负债总额在2200亿元左右,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10]客观来说,近些年基层政府的债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化解,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庶为财政之母”,沉重的财政负担严重制约着社会管理效率的提升。此外,影响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建设的还有其它因素,如理论界研究成果的不足,电子政务建设落后,等等。

三、加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建设的关键点

(一)准确定位社会管理建设重点,科学设计指标测评体系

“社会管理职能,主要包括政府承担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协调社会矛盾、保证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的职能。”[11]结合基层政府的管理特点,我们认为在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建设的重点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地执行上级政府分派的社会管理事务;二是优化制度、自然和人文环境,构建并维护社会和谐局面;三是尊重民意,培育公民社会,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四是加快新型社会管理体系的创新,促进区域内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优质化和均等化。社会管理能力是一种可以量化并科学测量的能力,制定科学的测评体系有利于其能力的提升。目前虽有学者采用了以“政府管理能力为导向”来研究构建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12]对于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测定体系,还必须紧紧围绕其建设的重点内容,就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基层政府分门别类地进行设计,在具体方法方面可以采用指标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

(二)积极借鉴西方社会管理的最新理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管理”在我国学界的研究实际上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成果较多但不精深。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社会问题复杂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公共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管理创新早已不再仅仅是政府或者单个行政组织的事情,需要涉及到多个行政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甚至包括私人组织、非盈利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协同合作。[13]对于我国包括基层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来说,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借鉴西方学术界有关社会管理的先进理论,如多元主体协作理论、合作网络理论、协同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等等,并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到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去;二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理念的转变。“管理”的实质是传统行政模式下国家统治社会的一种方式、手段和理念,无法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三是要构建适合基层政府实际的社会管理创新体制。明确好党委领导的范围,理清好政府负责的权限,界定好社会协同的内容及公众参与程度。

(三)重构内外政府管理体制,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内在能力

从外部机制来看,就是要坚持并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县体制和“乡政村治”基本格局和要求,完善基层政府的外部组织关系。从内部机制来看,必须按照“大部制”的内在要求,实现职能相近部门的有序重组,从而达到“部门精炼、人员精干、职能精确”,继而建立一级学习型、可持续发展的基层组织。作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能力,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对上级政府社会管理的执行能力。基层政府是连接上级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上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几乎都需要通过基层政府的执行才能真正贯彻下去,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灵活贯彻执行。二是基层政府自身应具备的社会管理的能力。作为一级完整意义上的政府,同样承担着社会管理的职能,从政策的制定、执行到纠偏、反馈及总结等几个环节都需要增强主动性、积极性和前瞻性的意识和能力。三是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和公民“自我管理”的能力。基层政府自身要学会管理社会,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和公民学会自我管理。

(四)以现代公务员制度建设为核心,夯实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一是要搞好人力资源管理,加快建设“三满意”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公务员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群众满意、公务员满意和组织满意的“三满意”制度。[14]必须按照现代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加强公务员“入口”、“管理”和“出口”三个环节的制度创新,建立适合基层政府工作需要的公务员管理制度。二是要化解基层政府债务,增强财力保障。政府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政治组织,财政实力是衡量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加强增源节流是基础,完善财政管理制度是保障。三是要采用先进技术,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政府办公效率,创新管理体制,为公众提供更多便捷优质的服务。[15]关于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建设的研究对于学界来说是一个亟待加强的课题。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质的变化,而必须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基层政府和广大乡村的实际情况,依靠体制内、体制外的制度及物质力量,在不断的实践建设中加以提升。

作者:何植民许应祥单位: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丁元竹.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三点思考[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9).

[2]李培文.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3,(2).

[3]黄建洪.现代政府能力:内涵、特征与要素[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11,(6).

[4]施惠玲.改革开放30年社会管理现代化反思[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5]乔耀章.论社会治理原理与原则[J].公共行政,2014,(4).

[6]许才明.乡镇治理模式:观点辨析及近期选择[J].求实,2011,(8).

[7]颜金,陈能华.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以X镇为例[J].学术论坛,2015,(2).

[8]宋立,刘树杰.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事权财权配置[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28.

[9]中国每县赤字约一亿,县级财政等于吃饭财政[eB/oL].

[11]李超显,曾润喜,徐晓林.Dea在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绩效评估中的应用研究———以湖南为例[J].情报杂志,2012,(8).

[12]黄强等.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基于网络治理的局限性[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8).

[13]陈振明,耿旭.社会管理创新的进展[J].东南学术,2013,(4).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10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注重将学历高、素质高、能力强、热爱社区的人员选到社区工作,并作为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进行培养。下面小编整理了X区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情况报告,欢迎查阅。

按照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联合下发《关于组织开展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等有关工作调研的通知》要求,现就X区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等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一)经验做法

1、抓基础,创新基层组织设置。按照合理配置资源、便于管理和方便党员群众的原则,打破隶属界限,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灵活科学设置党的组织。一是按片区设置党组织。根据片区、楼栋划分和党员分布情况设置党支部、党小组,形成社区小网格内片区型组织网络。二是按产业设置党组织。根据“地域相邻、行业相近”的原则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行业协会及商务楼宇上,形成新经济、新社会组织产业型组织网络。三是按功能设置党组织。根据社区党员爱好特点、专业特长等,建立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文体活动宣传队、夕阳红党支部等,形成功能型组织网络,在全区形成了“布局合理、覆盖广泛、灵活多样、功能明晰”的组织网络体系,为党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奠定坚实基础。例如,X社区在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建立了X党支部,实现了党组织的合理设置,促进了党支部作用的发挥。

2、抓创新,丰富为民服务载体。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机制,把服务群众作为党建互联互通的切入点,按照出精品、创品牌、显特色、上台阶的总体思路,围绕社区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服务载体创新、服务功能提升等重点工作,我们提出了“一社区一品牌”的创建目标,并采取年初定项目、年中抓管理、年底严考核的方式,对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实施“项目化”管理,相继打造出X等数十个党建特色品牌,深受居民群众的普遍认可和好评。

3、抓保障,强化基层制度建设。通过夯实制度、思想、组织“三个基础”,建立了督促考评、责任追究、群众监督“三项机制”,注重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与实行居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与提高议事能力、大力推广与创新完善“三个结合”,在城市社区推行了“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使民主自治机制更加完善、决策更加科学、社区更加和谐、群众更加满意。今年以来,先后解决公益性、社会性重大事项X余件,涉及金额X余万元。通过“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的推行,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要求贯穿到党组织工作的各个环节,推动了党的领导与群众自治的有机统一,党领导下的社区民主自治机制更加完善。例如,X社区内停车难、乱停车的问题,居民意见较大,社区党组织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纳入“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程序,在不影响居民生活的前提下,对小区空地进行改造,有效解决了停车难、乱停车的问题,用新办法解决了老问题,居民群众十分满意,社区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度明显提升。

(二)存在问题

1、发挥“引擎”作用不够突出。虽然绝大多数社区党组织发挥作用比较好,但也存在少数村改居社区党组织习惯于用老思想、老办法办事,与新时期党建工作和党员对党组织的要求有差距,缺乏创新精神,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需进一步提升。

2、发挥“引领”作用不够积极。村改居社区党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有劳动技能、懂经营、会管理、能带领一方群众致富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带头人还比较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还不够明显。

3、发挥“融合”作用不够主动。部分基层党组织开展社区事务性工作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结合得不够紧密,融合度不够高,少数基层党组织找不到以党建促服务的抓手,把抓社区建设与基层党建工作相分离,就社会事务抓社会事务,就党建抓党建,导致资源整合难,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

(三)下步对策

1、多措并举,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工作力量向社区下沉力度,机关干部、街道办事处干部向社区派送锻炼,明确工作任务,规定工作时间;逐步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公开招考制度,明确招录标准,将年轻优秀人员选拔到社区“两委”班子,充实社区工作力量;加大教育培训力度,重点采取集中辅导、案例分析、讨论交流、典型宣传等形式,举办各级各类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和社区治理专题培训班、研讨班和基层党建工作论坛,提升街道社区干部党建工作能力和依法办事、执行政策、服务居民的能力。

2、整合资源,完善社区党建经费保障。加大财政保障力度,把党建经费、工作运转经费、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社区工作人员报酬纳入区级财政预算,并建立正常增长机制,形成以财政投入为主、党费适当补贴、共驻共建单位支持等渠道为补充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进一步改善办公活动场所,提高基层干部保障水平,实现基层党建工作经费保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多元化。

3、探索创新,提升社区党建工作实效。建立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补充、驻区单位密切配合、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管理”工作平台,制定实施规划和具体方案,将社会公益性的工作尽量交由专业社会组织,减轻社区工作压力,增强社区工作实效。

二、提升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水平

2020年,X区入选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以此为契机,并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积极构建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以党建、公共服务、“三社联动”和志愿者服务“四位一体”信息化平台为支撑的社区服务体系,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一)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凝聚社区建设核心动力。一是突出示范带动。按照“建点连线成片、形成区(带)”的工作思路,以创建社区、“两新”组织、机关、学校等不同类型党建示范点为依托,着力打造牡丹广场中部党建示范区、武汉路党建示范带和万达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着力构建“一区一带一圈”党建示范格局。二是推动力量下沉。组织引导全区党员干部走近群众,全区X个单位、X多名在职机关党员进社区、开展“零距离”志愿服务,通过“微心愿”认领、菜单预约、结对联系等服务模式,上门为群众服务,先后开展各类活动X多次,认领社区志愿服务岗位X多个,有效改变了社区治理中社区唱“独角戏”的被动局面。三是叫响服务品牌。按照“一办一品牌、一社一特色”的要求,在全区X个办事处X个社区,着力打造了一批群众认可、特色鲜明的服务品牌。先后涌现出了X等基层党建特色服务品牌。四是实现互促双赢。为夯实基层基础、盘活服务资源,X区在全区X个社区成立了“大党委”,参与共驻共建单位党组织X个,明确承诺共建事项X件,共享场地、物资等X个(处);建立三级便民服务大厅,健全基层便民服务机制,今年以来,各社区共受理服务事项X项,办结X项,群众满意率达X%,群众满意率显著提升。

(二)以“平台信息化”为支撑,提高服务精准便捷水平。一是高标准建设信息服务平台。投资X万元,高标准建设了“四位一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党建信息系统,通过数字化统计、分析党组织活动情况和党员个人工作、生活情况;“三社联动”信息系统,同步录入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信息,提供12大类X项在线便民服务;公共服务综合信息系统,实现了街道办事处、社区各类业务全覆盖,公共服务事项“前台一窗受理,部门协同办理”;志愿者服务信息系统,将志愿者组织和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定期志愿服务活动动态,促进志愿互助服务精准化、多样化、制度化,有效吸引和推动了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志愿者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强力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一窗式”服务、全域通办。打破部门信息壁垒,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与组织、人社、民政、卫计等部门业务系统“无缝对接”,各种公共服务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实现了社区服务“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协同办理”的一窗式服务、全人群覆盖和全区域通办。平台试运行以来,街道、社区服务窗口从近10个减少到综合受理、咨询和反馈3个,平均办件时长由40分钟减少到8分钟;平均所需材料数由21件减少到9件;窗口人员日均办件数量由5件增加到18件。三是推动社区减负、服务增效。通过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多种类、跨部门、多业务电子台账户实现了自动填报汇总,有效减轻社区数据统计负担。“减负”后,大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得以回归居民服务本位,工作效率和服务实效明显提升。四是有效提升决策水平。通过信息平台自动提供的各类数据,为科学决策和有针对性地指导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政府更加准确掌握社区工作动态、重点和难点,各方面工作绩效考核有标准、优化调整有基础、人员调配有依据。

(三)以“三社联动”为载体,创新社区服务治理机制。一是统筹规划、试点先行。X区研究出台了《关于创新工作机制提升社区服务的实施方案》,并选择基础较好的郑州路办事处等X个办事处、X个城市社区先行开展“三社联动”试点。试点半年后,总结经验、改进完善,最终在全区X个办事处、X个城市社区全面铺开。二是强化硬件保障、软件支撑。在建设“四位一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同时,先后投入X余万元,建成了区、办事处、社区三级服务中心。区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专业型社区组织孵化、公益创投、社会筹资、数据分析。办事处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要负责区域内多元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公益服务。社区服务中心,直接面向居民服务,统一标志符号和功能布局,分为业务办理、展示查询、休闲等候、服务洽谈4个区域,有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三是孵化社会组织,扩展服务领域。针对公共服务空档,筛选社会组织,予以重点孵化培育,努力造就一批支柱型、枢纽型、示范型社会组织。根据居民生活多样化需求和服务日常化、持续化需要,邀请特色服务商家加盟,力争居民生活需求全覆盖。截至目前,三级服务中心筛选出X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家网99、阳光社工等X家社会组织、X个特色服务商家分批入驻和录入信息平台,服务范围涵盖社工类、教育类等贴近群众生活的86项服务。四是完善工作制度,优化运行机制。建立了区、街道、社区联席会议制度,完善了区、街道、社区和相关部门的信息收集、反馈、联动机制,推动“三社联动”运行动态数字化,“四端查询”方式实现了社区服务供给与社区居民需求的及时有效对接。在社区服务的供给端,健全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制度和社会组织承接项目、社工团队执行项目、面向社区实施项目的新供给机制,有效提高了“三社联动”频率、降低了联动成本、提升了联动效能。

三、加强社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

(一)具体做法

1、配强党组织“领头雁”。一是以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为契机,将素质高、能力强、群众拥护的党员纳入社区党组织,有效提高了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尤其是社区党组织书记的整体素质。二是为每个社区配备了专职书记,进一步加强了党组织工作力量,使社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三是加强对软弱涣散村的整顿力度,对不适合担任社区党组织书记的及时予以调整,逐步探索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常态化机制。四是将城市社区工作人员月均报酬由X元提高到X元;村改居社区工作人员月均报酬由原来的X元提高到X元,进一步提升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加强后备队伍建设。按照每个社区3-7名的标准,注重从大专以上学历,综合素质强,热爱社区工作的人员中培养社区后备干部。同时,有意识地安排社区后备干部参加一些重大活动,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分配一些急、难、复杂的任务和群众工作,让他们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在实践中经受锻炼,锤炼党性,提高素质,增强本领,并通过换届选举和任中调整,进一步优化社区党组织书记队伍结构。例如,X,大学毕业后进社区工作,2020年将其培养发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由于工作突出,将其作为社区书记培养对象,X年当选为社区书记,X年X月被X省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同年X月被选为X市第X次党代会代表。

3、注重综合素质提升。大力实施基层党组织书记素质提升工程,通过示范培训+普遍轮训等方式,先后通过X大学和市委党校,分期分批对全区X名基层党组织书记进行了全面培训。培训中打破过去“灌输式”的培训模式,通过采取专题讲座、经验交流会、现场观摩、专题讨论等方式组织“大家讲、共同学”,实现培训方式由讲解式向探究式、静态式向动态式、封闭式向开放式的转变,真正达到了用深刻的理论武装人、用鲜活的事例感染人、用现场实景启发人的目的,使全区基层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保障。

(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区工作者队伍管理的建议

1、强化队伍建设。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注重将学历高、素质高、能力强、热爱社区的人员选到社区工作,并作为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进行培养。要加大基层党员发展力度,广泛开展把优秀人才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双向培养”活动,进一步充实社区后备干部队伍。在抓好社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同时,通过召开群众座谈会,广开言路,把群众公认的能人“谈”出来,通过问卷调查,全面把握德才表现,把公道正派的能人“问”出来,通过全面考察,真正把“有本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能人“定”下来,通过组织换届选举,把有真才实学的能人“选”出来。

2、强化业务培训。把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纳入整个干部培训规划,制定年度计划,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有计划地组织实施,确保所有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区级以上党委部门组织的集中培训;建立完善培训工作责任制,围绕“双带”能力强的培养目标,实行“菜单式”培训,按照把优秀青年培养成党员、把优秀党员培养成社区干部、把优秀社区干部培养成党组织书记的目标要求,强化递进式培养,科学制订党员培训计划和基层党组织书记培养计划,定期组织各类专题培训,不断提升社区党组织书记的履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