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概念篇1
一、对情境概念的阐释
对于情境这个概念,董杰在《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一文中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情境内涵的阐释后指出:“‘情境’一词的含义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在理解上存在着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冲突,但就其本质内涵来说,也存在着某些共性,即‘情境’是环境中的一部分,尤其是进入了个体意识范围内可感知的具体而微观的环境;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激发、优化、调控与促进功能。”[1]这一结论揭示了情境与社会环境、情境与认知或行为的客体、情境与行为主体的关系,揭示了情境对受教育者的作用。
其实,沙莲香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早就对社会环境、客体、情境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辨析,阐明了情境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沙莲香指出:“社会环境、客体和情境是三者互有联系的概念……社会环境作为最广义的概念,表示它的客观存在,它同社会生活主体的关系是广义的社会关系;客体是同社会行为相联系的概念,表示行为者的行为目标和活动对象,它同社会主体的关系是行为关系;情境是与认知这个重要的心理活动相联系的概念,表示心理主体的认知特点、知识结构特点和它们的作用,它同社会主体的关系是心理关系。”[2](p5o)作为与社会生活主体具有心理关系的情境,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沙莲香认为:“情境是从认知的角度说明行为者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行为者在行动和活动之前对于环境(客体的总和)的知觉和认知,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多少加进了主观成分,从主观上给予规定和把握。这种从主体上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叫情境。……把环境作为情境加以把握,叫情境规定。”“在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环境里,由于人们的情境规定不同,对于环境的态度、工作表现也就不同。”[2](p49-50)可见,社会环境只有在变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情境规定时,才能够同主体接近和联系起来,产生某种关系并影响生活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因此,相同的社会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主体来说,他们是否把该环境纳入到了自己的心理过程中予以注意、感知、体验和把握,就决定了该环境是否能够成为生活主体的情境。而同一生活环境相对于具有不同认知特点或情感特征的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不同的情境意义,因此,社会环境是情境和情境规定的基础,但不能等同于情境,情境是进入了社会生活主体意识范围内可感知的那部分环境;一旦人们对环境予以了情境规定,并把它当做了行为的目标,这部分环境就同时成为了社会生活主体认知或实践的客体;情境中不仅渗透着社会生活主体的主观认知与把握,反过来它又会影响到生活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数学者往往论及的是情境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情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也不可能仅仅是“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激发、优化、调控与促进功能”,它还具有弱化、干扰作用的一面。
从与社会主体的心理关系上对情境概念予以界定,显然要比仅仅从某种客观的具体的环境或心理、精神氛围上界定情境的内涵,更具概括性、合理性和完善性。只有从与社会主体的心理关系上来理解情境概念,才能从较深的层面厘清各个相关概念间的关系,揭示情境对社会生活主体的作用与价值。因为不论教育者费了多少心思来选择具体的环境,营造心理氛围,但如果这些要素融入不到受教育者的心理过程中去,不能被受教育者从主观上有所规定和把握,它就永远不能影响受教育者的心理与行为,它就永远是“外在的客观环境”,情境与环境、客体间的逻辑关系就很难廓清。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不同理解
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是怎样规定的呢?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这一概念的阐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情境即情景、境地,是具体场合的情形。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指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具体情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系统之外的影响因素存在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则不同,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3](p106)
第二种观点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理解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教育者可以利用情境把教育内容有效地传递给受教育者;在情境中,受教育者之间互相影响可以共同内化教育内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内在的、主体的体验、气氛和人际互动。”[4](p248-249)
第三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指教育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为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达到最佳教育效果而有意创设或引入的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5]
第四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可以把握的且能够优化双方心理精神氛围而有利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内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主客体有机统一的特定而微观的自觉环境。”[1]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从“情境即情景、境地,是具体场合的情形”这一理念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界定为创设而成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这里似乎忽略了或者说没有体现出这种“统一体”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关系。虽然该“统一体”与创设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心理关系,是创设者的情境,但它并不见得就是受教育者的情境。对受教育者而言,它可能依旧只是外在于自身的客观环境而已。若进一步分析,与受教育者没有心理关系的教育环境,也难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要素。
第二种观点是从沙莲香界定的情境概念出发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之涵义的。它明确地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教育主体即教育者可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突出了环境是情境的基础,情境是与主体发生了心理联系的那部分环境。但与第一种观点一样,该观点也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不是单一的教育者所能把握和规定的情境,受教育者必须也可以把握,得到受教育者的积极认可、参与,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把握的统一体。只有这样,该情境才能对受教育者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
第三种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归为“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虽然其突出了“情”是情境的中心,强调了情感教育在情境影响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仅仅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把情境教育仅仅归为情感教育,则不仅在内涵上忽略了情境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关系,更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外延和作用窄化。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情感感化,也体现于理性的引导与规范。
第四种观点比较好地克服了以上三种观点的缺陷。作者(董杰,下文同)在文中不仅阐明了情境与环境的关系,还揭示了情境与行为主体,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关系使得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其它各个要素有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使之能够成为该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要素。但是在这种观点中,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作用是“能够优化”双方心理精神氛围而有利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微观的自觉的环境。“能够优化”是以肯定的方式表达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之积极作用的必然。在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能不能够起到优化的作用,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此界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概念也存在一定的不严密性。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内涵的界定
上述第四种观点的不严密性主要根源于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和“情境创设”这三个概念的区分和认知。因此有必要从对这三个概念的辨析入手,进一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
当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这一命题时,作者指出:“‘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作用’所指什么,或促进或阻碍?这里应将三个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加以正确区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应是一种适应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优化情境,如果不确定此点,那么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将又有何本质的区分?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相对于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言,可能是有效的情境也可能是无效的情境,只有满足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情境才是有效的情境。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也存在有效或无效,即可能存在或优化或阻碍的情形”。[1]笔者认为,这里对三个概念的区分与表述存在着一定的逻辑问题。区分概念应该是在同一层面的问题上,从其内涵上界定它们分别是什么,说明概念间的关系则还需要从外延上加以分析。但是上面的表述并没有从这个基本的逻辑方法入手,而是将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杂在一起论述。
社区治理的概念篇2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着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着名学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着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言)1.
社区治理的概念篇3
［关键词］区域；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社区治理的概念篇4
[关键词]公共治理；网络治理；善治；公-私伙伴关系；新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2-0052-05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治理”一词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治理似乎成了一种潮流。但是治理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治理可以指很多事情，它可以是一个流行词汇，一种时尚，一种框架设计，一个联结各学科的、伞状的、描述性的并且模糊的概念，一个空洞的符号，……”。[1]治理似乎是万能标签，可以贴在任何地方。概念的模糊性已然成为治理正统性的严重障碍，Sartori指出：无法否定的概念是万能的，可以指任何事物，没有清晰的边界，就无法确定它的种类，由此容易导致混淆和难以捉摸。[2]为了规范治理的概念，使学术界在研究它时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梳理了相关的治理概念，归纳了治理理论所包含的关键要素，分析了目前治理概念之所以泛滥的四种可能原因，最后归纳了治理的内涵。
一、治理概念的演变
治理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概念，它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治理与新治理两个阶段。治理概念最早起源于希腊语（Kybernan）与拉丁语（Gubernare），都包含着领航、掌舵或指导的意思。我国“治理”一词的词源学历史悠久，西汉的司马迁就提出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国理论。总而言之，传统的治理（我们称之为旧治理）是“统治”的同义词，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使用。
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一种新的治理机制诞生。一般认为，新旧治理的分水岭是1989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世界银行在探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把非洲当时的情况称之为“治理危机”。新旧治理的区别在于：旧治理一般是指“政府以及它的行为”，新治理是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3]
治理概念的丰富与发展表现在治理概念频频出现在不同学科的文献中。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学科解读治理及其理论，以应对目前普遍出现的范式危机。不同学科间治理的研究虽然丰富了治理的内涵，但也出现了包罗万象的局面，治理似乎成了什么都可以指向的东西，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因此迫切需要对治理的概念进行重新审视，以规范其研究途径。
（一）治理概念在国外的演变
VanKersbergenK.和VanwardenF.[4]分析了9种治理概念，是目前比较全面的分类。我们将这9种概念进一步概括为四大类。
1.善治
善治这一概念首先由世界银行提出，从字面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良好的治理。就这一点来看，善治可以将私人部门的善治（法人治理）和公共部门的善治（新公共管理）纳入进来。虽然这三种形式分属不同的学科，但其实质都是市场精神在不同领域的实施。
（1）一般意义的善治。世界银行所提出的善治，主要是指有效率的管理，最初只是一个“政治中性”的定义，但是后来这个概念不断丰富，逐步涵盖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善治。善治的主要理论主张包括：增加政府与公共事务的透明和责任，减少公共支出的浪费；增加基本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通过规制改革提升私人部门的力量。这些措施强调合法性与效率的政治、行政和经济价值。[5]
（2）私人部门的善治：法人治理。法人治理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它是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制度和激励原则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界定和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的背离。
（3）公共部门的善治：新公共管理。虽然法人治理为商业部门产生了良好的治理实践，但新公共管理同样将善治引入公共部门组织。将私人的管理手段应用于政府部门达到了善治的结果，这些手段通常包括：顾客至上，增加回应性，加强绩效管理，服务外包与私有化，区别掌舵与划桨。
2.没有政府的治理
没有政府的治理，关注政府作为一个政策行动者的角色问题。政府在政策中的角色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政府中心视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政府完全主导政策；第二，社会中心视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政策制定完全由私人和非营利组织主导，形成了“没有政府的治理”体系；第三，政府、私人和半官方组织形成伙伴关系的治理，它是“有政府的治理”。需要说明的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并不等于“没有政府参与”的治理，而是没有政府权威的治理，是一种自愿的治理形式。
社区治理的概念篇5
相关概念的归纳和整理
在进入正文之前，这里首先对“社会福利”、“福利国家”、“福利危机”以及“治理”等相关概念做简单梳理和说明。
日本宪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规定，国家“在所有生活层面，都必须致力于提高和发展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根据宪法条文的表述，在日本，人们习惯于把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相提并论，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来理解。
关于“社会福利”的具体定义，1950年社会保障审议会在“社会保障的劝告”中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社会福利是指“向接受国家扶助、身体残疾、儿童以及其他需要援助者，为使其能够自主发挥自己的能力所采取的必要的生活指导、更生辅导以及其他援助成长的措施”。①这是狭义的“社会福利”概念。由于“社会福利”一词本身还具有“社会幸福”的含义，因此，也有人把医疗、保健、交通、住宅、社会教育等生活关联制度都作为“社会福利”制度来理解，这是广义的“社会福利”定义。在现实生活以及行政领域，一般使用的都是狭义的“社会福利”概念。目前，日本有关社会福利的法律共有八部。分别是《生活保护法》（1946年制定）、《儿童福利法》（1947年制定）、《身体残疾者福利法》（1949年制定）、《智力残疾者福利法》（1960年制定）、《老年人福利法》（1963年制定）、《母子及寡妇福利法》（1964年制定）（以上被称为“社会福利六法”）、《老年人保健法》（1982年）以及与以上各法相关的《社会福利事业法》（1951年制订，2000年更名为《社会福利法》）。上述“社会福利八法”是政府开展社会福利行政的法律依据，也是其构建福利社会的基础。由于社会福利具有为社会弱者提供生活保护的功能，这些功能都属于宪法所规定的保护个人生存权和基本人权的范畴，因此，依法开展社会福利活动成为国家和政府福利行政的重要内容。
与上述“社会福利”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还有“福利社会”和“福利国家”两个概念。“福利社会”是指所有国民都能够得以健康而有意义地生活的社会，或者将此作为理想目标而积极追求的社会。关于“福利社会”的定位，有人把它看作是与经济社会相对应的后产业化社会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也有人认为，“福利社会”是福利国家的基础，是福利国家的一种发展形态②。“福利国家”则是指通过完全雇佣和社会保障政策以实现增进国民福利为目标的国家，或者把追求国民福利放在最优先地位的国家③。日本宪法中并没有出现“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的概念，但却有追求全体国民“福祉”的提法，并把国民“享有健康、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生存权）和发展“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作为国家责任确立了下来。正因为如此，现实生活中，这些概念的地位、定位和作用是存在较大区别的。
那么，所谓“福利危机”又是指什么呢？在日本，“福利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解释。狭义的理解一般是针对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财政负担加重，国民对社会福利需求的社会化程度增加，过去那种自上而下，以行政措施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社会福利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居民对社会福利日益增长的需求，属于福利财源投入、服务总量以及类型不足等导致的制度性资源短缺型危机。广义的“福利危机”则与福利国家建设以及政治统治的目标有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于欧美国家的“福利国家危机”论也波及到了日本。“高福利=高税收”的福利国家因存在效率低下、影响个人自立和企业竞争力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等弊端而成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的对象。受此影响，80年代以后日本也拉开了福利国家改革的序幕，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治理”（Governance）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开始作为化解金融危机的手段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治理因具有多元、同向对等的含义，与传统统治的概念相区别，在很多领域得到使用。由于治理的层次、结构、利益相关者以及参与方式等的不同，一般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或公认的治理模式。国家治理也是如此。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中既包括政治学中经常提到的“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也包括经济学中GoodGovernance，CorporateGovernance等公司治理方式的形成以及行政与民间合作方式的转变等社会管理层面的内容。将类似的想法应用到社会福利政策领域，就产生了福利治理的概念。
在日本，福利治理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人们对福利社会的治理也有着不同的定位和理解。比较常见的一种解释是，福利治理主要是指在社会福利服务中以国家法律制度和统治机构为基础，个人、市民组织、企业、政府机构等各主体共同开展的管理活动以及发挥的协调作用。④这种解释主要存在于实践领域，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其特点是把福利治理与政治中的统治概念区分开来，认为前者属于功能性概念，并不像后者那样具有独立的政治支配的属性，福利治理被置于政治统治的下属概念类型中，与提高组织决策和效率为目标的企业治理概念类似，治理在此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如何维护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以及提高福利社会的功能水平上。而另外一种理解则是把福利社会的治理与政治统治的转型联系起来，认为福利国家建设本身就是政治统治的重要目标，社会福利治理的改革与国家统治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说法。
日本福利危机和治理改革的具体过程、内容和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了个人、家庭以及少量民间团体以外，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基本上都是政府根据国家相关福利法律规定，以政府行政措施为主开展的。政府在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但就社会福利政策的具体落实而言，国家和中央政府直接开展的社会福利活动非常有限。社会福利事业基本上是由国家和中央政府委托都道府县知事、市町村长（机关委托），或者委托给地方公共团体（团体委托）组织开展的。而地方政府和公共团体又大多将相关业务再委托给社会福利协议会等法人组织，由具有半公半民性质的社会福利协议会法人具体负责落实，国家和地方自治体（地方公共团体）负责对社会福利法人开展的福利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并给予一定的国库和财政补贴（措施委托费）。地方政府社会福利相关费用的80%来自于国家委托事业费。因此，80年代以前也被称为“措施制度”或“措施福利”的时代⑤。在“措施福利”时代，发展社会福利被认为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大多数地方政府实际上是执行机构，主动开展地区福利活动的并不多见。
80年代以后，一方面受“福利国家危机论”的影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因在国家财政中所占份额增加较大而成为压缩和改革的对象，另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家庭小型化、妇女高学历化以及参加工作者增加，养老设施不足，家庭缺少护理人手，不少地方出现了老年人涌入医院的“社会性入院”和“医院的福利设施化”问题，单靠家庭以及现有福利设施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护理的需求，老年人护理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审议会提出了福利改革意见，即将国家主导下行政措施为主自上而下实施的措施福利制度改为个人可以自主选择的契约型福利制度，通过个人与福利提供者签订契约，实现人人可以享受社会福利的目标，福利改革的大幕正式开启。
为解决广受社会关注的老年人护理问题，1990年～1999年日本政府曾开展了“老年人保健福利推进十年计划”（俗称“黄金计划”），加大对家庭服务员培养的力度，增加短期入所、全天服务等护理设施及床位，扩大社区居家服务站、特别养老院等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资金投入力度。在制度层面，1997年又出台了《护理保险法》，决定以社会保险的形式解决老年人护理问题。该法是在既有“福利八法”的基础上，90年代以来日本出台的唯一一部全国性社会福利法，也是社会福利向地方化、民间化、市场化改革目标迈出关键一步的重要法律。90年代以来，日本还对生活保护、儿童、残疾人、精神薄弱者等其他福利法律进行了修改，尽管各福利领域改革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基本走向是一致的，那就是把对部分社会弱者进行救济的社会福利政策的目标和对象扩大到一般国民，大幅度整理和减少国家和中央政府指令性机关委托事业的范围，把社会福利的主动权和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强调以地方政府为主，发挥民间组织在医疗、保健以及福利事业方面的作用，发展地区福利，以满足老龄化社会日益增加的社会福利需求。
上述福利改革的方向、特点及结果简单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福利主体的地方化。福利主体的地方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通过90年代对福利八法的修改，从法律层面完成了将行政措施权下放到地方自治体的任务。根据国会通过的福利相关法的修改以及新护理保险法的规定，市町村被赋予了制订地区老年人医疗、保健、地区福利以及护理保险计划的义务，成为福利服务的责任主体。国家的作用变成了通过制订政策和法律，对整体福利进行调控，对市町村以及都道府县制定的老年人保健福利计划等进行指导，提供技术参考和计划指南，为市町村提供相应财政援助。市町村和都道府县，尤其是基层市町村实际上成了老年人保健福利计划以及护理计划制定和实施主体，承担着为居民提供综合的义务。这意味着日本的福利模式在体制上完成了国家主导型行政“措施福利”向地方主导型地区社会福利模式的转变。
当然，与法律制度转型相比，实际社会福利转型要复杂和困难得多。2000年护理保险开始实施的一段时间内，一度出现过“有保险无服务”的尴尬，后来又出现了护理收入低、护理业者半数亏损的情况。改革初期，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福利服务的市场化、民营化，一度曾出现过政府责任不明、监管缺失的现象。其后，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强化市场准入标准，要求业者接受政府的监督、指导，并对护理服务价格和个人负担比例进行了调整。这种政府管控的市场化福利服务提供模式也被称为准市场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的责任不仅没有减少，相反，面对本地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如何协调个人、家庭、服务业者和政府的关系，建立地区综合福利体系，成为考量政府行政组织和协调能力的试金石。
第二，福利供给方式的多元化。福利供给方式的改革是80年代以后日本福利改革的核心内容。社会福利服务不再由政府单独负责提供，而是鼓励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只要设施、人员和规模等符合标准，都可以开展设施和居家护理等福利服务，促进服务主体的多样化。同时，将市场化原理引进福利领域，在服务对象的选择上采取让不同主体之间相互竞争，而个人可以自主选择的方式，控制服务成本的垄断性提高，以达到提高服务效率、提供更好的福利服务的目标。民间组织参与福利服务、福利服务的契约化以及在社会福利中引入竞争原理，是日本社会福利体制发生实质性转变的标志。
第三，参与型地区福利的形成。在上述改革过程中，“参与型地区福利”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地区福利逐渐成为了日本社会福利改革的试验场和主战场。⑥居民个人、团体、企业等参与地区福利活动，实际上也意味着福利治理方式发生了转变。2000年《社会福利法》规定，各地市町村和都道府县在制订本地区福利支援计划时，必须听取居民的意见，原则上应该由居民自身提出地区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地方政府一起探讨制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具体承担者。通过居民为主体、地方公共团体、民间福利服务业者以及居民组织的共同参与，综合利用地区福利、医疗、保健资源，官民结合，建立地区综合福利体系。同时，还要求市町村政府与地方社会福利协议会等积极配合，以社会福利法人的福利服务为据点，吸引民生委员参加，实现共生社会的目标⑦。在地区福利实践中，如何构建包括政府、业者、npo、nGo、志愿者等在内的地方居民以及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新型地区福利关系，高效合理的服务提供方式、方法以及决策机制如何形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是检验地区福利能否成功的关键。
以上是日本福利国家治理方式改革的大致经过。那么，人们对此是如何理解和评价的呢？
社区治理的概念篇6
(一)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表明,这既是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重视,也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阶级性、社会性的调整,对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强调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重视,特别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关怀,都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强调以人为本,关怀、尊重受教育者。然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亦具有明显地区别。人文关怀这一概念的侧重点在于“人文”二字,即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关怀,这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关怀和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关怀。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侧重点则在于“关怀”二字,关怀思想要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不仅仅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也要全面体现关怀,要培养受教育者关怀人、关怀社会、关怀自然;在教育方法上要运用更人性化、更具关怀色彩的方法;在教育目的上,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突出受教育者的被关怀品质的培养。
(二)关怀德育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
1.此“关怀”非彼“关怀”在笔者提出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以前,学术界比较广泛使用的是关怀德育这一提法。然而在细细研究现有的关怀德育理论之后,笔者发现,现有的研究与其说是关怀德育,不如称其为关怀伦理视野下的道德教育研究。可以说,关怀德育中的“关怀”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关怀”是存在着相当的差别的,可谓此“关怀”非彼“关怀”。简单地说,关怀德育中的“关怀”是狭义的“关怀”,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怀”是广义的“关怀”。关怀概念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思想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尤其以西方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派为代表。美国学者吉利根(C.Gilligan)在批判科尔伯格“以正义为核心”的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创建了关怀伦理,提出要注重道德教育中的“不同的声音”,她认为女性更加倾向于以关怀和责任作为核心价值来解决道德问题。之后,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内尔·诺丁斯(n.noddings)将关怀伦理应用到学校的道德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道德教育的关怀模式。关怀伦理学的其他代表人物萨拉·拉迪克(S.Ruddick)、琼·特朗托(J.C.tronto)亦对关怀伦理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关怀伦理逐渐地突破女性性别主义的局限,关怀的概念界定亦逐渐明确,被认为是人类共有的自然情感。可以说,西方关怀伦理学派为关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关怀理论传入我国之后,关怀伦理思想以及关怀道德教育思想对我国德育的启示亦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现有的研究亦仅局限于此,并没有把关怀放到更为广阔的古今中外思想长河中。而古今中外的关怀思想,如中国古代儒家的仁爱思想、西方的自爱、博爱思想,甚至佛教的慈悲思想、基督教的圣爱思想,这些都应该是广义关怀的应有之义。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怀”概念,正是基于这种广义的关怀。甚至可以说,这种广义的关怀伦理思想与正义伦理思想共同构成了古今中外的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说正义伦理的要旨表现为做须做的事情、得应得的东西,那么关怀伦理的精义则是为了被关怀方的利益而自觉地做比须做的更多的事情、得比应得的更少的东西。”[6]可见凡是强调对人、对物、对社会重视、挂念、付出的思想,都是关怀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共同构成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这种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关怀思想基础上的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必将更具有包容性、更富有生命力。2.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德育一词也可以分为广义德育和狭义德育。狭义的德育特指道德教育。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道德教育是指“把一定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可见,狭义德育,更加强调对受教育者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而广义的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基本一致。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有不少学者常常以德育一词指代思想政治教育。关怀德育中的“德育”是侧重于道德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所涵盖的教育内容则是较广泛的,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道德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7](p4)5大方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态,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在实际上也必然涵盖以上5个方面的内容,其关怀理念也必然贯穿于这5方面的基本内容中。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怀关系中,开展以关怀自我、关怀他人为主线的道德观、人生观教育,以关怀社会为主线的政治观、法制观教育,以关怀自然为主线的世界观教育。这也进一步说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缩小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内容的范围,而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内容和整个过程中,突出并坚持其中的关怀维度,以期在进行以关怀为主线的教育中,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内容。
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界定
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式或形态,是关怀思想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在这一概念基础上衍生的。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联系在于二者都落脚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促使其成员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二者的主要区别则在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把关怀理论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一层更具温情的色彩。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较,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区别就是引入关怀理念,所以在明确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关怀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对关怀概念的理解是理解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首先,从中文字面上分析关怀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查找关怀,得到的解释是“关心:关怀备至、亲切关怀,关怀青少年成长。”可见,《现代汉语词典》中关怀等同于关心。当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进一步查找关心一词时,得到的解释是“(把人或事物)常放在心上,重视和爱护: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厂里的大事,希望大家多关点儿心。”。[8]可见,在中文释义中,关怀的对象包括人或者事物,关怀意味着对人或者事物的重视和爱护,常常关注、挂心、挂念。其次,如果我们从英文字面上对关怀概念进行分析,关怀则可以被翻译成以下英文单词或词组:carefor;showlovingcarefor;showsolicitudefor;solici-tude;thought。这些英文单词或词组的含义分别是喜欢、计较、尊重、照料;眷注、关注;挂念、渴望;思想、思索、关心。通过对关怀一词的英文释义的查找与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充分地理解关怀一词的含义,关怀不仅仅是一种尊重、挂念、爱护的心态,更是一种为了实现这种良好心态而进行的思索、照料的行为。关怀是一种在心理动机和行为结果上都强调关爱他人或事物的概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理念和方法,关怀应该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相较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关怀理念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主体、内容、方法等方面均有变化。而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而言,与更加强调政治性或者阶级性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则更加突出其中的关怀维度,强调关怀性和政治性并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关怀可以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指向上,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强调且致力于培养受教育者具有感知关怀、回应关怀、实施关怀的品质,进而最终促进被关怀者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态,是关怀思想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传统思政治教育中融入关怀理念,运用关怀方法,通过具有关怀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怀关系中,开展以关怀自我、关怀他人为主线的道德观、人生观教育,以关怀社会为主线的政治观教育,以关怀自然为主线的世界观教育,促使受教育者形成感知关怀、回应关怀、实施关怀的被关怀者品质的社会实践活动。
三、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特征解读
要正确理解上述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内涵,还需要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怀性和政治性、关系性和动态性、自然性和伦理性、情感性性和知性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这也构成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
(一)关怀性和政治性的统一
关怀性和政治性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本质属性与本质与两个不同的概念。本质属性的落脚点在于事物的一种性质,本质则落脚于事物到底是什么的事物。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的研究,迄今尚无定论。有学者坚持思想政治本质属性是一元论的观点,有的学者坚持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但有一点基本趋于达成共识,即认为政治性或者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之一。笔者坚持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的二元论,认为关怀性和政治性同时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之所以仍然把政治性视为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因为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仍是强调社会或社会群体促进其成员形成符合这一社会需要的关怀取向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其中的“社会或社会群体”、“符合这一社会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就明确地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在中国社会,这个“社会或社会群体”是指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这就决定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或者阶级性的属性。这也顺应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关怀性也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这一本质属性符合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的,强调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将关怀理念融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中,试图通过更富有关怀价值的教育方式与方法,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具有关怀敏感度、值得被关怀和懂得付出关怀的人。所以,关怀性不仅仅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一个特征,而应该上升到本质属性的地位。总之,相较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更加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政治性和关怀性的两大本质属性。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在兼顾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双重目的时,更加侧重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更加侧重培养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具有关怀品质和被关怀品质的人。
社区治理的概念篇7
本文在第三与第四部分将指出，托依布纳如何透过“社会立宪构成论”的观点，来批判“实质的民族宪法观”。托依布纳的“社会立宪构成论”虽然常常被归类为国际私法的理论，〔19〕但是如果细究他的观点，可以看到“社会立宪构成论”一再将德国公法学界通行的“实质的民族宪法观”当作理论上的对手，并且从社会理论、知识理论与全球化的视野加以批判。〔20〕藉由分析托依布纳对于“实质的民族宪法观”的批判，我们可以把他的观点重新放入德国公法理论的角度来理解，进而对托依布纳的社会学法学观点有更佳的认识。在第三部分，本文将讨论，托依布纳如何运用多元的社会构成观点，来批评“实质的民族宪法观”在社会理论与知识理论上的问题。托依布纳与卢曼一样，都一再批评传统法学与“实质的民族宪法观”对于社会与理性的看法过度简化，从而无法适当地描述法与宪法在社会中应有的功能。托依布纳更批评了“实质的民族宪法观”的实质宪法立场，指出这种实质的宪法观点无法处理社会上的多元主义问题。在第四部分，本文将会进一步讨论，托依布纳如何批判了“实质的民族宪法观”所预设的“国内同质价值文化社群”想法。托依布纳批评了“实质的民族宪法观”把宪法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看法，运用世界社会的观点，指出国家与文化的区分，也说明了跨国跨文化的法规范（特别是国际人权）的实际作用。藉由一个系统论社会理论所启蒙的法学观点，托依布纳脱离了传统“普世人权与在地文化（或）”相对立的思考方式，以一个多元理性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功能性的宪法概念来取代“实质的民族宪法观”的实质宪法概念，并说明了跨国法和国际人权的功能与意义。在结论，本文将会简短地指出托依布纳的理论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意义。
目前德国公法学界所通行的“实质的民族宪法观”，基本上可说是魏玛共和时代，德国公法学界相关讨论所留下的遗产。〔21〕这个“实质的民族宪法观”认为，宪法不仅是一种规范国家权力与人权规定的文本，更代表社会上实质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点，这些文化价值观点来自社会上的人民，这些人民彼此之间具有特定的文化、历史或语言等相似之处，从而有办法在社会上形塑一个共同的文化，并且愿意形成一个民族国家。〔22〕这个“实质的民族宪法观”的产生，主要来自德国魏玛共和时期方法论争〔23〕中，主张“精神科流”法学〔24〕的学者对于宪法的观点。然而魏玛共和时期这种宪法概念的出现，并非仅仅单纯是相关论争的产物，也是德国公法学界面对德国民主化进展，在理论上反省所产生的结果。〔25〕高权国家与大众民主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国家法的主流（所谓的国家法实证主义）区分开国家学的国家概念（包含土地、人民与国家权力共同组成的共同生活团体）与法学上的国家概念。后者单纯指国家法人。在这样的想法底下，国家法实证主义把宪法当作国家法人的组织规则，与现实的国家区分开来。法学中并没有人民的地位，德意志帝国的也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各邦君主。〔26〕国家法实证主义承认现实上的国家是法学上国家法人的基础，但是同时又认为，国家必须要经由国家权力，才能在大量的个人中间产生出一个统一的国家。
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以君主为首）才是国家的关键要素，由国家权力来支配统治人民与土地，才能辨认出现实上的国家。而国家法人就是这种现实国家的法学建构物。所以国家法实证主义所认为的国家是以君主为首的高权国家（obrigkeitsstaat）〔27〕。依据这种高权国家概念，君主与人民相对立，国家权力与人民无关。这形成一种“国家与社会二元论”，只是这时的社会概念，仅仅指被国家权力排除的人民。在宪法上，“国家与社会二元论”被转变成“君主与议会的二元制”，宪法上的国家组织排除了人民，人民只能通过代表社会的议会，对国家权力加以同意。然而，这种只是组织规则的宪法概念跟高权国家概念一样，无法解释19世纪末以后，德国政治的大众民主走向。〔28〕而且国家法实证主义基本上并不重视社会的意义，社会只是国家统治的对象，只能经由议会反应它的意见。国家法实证主义反映了法自主性的发展：法学与法实践只要考虑法本身，不需要考虑到社会政治对法的影响。〔29〕而在这样的自主性思考下，宪法也只需要考虑它的法意义。
但是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社会的概念正式成为国家学分析的主题。这形成了耶林内克的“国家两面理论”。两面理论是指：国家理论有透过社会学进行分析的面向与透过法学进行分析的面向。〔30〕经由社会学的分析面向，耶林内克指出，人民的认可是国家法秩序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想法，开始把法律上的国家概念与现实上的国家概念结合在一起（一体之“两面”），〔31〕如同耶林内克的分析，19世纪末以后，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与人民的政治运动，人民的概念开始政治化，德国宪法的规范与现实产生相当大的落差。这样的落差使得宪法条文与宪法现实区隔开来。开始出现现实意义（也就是考虑到现实社会政治层面的宪法运作）的宪法概念。〔32〕耶林内克认为，大众民主的发展，必然会走向“社会由人民自我组织形成”。〔33〕这样的说法，预示了后来魏玛共和的发展。耶林内克注意到当时人民参与国家权力的要求，跟同时代的基尔克（Gierke）、普罗伊斯（Hugopreuβ）一样，共同采用了人民国家（Volksstaat）的概念。〔34〕国家不再只属于君主，也属于人民。总之，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国家法对于宪法的看法，一开始只是采用一种自由立宪主义的宪法观，认为宪法是划定国家组织与权力范围的规则；但是在耶林内克的理论中，已经开始区分宪法条文与宪法现实运作状态；这个时期的国家法学固然重视国家概念，但是一开始只是一种以君主与国家权力为中心的高权国家概念，人民无法参与国家权力。到了帝国末期，大众民主的要求已经促使法学注意到人民的重要性；而社会也由单纯的统治客体，变成人民政治活动的场域。人民与社会变成无法区分的概念。
作者：钟芳桦
社区治理的概念篇8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形成和流行于17-19世纪上半叶，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复兴，90年代持续升温。它起初被视为改革斯大林全能国家模式的出路，后来又受到改革国家并调整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要求的推动。复兴以来的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人们在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更全面的认识，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受到重视，研究范围极大的拓宽，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前景也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关键词
公民社会国家全球化公民社会
一、"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
公民社会理论形成和广泛流行于17-18世纪，那正是市场经济勃兴和市民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新兴政治势力崛起的时代，其政治思想的主题是在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国家的重压下解放社会和个人，为此需要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争取和坚守社会的独立及其对国家的监控，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但是，按17-18世纪政治哲学的表述方式，"公民社会"(civilsociety)概念与国家(state)概念基本上是重合的，所以有时它还被称为"政治社会"(politicalsociety)。它的内涵可以从它与另两个概念的对照中来得到界定：一方面，在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场合，它指具有公共政治权力和法律的社会，也就是形成了国家的社会。"自然状态"是无政府的社会，"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是有政府的社会。另一方面，在将"公民社会"与建基于其上的政府相对照时，"公民社会"是社会共同体本身，而政府是掌握其政治权力的机构。洛克谈到过社会解体与政府解体的区别。〖1〗在托马斯·潘恩那里，"社会"与"政府"被明确地区分开来。〖2〗尽管当代公民社会研究者异口同声地将公民社会概念追溯至17-18世纪，但是，当代学者所谈论的作为独立于国家的以志愿性社团组织体系(或网络)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概念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来说还是陌生的，他们心目中想到的是较为模糊意义上的社会或政治共同体。他们关心个人权利的保护，着意维护教会不受国家干预和控制的独立性，主张经济生活的自主，所有这些充其量构成当代"公民社会"概念的雏形。那时公民社会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凸显在人们面前的是个人与国家(或政府)的紧张和对立，而不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紧张和对立。
到19世纪，源于英语世界的"公民社会"概念经弗格森的介绍传到德国思想界，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里得到改造并获得新的意蕴。在他们那里，"公民社会"概念与"国家"概念明显分离，但却失去了其原有的含义和职能。值得注意的是，在德语环境中，"公民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概念更多地具有"市民社会"的含义。黑格尔政治哲学貌似严整而实则充满混乱的体系结构以及晦涩和多义性的概念迷惑了许多研究者，也为各取所需的解释敞开了大门。表面上看，他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完全区分和对立起来，但实际上，黑格尔的本意并非如现代学者所解释的是区分社会与国家，而是区分了两种社会或两种国家。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又称为"外在的国家--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和理智所想像的国家"，〖3〗而在他的"国家"中，又包括着"政治国家"。在他那里，"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社会与国家的统一体，是国家与社会的两种形式。前者是低级的形式，后者是高级的形式。按他的辩证法语式，前者是后者的历史前提和逻辑环节，后者是前者趋赴的目标和逻辑综合。〖4〗到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与"国家"才真正分化为纯粹的社会和国家，但马克思只是截取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内涵，即将其解释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5〗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所持的否定态度。令他不满的现实是，在国家或政治领域中人已经实现了解放，但这个解放是狭隘的不完整的，因为在市民社会领域人仍然是利已的、孤立的和作为工具的人，所以他要从改造市民社会入手，来消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性，从而超越政治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这与当代绝大多数公民社会研究者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截然不同的。
与当代公民社会思想有最直接传承关系的应属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中，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对美国独立的社团组织予以特别的关注。在他看来，这种独立的社团组织是美国民主的自由学校，也是其得以健康运作的动力之源。他认为，在民主国家中存在着多数专制的危险，因此，一个由志愿性社团组成的活跃的、警觉的、强有力的市民社会对于遏制多数专制是必不可少的。
但托克维尔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自那以后，公民社会概念逐渐淡出现代政治理论的论域，此后一百年间，即使不时有人论及这个概念，大多也出现在对历史话语的诠释中。
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被理论界遗忘许久的公民社会概念又重新被发现并获得了新的理论生命。起初它主要受到西方少数左翼学者和东欧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青睐，用来做为批判国家主义或极权国家并重新界定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一个有用的概念。进入80年代，公民社会概念开始从政治理论的边缘地带进入政治理论的主流话语。而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持续升温，在横向上不断拓展其研究领域，在纵向上也不断得到深化。这样，公民社会理论便在当代政治学中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当前公民社会理论的流行程度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人们不断在谈论"公民社会"的"再生"或"复兴"。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公民社会的课程或讲座，大批有关学术论著面世。公民社会概念进入许多研究领域并渗透多种学科，它频频成为学术会议的主题，也成为一些社团组织、社会运动和政党的政治口号。"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人、团体、组织都在讲这个语言。""这个尘封已久的术语突然放射出光芒。"当然，讲叙公民社会语言的人将不同的观念和期望投射到它的身上，但无论人们是为了个人自由，还是为了社会发展；无论是谋求其成为抗衡与制约国家的力量，还是寄希望于它对国家的参与和支持，它都在人们的政治思考中稳定地占居重要位置。
二、公民社会理论复兴的原因
公民社会概念本来已经成为思想史上的文化化石，它如何能够在当代思想界和学术界获得了新的生命呢?
首先，它是人们对斯大林万能国家政治模式反思的直接结果，也是人们在寻求否定和改革斯大林模式时发现的道路和希望。从70年代起，东欧一些国家便出现了一些组织，他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其中波兰团结工会还直接打出了争取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旗帜。东欧一些学者也开始以"公民社会"概念表达他们反国家主义的积极理想。这样，在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内部逐渐形成了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萌芽。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激发了人们对它的期望。80年代末90年代初横扫前苏联东欧集团的政治变革，使一些学者进一步相信，产生如此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斯大林模式下出现了某种形态的公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因素。在描述和分析波兰及东欧其它国家的社会运动时，公民社会概念成为有用的分析工具，人们将其称为"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兴起(阿拉托)，或"公民社会的再生"(皮尔赞斯基)。一些研究者发现，公民社会及争取建设公民社会的运动在苏联东欧的民主化变革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们认为，极权主义体系更容易产生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还没有充分形成的环境中，而阻止它们发生或促使其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6〗无论这个认识是否有根据，但当时它却刺激了东欧甚至西方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关注，从而形成了第一波研究公民社会的热潮。
其次，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其它地区，当人们对国家产生怀疑、失望和不满时，便将目光投向公民社会。在西方，面对国家的持续膨胀带来的社会重负和对个人构成的威胁，国家在解决大量社会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无能等，一些人在寻找救治的药方时不再把目光局限在国家本身，而是转向了公民社会，希望在公民社会的建构中寻找出路。他们认为，这些非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庞大的政府组织更灵活、更有效。有的学者还在各种新的社会运动中，如以生态问题、妇女问题和种族问题等为内容的新的抗议运动中，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和希望。这些运动推动国家制订或改变某些政策，也唤起公众注意某些不合理现实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它们也被某些学者称为"公民社会的复兴"。有些学者发现，独立于国家的志愿性社团组织的社会生活是"社会资本"的充满活力的源泉，期待通过公民社会的建构为政治民主注入新的活力。〖7〗另有人不满意于局限在国家领域的自由民主，希望通过重构公民社会，以开辟自由民主的新领域并为国家领域的自由民主提供新的能量之源，即谋求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双重民主化"。〖8〗在非西方国家，无论是弱势国家还是强势国家，公民社会的发育普遍不健全。在弱势国家里，国家权威需要以组织化的公民社会为后盾；在强势国家里，虽然在"以权威主义导向现代化"观念的主导下，国家的权威有所增长，但公民社会却软弱无力，国家决策因得不到公民社会的支持而陷入困境，同时高度自主而不负责任的国家也因为没有公民社会的有力监控而走向专制和腐败。这样，东方与西方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公民社会。
最后，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都遇到开放政治参与渠道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最终汇成遍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恰巧伴随着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和扩张不是偶然的。人们从公民社会的兴起中看到民主化的希望，在各种民主化理论中，公民社会都处于重要地位。多数学者都充分认识到公民社会对组织和教育公民，表达公民的利益和要求，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限制、分割和制约国家权力等方面的作用。他们相信，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前提，也是民主制度健康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从70年代末起在前苏联东欧，80年代初起在拉美和东亚，80年代末起在黑非洲，90年代初海湾战争后的中东地区，学者们都开始关注公民社会理论。与此同时，研究政治发展理论和比较政治的西方学者也将公民社会理论广泛引入民主化理论以及地区政治的研究中。
三、当代公民社会理论的特点
自复兴以来，特别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呈现如下一些新的趋向或特点：
（一）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同时也由于它的广泛应用而强化了其多义性和模糊性特征。
从思想史上看，公民社会概念本身就有多个源头，复兴后又按不同的路向发展。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目的出发，对其进行不同的界定。源于西方思想传统的公民社会概念在传播到文化背景不同的世界各地后，产生各种文化版本的公民社会概念，它们反转来也影响了西方学者。而西方学者在将源于西方的公民社会概念运用于世界各种文化区域时，也会强调其不同的构成因素。这样，一方面它使公民社会概念内涵不断丰富，但同时也使它负载过重，从而形成了公民社会概念歧义重重的局面。对此B.巴伯(BenjaminBarber)不无感慨地说："近些年的情况是，公民社会术语使用的越来越多，人们对它的理解却越来越少。"〖9〗
有的学者将当代公民社会定义归结为"二分法"(two-part-model)和"三分法"(three-part-model)两种。所谓"二分法"即国家与社会二分法，公民社会在此指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所谓"三分法"即国家--经济领域--公民社会三分法，公民社会在此指介于国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及其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10〗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继承了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将非国家性质的私人经济关系包括在公民社会之中，后者则将其作为独立的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剥离出去，更突出志愿性社团组织在公民社会的中心地位。自90年代以来，以三分法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定义成为主流。晚近的学者如肯尼(JohnKeane)、科亨(JeanL.Cohen)、阿拉托(andrewarato)、沃泽尔(michaelwalzer)、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等都将公民社会理解为独立于国家机构和市场结构的公共领域。
当然，"二分法"和"三分法"只是从一个特定视角所作的简单化分类，远不能充分反映当代公民社会概念所承载的庞杂内涵。当代学者面对的公民社会与17-19世纪中叶的公民社会已经大不相同，而学者们对公民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公民社会理论所吸收，一些学者将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纳入公民社会的结构。一些左翼学者特别强调社会运动或新社会运动，将其视为公民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要素。还有很多人强调与公民社会结构性要素相耦合的作为基本价值和准则的公民社会的文化因素。一些人认为，只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由独立的个人在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下志愿组成的社团才属于公民社会；另一些人则反对这种限定，将其它一些类型的社团特别是传统型的社团也归为公民社会。
(二)在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或公民社会的作用问题上，人们形成了更全面的认识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公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在17-18世纪公民社会理论初兴时，公民社会理论家一般都持古典自由主义观念，侧重于揭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消极对立关系。当代公民社会研究者在继承这一思路的同时，已经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两者的关系。人们的一个共识是，公民社会具有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其本质特征。在这个大前提下，有的学者侧重于强调两者关系的消极性或负相关性，即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限制、平衡甚至对抗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权威主义国家里，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压制与反抗的关系。公民社会要想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能同权威主义国家斗争，在其被击退后留下的领域里，才能建立公民社会的家园。在民主国家里，如果没有适当的平衡与约束，它也有走向专制的危险，所以公民社会要作为一种制衡国家权力的力量而存在。另一些学者更多地强调两者关系的积极性或正相关性，即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即认为强公民社会与强国家和谐共存)、合作互补、相互渗透、相互参与(即公民社会参与政治事务，国家对公民社会进行监护、规范、管理和调适)。
当代多数公民社会理论家放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或"守夜人国家"的概念，但同时也坚决拒斥万能国家的趋向。他们主张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既扩大社会自主领域，缩小国家干预的范围，同时还要重新界定国家职能，使之成为公民社会的保护者、监督者、调节者(约翰·基恩)。当代公民社会的主流倾向的特点在于注重公民社会在形成和扩大社会资本方面的作用，强调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社会不但是对抗和制约国家，也不是取代国家，而是要渗透和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不再纯粹是公民自由的庇护所，国家也不再是纯粹的消极工具。公民社会作为公民与国家的中介，它组织和教育公民参与政治，致力于改善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推动国家的有效治理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的实现。而国家则在承认和尊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公民社会，为其提供外在的法律保障，对其进行必要的、有限度的干预、调节和支持。"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的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病，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11〗
(三）从研究方法上看，在发展规范性研究的同时，更重视实证性研究。
传统上，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它努力树立着一种价值，坚守着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功能，所以，规范性研究在公民社会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当代公民社会理论也重视规范性研究，在这方面，公民社会概念凝聚了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理想和期望，它既被右翼人士视为各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也被左翼人士作为改造社会的途径。但更多的学者把公民社会纳入政治科学视野，将重心放在实证性研究上。在他们那里，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性概念来使用。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公民社会理论强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它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公民社会概念既可以当作一个抽象的总体性概念来运用，以便更加宏观地把握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可以当作一个可以细分的实体性概念来对待，以便能解析其内部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公民社会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致力于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的前景。〖12〗进入90年代以来，实证性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空间。
（四）从研究范围上看，公民社会理论走出泛理论研究的低地，开始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社会、对公民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和各构成要素进行分门别类的微观研究，以及对公民社会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化的关系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从而大大地拓宽了研究视域。
这一点是与实证研究的展开联系在一起的。进入90年代，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纯理论探讨，开始运用公民社会理论，深入到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社会的层面，进行个案研究。学者们在承认公民社会理论的普适性的前提下，致力于探讨公民社会这种普适性话语介入各国、各地区的亚文化圈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研究各个公民社会的个性特征，分析其与国家的独特关系、对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等。这种具体而微的研究是市民社会理论走向深化的一个表现。
当前分国别、分地区性研究的论著涉及前苏联东欧地区、东亚、非洲、拉丁美洲、伊斯兰文化地区等广大范围，人们力图发现不同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历史渊源以及不同的宗教背景下公民社会的差异性，并试图从这种差异性中透析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原则。对各国学者对本国公民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及其所反映出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社会的特点也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例如肯尼(JohnKeane)的一项最新研究中，就介绍了日本公民社会理论的源起、历史发展和现状。同时他也注意到中国学者对civilsociety概念的不同翻译("公民社会"、"民间社会"、"文明社会"、"市民社会"等)，韩国学者对韩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及其与国家关系特点的研究，伊斯兰教地区的学者对公民社会理论的独特理解等。〖13〗研究公民社会理论的学者甚至对于中国清末是否形成了公民社会这样具体的历史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提出要改造源于西方经验的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公民社会概念，引进"第三领域"概念，它属于社会与国家间的第三空间，但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14〗
当代学者还在对公民社会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对其各个构成要素进行具体研究，包括对不同类型的社团组织、各种社会运动、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以及公民社会的文化要素等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对公民社会自身的民主化及其它改革进行探讨。
（五）公民社会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前景及其影响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早期公民社会理论完全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思考公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但当代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却给公民社会理论提出一个新的课题。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公民社会本身也开始走向全球化了，实际上，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最生动的表现之一。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独立于国家权力的"世界公域"以及"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ety)"的出现。全球公民社会以跨越国家界限的非政府组织为核心。它形成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维度的关系。因为它不是存在于国家界限以内，也不再仅仅是本国公民与国家的中介。从今以后，每个国家在面对国内公民社会的同时，还需面对全球公民社会。
一些公民社会理论研究者认识到全球性公民社会对国家带来的挑战，以及在建立新千年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无疑，世界日益联为一体，人类的某些共同性问题不仅需要国家间的合作，还需要世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公民社会未来作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管理新千年世界事务的制度和过程中，它--从基层的公民组织到公民社会的全球联盟--如何作为一个合法的参与者参与其中。"〖15〗m.贝尔(margaretBell)指出，人们已经越来越注意公民社会这种不同寻常的力量，并把它称为"为了公共利益的私人行为"。这股公民力量正在成为使我们这个星球免于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灾难的必要的因素。为此，必须重视公民社会的建构工作，去发动一个强大的、世界范围的、致力于提高公民参与的运动。面对当前的全球化趋势，需要恢复并加强公民和他们的组织在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性作用，无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同时，还要确保能够培育出一种民主观念，即公民拥有公共竞技场的所有权以及公民参与机会和权利平等的观念。有鉴于此，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培育全球公民社会或"建构公民世界(civicworld)"对公民素质和行为的吁求，即需要公民们"不仅在地方层面思考和行动，还要在全球的层面思考和行动"。他们"不仅是投票者，也不只是消费者，而是公民"。〖16〗
公民社会理论复兴后20余年间，已经结下了丰硕的成果。它给政治学界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使人们突破以往"国家本位"的围城，转变"自上而下"的传统政治思维方向，把目光聚焦在与国家相对的社会这个层面，从而开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的政治思维路向。通过对公民社会的研究，政治学拓展了视域，丰富了内容，在诸如当代国家如何应付未来的挑战、社会的发展、民主化的前提、全球化的组织建构等重大问题上，都获得了新的观念和认识。公民社会的发展承载着新千年人类的希望，对公民社会的理论研究也必将为新千年的政治学开辟出新的天地。
引文注释
1．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8页。
2．《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83节。德文原文为："auβerenStaat,-not-undVerstandesstaat"，诺克斯(Knox)的英译本译为："externalstate,thestateonneed,thestateastheunderstandingenvisagesit"。(Hegel\''''sphilosophyofRight,trans.byKnox,oxford,1942.)
4.相关论述参见丛日云：《论黑格尔的国家概念及其历史意义》，辽宁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第55-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6.SeeJohnKeane,CivilSociety,oldimages,newVisions,politypress,1998,p.20.
7.RobertK.Fullinwider,(ed.)CivilSociety,Democracy,andCivicRenewal,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1999,p.2.
8.大卫·赫尔德：《民主：一种双向的进程》，载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9.SeeBraino\''''Connell,CivilSociety:theunderpinningsofamericanDemocracy,Hanover,Universitypressofnewengland,1999,p.10.
10.terrellCarver,CivilsocietyinJapanesepolitics:implicationsforcontemporarypoliticalresearch,ineuropeanJournalofpoliticalResearch37.,2000,pp.542-543.;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
11.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3页。
12.何增科：《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2月，第181页。
13.JohnKeane,CivilSociety,oldimages,newVisions,pp.12-31.
14.黄宗智(philipC.C.Huang)：《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邓正来等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21-443页。
社区治理的概念篇9
论文摘要：社区体育是体育社会化的必要途径，是体育社会化的新载体。社区体育的发展理论则是社区体育持续发展的关健，也是体育社会化的关健。因此在分析社区体育发展概念、发展模式、发展机制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社区体育发展的新理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提出，既为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又对体育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社区体育是我国20世纪最后15年群众体育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和热点。随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社区体育仍将是21世纪前50年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热点。社区体育正是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成为体育社会化、生活化发展的热点问题。因此，社区体育发展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理性探讨。
1、社区体育发展概念的界定
1.1对社区体育发展概念的理解
社区体育发展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社区体育发展涉及到社区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第一:社区体育发展是由政府和居民共同从事的“双边项目”.双方对此都应做出贡献。第二:社区体育发展的目标和方法是非常广泛的，具有综合性特点。第三:社区体育发展具有区域首创性特点，居民不仅应该积极参与，而且应鼓励发挥首创精神。第四:社区体育发展还包含着对自愿方法的强调，社区体育发展的趋势将成为自由选择而非强迫认同的过程。因此.对社区体育发展概念的界定也有不同观点，归纳如下四个方面。
1.1.1“过程”说。这种观点认为，社区体育发展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实现社区体育变迁的目的。这个定义属于抽象工具理性范畴，把社区体育发展概括为能够促进社区变迁的民主参与过程。
1.1.2“方法”说。这种观点认为，社区体育发展是实现一种目的的方法，凭籍这种“方法”完成社区体育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实现每一个阶段的特定目的。这个定义属于具体工具理性范畴，它把社区体育发展视为实现一般变迁过程的方法、步骤。
1.1.3“方案”说。这种观点认为，社区体育发展由一个个项目计划即“方案”构成的，每一个“方案”都是根据社区体育发展实际需要制定出来的，通过完成这些“方案”来达到满足需求或问题解决的目标。
这个定义属于抽象目标理性范畴，它把社区体育发展目标化为有计划地解决社区体育所面临实际问题的行动、活动或工程。
1.1.4“运动”说。这种观点认为，社区体育发展是一种社会运动，它致力于社区整体发展，其理论基础是哲学—社会学.涉及到不同社会制度的文化价值选择和社会理想。这个定义属于抽象目标理性范畴，它把社区体育发展制度化为实现理想和信念的一种社会运动。
1.2社区体育发展概念的界定
上述关于社区体育发展的理解是从两个不同的思维角度进行的:一是目标理性思维，回答干什么的问题;二是工具理性思维，回答怎么干的问题。从理论层面上讲，目标理性和工具理性没有那一个更科学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我们从四个方面分析理解，主要是分析社区体育发展四个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四个要素，把它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对社区体育发展概念的完整界定。
综合考虑以上的要素，结合我国近年来社区体育发展的实践情况，我们对社区体育发展这一概念的表述是:所谓社区体育发展，是指居民、政府和有关社区组织整合社区体育资源，发现和解决社区体育的问题，改善社区体育环境和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过程，是塑造居民社区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加强社区体育参与意识，培育体育情感、体育人口，确立新的体育形态、推动体育社会化、生活化的过程。
2、社区体育发展的模式
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在现阶段主要指在街道办事处和居住小区的辖区内，在农村是指乡镇和自然村，以自然居住生活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资基础，以全体成员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社会体育活动。社区体育发展的模式可以从社区体育概念和社区体育发展概念中推断出来。从社区体育概念出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可归纳为社会体系模式、社会区域模式;从社区体育发展概念出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可归纳为计划变迁模式、政府授权模式、社会参与模式、文化创新模式。前两种模式是从社区体育发展存在的模式引申出来的，所以叫存在模式;后四种模式都是促进社区体育发展的，所以叫社区体育发展的功能模式。
2.1社会体系模式
社区体育是持续的社会体系，具有相互依赖、共生共荣和均衡发展的特点。按照此模式规划社区体育发展，必须坚持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三方合作，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种资源共同支持的社区体育发展的目标模式;必须坚持系统联动、功能互补、互相沟通和整体发展的理论和价值取向。
社区体育发展是一个变迁的体系，社区体育发展必须做好“动态平衡”工作，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分工与合作、继承与创新、局部与全局、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辨证关系，使社区体育发展在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保持常新的面貌。
2.2社会区域模式
社区体育为一定区域内的个人、群体、组织、机构提供了互动的舞台，社区体育的历史性、传统性、继承性以及区域性、以本区域的自然环境设施为物资条件等特点，丰富了社会区域生活的内涵。社会区域模式是对某个区域的体育工作(包括理念、过程和方法)的判断和认定，即指那些土生土长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融健身、娱乐为一体，具有本地(或地区)特点的制度化的社区体育行为过程。按照此模式设计社区体育发展，必须充分调动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的积极性，立足于本地社区，促进社区在居民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把社区建成居民所向、心灵所归的精神家园。
2.3计划变迁模式
社区体育的发展是一个自觉的、飞跃的、进步的和有计划的社会体育变迁过程。要搞好社区体育发展，首先必须制定好社区体育发展规划和目标模式。我们希望明天的社区体育是什么样子、达到什么目标，就要在今天进行理性的规划和设计，未来的社区体育是现在社区体育的理性延伸和规划实现的。
2.4政府授权模式
政府授权是西方发达国家所采用的典型社区发展模式。联合国的文件规定，社区发展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政府支持，二是人民参与闭。政府授权与联合国关于社区发展是中央政府和地方人民双边合作的定义是一致的，反映了社区发展政府授权的模式特征。社区体育发展离不开社区发展的整体布局和规划，因此也同样具有政府授权模式特征。社区体育发展政府授权模式除了行政上的领导、政策上的优惠外，它本身也从财政拿出相当可观的启动资金，建设社区体育配套设施，这对调动社区组织、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体育发展的积极性是非常有效的。
2.5社会参与模式
广泛参与是社区体育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这首先是由于社区体育发展具有突出的社会化特征，这种社会化特征决定了社区体育发展既不是单纯的某一部门、某一团体的行为，也不单纯是某些个人的行为，而是社区内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团体、自治性组织和广大居民共同的行为。社会参与模式包括对社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社会资本的调动，社会资本就是社区居民作为民主国家公民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和责任，是社区居民本身所具有的能力，激活它们，就会变成社区体育发展的无穷力量。
2.6文化创新模式
文化创新包括概念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四个方面，它是集信息集约、技术革新、文化嫂变和观念扩散为一体的综合社区发展模式。社区体育具有的民族性体育文化、区域性体育文化特征，决定了社区体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特征下发展的将成为发展的可能和必然。从这个思维角度出发，它也同样适用于文化创新模式。这种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突出了文化特征，包括社区体育新技术的引进、思维观念的变革和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所导致社区体育变化的过程，它是自觉和不自觉、渐变和突变、理性和非理性社区体育变迁的综合体。
3、社区体育发展的机制原理
社区体育发展的机制原理是指社区体育发展的结构、功能及动力关系。从结构上说，社区体育发展结构分为四个子系统:即概念子系统、组织子系统、文化子系统和器具子系统。概念子系统是为社区体育发展提供价值目标的导向系统，社区体育发展的理念、目标和意义均从这个子系统提出。组织子系统是启动和领导社区体育发展的执行系统，负责社区体育资源的动员和组织、项目的选择，问题的解决，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分配、活动整合和过程监控等。文化子系统是指活动和动作规范系统，是制约着个人、群体、组织和机构的运行及其相互关系。器具子系统是满足社区成员物资和文化需求的供应系统，包括场地、健身器材、用具等，保证社区体育发展平稳、顺利、健康的运转(见下图)。
社区体育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计划推动;二是社区成员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动。二者必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社区体育发展的整体动力。
4、社区体育发展的理念
4.1以人为本
社区体育发展必须坚持自愿选择、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社区体育发展所作的任何事情，包括它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都必须自始至终地贯彻“茫茫宇宙，唯人为大，林林万物，为民是从”的人文理念，居民需求的服务是社区体育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4.2以服务为中心
功能定位是确定发展理念的前提。社区体育发展的功能，只有通过服务才有可能得到体现，社区体育服务将成为社区体育发展的中心工作。而社区体育服务的实施又必须通过制度保障和资源供给，形成良性发展局面。因此，建立一个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社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就成为社区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构建具有明确功能定位的、可操作的社区体育服务保障系统，是社区体育发展的主要任务。
4.3资派挤合
调动和整合社区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潜在资源，使之变成社区体育发展的现实资源，促进社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区体育服务的全面进步，这既是社区体育发展的价值目标，又是社区体育发展的价值理念，因为它包涵居民权利和义务、享受和回报等共享和共担的观念。
4.4本土化发展
由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形成了我国区域文化氛围和行为习惯特征。社区体育也是在这种环境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区域性特征的、新的体育形态。社区体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特征下本土化发展，将成为发展的可能和必然。
4.5社区.与:社区体育发展的动力和要义
在社区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居民的直接参与和治理，才能培育居民的社区体育意识，才能有效地整合与发挥社区自身的各种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居民的社区参与是社区体育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离开了居民的社区参与，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和完整意义的杜区体育发展。虽然我国各地社区体育各有特色，但相同之处就是“参与、分享”，这就是社区体育发展的基本精神所在。也就是说，实施社区体育发展规划，核心是形成一种自主、积极参与精神，通过参与实现共同的目标，享受共同的创造的成果。我国当前的社区体育发展，内涵及其丰富，其核心就是要倡导自主参与的精神。
4.6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体育发展的多样化载体
社区自治，顾名思义就是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依法享有自主管理社区事物的权利及其过程，是居民社区参与的高级形态。社区体育发展正是需要自治组织、中介组织的广泛参与，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还不发达，人力资源却相当充足的国家，依靠民众的广泛参与推动社会体育发展已成为现实的选择。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在我国尚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但已显示出它是促进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社会中介组织开始介人体育赛事、体育经营、体育管理等，这些情况表明，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正日益成为社区体育发展的主体力量之一，必将成为社区体育发展的新载体。
社区治理的概念篇10
但是，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倡导者们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某种僵局：他们既想继续运用伯林的概念架构表达超出伯林视野的洞见，但又没有对伯林的理论前提做出彻底的重新审察，甚至未能对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提出有说服力的诠释。这不但表现在他们把伯林的洞见简单地还原为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需要，听任其表面上各不相同的论题处于经不起推敲的并行不悖的状态，而且表现在他们忽而把自己倡导的自由概念等同于伯林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忽而又把它与伯林的两种自由区分开来，自命"第三种自由"，最后又在肯定第三种自由是一种独立的自由概念的同时，仍然把它理解为消极自由，尽管是不同于伯林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在我们看来，第三种自由的倡导者们不但生硬地肢解了伯林的思想，严重地误解了自己的主张，而且遮蔽了理解自由或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另一条更有前景的道路。
一
《自由的两种概念》被认为是"当代政治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单篇论文"（swift，2001，p.51），是"我们大多数论证的分析基础"。（shklar，1980）但人们已经认识到，价值多元论与一元论的冲突和紧张才是伯林思想的总问题，因为甚至消极自由之被称赞和被当作一种基本自由亦在于它最符合人类目的和善的竞争的多样性，我们正是通过消极自由所保护的这种自我选择，才能在不可通约的价值中确定我们的生活方式。（格雷，1999）从这个角度，伯林晚年所强调的自由与归属的平衡也许不应当简单地被理解为偏离了他最具特色的价值多元论思想，转而认同了社群主义这个"自由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莱斯诺夫，2001，第288页）而是仍然可以从价值多元论的历史主义方面以及它与价值一元论的张力获得恰当解释的。
在我们看来，伯林的自由概念的真正问题在于他对于理性主义的自律（主）理论采取了简单化的敌视态度，其根源不但在于他的两种自由的区分局限于个人选择的层次，"没有把自由看成一个需要由社会生活来说明和满足的概念…脱离了社会共同生活的脉络…从而无足以构成一套社会、政治理论"；（钱永祥，1999）而且在于他误解了自律理论与价值多元论之间的关系。他不是认为价值多元论必定排斥理性主义的自律概念，就是认为理性主义的自律必然导致他恰当地视作自我选择特别是自我创造之死敌和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之痼疾的价值一元论。正由于他把自律概念与理性主义的自我形而上学紧紧捆在一起，他既无法想象一种对社会和文化的情境保持开放的个人自律理论，也堵死了在修正理性主义的意志自由或自由意志概念的基础上保留和开辟理解自律概念，并在社会共同生活的视野中重新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整合在一起的新途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必须援引美国哲学家哈里o法兰克福特（harryg.frankfurt）在意志自由和自律理论方面的重要工作。
法兰克福特主张，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不在于欲望和动机，甚至不在于有没有选择的能力，而在于形成他所谓"二阶欲望"或"二阶意志"（"second-orderdesires"or"second-ordervolitions"）的独特能力或意志结构。所谓二阶欲望就是对自己的欲望（一阶欲望）的欲望，体现在这种欲望中的是反思地评价一阶欲望的能力，通过这种评价，一阶欲望就有了可欲和不可欲之分；而之所以要在二阶欲望这一通名之下强调二阶意志，则是因为前者逻辑上可以包括那种把二阶欲望的内容和取向完全等同于一阶欲望的情形。而意志自由的引入则需要肯定在经过反思评价后运用意志的力量主动地否弃一种（些）一阶欲望并选择另一种（些）一阶欲望的二阶欲望，法兰克福特把它称作二阶意志。
由此可见，与伯林把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直观地与理性和欲望的二元区分乃至于对立对应起来不同，法兰克福特把这种冲突直接植入人类意志（欲望）的二阶结构之中。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辩护一阶欲望的评价标准和尺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特的研究是一种元（meta）研究，至少在提出意志的二阶结构的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探讨这个问题，但他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坚持人的本质不在于理性而在于意志并不是要否认只有借助于他的理性能力，一个人才能对他自己的意志具有批判意识，并形成二阶意志，而且人的意志结构预设了他是一种理性存在物。（frankfurt，1971）
法兰克福特的分析哲学风格很可能会遮蔽他的理论思考与传统哲学问题的内在联系。但实际上，他的工作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意志结构的探讨，后者区分了两种意志，一种是反思的，经过慎思的意志，另一种是直接的、感性的意志。法兰克福特所谓二阶的欲望或意志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前一种意志概念的复活。（图根德哈特，2003）但是，要把法兰克福特的工作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以及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内在理据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注意它与康德的自律理论的内在关联以及对这种理论的推进。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意志结构理论是笼罩在他对良善生活的目的论理解之中的，用现代政治哲学的术语来说，这种意志结构所支持的选择自由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法兰克福特对理性与意志关系的处理表明他正视了规范与价值的区分，但又把"价值归结为关于元偏好和'高层次意志'的生存论决定上"。（哈贝马斯，2003，第317页）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者们一方面凸现了所谓价值中立的选择自由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把这种选择自由植入主体间的情境中。值得强调的是，要对这种联系做出深入的阐发并为重新理解第三种自由概念铺平道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探讨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西季维克对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的著名批评，以及罗尔斯对这种批评的重构和回应。
二
西季维克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在收录于《伦理学方法》的《康德的自由意志观念》一文中以惊人的洞察力分辨出，康德是在两种不相容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的：一方面有"善的或理性的自由"，另一方面有"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亦即"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这两种意义是不相容的，因为"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愈合乎理性他就愈自由，我们就不能说…他是通过自由的选择不合理地行动的。"（以上引文见西季维克，第517-518页）很显然，西季维克批评的本意是要说明，康德未能在"理性的自由"与"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这不但在自由（意志）的概念上造成了某种混淆，而且使他的论证受制于某种不确定性，并使我们在面对康德的伦理学时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把自由与理性直接等同起来，即用"理性的自由"排除或取代"中性的自由"，并否认自由意志选择恶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也将不得不抛弃康德论证道德责任和道德非难的全部方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强调"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所蕴含的选择自由，那么康德又怎样解释，既然圣人和恶棍的生活都同样是他们作为本体的自我的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作为现象的自我，他们都同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那么为什么圣人的生活表现了他的真正自我，而恶棍的生活却没有表现他的真正自我？罗尔斯在对正义即公平的康德式解释中回应的正是西季维克所提出的这后一个问题。
一方面，罗尔斯继续把康德的伦理学理解为对道德责任和道德非难的恰当说明，并认为它并不导致一种严厉命令的道德，而是导向一种互尊和自尊的伦理；另一方面，无知之幕的限制和相互冷淡的动机假设使罗尔斯有理由把原初状态看成是本体自我理解世界的一种观察点，因为，以各方在原初状态中将会承认的方式行动，显示了他们的自由对于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的独立性。从这个角度，罗尔斯在《正义论》的结束处甚至不无踌躇地宣称，原初状态的观点实际上是透视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一种永恒的视点。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永恒的视点并不是从一个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产生的观点，也不是一个超越的存在物的观点；毋宁说它是在世界之内的有理性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某种思想和情感形式。"（罗尔斯，第574-575页）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罗尔斯仍然使用"本体自我"这样的表达方式，但实际上，所谓程序性解释的要旨正在于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构造主义的解释，在瓦解和摒弃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现象自我与本体自我的两重世界理论的同时，保留自律和绝对命令的观念。
应当看到，无论在康德对于自律的基本要素和根本特征的描述中，还是在罗尔斯对正义即公平的理论目标和价值内涵的刻画中，都明确地使用了消极自由或否定性自由和积极自由或肯定性自由这样的术语，不但自觉地试图把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而且努力论证了自律作为两种自由的共同基础，即本文所理解的第三种自由概念的正当性。
如果我们深入到康德的文本，就会发现存在着对自律或自主的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就是由《纯粹理性批判》提出，而且在此后的著述中得到保留的作为自发性、发动时间中新的因果系列的机能的自由概念，这种"不受任何外在必然性支配"的自由是消极自由；第二种则是《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为我们提供的独立于任何既定法则、自立法度或自律的自由概念，这是积极自由。康德指出，虽然自律起源于消极的自由概念，就是说，自律必须被归于每一个在消极意义上是自由的意志，但作为意志之特性的自律本身却是与积极的自由概念相等同的。但是康德又直接把自律与道德律等同起来，甚至于宣称"自由意志与服从道德律的意志，完全是一个东西。"（康德，第101页）基于这后一种学说容易导致"把只有由道德上的因素所推动的行为才是自由的这一观点归之于康德"，（阿利森，第137页）因此，为了解释西季维克所谓"自由地选择作善还是作恶"的自由，有的论者转而求助于康德后期作品中对于意志与任意（wille-willkür）的区分。与积极自由相应的、用来刻画自律的、能够自我立法的是意志，与消极自由相应的、作为自发性、能够发动时间中新的因果系列的是任意。积极的自律体现在自由的意志中，消极的自律则体现在自由的任意中。严格说来，体现在自由的任意中的消极的自律并不是真正的自律，而是意志的自发性。康德用"意志"和"任意"这两个术语分别刻画统一的意志能力的立法机能和执行机能，意志提供规范，而任意则按照这种规范进行选择。只有当人们相信只有一种意志机能与一类自由，才会误将自由与道德的行为等同起来。全面把握康德的这种区分的关键是要看到，一方面，自由意志不但不取消自由的任意，而且是通过人的自由的任意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自由意志是一个理性的事实，那么自由的任意则是经验的事实；另一方面，"只有存在者有了自由，亦即从肯定的角度被视为基于理性的根据而自我规定的能力（按照法则概念而行动）的那种自由，他被设想为拥有相应的偏离理性规定的能力才可能是有意义的。"（阿利森，第198页）
如果说自律是与理性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而选择是与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罗尔斯的康德式解释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把自律与选择联系在一起，而且把作为一个本体自我的个人选择假设为一种集体选择。在这种状态下，恶棍的原则将不会被选择，这种选择也不能表现他们真正的自我。从罗尔斯的理论目标和他采取的论证策略来看，正义即公平既不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进路，也不是一般流俗的道德学家的进路，前者试图以自由与道德律为基础重建形而上学，后者即康德所谓"通俗的道德哲学"试图通过对自由与道德律的解释，直接解决有关义务和责任的道德论争；而是社会政治哲学的进路，这种进路试图通过原初状态的设计和反思平衡的论证，确定良序社会中的社会合作的根本条件。这也是之所以罗尔斯主要是一个政治哲学家而法兰克福特主要是一个道德哲学家的差别所在。在法兰克福特提出他的意志结构理论前后，意志自由或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是当时道德哲学领域最重要的热点问题。法兰克福特通过提出他独特的意志自由理论，破除了道德责任必定以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定见，并为更宏大、更有社会内涵（即前文所谓"社会共同生活的脉络"）的政治哲学研究奠定了一块不可磨灭的基石。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特的工作仍然带有元伦理学的痕迹。而从其博士论文开始就注重对规则的研究的罗尔斯则已经摆脱了元伦理学局促、琐碎的研究风格的束缚。从这个角度，法兰克福特的工作虽然极大地革新和推进了冷战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笼罩下的历史决定论、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之关系的探究层次，但如果要避免伯林思想之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简陋"、"不足"、"严重的失误"或"致命伤"。（钱永祥，1999）就仍然需要进一步把视野扩展到更宽广的社会、政治脉络中去。
三
从自由概念的角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罗尔斯既不是从消极自由推出积极自由，也不是从积极自由推出消极自由。这是因为，罗尔斯对康德的自律概念进行了主体间性的阐释，其目标是从道德和政治自律这同一个根源推演出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哈贝马斯，2002）在这里，作为后两种自律或两种自由之根源的自律虽然仍冠之以道德之名，但它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律令体系，而是自我立法的普遍形式或形式条件，它所表达的普遍性是一种程序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种自律概念是"道德上中立的。"（阿利森，第140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有理由认为"是参与共同体自我立法实践的公民的公域自律使得私人的个人自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对个体自由的正确界定，应当是一种共同的自我立法实践的结果。"（哈贝马斯，2002，第118页）
正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韦尔默对哈贝马斯（1990年代前）的共同体自由观（aconceptionofcommunalfreedom）的批评。韦尔默敏锐地洞察到这种自由概念有拿积极自由吞没消极自由，使之失去自主性、自足价值和独立证成（justification）基础的危险。（wellmer，1991）认真说来，韦尔默是要求对消极自由进一步作出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内容（极端的情形就是在理性地划定的界限内非理性地行动）当然无法只以形式为基础，但这种区分本身也钝化了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从而可以被包容到后者的框架之内：一方面，形式本身也是一种内容，就正如程序正义也有实质性的正义内容，另一方面，正因为哈贝马斯强调的程序普遍性或自我立法的形式条件是一种"道德上中立的"道德观，它并不排斥实质性的内容，也不妨碍消极自由成为韦尔默所谓"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只不过它再实质，也要以程序理性划定的界限为限。实际上，哈贝马斯对公域与私域之关系的讨论完全不是静态的、形式化的，而是动态的、富有规范内涵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公与私之间的这种互补关系没有任何规定性……民主过程的使命在于，不断重新明确公与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便保障所有同时表现出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同等的自由。"（哈贝马斯，2002，第118页）
戴维o米勒（miller，1991）曾经指出，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种主要的自由传统，第一种是共和主义的传统；第二种是自由派的传统，如果说在共和主义者看来，自由必须通过某种政治方式实现的话，那么，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在政治终结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第三种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传统，这种传统把自由的主要内涵理解成自律。米勒把这三种自由传统与伯林所区分的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认为马基雅维利提供了把自由主义（消极自由）和共和主义（公共参与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纽结在一起的范例，卢梭提供了把前述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和理想主义（理性自律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纽结在一起的范例，而密尔提供了把前述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纽结在一起的范例。
但是，米勒根本没有探讨一种把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理想主义纽结在一起的自由概念，他也忘记指出正是其在流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声名无法与前三位比肩的康德做到了这一点，而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则是对此做出了各具特色的论证的当代政治哲学家。米勒千虑一失的原因除了他的文章写于哈贝马斯的巨著发表之前，还在于共和主义复兴运动在那时虽然走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二元对立的概念樊篱（米勒的马基雅维利图像就是由斯金纳提供的），但仍然只限于基于自由社会的稳定和自我存续的经验性论证，而没有在规范的层次上提炼出自己独特的自由概念。但是晚近以来，在佩迪特"无支配"（non-domination）的自由观的影响之下，斯金纳本人亦开始谈论所谓"第三种自由概念"。尽管佩迪特、斯金纳们与哈贝马斯的学术进路相互独立，甚至大相径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努力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彻底地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抽象对峙，从而使共和主义成为"结出果实的花朵"。唯一但并非无关宏旨的区别在于，斯金纳在提炼出第三种自由概念之后仍然把这种自由理解为消极自由，尽管是另一种消极自由；而如果在哈贝马斯那里也有所谓第三种自由概念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与消极自由（不管是哪一种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列的概念，相反，前两种自由都只有借助于第三种自由才能得到彻底根源性的说明，一方面，消极自由并不是传统自由主义所谓自然权利，诸如自由的界限、诸自由的共存等等都有待共同体自我立法的证成；另一方面，积极自由不再是工具性共和主义所理解的外在手段，而内化到了自由概念本身之中。从这一角度看，当斯金纳强调第三种自由（亦称新罗马自由）与霍布斯-伯林传统的消极自由的差别时，这种自由概念与罗尔斯所谓基本自由相类似，所体现的是对自然权利理论的超越；当斯金纳强调第三种自由仍然是一种消极自由时，他的立场似乎又与坚持私域自律（消极自由）之自我奠基的罗尔斯若合符节，所表达的是对古代共和政治、共同善政治、德性政治的警戒。而佩迪特则无论在自由概念还是民主概念（所谓商议性民主）上都呈现出与哈贝马斯的亲和性，当然，他们都是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家，他们在综合政治现代性的两个维度的同时各擅胜场，各有侧重。而最有悖谬性意义的事实莫过于，恰恰是其政治自由观体现出强烈的公民共和主义色彩的哈贝马斯是现代性的最坚定捍卫者，是彻底的现代性政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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