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篇1
“助人自助”理念城市管理社区工作
一、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城市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位制趋于解体，城市管理亟待改革，社区的管理模式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社区治理应运而生。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研究、社区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和非营利组织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
二、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三种模式
1.政府主导的强政府、强社会的治理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包括了两种理论，一是“行政社区建设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单位制解体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疏离，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国家权力的基础。因此，社区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其基本路径是以居住规模为核心标准把城市区域划分为若干社区（即居住区），力图通过重建基层党组织及其能力，行政权力向下转移以及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重建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因此，在行政社区建设理论中，社区是一个以居住区为分界基础的行政控制单元，社区关系的主导性质是行政性的。此理论认为，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强调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指导、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核心地位及主导作用是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原则。
政府主导的强政府、强社会治理模式的第二个理论依据是“政府主导论”，认为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治理主体呈多元化趋势，但是政府是治理的主要主体。在社区管理的实际运行中，政府通过对社区居委会财务的控制，使其具有行政组织特色。
2.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自治型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强调社区的优先性和自主发展性，认为社区自身的发展才是城市社区建设的要义所在。强调社区的相对独立性，认为城市社区建设的要义是培育社区自身的发展，在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力主“去行政化”“还社区于社会”。认为社区内社会关系的主导性质不是行政性的，而是情感共同体或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互助关系。
这一结构中典型的两种理论观点是基层民主论和nGo参与建设论。基层民主论强调人民群众是社区治理的主体，政府发挥指导性作用，按照“小政府大社会”“小社区大服务”的思路进行改革。王琳、宋晓辉认为社区民主决策的主体是全体社区居民，以社区居民会议或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决议。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强调党建的重要性，认为党是推动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党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心从单位转向社区，是党实现有效社会参与的组织前提。郑杭生教授也指出当今社区建设是在一个陌生人世界中进行的，在陌生人世界中构建和谐社区需要以党建带动社建，社区凝聚的核心力量主要是社区共产党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或党总支或基层党委）。
nGo参与建设论的学者主要认为非政府组织作为一项重大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通常具有五个特性，即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这些决定了他们和政府、企业不同的角色、地位。非政府组织主要致力于城市社区服务和管理，其基本宗旨是满足城市社区公民的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就在于其扮演着把家庭和城市社区与广阔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介和催化剂角色。
这些观点具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即源于西方传统政治学的以强调行为主体自为核心的自治理论，即公民个体表达权利的自和共同体管理自身事务的自。这一观点对不太重视公民及其组织的自的中国具有积极的意义，也符合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
3.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主张政府通过向社会赋权、分权，把原先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交由社区内社会组织来承担，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强化社区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职能。这一治理模式看到了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协商合作关系，其理论来源是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的公民社会理论和个权力主体参与共同事务管理的治理理论，理论视角是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的混合。
三、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两者间的关系
社区治理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是社区（包括组织、家庭和个人），并具有既定的资源和目标。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归根到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相应地，据此得出社区治理的一般性定义，它是一种培育社区秩序、优化社区组织运行、整合社区系统的集体行动，是引导居民、家庭或组织遵守社区规范、协调社区利益关系的过程。总而言之，社区管理就是对社区（居民、家庭、组织和制度）的管理。
社会工作是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在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等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专业和职业。归结起来，社会工作是以现实社会中实际发生困难的人以及由个人所组成的组织和社区等生产和生活单位为工作对象，采取科学的专业手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实现助人自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工作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设置，理应与社区治理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社会工作本身具有的助人自助的根本价值属性，决定了它会对社区管理工作产生重要作用。
可见，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个概念。一方面，从体制机制的角度来说，社区治理是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因为社会工作兼具个案、团体和社区三大专业方法，所以社区工作治理属于社会工作的应用领域之一。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对社区管理还有更为积极的作用，它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区管理的重要推手，这是本研究的立论基础。
具体来说，以“助人自助、服务社会”为理念的社会工作，兼具“寓服务于管理，寓管理于服务”的特征，它在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化解社区矛盾、解决社区问题，维系社区中个人、家庭、组织、制度和规范的互动，整合、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它与社区管理在实施内容和主要目标上的契合程度甚高，也成为社区管理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志愿服务的逐渐推广将有助于更好地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培养社区居民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意识，从而对培育整个社会的互助精神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四、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治理实践
1.以楼门自治为代表的居民自我管理
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本居住地区居民依法选举产生。基层社区在管理与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以居民自治促管理”的原则，积极推动并已实现居住楼宇的自治与管理。而社区公共事务集体决策的居民代表会议制也是实现居民自我管理与服务的尝试。社区治理离不开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管理与服务工作，也离不开公众的自我组织化。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升他们自我组织与服务的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社会工作理念指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协商正是在一种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与建设过程实现居民的自我组织化的体现和尝试。可以说，社会工作恰在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升他们自我组织与服务的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建立社工与义工的联动的社区志愿者队伍
社区应倡导并积极组建居民志愿服务队伍，例如一些社区实行的“和谐促进员”志愿队伍，正是助人自助理念下的居民自我服务与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现。社会工作者是指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才，具备系统的助人服务理念、方法与技巧等知识体系，因此其优势主要在于专业性。然而，与现实需求相比较而言，专业社工的力量还相对比较有限，无法全面、深入地面对所有服务对象。因此，志愿者在其中主要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大批志愿者提供的集体性、目标明确的行动是对专业社工的有效补充。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工作，通过社工倡导与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可使志愿者在自助或助人的实践中与有需要的人士产生互动，进而影响更多的人认可与接纳志愿精神，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提升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社会支持存量，从而实现增进个人福祉与增进社会团结的积极功能。
3.动员社区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
社区内各种资源富集，但传统的单位参与和邻里互助的参与模式总是难以突破原有的架构，使社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从而造成了社区内资源浪费与资源贫乏并存的尴尬局面。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治理，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社区资源分散、各自为战的困境，强调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社区现有的资源，整合社区居委会、驻社区企事业单位、商业服务业等组织的力量，本着自愿互惠的原则实现社区资源共享，优化了社区资源配置。从理论上讲，动员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实现资源共享是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有力保证。要促进社区参与的提高，就必须转变“单位参与意识”，培育“社区自治参与意识”。各单位在为社区发展添砖加土的同时，营造一个适宜自身发展的优良社区环境，从而也能为单位组织的长足发展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五、“助人自助”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指导理念
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饱含价值色彩的社会设置，其助人实践过程就是社会工作者践行其专业价值观的过程。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推手，社区工作者始终坚持社会工作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在践行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上传递一系列有益于个人、社会的规范性价值。这种价值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居民互帮互助精神，二是增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三是增强居民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与水准。
强烈的互助与团结精神，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积极而有序地参与是现代新型公民的全新形象，后者是现代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要件。在当前我国社会秩序转型的特定背景下，运用现代社会工作事业培育社会互助团结精神、新型权责观念以及社会参与意识的工作，进而塑造新型公民是创新社会管理进而逐渐实现善治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冷熙亮.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社会，2001，（3）.
[2]王琳，宋晓辉.论城市社区基层民主自治的实现途径[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09，（3）.
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篇2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3]杨龙,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3(4)
[4]刘锋,新时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篇3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篇4
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社区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区治安是社会治安的基础环节，对社会治安稳定起着至关的重要作用。我国通过借鉴国内外社区治安管理的经验，提出了社区警务的概念，使我国在城市社区治安工作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治安工作中随着社区的治安职能分工不明确、群众参与力度不够、治安手段的单一等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治安问题依然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城市社区治安管理工作水平仍亟待改善和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城市社区建设脚步也日益加快。流动人口的增加，社区人口的管理复杂化；商品房淡化了邻里间的关系，人性冷漠化；利益矛盾激发等原因导致了犯罪分子不断增加，刑事案发率不断提升。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的安全问题及治安管理水平不仅制约了社区的安全稳定发展，阻碍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也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社区治安的研究及具体实践要早于国内的研究，西方国家对社区治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治安理论和警务改革的研究。
1.治安理论：①以色列裔美国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来研究现代化，指出现代化进程将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影响，对已有的社会秩序形成冲击，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混乱、层出不穷的犯罪。理论指出社会结构性的变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演变，增加了犯罪的概率，影响了社会治安的稳定。②1982年，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凯林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警察与社区安全：破窗》一文，首次提出了“破窗”理论，他们认为如果任由一些微小的犯罪现象出现而不采取一定的措施，任其发展，将导致更严重的犯罪。他们主张对于社区犯罪必须采取防微杜渐的态度，加强社区治安防范措施，从小抓起，杜绝隐患。③澳大利亚的“邻里守望”政策，1990年，澳大利亚实施了所谓的“邻里守望”政策，通过一些措施加强邻居间的合作联系，强调了群防群治的核心理念，起到了减少犯罪的良好反映。
2.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是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对西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1829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在建立伦敦都市警察时提出了著名的“皮尔原则”，指出“警察就是公众，而公众就是警察”的理论。他认为警察的职责应与社区群众紧密联系，警察应组织社区群众共同采取措施来维持社区的治安，其实也就是社区警务的雏形。
（二）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据《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在位时设立了司空、司徒、士等管理机构。其中，“司徒”和“士”是具有治安管理职能的机构。陈智勇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治安管理史》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我国古代从夏商周到清代的治安管理主要方式是：中央机构的治安管理、地方及基层机构的治安管理、户口管理、消费管理以及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最后都具体到街道的治安管理。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治安问题是国家统治者维持政权最棘手的问题，涉及到每个街道的治理，紧密联系百姓生活才是解决国家治安问题的核心手段。
在现代，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社区治安管理的书籍不多，相关的主要有夏菲主编的《治安管理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本书主要在三个方面为治安管理制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强调治安管理的法治原则和研究新问题、热点问题，例如社区警务比较研究提供的大量英文原始资料等。另外王冶英、卢浪秋等著的《社区治安与社会稳定》（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主要是从社区工作的实际出发，对当前社区治安工作的基础理论、基本任务、社区治安和综合治理、社区保安的保障机制、社区治安的法律适用及理性思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类
[1]贾征，刘化杰.《社区治安与综合治理》[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
[2]王均平，唐国清.《社区治安体系理论选择及模式研判》[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
[3]张兆端.《社区警务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
[4]蒋树声.《建立和完善保障公共安全的应急体系》[m].群言出版社，2007年.
[5]张思祥.《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探说》[m].群众出版社，2005年.
[6]王冶英，卢浪秋.《社区治安与社会稳定》[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
中文论文类
[1]董玉刚.《我国社区治安管理问题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06年.
[2]周军.《我国城市社区治安防范体系建设问题研究》[D].沈阳：东北大学，2005年.
[3]彭林华.《城市社区治安管理探析――以被害预防为视角》[D].湘潭：湘潭大学，2011年.
[4]杨志勇.《论我国城市治安管理机制的完善》[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004年.
[5]林珍.《城市社区安全治理中的社区关系重塑―以金华市LH社区为个案》[D].浙江：浙江师范大学，2011年.
[6]王剑.《上海市流动人口集中社区治安管理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
[7]陈建莅.《我国城市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体制问题――以上海市黄浦区董家渡街道为个案的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8年.
[8]马英楠.《中国安全社区建设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5年.
[9]韩俊远.《我国城市社区治安防范体系建设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06年.
[10]周阳.《新公共服务理论视阈下的城市社区治安服务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
[11]郝英兵.《社区治安防控战略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06年.
[12]孙渭铭.《西安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的研究》[D].陕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年.
[13]李晓勇.《探究公安机关社区治安管理创新的内容和途径》[J].经营管理者，2011（17）.
[14]江福.《浅析社区治安管理的困境与出路》[J].河南科技，2013（15）.
[15]王红梅，李婷婷.《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社区治安管理问题研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6）.
[16]袁方.《多中心治理下城市边缘社区治安管理模式探析――基于北京市B村的调查》[J].中州学刊，2011（03）.
[17]于丽娜.《从北京奥运安保看社区治安管理方略》[J].法制与社会，2010（05）.
[18]李鑫.《中外社区治安管理对策的比较――以西方社区邻里守望和中国群防群治为例》[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0（04）.
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篇5
关键词：互联网；社区治理；智慧社区；评估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7-006803
l引言
近来，我国的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关键时期，以政府为首的社会管理模式问题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由于结构失衡、规范失序、伦理失范等社会问题亟待解决，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网格化管理模式，将城市划分为网格进行整合与管理。然而，就实施效果来看，网格化管理并未很好地解决目前的问题。为优化政府服务、提高社会福利，学界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演变的思路，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转变为横向的治理。鉴于网络化只是一个理念性的变革方向，究竟选择网格化管理、网格化治理或网络化治理作为管理模式，快速转变或渐进式作为变革方式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前，我国处于互联网新时代，网络融人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由“线下”向“线上”扩展，以及由“线上”向“线下”延伸的两种不同趋势。在新的治理模式下，社会服务智能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困境有效解决、新的社会关系正在建立。从社会现实角度看，“互联网+”时代，新模式是否促进跨界融合？从“善治”角度看，“互联网+”时代，新模式是否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惠及民生？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拟从我国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需求出发，以互联网时代下的大数据应用为切人点，深入分析武汉市百步亭社区、昙华林社区、江汉社区和常青花园社区的治理模式及其效果，探究社区治理模式的本质，构建完整的评估框架，并提出政策建议，以优化公共服务、提高政府的管理质量，最终探索出社区一智慧服务云平台，打造线上线下智慧社区。
1.1理论意义
第一，拓展了社会治理模式理论。目前研究成果过于偏重管理技术方面的应用，对理论本质的研究较为缺乏。
第二，拓展了效果评估理论。注重宏微观信息的综合，结合宏观的社会治理理论与微观实证方法；注重社会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结合。
第三，拓展了大数据、云治理和智慧社区的理论应用。把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互联网充分地运用到社会治理中，丰富了信息采集、分析和处理系统，为实现“善治”提供理论支撑。
1.2现实意义
第一，使用大数据技术帮助政府进行治理思维与模式的变化，有利于提高城市社区管理和政府服务水平，社会福利得到改进。
第二，有利于实现社会服务智能化和人性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提高政府服务效率、调动非政府主体参与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积极性，使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成为一种新常态。
第三，将评估框架纳入管理流程，有利于政府针对性地完善模式不足。
第四，有利于信息的采集与整合，为构建智慧社区与数字城市、云治理进行铺垫。
2研究现状评述
第一类文献主要关注不同模式中网络本身和主体的构成。Heeks（2001）认为必须充分利用包括政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专有资源和比较优势。Rosenau（2006）认为社会治理模式下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完全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Stephen和eggers（2008）认为网络化治理应包括第三部门政府、协同政府、数字化革命、消费者需求等。（2011）、田毅鹏（2012）、赵语慧（2013）、郭春乔（2013）等指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经纬网格。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
第二类文献主要关注社会管理手段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徐晓林、刘勇（2006）提出“政府善治”是城市政府在信息技术背景下治理模式的进化方向。孙建军等（2010）认为网格化管理实现了从“管制”向“服务”的转型，这一模式具有行政理念民本化、行政范围有限化、行政职能服务化等八个方面的特征。王名等（2011）通过分析北京市网格化管理成效提出网格化管理应结合各地实际而无全国统一模式。（2011）认为基于单元网格的网络将政府的垂直管理导向了扁平化管理，同时使单元网格间的信息流动、人员流动、物资流动更为便捷和顺畅，从而城市网格化管理转化为城市网络化治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三类文献主要关注网格化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的效果。姚引良（2010）研究发现，参与网络合作的主体间信任和协同、环境因素中的上级支持和公众广泛参与，均会对网络治理效果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汪习根等（2013）对宜昌网格化管理从信息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矛盾联动化解制度、特定人群服务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评估总结。杨海涛（2014）从管理成本、处置效果、服务效果三个指标进行绩效分析，提出将网格化管理技术与网络化治理理念相结合的创新性研究思路。夏玉珍（2014）认为分析网络治理的重点应放在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相互协作上，并将“场域”和“资本”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中加以考察。
综合上述文献来看，目前针对管理模式的研究仍然属于零散式的、浅层面的研究，缺乏对社会管理模式内在本质的深入挖掘。其次，应用性研究较多，比较局限于对所取得成效及经验的概括总结分析，缺乏理论上的抽象与升华。另外大多文献关注管理模式的背景、特征和困境，较少涉及不同模式中“网”的构成、设计以及效果的分析，缺乏系统全面规范的研究范式和评估体系。
3方法基础
3.1结构方程模型与多项目评估相结合
参考Heckman（2010）的框架，将四个社区的案例抽象为社会管理模式的四个项目。构建结构方程分析多元主体（个体、社区及地区等）对网格化管理效果的影响机制，模型为：
Y=∑ax+∑βy+∑γZ
其中Y为结果衡量指标（信息下载使用次数、满意度、点击量等），x、y、z分别为个体、社区及地区特征变量。
通过多项目评估探析各管理模式的相对服务效果、各自优劣及适应人群。
3.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运用以网络理论（martinKilduff）为基础的定性分析，对武汉市不同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特征属性进行抽象概括和比较分析；与结构方程、多项目评估的定量分析相结合，构成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完整评估框架。
3.2.1定性分析
一是以网络理论为基础（martinKilduff）的定性分析。将不同城市的社会管理模式进行抽象，比较其基本特征，对其演变轨迹做出定性分析，确定其演变轨迹属于目标引导或偶得。
内涵假设网络成长路径结构动力冲突机制对个体行动者的意义
二是变革四象限的定性分析。以Greenwood和Hinings（1996）和weick和Quinn（1999）的理论为基础，利用网络演变的属性对不同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幅度进行界定，即不同城市采取了“持续”式变革还是“间断”式变革。
3.2.2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以结构方程与多项目评估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3.3宏观分析与微观评估相结合
将武汉市四个典型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视为自然实验，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社区层面和宏观地区层面对网格化管理的本质与效果进行评估，系统区分不同层次因素对网络结构的影响程度。
4研究主体及研究内容
4.1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包括两个主体：一是网格化管理本质的研究；二是网格化管理代表性社区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l）分析网络化管理的本质。网格化作为一种媒介，是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在社会网络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需要理清网格化的本质，为探析“互联网+”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效果奠定基础。
（2）网格化管理代表性社区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不同管理模式特征、属性、实际效果的评估。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将江汉模式、百步亭模式、武昌模式以及昙华林模式四种典型模式进行抽象总结、对比分析，以此得到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效果。
4.2百步亭模式
百步亭社区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化一统天下”的社区建设的局面，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进而体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发展要求。治理结构中，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领导核心，整合了社区的党组织资源，使得社区党组织成为了社区居民的主心骨。社区居委会是社区自治体系的核心，百步亭社区实行社区建设取得了丰厚的成果。（l）形成了现代的、文明的社区文化氛围，大大提高了居民的素质，使得社区的精神品味得到飞跃的发展。（2）在百步亭社区内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社会信任，包括社区居民对百步亭花园社区的信任、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的信任感。（3）充分发扬社区民主，社区居民可以对社区工作者乃至社区自治组织进行一定的控制。
4.3武昌模式
常青花园社区属于现代商住小区型社区，它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传统社区才具有的融洽、紧密、互助的邻里关系，成为一种新型“熟人社会”社区。社区建筑面积400万平方米，43%的绿化率。社区内有1家三甲医院，7所幼儿园、4所小学、3所中学、1所全日制大学和1所老年大学。不仅有丰富多彩的中心活动场所、健身路、健身房、大舞池，还有完善的视频监控体系――治安邻里关照网、治安巡逻网、保安安防网、公安监控网的四级防范体系。
社区分为五个，每一个社区的管理人员，包括网格员在内为15人左右。在常青花园社区治理体系中，社区党总支起领导作用，管委会、居委会发挥主导作用；其他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包括社区党小组、物业、业委会，还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和辖区单位；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志愿团体、自治组织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在多元治理主体中，社区党组织呈现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和楼栋党员核心四级网络。社区与物业、职能部门、辖区单位联合，建立多层次共驻、共建、共享机制。社区建立了党建联席会轮值主席制，建立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三方联动机制及社区与政府职能部门联席会议等机构，从而形成了常青花园社区共驻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
4.4江汉模式
江汉区地处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是武汉市最繁华的中心城区，面积33.43平方公里，实有人口65万人，辖116个社区。2000年，江汉区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十年多来围绕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江汉模式”被民政部在全国推广。2002年和2009年先后被民政部评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区。
4.4.1背景和动因
江汉区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源于“四进社区”工作的推进带来居委会工作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一是由于各类社区专干之间缺乏统一管理和相互协作，存在职能交叉、工作重复、忙闲不均、工作效率不高、信息孤岛等现象；二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把工作向社区延伸，不仅增加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负担，使社区工作行政化，而且使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难以体现；三是社会组织的发展虽有所加快，但仍存在着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公益类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参与社区建设不足等问题。四是各类社会管理主体管理职责不清，各自分工不明，相互对接困难，社会管理中交叉错位与断层缺位的现象同时并存。五是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管理呈现出管理对象日趋多样、管理事务日趋复杂、管理活动日趋开放等特征，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传统的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手段、方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城市管理与社会建设的要求。为破解这些问题，江汉区启动了整合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实践创新。
4.4.2主要做法
一是构建街道社区综合服务协管机制。在街道层面设立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将街道与社区公共服务和协管相关的人员集中到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成立综合服务部和综合协管部，设立“一门式”服务窗口，承接政府公共服务和城市协管工作。二是强化社区居委会的主体地位。赋予社区居委会对社区公共服务站行使五大权力，即：人事建议权、评议监督权、事务协调权、困难群众救助保障资格评议初审权、经费使用把关权。三是创新社区自治载体，提高居民自治的专业化水平。实施社区建设项目制管理，提高居民自治的有序化程度。四是推进区域化党建，统筹辖区发展。
4.4.3成效
通过街道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一是构建了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以社区为基本单元设立社区公共服务站，推行“一专多能”，有效地整合了资源，强化了服务群众的功能。任务承担由过去的苦乐不均向同岗同责转变，信息资源由过去的分头采集向综合共享转变，协调配合上由原来的各负其责、纵向联系向分工协作、横向互动转变，实现了社区管理的扁平化、精细化、信息化，社区服务的全覆盖、全天候、零距离，促进了惠民工程的实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二是打造了集约聚力的共建共享平台。强化了社区自治功能，既理顺了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也促进了社区居委会职能的归位。使居民自治由“无序化”向“有序化”转变、由“零散化”向“组织化”转变。三是提升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管理凸显实效，江汉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始终走在全市中心内城区前列，2009年江汉区相继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全国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示范区等部级荣誉。
5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主线，围绕幸福武汉、生态宜居武汉、文明武汉建设，作为优秀社区对武汉市社区模式改革进行经验借鉴。城市网格化管理是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以事件为管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通过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区联动、资源共享的一种城市管理新模式。
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篇6
关键词：拆迁安置社区；过渡型社区；元治理；治理结构；治理策略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1-0011-10
作者简介：刘祖云，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烊，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5）
引言
1.问题的提出――拆迁安置社区问题显性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镇化一直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而随着城市规模、数量、人口等不断扩张和膨胀，城市边界日益向周边扩展，与之相伴随的是围绕“村落终结”而引发的“撤村改制”、“撤村建居”或“村落合并”等社会现象的产生。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转型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简单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村落社区的转型中，可以说，“农民安置”已经成为国家、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重要主题。2014年，国家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报告，其中明确强调了“人口市民化”与“社区安置”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关键作用1。
因此，作为农民安置的主要载体――拆迁安置社区，其内涵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治理也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和挑战性。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安置社区作为城市化最直接的实践场，也是各种利益冲突最集中的地带，因此，关于它的问题及其治理，比如，社区建设中的利益再分配、失地农民市民化、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社区治理参与动力、社区制度供给，以及村落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型等都存在着诸多困境。因此，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需要政府与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2.文献的简要回顾――定格在“过渡型社区”上
第一，围绕拆迁安置社区“概念与特征”的研究。针对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学术界提出了诸如“城郊结合部社区”、“回迁安置社区”、“村改居社区”、“转型社区”、“过渡型社区”等相关概念。这一研究取向符合学术研究推展的基本逻辑，即对一个新的社会现象的解释，必须对表达它的概念即学术研究对象进行界定，这是学术展开的基本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当“转型”与“过渡”等价值理念注入后，拆迁安置社区的研究就拥有了更高的理论视界，即从一种基于现实解释性的研究向构建型理论研究发展与深化。因此，在这些概念中，笔者倾向于选择“过渡型社区”这一概念。选择这一概念的意图有三：一是淡化这类社区在概念及语义上所隐含的农村属性，减弱它与城市社区在概念及语义上的区别；二是反映这类社区的“演变性”特征，即由一个阶段逐渐发展而转入到另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因此，它的存在及其治理难题可能是暂时的；三是在理论层面上，过渡型概念具有较为积极的建构意义，换言之，在这类社区的治理上，学术研究可寻求更大的理论想象力，以寻求对这类社区的治理思路与对策。
同时，学术界对于“过渡型社区”的研究与认知也已基本达成共识，概括地说，它有三个特征：一是行政主导性，即这类社区的生成与治理不是自然自发的，而是通过行政的“强制性协调”予以实施的；二是不稳定性，即这类社区的居民行为、组织形态以及治理结构都处于未定型的阶段；三是治理异质性，即这类社区人员的构成相较于传统村落与城市社区具有异质化特点，它是一个集白领、民工、学生和动迁村民等不同阶层人员混居杂糅的社区，因此，对它的治理既不能应用村落的治理模式，也不适应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从这三个特征来看，它也基本符合我们所选择的“过渡型社区”这一概念所指称的对象。
第二，关于“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研究。可以说，“治理”是“过渡型社区”乃至整个基层社区研究的主流视角，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参与多元化”、“权力分散化”、“社区善治”等观念与立场来审视“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也衍生出诸多关于社区治理问题的讨论，包括科层治理困境、多元治理改革、社^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主体职责界定、社区认同缺失等问题。进而，关于这类社区治理模式的探讨则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路向：一是基于基层政权建设视角下的政府管理与行政的“强制性协调”；二是基于基层社会发育与自组织视角下的居民自治；三是在这两种研究路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笔者更赞成第三种研究路向，一方面，理论研究不能陷入一种思维方式的对立与极端化，正如柯林斯所言，“对立的双方都是相互建构的”1；另一方面，极端化的观点也未必适合这类“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境况。因此，笔者以为，我们可以在“元治理”理论及理念的引导下，基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现实，在前两种理论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张力。
一、理论引入：管理、治理与元治理的历史与逻辑
1.从管理、治理到元治理：“正反合”的逻辑递进
从社会管理的历史演进来看，它是在对过去管理模式的纠偏、超越，抑或是否定中向前发展的，而理论可以对这一历史轨迹进行简约而精确的“概念式提炼”，因此，管理、治理与元治理三段论的概念，恰恰从内在逻辑上把握了这一历史发展“正反合”的真实图景。
第一，“管理”是一种在历史发展中存留很久的模式，即它遵循的是国家中心主义的管理逻辑，强调以国家建构为目标，或者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民族国家创造和维持公共秩序、实现集体性行动的正式制度化的过程”2。这一管理（统治）的过程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国家至上理念（社会事务国家化）、全能政府模式（政府职能庞大）、强制行政方式（强制性征集资源），即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实施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掌控1。对于历史上存在的“管理”甚至是“管制”模式，我们对它的批评与挞伐已经很多了，此文自不必多言。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两点：一、“治理”正是在对这一模式的质疑与批判性反思中才提出的；二、“治理”不是也不可能是对于“管理”模式的全盘否定，这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理论发展的逻辑。
第二，学者郁建兴认为，“国家建构强调稳定、秩序和规制，因而表现出刚性、控制性、程序理性的特征；治理强调多元、谈判和协作，因而表现出弹性、互动性、反思理性的特征”2。这就道出了“治理”能够取代“管理”的真实原因。随着现代社会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多样性的增加，治理的理念逐渐成为了社科学理论中的主流话语。自1983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一词以来，“治理”理念就被广泛运用于各国政府管理的研究中。因为，“治理强调人际间、组织间、力量间、机制间的谈判与反思，而谈判与反思意味着参与治理力量的多元化和分散化”3。它所偏重的管理机制“不再单一强调国家或市场，而试图通过‘新的组合’来完善或发展政治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公共利益；消除科层制的缺陷，为政府寻找适当的定位”4。总之，不同语义背景下的治理，其表述方式、侧重点及其内涵会有所不同，但是，关于它的基本认知是一致的，即指一种多主体参与、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体制、机制与过程。
第三，“元治理”的提出者杰索普认为，“市场、国家、治理均会失灵，这并不奇怪。因为失灵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特点：‘治理本身并不完善，因此必然会导致失灵’”5。因此，他又接着说，“即便是对治理做最为粗略的回顾，不论是通过市场、强制性协调，还是自组织，都可以看出学习、反思以及元治理的重要性”6。有学者将“元治理”的内涵概括为：一、对治理进行控制，达到自治和控制的平衡；二、统筹和协调官僚制、市场和网络三种治理形式；三、强调国家和政府在治理网络中的首要地位，国家的政治控制力增强，但是不同于以往实行直接命令和控制的官僚制，而是优先使用间接的、柔性的手段7。很显然，“元治理”似乎是在对“治理”的否定性反思中，又在更高的阶段上回到了“科层制管理”的模式上。因为，在元治理的模式下，并没有颠覆官僚制的规则制定与科层政府的必要命令，反而，行政控制却被间接地重新引入，只不过是采取了一种更为隐蔽性的方式。
2.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元素：市场与自组织的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就进入了我们所言的“转型社会”。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影响中国社会的两个重要的元素是市场与互联网。从历史进程来看，首先是市场化的发展给予社会很大的经济自由度；其次是互联网的发展培育了公民的自组织能力。
一方面，当人们提及市场时，总会说，它能使事情得以高效运转，它富有活力、灵敏而开放，似乎市场充满着“魔力”。久而久之，我们对市场就会充满好感，进而形成一种偏好，对市场的这种偏好也在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中逐渐得到显现。换言之，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我们常常会选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与“科层治理”概念相对应，我们发现了“市场治理”这一概念，并用它来表达中国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到了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更高的政策与制度层面上，确认了“市场治理”这一社会治理工具，即首次确定了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取代了之前的“基础性作用”。
另一方面，当互联网迅速发展起来后，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自发或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结构性系统的过程”1。中国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提高，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在传统社会中，中国社会底层的自组织能力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体系之中的。因为，血缘和地缘的高度结合以及姻亲关系，使得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特别是农民）有着密集的社会关联、高度的信任和强烈的认同感，这类自组织往往都是通过位于社会网络中心的精英、能人或贤达发起与组织的2。二是现代社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多种社交平台的搭建，更激发了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自我需求及开放精神。具体地说，网络虚拟空间为公民自组织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开阔的精神空间；同时，各种社交媒体所构筑的便捷沟通手段，又为公民自组织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丰富的技术平台。三是公民自组织能力的发育也是因为等级制的官僚体系留下了许多制度空隙，因为“全能主义、威权主义在现实中也是流变的”3，换言之，“官僚行政体制也并非铁板一块，科层机构在功能上相互分割，因而科层结构也呈现出碎片化，李侃如将其称为‘碎片化的威权主义’”4。而正是这种碎片化的科层体系为民间组织赢得了生机，这也是中国公民自组织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
3.“元治理”理念引入的依据：现实与理论的二维贴合
所谓“元治理”，并不是对“治理”的颠覆，而是运用一种新的手段和工具来粘合独立的治理模式，充分整合各治理主体的资源和力量，对各治理模式的组织、制度或机制进行宏观安排，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机制5。杰索普为“元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给出了一个极为精炼的说明，“虽然治理机制可能获得了特定的技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职能，但国家（政府）还是要保留自己对治理机制开启、关闭、调整和另行建制的权力”6。
第一，从现实展开的角度看，“过渡型社区”的治理有三个方面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城镇化进程中的村落终结，从它一发生就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这一政府主导性的特征一直会延续到“过渡型社区”建设与管理的若干环节中。因此，对于它的治理就不可能出现断崖式的去行政化的逻辑，恰恰相反，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治理模式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下来。二、作为“过渡型社区”的居民，他们还未完全培养出适应社区现代化治理的意识与能力，换言之，社区仍然需要有一个权威的角色加以引导与协调。三、在市场与自组织崛起的背景之下，“过渡型社区”的治理虽然是在“科层制”的体系下展开的，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治理规则与公民自组织行为的影响，从而会出现许多“治理噪音”，因此，它还是需要一个规则制定者与政策协调者。
第二，从理论供给的角度看，自杰索普的“元治理”理论提出后，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一理论进行了非常积极的引入与介绍，也进行了对于中国现实治理的适应性分析。杰索普说：“元治理并未罢黜其他协调模式。市场、等级制度、差异性结构仍然存在，只不过是在‘通过协商制定决策’的情境下运转。一方面，市场竞争由合作来协调，‘看不见的手’将和‘看得见的手’握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家不再是君威，而是多元化制导系统中的众多参与者之一，在协调过程中贡献自己独特的资源。随着联络网、伙伴关系、其他经济政治治理模式的范围越来越广，官方机构仍然是最为重要的。”7可以说，在元治理理论提出之前，关于中国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讨论，就一直处于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科层治理、还是社会中心主义视角下公民自治的对立性讨论中，也有人提出“第三条道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但是，无论哪种治理思路，对于政府的作用一直争议不断。似乎，杰索普的“元治理”为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寻找到一个简明的答案，这一答案是在超越了市场、科层与自组织等诸多治理困境基础上提出的，而且，它也非常贴合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
二、“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机制：“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
就目前中国“过渡型社区”的治理现实而言，大概存在着以下三个基本事实：一是绝大部分的“过渡型社区”仍然采用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管理模式，即以地方政府、街道、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为核心的纵向科层治理模式，它遵循的是“政治动员逻辑”；二是市场力量与因素正逐渐向社区内部渗透，并开始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治理手段在社区治理中得以施展，它遵循的是“资本动员逻辑”；三是相对于自由市场与“国家铁拳”的一种自主性、协商、对话与咨询的自组织性网络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公民社会的共识，也越来越成为“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一个基本维度，显然，它遵循的是“公民协商逻辑”。概言之，中国当下“过渡型社区”的治理是科层治理、市场治理与网络治理这三种模式的统合，其中，遵循政治优先原则的科层治理处于“治理的中心位置”，它担当着多元治理主体的召集人、治理规则的制定者与社区各方利益“平衡器”的功能与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三角型”治理的权力结构中，科层治理显然处于三角型的顶端，它是治理结构的核心。
1.基于科层制的“强制性协调”居主导地位
在中国“过渡型社区”的治理体系中，基于科层制度的“强制性协调”，无论我们说它处于治理体系的中心位置，还是说它处于“三角型”的顶端，还是说它是治理权力“同辈中的长者”，这些都是显性的，也是中国“过渡型社区”治理现实的需要。为什么？我们需要审视以下两个因素。
第一，在“过渡型社区”治理中，“强制性协调”的动机是多层的。一是利益驱动动机。从某种意义上看，“过渡型社区”的铺陈是中国城市化、城镇化发展的附产品，它是在地方政府的版图上展开的，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地方政府只有通过“强制性的协调”才能掌控社会资源的分配权，也才能在城市空间扩张中实现自身利益或者是平衡各方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致使“过渡型社区”的建设看起来“并非是进步的社会和制度改造，而是大部分基于单纯利益考量的经济建设和空间改造”1。二是政治维稳动机。“过渡型社区”的产生涉及拆迁、赔偿和安置等一系列复杂而敏感的利益问题，很容易在居民中产生各类尖锐的矛盾。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在安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解决动迁矛盾、还建及安置工作，预防和，仍然是地方政府及社区管理者的中心工作。因此，在政治优先原则下，不放弃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强制性协调”的手段与方式，在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中也就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也是确保地方政府“政治利益”的一个优先手段。三是减弱“过渡性风险”的动机。在村落的拆迁安置中，村落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强制性断裂，失地农民在无意识与无技能准备的情况下，被抛置于不熟悉的城市社会、工业社会的境地中，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生存技能、组织能力以及与现代工业相适应的生活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协调”退场反而会面临着更大的社会风险与治理失序。但是，另一方面，在笔者的调研中也发现，为了减弱“过渡性风险”而产生出“过度管理”的现象，这反而成为“过渡型社区”现代转型的掣肘因素。
第二，在“过渡型社区”治理中，“强制性协调”机制是成熟的。总体上看，这一机制主要表现为“核心化的党委”与“行政化的居委”两个相辅相成的科层制机制。一方面，大多数“过渡型社区”的党组织能在街区中建立一个完整的、全面覆盖的立体化组织网络，能通过全面覆盖的方式渗透进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组织的任务是：培养政治信念体系，实行领导权、监督权、人事权等政治权力，这样，就奠定了党组织在安置社区内的政治基础。而对于党员居民来说，“党员身份”的政治荣耀感也会反过来使他们愿意自觉地将自身纳入到党组织体系之内。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农村党组织在向社区党组织的形式化转变中，党委的职能、权能已大大地获得了强化，因此，“核心化的党委”承担的是“强制性的政治协调”功能与作用。另一方面，就社区居委会这一自治组织来看，它事实上已变成行政科层制的一个层级，它正是“强制性协调”行政机制链条上的一环，因为，它“既涉及服务村民、提供公共产品等为村民办事的一面，也涉及完成行政任务、实现国家基层动员的贯彻国家意志的一面”1。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基层政府会进一步强化居委会的行政化职能，致使居委会变为街道办事处的一级办事机构，从而成为国家基层政权的一种延伸。
2.基于利益交换的“市场性契约”开始扩展
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从身份向契约转换的过程，而“过渡型社区”作为一种现象，是在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背景下才逐渐产生的。也就是说，当有“过渡型社区”这一现象时，村民已具有一定的市场交换意识、市场交换能力了。因此，在“过渡型社区”的治理结构中，基于利益交换的市场契约已成为社区治理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与科层制的“强制性协调”相区别的是：市场治理体现在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个体之间的自愿协定与合约，它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科层治理失灵的时候和地方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在社区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上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如今，基于市场规则的社区治理，不仅仅让社区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也对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意识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对冲，因为，在市场规则下，社区治理行动主要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展开的。比如，通过招标的方式将社区的物业管理外包给物业公司，以求更专业、更高效的物业服务；通过招聘的方式组建社区工作队（保安、保洁、维修、绿化）来协助社区管理，等等。因此，契约规则部分代替了行政则，成为“过渡型社区”治理的补充性手段。
当然，社区的市场化治理也存在诸多障碍。第一，社区居民的市场交换行为并未完全摆脱共同体、行政力量等外界因素的干扰。因为，任何契约关系的形成都是以具有主体地位及身份的人的自主性存在为前提，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影响自主性契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社区行政管理机构作为契约仲裁者的角色，对某些契约关系的“强制性协调”；二是某些既得利益者或机构以隐性权力的形式进行介入与干预。比如，失地农民普遍对物业费的收缴存在抵制行为，致使“政府拨款”成为社区物业维护的主要经费来源，从而使原本的“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市场契约关系被一系列行政关系所左右。
第二，在居民普遍缺乏公共精神的前提下，社区居民的“经济理性”呈现出扩张与膨胀的态势，在契约关系形成中的表现就是契约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及责任关系的不对等，即居民“争权利、去责任”的现象比较普遍。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居民为了最大化住房收益，对社区空间进行非法占用或肆意改造，与其相伴生的就是住房群租、车库住人等现象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治理难度也很大。这些新都市移民，就像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中所描述的那样，“农民的经济理性像所有人具有的经济理性一样，隐藏在他们的心底。每个人的行动轨迹都受其他价值目标的约束，而不是受单一的谋利价值的约束，……在这个越来越‘自由’的世界上，‘自由’一方面代表束缚的减少和个人选择能力增强，同时也意味着对经济理性约束的弱化，而当这种约束完全崩溃，经济理性异化所爆发出的逐利就会吞噬一切心灵”2。
3.基于联络网的“自组织商议”开始萌发
杰索普说：“治理（或对复杂的相互信赖的协调）有不同的模式，我一直较关注实质性相互信赖的反思性自组织，但形式上它们是独立的参与人。为了应对市场与国家的失灵，同时也为了应对社会生活复杂性的不断增加，近几年，自组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3在这里，杰索普所言的自组织，就是指有别于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网络治理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程走过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以自组织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公民社会力量也获得了发展与壮大，它也开始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正如杰索普所言，这样，“相对于无政府主义自由市场与国家‘铁拳’，‘治理’拥有了类似于‘中间道路’、‘咨询’、‘协调’、‘自主性’、‘反思性’、‘对话’等积极内涵”1。有学者指出，这种“网络治理”的基本逻辑主要涉及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变革”和“个体居民组织化”两个层面2。因此，这也构成了我们审视“过渡型社区”自组织治理的两个基本维度。
第一，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正在发生着急速的变化，无论是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展开的角度看，在社会治理中，那种仅依靠等级制“强制性协调”单一模式单打独斗的局面已经没有社会空间了。现实社会治理的运行更多地是包含市场、等级制和联络网的合理融合。而在社区治理中，基于联络网的“自组织商议”是指，所有居民个体在一个自主性网络联结中，通过协商、对话等手段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或公共产品供给的一种补充性治理模式，其作用在于形成“第三条道路”，以弥补“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在社区治理中的真空。
但是，自组织商议在现实的社区治理中也出现了两种负面情形：一是“自组织商议”与“强制性协调”的冲突。因为，自组织商议的网络治理是在等级制这一强大的“先赋治理结构”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毫无疑问，这两种力量之间会有一个博弈的过程。社区治理的等级体制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放自身的治理权力及既得利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过渡型社区”治理结构的变革，就像中国其他所有的社会体制改革一样，都面临着权力分配、利益分配以及文化认知等方面的障碍。二是在现代社会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增加的背景下，一个社区中，不同身份认同、不同利益追求、不同认知水平与不同价值系统所形成的“差别化的自组织”之间，因时空差异与行为差异也会发生冲突，从而会形成消极的负面的“治理噪音”。在社区中，这类“治理噪音”的消减也是非常耗费社会资源与成本的。
第二，当自下而上地审视社区居民的自组织化现状时，我们就会质疑社区居民是否有能力，通过自组织化的行动参与到社区的治理网络中来？这里，事实上是对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能力产生的质疑。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先秦时期以宗法分封为基础的封建社会，还是秦以后以皇权纵向控制为特点的郡县社会，乡土社会中的农民都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组织性和自治性的，所谓‘皇权止于郡县’之类的理论判断便是建立在农民‘横向联结’和‘自我管理’的基础之上”3。但是这里所言的“横向联结”或“自我管理”的自组织性是有一个前提的，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大量乡贤精英的存在。因此，在大量乡贤精英离土离乡的背景下，“过渡型社区”中失地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及自组织化形态是处在衰落之中的。在现实中，我们能看到的自组织类型的性质是单一的，以文娱性组织居多，而缺少政治性、经济性的社区自组织；人员类型单一，以退休人员或女性为主；组织参与方式也很随意，缺乏组织建设的基本制度框架与规制。另外，在社区中比较“有人气”的权益保障性自组织又常常与“强制性协调”的基层管理机构发生一系列潜在的权力与利益冲突，其发展的势头又会受到限制。
三、元治理视角下“过渡型社区”的治理策略
笔者认为，“元治理”作为对于治理范式批判性反思的一种理论，它核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认定“元治理”即治理体系中的主体；二是确认元治理主体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三是指认元治理主体所应该具有的治理能力。因此，在元治理视角下，对于“过渡型社区”治理策略的思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元治理主体由谁来担当；二是“过渡型社区”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如何定位；三是“过渡型社区”元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有何指向。
1.“党政结构型组织”：“过渡型社区”元治理主体的落定
进入现代以来，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理论的簇拥下也变成了现实的一种呐喊，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在多元主体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践行公共价值、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区别化、碎片化的不同主体的利益与完整性的公共利益之间又会出现对抗与冲突，也由此会产生大量的社会治理噪音甚至是治理抗争。对此，杰索普指出，“人们对于治理的关注是对社会科学中范式危机的回应”1。因此，社会科学理论必须回应基于多元治理理念下的社会治理困局，以实现社会治理理论解释范式的革命性转换。
对此，在社会科学上的一些理论思潮，比如，澳大利亚学者琳达・约斯等提出的所谓“新国家主义构想”、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等提出的“整体性治理”都在对治理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同时，在反思治理理论高估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作用后，美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福山就指出，“国家建构也许比治理更重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也许比自组织治理更重要，尤其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2。这些学者与思想家都敏锐地肯定了社会治理结构“三角型”中国家与政府的独特地位与作用。这些反思性理论的核心内涵是：“要把国家找回来，并不是把社会踢出去。”3
笔者认为，以元治理理论为代表的这些反思性学术思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定位社会治理的主体身份。用元治理的话语表达就是：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的主体是谁？在前文“过渡型社区”治理结构的叙述中，笔者已从现实展开的层面上，提出了中国“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一主两辅”的结构，也正暗合“把国家找回来，并不是把社会踢出去”的元治理主体定位。换言之，在中国现实社会治理进程中所探索出来的“一主两辅”的基层治理结构，既规避了多元治理中公共价值实现的困局，也在淡化中国传统政府一元化的社会管理模式。
对于中国社会治理或者是基层社会治理中这一主体的定位，也得到许多国内学者的认可与肯定，比如，学者李泉就认为，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社区治理理论，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视国家及其组织机构仍然是治理的主导力量，其在目标设定方面的重要作用仍是达到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4。但是，理论分析到此，好像实质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体制与机制的确与西方的社会有许多不同点。换言之，如何理解元治理主体中的“国家”或“政府”。对此，有学者就提出，照搬西方理论来观察中国的社区建设，而忽视政党这样一个最大的中国实际，只会让社区问题更加模糊5。
笔者认为，任何社会治理模式、体系、制度或机制的实现，都离不开对特定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这两个重要元素的考察，即我们通常所言的“国情”。在国情中，我们也不能忽视被政治体制所规范或认可的一些制度设计或规范性陈述。比如，在社区治理主体的规范性制度陈述中，《中国共产程》第32条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中国共产党“十报告”也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总之，这些纲领性政策、文件的规范性阐述，从制度设计层面上确定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多主体之间的基本关系，也核准了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基调，即“党政结构型组织”是社区元治理的主体，它是社区治理的召集人、协调者、定制者与监督者。
2.“党政结构型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参与治理校准
杰索普指出：“政府在元治理的各个方面都扮演着主要且日益重要的角色：参与市场再设计，参与组织形式和目标的宪法改革以及司法再规制，为自组织创造条件，最重要的是参与治理校准。”1在国内学者对于“元治理”理论的诸多解读中，“参与治理校准”这一杰索普认为“最重要的角色”却没有获得正视。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理论解读过于宏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理论解读的准确性不足。那么，如何理解“参与治理校准”这一社区元治理主体的角色？
格里・斯托克在谈到治理理论与治理体制之间的差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治理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一定的，它致力于了解治理的体制，而这个体制正在变化；情况往往是刚刚把轮廓勾勒出来，局面又已经不同”2。在这里，他表达的是治理理论常常滞后于治理体制的事实，而笔者认为，治理体制又常常滞后于治理现实，因为，治理现实总是不确定的、多样而多变的。
在现代社会多样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转型社会的独特过程又加剧其复杂性与多变性，而且，这种复杂性、多变性的特征在中国当下建设的“过渡型社区”中体现得最充分也最彻底。换言之，在“过渡型社区”中，时空背景转换、生活与文化背景转变、体制与制度的变革、人员的流动性及其组成的复杂性、治理手段的多途径及其多元化、利益的区别化及利益冲突的尖锐性等方面，最集中地体现了当下中国社会转型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在这一社区背景下，利益取向的多元化及如何协调、治理噪音的产生及如何化解等问题都在考验着社区“元治理”主体，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治理校准”，即在多样性的治理模式、治理体制中，如何做出选择？换言之，社区“元治理”主体在治理模式的选择上掌握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既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意志，也同样考验着治理主体的能力。
第一，在不同治理模式c路径中，每一种治理模式都有其独特的上下游“关联”。比如，政府的科层治理依赖于制度上的合法性、参与者的服从以及问题上的因果理性逻辑；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常常依赖组织上的一致认同、个体人员的参与和对问题类型的信仰；而市场化治理的关联体现在组织内部、组织之间和组织与个体之间的自愿协定3。因此，治理主体对每一种治理模式的不同关联度，要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认识，这一点，是非常考验治理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的。
第二，治理主体要依据不同的治理情境，对不同的治理模式实现“开合”处理，换言之，不同治理模式的启动、关闭与时机的把握权都掌握在治理主体手中。在“过渡型社区”中，虽然有地域、经济、文化、政治与历史等外部因素的差异，造成三种治理规则的占比不尽相同；但是，不同等级制、市场化与自治性治理模式的更迭、替代、交错、冲突，抑或是混合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集权与分权、独立性与伙伴性、民主与效率、强制与协调、单一治理与混合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时常会激烈地出现。因此，如何因地制宜地“开合”某种治理模式，如何在不同治理模式之间进行畅通的转换，或者是如何在不同治理模式之间实现有效的组合，这也是治理主体“参与治理校准”的主要职责之一。
3.社区元治理主体及自组织对社区元治理的回应
第一，社区治理主体的学习与反思等认知能力，需要培养与提高。在讲到“治理失灵”时，杰索普会反复地强调“必要的反思性”等问题，并且，他说，“如果没有学习与忘记，社会秩序根本不可能形成”4。这事实上是在强调，社区元治理主体的学习与反思能力的培养。笔者曾撰文论述过，政府（广义的政府，即“党政结构型组织”）应该学习的三种能力，即情境认知能力、组织调适能力与社会治理能力。所谓情境认知能力是指，政府组织能够敏锐地把握社会管理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各种环境因素的新特点与新趋势；而组织调适能力是指，政府组织对环境与管理客体变化的适应能力，也包括政府组织主动地作用于环境与管理客体的一种引导与建构的能力，也只有这样，政府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才能有所提高1。在“过渡型社区”的治理中，治理主体所面对的治理情境与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治理客体的多样性、差别性都是客观事实，而且，党政结构型治理主体还承担着“治理校准”的角色，因此，这些因素特别考验党政结构型治理主体的学习与反思能力。
第二，社区自组织要在基于“社区团结”的意愿下，定位其组织功能。在“过渡型社区”中，有两个现象是比较常见的：一是村民原有的村庄共识消解了，而作为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还尚未建立起来。在这一空档期，原来依托于熟人、亲缘、族群支持的人际关系及其内生秩序变得无所依托，社区治理会出现无序状态。二是在现实中，一些刚刚失地的被安置的农民，因为失去了其终身劳作的“田地家园”之根，极易产生情感上的“动迁创伤”甚至是“动迁怨恨”，在这一情境下，也极容易产生社区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党政结构型正式组织常常显得无能为力，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便可以依靠社区自组织的作用。一般地，基于“社区团结”的意愿，社区自组织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一、承担社区居民活动组织者的角色，以让社区居民“忙起怼被颉岸起来”；二、成为“党政结构型组织”的协助者，甚至是社区活动的监督者；三、向社区居民提供正式组织没有能力与办法提供的小型化、个别性的公共服务；四、在社区居民与正式的“党政结构型组织”之间进行沟通与连接，因为，社会自组织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存在于社区居民之中，更加了解民情民意，因此，它能以自组织方式将居民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权利意识表达成集体意愿，为党政结构型元治理主体的决策提供依据。
另外，杰索普还说，“实际上，由于愈演愈烈的结构复杂性和社会生活的不透明，加之广泛的时空界域中的多重目的――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的协调机制，对于治理的尝试都可能以失灵告终”2。因此，“过渡型社区”中“党政结构型组织”作为元治理的主体，还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担当“治理失灵的政治责任”，这对于元治理主体的意志与决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theStructuralandStrategyofGovernanceof"transitionalCommunity"fromtheperspectiveofmetagovernance
LiuZuyunLiYang
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篇7
要充分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
《领导文萃》：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在关于社会治理方面有什么新意？
李强：《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与“共享”是社会治理创新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全体老百姓的参与，大家都有积极性了，社会治理才能够取得成绩、才能够创新，而“共享”是社会治理的目的，取得了好的成就，和谐、宜居的社会环境大家共同享有、共同享受。所以，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在社会建设与治理方面，全体老百姓人人参加、共同建设、共同享用。
我们知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文件中，我们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确实体现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取向。管理比较突出了管控的特征，有管理者自然就有被管理者，所以，管理是比较单向度的，从上到下的管控。而治理是一种新的“参与”的思路，是指多方面、多种力量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处理之中。社会事务的处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超过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在很多城市里甚至是人口高密度社会，如果仅仅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管控的思路，试想，我们要建立一支多么大的管理队伍才能够真正实施管控呢？才能够管控得住呢？所以，处理社会事务、处理超过13亿人口有关的社会事务，必须是一种广泛参与的思路、共建的思路。社会治理自身就蕴涵了“共建”“共治”的特征，超过13亿的中国人，都是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力量，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人。如果广大人民群众都有积极性了，都不是被动地等待，都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积极的行动者，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社会难题，都会比较容易予以解决。而这恰恰就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思路。
《领导文萃》：从社会学角度看，如何理解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思路？
李强：社会学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是最重要的三大力量或三大机制，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也可以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体制机制上的突出问题是市场严重缺位，所以产生了经济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的经济活力，物质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与市场经济发展相比较，目前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发展、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市场经济之所以极大地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是因为市场给广大老百姓创造了最为广泛的经济参与机会，最普通的老百姓，工人、农民、农民工通过劳动力、商品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参与到经济运行中来。我有一项研究，分析过去的十几年里，经济地位不高的工人、农民、农民工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可以上升到中等阶层或中产下层中来，结果发现，最高比例的是通过市场，是通过经营商品销售、包括各种经营人员、服务销售、营业推销、展销、购销。所以，城市里要保护那些地位不高的合法的商业经营销售人员，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合适的经营条件。总之，通过市场经营而实现地位上升的在目前我国中等阶层中所占比例很高。所以，市场确实为最普通的中国人提供了机会。
《领导文萃》：那么，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机制中，社会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李强：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的道理与市场机制的道理相似。所谓社会机制或体制就是与市场、政府相对应的，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模式。前面说过，我国市场改革成功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广大社会成员参与市场的积极性，社会体制改革也是如此。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政府力量强大，党和政府处于领导和主导的位置上，这当然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其中非常突出的优势是，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统一应对能力很强。但是，有一利即有一弊，一切都由政府主导，社会就逐渐习惯于处在被动的位置上，政府承担了无边界的责任，老百姓就处在等、靠、要的位置上。长此以往，社会失去了动力和活力。目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主导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忙得不可开交，社会则处于被动的位置上，社会没有活力。大家谁也不伸手，都等着政府去解决，这样就产生严重问题了。比如，行业协会、职业协会、商会，本来应该是老百姓、就业者、劳动者最容易进入的组织，每一个就业的劳动者都应该有自己的行业组织，既可以切磋同行业、同职业的技艺、接受培训，又可以相互学习、相互监督。但是，由于这些社会组织往往官办色彩突出，行业协会、职业协会往往依附在政府身上，远远脱离广大劳动者、工人、农民工。所以，在今天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中，社会最为弱小，社会体制改革最为滞后。社会治理创新，“共建共享”就要从激发社会活力入手，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社会的发展与市场的发展同样重要，目前的问题是，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市场的发展需要社会的发展相匹配，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市场机制也不可能真正完善起来。
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就是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社会体制改革的道理也是这样。目前，社会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市场机制改革。
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比较，我们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解还不很清晰，还在探索之中，在这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只有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社会治理要落实到
基层社区治理
《领导文萃》：您提到可通过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探索和创新，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那么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具体到基层社区治理有什么区别呢？
李强：社会治理不是一句空话，不能悬在半空中，而要落实到地域社会之中，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所以，宏观上、理论上讲的社会治理，在实践上都表现为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措施是否得当，都需要经过基层社会治理的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建设。1949年以前，政府在大陆也想抓基层，但在基层建设上有重大漏洞。虽然推行保甲制度，并对保甲制寄望甚深，但保甲制的推行却收效甚微，正如研究保甲制度的李宗黄先生指出的：“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担任保甲长，一般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上层社会，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种“低层机构”，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基层社会比较巩固。而今天，我们的社会治理之所以遇到了很多问题，也是由于出现了基层治理涣散的状况。所以，基层社会治理肯定是社会治理最为核心的环节。
基层社会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基层社会与社区概念是接轨的，社区（community）实际上是地域性社会共同体。没有人、没有单位不在一个地域性社会里。在此意义上，基层社会与基层社区概念是通用的。社区也分为各种不同类型，有工业社区、产业社区、科技园区、商业社区等，但社会治理研究最多的还是老百姓居住的居民社区。基层社区治理围绕的核心是“人”、是居民、是老百姓、是从业者。和谐的社会治理一定是社区的人际关系比较协调，不和谐的社会治理一定是人、人群出现了问题。近来，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事故一再发生，追究原因，问题还是发生在基层社区，基层的管理环节出现了一系列的漏洞。如果基层社区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居民、每一个从业者都负起责任，堵住了管理环节中的这些漏洞，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既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在城乡社会的基层组织建制，也是居民日常生活所处的共同空间，它承载着居民生活，提供老百姓所需的多种服务，培育着社区认同，提供居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完成着日常管理等基本功能。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它是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结合点。社区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社区治理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主要抓手。总之，社会治理创新需要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之中。
《领导文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镇基层社区治理发生了哪些变化？怎样应对这些变化？
李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城镇社区居委会有97000多个。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城镇基层社区面临着改革与调整，社区治理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从城乡基层社区发展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6年时间里，基层社区发生了巨大变迁，社区类型呈多样化趋势。从村委会、居委会的结构看，目前我国有农村社区、过渡型的“村转居”社区和城市城区。即便是在同一个地区，社区类型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以北京为例，社区变化主要表现在空间形态、人员构成和社区治理体制三个方面。从空间形态上看，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基层社区相对简单，包括胡同社区、单位大院和农村社区。改革开放以后，胡同社区经历了旧城改造与更新，而住房体制改革导致了近半数单位大院的解体，农村社区则经历了城市蔓延和快速城市化进程。目前，城市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商品房小区、商业区、CBD、科技开发区、古都风貌保护区、传统胡同、传统单位大院、老旧社区、回迁房小区、城中村、纯农村等多样化社区并存的局面。
空间形态巨变的背后伴随着人员构成的变化。人口的快速流动导致社区成员异质性不断增加，社区成员观念与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社区成员的多样化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增加了协调与整合的难度。
再者，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城市和农村历来是两种不同的社区治理体系。在农村，随着土地经营体制的改革，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治理体制均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大量撤乡并镇，不少地方鼓励农民搬迁到新村庄或更大的村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些地方政府鼓励农民上楼集中居住，体制上农民转为居民，大量“村转居”社区出现。在城市，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进四大体制改革，即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和养老体制改革，这直接导致了社区治理体制的变迁。最突出的是住房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变化。1998年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从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这使得由房地产商开发的商品房小区，逐渐变成了城市、城镇里主导的社区模式。住房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单位人”逐渐转变成了“社区人”。
为了应对城镇基层社区的这些重大变化，中央对于基层社区治理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部署。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具体要求。强调城市社区建设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要充分调动社区内一切力量参与社区建设，要最大限度实现社区资源共有、共享。要适应城市现代化的要求，建立起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构建新的社区组织体系。可以这样说，此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是对于2000年以来基层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经验的总结和提升。
《领导文萃》：从您的调研和分析来看，目前我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存在什么问题？
李强：根据我们近两年来的调研，发现不少城市、城镇基层社区治理，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原有的行政体系与社区老百姓需求的脱节比较严重。街道、居委会的实际功能主要是在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对于中央文件提的“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原则有很大的偏离，由于不了解也缺少常规化途径了解社区老百姓的真正需求是什么，上级政府拨下来的钱也不能花在群众急需的事情上，很多钱都花在了“面子工程”上。二是，体制机制障碍。社区和基层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体制机制还沿着老路在走，不能适应基层社区发展众多的需要。比如，老旧小区的物质空间的布局亟待改善，而明明可以极大改善小区生活的一点点空间布局的变迁，却由于规划审批的原因而一再搁置。三是，社区居委会行政任务负担过重，失去了自治的功能。尽管在法律上，居委会是属于居民自治组织，但是现实情况是居委会仍旧是行政的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级安排的各种事情让居委会忙得不可开交，居委会的工资也是上级发的，所以，居委会很难实现居民自治，甚至在很多商品房小区，居委会成员就没有本社区、本小区的居民。四是，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目前，市场机制在社区、小区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市场是用“看不见的手”调节小区资源，常常比我们“人为地干预”更合理。比如，城市规划里很少有规划哪里建“理发店”的，但社区中自然形成的理发店的布局又往往是十分合理的。当然，我国社区的市场机制形成的时间很短，还存在很多体制缺陷。比如，很多商品房社区面临着“政府敲槌卖地，开发商卖盘子走人”的体制漏洞，不少商品房小区出现了房屋质量问题，结果各方都推诿责任，严重损害了小区购房者的权益。更何况开发商多数只参与前期社区房屋建设，与后期的社区生活、社区服务脱节，造成了社区生活的很多问题，而后期接管的物业公司又难以解决这些问题，造成了物业管理公司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五是，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隐患。大城市人口聚集，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些都是巨型人口聚集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巨型、高密度的人口聚集过。此次天津滨海爆炸伤亡事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口高密度带来的社会风险。社会学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高风险社会，表面上看来电气化、电子化、自动化是一种进步，但是，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人口高密度的大城市，表面上看来高楼大厦十分坚固，但是，同时也十分脆弱，譬如巨型大城市的一次意外停电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所以，人口巨型、高密度的大城市，对于城市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对于每一个居民的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区治理创新与清河实验
《领导文萃》：近年来，全国各地都试图实践和探索社区治理创新。就全国各地做法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哪些不同类型的社区治理创新？
李强：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探索社区治理创新的做法。总体上看，社区治理正在从传统的“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变，治理方式正在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向“双向互动”或“多元互动”的方式转变。前面讲过，社会学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是最重要的三大机制，从三大机制的理论角度看，可以将社区治理创新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二是市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三是社会自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分类，实际上在任何一种社区运行中，政府、市场与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三大力量，强调某一种模式，只是说某一种力量表现得更有特色、更为突出，而决不是说其他力量不发挥作用了。后面还会提到第四种类型，即专家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
第一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其实，在我国基层的社会治理方面，政府主导是一种惯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内所有的社区治理都是政府主导的。而且，在党的理论文件中，也历来强调社会治理需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当然，在实践层面上，远不如理论文件中写得那样规范，很多社区治理都十分涣散，一些基层政府更关心的是上级政府的指令，对于基层社区治理并不关心、甚至根本不熟悉社区老百姓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些地区是治理的败笔，口头上再怎样讲政府主导，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在这里所总结的“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指那些政府主导社区治理创新的范本。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成功实现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优秀标杆。比如，厦门基层社区治理的“共同缔造”范式，实现了居民参与共建、参与决策、参与评价，其本质就是五中全会提出的“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同缔造美丽厦门。又如，成都“瑞泉馨城”的社区治理，也是比较典型的政府主导范式，以居住地为核心的网格化精细治理，“社区议事会、居委会、业委会、监委会”四会联治，“居委会、院落委员会、楼栋长”三级共管，促进居民参与、充分发挥社区能人的作用等等。
这些成功的、优秀的政府主导范式有一些共同特点。其一，地方领导真正将社区居民的需求和社区中的问题当作自己的工作重点，地方领导是社区治理的发动机。其二，党和政府的行政体系工作效率非常高。其三，真正实现了社区治理中居民的广泛参与。其四，真正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社区多种资源的整合。
其实，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本应该是每一个基层政府任内的责任，如果基层领导都负起责任，就应该像上述范例一样实现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有的时候，一个有活力的领导，就能够带领一个地区实现高水平的基层社区治理。比如，我最近调研了北京海淀的“田村街道”，基层社区治理搞得有声有色，是始自两年前一个很有激情的基层干部冯主任到田村街道任职。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冯主任促成了田村的多项社会治理项目。如，提出绿色家园计划，“见缝插绿、疏解增绿”建了上百个“微型花园”，开拓出“山地足球公园”，将老旧小区的资源重新整合建成“田村阜四小院”，提供社区居民服务等等。所以，对于基层财政状况还比较好的政府来说，改善基层社区治理不是很难的事情。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必须眼睛向下看，将“为人民服务”、为社区居民服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宗旨。而不要一味眼睛朝上看，将怎样“升官”作为自己工作的宗旨。
当然，政府主导的范式容易出现“政府大包大揽”的情况，政府承担了无限的责任，居民养成了被动接受的习惯，凡事都向政府伸手要，结果，政府承担过多的责任，不堪其负，而社会反而失去了活力。这是政府主导模式中要努力避免的事情。
第二种，市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我国住房体制市场化以后，商品房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这些商品房小区中，大体体现了市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业主交物业费，物业公司承担小区内方方面面事务的责任，体现了市场等价交换的原则。上面，在分析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时，我提到了社区中“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事情。所以，市场是有可能“失灵”的。社区生活中，很多事务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不是靠市场交换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所调研的社区治理，凡是比较成功的、比较优秀的市场主导社区治理，都是企业家、房地产商、物业经营者在市场交换的同时，还承担了很多社区公共服务的职能，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
国内已经有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市场主导社区治理模式。比如，深圳的桃源居社区，目前有12840户，入住人口约53633人。深圳桃源居社区治理的创新点，是成立了“社区公益基金会”。企业家李爱君任董事长的桃源居集团，捐资1亿元创立全国首家社区公益基金会。社区公益金资助社区内的各种公益事业，包括社区养老、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体育、社区环保等等。
我必须再次强调，市场自身只是个等价交易平台，凡是采用市场机制治理得十分优秀的社区，往往是参与市场的企业家，在完成市场交易的同时，还承担了社区的很多公共服务职能，所以，这种模式也可以称作“市场加公益模式”。如果没有公益投入，仅仅靠物业费的运营，交易双方也常常会发生矛盾。所以，市场模式虽然为政府解脱了很多负担，但是，政府对于市场运营的小区也必须指导和参与，特别是要管理与小区公共物品有关的事情。
第三种，社会自治的社区治理模式。我们知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我国的居委会就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本来就应该是社会自治的模式。上面已经分析，我国的基本特点是政府主导，现状是居委会忙于完成上级政府指令，很难真正组织群众自治。在上述三种模式中，社会自治是难度最大的，真正实现了比较优秀的社会自治的案例也是非常少的。可以参考的一个案例是南京翠竹园社区自治模式。翠竹园社区位于南京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占地面积41.3万平方米，共有居民约3036户，8000余人，是一个中产社区，成立了社区公益组织“翠竹园社区互助会”，下辖50个社区俱乐部。通过互助会的活动实现了广泛的社区参与、社区信任、社区认同。该社区自治之所以比较成功，依赖于社区精英，该社区有公益心的“阿甘”和林先生等人，他们依靠个人魅力筹到了一些“公益金”，用于社区公益事业。
我认为，未来中国走向中产社会以后，千千万万的中产社区中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公益心的社区精英，所以，未来的社会自治模式是有发展潜力的。
第四种，专家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清河实验”应该属于此种模式。
《领导文萃》：请您介绍一下清河实验？为什么选择在清河？
李强：清河实验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合作，在清河地区进行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相结合的社会科学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历史上最早的清河实验是老一代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世廉等于1928年开创的，主要内容是乡村建设，后来由于日军占领北平而中断了。201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重新开启了清河实验。在老清河实验中断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清河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清河已经没有了农田（虽然还有一部分农村户籍人口），已经成为北京市城区的一部分，高楼大厦平地而起、人口十分密集。管理体制上，隶属于海淀区“清河街道办事处”（虽然还有个别农村、村委会建制并存），辖区面积9.37平方公里，从今天的北京地图上看，就在清华大学北面，老师和学生们去这里非常方便。目前清河地区常住总人口约16万人，北京户籍7.4万人，外来人口约9万人，下辖共28个社区居委会。
我们之所以选择该地区做社会学实验，除了有承继老清河实验涵义外，更主要还是因为该地区社区类型极其复杂，既有高精尖的科技园区，也有落后的城中村、条件很差的外来人口聚集区，既有高档的、中档的商品房小区，也有传统的、甚至已经衰落的旧的“单位社区”，人口构成也极其复杂，既有高收入群体、高科技人才、商人，也有低收入的外来打工者、从老城区迁移来的老居民、传统的“下岗职工”，甚至还有没转制的户籍农民。清河作为城乡结合部，目前内部发展十分不均衡，有多种复杂的空间类型，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剧变的一个缩影。中国改革开放37年，全国的社区都发生极大变迁、社区类型异常多样化，而这些变迁也几乎都可以在清河找到踪影。所以，清河的变化也是中国几十年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变迁所遇到的问题，在清河都可以找到踪迹。
《领导文萃》：“清河实验”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具体做了什么？
李强：重新开启的清河实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组织体系实验”，二是“社区提升实验”。“社会组织体系实验”是通过改革社区组织体系，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组织体系实验，从改革现有的居委会组员开始，选举议事委员以扩大社区居委会的代表性，议事委员更多的是发挥反映居民意愿、参与社区决策的功能。“社区提升实验”主要是通过议事委员带领居民进行民主议事和决策，产生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社区提升议案，由课题组进行相关专业的专家、设计师等技术资源的整合，居民参与和过程监督，由此实现社区改造和提升。
在整体了解清河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状况之后，我们选择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开展工作，分别是老旧小区、商品房小区、混合型小区。对于三种社区都通过选举议事委员的方式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目前，在上述三个社区中都完成了议事委员的选举和工作的推进。议事委员是居委会的组成部分，委员不用坐班，他们的责任是了解和收集居民意愿。议事委员定期召开议事会议，讨论社区事务，对居委会起到咨询和监督的功能。建立议事委员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激发社会活力，增加社区成员的参与度，使得居委会真正组织居民实践自治的活动。清河实验中的社区提升，是在清华课题组的专业指导和理论帮助下，提升清河地区居民们自我服务和参与社区治理的水平和能力，从而不断改善社区的人居环境和公共空间，提升社区公共服务，增进社区整体福祉。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社区，都有需要改造和提升的地方，都有不断完善的空间。以清河地区为例，老旧小区卫生环境、公共设施等亟需改善的工作很多，即便现代高档的商品房小区，也有需要提升的地方。一些商品房小区尽管在公共设施和活动空间上非常宽裕，但是邻里社区交往互动贫乏，居民社区参与度不高，因此社区集体活动缺乏活力，邻里之间形同陌路。所以，任何社区都有提升的空间。
《领导文萃》：回到前面您提到的社会治理“共建、共享”的理念，这方面，清河实验是怎样体现的？
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篇8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嶸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专政’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
[1]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于建嶸：《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张乐天著：《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2000年版。
[25]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篇9
关键词：多中心理论；集体行动；业主自治
我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单位”在中国城市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在这个时期，国家主要是通过单位和居委会对城市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全职全权的管理。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我国城市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位组织所承担的社会管理的职能逐步减弱，城市治理的重心也逐渐向城市社区转移。随着我国房屋产权制度的改革，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城市社区专业物业管理产生了，小区的全体业主对小区的物业事宜实施自治管理。我国的社区业主委员会也应运而生，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社区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也是社区自治的客观要求。
一、集体行动的可能与多中心治理
一般来说，利益驱动被认为是引发集体行动的最直接因素。奥尔森认为因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体总是试图为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奥尔森的理论及其他研究者都倾向与将集体和集体中的个人都看作是理性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人们只有在确认行动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采取行动。同样，人们在集体行动的收益大于行动成本时才会采取集体行动。所有集体行动的目标本质是一定范围的共同利益，它是一定范围的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所以，当人们认识到维护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有益，所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就会维护共同利益。另外，默顿的相对剥夺理论也关注了集体成员的心理，该理论认为如果个人同时感受到自我和集体两个层面双重的剥夺感，也就是无论自身还是集体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和相对剥夺，那么相比单从个体或者集体层面感受到剥夺感的情况，更容易发生集体行动。由此可见，只要满足了社区业主的利益诉求和情感需要，社区业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权的集体行动是可能的。
多中心治理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她自己的代表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之中集中体现了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的思想，是治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支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加利福尼亚自来水资源的管理、高山草场的治理、远洋捕鱼作业的合作治理等活动的大量案例研究，开发出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从而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白发的合作治理是可能的，也是可以实现持续发展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研究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表明中国需要社会和社区的自主治理。
单中心治理社会的秩序与发展需要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来维持，这个权力中心具有单一性和垄断性，国家、政府、权力、集体、统一等概念是分析的核心；政府具有无限理性，能够有效地应对来自社会的各种挑战；越是权力集中的政府就越负责任；政府是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唯一生产商和供给者；等级制政府组织能够以最小的投入导致最大的产出。①我国原来的“单位制”和“街居制”就是一种单中心的治理方式，及时后来的居委会和街委会也摆脱不了权力来源的单一性，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政府的权力集中会使得效率的降低，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在传达指令的时候需要消耗很高的时间成本和人力资源，有时政府不了解情况也会作出一些错误的决策，浪费人力和物力；其次是忽视了民间力量及其智慧，也只有公民自身才能够了解自身的需求与偏好所在，只有将个人动力激发起来的组织才能够获得更好。
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多方主体在社区的共治模式，不同治理主体之间按照公共性规范建构一种公共服务的提供与责任分担的制度机制，从而找到民主化进程中公民参与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平衡点，使得公民有效参与，政府有效治理。业主自治是当代城市社会中带有多中心治理色彩的基层治理，满足了多中心治理的诸多特征：业主自治的主体除了房屋产权所有者之外，还涉及到政府相关部门、物业管理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及某些非营利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业主组织由业主代表组成，代表业主管理小区公共事务并接受业主监督。社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多元的，公民也参与到公共物品的提供中，其供给方式是以业主组织为主，政府不进行直接管理。物业小区的权力不在政府手中，物业管理者主要对广大业主负责。业主自治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业主委员会来行动。
二、社区业主自治面临的困境
虽然理论上业主业主自治对城市社区自治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但是，目前在实际生活中却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进程推进的绊脚石，主要表现在业主缺乏相关的权利意识，业主委员会缺乏法律支撑和社区管理主体之间的矛盾上。
1.业主缺乏相关的权利意识
在我国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意识，很多业主作为产权人没有一种很强烈的维权观念。业主缺乏维权观念会影响业主委员会的产生，业主不知道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进行维权，这也影响到了业主委员会具体工作的开展，业主委员会很难发挥其应有的自治作用。打破“单位制”后，很多社区的现实情况是业主之间都是陌生人，不存在情感的连接，这就使得业主对自己私人权益的关心远远胜过对社区公共福利与公共权益的关注，把公共福利的实现寄托在某些“业主领袖”式的人物身上，而自身更倾向于“搭便车”，这也使得很多社区业主委员会形同虚设。所以，要推进我国城市社区自治进程，首先要加强我国城市社区业主的权利意识，只有拥有将社区作为一个利益整体的公共权益意识，业主委员会才会发挥自身的职能。
2.业主委员会缺乏法律保障
现在社区自治本身的发展现状促使了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出现和发展，业主委员会的出现也反过来推进了社区自治的进程和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从法律上来说，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业主委员会没有从立法上确立其独立法人的地位，也没有任何政府机关认可其为法人团体，这也使得业主委员会在某些具体行动中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社区业主委员会本身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认同、社会认同和制度认同这是当前制约我国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业主自治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新的问题和纠纷，在立法上必须及时跟进，避免漏洞。这需要政府部门和立法机关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业主委员会真正成为城市基层社区的法人自治组织。
3.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居委会、物业公司三者之间的博弈
在现实生活中，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居委会与物业公司三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常有矛盾。业主委员会和居委会同时都作为社区自治的管理机构，职责上多有交叉，管理范围无清晰的界定。在实际生活中很多社区的事务不是由业主委员会来管理而是由街道和居委会来管理的，“行政权力”时常压倒“民间权力”。物业管理企业既是社区硬件的管理者，又是业主或居民的服务者，提供全方面的服务，但是物业公司常常对于社区业务不是多管就是少管，引发矛盾。业主想用最少的的价值获得物业公司最好的服务，物业公司在满足业主需求的同时又要获取最大的利益。物业公司毕竟是一个盈利性质的商业公司，很多情况下会根据自身的盈利情况作出一些自利的决策，难免会损害业主的利益。物业管理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碰到困难的时候，居民意见大，物业管理公司有时也迫切希望管理社区事务的行政机构帮助做好协调说服工作，但是由于有些社区对此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造成物业公司对于社区的其他管理也存在一定的抵抗情绪，二者关系并不融洽。
三、社区业主自治的对策建议
1.加大对社区业委会的支持和培育
是社区自治离不开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但是政府对缺乏对业主委员会的培育和支持，从业委会的产生到基本运行、矛盾与问题救济等等都缺乏相应的制度性扶持措施，缺乏业主委员会发展的制度环境。政府对业委会的培育不在于对业委会投入多少资金，而在于为业委会的发展提供现实的制度性支持，使得当前法律、法规规定的业委会拥有的各项权利得以保障。②加大政府对业委会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必须有法律和相关制度的支撑。
现在，越来越多业主维权成功的案例表明，要维护业主的利益必须团结业主的力量。业委会的发展壮大可以使得业主群体的个人利益转化为组织利益，提升业主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越多的人参与到维权的行动中，集体行动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另外，政府还应该对业主委员会成员加以培训，使他们具备从事业主自治事务的专业素养，这有利于使业主自治更加规范化。只有大批精英人才参加到业主自治的行列中，才能使业主自治得以实现，促进基层民主的发展。
2.避免政府在业主自治过程中的越位和缺位
业主自治需要一片健康的沃土，其中政府对自身职能的正确定位和有效发挥是关键因素，只有政府正视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的越位和缺位的问题，才能给业主自治提供一个合理、有序的环境。业主自治中政府的缺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缺乏对业主自治的推动、指导和宣传，另一方面对物业公司物业管理方面的监管不够。业主自治中政府的越位表现为：政府过度的干预小区业主管理物业的自治事务，没有率先做好自身的角色转换。国家的城市基层政权，应当主要负责治理一些涉及到社会效益的宏观的事务上，对于涉及社区业主自身的社区日常具体事务应当“放权”，交给交给业主委员会来管理。
我国业主自治起步相对较晚，许多公民没有业主自治的意识，不明白自己在社区事务中有哪些可行驶的权利。政府是推动业主自治进程的中坚力量，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大力宣传使公民了解业主自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普及如何自治。在业主自治的过程中，政府的工作不应该仅仅是管理，还应该主动发挥指导作用。当业主在自治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或是与物业公司有纠纷亟待解决的时候，政府要用相关的专业知识指导业主或业主自治组织，从专业的角度为业主及其自治机构排解难题。但是政府不应过度干预业委会的选举和更换，干涉物业管理运作的全过程，肆意干涉业主管理公约及议事规则的制定过程，侵害业主自主制定公约的权利。
3.明确物业公司的自身“管家”性质的定位
在计划经济时期居民住房是由其工作单位分配管理的，物业公司无用武之地，现在商品房经济，房地产开发商往往也是指定了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的选择大多与业主意志无关。在业主购买房产时，没有权利选择物业公司，这些物业公司就将自己视为当然的管理者了，其实不然。
居民通过获得房屋产权而成了业主，他们购买到了物业公司的社会服务，物业公司的生存权决定在业主手中。房地产商在前期委托物业公司对物业进行管理，随着产权的转移，房地产商的这种决定权就同时移交给了业主。物业公司的职能应该是“管家”的性质，为业主提供服务，物业公司既然是受业主的委托进行社区事务的管理，那么它管理的出发点应该是业主的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业主有自己选择物业公司的权力，如果小区所在的物业公司没有提供令业主满意的服务，更甚者损害了业主的利益，这时应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炒”掉现有的物业公司，选择令自己满意的物业公司。
4.培养加强业主自治意识
由于长期受中国传统国有体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人们习惯于政府全职全能的管理，不知自治为何物，更无自治的意识。自治意识不仅包括参与意识还包括维权意识。业主的参与意识不仅仅表现为参加业主大会以及选举业委会成员，更重要的是切身参与到社区的事务中来，制定业主公约，维护自己的权益。
要提高社区业主的自治意识首先应该积极的宣传，首先应通过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增强业主的小区认同感，强化他们的归属感。例如，可以通过小区举办各种公益或文娱活动，使广大业主树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意识。其次，重视“业主领袖”式的人物，以少数人带动多数人，扩大业主委员会的影响力。只有业主们有了自治的意识，才能真正实现社区自治，业主的自治意识，是城市基层民主的发展必不可少的内生动力。
引文注释
①许尧，孙增武（2010）.多中心治理：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深度创新[J].唯实.2：82-85.
②刘伟红（2011）.多中心理论视野下的社区发展路径分析[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90-92.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奥尔森（1995）.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3]许尧，孙增武.多中心治理：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深度创新[J].唯实，2010（2）：82-85.
[4]刘伟红.多中心理论视野下的社区发展路径分析[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2）：90-92.
[5]刘安.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与城市社区自治[J].社会学研究，2006（1）：11-15.
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篇10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和谐社会；大学生；社会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断向实践渗透，并与实践紧密结合，以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向实践转向成为一个新的课题。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内在地要求理论本身要具有实践解释能力和可操作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迎接21世纪信息时代和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的挑战，就必须深入到新阶段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世界，结合时代和实践发展境况，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参与能力，从而实现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理论与实践维度
实践转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要求。“真正的理论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1]，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经济社会的深层改革和战略发展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缘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其进行深度剖析。
（一）理论之维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内涵的深化与拓展，需要一系列相关理论的支撑和依托，而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观和价值观建构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理论之维。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而“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里，实践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外显方式，人在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了对象化世界，建构了主体间的交往共同体，并在其中的实践活动中以一定的形式形成了主体间的交往关系，生成了以客体为基础、以主体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为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突破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范式实现实践转向，搭建平台让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其在实践中寻找理论知识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和融合点，既能增强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和时效性，又提升学生的交往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目的、发展动力和检验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种理论教育，理论教育植根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应该回归实践，在实践中检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特质的内在规定，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观的基本点。
同时，“理论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换言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说服人”，使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最大化，必须紧紧抓住人本身。而从事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集中体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实践价值，即必须从人的需要出发并能指导人的实践，这客观上要求理论教育必须与实践有机结合，避免空洞和抽象，使理论教育的价值在实践中实现和检验，增强针对性、吸引力和有效性。换言之，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要求。
（二）实践之维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重要一维，它的发展是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的，并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和人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不仅有深层的理论渊源和依据，同时也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和坚实的实践据点，即：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目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升级。这有机统一的系列实践活动和目标建构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实践之维。
人是实践手段与目的的有机统一体，青年大学生是我国的人才宝库，是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和潜在推动者，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人力资源和潜在人力资本。因而，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和目标，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加大理论的宣传和解释力度，另一方面则要为受教育主体搭建实践平台，建构实践模式，让大学生投身到社会建设中，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理论的实践参与能力，从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使青年大学生在推进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实践中寻找动力源，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转化为青年大学生的自觉行动，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得以充分诠释和实现。
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三个模式
高校打造三大实践平台，即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和志愿服务平台，建构虚拟环境中的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和现代公民文化环境中的结构性互动模式,使高校大学生在与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成长发展、服务社区建设和增强现代公民意识中实现自我提升的同时助推社会管理的创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最大限度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一）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建构虚拟环境中的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
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是网络时代虚拟空间和虚拟社会中的主力军，团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教育厅打造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该平台以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学习为切入点，高校大学生以学习助理的身份参与新生代农民工“圆梦”计划人才培养工程，满足新时期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发展诉求。大学生担任学习助理使大学生由现实大学校园中单纯的受教育者转变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论教育者和学习管理者和服务者。大学生通过邮件、QQ、微博、手机等各种新媒体手段，加强与“圆梦”计划学员的交流沟通，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员良好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和心理品质，同时激励“圆梦计划”学员自立自强、奋发向上，完成学业。
大学生参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发展的“圆梦”计划，客观上要求大学生自身必须具有较广博的学识、较深厚的理论积累和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方能胜任“学习助理”一职。学工成长发展联合阵线使大学生在身份转变和角色变换中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并在协助导师和班主任开展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在与新生代农民工互动中真切地了解新阶段的社情和民情，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问题中提升自我，这是网络时代大学生与新生代农民工打造的成长发展联合阵线，是虚拟环境中教育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也是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有效模式之一。
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两大最为活跃、最有生机和活力的青年群体，加强这两大群体的教育、引导、管理和服务、满足他们成长发展诉求，不仅是现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和谐社会视域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课题。学工成长发展联合阵线作为虚拟环境中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为以上两个课题的研究找到了接洽点，也使大学生和新时代农民工作为教育主体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在实践中培养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感、有影响力的“四有”青年，建构教育主体间的互动模式,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和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同时培养和塑造两大青年群体。
（二）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建构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
社区是与千家万户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基层之一，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贯穿于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没有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的和谐与稳定。然而，由于社区工作繁杂，人力不足和人员素质偏低等因素，社区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现状与人民群众的理想诉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高校与社区合作，打造在校大学生社会挂职平台，建立大学生社区挂职机制，让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高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推动基层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建构的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一方面可以使大学生这一受教育主体在校园里接受教师的理论教育，提高理论修养，为实践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社区接受社区工作人员的实践指导，并在服务社区、服务群众中真切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同时，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在为大学生答疑解惑中求进，甚至和学生共同研究和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共同思考和探讨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和谐社区的构建，使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之间、教育主体之间、受教育主体之间这多元主体在管理和服务社区的实践中形成能动的多维双向互动关系，使高校大学生在推动和谐社区建设中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
（三）志愿服务平台：建构现代公民文化环境中的结构性互动模式
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5]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6]而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个人、团体和社会组织则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公民意识的人，不太可能成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缺乏公民意识的民众也难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需要培育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文化的人才。
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出现根本转变，包括群体利益、社会关系、社会规范、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全方位变化，同时也还有社会系统的序变，这一系列的根本转变将会扩大政府与市场无法触及、需要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这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新课题的同时也为塑造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提供了契机，后者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民众的志愿精神外化的志愿服务行动，即民众树立包容发展理念，重视共建共享、文明传承，自愿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准则的社会责任，这也恰恰是和谐社会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之一。
志愿（义务）服务是个人多方面多领域社会参与、志愿无偿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是现代公民社会参与的基本方式，是自愿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准则的社会责任的行为。高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老人服务、帮教服务、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等领域为政府和社会团体提供无偿服务，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有效模式，也是和谐社会视域下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有效模式。
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奉献社会、丰富生活体验、提升自我”的过程中“传递爱心，传播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在提升自我的同时提升社会成员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社会凝聚力，从社会心理和公民文化上培育学生的现代素质，使具有现代意识的大学生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人才基础。因此，大学生志愿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开发现代公民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结构性互动。
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三个模式彰显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即大学生在参与新阶段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认知，并在提升自我的过程中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使人（大学生）与社会得以协调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3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