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现状篇1
关键词青年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建议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背景与意义
在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当下，谁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这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从学理而言，现代政治学认为，现代社会应是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基本均衡的社会，三者共同构成稳定社会的“铁三角”。[1]
“青年社会组织”一词由上海团市委在工作实践基础上首创，最先称作“青年自组织”。[2]目前理论界、实务界对青年社会组织的概念内涵尚存争议，上海团市委认为，青年社会组织是指由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充分体现了青年的社会性、发展性，以及青年组织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3]
本文认为青年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是指以18至40岁的青年为主体，自发成立、自主运作、自我管理，涉及青年事务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其中包括依法正式登记注册的青年社会组织和暂未具备登记注册条件但在发挥积极作用的青年自组织。目前，闵行全区注册社会组织（民非、社团）共756家，其中以民非注册的青年社会组织43家，以社团注册的3家，共计46家。
二、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
为更全面地了解区内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笔者于2015年7～8月期间对相关青年社会组织进行了问卷调查、座谈走访等，共发放46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40份，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一）青年社会组织的生存概况
（1）提供有偿服务是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数据显示，资金来源最主要的方式是提供有偿服务，占31.25%，其次是政府采购或政府拨款（18.75%）和项目收入（18.75%）。剩余依次为商业赞助、会员费、其他，社会捐赠为0。
（2）行政办公支出是青年社会组织的主要支出。数据显示，行政办公支出占31.58%，是最主要的支出。其余依次为活动支出26.32%、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21.05%，以及设备和器材支出、公共服务支出。
（3）缺乏资金是青年社会组织面临的首要问题。数据显示，缺乏资金是青年社会组织面临的首要问题，占38.46%。其余依次为缺乏社会支持23.08%、缺乏政策支持15.38%，以及缺乏人才、组织自身能力有待提高和其他。被调研组织中无人勾选“行政干预太多，体制不顺”的选项。
（二）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况
（1）承接政府委托项目是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数据显示，在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情况中，71.43%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是通过承接政府委托项目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剩余14.29%表示与政府部门没有合作关系，14.29%表示曾向政府部门提供咨询。被调研社会组织中，均未接受过政府部门的无偿赞助。
（2）教育、文化体育服务是青年社会组织承担的主要社会公共服务。数据显示，在青年社会组织已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中，教育服务和文化体育服务是最主要的两大类，均占到了23.08%，排第三的为环境美化服务15.38%，剩余依次为就业服务、慈善扶贫和社会救助、公共安全、社会融合、心理咨询，被调研社会组织中没有从事卫生医疗和家政便民服务的机构。而在未来还能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中，教育服务仍是最主要的服务，占21.74%，其余比较多的仍然是就业服务、慈善扶贫及社会救助、文化体育服务、社会融合服务，依然没有机构选择家政便民服务。
（3）政府采购是青年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资金来源。数据显示，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方面，最主要的是政府采购或政府拨款，占27.78%，其他还有商业赞助等。
（4）资金不足是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面临的最大困难。青年社会组织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主要困难方面，37.5%认为资金不足，25%认为税收政策优惠无法落实，12.5%认为是信息不对称等。
（三）对今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期望
（1）集中招标采购和定向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是青年社会组织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最希望的方式。数据显示，当问及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应采取的方式时，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应“由政府公共平台集中招标采购”和“定向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的均有30.77%。其中，也有较多机构选择了短期合作、定向补贴、行政职能授权转移。
（2）采购标准明确是青年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最看重的程序因素。数据显示，35.71%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采购标准要明确是政府购买服务中最重要的程序。其余依次是程序公开透明和信息公开透明。
（3）加强项目的过程监控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最应加强的环节。数据显示，在问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应如何加强监督和审核时，26.67%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要加强项目的过程监控”。剩余选择较多的是加强绩效考核和第三方评估监督，但资金跟踪监管的选项较少机构选择。
（4）政府加大放权和制定明确服务标准是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有待加强的最主要方面。数据显示，在问及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有待加强的方面，认为“政府部门要加大放权力度”和“制定明确服务标准”的均占27.12%。
（5）提供财政支持和项目经费是今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最需要的政府支持。数据显示，38.46%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需要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和项目经费”。剩余诉求依次为税费减免和场地支持，而通常政府提供较多的“对社会组织开展培训”则没有一家机构选择。
三、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和瓶颈
结合问卷调查分析和座谈走访，我们认为当前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仍存在以下主要瓶颈：
（一）资金是困扰青年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首要问题
资金是青年社会组织最基本的资源之一。缺乏资金的青年社会组织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也难以吸收足够的专业人才，严重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这不仅在问卷调查还是座谈走访时都是青年社会组织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二）缺乏政府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的常态化机制
一方面，政府部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意识不够普及；另一方面，政府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具体的制度性安排相对缺失或滞后，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拨付力度不大。此外，与青年社会组织有最密切业务关系的共青团组织，资源存在一定局限性，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解决青年社会组织资金困境的资源不足。
（三）政府监督管理方式单一
目前，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主要集中在登记与审批这道关口。社会组织登记审批一旦获批，政府的监管力度就显得不够，尤其缺乏多样化、常态化、制度化的监管手段。
（四）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够多元
目前，除了共青团系统的青年中心项目等，没有针对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平台和项目，部门合力尚未形成。例如，民政系统的公益创投、公益项目招投标对青年项目支持力度相对较弱，根据福利金相关规定，只能用于弱势青年群体，实际上就排除了大量青年文体公益类的诉求。此外，青年社会组织作为新时期青年再组织化的重要载体，应当承担重要的群体利益表达功能，但目前没有很好的渠道提供给青年社会组织向党政反映诉求。
（五）宣传力度不够
目前，各类媒体对于青年社会组织宣传力度不够，这一方面会影响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在整个社会中形成鼓励从事社会创业的氛围，以及青年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良好社会舆论环境。
四、深化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建议
（一）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只有思想上为社会组织“松绑”，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为社会组织“松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并非政府责任的转移，而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具体方式和机制的转变，是政府为了向民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将其具体生产过程让渡给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只有清晰认识到这点，才能为包括青年社会组织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政策环境。
（二）强化公共财政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责任
青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一部分社会公共服务功能，是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一种体现，但这不等于政府不再承担相关责任。政府应当强化公共财政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责任，一是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在政府购买中明确服务对象、服务方法、服务数量和质量以及服务的监控和评估方法等。二是探讨建立公共财政对青年社会组织资助和奖励机制，并加大对区内青年社会组织的枢纽型组织――“青年空间”的支持力度。三是要切实落实公益性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管理办法，并鼓励社会各界对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拓宽社会组织筹资渠道。
（三）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事中监管和事后评估
政府应该转变“重登记管理、轻运行监管”的做法。在事中监管方面，考虑在相关主管部门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和失信惩罚制度，建立社会组织法人数据库，定期公布社会组织遵纪守法、年检情况等信息。在事后评估方面，民政、共青团等相关部门应联合建立综合评估考核机制，加强政府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的绩效管理。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作者简介：迟骋（1983―），男，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mpa研究生3班。]
参考文献
[1]岳金柱.解决制约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瓶颈”对策的思考[J].社团管理研究，2009（11）：1.
社会治理的现状篇2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法治；问题；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2-0098-05
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近几年来引起了学术界，包括政治学、行政学、法学和社会学界的广泛注意，成为学术界当前的热点问题。但是系统探讨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的概念、现状和建设的尚不多见，本文拟抛砖引玉，以求更深入的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相关概念刍议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适应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背景下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如何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理解和把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涵，笔者认为必须首先梳理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的概念。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前提。
社会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作为政府职能，指的是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法律、规章、制度等等，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活动。”而广义的社会管理不限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它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即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也就是说广义的社会管理，“既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也属于社会自治体、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和服务范畴，即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复合体。”
关于社会管理创新，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应松年教授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及管理方法进行完善，从而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刘旺洪教授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依据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把握经济、政治和社会新的发展态势，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论、知识、技术和方法等，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实现社会善治的活动和过程。其本质是建构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实现社会管理从“为民做主”向“人民民主”的根本转变；从管制型社会管理向服务型社会管理的根本转变；从单纯政府管理向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根本转变；从主要依靠政策管理向依法治理和综合施策的根本转变。其重要价值目标是建设法治社会，实现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法治化。刘旺洪教授的概念，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创新的内容和价值目标阐述更为具体。
综合学术界的观点，我们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是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落实到社会管理各领域和全过程的创新；这种创新，决非仅仅将法治视为创新的手段或方式。诚如同志所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全党全国致力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牢固树立依法管理的理念，加强社会管理领域立法、执法工作，使各项社会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因此，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实质是在法治的框架下创新社会管理，使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说社会学与行政学侧重讨论社会管理概念的话，那么，法学则应该侧重讨论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含义。它意味着用法治的精神审视社会管理全局，用法治的眼光审视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用法治的手段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用法治的方法巩固社会管理成果。总而言之，是将社会管理纳入法治的视野，法治贯彻于社会管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法治化。第一，这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法律具有权威性，我国《宪法》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对于文明社会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可以说，法治是社会管理的基石。第二，这是稳定社会的现实需要。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必须依法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法治本身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监督权、知情权、参与权，通过民主立法、参与式的执法，让政府了解民意，及时回应民意，才能实现政府、社会、公民三者的良性互动。第三，这是促进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成果的需要。社会管理法治化要求社会管理在法治框架内运行，要建立起法治为主导的治理模式。面临着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社会管理需要不断创新。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现有的法律和法规的滞后现象，这就需要法治，一方面健全社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相关法律的立、改、废：另一方面则是以法律的形式把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的好的做法、措施加以制度化。从而真正巩固现有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成果。
总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最终价值目标。
二、现状与问题
当前尽管各地各级政府响应中央号召，出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很多案例，但是总体上而言，离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法治化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法治观念和法治文化的缺失。法治究其本质而言，来自于公民对于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的内心信仰，并真正奉之为自身的行为准则。正如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信仰是人们在认识到法律精神和领会法律精神的情况下自觉地而非强迫性地尊重、遵从法律。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当前重人治轻法治，认为权大于法，法律不外乎人情，在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上，公众信权不信法、不信法、信闹不信法的现象还比较突出，还没有形成法治轨道内解决问题的共识。公民和一些政府官员还没有真正树立法治的理念，法治文化没有深入人心。
第二，社会管理的法律相对滞后。尽管经过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断完备，已经初步建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法规体系。但是社会管理创新毕竟是一个新课题。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法律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既体现在社会管理中存在法律空白，也体现在已有的某些法律规范落后于社会发展，从而导致社会管理的规范缺失。
主要表现在：其一，涉及民生和社会保障的法律层次低。属于民生民权服务保障法制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立法层面上，没有一部由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社会保障基本法，已有的规范层次较低，主要是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其二，涉及公民社会组织的立法不完善。例如，属于公民社会培育发展法制中的社会团体立法，缺乏统一的基本法律层面的社团管理法，使得社会组织的权利、义务、功能等得不到明确的规定和保障；而已有的某些规范又落后于社会发展。对社会组织控制得过于严格，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妨碍了公民社会的培育。其二三，对于行政执法行为的约束方面，譬如，在社会管理行政执法行为的约束方面，我国已经制定了《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但《行政强制法》却迟迟不出台。其四，对于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制度缺失。公众不能有效参与社会管理中的立法、执法过程，自己的利益诉求就没有正当的表达渠道，政府与社会不能及时沟通，就会加大社会冲突和社会对抗发生的可能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渠道较少，参与方式单一，信息不对称，公众参与流于形式，相关法律制度、机制还不健全。此外对于现在出现的新的腐败问题，“裸官”现象，对于无处不在的网络诈骗问题，对于如何规范大量的群众行为，如何引导和规范新兴媒体以及社会舆论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总之，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主要由六个方面的法律制度构成：民生民权服务保障法制、社会纠纷多元解决法制、安全稳定维护应对法制、公民社会培育发展法制、社会管理队伍建设法制、社会管理组织法制，这些相关的法律制度都需要进一步完备。
第三，社会管理执法滞后。主要表现在：其一，执法理念滞后。现实中权大于法、、人治，损害公民的权利的现象依然存在。执法人员以“权力”为本位，这与执法为民、保护人权、依法行政、有限政府的理念严重不符。其二，执法不严，存在损害公民合法权利的现象。在土地征收征用、城市拆迁房屋、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以及城市管理等方面皆存在严重的侵权问题，这些权利多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譬如土地征收征用中的公民土地使用之物权，拆迁房屋之所有权，环境保护之环境权，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之就业劳动权与社会保障权，城市管理中的公民个体之生存权，涉法涉诉之上诉、控告或检举权以及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等。近几年的钓鱼执法，躲猫猫事件更是严重暴露了地方政府机关执法的问题。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存在野蛮执法现象。其三，社会管理主体单一。传统的社会管理突出的是政府的管控职能，而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政府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都将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形成社会网格化管理。其四，执法中程序规则缺乏。程序是由执法的步骤、方式、时限、顺序等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可以约束执法机关谨慎行使公共权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在众多的行政行为中，只有少数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有明确的程序规则。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更注重实体权力，忽视程序规则。执法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其五，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法治观念较差，行政执法时忽视了人性化执法，容易和公民发生冲突。
第四，司法的功能尚未真正发挥。社会管理创新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法院也是一个重要主体。应该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目前，在社会管理中包括在调处社会矛盾纠纷中，司法功效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司法权威也未得到特别的尊重。不少本应法院依法终结的案件，又以方式回流到行政渠道。“不信法”、“信人不信法”等现象，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司法手段的苍白无力。”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司法还未能真正独立，司法腐败还比较严重，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公众质疑，司法功能未能有效发挥。
三、推进路径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首先需要转变政府观念，变传统的管制为服务，变“为民作主”为“为人民服务”。改变传统的权力本位，官本位思想。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服务型政府应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权力受制约的政府，法治政府是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是受监督的政府，法治政府是阳光政府。需要树立法律至上，政府权力有限的观念。宪法和法律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根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正如韩大元教授指出，“社会管理创新不能突破法律”：胡锦光教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能游离于宪法和法律之外”。法律至上，就是让法律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让法律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主要的渠道。政府权力受法律制约，政府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即政府必须守法，权力必须规范，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具体而言包括：政府机关的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法律授予的权力才是正当的公权力，政府权力的取得和存在必须有法律依据；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合法，越权无效。行政权力的行使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并且不能超越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否则就是无效行权：社会管理活动中涉及到的行政授权、行政委托必须有法律依据，被授权和被委托组织只能在授权和委托的范围内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此外还要树立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强调了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的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突出我国宪法的人权关怀。
第二，依法行政，加强对于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依法行政是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途径，它要求行政行为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为此必须做到：“一是要保证国家行政权力的依法实现，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得到正确行使。二是要阻止非法行政，保护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从而体现出对国家和社会的负责态度，达到执法为民的目的。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必备的构成部分。政府拥有比立法和司法更大的管理权力，“对于法治国家来说，法治政府是其最核心的部分。”“所以，没有法治政府当然就没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食品药品安全、道路交通安全、自然环境安全、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和安全等涉及百姓生机，意义重大。执法机关必须严守职责，对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严格执法、依法严厉打击。党和政府在强调规范执法行为、防范和处置执法中滥用权力、执法腐败的同时，应当全力支持执法机关的严格、规范执法；必须迅速妥善处置执法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严厉惩处暴力抗法、聚众抗法的行为，在公众中确立执法机关的权威，切实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性。
在依法行政的同时，还需要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是依法行政的基本保障。严密有效的法律监督是保证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得到落实，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的重要途径。行政监督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一方面需要健全监督网络，充分发挥人大依法监督、法院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社会监督等外部监督主体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需要改革行政监督内部监督方式。完善行政机关自律机制。“要强化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把行政执法部门或组织的依法行政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与经济工作一样，层层签订责任，定期检查考核。”
第三，健全社会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健全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坚持的原则有：一是与时俱进，动态立法。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加强立法工作，防止法律真空的出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并非是一劳永逸的，立法是动态的。特别是面对当前社会中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立法部门就必须跟上社会发展的速度，查漏补缺，使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的社会活动都能够做到有法可依。二是立法要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改变过去部门立法过多的现状，防止部门权益的立法化，切实保障立法的公平与正义，使立法保护的利益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三是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召开专家咨询会，召开听证会，特别是扩大公众的参与，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的重点是：其一，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建议尽快出台《社团管理法》，重视和更好的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治理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类社会组织的协同。发挥各社会团体（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等）、各事业单位（教育、医疗、新闻出版、文化团体、科研机构等）、城乡居民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社团、基金会、中介服务组织等）的社会协同影响力，参与解决社会管理中的各种矛盾。社会组织管理、民间组织管理、社区管理、行业管理等领域都缺少国家基本法。目前只有一部《社团管理条例》，缺乏《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团管理法》的支撑，很难有效协调和解决各种法律关系。其二，健全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相关制度。目前，社会管理中已经建立的地方首长接待制度、行政听证制度、政府发言人制度、党务与政务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恳谈制度、政府官员或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开通微博等等，这些都要进一步制度化。另外，对于政府的涉及社会管理的行政程序规范可以出台相关法律。“比如，2008年，湖南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政府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并相继配套出台了《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湖南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等。此后出台的《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填补了我国有关政府服务的立法空白，在地方性规章中首开先河。该《规定》共分总规则、服务主体、服务内容、服务平台、服务公开、服务保障、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9章123条。在社会管理服务方面，它规定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这些建章立制的规范化建设，保障和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有序、配套、公正、文明地得到推进。”其三，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探索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在充分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政治参与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当前需要着重加强两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立法与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凡是与公民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重大行政决策，都通过听证、协商、辩论、谈判等渠道，直接听取公民的意见，使决策做到民主化、科学化、公开化，同时通过举行立法听证、法律草案全民讨论等途径，影响法律制度的立、改、废；一是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提出建议和意见，定期不定期地评测政府的活动。健全和完善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申诉制度、控告制度、检举制度、制度、监督制度等，使这些制度成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法律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四，推进司法公正，能动司法。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来制裁违法犯罪、保护合法权益，调处矛盾纠纷，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充分履行好公正司法职责，始终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公正司法十分重要，需要坚持的原则有：一是司法独立。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司法合法。在执法的过程中，合法性是对执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执法的最重要一项原则。“它要求执法主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具体做到执法主体、执法内容、执法程序等，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基本要求。三是能动司法。在执法的过程中，赋予法官在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一定权限。也就是行政主体具有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使其在最大限度上实现社会正义。
司法实践中，应当在相关法律中明确体现公平、正义、保护人权的司法理念。必须把住司法机关作为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最后防线。同时还需要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情况，推进能动司法。“人民法院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应当通过能动司法，积极拓展和延伸审判职能，从而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公共政策的完善，促进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的实现。
当前积极探索和创新能动司法的工作机制有：“其一，准确运用能动的法律方法，弥补法律漏洞、填补法律空白、应对法律规定的滞后性和法律模糊不清等法律问题，审理复杂、疑难和新型案件。其二，完善诉讼服务。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民众，司法机关应当问需于民，健全诉求表达机制，引导民众合法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其三，积极探索和推行大调解制度。为了更好地执行判决，应更多地强调法庭运用调解的方式办理案件以调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其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着力提高司法人员的道德水准和司法能力，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司法的廉洁性，防止司法腐败。其五，建立司法预警机制。法院应当延伸司法职能，通过积极的司法预警发挥司法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能。
第五，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公民社会担负社会管理的部分功能。其一，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有助于形成合理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其二，公民社会能够充当国家与公民矛盾冲突的“减压阀”。其三，公民社会组织能够较好地协调利益关系。第四，公民社会组织能有效规范和矫正组织成员的社会行为。当前培育中国公民社会必须逐步增强公民社会组织的自治性，这就要求国家从政策法律上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大的自治空间，建立公民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实现其成员的自我管理，并确保其正规性、民间性、非盈利性、代表性和参与性。“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在深刻认识公民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对公民社会给予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加紧修订和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从审批、登记、注册、监管、经费、税收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防止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对立面，使公民社会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
社会治理的现状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问题意识价值规范基础实践教学
当前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问题的研究路径，主要是关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在社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高期望值的重压之下，研究者关注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内部因素多于外部因素。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甚至不加选择地将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纳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范围，导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问题研究的“泛问题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阈出发，这一理论中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观点，会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问题的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和重要的启示。
一、实效性差：“问题意识”研究范式凸显的主要症候
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任何其他哲学理论的重要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社会实践问题的导向下逻辑地整体展开的，是在关注、研究、解决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社会现实问题中生成的。马克思曾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时代和自身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是高等院校学生的必修课，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把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到国际竞争性高度，其重要地位可想而知。从“问题意识”的研究范式出发，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就不难发现现实情况不容乐观。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状来看，课程的教学效果与它所肩负的职责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从教学直接效果上看，仍不尽如人意。少数同学表现出对课程学习的消极心态，具体表现为，一是缺课，二是听课不认真。这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很难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
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少数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不认同却是不争的事实。造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不高的原因主要有：1.在社会功利化的思想影响下，少数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其自身发展没有什么用处，甚至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课的教师、学校领导也持这样的观点。学生不喜欢上这门课，更多因素应该是他们不明白这门课的实际用处何在。所以，虽然大部分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重要和必要的，但同时多数大学生认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是“希望对自己将来工作有用”。这表明当代大学生在政治取向上存在较明显的实用性、功利性倾向。2.教学过分强调理论性、系统性，社会实践环节严重缺乏。虽然为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一些教师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但由于资金等问题的限制，始终没有跳出教学过分强调理论性、系统性的窠臼，社会实践环节严重缺失，从而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共性的思维向度，如果不加选择地将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无疑就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泛问题化”。同样，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如果不加选择地将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纳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范围，无疑就会导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问题研究的“泛问题化”。目前国内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问题的研究已经具有“泛问题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就是：为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为高校培养人文修养和政治思想素质较高的“顶用、适用、好用”的人才作出贡献，研究者主要把改进的焦点对准教学方法的改进，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因素，如内容、方法、渠道、途径等，而较少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因素，如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态状况、体制或有关规制的影响、党风政风状况等，这一视角的片面性势必导致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学生中出现的思想问题归结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的身上，希望仅仅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能把全体大学生培养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这是不切合实际的。而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整个现实社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期望值过高有着直接关系。
二、作用定位不准确：价值评价准则设定过高的必然结果
从“问题意识”出发关注现实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揭示和暴露现实性和理想性、实然存在和应然存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它潜在地含有一种理想和价值评价准则预设，即价值规范基础的设定。价值规范基础的设定“作为对事实变动的寄寓方向”的一种设想，呈现出价值规范效应。从“问题意识”出发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状，它也潜在地含有一种理想和价值评价准则预设，这种预设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的研究提供规范基础和价值评价的准则，并正是通过规范基础的设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现状的研究具有了批判的性质。所以，假若没有这一价值规范基础的设定，从“问题意识”出发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状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理想和价值评价准则作为规范基础同时起着诊断和指引的功能：前者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批判性研究的标准，即实效性差得以成立的标准；后者成为一种希望，成为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的基础和要求。
理想和价值评价准则的设定，是对新的可能性的探寻，这种探寻虽然根植于现实，但它要求超越现有缺陷、不完满的现状。作为对未来美好、完满状态的追求，它至少表明在未来状态中不存在现有状态中被指认的问题。
理想目标的设定以其超越当下的应然状态“为人们提供评判与把握现存状况的超越性价值准则并以它为前提对种种与人的价值目标相异化的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显示出现存一切有限规定的缺陷与不足，从而向人们昭示：人不能非批判地接受现状，而应当使‘现存状况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
从“问题意识”研究范式出发，综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状，就不难发现，社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期望值过高，主要表现就是大多数人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应该具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实际效果，即仅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能够解决学生的所有思想问题。而从教学的实际效果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未能很好地达到社会对它的这种高期望值，并且正是社会这种过高的目标要求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尴尬的境地。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阵地和主渠道，理应发挥其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能被无限放大。、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是“立足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很明显，在大学生树立“三观”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只起“帮助”作用而已。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并非仅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能解决，需要各方面的综合作用力。就教育而言，人们常说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就应该相互配合，相互沟通，形成时空交叉的德育优势力量。而且学校教育本身又是一个综合体系，而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体主要包括：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等。这些队伍各自所从事的工作显然就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更何况，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实现具有间接性、过程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思想道德的作用经过人的实践活动的转化实现的，其间经过了一系列的中间环节，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学习的最终效果不会像专业课特别是实用性强的课程一样，能立即有所回报，不学的危害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很快显现出来，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显然也不是只靠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能解决的。
我们要以大学生“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接受不接受”作为评价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以健全的自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以理想的自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高位追求。但那种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当成“万能钥匙”，学生一旦出现问题就把责任归结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身上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仅仅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指望“把全体大学生培养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无法完成的。
三、实践教学是关键：人的存在方式的必然要求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以实践为切入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不是天外来客，或是具有某种神性的永恒存在物，人是一种历史生成物，其自身形成过程是客观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实践的历史性、连续性和双向对象化的特点表明了人的生成性，即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物，他在实践中产生、存在和发展，实践就是人本身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而实践是人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从本质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该是实践的。在西方，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就是“实践哲学”。道德哲学之所以称为实践哲学，就因为它研究实践或行为。实践是个体道德形成、发展的根源与动力。实践活动是个体自我教育的主要途径。实践活动是道德教育价值实现的最终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实践，“在实践的事物中，目的并不在于对每一课题的理论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它们的实践。对德性只知道是不够的，还要力求应用或者以某种办法使我们变得善良”[4]。可以说，实践性教学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毋庸讳言，在理论教学中，若仅仅从理论到理论，难免抽象、枯燥，加之固有的定向思维方式，则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走实践教学之路，是从全局上、战略上、根本上扭转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教学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而要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应有组织地安排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长效机制，这是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关键。
首先，必须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学分，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让大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这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大课堂”中去，让大学生参加各种社区服务、社会服务，提供大学生与社会联系的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消化、感悟、升华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意识及公民意识。例如通过参观访问、环境治理、帮助孤寡、慈善服务等社会活动让大学生了解国情、民情，将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念，进而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从而强化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效果。
其次，注重运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学生社团组织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名人故居等。这些场所既集中反映了我们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又是向大学生进行我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生动教材。发挥第二课堂、团委、学生社团的作用，支持、指导学生社团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深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理解。
最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与学校学生工作队伍，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辅导员和班主任等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他们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努力做到把思想政治理论和学校各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整体效应。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要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关键在于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不断改革创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多方面重视，多部门联动，多层次推进，唯如此，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3.
[2]贺来.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23―24.
社会治理的现状篇4
关键词:法治政府;内涵;经济作用
中图分类号:D9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0-0061-04
一、法治政府的内涵
关于法治,无论怎样理解,应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需要有科学的民主的立法,这是法治的前提;二是离不开政府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司法,这是法治的实践要求。广义上说,法治是指通过法律治理社会。在现代社会,治理社会的主体是政府。政府通过法律治理社会,应达到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与理想化的社会治理状态所匹配的政府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法治政府。
所以,法治政府首先应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又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政府的组织形式必须法定,即政府必须依法律设置,其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也就是说,政府内部具有的组织及其享受的职权都必须有法律依据。而具有法律依据的职权应是符合权力制衡下的权力分配结果。政府所拥有的职权来源于法律,而法律的规定又是最为合理的,只有这种应然状态,才是法治政府应具有的状态。其次,法治政府所要求的状态应是政府的权力能够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使,一丝不苟,准确无误,其所达到的结果应该是法律固有的目的。当然,这里的法律是指良法。良法通过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达到立法者的应有目的,这种状态就是法治政府应有的状态。
法治政府不仅是一种法治状态,而且,还应是一种科学的行为模式。固然法治政府所要求的状态是理想化的状态,而实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依赖的主要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序设计的行为来实现,所以,法治政府还应表现在一定的合法合理的行为模式上。这要求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其行为必须合法,非经法律授权,不可具有并行使某项职权。政府的行为方式符合法律的要求,这是法治政府另一层含义。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一定的理想治理状态,需要理想化的治理路径,这种治理路径体现在政府行为的模式上,如果政府的行为模式符合法律的要求,这种政府,我们称之为法治政府。
所以,法治政府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行为模式,状态是法律框架下的理想状态,行为模式是法律指导下的运行模式。无论在状态上,还是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都能符合法律的要求的政府才是法治政府。从状态上讲,法治政府是人类社会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奋斗目标;从行为模式上讲,法治政府是指在追求人类社会最高法治境界的状态过程中,能够达到的最为合理的政府权力运行路径。我们一般所谈的法治政府建设,主要是指在行为模式上的构建。
从政府行为模式的构建上来讲,法治政府的运行机制应是科学合理的,这主要包括政府责任监督制约机制健全合理、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合理、政府行政管理公示制度健全合理、政府行政评议考核机制健全合理、政府行政损害赔偿制度健全合理以及政府公开采购制度等均需要健全合理。所以,从政府行为模式的构建角度理解法治政府,应该认识到法治政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便是在一定时期,达到某种制度要求,也可以理解为实现了法律意义上的法治政府,但是,这并不是终极目标。
二、法治政府内涵的具体化
构建法治政府的过程就是把法治政府内涵具体化且运用于实际操作的过程,而法治政府的构建并不是单纯地将其行为模式法律制度化就可以了,这需要结合各国国情以及文化与传统习惯,适时地建立符合国情的制度并逐步完善制度。因此,法治政府的标准是不统一的,法治政府在各国的行为模式上是有区别的。法治政府的内涵可以具体化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法治政府是政府权责有限的政府,也就是说,法治政府要达到一种有限政府的状态。有限政府是相对于无限政府而言的,在现代社会,“即有限政府”[1]。可从两个方面理解有限政府:一方面,有限政府要为实现履行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职能而具有一定权力;另一方面,这种权力要受到相应的监督制约,权力是有限的。具体说来,有限政府的权力、职能、规模以及行为方式等依法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超越其法定的界限,这体现在:首先,政府的职能有限。政府的职能要明确,其价值取向应当限定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供给适合公众需要的公共物品上。在市场经济社会,政府职能的内容主要限定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等几个方面。其次,政府的权力有限。政府的权力要得到法律的授权,这是由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和公民的权利让渡,政府权力的范围由公民让渡的权利所决定的,而公民让渡给政府的权利是有限的,所以,政府的权力天然具有有限性。再次,政府的规模有限。一个有限的政府必须是机构简易、人员精干、办事高效的政府,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政府机构的数量和政府人员的数量也都应当是合理、受限的。相应地,在行为制度的建设上,要合理设定政府部门,合理设定政府的权限,合理设定政府的编制,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
第二,法治政府是透明政府,即政府的行为和权力行使要达到一种公开透明的状态。透明政府是指政府信息公开,它是除法律明文禁止者外,组织形式和行政行为一律透明公开的政府,这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政府组织透明,即政府机关的设置体系公开,各个政府机关的职能分工明确,政府机关的办事规则与要求以及政府公务人员的职权范围透明;二是政府管理透明,即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活动过程及其具体结果公之于众;三是政府决策透明,即政府决策的方式、步骤、顺序应向社会公众公开以及政府决策结果公开。当然,仅仅这三点实体上的要求还是不够的,还要求要具有公开政府信息的具体程序设计,要有系统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保障,这样,政府的行为和权力行使才会有可能达到一种公开透明的状态。
第三,法治政府是有效的服务型政府,其行为模式要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并且需合法有效。现代行政的重心是服务行政,现代行政法实质上是服务行政法,它的价值取向在于维护社会正义,增进社会福利,实现法治社会。[2]所以,相应地要建立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指在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并具有效能。这要求政府主体及其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政府本身必须依法设立。也就是说,要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一切行政权力要有法律的授权,并且必须按照法律的授权行使;政府的行为要符合一定的法定程序,行政程序不当或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应视为无效行政;政府要具有高效率,并且其运作成本要低,即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得的劳动成果、社会效益要高,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要少;政府的执行结果要符合法律的目的,不仅要达到政府决策预期的目标,还要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深厚的基础。
第四,法治政府是责任政府。关于责任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它是一个横跨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综合性概念,[3]我们认为,责任政府是指向国家立法机关和全体人民负责,积极回应并满足公民的各种诉求,其不负责任的各种行为受到制裁和控制的政府。责任政府的出现是现代民主发展的结果,[4]因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一方面要以外在的约束力为支撑力,运用民主的手段,通过一定的制度规范来控制行政机关及其活动,约束其必须履行法律和社会所要求的义务,当其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时,必须承担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责任政府是一种监督、控制和制裁的行为,因而,在政府行为的责任追究上要具有科学的制度设计,通过制度的设计,不仅保障控制行政机关及其活动,防止其肆意追求特殊利益,而且,要真正体现在对失职行为的相应制裁上。
第五,现代社会,法治政府应该是生态型政府。所谓生态型政府就是指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遵循生态规律与经济社会规律,依法行使对生态环境的管理权力,全面确立加强生态建设、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安全的职能,并实施综合管理的行政行为的政府。生态型政府是一个秉承生态文明理念,在价值目标上追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制度上构建多主体互动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在政策上主要实施生态治理政策的政府。现代社会,政府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对此,法治政府在强化政府与全社会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价值观上,在培养绿色理念和环境意识,贯彻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上,具有主导性和先锋作用。
当然,以上这些方面并没有涵盖法治政府的全部,但是,它至少可为现阶段法治政府的建设提供目标,并为实现法治政府的行为设计提供基础。
三、法治政府的经济作用
在经济社会,市场本身是存在“市场失灵”现象的,所以,必须依赖政府的出面,通过政府这个“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协同作战,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因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法治政府具有独特的经济作用。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已远远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了。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而这个政府应是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的经济作用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一是法治政府能够提供现代法治理念,这是经济社会中保障公共权力运行的前提;二是法治政府能够提供适当的经济制度,这是经济社会予以发展的保障;三是法治政府能够集中社会财力,通过财政、金融、税收、集资、捐助、融资等种种手段,合理地有倾向性地调配社会资源;四是法治政府能够提供适当的公共物品,部分地替代市场的作用,以便促进市场的发展;五是法治政府能够有效地执行经济制度,为保障经济的发展提供后盾。另外,在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法治政府的作用还远远不止以上内容,除以上五大作用以外,比如,调节社会的分配、提供社会福利、提供公共保障、承担某个领域的公共管理角色等等,这些都是法治政府的重要作用。清华大学学者韩秀云在其《推开宏观之窗》一书中简单地总结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稳定经济;第二是提供公共服务;第三是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第四是进行收入的再分配。[5]究竟如何认识法治政府的经济作用,从最近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窥视一二。
2008年下半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促使人们更深地思考政府的角色与作用。关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经济学上传统的认识,借用亚当•斯密的观点可予以说明:即政府并不是直接为人民提供财富,而是创造环境和条件,让人民能够自我创造充足的财富。发展了几百年的美国市场经济,应该说机制是非常完善的,但仍然无法避免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波及到欧洲,而且波及到全世界。
痛定思痛,在拯救金融危机的同时,人们也在深深地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席卷全球的危机?政府犯了什么错误?而接下来,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中国等,政府都在积极地救市,抛出一个又一个救市方案,颁布一个又一个影响经济的政策。人们不禁要问,政府这样做对么?如果对,在危机爆发以前,政府到哪里去了?
从政府救市的实际效果来看,政府的举措取得的正面效果是远远大于负面效果的,政府的做法是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的,金融危机得到遏制,经济在逐渐复苏。对此,需要重新审视政府的角色,充分认识政府的经济功能。政府完全退出市场是不对的,政府处处扮演经济主体的角色也是不对的。可见,一方面,不得不高度重视政府的经济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合理地主动运用政府的作用,包括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作用,当然,审慎地运用是必要的,但是必要的主动性也是需要的。
在我国,伴随着改革开放,政府逐步放弃了过去那种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和对市场机制的排斥,扮演着“积极的经济主体”的角色;目前,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全面进展,政府角色正进一步转换,正从“积极的经济主体”到“制度保障者、市场环境缔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重心转移。但是,仅仅这种转变是不够的,这场以美国、欧洲为主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意识到,政府仅仅是扮演“制度保障者、市场环境缔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角色还是不够的,政府进行必要的干预,保留必要的直接在经济活动中唱主角,也许是正确的,只不过如何把握一定的“度”,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新课题。
总之,政府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否得以充分发挥出来,对一国乃至世界经济都会有巨大的影响。当然,要想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得以发挥,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合理地转换角色,政府就必须是真正的法治政府。比如,政府救市,如果不在法治框架下,政策的正确性就很难保障,不但不能起到救市的效果,而且,有可能加重经济的危机。百年前卢梭曾说过:“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在各个时代,都有过许多争论,而并没有考虑到它们之中的某一种形式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是最好的,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可以是最坏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政府的好坏具有相对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的现代经济社会,法治政府在任何形式下,在任何国家都应该是最好的政府,而其经济作用的发挥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陈端洪.初论[m].省略/chendhxianzhengchulun.htm.
[2]陈泉生.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5).
[3]何士青,徐进.责任政府与政治文明[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2).
社会治理的现状篇5
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可以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组成并进入政治社会。笔者认为这里的社会契约精神，是大家为了大的方面的整体的公平而自愿放弃了小方面的自由，同意以缔结契约的形式共同进入政治社会洛克在《政府论》中的强调，政治社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政府的权力，也不是为了追求政府的利益，而是完全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
1由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的转变
在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中，首先对于自然状态有了阐释。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也是一种平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享有的管辖权和其他一切权利都是同样的和同等的，不存在任何从属和受制关系，而且如果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更多的2东西，相应的就必须付出的同样多。[1]我们也知道了自然状态有两个特点，第一：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第二：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上的表达而产生一种认识，那就是自然状态这么看来是很美好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向政治社会转变呢?那是因为自然状态中有着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我们都知道自然状态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权利。可是其实洛克也提出过质疑真的能够人人平等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人的出身不同，父母的身份不同，因而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值与资源也是不同的，所以使用这些不平等的财富值与资源可以获得不平等的权利。
在自然状态下，诞生出了不平等这里面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在这里笔者对于此处关于自然状态有着一些延伸的理解，我认为在自然状态中，随着每个人的能力的差异，对于财产等资源的积累也就不同，因此产生了不平等的现象。我认为其实这正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要由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原因，就是因为自然状态是不可以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的，所以在自我发展中自然状态就受到了破坏，也就违背了其原始自由的状态。因为人类才选择步入政治社会，因为只有在政治社会中，才会有着对于资源增长的制约，在不平等中不断地自我调整与整合，寻找整个集体的“最大公约数”，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人们由此愿意完成由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的转变，制定契约联合成为国家，置身政府控制，从而使得三大自然权力有了有力的保障。“公民政府是针对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情况而设置的正当的救济方法。”[2]
2由社会契约而起源的政治社会
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的政治社会的概念，我们在之前的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转变中有了具体的阐释，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讨论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政治社会的起源的问题。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可以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组成并进入政治社会。笔者认为这里的社会契约精神，是大家为了大的方面的整体的公平而自愿放弃了小方面的自由，同意以缔结契约的形式共同进入政治社会。所以在这种要求下，人们为了弥补自然状态的缺陷，不使任何人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就需要人们“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让渡自然状态中的部分权利，放弃自然法赋予的某些自由，授权给共同体，组成一个可以做出公正裁断与抵抗外来人侵犯的政府。[3]在这里，笔者认为洛克所表达的内容是“同意政治”，并且在论述中对于“同意”做出了两种同意方式的解释，即明确表示的同意和暗示的同意。也即是说当一个人未能做出明确的表示的情况下，他的一些行为可以同样认为是他同意并接受了加入政治社会。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占用了某一国家的领土，那么他的财产和自由也就对应的属于这个国家管理，也就是说他默认进入了此政治社会，因为国家对于领土具有直接管辖权。洛克的这一思想对于未来的国家公民的管理具有重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政治概念、法律名词：权利与义务，就与洛克“暗示的同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一些具有争议的社会问题中，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我没有义务去履行某个职责。但是其实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你既然在国家的领土上生活，并且在此基础上享有了很多权利，那么你也就是默认同意了法律所赋予你的义务，那么你就必须去履行责任，尽到义务。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共同体它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行动一致，这个时候，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想法不可能一样，要取得每一个人的同意是不可能的。[4]这时候在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按照大多数人的想法进行政治活动。多数服从的理论也是现在的国际社会，世界政治，政权交替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即某一政治社会的社会成员必须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不过在各组织的实践中，我们也的确发现了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中有着其自身的缺陷，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历史上著名的冤案“苏格拉底之死”就能表明，多数人的立场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不正义的，不平等的。所以这里面的多数人应该指的是具有符合政治社会公平素质的，并且一心致力于维护政治社会公平的人，最低的要求标准也必须是不能妄图破坏社会公平追求私欲的人。我还认为多数服从理论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操纵，亦或是多数人受到利益的趋势，而做出了非正义的决定，甚至在当今世界政坛，利益集团聚集所达成的多数赞成往往是通过压榨或者及其巧妙地政治手段所达成的。而在多数服从这一原则下的选举制度下，冲突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场面。
3政治社会的目的
洛克在《政府论》中的强调，政治社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政府的权力，也不是为了追求政府的利益，而是完全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对于政府建立的目的这一点，笔者从两个角度来阐述自己的看法。首先是个体的人民的目的，我们都知道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都有趋利性即自我保护的性质。人的本能的行为和经过人的大脑思考所发出的行为指示，基本都是为了让自己生活的更好、更幸福、更有尊严。所以人们选择步入政治社会，赋予自己所进入的政治社会最高的权力，这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财产、自由的行为。并且这一行为是个体的人民经过协商之后共同的决定，这里的共同也就排除了少数人的极端行为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不幸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我们再从整个政治社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里的政治社会的存在是给了共同体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笔者将根据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的概念，大胆地引入一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概念，也就是政治环境。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大自然的生物之间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在各生物之间的活动中诞生的一条法则，并且大自然的生态系统有着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那么我认为政治社会的目的也是为了提供一个政治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诞生出规矩，通过人们的认可演变成法律的形式。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处在政治活动之中的，所以需要形成了政治的生态环境。在政治社会中，也是像生态环境循环周期那样有着政治周期的，因为政治社会在人们的不断的政治活动中，寻找自己的最适宜存在方式，进行自我完善和调节。
结论
政治社会是由自然状态发展而来的，可以通过政治社会中各个政治主体互相之间的约束和限制，来弥补自然状态中的缺陷和不足。所以政府的存在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上的实现公平公正，是人类为了使自己生存的更好的共同选择。政治社会起源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契约，共同决定将权力上移，将自己置于政府的管理和约束下，也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政治社会的合理性。政治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平，最大程度上的保护正义，让人们生活的更加幸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有绝对的公平，不过通过政治社会中的权力主体的互相制约，公众的监督，政治行为的透明，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生活随着政治社会都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社会治理的现状篇6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治国家；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
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1〕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主观现象的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进行反映的有机综合体。〔2〕法律意识属于精神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社会法律意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法律现象的意识，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法律意识、各个群体法律意识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总的反映。〔3〕一个国家，立法的内容和水平、立法的价值取向、执法的水平、司法的公正程度、公民的守法的状态、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备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是和全民法律意识状态密不可分的，国民法律意识程度是这个国家法治的内在精神要素。
一、法律意识与立法
立法是统治阶级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是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得到国家的确认的创制活动过程。
立法者倡导和保护什么利益和需求，限制或打击什么需求往往根据自己的法律情感、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等影响其价值判断的法律意识因素做出。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法律意识必然支配着他的行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法律意识状态，从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可窥见一斑。一个国家整体的共同法律生活准则是建立在这一时期社会整体的对法律的基本价值选择、情感倾向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情感和需求是立法活动得以进行的心理条件。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状况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习俗不同、政治力量对比不同，法律意识有所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同一类型不同的国家之间法律制度截然不同。如奴隶制时期奴隶主是权利的主体，奴隶是义务的主体，奴隶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只有服从和履行义务。反映到群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趋向上，则为服从与义务的人治特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不细，在法律制度上就表现为诸法合一，重刑轻民，行政与司法一体等特点。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商品经济和工业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时，由于契约自由、等价交换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于是形成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分化，公法、私法分离，司法发达，司法独立。此阶段，当人们有了独立人格后，产生了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法律至上等符合近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于是良法治之便成为法治社会对法的内在价值要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所以，法治社会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有善法和良法，即有反映特定时期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法律，而良法的制定最终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所以，法律意识是立法精神之引导。
二、法律意识与执法
在法治国家中，法律至高无上，衡量一切活动的标准和尺度的最主要手段是法律，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法治社会中主要由法律调整。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控权和保权，即控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由于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它承担着全社会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权自身的扩张性，学界和实务界历来强调对其进行控制，如分权制衡、规范执法程序、责任追究制度等，但再完美的制度也是由人来落实的，执法者的理念、法律意识状态是社会执法水平的决定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与道德一样，自觉支配着执法者的行为。当一个社会的执法者内在具有了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法律意识，外在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运行，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才能体现出道德的光辉、人文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权力强制，甚至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从而背离了人们成立政府的初衷。所以，法律意识是执法的内省力。
社会治理的现状篇7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建设国家权力社会自我管理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的存在。社会的存在，指的是一个与国家权力相对而言的社会。这一“社会”，不是自然人群的生存及其延续意义上的，而是人为建构的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自治结构分流而为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就此而言，便具有国家以法治的方式加以管理，而社会自身以自主、自治、自律加以自我管理的两种涵义。当国家管理社会的时候，必须以尊重社会为条件；当社会自我管理的时候，必然以公民自重为基础。社会管理的创新，才可望具有强大的规则力量，而不至于一直借助政治塑造的力量对社会进行强行控制。如此，社会自身随着时移世变始终保持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国家也才能长期保有以法管理社会的基本秩序。两种力量结合起来，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才不至于处于衰竭的状态。
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国家与社会相对而在，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不是说古代社会就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立状态。但古代的国家与社会之分流，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国家权力完全无法伸展到社会基层，而社会也无法形成限制国家的力量。就前者来看，古代的国家权力之所以无法伸展到社会中去，是因为人类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有限，在产品满足人们低水平的生活要求、提供给一个有限度的国家以运作手段之后，便所剩无几。因此，国家无法发展成一个全方位、多触角、到基层的控制体系。国家不得不在有限的范围内施行自己的权力：即在国家保有的物质能力范围内，将自己的意志施加给国家权力的管制对象。此外的事务，就只好任由人们自行管理了。在中国古代，对此就能得到最好的理解。“皇权不下乡”与七品芝麻官从两端显示了皇权的有限性。皇权不下乡，不是说皇权不想下乡，而是皇权下不了乡，因为皇权控制的资源十分有限。而且，皇权控制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皇室的延续，其次用于官僚体系的运作，再次才用于社会的控制。这样一级一级落下来，等到用于管理社会的时候，所剩资源不多，只好将社会的自然秩序作为社会控制的当然方式。“七品芝麻官”，则是中国古代官僚控制体系的一种必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下，皇权只能借助官僚的力量，下达到县一级官员。最小的官员就是七品县官，县以下就只好由着乡绅们自行管理了。正是古代这样的结构状态，才出现了皇权、相权与绅权并立，同时发挥作用的局面。也就此自然划分出皇权、相权代表的国家权力，绅权代表的社会权力体系。①
但是，一种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使其不能随意支配公民社会生活，只能行使公民们交付的部分权力，公民们保留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并自主、自治的“国家—社会”二元体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产物。这样的体制源自中世纪晚期，但正式落定是在18世纪。18世纪的欧洲，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资产阶级取得了国家的领导权力。最初，资产阶级以保护财产的名义，要求国家权力尊重公民的财产权。由此出发，推动垄断性国家权力的分享进程：资产阶级在民主体制下，安享财产权带来的较高的私人生活品质；而国家则对于公共事务进行决策，并以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为核心，对权力进行分割制衡，以便有效限制国家权力，使其不能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到后来，这一逻辑延伸到所有公民身上，成为整个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公民们围绕财产权带来的、脱离国家强制性控制的个人自由，组成了保护自己利益、约束国家权力、展现公共精神的社会组织，构成了一个以权力限制权力、以权利限制权力、以社会限制权力的规范体系，从而将国家权力严格规范起来，将社会权力／权利有效保护起来。
相对于国家权力被归入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权力体系而言，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不是那么清晰和严格。因为与国家权力分权制衡的总体状况相对而言，社会的总体组织状况不是一种按照社会的严格规划划分出来的井然有序的结构，而是按照社会的具体分层、社会阶级集团的结构、行业组成状态、公民个人兴趣等复杂交错的因素组成的公民活动的特定空间。因此，理解社会不能像理解国家那样，依据严格的权力划分原则，进行定量定则的细致归类，从而对国家权力进行相关的问责。社会是十分复杂的。复杂就复杂在，社会是一个自然结构、人为结构的集合体，正式结构、非正式结构的聚集体，组织状态、非组织状态的交错体，私人诉求、公共利益的叠合体。但这正是社会应然的结构状态，绝对不能将社会翻铸成像国家一样的严格结构。
社会建设的着力点
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不是瞬间就呈现出来的有序状态。相反，社会自身的建设，与国家权力体系的建构一样，经历了长期、复杂的绵延过程。社会建设，就其纵向的过程来看，有其历史演进的过程；就其横向的关系来看，则有一个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相互塑造过程。
社会治理的现状篇8
【关键词】社会治理农民组织化再组织化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促进农民再组织化是解决众多农村问题的关节点，而从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更需要聚焦这一话题。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的治理程度与社会成员的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当发达的社会组织把分散的个体成员“组织”起来，政府通过或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治理社会，不仅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更提高治理效率;相反，社会成员的组织化程度低，政府直接面对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化”的社会个体时，则会增加治理成本，降低治理效果。
从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历程看，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社会治理程度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时期，体制将分散的农民通过政治手段“组织”起来，创造了一个可控的社会秩序;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后，农民重又分散开来，以家庭为单位，各自为战，“农村因重大体制性转型而出现了某种不适、无序和紊乱”①，社会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在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秩序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超越传统上以政治手段来组织农民的历史不足，遵循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探寻当代农民“再组织化”的方式与途径，将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课题。
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组织化的方式与社会治理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旧中国农民一盘散沙的落后状态，实现社会秩序化，服务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实行有效管理的社会建设思想，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推行单位制、在农村推行体制，完成了社会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也成功地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从一盘散沙到严密组织化，社会治理也取得显著成效。
农民组织化的基本方式。计划体制下，体制的推行完成了农民从一盘散沙到组织化的过程，三级组织成为农民的基本组织方式。从1952年到1958年，通过推行农村集体化改造，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最后是（取代高级社、能有效统合农村社会生活各方面、具有行政与生产管理双重功能、政社合一的乡村基层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从制度层面上建立了国家力量直达基层的网络体系，通过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为核心的三级机构，将城市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行业和人等都纳入了5.4万个公社、71.8万个大队和600.4万个生产队的行政组织之中，农民的生存方式、联系方式被改变了，历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被整合为具有高度共同意识和一致行动能力的整体，党和国家的意志几乎没有障碍地贯彻到全国各地基层的每一个组织中。”②
体制下社会的治理状态与成效。在制度下，农民被全部组织起来，社会治理也进入国家―组织―农民的有效治理模式与状态，并取得预想的治理目标。体制下，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个农民以家庭为单位隶属于相应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不仅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同时也是基本的社会生活和管理单位，从生产劳动的安排，到劳动成果的分配，以至农民的社会教育、社会管理等都由组织负责，国家对农民的管理通过三级组织来实现，而不是直接面对作为社会个体的农民。也就是说，的三级组织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国家上情下达和广大农民下情上达都是通过三级组织有序进行。这种严密的组织化过程和社会控制手段，加上体现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等，将农民控制在所属的三级组织内，有效实现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以政治手段实现农民组织化的负面效应。政社合一的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不断显现。这种组织化是借用管理政治乃至经济和军事的方法来管理社会，以硬性的制度规定把农民固定在所属生产队，集体生产，既违背经济规律，导致经济生产中的大锅饭、经济活力受到严重限制;更违背社会规律，以限制农民的发展与自由流动为代价，依靠政治手段把农民绑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导致社会管理体制的高度行政化、管理主体的单一化和社会结构的严重僵化，使社会缺少生机与活力，这也成为日后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去组织化”与社会治理困境
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农民的组织方式。农民重新进入分散自由的“无组织化”状态，学术界也称之为“去组织化”。这种“去组织化”在带来短暂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伴随改革进程却逐渐阻碍了农民生产生活的持续改善，更给社会秩序建设带来巨大挑战。
农村与农民的一盘散沙状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直接动摇和冲击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政社合一的恢复成农村基层政权机构―乡镇政府;原来集生产和生活职能于一身的生产队，被村民自治组织取代;土地以及农用生产资料等集体资产重新被分割到户，“形成了农户家庭经营‘小而全’、‘小而散’的格局”③。农村开始成为村民的松散联合体，虽然居住在一个村庄，但基本各家各户生产、生活各自为政、互不相干，农民从严密的组织状态重新回到一家一户的分散状态。
同时，随着改革开放重心不断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打工，不断冲破户籍限制的农业流动人口更加剧了农民的分散状态。
农民的分散状态所带来的社会治理困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生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其释放生产活力的优势逐步降低，呈现分散状态的农民不仅生产生活难以持续改善，更给社会治理带来突出的压力与困境。
首先，处于分散状态的农民，其生产生活难以持续提高，埋下了社会治理的隐患：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使农民难以有效把握市场信息，难以取得规模效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同时伴随教育、医疗等社会领域市场化改革的进行，被排除在现代社会保障体制外的农民负担不断加重，“三农问题”逐步显现，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社会保障，农村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因弱而贫的现象逐渐突显，甚至农民集体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④尤其随着城市发展过程中大量征占农民土地，生存压力不断加大的失地农民其利益诉求不断增多，并越来越成为的主体。
其次，政府对农民的控制不断减弱降低，一方面农村集体资产空壳化、村委会影响弱化，导致一些地方农村出现严重的治理危机;另一方面，为缓解农民负担过重国家逐步取消农业税，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对农民几乎失去所有的“控制”手段，农民进入“绝对自由”的时代。
再次，政府直接面对分散的农民个体，社会治理难度加大。一是对农民的社会流动缺乏相应的管理，作为流出地的农村既没有农民流动信息的及时和完整登记，更缺乏对留守老人、妇女及儿童的相应服务，带来突出的社会治理隐患。二是对农民的教育疏导空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教育问题异常突出，面对各种观念与社会思潮的变革，没有相应的组织与机构对农民进行有效引导，相对于人身的自由，农民的思想更加自由。特别是一些村级组织软弱涣散，不能及时有效引导社会风气，农村封建迷信思想、黄赌毒等不良风气沉渣泛起，影响深广。三是农民利益诉求不畅与表达无序并存，农民维权意识强，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淡化，当遇到利益诉求时，由于缺乏有效的代表机构，农民常常借助网络渠道或民间精英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上访、聚众封桥堵路、冲击乡镇机关、发动甚至闹访、缠访等方式表达诉求，无序维权，甚至走向极端无底线，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给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因此，改变农民单打独斗的生存状态，促进农民再组织化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与治理的一种现实要求。
实现农民“再组织化”的路径思考
进入新世纪，加强社会建设与治理的任务日益突出，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后，如何以尊重规律为前提，超越计划经济时期依靠政治手段实现农民组织化的历史不足，将分散化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实现农民的“再组织化”，不仅是改善农民生活状态、促进社会整体进步的需要，更是改变政府直接面对农民个体的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的现实要求。新时期农民的再组织化，应改变以往政府强制推行、农民被动服从的思路，而积极探寻“农民以独立的认知判断为基础，根据自身内在需求，有意识、有目的的自我设计、自我控制的去行动、去组织化，即‘自我组织’而不是‘被组织’”⑤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新时期实现农民的再组织化，需围绕以下思路与原则有序推进：
尊重农民意愿并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宗旨，有序推进农民的再组织化。新的历史起点下实现农民再组织化，将以促进农民由传统走向现代、逐步提高农民素质、维护农民利益为根本宗旨，这既是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与治理的现实任务。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告别温饱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不断坚实，推动城乡一体发展的社会要求亦不断显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遵循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以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发展为目的，以尊重农民意愿、激发农民自觉为基本原则，促进农民再组织化，使之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提高农民比较收益、增强农业竞争力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是农民再组织化的基本要求。
科学界定政府职责，增强农民再组织化的动力与保障机制。新时期农民再组织化的迫切性不断凸显，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农民本身的自觉意识仍然不高，某种程度上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动力和保障机制;同时，也应科学界定政府职责，推动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强行组织农民。这一思路虽然日益明确，“但乡村现实却是农民之外的政府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农民反而处在被组织和被合作境地，并带来了农民‘渴望合作’而又难以‘真正合作’的困境。”⑥扭转这种困境与惯性思维，需要清晰界定政府在农民再组织化中的角色与地位，科学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一是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推动农民再组织化，比如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对农业组织免税政策、扶持帮助政策等鼓励和支持农民兴办、创办农业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二是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包括明确农业农民组织的法人资格、法律地位，赋予相应的社会职能权限，为农民组织的合法权益和持久生命力提供法律保障，增强其权威性和内部约束力等，促进和引导农民组织依法设立、依法治理、依法开展活动。
积极探寻农民再组织化的有效形式与载体。围绕尊重农民、服务农民的宗旨与原则，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农民再组织化，应努力探寻多元化、多角度、多层次、以各种方式呈现的农民组织方式与载体，满足农民生产、生活、思想进步等不同角度的需求。概括起来，当前可发展三大类型的农民组织，引导和促进农民再组织化：
一是以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为基础发展经济性农民组织。以生产经营的组织化促进农民的组织化，是新时期农民再组织化的核心与根本。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这一改革方向：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民家庭经营主体地位，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多种农民组织与合作方式，包括家庭农场、集体农庄、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经营等各类方式，只要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益、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方式都可以积极探讨、鼓励和扶持。以新的组织化方式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不仅有助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民收益，也有助提高农产品品牌及质量管理，为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奠定基础，促进食品安全，同时更有助于实现农民的适度组织化。
二是以构建基层民主秩序为核心，加强村委会建设。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在联接“政府”与“农民”关系、促进农民再组织化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级政府如何更好服务农民，提高农村治理水平，需更好发挥村委会作用，包括改善农村环境、加强村容村貌建设、调节村民纠纷、集中村民利益诉求、引导村民观念、建立良好村风等各方面，村级组织仍然具有先天的优势。为此，着力提高村委会成员的能力素质、增强服务村民能力，促进村委会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引导和带领农民致富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是加强村委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是围绕服务农民生活，大力兴办各类农民互、文化性、兴趣性及志愿组织。在促进农村农民组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结合村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探寻多种形式的农民互、文化性、兴趣性组织以及农民志愿组织，以服务农村农民、解决实际生活困难、提供精神抚慰。如面对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增多，参照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可行办法，发动村民成立各类互助组织、志愿组织、帮扶机构，为“三留人员”提供适度生活及情感关照;通过挖掘本地民间传统和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组织、兴趣组织，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和思想境界，带动村风民风转变;通过发展和引入现代志愿组织，为村民提供相应的助学、助困、助老、助残等志愿服务，有效引导鼓励农民加入和成立自己的志愿组织等等。
把现代农民以现代方式组织起来，以农民为中心、以服务农民为目的促进农民再组织化，将是实现农民和农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与根本途径。
（作者为中共抚顺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注释】
①韩小凤：“从一元到多元：建国以来我国村级治理模式的变迁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3期，第54页。
②朱小玲：“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建设思想述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2期，第113页。
③姜长云：“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考―如何实现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转型升级”，《人民论坛》，2014年1月上，第70页。
④郑永年：《保卫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社会治理的现状篇9
关键词：农村；政治稳定；农民心态；农民行动；信念基础
一、稳定形势的测量：文献评论
近些年来，关于国内农村稳定的形势，人们的意见和判断并不一致。[①]这一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有关评判标准上的差异。在此，笔者拟讨论的即是，有关评判与理解稳定形势的框架问题。亨廷顿曾提出：正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人们所熟悉，并为人们所接受的那样，政治秩序的标志，以及在暴力、、暴乱和其他不稳定的形式中丧失政治秩序，也是很清楚的，甚至是可以计量的。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以学术形式分析和讨论促进政治秩序的途径和手段，也应该是可能的（亨廷顿，1998：序言11）。罗伯特。达尔以冲突的“弥漫性”（每10万人中的参与人数）、“剧烈程度”（冲突中伤亡数）、“持续性”和“冲突总量”来测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稳定状况（罗伯特。达尔，1987：102）。法伊拉本德等学者则将六个方面的指标，即：官员的开除和辞职，和平示威和罢工，骚动和暗杀，大规模逮捕和囚禁，反抗，游击战、内战和革命家，作为测量世界各国“政治不稳定的一种尺度”（罗伯特。达尔，1987：111）。
然而，研究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稳定形势的变化及其现状，至为困难的问题却在于，确立评判稳定或不稳定的计量标准。正如有人曾承认，“评价社会政治稳定状况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政治稳定不同于经济状况及其变化，能够以较为准确的数据加以测量。”（张厚安等，1995：901）缺乏定量分析，这也是当今中国农村稳定研究中的一个明显不足。
关于稳定形势的测量与预测，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在努力为之。比如，有学者曾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一种评价体系，即：一方面，从纯理论的视角应有三种指标评价体系：1）社会稳定度指标体系，如稳定级度量表等，此为事实评价。2）稳定类型完善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类型本身状况所作的评估，此为类型评价。3）目标耦合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匹配状况的评价，此为价值评价。另一方面，如从比较的视角，既可与理想的稳定状态比较，也可与本社会自身历史上的稳定状况比较（陆雨辰，1992）。但在如何细化指标上他并未有更多的意见。还有学者提出一个评价农村稳定状况的“两个向度的分析框架”：一是政治稳定的四个基本指标，即政制、政权、政策和政局状况；二是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张厚安等，1995：19、902）。这一框架对农村稳定形势的评判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如何进一步细化指标，如衡量政制、政权、政策、政局状况，衡量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等方面，他们也未设计出更精当的指标。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来自国家计委的课题组。该课题组自1997年以来对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进行跟踪研究。对社会稳定状况，他们提出一个“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二元评价体系。客观指标包括：“社会冲突”（如罢工、游行示威、请愿上访、自杀自虐、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宗族械斗、暴民骚乱），以及“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老人问题、交通事故、城市交通拥挤、违章建筑、暴力犯罪、买卖妇女儿童、团伙与黑社会犯罪、盲流乞丐、工伤事故、火灾水灾、聚众、、酗酒自杀、贩毒吸毒、传染病、精神病）。主观指标即指“社会心理”，如公众对于体制改革、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经济生活、政府效率、环境状况、文化生活、国家地位、家庭生活、个人发展、政治参与等问题的看法和满意程度（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1999）。相对而言，这一设计更为全面、系统，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结合起来尤具创意。但问题在于，它的多样化指标中往往发生交叉、重合，如“暴民暴乱”与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之间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再如“社会冲突”中的自杀自虐与“社会问题”中的酗酒自杀，有时也是难以分得清楚，因而不便操作。
另一个课题组也主张用客观指标和“大众对社会稳定的主观判断”来研究社会稳定。他们提出，维持社会稳定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社会福利，二是社会制度。造就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两个维度上的合力来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工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课题组，2002）。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内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大众心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的文献资料颇多。江流、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等人主编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自1994年问世以来，每年总有若干篇与此相关的研究报告。近年来零点调查公司也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如在《观察中国》一书发表《1996—1997：中国都市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公众心态分析》，此后每年他们都继续做这方面的调查（零点调查公司等，1997）。国家统计局也曾发表《2002年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2003）。
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则提出，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要反映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政府有效性、利益保障机制和秩序稳定状态。其指标体系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反映社会稳定的常态，包括社会痛苦指数、公共安全指数、精神卫生指数、社会紧张指数和利益保障指数。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包括社会冲突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分裂指数。第三个层面是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包括经济总量指数、生活水平指数、贫富差距指数、社会保障指数、人口和家庭指数、社会参与指数、政治透明指数、社会间距指数与价值观念整合指数（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2003）。这套指标体系也体现出全面、系统的特点，但也有可待商议之处：一是“常态指标”与“突变指标”之间界分的依据何在？实际上，其中的“突变指标”如腐败指数、示威游行指数和党派对立指数，在一些发达国家往往是一种常态。二是如此复杂的指标不便操作，对研究者来说由于难以获得相关的可信数据，其应用性不强。后一种缺陷，同样出现在阎耀军所设计的“社会稳定评价指标体系”上（阎耀军，2004）。
二、研究设计
1.分析框架
笔者以为，对农村政治稳定的评判与测量，未必要面面俱到，只要能抓住根本、并具可操作性即可，而其关键在于确定核心指标。在当今中国农村，政治稳定的核心与根本是党和政府的统治基础问题。对这一统治基础，既可从社区内部，对社区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秩序进行分析（如王晓毅，2000）；也可上下结合，对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农村社会本身的心态与行动状况同时进行分析。相比较而言，后者的视野要更宽阔一些，更有利于对农村稳定的研究。鉴此，笔者主张从后一视角入手，分析党和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基础。
何为“统治基础”？在这里，笔者将它看成同“权威基础”相近的概念。除了离不开暴力基础外，它还应包括：认同性基础，即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认同状况，“这是政治权威获得遵从或承认的必要条件”[②]；程序性基础，即权力需通过合法的程序而获得、维系；绩效性基础，即政府对国力提升、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实际效能。对政治稳定来说，这四种基础皆不可失，但相比之下，认同性基础更具根本性。
本文不打算讨论政治统治的暴力基础、程序基础，而拟主要从乡村社会成员的视角分析其认同基础和绩效基础，即主要了解农民和基层干部在三个方面的心态与价值取向：（1）对公共权力及其组织的认同，即对党和政府的评价状况。这里，我们将从“历时性评价”和“分层性评价”来收集农民的主观感受和评价。（2）对公共权力的实际绩效的评价与认同状况。（3）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态度，如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与愿望。
“认同”与“评价”虽然主要是一个心态与价值取向的问题，但这种心态与价值取向往往会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为此，笔者拟同时分析农村社会本身的行动状况，看看其成员对自上而下的公共权力持有怎样的行动反映，即主要研究农民和基层干部表达对党和政府意见与不满的行为方式及其行动频率的递进性变化。人们表达意见的行为即为政治参与，其方式既有“体制内参与”，如投票、竞选、、向领导直接提意见、检举、投诉、行政诉讼等，也有“体制外参与”，如拉关系、接触、行贿、静坐、请愿、抗议、游行、罢工、暴力冲突等。
依此，笔者主张从农村社会的“心态”与“行动”、亦即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评估农村社会的稳定状况，如表1所示。笔者以为，“心态”与“行动”是测量认同基础与绩效基础、从而统治基础的两个有效尺度，前者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评判与选择取向，后者反映了人们的实际作为状况；前者反映的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后者反映的是人们的客观行动。通过对“心态”与“行动”的勾连性研究，我们即能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做出较为准确的把握与预测。
2.基本观点
关于农村政治稳定格局的变化，本项研究系以四个递进性的基本观点为基础。
其一，农民表达不满的行动方式呈现出递进性的“三步曲”特点。一般地，首先会选择和平的“沟通性”方式；然后，才会选择“迫逼性方式”；最后，即有可能实施“对抗性”行动。
其二，农民表达对党和政府不满的行动方式，反映着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换言之，农民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样的信心和价值取向，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方式。比如，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动，如上访。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的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迫逼性”行动，如集体围攻基层组织、“闹事”，以引起上级重视并逼迫其解决问题。但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他们就有可能发生“敌视性”行动，或者出于“认命”观念，安于现状，进行“日常抵抗”，或者直接行动起来自谋解决问题，如策略化地进行抗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武力抵抗等。
其三，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的变化其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主要是农民权利意识上升、相对剥夺感增强和组织能力提高的后果，同时，更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城乡隔离为核心的宏观体制和政策，以及干部作风影响的后果。
其四，以政治性冲突为表征的农民行动之所以能迅速扩散并蔓延，与乡村社会在与“外界”（如政府）的交往中处于相近的不利地位有关。换言之，如果宏观体制和政策不作相应的调整，有可能改变目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切割”性评价，而产生新的、或许是整体性的否定看法，乡村社会就有可能形成“一致对外”的局面，基层干部也有可能溶入乡村社会、并带领农民“一致对上”，出现稳定压力自下而上传输的后果。
笔者已在另文从农民行动方面分析了近二十年来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的变化特点，并对“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理论框架作了初步的阐述（肖唐镖，2003a）。本文则应用上述分析框架，以农民主观信念方面的系统数据，观测农村政治稳定的总体形势及其基本走向，对这一分析框架作进一步的讨论。
3.资料来源
本文据以分析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连续数年的案例和典型调查基础上，自1998年以来所做的数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③].它们是：
1.1998年10月—11月，对江西省7个县市29个乡镇536名乡镇干部的问卷调查。这7个县市分布在该省的6个地市（全省共11个地市）。本次调查的方式为非随机抽样，系笔者及调查组的同志在各县按“好、中、差”的类型选择乡镇，请在家的乡镇干部全部集中到会议室分别秘密地填写问卷。调查主持人在现场巡视、监督全过程，随后将全部问卷带走。
2.1999年10月—12月，对江西省C、t两县40个村112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其中C县是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该次问卷调查，是在对40个村委会选举进行现场观察后完成的。对乡和村，系按分层比例抽样方式分别选取样本，每县选取5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4个村。对村干部，则采取非随机抽样方式，在每村皆对“三大头”（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进行调查，共取得了112个村干部的问卷资料。
3.2000年12月—2001年1月，对江苏省H县20个村400个选民和60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方式同于1999年对江西省40个村的调查。该县是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2000年7-9月举行了第七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此后我们进入5个乡镇的20个村进行调查。
以上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共有三类，即：对1200个选民的问卷资料；对172个村干部的问卷资料；对536个乡镇干部的问卷资料。对以上调查资料，笔者使用spss8.0软件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并结合调查中深度访谈所取得的资料进行比较。
三、农民对党和政府的评价
在多年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听到农民对不同层级的政府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对不同时期的政府也有不一样的议论。有农民这样议论：“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坏人，村里是恶人。”或者说，“现在的共产党不像原来的共产党，现在的干部哪有时期的干部好？！”2002年笔者在北京郊区和苏南农村调查时，农民向我们这样诉说：中央政策是好，就是被下面那班人念歪了！在江西农村调查中，笔者还听到过相反的说法。一位产党员曾向笔者忿忿地表示：现在的政府对农民都是黑的，自上到下一个样！
那么，这样截然不同的意见在农民中是一个怎样的分布呢？
1.对政府的历时性评价
在调查中，笔者曾向乡干部、村干部和村民了解他们对当前干群关系的看法。结果如表2所示，认为当前干群关系良好的人，只在村干部中超过了半数，而在乡干部和村民中皆有过半数的人认为关系并不好。
表2描述了人们对当前干群关系的一般看法。问题是，他们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干部是否有不同的评价呢？表3、表4和表5反映了村干部和村民的看法。表3和表4将建国以来的干部分成四个时期，即：解放初期的干部，时期的干部，80年代的干部，90年代的干部。调查表明，村干部和村民群众对各个时期干部的评价之频率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村民和村干部中最受喜欢的干部都是解放初期的干部，次为时期的干部：“最不喜欢的干部”都是90年代的干部。也就是说，在村干部和村民中，80年代干部和90年代干部的民望最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性评价？表5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部分原由，那是因为“现在的干部有了变化，变得越来越差了”。
2.对政府的分层性评价
从对干部的历时评价看，农民对晚近干部的反感程度较高，这似乎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依此判断，干群关系即不能不紧张，农村稳定的形势不容乐观。但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农民认为各级政府的干部都是一样的、还是会有所不同呢？[④]
表6是对乡干部、村干部和村民的调查数据，从中可见，他们对上自中央、下到村数级组织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但频率曲线却是一致的，即：无论是在乡干部中，还是在村干部中，或是在村民中，中央的威信都是最高的，次为省，再次是县，然后是乡，最后是村。换言之，在他们看来，遥远的、抽象的上级政府是好的，而身边的、常接触的政府是差的甚至是坏的。[⑤]据对村民的交互分析，在认为中央威信较低或很低的37个村民中，同时认为省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32人，认为县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32人，认为乡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26人，认为村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14人。这表明，在绝大多数农民眼中，“国家形象”是分层的、不一样的，否认所有政府（及村组织）威信的村民仅占1.17%.由此可见，他们对党和政府还是持有基本的认同，换言之，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仍有较强的认同。
农民为什么对各级政府会有这样的不同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自身的经验感受范围有关。表7反映了三个群体对乡镇干部作用的看法，其中，乡干部对自身的评价较高，42.9%的乡干部认为“乡干部对农民有大的帮助”，另有42.9%的认为“有一定的帮助”；但在村干部中，仅有近五成的人认为“乡干部对农民有一定的帮助”，另有近四成的村干部认为“在少数情况下有帮助，或完全没有帮助，或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添难。”在村民看来，乡干部对他们的作用就更小了，只有4.6%的村民承认“乡干部有大帮助”，17.3％的人认为“有一定的帮助”，近五成的村民反映“完全没有帮助，或反而会添难”。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农民对乡干部威信的评价就不能低了。
很显然，农民对身边干部的这种低评价、甚至敌视心态，对农村稳定的影响是负面的，它很容易激起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集体性行动。由此，即不难理解近些年来集体性事件何以频发这种现象。但另一方面，农民将基层政府与干部同上层政府“切割”开来，并做出不一样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却有助于宏观政治的稳定。
四、农民对自身生活的感受和对未来的预期
分析农民对政府的评价与信心，除了了解政府在民众中的权威与认同状况外，还可以通过了解农民对自身生活的感受与预期来反映，因为它能在较大程度上表明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及其实际绩效的评价。
表8说明，绝大多数的村干部（占95.9%）与村民（占88.1%）承认，自家现在的生活比时期“大有好转”或“有一定好转”。表9反映了同国家计委课题组的调查不太一样的情况：与1998年前后城市居民“信心不足”不同，在2000年前后，多数农民尽管反应“负担很重、生活艰难”，但有半数以上者相信今后国家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应当说，这种对生活和未来的乐观心态是农村社会对国家政治稳定的有力支撑。
但值得注意的事，与村干部的预期不一样的是，村民对今后农村形势的预期，却没有对国家未来形势那么乐观，仅有近四成的村民相信“今后农村的形势会越来越好”，有14.8%的村民认为“会越来越差”，另有近四成的人表示“说不清楚”。实际上，这种情况与前引农民对政府的分层性评价是相同的，就像对上层政府的评价较高一样，对国家整体形势的预期也较好；相反，对身边的干部（乡村干部）及其治理能力的评价与期望却较低。
五、农民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状况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治稳定的根本问题在于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反之，政治革命的目标即对社会制度的“破旧立新”。在1949年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这是国家虽历经动荡（如“”）而不曾动摇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如今的农民对社会主义又怀有怎样的感情呢？从表10可见，在调查样本中，绝大多数的村民（81.1%）和村干部（85.5%）仍然“希望国家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明确表示反对者仅占极少数（皆不到两个百分点）。对社会制度的这种感情与心理的认同，无疑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政治稳定的强大的社会基础。
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农民对国家现行建设的看法。如表11所示，在村干部和村民中觉得“国家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都不到五成，远远低于表10中的肯定项。在农民看来，“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开放性访谈收集到的资料看，大多数农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一幅这样的景象：人人平等，生活幸福，没有剥削，共同富裕。换言之，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标准（及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着较大的差距。显然，农民的这种心态和评价表明，农村政治稳定已面临着挑战。
六、讨论
1.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
综合上述描述，可见农民心态与信念的总体状况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有较高的认同，但对晚近（如1990年代）的干部、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却认同较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较高的认同，对未来国家的发展较为乐观，但对未来农村形势却信心不足；对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高度的认同，但对实践中的社会制度却认同较低。从这样一幅心态与信念图像，可见当前和近一个时期的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尽管近年来较大规模的不稳定事件有所增加，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稳定，但从总体上看，农民依然认同于现行的政治基础和制度框架，并无意变革之。因此，当前农村尚不存在社会大变革的民意基础。就此而言，本人以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乡村治理出现了危机的变局（肖唐镖，2003c，2003d），但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并未出现危机。
第二，但是，鉴于农民对身边亲历的或现实中的境况，如晚近的干部、可接触到的干部、农村的形势、实践中的社会制度有较低的评价，已有较多的不满，这为农村社会埋下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更进一步说，在这种社会心态下，只要一遇农民负担、干部作风之类的“导火线”，就极容易引发针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局部性的政治性。由此，便不难理解近些年来农村稳定格局的转型实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不过，“忧中有喜”的是，目前这种不稳定事态的目标是短期的、微观的，而非中长远的、宏大的，针对的是有关的政策（及其执行者），谋求的是解决身边的现实问题，而非要求国家制度层面的变革。
第三，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已主要表现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与基层政府的抗争。因此，就未来而言，如果国家不改变“二元性”的宏观治理体制与政策，还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那么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不仅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集体性行动还将继续发生，而且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可能逐步改变目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切割”性评价，而产生新的、或许是整体性的否定看法。由此，农民行动就有可能普遍走向笔者所指的“农民行动的第三步”，并蔓延成非局部性的政治性动荡。
2.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的分析与理解框架
笔者对江西的跟踪研究曾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冲突已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已从农户与农户之间、村社与村社之间主要围绕资源利益纷争的民间性冲突转变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性冲突，冲突主体已是农民和基层政府；另一方面，农民对政府的行动已从“沟通性”走向“迫逼性”和“对抗性”，尽管体制内抗争依然是农民的主导行为特征，但体制外行动已明显增加（肖唐镖，1997，2002，2003a）。这一结论系以农民行动为视角而分析得出。本文则从农民心态方面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所作的分析，对此结论作了进一步的验证。实际上，农村稳定形势的这种变化也已得到其他学者的验证（赵树凯，2003；于建嵘，2003；王晓毅，2003）。他们的研究表明：冲突过程中农民的组织方式越来越具有现代特色，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正在萌生，传统形式有所褪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对农村稳定形势有日趋紧张的共识，但对“紧张程度”的判断、以及各自所依据的分析框架并不一致。赵树凯从“组织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农村冲突的变化及其机理（赵树凯，2003）。于建嵘则侧重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农民有组织、大规模抗争”，“农民与政权的对立正在向对抗性发展，矛盾运动向质的变化发展”的结论（于建嵘，2003，2004）。于建嵘的这一观点，尽管已有章家敦（2001）、白沙洲（2001）等人的呼应，但本人并不苟同。本人同意“风云一号”对于建嵘的批评（风云一号，2004）、以及李昌平关于“中国现在不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的判断（李昌平，2002），并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乡村社会出现了治理危机与困境，但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并未出现危机。笔者研究所依据的是一个两维框架：一方面是“农民的表达行动”，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心理”，即农民对政府与社会制度的信念的变化。通过对农民“心态”与“行动”的综合分析，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能做出如此把握与预测。
在西方学界，对于政治稳定的解释，曾经历从早期的“整合不良理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资源动员理论”，再到此后的“社会建构论”的演变（莫里斯、缪勒，2002）。“整合不良理论”通常以“相对剥夺”或“社会纽带崩溃”来解释冲突或不稳定状况的出现，如摩尔、亨廷顿、沃尔夫的研究。而“资源动员理论”则关注政治国家的成长和民众权利意识对冲突的影响，如梯尼对“民众集体行动能力”与“权利意识成长”的关注，斯克科波对国家能力的关注（斯克科波，1998），斯科特对民众“社会心理与价值观的变化”、如“道义经济学”的分析（斯科特，2001）。也就是说，在西方“资源动员理论”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分析和理解稳定状况的基本框架。
对中国乡村稳定形势的理解，学者们主要也是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而展开。这表现为两个角度的选择：一个是农民的角度，一个是政府或国家的角度。从农民视角，研究者们强调，冲突与不稳定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农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郭正林，2001）；农民“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张厚安等，1995；赵树凯，1999）；现代化引起乡村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党国英，2001）；乡村传统文化活动的兴起，导致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强（邱新有，2001）；农民公正观念的变化（王晓毅，2003）。从政府或国家视角，学者们提出，冲突增加则主要是由于：农村基层干部腐败、作风差（方江山，2000）；农村基层组织的生存状况（赵树凯，2003）；对农民利益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制度安排滞后（Kevino''''Brien，2002；thomasBernstein&XiaoboLu，2003；孙立平，2004）。本人以为，从社会主体及其行动的视角看，政治稳定状况，说到底还是各种政治主体特别是政府与民众在互动中和谐与否的状况。因此，从政府、民众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的状况的理解入手，应是解释稳定状况的有效路径。据此，笔者在强调国家宏观政策与体制的影响的同时，尝试着从“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视角来理解之，强调：农民对表达对政府意见方式的选择，系以对政府权威和现行制度的信念为基础，反映了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肖唐镖，2003a，2003b，2003d）。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尽管从国家与社会视角分析稳定的学者日众，但尚少人对之展开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如从各种相关性的变量的比较中来测量国家因素对乡村稳定的影响，在长时段中考察农民行动的变迁，对不同地区的农民行动与心态、及政府应对策略的比较研究，关注者甚少。当然，即使在西方，正如著名学者扎尔德的评论：一直到最近为止，即便是“国家研究视角”也“只不过刚刚开始对这一领域的分析而已。”（莫里斯、缪勒，200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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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现状篇10
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社会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已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借助于这些成果，特别是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时期这一事实判断，来探讨我国的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特别是关于执政党的政治理论问题。
依照我国学者的研究，“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注：中国现代化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本文的社会结构转型的概念，如果取其表层含义，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更具体地说，是指社会由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向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变迁过程。因此，这是“第一次现代化”过程。对这种变迁过程，社会学研究者或者将其分解为比较具体的结构变化，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及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等的变化来分别加以描述，或者从理论上，按照不同的专题诸如社会冲突、社区发展、社会流动、单位制、城市化、价值观与文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等等，来分析这种变迁过程。前者有助于确认事实，具有明确的公共政策取向；后者对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把握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趋势与特征具有重要理论与实际意义。但社会结构转型，其深层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对我国而言，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国家与政治社会关系模式向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转换。这样的结构转型已经突破了表层含义的限制，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属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内容也包括其中。无论如何，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既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
本文的研究基于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如下事实的确认：
1.社会结构转型的实际过程来源于国家的现代化动员和组织，特别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社会制度与政策。在70年代末以前，我国农业社会的基础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二大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动员的任务。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基本的规则，促进了诸如高考升学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人力资源制度等等的恢复、建立、变革与完善。这些政策与制度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先决性的条件，而它们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又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保证机制。这个过程的启动和发展在微观与宏观上带来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型。
2.从微观上说，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实质是以个体的普遍意义的社会行动所表现的社会的价值、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特征，它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状态的描述。人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由以下几大基本要素构成：行动的动机与目的、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人的社会行动的影响。前两个要素具有主观性，后两个要素具有客观性，但它们不是相互割裂、毫无关联的。一般说，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是模式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总体假定，t·帕森斯描述了社会系统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模型。就我国而言，给定的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信号灯”，也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例证是，在70年代末以后，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基本期盼，也是青年人成长的首要路径选择。应当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们行动的模式被迅速打破。人们的社会行动的选择具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个体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渐提上日程。从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之初，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活动具有标志性。无论是城乡经济组织，还是社区组织，无论是中间组织的涌现，还是企业的公司化改造，都是这种创新的重要表现。它们一方面反映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社会行动结构转型中的新型整合机制。
3.从宏观上说，整个社会的技术与知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历时3年的研究，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经过20年的发展，原来形成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结构已被十大社会阶层所取代，并预言，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这种阶层结构将呈现稳定发展趋势，所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经理及私营企业主等阶层还会大大扩张（注：这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见李春玲等《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载汝信等主编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132页。）。应当说，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在农业社会中，社会分层比较简单，不同层次之间的等级比较严格和分明，社会成员一般难以跨越自己所在的社会层次。社会阶层秩序以强化这种分明的等级为取向。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复杂化，相对化，社会分层的秩序以合理化为取向，因而具有调整性与可变性。我国社会转型中已形成的阶层结构在形式上已具有工业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4.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着必须发生重要变革的压力。我国的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变化，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惯性，从而，一种新的经济社会体系正在形成，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强，其自主性要求也与日俱增。但毫无疑问，来自政治社会的强有力的牵制，经济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并未形成。政治社会成功地动员和领导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对社会结构转型所造成的结构状态及其功能性要求并不适应。在改革开放之前业已形成的国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状态面临着变革的压力（注：参见拙著《政府基础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23页。）。因此，社会结构转型中深层次的问题已经提出并需要着力解决。
上述诸方面是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一些基本事实的归纳。确认这些基本事实是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系统问题的前提性工作。
二、政治系统模型
依据政治系统论的一般原理，社会构成了一定政治系统的环境。这个环境与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社会结构转型意味着社会环境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影响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方式，也自然要影响政治系统自身的结构、运行及其功能。
在这里，我们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出发，首先对我国政治系统作以下初步描述。
1.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边界。“边界”对于政治系统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的环节，也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边界概念使得政治系统理论具备了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在社会结构中，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般可归于某一阶层，而与某一阶层相联系的组织体就处于边界之中，所有的此类组织体构成政治系统与社会的边界。在通常情况下，阶层并不具有政治属性，而只是人们依据社会群体某种构成特点而进行的归类。客观地说，不同阶层，其获得资源的属性、方式与数量有区别。阶层通常是结构松散的规模庞大的抽象群体。在社会行动的实际意义上，每个阶层中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与阶层成员的职业组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具有社会整合及其输入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在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划出了一条“边界”。例如，没有经过该种组织加以整合的任何社会成员的行动，均不具有政治性质，而只能作出“合法”与“违法”，“合理”与“不合理”等法律与道德的评价。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的社区组织、社团组织等均属于这样的组织体，它们存在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间，既是社会的“边界”，也是政治系统的“边界”。
2.关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这个被一般政治系统论所淡化的概念，在我国仍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在结构转型中，其政治系统的形成仍有赖于政治体制，它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框架，是生成各种政治功能的基础。一定的政治体制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政治价值和法理基础；政治权力；权力形成与运行的程序；政治组织与政治角色；将上述各种要素联系起来的制度。政治系统的变革首先是体制的变革，相伴而行的是整个系统功能的改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更能适应转型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从总体说，政治体制能够使政治系统有效消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应具有以下三大基本机能：一是吸纳，即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渠道接收信息、人力以及物质与文化的各种资源；二是沟通与协调，特别是谈判机能，即通过协商的机制使多种冲突的目标得到整合；三是生产，即通过体制的运作而生产出公共物品。
3.关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结构转型社会政治系统生存的基本条件。首先，互动是政治系统运转的体现。这就是说，政治系统运转的动力产生于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之中。政治系统既非“自转”，也不是通过控制社会而使其围着政治系统转。政治系统运转的根据和理由全在于它必须给予来自社会的支持以回报，以及必须对来自社会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这个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次，互动是政治系统发挥功能的体现。产出公共物品以提供公共服务是政治系统的基本功能，其社会目标指向是维持社会平衡。这个基本功能的实现依赖社会的支持与要求等资源的输入，也依赖公共物品输出后的反馈，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不是通过政治系统自我界定过程形成的，而是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中生成的。
4.关于社会冲突与社会平衡。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和转型后，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的特征。社会冲突的概念通常被作为社会对抗与斗争的形式来解释（注：包括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马克斯·韦伯、基奥格·齐美尔、拉尔夫·达伦多夫等，均具有该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被看作是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但我们将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冲突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状态，这种状态是阶层化社会的常态：社会阶层多元长期并存，它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利益关系中长期保持着一致中的不一致、平衡中的不平衡的状态。现代化在其发展进程中造就了社会的一致性：大体相同的价值取向，行动理性化，规则的普遍化，国家权力的非垄断性（注：亦可称之为国家权力的共享性，即国家权力具有真正的公共性，不再为某一阶层所独占。）等等。但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掌握与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各阶层之间所获得的利益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构成了不一致的结构。当政治系统能够为社会提供充足的有序参与的渠道，并能够迅速反映来自社会的要求时，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呈现平衡状态，这同时也就是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平衡状态。但任何政治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都难以满足社会的全部要求，因此，在总体上的平衡状态下，会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即不平衡关系。社会冲突通常就是这种不一致与不平衡的关系。
导致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从政治方面说，主要是政策根源与政治体制根源。政策作为分配资源的有强制力保障的规则，其中大部分具有阶层的面向，例如税收、产业、社会保障等政策对不同阶层而言，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不同阶层从政策执行中形成的“损益”也会存在差别。政治体制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政治系统存在的形态，也是生成政治系统功能的保证。政治体制在四大环节上直接影响政治系统与社会的关系：一是输入的环节，二是决策过程，三是输出环节，四是反馈环节。这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政治系统的能力。在社会结构转型中，政治体制将出现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改革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引发社会冲突的过程，因为它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对政治资源的争夺。但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或者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则引发的社会冲突可能会更大，并且冲突的性质可能会具有异质性。
无论如何，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基本问题。从现象上看，社会冲突经常是个别地、分散地、微观地出现，但所有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某些共同性问题，这些问题是与社会不同阶层相联系的。这样的社会冲突，我们将其视为集团性冲突。从理论上说，集团性冲突是以社会阶层分化和以阶层利益为单元而发生的冲突，在现代社会，这种冲突一般是经过初级整合后表现出来的，即经过阶层的组织体的梳理，因而具有“意见”性、集中性和明确性等特点。这时，社会冲突首先表现为“意见”冲突，而不是社会的对抗行动。应该说，我国目前阶层的组织化程度比较低，阶层成员表达利益的要求尚不能完全按照组织化渠道来实现，由此带来了政治系统与社会互动的无序性。与此同时，政治系统的功能尚未进行有效的调适，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也缺乏“边界”的缓冲环节，由此造成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的隔离，甚至造成了社会对政治系统的疏远。在上述情况下，政治系统的运行将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如何将社会冲突维持在低度范围之内，即整个社会处于总体平衡状态，这是政治系统调适的基本问题指向。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政治系统作出模型化的抽象（见下图），以便于进一步研究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
附图
从模型中可以看到，“边界”的存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具有多种功能：缓解社会冲突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压力；将在冲突中形成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进行整合输入政治系统；调节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强度；接受政治系统的政策咨询并及时反馈等等。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政治系统的条件，而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一定的资源分配的格局，其理想状态是社会平衡关系的形成。这种平衡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关系。当新的因素产生或原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如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系统与政治生活的变化、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等等，这些因素会在社会中发生影响作用，有可能形成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新的互动，从而社会与政治系统将为新的资源分配格局的形成，即新的社会平衡状态而展开博弈。
三、执政党与政治系统调适
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体制的核心地位，因而处于政治系统的核心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政治系统调适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方式问题。所谓政治系统调适，即通过创新执政理念，创新政治系统内的组织，完善政治体制，使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状态相适应，从而促进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并得到确认。
在政治体制中，主要的政治组织包括国家组织、行政组织、政党组织和政治协商组织。主要的政治权力关系有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行政、执政党与其他政党以及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政治系统功能取决于政治体制的结构，反过来说，若实现政治系统有效达成社会平衡的功能目标，必须具有合理的政治体制结构，即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具有合理性。由于政治系统的维持与运转的条件是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因而从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对政治系统的要求出发来探讨这种合理性是唯一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将从“三个代表”的思想谈起。我们将“三个代表”思想视为来自社会对党的要求，或者说，这三大基本要求是对来自社会的对党的要求的概括和总结。可以说，这一概括与总结反映了社会结构转型对政治系统的根本要求和期盼。“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的根本意义的认识。长期以来党的执政理念停留在“打江山坐江山”、为稳固执政地位而执政的水平上。“三个代表”的思想将执政理念提升到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高水平上。第二，为执政党功能作出明确定位。在“三个代表”命题中，关键是“代表”这个概念。本文认为，代表的含义不是等同、代替或取代之意，而是整合、凝聚的意思。通过整合与凝聚的过程，使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与体现。在政治体制内，这就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的定位。党的全部活动及党的自身建设都出自于这样的功能定位。第三，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功能的实现结果上。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以往阐述党的先进性的阶级基础说、思想基础说和群众基础说都具有应然的静态的特点，而从结果的意义上论述党的性质，则具有实然性、动态性。
现在，我们将上述理解与政治系统调适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找到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路径，也能够发现政治系统调适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