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方案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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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代化方案篇1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州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和县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总体要求，以党的建设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为契机，推进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有效治理民政系统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到2022年底，社会治理系统化、社会化精细化、法治化、职能化水平全面提升，为建设“安全美丽生态和谐小康”平安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重点任务

(一)规范基层群众自治平台。创新基层协商议事形式和活动载体，全面落实乡（镇）协商议事制度，制定协商事项清单，加强城乡社区协商，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在基层协商中的领导作用，完善村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全乡100%的村落实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机制。

完成时限:2020年底完成

主要任务：1.指导各行政村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

2.落实乡（镇）协商制度，制定协商事项清单。

3.建立村落实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机制全覆盖。

(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增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加强乡域内社会组织综合监管，建立健全检查、评估、社会监督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和诚信自律。

工作时限:2020年底完成目标

主要任务：1.配合组织部门(两新党工委)开展无业务主管单位和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的党建工作。

2.10月开展社会组织综合监管调研工作，制定调研工作方案，于11月制定符合乡情的社会组织综合监管的实施方案，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和诚信自律。

（三)推进道德规范诚信体系建设。在党委领导和有关部门指导下，加强道德评选平台建设，建立村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评议机制。推动100%的村修订或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建立良好的道德约束机制。全面加强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建设，建立健全监督和奖惩机制。指导群团组织、协会商会等加强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建设弘扬公序良俗。

完成时限:2020年底完成

主要任务：1.进一步提高认识，指导未建立红白理事会的村规范建立，在制度安排中突出“村党组织加强领导，村民委员会加强指导，村务监督委员会加强监督”的工作思路，切实把整治城乡基层婚丧事宜大操大办和滥办酒席等行为摆上重要日程。

2.持续推动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修订完善工作。结合村情实际，围绕公共事务管理的基层规则和村民道德的基本要求，制定涵盖乡村振兴、公共环境卫生、公共安全、公共基础设施、移风易俗、新风正气、公共道德、家庭美德、集体资产处置等重要事务和热点问题的村规民约，突出村规民约的特色性、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四)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制定县职能部门、乡（镇）在村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依法确定村工作事项。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合理确定管辖规模。

完成时限:2020年底完成

主要任务：根据州民政局印发的《县(市)职能部门、乡（镇）在村(社)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结合我乡实际，制定乡级《权责清单》。

(五)完善基层群众自治载体。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100%的村建立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议事会、理事会等议事协商载体，开展群众说事、民情恳谈、百姓议事、妇女议事等协商活动。

工作时限:2021年底完成目标

主要任务：1.配合县司法部门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

2.在2021年底前，协助指导各行政村完成100%的村(社区)建立村(社区)议事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小组、社区网格议事会等协商议事形式，定期开展群众说事、民情恳谈百姓议事、妇女议事等协商活动。

(六)加强专业社工队伍建设。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建设和社会服务机构建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不低于全县户籍人口的1‰。探索社会工作者分类分级管理办法，推进网格员、人民调解员等队伍与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融合发展。

完成时限:2022年底完成

主要任务：1.2021年第一季度加大专业社工人才培养的宣传工作力度，积极动员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参加专业社工的人才考试；第二季度完成一期辖区内所有社区工作者的培训工作。第三季度要重点孵化培育发展扎根村组、服务专业的村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成熟一个、审批一个、注册一个。

2.2022年第一季度加大专业社工人才培养的宣传工作力度，积极动员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参加专业社工的人才考试；第二季度继续开展辖区内所有村工作者的培训工作。第三季度重点孵化培育发展扎根村组、服务专业的村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成熟一个审批、注册一个。

（七）推进城乡社区规范化建设。稳妥推进村改社区和村(社区)调整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完善乡（镇）、村（社区）规范化建设。

完成时限:2022年

主要任务：1.根据县情，结合民政职能职责，持续推进村改社区和村(社区)调整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选齐配强居民组长、居民代表。

2.积极申报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项目，配合组织部门整合“六站一平台”，配套建设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实现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覆盖，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90%以上的目标。

3.配合政法委、公安部门和司法部门推广城区“一区一警两辅”和农村“一村一辅警”模式，实现“一社(村)一警(辅警)”100%全覆盖、一社(村)一法律顾问100%全覆盖。

三、工作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市(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创建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集中力量抓好抓实。要同步建立领导机构，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领导体制和责任体制，切实做到组织到位、领导到位、责任到位、保障到位，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

社会治理现代化方案篇2

档案工作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履行其服务职能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958年的全国第二次档案工作会议上提出过一个方针即“以多快好省地开展对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为纲充分发挥档案资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来为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和生产建设服务为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这个方针是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形势以及全国档案工作发展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它为档案工作指明了服务方向。档案工作也正是把握住了这一正确的服务方向而开展档案利用工作的，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档案工作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相反在“”横行时期认为“利用为纲”是修正主义路线从而使档案工作失去了正确的服务方向。实践证明档案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才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在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上不致于失去前进的目标。

因此新时期档案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开展档案利用工作为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大胆地进行档案工作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既要积极又要慎重要以邓小平同志指示的“三个有利于”为前提无条件地执行党关于档案开放、开发、公布与利用的方针、政策、法规坚持以社会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原则实现档案工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统一确保党和国家秘密的安全维护安定团结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档案工作的服务职能有一个正确的政治定位。

二、服务形式的精品定位

档案工作的服务性突出地表现在档案利用工作这个环节上。提供档案的服务形式包括档案的检索及开发编研档案信息等。服务形式的精品定位就是使档案检索及传递的档案信息最有效、最具特色。

档案检索方式有手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在目前传统的手工检索占有很大比重各档案部门在手工检索的途径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编制了多种形式的检索工具。但实践证明有一些检索工具是重复的或者是编制不科学、用起来不方便的。不仅利用者不常用就是档案人员也不愿用。在编制检索工具中出现了求“多”不求“精”的现象，出现了一个误区认为编制的检索工具越多档案工作服务质量越高。但事实正相反正因为编制了一些不科学、不易操作的检索工具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影响和限制了其它利用工作的开展反而降低了服务质量。

在信息开发和编研工作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选题不典型盲目性大。一些档案部门为达标升级应付检查随便选几个题人人都来编研使编研产品层次低质量差实用性不大利用价值更小。有的选题虽好紧跟形势但因编研时间过长失去了时效性影响了作用的发挥。

针对这种情况面临社会的发展及现代技术的应用档案部门应转变观念在服务形式上树立“精品”意识。不要再编制不科学、利用率小的手工检索工具应编制一些必要的、方便利用的手工检索工具并作为向机检过渡的基础工具检索形式要在计算机检索上多做文章不断研究探索计算机检索的有效途径。开发编制标准统一、利用者易操作、高质量、全方位的计算机检索途径逐步取代手工检索为利用网络技术提供档案信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创造条件。在信息开发及编研工作上要根据利用规律及社会各项工作发展的趋势、目标提前作出预测有目的地进行选题突出重点使开发的信息及编研的成果具有特色积极利用现代化的开发编研手段加快开发编研的进度缩短开发编研的时间多出“精品”通过最快捷的检索途径把最优秀、最有价值的档案信息传递给利用者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服务人员的素质定位

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决定因素档案工作服务质量的好坏服务人员的素质是关键。在档案工作不断深入发展过程中人员素质内涵不断丰富。人员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时代意识。

1政治素质指档案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政治态度及职业道德等。这就要求档案人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按照同志提出的“讲政治”去做做到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加强政治纪律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要在涉及档案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恪守档案工作纪律贯彻执行《档案法》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热爱档案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当无名英雄更新观念开拓进取。

2业务素质是指档案人员履行职责的知识水平和技术实践能力。档案人员应具有较高的、相应的专业知识即不仅学习掌握档案学理论知识还要熟悉与档案工作相关的文化、理论与科学技术比如文史知识、社会学、情报学、统计学、心理学、传播学及现代化设备的操作技术，特别是从事信息开发和编研工作的人员必须以“博才”或“通才”取胜。档案人员不但要有继承传统档案工作理论的观念还要有研究探索档案工作发展中出现新情况的意识利用先进技术解决新问题丰富和发展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3时代意识就是指档案人员应具备与时代步伐相一致的思想观念。

1信息意识。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档案作为信息资源的组成部分档案人员应增强对其信息性的认识程度提高辩别水平和处理能力增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意识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档案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

2市场意识。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档案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档案人员应开发档案信息并主动与市场经济接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为其服务树立起强烈的市场意识。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竞争机制档案人员使档案信息进入市场首先要有质量意识、效益意识，要根据信息市场的需求优化服务措施提高服务质量开发含“金”量高的档案信息并及时把能产生极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档案信息推向信息市场，使档案信息在市场环境的作用下找准位置发挥其作用。

社会治理现代化方案篇3

[关键词]刑事冤假错案；法治目标；法治人格；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DF73[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6.005

人格并不是一个被社会和文化决定的被动概念，从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一方面社会和国家的现代化依赖于人格的完善和现代化，另一方面人格的现代化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二者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之中。事实证明，人格的现代化是社会和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一个国家，只有当其国民都成为现代人，其国民人格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之时，才可称为现代化国家。所谓法治人格就是指司法工作者所应当具备的特殊人格――健康的心理、正确的价值观、独立公正的品质、崇高的法律信仰与个人道德操守等，以整体性、连续性方式呈现出来的心理品质和道德意识。法治人格的水平和状态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现代司法工作者的法治人格不仅应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还应高于现代社会一般公民的人格，这是社会对司法职业人肩负社会公平正义使命的特殊要求。缺失现代法治人格的司法，其结果或者陷于机械、冷漠的司法和执法，或者陷于权力滥用，司法被异化为利益的工具。明确的法律规范并不必然带来司法的公正，充分的证据也不必然产生唯一的、正确的裁判结果，良好的法治水平离不开完善的法治人格。可以说，完善的现代法治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是加强司法专门队伍建设的重头戏。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和实践部门所重视的是法治层面的制度、规范等硬件建设，对法治人格特别是司法者人格等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关注明显不足，当前时有发生的冤假错案和政府违法强拆纠纷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案件和纠纷中，司法者和决策者置既有的法律程序和相关制度于不顾，为错误的发生继续背书或者罔顾相关者的正当权益而追求自身特定利益，表现出一种道德人格的失范，这应当引起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高度重视。法治的深化不仅要有良好和完善的法律规范，也必须有善良、正义、高尚的执法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这支专门队伍的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一种特定的道德人格。现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也规定，法官应当有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公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念，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和良好的个人声誉，这也是对现代司法者人格的专门要求。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分析刑事冤假错案形成的原因为基础，探讨法治人格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关系，以期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理原则的具体落实找到切入点。

一、当前刑事冤假错案形成的原因：规范问题抑或人的问题

当前我国司法领域中刑事冤假错案的不断发生，不仅严重冲击了民主与人权社会下的法治目标，而且对于具有保障人权功能被称为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来讲，如同建设到了半截的大厦，突然发现地基之下存在没有填实的空洞，给人一种深层的挫败感。显然，要想堵上这样的“空洞”，前提是要界定清楚刑事冤假错案形成的主要原因。刑事冤假错案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和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无疑是多元的、复杂的，甚至是历史的、规律性的，分析的视角不同，原因就会相异，措施也各不相同。综合而言，对现有刑事冤假错案形成原因的分析视角主要有历史视角、认识论视角、司法规律视角、政策视角和制度规范视角。历史视角主要是指出封建的、改革开放以前的对犯罪人客体化定位的影响，因而需要改变对被追诉者地位的认知；认识论视角则认为刑事案件的复杂性并不都是人所能驾驭的，回溯既往事实的过程不免具有非至上性，因而实现公平正义要受人自身短板的制约，错误在所难免；司法规律视角指出，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任何案件都难以做到百分之百正确，对错案充其量只是可以控制在正常比例之下；政策视角则认为刑事冤假错案的产生与一定时期的刑事政策乃至国家政策的偏重或失当有关，也与绩效评价体系失当有关，因而需要及时调整政策导向；制度规范视角主要是强调现行刑事法规范仍不周延、存在程序非正义性，仍需要从弥补刑事法体系漏洞方面加以努力。

毋庸置疑，这些分析及其对策对于认识刑事冤假错案的形成原因和减少乃至遏制刑事冤错假案的发生有着积极意义。然而，除历史视角外，其他视角大多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即侧重于外在的物的原因，或客观的原因，甚至是宿命的原因，并未完全找到刑事冤假错案形成的真正原因。例如，在“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杜培武案”“浙江叔侄两张案”“李怀亮案”等被媒体充分关注的刑事冤假错案中，将刑讯逼供或非法口供作为有效证据定案是构成这些刑事冤假错案的共同特征，是司法者人为不当等主观因素而非法制滞后等客观因素造成了这些错案的发生。正如一些学者早就指出的那样，检控方的不当行为在错案中几乎百分之百存在[1]。何家弘教授对法律从业人员的问卷调查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出于办案人员本身原因的占半数以上[2]。法治建设的要义无非是着眼法制与人两个方面，对于刑事司法来讲，就是刑事法特别是刑事程序法与司法者，前者可称为“物”或“硬件”的要素，后者可称为“人的要素”或“主观要素”。所谓“物”的要素是指健全、科学、合理，符合民主与人权理念要求的刑事法律体系、制度及其机构设施，这是实现法治的前提；“人的要素”则是指具有良好道德和正义操守的司法者，司法者的这种人格特质我们可以称之为法治人格或司法者道德人格。如果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多系人的主观因素而非“物”的因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那么那些从认识论、规律论、政策论和制度论视角的分析及其对策，从根本上就可能与存在的“空洞”发生错位，从而显得言不及义。虽然法治建设的第一步的确应该是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从刑事冤假错案屡次发生的教训来看，仅仅重视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1979年颁布以来，历经两次修订，出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规章，同时也出台了很多有关禁止刑讯逼供和禁止采用刑讯逼供证据的规定，无论是针对侦查阶段、审查阶段还是针对审判阶段。在上述法律文件中，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程序更加具有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性质。然而，吊诡的是，事实上大部分刑事冤假错案仍发生于这一时期。2010年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也不令人乐观。一旦出现错案，往往并非被告人、辩护人没有提及，而是某些司法人员对非法证据排除有着内心的抵触，从而罔顾那些有价值的否定意见。实际上，不仅是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偏重于制度构建而忽略司法者道德人格建设，就连学术界的研究也是如此。从1985年至今，法理学年会没有一届是以探讨法治建设中人的要素为主题的，法理学界尚且如此，更遑论部门法学界。

无论是刑事法律还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构建，30余年法治建设的最大成绩就是法制的不断完善，然而上述情况很清楚地显示，单靠法律修订似乎难以彻底解决问题，至少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上是如此。任何制度都会存在漏洞，这是经反复验证了的道理。法治建设必须是法制之“物”层面和“人”之主观层面的双向建设，如果单单依赖于复杂而精巧的制度规范，而缺失一套约束和引导人自身心灵完善的人格道德体系，那么那些以正义名义和法治名义的非正义、非法治就会潜存暗在。因为法律制度总是要通过人来实施，人对待法律制度的态度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法律目标的实现。如果不解决司法者的道德素质问题，即构建法治人格，这种法治最终无非是单腿走路，难以自立和长久。过去的逻辑是只要有好的法律，完善的法律制度，人不是主要的，或者说，传统社会过于强调人的作用，而法治就是要剔除人的作用。然而，无论多么高明的立法，都需要人来克服法的僵硬性，如果司法者不是出于善良、公正的立场，那么，这样的法治并不会比传统的人治更好，出现刑事冤假错案似乎就是这种错误的法治建设思路必然的产物。

总之，就当前刑事冤假错案屡发的现实来看，如果仅仅着眼于制度的构建和完善而不加强司法者、执法者素质的提高和法治人格的构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令人遗憾的是，除个别学者[3]外，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充分关注这一问题，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其后果将是严重的。

二、我国法治建设中忽视人的要素的原因与后果

1.人的要素被忽视的原因

一是与我国缺乏法治建设经验有关。就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规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言，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经验，法家思想支配下秦王朝的任法去私，不仅太过短暂，也和今天的法治目标、理念大相径庭。法治思想在中国的起源，只能追溯至近代清末的法制改革，后来的民国政府也为法治做了一些工作，这基本上构成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法治建设的全部过程。但这期间中国法治工作积累的与其说是经验不如说是教训更为妥当。因为在君主政体下、在专制思想下、在战乱环境中无法推行法治，即使好的法律和政策也是有心无力。换句话说，在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法治实践中，我们虽不缺乏立法，也出现过许多现代法律制度，但缺少真正能落实这些制度的外部环境。20世纪后半期以来，这些制约因素被彻底消除，我们了君主统治，消灭了军阀专制，有了和平的社会环境，也实行了最具广泛性的民主。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们已基本上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然而总体来看，在遇到障碍和困难时，我们民主法治建设的思路和方式仍然没有超出清末和民国的模式――大规模或频繁地立法，遇到问题后再修法弥补。我们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建章立制，而不是去兑现、落实。结果是潜规则也好，法律停留在文本中也好，冤假错案也好，法治之效果远不尽如人意。这样的法治建设是偏颇的，还没有认识到法治建设的真谛。显然，法治绝不是有形式上权力制约的民主政治体制、有丰富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实施机构就可以实现的。

二是与我国现代史上的伤痛记忆有关。就没有法制带给中华民族的伤痛记忆来说，最近的当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在“”中的极端化表现。在“”期间，传统价值观和现代法治观念完全被造反、斗争观念所压制，法治所维护的人权、自由、平等、尊严被绝对民主、绝对平等、绝对自由的阶级斗争观念打得一败涂地。正因如此，人们常以无法无天来指代“”对社会秩序的极端破坏。我们需要法治来保障我们的社会秩序和诸多权利，需要法治来疏导和缓解各种诉求，“”带给我们的深痛教训就是在保障社会秩序和诸多权利方面，法治要比人治可靠。封建社会虽有因人而异、秩序差等的人治，但并非没有律法，因而也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经历的“”灾难，则成了既无法律也无秩序的纯粹人治，其比封建社会人治的后果更为严重，这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人的怀疑和对法律作为普遍平等保护规则的信任。当然，对于经历过“”惨痛教训的国人来说，这种对历史的觉醒和警惕是无可厚非的，但任何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实施都是以人为实施者而后才回归到人之主体性上的，因为曾经的伤痛而忽视人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进而忽略司法者、执法者法治人格建设和维持，有可能陷入唯制度主义。唯制度主义无疑也是偏狭的，如果仅建设抽离道德人格的法治，则可能再次品尝另一种苦果，刑事冤假错案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证。

三是与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有关。自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倡导至今，现代性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性核心元素――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法治等，其哲学旗帜是自由主义，政治模式是代议制民主政体，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法治则构成前三者的基石和保障。这种起源于欧洲、北美的现代文明显然已经不再是一种地方文明，当前，它几乎成为了普适价值的代名词，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就是西方现代化思想推向全球化的总号角。事实上，中国100多年来的曲折历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一部由传统社会不断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然而，中国百余年的现代转型留下的多是教训，我们经历了惨重的失败才找到了适合中国自身国情的革命和发展道路。完全地倒向所谓西方的现代性令我们吃尽了苦头。经验教训提醒我们，抛却自身文化资源的现代性注定难以成功，中国的现代性或者说社会的现代转型固然要处理好中西关系问题，但也必须处理好古今关系问题。事实证明，我们在经济模式、政治模式乃至社会模式上不同于西方的独特认知和道路，正获得世界越来越多的认同，有人甚至提出这就是“北京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经验就是中西结合，不脱离自己的国情和社会基础。同理，法治的现代性建设是必然的，但我们也必须要处理好中西关系和古今关系问题。如果说“北京共识”真的成立，那么中国法治的现代性就证伪了“华盛顿共识”下唯一法治模式的真理性――其并不是什么普世的法治模式。现代性历程和模式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多元性表明，法治也必然不是可以抛开自身历史资源而随意照搬就能成功的。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实践来看，在法治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那样有更为理性的判断，而是基本上停留在对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道路的模仿上。特别是我国学界存在一种普遍认知，中国无法治传统，只能完全学习西方，中国法治资源匮乏，无法与现代法治对接，甚至也不存在现代转换的可能。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几乎都被现代法治所抛弃，这当然包括道德人格的重视与栽培。

2.人的要素被忽视的结果

（1）导致法治目标工具化

法治作为治国的一种方略，具有工具性，但是法治手段的定位与此是有区别的，这既体现在历史上，也体现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上。比如，法西斯法治的工具性与现代社会法治的功能显然有别，主要体现在追求和实现的目标不同。如果按照现想的成熟的法治社会来要求，法治则是约束和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核心方法，是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主要手段。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法律就是写满了人民权利的一张纸、一本书。现代法治虽然必然带有统治者实现其统治所必有的强制、调整、指引和规范功能，但这些功能是附加在前者之上的，后者是为实现前者而存在的，它们本身不是目标，这是法治工具的正当，也是法治存在的价值。如若法治变成了一种被利用的、更多是服务于执政而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手段，法治存在的价值就是形式化的，法治就变成了依靠法律的另一种管制，从而成了治民之器而不是保民之盾。当然，理想的法治社会即使在当今法治较好的西方社会也不能完全实现，但现代社会的民众特别是司法者至少在理念上应当如此认识和追求。

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就存在着将法治的工具价值演变为终极价值、借重法治的管制价值而非保障价值的现象。例如，在刑事领域，一些案件是否立案，体现的不是法律意志而是某些官员私人的权力，随意立案或不立案，以人查案，某些犯罪的惩治竟是肇因于得罪了某位领导。在事关入罪还是除罪问题上，一些司法者并不是从事实和法律本身去考虑，而是从办案单位的社会评价、任务绩效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稳定等来综合衡量；还有一些司法者甚至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立场，成为某些决策机关或首脑人物推行某种计划、政策的清障车。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凡是不能积极配合某种特定政策推行的，就有可能被捕并被惩，而民众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维权，则被拒不立案，或打不赢官司。在这些案件或事件的处理中，都以法治之名出师，隐现的却是人治的背影，权力机关或者决策者只是在利用法治、利用司法或者说利用“依法办事”。显然，在上述情形中，法治已经成为橡皮筋，可长可短，可用可藏，从根本上背离了法治的目标，把法治这种新的治理工具本身当做了社会目标。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追根溯源，还是因为我们只看重立制，而没有注意到如何强化和改善司法者的道德人格。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可以用更为严密的规范来制约人对权力的恣意行使。这的确是重要的措施，但绝不是唯一的有效措施。如果司法者、执法者心中没有法治精神、道德情操和法治目标，那么他们总会遇到需要他们理解甚至解释规范的机会，而人的因素就会再次在负面价值上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我们不引导和构建全社会特别是司法者、执法者的良好道德人格，那么我们在避免法治不成为某些领导人权力的工具，而是成为人民权利的保障者方面的举措仍是不周延的。

（2）导致法治非道德化

法治的正义目标要符合社会期待，就不应只停留在概括的正义层面，而应力求具体的正义，这离不开自由裁量的运用。即使法律尽善尽美，避免了抽象性从而减少了人为操作的空间，也仍然无法脱离司法者、执法者个人的主观认识与道德立场，故把法治作为冰冷呆板的法条的适用是错误的，而为实现具体正义，恣意裁量适用法律也必须被禁止，法治正义的恰切目标是实现有人性化、道德化的法治，非道德化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法治的道德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本身容纳的道德因素；二是法治之操持者本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司法中的体现，即司法者具有法治人格。法律本身具有道德性是实现法治道德化的前提，但并不是其充分条件，要实现法治的道德化还必须解决司法者的道德观问题。

目前，在一些刑事案件的处理中，一些执法者、司法者坚持了法律的形式性和一致性，将其视为严格执法和实现法治的要求，这种坚持固然不错，但基于什么样的情况和目标去坚持，就牵涉到司法者的道德层面。例如，前文述及的把刑讯作为办案手段，对非法证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路过关，把单位利益乃至个人利益凌驾于实现社会正义和保障人权之上等现象，这些行为要么发生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空间，要么发生在司法程序的冷漠应用中，单靠缜密的事前法并非完全能够奏效和消除，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司法者的道德觉悟，在道义和法律的双重制约下才可能最大限度接近具体正义的理想。在社会的行政治理方面，应该说，当前的大部分法律法规都贯彻了对秩序和人权、发展与稳定的双重理念，以严重践踏人权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绝不是法律和政策的内涵和精神。当然，一些法律规范不甚明了或相互冲突或存在法律空白，也是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但前述法治理念应当是全部执法的出发点和紧箍咒。然而在实践中，一些部门和人员片面地追求所谓的法律形式规范要求，而不注重行政治理目的，导致以法治之名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频频发生。比如，组织不明身份的人半夜把人绑架出房屋抛弃荒野的野蛮拆迁，把死人从坟墓中强制挖出并于现场浇油焚烧等。在这些事例中，作为一种高尚和正义手段的法治就变得很龌蹉，这与执法者的道德观、价值观不无关系。

进一步说，再好的法律如果在缺乏道德的层面上去执法、司法，也不可能有法律初衷意义上的良好实现，何况法律本身还不甚完善。令人忧虑的是，现实中，很多“依法办事”不是从执法、司法的终极功能和价值上考虑的，而是在一种违背正义目标的短期利益支配下进行的，即使它的结果偶然地符合了法治精神，我们也不应听任这种非道德化的法治存在，因为它本质上是背离以人为本的。实质上，西方社会法治的成功并非只靠一套繁杂的规则体系，而是靠“物”的要素和人格要素的复合体。

三、西方宗教观念的承继与法治人格的形成

1.西方宗教观念对西方法治人格的影响

西方宗教不仅影响了西方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而且影响了西方的法律，特别是塑造了司法者的法治人格。对此，西方学者有深刻的洞见。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阐明了西方宗教对法律形成的影响，然而伯尔曼的阐述也隐含了另一重意涵，即基督教蕴含着强大的符合法治精神的道德力量，宗教基础客观上为法治推行培育了社会的乃至司法的人格和信仰。西方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在阐释西方宗教精神对西方的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影响时，也把基督教新教伦理人格作为核心联接点。台湾学者林端[4]指出，韦伯或潜或显地指明了四种宗教伦理类型，即巫术伦理、仪式宗教伦理、法则宗教伦理、救赎宗教的心志伦理。其中，心志伦理是韦伯眼中宗教伦理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是一种原则伦理、人格伦理与自律伦理。在韦伯看来，所谓心志伦理就是“冲破了个别规范的刻板类型化，有利于朝向宗教救赎目的的生活方式的有意义的整体关系。它认可的不是神圣的法律，而是一个神圣的心志，可依情景用不同的准则来加以制裁，灵活而有适应力。它不是刻板类型的，而是革命性的由内而外对它所创造的生活方式的任一方向发挥作用”[4]。正是在心志伦理意义上，韦伯发现了新教伦理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选择性的亲和关系。韦伯虽然不是直接阐述心志伦理与西方法治的联系，但他在对宗教观念与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相关性的论述中，隐含着宗教观念与西方社会全方位的联系，因为宗教伦理精神对西方人格的影响绝不会只停留在思想的某个角落，因此，我们借用韦伯的论述间接说明宗教伦理对法治人格构建的作用也并不为过。正如他所言，宗教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心志伦理。

就西方社会来讲，基督教是塑造守法和爱人的道德人格的基础。基督教认为有两种行律法之人：真正行律法者和假冒行善者。真正行律法者是那些被基督的信心所驱使的人；假冒行善者是那些想要靠着机械地施行善工以获得称义，却在心中远离上帝的人。《摩西十诫》被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梅兰希顿等宗教大师称为自然法的基本渊源和总纲，但事实上，大多数中世纪思想家都认为，《十诫》属于内在属灵的道德律法，而不是关于外在市民生活的自然法，相应的中世纪传统中关于《十诫》的讨论均发生在信仰告白书籍而不是法律书籍当中[5]。换言之，《十诫》讲的是私德，而非公德。

基督教十分注重爱人的品性。《圣经》要求，教徒应当因信称义，耶稣也告诉律法师爱人如己，这是基督徒必须遵循的。圣徒保罗也反复指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基督教经典《哥林多前书》第13章也提到，爱是良善的源头，一切善行都由此流淌出来[6]。行善与憎恶是一致的，《圣经》甚至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憎恨邪恶，这是区别真伪信仰的标志。在基督教伦理规范中，教徒对世人的爱和遵守律法是一体的。对此美国法学家伯尔曼[7]（p74）讲到，耶稣并未将爱与法或法与公义、怜悯分开，也没有把法的公义与怜悯由它的技术方面――“薄荷、茴香、芹菜”分离出来。相反，他坚持以律法的精神和目的，即以爱来阐释所有的律法，而不是拘泥于字面意义，机械为之。

可见，西方宗教伦理对西方社会包括对西方司法者的人格道德和价值观发挥了铸造灵魂的作用。实质上，无论是将《十诫》视为自然法的终极渊源和总纲从而构成世俗统治者制定实证法的模型，还是将其视为内在属灵的道德律法，其对西方法治人格的自律性塑造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2.基于人格要素的西方法治建设经验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西方法治是建立于宗教观念基础上的，宗教不只是对法律制度产生了影响，更对法治中人的道德人格提供了规范。当然，这只是一种表层的认识，还不是西方法治带给我们的理性经验，其真正启发我们的是：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其法治道路，都是基于相应文化地域内的传统、情感、理性乃至超验认识建立起来的，充分利用和发掘这些文化资源更有利于现代法治理性的建构，推倒一切、重做一切的并不是西方法治所经历过的路径。关于这一点，不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谈到过，黑格尔也有阐述：“宗教的形式怎样，国家及其组织形式就怎样……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和耶稣教的国家在气质和组织上仍是不同的。民族的气质是明确的和与众不同的，从一个民族的道德、政治组织、艺术、宗教和科学诸方面都能感受到民族气质的独特之处。”[8]西方学者卡迪纳也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以不同的生活目的和价值为特点的，在现代社会，基本人格是在四五千年的历史时期保存下来，极少变化，并通过儿童的教养一代代复制下去的[9]。这种基本人格说与文化精神说讲的都是同一道理。

当然，在基督教问题上，西方并非没有伤痛和教训。比如，宗教裁判所的异端惩治和以宗教规范来剥夺人的自由等。但正如每一种文化在后人追溯意义时都存在应被丢弃的缺陷和不足一样，后人汲取的只是其精华和优秀成分，这不仅是文化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后人智慧理性选择的结果。基督教对西方法治传统的正面价值实质上都得到了合理的发挥，比如司法者的着装、无合理怀疑原则、内心确信、自由心证、证人宣誓等原则和制度，都有宗教神学的先天基因，当然司法者的人格道德规范与自律意识也在其内。伯尔曼曾指出，世俗法中的诸多制度、惯例、规则、概念和价值等，至少在美国法律传统所及范围内，这些原则的任何一项，即便不是出自《圣经》原本，也是符合《圣经》精神的[7]（p86）。对西方而言，其法治元素中如果抽取了宗教伦理信仰的力量，其法治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不复存在。

总之，西方法治对宗教因素的创造性承继带给我们的经验就是：不能忽视理性精神背后的非理性因素支撑，正是这种非理性因素赋予了理性更为持久的作用力。遵循这一经验，我国法治建设应从自身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着力点，尤其是法治的道德人格力量。事实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规范对人格的塑造与现代法治完全具有逻辑的纽带，而不是像多数舆论所认为的水火不容。当然，如同西方宗教也是经历了韦伯所言的祛魅化才被法治理性所嫁接一样，对儒家伦理规范的现扬也离不开对儒学祛魅再生的过程。

四、我国法治人格的形成需要传统儒家伦理的祛魅与现代转换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并非源于宗教，这是我国法治要倚重的精神性元素与西方的重大区别。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格的塑造是通过礼乐文化和儒家思想来完成的，从先秦孔孟至汉儒，儒家伦理观理想人格的标准和模板已基本形成，这种人格并非通过民间层面自发形成的，而是借助于历代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正面建构，最后形成了一种官方文化精神。这种人格文化精神的核心并非像西方宗教一样去信仰现世之外的超验力量或象征物，而是通过现世的自律自修达致高尚或完美。君子就是这种人格文化对大多数人的要求，圣人则是君子的最高境界，未接受这种人格规范的规训者为常人，而规训失范者即为小人。所有这些人格自律的伦理规范与儒家关于与上天、家庭、社会、国家相处的基本规范互嵌在一起，以致其政治、法律、礼仪、信仰都离不开伦理的支撑，因此，就其主导的精神气质而言，儒学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类型的文化。中华文明最突出的成就与最明显的局限都与它作为主导倾向的伦理品格有关[10]。然而如同西方基督教在历史上并非都做了对历史有益的事情一样，这种过分注重人格塑造的伦理文化也存在明显缺陷，即这种伦理规范要求促成了一种以君主、父亲、丈夫为行为规范核心的依附性道德观。这种文化土壤导致了现代平等、人权理念难以从中自发产生。虽然有些学者已经对近代以来学界对古代“三纲”的误读提出纠正[11]，但主流声音还是认为正是“三纲”导致了古代中国人格的等差和权利、地位的迥异，乃至形成了一个秩序差等、互不僭越的文化氛围。也正因为这是一种严重束缚独立性与平等性的人格观，故被认为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对古代道德人格自律的正面肯定和认可仍是必要的，在这点上，韦伯对西方宗教祛魅化的认知值得我们借鉴。

在韦伯看来，宗教的发展就是从非理性的巫术和迷信向理性的宗教演进的过程，其所指出的三种类型的统治也都与宗教的这一发展路径有关。韦伯认为，在卡里斯玛型统治类型中，宗教先知以自己超凡的品格与魅力吸引人们，提出预言和戒律，指示一种生活方向作为神圣价值去追求[12]（p61）。这些系统化了的教义和伦理，超越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使宗教向理智化、理性化方向发展，“一旦发展为有条理的生活方式，成为禁欲主义或神秘主义的核心，它们就开始超出了巫术的前提”[12]（p63）。韦伯这里所说的“理性化”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破除巫术的程度。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主旨在于通过对世界几大宗教的理性化程度及其发展方向的比较，得出新教怎样在漫长的发展中逐步减除巫术和迷信成分而引发出一种普遍伦理（以及伦理如何影响人的经济行为）[12]（p59）。法理性统治类型正是借助祛魅后的宗教理性的力量，法理性统治的诞生是宗教不断理性化发展的结果。至此，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成功地将新教伦理精神的价值论述为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包括法治道路的重要基础：世界祛除巫魅，宗教理性获得新生。受此感发，中国传统文化也应当有一个祛魅和涅的过程。这里需要祛魅的是儒家伦理观中的等级地位和非平等人格及其依附原则，将儒家人格塑造的伦理规范转化为现代中国人修身和做人的规范，倡导一种积极入世的做人原则和生命意义。

现代法治固然必须借助于外在的制度、机构，但从西方的经验尤其韦伯对法治社会形成的论述来看，现代人的法治信仰和价值理性的形成都不是与历史断裂产生的，而是借助于一种历史资源力量的脱胎和转化。西方社会借助于宗教，东方文化影响地区则可借助于儒家伦理，这一点，在成功实现法治的国家已得到了印证。例如，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日本等地的法治之所以昌盛，恰恰是因为它们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思想没有进行过政治统治层面大规模的切割或是无设禁的地区。虽然我们很难用证据来支撑这种联系，但也无证据来否定这一推断。相反，在除此之外的中华文化影响下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至今尚没有出现成熟的法治社会，这或许与缺乏传统儒家伦理的祛魅和现代转换有关。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文化体的现代性建设中，文化的连续存在和自然传承是一种历史必然。

五、结语

正如伯尔曼所言，“法律不仅仅是规则和概念，法律还是并且首先是人们之间的一系列关系”[7]（p74）。伯尔曼批评了将法律和道德绝对对立的做法，认为法律既不能被视为独立于其根本目的的纯粹之技术性或机械性制度，也不应被当做与社会表达形式无关之纯粹个人的或特定的情感，应是法律制度和有道德的人之结合。对于宗教社会而言，伯尔曼借用路德的话指出，法律不只具有要求人们忏悔和以惩罚恐吓他们的否定价值，它还具有为那些想要为上帝尽责的人提供指南的肯定价值[7]（p84）。可以说，没有西方的宗教就没有西方的法治人格，西方法治的成功不只是、且首先不是通过制度体现出来的，正如韦伯所揭示的那样，首先是通过内在人格精神的塑造来形成的。因此，现代西方法治就其经验层面来说，好的法治必然是外在的规则与内在的人之恰当结合，缺了后者，法治就只是法制而已。西方法治人格对西方法治的功能还转承在司法的权威性上，对法官本人人格魅力的崇信而基于其做出的裁决，从而法官的权威就是司法的权威，这也是我们很少闻及有人言论西方法治社会司法权威不足的原因之一，而在中国对司法的怀疑则甚为正常。这当然与法制滞后、漏洞和执法不严有关，但也与现行司法者的人格因素有很大联系。无论在完善的还是在不完善的法律面前，司法者都还没有在国民心中树立一个为正义献身且有崇高道德感的形象，而展现太多的则是一种生硬冷漠、唯命是从、利益横生、缺失伦理的司法官僚形象。

对于刑事诉讼而言，司法者的独立人格精神和理想尤为重要。刑事诉讼关涉三部门和四方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这使刑事诉讼成为检验司法者法治人格的最重要阵地。对于刑事冤假错案而言，以现今甚或10年前的法制普及程度，无论是侦控者还是审判者，因为法律知识的缺乏或案件本身的技术难度而导致错误，都是很难想象的；大量的是对于被告人与律师的合法辩护不予重视，不积极去阻止侦控部门的不当行为，对法律禁止的事情听之任之，任潜规则肆意毁坏法律的本意、视人权价值于不顾，以致让一个又一个无辜公民被铁窗销蚀掉宝贵的青春。诚然，这种明知而不为或不敢为、在正义和事实面前不选择抬头而选择沉默的做法与体制性问题有关，但也与社会缺乏共同的人格导向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刑事司法者法治人格的缺失可能正是酿成刑事冤假错案的前奏。正是在遏制和消除这种不正常的司法生态乃至提高全社会公民素质的意义上，我们需要从西方宗教精神的现代转换中汲取经验，来充分挖掘我国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司法人格构建中的正面价值。对于实现刑事法治来说，崇高的人格不仅会使良好的法律得以严格执行，也会使法律的漏洞得以恰当补救，更能够在国家与人权保障之间取得合乎社会要求的平衡。有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和做人准则的激励，才能使司法者不逾越底线，坚守良心，规范司法，顶住压力，把每一个案件都放在律法、理性和良心中裁量判断。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做人的规范，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何在，那么也就谈不上树立一种敬仰法治的理念和人格，而当法律仅是一种令人畏惧的力量存在时，它只不过是法治最低端的表现而已。

当然，无限高看祛除了宗教之魅的宗教伦理规范对西方法治人格的约束也是存在问题的。在西方典型的法治社会中，也存在司法者司法伦理和道德感的缺失，并成为一系列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致因，这与是否发生过文化断层似乎并无联系。美国学者吉姆・佩特罗和南希・佩特罗[13]在《冤案何以发生》一书中明确指出，美国一些司法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利用看守所告密者的谎言和虚假的目击证言来完成案件的处理。虽然大多数审讯时间都持续在0.5～2小时之间，然而在那些已经被证明错误定罪的案件中，审讯时间则长达16.3个小时。这显然已经是对身体和精神的严重折磨而不是取证。该书所描述的“史蒂芬案件”中，史蒂芬被带上镣铐、链子，锁在一间没有窗户的牢房内的地面上，他身体极度疲劳，更严重的是心理上的折磨，史蒂芬不得不编造了一份自以为能减轻罪名的供述。我们也可能会提及“米兰达规则”，该书引用的有关错案的研究资料显示，78%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放弃了这一权利，并有64%的嫌疑人在审讯中作出有罪供述，作者提供的原因是犯罪嫌疑人被迫放弃了这一权利。比如延长审讯时间，并对其施压，不把“米兰达规则”当做一项正式手续，告诉他们把问题弄清楚就可以回家等。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西方宗教祛魅之后的伦理规范在司法者道德人格中的应用是失败的，就整个社会和全部司法系统而言，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的描述和警示只是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法治之路都充满着风险和代价，需要我们综合应对。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司法制度并不是在完美的条件下运行，也不是由完美的人来实施。人类是不完美的，并且那些在司法体系内的人员并不比在别的专业领域内的人员更加完美或更加不完美。因此，对人类来说，识别司法程序中因人类的不完美导致的错误与改善司法程序以获得更为准确的结果便充满极大的挑战性。无疑，无论是建设完善的法制还是构建完美的司法人格，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长期的追求和无限的接近。这一点，对于中西方来说，并无二致。但西方与我国相比，无论是法治基础还是时代背景都不相同，错案的原因自然也有所不同：西方错案多系于“技术”，而我国则多系于“人祸”。可喜的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有道德人格素质的法治专门队伍，中纪委十八届四次会议也重提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些都将为我国现代法治人格乃至司法人格建设带来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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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代化方案篇4

现代性，即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是在伟大轴心文明之一──基督教欧洲文明的内部发展起来的，它通过含有强烈诺斯替教成分（gnosticcomponents）的异端理想的转型而得以形成。异端理想试图把上帝之国引入尘世。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基督教内部，这类观点经常被不同的异端教派广为传播。异端理想的转型主要发生在启蒙时代和几次大革命期间，发生在英国内战、尤其是美国和法国革命及其随后的时期。这种转型使异端理想从社会的相对边缘的区域转移到中心的政治舞台上。

历次大革命成为异端理想的具体表征，实现了各轴心文明内部发展起来的潜能。有些轴心文明把政治舞台看成至少是实施其超越理想的场所之一，它们内部的潜能更是通过几次大革命表露无遗。这几次大革命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至少是最惊心动魄的、或许还是最成功的尝试，要在宏观社会的层面上实施含有强烈诺斯替教成分的乌托邦理想。正是通过这几次革命，这些教派活动才从边缘的、隔绝的社会区域中释放出来，不仅与叛乱、民众起义、抗议运动纠缠在一起，而且与中心的政治斗争纠结起来。它们被转移到一般的政治运动及其中心场域，抗议的主题和象征成为位居中心的社会和政治象征主义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这种转移可称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正是在这个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和制度方案得以形成，并扩展到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范围之广，囊括了全部「古典轴心文明，以及前轴心文明和非轴心文明。　二　形形色色的现代性：力图综合超越秩序与现实秩序的紧张

现代方案，即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首先是在西方，在西欧和中欧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必须要有一些思想和制度前提。关于自主的人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地位的观念必须发生某种非常独特的变化，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关于未来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各种能够通过自主的人或历史的前进而实现的可能性在未来是开放的。这一方案的核心是，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和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了，相反，围绕基本的本体论前提以及一个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权威秩序，发展出了一种非常深入细致的反省意识。就连对此方案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也有这种反省意识，尽管他们从原则上否认其正当性。

这一方案的核心也许在韦伯（maxweber）那里得到了最成功的表述。弗边（JamesD.Faubian）曾经阐述韦伯的现代性概念。按照他的看法，韦伯从他所说的「伦理公设的解构中发现了现代性的存在阈限，这个伦理公设就是：「世界是由神意所注定的，因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伦理取向的宇宙。

韦伯所断言的是（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可以从他的断言中推导出如下论点），现代性的阈限恰恰在于：宇宙为上帝所预先注定的公设逐渐地失效；只有当已经设定的宇宙的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才会有现代性，才会有这种或那种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人拒绝这种非议，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对这个宇宙的正当性深信不疑。

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还包含其它甚么内容，都是对同一个生存问题的响应。第二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还包含其它甚么内容，都恰恰是一些对该问题无所触动的响应。通过这种响应而系统表述的有关生活与实践的观点既没有超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否认这个问题，而是在这个问题之内，甚至服从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响应都对问题本身无所触动，使问题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正是由于这个事实，通过现代性方案发展起来的反省意识超越了成形于轴心文明时代的那种反省意识。通过现代性方案发展起来的反省意识，不仅把焦点落在对一个或几个社会的超越理想和基本本体论概念作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上，而且还对这种理想和与之相联系的制度模型的给定性提出质疑。它产生出了这样一种意识：这些理想和模型具有多元性，这些理想和概念的确有可能遭到辩驳。

这种意识与现代性方案的两个核心要素密切相联。勒纳（DanLerner）以及后来的尹克尔斯（alexinkeles）在其早期的现代化研究中强调了这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那些正在经历现代化转型的人（勒纳在书中讲述的杂货商和牧羊人的著名故事即描写了这种人）认识到，除了各种固定的、可归属的角色之外，他们还承担着大量其它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还接受了传播这类开放的可能性和理想的各种不同的沟通讯息。第二个要素是，他们认识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们能够归属于一些范围更广的、超越地方性的、可能还在不断变化的共同体。

与这种意识密切关联，人的自主性相应地受到了强调，这构成了这一文化方案的深层核心。这是他的或她的自主性，但在这一方案的最初表述中，无疑说的是「他的。所谓自主性是指，人们从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断地扩展个人的和制度的自由与活动领域，不断地扩展人的自由与活动领域。这种自主性引出了几个后果。首先是反省意识和探索精神，其次是积极的建设，对自然（可能包括人性在内）和社会的控制。相应地，这个方案十分强调社会成员的自主参与，要求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建构；它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机会自主地进入这些秩序及其中心场域。

这些观念结合在一起，便发展出一种信念，使人们相信，通过人的有意识活动积极地形塑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个方案内部发展出了两种相互补充、但又潜在地相互矛盾的倾向，旨在寻找建构社会的最佳途径。第一个倾向也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出了这样一种信念：弥合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之间的裂隙、通过人的有意识行动在现世秩序和社会生活中实现某些乌托邦和末世论倾向，是完全可能的。第二个倾向便是，人们日益地认识到个体和群体的多元目标、多元利益的正当性，认识到对共同利益的多元解释。　三　新（近代）超越理想组成要素之一：抗议运动

现代性方案还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彻底转变政治秩序和政治舞台的概念和前提，以及政治过程的特征。新概念的核心在于，政治秩序的传统合法化已然衰竭，而建构这一秩序的各种可能性则相应地被开辟出来，结果，在人类行动者如何建构政治秩序的问题上，出现了聚讼纷纭的局面。它把反叛的倾向、思想上的反律法主义与建立中心、设立制度的强烈倾向结合起来，引起了社会运动、抗议运动。这些运动成为政治过程的一个持久的组成要素。

这些概念与近代政治舞台和政治过程基本特征的转变密切关联。就这些特征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政治舞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性，其次是强调「社会的边缘阶层、社会的全体成员应直接地、积极地参与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第三是出现了中心渗透边缘、边缘侵入中心的强烈倾向，相应地，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变得模糊不清了。第四，中心（或多个中心）被赋予了超凡魅力，与此同时，各种抗议主题和象征也被中心所吸纳，这些主题和象征作为这些中心的前提的基本的、合法的组成要素，变成了近代超越理想的组成要素。抗议的主题和象征──平等和自由、正义和自主性、群体团结与个体认同──成为人之解放的现代性方案的核心要素。这类抗议主题被中心所吸纳，正是这一点预示了各种教派乌托邦理想的彻底转型，它们将变成政治和文化方案的核心要素。

现代性政治方案的意识形态和诸前提同近代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近代政治过程的三个核心方面。首先，各社会部门的要求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强烈地倾向于被政治化。其次，在如何界定政治领域这个问题上经常展开不停的斗争。政治疆界的这种划分，其本身又成为公开的政治争论和斗争的主要焦点之一，这一点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其它政治制度的情形。第三个方面与前两个特征密切关联：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不断被重建，这已经成为近代社会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动态的主要焦点。　四　新（近代）超越理想组成要素之二：集体认同的建构

这一方案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采取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来建构集体和集体认同的疆界。针对集体认同的基本要素及其制度化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具体的定义。集体认同的基本要素包括：市民要素、原生要素、普遍主义要素以及超越的「神圣要素。首先，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从思想上把它们绝对化。第二，集体认同的市民要素越来越重要。第三，政治疆界的建构与文化集体疆界的建构之间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联。第四，一方面十分强调这些集体的领土疆界，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这些集体的领土的和（或）特殊主义的要素与范围更广的、潜在的普遍主义要素之间的持久张力，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集体的建构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与现代性最基本的一般特征完全相符。这个特征就是，集体的建构不断地以反思的形式受到质疑。集体认同并不是由某一超越理想和权威或某些永久性习俗所给定的，或预先注定的。这一点即便不与轴心文明的情形截然相悖的话，至少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比。集体认同成为争论和斗争的焦点，而这种争论和斗争经常都带有高度意识形态的色彩。

集体认同的建构有一个核心要素，那就是，一个社会感觉到自己是「现代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和政治方案的担纲者。同时，这个要素还涉及到一个社会与其它社会（即便是那些自称为、或被视为现代性方案担纲者的社会）和形形色色「他者的关系。　五　现代文明实际上只是轴心文明的变构

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明从一开始就充满内在的二律背反和矛盾，它们是内在于轴心文明的二律背反和矛盾的彻底变形，产生出了持续不断的批判话语和政治争论。这些话语和争论主要涉及到现代性文明诸前提之间的关系、张力和矛盾，以及这些前提与近代社会的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张力和矛盾。

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看，还是从政治的层面上看，总体论与多元论之间的张力可能都是最关键的。总体论以一种极权主义的方式将不同的价值、尤其是不同的合理性合并在一起，而多元论则承认这些不同价值与合理性的存在。当涉及到理性及其在人类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地位的观念时，这一张力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正如图尔闵（Stephentoulmin）不无夸张地指出的，它表现在蒙田（michele.montaigne）或伊拉斯谟（GerhardG.erasmu）更趋于多元主义的观念与笛卡儿所宣扬的整体理性观之间的差异上。事实上，按照蒙田和伊拉斯谟的多元主义观点，还必须承认人类存在的其它文化特征，并赋予它们以正当性。总体论把不同的合理性合并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理性高于一切的原则（它经常被看成是启蒙时代的中心思想）。这一原则把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t）或实质理性统摄于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t）之下，或者把它统摄于一种总体化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里，技术统治论和道德乌托邦理想可能还会在极权主义笼罩下进一步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总体化的、专制的倾向与多元主义倾向之间的伴生张力还在人类经验的其它方面（尤其是情感方面）发展起来。

透过这些张力，在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内部发展出了一些持久的矛盾，尽管其具体表现形式一直在发生变化。这些矛盾存在于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基本前提与近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发展之间。在这些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矛盾中，也包括了韦伯极力强调的矛盾。韦伯所指出的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导致现代性成形的理想原本具有某种创造性，但是，这些理想在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生气，与日俱增的常规化和科层制化必然导致世界的「脱魅。第二，近代世界原本是通过一种超越理想而获得意义的，然而，由于不同的制度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日益地自主发展，这种意义分裂成一些残缺不全的碎片。与此紧密相关，还出现了这样一种张力：一方面强调人的自主性、个人的自主性，但在另一方面，从近代生活的制度化实现中，又产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内在的约束和控制机制。埃利亚斯（norbertelias）、福柯（michelFoucault）及其它一些人都曾描述过这种现象，尽管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用瓦格纳（peterwagner）的话来说，这是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张力。　六　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均为现代社会的变种

与此紧密相关，近代政治话语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张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张力就是，一方面，互相分离的、多元的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以及关于共同利益和道德秩序的不同概念被赋予了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些全控意识形态，它们否认这种多元性具有任何正当性。

这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一种形式强调集体的优位性。集体被看成是独立的本体论实体，其根基是一些原生的和（或）精神性的共同特征，尤其是民族集体精神。另外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雅各宾主义意识形态，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末世论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归结为一点，就是相信政治的优位性，相信能够通过政治重建社会，相信能够通过极权式动员的参与型政治行动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不管这些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之间有何区别，它们都极端怀疑公开的政治程序和制度，尤其是代议制和公共讨论的制度；与此同时，它们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专制独裁倾向。　七　第二个全球轴心时代的本质：多元的现代性

人们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又有一些内在的矛盾和张力。正是这两者的结合，通过众多宣扬和实施不同现代性理想的文化和政治行动份子的活动，通过他们之间的不断争论，形成了不同的现代性模式，即多元的现代性。这种结合是第二全球轴心时代的现代性的核心所在。

就这些行动份子而言，社会运动、抗议运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自由派运动，然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运动和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它们是轴心文明时代某些主要异端运动在近现代条件下的变形，尤其是那些力图通过政治行动、通过重建中心实现乌托邦理想（把上帝之国引入尘世，引入人的王国）的异端运动的变形。尽管这些运动的根基在各自的国家，但它们却是国际性的，构成了连续的或相互的参照点。其中最成功的运动不断地形成一些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它们经常与特定的国家等同起来（例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后来的苏俄便是如此），但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本身。　八　欧洲的现代化如何开动第二个轴心时代

现代性文化方案植根于中世纪后期文明和制度的转型，其成形过程与欧洲的扩张过程，尤其是几次大革命后欧洲的扩张过程是同步的。在近代早期，西方的军事、经济、技术和思想开始向全世界扩张，影响范围包括东正教国家，尤其是俄国；伊斯兰教国家；伟大的亚洲轴心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佛教文明；仅有的主要非轴心文明，即日本，其间形成了非西方现代性的首例；非洲。这种扩张可以看成是近代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到本世纪末，这种全球化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几乎伴随着现代性的登场，更不用说自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世界范围的扩张引出了如下问题：世界，在这种全球化扩张影响下成形的现代世界，是否将成为一个统一的、单一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上，将有一种经过转型的轴心文明居于霸权地位。

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关于工业社会不断趋同的理论。这些「经典理论中的很大部分都宣扬上述观点。这些理论与马克思和涂尔干（emileDurkheim）的古典社会学分析相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的观点相左（至少有一种解读是这样）。它们假定──即便只是隐含地假定，集结于现代欧洲的各种制度安排，以及在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终将「自然而然地被一切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或现代社会所采纳；它们将随着现代性的扩张而通行于全世界。

现代性登场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的现实并未证实包含在这些理论中的各种假设。据认为，欧洲或西方的原初现代性方案终将取得霸权地位，创造出一个单一的世界。然而，现代社会（相应地又被称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的实际发展远远超出了这类假设。这些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一个一般的发展趋向：不同制度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家庭的──的结构分化；城市化、教育的扩大和现代通讯手段；日益明显的个人主义取向。然而，在这些社会的不同发展时期，界定和组织这些领域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社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尽管实际差异并不那么绝对。这样便产生出多元化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并不是这些社会各自的传统在现代条件下的简单延续。这些模式的动态机制固然要受其自身的文化前提、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强烈影响，但它们却具有独特的现代品质。在这些模式内部，发展出了独特的现代型动态机制，以及对现代性的特殊解释方式。就此而言，西方原先的现代性方案无疑构成了一个初始的和连续的（通常也是暧昧不明的）决定性参照点。在这里，有一个事实值得特别注意：尽管非西方社会兴起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经常宣扬反西方、甚至反现代的主题，但它们却具有独特的现代品质。自从大约十九世纪中叶直至二战以后，这些社会兴起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运动，所有这些运动均可归入现代的范畴。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更详细地阐明的，现代的各种基要主义运动也同样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这些发展表明，现代性的历史应当被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具有独特现代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多元化的现代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经历了不断的重构。实施这项重构任务的是一些特定的社会行动者，尤其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知识阶层的行动份子，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宣扬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宣扬各自社会的自我认识，每个社会都声称自己是现代社会。这些活动并不局限于某个「单一的社会或国家，尽管该社会或国家构成了这类活动所宣扬的方案和目标的主要实施场所。从现代之初开始，这些活动在范围和方向上便具有国际的规模，这是由现代性景观及其制度性动态机制本身所决定的。多元化的现代性不光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里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构成了现代性的两种不同的变异模式。尽管这两个运动采取的方式不同，但它们都是国际性的。　九　现代性的几个主题

现代性话语发展出几个主题，表明了多元现代性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一个主题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的较为「传统的部门与现代的中心或部门之间发展出一种持久的对抗关系：一方面是现代性文化，这些中心所宣扬的现代的、「理性的启蒙模式──这种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取得了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是这些社会内部经过不断解释的更加「本真的文化传统。第二个主题是，在本真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中间，在这些社会的较为传统的部门，针对这些中心及其假定的、具有排他性的前提和象征，发展出了一种持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否认这些前提，另一方面又受到这些前提及其传播中心的强烈吸引，力图利用和重新解释这些前提。他们不断地在两者之间来回摆动。这些主题首先是在欧洲内部发展起来的，然后又进一步推进到美洲；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把现代性扩展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展到了亚洲和非洲国家。正是通过这种扩展，这些主题得以延续下去，尽管它们采取了一种不同的风格。　十　非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

所有这些社会都采纳、甚至完全接受了领土国家模式及随后的民族国家模式，沿袭了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和象征及其各种制度，包括代议制、法律制度、行政制度，与此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转化，遇到了新的挑战和问题。

核心制度的现代方案涉及到许多主题和制度安排，它们对这些社会的许多群体产生了吸引力。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欧洲（后来是西方）在全球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通过西方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扩张而得以确立，从而逐渐摧毁了这些社会的文化前提和制度核心。第二个原因是，对这些主题和制度的利用使非欧洲国家的许多群体──尤其是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能够积极地参与到一种新的、现代的（原来是西方的）普遍传统中去，与此同时又有选择地拒斥这一传统的许多方面，拒斥西方的「控制和霸权。通过对这些主题的利用，许多非欧洲社会的精英阶层和更广泛的阶层能够在建构新的集体认同时融入现代性的某些普遍主义要素，但又不一定放弃其传统认同形式（经常也带有普遍主义的、尤其是宗教的色彩）的各种特殊要素，也不一定放弃对西方的否定态度。第三，政治话语的这些主题对西欧以外国家的许多部门所产生的吸引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因为这些社会利用它们把等级制与平等的斗争转移到了国际舞台上。这些主题从西欧向中欧、东欧和欧洲以外的地区转移，使现代性方案具有了两种要素：一是抗议的倾向，二是建构制度、形成中心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主题的转移。虽然这些主题原来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但它们在许多社会的政治传统中引起了反响，这尤其是因为这些社会各自的轴心文明前提已经出现了张力。　十一　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参与现代社会的建构

但是，西欧以外的社会虽然利用了原属西方文明的各种不同主题和制度模式，但却没有原封不动地接受它们。相反，这些社会不断地选择、重新解释和重新表述这类主题，这样便不断地形成一些新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政治方案，不断地重建出新的制度模式。在这些社会内部，不断地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现代意识形态模式和制度安排。这些社会内部持续发展的文化和制度方案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不同的社会强调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不同要素，强调这一方案的不同张力和矛盾。这些社会把自己看成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对现代性和西方采取一种矛盾的态度。这种自我认识是这些观念的一个基本元素。

与此同时，在所有这些社会内部，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转型过程。一方面，这些社会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融入新的现代世界体系，其所采纳的主要制度形态以及支撑这些制度形态的思想观念互不相同。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每个社会的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权威和责任的观念、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抗议运动的结构、集体认同的建构（包括把自己视为现代社会的那种认识，以及通常对西方中心、对那里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方案的矛盾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不同于欧洲和美洲社会，就连这些社会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十二　毁灭与进步共存

有些人乐观地认为，现代性代表着进步。实际上，与这类观点相反，现代性的发展和扩张并非一帆风顺，它内在地包含着种种毁灭的可能性。某些最激进的现代性批判者表达了这种可能性，而且经常广为宣传。他们把现代性看成是一种道德毁灭力量，强调它的某些核心特征所引起的消极后果。最初形成的现代性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多种多样的现代性一直是与国内冲突和对抗交织在一起的，这些冲突和对抗植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政治领域里不断增强的民主化要求所引起的矛盾和紧张之中。与此同时，现代性还与现代国家和帝国主义体系下的国际冲突相互交织。尤其重要的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是与战争和种族灭绝密切相关的，镇压和排斥一直都是现代性的要素。固然，在人类历史上，战争和种族灭绝并不是甚么新鲜事，但它们却经历了彻底的转变和强化，产生出现代所特有的持续不断的野蛮主义倾向。野蛮主义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暴力、恐怖和战争被意识形态化了，法国大革命即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出现是由于战争与以下因素交织在一起：第一，民族国家的基本建构，它们成为建构集体认同的公民身份和象征的中介和场所；第二，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以及欧洲向欧洲以外地区的扩张；第三，通讯技术与战争技术的不断增强。　十三　十九至二十世纪：现代性的「古典时期

现代性的「古典时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多元化的现代性，它们形成于十九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最初的六七十年间，遍及欧洲、美洲和亚洲众多不同的领土国家、革命国家和社会运动，这些国家和运动一直发展到二战以后。近代民族国家、革命国家和社会运动被看成是现代性的缩影，它们的轮廓（制度的和象征的、意识形态的轮廓）在现代条件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是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结果。全球化趋势的具体表现是，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的自主性运动在不断地发展，国际移民运动势头很猛，与此相应，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社会问题，例如卖淫和青少年犯罪。所有这一切削弱了民族国家对其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控制能力，尽管在不同领域里（无论是教育，还是计划生育），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理性的世俗政策一直都在不断加强。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失去了对国内和国际暴力的部分垄断权，出现了许多分裂主义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有的是地方性的，有的是国际性的，它们到处制造暴力事件，以致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众多民族国家的联手行动都无力控制这种一再发生的暴力事件。相应地，在文化领域里，全球化过程还与下述情形密切相关：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和加拿大，通过其主要媒体传播表面上统一的、居于霸权地位的美国文化方案或理想。

尤其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民族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和象征原本颇具魅力，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集体认同的主要因素便存乎其间，但现在它们却遭到了削弱。一些崭新的政治、社会和文明观念、以及集体认同观念发展了起来。这些新的观念和认同形式通过几种新型的社会运动而得到广泛传播。这些「新型社会运动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里发展起来，其中包括妇女运动和保护生态的运动。它们全都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学生运动、反对越战的运动紧密相联，或植根于这些运动。学生运动和反对越战的运动表征着世界上许多国家内部所发生的一个一般性转移：原来针对国家的运动变成了一些局部运动。这种转移既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在共产主义国家（例如中国）。穆斯林、新教和犹太教社团内部发展起来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印度教和佛教社团内部发展起来的教族宗教运动、形形色色追求特殊利益的「少数族运动和认同形式（它们是民族国家或革命国家的经典模式的变形）──所有这些运动都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增大了势头，不仅发生于原属苏联的一些共和国，而且以最恐怖的形式发生于非洲和巴尔干部分地区，尤其是前南斯拉夫。

这些运动的发展与新的社会环境和框架的形成是同步的，后者同样也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经典模式。在此仅列举几个最重要的环境：穆斯林、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潮，这是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新型少数民族，例如苏联解体后成立的许多新国家内部的俄罗斯少数民族。

在这些以及其它许多环境下，形成了一些新型的集体认同形式，它们经常通过上面提及的某些运动而得到广泛宣扬。这些运动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的模式，不再侧重于这种模式。许多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压制的认同形式（种族的、地区的、本地的和跨国的）纷纷进入各自社会的中心，并经常进入国际舞台。自然，这些认同形式都经过了很大程度上的重建。它们对旧有的、欲将世界单一化的方案提出质疑，要求在中心制度领域（不管是教育计划，还是公共传媒）享有自主地位。与此同时，它们还经常要求重新界定公民身份以及相应的权利，这类要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环境下，地方性的东西经常超出民族国家的经典模式，而以全新的方式与跨国组织，例如欧盟结合起来；或者与范围广泛的宗教认同形式结合起来──其中有许多都植根于一些大的宗教，例如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的不同教派，但它们都以全新的、现代的方式而获得了重新表述。

与此相应，不同现代性中心的相对霸权地位也在不断地发生转移，从欧美转移到了东亚。另一方面，围绕假定的霸权地位，原有的现代性中心也在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冲突。这两种局面一直是相互关联的。　十四　现代世界往何处去？

这些发展趋向引出了一个问题：现代世界是否放弃了现代性方案？按照福山（Francis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前提，连同其全部的内在张力和矛盾，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从而悖论式地产生出多元的后现代视野。另一方面，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则鼓吹「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表面上是现代性的缩影）与其它文明经常处于敌对关系之中，尤其与穆斯林文明相对抗，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所谓的儒教文明相对抗，因为传统的、原教旨主义的、反现代的和反西方的运动在这些文明内部居于主导地位。既然如此，现代世界是否要么沿着福山所提示的方向，要么沿着亨廷顿所提示的方向，退出了现代性方案呢？

这个问题意味着，我们也许正在经历一个非轴心化的过程。所谓非轴心化是指，轴心文明的方案，或至少是「第二轴心化已经被耗尽。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多元的后现代运动和认同形式发展了起来；另一方面，表面上反现代、反西方的非轴心运动和认同形式也发展了起来。实际情形是这样吗？现代舞台上究竟在上演一出甚么戏？

第二，按自身的需要利用和诠释现代性，这并不限于原教旨主义运动。这种努力乃是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发展趋势的一部分，它似乎延续了更早的改革主义宗教运动与传统宗教运动之间的冲突，这些宗教运动遍及非西方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和宗教框架内发展起来。然而，事实上，在这些运动中，内在于现代性方案的一些基本张力已经按新的方式上演了一遍，其中尤其包括多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张力、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对西方与现代性的关系的认识。在所有这些运动内部，多元倾向与极权倾向之间的张力、乌托邦或更开放的态度与实用主义态度之间的张力、多面性的认同与封闭的认同之间的张力，一直都在持续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所有这一切引起了一场重要的、甚至是彻底的观念转变：关于非西方社会与现代性相对抗的话语，以及关于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宗教或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均发生了变化。　十五　两种类型的雅各宾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共产主义

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教族宗教运动的几个特征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按照一般的看法，它们与现代性方案截然相悖（其自身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出这种对立），这样便呈现出一种更复杂的局面。首先，尽管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经常与非常强烈的反西方、反启蒙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但它们却表现出明显的近代雅各宾主义特征。另一方面，说来也怪，雅各宾主义又与共产主义的许多特征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就像是共产主义的一面镜子。无论是原教旨主义运动，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均按现代性话语来表述和宣扬其独特的理想。它们希望通过有意识的人类行动，尤其是政治行动来彻底重建人格，重建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确立一种新的个体和集体身份，使个体完全淹没在全控的共同体之中。

当然，就其各自的理想而言，这两种类型的雅各宾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原教旨主义运动）有一些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尤其表现在它们对现代性的态度和批评上，表现在它们对现代性基本矛盾的态度以及对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不同要素的拒绝和解释上。换句话说，这种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现代性有不同的解释，并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现代性。尽管如此，它们都十分关注现代性，把现代性当作自身的主要参照框架。

第三，从表面上看，这些宗教运动（包括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极端对立面是形形色色的后现代运动，它们经常围绕社会不同部门之间的霸权展开争论。尽管如此，我们却能够发现两者之间的某些重要相似性。虽然在这些运动内部发展出了不同文化辞格和模式的相似组合，但它们也在相互竞争。所涉及的问题是，针对文化全球化在人们心目中产生的矛盾情结，究竟谁提供了适当的「答案。所有这些运动都十分关注如下问题：它们的身份认同与各种居于霸权地位的文化所宣扬的母题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本真的认同与特别是美国文化在现代舞台上的霸权地位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现代性在欧洲登场伊始，这种关切便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一个基本元素。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运动都害怕本土文化遭到侵蚀，害怕全球化及其中心的影响。这种担忧一直都与对这些中心的矛盾态度联系在一起，结果便造成了一种持续摇摆不定的局面，时而偏向世界主义，时而又表现出各种「特殊主义的倾向。　十六　被重构的「问题性

所有这些主题都十分广泛地流行，多元主义与极权主义取向和方案、多面性的认同与封闭的认同之间的张力普遍地存在。在普遍主义霸权的新形势下，特殊主义的认同与普遍主义的认同不断地发生冲突，面对主要的霸权中心，几乎所有的运动都采取了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姿态。这一切证明了如下事实：这些发展趋势虽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模式，但并没有逸出轴心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性（problematics）。它们无不具有一种深刻的反省意识。尽管它们试图为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性提供最终的、无可争辩的答案，但它们也认识到，这些张力绝不可能有甚么最终的答案。

但是，它们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新的舞台上以新的方式重构了这一问题性。首先，这些运动和冲突（尤其通过各种媒体）延伸到了全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扩散。第二，它们被政治化了，不断地卷入激烈的争论中去，其中牵涉到高度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第三，对现代性的重新解释和利用包含着一个关键因素：即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并围绕各种争论不断地重建集体的身份认同。诚然，这些争论或许主要集中在「文明的问题上，但文明的概念已经是按现代性话语来进行表述的，是按极权式和绝对化的方式──源于现代性话语的基本前提──来进行界定的。尽管这些争论经常掺进了较为古老的宗教仇恨，但上述问题却是主要的。当这些冲突或争论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斗争和冲突结合起来时，它们确实有可能变得异常激烈。

第四，各种不同的政治观和文化观，以及相应的集体认同在现代舞台上得到了重建，由此引发了这一话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涉及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宗教、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与西方现代性文化方案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改革主义宗教运动和民族运动对西方现代性的诸多前提采取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但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它们，并且不断地对它们进行重新解释。与此相反，绝大多数现代宗教运动（包括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教族宗教运动），以及这些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普通现代性话语，表面上都至少否认这些前提中的一些。它们针对西方、针对一切被视为西方的东西散布一种明显的对抗情绪，力图按其自身的非西方的、经常还是反西方的现代性主张来利用现代性和全球系统。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它们并不想按新的霸权文明的条件融入进去，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根据本土传统或「文明的需要利用新的全球性国际舞台和现代性。正是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这些传统和文明不断地得到传播和重建。这些运动力图彻底割断西化与现代性的联系，拒不承认西方现代性的垄断或霸权地位，拒不承认西方文化方案代表了现代性。意味深长的是，许多「后现代运动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尽管其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　十七　第二个轴心时代并没有结束

前面的分析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其现代性动力机制的展开过程中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这种重要性在于，在近现代社会里，原教旨主义运动主要是在某些特定的社会里发展和流行起来的，而这些社会又形成于某些特定的一神教社会和文明，其中包括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个别基督教社会和文明。在这些社会里，虽然政治系统经历了现代的、后革命的转型，但它仍被看成是实施超越的乌托邦理想的主要场所。即便这种理想在现代带有现代式的世俗色彩，情况亦复如此。与此形成对照，那些具有「来世关切的文明（尤其是印度，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某些佛教国家）则不怎么采取雅各宾主义的方式来对政治中心进行意识形态重构。尽管在现代性的基本前提下，这些社会也发展出了非常强烈的现代政治取向或特性，但它们并不把政治秩序看成是实施超越理想的场所。相应地，在印度或日本，现代民主制度是以独特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有别于欧美模式）。尽管在不同的社会里，民主制度的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部分地都受到了这些社会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强烈影响。同样，苏联、中国、北韩或南亚的共产党政权也受到各自社会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的影响。事实上，就连欧洲最早的现代性也不例外，它也是按特定的欧洲文明前提和历史经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历史的或「文明的影响并不单纯地把古老的政治制度模式或动态机制永久地保持下去。在所有这些社会里，都既存在着普遍主义的、包容的倾向，也存在着「排他性的、传统的、原生的倾向，但这两种倾向是按典型的现代方式建构起来的，它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具体方式不断地表达了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和矛盾。

不仅如此，尽管不同的文明「传统和历史经验在形塑不同现代社会的具体轮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过程在现代世界上产生出了几支封闭的文明，就好象它们仅仅延续了各自的历史经验和模式似的。不同社会的特定历史经验在现代文明和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些文明和运动绝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地相互作用的。它们超出了任何单一的社会或文明的界限，不断地相互对话，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共同参照点。而且，所有这些社会的政治动态都与地缘政治格局紧密交织在一起。不用说，地缘政治现实也要受到这些社会的历史经验的影响，但它们主要是按现代的发展和对抗模式形成的。由于这个原因，根本不可能建构甚么「封闭的实体。

因此，发生于现代舞台上的全球化过程既没有造成「历史的终结（不同现代性文化方案之间的冲突已经结束），也没有引起「文明的冲突（退出和否认现代性方案），它们甚至并未「回归到前现代轴心文明的问题性──这种回归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所有这些发展趋势都涉及到如下一些方面：不断地重新解释和重新建构现代性文化方案；建构多元的现代性；不同的群体和运动按其自身的全新方式重新利用现代性，重新界定现代性话语。与此同时，它们将争论的主要范围、以及形成多元现代性的主要场所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了新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不同的运动和社会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交叉。

社会治理现代化方案篇5

a.新时期   B.新阶段   C.新征程    D.新时代

答案：D 

2、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____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a.决胜      B.决定      C.决心      D.决计

答案：a 

3、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____，为中华民族____。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a.谋幸福，谋未来          B.谋生活，谋复兴  C.谋幸福，谋复兴          D.谋生活，谋未来

答案：C 

4、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____不平凡的五年。

a.很        B.最        C.极        D.决

答案：C 

5、五年来，我们统筹推进“____”总体布局、协调推进“____”战略布局，“十二五”规划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

a.五位一体、四个全面          B.四位一体、五个全面 C.五个全面、四位一体         D.四个全面、五位一体

答案：a 

6、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____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a.增长      B.方法      C.发展      D.执政

答案：C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____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

a.制度      B.管控      C.治理      D.政治

答案：C 

8、深入贯彻以人民为____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

a.中心      B.根本      C.核心      D.主体

答案：a 

9、大力度推进____，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

a.生态文明建设           B.环境保护活动   C.植树造林运动            D.生态保护建设

答案：a 

10、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____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____会晤、亚信峰会。

a.北京、南京  B.杭州、厦门  C.南京、北京   D.厦门、杭州

答案：B 

11、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____状况。

a.宽松软   B.不严密   C.不严紧   D.不严不硬

答案：a 

12、把____挺在前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

a.纪律      B.制度      C.信念      D.宗旨

答案：a 

13、出台中央____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

a.八项      B.一系列      C.各种      D.多项

答案：a 

14、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____的目标初步实现，____的笼子越扎越牢，____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a.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B.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

C.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     D.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

答案：a 

15、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____，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

a.有目共睹的   B.独创性的   C.历史性的   D.开创性的

答案：D 

16、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____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a.实践性     B.残酷性     C.伟大斗争    D.革命性

答案：D 

17、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____。

a.未来方向  B.未来方位  C.历史方向  D.历史方位

答案：D 

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____需要和____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a.美好生活、不充分不平衡    B.幸福生活、不平衡不充分

C.幸福生活、不充分不平衡    D.美好生活、不平衡不充分

答案：D 

19、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____没有变。

a.社会地位    B.国际地位    C.经济地位    D.现实地位

答案：B 

20、一百年前，____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a.五四运动    B.十月革命    C.辛亥革命    D.新文化运动

答案：B 

2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____就能实现的。

a.不废吹灰之力   B.敲锣打鼓   C.简简单单   D.毫不废力

答案：B 

22、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__________，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a.道路自信   B.理论自信   C.制度自信   D.文化自信

答案：aBCD 

23、我国国际__________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a.影响力    B.感召力    C.塑造力    D.号召力

答案：aBC 

24、__________，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a.伟大斗争   B.伟大工程   C.伟大事业   D.伟大梦想

答案：aBCD 

25、_____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答案：a 

26、_____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答案：B 

27、_____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答案：C 

28、_____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答案：D 

29、全党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____贯彻落实。

a.准确      B.有效      C.扎实      D.进行

答案：a 

30、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____。

a.“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B.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C.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D.中国共产党领导

答案：D 

31、必须增强________，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a.政治意识   B.大局意识   C.核心意识   D.看齐意识

答案：aBCD 

32、必须坚持人民____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a.主体      B.主人      C.主人翁      D.主人公

答案：a 

33、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________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a.系统完备   B.科学规范   C.运作规范   D.运行有效

答案：aBD 

34、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________的发展理念。

a.协调      B.绿色      C.开放      D.共享

答案：aBCD 

35、____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a.全面依法治国      B.全面从严治党  C.全面发展经济      D.全面可持续发展

答案：a 

36、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____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a.有机      B.和谐      C.有效      D.全面

答案：a 

37、____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a.道路自信  B.理论自信  C.制度自信  D.文化自信

答案：D 

38、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____目的。

a.基本    B.最终    C.主要    D.根本

答案：D 

39、坚持____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a.完全    B.总体    C.整体    D.全体

答案：B 

40、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____的开放战略。

a.互利共赢  B.互相合作  C.包容互信  D.开放共赢

答案：a 

41、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____要求。

a.根本    B.必然    C.基本    D.迫切

答案：B 

42、坚持推动____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a.建设    B.构建    C.打造    D.发展

答案：B 

43、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____。

a.特征    B.品格    C.手段    D.气质

答案：B 

44、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____________，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a.基本理论    B.基本纲领    C.基本路线    D.基本方略

答案：aCD 

45、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______。

a.决战期    B.决胜期    C.关键期    D.攻坚期

答案：B 

46、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______阶段来安排。

a.一个      B.两个      C.三个       D.四个

答案：B 

47、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______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a.十一     B.十五      C.二十      D.十八

答案：B 

48、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____，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a.世界超级大国            B.世界一流强国

C.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      D.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答案：D 

49、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_____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a.创新      B.改革      C.发展      D.开放

答案：C 

50、我国经济已由______阶段转向______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a.高速增长、高水平发展       B.高速发展、高水平发展 

C.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       D.高速发展、高质量发展

答案：C 

51、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_______为主线。

a.转变发展方式            B.优化经济结构   C.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D.转换增长动力

答案：C 

52、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______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a.实体经济    B.共享经济     C.虚拟经济    D.国民经济

答案：a 

53、______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a.改革      B.创新      C.开放      D.科技

答案：B 

54、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_____年。

a.二十    B.三十     C.四十     D.五十

答案：B 

55、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_____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a.全局性      B.综合性      C.根本性      D.整体性

答案：C 

56、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__________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a.自治     B.法治     C.德治     D.人治

答案：aBC 

57、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__________企业优胜劣汰。

a.产权有效激励     B.要素自由流动 C.价格反应灵活     D.竞争公平有序

答案：aBCD 

58、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_____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a.“金砖机制”  B.自贸区    C.“一带一路”   D.区域合作

答案：C 

59、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______。

a.自由贸易城  B.自由贸易区  C.自由贸易港  D.自由贸易市

答案：C 

60、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______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

a.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B.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C.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答案：a 

61、《党章》规定，党员对党组织作出的处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______，有关党组织必须负责处理或者迅速转递，不得扣压。

a、申辩   B、复议     C、申诉   D、诉讼 

答案：C 

62、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成立中央全面______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

a.深化改革    B.依法治国    C.从严治党    D.司法改革

答案：B 

63、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______政府。

a.法治    B.创新型    C.廉洁    D.服务型

答案：D 

64、全党必须牢记，______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a.为什么人    B.执政宗旨    C.建党宗旨    D.权力来源

答案：a 

65、建设______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a.经济强国    B.政治强国    C.教育强国    D.文化强国

答案：C 

66、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______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a.加快经济发展        B.维护国家统一  C.促进国际合作        D.维护国家安全

答案：D 

67、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_____的现代化。

a.和谐相处    B.和睦相处    C.和谐共生    D.和睦共生

答案：C 

68、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____的经济体系。

a.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B.绿色节约循环发展  C.绿色低碳节约发展          D.节约低碳循环发展

答案：a 

69、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________机构。

a.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环境监管  B.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

C.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监管和自然生态管理  D.国有自然环境资产监管和自然生态管理

答案：B 

70、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________________，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a.尊法     B.学法     C.守法     D.用法

答案：aBCD 

71、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强化公益属性，推进________________。

a.政事分开   B.事企分开    C.政企分开    D.管办分离

答案：aBD 

72、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_______，必须长期坚持。

a.重要保证    B.基本保证    C.重要法宝    D.根本法定

答案：C 

73、坚持____________，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

a.长期共存   B.互相监督   C.肝胆相照   D.荣辱与共

答案：aBCD 

74、没有______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a.极强的    B.牢固的    C.有效的    D.高度的

答案：D 

75、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____________，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a.中国化    B.时代化     C.科学化     D.大众化

答案：aBD 

7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______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a.品质     B.特征     C.气质     D.精神

答案：D 

77、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____________。

a.责任意识    B.规则意识    C.法治意识     D.奉献意识

答案：aBD 

78、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______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

a.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B.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C.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D.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答案：C 

79、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基本实现____，____建设取得重大进展，____有大的提升。

a.现代化、信息化、战斗能力    B.机械化、信息化、战斗能力

C.机械化、信息化、战略能力    D.现代化、信息化、战略能力

答案：C 

80、力争到二〇三五年____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____世界一流军队。

a.全面实现、基本建成       B.全面实现、全面建成 C.基本实现、基本建成       D.基本实现、全面建成

答案：D

 81、树立____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加强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

a.创新     B.科技      C.人才      D.技术

答案：B 

82、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____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a.战斗力    B.斗争力    C.战争力    D.硬实力

答案：a 

83、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____，是中华民族____所在。

a.一致愿望、根本利益    B.共同愿望、本质利益 C.一致愿望、本质利益      D.共同愿望、根本利益

答案：D 

84、______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a.“九二共识”       B.反对“台独”  C.一个中国原则       D.和平统一

答案：C 

85、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______的世界。

a.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公平正义

B.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公平正义、清洁美丽

C.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D.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公平正义、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答案：C 

86、深刻认识党面临的________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a.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B.精神懈怠危险、封闭僵化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C.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官僚主义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D.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腐化堕落危险

答案：a

87、党的____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a.思想建设    B.政治建设    C.组织建设    D.制度建设

答案：B 

88、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____。

a.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B.思想性、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

C.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原则性  D.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战斗性

答案：a 

89、坚决防止和反对_________，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a.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

B.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

C.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

D.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享乐主义

答案：C 

90、_____和_____，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a.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B.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C.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D.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答案：B 

91、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_____，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

a.坚持立场坚定、素质过硬，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

B.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立场坚定、素质过硬，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

C.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立场坚定、素质过硬

D.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

答案：D 

92、要以提升____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a.凝聚力      B.领导力      C.组织力      D.战斗力

答案：C 

93、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_______，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

a.重预防、强高压、长震慑    B.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

C.重遏制、不减压、长震慑    D.重遏制、强高压、长威慑

答案：B 

94、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____。

a.舆论监督    B.群众监督    C.司法监督    D.民主监督

答案：B 

95、推进_____，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a.监察领域国家立法         B.预防腐败国家立法  C.反腐败国家立法           D.廉政国家立法

答案：C 

96、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__________。

a.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B.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C.党的中央委员会                           D.中央政治局

答案：a 

97、“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党章对党的__________的表述。

a.思想路线    B.政治路线    C.群众路线    D.组织路线

答案：C 

98、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__________为根本遵循。

a.党章     B.法律     C.党内监督条例     D.宪法

答案：a 

99、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__________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a.党委委员服从党委书记       B.少数服从多数 C.普通党员服从党委书记       D.支部服从党委

答案：B 

100、入党介绍人的任务是认真了解申请人的思想、品质、经历和工作表现，向他解释__________，说明党员的条件、义务和权利，并向党组织作出负责的报告。

a.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B.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   C.党的历史              D.党的宗旨和目标

答案：B 

101、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__________。

a.所有党员干部    B.党的高级干部    C.党的各级基层干部D.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

答案：D 

102、上级党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出的处理决定，下级党组织__________。

a.必须执行   B.选择执行   C.可不执行   D.根据情况执行

答案：a 

103、党章规定，党组发挥__________作用。

a.领导核心     B.政治核心    C.组织核心    D.指挥中心

答案：a 

104、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来，对党章进行了__________次修改。

a.15        B.16        C.17        D.18

答案：C 

105、__________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a.毛泽东思想        B.邓小平理论   C.三个代表思想      D.科学发展观

答案：a 

106、共产党的宗旨是__________。

a.无私奉献  B.为民服务  C.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D.先人后己

答案：C 

107、__________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a.少数服从多数          B.下级服从上级  C.个人服从组织          D.民主集中制

答案： D 

108、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__________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a.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

B.工资、津贴和奖金  C.办公经费开支和工作招待 D.正常的配备公车

答案：a 

109、党员的预备期为_____。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他为预备党员之日算起。党员的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a.3个月    B.6个月    C.1年    D.2年

答案：C 

110、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_____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支部大会应当决定把这样的党员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a.3个月    B.6个月    C.1年    D.2年

答案：B 

111、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__________。

a.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但有权向再上一级组织报告

B.可以拒绝执行，并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出新的政策

C.可以因地制宜有所改动

D.应该执行，并向本地群众说明情况，采取一些应对和补救措施，以减少损失

答案：a 

112、党员个人代表党组织发表重要主张，如果超出党组织已有决定的范围，_____。

a.必须提交所在的党组织讨论决定，或向上级党组织请示

B.发言者临场灵活处理 C.发言者可以全权解释  D.必须征得群众同意

答案：a 

113、凡是有正式党员_____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a.5         B.10            C.8     D.3

答案：D 

114、党的纪律处分有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种。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_____年。

a.1年     B.6个月     C.2年     D.8个月

答案：C 

115、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案件所作的决定。如果所要改变的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已经得到它的同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这种改变必须经过它的_____党的委员会批准。

a.同级     B.下级     C.上一级     D.上二级

答案：C 

116、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委员会书记，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员会书记，是党员的，可以列席___的会议。

a.上级党的委员会       B.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

C.上级党的常务委员会    D.下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

答案：B 

117、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__________。

a.实现中国梦              B.实现和谐社会  C.实现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D.实现共产主义

答案：D 

118、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________图案的红旗。

a.一颗金黄色五角星        B.五颗金黄色五角星 C.金黄色镰刀和斧头      D.金黄色镰刀和锤头

答案：D 

119、2015年10月，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___体现了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

a.《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B.《中国共产党章程》

C.《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D.《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答案：a 

120、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________，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a.同呼吸    B.共命运    C.手牵手    D.心连心

答案：aBD 

121、过去五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________稳居世界前列。

a.对外贸易    B.对外投资    C.外汇储备    D.外汇支出

答案：aBC 

122、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_______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a.法治生活   B.法治国家   C.法治政府   D.法治社会

答案：BCD

123、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________。

a.参与者    B.贡献者    C.引领者    D.领导者

答案：aBC 

124、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________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

a.形式主义    B.官僚主义    C.享乐主义   D.个人主义

答案：aBC 

125、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_______显著增强。

a.创造力    B.创新力    C.凝聚力    D.战斗力

答案：aCD 

126、坚持______的要求，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

a.照镜子   B.正衣冠   C.洗洗澡    D.治治病

答案：aBCD 

127、这个新时代，是__________。

a.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B.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

C.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D.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e.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答案：aBCDe 

128、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_____，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a.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B.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C.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答案：aBCDe 

129、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____。

a.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B.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C.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D.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e.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答案：aBCDe 

130、建设一支________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

a.听党指挥   B.骁勇善战   C.能打胜仗   D.作风优良

答案：aCD 

131、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鼓励勤劳守法致富，就要____。

a.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B.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C.调节过高收入        D.取缔非法收入

答案：aBCD 

132、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______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a.多主体供给   B.多渠道保障   C.租购并举   D.多部门监管

答案：aBC 

133、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________水平。

a.社会化    B.法治化    C.智能化    D.专业化

答案：aBCD 

134、必须坚持________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a.事先预防   B.节约优先   C.保护优先   D.自然恢复

答案：BCD 

135、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________。

a.节能环保产业      B.清洁生产产业  C.绿色科技产业      D.清洁能源产业

答案：aBD 

136、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__________等行动。

a.绿色家庭  B.绿色学校  C.绿色社区  D.绿色出行

答案：aBCD 

137、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_____________等制度。

a.环保信用评价        B.污染企业备案  C.信息强制性披露      D.严惩重罚

答案：aCD 

138、完成__________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

a.生态保护红线           B.永久基本农田  C.城镇开发边界           D.国土绿化面积

答案：aBC 

139、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贯彻____的方针。

a.“一国两制”      B.“港人治港” C.“澳人治澳”      D.高度自治

答案：aBCD 

140、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________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

a.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B.粤港澳合作   C.粤港澳政府合作          D.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答案：aBD 

141、中国将高举______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a.和平     B.发展    C.合作    D.共赢

答案：aBCD 

142、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________的新型国际关系。

a.相互尊重    B.公平正义    C.互不干涉    D.合作共赢

答案：aBD 

143、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________深入发展。

a.世界多极化           B.经济全球化  C.社会信息化           D.文化多样化

答案：aBCD 

144、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________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a.执政考验          B.改革开放考验  C.市场经济考验      D.外部环境考验

答案：aBCD 

145、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_______。

a.增强学习本领，增强政治领导本领     B.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增强科学发展本领

C.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增强群众工作本领  D.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增强驾驭风险本领

答案：aBCD 

146、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________，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a.有品德    B.有理想    C.有本领    D.有担当

答案：BCD 

147、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___________继续奋斗！

a.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B.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C.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D.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答案：aBCD 

148、《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___________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a.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B.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C.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D.系列重要讲话

答案：B 

149、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意，把推动构建___________，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

a.人类命运共同体         B.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C.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D.新型国际关系

答案：a 

150、《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党员是___________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a.中国工人阶级         B.中国无产阶级   C.中国先进阶级         D.中国农民阶级

答案：a 

151、《党章》明确，党员必须坚持___________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a.个人利益              B.局部利益   C.党和人民的利益        D.国家利益

答案：C 

152、《党章》规定，发展党员，必须把___________放在首位，经过党的支部，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

a.政治标准   B.思想标准   C.行为标准   D.文化标准

答案：a 

153、《党章》明确，中央有关部委和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根据工作需要，开展巡视工作。党的市(地、州、盟)和县(市、区、旗)委员会建立___________制度。

a.巡视    B.巡察    C.督察    D.监督

答案：B 

154、《党章》明确，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___________。

a.主席负责制          B.分工负责制  C.军委领导负责制      D.首长负责制

答案：a 

155、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___________次。

a.一     B.两     C.三     D.五

答案：B 

156、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___________保卫战。

a.陆地     B.蓝天     C.草地       D.空气

答案：B 

157、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___________，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a.统一领导   B.顶层设计   C.改革创新   D.重大项目落实

答案：aBCD 

158、中国秉持___________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a.共商     B.共建     C.共享     D.共赢

答案：aBC 

159、新时代党的建设要以党的_____为统领。

a.政治建设   B.思想建设   C.作风建设   D.纪律建设

答案：a 

160、旗帜鲜明_____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

a.讲纪律   B.讲学习   C.讲正气   D.讲政治

答案：D 

161、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__________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a.政治立场   B.政治方向   C.政治原则   D.政治道路

答案：aBCD 

162、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__________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a.对党忠诚   B.为党分忧   C.为党尽职   D.为民造福

答案：aBCD 

163、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__________，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a.根本追求   B.基本要求   C.政治条件   D.政治灵魂

答案：D 

164、注重培养__________，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

a.专业能力   B.专业素质   C.专业水平   D.专业精神

答案：aD 

165、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__________的干部撑腰鼓劲。

a.敢于担当   B.踏实做事   C.不谋私利   D.扎扎实实

答案：aBC 

166、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__________资源。

a.宝贵   B.稀缺   C.重要   D.战略

答案：D 

167、努力形成__________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a.人人渴望成才       B.人人努力成才  C.人人皆可成才       D.人人尽展其才

答案：aBCD 

168、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__________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a.组织群众       B.宣传群众  C.凝聚群众       D.服务群众

答案：aBCD 

169、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__________，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a.知敬畏       B.存戒惧  C.守底线       D.守纪律

答案：aBC 

170、____________________，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a.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B.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C.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D.守住不去腐的底线

答案：aBC 

171、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__________，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纪律检查工作取得新成效。

a.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B.深沉的忧患意识  C.顽强的意志品质        D.敏锐的政治韬略

答案：aBC 

172、党的召开的时间是__________

a.10月17日             B.10月24日   C.10月19日             D.10月18日

答案：D 

173、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______的意识。

a.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B.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C.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    D.绿水青山胜过金山银山

答案：B 

174、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机关、____________文化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的领导机构。

a、人民团体  B、经济组织  C、政治组织   D、社会组织 

答案：aBD 

175、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______保证。

a.组织     B.人才     C.理论     D.政治

答案：D 

17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______前景。

a.美好     B.灿烂     C.光明     D.光辉

答案：C 

17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______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a.毅然     B.高高     C.果断     D.坚决

答案：B 

17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______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a.贡献     B.献出     C.提供     D.提出

答案：a 

179、这个新时代，是____________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a.承前启后   B.空前绝后   C.继往开来   D.推陈出新

答案：aC 

180、这个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______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

a.进而     B.继续     C.坚定     D.坚决

答案：a 

181、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______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a.美好     B.富裕     C.甜蜜     D.甜美

答案：a 

182、这个新时代，是______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a.全体     B.所有     C.优秀     D.部分

答案：a 

183、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______、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a.中央     B.核心     C.中间     D.中心

答案：a 

184、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______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a.影响     B.关系     C.涉及     D.牵涉

答案：B 

185、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______的判断。

a.历史方位   B.历史地位   C.历史阶段     D.历史时期

答案：C 

186、全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______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a.喷发     B.爆发     C.涌现     D.展现

答案：D 

187、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______，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a.领路人     B.新面貌     C.新气象     D.主心骨

答案：D 

188、为了______，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

a.民族解放   B.人民解放   C.民族复兴     D.民族独立

答案：C 

189、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______的先进社会制度。

a.需要     B.现状     C.国情     D.实际

答案：D 

190、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______，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

a.合乎时代潮流      B.顺应人民意愿  C.勇于改革开放      D.勇于直面问题

答案：aBC 

191、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______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a.达到     B.实现     C.夺取     D.建成

答案：B 

192、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______，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a.政治统一力、思想引导力、群众凝聚力、社会号召力

B.政治凝聚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影响力

C.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D.政治领导力、思想知音力、群众号召力、社会组织力

答案：C 

193、______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a.中国梦    B.强起来   C.富起来 D.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答案：D 

194、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______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a.以人为本              B.可持续发展  C.以人民为中心          D.以人民为主体

答案：C 

195、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______，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a.社会制度      B.社会主义制度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D.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答案：B 

196、党的报告指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______明显增强。

a.法治水平   B.法治意识   C.法治理念   D.法治观念

答案：D 

197、党的报告指出，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坚持______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a.以进为主   B.舍进求稳   C.稳中求进   D.多快好省

答案：C 

198、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______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

a.进步     B.前进     C.发展     D.运动

答案：B 

199、党员除了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还有权要求______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

a、开除     B、罢免     C、辞退     D、处分 

答案：B

200、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______，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______。

a.政治文化、政治环境  B.政治氛围、政治生态 C.政治文化、政治生态  D.政治生态、政治文化

答案：C 

20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______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a.社会主义       B.共产主义  C.科学社会主义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答案：C 

202、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______。

a.主要领导  B.原则领导  C.基本领导  D.绝对领导

答案：D 

203、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______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a.社会主义  B.共产主义  C.共同富裕  D.发展生产力

答案：B 

204、党的报告指出，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_____取代“两规”措施。

a.留置    B.拘留    C.调查    D.“三规”

答案：a 

205、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______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a.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B.法治政党、法治政府、法治生活

C.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观念   D.法治政党、法治社会、法治观念

答案：a 

206、党的报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______有机统一。

a.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党 B.以德治国和依规治党C.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D.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党

答案：C 

207、______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a.中国道路  B.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C.科学社会主义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答案：D 

208、申请入党的人，要填写入党志愿书，要有______正式党员作介绍人，要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并且经过预备期的考察，才能正式成为党员。

a、一名      B、两名     C、三名    D、四名

答案：B 

209、党的报告指出，______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a.群众   B.人民   C.执政党   D.中国共产党

答案：B 

210、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______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a.社会主义阶段           B.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C.社会主义中级阶段       D.共产主义初级阶段

答案：B 

2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______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a.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B.从站起来、好起来到富起来

C.从站起来、强起来到富起来   D.从好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答案：a 

212、党的报告指出，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相应______，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a.监督执纪权限        B.纪检监察职责  C.纪律处分权限        D.纪律处分权责

答案：C

 213、党的报告指出，要倡导______，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

a.创新文化  B.学习文化  C.产权文化  D.大众文化

答案：a 

214、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______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a.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化    B.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

C.全方位、多样化、整体性    D.系统性、多层次、多渠道

答案：B 

215、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______。

a.人民     B.公民    C.民众    D.群众

答案：a 

216、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______。

a.责任   B.使命   C.目标   D.方向

答案：B 

217、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______、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a.政府为主体、企业为主导      B.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

C.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      D.政府为指导、企业为主导

答案：B 

218、《党章》规定，发展党员，必须经过______，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

a、党总支     B、所在单位领导班子    C、党的支部        D、县一级党的委员会

答案：C 

219、______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

a.理想信念动摇   B.政治立场不坚定   C.腐败   D. 脱离群众

答案：C. 

220、纪律检查组组长参加驻在部门党的领导组织的有关会议。他们的工作必须受到该机关______的支持。

a.党的领导组织   B.党的基层组织   C.党委会   D.党组

答案：a 

221、______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a.人民民主专政       B.协商民主  C.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D.党的领导

答案：D 

222、党的报告中指出，军队将开展______主题教育。

a.“继承红色传统、勇挑强军重担”   B.“继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C.“传承红色传统、勇挑强军重担”   D.“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答案：D 

223、党的报告指出，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______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

a.党政机关   B.公检法机关   C.党政法机关   D.党政军机关

答案：a 

224、《党章》规定，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______。

a、2年   B、3年     C、3年至5年  D、5年 

答案：C 

225、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______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a.霸权主义       B.封建主义 C.帝国主义       D.官僚资本主义

答案：BCD 

226、党的报告指出，要建设______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a.学习型   B.知识型   C.技能型   D.创新型

答案：BCD 

227、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______，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

a.努力     B.奋斗     C.领导     D.争取

答案：C 

228、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______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a.组织     B.法治     C.党性     D.德治

答案：C 

229、党必须加强对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______的领导，使它们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充分发挥作用。

a.群众组织   B.社会组织   C.群团组织   D.人民团体

答案：C 

230、实施共建______，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

a.“一带一路”战略     B.“一带一路”工程  C.“一带一路”倡议     D.“一带一路”政策

答案：C 

231、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后，党组织经过考察认为其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______。

a、留党察看      B、延长预备期      C、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D、给予警告

答案：C 

23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______。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案     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答案：D 

233、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______。

a.根本保证   B.基本保证   C.根本方式   D.基本方式

答案：D 

234、党的中央委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______以上的省一级组织提出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举行；如无非常情况，不得延期举行。

a、四分之一  B、三分之一   C、二分之一  D、三分之二

答案：B 

235、实施乡村振兴战略。______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a.农业   B.农村   C.农民   D.农田

答案：aBC 

236、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______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a.政党协商   B.人大协商   C.基层协商   D.人民政协

答案：D 

237、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决不允许______，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

a.有禁不止   B.有令不行   C.各自为政   D.自行其是

答案：aBCD 

238、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夺取反腐败斗争______胜利。

a.根本性   B.关键性   C.决定性   D.压倒性

答案：D 

239、要领好班子、带好队伍，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______纪律，建设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干部队伍。

a.坚强   B.严肃   C.铁一般   D.铁的

答案：D 

240、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______；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

a.实际的    B.未来的    C.开放的    D.严肃的

答案：B 

241、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______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a.革命    B.建设    C.事业    D.道路

答案：C 

242、过去五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____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

a.60 B.70  C.80  D.90

答案：C 

243、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____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

a.六千多万    B.七千多万 C.八千多万    D.九千多万

答案：a 

244、在新世纪新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______是，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a.战略安排   B.战略部署   C.奋斗目标   D.战略目标

答案：D 

245、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______，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a.指导地位   B.领导地位   C.统治地位   D.主流作用

答案：a 

246、按照____________、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a.独立自主   B.肝胆相照   C.完全平等   D.互相尊重

答案：aCD 

247、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______，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a.干部建设   B.反腐倡廉建设   C.纪律建设   D.理论建设

答案：C 

248、建设____________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

a.学习型   B.服务型   C.创新型   D.智能型

答案：aBC 

249、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______态度惩治腐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a.坚决的   B.认真的   C.零容忍   D.强硬的

答案：C 

250、坚定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______，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

a.步调一致   B.行动一致   C.民主和谐   D.高度一致

答案：B 

251、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______。

a.和谐统一   B.政治局面   C.生动局面   D.和谐局面

答案：B 

252、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____________，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a.依德执政   B.科学执政   C.民主执政   D.依法执政

答案：BCD 

253、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共产党员必须同______群众亲密合作，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a.广大     B.党外     C.人民     D.基层

答案：B 

254、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______。

a.威信     B.权威     C.领导     D.地位

答案：a 

255、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____________清正廉洁，模范地履行本章程第三条所规定的党员的各项义务。

a.信念坚定   B.为民服务   C.勤政务实   D.敢于担当

答案：aBCD 

256、坚持____________，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a.解放思想   B.实事求是   C.与时俱进   D.开拓创新

答案：aBCD 

257、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______，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

a.机遇期     B.决胜期     C.阶段     D.地位

答案：a 

258、以________，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a.识才的慧眼      B.敬才的风度  C.爱才的诚意      D.用才的胆识

e.容才的雅量      F.聚才的良方

答案：aCDeF 

259、国家______改革试点取得实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

a.政府职能    B.监察体制    C.政府体制    D.金融体制

答案：B 

260、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______深入人心。

a.发展理念    B.中国梦    C.四个全面    D.四个自信

答案：B 

261、深入贯彻以______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

a.经济    B.人民    C.民生    D.农民

答案：B 

26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______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a.美好    B.美丽    C.富丽    D.秀美

答案：B 

26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______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a.全面    B.综合    C.整体    D.素质

答案：a 

26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______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a.坚定    B.坚持    C.笃定    D.做到

答案：a 

265、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______发展。

a.同步    B.综合    C.高速    D.稳步

答案：a 

266、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____________，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a.推陈出新   B.不忘本来   C.吸收外来   D.面向未来

答案：BCD 

267、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____________，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a.中国智慧   B.中国精神   C.中国价值   D.中国力量

答案：BCD

268、建设_______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a.美好    B.平安    C.富丽    D.秀美

答案：B 

269、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_______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a.同时    B.同向    C.共同    D.综合

答案：B 

270、_______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a.营造    B.发展    C.建设    D.创造

答案：B 

271、不断增强党____________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a.自我净化   B.自我完善   C.自我革新   D.自我提高

答案：aBCD 

272、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____________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a.理论创新   B.实践创新   C.制度创新   D.文化创新

答案：aBCD 

273、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____________、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

a.经济更加发展      B.民主更加健全

C.科教更加进步      D.文化更加繁荣

答案：aBCD 

274、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人民将_____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a.具有   B.取得   C.享有   D.达到

答案：C 

275、着力构建__________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a.市场机制有效      B.微观主体有活力  C.宏观调控有度      D.机制良性运行

答案：aBC 

276、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_____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a.拼搏     B.钉子     C.工匠     D.铁人

答案：C 

277、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__________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a.战略科技人才      B.科技领军人才  C.青年科技人才      D.尖端军工人才

答案：aBC 

278、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_____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a.同时    B.融合    C.共同    D.高度

答案：B 

279、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_____________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a.权责清晰   B.财力协调   C.区域均衡   D.管控适度

答案：aBC 

280、建立全面__________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a.规范透明   B.标准科学   C.约束有力   D.运行科学

答案：aBC 

281、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__________。

a.新格局    B.新优势    C.亲局面    D.新形势

答案：B 

282、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__________的民主。

a.最规范   B.最广泛   C.最真实   D.最管用

答案：BCD 

283、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__________，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a.制度化   B.规范化   C.法治化   D.程序化

答案：aBD 

284、扩大人民_____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a.合理      B.有序      C.积极      D.有效

答案：B 

285、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_____，发扬民主作风，接受人民监督，当好人民公仆。

a.大局意识    B.忧患意识    C.党的意识    D.民主意识

答案：D 

286、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_____。

a.根本    B.基础    C.灵魂    D.真谛

答案：D 

287、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_____。

a.科学立法   B.严格执法   C.公正司法   D.全民守法

答案：aBCD 

288、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__________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a.理想信念   B.价值理念   C.职业操守   D.道德观念

答案：aBD 

289、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__________。

a.传播力   B.引导力   C.影响力   D.公信力

答案：aBCD 

290、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________，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a.思想觉悟   B.道德水准   C.职业操守   D.文明素养

答案：aBD 

291、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倡导__________，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a.讲品位   B.讲格调   C.讲奉献   D.讲责任

答案：aBD 

292、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__________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a.获得感   B.满意度   C.幸福感   D.安全感

答案：aCD 

293、办好__________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a.社会    B.基础    C.继续    D.成人

答案：C 

294、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______。

a.心理    B.精神    C.心态    D.风气

答案：C 

295、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______。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a.人民满意度   B.民众支持率   C.得道多助    D.人心向背

答案：D 

296、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____________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a.政治立场   B.政治方向   C.政治原则   D.政治道路

答案：aBCD 

297、全党要清醒认识到，党内存在的_____________等突出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a.思想不纯  B.组织不纯  C.作风不纯  D.立场不正

答案：aBC

298、“三会一课”制度的内容是______。

a、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党课

B、支部党员大会，全体人员会，领导班子会，党课

C、民主生活会，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党课

D、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组织生活会，党课

答案:a

299、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____________，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

a.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B.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C.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  D.坚持素质为上、博学多才

答案：aBC 

300、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______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

社会治理现代化方案篇6

【关键词】社会转型；修宪困境；制度性修宪；观念性修宪；政治正当性

一、引言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可以简约地表述为：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法治化以及文化领域的多元化。相对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法治化和文化多元化而言，处于内隐层面并且对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的转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当代中国的价值重构。就本文论题而言，这样的价值重构可以经由“人权”一词得到表达。①

修宪无疑是转型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宪法现象。这一宪法现象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由于以下两点：(1)修宪达到了如此频繁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转型中国修宪将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2)相应地，每次修宪都成为主流话语极为重要的话题。张千帆教授甚至明显乐观地认为：“修宪作为一个过程已经激发了社会对宪法的热情。可以不夸张地说，修宪意味着中国‘宪政时刻’的来临。”②但是，对这一现象的解读，却缺乏足够的学理分析力度。③

可以大致地区分两种修宪：一种修宪与民主相关，旨在贯彻和体现“主权在民”原则；另一种修宪则旨在解决宪法的社会适应性。宪法的社会适应性之所以成为“问题”而需要以恰当的方式“解决”，主要是因为：(1)人类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完备或完美的宪法是不可能的，对宪法不完备性的发现使得宪法的社会适应性从一个隐蔽的问题转而成为一个显现的问题。(2)社会生活总是变动的，这使得即便是完备的宪法也会新生出社会适应性问题。对于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宪法而言，④就更是如此了。

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改，其意旨显然在于解决宪法的社会适应性问题。由此可以将宪法修正案划分为两类：补救理性有限的修正案与回应社会转型的修正案（补救型修宪与回应型修宪）。在笔者看来，在四次修宪的总共31条修正案中，属于补救理性有限而与社会转型无关（至少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修正案是：第11条修正案、第25条修正案、⑤第30条修正案、⑥第31条修正案，其余的修正案则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回应。

本文的意旨即在于，在梳理自1988年以来的四次修宪对中国社会转型回应的基础上，从政治正当性这一角度对修宪作出解读。对修宪的这一解读包括两个方面：(1)修宪本身是否可能遭遇正当性质疑？(2)修宪在根本上是否对政治正当性的构建，因而修宪主要不是作为宪法现象而存在？⑦

二、修宪对转型中国的两种回应

梳理为回应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宪法修正案，⑧可以发现有两种不同功能的宪法修正案，也就可以相应地对转型中国的修宪作制度性修宪与观念性修宪的区分。本文所谓“制度性修宪”是指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修宪，即修宪提供了新的规范；⑨所谓“观念性修宪”是指修宪不具有制度变迁的意义，即修宪并不提供新的规范，而是确立或更新某种观念。当然，某一具体的修正案是属于制度性修宪还是属于观念性修宪，难免存在模棱两可之处，因而“制度性修宪”与“观念性修宪”的区分也难免存在模糊之处。但是，这并不影响本文所作判断的总体上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属于制度性修宪的宪法修正案，依其内容，又可以分为涉及市场化进程的修正案与涉及法治化进程的修正案两部分。

涉及市场化进程的修正案包括：

(1)第1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11条进行了修正，即补充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⑩这一修正案的意义在于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从而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制度空间。这一修正案在1999年又被第16条修正案所修正。

(2)第2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正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此修正案提供了土地这一重要的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进程中富有效率性利用的制度空间。

(3)第5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7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修正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从字面上看，这一修正案只是作语词上的更改，(11)但是将“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实质上是对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新界定，因此，这一修正案可以说具有制度变迁的意义。

(4)第8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16条“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修正为“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这是对第5条修正案的回应，而取消“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的表述可以看作是使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主经营”权的制度空间。

(5)第9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17条“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修正为“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这一修正案可以理解为使某一类市场主体免于“国家计划”的约束而获得了更大的制度空间。

(6)第14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6条进行了修正，即补充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修正案为按劳分配之外的分配方式提供了制度空间。

(7)第22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正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较之先前，强化了对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现了市场化进程的固有要求。

(8)第23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14条进行了修正，即补充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针对市场机制而为弱势群体提供的风险防范制度，是市场化进程中为保证社会公正所必需的。

涉及法治化进程的修正案包括：

(1)第20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正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2)第22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13条进行了补充，即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这两条修正案明确了国家征收或征用应“依法”进行，并且其征收或征用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3)第28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81条进行了补充，即增加了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内容。这为国家主席参与国事活动提供了宪法上的制度依据。

相比之下，属于观念性修宪的宪法修正案所涉及的内容则丰富得多，这其中固然有涉及市场化进程和法治化进程的内容，但更多的是涉及执政党的地位及其指导理论、执政目标等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

(1)第1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在《宪法》第11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实际上也就是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合法的制度空间，但是考虑到第1条修正案已经以“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一表述更明显、更直接地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制度空间，将私营经济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这一表述就显然不是出于制度变迁的考虑，而是要在给予私营经济合法的制度空间后进一步界定其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因而主要属于观念陈述的功能。1999年的第16条修正案将“补充”修改为“重要组成部分”则佐证了第1条修正案的这一内容在功能上是观念性的这一判断。

(2)第3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的序言进行了补充，即在第7自然段增加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两项内容，用“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表述代替了原来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这一修正案是以宪法来陈述执政党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定位、宣告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目标，并未在先前文本的基础上增加具有规范意义的内容。

(3)第4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末尾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一内容。这只是对现行政治秩序的追认，不具有制度创新或变迁的功能。

(4)第6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8条第1款“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修正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一修正案于1999年又为第15条修正案所修正。

(5)第7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15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修正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6)第12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是对《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的修正，其内容包括：1)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中的“都是”修正为“是”。笔者认为，这是执政党用以表达她的谦逊，不具有规范意义。2)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修正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执政党对中国社会状况所作的新阐述。3)将“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修正为“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将“邓小平理论”增列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4)在表达执政党的执政目标时增加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内容。另外，这一修正案同时也是对1993年的第3条修正案的修正。

(7)第13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5条进行了补充，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修正案显然是对转型中国的法治化进程的回应，但这也只是一个宣言式的条款，并不具有规范意义。

(8)第15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8条第1款“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修正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这一修正案是对第6条修正案的修正。

(9)第16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11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修正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修正案的核心是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从第1条修正案的“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第1条修正案已经确认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因而这一修正案以“重要组成部分”代替“补充”就只具有观念更新的意义而不具有制度变迁的功能。

(10)第17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28条中的“其他反革命的活动”修正为“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这一修正案取消了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反革命”一词，改用一个纯粹的法律用语“危害国家安全”，其意义也只能认为是观念上的而非制度上的。(12)

(11)第18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中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修正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将“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正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同第3条修正案和第12条修正案一样，这一修正案也是对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目标（“政治文明”）的宪法陈述。

 

(12)第19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第2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之后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笔者看来，这一修正案中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其实可以包含“社会主义劳动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对此解释说：“统一战线包括的‘劳动者’、‘建设者’和两种‘爱国者’，一层比一层更广泛，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这样修改，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3)既然“社会主义劳动者”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所包含，那么就应该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替代“社会主义劳动者”。但不管对“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之间的关系作怎样的界定，这一修正案都只是用来陈述对统一战线的理解，并不具有制度变迁的功能。

(13)第21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将《宪法》第11条第2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正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14)第24条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宪法》第33条进行了补充，即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修正案直接表达了转型中国的价值重构，但同第13条修正案一样，也是一个宣言式的条款。尽管这一宣言式的条款意义非常重大——“在宪法文本中直接导入‘人权’概念并加上‘尊重’这个字眼，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法律实证主义的新权利观，即承认在国家成立之前和国家规定之外存在着一些出乎自然的、个人所固有的权利”，(14)但是，“为了使这条宣言式的人权条款能落到实处，还需要建立和健全一系列制度来检查和确认国家是否尊重了人权、是否充分保障了人权。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以人权典章（《宪法》第2章）、国际人权公约等为标准审查现行的法律、法规、决定、命令以及行政措施的正当性”。(15)然而这样的制度建构却没有成为本次修宪的内容，以至于学者们不得不冷静、务实地将“建立中国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作为修宪的合宜的主张。(16)

(15)第26条修正案和第27条修正案。这两条修正案分别将《宪法》第67条、第80条中的“戒严”修改为“紧急状态”。这两条修正案的意义被认为是“以小改宪的方式试探了大改宪的可能性”，(17)但是，这样的意义显然只是潜在的，两条修正案明显不具有直接的制度构建功能。

三、对修宪正当性的质疑

在属于“回应型修宪”的总共27条修正案中，有11条修正案属于制度性修宪，有17条修正案属于观念性修宪，其中第1条修正案同时具有制度性和观念性两种功能。这一数字对比比较直观地表明，就转型中国的修宪而言，观念陈述的功能要大于制度变迁的功能。这一判断还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证明：(1)反复被修正的是《宪法》序言的第7段（1993年、1999年和2004年三次修正）。这凸显了修宪的观念陈述功能。(2)许多具有制度变迁功能的修正案，究其实质并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如第9条修正案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修正和第14条修正案关于分配方式的修正。

同时，宪法修正案的稳定性极低，有一些修正案在修宪中本身又成为被修正的对象：第1条修正案在时隔11年后为第16条修正案所修正，第16条修正案又在5年后为第21条修正案所修正；第3条修正案在时隔6年后为第12条修正案所修正，第12条修正案又在5年后为第18条修正案所修正；第6条修正案在时隔6年后同样地为第15条修正案所修正。(18)在属于“回应型修宪”的总共27条修正案中，有5条修正案是用来对修正案进行修正的，有5条修正案是被后来的修正案所修正的，有两条修正案被修正了两次。这种“对修正案的修正”，是转型中国的修宪所特有的，(19)而修正案被修正的时间间隔又是如此之短。

当对修正案的解读得出上述两项判断时，对修宪正当性的质疑也就可能随之而来：(20)

(1)修宪暗含着将宪法非宪法化的立场。对宪法存在着两种即便不是对立也是颇不相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将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不仅被认为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且被认为是实在法体系的根本法、“母法”。对宪法的这一理解并不关注宪法的具体制度设计，而是看重它的政治性、纲领性、宣言性。另一种理解是将宪法严格地作为制度设计，它不必须是“母法”，甚至认为它仅仅是公法。对宪法的这一理解则特别强调宪法的可操作性、对政治生活所具有的具体而实际的规范作用。相应地，宪法中的制度设计必须包括并只能是：1)保障公民权利；2)构造并限制政府权力；3)提供相应的宪法制度安排以使宪法能够实际地保障公民权利和构造并限制政府权力，如违宪审查、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因此，经济、文化建设等内容可以甚至应该是宪法不涉及的。就宪政实践以来立宪、行宪的走向和宪法理论的变迁而言，宪法越来越在后一种意义上被理解和对待。

修宪应该意味着制度的变迁与创新，而作为制度变迁的修宪应该也只能直观地和具体地转化为行为规范的设置、改变或废止。当修宪的观念陈述功能大于制度变迁功能时，“非宪法化”的立场即隐含其中。

(2)频繁的修宪以及对修正案修正的经常化，将极大地动摇公众对修宪进而对宪法的合理期待，降低宪法的权威性。(21)

(3)与前一点相联系，既然有如此高比例的宪法修正案为后来的修正案所修正，那么就有理由合理地怀疑这些修正案的提出和通过是否足够理性、审慎。

这样的质疑，对于修宪的正当性而言，很可能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这意味着，转型中国的“回应性修宪”即使做到了使宪法恰当地回应了社会生活，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虽然有可能从其他方面证明修宪具备某些正当性要件，(22)但是本文的解读足以显示修宪的正当性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尽管本文的解读尚不足以说明修宪正当性的完全缺失。修宪的两难和困窘，正是在这里被凸显和尖锐化的。

有必要追问的是，这种代价的背后是什么？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比修宪的正当性更为“可欲的”(desirable）目标？

四、转型中国的两种正当性诉求

当代社会被认为存在着普遍的合法性（正当性）危机。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较普遍地面临合法性危机，是与这些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分不开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激烈变动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很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23)其间的因果关联端在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种形式。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24)以此为背景，对现行政治秩序就会产生正当性追问。

在此语境下中国的具体情形是，1978年执政党对“改革开放”的选择开启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并由此产生两种新的正当性诉求：(1)为推进社会转型而采取的措施需要获得正当性依据；(2)社会转型总会使现行政治秩序的某些既有的正当性依据失效，从而需要寻求新的正当性依据。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自生自发”的，而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主导和推进的。这使得改革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自生自发的“内在制度”的框架中进行。社会转型是通过制度创新、在“外在制度”的框架中完成的。(25)哈耶克试图细致地区分“自由的法律”和“立法的法律”，且认为前者是自生自发的，并以“正当行为规则”命名之。(26)与常常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的“内在制度”或“自生自发的规则”不同，“外在制度”或“人为构建的规则”总是伴随着（更多的、更直接的）正当性追问。这是转型中国及相应的改革措施在直观与外显的层面所产生的正当性问题。

尽管张光直先生将中国文明解说为渐进式、连续性的，(27)但是近代以降的中国社会变迁却不停地处于跳跃式、断裂性的状态。当代的社会转型也相应地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体亲历着快速多变，从而必定打破人们既有的预期，妨碍人们天然存在的对稳定性的需要。这会使社会转型遭遇正当性拷问。在更深一层，社会转型必定发生利益重构。使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境况并不因此恶化的“帕雷托最优”其实也是难以达到的，(28)实际情形往往是在牺牲某些人群的既有利益的代价下的社会进步。(29)这使对社会转型的正当性追问尤其成为激烈甚至尖锐的问题。

既有预期的打破、利益格局的重构是通过种种改革措施来完成的，因此，对打破既有预期、重构利益格局的正当性疑虑乃至追问，就必定转化为对改革措施的正当性追问。这两种正当性诉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现行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危机。这两个方面的正当性诉求又是合一的，因为改革本身是现行政治秩序获取正当性所必需的。

换句话说，存在一种与转型中国相伴随、应该被作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看待的“正当性转型”，即政治统治必须转换正当性证明的既有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正当性危机”乃是转型中国价值重构的必然。(30)现行政治秩序已经高度重视并致力于谋求政治正当性。在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的诸多措施——“三讲”、“保持先进性教育”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提出等，无不可以被看作是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努力，尽管其中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不经意的。那么，在现行政治秩序中频繁进行的修宪，是否与当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相关联？

五、构建政治正当性的宪法

政治统治自产生以来，其正当性问题就一直是在观念和实践两个领域都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31)在人类政治史早期已普遍存在于各文明区域的“君权神授”论，(32)就是借助于神的不证自明的正当性而从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证明世俗统治正当性的一套理论。文明的流变表现为政治正当性来源和依据的变化。哈贝马斯揭示了这一点：“在早期文明中，统治家族乃是借助于原始神话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样，法老们首先把自己说成是神的儿子。在这个水平上，只需要叙述性基础就足够了，这就是神话传说。伴随着古代文明帝国的发展，对合法化的需要也在增长。现在，不仅是统治者本人，而且整个政治秩序（据此统治者方可以为所欲为）的正当性都需要证明，这个目标的实现是由以宇宙论为基础的伦理学、高级宗教和哲学来完成的。这些东西回到了伟大的创始者那里：孔夫子、佛祖、苏格拉底、以色列先知、还有耶稣。这些理性化的世界观具有可教义化知识的形式，论证替代了叙述。”(33)可以认为，新的正当性追问和相应而来的正当性来源的变化，乃是文明被认为是“进步”了的一种表现。例如，为应对政权建立初期的正当性危机而产生的“以德配天”的周代政治观即是将“德”这一人自身可能把握的因素(34)植入了神意之中，从而也就意味着对具有偶然性和神秘性神意的某种程度的驱逐。宪政实践以来，宪法成了政治正当性最为重要的来源，政治正当性的证明、构建也成为宪法基本的和核心的功能所在。

政治正当性的证明在逻辑上包括三个方面：(1)谁拥有统治权和如何获得统治权，这是政治统治的依据即“凭什么统治”的问题；(2)政治统治的目标是什么，即“为什么而统治”的问题；(3)政治统治是怎样进行的，即统治权是以何种方式加以行使的——这是“如何统治”的问题。这三个方面分别涉及的是政治的起点、政治的终点和政治的过程。如果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在这三个方面都能得到证明，那么对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证明可以说在逻辑上是完整的。

政治正当性证明的途径从理论上说有两条：(1)规则（制度）形态的正当性证明，即通过证明政治统治对现实制度的符合而使其获得正当性，也就是通过合法化来证明正当性。其典型如晚清以“钦定宪法大纲”使专制统治获得合法化。对此必须注意的是：“将合法律性——实证论秩序提升为评议政治合法性最终标准的地位，这意味着对国家的一种屈从，这种屈从与合法性理念是完全相违背的。”(35)(2)观念（价值）形态的正当性证明，即通过证明政治统治对知识体系或信仰（价值）体系的符合而使其获得正当性，也就是通过合目的性来证明正当性。制度形态的正当性证明是从人类既有的行动中寻找正当性依据，显然属于实证性的正当性证明；价值形态的正当性证明则不是从人类的行动而是从人类的精神世界寻找正当性依据，可以说是目的性的正当性证明。(36)尽管行动与精神世界密切关联，但毕竟是人类存在的两个领域。实证性的正当性证明不是具有终极性的正当性证明，只能是有限的、阶段性的正当性证明，因为制度或人类的先前行为本身就是需要正当性证明的。只有将规则形态的正当性证明和价值形态的正当性证明合而为一，才能构成完整的、充分的正当性证明。(37)可以大致地认为，从传统中寻求正当性来源，即是以既有行动为正当性依据和以观念（价值）体系为正当性依据的合一。

宪法在形式意义上为现行政治秩序提供制度性的正当性依据，在实质意义上则为现行政治秩序提供目的性的正当性依据。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近现代政治已接受这一共识：以主权在民、基本人权、有限政府(38)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也可称为宪政国家之基本理念）。当此三项原则得以作为宪法上的具体制度设计的精神和灵魂时，宪法就达致了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合一。此三项原则也正对应着政治正当性证明的三个方面：主权在民解决的是“凭什么统治”的问题，基本人权宣示了政治统治的目标，有限政府则表明政治统治如何进行。这样的宪法自然也会被认为是真正“可欲的”宪法。

考察近代以来的制宪史，以本文的逻辑，可以大致地区分两种类型的宪法：一种宪法以具体而实在的制度设计，并在某种程度上将主权在民、基本人权和有限政府的理念熔铸于制度中，以构建政治正当性；另一种宪法则呈现出非制度化的特性，主要通过陈述观念（信仰）体系来为现行政治秩序提供正当性证明。自然，一部作为实在法存在的宪法，往往不一定可以纯粹地被归属于某一类型。更准确地说，宪法迄今为止在实在法形态上呈现出两种面相：作为制度设计的面相和陈述观念（信仰）体系的面相。面相固然不同，但目的相同，即它们都是为了构建现行政治秩序的正当性。

六、修宪：转型中国的正当性诉求的满足

对转型中国修宪的意旨，有必要在通常所谓的“宪法的社会适应性”之外作更为深入、相对细致的解读。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对转型中国所产生的新的正当性诉求的满足。转型中国的修宪，正是因应了这两种正当性诉求。全部的宪法修正案，就是对应着这两种正当性诉求。

在对转型中国的修宪作制度性修宪与观念性修宪区分的基础上，还可以并且有必要分析修宪与两种正当性诉求之间的对应关系。其中，为“改革”及其具体措施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宪法修正案是：(39)作为制度性修宪的全部宪法修正案和作为“观念性修宪”的第1条、第6条、第7条、第15条、第16条和第21条宪法修正案。

为回应转型社会对政治正当性的新要求而进行的修宪包括：第3条、第4条、第12条、第13条、第17条、第18条、第19条、第24条、第26条、第27条和第31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依其内容以及与政治正当性证明之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可以作这样的区分：

(1)旨在阐述执政党之指导思想的宪法修正案：第3条修正案增加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两项内容；第12条修正案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修正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邓小平理论”增列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第18条修正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列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所增列的，是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的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科学品格和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使命表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进步的客观必然性和相应的形态，因而可以被看作是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知识论上的正当性依据；当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进化论），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社会主义实践又获得了目的论上的正当性。这里所遵循的是知识论与目的论合一地构建正当性的逻辑。(40)因此，一种社会实践如果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为精神源泉，一个政党如果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为理论指导，那么这种实践和致力于这种实践的特定政党的正当性也就会被认为得到了证明。

(2)旨在为现行政治秩序提供政治认同的宪法修正案：第4条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末尾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第12条修正案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中的“都是”改为“是”。这是执政党用以表达她的谦逊，并在逻辑上与第4条修正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相关联。这为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制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历史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经历了“历史选择”而来的(41)——这类似于诉诸传统的正当性证明。第19条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第2句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作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成员。尽管修宪说明中所作的解释是，这样修改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但是使“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广泛”当另有深意：现行政治秩序将因此而显示出所获得的更为广泛的认同。

以上两部分内容的宪法修正案都是在政治正当性证明的三方面中的第一方面，即就政治统治的依据为现行政治秩序构建正当性。

(3)旨在陈述政治秩序之目标的宪法修正案：第3条修正案用“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表述代替原来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解为“国家强盛、人民富庶”应当是符合修正案本意的，而正是这“国家强盛、人民富庶”凸显出政治目标的“可欲”性以及因此而具有的正当性。(42)第12条修正案在表达执政党的执政目标时增加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内容。这不仅宣告了社会转型的市场化进程，而且也与“国家强盛、人民富庶”这一政治目标相关联。第18条修正案在“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市场化进程颇具成效、经济增长举世瞩目的同时却也累积着各式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与弊端的背景下，宣告“政治文明”作为政治秩序之目标，是极为必要的。第31条修正案对《宪法》第136条进行了补充，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一修正案的功能可以作两方面的理解：(1)增列作为国家象征的国歌，从而使国家的仪式化存在变得更完备。(2)由于《义勇军进行曲》所具有的承载民族主义的功能，此项修正就不排除具有正当性构建的目的。(43)对民族主义的彰显在笔者看来也属于对政治目标的一种表达。

(4)旨在经由政治统治方式而构建政治正当性的宪法修正案：第13条修正案对《宪法》第5条进行了补充，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修正案显然是对转型中国的法治化进程的直言宣告。在法治、宪政已经成为当代具有普世性政治共识的背景下，政治秩序只有与“人治”、“政策之治”划清界限，承认、接受和贯彻“法治”，才能够为自己获得正当性。

此外，第17条修正案将“反革命罪”修正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第26条修正案和第27条修正案将“戒严”修正为“紧急状态”，也具有正当性建构的意蕴。这些修正固然有使用语更加准确的用意，但更深层的意义当在正当性的构建上。“反革命”一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戒严”则有明显的“专政”意味。在“对外开放”的语境下，语词的转换肯定与力图更多地建立话语共识、融入国际社会相关联，由此所显示的“与国际惯例接轨”至少潜在地具有正当性构建的意蕴。

因此，转型中国的修宪正是为了满足新的正当性诉求，对新的正当性诉求的满足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保障宪法的稳定性的意义。只有从正当性诉求这一角度，才能够准确地理解中国转型期对宪法的修改。

七、结语

正如洛克林所指出的：“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有意思的起点来探求公法的性质，也就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44)“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提供了观察和解读宪法的一种必要和有意义的角度，而政治正当性正是政治话语中最为基本的和最为重要的成分——甚至可以说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即政治正当性问题。将政治正当性与宪法相关联所产生的思考在逻辑上包括两个方面：宪法是否以及如何具有正当性构建的功能？宪法作为政治系统的成分本身是否存在正当性问题？

本文正是遵循这一逻辑展开分析，试图说明修宪本身是存在正当性疑问的，但是宪法的频繁修改又是构建政治正当性的重要途径。在两种正当性不能兼得的困境中，宁可舍修宪本身的正当性，以求从修宪中谋求政治正当性，可以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舍末逐本之举了。一方面是修宪本身正当性的不足乃至缺乏，另一方面则是力图经由修宪而谋求现行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或许这样的分离，乃是中国当代断裂式社会进步的必然。(45)

经由修宪表达出来的对政治正当性的看重，显然可以认为是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巨大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46)修宪，在转型中国主要属于政治事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宪法现象。正如夏勇先生所言：“20年来的行宪史，也是宪法的变迁史。宪法且行且改，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宪法’。它为认可和推动改革而制定，又因改革而屡屡修改。”(47)倘若“革命宪法”已然成功了却政治正当性问题，那么作为过渡时期的“改革宪法”就或许成为不必要。张千帆教授所谓“现行宪法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它和社会现实脱节，甚至可以说无关”(48)的判断，是在它作为制度设计的意义上成立的。如果考虑到现行宪法与政治正当性构建之关系，则这一判断不无疑问。因为修宪是以一种独特的、非宪法的方式关联着中国社会现实的。

【注释】

①人权领域的最大争论，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可以说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对本文来说并无影响。在笔者看来：

 (1)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争论，恰好可以看作是人权得以作为当代世界普遍价值的一种反映。人权的普遍性和经济的全球化一起，构成了当代“法的世界化”或“世界法”的基本前提（参见［法］马蒂：《世界法的三个挑战》，罗结珍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62页；［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45页）。

 (2)在理论上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都有其自恰性而难以判别是非，在实践上相对主义有可能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因而是需要更为审慎地加以对待的。②(16)(48)参见张千帆：《建立中国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对修宪理论的一点探讨》

 ③对修宪的解读堪称敏锐而机智的作品有：林来梵：《互惠正义：第四次修宪的规范精神》，《法学家》2004年第4期；季卫东：《从界定产权到改善政权——对宪法第四修正案建议稿的诠释和批评》，《财经》2004年1月6日。

 ④转型中的中国宪法被界定为“改革宪法”。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从“改革宪法”到“宪政宪法”》，《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⑤第25条修正案将《宪法》第59条第1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修正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宪法》本应该依据第31条“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第59条第1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之后加上“必要的时候包括由特别行政区选出的代表组成”。如此，既可减少一项对宪法条文的修改，又不会出现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选出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却缺乏宪法依据的局面——这显然是一种颇为尴尬的局面。但是，《宪法》的立法者虑之不周而留有疏漏，以致有此修正案之产生。

 ⑥第11条修正案和第30条修正案可以合并看待。第11条修正案将《宪法》第98条所规定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第30条修正案将《宪法》第98条“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这两次修宪使所有的地方人大的任期均延长为五年。季卫东对此另有解读：“在改变对私有财产的定位之后，如何处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为了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公正，改宪建议案试图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助，采取了以下三项根本性措施……一项根本措施是政治方面的，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从每届三年延长到五年，以加强基层民主制的功能。”季卫东：《从界定产权到改善政权——对宪法第四修正案建议稿的诠释和批评》，《财经》2004年1月6日。

 ⑦有学者以正当性为视角对转型中国的公法现象作了考察（参见沈岿：《因开放、反思而合法——探索中国公法变迁的规范性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也有学者对司法改革中的“非法”之举提出了一般性疑问（参见谢佑平、万毅：《法律权威与司法创新：中国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本文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以宪法修正案的内容为对象展开分析，并没有涉及修宪的其他方面，如程序、修宪权的归属等（这些问题构成了“宪法正当性”的子问题）。沈岿就指出了“宪法的修订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作为政府的一个分支，其所作的修宪决策是不能轻易认为是可接受的”（沈岿：《因开放、反思而合法——探索中国公法变迁的规范性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但是，这样的局限性并不会从根本上颠覆本文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⑧有必要就这部分修正案的全部内容作出陈述和分析，尽管这可能被读者认为过于琐碎，也必定会使全文的不同部分在篇幅上显得失衡，但此处的琐碎可以使后文变得简洁。

 ⑨早有学者提出“制度性修宪”这一概念，使之与“政策性修宪”相对（参见殷啸虎：《论“政策性修宪”》，《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政策性修宪”被认为是转型中国修宪的主要甚至是单一的模式。换言之，当代中国的修宪被认为不属于“制度性修宪”。关于修宪与政策之关系，还可参见王磊：《宪法如何面对未来——修宪与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外法学》2005年第1期。

 ⑩这一修正案的省略号部分在笔者看来属于观念性修宪的内容，因而放在下文论述。

 (11)相应地，第10条修正案将《宪法》第42条第3款中的“国营企业”修正为“国有企业”。这只是对第5条修正案在语词上的回应，可以认为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12)需要指出的是，在1999年的第17条修正案之前，199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修改，就完成了以“危害国家安全”对“反革命”的语词替代。严格地说，1997年对《刑法》所作的这一修改的合宪性是可质疑的。

 (13)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03/o8

 (14)(15)(17)季卫东：《从界定产权到改善政权——对宪法第四修正案建议稿的诠释和批评》，《财经》2004年1月6日。

 (18)此外，第11条修正案在11年后为第30条修正案所修正。由于这属于前文所称的“补救理性有限的修正”而不属于“回应社会转型的修正”，故此处不涉及。

 (19)可为参照的是：《美国宪法》第21条修正案（1933年）对关于禁酒的第18条修正案（1919年）予以废除。谢里夫政府时期（1991—1999年），《巴基斯坦宪法》第13次修正案废除了授权总统解散议会的第8次修正案。这一宪法修改发生于巴基斯坦的政治动荡时期。有学者以《美国宪法》第21条修正案为“以前一项修正案为内容的唯一修正案”，实为不妥（参见王磊：《宪法如何面对未来——修宪与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外法学》2005年第1期）。对法律的一种政治解读表明：“虽然能动型的法律不能为它试图规制其行为的那些人的偏好所改变，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可调适性和灵活性——政府在实现其设计蓝图之过程中的每一次失败或成功都可能使它发生改变。无论它采取客观规制的形式还是行为模式的形式，它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到对国家计划之实现构成障碍的程度。每当它变得效率低下或者对国家目标之达成起反作用的时候，它就必须得到修正”（［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这可以解释（至少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转型中国存在如此频繁的修宪。

 (20)王磊认为：“修改之后的宪法文本的不统一……反映了修宪者没有处理好宪法修正案和宪法原文之间的关系”（王磊：《宪法如何面对未来——修宪与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外法学》2005年第1期）。这可以看作是与本文相区别的就修宪的技术方面对修宪的正当性所提出的质疑，尽管作者的本意未必是就此考察修宪的正当性。

 (21)此处所及，乃是修宪与宪法秩序的安定性问题。通常认为，频繁的修宪必定影响宪法秩序的安定。笔者对修宪正当性的质疑，可借这样的理由而加以辩护：转型中国的修宪尽管频繁，但并未触及宪法的“结构性或核心部分”，故修宪并不妨碍宪法秩序的安定性。

 (22)例如，林来梵即以“互惠正义”为“第四次修宪的规范精神”（参见林来梵：《互惠正义：第四次修宪的规范精神》，《法学家》2004年第4期）。这“互惠正义”既可以使修宪具有构建政治正当性的功能，也可以使修宪本身能够具备某些正当性要件。

 (23)白钢：《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页。

 (25)“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出自制度经济学。参见［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9—142页。

 (26)参见［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252页。

 (27)参见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8页。

 (28)参见夏皮罗提出的两个“视为当然的关于政治的假定”：“一是没有一种决策会对所有人的利益都是中性的；二是期望在关于人类目标上的持久的歧异性是合理的”。［美］夏皮罗：《民主理想的构成要素》，载［加］布来顿等编：《理解民主》，毛丹等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29)张光直所说的“断裂”是纵向的、时间向度的，而社会学家敏锐而富有穿透力地发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存在横向的、空间向度的“断裂”，即社会变迁使某些成员不至于被边缘化甚至被“非结构化”（其意思类似于“出局”，并由此而将同为社会转型中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80年代区分开来。这样的观察与分析路径，被认为是出于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平问题的深切关注（参见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孙立平所说的“断裂”同样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密切关联。有必要指出的是，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横向“断裂”使我们必须区分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两个阶段，因此，孙立平所说的“断裂”其实就隐含着1/4世纪的社会转型也存在着纵向“断裂”。

 (30)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参见张健：《合法性与中国政治》，《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31)迈克尔·欧克肖特认为：“政治活动的两个要素是：某种形势和被认为有权对它作出回应的某人对它的回应……第三个要素……即思考或反思”。［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1—62页。

 (32)参见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33)［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版，第189页。可佐证哈贝马斯论断的是，在中古的欧洲，君主借希腊哲学中“沉默的统治契约”来获得其统治的正当性。这可以看作是从以神为正当性来源到以人民为正当性来源的一个演进环节，甚至是“最重要的转折论证”（参见陈慈阳：《宪法学》，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7页）。关于“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演变，参见［英］迈克尔·莱斯诺夫等：《社会契约论》，刘训练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4)周朝人们以“敬天”、“保民”为“德”。

 (35)［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36)关于正当性证明采取观念（价值）形态的论述，参见李琦：《宪法哲学：追问宪法的正当性》，《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37)对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严格区分，参见吴冠军：《正当性与合法性之三岔路口——韦伯、哈贝马斯、凯尔森与施米特》，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5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4页。

 (38)严格地说，在通过表达政治统治目标来使政治统治获得正当性方面，“人权”这一话语具有有限性。以“人类尊严”置换“人权”，是必要的和更为合适的。习惯上被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分权制衡也不足以充分地表达宪政下的政府的形态与机制，必须以“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只是其中的内容之一）置换“分权制衡”。“有限政府”包括“私域自治”、“分权制衡”和“责任政府”三题。参见［瑞士］jan-eriklane：《宪法与政治理论》，杨智杰译，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8页、第51页。

 (39)考虑到修正案与两种正当性诉求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直观性上的差异和与本文主题之间的关联性上的差异，有必要对为回应转型社会对政治正当性的新要求而进行的修宪做尽可能细致的分析，因而这一部分则适当简单化。

 (40)关于知识论与目的论合一地构建正当性的逻辑，参见李琦：《宪法哲学：追问宪法的正当性》，《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41)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这一理路的正当性论证的评析，参见［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1—85页。哈罗德·拉斯韦尔指出，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美国的政治领袖们尤其善于诉诸共同的历史寻找政治拥戴。参见［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23页。

 (42)对以政绩作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的基础与依据的论述，参见［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从长期角度来看，即使是缺乏‘正统性’的政治体制，只要它能长期成功地满足人们对‘效用’的期待，其‘效用’不久就可能转化为‘正统性’。反之，如果长期在满足‘效用’方面连续遭到失败，那么也很可能会使原来具有的‘正统性’受到损害乃至全部丧失。”［日］山口定：《政治体制》，韩铁英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43)关于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正当性构建功能，参见张健：《合法性与中国政治》，《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44)［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页。

 (45)有理由认为，伴随着这样的社会变迁，即便行宪机制不存在功能性缺陷，频繁的修宪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治理现代化方案篇7

关键词：民间法；法治；文化心理；纠纷解决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1.01.17

一、案例情况的简要分析及问题提出

案例一：2008年某月，厦门某村的刘老汉将“接脚夫”小邵告上了法庭，要求其承担赡养义务。小邵认为其只是与刘老汉的丧偶儿媳重组家庭，与刘老汉并无法律上的亲缘关系，不愿意承担赡养义务。在案件审理期间，近百名村民在陈情信上签名摁手模，要求法庭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官努力以调解结案，没有成功。法庭最终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刘老汉与小邵间已经形成民间认同的“接脚夫”关系，小邵对老人有赡养的义务。二审法院也裁定维持原判。

“接脚夫”是一些地方为解决实际需要形成的一种风俗。具体指在儿子死后，夫家不希望儿媳改嫁，为其招婿。双方在乡绅或族老面前订立合约书，“接脚夫”享受入门女婿待遇，可以参与夫家的财产分配，但必须帮助抚养死者的子女、赡养其老人。民间习俗调整社会秩序常见的事例还如“出嫁女儿”分割父母遗产的问题。福建一法院在女儿分财产案件的强制执行中，执行法官被愤怒的村民堵在村口，一些村民手持沾有粪便的笤帚，准备羞辱那个他们认为“伤风败俗”的女人。（参见：黄鸣鹤.法意的时代引领和传统回归―对两起非典型民事案件的法社会学分析［eB/oL］.

［2010-11-12］fxh.xm.省略/fxhk/2008/2008dlq/201005/t20100505_349106.htm.）类似风俗习惯影响社会秩序或司法活动的典型案例还有：江苏某法院在执行一起离婚析产案件时，仅为一只100多元的马桶，遭到当地近百名村民的阻挠，执行人员被围困两个多小时。其起因是因为法院的判决和执行触动了当地的一个习俗：女儿出嫁，要陪上“三圆一响”，其中的一圆叫“子孙桶”（即马桶），寓意子子孙孙繁衍生息，人丁兴旺。从男方拿走“子孙桶”，就意味着男方家要断子绝孙。（参见：周永生.乡土民间法与现行法律冲突的现象、原因及对策［eB/oL］［2010-11-12］.cdzy.省略/public/detail.php?id=904&show_all_img=1.）

案例二：1999年7月,雷山县陶尧片区虎羊村的一名妇女偷盗别人家十斤李子,被发现后拒不承认错误,还说谎找借口,村里决定罚她三头猪,供大家会餐。但该妇女不执行处罚决定,并到片区告状。村里又决定对其罚款两千元,该妇女仍拒不执行。于是村里组织人到她家强行拿走120斤米、120斤酒,拉走四头猪,当日全村老小会餐一顿,以示对她的偷盗、抵赖行为予以足够的惩罚。

尽管人们对文化的内涵和结构有不同的观点，但自从庞朴先生提出文化分为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三个层次后，文化的三层结构逐渐被人们普遍接受。庞朴先生还论述到：“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参见：庞朴.要研究文化的三个层次［n］.光明日报，1986-01-17（2）.）

案例三：上个世纪80年代初，茂县黑虎乡霭紫关村的小偷小摸十分严重，按国家法律不便处置，群众便自发集中起来，搞“砍鸡”仪式，集中盟誓：如行偷摸，有如此鸡，神灵为鉴等。之后，收到良好效果，在以后十多年的时间内从未发生过庄稼被盗现象。是源于苗族村寨“罚3个100”（即处罚当事人100斤肉、100斤米和100斤酒）的变通处理，这种变通处理还有“罚3个120”（即处罚当事人120斤肉、120斤米和120斤酒）或“4个120”（即处罚当事人120元钱、120斤肉、120斤米和120斤酒）等。“罚3个100”是苗族村寨对一些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行为的一种最常见的依照传统习惯的处罚方式，在很多地方还被明确写进“村规民约”中。（参见：徐晓光.从苗族“罚3个100”等看习惯法在村寨社会的功能［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9-15；周世中，等.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法的变迁与现实作用―以黔桂瑶族、侗族、苗族民间法为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86-412.）

在这三起典型案例中，案例一反映的是风俗习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对司法裁判的影响，案例二反映的是村规民约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案例三反映的是宗教仪式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案例一发生在汉族地区，案例二、三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案例一反映的是民间法对日常家庭生活关系的调整，案例二、三反映的是民间法对正常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它们共同反映出用民间法来维护民间秩序的社会现实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农村地区）并不鲜见，甚至具有很广的普遍性。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深究这几起案件的处理方式就会发现它们与我们的国家立法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与我们倡导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案例一反映的民俗习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在我国并无《婚姻法》和《继承法》等法律规范的依据。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赡养义务的是亲生子女、具有拟制血亲的养子女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及其与上述子女形成姻亲关系的人。而本案中刘老汉原儿媳在其儿子去世后也就解除了对刘老汉的赡养义务，与之结婚的小邵对刘老汉更无法律上的赡养义务，但法院却最终判决小邵败诉，其主要依据正是民间形成的这种“接脚夫”的风俗习惯。这起案件的处理说明这种风俗不仅为人们普遍接受，而且也受到国家法一定程度的认可。案例二反映的是对一个轻微盗窃行为的处理。依照我国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规范的规定，那个妇女的偷盗行为甚至连违法都够不上，更别说受到严厉的处罚了。何况依照《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范的规定村子既无权设定处罚也无权实施处罚。该案例所反映出的以习惯法或村规民约等形式普遍存在的这种处罚方式显然与我国的现行立法根本违背，而且在国家立法视野内，村里处罚方式的违法性更胜于该妇女偷盗李子的行为。然而代表国家的片区工作人员却默许这种处理的存在。案例三以宗教仪式或宗教信念来进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方式被普遍使用。宗教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固有法的精神基础和历史性表现，不仅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而且是判断人们行为是非和处理各种纠纷的标准和手段”[1]。这种在现代文明看来近似于“愚昧”的方法，却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并能取得十分明显的社会效果。

这三则案例以及与此类似的事例都反映出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和宗教仪式等民间规范尽管与我国法治倡导的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但却能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国家法也不得不对此予以让步或作出迁就。这说明在当下中国社会风俗习惯、乡规民约和宗教仪式等民间法还在普遍地发挥着作用，并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很多人视法治为解决我国当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我们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法治理论并移植其法律制度做到“依法治国”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在我国，法治的生成与发展基本上属于外在的、被动的而非内在的、自生自发的，虽然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声势浩大的执法活动以及大张旗鼓的普法宣传，并且依法治国也写进了宪法，取得了全民的共识，但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人们的价值偏好。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依然偏好由习惯、民俗、土政策、土办法等所谓的‘民间法’来解决问题。”[2]人们的行为仍旧更多的是被牢固地限定在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和宗教仪式等的规范秩序内，这些内化到人们灵魂深处的行为规范，是一种比国家法还管用的无形的指令模式。以上述几则典型案例为代表的社会现实就是对此最明显的体现。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民间法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是根据习惯、传统等制定和创立的，它通过被人们反复适用，逐渐被特定社会群体所选择、认同和接纳，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凝聚着人们的心理、智力与情感，因此，它在社会中有着巨大的、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乡土社会更为常用、更为容易接受的法律样式，直至今日仍在一些地方广泛存续和流行。”[2］34因而，“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就会被规避、无效，而且可能会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3］

二、民间法现代运作及其影响法治的文化心理原因

之所以民间法在中国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人们仍然偏好以民间法作为自己行为的规范和解决纠纷的参照，这固然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但文化心理原因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上述三则案例反映出的民间法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之所以得到人们的拥护，有其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人类社会的生成是文化累积的结果，人类一切活动都是文化的产物。上述三则案例反映出的社会现实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由外层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行为的决定因素。”

类似利用宗教仪式或宗教信念维持社会秩序的案例还如：1989年，茂县黑虎乡霭紫关村余罗元等八户人家与吴永成等六户人家为争一头无主耕牛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乡公安员敬学林的配合下，村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双方反复调解，无果，最后双方提出以赌咒的方式解决，乡村两级干部均默认，后吴方因不愿去神庙赌咒自动放弃争执，纠纷遂解。（参见：龙大轩.法治在民间的困惑―对羌族习惯法的考察［J］.现代法学，2001（5）：44-50；张永和.赌咒发誓作为“另类规范”之存在意义［J］.现代法学，2006（3）：21-27.）正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永远处于先与他而存在的文化世界中，受文化中既定的无限交织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组织模式、方式和规范的制约”，“要理解人的心理和行为，必须了解和理解文化。”[4]人类所有社会现象其实质都是一种文化，而且从文化的角度才能更深入地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民间法的现代运行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也不例外。

文化是一个系统并由多个层次构成，其基本结构包括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与精神心理文化。在文化结构的这三个层次中，“外显的物质性的文化往往随着生产力这一最为活跃的因素的变革而迅速变革，它的外在的物质实体比较容易产生变化。处于中层的制度文化随着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或快或慢地发生，并由于统治阶级文化的改变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而精神心理文化则内化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它长久地积淀于各民族文化深层，构成各民族独特心理结构。它最难于发生变化，其最核心的部分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对生活意义的体认”。[5]处于精神心理层面的文化“是一套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它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潜意识中，它在无形中指引着人们的行为，因此，对于文化的了解，应着力对其背后的一套潜在的意义系统的掌握，人类的行为实际上或多或少都受这种无形的价值和观念系统的指引，这套价值和观念系统是在儿童时代就开始被灌输，甚至在于母亲怀胎之时就开始‘谱入’的，它是下意识存在的，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支配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成为有意义。”[2］88

以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和宗教仪式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法之所以还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左右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并对国家法治建设产生影响，其根本在于这些民间法的背后有着强大的精神心理文化作为支撑。某种文化模式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产生一种文化惯性力，就有一种保持下去的倾向。民间法的现代运作及其对法治产生影响正是得到文化惯性力支持的结果。如同上述三个案例反映出的民间规范尽管与我们的国家立法格格不入但却能堂而皇之的存在并在实际上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秩序，取得国家法难以取得的社会效果，主要是因为这些民间法规范直接源自于人们的具体生活和传统，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人们对于它们的运用和遵循，不仅仅是出自他们理性的利益选择和行为的传统惯性，还有心理上的依赖。民间法“作为一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史沿袭的、普遍遵守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它在日常生活中对人的心理建构起着潜移默化而又不可抗拒的影响作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礼仪和禁忌是约定俗成的，它对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的教化和制约作用往往又是最具体、最直接的。”[6］之所以出现如此的结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民间法已形成了个人和社会的“心理积淀”。心理积淀是文化结构中最深层的文化层面，它不仅是个人长期形成的心理习惯，更主要是一个民族数代人积淀而成的心理习惯，由这种积淀在人们心理中形成了一定的观念定势、思维定势、价值标准定势，积重难返。[7］

这些民间规范在现代社会亦然被普遍使用并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其直接原因是历史文化惯性所致，但如果我们再做更深入地分析，则是因为这些历经长期经验积累和自觉选择的社会规范能满足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满足需要是人们进行社会行为的基础和源泉，人类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与满足个体的、种族的，甚至是全人类的需要有关。追求需要的满足，是人类个体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人类的社会行为的把握必须从人类的需要入手，把分析人类的需要作为出发点。“整个社会科学的根基在于人的需要及其满足需要的特有方式所组成的这一对矛盾。”[8]上述典型案例反映出的风俗习惯、村规民约与宗教仪式满足了人们社会生活和生存的需要：既满足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经济性和效率性的要求，也满足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秩序性和稳定性的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外界事物的体验，具有一种将经验格式化、规范化的自然倾向，它有助于在重新遇到此类事物时作出尽快的反应。在长期试错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重复训练和逐步强化就会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固定化的行为模式。它们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并且顽固地影响着人们以后的行为。人们按照既定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模式而行为，是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如果人们在实施每个行为前都要思量再三做到深思熟虑，显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更何况很多时候客观情况要求必须马上行动，来不及仔细思量。因而根据平时的经验理性行动，是人在无意识中遵循经济理性的结果，它使人所面临的复杂生活情势简单化，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援引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理分析后论述到：“人们对连续性的要求很可能是植根于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下述认识之中的，即如果不依靠过去的经验，他们就无法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的情势，甚至有可能无法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人们在生活安排方面对连续性的诉求与他们要求在相互关系中遵守规则的倾向是存在着联系的。遵循规则化的行为方式，为社会提供了很高程度的有序性和稳定性。[9]所有这些正是上述几个案例反映出的那些民间规范在适用地由来已久被长期保留下来，并在当代社会仍然发挥着作用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在更多时候，这些民间法的现代运作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历史文化惯性和人们现实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前述三则案例为例，它们之所以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得以存在并得到当地人们的普遍支持，这有历史文化惯性力量的作用成份，但其产生及其现代运作，满足人们一定的社会需要则是其基础和前提。在案例一中，人们对于“接脚夫”的智慧性创造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继嗣观念和家族香火延续的观念，同时也解决了防老育幼、丧偶妇女的生存和某些弱势男性寻求配偶的问题。案例二反映出的对盗窃行为的严厉处罚，是当地人们基于维护正常社会秩序，保障财产安全的需要，也解决了边远地区法律救济不便的问题。但后来的加重处罚则是出于维护村长族老为代表的集体决定的“面子”和权威性的需要，显然那位偷盗李子的妇女不自动履行村上的处罚决定还到片区告状触动了他们的权威性，应该得到更严厉的处罚。案例三是利用宗教仪式来维持社会治安秩序或解决纠纷的。宗教的特征在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其产生并存在的直接原因是人们对于不可捉摸的命运和超自然对象的崇拜。利用这种信仰和崇拜来维持秩序或解决纠纷，虽然与现代公平理念和科学精神相背，但却更便捷、更有效、更容易使人遵守和服从。

三、现代法治与民间法文化心理契合的建立

法治的实现与否，固然需要法律制度表层的建构，但更取决于人们符合法治要求的文化心理要素的准备。法治只有建立在国家认知和社会意识合意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取得成效。因而，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建立起与民间法文化心理的契合性。

第一，在法律观念层面，通过法治精神的培育，使人们能按照法治精神的要求来理解、分析和评价民间规范，充分发挥合理的民间规范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并有效克服落后的民间规范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

法治精神是一种建立在权利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信念，反映着现代法律运行的内在规律，对法律及其运行具有支配、评价等作用，并最终指导人们认同法律权威。“如果说运动着的事物都需要一个方向或灵魂的话，那么法治的精神就是展现法治品格和风貌的方向和灵魂。”“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即使法制状况不甚理想，其也会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逐步走向改善。”[10]

尽管民间法中很多合理的成份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依靠的有益资源，但其中也有很多落后的内容与法治品格格格不入，如果任其随意存在和运行将会严重影响到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通过对法治精神的培育，使人们按照法治精神的要求来正确理解、分析和评价民间规范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可以使民间法中的积极因素被吸纳和接受，从而加速我国的法治建设，使民间法中的消极影响受到人们的自觉抵制和有意防范而减少甚至防止对法治建设的阻碍、破坏，从而实现法治精神对蕴含在民间法深层中那些陈旧的文化心理的校正，为法治的畅行清除心理障碍。

第二，在立法层面，通过“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沟通、合作，使得国家的立法能够充分吸收合理有效的民间规范，使国家法律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

有人将中国当下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概括为合法性危机的“制度断裂”，要克服这种危机必须进行“合法性重建”。并指出“合法化绝不是在国家通过对社会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制度强制、或社会通过对国家的自由批评和制度约束这种单向度的结构运作中建立起来的，而毋宁是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通过历史行动者而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双向的沟通和交涉，从而相互让步、妥协、分工、合作、支持和浸透而建立起来的。”[11]维持社会运行的规范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绝不是、也不应当是只有一种模式，它不可能完全来源于人们主观的想象和理性的构建，它不能完全脱离于社会，它也不能离开人们的文化模式和精神结构。无视人类感受和体验世界的传统基础，无视人类依存的文化系统，法律就只能是一种纯语言现象或游戏行为。

无论是由那些居于社会权威中心的人设计并强加给社会，作为“正式制度”或“外在制度”的国家法，还是由人类自生自发的行动和经验逐步演化形成的，经人类交往中的试错式的选择和调整而逐渐生发起来，作为“非正式制度”或“内在制度”的民间法

这是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对160多个文化定义分析后，总结文化概念时所表达的观点。参见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2.，

都不可能是维持当代正常社会秩序的惟一资源。现代良好社会秩序的生成及其维系必须依赖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良性互动。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配合有助于社会信任与合作的生成，有利于良性社会资本的培育，从而有利于社会的正常运行。因而应当“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从而打破这种文化阻隔”，“逐步形成一种有利于沟通、理解的‘公共知识’，进而寻求妥协和合作”[3］71，在立法时充分吸收民间法的合理成份，增强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契合性，进而获得人们对法律普遍的心理认同，减少法律实施中的心理阻力。

第三，在法律运作层面，通过民间法对国家法律的漏洞进行补充，将民间法作为国家法律适用时行使自由裁量权考虑的重要因素，获得社会对法律调整的认可和接受，增强法律适用的公正公信度和社会亲和性。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立法者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法律载体的局限性，导致国家制定法总有不同程度的漏洞或缺陷。法律的这种局限性，有些固然可以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来解决，但大多数情况下更有赖于发挥法律适用机关的能动作用来弥补和克服。运用风俗习惯等民间规范来弥补国家法律的不足不仅具有客观必要性也具有现实可能性。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不仅要依赖国家法律解决论证的逻辑前提问题，而且要适时运用民间规范来解决法律不足、法律冲突、法律漏洞和法律不宜等问题。法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寻求民间规范的支援，以做到论证的过程和结论能够自圆其说，避免前后矛盾。[12]而且民俗习惯等民间规范“凝结了人们长期生产生活的实践理性，其中鲜活的成分可以弥补制定法存在的不足与漏洞，使得法律更富有旺盛的生命力，进而使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更加和谐有序。”[13]

另外，民间法对法律适用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世界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制度无自由裁量权。为了实现个体的正义，为了实现还无人知道去制定规则的新钢领以及为了实现其某些方面不能够变为规则的老纲领，自由裁量都是不可缺少的。”当代的问题不是自由裁量的存在，而是如何“去限定、构造和检查”它的适当行使。[14]民间规范既是行使自由裁量权重要的理由和依据，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裁量的恣意行使。“民俗习惯既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也规定了必要的边界，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13]

第四，在法律适用结果层面，通过对国家法律与民间法的合理适用和良性互补，达到情、理与法的有机结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适用法律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案，但如果机械套用法律规则，忽视中国特有的人情伦理等文化背景，片面追求法律效果，有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人们“遵循和诉诸法律必定是由于法律可能给人们带来各种便利和利益，包括心理和感情上的利益（公正）。如果一个法律仅仅给人们带来的是不便，甚至是损害，或是给大多数人带来的不便和损害，那么，只要没有实际的强制在场，这个法律即使被人们公认为是法律，也很难为人们自觉遵守。”[15]“法律的有效性，就在于其与人们心态的契合度。如果法律与人们一般的观念与期望相背离，那就可以断定，这种法律不仅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时也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实施的法律，因为它本身就以对人民的背叛而宣告了它的命运。”[16]因而，为达到法律适用的预期效果必须充分考虑适用法律时人们的情感接受能力和心理承受度。

人对客观世界的概念化是人的“认知意向”与客观世界之间达成的一项协定。从不同观点出发的认知意向，就会与客观世界达成不同的协定。“‘人情’是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形态。”“中国人倾向于把‘知性’与‘感情’连成一气”，“中国人的‘心’包括感情、理智、意志与道德判断，而以‘感情’为挂帅的主导因素”，这种“将智力感情化的结果，就是连意志与判断力也加以感情化”。[17]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忽视那些“人之常情”和民情民俗的法律实践活动，注定难逃失败的命运。同时，在中国受传统习惯、朴素经验和生活伦理的影响，人们在分析评判社会现象和社会事物时，并非径直以法律为直接依据和最终标准，而是根据其内心深处既存的“天理良心”。正如上述三则案例反映出的社会事实那样，只要与其心目中的情理观念吻合，即便与法律冲突，人们也赞赏之、支持之；如果与其心目中的情理观念相背，即便是符合法律的规定，人们也规避之、抵制之。因而忽视“天理良心”和道德伦理的法律实践活动，也注定不能成功。在中国，只有建立在情、理基础上的法律适用结果才能真正得到人们的内心认同和行为支持。法治的最高境界应当是情、理、法的和谐相融，法律实践的最高境界应当是情、理与法的有机结合。

根据约束的方式和程度可以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属于一种有组织的约束，例如通过建立司法机构来强制执行。非正式制度则是一种自我执行和社会监督执行的约束方式。（参见：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m］.刘瑞华，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7-10.）根据产生的方式不同，可将制度分为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外在制度是指经由人为的设计而产生（往往是由那些居于社会权威中心的人设计并强加给社会）的制度；内在制度是指经由人类自生自发的行动和经验逐步演化形成的制度。（参见：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5-36.）实际生活中

在中国法律只有在对人情和道理的认可的基础上才能触及到最底层的社会，法律要完成对中国最基层社会的征服必须建立起与传统的人情、道理水融的关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情、理与法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而且这种结合得到了国家和法律的支持。但随着国家转型和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国家采取了法律移植的整体性战略，试图尽快建立起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法治国家，但导致的结果便是法律与中国传统的人情、道理相疏离，最终引起了人们一定程度的对法律的消极规避或积极抵制。（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情与理大都以民间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指引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法律适用活动只有既符合凝结着国家理性的法律规定，又符合体现着民情民俗和天理良心的民间规范的要求，才能为人们接受并服从；只有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支持，最终实现其目标。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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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psychologicalanalysisaboutthemodernoperationofCivilLawanditsinfluenceoftheRuleofLaw:aCaseStudyofthreetypicalCases

LUJianjun

社会治理现代化方案篇8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成效；思考

案例式教学法由美国哈佛商学院在1921年首创，该教学法一经问世，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以其在培养应用型、实战型、技能型人才方面所具有的独到的功能和效果显示了在教学领域的强大生命力。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

一、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将之作为必修课列入大学的课程体系。该课程的开设，对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起到了思想保障作用。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按照新时期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要求，有效整合教学内容，编订统一教材，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新的实施方案（“05方案”），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迈入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和教学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50-60年代模仿苏联课程和教学体系；70-80年代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课程和教学体系；90年代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课程和教学体系并在新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教学虽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一直存在着重理论和研究，轻实践和应用的弊端，致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显得枯燥无味，导致广大青年学生缺乏政治理论的学习热情。案例教学法是以案例为基础，通过两难情境的创设，引导学生对选定的含有问题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进而达到理解理论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案例教学就是教师通过设计和激励，通过典型案例创设教学情境，引导学生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案例中所隐含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使学生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接受和掌握理论知识的教学方法。实施案例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时代需要作出的呼应，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自身特点，适应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学环境和教学对象的内在要求。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特点

比之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是以人为本、以生为本，充分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满足学生学习需要。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过去的“要我学”为现在的“我要学”，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二是可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时俱进，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紧扣时代脉搏。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和引起广泛关注典型事例进行分析和讨论，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提出对问题的见解，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和感染力；三是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真实案例分析，用事实帮助学生解决认识上的是非，澄清理论上的迷惑，打开发散思维的天窗，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战性”；四是促进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高等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培养的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增强，将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案例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领域的引用，能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关注发展，将政治理论知识水平、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综合素质三者有机结合，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服务的目标。

当然，任何教学方法都不能独立地完成一门课程的全部任务，也不是否定其他教学方法的依据。同样，实施案例教学，并意味着对理论教学的全盘否定。在以提高教学效果和注重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变革中，广大思政教育者要结合教学内容，选择有效的教学手段，将案例教学、理论课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融合，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必要的理论教学，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掌握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典型案例的分析，理论知识在模拟情境中的应用，是理论教学的深化和延伸；实践教学，让学生接触社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具象化，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益补充。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既要克服理论知识灌输传统习惯的影响，用案例教学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又要充分重视理论知识对案例分析的工具作用，不能有失偏颇。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运用

案例教学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按照教学目的和要求，组织学生通过对案例的阅读和分析，进行讨论和交流，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理论运用的能力的教学方法。它不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阐述理论或概念而进行的举例分析，而是一种启发式、互动式的新型教学方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方法就是通过对某一事件的描述（案例）和分析，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与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达到理解原理、巩固概念、深化知识、巧用方法的目的。用于教学的典型案例的选择应坚持“三贴近”原则即：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具有决策导向性。通过案例教学，营造虚拟的环境，让学生置身于案例之中，参与问题的认定与问题的解决，作出自己的评判，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建议。案例教学法改变了传统教学以本为本、注重概念和理论知识灌输的注入式教学方式，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索性学习，达到学以致用，有效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案例教学取得的成效

多年来，我院一直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格人才，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作用，我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不断探索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致力于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提高。2007年开始，选择部分教学班级进行案例教学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08年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2009年在总结试点经验，进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引入案例教学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深入分析研究，探寻破解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困境的办法：针对市场经济环境下价值取向的变化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冲击以及社会非主流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在学生中开展了广泛的调研，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了解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准确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倾听学生的心理诉求，征求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对课程教学的要求。调查分析表明，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运用基本原理来分析说明实际问题的引导，不能体现政治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使得课程内容显得枯燥乏味，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是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实施案例教学，精选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鲜活案例，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加深对政治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认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是破解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困境的有效办法。例如在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章时，没有简单地向学生灌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容，而是选取了1958年10月中旬发生在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一夜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典型事件作为分析对象，引导学生分析产生本事件产生的原因，讨论我们从中应吸取的教训。通过分析和讨论，使学生正确认识国情，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而产生对党的针对国情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与认同。

（二）加强对案例教学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形成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在试点阶段和全面实施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注重实际调查，系统开展思政课引入案例教学法的专项研究，借鉴案例教学法在其他教学领域的成经验，根据案例教学的基本原理，探讨案例教学法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实施程序、教学规范和实现步骤，形成了一批理论成果并公开发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精心编辑“三贴近”特色的典型教学案例，初步形成了由“教学引导案例”、“课堂讨论案例”和“课外思考案例”组成的教学案例体系，实现了教学案例的模块化。正式出版了《教学案例》和《教学案例》，并分别被评为校级精品教材。及时跟踪社会热点和大学生的关注目标，实时修订教学案例，初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三贴近”案例教学体系。

（三）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为中心，创新课程考核评价方法：为了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在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同步改变课程的评价方式，改变传统的以考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为主要标准的评价方法，突出能力考核。具体实施上采取理论知识学习考察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评价相结合、社会实践活动考察和行为表现评价相结合、学习过程考察和学习效果评价相结合的“三结合”综合考核方法。

五、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体系的思考

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改革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距离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保障不力。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案例式教学的保障体系。一是投入不足，还未能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充足的财力和物力的保障。开展调查研究、进行师资培训、购置教学资料、收集相关信息以及编写教学案例等均需要学院提供资金和各种教学设备等方面的支持。二是教学团队建设。广泛搜集资料、编写高质量教学案例，预设问题，精心设计案例教学的程序，对学生提交的案例分析报告进行批改和指导，都使教师工作量骤然增加，必须扩大教学团队，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数量。

社会治理现代化方案篇9

会议贯彻《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精神，紧紧围绕“地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年鉴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地方史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针对进一步推动地方志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地方志工作是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地方志学科建设仍需吾辈努力

会议指出，地方志不仅具有“存史、育人、资政”的重要功能，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化的今天，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精神栖居地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地方志工作是文化强国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战略性工作。

新时期，我国地方志事业发展到了新水平、新高度，明确了地方志工作在改革发展大局中的目标任务。2015年8月25日，国办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5〕64号），全面而详细规划了我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路线图，其11项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到“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制定方志、年鉴理论和方志学、年鉴学学科建设规划，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和年鉴学学科体系。”

会议认为，地方志学科在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结构体系、学术规范、成果积淀、研究机构、研究人才和学科平台等方面仍然有较大的研究和提升空g，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为地方志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有助于地方志的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和学术价值的提高，有利于地方志工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地方志事业的长远发展。

会议认为，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视野下的方志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多重内涵。

一是方志学理论研究。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方志学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特征，其中包括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学史、方志学通论、方志学方法论、方志学文献等方志理论的形成，方志编纂实务、方志学大辞典（在编）等方志实践指导和方志综合工具书的出现。

方志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方志实践的巨大发展作为客观基础和现实依据，方志科研方兴未艾，大量的方志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为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持。具体而言，它包括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学史、方志学研究方法（方志学方法论）以及分支学科方向诸如方志管理学、方志心理学等方志学理论；方志学与历史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学科关系紧密，交叉重叠部分是当前方志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国内方志学研究与国外方志学研究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比较方志学研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二是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方志科研”还应包括：方志事业发展规律探索；方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新形势、新特点；方志工作与现代科学新技术的结合，方志信息化；传统方志文献资源的保护与挖掘、整合；方志新闻媒介以及公众舆论宣传；方志文化塑造、传播；方志工作新机制构建研究；方志人才素质、品质、境界提升研究；方志工作部门打造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路径分析；方志工作“三贴近”以及方志工作增强吸引力研究；等等。根据类别划分，我们可以概括为方志事业发展、方志科学技术、方志文献资源、方志媒介传播、方志文化、新时期方志工作机制、方志人才、方志产业、方志利用（“读志用志”）等学科研究方向。

三是方志理论研究工作不是单一纯粹的学习、研究、探讨，它与方志实践的现实发展紧密联系。就目前的方志实践发展需要来看，方志理论研究工作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即方志编纂经验总结，旧志整理研究，方志理论人才培养以及系统性的方志理论研究。

二、继往开来，近代方志转型的新视角、新思路与新趋势

会议认为，梁启超、李泰■、傅振伦等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方志学，取得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初步奠定了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在方志学学科体系不断建构的进程中，“方志学”内涵由“编纂之学”向以“科学”为旨归转变。绵延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地方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近代方志既传承古代方志，又促成现代方志的基本定型，实现了方志学理论的重要转型。近年来，随着修志实践的大规模开展，方志学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尤其自1980年代初全国首轮修志以来，有关章学诚、戴震、梁启超、余绍宋、王树楠、吴宗慈、李泰■、甘鹏云、王葆心等方志学家及其思想的探讨日益增多，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有关方志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脉络也日益明晰。

会议指出，学界从近代方志转型的角度，对方志学理论、方志学家及其思想作了专门探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综观已有成果，大多注重于宏大叙述，缺少实证性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如何循着方志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厘清方志学的渊源流变，通过一系列的专题研究和理论构建，取得足以支撑这一论说的研究成果，成为当务之急。

会议认为，应当以修志机构与人物档案文献为基础，追溯方志学的历史源流，深入把握地方志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借以探索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方志学”内涵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复杂原因，及其背后所牵涉的思想学术源流与人事体制变迁，进而将“方志学”概念还原为历史，深化方志理论研究。同时，还应注意近代方志转型的重大历史背景，系统梳理近代“方志学”概念产生、发展与演化的历史脉络，勾勒其形成“专门学问”与构建“独立学科”的历史图景。

会议认为，当前方志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应当充分利用修志人物与机构的档案文献，从修志机构沿革、修志人物思想和修志社会影响等方面，对方志学予以全面考察，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勾勒方志学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图像，厘清方志学渊源流变的历史脉络，进而实现方志学理论的深化与方志学学科的构建。会议指出，当前方志学研究注重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趋势，既是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客观需要，又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以及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三、还在路上：方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认为，方志理论研究工作对于当前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与实践转型意义重大，它能够促进实现史志工作“以学术提高带动业务发展，以业务前进推动学术革新”格局的形成，能够促进基层史志工作实现战略性改革和突破性发展。从根本上说，方志理论研究不是孤立的学术研究，它是史志工作新思想、新观念、新价值的形成和凝结过程，它是在史志实践基础上总结和发现的经验教训、明理箴言。方志理论对于方志实践是思想对于实践的指导关系，方志理论的指导、引导以及促进作用是方志实践不断前进的思想动力，是解决方志实践过程中出现新问题的智力火炬，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方志实践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真理之眼。

（一）“方志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议题的提出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地方志治理现代化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的时代命题，是地方志工作进行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大趋势、总方向，是新时期地方志工作核心价值的应有之义。

（二）方志法治与方志治理现代化：从“方志法制”到“方志法治”、从“依法修志”到“依法治志”、从“修志体制”到“治志体制”的逻辑转换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结合地方志工作领域，方志工作的法治化与依法治志是当前地方志工作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地方志事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条件。

编修地方志是地方志工作的本职业务，确切的说，是一种专业技术工作。基于此，国家对于地方志工作的管理和调控是指导定位，即对地方志编修专业技术工作的“指导”。所以，在认识上，通常认为“依法修志”是地方志工作法治化的主要群。而现实工作中，国家层面对于地方志工作的“指导”显然不会局限于此，它更深刻的定位应当是“领导”而非指导。以此为视角转换，以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为考察对象，我们发现，“依法治志”的地方志工作法治观亟待确立。

“依法治志”是“方志法治”阶段的发展特征，更加强调地方志事业的领导地位和法律主体地位。方志工作部门除了“编修”层面上的主体地位以外，还应包括地方志权利权益方面上的法律主体地位，即代表国家和人民承担维护地方志权利权益。这就要求方志工作部门坚持立意“官修”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从重“修”轻“官”到重“修”兼顾重“官”，承担领导主体责任，履行法律主体义务。

我国业已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织实施”的修志体制。在“治志”视域下，应当如何创建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发展规律和适应当前地方志工作实践发展的治志体制是一个宏观的顶层设计问题。“方志法治”的价值内涵值得我们努力探索。

（三）当前地方志实践可能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以方志文献为基点，如何正确看待地方志工作与档案工作的关系

方志文献是方志档案建设过程中的基础性资源，确切的说，是方志档案的基本来源。方志文献与方志档案在表现形式上、内容上和范围上具有同质、交集和交叉的特征。在现有地方志和档案管理体制下，方志文献和方志档案分别由方志馆和档案馆收藏保存，方志馆和档案馆作为不同界别的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实施不同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措施。由于方志档案先天的“二重性”，“治档”与“治志”出现职能职责上的交叉重叠与业务上的交集。

方志档案先天的“双重性”，演变为方志档案实践发展过程中的“双重性”――稀缺性和竞争性。档案界和方志界争夺方志档案资源将成为必然趋势，方志档案资源的稀缺性会同时给档案界和方志界的基础工作带来现实挑战和客观压力。此外，一些具有方志档案收藏及研究性质的学会、研究会、研究基地等社会团体，对方志档案资源的竞争性争夺会加剧方志档案资源的市场稀缺性和资源有限性。

如果从宏观业务角度来看，档案界“依法建档”，方志界“依法修志”，各自业务范围泾渭分明，分界清晰。然而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与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是有机统一的，两者必然存在业务流程上的接续与交集。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对象共同性来看，档案事业与方志事业的服务宗旨是一致的，服务对象是同一的。“依法治档”与“依法治志”都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共同组成。

这个问题（视角）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大环境和方志档案工作整体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依法治档”与“依法治志”体现的是档案界和方志界在业务上的互相配合与相互衔接，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的统一。

（四）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的新机遇――“走向世界的中国地方志”

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继“四个讲清楚”，2016年2月，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提出，“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

社会治理现代化方案篇10

高校档案之所以能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与肯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其与生俱来所具有的优势是分不开的。

高校档案具有的优势有以下几点：原始性，高校档案是在高校管理、教学、科研、学生工作中直接形成的，是第一手原始凭证。生动性，高校档案归档的档案材料包括纸质、电子、照（胶）片、录像（录音）带等各种载体形式。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地再现学校工作、学生生活学习、教学工作各方面的情况。丰富性，高校档案按照实体分类，包含了党群、行政、学生、教学、科学研究、产品生产与科技开发、基本建设、仪器设备、出版、外事、财会十一大类，涉及学校工作、学生生活学习、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贴近性，高校档案是高校管理工作、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学生生活学习中形成的材料，广大师生同时也是档案的形成者，这些档案和广大师生密切相关，容易引起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借鉴性，高校档案详细记载了高校在管理、教学、科研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材料，其中更不乏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如教育目标、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等。高校档案是高校发展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是历史存在的物质载体。高校档案能为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借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

2利用高校档案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2.1目前，高校利用档案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2.1.1爱国主义教育。我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高等教育创办的初衷就是为了“救国”、“强国”。高校档案详细、系统记录了高校的创建初衷和发展历史，是高校良好校风的集中体现，提供了丰富的爱国荣校的教育素材。例如，创办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北京大学馆藏档案所记载的这一页页历史，都是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素材。

2.1.2校训教育。校训是广大师生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它既是学校办学理念、治校精神的反映，又是一所学校教风、学风、校风的集中表现，体现大学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以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为例，表达了南开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根据馆藏档案记载，早在南开初创之时，校父严修便提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张，并在办学过程中一直践行“公能”二义。1934年，校长张伯苓化《诗经・鲁颂》中“允文允武”为“允公允能”作为南开校训，意即“既有公德，又有能力”，南开校训作为一种永久的精神力量、强烈的感召力量，启迪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南开人。

2.1.3艰苦奋斗教育。现在的大学生以独生子女居多，大多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多大学生不求上进，贪图享受，甚至有些学生产生了金钱至上的思想，过分强调自我，没有感恩之心。高校馆藏档案中记载了很多学校创办初期及以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大量具有艰苦奋斗创业精神的人物、事迹，很容易为广大学生所接受，是难得的艰苦奋斗精神教育素材。

2.2目前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和不足。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传统课堂教学、课外社会实践、建设校园文化等常规教育方式为主。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日益受到重视的课外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为大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的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真正地了解社会、体察国情，还能够锻炼他们的意志、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丰富的校园文化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抓住时代脉搏，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具有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更容易得到广大学生的认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无论是课堂教学、社会实践还是校园文化，这些教育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直线式的硬性灌输。新时期的大学生更“注重自我，崇尚自我奋斗，追求自我设计”。他们敢于否定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的传统模式，对思想和行为不是简单接受和盲目顺从、模仿，而是进行质疑、抉择、思辨，甚至逆反。他们对这种直线式的硬性灌输教育方式很抗拒，因此很难取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预期的效果。

3完善利用高校档案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建议

3.1强化档案部门主动性，开展多种教育形式。长久以来，档案部门对自己的定位仅仅局限于一个档案的保管部门，对档案的利用不够重视，更没有认识到这些珍贵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今后，档案部门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意识，充分挖掘馆藏资源，发挥档案部门的积极主动性，开展多种服务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国高校利用档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通过提供档案信息利用，条件好一些的学校通过举办展览、出版编研产品等方式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务。借鉴国外高校档案部门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可以采取更多易于大学生接受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如，上传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电子教案，开办网上专题展览并利用新媒体的双向互动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大讨论等。档案部门也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借助外力，整合不同部门优势和资源，探寻利用档案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法。

3.2加强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积累丰富的素材。笔者认为，各高校还应加强几个方面档案材料的收集：

①诚信档案。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学生个人基本情况信息表，二是学习诚信评价。主要反映大学生在校期间上课、考试、学术研究、图书资料借阅等学习实践活动中相关情况的诚信评价。主要记录奖学金获得情况，毕业论文有无抄袭剽窃行为，有无考试违纪作弊、作业抄袭、伪造社会实践经历、无故旷课及处分情况。三是经济生活诚信评价。四是择业诚信评价。此外，也可记录大学生参加的公益活动情况及获奖等情况。诚信档案建立的过程也是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自我教育的过程。

②学生社团档案。学生社团档案反映了广大学生在校期间社团活动以及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真实情况记录，是学生社团发展、社团联合会开展工作、各大高校调整管理模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是社会用人部门、企业选拔人才、聘用人才的不可或缺的依据。学生社团作为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主体之一，利用社团档案可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务。

③学生心理档案。高校学生心理档案是使用科学与适应性较强的心理测试量表，通过问卷、谈话、咨询等各种方式来客观、综合地记录每个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和心理健康状况的资料，是大学生心理活动、发展、变化状况的记录，对于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及指导意义。高校学生心理档案的建立和收集有助于及时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方式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3深入挖掘档案资源，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

3.3.1理想信念、正确成功观的教育。理想是人生的精神支柱。然而，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许多人特别是大学生们很容易把理想片面地理解为对某种行业、某种工作岗位的追求。进而将成功的判断标准错误地定义为社会地位的高低、收入的多少、住的房子大小、开的汽车是否豪华，等等。面对大学生中出现的这些对理想、成功的错误思想，可以利用高校档案馆（室）保存的大量知名学者、教师和优秀毕业生的珍贵资料的优势，集中展现他们如何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社会、国家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如何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而脚踏实地地奋斗，如何将所取得的成就用来造福人类与社会，从而获得人们的尊重，用这些生动、翔实的史料来教育学生，增强他们的理想信念，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理想信念、建立正确的成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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