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篇1
关键词：教学内容；政策；处理方法论
本文将目前现行教材中对理论与政策关系的处理情况进行了分析介绍，同时，将正确处理理论与政策关系的方法论进行了陈述，另外，将改进理论与政策之间的教学内容的思路进行了综合阐述，从而使得政治教学内容整体布局合理，使得学生们更好的掌握其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内容。
一、关于目前现行教材中对理论与政策关系的处理情况分析
根据目前现行教材中可以看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这一章节被分为以下三节内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注意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注意法治国家；第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因此，从这一章节中就可以看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的基本问题。在教材的第一节中就可以看出，主要阐述的是我国特色社会注意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论；第二节讲到的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第三节的内容主要讲到的是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将理论与实际进行了结合论述，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政治教学中，这一章节主要以“概论”的形式展现于教材中。但是在实际教学活动实践结果中来看，“概论”这种逻辑结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有些教学内容的布局方面存在着不合理
例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这一章节内容中，第一节主要阐述了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论，第二节内容讲到的是依法治国方略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实上这两节的内容可以合并在一起，使得学生们中容易掌握其中的理论，同时，学生们会更加明白这一章所讲述的内容。
（二）政治教学内容的理论部分与实践部分规划不到位
在政治教学教材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这一章应该将其理论知识作为本章的重要内容，然而事实上，本章中第二节与第三节都是讲实践理性理念内容，而且这些理论知识点分布在不同的政策内容中，以至于本章节的重点理论难以突显出来，最后使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理论内容不能够进行充分的展开。
二、关于正确处理理论与政策关系的方法论
在政治教学内容中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需要将其中的理论知识以及相关政策的关系进行正确处理、合理安排，同时，要将课程的主题进行突显出来，另外，还有从方法论的层面来思考，将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组织、布置。
（一）分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理论对实践能够起到主要决定作用。如果让学生们更好的学习相关理论则需要将其中的理论知识点进行突显出来，同时，将理论理念与实践理念内容进行合理的布置、组织。作为实践理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相关政策法规，它很好的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结合了起来，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活动内容的重要构成因素。
（二）分析教材内容中两点论与重点论的关系
作为辩证法的两点论，是对复杂事物将来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研究，既要研究其中的主要矛盾，又要研究其中其他的矛盾，同时，针对主要矛盾还可以研究其中的主要方面，并且该矛盾的其他方面。而重点论是要对复杂事物的主要矛盾进行着重研究，同时，针对主要矛盾只要掌握其中的主要方面即可。在政治教学活动中需要将两者进行统一，用唯物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某件事物的发展趋势。
三、改进理论与政策之间的教学内容的思路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第一，将党领导以及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进行有机统一；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正确看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等，这些都是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具体、相对的理论；第二，关于人民民主国体政策，只需要简明的阐述即可，因为这是我国国情发展的必要选择，并且符合我国国情；第三，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言，它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也是我国国情发展的结果，因此，人民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理论实践知识内容可以组合一起陈述。
（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的内容
这个内容可以与教材中的第一节内容进行整合，从而使得学生们更好的认识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从而有效的掌握教材中的内容知识点以及相关理论等。
结语：本文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教学内容中的理论与政策分布、布置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介绍，同时，针对这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相关正确处理理论与政策关系的方法论，从而科学的、合理的改进教学的内容，使得学生们更好的理解其中的理论知识，从而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关键是把握精髓学以致用[a].2003年度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获奖优秀理论文章调研成果选编论文集[C].2004.
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篇2
【关键词】社区治理；新型政社关系；协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5―0103―05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致力于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党的十报告再次提出要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的有效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11-23。上述一系列文件阐明了和谐政社关系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社区治理能否得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社会关系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只有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良性互动和顺畅沟通，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政社关系：社区治理的基石
社区治理的基础是协调参与者之间的权利关系，社会资源权力多元化分散在不同的参与主体之间。从社区治理内涵来讲，需要整合和协调各权力主体才能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推动我国社区治理发展的主要是政府和社会，因而政府和社会的互动沟通关系便是影响社区治理工作效果的关键因素。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社区发展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决定着社区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民生保障建设。
（一）从社区治理内涵看社区治理主体
目前关于治理较常用的定义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2]。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赢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根据正式的法律、法规、公约、约定等，通过协商谈判、协调互动、协同行动等对涉及社区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社会福利，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推进社区发展进步的过程[3]3。这就意味着社区治理中政府已经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其已经扩展到政府以外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可以包含非正式组织、公民群体、社会组织等多元化的治理主体。
（二）政社关系是社区治理的基础
目前我国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只有先摸清和协调各主体的关系，才能切实推进社区治理的开展，推动社区治理的现代化。笔者认为目前社区治理的实践中政府和社区是两大核心主体，而社区主要是指基层社区居委会、基层社区自治组织及社会组织。社区治理的实践表明，明确政府与社区之间的责任界定，理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础。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一个全新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需要一个充分发挥社会资源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个体制的核心在于，政府与社区之间能够形成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关系[4]。
二、政社关系的发展：我国社区治理的演进过程
基于社会背景和社会结构的不同，社区治理不断变化与发展，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不同特征。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及“地区管理”成为政府管理社会的落脚点。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政府管理逐渐出现失灵局面，街居制、社区制不断发展以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逐渐凸显。在我国社区治理的演进过程中，政社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特色，主要有政社冲突、政社补充、政社合作三大发展阶段。
（一）政社冲突阶段
在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基本上是行政全能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崇拜国家行政权力体系的极端性社会思潮、管理行为和管理模式[4]。在行政全能主义的思潮之下，政府以单位制为主导，无社区管理，完全政社合一。管理主体单一化，管理方式垂直线条化，管理手段单一，社会管理的权力完全集中在政府手中[5]42-43。在当时高度行政化的体制框架下，政府基本上认为社会组织会阻碍社会的建设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不发生任何关系。
（二）政社补充阶段
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处理财政等事务压力逐渐增加，在一些公共事务管理中出现政府失灵的局面，同时公民社会兴起并不断壮大，公民的社会诉求不断增强。政府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思路，扩大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城市居委会和农村村委会等社会组织的责任和职能被放大，承担起各类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但所掌握的资金、人员、资源却是很有限的，政社关系呈现出“以政为主、以社为辅”的特点[6]74-77。
（三）政社合作阶段
21世纪以来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社区已经遍及各市的每个角落，社会管理遇到新的复杂的挑战。社区不断发展和壮大，已经开始独立承担治理社会的职能和责任，公民意识不断壮大，公民社会需求呈现多样化的要求，各类社会组织也开始介入社会事务中。此阶段，我国的政社关系呈现出“以政府为核心，政社逐步分离”的特点[5]。
三、政社关系的困境：社区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在当前政社合作阶段，社会治理的实践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政府与社区之间存在体制和机制不畅，政府参与社区建设仍存在“越位”“缺位”的现象，出现社区行政性负担过重，社区自身发展薄弱，社会组织介入杂乱无规章，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差等一系列问题，政社关系进入发展困境期。
（一）从政府层面看政社关系困境
第一，政府与社区两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存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矛盾，两者存在“条”与“块”的矛盾。“条”是指行政权力的纵向体系，强调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一种运作方式；“块”是指行政权力的横向体系。社区是不同于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的第三域，社区的运行机制是自治机制，区别于国家的强制性运行机制和市场的价格运行机制[7]11-13。社区居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而在社区治理的进程中政府将自身的行政职能下放到社区基层组织，由于条块之间存在部门的重叠，形成多头管理社区工作的局面，条块分割缺乏统一的标准，严重影响社区工作的效率。
第二，社区治理中政府角色的越位和缺位现象仍然存在。一方面，政府目前仍会干预社区的工作，过多承担应由非政府所承担的职能，习惯将社区作为自身的下属单位干预其自主性；另一方面，政府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并没有扮演好自身的管理职责，对社区建设财政投入不足，对于大多数社区建设投入资金是不确定的，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投资筹资机制，对社区的硬件设施和人力资本支持不够，大多数社区缺乏基础的硬件设施和专业的人才队伍。
第三，政府在社会组织介入社区发展中缺乏引导性。政府自身过多干预社区自治的发展，并没有给社区发展带来实际性的效果。政府自身财政压力较大，而越来越多的盈利性或非盈利性组织开始介入社区的发展，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可以促进社区的多样化和可持续l展。可现实中政府并没有规范有效地利用这些发展机会，社区组织介入社会发展没有一套可行的法制和具体规范性操作，导致社会组织与社区发展关系混乱，缺乏明确的权责界定。
（二）从社区层面看政社关系困境
第一，社区居委会行政性负担仍然过重。一方面，长期以来作为政府的职能机构或派出机构的领导思想浓厚，并没有明确社区功能定位，政府总是将各类行政性任务下派给社区，社区的工作负担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社区居委会调查报告多、盖章证明多、检查考核多；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的社会事业也剥离下沉到社区，导致社区工作无法正常为民生而展开。社区治理中政府主导，忽视了群众和社会的参与，社区建设缺乏可持续的动力和内在活力。
第二，社区建设发展不均衡。社区发展在我国起步较晚，在实践调查中发现社区的软件和硬件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社区内部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没有完全建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平台、社区各类社会组织和物业主并没有完全明确职责。社区内部的运行机制没有完全理清，社区各个组织注重自身利益分散作战，难以形成合力。社区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缺乏统一协调，通常会出现“无人办事、无钱办事、办不好事”的局面；另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大多都是大专学历，社区工作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社区中的各类中心服务站和活动载体并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社区服务水平低、服务内容单一，社区资源短缺并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民生需求，突出表现为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民生利益诉求和社区服务能力不足产生矛盾，社区公共资源的短缺或配置不平衡。
第三，社区治理过程中主体参与性不高。一方面，社区居民主体意识薄弱和参与意识不强，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相对较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即使少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工作，也只是单纯地停留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工作中，参与率较低，参与深度不够；另一方面，居民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多为被动式的邀请，政府与社区开展治理工作形式也较为单一，大多按部就班形式化，沟通渠道缺乏多样性。
四、新型政社关系的探索与构建：社区治理实践模式
各国社区治理模式针对自身国家的发展特色，都具有独特之处，而社区治理模式的差异大都表现在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沟通协调关系成为社区治理模式的划分线，目前最为典型的有新加坡的政府主导模式、美国的社区自治模式和日本的混合治理模式。
（一）政府主导模式：新加坡
新加坡社区治理特点是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紧密结合，政府对社区的干预较为直接和具体，并在社区设立专门的社区治理管理部门，政府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有较强的影响和控制力[8]76。政府强有力地主导社区建设，整合不同的社会资源，统一规划和指导社区的发展，为社区发展提供经费和设备支持，着力解决居民社会保障问题，构建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标准，从而实现对社区的有效治理。
（二）社区自治模式：美国
美国社区治理模式的特点是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相对分离，政府对社区的干预主要以间接方式进行，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去规范社区内不同集团、组织、家庭和个人的行为，协调社区内各种利益关系并为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而社区内的具体实施则完全实行自主与自治[8]。社区居委会对于自身事务活动的发展完全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
（三）混合治理模式：日本
日本社区治理模式的特点是政府部门人员与地方其他社团代表共同组成社区治理机构，或由政府有关部门对社区工作和社区治理加以规划、指导，并拨付给相当经费，但政府对社区的干预相对宽松和间接，社区组织和治理以自治为主[8]。混合治理模式中政府与社区关系的界定较为宽松，社区和政府形成共同体共同致力于社区治理。
根据各国不同政社关系的实践经验，我国也开展了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的实践，较为突出的有以上海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以沈阳为代表的社区自治的社区治理模式、以天津泰达为代表的政府与社区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给政社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政社关系。笔者建议，当前政府与社区之间应该构建协作发展的关系。政府与社区基层居委会、社区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共同协作来开展社区治理工作。新型政社关系需要政府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扮演不同的角色[9]。政府与社区两者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两者只是在治理工作中分工不同。政府是治理工作中核心引导者和坚强后盾，社区则是治理工作中的主要执行者和反馈者。政府明确社区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方向，引导社区进行自我治理，为社区建设提供有效的法律、资金、人力及设施保障，积极引导和监督社区建设的发展。而社区则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传递者，社区居委会要充分了解居民的社会需求，合理利用各类社会组织资源切实服务民众提升民生保障质量，同时社区基层自治机构有反馈和监督治理工作的义务，影响引导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决策。
五、新型政社关系的维护：社区治理的发展
构建政府与社区之间协作治理的新型关系，要想真正保障这种新型关系的落实与发展，就需要从法制、体制、机制各个方面来维护新型政社关系的发展。
（一）健全法律法规，实现法制化与规范化
法律是平衡政府与社区两大治理主体权力与利益的有力工具和保障。社区治理中政府过多干预社区管理工作，下放各种行政性事务，政府与社区存在“条”“块”模糊的权责关系，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约束。如要实现社区治理的法制化与规范化，就要从实际问题情况出发。一方面，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区分政府与社区居委会两大主体性质、权责，确定统一的社会组织管理法，使各行为主体能够有法可依，用法律来为社区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各地区针对自身发展制定法规体系，规范政府与社区的合作关系。改革目前的管理制度，加快落实社会组织的登记及准入制度，落实对社会组织的优惠补贴政策，加大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10]。
（二）创新管理体制，实现责任化与明晰化
第一，通过政策引领，进行组织革新。社区治理中需要出台一系列旨在推进社区治理主体构架重组的政策文件，落实相应的人、财、物的配套政策[11]。根据政策文件，将政府内部及社区相关组织进行整合调整，进行组织革新，改变传统社区居委政务繁多的局面，社区居委会要意识到自身的职能，明确各自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定位。
第二，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应该更多支持和尊重社区发挥自身功能服务于社区居民，为社区自治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应避免将行政性工作下移至社区工作的行为。理顺政府主导和社区自治的关系，没有政府的主导，社区自治就会失去方向和支撑，难以有效开展；没有社区自治，政府的主导就是一句空话，难以落到实处。政府在社区建设中要起到规划、协调、指导的作用，要意识到社区建设的重要性，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政策引导，建立科学稳定的资金给付模式，规范社区经费的使用。同时政府应从政策方面拓展资金的来源，引导非政府组织及市场因素积极投入社区治理中，构建多方广泛的资金网络。积极倡导并开展社区自治，培育社区组织，逐步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
（三）创新管理机制，实现政社协作治理
政社协作治理需要创新管理机制。一是通过“三社联动”机制，社区居委会、社区自治组织融入社区治理工作中，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参与基层的治安管理、社区服务等项目[12]。二是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明确关系与管家关系[13]。政府购买服务是当前社区发展的一大趋势，不仅可以缓解政府工作的财政压力，还可以促进社会组织为社区建设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支持。政府要明确社会组织介入的方式及内容，明确各自在社区治理中的权责。三是创新政社工作平台。政府与社区之间积极发挥各自的职责，努力致力于社区治理的建设和发展，创新政社工作平台，建设多媒体交流平台，拓宽信息沟通渠道，采用微信网络等新媒体，及时宣传社区公共服务相关进展，与居民建立信任关系，增进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掌握居民社会需求，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四是明确绩效考核制度。社区治理新型政社关系的构建中，要明确考核机制，科学合理地进行工作考核，既可以提升政府与社区各自的工作质量，又可以明确政府与社区各自的工作目标。
（四）建立协作信念，实现政社协作治理
在新型政社关系的构建中，政府与社区两大主体协作发展，是共同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平等主体。两者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只是在社区治理中担任不同的角色。政府与社区要基于平等互信的原则，增强合作意识，积极沟通处理各类社会问题。
六、结语
构建政府与社区协作治理的新型关系，是符合我国目前社会发展需要的，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要起到带头作用，积极引导社区自治的发展方向，并发挥自身优势为社区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支撑；而社区自身要主动参与治理工作，真正达到社区自治管理的要求，并及时反馈监督政府的政策。最终通过法制、体制、机制等途径维护新型政社关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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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篇3
摘要：城市社区治理实现法治化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着基础性的推动作用。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本质是社区居民依法自治，这是对居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社区保持和谐稳定的现实要求。实现社区治理法治化须从制度建设、人才培养以及生态营造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社区；治理；法治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并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由此可见，基层治理实现法治化对于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有着重要作用。
基层，在实际运用中指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直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而没有中间环节的国家、社会管理体系中的最低层次，在城市范畴内则往往指向社区。社区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单位，是现代社会基本关系的聚合处。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是对居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社区保持和谐稳定的现实要求。同时，社区治理实现法治化对于国家走向法治，社会走向和谐安定有着基础性的推动作用。
一、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及特征
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指城市社区内，各利益相关主体依照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共同参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使社区建设和发展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从上述表述出发，可以看出社区治理法治化有如下特征：
1.治理性质——自治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也就确立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原则。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也必须以居民自治为前提及核心，充分保障社区居民的自治权。
2.治理主体——多元性
从居民自治原则出发，社区治理的主体，是社区的居民群众，但是在社区的日常管理活动中，居民的参与往往依托于多元化的具体组织。在实践中，较为典型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有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等。此外，物业公司作为社区内常见的市场组织，是社区事务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
3.治理方式——规范性
社区治理法治化意味着社区治理走向法治化、规范化。这就要求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开展都需依托于一套有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工作制度等。
4.治理内容——全面性
社区是现代社会基本关系的聚合处，社区治理的客体包括社区内政治、经济、社会等事务中显现出来的各类社会关系。社区治理法治化则强调将这些社会关系的运转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和谐稳定。
二、社区治理法治化实现的制约因素分析
1.传统治理惯性制约，人治人情色彩保留
现在的城市社区多脱胎于传统的单位社区，部分甚至由乡村社区转型而来。这样的背景之下，社区的法治建设很容易受到传统治理惯性的制约，例如可能出现地方封闭保守主义对法治理念的排斥现象。在城市社区内可以看到，有的社区干部以官位自居，社区内行政干预色彩强烈，有的干部则习惯于大包大干，习惯于当“婆婆”；而社区居民或习惯于跑领导、走关系，或对于社区治理缺乏必要的责任感，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
2.法治体系尚不完善，立法情况滞后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是我国针对社区专门立法的起点，自此我国的社区建设逐步走向规范化。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在各地的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社区治理、社区发展模式，但是相应的立法工作却并未能协调发展。就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而言，其中许多规定过于原则性和抽象性，例如该法对居民委员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权能并未加以清晰界定，在现实中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此外，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不同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之间不协调的情况。与此同时，现实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关系缺乏相应法律的调整，一些居民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得到反映。
3.组织架构尚不科学，治理主体关系不顺
目前的社区治理仍处于政府主导阶段,社区主要的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着大量行政事务，社区服务主要还是政府、街道提供的行政服务，法律规定的自治还没有真正在社区实现。与此同时，社区内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对社区依法治理的组织运作尚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尤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党的领导、政府的支持帮助、社区居民自治尚未形成有效融合。
4.规划机制尚不健全，与社区发展不协调
社区治理走向法治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或是治理机制和法治人才队伍的建设都是长期任务。现实中社区的依法治理工作往往被视为临时性任务或是突击项目，得不到长期规划和有效推进，与社区发展脱节甚至发生冲突。
5.人才队伍建设不足，干群法治思维缺位
法治建设离不开专业的法治队伍。基层治理干部本来就存在人才缺乏的尴尬情形，法治建设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情况下，相关的人才队伍建设更是滞后。社区干部的随意决策、违规行政以及相应监督组织的空缺都反映出社区治理中法治思维的缺位。
三、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实现途径探析
要实现社区治理法治化，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其次，坚持依法治理、依法监督，形成良好的完整的法治生态文化。
1.明确社区法治性质及定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上文已经提到，城市社区法治的性质为自治性，其目标应该是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行政权力逐步从社区治理的领域退出,由社区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最终实现社区的依法自治。
我国建国后制定的与社区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前者已在2009年废止，后者则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法律依托。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区成了社会变迁和国家改革的微观视镜。各类新的社会关系在社区中显现出来，现有的法律制度在社区中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上存在空白或者不协调、不明晰的情况。为此需完善与社区治理相关的法律制度，为社区治理实现法治化提供制度保障。
2.理清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发挥党组织的关键作用
社区治理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理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大多数社区而言，调节好居委会、党组织、街道办、业委会以及社区内市场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调解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基本就是在调节党政组织力量、居民自治组织力量和市场组织力量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前提和核心是保障居民自治，在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和党的基层组织的广泛性的优势，体现出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作用。把加强法治能力作为加强党组织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并以此带动社区法治建设。社区治理主体在处理社区事务时可采取协商议事方式，为社区发展共同出谋划策。此外，以社区党组织为依托，发挥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健全完善社区服务网络。
3.增强干部法治意识，加强社区干部依法办事能力
社区干部是群众身边的干部，处理的是群众身边的事，服务的对象是身边的群众。社区干部能否有高的法治意识、好的法律修养，能否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直接影响到社区居民对法治的理解、对法治社区建设的信心。为此，国家应加强对社区干部法治能力的培养，甚至在选拔的初始就将干部的法治能力作为重要考评依据，杜绝干部“决策不依法、遇事不讲法、办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的现象。
在法律日益普及、全社会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仅靠传统的行政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广大社区干部要充分意识到依法治理的重要性，加强自身学习，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在社区治理中贯彻法治理念。
4.塑造居民法治观念，推进社区民主制度建设
继续加强社区普法工作，确保普法工作的全面性、有效性。为此，在社区普法过程中，应当注重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多样化的形式开展活动，让法治意识深入人心，树立法治权威、培育法治信仰、维护法治秩序，营造良好的法治生态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法治不仅仅意味着“依法律而治”，它更强调的是对民主、公正的价值追求。在推行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应当将依法治理与基层民主有机结合。为此，要加强社区民主制度建设，扩大基层民主的覆盖面，提高基层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保障居民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首先要完善社区治理决策机制，创新群众参与方式，提高居民参与力，扩宽居民参与面，加深居民参与度，增强决策科学性。其次，应建立起一套监督机制，通过民主监督，约束社区治理主体正确地行使权利，自觉地履行自治义务，从而保证社区依法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5.建立专业法治队伍，提供公共法律服务
社区事务既重要又繁杂，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法治作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方式，将显得越来越为重要。为此，在培养干部的法治能力的同时，可以建立专业的社区事务法律咨询队伍。此外，要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整合司法工作人员、律师及法学者等各方资源，培养一批法律服务队伍，在社区内设立便民法律服务点，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服务覆盖面，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居民合法权益。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开启了中国法治新时代，这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实现社区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基础环节，在具体工作中应因地制宜，突出阶段性重点，注重软硬件并举，把社区法治化工程的建设纳入社区总体规划，使其服务于社区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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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篇4
社会法学在学术探索和理论争鸣中日渐成长，但相比于传统法学学科，社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社会法学科体系还不够成熟，在社会法的性质特征、功能定位、价值原则、法律机制以及社会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上尚未形成一致或共识。为推动和加强社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本刊拟组织系列文章进行深入探讨。本期三篇文章分别是讨论社会法学科建设、法律性质和法律机制问题，以飨读者。
摘要：推进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转型，完善社会弱势群体保护制度，推动慈善志愿服务制度发展，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促进社会治理创新与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深化社会法学理论研究，加快建设和发展社会法学学科。而新世纪初起始的社会建设的广泛实践，随后的社会权入宪与社会立法、执法和司法跟进，尤其是社会治理创新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治社会建设，促使法学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关注超越传统公法私法的新法治领域，拓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这一传统社会法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成果，并融入社会法学教学和社会法治实践，这无疑为社会法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储备了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条件。明确社会法学学科定位，汇聚社会法学研究力量，提升社会法学理论品格，创新社会法学理论体系，加快建设和发展社会法学学科，对于完善我国法治理论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社会法治;法治领域;部门法学
中图分类号：DF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09-006
什么是社会法？长期以来，国内法学上原本没有这一概念，现在看来它起始于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这样一门课程，与这门课程相关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关系，以及围绕劳动与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制度。当前，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依然是社会法的基本领域，该领域的制度转型和创新仍然是社会法治的重大问题和社会法学关注的热点问题。（1）但随着社会法治实践的扩展和深入，社会法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比如，完善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法律制度丰富了社会法制度的内容;再比如，健全慈善志愿服务法律制度扩展了社会法制度的外延;还比如，社会治理尤其是社会组织制度创新了社会法制度的体系;又比如，创新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将深化社会法制度的内涵，等等。
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转型发展，社会弱势群体保护制度完整提升，慈善志愿服务制度创新发展，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健全完善，以及社会治理创新与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的深入实践，产生了深化社会法学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和加快建设社会法学学科的现实需要。反而言之，新世纪初起始的社会建设的广泛实践，随后的社会权入宪与社会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跟进，尤其是社会治理创新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治社会建设，促使法学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关注超越传统公法私法的新法治领域，拓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这一传统社会法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成果，并融入社会法学教学和社会法治实践，这无疑为社会法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储备了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良好条件。明确社会法学学科定位，汇聚社会法学研究力量，提升社会法学理论品格，创新社会法学理论体系，加快建设和发展社会法学学科，对于完善我国法治理论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社会法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
毫无疑问，学科建设具有多重意义。学科建设水平制约着理论研究水平，制约着人才培养的水平，也制约着理论服务于实践的能力。就社会法学学科建设而言，需要特别强调它对发展社会法学知识和社会法学理论，促进法学学科体系科学化和合理化，培育社会法专业人才和推动社会法治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发展社会法学知识和社会法学理论
任何缺乏学科关联的知识创造都是零散的，任何缺乏学科支撑的理论研究都不会走得太远，唯有通过学科才能保障理论研究所取得的知识单元和理论模块构成相互联系和沟通、相互协调和配合的有机统一的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就目前社会法学而言，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社会法的定位、理论基础、理念原则、体制机制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形成了见仁见智的知识单元和理论模块。但应当看到，学者分散性的单打独奏居多，相互交流合作较少，理论研究缺少学术争鸣，长期搁置分歧，难以形成共识。人们对社会法的立法范式、执法品格、司法特性等基础问题尚未取得一致认识。这种研究状态长期存在无益于拓展社会法学知识和理论的集成，更无益于社会法学理论品格的进一步提升。可以说，我国社会法学理论研究还处于无法形成集成性、难以形成共识性阶段，因此需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法学学术生态，加快建设社会法学学科。毫无疑问，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可以汇集人才、凝聚力量，搭建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集成既有知识单元和理论模块，提升社会法理论品格，促进社会法理论体系的完善。
（二）促进法学学科体系科学化和合理化
学科体系不能故步自封，而应当具有相对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对应着新知识理论的发现、成熟而不断更新和调试。我国法学学科形成了包括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以及军事法学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我国法学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以及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同样它也适应新法治现象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知识的成熟、成型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转型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法治需求，超越传统公法私法的新法治领域以及学界对此作出的有力的理论因应，逻辑地促使法学学科体系的更新与完善。尽管“部门法-部门法学”的逻辑对应关系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同，但现实存在着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部门法与部门法学的对应，而在法律体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法法律部门却没有与之对应的部门法学――社会法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就此而言，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对于完善法学学科体系，促进法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培育社会法专业人才和推动社会法治建设
从社会需求角度而言，“法学教育的基本功能除了培养法律职业精英，向国家和社会输送法律职业者外，还要面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面向广大基层，面向立法机关、执法机构、商业领域和社会服务领域。”[1]但是，社会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尚未充分展开，面向社会法立法、执法、司法的专业人才还比较缺乏，这与对教育教学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社会法学学科体系的不完善不无关系。通过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强化社会法教育教学资源配置，培养社会法专门人才，弥补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应当成为法学教育新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学科建设不仅通过培养专业人才服务于社会，它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学风建设促进科学研究直接服务于社会实践，事实上，从民商法学学科体系的发达――民商事法律规范的完善、刑法学学科体系的发达――刑事法律规范的完善、环境法学学科的迅速成长――环境法制得以比较从容地应对气候环境的剧烈变化的逻辑，也可看出学科建设对于法治实践的重要意义。近些年来，社会法学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不是赢得学界公认而是首先获得社会承认，一批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弱势群体保护、社会治理创新、法治社会建设研究的学者以其应用性的研究成果推动着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工作，包括推进老年人权益保障、慈善、志愿服务、见义勇为、社会救助等社会立法。
二、社会法学科建设的社会基础
学科虽然是人们基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多种需要而进行的主观建构，但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换言之，学科建设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离开了社会需要，学科研究就失去了动力和存在的社会合理性，只有有强大的社会需要，才有可能将某一领域的研究变成‘当采学科’”[2]。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社会需求和法治实践两个方面。
（一）社会需求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相伴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和国家适时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均是社会法学关注的重要论题，构成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根本性诱因和内在动力。
在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位列其中并居于突出位置。社会建设内涵丰富，它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培育社会组织，扩大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目标是更好地实现公民的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环境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等社会性权利。社会建设命题是为解决市场发育与社会竞争后的“社会问题”而提出，构成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实践基点和现实引力。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应一体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构成法治中国建设的重中之重。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在推进社会建设、解决社会问题时依法而行，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尽管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传统公法和私法的有机联动，但更需要既区别于公法私法又与它们相互关联的新的法律部门的形成和发展。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机制，社会法致力于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问题[3]，但是社会法这一新的法律部门完善的程度、所用于社会建设的力度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完善程度。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法治社会建设，构成了社会法学学科建设新的成长契机和前进动力。
（二）法治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法立法广泛开展，从1978年到1999年，我国共颁布实施了包括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法、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在内的二十多部社会法法律法规，促使社会法于2001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七大法律部门之一。在社会法独立为一个法律部门的背景下，我国社会法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广泛展开，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等多部事关民生、就业、社会保障的法律相继出台，既有的社会法也相继进行了修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法立法体系。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入宪法，成为宪法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国家社会权保障义务规定的统领。（2）另外，我国加入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核心国际人权公约，对社会法律部门的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上的社会权为核心的、涵盖劳动与就业、社会保障、弱势群体保障、环境与资源保护、科教文卫以及社会组织等领域的社会法体系。另外，慈善事业、社会救助等方面的立法也已经纳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规划，相应立法的出台也指日可待。
在社会权入宪以及社会法立法广泛展开的同时，面向社会问题的社会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也获得了重要进展，有效促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有力维护了劳动者权益、弱势群体权益以及其他主体的社会性权益。社会法执法和司法实践面对的诸多问题，例如，留守儿童的社会法保护机制与方式不够完善，社会法中“政策性条款”或“促进性规范”适用机制不够有效，等等，促使人们创新社会法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比如，有学者主张设立劳动法院、社会法院等。[4]从学科建设的经验来看，学科发展与部门法执法和司法分化密切相关，行政法学、经济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发展与经济、行政执法和司法的分化高度关联。因此，社会法执法和司法的分化和类型化无疑将推动社会法学学科的进步和发展。“一门学科的贡献就在于它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套策略和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知识。”[5]社会法学学科可以为社会法执法和司法寻找新的策略，而社会法执法与司法的特殊性决定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构成其重要的执法与司法基础。
三、社会法学科建设的学术条件
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的主要标志是什么？一个法律领域是否成熟到能获得普遍承认的程度，或者说能否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按照通常的标准，取决于多项学术和实践上的表征，其中之一是是否存在一个以该领域为稳定研究方向的学者群体，其中之二是专门刊登该领域论文的法律杂志和其他出版物的发展。[6]一般说来，学科具有多重要素，包括科学研究队伍、学科平台、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学风建设等，另外，一个学科是否成熟还应当考虑它与社会的互动，不仅是为社会培养相关专门人才，还包括具备以智库形式服务于社会法治建设的能力等。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学术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平台与研究队伍
一个发展比较成熟的学科一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化的交流平台。有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反映的是这一学科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否成熟。[7]2006年9月成立的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以学术组织的形式搭建了社会法学学术平台，有力推动了社会法学理论与实务、对内与对外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为社会法学学科建设提供了组织性的空间和聚合性的力量。在地方近20个省级法学会成立社会法学研究会，并形成了省级社会法学研究会联动研究的局面，还有若干高校和社科院系统成立了多个社会法研究所、系及科研中心。一批来自法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与长期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学研究的学者汇集在一起，在学术交流与合作中促进了社会法学的学术进步，以及学术与教育教学、社会服务的结合。可以这样说，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地方社会法学研究会及其联动、各类社会法学研究机构以及由此凝聚的研究力量为社会法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人员保障。
（二）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十几年来，社会法立法因制度变迁和学术底蕴粗浅而举步维艰，而社会法理论又因没有足够的实践空间，学者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两者之间没有形成良性循环”[8]，这样的局面正在逐步发生改变。新世纪初始发的社会民生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创新等，以及近些年来社会公平建设、法治社会建设等，拓展了社会法学研究的视野，形成了社会法学面向实践的重大优势。无论是对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教育法学、卫生法学等相对微观领域的学术探讨，还是将社会法与和谐社会建设、民生保障、社会发展、社会体制改革等关联的宏观论述，都体现了社会法学科学研究的良性状态。与此同时，社会法学基本理论也日益成熟，对社会法定位、理念、原则、范畴、体系、未来趋向等的理论探讨，社会法学本土资源的挖掘与域外资源的吸收与借鉴，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教学，社会法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建设，等等，是多次学术年会的重要主题。近几年来，作为后发学科的社会法学更加重视基本理论研究，不断推进基础理论创新，通过专题会议深化基本理论研究。（3）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法学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日渐成熟，这得益于多学科对法学教育教学的参与，其中也包括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作为一支单薄力量的非学科性参与。（4）随着社会法学学术性因素的成长，以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法正在成为法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学科力量。除本科教学外，不少高校在民商法学、经济法学或者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二级学科下设有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方向，华东政法大学还建立了独立的社会法学硕士点，致力于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高校设置的社会法课程体系、社会法研究方向以及学位点等构成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学术基础。
（三）学术交流与社会服务
一个成熟学科的学术交流一定要体现在国际层面上，国际学术交流在于扩展社会法学的世界视野，增强社会法学的全球意识，加强社会法学的交流合作能力。借鉴域外社会法治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进行理论引介，必须进行对等的学术对话和沟通。近些年来，社会法学界不仅认真面对欧美国家的社会法学，还加强了与印巴、日韩、台湾等更近似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法学交流，更加重视这些更相近国家和地区的理论成果和制度经验，这对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尤为有益。不仅如此，近几年来理论界积极参与国家立法的制定和修改活动，为社会法治建设建言献策，成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例如，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慈善法和志愿服务条例制定等社会立法过程中，学界提供专家建议稿对立法修法工作多有助益，甚至立法所涉及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学界的积极参与。社会法学界很好地回应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否作为基本国策”、“常回家看看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志愿服务与慈善分别立法还是合一立法”、“慈善组织管理采用注册制还是登记制”等重大立法实践问题，体现了以智囊形式服务于社会法治建设的能力与效益。
四、社会法学科建设的主要考量
“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认识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9]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就是要建立这样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知识体系。为此，应当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明确社会法学学科定位和方向
社会法学属于后发学科，应当摒弃单一的研究对象、唯一的研究方法的传统学科观念，树立相对的、系统的研究对象观和多元方法观，建立开放、包容与合作的新型学科文化。避免在传统的学科观念支配下将社会法学简单地定位为法学二级学科，应当淡化法学二级学科的意义，超越传统公法私法观念确立社会法学的地位，在学科交叉融合的意义上明确社会法学学科发展方向，展现社会法学开放性的发展格局。
（二）拓新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路径
尽管不同学科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范式，有其特殊的学科逻辑，但学科建设和发展都有共通的东西，这就是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新兴或后发学科的建设应当尊重和遵循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并借鉴不同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经验。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应当借鉴经济法学、环境法学等学科建设的经验，探寻实现既与现有学科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社会法学学科的基本路径。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法学学科建设亦是如此，它也具有系统性、长期性、阶段性等特征。在探寻社会法学学科建设路径时，既要大胆假设，又要仔细求证。
（三）处理好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
处理好与关联学科的关系是新兴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尽管已经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主客观要件，但社会法学与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和经济法学仍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目前很多高校仅是将社会法学作为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和经济法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必须处理好与民商法学、行政法学以及经济法学等关联学科的关系。另外，课程体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课程体系反映学科体系。因此，社会法学课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法学课程体系的设置必须与社会的需求和社会法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相适应，尤其应当考虑设置相应的课程以弥补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用社会法学相关课程支撑社会法学知识的传承和人才的培养。
（四）加强社会法学研究队伍建设，深化社会法理论研究
社会法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法治进步的逻辑要求，这是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宏观背景，影响着社会法学学科的品性和风格。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当然也离不开学界和学者在社会法学学科建设中的智识供给和理论创新。基于学科-学术-学者（学界）的内在逻辑关系，加强社会法学学者队伍建设，提升社会法学界理论品质，促进社会法学理论创新，是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必经之路。只有面向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需要，尤其面向法治社会建设的实际需求，实现学界和学者、学术和学科与社会人权保障、民生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创新、法治社会构建等有效结合，才能发展队伍、学术和学科。
结语
在不少人看来，社会法学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其学科地位应当获得公认。尽管我们并不强调社会法学作为法学二级学科的意义，但强调它应当保持后发学科的优势，从传统法学学科发展中吸取经验，发展与社会学学科的交流合作，在与其他法学二级学科互动中保持开放性。社会法学学科不能完全主观建构，社会法学学科建设不是一项纯粹的学术任务，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必然要选择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径。关于如何维护好社会法学学科发展的趋势，保持好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关系，丰富和涵养社会法学学科各要素，完善社会法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我们将在此文基础上专文深入探讨。
注释：
（1）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2015年3月21日），强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面对转型社会劳动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这无疑为劳动法制建设提供了指南。
（2）现行宪法第42-46、48-50条对公民的劳动就业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社会保险权、社会救济权、医疗卫生权以及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华侨等特殊群体权利进行了规定，第19-26条以“国家发展……”“国家培养……”“国家提倡……”“国家推行……”“国家保护和改善……”等政策性条款的方式规定了国家的社会权保障义务。
（3）自2006年举办第一届年会以来，截至目前，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已经举办了九届年会，年会既有对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教育法学、卫生法学等领域微观性主题的讨论，也有对社会法与和谐社会建设、民生保障、社会发展、社会体制改革等宏观性论题的探讨。
（4）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高校本科阶段的选修课，对法学本科人才培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7年，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增设为法学学科核心课程，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也因而成为高校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社会法的人才培养与教学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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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篇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改革总目标的重要举措。因此，国家社会治理的改进与创新也需要以此为依据，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积极探索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途径。
改进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型，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随着社会体制的变革，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现阶段的社会背景。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变革的今天，社会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与创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社会治理存在的困难
现代社会治理理念难以确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转变，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的民主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现有的单一社会治理方式已无法满足现阶段的社会发展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强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治理理念。然而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仍坚持传统思维，将社会治理与社会管控看作等同，政府希望可以通过行政力量，行政强制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达到所谓的社会绝对稳定，这是极为不正确的。在这样的理念下，政府将社会治理的精力和资源主要集中在对、上访等影响“社会绝对稳定”问题的管控上，并没有真正地去探究形成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更没有想办法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建立多元化参与和依法治理的现代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政策的制定缺乏科学性。社会治理的核心与基础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然而我国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的社会建设常常被忽视而滞后，特别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治理体系更是长期处于滞后状态，使得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存在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既包括社会制度本身的问题，也包括制度运行机制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政策发展滞后，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我国的很多社会政策都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社会政策的制定缺乏合理性导致社会建设效能低下。
法制体系不健全，社会治理缺乏法治保障。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便是将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由“人治”转向“法治”，这是改进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社会关系的调整关系到社会利益，因此，法制体系需要严格遵循法定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完备的法制体系可以促使社会治理有法可依，同时也可以使法制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运用，在社会治理中法制体系需要贯彻执行。然而就我国目前的社会治理情况来看，我国的法制建设普遍比较滞后，存在法制体系不完善的问题，甚至在一些方面更是缺乏法律的管束，造成很多社会治理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时由于缺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在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都存在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
改进社会治理的策略
坚持综合治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社会治理是一个相对系统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治理，综合运用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等各种手段坚持综合治理。其中思想道德建设在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道德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依据，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社会道德、职业道德等都涵盖在社会治理中，因此，在进行社会治理时还需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引导社会行为，规范人们的日常道德行为。思想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诚信的增强，政府需要有意识地加强全社会的诚信自律意识，建立完善的诚信管理体系以增强社会诚信，强化社会治理的道德约束。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首先，政府需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进行改进，建立健全各社会组织的行政能力，形成协调配合、有法可依的系统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督促社会组织可以各司其职，通过相关的法规，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约束其行为，使社会组织的治理可以满足科学性，提高其服务社会的能力。其次，政府还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行政化，由于社会组织的职能与政府不同，因此，在规范社会组织治理时，需要明确各部门的分工，对于可以交由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可以交给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地实现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的分离，确保社会组织权责的明确，实现依法自治。
建立健全依法治理的体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首先，建立健全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营造平等化的利益表达格局，通过制度的安排，确保不同群体可以获得平等的利益表达机会，这样各方利益主体都可以实现利益表达渠道。其次，为了加强社会治理还需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确保利益关系可以得到公正的协调。除此之外，社会保障机制也是维护社会治理的关键，社会保障机制可以充分调节社会的公平公正，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篇6
关键词：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050-02
三农问题是否解决得好，治理模式是关键。从时期的“村队模式”到改革开放的“乡政村治模式”，再到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农村治理，没有也不会有其发展的终端模式。探索农村发展模式，要从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生产关系优化组合出发，以调动农民主体性、促进农村繁荣稳定为目标，以保障农民应得利益、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状况为目的。同时应遵循客观规律，依据变化了的实际与时俱进。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寻求切合实际的农村治理模式是最佳突破口。而这，也是学者们一直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引入了社区的概念，并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和实践。城市社区研究在80年代兴起，近几年学者又把目光转向农村社区建设。社区是由生活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构成必须具备固定地域、规模数量居民、服务设施、特定文化、社区意识、管理机构等要素。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农村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治理模式，以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从基层乡镇一级政府的职能退位到农村社区的职能到位，从基层政府的职能缺位到农村社区的职能补位，是中国农村治理方式的又一创举。
以某农村社区的建设过程来阐释农村社区模式。位于重庆南川市的金水湾社区，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过程中推进的各项措施，具体有：迁村并点，退宅还林，保持生态；拓展社区服务，扩大就业机会，建立社会保障；发展社区卫生，完善计生工作，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繁荣社区文化，提高居民素质，建设文明社区；美化社区环境，提高环保意识，营造和谐社区；加强社区治安，建立综治网络，设立社区警务。与此同时，理顺社区关系，构建新型社区组织，完善社区功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建立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制度（简称民代会），凡涉及社区全体居民的公共事务均由民代会进行民主表决；建立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简称议事会），职能是民主议事和民主监督，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建立社区管理委员会（简称社委会），代表民代会管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建立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是农村社区化治理的一个基本模式，很多地区都开展了类似的工作。
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条件及目标，李若青认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成果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中国广大农村村民自治的实施并取得初步成效，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组织准备，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环节和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显得异常重要。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可设置为：适应农村城镇化、现代化的要求，加强社区党的组织建设和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建立起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以拓展社区服务为龙头，积极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促进社区服务广泛化和经常化，努力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建立社区管理，协调社区关系，健全社区功能，借鉴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坚持政府指导和社会共同参与结合，充分发挥社区力量，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大力发展社区事业[1]。
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思路，贺爱琳总结为树立“三个理念”，坚持“四个原则”，突出“五个重点”，建立“六个机制”[2]。“三个理念”即树立社区服务的理念，树立社区民间组织和中介组织的理念，树立群众参与的理念。“四个原则”即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民为主、服务于民的原则，坚持整合资源、合力推进的原则，坚持兼顾重点、服务大局的原则。“五个重点”即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区党群组织建设、农村社区服务网络建设、农村社区文化体育建设、农村社区平安法制建设。“六个机制”即建立健全有力领导机制，建立多层次社会参与机制，建立健全多元化投资机制，建立完善挂钩结对机制，建立完善以奖代补机制，建立凝聚人心活动机制。
关于农村社区建设与自治机制，甘信奎认为农村自然村落的解体给农村社区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他认为，在社区理念上，以“民为”思想取代“为民”思想；在社区规划上，以集中居住取代分散居住；在社区治理上，以社区自治取代村民自治；在社区组织上，以社团组织取代家族组织；在社区文化上，以现代市民精神取代传统伦理观念；在社区功能上，以社区服务取代行政管理；在社区目标上，以市民需求取代政府绩效。以此培养居民的共同意识，提高居民自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实现由政府主导型民主向居民自主型民主转变，以草根民主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育成长[3]。
关于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实证研究，袁定明等同志从新的社会管理服务体系角度出发论述了中国目前社会发展阶段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结合某地实际，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目标、建设途径、服务力度的培育、资金保障等应注意的问题[4]。从实证的角度，提出村庄建设规划要点。倡导鼓励和扶持发展两类社区服务组织，一类是政府或民间组织举办的非赢利组织，如五保集中供养、计生保健服务、城乡公交一体化服务等。另一类是民营服务公司，如绿化养护，家政服务等。建议走政府、村集体、农民、社会共同筹资的路子。各级政府区分各项社区服务的公益程度进行资金支持，村集体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开展社区内公共服务，譬如在政府驻村民警的指导下组织村民治安联防，与政府资金配套进行村落保洁和绿化养护。
关于农村社区化公共服务体系，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源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经验，也是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山东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创造性地开展“政府主导、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把地域相邻的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社区，在社区中心村设立公共服务机构，建立了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机制，打破了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城乡二元结构，为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创造了条件，将农村社区的职能定位是服务，具体承接政府行政部门延伸在农村的政务服务及有关公共服务，改变了当地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服务被边缘化的问题，使农民群众真正享受到了政府公共服务。
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际效果，宁波市镇海区也在农村社区化管理工作中取得初步成效。建立起农村社区化管理组织体系，初步形成了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委会、合作社为基础，社区工作站为依托，社区管理委员会、党支部和和谐共建理事会为补充，运转高效、定位合理的组织体系。恭城瑶族自治县积极探索在新农村中实施社区化管理模式，引入“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社区建设理念和城市社区管理的新型管理服务模式，突出抓好新村文化卫生队伍建设、新村服务保障队伍建设和新村环境维护队伍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构建新型服务体系，充分发挥行政村在提供公共服务、反应利益诉求、规范行为规划、化解利益矛盾中的作用，加快新农村发展，提高村级社会化管理水平。
综上所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从组织上变革农村治理模式，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已是大势所趋。无论是学者的研究还是地方政府的实际治理方向，在深入挖掘村民委员会的潜力同时，更多的是把目光转向农村社区化模式。让农民充分享受公共服务，把广大农村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农村。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根本改变就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转变，这种变革也将带来农村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盘活农村治理这盘棋，中国农村也必将走进发展的新时代。需要注意的是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最佳治理模式的选择，极为关键的还是要符合农村实际，顺乎农民的意愿，充分调动发挥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在建设农村社区、创新农村公共服务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村委会和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关系及实际运行情况，社区建成后各行政村的财务归属权等问题，有待于学者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山东省青州市市委书记王立胜提出的“社会基础”概念，针对当前的社会理想、国家目标或现代化导向，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农民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农民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造，使得二者之间能够有高度的契合，能够实现顺利的对接。社会基础概念的提出力图使用一种新的分析工具，用以指出在中国市场化、全球化进程已无可避免也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在较为彻底的意义上解决一个世纪以来农民问题――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矛盾的理论取向和现实思路，使得中国农民能够在自身利益不受到巨大侵害的前提下温和地支持和认可由国家主导的市场化的改革，使得农民与资本、农民与国家之间能够处于可长期维持的一种较为平稳、较为协调的关系状态之中，并且在国家力量的充分参与下被整合进总体目标的框架和体系，使国家与农民之间达成相互制约和促进，而不是相互冲突,以摆脱治乱循环的陷阱，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5]。这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重整后的农村社会基础，理顺农村关系，必将促进农村工作的重大进步。
参考文献：
[1]李若青.农村社区建设的条件分析[J].学术探索，2005，（10）.
[2]贺爱琳.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思路[J].农村工作通讯，2008，（1）.
[3]甘信奎.中国当代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条件及路径选择[J].理论学刊，2007，（1）.
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篇7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总结出“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然后通过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德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辩证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作用。
（二）、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纲要》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纲要》关于“爱国守法，明和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工作和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
（四）、理论分析
1、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精神。信用体现了市场经济必备的道德理念和法律意识。因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2、从哲学角度分析
⑴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法治与德治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和影响的作用。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又是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利于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
3、从政治学角度分析
⑴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国家实行使对内职能，既要依法打击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又要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国家发挥对内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⑵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把“爱国”放在了首位。爱国是公民对祖国的道德观念的体现，是对公民首要的道德要求。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发并提出过治国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认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大道。比如，孔子就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即，严刑只能使百姓因害怕而不敢做坏事，但不能使人们自觉知耻而守法；相反，以道德治理国家，以礼乐教化人民，则可使百姓自觉知耻，自我规范。自我约束。
在西方国家，同样有人提出“法治”与“德治”的治国思想。但就实际看，纯粹的“法治”或“德治”并不存在，而是“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或并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具有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是自有法以来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社会主义道德是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尚、积极和健康的道德。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是对人类社会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和借鉴，也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
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其运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不仅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而且也离不开信用的维系和约束。社会信用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混乱经济。诸如非法集资、虚假出资、制假贩假、蒙骗欺诈等不讲信用行为无不使市场经济不时出现病态和混乱，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评价，虽然调整时也考虑其主观过错，但并不单纯地调整其内在的思想活动；道德不仅对主体的客观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主体的主观思想进行调整和评价。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具有广泛性，一般来讲，法律不宜调整干预的，则需要道德来调整干预。同样，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也具有以上不同特点，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正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全面科学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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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篇8
一、社区依法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1、观念陈旧制约社区建设的深化。由于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加上我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旧的思想观念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前，保持了很强的惯性。这种惯性不仅体现在党政机关的各级官员中，而且体现在基层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中。一是有些机关部门当惯了“婆婆”，习惯于“领导”各类社会活动和社会事务，对社区民主自治心存疑虑，惟恐脱离党政机关的领导，失去控制，使党政机关制定的目标、任务难以在基层落实。因此，在指导社区建设中，一些机关部门的领导惯于以往的直接领导方式而不太愿意放权。二是居委会当惯了“媳妇”。长期以来，居委会并没有实现法定的全部自治职能，习惯听命于政府、街道，一定程度上成了政府、街道的代言人和执行者，自治能力孱弱，一旦失去政府、街道的直接领导，便无所适从。三是居民、企事业单位的认同感不高，多数人还是把社区建设当做政府、街道、居委会的事，有与己无关或怕给自己增加负担的思想，居民很少想到通过居委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也不相信自己的参与能够影响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决策。四是一些地方领导有创新可以突破法律界限的观念，认为社区建设是新生事物，原有的法律已不适应社区建设的需要，出现了随意超越法律规定的现象。
2、未形成有效的组织运作机制。社区建设目前仍处于政府主导阶段，以政府号召、组织为主，传统的管理方式尚未有根本上改变，法律规定的自治还没有真正在社区实现，社区服务仍是以政府、街道提供的行政服务为主；政党、政府、自治组织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府、街道、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团及中介组织、居民群众在社区建设中的权利义务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对社区依法治理的组织运作尚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党的领导、基层民主自治、政府的支持帮助尚未形成有效融合。
3、社区依法治理的内容不确切。目前不少地方对社区依法治理的概念及内涵认识不清，将社区依法治理等同于社会治安，没有将社区依法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自治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精神文明、党的建设等各个层面有机结合。
4、社区民主自治的实现途径不完善。理论上讲，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是社区自治的权力组织，代表社区内全体居民（包括居民法人）行使自治权力。但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定的居民的民利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和保障，基层民主自治还没有真正落实。如对自主决定的事务或否决的事务如何保证履行？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居民代表、居民对社区居委会、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执行、监督如何实行？居民的意见、建议要求如何被社区接受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否则民主自治徒有其名，难以实现。
5、社区单位、居民群众在社区建设中的权利义务不确切。目前，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自治活动尚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义务很难确定。只能本着宪法和法制建设的原则进行一些探索，使得社区内利益冲突的调整机制不完善，形成部分成员坐享社区建设带来的利益、好处，对社区建设却很少或不作任何贡献。如目前多数新型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就很少参加社区建设的各项活动。这样对于积极投入、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的社区成员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权利义务不平等，容易挫伤部分单位、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6、规范社区服务的各项制度尚未健全。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载体之一，直接作用于社区成员，目前各类社区服务事业方兴未艾，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社区服务不都是无偿服务，许多是低偿或有偿的服务。如何规范这些经济组织，使其在社区服务中不以走向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不侵害社区成员的合法权益，走向以人为本与良性发展相协调的道路，需要依法制定一系列的制度予以规范，以防假冒伪劣、欺诈蒙骗等坑民害民的现象在社区发生。
7、居委会干部职业化与自治的矛盾。社区居委会主任作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力量，其法律身份难以确定。《居委会组织法》规定从本地居民中选举产生，而许多城市目前已实行从其他地区招聘，居委会干部事实上已成为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化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管理问题。居委会主任既然是职业，应当是劳动合同主体，受劳动法保护。但眼下看来，居委会干部还不能简单地归入其中。如果他们是应聘方，谁是聘他们的主体单位？是街道办事处，还是居民代表大会？如果是街道聘用，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是居委会干部的产生，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的，代表着本地居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应对所属的社区代表大会负责，行使着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权利。然而实践中，一些居委会干部感到工作辛苦、待遇低或其他种种原因，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还有的居委会主任不想再干下去时，往往跟街道打个招呼，钥匙一交就不来了。而要找一个合适的侯选人，并经法定程序认可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往往造成工作的停顿和脱节。
8、社区建设的投入环节不畅。目前有些城市已明确规定取消居委会的经济考核指标，居委会的办公经费及居委会干部的工资福利均列入区（县）级财政统一拨付。居委会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基本上来自于政府的投入。但各地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投入由于受到其经济状况及地方政府领导认识的影响，差别很大。而且，社区建设各项活动的开展，仅靠政府投入是远远不够的。目前，社会投入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社区居委会如要开展一些活动，势必要到企事业单位寻求支持与赞助，而企事业单位对这种被动式的赞助，由于难以见到给本单位带来的直接好处和利益，往往积极性不大，实践中投入的数额很少或者没有。投入的不足，必然影响到社区建设的各项活动，有时甚至是关键的影响。
二、社区依法治理面临问题的成因初步分析
1、社区建设初期阶段的必然性。应当承认，我国社区建设能在短短几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首要的推动力量是市、区、街三级党政机关。一方面是党政机关有推动社区建设的需求，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政府在职能转换的情况下，既要减少对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又要有效地保证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势必走社区建设之路。另一方面在社区建设初期，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尚未形成，居民、企事业单位的参与意识还不高，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不强等因素，决定了社区建设如果没有党政机关的强力推动而靠自发形成和发展的话，将是一个十分缓慢而且杂乱的过程。然而，党政机关强力推动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党政机关依然主持着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基层民主的意识和自治机制难以真正有效建立，党政机关的参与往往容易过度。
2、传统管理模式及传统文化仍有很大惯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在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之上的社会控制体系将不断受到冲击，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范围在缩小，控制的力度不断减弱，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然而，这是一个渐进、缓慢的发展过程。处于新旧管理模式交替的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课题和新挑战。一是条块分离现象严重，政府、街道、居委会的块块管理与行业的条条管理各成体系，互不联系，难以融合，目前这种状况依然严重存在。二是社会管理的任务日趋繁重与原有的直接管理方式的矛盾制约了社区建设。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下，政府规模既不能随着社会事务的扩张而扩张，又没有为社区设计出承接这些社会事务的运作机制，在处理社会问题时仍不得不延用行政命令的模式。三是居民不同于村民的是其经济利益与社区活动联系不紧密，因而其参与的热情也不高，对社区建设能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安全、优美的环境和方便服务是欢迎的，但对社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往往受到个人利益的限制，在当前社区服务及居民自治尚处于浅层次阶段之时，更是感觉社区建设距自身较远。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往往拥有较多的资源，但对社区的需求很少或没有，参与社区活动往往是付出较多，容易形成社区建设给自己添负担的心理，因而主动性也不高。国有企事业单位虽然多数已进行了体制改革，但仍要接受行业管理，传统的听命于上级的意识要远远高于横向间的相互承担责任和义务观念；新型经济组织都是“无主管”单位，本身就没有服从政府行政命令的意识，他们对待社区建设往往更多地表现为经济理念，以投入能获得多少回报来考虑自己的行为，致使地方政府在以行政手段推动社区建设时，对驻社区企事业单位无能为力。因此就形成了一方面社区承接了大量的社会事务，一方面又非常缺少相应的人力和资源投入，缺乏整合社区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手段。
3、社区建设的发展程度受经济发达程度和社会成员素质的直接制约。社区建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社区成员共同利益的诉求。在当前城区失业人员增多、贫困人群出现、社会性老龄化及外来人口增多的情况下，社会弱势人群对社区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社区要为老百姓提供服务，除政府投入外，需要更多的社会投入，而社会强势群体又有较强的外向性，社区变社会资源、单位资源为社区资源缺乏有效措施，因而提供的服务不足，形成需求与供给的反差。
4、基层民主政治的发育不完善。社区建设的主体是社区成员，其中尤以社区居民为最。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程度是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否则社区建设就失去了意义和目标。而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根本途径就是民主自治，动员全体社区成员，决定和解决代表大多数社区成员利益的社会事务，保证社区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在社区内实现。当前由于关系尚未理顺、法规没有配套，社区自治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政府的代言人和决策的执行者，社区成员参与自治的途径和渠道仍不通畅，社区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很难通过自治的形式在社区内得到化解，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规定自治组织的“三自”、“四民主”落实不到位，社区成员参与的广泛性不够，尤其是当前社区民主均采用间接民主的形式，大多数社区成员难以直接参加到社区民主活动之中，也是影响社区成员认同感和参与积极性的一个原因。
5、社区法制建设自身的滞后。由于社区法制建设在社区建设中具有根本性、保障性的作用，因此，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对社区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社区建设目前总体上处于起始、探索阶段，许多方面还无法可依。城市在探索社区依法治理过程中，除按照《居委会组织法》运作外，更多是按照宪法、法制的原则、立法的本意以及政策来操作，在缺乏系统、合理、合法的制度规范的情况下，社区建设难免会走入误区。因此，在理顺政府、街道与自治组织的关系，构建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发展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动员、整合社区资源、社会力量，依法规范社区服务，兴办社区事业，保障社区成员行使权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等到方面，都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或制度规定，社区建设才能规范、有效、健康发展。
三、对社区依法治理组织运作及发展方向的思考
社区依法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伴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其实质是在党的领导、政府支持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活动，其目标是规范、保障社区建设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1、坚持党对社区建设的领导，建立社区依法治理组织运作体系。我国的社区自治，不同于西方的社区自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区自治，这就需要加强社区党建，把社区自治与社区党建结合起来。社区党建有两大任务：—是发挥党组织在社区自治组织中政治领导核心作用，保证社区发展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国家的各项法律。二是发挥共产党员在社区的先锋模范作用。无论是在职党员还是退休党员，都要对社区建设贡献力量。社区依法治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实践工程，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运作机制，应在城区党委的宏观领导之下，分为具体几个层面组织运作。一是由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代表区委、区政府负责对全区社区依法治理工作进行总体规划和组织实施；二是街道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实施具体组织领导和运作指导；三是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依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本社区范围内依法开展法制宣传、人民调解、社会治安、法律监督等工作；四是发挥社团在社区依法治理工作中的桥梁作用，建立社会契约制度，以社团关系为纽带，以契约形式明确社区各主体对象在社区建设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相互承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为社区建设做奉献。
2、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开展社区建设，并不是不需要政府，相反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必须按照社区建设的发展需要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才能有效推动社区建设的开展。一是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应由注重微观、直接、行政手段等权力性管理，转变为宏观、间接、引导自治型管理，明确凡属社区自治的事务，政府不得干预；二是政府对社区自治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帮助与服务，政府机关要树立服务社区的意识，尽可能把工作做到社区，而不是将工作交到社区；三是以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支撑社区建设，依法规范参与社区服务的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经济组织，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四是建立民主监督制度，形成社会监督政府机关的机制。使政府管理社会的模式达到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组织合理、运转高效的理想目标。
3、发展基层民主自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五大强调：“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广泛的实践”。这为社区依法治理指明了方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城市居民的民利受到充分的尊重。一是依法界定社区自治事务。居民自治就是“由城市居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在本社区范围内，凡不属于政府行政职能、不属于企事业单位内部、不是居民家庭内部的，而且是与本社区成员生活、生产以及权利义务相关的、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应该由居民群众通过民主的手段和方法来解决。二是拓展自治渠道，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社区建设主体是居民群众，居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社区建设的生命力所在。必须依法建立健全“四个民主”的基本制度，使居民群众的直接民主做到普遍化、规范化、法制化，并逐步地使居民委、居民组的直接民主扩大到居民社区、街道和区一级的直接民主。三是发挥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居委会同时具备法律、政治、行政和社会合法性，是基层民主建设的一支重要组织力量。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必须调整居委会与街道之间的关系，恢复居委会的自治性。
4、德法结合，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根据社区成员的实际需要和接受能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把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寓教于精神文明建设之中。通过开展创文明小区、无毒社区、文明楼道、文明家庭等活动，大力促进社区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在各行业、各层面不断形成，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使法律由外在的规范成为公民自觉自愿遵行的规则，成为一种道德规范，树立民主、自立的思想，树立“共驻、共管、共建、共享”、“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社区理念，以及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的法制观念，增强民主管理能力。
5、明确社区依法治理的主要内容及实现途径。社区依法治理的内容十分广泛其目标是建立文明、和谐、安全的社区环境，提高社区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区民主自治，二是社区法制宣传教育，三是社区治安环境建设，四是依法调处社区矛盾纠纷，五是依法规范社区各项服务事业，六是依法维护社区居民和“社区人”的合法权益，七是社区法律服务与法律救济，八是涉及社区事务的依法行政与依法决策。
社区依法治理的这些内容应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一是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和社区民主听证会、议事会，行使社区民主自治选举、决策、监督等权力；二是政府部门的指导延伸，依法规范有关社区事务，提供法制宣传、社会治安、法律援助等直接服务和行政许可、执法检查等间接服务；三是行业社团协调推进，借助驻社区行业和社团组织的力量，规范社区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的法律行为；四是党组织的领导监督，在区委、街道工委统一领导下，依靠社区党组织和党建协会，对社区依法治理工作进行领导、指导和监督检查，不断促进社区依法治理落实和深化。
6、硬件投入、人、财、物保障，一是费随事转。政府应制定相应的规定，从财政经费中按一定比例拨出社区建设经费，划拨到社区自治组织，由社区自治组织自主决定经费的使用。二是以搞好社区服务为基础，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动员社区单位、居民自觉投入人力、物力和资金，建设自己的家园。三是实行社区民主理财、财务公开制度。重大的社区建设开支，应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集体决定，政府拨款、接受社会捐助的数额及使用方向，应向全体社区居民公开，主动接受监督。
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篇9
现如今，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不断进步，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不断深入推进，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本文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涵出发，梳理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努力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与对策，从而为建设过程中提供理论决策依据。
一、政治文明涵义解析
从某种角度来讲，人类文明与政治几乎属于同步产生关系，且政治深入潜藏于文明之中。在长期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只要存在文明，就有政治的存在。对于政治文明这一词汇用语，马克思曾经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一文中就对其详细阐述过。后期，又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对人类文明体系的重要构建进行全面而详细的叙述，并对文明结构进行重要阐述，他指出文明结构主要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的飞速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改革进程日益加快，经济、政治、文化等相继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确立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目标，并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等列为重大目标之内。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现阶段，我国正在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
不断推动政治进步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涵需要不断巩固政治进步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可以说，在政治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始终遵循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与发展规律。政治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同时，在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应对以往政治文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与分析，最终让社会全面进步。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工作对于我国而言，具有非比寻常的现实意义。
二、政治文明建设存在问题
1、当下中国所处的时代特点与国际背景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处于不断变化中，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而作为世界政治大国的中国，在政治文明建设工作中，必须首先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全面分析，紧跟国际政治文明发展步伐，并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工作巧妙地融入到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潮流。
2、社会层次结构复杂多样
马克思曾对社会结构理论进行过详细阐述，在他的理论中对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等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探讨。概言之上层建筑受生产关系制约与决定。在这样的层次结构理论中，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是相关人物质利益的表面呈现，两者均在思想与政治角度对社会集团的基本利益予以保障与维护。要想进一步确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发展相互适应，主要表现在上层建筑能否保护这个特定社会集团特殊的既得利益。如果上层建筑对能够有效保障社会集团既得利益，就可以推断该上层建筑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反之，则不然。由此可推断，以人们利益关系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等同于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当然，若想使人们的经济和政治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调整或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3、中国公民意识在政治体制建设上需进一步提高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的素质水平与社会文明状态紧密相关。人类政治意识不断提升的过程和人类社会从原始状态走向文明状态的过程是同步的。因为有公民的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断发展与不断完善，最终形成高度文明、自觉的政治意识。辉煌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结果是具有较高政治文化素质人类群体创造力的具体表现，要实施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措施必不可缺的前提是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但要强调的是，政治意识是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集中表现，这两者关系紧密相连。
4、进一步加大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力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从现状出发，尤其对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现有的大环境而言，我们在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由于封建残余等原因的影响，使我们虽然拥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做理论基础，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这些基础理论思想没有真正落实到重点环节，所以要彻底实施完善的话，还要经历很长时间的探索。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过去的错误，与相关领导人的作风与思想脱离不开关系，但同时工作制度及组织制度等方面所表现出的问题更为突出。工作制度与组织制度正确，就可以阻止坏人的任意妄为，制度不正确就容易导致好人向坏的方向发展。所以，可以说，领导制度与组织制度所表现出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影响，且产生的影响是长期的、根本的。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国家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为避免此类错误的再次重演，就需要在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各类环节中，继续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将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加以巩固和发扬，并且在完善政治制度形式的同时，对相关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确保我国民主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提高其可操作性，让其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在处理社会关系的过程中，确保社会安定团结，进而保证政治行为文明向高度文明发展的理论体系更加丰富与完善。
5、完善中国的政治行为制度
我国大部分政治参与者表现的政治行为不规范，很大的原因在于受到政治制度和意识的薄弱、不完善因素的影响。虽然有明文规定，但是一些不良现象还是层出不穷，主要体现在贪污腐败的作风上，自我国建国以来各种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在一些地区，政府与群众之间存在一些问题，政府对于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措施不当，使得政府部门和群众在原本既有的矛盾上表现得更加尖锐与极端，最终导致这些矛盾不断升级，这也是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造成这样的社会不良现象后，会导致群众在解决问题的渠道上变得狭窄，使得部分群众产生错误极端的思想观念，比如会取用极端的手段来引起社会或媒体的注意。这种类似的行为成为建设政治文明的极大障碍。恩格斯曾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由此可见，要想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加以明确与分析，与此同时，必须经过持久的努力，对自身的政治行为进行严格规范与更正，才能减少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损害，让群众有正当合法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才能有效避免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避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
三、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
1、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
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坚定不移地跟随党的领导，坚持以先进的思想、理论、制度为指导。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推动者、组织者、领导者、示范者，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为政治文明建设指明方向。
2、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行了明确阐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2014年，在江苏调研工作中，对全面战略布局进行了首次阐述，并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的保障力量，是改进我国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对我党执政兴国、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团结的重要保障力量。新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3、深化政治体制创新
在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有效创新与改进。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政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为人民当家做主提供制度保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
四、结论
在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政治文明建设呈现出较强的延续性与继承性。不论何种政治系统，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工作中也不例外。因此，在我国的政治文明的建设工作中，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今，世界格局多变，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国家振兴的关键时期，这对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身处深化改革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文明建设应如何发展，需要并考验着伟大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
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篇10
一、社区依法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1、观念陈旧制约社区建设的深化。由于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加上我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旧的思想观念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前，保持了很强的惯性。这种惯性不仅体现在党政机关的各级官员中，而且体现在基层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中。一是有些机关部门当惯了“婆婆”，习惯于“领导”各类社会活动和社会事务，对社区民主自治心存疑虑，惟恐脱离党政机关的领导，失去控制，使党政机关制定的目标、任务难以在基层落实。因此，在指导社区建设中，一些机关部门的领导惯于以往的直接领导方式而不太愿意放权。二是居委会当惯了“媳妇”。长期以来，居委会并没有实现法定的全部自治职能，习惯听命于政府、街道，一定程度上成了政府、街道的代言人和执行者，自治能力孱弱，一旦失去政府、街道的直接领导，便无所适从。三是居民、企事业单位的认同感不高，多数人还是把社区建设当做政府、街道、居委会的事，有与己无关或怕给自己增加负担的思想，居民很少想到通过居委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也不相信自己的参与能够影响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决策。四是一些地方领导有创新可以突破法律界限的观念，认为社区建设是新生事物，原有的法律已不适应社区建设的需要，出现了随意超越法律规定的现象。
2、未形成有效的组织运作机制。社区建设目前仍处于政府主导阶段，以政府号召、组织为主，传统的管理方式尚未有根本上改变，法律规定的自治还没有真正在社区实现，社区服务仍是以政府、街道提供的行政服务为主；政党、政府、自治组织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府、街道、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团及中介组织、居民群众在社区建设中的权利义务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对社区依法治理的组织运作尚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党的领导、基层民主自治、政府的支持帮助尚未形成有效融合。
3、社区依法治理的内容不确切。目前不少地方对社区依法治理的概念及内涵认识不清，将社区依法治理等同于社会治安，没有将社区依法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自治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精神文明、党的建设等各个层面有机结合。
4、社区民主自治的实现途径不完善。理论上讲，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是社区自治的权力组织，代表社区内全体居民（包括居民法人）行使自治权力。但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定的居民的民利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和保障，基层民主自治还没有真正落实。如对自主决定的事务或否决的事务如何保证履行？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居民代表、居民对社区居委会、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执行、监督如何实行？居民的意见、建议要求如何被社区接受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否则民主自治徒有其名，难以实现。
5、社区单位、居民群众在社区建设中的权利义务不确切。目前，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自治活动尚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义务很难确定。只能本着宪法和法制建设的原则进行一些探索，使得社区内利益冲突的调整机制不完善，形成部分成员坐享社区建设带来的利益、好处，对社区建设却很少或不作任何贡献。如目前多数新型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就很少参加社区建设的各项活动。这样对于积极投入、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的社区成员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权利义务不平等，容易挫伤部分单位、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6、规范社区服务的各项制度尚未健全。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载体之一，直接作用于社区成员，目前各类社区服务事业方兴未艾，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社区服务不都是无偿服务，许多是低偿或有偿的服务。如何规范这些经济组织，使其在社区服务中不以走向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不侵害社区成员的合法权益，走向以人为本与良性发展相协调的道路，需要依法制定一系列的制度予以规范，以防假冒伪劣、欺诈蒙骗等坑民害民的现象在社区发生。
7、居委会干部职业化与自治的矛盾。社区居委会主任作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力量，其法律身份难以确定。《居委会组织法》规定从本地居民中选举产生，而许多城市目前已实行从其他地区招聘，居委会干部事实上已成为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化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管理问题。居委会主任既然是职业，应当是劳动合同主体，受劳动法保护。但眼下看来，居委会干部还不能简单地归入其中。如果他们是应聘方，谁是聘他们的主体单位？是街道办事处，还是居民代表大会？如果是街道聘用，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是居委会干部的产生，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的，代表着本地居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应对所属的社区代表大会负责，行使着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权利。然而实践中，一些居委会干部感到工作辛苦、待遇低或其他种种原因，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还有的居委会主任不想再干下去时，往往跟街道打个招呼，钥匙一交就不来了。而要找一个合适的侯选人，并经法定程序认可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往往造成工作的停顿和脱节。
8、社区建设的投入环节不畅。目前有些城市已明确规定取消居委会的经济考核指标，居委会的办公经费及居委会干部的工资福利均列入区（县）级财政统一拨付。居委会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基本上来自于政府的投入。但各地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投入由于受到其经济状况及地方政府领导认识的影响，差别很大。而且，社区建设各项活动的开展，仅靠政府投入是远远不够的。目前，社会投入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社区居委会如要开展一些活动，势必要到企事业单位寻求支持与赞助，而企事业单位对这种被动式的赞助，由于难以见到给本单位带来的直接好处和利益，往往积极性不大，实践中投入的数额很少或者没有。投入的不足，必然影响到社区建设的各项活动，有时甚至是关键的影响。
二、社区依法治理面临问题的成因初步分析
1、社区建设初期阶段的必然性。应当承认，我国社区建设能在短短几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首要的推动力量是市、区、街三级党政机关。一方面是党政机关有推动社区建设的需求，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政府在职能转换的情况下，既要减少对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又要有效地保证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势必走社区建设之路。另一方面在社区建设初期，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尚未形成，居民、企事业单位的参与意识还不高，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不强等因素，决定了社区建设如果没有党政机关的强力推动而靠自发形成和发展的话，将是一个十分缓慢而且杂乱的过程。然而，党政机关强力推动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党政机关依然主持着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基层民主的意识和自治机制难以真正有效建立，党政机关的参与往往容易过度。
2、传统管理模式及传统文化仍有很大惯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在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之上的社会控制体系将不断受到冲击，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范围在缩小，控制的力度不断减弱，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然而，这是一个渐进、缓慢的发展过程。处于新旧管理模式交替的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课题和新挑战。一是条块分离现象严重，政府、街道、居委会的块块管理与行业的条条管理各成体系，互不联系，难以融合，目前这种状况依然严重存在。二是社会管理的任务日趋繁重与原有的直接管理方式的矛盾制约了社区建设。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下，政府规模既不能随着社会事务的扩张而扩张，又没有为社区设计出承接这些社会事务的运作机制，在处理社会问题时仍不得不延用行政命令的模式。三是居民不同于村民的是其经济利益与社区活动联系不紧密，因而其参与的热情也不高，对社区建设能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安全、优美的环境和方便服务是欢迎的，但对社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往往受到个人利益的限制，在当前社区服务及居民自治尚处于浅层次阶段之时，更是感觉社区建设距自身较远。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往往拥有较多的资源，但对社区的需求很少或没有，参与社区活动往往是付出较多，容易形成社区建设给自己添负担的心理，因而主动性也不高。国有企事业单位虽然多数已进行了体制改革，但仍要接受行业管理，传统的听命于上级的意识要远远高于横向间的相互承担责任和义务观念；新型经济组织都是“无主管”单位，本身就没有服从政府行政命令的意识，他们对待社区建设往往更多地表现为经济理念，以投入能获得多少回报来考虑自己的行为，致使地方政府在以行政手段推动社区建设时，对驻社区企事业单位无能为力。因此就形成了一方面社区承接了大量的社会事务，一方面又非常缺少相应的人力和资源投入，缺乏整合社区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手段。
3、社区建设的发展程度受经济发达程度和社会成员素质的直接制约。社区建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社区成员共同利益的诉求。在当前城区失业人员增多、贫困人群出现、社会性老龄化及外来人口增多的情况下，社会弱势人群对社区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社区要为老百姓提供服务，除政府投入外，需要更多的社会投入，而社会强势群体又有较强的外向性，社区变社会资源、单位资源为社区资源缺乏有效措施，因而提供的服务不足，形成需求与供给的反差。
4、基层民主政治的发育不完善。社区建设的主体是社区成员，其中尤以社区居民为最。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程度是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否则社区建设就失去了意义和目标。而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根本途径就是民主自治，动员全体社区成员，决定和解决代表大多数社区成员利益的社会事务，保证社区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在社区内实现。当前由于关系尚未理顺、法规没有配套，社区自治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政府的代言人和决策的执行者，社区成员参与自治的途径和渠道仍不通畅，社区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很难通过自治的形式在社区内得到化解，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规定自治组织的“三自”、“四民主”落实不到位，社区成员参与的广泛性不够，尤其是当前社区民主均采用间接民主的形式，大多数社区成员难以直接参加到社区民主活动之中，也是影响社区成员认同感和参与积极性的一个原因。
5、社区法制建设自身的滞后。由于社区法制建设在社区建设中具有根本性、保障性的作用，因此，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对社区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社区建设目前总体上处于起始、探索阶段，许多方面还无法可依。城市在探索社区依法治理过程中，除按照《居委会组织法》运作外，更多是按照宪法、法制的原则、立法的本意以及政策来操作，在缺乏系列、合理、合法的制度规范的情况下，社区建设难免会走入误区。因此，在理顺政府、街道与自治组织的关系，构建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发展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动员、整合社区资源、社会力量，依法规范社区服务，兴办社区事业，保障社区成员行使权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等到方面，都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或制度规定，社区建设才能规范、有效、健康发展。
三、对社区依法治理组织运作及发展方向的思考
社区依法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伴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其实质是在党的领导、政府支持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活动，其目标是规范、保障社区建设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1、坚持党对社区建设的领导，建立社区依法治理组织运作体系。我国的社区自治，不同于西方的社区自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区自治，这就需要加强社区党建，把社区自治与社区党建结合起来。社区党建有两大任务：—是发挥党组织在社区自治组织中政治领导核心作用，保证社区发展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国家的各项法律。二是发挥共产党员在社区的先锋模范作用。无论是在职党员还是退休党员，都要对社区建设贡献力量。社区依法治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实践工程，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运作机制，应在城区党委的宏观领导之下，分为具体几个层面组织运作。一是由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代表区委、区政府负责对全区社区依法治理工作进行总体规划和组织实施；二是街道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实施具体组织领导和运作指导；三是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依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本社区范围内依法开展法制宣传、人民调解、社会治安、法律监督等工作；四是发挥社团在社区依法治理工作中的桥梁作用，建立社会契约制度，以社团关系为纽带，以契约形式明确社区各主体对象在社区建设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相互承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为社区建设做奉献。
2、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开展社区建设，并不是不需要政府，相反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必须按照社区建设的发展需要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才能有效推动社区建设的开展。一是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应由注重微观、直接、行政手段等权力性管理，转变为宏观、间接、引导自治型管理，明确凡属社区自治的事务，政府不得干预；二是政府对社区自治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帮助与服务，政府机关要树立服务社区的意识，尽可能把工作做到社区，而不是将工作交到社区；三是以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支撑社区建设，依法规范参与社区服务的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经济组织，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四是建立民主监督制度，形成社会监督政府机关的机制。使政府管理社会的模式达到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组织合理、运转高效的理想目标。
3、发展基层民主自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五大强调：“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广泛的实践”。这为社区依法治理指明了方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城市居民的民利受到充分的尊重。一是依法界定社区自治事务。居民自治就是“由城市居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在本社区范围内，凡不属于政府行政职能、不属于企事业单位内部、不是居民家庭内部的，而且是与本社区成员生活、生产以及权利义务相关的、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应该由居民群众通过民主的手段和方法来解决。二是拓展自治渠道，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社区建设主体是居民群众，居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社区建设的生命力所在。必须依法建立健全“四个民主”的基本制度，使居民群众的直接民主做到普遍化、规范化、法制化，并逐步地使居民委、居民组的直接民主扩大到居民社区、街道和区一级的直接民主。三是发挥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居委会同时具备法律、政治、行政和社会合法性，是基层民主建设的一支重要组织力量。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必须调整居委会与街道之间的关系，恢复居委会的自治性。
4、德法结合，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根据社区成员的实际需要和接受能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把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寓教于精神文明建设之中。通过开展创文明小区、无毒社区、文明楼道、文明家庭等活动，大力促进社区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在各行业、各层面不断形成，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使法律由外在的规范成为公民自觉自愿遵行的规则，成为一种道德规范，树立民主、自立的思想，树立“共驻、共管、共建、共享”、“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社区理念，以及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的法制观念，增强民主管理能力。
5、明确社区依法治理的主要内容及实现途径。社区依法治理的内容十分广泛其目标是建立文明、和谐、安全的社区环境，提高社区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区民主自治，二是社区法制宣传教育，三是社区治安环境建设，四是依法调处社区矛盾纠纷，五是依法规范社区各项服务事业，六是依法维护社区居民和“社区人”的合法权益，七是社区法律服务与法律救济，八是涉及社区事务的依法行政与依法决策。
社区依法治理的这些内容应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一是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和社区民主听证会、议事会，行使社区民主自治选举、决策、监督等权力；二是政府部门的指导延伸，依法规范有关社区事务，提供法制宣传、社会治安、法律援助等直接服务和行政许可、执法检查等间接服务；三是行业社团协调推进，借助驻社区行业和社团组织的力量，规范社区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的法律行为；四是党组织的领导监督，在区委、街道工委统一领导下，依靠社区党组织和党建协会，对社区依法治理工作进行领导、指导和监督检查，不断促进社区依法治理落实和深化。
6、硬件投入、人、财、物保障，一是费随事转。政府应制定相应的规定，从财政经费中按一定比例拨出社区建设经费，划拨到社区自治组织，由社区自治组织自主决定经费的使用。二是以搞好社区服务为基础，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动员社区单位、居民自觉投入人力、物力和资金，建设自己的家园。三是实行社区民主理财、财务公开制度。重大的社区建设开支，应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集体决定，政府拨款、接受社会捐助的数额及使用方向，应向全体社区居民公开，主动接受监督。
7、广泛开展各种法律服务，规范各种社区服务。社区法律服务本身就是社区服务的一共方面，应广泛发动社区单位、法律界人士开展社区法律服务，通过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制文艺以及法律援助、民事调解、法律事务等法律服务活动，增强社区成员法律素质，化解社区内的民事、行政纠纷，维护社区成员合法权益。同时，通过规范化建设，依法规范各项社区服务活动，提高社区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