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1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理论，底层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印度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由古哈(RanajitGuha)、查特吉(parthaChatterjee)、哈蒂曼(DavidHardiman)等六位研究南亚历史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底层研究》第一卷，提出了这个研究命题.这些学者的基本学术立场，主要是确立了一种批判精英主义、强调“自主的”(autonomous)底层意识的历史观，以这种历史观为指导，他们致力于探索一套通过对文本进行批判分析、考察底层政治的研究方法。
我个人认为，“底层研究”的贡献，并不在于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对象，或者说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要重视研究底层，而是因为，他们倡导了一种社会研究的新价值，在研究的理论方法上，主张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或者说新的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策略的特点，目的在于抵制“精英主义历史观”(elitisthistoriography)，或者解构精英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早期底层研究学者通过对殖民地时期印度农民起义过程和结果的历史分析，批判两种类型的“精英主义”理论，即殖民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殖民主义精英主义认为，印度的大众是被精英们欺骗到反殖民运动中去的，因为精英们利用亲属关系或保护关系等原始的社会联结方式，怂恿民众参与反殖民运动；民族主义精英主义认为，底层阶级的政治意识是在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理念和激发之下才觉醒的。这些解释遭到了《底层研究》历史学家们的反驳，他们指出，在很多时候，不管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如何努力，印度的底层阶级仍然拒绝参与政治，或者参与后又退出。古哈强调，底层政治意识既不是起源于精英政治，也不是依赖于精英政治，而是建立在“自主的”底层意识基础上，是一种的独特的底层政治。他们认为，精英主义历史观关于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从属关系的分析，忽略了被压迫阶级自身独特的政治。精英历史学家在描述农民起义时，常常无意识地把底层政治的事实塞进精英意识的理性框架中，使底层行动在这种框架中易于被理解。因而，底层阶级的自主历史在这种历史观中完全被丢弃了。在基本研究方法上，这些底层研究学者站在起义农民的立场，阅读那些对立的官方机构关于农民起义的报告，从农民抵抗日常的奴役、剥削的斗争中寻找自主意识的证据。
底层研究学者的具体主张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前期，比较强调将精英政治与底层政治完全区别开来，并通过历史分析提出了底层政治的“自主性”。到了后期，底层研究学者关于底层“自主性”的论断似乎有所转变。查特吉提出，精英政治与底层政治在印度“霸权的”(hegemonic)民族现代化进程和无数“碎片化的”(fragmented)反抗中可以理解为“互为条件”(mutuallyconditioned)。底层被理解为是通过精英们的统治话语而建构的。因为底层往往处于官方历史文本中十分有限的位置，他们的表述也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古哈本人非常鼓励和赞同底层研究的多样性。在研究方法上，初期阶段的底层研究从历史文本中挖掘有关底层政治的证据，后来则强调应该重视口述方法，尤其是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殖民地、后殖民地时期的妇女研究。可以说，底层研究后期在研究领域上的延伸，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为重新思考民主的政治进程和国家的政治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
观察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研究，其实也显著地存在着“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在印度，底层研究学者们批评官方文本用一种精英主义的理性框架来解释底层农民起义，从而忽略了“自主的”底层意识，以及建构其上的独特的底层政治.在中国，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主要表现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在解释历史时，常常遮蔽了关于社会运动、民主政治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和本质原因。底层研究中批判性地分析文本的方法，无疑值得用于对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解释。印度的底层研究学者们自始自终将农民视为最具“底层性”的阶级，站在农民的立场来考察统治和从属关系，展示了农民在印度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独特贡献。本人认为，中国社会虽然没有经历印度那样长时期的殖民统治，但无论历史上中国农民的受压迫程度，还是当代中国农民所处的边缘化状况，都基本上符合有关“底层性”的界定。现在，对于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转型，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共识：转型基本上是成功的，市场已经形成并且正在走向成熟。但是，对于中国政治领域的转型，即民主政治的发展却是有争议的。底层研究学派所提供的政治分析框架，可能对我们研究中国基层民主、公民参与等政治过程有重要启发。
作为社会观察方法的原则，“底层研究”给予普通民众在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以新的定位，或者说，是给予最基层普通民众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性”以应有重视。在中国的社会研究中，底层社会研究需要特别值得关注。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研究传统来看，人们对于底层人群和底层社会的重视是不够的。长期以来，不论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还是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底层群众的政治意识、政治表达、政治作用的自主性，其实是受到忽略的。不仅在传统政治理念中，帝王将相成被解释为历史的决定者，而且，即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政治精英的作用也被大大地神化夸张了。虽然，在意识形态说教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口号很响亮，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底层群众的地位是受到压抑和扭曲的.再近些看，即便是关于社会变革的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治精英的作用。考察近半个世纪的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特别是较早些的中国政治研究，也可以发现类似的问题。这些研究在分析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时候，比较多的是集中注意力于上层的权力倾轧角逐，很多情况下将中国政治作为宫廷政治来看待。当然，我们不否认有宫廷政治的特征，但是，用这样的视角看问题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是相当苍白的。这样的研究忽略了基层民众的重要作用，而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在根本上是由民众决定的。这种研究所存在的偏差，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被海外华人学者注意到，并将其概括为中国政治研究的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这种还原主义研究思路，将政体简化为政权，将政权简化为中央政府，将中央政府简化为上层领导人。在这样的研究中，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往往被看作上层国家的附属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相反，作为上层社会或者说精英群体的另一方面，他们从来停止过对于上层和精英的反作用反制约。基层民众在中国政治过程中，总是这样那样的方式顽强地表达地自己的意愿和选择，虽然有时候是以扭曲的方式，而且，这种表达已经越来越有力量。改革以来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说明了这种表达的巨大作用。或者说，基层民众也在塑造和规定着中国的社会政治进程，而且这种规定和塑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量，更加有效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人认为在中国政治社会研究领域，需要推进“低层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势就显著地遮蔽了底层社会的真实声音，在政治主流和社会生活之间制造了一定程度的割裂，而且这种割裂长达二十多年。突出地发生在农民与土地集体化的关系问题上。当全国解放后，土地改革完成，领导人认为，这个时候，农民最需要的是“合作化”“集体化”，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于是，推出了明显激进的合作化政策。在这种情势下，社会科学有关研究失去了自主性，沦变为激进政策的解释者和应声筒。检索那个年代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研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对这种精英意识形态的附和。在这些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农民欢天喜地迎接合作化的表述，是合作化以后农村蓬勃发展的解释。而在真实的生活层面，集体化浪潮以后出现的社会紧张，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农民不同人群对于合作化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则被完全掩盖了。本文在这里想说的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能够秉持底层研究的价值和视角，或者说，研究者能从农民的真实态度出发，底层社会的声音能够在上层充分释放，那么，不仅这样的研究成果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也能够促进政府政策及时调整。因为，从底层角度做出的观察研究，可以真实地做出政策反馈，并一定程度上制约甚至校正激进的农村政策。
现在，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迅速分化，中国社会的基础发生深刻变迁.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正在形成，各类底层社会群体的生活形态、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也在生长变化。从社会利益整合的角度看，要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理顺利益结构，必须对于底层社会有比较清楚准确的把握。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从既有的理论出发，不能套用西方理论，也不能用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和视角。比如，民工问题，虽然与西方国家的基层劳工有一定共同性，但是，中国的底层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本身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属性，形态和诉求非常复杂，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些时候甚至是微妙的。认识和把握民工群体的复杂状态，底层研究的理念、方法非常有用。又比如，选举在中国乡村的推进，引发了基层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农民政治行为和心理的变化。在认识把握这些变化的时候，虽然西方民主理论总结的一些规律有启发帮助，但是，显然中国的现实比已有理论概括复杂得多，而对于政治领导集团来说，为了更好地引导和掌控基层民主化进程，保障健康的基层政治发展，也需要准确地把握理解这种变化中的基层政治现实。可以说，”底层研究”的策略方法在政策咨询研究也值得借鉴。
现在，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挑战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政治化的话语往往往往掩盖了复杂生猛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诸多话语，空泛、虚妄、浮华，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充斥在报纸电视上的这些话语，与基层社会生活真实状态严重脱节。这些话语往往非常流行，在不少场合也显得很重要，甚至属于必说必听，但是，说者不究其意，听者不解其意，其实只是出于特定的需要.这种语言的二元化，说明了政治生活还存在一些不正常情况。改变这种情况需要依靠多方面力量，包括自上而下的力量，如宏观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经济体制变革，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力量，如微观领域的变迁，特别是底层力量的崛起，底层话语对于精英话语的制约抗衡等。在这种时代需要之下，“底层研究“的理论方法也许更加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Chatterjee，partha.1983.“peasants，politicsandHistoriography:aResponse”SocialScientists.Vol.11，no.5.pp58-65.
Chatterjee，partha.1985.“modesofpower:SomeClarifications”SocialScientists.Vol.13，no.2.pp53-60.
Chatterjee，partha.1998.“Beyondthenation?orwithin?”Socialtext.no.56.pp57-69.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2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实践中，以《八二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实施为主导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起了"乡政村治"的框架[1]，但是，当前村级治理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理论界对村治的研究远未形成共识。对村治研究进行研究，可以深化村治研究，并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本文试图通过对村治研究进行分层评估来为理论界深化对村治的研究提供说明。
一、村治研究的三个层面
对村级治理的研究可以分列为三个层面，即：对村治功能（规范功能）的研究，对村治具体处境的分析，对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其中第一个层面是最基础的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研究村治的取向与目的。它要回答进入村治研究的原因和方位。也是研究者对村治研究的自我定位；第二个层面是村治研究的核心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村治基础与村治资源问题。具体如当前村级治理所面对的问题和所处的环境，为达成目的所可以借用的手段及需要克服的困难等；第三个层面是村治研究的应用（政策）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用何种具体方案来达成村治功能，如何借用村治资源来建构村治实践模型等。当前理论界对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大都杂乱地混在一起，缺乏分层研究的自觉和相互对话的基础，从而构成深化村治研究的主要障碍。
一般来说，只有当研究者对村治的功能即要解决什么问题达成共识之后，村治研究者才可以进入第二和第三层面的对话。在开始的时候，达成何种共识也许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达成共识，即不同的村治研究者如何首先在对村治功能的设定上形成对话的基础。每一个村治研究者事实上都对村治功能进行了设定，这种设定是由研究者的进入定位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是村治研究者个体赋予的。因为大多数村治研究者对村治功能的这种个体赋予性质缺乏自觉，不同的村治研究者就很难就村治功能的设定进行对话，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达成村治功能设定的共识了。村治研究进入定位与村治功能设定的关系如，政治学界的村治研究往往是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化的方位进入的，他们倾向于将扩大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政策研究部门的村治研究往往是从完成国家任务的方位进入的，他们倾向于将推行国家意志的能力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但是，村治研究也可以在不同的进入者之间达成共同的村治功能目标设定。例如，实践部门（政策研究者们）可能会发现，推进村民自治对于完成国家任务大有好处，因此，将推进与扩大村民参与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典型如《村组法》的颁布实施[2]和"村务公开"的广泛推行[3]。村治研究进入定位与对村治功能设定的以上关系，就为不同的村治研究者达成对村治功能设定的共识提供了可能。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不同的研究者应建立起对村治功能的共同关怀，这就使得对村治功能进行独立研究的要求迫切起来。或者说，只有对村治功能进行独立的研究，并以此形成每一个村治研究者对村治功能设定的自觉，不同的村治研究进入者才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
与村治功能研究密切相关的是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抽象地讲，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必须反映出村治的功能要求。功能要求决定结构构建，结构构建必须满足功能要求。
但是，因为总的来说，现代化的背景不仅设定了人财物力总体上从农村社会流入城市的方向[4]，而且设定了农村社会分化与区域非均衡的不断扩大[4]。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何种具体村治方案，都似一把双刃剑，难以彻底解决村治面对的所有问题。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的乡村政治重建一直争议不断，这除了对村治功能设定上的差别以外，也与任何一种具体村治方案本身都存在的以上双向难题有关。以保持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强制和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为例，这两者起码在形式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脱离当前村治的实际来抽象设定村治方案，既难以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也无法说服持不同主张的争论者。因此，任何具体的村治设计都应该是在本土基础上的设计，设计具体村治方案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细致了解之上。
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应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村治基础，即村级治理所面对的农村具体状况；其二是村治资源，即村级治理可以从农村社会提取的治理资源。就村治基础来说，中国当前的农村社会的状况究竟如何？它可以经受强制型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吗？设定的村治功能在当前的农村社会是否具有本土基础？农村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对村治构成了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在中国社会经济非均衡及文化秉性地区差异十分显著的前提下，以个案研究为主的对村治具体处境的分析，可以使研究者在设定村治功能时保持较为清醒和现实的头脑，也可以为说明村治功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就村治资源来说，农村社会中既存的各种组织因素（如宗族）、文化因素（如集体主义）、社会因素（如社会分化）、经济因素（如集体所有制）等，既构成了设计村治方案的本土基础，同时也是设计任何一种村治方案都应该充分尊重并有效利用的本土资源。对农村社会中诸种正面村治因素加以利用，不仅可以为村治方案的设计提供灵感，而且可以为村治方案的具体设计提供最可靠的材料。
村治具体处境研究既可以为说明村治功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又可以为村治方案的设计提供具体的资源，它是沟通村治研究第一个层面与第三个层面的中介环节。
二、对村治研究的分层面评估
总的来说，政治学界对村治功能的研究大都与推进民主化有关。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村治功能的研究则往往与国家意志向农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及社区资源动员能力相关，政策研究部门则倾向于从完成国家任务的角度来考虑村治的功能。具体如，有人认为，推进村级民主化不仅有利于实现基层民主，而且可以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民主化打下坚实的基础[6]；有人认为村级治理应与社区资源动员能力相联系，并以此作为解决农村日益严重的干群矛盾（核心为资源提取的矛盾）的方式[7]；有人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重构了农村基础社会，村治方式的选择必须解决村治的合法性问题[8]；有人认为村级治理必须以完成乡镇行政布置的国家任务为前提，认为村级治理若不能完成国家的强制任务，就是超越当前农村现实的村治选择[9][10]。
正因为研究者的进入定位和研究取向的不同，使得村治研究缺乏对话的基础。总的来说，当前理论界在村治研究中似乎也正在形成"现代化背景"的自觉[11]，但到目前为止，这种自觉仍远未形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显然，要达成共识必须有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恰恰当前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规范研究）十分少见。可见的一般都是各个特定村治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设定村治功能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圈子内对话。因此，当前理论界如何加强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以为不同的村治研究者提供对话的基础，就显得十分迫切。应该说，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构成了当前村治研究的第一个共同问题。
理论界对村级治理具体处境的研究是整个村治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无论是民主化取向的村治研究，还是其它取向的村治研究，大都以国外的进化路径或抽象的逻辑推理来直接得出政策结论，缺乏对村治基础起码的本土关怀，并由此陷于所谓"现代化框架"的陷阱[12][13]。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主要如：有人对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社区集体经济和社区共同体意识对社区治理影响进行的个案研究[14]；有人通过对宗族、民间信仰等因素对农村治理方式选择具体影响的田野调查，认为传统文化不仅构成了农村治理的基础，也构成了农村发展的资源[15]；有人通过对区域性农村宗族形态的系统考察得出结论："汉人宗族的重建和转型，不但有可能导致血缘因素在中国现代农村生活中的作用取得某种新的形式，而且还可能有助于推动并提高乡村社会的自治程度和有序程度"[16]。有人实地调查后认为，"儒家给予社会的道德理想，成为了宗族、血缘集团内部以及外部的各种伦理道德、生活中规矩的根?quot;，并因此形成有序农村社会的基础[17]。有人通过对村庄文化结构形态的考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有名与实相互分离的思维模式的传统，这使得农民完全能够在认知上容忍高度不一致的思想体系，而不必感到必须解决这种不一致的认知压力，由此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代表的集体主义等文化观念和要素可以成为村落文化知识库中的文化资源与新传统[18]。有人在调查中发现，某些农村已形成了一个较一般村民参与村务更积极的村庄精英阶层，并认为，"非治理精英的壮大和有效的公共参与标志着在强国家治理模式来改变的状况下村庄社会力量的增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前途，也许正赖于?quot;[19]。
从当前对村治具体处境研究的研究者来看，他们主要是社会人类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理论人员，其进入村治研究是与他们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往往以个案的形式）紧密相关的，他们之中少有人是直接介入村治研究的，因此，他们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成果往往只是"业余成果"，带有边缘性质。相对来说，政治学界少有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系统研究。这就造成了村治研究第二个层面与其它两个层面的脱节。或者说，当前村治研究的研究者中，大致有两类人：一类是在第一和第三层面自觉进入或虽然某一层面未自觉进入，但已有事实倾向的村治研究者，此为村治研究的主力与自觉者；一类是在第二层面不自觉进入村治研究的研究者，此为村治研究的边缘人物与观察者。当前对村治具体处境研究总体上的非自觉，使得这方面的研究过于零散，远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并且这种零散的研究也远未为村治方案的设计提供材料和灵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及文化传统的多样性，进一步增加了对村治具体处境研究的困难及将这种研究政策化的困难。
当前村治具体处境研究多学科进入的特点，也说明了这种研究的难度。一般地讲，分学科地主要以个案为基础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是当前村治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村治研究必须大大加强着力之处。这种研究是最费时费力的研究，也是最有可为的村治研究。但是，分学科进入的村治研究，必须有适当的综合，只有自觉站在村治立场对村治具体处境的多学科研究进行综合，才可以真正借用多学科优势，尽可能地为村治找到最有效率的方案。可惜当前理论界还十分缺少自觉的村治具体处境研究者。应该说，自觉站在村治立场对村治具体处境进行研究构成了当前村治研究的第二个共同问题。
理论界对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缺少成熟的方案。此层面的状况总体来讲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践。从当前已有的村治对策设计与主张看，主要有三种倾向：一是强化村级治理民主化方向的取向，主要是对"村民自治"方向的具体设计与强化，如村委会"竞选组阁制"的设想[20]；主张在修订《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时设立司法救助途径，贯彻违制处罚原则?以确保村民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21]。此方面主张的实践代表是吉林梨树县的"海选"制、福建等地开始实行的"秘密划票"以及山西河曲等地实行的"两票制度"，理论界对以上创新进行了广泛讨论，总体上对此进行了肯定评价，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二是强化村级治理行政化方向的取向，如"村级干部应采取更带集中性的方式选举产生"的主张[22]，在"村级实行行政管理，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实行自治"的主张[23]。三是试图调和村级治理民主化与行政化两种冲突取向的主张，如"成立农户协会，设村政府"的主张[24]，即试图通过村级组织的分设来满足村级治理相互矛盾的功能要求；又如"村委会准政权化"的设想，试图在保持村民自治性质不变的基础上，给予村委会一定程度的政权性质和地位，以为政府提供一个合乎法理，可灵活使用的组织形式，既保持政权的控制能力，又为村民自治留下空间[25]；再如"村政委员会"的设想[26]。
从当前理论界设计的具体村治方案来看，一是数量特别少，二是研究者中重量级人物特别少，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村治对策的具体设计与主张不仅缺乏对村治功能的系统研究，而且缺少对村治设计的本土关怀。当前村治对策中缺乏创造性因素，难以为实践提供有成效的试验品。应该说，更多的村治研究者进入村治方案设计领域，构成了当前村治研究的第三个共同问题。
三、村治研究的深化
在当前的村治研究中，因为缺乏对村治功能研究的自觉，研究者往往是先入为主地将村治功能进行定位，并在此基础上直接得出政策结论而很少有人对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加以研究，因此，总的来讲，村治研究处于低水平重复之中。以下以几种影响比较大的研究为例作出说明。
很多研究者是直接从对"村民自治"的研究进入村治研究的，其中相当部分研究者将自己定位于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例如，有人主张当前中央政府应加快制定《村组法》的实施细则，以确保《村组法》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统一性[27]。再如，有人通过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研究认为，村民代表会议是农村民主的伟大实践，是农民当家作主的有益探索，它为农民参与村务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依托，为强化村民自治提供了有效的体制保障[28]。其它研究如对"海选"制的总结[29]，对村委会"竞选组阁制"的设计等。另外，还有许多研究者直接从对村民自治功能的列举来推证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价值。例如，有人通过对村民自治制度理论价值与实践功效的归纳，认为村民自治制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农村基层，而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产生积极而久远的影响[30]。有人认为当前实行以直接民主原则为主要特征的《村组法》，既具备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也迫切要求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实行村民自治，由此得出结论：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适当的途径和形式[31]。
虽然以上主张发展村民自治的研究者并不否认村级治理在国家现代化转型时期所应具备完成国家任务的要求，但总的来说，他们很少对村级治理与国家现代化意志的贯彻实施的相关性作系统考察，而往往将研究限定在村民自治或基层民主本身的范围内。因此，他们所得出的政策结论往往为那些从贯彻国家现代化意志角度进入村治研究的研究者所反对。例如，有人提出了反对村民自治的如下四点理由：第一，当前国家与农民之间并未结成清晰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需要通过村级组织作为中介来沟通与农民的关系；第二，实践中，村委会事实上大多行使着行政管理的职能；第三，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多，过多过早推行村民自治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第四，从世界范围看，民主自治需循序渐进地推行[32]。有人从农村基层社会地方恶势力兴起对农村社会造成的失控可能性出发，认为盲目推进村民自治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33]。有人针对村级组织涣散带来"村梗阻"，"村梗阻"的普遍存在必然又会严重影响国家的行政能力，认为在当前的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显然与广大农村的现状存在一定的脱节[34]。
与单纯主张推进村民自治和单纯主张强化村级组织行政功能的村治研究者不同，有人试图从协调两者关系入手来解决村治功能矛盾。例如，有人认为，在现阶段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权，这两种权力的来源与功能虽然不同，但其最终归属和运作目的却是一致的。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不宜笼统地强化乡政管理，也不宜孤立地看待村民自治，应通过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合理划分权限，规范政府行为，改进工作方式，以实现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35]。有人认为，村民自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具体地， 在处理本村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方面，村委会应发挥自治组织的功能，乡镇行政实际上管不了，也不应该管，而只能起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如超出一村的范围，如有关落实农产品的收购合同、种植面积的规划、土地管理、控制农民负担、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生育、征兵、优抚和扶贫等项工作，村委会则应在乡镇领导下，协助乡镇行政去完成[36]。针对《村组法》中只规定了村委会协助乡镇行政的目标模式，未规定惩罚措施，有人认为应当增加、补充有关法律后果条款，明确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完成乡镇布置的国家任务和非法干涉村内事务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以防止"过渡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的两种不良村治倾向[37]。
试图有机衔接乡政与村治关系的努力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其原因在于，虽然研究者看到了村级治理所面对的矛盾功能要求而试图有机协调，然而，他们的村治政策主张事实上很难真正满足村治的实际要求，其核心在于忽视对宏观环境不利因素的考察（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总体来讲，农村的人财物资源是不断流向城市的，因此，农村的相对贫困与相对衰落不可避免，宏观环境的不良是既定现实），和忽略现代化变迁中国家与农村社会权力边界本身并不清晰的事实。或者说，在当前《村组法》的框架下，因为强制现代化本身的特点，抽象而完善的村治事实上很难存在。不考虑村治的本土基础，不借用本土的村治资源，村治研究就可能陷入困境。 但正是在对村治的本土资源（即其具体处境）方面，村治研究的研究者缺乏基本的自觉。农村的情况是错综复杂也是千差万别的，区域的非均衡，集体经济实力的不同，宗族宗教势力的性质与状况，社会分化状况，受教育水平，乡村互动历史，乃至于村民个性秉赋和劳动力流动状况，都使村与村之间具有很不相同的个性特征，所有这些个性特征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村治的本土基础，也为村治划定了资源范围。在此方面的研究中，虽然已有相当的个案研究[38]，但这种个案研究从总体上说仍大多局限于村民自治内部的逻辑关系与个案状况的抽象对应上面，缺乏跳出制度框架借用本土资源的理论自觉，也正因此，这样的个案或实证研究很可能陷入循环论证，无法为村治研究的深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化背景下，国家提供一个相对富有弹性的制度框架，以为富有个性特色的村治实践与村治研究的智慧运作留下空间，应是深化村治研究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村治研究者在多方位进入的基础上，首先需要就村治功能的研究达成共识，然后就此村治功能自身存在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是由强制型现代化所导致的）进行充分讨论，以达成第二个共识。在以上两个共识的基础上，再对村治的具体处境进行研究，并尝试性地针对个案提出村治政策设计与主张，由此形成不同的村治研究者对话的条件。这种对话可以逐步增加村治研究的学术积累并为村治研究的深化提供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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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3
【关键词】村民自治；绩效；评估
8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显性表现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贯彻执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个体同村落集体的关系：虽然主要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集体所有制，但其产权形式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家庭式，这使得农民依据对土地的产权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和社会意义。因而在实质的且具有决定意义的层面上，农民个体同集体的纽带从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控制缩减为单一的经济关系；而且就是这一经济社会关系本身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有人形象地描述为“过去是给，现在是向农民要”，也即现在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方式虽然站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但是这一作用方式的完成还依赖于农民个体在这一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同时这一表现的过程还有了法律制度上的规范和监督。而且，这一关系的根本改变又造成了国家权力的末梢与基层社会的脱节，带来国家治理的“盲点”。因而立足于国家战略目标的选择，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国家有必要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来替代在心理、制度上都缺乏社会随力的制度。发韧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村民自治模式就顺理成章地得到国家的认可而进入法律制度系统，并逐渐具有了制度的社会实践意义，从而形成了现在村民自治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兴起的局面。社会科学者对这一项全国性的社会实践运动当然不会视而不见，相反他们对村民自治这一社会民主实践寄予厚望，并直接把它纳入学术的视野，进行学理研究与分析，并力求能形成一般性的结论，以指导和反哺社会的实践，于是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就逐渐兴盛起来。这里面对村民自治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在于把村民自治拟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有效形式，并不同程度地把它同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有机地连接起来，从而使得凡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学者皆能发表自身对其的看法，而这些学术理论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上又以不同程度的价值、偏好、程序等变量表现出来，使村民自治有可能朝着民主化现代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得基层社会的民主实践有可能带来中国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大发展。同时，学理上民主化、制度化倾向又直接在学理领域冲击国家赖以自下而上的政治理论、民主理论等。因而，可以这么描述：村民自治是国家治理农村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的制度，但被学者纳入了民主理论的范畴，并最终在学理、社会实践两个层次上对国家的治理模式造成了冲击作用。因而在现时代，村民自治作为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的含义，反倒不如它在社会实践领域包含的意义丰富。从专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①里的表述我们就可以得到有关这一基本的判断，而且也许只有站在这一立场上才能对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作出最有现实意义的评估。也因为村民自治在当今中国至少三个层次上有实在内容，即学理上、制度层面上（规范的层面）、社会实践上，因而要对其进行评估就应从这三个方面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并遵循发生学上的顺序依次展开。当然，有关制度与制度实践的差距，制度实践与学理研究之间的互强也应贯穿于评估的过程之中。
一、制度上的村民自治
最基本的判断为它是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制度选择，因而在立意上，它与国家的宏观管理体制应该并行不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是这一制度付诸社会的标志，但在制度的具体条例上则与国家现实行政体制并未衔接上，这就是基层党组织。最近的《中国**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就是这一制度缺陷的弥补，即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党组织的作用在国家行政权力同基层社会权力之间架起一座可以相互“支撑和借用”的桥梁。但是相对于村民自治而言，党组织的作用还不只限于此，因为在《条例》中贯穿了一条基本的思想就是农村党组织有领导村委会工作的责任。最近对河北省先进村党组织负责人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因而可以说明村民自治在制度层面是不完整或不健全的。从制度通过试行到正式颁布十多年的漫长历程也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同时，国家也在力求修正这一点，如上级或党组织鼓励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竞选村委会干部，因而从制度角度来说，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而且还逐步施展其制度刚性；而它的另一个表现向度—制度实践也表明村民自治已在村民心目中达成了共识，并为全国绝大多数乡村所努力和实践，因而其绩效是相当显著的。
二、学理上的评说
村民自治是政府启动的，因而在初期的实践上，多数村的村委会组织只是在原有的大队基础上换了个名称或政治身份而已；村委会的选举也多是在上级的指导或控制
上进行。但学者发现了这一制度及其实践中包含的政治学理论，即民主理论的精髓，因而对其进行学术考察和理论证实；同时在《村组法》也包含了体现民主精髓的“四个民主”、“直接民主”等字样，并且作为《村组法》内容的核心加以阐述，因而，村民自治进入学术视野也就顺理成章。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甚为关注“民主”，而对基层民主的关怀在建国后至80年代初皆处于空白状态，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学者一窝峰地研究起村民自治来。而在学理上，村民自治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理论依据—民主和制度化，前者在村民自治经学者关怀后成为其精髓，后者与国家政治现代化、市场契约化潮流相统一，因而关注村民自治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化的民主，一个是民主的规则，其核心和出发点则是民主的基本原理。而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它是一种国家制度，亦称民主政治，这在基层肯定没有表现形态；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的另外两个方面：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践却作为村民自治中的主要内容被确定了下来，但是它也必须以民主的基本理论为其支柱，才能在学术界具有说服力，在实践上也就有了理论的依据。而综观村民自治研究中有关民主形式与理论的研究，恰好在这一点上有点乏力。现实中的村民自治研究，要么是在规范的理论指导下研究村民自治的形式及实践，要么是借助西方的民主理论来批驳中国村民自治的可行性，要么是割裂民主实践与民主政治在理论上的交互作用关系……；而在总结—分析研究中更是众说纷纭，还没有上升为理论的层次。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应该在于现在学术关怀的民主理论对村民自治并不具有最终的解释力，原因何在呢？规范的理论不可取，照搬西方理论更是到处碰壁，对经验的分析又难以取得同仁的认可……因而也许是我们还没有寻求到研究村民自治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但民主理论肯定是村民自治的核心理念之一，因为如果有一个权力自下而上的过程就肯定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用武之地，因而对民主含义的界说也就成为进行村民自治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而观之于现在的村民自治研究，也犯了在民主理论与民主形式上的相似的毛病：要么是缺乏对民主含义的最终阐述而只作描述性的说明；要么是连同“自治”一起搬用西方一套民主理论而置中国的现实于不顾；还有的是在假是而非的推论终端上骤然冒出一个“民主”来……。因而以民主理论及其下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实践的研究就应该成为今后此方面的焦点。而村民自治中的“自治”理论恐怕也要有一个从形式理论走向政治理论和实践
理
论的过程，因为在既有的自治理论中，也要么是局限于外延界说；要么是偷梁换柱，用“地方自治”或“群众自治”取代村民自治，而且还将它同“群众”联系起来②，这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在国家层面，与中央相对的地方层面上的自治理论与中国基层社会的村民自治之间不存在理论实践品格上的同一性；而且从实际制度内容来看，它与“村民”之间恐怕也没有一个进一步细分的理由，而是一个整体，因而有关村民自治含义的界定恐怕也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在研究方法上，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也表现出很强的局限性，仅限于制度分析、总结—经验分析两个方面。前者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必须在制度成为社会通用规则的前提下，而它又背离了发展的理论这一基本的学术价值观，使得实践中的理论更是缺乏理论意义；后者仅是对事实的描述及作以学术性的总结，这又可能染上新实证主义或批判理性主义的倾向，而且得出的结论很难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因为它还缺乏一个反哺于社会实践并最终获得论证的过程。因而在缺乏两在基本理论前提的情况下研究村民自治，其理论的一般性就会是一个长期地历史过程，因而有关村民自治的研究尚需进一步的努力。
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而忽略有关村民自治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又主要表现在：（1）村民自治研究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使得政治学研究从上层转向基层，从宏观走向微观，从国家制度层面走向基层社会制度，从私有领域走向世俗化层面；（2）村民自治研究促进了对政治学基本理论的进一步关怀，加深了政治学研究。在人们关注基础民主实践的时候，就不得不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同是政治学研究，为什么国家层面同基层层面存在着脱节或是错位的现象？是历史的嘲弄还是学校的非最终端化？如是，对既有政治学理论的反思就可能促使学术界更进一步地寻求解释政治现象的一般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对政治学研究的既有方法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虑，它应该比政治学理论更具有普遍性，这无疑又会加深对政治学的研究。（3）社会科学的意义应在于它的实践品格。村民自治研究通过学术理论上的规范和引导功能作用的发挥，可以促进乡村的村民自治运动更进一步向民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这有利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4）它能促使政治学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更加警醒和学术学术自觉，从而有有利于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社会实践上的村民自治
这十多年是村民自治全面推进的十年。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正式认可了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全法地位。到1985年初，中央政府宣布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国共建立了948628个村委会。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村组（试行）》，并于次年6月1起实施，至1997年底，据民政部统计资料显示，村民自治示范村的数量已达到82266个③。去年6月九届人大常委会将《村组法》从试行经过立法程序发展为正式法律后，村民自治进程的范围更广，对此社会各界的反应不一。对其评价主要有以下四种：（1）赞扬支持者。这主要包括绝大部分学者、立志进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政府官员、相对比较富裕或富裕地区的农民。学者给予高度关注是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原生点或突破口；而且还有一部分社会学者认为它能解决农村尚存的诸多社会问题。部分政府官员主张并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是因为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安排；难能可贵的是确有一部分官员也想通过农村自身的再组织化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手中选票与口袋中金钱的直接的利益关联使得富裕地区的农民对村民自治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参与的程度也很高，特别是在闽浙地区，村民参选率在89、91、94、97年分别达到81%、97.3%、97.9%、90.1%④。（2）持怀疑态度者。这主要指学术界极少数人。但从实际情况来考察也确实情有可原，因为中国的村民自治是一项前途未卜的社会实践⑤。而且就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村民自治的推行过程中，有些政府官员对此也抱有怀疑态度，原因大概也可以用四个字来说明—前途未卜。（3）不赞成、不支持者。绝大部分政府官员，特别是党组织负责人、乡镇领导通常都持这种态度。因为它使乡镇的权力末梢缺乏行之有效的根基，国家的行政任务缺乏厚实的汲取资源，还难以搞出政绩；而且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不愿意就这么推动能带来利益收入的权力资源。农村中的党组织作为村落权力网络的核心也不愿意推动昔日的显赫希望在上级权威延伸的场域中再内生出一个新生的社会力量。而有些地区村组织负责人也因为“不能公开的事实”而反对推行村民自治。（4）尚无明显倾向者。这主要是指那些还没有实行村民自治或村民自治刚刚起步的乡村。因为受国家行政体制的约束，广东等省的农村地区今年刚刚改变村公所制、管理区制等，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因而村民自治实践开始，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参数尚不明确。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4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著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5
精品源自数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为普通民众和学界所公认且多有褒奖;但对当代中国政治领域的发展变化,则是众说纷纭,如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无”和“程度”等基本问题上,学界至今争论不休,更不用提及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评判等问题。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变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一项紧迫的现实问题。对此,中国政治研究者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政治学将进入一个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适度分家、平行发展的阶段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科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介绍了大量国外政治学理论成果,也整理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些着作和理论的引介和阐述,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偏重政治哲学研究,而政治科学研究不足。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既影响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政治哲学研究水平的真正提高。一方面,面对当代中国快速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的伟大的、丰富的实践,置身其间的中国政治学者尚未做出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并给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解读,尚未做出系统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支撑,或囿于固定的习惯的认识范式,中国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也未见有长足发展,徘徊于传统话题与论域之中。
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对政治学术的呼唤,抑或政治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乃至参考国外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以为中国的政治学会有一个“经验主义”的阶段,即以实证研究、经验性研究为主,系统研究总结本土社会实践和经验的发展时期。也就是说,从学理上,中国的政治科学会与政治哲学适度分家,形成一个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平行发展的时期。
政治科学研究要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
根据我的体会,政治科学主要是认识和研究政治活动的条件、成本和时机等三大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寻找和发现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之间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探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这其中也蕴含着试图利用某些规律性认识干预社会政治进程的意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素材。从认识论角度讲,“实践-经验-理论”是科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过程,政治学也不例外。中国政治学必须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经验总结概括和理论提炼升华。如果不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系统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有全面精准的理解和认识,更不可能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对策性建议。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便会逐渐地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发展的现实基础,有沦为象牙塔中的空泛之论之虞。
如何从经验层面推进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我的体会是要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两个层次”,即国家层面的政治实践和基层的政治实践;“一个视野”,是指政治研究的国际比较。所谓国家层面的政治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战略等。对于普通政治研究者,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具有难以避免的障碍,存在社会学里所讲“到场”问题。在无法“到场”的情况下,我们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主要是通过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观察分析和对重要政治文献的文本解读、语言分析,以帮助理解和认识中国政治的宏观发展。相比国家层面的政治,基层政治研究比较容易“到场”、容易入手。政治学者可以通过现场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基层政治实践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和分析,这对于我们了解某一政治实践的具体发生机制、运行过程十分有益。同时,由于在中国政治场景中,基层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做好基层政治研究,反过来又有助于认识和了解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此外,中国的发展需要参考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比较政治研究可以为更好理解中国政治提供有益启示。
政治科学研究应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
就科学研究而言,政治学研究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但过于强调政治学研究的顶层设计功能和理论指导作用有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终极理论”或者“宏大命题”的徘徊,绝非科学研究者所愿,更无益于政治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乃至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相比,政治学研究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政治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关联性。世界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原有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到政治领域中来的。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而这往往超出政治研究者的能力范围之外。其次,从研究对象角度看,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科学研究需要研究对象具有稳定性和重复性特征,而这恰是社会政治现象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认识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会重复出现或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再现。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易逝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往往缺乏明确的、稳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势必大打折扣。
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角度看,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抑或说,政治科学研究者的基本功是还原生活、“复制现场”,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一如刑事侦查中的“重构现场”。而政治学者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接近原来形态地还原生活、“复制现场”,则需要深厚的社会经验和经历,！而深厚经验与经历的获得则需要长期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与感悟。而这又有赖于政治学者长期艰苦的调查研究的实践磨练,需要政治学者贴近社会、贴近实践、贴近群众。
要处理好“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总结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经验,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还必须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虽然是以中国政治为特定研究对象,但既然是研究政治现象,就必须遵守政治学的通行范式,符合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规范,参与国际政治学界的对话与交流。
这就涉及学术发现和理论成果的表述问题,科学严谨的表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研究对象的了解,还有利于国内外同行之间沟通和理解的达成。在此问题上,中国政治学者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要处理好“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既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和概念体系,来描述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也不能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特殊性”和夺取政治理论的话语权为由,空泛地论说“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作为专业的政治学研究者,我们的主要任务应是秉持科学理性的原则,运用符合政治学规范的学术语言和方法,对来源于政治实践和政治文本的信息进行相应的解读和转换,以达到认识和理解政治现实,揭示政治发展规律的目的。因此,中国政治理论体系的特色应该自然地体现在运用规范学术语言所概括出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条件和实践内容的特点上,而不是理论和语言本身的标新立异和独树一帜。否则,徒有构建中国话语的美好愿望和理论想象。此外,我们也应认真学习和研究国外政治科学,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没有离开世界。中国的政治发展既有个性、特殊性,也有共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更没有自我陶醉的理由。吸收国外政治科学的有益营养,掌握和借鉴国外政治科学的观念工具,不仅有益于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对话,促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了解。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为普通民众和学界所公认且多有褒奖;但对当代中国政治领域的发展变化,则是众说纷纭,如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无”和“程度”等基本问题上,学界至今争论不休,更不用提及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评判等问题。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变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一项紧迫的现实问题。对此,中国政治研究者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政治学将进入一个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适度分家、平行发展的阶段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科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介绍了大量国外政治学理论成果,也整理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些着作和理论的引介和阐述,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偏重政治哲学研究,而政治科学研究不足。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既影响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政治哲学研究水平的真正提高。一方面,面对当代中国快速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的伟大的、丰富的实践,置身其间的中国政治学者尚未做出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并给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解读,尚未做出系统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支撑,或囿于固定的习惯的认识范式,中国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也未见有长足发展,徘徊于传统话题与论域之中。
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对政治学术的呼唤,抑或政治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乃至参考国外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以为中国的政治学会有一个“经验主义”的阶段,即以实证研究、经验性研究为主,系统研究总结本土社会实践和经验的发展时期。也就是说,从学理上,中国的政治科学会与政治哲学适度分家,形成一个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平行发展的时期。
政治科学研究要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
根据我的体会,政治科学主要是认识和研究政治活动的条件、成本和时机等三大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寻找和发现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之间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探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这其中也蕴含着试图利用某些规律性认识干预社会政治进程的意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素材。从认识论角度讲,“实践-经验-理论”是科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过程,政治学也不例外。中国政治学必须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经验总结概括和理论提炼升华。如果不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系统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有全面精准的理解和认识,更不可能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对策性建议。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便会逐渐地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发展的现实基础,有沦为象牙塔中的空泛之论之虞。
如何从经验层面推进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我的体会是要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两个层次”,即国家层面的政治实践和基层的政治实践;“一个视野”,是指政治研究的国际比较。所谓国家层面的政治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战略等。对于普通政治研究者,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具有难以避免的障碍,存在社会学里所讲“到场”问题。在无法“到场”的情况下,我们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主要是通过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观察分析和对重要政治文献的文本解读、语言分析,以帮助理解和认识中国政治的宏观发展。相比国家层面的政治,基层政治研究比较容易“到场”、容易入手。政治学者可以通过现场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基层政治实践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和分析,这对于我们了解某一政治实践的具体发生机制、运行过程十分有益。同时,由于在中国政治场景中,基层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做好基层政治研究,反过来又有助于认识和了解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此外,中国的发展需要参考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比较政治研究可以为更好理解中国政治提供有益启示。
政治科学研究应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
就科学研究而言,政治学研究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但过于强调政治学研究的顶层设计功能和理论指导作用有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终极理论”或者“宏大命题”的徘徊,绝非科学研究者所愿,更无益于政治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乃至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相比,政治学研究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政治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关联性。世界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原有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到政治领域中来的。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而这往往超出政治研究者的能力范围之外。其次,从研究对象角度看,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科学研究需要研究对象具有稳定性和重复性特征,而这恰是社会政治现象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认识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会重复出现或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再现。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易逝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往往缺乏明确的、稳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势必大打折扣。
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角度看,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抑或说,政治科学研究者的基本功是还原生活、“复制现场”,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一如刑事侦查中的“重构现场”。而政治学者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接近原来形态地还原生活、“复制现场”,则需要深厚的社会经验和经历,而深厚经验与经历的获得则需要长期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与感悟。而这又有赖于政治学者长期艰苦的调查研究的实践磨练,需要政治学者贴近社会、贴近实践、贴近群众。
要处理好“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总结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经验,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还必须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虽然是以中国政治为特定研究对象,但既然是研究政治现象,就必须遵守政治学的通行范式,符合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规范,参与国际政治学界的对话与交流。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7
[关键词]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现状调查；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1-149-3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建设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而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社区治理理论研究相对成熟。对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研究，学者们大多关注的热点是围绕着政府、市场和社会展开的一系列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得出社区主体多元化和自治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公民参与积极性不断提升的结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基层社会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急需适应本土实际需求的社区治理理论来指导社区治理实践的发展，但是纵观我国的学者研究，大多数学者将重点放在了宏观体制上而忽略了对微观的深入调查研究，同时理论创新力度不足，缺乏符合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本土理论。因此本文采用了微观视角，选取山西省临汾市区118名公民针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实践进行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现状调查，并对调查现状进行了分析。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向山西省临汾市区120名公民发放12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8份，有效回收率98.3%，回收问卷调查者基本情况如下表1所示。
（表1）回收问卷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二、结果分析
（一）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现状调查分析
对于被访者选举观的调查，只是他们理想的民主观的反映，那么当他们回到现实中，回到自己的社区，他们是否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呢？调查显示，表示“很少关注”的人最多，占总数的34.3%，有将近六成（除第一、二、七项之外的各项和为59%）人表示会或多或少地关注社区的事务，而经常参与的人只有两成多（第三项和第五项之和为21.6%），如下表2所示，通过调查分析，在调查对象中，律师、公务员关注公民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占到85.3%-87.9%为最高，而农民、农民工、餐饮旅游等服务业公民参与度最低，占到51.8%-57.4%。
（表2）各种职业的公民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度的聚类分析结果
为什么公民会缺少参与的热情呢？现实与理想何以如此大的反差？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索的问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第三选项“经常关注各项事务，且经常参与”持赞成态度的人比例占到34.9%，远高于其他群体，其原因我们可作如下分析：①作为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去，其中有很多人是作为公务人员参与的。②作为单位负责人，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更强。而学生情况正相反，由于远离社区，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很少，有7.6%和49.3%的人表示“从不关注”和“很少关注”，这同他们在选举时表现出的态度是一致的。由下表3所示，公民对社区管理的满意度，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分别为1人和39人，占总人数的33.9%。公民对参与社区管理过程的满意度也仅占到32.2%。
（表3）公民满意度情况（n=118）
t为概率度，当置信度为95%时，t=1.96；为允许的最大绝对误差，本研究令其为1.8%；S为总体的标准差。
于是有：
（表4）性别与参与方法偏好的F-检验
由上表可知，当相关系数小于0.2时为低度相关，当相关系数大于0.8时为高度相关，显然我国男、女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法偏好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而社会性别与方法偏好之间不存在相关性。男、女公民之间的方法偏好具有较高程度的趋同性，显然是由于社会性别而不是自然性别的原因所致。
（二）社区自治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目前社区建设的现状，从居委会的撤销到社区的建立，已经形成了质的飞跃，并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尝试，有些好的构想都已成功地运用于社区建设中，社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社区民主建设和自治功能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组织法律法规保障滞后
随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可操作性差，使社区居委会在实际工作中很多问题找不到相关的法律依据，遏制了社区的工作，如社区工作者的人事问题，以前在居委会工作的都是企事业单位退休并热衷于社会事务管理的老同志，俗称“小脚宪兵”，而现在的社区工作者都是社会上招聘的人，基本形成年轻化、知识化的结构，可发挥出蓬勃的朝气，年龄结构明显发生变化。但社区工作者的待遇低、工作条件差，与其工作性质、工作价值和工作量严重背离。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度也很低。当前社区工作者从业的心理基础相当复杂，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前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从业之后就产生高期望值与低认同度的矛盾。
2.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有待加强
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社区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在社区中，关门是小家，开门是大家。居民对社区的关心度和参与度大大提高，但是仍有相当一些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还比较淡薄，对居民在自治中的权利和义务不甚了解，虽然长期生活在社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居民自治的主体，相当多的社区居民特别是中青年居民参与自治活动还比较少。有些社区组织一些活动，但由于很多居民的参与意识不强，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3.社区管理行政色彩较浓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社区自治组织在具体运作上沿袭了过去居委会的做法，在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社区组织的职能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虽说社区组织体系框架总体上是科学规范的，但是社区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职能并没有全部得到实现，社区自治的真正实现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政府部门还权、放权不彻底、不到位，社区应具备的各项权力包括自治权、协管权和监督权并没有落到实处。二是还没有形成完善科学的社区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各个社区组织的工作制度、自治章程等还没有建立健全起来。社区建设需要更加完善、细化的法规体系和法制环境。
三、对策与建议
（一）社区既是基层民主自治的坚实平台，也是参与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起点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更高要求之一，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更加丰富、更加完备。在论述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时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提出，要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充分发展基层民主，目的是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
发展基层民主，方式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理应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基层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和重要保证。让人民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外，更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让人民群众对基层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并逐步使这种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三）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我国城市就是居民委员会，在农村则是村民委员会
群众性自治组织既是基层政权的基础，又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群众性自治组织直接地、经常地接触城乡社会，是党和国家联系城乡社会最直接、最广泛、最经常的基层组织，亦是国家在城乡的落脚点。可以通过群众性自治组织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律，群众也可以通过自治组织向国家机关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群众性自治组织本身又有自己的固有事务，其中有直接与当地人民福利有关的社会事务和按法律规定的自治团体应有的事务，如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因此，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理所当然也属于我国的基层组织。
四、结论
因此，在推进社区居民自治过程中，要始终注意做好社区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激发和调动广大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为关键的是要不断完善并认真执行社区议事制度等各项民主制度，发挥社区居民在决定社区重大事务中的主体作用，使社区居民在实践中增强参与社区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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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8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基层治理的学术研究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就研究内容而言，多集中在乡村治理的外部条件、内在机制和改革探索这三个方面。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特别是从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角度开展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多。就研究层次而言或开展宏观研究，从以上层制度、政策演变为中心开展宏大叙事式的铺陈论述；或以典型乡村为个案，开展于乡、村微观实证的研究。在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中，综合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分合、互动研究不多。
一、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重要特征就是“变革”。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是巨大而影响深远的。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推动了农村的社会转型。可以说，中国农村正处于经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发展是这种转型的最显著、最深刻、最普遍的特征。农村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改变了乡村社会的乡土文化、传统观念和社会治理体系。社会转型使农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怎样构建与农村多元、分化、流动和开放相适应的基层管理与组织方式，怎样建构一种制度化、秩序化、不断开放的农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推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形成民主合作的善治结构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据此，社会建设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关键问题
要开展社会建设视域中的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应该深度分析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原因；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推动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重点分析三个问题。一是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怎样的社会转型？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流动到底呈现出何种新的特征？以农村阶层分化为例，在农村中除农业劳动者外，还有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社会管理者等不同阶层。这些阶层在社会转型中，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有怎样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
二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流动的趋向、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变化等对基层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和传统的农村社会治理比有什么样的异同点？比如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加剧，社会分化、就业多样化，农民之间的异质性也逐步增加，农村社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村庄的半熟人化程度加剧。面对农村人口的流动，传统的治理方式是否适用？社会治安如何保证？村民自治如何有效开展？这对当前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任务。再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的农村社区逐步兼具城市社区的特点而成为过渡性社区。对于过渡性社区如何治理？
三是这些变化给基层政权改革以及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社会转型的加速，必然将乡村社会进入更加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农民接受了更多的信息资源，视野更加开阔，公民素质得以提升，价值观念更加开放、行为模式更加民主，主体意识更为强烈。社会转型提升了农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更加要求分享权利，参与治理。“农民对个人利益的认同、维护和追求是乡村社区民主得以内生和发展的基础。毕竟在乡村社区中，所有的群体和社区利益都直接或间接与村民个人利益相联系，最终都可能转化为个人利益，并促成农民采取一定的行动。”[1]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组织也在大量涌现。这些都为多元参与新形势下基层治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2.社会转型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存在问题与原因
重点要考察社会转型中“乡政村治”模式的内在机制及其局限性。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需要改革的空间。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乡镇政权的运行机制、乡镇政权与县级政权、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乡村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持机制、乡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工作任务的执行机制、乡村政权面临的困难等情况。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乡村关系紧张化、基层政府的公共管理缺失、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作用有限、个别村庄过度自治化等问题的原因。
以乡村关系为例，目前乡村关系多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乡镇党委统筹乡镇工作，工作机制多为任务分解制。一般由乡镇党委布置中心工作，然后任务和指标进行细化，分解到各村，并与各村签订目标责任书，保证任务的完成。在压力型政权模式下，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村民委员会在事实上承担了行政和自治双重职能。在发生矛盾时，村级组织的自治职能多让位于行政职能。这样实际上抑制了村级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客观上也不利于农民更好地参与基层治理。
3.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
重点要分析在社会转型中如何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和发展趋势。在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不应仅仅依靠政府进行高度集中的单向行政管理的行动，它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互动的治理过程，通过“协商”合作确立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这样才更加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我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分析和总结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实践和经验。比如很多地方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开展试点撤销建制村，建立新型农村社区。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成立农村社区党委与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日常工作，同时鼓励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社区成为农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对于此类农村社区多元参与建设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加以分析。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应该以农村基层政权职能改革为核心，以农村社区建设为重点，以农村社会建设为抓手，重塑基层治理框架，推动“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的模式转换，构建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新体制。这需要重点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乡村共治的模式下国家权力体系在基层如何有效延伸，乡镇政权的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有效运行的机制和路径有哪些？如何在实际的治理中以解决好乡镇政权的有限主导性与职能的合理性问题？二是探讨基层自治空间与自治能力，即构建乡村治理的横向网络结构。社会转型背景下，治理主体更为多元，村民委员会、村级党组织、企事业单位、农村社会组织、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乃至农民个人都可以参与乡村治理。如何把多元主体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农民、社会组织、农村社区之间平等协商、互相合作、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规则和方式是什么？三是探索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即如何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农民个人的积极作用，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格局，构建与农村社会转型相适应不断开放的、制度化、秩序化的农民参与基层政治的机制，形成民主合作的善治结构。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9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再到韦伯都认为社会资源的分配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亚当.斯密认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是物质利益。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是政治经济学，它是将传播活动作为经济活动来进行研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北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相关的重要的资深人物有斯迈斯和席勒，斯迈斯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了主流视野中存在的媒体与受众的重要关系的认识。斯迈斯强调：“产品的价值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事实上的受众是被出卖给广告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有两个主要领域：首先，他提出媒体系统士怎样“以一种批评的方式”相互作用并影响社会中所有力量的配置的。新闻业对媒体系统是特别重要的，需要他来提供一些服务去满足自由和自治的人们的传播需求。其次，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使媒体和新闻业需要健康的民主和强大的民意政治保证其作为进步的机构生存下来并发挥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领域也是它的专有领域：市场、结构、广告支持、劳动力关系、利润驱动、技术和政府政策是如何塑造媒体企业、新闻实践、职业社会学和新闻娱乐的本质及内容的进化演变的。
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仍然在同样的主题上交织在一起。两者都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模式中工作，都察觉到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表述之间的一种存在着强或弱的关联，都把媒体描绘为服务于统治者而不是全社会利益。在很多方面，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论争比主流传播学与批判传播学的分裂更加残酷。因为这两个阵营都想成为批判工作和民主政治的先锋队。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是伯明翰学派及批判主义的集大成者，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理查德.霍家特开创了这一中心，尽管文化研究中心一开始在理查德.霍家特的指导下开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文化研究坚决主张文化符号和文本多义，强调了大众文化的重要地位，认为应该被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因为战后的英国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转变非常明显，再加上科技的发展，使得电影、广播、电视越来越普及；到了二战后的大众传播时代，文化的主体就变成了以电影、广播、电视等大众文化为主，所以传统文化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文化研究所处的语境是一个由工业资本主义和日益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分配及消费体系所构成的阶级结构。
在文化研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有两次发展，第一次是，意识形态问题由对于文本分析技术的发展被极大的精细化了，即文本符号表征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次，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仅仅针对阶级扩大到了包括种族和性别。到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受英国左派运动的影响，批判文化精英主义排斥工人阶级文化思想，这种批判立场与阿尔都塞结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为继续马克思主义基本体系中文化独立于经济基础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为文化作为独立、自主领域的需求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一开始，阿尔都塞是强调文化独立于经济基础，后来，他强调的文化必须与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取向上存在的差别比较明显，方法论上存在分歧。两者的差异表现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坚持了现代主义传统的价值观和真理观，而文化研究则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化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性别、民族，而政治经济学则主要研究阶级，但是进入到90年代之后，尤其是第四次科学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之后，人们惊讶的发现阶级这个概念变得非常模糊，中国社会不叫阶级而叫阶层。且阶级在西方国家也越发不明显了，由于这些变化所产生的政治问题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可以明显显现出来，需要来研究。
加纳姆批判文化研究是用于文化研究而不是政治经济，认为，第一，文化研究忽视了文化生产的机构，它赞美流行文化，放弃任何反对角色；第二，因为文化研究忽视了经济因素，所以它不可能理解在当今世界真实的权利、主导、压迫的结构。文化研究没有拒绝政治经济学本身，它拒绝的只是政治经济学家实行政治经济的方式。加纳姆指责文化研究把太多精力放在消费、娱乐和日常活动中，而没有对生产、劳动和制度进行太多的关注。尽管加纳姆否认政治经济学是简化论或者是简单的反映论，但是他的观点使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太简化。文化研究中没有人会否认经济关系和实践以决定性的方式形成了文化实践的领域。不过认为这只是在总体领域上。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研究的批判集中在文化研究更侧重于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上，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和接受，集中于解释的阶段，夸大了消费和日常生活的自由。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成分，与物质产品的非文化模式有关，文化产品在物质产品层面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解释，“控制精神产品的手段”文化作为物质产品的一部分，附属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的接合。资本对文化产品的控制在某种层面上说，是文化商品的生产和转换成为文化关系的主导形式。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将物质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建立一个政治秩序上。社会和政治秩序是一个必要的物质产品，正是这个社会和政治秩序维持了资本主义市场，虽然这个资本主义市场当初是因为社会和政治斗争才产生的。文化研究排斥的是其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及经济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位置的描述。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10
在我国，政治学自80年代初恢复以来，经过学界广大同仁，尤其是老一代政治学家的艰苦努力，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是，不能不正视的是：我国政治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还不够壮大，学术阵地还比较狭小，研究成果还不算丰富和深厚。政治学发展的这种状况，近年来在广大政治学者中已有不少议论，也引起了我们的忧虑和思考。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与客观环境有关，但我们以为，关键还是在于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建设。基于对政治学发展的关心和责任，本文拟对我国政治学自身建设的现状做一番评估，并就我国政治学摆脱目前不景气状况的出路谈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并期望抛砖引玉，引起讨论。
毋庸讳言，我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落后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从我国政治学自身建设的角度看，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长期存在以下诸方面问题。
首先，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对政治学基本范畴的研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拥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是一个学科自立于学科之林的基本依据，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但是，现有的政治学范畴，仍然主要是该学科恢复初期从科学社会主义等传统学科中直接借用来的，而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层次严密的范畴体系。由于没有逻辑严密、基点统一的范畴体系，导致我国的政治学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科语言，这种状况使得许多政治学研讨没有可供政治学界通用的、专门化的、规范的、严密的、统一的表意符号。同一个词语，从不同人的口中说出来，却具有不同的含义，代表着不同的概念，如何能真正讨论问题？虽然讨论的问题是政治现象，但如果是随意使用“大白话”，或者是原封不动地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范畴，就不会成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
其次，我国政治学也缺乏学科化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方法论，有一整套具有鲜明学科特点的基本研究方法。而政治学目前所使用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基本研究方法仍然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还要不要呢？当然要。但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层次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还应该有本学科的方法论和基本方法。在政治学中，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外，还应该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对此迄今尚未见到系统的论述。
由于上述问题，与恢复后发展较快的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显得比较陈旧，中国政治学者关系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似乎依然停留在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刚刚恢复时编写“政治学原理”教材的启蒙阶段。进入90年代以来，出版的政治学理论性著作不多，现在见到的各种“政治学原理”教材，绝大多数还是80年代前期或中期编写的。由于没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某些“政治学”著作和教材与其他学科的内容相仿，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个别政治学原理教材让人读起来似乎与其他某些学科如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或者只是关于各种政治现象的描述的拼盘，各个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些都说明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学界给以更多的重视，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新近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在政治学的理论体系等方面，做了一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探索。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是当前政治学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学无论有多么大的区别，它们都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必然集中地体现在理论体系的区别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应该能够反映出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主导思想、实践功能和价值取向等等。那么，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应该有哪些呢？
第一，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理论指南。如果以为中国政治学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不了政治学，都是错误的。但是，这里同时需要弄清楚的是：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政治学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相当的论述属于政治学的范围和内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些范畴和概念与政治学有所交叉，其所研究的问题中有不少也是政治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政治学在认识和研究这些问题时也要从本学科特有的视角出发，使用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和基本分析方法，并达到本学科所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政治学的过程中，它的基本精神和分析方法以及某些有关的范畴和概念，在融入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而成为政治学的灵魂的同时，它们自己也学科化即政治学化了。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政治学，这是推进学科繁荣和发展的原则，但并不意味片面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也不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现成的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再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要积极地大胆吸收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各种思潮，要注意研究，科学分析，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学和科学技术一样，也经过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概念工具，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而恰恰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治学与世界的政治学的联系和交流中断了许多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忽视甚至限制吸收外国政治学的成果，就不可能有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对外国的东西，不能生吞活剥，盲目照搬。当代国外政治学的成果中，许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鉴别科学与谬误，吸收和消化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东西，用来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并使之纳入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中国政治学理论应该研究和反映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因此，中国政治学必须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探讨我国的政治应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事业，如何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政治学应该关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增强之间的关系，由此探讨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立场、方法开展对民主政治的研究，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里我国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过去对它的本质上的优越性研究得较多，但对它的实现形式（包括机构、程序等）却注意得较少。而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主制度的时候，民主的形式问题应引起学界的特别重视。为此，就要研究古往今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得失成败；要用政治学的眼光，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我国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出自己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指明了方向。中国政治学需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现象及其规律。同时，还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总结中国古代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分析近代以来为探索救国图强之路而出现的各种政治理论，比较西方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线索，把各种政治学说放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理清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络，比较中国和西方政治思维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从而科学地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内容，使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建立在深厚扎实的基础之上。
第三，中国政治学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中国政治学的范畴，应当是在对政治现象的本质加以概括和抽象的基础上，形成观念地反映政治的特性和各种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作为认识和掌握政治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在建立学科范畴体系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把商品作为研究的起点，抽象出了价值与使用价值，并从抽象到具体层层推进，形成了一个庞大、严谨、科学的范畴体系，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为了建立政治学的科学的范畴体系，我们就首先需要努力完成对社会政治关系的最高抽象，确认最基本的政治现象，抽象出它的本质一般，将反映这个本质一般的概念确立为政治学的核心范畴。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个别，形成反映纷纭复杂、云诡波谲、变幻万千的一个又一个政治现象的具体概念，再进行新的综合，形成一个含义确定、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范畴概念体系，成为反映政治现象之网的政治学概念之网。在建立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时，必须处理好两个借用的问题，一是从其他学科借用某些概念，二是从外国政治学概念体系中借用某些概念。这两种借用都是必要的，但是，都不能简单地“拿来”。前一种借用概念必须使之政治学化；后一种借用概念则必须使之中国化。无论哪一种借用，都必须把借用来的概念改造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并确认其在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中的位置。借用来的概念，不能游移在中国政治学概念之网以外，也不能是坠入政治学概念之网的网中之物，而必须脱胎换骨，真正成为网上的一个“纽结”。为此，就需要确立它们与政治学核心范畴的逻辑联系，使之在政治学范畴之“网”上定位。
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是当前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关键。一般说来，一个大的学科都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两大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政治学当前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基础研究。政治学要走出困境，要维护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独立存在的权利，就必须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就要在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方面下工夫。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必须具备以下三大要素：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独立严密的范畴体系和基本分析方法。因此，所谓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首先就是要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体系、研究方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方面下一番真功夫，不急功近利，不追逐时髦，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头做起，坚持不懈。我们认为，为了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的力度，当前应当做到：
第一，在重视政治学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在许多学科中都存在。但由于政治学恢复后发展的历史较短，基础研究尤其薄弱，因此加强基础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对此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政策导向问题。在认识上，一谈科学研究要为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就忽视基础研究，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其实这是把“需要”与“应用”简单地等同起来，把“眼前的实际”与“长远的目标”割裂开来，看不到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指导作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社会科学“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是非常及时的。发展应用研究并不意味着非得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任何一个学科，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的支撑，应用研究是不可能取得丰硕而且先进的成果的，应用研究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在政策导向上，由于基础研究往往需要下更深的工夫，出成果的周期更长，而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估机制不够完善，如教学科研人员评定职称虽然也强调科研成果的质量，但对成果质量的评价往往难以掌握，实际操作起来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主要是依据科研成果的数量，这就会误导和驱动人们去追求所谓“短、平、快”的东西。因此，我们主张加大鼓励和支持基础研究的力度。
第二，在基础研究中，尤其要鼓励和支持从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开始。一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有赖于长期、扎实的学术积累。从现在起，学界应有计划、分阶段地就政治学自身建设中的基本问题开展充分、反复的讨论。通过研究和讨论，深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求得基本共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明确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政治的概念、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根本功能，政治的伦理和价值判断，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联系，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等等。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把自己的对象和范围搞清楚，政治学也不能例外。政治学的对象、范围和学科体系，是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建设的起点，尤其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个问题本来在80年代前期曾有过比较认真的讨论，大体上形成了共识，并出版了专门的论文集〔1〕，可惜的是这种讨论没有继续深入，以至于甚至在政治学界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又变得模糊起来。因此，重新开展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构建政治学的范畴体系。为了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范畴体系，就要分别确定和论证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建一个学科的范畴体系，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不能指望凭着一时的灵感或感性印象随意列举，而必须通过科学的思维和严密的论证逐一加以证明，并接受逻辑的和实践的双重检验。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和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就是会使用政治学的学科语言即本学科的范畴、概念来讨论问题。只有做到这一点，政治学者相互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沟通，展开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讨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才能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准。
再次，确定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拥有属于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角度。在学科的方法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层次，政治学也是如此。处于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是世界观层次的根本方法，而处于核心地位、能够体现学科特点的是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最后是作为一般分析工具的具体研究方法。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相互照应的，必须围绕这些问题，长期坚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推进，进行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形成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中国政治学体系结构，从而自立于学科之林。
第三，为了形成比较成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目前要鼓励和提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鼓励和提倡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才能使我们多侧面、多层次地认识学科研究的对象。
在世界观层次上，应该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当然，它们作为人类的科学思维方法，也要不断吸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要注意吸收现代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科学思维。
在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层次上，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应该占有它应有的位置。同时，应当看到，在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方面，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而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我们分析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面对的通常是大量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矛盾和政治矛盾。这样，仔细地分析和谨慎地处理好这些矛盾，就成为我国推进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怎样才能准确、清楚地分析当前我国的这些矛盾，分析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就成为我国政治学界应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创造新的分析方法。我们注意到，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不少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及相应的范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用于分析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概念工具，虽然这些范畴和工具还不一定成熟。面对时代的要求，政治学应当通过努力形成富有时代气息的政治学基本研究方法。
在一般分析工具的层次上，要不惧怕引进国外政治学所使用的许多具体研究方法，如此较研究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制度分析的方法、行为分析的方法、文化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经过认真消化，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工具性一般方法的。政治学恢复以来，我国政治学界在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要做的是不再停留在一般介绍的水平上，而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用这些方法实际研究几个具体的问题。
第四，要提倡政治学的学术化。政治学要为现代化事业服务，为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政治学来直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政治学的任务是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政治现象，而不是代替执政党和政府直接制定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政策和纲领。政治学要实现为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的任务，还有待于其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一定的政策和纲领。这个转化过程不能由政治学自己来完成，而应由政策的制定者运用包括政治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各个学科的成果，通过决策过程来完成。这就是说，政治学是通过学者的学术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来为社会服务的。这就要求政治学实现学术化。怎样才能使政治学学术化呢？我们以为，政治学在自身建设中要排除各种非学术的干扰，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理性化。实现政治学的学术化，首先要实现政治学队伍的学术化和理性化。有一支高水平的学者队伍，是一个学科兴旺、繁荣、发达的根本条件。面对政治学的现状，搞好队伍建设显得十分紧迫。由于种种内部的和外部的原因，政治学的队伍不够稳定，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功底不够扎实深厚，可以说，政治学队伍的学术化是当前政治学自身建设的关键中的关键。政治学者要讲政治，这是没有疑问的，这里所谓讲政治，就是要在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引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理性的眼光，从学术的角度研究政治，以学者的智慧和理性理解、研究、阐释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