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科知识点篇1
一、立足地理本学科教学，重视基础知识，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学科能力
在地理复习中，一方面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复习，以”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为依据，以教材为基本内容，建立以章或单元的知识体系，注意知识的不断深化，使学生逐步形成知识结构系统，能在大脑记忆系统中构建”地理认知结构”，形成一个条理化、有序化、网络化的有机体系，做到基础知识扎实，并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另一方面，要注意能力的培养。如对于教材中的陈述性知识，要经过师生的共同加工，而不是直接把知识呈现给学生，要理清知识的层次脉络，使之系统化;分析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结构化;总结地理事物的分布、运动和变化规律，使之规律化;运用各种图像、图表、地图，做到图文结合，使之形象化;联系有框图、比较有表格，使之技能化。通过这”五化”，培养了学生的综合分析、比较分类、归纳演绎、概括推理等多种能力。
因此，我们在复习中，应当立足本学科教学，注重夯实学生的”双基”。考试虽然明显地反映了”以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但是在复习教学中千万不能因此而忽视基础知识，因为知识是能力的载体。因此，在教学中，要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对每一个知识点真正弄懂、吃透。该拓宽的要拓宽，该加深的要加深。要形成地理知识的系统网络，纲举目张，只有系统了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才能运用自如。
二、重点复习系统地理知识，适当拓宽和补充区域地理知识，培养学生跨学科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就地理学科而言，综合性本来就是本学科的基本特征之一，所研究的对象――地理环境又是一个由自然、社会多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必然与其它学科之间有不少相互渗透、交叉之处。如环境问题就渗透了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历史因素、生态环境、人地关系、国家政策和措施等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在地理复习中，除了要掌握地理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外，还要注意以地理学科知识为中心，联系和沟通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以某一地理事实为材料，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综合分析，培养学生跨学科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加强地图教学，掌握读图方法，提高读图能力
学生读图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地理成绩的好坏。所以，在地理复习中，必须要加强地图知识的教学，要教给学生读图的方法，提高读图能力。平时的教学要注重运用各种地图，如各种等值线图、统计图表、区域图、柱状图、地理模式图等讲解地理知识、分析地理现象和地理规律。教会学生判读各种地图的方法，如等值线图，包括等温线图、等压线图、等高线图、等震线图、等太阳辐射量线图等，首先要看清数值大小的递变方向，然后再根据等值线的凸出方向判读高低;又如区域图，最重要的是正确识别图示地区是什么地方？这就要根据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面状地理事物的轮廓特征、线状地理事物的分布特征、点状地理事物的相关位置等去加以识别。教会学生一图多思、多图并用，图文转换的技能，培养学生读图、识图、填图、画图、用图的良好习惯，如经常引导学生及时将国内外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新闻事件落实在地图上，通过读图获取与自然、社会热点问题有关的自然地理因素及交通、资源、经济活动等地理信息，并用这些信息联系已学过的地理知识来理解、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等，提高读图、析图、用图的能力。
四、立足单科，关注学科间的综合，强化综合意识，锻炼学生综合思维能力
我们在地理复习中，应该立足本学科，强化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与综合，适当关注学科之间的联系。立足本学科，就是要按照中学地理教学大纲和考试的知识范围，抓紧好本学科的教学，真正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并且要善于挖掘教材中所蕴含的知识，以教材的不变应中考的万变。经过调查发现，由于学生长期受“分科教学，单科考试”的传统习惯影响，一开始时对综合考试不适应，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从一个学科跳跃到另一学科，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在综合考试中学科知识鉴别时间长，综合思维能力差。这就造成了学生在单科考试中能考出好成绩来，但三科一综合，成绩就差得多。这些说明了学生对跨学科综合思维不习惯，习惯于传统的一维纵深思维，而横向联系渗透的思维能力低下，学科知识干扰明显，学科跳跃思维不适应，增大了综合考试的难度，降低了综合考试的成绩。因此在复习教学中我们应改变划学科为牢的传统教育观念，在搞好本学科内综合的基础上，应淡化学科专业知识体系，打破学科之间的鸿沟，加强不同学科知识的综合，重视政、史、地三科的知识结合点，使学生具有掌握运用各种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固然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学生自己的实践。教师可挑一些典型的综合题作分析，指导学生善于捕捉综合的切入点，以提高对知识由横向联系渗透向纵向深度发展的网络思维能力。
五、捕捉教学信息，关注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加强学生可持续发展意识
重视自然和社会热点问题.文理综合能力测试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试题多以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立意命题，考查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指导学生从地理视角去审视、分析、评判他们熟悉的地理事实、地理环境和关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在复习中应积极引导学生对自己周围的地理环境进行观察和思考;同时要提供事实材料或背景，指导学生获得信息，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思维对事件作出评判。
地理学科知识点篇2
关键词：初中地理教学策略
一、立足地理本学科教学，注重打好“双基”，培养学生地理综合能力。
在地理复习中，一方面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复习，以“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为依据，以教材为基本内容，建立以章或单元的知识体系，注意知识的不断深化，使学生逐步形成知识结构系统，能在大脑记忆系统中构建“地理认知结构”，形成一个条理化、有序化、网络化的有机体系，做到基础知识扎实，并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另一方面，要注意能力的培养。如对于教材中的陈述性知识，要经过师生的共同加工，而不是直接把知识呈现给学生，要理清知识的层次脉络，使之系统化；分析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结构化；总结地理事物的分布、运动和变化规律，使之规律化；运用各种图像、图表、地图，做到图文结合，使之形象化；联系有框图、比较有表格，使之技能化。通过这“五化”，培养了学生的综合分析、比较分类、归纳演绎、概括推理等多种能力。
因此，我们在复习中，应当立足本学科教学，应把好自己的“门”（即教好自己所教的学科），同时也要串串“门”（使政、史、地三学科相互交流、渗透），以形成全方位、立体的时空观的教学模式。
立足本学科教学时，应注重夯实学生的“双基”。考试虽然明显地反映了“以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但是在复习教学中千万不能因此而忽视基础知识，因为知识是能力的载体。因此，在教学中，要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每一个知识点真正弄懂、吃透。该拓宽的要拓宽，该加深的要加深。要形成地理知识的系统网络，纲举目张，只有系统了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才能运用自如。
二、重点复习系统地理知识，适当拓宽和补充区域地理知识，培养学生跨学科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文理综合能力考试试题往往以“问题立意”，其试题必然源于教材，却又高于教材，源于单科知识，却又融合各科知识，这就要求各学科的教学中要加强联系，探索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渗透、整合的途径，培养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和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地理学科而言，综合性本来就是本学科的基本特征之一，所研究的对象――地理环境又是一个由自然、社会多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必然与其它学科之间有不少相互渗透、交叉之处。如环境问题就渗透了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历史因素、生态环境、人地关系、国家政策和措施等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在地理复习中，除了要掌握地理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外，还要注意以地理学科知识为中心，联系和沟通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以某一地理事实为材料，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综合分析，培养学生跨学科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立足单科，关注学科间的综合，强化综合意识，锻炼学生综合思维能力。
我们在地理复习中，应该立足本学科，强化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与综合，适当关注学科之间的联系。立足本学科，就是要按照中学地理教学大纲和考试的知识范围，抓紧好本学科的教学，真正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并且要善于挖掘教材中所蕴含的知识，以教材的不变应中考的万变。经过调查发现，由于学生长期受“分科教学，单科考试”的传统习惯影响，一开始时对综合考试不适应，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从一个学科跳跃到另一学科，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在综合考试中学科知识鉴别时间长，综合思维能力差。这就造成了学生在单科考试中能考出好成绩来，但三科一综合，成绩就差得多。这些说明了学生对跨学科综合思维不习惯，习惯于传统的一维纵深思维，而横向联系渗透的思维能力低下，学科知识干扰明显，学科跳跃思维不适应，增大了综合考试的难度，降低了综合考试的成绩。因此在复习教学中我们应改变划学科为牢的传统教育观念，在搞好本学科内综合的基础上，应淡化学科专业知识体系，打破学科之间的鸿沟，加强不同学科知识的综合，重视政、史、地三科的知识结合点，使学生具有掌握运用各种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固然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学生自己的实践。教师可挑一些典型的综合题作分析，指导学生善于捕捉综合的切入点，以提高对知识由横向联系渗透向纵向深度发展的网络思维能力。
地理学科知识点篇3
关键词：高中；物理；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9-182-01
一、教师自觉的原则
物理中科学方法通常以隐性的方式存在。教师在进行教材分析时，要充分发现和挖掘物理知识所蕴藏的科学方法教育因素。在选用物理问题指导学生研究时，也要有意识地选择科学方法，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增强对学生的科学方法教育。这一切都必须依赖于教师的教育观念及其对科学方法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
二、科学方法寓于知识教学之中的原则
物理科学方法教学一般都应该是、而且必须是结合物理知识教学和能力训练的过程进行，即通过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认识、理解并学会应用物理科学方法。任何脱离物理知识教学和物理问题研究而专门进行方法论的讲座的尝试，只会由于抽象的名词而增加学生的记忆负担，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无法达到教学目的，只有植根于物理知识的沃土之中的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才能结出灿烂的智慧之果。另外，进行科学方法教育时，要跟据具体问题，分清主次，突感重点。一个知识点的教学往往含有多种科学方法因素。因此，要抓住关键，突出主要的方法和精神的教育。
三、“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一般地说，科学方法教育有“隐性”和“显性”两种方式。隐性方式是用反映科学认识基本过程的科学方法的一般方式去组织对科学知识的概念、规律、原理的教学过程，使学生的认识过程模拟科学探究过程但教学过程中并不明确地去揭示所采用的科学方法一般程式的原理、各阶段具体方法的名称和有关知识；显性方式是在进行科学方法教育时，明确指出这种科学方法的名称，传授有关该方法的知识，揭示方法的形式，操作过程，说明原理。教师公开宣称进行科学方法的教育，学生处于有意识地接受科学方法知识的状态。隐性方式重在使学生感受科学方法，受到科学方法的启蒙和熏陶，初步体会到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策略。这种方式适合于学生对这种方法的感性认识不足时，或者这种方法对所研究的问题并不占主要地位时。使用显性方式重在解决问题中模仿应用科学方法，对科学方法进行操作训练，使学生有意识地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策略。这种方式适合于在学生对这种科学方法的感性认识较丰富的前提下，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时使用物理科学方法教育[13]。在初中阶段，科学方法教育通常不作显性处理，隐性教育占重要地位，但在高中阶段，显性教育就显得比较重要，因为高中物理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对能力弱者提供一个策略比他们自生一个策略好”，“学科内容只有在经过系统学习，使学生掌握经过整理的系统知识时，才能培养起进行思维活动的能力”。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对典型的物理科学方法在恰当时机加以显化，才能更好地达到教育之目的。所以物理科学方法教育需要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相结合，在不同阶段对不同内容各有侧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常常是相互交叉的，不能因为在这里要采取隐性方式就一点显性的内容都不敢提，隐性起步、及时显化是科学方法教育的特点，当某一方法在某一知识教学中达到“呼之欲出”的程度时，就应及时进行显性教育。当然不能因为要采取显性方式就系统地讲述科学方法知识，显性方式的精髓在于点到为止，适可而止科学方法的学习，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教授说：“学习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办法是渗透性的”，“很多东西是在不知不觉中，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就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懂了”。隐性教育是显性教育的基础，显性教育是隐性教育的飞跃。在物理科学方法教育中，应采用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四、科学方法教育实施方式主体性原则
对学生进行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教学中应避免仅仅将科学方法作为现成的知识，通过灌输或机械地训练传授给学生，学生在其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不能得到调动和发挥。科学的思维方法只有在活动的思维操作过程中，在学生主体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教育功能。因此，科学方法教育的实施，首先要求教师要自觉地创设特定的思维情境，吸引学生深层次地投入，形成思维冲突，引导学生在多种矛盾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教师则通过画龙点睛式的点拨，促进学生思维的升华和飞跃，在切实的实践和体验中使学生思维能为获得培养和提高。重视让学生参加有关的科学实践活动，注意引导他们进行理性的思考、总结，按照知识的获得或应用过程来组织化学教学，让学生自主地参加解决问题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不但是进行科学方法学习的有效途径，还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态度和科学习惯。
五、注重渗透性、长期性、示范与练习教育原则
地理学科知识点篇4
【关键词】社会空间/空间转向/地方主义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一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1)空间化的历史 关于历史空间化的问题是随着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写作开始的。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他反对对历史做线性的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非常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他集中地对规范的理性观念进行了颠覆,并表明规范的理性观念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性运行上,因为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他指出:“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1〕
福柯在这里已将空间概念坚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讨中。在此基础上,萨伊德(e.Said)根据“思想和理论处于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之中”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出发,提出了所谓“旅行理论”〔2〕。不过,在萨伊德这里,知识的转移过程绝不仅仅是复制,还包含着改造,因为循环和转译是相互构成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获得把握,知识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承认福柯在性的、处罚的和收容所的历史中对权力或知识的描述,但他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走的太远,使其普遍化了。萨伊德集中考察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将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学探索。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解读了“东方”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在后启蒙时期西方人在政治、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和虚构意义上的多重创造的结果。
(2)本土化的文化随着福柯和萨伊德等人的历史写作的问世,一些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也开始展示了他们的本土化策略,使空间性概念进入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中。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和莱菲布勒(H.Lefebvre)等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文化本土化的研究。
格尔茨的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理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这种企图可以从他在1981年在耶鲁大学法律学院以“地方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和法律”为题的演讲看出。他反对被接受的司法智慧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认为法律和人种学只是地点的技艺或知识,它们在空间、时间、阶级、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性特点。例如,巴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印度等的司法系统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也强调了地点在构造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关键作用与人体的空间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利于人群集合的情境,如集会、社会场合、非正式见面等,能为人们提供进行具有结构意义交流的动因。诸如工地、体育场、聚餐会、舞池以及实验室、大学和研究小组等等集合地点都是共同在场和集中交往并进行符号互动的竞技场。
与高夫曼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把人看作是在不同互动地点或环境中处理事务的动因,不同的互动地点或环境常常使人们进行分区以有利于常规的社会实践。这种对分区的强调使吉登斯卷入了在各种社会生活规模上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一般区域化分析方法。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沿着社会群聚形成的虚空维度,而是按照它被互动系统的包容来考虑的社会空间。
对于这些话语,地理学家们表示了巨大的热诚。他们表明,任何社会理论都必然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时空构造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因此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或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地理学家莱菲布勒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持续得到增强或被再生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里相交叉,创造出永恒的深化的历史的空间结果或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型,并赋予巨大社会发展运动和日常活动再生实践以形式。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
(3)情境化的理性 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来源于许多不同学者的写作。卡塞(e·Casey)的《重回地点》对“我们占据的地点”进行了哲学的考察,因为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具体定位、居住点、建筑环境、荒地和实验场地等,而这些往往与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定位自己有关。对于卡塞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对地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地点是处于怎样的迷失景况。
泰勒(Ch.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抓住了现代人经常经历的“空间迷向”,发现现代人自我的分割与人们在所谓“道德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里寻求权力、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定位的限制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麦克英特(a.macintyre)注意到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的定位与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独立于意向来规定行为,也不能独立于构成意向的环境规定意向。他认为某种理性断言只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发展中相应于超越特定时代的实践推理和评价标准才是有用的。自然科学的优秀理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任何超验标准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先驱乾的理论,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代自然科学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重建和定位了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历史。这里,麦克英特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问题,只是想强调地点实践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诸如权力、公正和福利等所谓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发言权,实践理性总是地点化的理性。
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也以类似的方法讨论了理性的本质。他认为相信某事为如此的原因必然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边界要经历根本的历史的变迁,就象存在理性历史学一样,也存在一种理性地理学。理性的变化依赖于人们所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背景,即社会空间,理性只有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好测度,理性总是情境化的理性。
哈拉维(D.Haraway)通过“定位的理性”重新评价了客观性的概念。他抛弃了客观性与无地点性同一的观点,将客观性同特殊性、部分性、地点性和情境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空间的定位”观念。他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形象化是用来对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的隔离,但实际上形象化总是具体化的,因而总是地点化的。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就是情境化的知识,客观性与地点的具体化和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上述这些学者都广泛地涉及到了认知的定位、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地点问题进入了学术的对话中,并由此选择了诸如情境、社会空间、环境等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尽管他们很少去关注自然科学与空间的关系,但这种学术话语的空间转向却注定要使人们去讨论科学的地理空间问题。
二
就自然科学发展而言,传统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主要是根据科学家人数、数量的多少注意到了科学中心的地理转移问题,即近代以来科学中心先后出现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较大规模的空间迁移。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宏观考察,并不意味着真正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因为它仍然是基于科学理性普遍原则进行探讨的。
对于前面一般历史、文化、理性空间化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解释这一问题,人们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人们逐渐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空间分析有着广阔的天地。
(1)科学风格的区域化问题 尽管人们探讨科学区域化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科学风格在不同区域上的不同表现却很早就得到了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承认。这是因为在科学内部不同的民族空间往往执行不同的科学制度安排。但这也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因此,似乎仍有必要比较一下不同区域对一些关键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格里克(th.Glick)考察了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区域渗透,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些不同的地点遇到了不同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反应。而古德曼(D.Goodma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欧洲的兴起》一书则收集了多篇论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发展,以显示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条件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把从15—17世纪伊比利亚、意大利、中心欧洲、法国和苏格兰的科学传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促进欧洲科学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水平、众多民族国家的竞争和城镇规则的寡头政治本质,正是政治权威的多重中心和无数个自主的城市中心培育了与初生的欧洲科学密切联系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商业发展。
但是,详述不同制度、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科学输入并不等于对地方主义理解科学事业的完全展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认知内容是否是以科学研究的民族风格为条件的?这个问题在尼克尔森(m.nicolson)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科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但植物生态学研究由于不同的地区风格而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法国生态学家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系统仅仅是基于植物种类构成,而克莱门特的分类则来自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形态学。但这种生态学的生态解释并不能说明两种分类系统更为广泛的差异,特别是克莱门特的生态单元为什么是具体的有机论的,而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生态单元又为什么是抽象的问题。而且,使用生态建构论模式也难以解释来自英国和俄国生态学的反证。于是,尼克尔森转向了背景因素,“以表明植物学共同体的思想……是在社会背景中建构和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的内外社会目的构造起来的。”〔4〕他解释说,克莱门特不喜欢将植物系统进行过度的分割,这反映出了美国中西部科学的学院背景,在那里克莱门特曾经致力于农场主、林务员和放牧者的问题和依赖演绎的植物学规律进行标准化耕作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背景与法国纯粹科学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便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认知内容中。
当然,科学风格的区域化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上。康里(Y.Conry)、特克莱(a.thackray)、英克斯特(i.inkster)、莫雷尔(J.morrell)等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夏平(S.Shapin)等人详尽地考察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爱丁堡、纽卡斯尔、约克郡和伦敦等地的不同科学风格。例如,成立于1832年的爱丁堡哲学学会乃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产儿;当在1820—1860年期间经济出现了衰退时,布里斯托尔的科学制度却培育了无实用性的科学学科,这反映出了人们对地方社会精英的信任;纽卡斯尔的一些重要科学制度的特征与该市不信奉国教的亚社会结构有关,特别是其中地质和多种工艺学会有意地远离“谦逊”的科学传统,而赞同实践的有用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学文化的区域特征。
(2)科学现场的社会空间问题 科学现场就是特定类型的共同在场的地点或场所,主要包括制度、会议、科学学会、野外场地、实验室空间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了这些空间的特性,它们与科学知识产品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实验室空间是学者们特别重视的考察对象。
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是随着系统实验的建立而兴起的。夏平正是通过对实验的历史考察而追问科学事业的基本空间问题:“我想要知道实验科学是从何处做起的。在什么样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谁出席实验知识生产和评价的现场?他们在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中是怎样的排列?接近这些地方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处理跨越门槛的问题?”〔5〕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考察了科学探索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与其产品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之间的联系之网,认为实验工作的物理和符号定位是限定科学家共同体范围、控制实验话语、在公众意义上确保这种地点生产的知识可靠和可信的途径。这里的地理话语既涉及到了物质的空间,又有隐喻的空间。夏平的科学史研究大量地使用了高夫曼和吉登斯社会学的互动论符号,并表明科学知识的生产及其特征、条件和内容都是内在地空间组织的活动。
夏平进一步表明,实验室空间是一种对现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领地和有关空间适当使用的既有规定重安排的新型空间。他通过考察玻意耳、皇家学会和胡克的实验现场,说明了跨越知识空间门槛虽是非正式的但却是严格仔细的。在实际的实验现场,那些操作和照管仪器的操作员、助手和管理人员与那些通过解释来制造知识的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无形的参与者,后者是积极的知识生产者。同时,进行“难处性”实验的私人空间(私人实验室)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进行“夸耀性”实验的公众空间(皇家学会)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但从私人圈子到公众话语的循环则影响着实验知识的建构,一种知识只有进入社会后,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才算是完整的。
实验科学的空间扩散要求在不同地点进行有效的社会再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夏平和夏费尔(S.Schaffer)对17世纪实验生活的考察上。他们主要关心的是17世纪实验设备,特别是玻意耳真空泵的复制,并表明:“复制是实验科学中事实生产的基本方法。”〔6〕依此来看,玻意耳的科学陈述应该在不同地点通过复制而获得实验上的重复。这样,问题转成了何时获得这种适当的复制?实验者又怎样才能保证他们成功地再生产出玻意耳的设备,并证实他的科学发现?在夏平等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玻意耳发现的现象作为实验者自己设备的标度,能够“生产”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设备制造成功了,因此,任何一个实验者在断定自己的设备是否运行良好时,首先要接受玻意耳的现象。这种循环说明,科学陈述的试验要求不同地点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实验空间的再生产。
当然,对实验室生活的空间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革命时期。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坚信列维—斯特劳斯的命题,即空间构型是社会结构的突出表象。西里尔(B.Hillier)和彭(a.penn)集中对现代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考察。他们比较了两类实验室——大型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开放空间结构,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布局构型,而不同的实验室空间布局影响着生产科学知识的边界的强弱程度。当然,高夫曼式的前置和后置区域、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差异通过一般的实验纲领则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在这方面,古丁(D.Gooding)描述了法拉第从皇家学会的基本实验到他的公共演示实验的曲折过程,柯林斯(m.Collins)则就现代核工业的公共实验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演示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公开的清晰展示可以消除科学家的“不适宜的技巧”,并使科学家们捕捉到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循环的意想不到的细节。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那里,有了实验室生活对地点依赖的命题,在实验室里生产的科学知识就必然被描绘成为地方性知识的形式。罗斯(J.Rouse)批判了海德格尔关于真正的“理论表象是不因局部情境不同而有差异”的断言,认为科学理论与地方性的实验室文化、特定的“技术诀窍”和适宜技术的现场便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并体现在为了应用而不能充分抽象为理论和无背景的规则的实践里。所谓仪器设备和利用它们建立的微观世界都是科学陈述的近似参照物。更进一步说,科学家的知识依赖于他们进行设计的知识技巧。”〔7〕因此,科学知识超越实验室空间的转移并不能按照普遍合理的知识陈述的区域例示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按照一种地方性知识适合于创造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来进行认识。这样,我们所经历的知识变迁就成了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到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当然不是不同物质空间之间的跨越,而是在某种社会空间之间的转移,因为科学陈述是在一个所谓“修辞空间”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罗斯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福柯的空间和知识的历史追问,因为实验室现象的制造和操作乃是整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空间的组群、分配、分立和隔离都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组织存在内在的联系,所谓长凳空间、消毒空间、储藏空间、辐射区域等等则都是实验室内部的典型空间分工,都是实验科学的绝对必需条件。总之,在罗斯看来,地方性的实验室现场就是通过实验者的地方性的实践诀窍建构科学经验特质的地点。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显示出了休谟归纳问题的空间化趋向。我们知道,休谟只是意识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归纳问题,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对在地方意义上生产的“不可嵌入”的科学知识的理所当然的普遍化提出了质疑。正是这种质疑推动了整个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
三
随着人们对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的空间分析的增多,本来是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和地点问题一下子触及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各个方面。于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大量地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人们由此期盼着一门真正的科学地理学的诞生。
(1)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 “科学地理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里。多恩这部着作的目的在于超越传统科学史家对科学说明的逻辑、科学内部的理论争论和哲学推测的盛衰等的强调,试图使科学实践在其物理环境的物质背景中得以“本土化”。他从“土壤、气候、水文和地形起伏……以及人口波动、地区纬度和耕地、干旷草原与沙漠的差别”中“发现”了科学事业的“决定性”力量。[8]他坚持诸如托恩比、亨亭顿和辛普尔等环境主义者对对环境条件的信仰,对从古代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古代中国的水利文化开始,跨越大西洋到马雅和阿兹台克文明进行了详说的研究,认为这些社会的科学实践明显不同于古希腊“雨水的非中心的”科学传统。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欧洲、维多利亚式的美洲,从天文学到植物学的科学努力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农业经济需要的结果。在多恩看来,水利的社会组织是揭开科学在地理上不平衡分布之谜的关键因素。
显然,多恩的科学地理学与生态建构主义是同义的,即他优先考虑的是物质环境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受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强烈影响。于是,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从自己对空间的社会理解出发,扩大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视野。1991年英国的《背景中的科学》杂志以“知识的地点:空间环境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为题发表了一个专集,显示出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扩大。这标志着科学知识空间话语的真正转向。传统思想家只是把地点因素看作一种解释角色,直到目前他们还只是顺便解释一下科学对普遍客观性的偏离。换言之,空间性在科学陈述中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地点性反常。但是,正如奥皮尔(a.ophir)和夏平所澄清的,现在应该从诸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地志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库恩的范式科学和高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等一系列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发展一种流行的地方主义流派,以对知识地点及其在科学本体论和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的作用进行集中的考察。由此,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普遍推动起来。到1994年3月,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制作空间:科学历史中的本土议题”为内容再次组织会议讨论科学空间化问题。这次会议表明,人们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理学问题已经不再限于科学文化本身的背景,而是扩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民族等更大的背景下来进行。
(2)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议题 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有:
围绕学科、实验室、科学学会、建筑构型、特权地点和空间性与表象性的边界建构,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点特性与地方情境、空间环境在实验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科学信息不平衡分配的意义、科学思想及其相关的仪器发明的扩散轨迹、实验室空间管理、科学经验知识从专家空间向公众空间传达过程显示出的权力关系;
科学亚文化的政治和地形空间、科学文化再生产的地点制度和政策、帝国科学与殖民科学的问题等,特别是科学约定的政治地形学问题,主要研究在不同地方环境中政府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地点的政治因素对科学事业的实际影响,科学约定因此形成的不同地形表征等;
科学空间编年史、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的问题,主要研究各个地方科学的沿革,以及不同地理空间的科学特色等。
(3)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评价 科学地理学研究虽然在较大规模的范围内展开了,但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最为明显的就是,科学地理学作为一种地方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进入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视野后却得到整体上的相对主义曲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认识论偏好是来自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强纲领”坚持的相对主义程式,主要强调科学认知之地方信用的背景或基础。但是,这样的科学知识观并不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在正当信用的相对性与超越真理本质概念的相对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为批判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念而坚持社会化的空间概念,虽然避免了“地理决定论”的麻烦,但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又滑入了“社会决定论”的泥潭。因为社会因素经常是变动不居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很大,所以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必然否定科学的普遍性。而在科学史上,多数实验方法和科学理论都已经被证明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另外,科学地理学研究者多数都使用经验性的方法,这使他们的理论往往出入很大,他们构造的社会空间概念往往因强调的社会因素不同而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他们经常遭到批评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绝对的普遍主义有其偏颇之处的话,那么,绝对的“地方主义”或“特殊主义”同样不能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获得完整的理解。
这种被称为“地方主义”的科学地理学还有诸多不足,尚需一定时日的完善,但对我们仍然有着莫大的启示。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如此广泛的地理学研究考察的确有助于人们去认知科学的地方、区域和民族特征。就学术意义讲,这种研究确实改变了过去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把空间和地理问题看作是科学行动的稳定背景和情境的传统,从而将空间作为科学行动或科学知识生产的一个变量来进行研究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层面上,科学地理学研究也可以帮助人们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形施以不同地方科学政策,并促使不同地方的科学家进行适合于本土的科学研究,获得促进本土文明进步的科学知识。今天,当我们在大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歌的时候,不妨从科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一下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如何立足本国国情来促进自己科学的繁荣,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兴国、国兴科技模式,那不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吗?
【参考文献】
〔1〕m.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andotherwrittings,1972—1977,Harvesterpress,1980,69.
〔2〕e.Said."travellingtheory",intheword, thetextandtheCritic,Vintage,1991,226.
〔3〕H.Lev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Blackwell,1991,9.
〔4〕m.nicolson."nationalstyles,divergentclassif-ications:acomparativecasestudyfromthehistoryofFrenchandamericanplantecology",KnowledgeandSociety,1989,8,174(139-186).
〔5〕S.Shapin."thehouseofexperiment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isis,1988,79,373(373-404).
〔6〕S.ShapinandS.Schaffer.Liviathanandtheair- pump:Hobbes,Boyle, andtheexperimentLife,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225.
地理学科知识点篇5
【关键词】社会空间/空间转向/地方主义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一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1）空间化的历史 关于历史空间化的问题是随着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写作开始的。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他反对对历史做线性的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非常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他集中地对规范的理性观念进行了颠覆，并表明规范的理性观念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性运行上，因为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他指出：“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1〕
福柯在这里已将空间概念坚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讨中。在此基础上，萨伊德（e.said）根据“思想和理论处于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之中”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出发，提出了所谓“旅行理论”〔2〕。不过，在萨伊德这里，知识的转移过程绝不仅仅是复制，还包含着改造，因为循环和转译是相互构成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获得把握，知识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承认福柯在性的、处罚的和收容所的历史中对权力或知识的描述，但他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走的太远，使其普遍化了。萨伊德集中考察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将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学探索。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解读了“东方”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在后启蒙时期西方人在政治、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和虚构意义上的多重创造的结果。
（2）本土化的文化 随着福柯和萨伊德等人的历史写作的问世，一些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也开始展示了他们的本土化策略，使空间性概念进入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中。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和莱菲布勒（h.lefebvre）等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文化本土化的研究。
格尔茨的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理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这种企图可以从他在1981年在耶鲁大学法律学院以“地方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和法律”为题的演讲看出。他反对被接受的司法智慧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认为法律和人种学只是地点的技艺或知识，它们在空间、时间、阶级、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性特点。例如，巴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印度等的司法系统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也强调了地点在构造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关键作用与人体的空间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利于人群集合的情境，如集会、社会场合、非正式见面等，能为人们提供进行具有结构意义交流的动因。诸如工地、体育场、聚餐会、舞池以及实验室、大学和研究小组等等集合地点都是共同在场和集中交往并进行符号互动的竞技场。
与高夫曼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把人看作是在不同互动地点或环境中处理事务的动因，不同的互动地点或环境常常使人们进行分区以有利于常规的社会实践。这种对分区的强调使吉登斯卷入了在各种社会生活规模上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一般区域化分析方法。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沿着社会群聚形成的虚空维度，而是按照它被互动系统的包容来考虑的社会空间。
对于这些话语，地理学家们表示了巨大的热诚。他们表明，任何社会理论都必然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时空构造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因此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或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地理学家莱菲布勒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持续得到增强或被再生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里相交叉，创造出永恒的深化的历史的空间结果或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型，并赋予巨大社会发展运动和日常活动再生实践以形式。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
（3）情境化的理性 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来源于许多不同学者的写作。卡塞（e·casey）的《重回地点》对“我们占据的地点”进行了哲学的考察，因为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具体定位、居住点、建筑环境、荒地和实验场地等，而这些往往与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定位自己有关。对于卡塞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对地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地点是处于怎样的迷失景况。
泰勒（ch.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抓住了现代人经常经历的“空间迷向”，发现现代人自我的分割与人们在所谓“道德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里寻求权力、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定位的限制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麦克英特（a.macintyre）注意到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的定位与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独立于意向来规定行为，也不能独立于构成意向的环境规定意向。他认为某种理性断言只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发展中相应于超越特定时代的实践推理和评价标准才是有用的。自然科学的优秀理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任何超验标准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先驱乾的理论，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代自然科学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重建和定位了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历史。这里，麦克英特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问题，只是想强调地点实践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诸如权力、公正和福利等所谓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发言权，实践理性总是地点化的理性。
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也以类似的方法讨论了理性的本质。他认为相信某事为如此的原因必然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边界要经历根本的历史的变迁，就象存在理性历史学一样，也存在一种理性地理学。理性的变化依赖于人们所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背景，即社会空间，理性只有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好测度，理性总是情境化的理性。
哈拉维（d.haraway）通过“定位的理性”重新评价了客观性的概念。他抛弃了客观性与无地点性同一的观点，将客观性同特殊性、部分性、地点性和情境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空间的定位”观念。他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形象化是用来对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的隔离，但实际上形象化总是具体化的，因而总是地点化的。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就是情境化的知识，客观性与地点的具体化和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上述这些学者都广泛地涉及到了认知的定位、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地点问题进入了学术的对话中，并由此选择了诸如情境、社会空间、环境等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尽管他们很少去关注自然科学与空间的关系，但这种学术话语的空间转向却注定要使人们去讨论科学的地理空间问题。
二
就自然科学发展而言，传统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主要是根据科学家人数、数量的多少注意到了科学中心的地理转移问题，即近代以来科学中心先后出现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较大规模的空间迁移。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宏观考察，并不意味着真正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因为它仍然是基于科学理性普遍原则进行探讨的。
对于前面一般历史、文化、理性空间化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解释这一问题，人们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人们逐渐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空间分析有着广阔的天地。
（1）科学风格的区域化问题 尽管人们探讨科学区域化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科学风格在不同区域上的不同表现却很早就得到了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承认。这是因为在科学内部不同的民族空间往往执行不同的科学制度安排。但这也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的不同。因此，似乎仍有必要比较一下不同区域对一些关键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格里克（th.glick）考察了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区域渗透，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些不同的地点遇到了不同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反应。而古德曼（d.goodma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欧洲的兴起》一书则收集了多篇论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发展，以显示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条件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把从15—17世纪伊比利亚、意大利、中心欧洲、法国和苏格兰的科学传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促进欧洲科学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水平、众多民族国家的竞争和城镇规则的寡头政治本质，正是政治权威的多重中心和无数个自主的城市中心培育了与初生的欧洲科学密切联系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商业发展。
但是，详述不同制度、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科学输入并不等于对地方主义理解科学事业的完全展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认知内容是否是以科学研究的民族风格为条件的？这个问题在尼克尔森（m.nicolson）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科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但植物生态学研究由于不同的地区风格而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法国生态学家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系统仅仅是基于植物种类构成，而克莱门特的分类则来自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形态学。但这种生态学的生态解释并不能说明两种分类系统更为广泛的差异，特别是克莱门特的生态单元为什么是具体的有机论的，而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生态单元又为什么是抽象的问题。而且，使用生态建构论模式也难以解释来自英国和俄国生态学的反证。于是，尼克尔森转向了背景因素，“以表明植物学共同体的思想……是在社会背景中建构和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的内外社会目的构造起来的。”〔4〕他解释说，克莱门特不喜欢将植物系统进行过度的分割，这反映出了美国中西部科学的学院背景，在那里克莱门特曾经致力于农场主、林务员和放牧者的问题和依赖演绎的植物学规律进行标准化耕作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背景与法国纯粹科学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便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认知内容中。
当然，科学风格的区域化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上。康里（y.conry）、特克莱（a.thackray）、英克斯特（i.inkster）、莫雷尔（j.morrell）等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夏平（s.shapin）等人详尽地考察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爱丁堡、纽卡斯尔、约克郡和伦敦等地的不同科学风格。例如，成立于1832年的爱丁堡哲学学会乃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产儿；当在1820—1860年期间经济出现了衰退时，布里斯托尔的科学制度却培育了无实用性的科学学科，这反映出了人们对地方社会精英的信任；纽卡斯尔的一些重要科学制度的特征与该市不信奉国教的亚社会结构有关，特别是其中地质和多种工艺学会有意地远离“谦逊”的科学传统，而赞同实践的有用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学文化的区域特征。
（2）科学现场的社会空间问题 科学现场就是特定类型的共同在场的地点或场所，主要包括制度、会议、科学学会、野外场地、实验室空间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了这些空间的特性，它们与科学知识产品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实验室空间是学者们特别重视的考察对象。
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是随着系统实验的建立而兴起的。夏平正是通过对实验的历史考察而追问科学事业的基本空间问题：“我想要知道实验科学是从何处做起的。在什么样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谁出席实验知识生产和评价的现场？他们在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中是怎样的排列？接近这些地方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处理跨越门槛的问题？”〔5〕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考察了科学探索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与其产品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之间的联系之网，认为实验工作的物理和符号定位是限定科学家共同体范围、控制实验话语、在公众意义上确保这种地点生产的知识可靠和可信的途径。这里的地理话语既涉及到了物质的空间，又有隐喻的空间。夏平的科学史研究大量地使用了高夫曼和吉登斯社会学的互动论符号，并表明科学知识的生产及其特征、条件和内容都是内在地空间组织的活动。
夏平进一步表明，实验室空间是一种对现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领地和有关空间适当使用的既有规定重安排的新型空间。他通过考察玻意耳、皇家学会和胡克的实验现场，说明了跨越知识空间门槛虽是非正式的但却是严格仔细的。在实际的实验现场，那些操作和照管仪器的操作员、助手和管理人员与那些通过解释来制造知识的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无形的参与者，后者是积极的知识生产者。同时，进行“难处性”实验的私人空间（私人实验室）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进行“夸耀性”实验的公众空间（皇家学会）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但从私人圈子到公众话语的循环则影响着实验知识的建构，一种知识只有进入社会后，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才算是完整的。
实验科学的空间扩散要求在不同地点进行有效的社会再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夏平和夏费尔（s.schaffer）对17世纪实验生活的考察上。他们主要关心的是17世纪实验设备，特别是玻意耳真空泵的复制，并表明：“复制是实验科学中事实生产的基本方法。”〔6〕依此来看，玻意耳的科学陈述应该在不同地点通过复制而获得实验上的重复。这样，问题转成了何时获得这种适当的复制？实验者又怎样才能保证他们成功地再生产出玻意耳的设备，并证实他的科学发现？在夏平等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玻意耳发现的现象作为实验者自己设备的标度，能够“生产”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设备制造成功了，因此，任何一个实验者在断定自己的设备是否运行良好时，首先要接受玻意耳的现象。这种循环说明，科学陈述的试验要求不同地点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实验空间的再生产。
当然，对实验室生活的空间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革命时期。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坚信列维—斯特劳斯的命题，即空间构型是社会结构的突出表象。西里尔（b.hillier）和彭（a.penn）集中对现代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考察。他们比较了两类实验室——大型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开放空间结构，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布局构型，而不同的实验室空间布局影响着生产科学知识的边界的强弱程度。当然，高夫曼式的前置和后置区域、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差异通过一般的实验纲领则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在这方面，古丁（d.gooding）描述了法拉第从皇家学会的基本实验到他的公共演示实验的曲折过程，柯林斯（m.collins）则就现代核工业的公共实验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演示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公开的清晰展示可以消除科学家的“不适宜的技巧”，并使科学家们捕捉到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循环的意想不到的细节。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那里，有了实验室生活对地点依赖的命题，在实验室里生产的科学知识就必然被描绘成为地方性知识的形式。罗斯（j.rouse）批判了海德格尔关于真正的“理论表象是不因局部情境不同而有差异”的断言，认为科学理论与地方性的实验室文化、特定的“技术诀窍”和适宜技术的现场便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并体现在为了应用而不能充分抽象为理论和无背景的规则的实践里。所谓仪器设备和利用它们建立的微观世界都是科学陈述的近似参照物。更进一步说，科学家的知识依赖于他们进行设计的知识技巧。”〔7〕因此，科学知识超越实验室空间的转移并不能按照普遍合理的知识陈述的区域例示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按照一种地方性知识适合于创造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来进行认识。这样，我们所经历的知识变迁就成了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到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当然不是不同物质空间之间的跨越，而是在某种社会空间之间的转移，因为科学陈述是在一个所谓“修辞空间”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罗斯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福柯的空间和知识的历史追问，因为实验室现象的制造和操作乃是整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空间的组群、分配、分立和隔离都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组织存在内在的联系，所谓长凳空间、消毒空间、储藏空间、辐射区域等等则都是实验室内部的典型空间分工，都是实验科学的绝对必需条件。总之，在罗斯看来，地方性的实验室现场就是通过实验者的地方性的实践诀窍建构科学经验特质的地点。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显示出了休谟归纳问题的空间化趋向。我们知道，休谟只是意识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归纳问题，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对在地方意义上生产的“不可嵌入”的科学知识的理所当然的普遍化提出了质疑。正是这种质疑推动了整个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
三
随着人们对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的空间分析的增多，本来是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和地点问题一下子触及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各个方面。于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大量地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人们由此期盼着一门真正的科学地理学的诞生。
（1）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 “科学地理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里。多恩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超越传统科学史家对科学说明的逻辑、科学内部的理论争论和哲学推测的盛衰等的强调，试图使科学实践在其物理环境的物质背景中得以“本土化”。他从“土壤、气候、水文和地形起伏……以及人口波动、地区纬度和耕地、干旷草原与沙漠的差别”中“发现”了科学事业的“决定性”力量。[8]他坚持诸如托恩比、亨亭顿和辛普尔等环境主义者对对环境条件的信仰，对从古代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古代中国的水利文化开始，跨越大西洋到马雅和阿兹台克文明进行了详说的研究，认为这些社会的科学实践明显不同于古希腊“雨水的非中心的”科学传统。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欧洲、维多利亚式的美洲，从天文学到植物学的科学努力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农业经济需要的结果。在多恩看来，水利的社会组织是揭开科学在地理上不平衡分布之谜的关键因素。
显然，多恩的科学地理学与生态建构主义是同义的，即他优先考虑的是物质环境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受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强烈影响。于是，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从自己对空间的社会理解出发，扩大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视野。1991年英国的《背景中的科学》杂志以“知识的地点：空间环境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为题发表了一个专集，显示出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扩大。这标志着科学知识空间话语的真正转向。传统思想家只是把地点因素看作一种解释角色，直到目前他们还只是顺便解释一下科学对普遍客观性的偏离。换言之，空间性在科学陈述中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地点性反常。但是，正如奥皮尔（a.ophir）和夏平所澄清的，现在应该从诸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地志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库恩的范式科学和高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等一系列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发展一种流行的地方主义流派，以对知识地点及其在科学本体论和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的作用进行集中的考察。由此，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普遍推动起来。到1994年3月，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制作空间：科学历史中的本土议题”为内容再次组织会议讨论科学空间化问题。这次会议表明，人们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理学问题已经不再限于科学文化本身的背景，而是扩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民族等更大的背景下来进行。
（2）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议题 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有：
围绕学科、实验室、科学学会、建筑构型、特权地点和空间性与表象性的边界建构，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点特性与地方情境、空间环境在实验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科学信息不平衡分配的意义、科学思想及其相关的仪器发明的扩散轨迹、实验室空间管理、科学经验知识从专家空间向公众空间传达过程显示出的权力关系；
科学亚文化的政治和地形空间、科学文化再生产的地点制度和政策、帝国科学与殖民科学的问题等，特别是科学约定的政治地形学问题，主要研究在不同地方环境中政府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地点的政治因素对科学事业的实际影响，科学约定因此形成的不同地形表征等；
科学空间编年史、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的问题，主要研究各个地方科学的沿革，以及不同地理空间的科学特色等。
（3）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评价 科学地理学研究虽然在较大规模的范围内展开了，但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最为明显的就是，科学地理学作为一种地方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进入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视野后却得到整体上的相对主义曲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认识论偏好是来自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强纲领”坚持的相对主义程式，主要强调科学认知之地方信用的背景或基础。但是，这样的科学知识观并不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在正当信用的相对性与超越真理本质概念的相对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为批判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念而坚持社会化的空间概念，虽然避免了“地理决定论”的麻烦，但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又滑入了“社会决定论”的泥潭。因为社会因素经常是变动不居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很大，所以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必然否定科学的普遍性。而在科学史上，多数实验方法和科学理论都已经被证明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另外，科学地理学研究者多数都使用经验性的方法，这使他们的理论往往出入很大，他们构造的社会空间概念往往因强调的社会因素不同而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他们经常遭到批评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绝对的普遍主义有其偏颇之处的话，那么，绝对的“地方主义”或“特殊主义”同样不能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获得完整的理解。
这种被称为“地方主义”的科学地理学还有诸多不足，尚需一定时日的完善，但对我们仍然有着莫大的启示。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如此广泛的地理学研究考察的确有助于人们去认知科学的地方、区域和民族特征。就学术意义讲，这种研究确实改变了过去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把空间和地理问题看作是科学行动的稳定背景和情境的传统，从而将空间作为科学行动或科学知识生产的一个变量来进行研究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层面上，科学地理学研究也可以帮助人们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形施以不同地方科学政策，并促使不同地方的科学家进行适合于本土的科学研究，获得促进本土文明进步的科学知识。今天，当我们在大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歌的时候，不妨从科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一下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如何立足本国国情来促进自己科学的繁荣，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兴国、国兴科技模式，那不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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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科知识点篇6
关键词：政治；历史；地理；学科渗透
分科式教学模式是现阶段我国学校教育制度主要采取的教学方式，该模式的存在虽然有利于教师资源的专业化配备和学生某一知识领域的系统化学习。但是对于学生自身而言，尤其是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初中生，由于自身知识结构水平有限性，很难在各学科知识领域间形成体系架构，导致学生在学习中不能融会贯通，有甚至出现所谓的“偏科”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人认为，其实初中各科目之间的部分知识点是存在相互联系的，为此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就要起到“架桥”的作用，将其他相关科目知识点适当渗透到本课程某一知识点讲授过程中，从而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该科目知识的理解和对其他科目知识的融会。根据教学实践中的反思与经验总结，本文以初中政治课程为例，探讨该学科如何与历史、地理相关学科间知识点的相互融合，帮助学生在各学科知识间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学习任务和难度双减轻，让学生在宽松愉快的氛围里完成对课程学习的目的。
1政治与历史的知识互补
政治和历史同属于人文社科类，都以社会生活中各类现象产生、发展、认知为研究对象，只是二者研究的出发点及侧重点有所区别。历史是以史料为基础，通过对史料的汇总整理，分析当时事件发生的主客观原因，达到以示明鉴的作用。政治对通过史料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整理分析，研究其国家发展规律、组织形式、政策法律，并将其理论内容扬弃和提升形成适应本国政治体制的思想理念。政治与历史的关系同样也反映在基础教育体系中。政治与历史虽然分科教学，但是二者是相互交叉，互为依托的关系。正如人们常说的“政史不分家”。例如，我们在讲授八年级上册第五课《世界文化之旅》内容时，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学生在七年级历史课程中学到的“丝绸之路”、“隋唐时期对外友好往来”和“明朝时期中外交流”知识为蓝本，设计了“重走丝绸之路”、“西游之旅”和“再下西洋”的活动板块，让学生扮演成使者、唐僧师徒和大明船队，介绍沿途国家的节日习俗、代表建筑、传统手工艺和语言差异等一路见闻。通过活动让学生知道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通过各具特色的文化习俗表现出来的；认识到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都蕴含着人类文明的成果；懂得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应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再如，九年级第三课“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讲授中，对于的分析。首先将台湾与大陆的三次分离与两次回归的重大历史线索设计成材料解析题：包括为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民族英雄郑成功率众驱逐荷兰侵略者台湾纳入清朝版图，设台湾府等构成的第一次的分离与回归；甲午战败，日本割占台湾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中国等构成第二次的分离与回归过程；解放战争败退台湾建立所谓的“代表全中国”政治架构，祖国大陆第三次与台湾形成分离状态，并成为今日的由来。让同学们围绕这些史实，谈谈都说明了什么问题，分成三组进行讨论，形成问题的答案。最后进行总结：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尽管出现过短暂的分裂，但是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心所向，作为一个中国人更应该时刻牢记和维护我国的统一，任何企图破坏祖国统一的阴谋注定都要失败。在同学们形成了正确的政治觉悟后，我们进行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内容和意义的教学。通过相关史实，同学们加深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认识，并对懂得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国策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2地理知识在政治课的运用
政治课程教学中往往会涉及到地理空间知识，如许多时政热点问题，其政治冲突或合作共赢，往往牵扯着自然资源、领土纠纷等因素。地理学科知识的运用有助于学生更形象立体的理解复杂的政治知识。例如九年级第四课中就讲到“环境保护是基本国策”这一知识点。在教学设计中为了使学生深刻感受到环境问题带给人们的困扰，以我国近几年京津冀地区雾霾“爆表”问题为导入，让学生结合七年级上册第三章中《天气与气候》的知识，分析导致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并将知识点延伸：环境气候问题世界气候大会2015年巴黎世界气候大会兰州获得“今日变革进步奖”。通过一系列知识点的扩展，可以让学生运用地理气候知识分析兰州在治理大气污染中采取的措施和成效，其实在2013年兰州市中考地理试卷中出过类似题目，但是在授课过程我们又以时政角度进行探讨。通过政治和地理学科相关知识点的渗透，不仅复习了地理知识和探讨时政问题，又启发了学生的发散思维。同样在九年级第三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讲授中，为了使学生更加形象具体地理解我国民族政策，指导学生运用中国疆域、行政区划等知识储备和读图归纳能力，结合地图图例的方式，引导学生归纳我国5个民族自治区，特别是甘肃省2个自治州、7个自治县的分布以及“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特性，进一步引申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内容。这样设计教学结构，能使学生将政治课内容与地理课八年级第一章第三节《民族》内容相互结合，能够短时间内帮助学生潜移默化地建构政治与地理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3相互渗透时的区别对待
“政史地”三科知识点虽有密切联系，但是不能因此混淆，应注意三者各自特性。对于初中生而言，政治课程学习不仅涵盖了以公民意识、品格、行为规范为常识的伦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内容，还包括了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为框架的社会主义建设常识。这就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地理知识对政治事件和问题的起因、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原因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分析，使学生形成由点及面的知识框架。当然这不是“政治课”的目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对政治课程教学的渗入，只是帮助学生搭建政治课程学习体系的“骨架”，政治作为一门课程，除了要求学生搭建基本政治理论框架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人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运用科学理论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提高自身对问题的观察、分析和处理的能力。这也是政治课真正的“血肉”和“灵魂”所在。因此，在教学中一定要突出政治学科优势，即使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丰富和优化教学手段，搭建与历史、地理学科相关内容的联系，也应以政治为基础，切不可喧宾夺主。在实际教学中，学生通过教师的指导，寻找和建构了知识点的桥梁，不仅扩展和提升了学生的知识面和学习能力，同时有利于学生学以致用，学会寻找相关知识与事务间的联系，运用综合的能力解决复杂问题。
参考文献
［1］濮孟杰．浅议初中政治课如何结合历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J］，教育创新学刊，2013（3）．
［2］张文兰．浅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相近学科的渗透［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1）．
地理学科知识点篇7
关键词：地理学科；学科间综合；复习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0-0323-01
正文：为适应信息时代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国家教育部对中考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中考科目改革，设置"综合科目"考试。文理综合能力考试试题往往以"问题立意"，其试题必然源于教材，却又高于教材，源于单科知识，却又融合各科知识，这就要求各学科的教学中要加强联系，探索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渗透、整合的途径，培养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和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地理学科而言，综合性本来就是本学科的基本特征之一，所研究的对象――地理环境又是一个由自然、人文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必然与其它学科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环境问题就渗透了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历史因素、生态环境、人地关系、国家政策和措施等等方面的知识。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少教师对在地理课程中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感到有些困惑，本文将就地理课程中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及复习策略等问题进行探讨。
1.立足地理本学科教学，注重打好"双基"，培养学生地理综合能力
1.1重视基础知识，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学科能力。文理综合考试虽然不是考死记硬背的死知识，而是强调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强调能力的考查，但仍要立足于教材，立足于基础知识。知识是基础，能力是归宿，没有知识的积累，能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地理复习中，首先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复习，以新课标为依据，以教材为基础，建立单元知识体系，同时注意知识的不断深化，使学生能在大脑记忆系统中构建科学的地理认知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有机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要切实重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例如，对于教材中的陈述性知识，要经过师生的共同加工，而不是直接把知识呈现给学生，要理清知识的层次脉络，使之系统化；分析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结构化；总结地理事物的分布、运动和变化规律，使之规律化；运用各种图像、图表、地图，做到图文结合，使之形象化；联系有框图、比较有表格，使之技能化。通过这"五化"，切实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比较分类、归纳演绎、概括推理等多种能力。
因此，我们在复习中，应当立足本学科教学，应把好自己的"门"（即教好自己所教的学科），同时也要串串"门"（使政、史、地三学科相互交流、渗透），以形成全方位、立体的时空观的教学模式。
1.2立足本学科教学时，应高度重视夯实学生的"双基"。考试虽然明显地反映了"以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但是在复习教学中千万不能因此而忽视基础知识，因为知识是能力的载体。因此，在教学中，要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对每一个知识点真正弄懂、吃透。该拓宽的要拓宽，该加深的要加深。要形成地理知识的系统网络，纲举目张，只有系统了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才能融汇贯通，运用自如。
2.重点复习系统地理知识，适当拓宽和补充区域地理知识，培养学生跨学科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文理综合能力考试试题往往以"问题立意"，其试题必然源于教材，却又高于教材，源于单科知识，却又融合各科知识，这就要求各学科的教学中要加强联系，探索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渗透、整合的途径，培养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和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地理学科而言，综合性本来就是本学科的基本特征之一，所研究的对象――地理环境又是一个由自然、人文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必然与其它学科之间有不少相互渗透、交叉之处。如环境问题就渗透了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历史因素、生态环境、人地关系、国家政策和措施等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在地理复习中，除了要掌握地理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外，还要注意以地理学科知识为中心，联系和沟通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以某一地理事实为材料，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综合分析，培养学生跨学科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3.加强地图教学，掌握读图方法，提高读图能力
地图不仅是学习地理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是地理知识的重要载体。考地理必定要考"图"，这是地理学科的特色，也是地理学业水平考试命题中永恒的主题。因此，学生读图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地理成绩的好坏。所以，在地理复习中，必须要加强地图知识的教学，要教给学生读图的方法，提高读图能力。又如区域图，最重要的是正确识别图示地区是什么地方？这就要根据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面状地理事物的轮廓特征、线状地理事物的分布特征、点状地理事物的相关位置等去加以识别。教会学生一图多思、多图并用，图文转换的技能，培养学生读图、识图、填图、画图、用图的良好习惯，如经常引导学生及时将国内外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新闻事件落实在地图上，通过读图获取与自然、社会热点问题有关的自然地理因素及交通、资源、经济活动等地理信息，并用这些信息联系已学过的地理知识来理解、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等，提高读图、析图、用图的能力。
4.以地理学科为本，关注学科间的综合，强化综合意识，锻炼学生综合思维能力
我们在地理复习中，应该立足本学科，强化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与综合，适当关注学科之间的联系。立足本学科，就是要按照中学地理教学大纲和考试的知识范围，抓紧好本学科的教学，真正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并且要善于挖掘教材中所蕴含的知识，以教材的不变应中考的万变。经过调查发现，由于学生长期受"分科教学，单科考试"的传统习惯影响，一开始时对综合考试不适应，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从一个学科跳跃到另一学科，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在综合考试中学科知识鉴别时间长，综合思维能力差。这就造成了学生在单科考试中能考出好成绩来，但三科一综合，成绩就差得多。这些说明了学生对跨学科综合思维不习惯，习惯于传统的一维纵深思维，而横向联系渗透的思维能力低下，学科知识干扰明显，学科跳跃思维不适应，增大了综合考试的难度，降低了综合考试的成绩。我们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学生自己的实践。教师可挑一些典型的综合题作分析，指导学生善于捕捉综合的切入点，以提高对知识由横向联系渗透向纵向深度发展的网络思维能力。
5.捕捉教学信息，关注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加强学生可持续发展意识
地理学科知识点篇8
CCC2002的特点在于，它既有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又融合了国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育研究成果；由体系到课程，自顶向下进行课程体系设置，按基础课程(包含部分核心知识单元)、主干课程(包含大部分核心知识单元)、特色课程(发挥各校特长，培养学生个性，体现地区特色)，提出了课程分级实施策略；指出在知识领域、知识单元、知识点的描述及核心课程的设计方面，应充分体现“课程体系设计组织与学生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密切相关”的理念。CCC2002强调教学过程中实践的重要性，同时又要注重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值得一提的是，该教程提倡研究型教学，进一步明确了教学向教育转变的重要思想。
在CC2002教程的引导下，国内从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育的广大学者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育的诸多问题，如培养计划、课程设置、教学类型、教学计划、教学实施、实践设计、教学评价等进行了广泛而有益的探讨[6,7,8,9]，并根据学科体系要求，编写出版了一大批教材，丰富了计算学科课程体系教材建设的内容，推动了计算学科课程教学改革的进程。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课程与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究竟什么是当代学生经过学科课程教育应当具有的综合素质，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就目前国内较为普遍存在的教育理念而言，近代课程与教学理论凯洛夫(n.a.Kaiipob)的“捷径主义”思想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教材内容通常比较“经典”，教学过程各个环节围绕这些经过验证的、可靠的和基本成型的知识而进行，至于这些知识的形成与发展却少有问津。所谓“捷径主义”认为“学生学习的是科学上可靠的知识而不负有发现真理的任务，走的是教师引导的捷径而避免前人在历史上曾走过的弯路”[10]。虽然这一思想“发扬了传统教学论的优点，纠正了适用主义教育忽视系统知识偏向”，在目前高校教育的某些方面仍然具有积极作用，但就总体而言，它与CCC2002倡导的研究型教学、教学向教育转变理念有不相协调的方面。因此，高校计算学科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理当受到人们的关注。
2
随着计算机的诞生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技术作为现代技术的标志，已成为世界各国许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计算领域也已成为一个极其活跃的领域。计算学科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发展，并大大延伸到传统的计算机科学的边界之外，成为一门范围极为宽广的学科，人们对计算学科的认识，已从知识层面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1]。
1989年1月，美国计算机学会(简称aCm)和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计算机分会(简称ieee-CS)联合攻关组在《aCm通讯》杂志上刊登了他们历经4年的研究成果——“作为学科的计算科学”的报告[2]。该报告围绕计算机的主要现象，从学科的三个基本形态，即理论、抽象和设计入手，结合科学与工程科学两大学科门类的基本特征，完成了计算学科的“存在性”证明，首次给出了计算学科的定义，为“计算”作为学科及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计算已不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它已成为“各门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视角、观念和方法，并上升为一种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征的哲学范畴”[3]。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计算科学的内涵与外延从学科的角度得到进一步诠释，aCm和ieee-CS以及计算机界关于计算学科认知问题的研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其中，CC1991(“计算学科教程1991计划”的简称)和CC2001(“计算学科教程2001计划”的简称)报告为计算学科建立了现代课程体系。随着计算科学的不断发展，其课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2004年11月，aCm、aiS和ieee-CS又联合公布了新的计算学科教程CC2004，文[4]对该课程体系做了分析与思考。
随着信息技术行业人才需求的与日俱增，世界上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均设立了计算科学或与之相关的专业，国内的高等院校也不例外。为了有效地推行国内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同时又能与国际接轨，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程研究组于2002年提出了“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程2002”(ChinaComputingCurricula2002，简称CCC2002)[5]，该教程从计算机学科教学计划的发展、计算机学科的定义、计算机学科本科生能力培养、计算机学科知识体系演变、计算机学科课程体系结构、计算机学科课程的教学计划与组织方法等方面全面阐述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知识与课程体系的外延与内涵，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本科生能力与素质培养的基本要求，为国内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制定培养方案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体系提供了指南，对中国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积极的推动作用。CCC2002给出了中国计算学科课程体系的描述，但如何围绕这一课程体系概括的知识领域和知识点来组织知识内容仍然具有随机性，特别是在幅员辽阔、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的中国，这种随机性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CCC2002的特点，理解其精神实质，根据地区的特点和各高校自身发展的水平与特色合理选择或组织各类课程的教学内容，积极开展教学改革，不断强化课程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为课程目标的实现建立良好基础。
3基于知识与知识背景的课程教学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教育教改研究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越来越注重学生在知识点掌握基础上知识结构的形成，越来越感受到学生关于学科综合素养的内涵，在理工学科课程体系中引入越来越多的与学科有关的人文科学的内容，可以说是适应时代要求和发展的一种进步，是教学向教育转变的一种必然。然而，要真正做到教学向教育转变，仍然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索的工作要去完成。其中，如何根据计算学科教程描述的学科知识领域、知识单元和知识点，在教材或教学过程的知识内容安排与讲授过程中，打破传统方式，在现有基础上推陈出新，就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一种尝试，在课程知识的组织与传授过程中，把知识的来源即知识产生的背景有机地融入其中，使之成为教材内容的一部分或补充，让学生在学习课程知识的同时，了解知识的背景和来源，更多地知晓与学科知识有关的人和事，更深地理解知识的内涵，更好地把握知识的运用与发展趋势，使学生在学习、理解和掌握知识的同时，学科意识和学科素养得到培养与发展。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有益的但却并非易事，有大量值得研究和探索的课题和实践活动，其中以教学内容改革为先导的课程教学改革将成为学科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它涉及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学方式与方法的运用，教学组织形式的变化、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等等，同时对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也将产生新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人们具备学科知识，而且还要有学科思想史和学科方法论的知识。因此在学科教育中应该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关注科学和学科思想史研究。就计算学科而言，计算学科思想史研究是基于背景知识计算学科课程教学改革的基础。
3.1计算科学思想史研究
现代计算科学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取得的伟大成绩，是人类长期从事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果，是无数致力于计算科学研究与实践的工作者们共同智慧的结晶。计算科学是整个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计算知识、计算理论及其应用的科学，是关于计算学科知识体系和与之相关领域知识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总和。而计算科学思想史则是研究计算科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计算科学发展过程中各个事实、各种现象和思想的分析，总结计算科学的历史经验，揭示计算科学的发展规律，促进计算科学的发展。计算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并非计算科学本身，它是以哲学、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计算科学的发展历史。
作为一门科学，计算科学思想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涉及计算科学、工程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计算科学思想史是以计算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形成与发展为基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原理为依据，分析人类历史上计算科学重要成果和重要学术理论的诞生过程，其思想与方法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的科学与哲学意义。计算科学思想史研究将随着计算科学的发展和人类进一步的发明与发现而不断变化并日趋完善，是一门极富发展性的科学。文[11]中，作者对计算科学思想史研究的特点、内容、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3.2基于知识背景的课程教学
所谓基于知识的课程教学就是把学科知识与知识背景有机结合，使之成为课程教学内容的统一体进行施教与学习的过程。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了解和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了解知识产生的背景，感知知识背后隐藏的思想与方法，为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想象与思维空间，培养学生的学科意识，提高学生学科文化水平。
知识背景的内容可以是对知识产生过程的叙述，也可以是对学科知识未来发展前景的展望；可以是直接的背景知识，如与学科知识有关的知识进程、事件、理论、思想方法和人物等，也可以是与学科密切关联的相关学科的知识；可以是正史中真实的故事，也可以是传说和轶事；可以是知识成功应用的经典，也可以是正在实践中的探索。
知识背景组织形式可以采用课程设置的方法整体阐述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思想与方法，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导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法论等；也可以是针对具体课程的知识背景叙述，如关于课程的导论、绪论、前言等；还可以是关于课程单元知识背景的描述，如每个章节的前序、引导等；甚至可以是涉及知识点的知识背景，如有关概念的形成，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等等。
把知识背景作为课程教材的内容，或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地介绍与课程知识相关的知识背景，在目前高校的计算学科课程建设和课程教学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加以应用，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基于背景知识的课程教学。从基于课程知识的教学到基于知识与知识背景有机统一的课程教学，并非一门计算学科导论所能解决的问题，它涉及整个计算学科课程内容的组织，课程教学计划安排，课程教学模式设计，课程教学方法运用，课程教学评价机制建立等一系列与课程建设和课程改革有关问题的研究、探索与实践，是一项需要广大的计算学科以及相关学科的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和共同努力才能够有效实施并不断取得进展的系统工程项目。
如果说基于知识的计算学科课程教学是围绕计算科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得的最新成果而进行的知识与技能传授，那么基于背景知识的课程教学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学科意识培养和学科素养教育，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将有利于学生对课程知识学习兴趣的提高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兴趣是指人们探究事物的心理倾向和获得知识的原动力。古今中外的教育学家们对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都是极为重视。中国古代教育大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德国近代教育家第斯多惠(F.a.w.Diesterweg)在其倡导的“全人教育”理念中就阐述了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发展学习者自身的能动性思想，认为：“我们的教育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瑞士现代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更加强调个体在认知生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明确指出：“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兴趣。”由此可见，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情感意向和动力，是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的核心，在全面推行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的今天，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尤为重要。
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因素很多，如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风格、教学态度、教学评价等等，其中教学内容的组织安排也不失为一重要因素。教学实践结果表明，学生对“知识背景”感兴趣的程度要比对“知识”本身更高。因此，如果能够在课程教学内容编排中将与课程知识有关的人物、事件以及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实例有机的融入其中，就能够在教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地“激励”和“唤醒”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通过兴趣的延伸，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获取并掌握知识。
(2)将有利于学生对课程学习知识内容的理解
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和掌握过程，应遵循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即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感性认识是人们通过感官与认知事物接触而形成的关于事物生动和直接的映像，包括事物的具体特性、表面现象、各个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等；理性认识是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对认知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认识，通常有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基本形式。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强调对概念的理解，对知识点的掌握等，这样的认知应属理性认识范畴。基于知识的课程教学内容组织通常是按照概念的引入、概念到概念、例题分析、实际应用举例，习题练习等步骤顺序进行，而课程内容的选择通常是经过实践检验或严格论证的知识的精华部分，是已经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产物。让学生在对认识的事物尚不具备“自然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基础上，去“理性”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是“填压式”的知识灌输，于是在我们的课程教学中就有了许多“先记忆再慢慢理解”的东西。基于背景知识的课程教学将经过提炼的前人对事物认识的自然经验和社会经验呈现在学生面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学生在对事物感性认识方面的不足，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程的学习内容。
(3)将有利于学生对课程知识体系的把握
在高等教育中，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通常是以课程体系来描述的，而课程的知识体系是由课程涵盖的知识主题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来刻画的。基于知识的课程教学往往只注重课程知识主题或知识点的教学而忽略课程之间、主题之间、知识点之间内在联系的阐述，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产生难以知识联想，对知识的认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很少有学生能够将平面中的“点”、集合论中的“集合”、命题逻辑中的“命题”等概念统一进行思考的，也很少有学生能够准确地回答在线性代数课程中学习向量空间和向量运算真正目的等等。基于知识背景课程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知识背景的阐述，将课程知识的初始本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呈现出来，为学生营造知识联想与知识探究的学习情境，更加全面地把握课程的知识体系。
(4)将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与提高
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因此，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应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当务之急。CCC2002竭力倡导的研究型教学以及教学向教育转变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学科课程教育过程中，不断强化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创新的过程是知识综合运用与发展的过程，对知识体系的全面掌握是创新的基础。创新能力培养受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影响。基于课程知识的教学通常以传授知识为主，教学方法也以课堂讲授为主，这种教学往往使学生思维固化，知识活力得不到发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而基于知识背景的课程教学不仅能够大力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直觉思维，拓宽学生的学科视野，同时还能够有效地运用案例教学、活动教学、讨论教学、探索性学习等各种方法，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使学生独立思考、批判思维、严密分析、从不同视角看问题等多方面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
(5)将有利于学生学科文化素养的提高
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学科和专业的发展，使得分科教育成为目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体制的主流。分科教育很显然是为了造就专门人才，但狭窄的专门训练往往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力。在经历了长期的教育实践之后，人们已认识到分科教育在某些方面的严重不足，提出了新形势下“通才教育”观念，并以某些高校作为试点开展“大类培养”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探索。如今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对it本科生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要求他们掌握专业知识外，还要求他们具有数学、物理及相关领域知识，更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要求，既能够适应专业的变化和拓展，又要有敏锐的专业拓展意识。总而言之，现代人才培养过程更加强调的是学科素养，它涵盖了对学科知识的掌握，对学科过程与方法论的认识和对学科的理解与情感。正如专家指出的那样，在人才教育与培养过程中，“大多数人真正需要的是领会科学的精神、掌握学科的方法、树立恰如其分的科学形象，以便在这个科学时智地对待科学、对待社会、对待生活。”[12]如果我们将这样的理念带入学科教育过程就不难发现，仅仅靠基于知识的课程教学是无法实现这一要求的，而基于知识背景的课程教学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弥补其不足：首先，基于知识背景的课程教学以发展和进化的观点反映学科知识进程，能够有效地避免课本知识的“神圣化”与“教条化”，将批判与继承的有机统一贯穿学生知识获取过程；其次，基于知识背景的课程教学以学科与相关学科分支领域知识相互联系的思想展现学科知识内容，能够有效地克服对学科知识掌握的“孤立性”和“片面性”，是学生的学科意识与学科素养得到进一步培养与提高。
4结束语
计算学科不只是简单的一些课程汇总，而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目前，全国几乎所有高校都开设了计算机专业，有些计算的概念和知识还下放到了中小学课程之中。在此情形之下，如何构建我国计算科学的教育体系，培养什么样的信息技术人才，如何让全社会更深刻地认识计算科学的内涵，更全面了解计算科学的发展规律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基于背景知识的课程教学是一种理念、思想和方法，也是一种实践，虽然它不是一个什么新的提法，已或多或少地被人们认识并加以应用，但总体上仍然未形成一种趋势。基于知识背景的课程教学应有它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实施体系，这些都是需要研究、探讨和实践的，可能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然而，当我们面对计算学科教育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在计算学科人才培养中面临的种种困惑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作为计算科学的教育工作者应当作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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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analysedinthispaperthecharacteristicoftheChineseComputingCurricula2002,anddiscussedfromtheviewpointofthemethodologyofthecomputersciencethebasicthoughtofthecomputingcurriculateachingbasedontheknowledgebackground.meanwhile,itisalsoexpositedtheimportanteffectofthecomputingsciencehistoryresearchtothecomputercoursesteachingbasedontheknowledgebackground.
KeywordsCC2002,Courseteaching,Computingscience,Sciencehistory
地理学科知识点篇9
关键词：树状结构；存在问题；运用形式；效果体现
复习是所有小学科学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后都要实施的一个教学环节，理想化的目标是把零碎、散乱的知识系统化、综合化，使学生头脑中的知识组织更加有序，从而真正理解所学的知识并能对知识进行系统的重组。小学科学不仅有着其知识范围大、面广、独立性强的特点，而且科学知识跟学生的生活常识密切相关，更有着学以致用的要求，这就使得科学高效的复习对学生是否系统地掌握所学知识尤为重要。据了解，常见的复习方式是“线性结构”，每节课、每单元、每册书的内容一一复习，再辅以大量的练习试卷，造成了复习时间紧张，学生兴趣低落，知识掌握凌乱、“碎片化”、复习效果差等一系列的问题。寻找一种科学高效的复习方法来提高复习效果，已成为我们科学教师的共识。
学习方法、学习策略的传授是我们教学中的一大主题。达尔文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方法的知识。本人经过多年的教学体验，发现运用“树状结构”于科学复习中有着知识脉络清晰、贯穿性强、覆盖面广、节点可灵活调整等优势，与传统的复习方法相比，更是一种科学高效的复习方法。
一、“树状结构”的认知
1.“树状结构”简介
“树状结构”的定义：树状结构是一个或多个节点的有限集合。它满足：（1）有一个根节点。（2）有众多的子节点，每个子节点都可以单独成为一个新的“树状结构”。（3）节点代表某项资料，边连接节点。
2.“树状结构”的应用
“树状结构”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的程序设计，企业各部门的组织架构，课件的制作等方面。以本人制作的《水的三态变化》课件制作为例：课题《水的三态变化》相当于“根节点”，菜单中的内容相当于“子节点”。借助于超链接的方式，课件会自动转向相应的分支，极大地提高了灵活性。同样“树状结构”的组织架构形式也可应用于小学科学不同形式的复习之中。
二、小学科学知识板块的梳理
1.按系统性梳理
小学科学三到六年级，共32单元内容。按从大的知识来分，可分为三大板块：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和地球与宇宙科学。三大板块又可作为“根节点”展开形成“树状”。具体的“树状结构”及所涵括的年级与课时如下：
生命科学：《植物》S37、《动物》S37、《我们的身体》S47、《生物与环境》S57、《生物的多样性》S67；《植物的生长》X37、《动物的生命周期》X37、《新的生命》X47、《环境和我们》X67。
物质科学：《我们周围的材料》S37、《水和空气》S37、《溶解》S47、《声音》S47、《我们关心天气》S47、《光》S57、《运动和力》S57、《工具和机械》S67、《形状和结构》S67、《能量》S67；《温度和水的变化》X37、《磁铁》X37、《电路》X47、《食物》X47、《岩石和矿物》X47、《沉和浮》X57、《时间》X57、《热》X57、《微小世界》X67、《物质的变化》X67。
地球与宇宙科学：《地球表面及其变化》S57；《地球的运动》X57、《宇宙》X67。
（注：S37指的是三年级上册共七课时，X57指的是五年级下册共七课时。）
2.按具体性梳理
在实际的复习教学中，我们可以从具体的知识板块展开，还可以再继续细化，这样能满足一课时完成一个板块知识的复习，以便于学生的知识掌握和复习方法的巩固。
具体的板块知识可分为：植物、动物、磁铁、能量、电学、简单机械、浮力、空气、材料、时间测量、天文、地理、光、运动和力、形状与结构、微小世界、环境保护、物质变化、测量仪器等。
三、小学科学复习中存在的问题
1.小学科学知识系统的独特性致使复习低效
与语文、数学等学科相类比，小学科学知识有着独特的系统结构。语文、数学等学科在知识的建构上是典型的“螺旋上升”，六年级的学生根本不需要去复习一年级的拼音字母、加减法。而科学学科的知识之间却是“板块式”平行结构，从三年级开始，每册书有四个单元，每单元的知识各不相同，同一个知识却贯串不同的年级，这样容易造成知识记忆上的“碎片化”，这也是科学复习低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2.小学科学知识内容的多样性致使复习费时
小学科学包罗万象，涉猎范围极其宽广，既有学生很感兴趣的动植物，也有学生见之畏难的电学、天文、机械等知识；既有科学探究方法的掌握，又有科学探究精神的教育；既有仪器使用的方法掌握，又有科学知识的学以致用等等。详细具体地梳理后就会发现科学知识内容多达二十多种，各板块之间互不关联的，而且每册、每单元内容独立性强、跳跃性大，其中实验的内容及方法数量尤其可观。小学科学知识的学习内容之广、复习难度之高可见一斑。
面对这样庞杂的知识，在单元复习、期末复习甚至总复习时都觉得非常不易。若无科学高效的复习方法，而用传统的“线性结构”复习法，再辅以大量的练习试卷，复习无疑是费时费力的，效果也事倍功半。
四、“树状结构”在科学复习中的运用
1.“树状结构”在科学复习中的运用策略及优势
“树状结构”就是运用结构法建立知识的系统体系，引导学生把所学的知识按不同类别形成系统，编制成网，转化为准确、清晰的知识架构来进行复习，强调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树状结构”在科学复习中还有着其特有的优势之处：
（1）贯串性强。以某个知识板块为根节点，可把多个年级（如三年级到六年级）的相应知识贯串到一起，编织成网。例如，从三年级的第一课《我看到了什么》，出现了一幅大树。那么在复习植物的知识时就可以以“大树”作为“根节点”展开，通过知识梳理，把相关联的三上、三下、四下、五上的有关植物的知识贯串在一起，最后呈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棵“知识树”，实际教学中显示的是ppt图片。
（2）覆盖面广。“树状结构”的分支度大，各分支在科学复习中容易交集，能达到重难点知识多重复习的效果。如，在复习茎的运输水分、矿物质和养料的实验时，如何能清晰地观察到茎的导管，就会复习到六下《微小世界》单元里的放大镜和显微镜，甚至可以以它们为“根节点”展开，又会长成一棵“知识树”，这样就能相互交集，形成网络状。
（3）灵活性强。以根节点为起点，可灵活复习任何一个子节点，避免了以往“线性结构”复习法中的每册每课分散复习的刻板，防止了知识复习的凌乱，有利于相同知识的整合。如，以“植物”知识板块为根节点，可灵活选择在植物的结构、作用方面子节点展开，也可在六上的《生物多样性》单元中的植物分类子节点中展开，这样就囊括了三至六年级的植物内容的知识。
（4）根节点的知识点可大可小。即知识整理可从大的知识板块为起点，也可从小的知识点为起点，可随实际课时要求灵活调整。如：复习时间有连续两课时以上，可从“植物的结构、作用”为根节点展开；只有一课时的那可从“植物的分类”为根节点开始。
2.在复习课中的具体运用
我在尝试“树状结构”引入植物知识复习时，提前布置学生尽量带齐三上、三下、四下、五上、六上各册科学书，提前布置学生课前自行复习相应内容。同时在上课时制作课件，课后下发每节课的板块复习汇总资料，真正落实“学有所得”的教学理念。
3.高效复习效果的体现
“树状结构”复习方法避免了以往“线性结构”带来的知识板块中各年级相关联知识的松散，能高度集合同一板块的知识，有利于学生对板块内知识的建构和认知。其作用具体体现如下：
（1）复习的省时性。教师对整个小学科学知识板块的结构作了解后，就能合理安排各知识板块的复习时间，避免了以往复习的随意性，形成知识的系统性。
（2）复习的高效性。科学的复习对于教师、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比如，对六年级学生来说，从三年级到六年级，最早学过的科学知识已经过去了四年，曾经学过的内容已经模糊，这就需要我们教师通过系统的复习来清晰、巩固所学过的知识。“树状结构”复习方法犹如一张网，能网尽所有的基础知识，甚至能交集，做到无一遗漏。学生能轻松整合同一板块的知识内容，并能对板块内知识的拓展变化作了解。在多年的科学复习教学中本人发现运用“树状结构”方法复习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形成学习的惯性，课堂中学生参与程度极高。通过每节点的展开，结合相应的课本与练习，学生记忆中曾经模糊的知识变得清晰，进而得到了巩固加强。同时结合自己编写的各板块复习资料作为学生复习练习作业，从而构建合理、清晰的知识结构和体系，学生复习过程轻松、成效显著。
（3）复习的针对性。教师能根据复习时出现的问题，及时缩小板块中的知识点，也就是调整“根节点”的知识，有针对性地加强复习，再结合相应的练习，达到突破难题的目的。
（4）科学高效复习方法的传授。“树状结构”独有的架构模式能在复习中形成由点到面，最后形成覆盖全面的网络。在教学中极易从一个节点的知识触发学生的记忆，容易引起学生抢答，提高了学生课堂的参与程度，这样就能逐步养成从知识的认知到学法的提炼。“树状结构”在课堂上的多次运用，学生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运用这种科学高效的复习方法，理清复习线索，节时、高效地自我复习，这也为学生将来的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
艾滨浩斯遗忘曲线表明：在知识掌握的最初阶段遗忘是比较快的，以后会逐渐变慢，这表明高效复习是很必要的。“树状结构”架构是一种很高效的复习方法，既可运用于总复习中，也可运用于各单元、各册之中。这样，在科学知识复习整理的同时，努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强学生思维的发散性。
参考文献：
[1]裴毓华.运用模型方法解决小学科学教学问题[J].新课程研究：中旬刊，2015（02）.
地理学科知识点篇10
第一重门，最基础的一层，要抓好本学科——地理学科基础知识点的学习。
作为地理教师要有过硬的基本功，这是达到第一层次的先决条件。教师不仅要掌握地理专业的各门基础课程，还应熟悉本学科的全部教材，并了解学科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通过不断学习，提高理解、分析与处理教材的能力，能精心设计教学过程，能运用各种教学手段，会观察和研究学生并拥有组织教育教学的能力。
在地理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基础，既要记住地理事物名称、概念、数据、地理特征和地理现象，又能识别图中的地理事物。要侧重知识间内在联系的把握，建立起地理学科的整体框架，为灵活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打下坚实基础。我们通常可用以下的两种方法来建立起学科知识的整体框架。
一、把书本每个章节的知识结构建立起来，做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形成一个知识的网络。比如，高中地理必修教材第八单元"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可把知识信息网络归纳如下：
二、变换角度，重组书本知识，给学习地理知识带来新的思路。例如："宇宙环境"和"大气环境"两章学习结束后，可把知识信息网归纳成下图：
这样，在对具体地理知识的识记和理解基础上，渗入了理论性的知识网络，可起到理清各知识点的关系，增强学生地理逻辑能力的作用，减少盲目性，避免杂乱无章，实现清楚有致，学生能轻松、全面的掌握地理基础知识和知识系统及结构。
第二重门，教师要引导学生注重地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
学科之间知识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高中地理新教材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较为密切，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启发诱导、类比推理、归纳研究，形成概念，建立规律，对地理学习起到了事半功倍的的辅助作用。
如洋流知识中的"密度流"这个知识点，可运用化学知识，做一个连通器实验。一边液体密度大（类比地中海海水密度），一边液体密度小（类比大西洋海水密度），得出盐度高处水面低；由水从高处往低处流类比出表层海水由大西洋流入地中海的结论，通俗易懂。
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还可纠正许多人头脑中的错误观点。如："由印度洋进入红海的船舶的吃水线变浅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许多人的回答是"红海盐度比印度洋大，海水密度也大，海水浮力增大。"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用物理知识来解答，则浅显易懂：根据公式F=ρgv=G可知，浮力（F）等于漂浮物体的重力（G），漂浮在海面上的物体浮力不会改变，而ρ（海水密度）变大，V（漂浮物浸入水中的体积）只能变小了，因此吃水线变浅。
新高考强调对考生能力的考核，其最基本的要求是运用所学的知识综合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例如环绕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考题，常常以地理知识为载体，从自然地理和人类活动展开，如资源、能源等的开发和利用，运用政治、历史、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知识，去建构跨学科的知识网络。
因此，在日常地理的教学中，围绕一个中心问题从不同角度来设问，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原理去解答，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判断、归纳、评价等能力。
第三重门，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地理知识。达到了这一层次，才算学到了有用的地理知识。
地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许多知识必须联系实际进行教学，特别要将生活中有趣的、有价值的、与地理学科相关的问题引进地理课堂。如学习"大气环境"中暖锋、冷锋知识时，可提出"为什么我们这里最近一段时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11月、12月）的天气常常是晴几天，阴雨几天？"，"为什么会'一场秋雨一阵寒'？"。这样，学生既增强了学习地理的兴趣，也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了探究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