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基层治理成效篇1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设想；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039-02
当前，以基层居民自治团体为核心的基层自治不但在实践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并且在引导与组织基层大众参与社会自治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其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严重制约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快速发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基层社会自治中的重大问题。
一、治理机制的整体设想
在社会主义管理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基层治理关注的是在不断增加的大众服务诉求及维护社会稳定的两大压力之下，满足社会秩序稳定需求，促进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协作，探索共同管理社会基层事务的有效体制。具体来说，社会基层治理体制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基层大众诉求机制
基层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对基层群众诉求的积极回应。只有积极回应大众的共同诉求，才能有效促进基层群众由治理对象向治理主体的转变。大众诉求的有效整合目的是让分散的、独立的基层大众诉求借助正式的组织及行政体制，转变成汇聚了差异治理主体意愿的共同议题。诉求整合的要素主要有：（1）依法确保基层大众合法诉求表达的权利，完善诉求反馈机制，使区域内所有群众都享有合法诉求表达权，并将常住人口的诉求有效融进公共议政程序；（2）创建合理的评估制度。基层大众自治机构应对大众诉求信息进行筛选、分析，明确公众需求内容，并帮助基层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3）基层领导部门及党组织应积极开展基层居民利益协调与整合工作，使各种社会团体真正成为大众诉求收集的有效载体。
2.大众事务商议机制
大众事务与基层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对于群众的公共诉求，政府应积极探寻不同利益方的共同点，以提取公众管理的共同意见。要想全面协调各方群众利益，政府必须让基层居民借助审议、谈判、讨论、对话等形式参与公共事务商讨与决策，完善民主商议机制。民主商议机制主要由村务公开、民主议事、商议对话、民主听证等制度组成，以上制度的结合，自治团体等相关机制的协调，构成了大众事务商议机制的基础，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目的与办事标准。
3.多层治理合作机制
基层社会良好的治理方案必须让不同的治理对象形成和谐的协作机制。合作治理的最佳模式，是政府以社会长期稳定为最终目标，积极利用其他主体所没有的资源，在基层开展行政管理及基层大众服务。政府行政事务的处理由对应的行政部门负责，并借助行政力量和行政管理整合对相关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基层自治团体利用反映大众诉求及反馈基层信息的方式，帮助行政部门管理基层事务，但不负责行政目标的具体落实，只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指导基层居民采用民主方式商议、解决相关大众事务；基层村社领域的大众服务，包括对隶属政府管辖范围的基本大众服务，可采取政府服务购买方式。对于非大众，政府只需提供相应的服务平台，鼓励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即可。不同治理对象出于不同的目标、行动及价值，在关注、处理大众事务中应开展密切协作。基层政府部门及自治团体间要开展互补性合作，政府部门及社会团体间应开展管理协作，自治团体及社会团体间要开展契约协作。不同治理机构的协作合作机制就是在不同的智力方对恰当角色与作用的探究中，借助资源互惠及权利互动的形式而形成的。
4.大众服务供给机制
在对基层领导机构需要承担的责任与大众服务性质实施合理评判的前提下，政府应根据大众化服务的不同类型创建与之相对应的供给机制。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和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政策目标应有明确区分，基本大众服务及行政管理需要由街道办、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共同负责；隶属乡镇、街道、城区领域的基层大众服务事务，不可向基层自治团体及社区团体转嫁或延伸；自治团体及社会团体应承接政府部门转移的相关职能及大众服务事务，践行购买服务或遵照“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办事原则，为公共事务管理经费及业务经费提供财政保障。社区大众服务倡导“一站式”服务，并重视服务的连锁化、品牌化、标准化、专业化，社区单位及社区居民应积极参与大众服务评判，监督社区供给的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
依照单个机制的设计框架，从大众需求的整合、识别到大众决策的形成，再到智力方大众服务供给及责任划分机制的形成，这才组成了基层治理机制的良性循环系统。其中，促使这一系统有序运行的关键，是系统内各个结构功能的有机整合。
二、治理机制的具体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涉及面广、复杂性强的系统性工作。笔者从以下几点对其具体实施路径进行了详细分析。
1.强化行政改革，创新管理路径
创新管理路径，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入手：第一，恰当划分基层政府职能。对失当的政府职能进行优化调整，确保县级以下政府真正发挥面向大众供给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及经济管理职能，淡化县级政府及街道承担的经济发展及宏观调控职能，促进政府职能的快速转变。与此同时，应积极将县级以下政府不必承担及可不承担的职能推向社会和市场。第二，提高乡镇级社区行政部门的管理能力。从有利于增加社会管理成效的角度出发，将县级政府行使的审批权下放到辖区内的街道办及乡政府，使街道及乡镇由原来只重视“抓应付上级检查、抓收费、抓事务”，向为基层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转变，促进社会大众服务及管理职能的快速转变。需要提醒的是，下放到街道、乡镇的审批权应宽泛适当，既要解决部分政府机构人员过多、机构臃肿问题，还要解决部门管理不力、人手不够等问题。第三，协调基层派出所和城乡自治团体间的权责关系。依照理顺“条条”、精简“块块”的原则，减少乃至取消与县级政府部门职能重复的部分乡镇机构，实施大部门制度，整合社会委员会、上级职能机构、街道办在基层的行政延伸机构，杜绝机构重复、多重管理，提升政府资源整合程度。第四，创新基层服务与管理途径。恰当区分经营事业、公益事业、行政管理，依据其不同特点实施差异化管理。在公益与行政事务方面增强政府职能，同时将经营性事务积极推向市场。部分大众服务可采用向市场购买相应服务及委托形式，使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到公共服务供给中来，优化服务质量。
2.确保治理主体的独立性
我国存在很多基层自治团体及各种基层社会团体，只有让这类社会团体真正成为基层民众参与政务的组织者、大众诉求的传递者、大众事务的商议者，实现社区领导者的角色，基层社会的治理职能才能真正实现。目前应坚持引导、规范、放权原则，扎实解决基层自治团体自治能力不足、社会团体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应从以下几点做起：首先，提升基层自治团体的自治权力与自治水平。加大基层自治团体自治能力建设，借助政治改革及立法方式加快解决行政权力对自治权利的过度限制问题。对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进行适当限制，完善行政不得干预自治的考核与监督机制；加大村委会的强制执法力度，杜绝用行政方式干涉基层大众自治区域中的事务及随便用行政手段下达指令性任务与指标。同时，用法律形式约束自治行为，规范自治边界与自治权，确保基层居民的自治权利得到尊重与落实。授予社会居民自主商议解决权，在公平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倡导基层自治团体利用社区资源，不断提升自身资源获取能力；政府部门应积极采用“费随事转”的形式将部分资源转移给基层自治团体，使其在这一过程中取得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必备资源。其次，分清村委会与村级党组织的关系，保证村委会的日常运作与县区真正实现村民意愿。建立独立性强且有公信力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的建立是社会资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自治机构形成不可缺少的载体。社会自治团体应积极完善自身工作体系与评价标准，政府部门及社会大众也应加大对社会自治团体的监督力度，推动恰当的社会团体竞争机制的建立，实行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确保社会团体的创新力。
3.丰富基层精神的内涵
基层的社会自治形式应积极支持与鼓励基层居民的大力参与，让弱势群体如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到社会的管理与服务，提升他们的社区意识，促使他们快速融进社区生活。在当前形势下，基层行政部门应摈弃大众服务及民生政策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尤其应抛弃社保、就业及教育政策上的歧视性内容，逐渐建立起涵盖辖区内所有居民的合理的服务制度，提高基层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应重视并解决流动性居住给居民民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把流动人口尤其是常住人口纳入基层选举范围，确保他们与社区户籍人口的同等权利。因此，基础政府需要对相关政策及法规做出相应调整，将基层居民的权利通过法律形式予以保证。重视基层大众自治管理参与不足的问题，因为不管是基层大众的自主选择，还是迫于政府的权威，大众不积极参与自治活动，都不利于社会自治机制的有效形成。从政府角度来讲，政府应在责权明了的基础上恰当放权、还权于社会；对自治团体来说，应积极探究如何借助基层管理机会通过治理大众事务及选举程序，促使基层治理提升居民的社区精神及参与意识。
4.构建多层次的治理网络
当前，在公共管理呈现出多中心势态、公私合作的状况下，应当探究如何借助基层民主实践，以基层社区为平台，以基层大众自身需求与利益为向导，建立起村委会和市场、政府及其他团体的协作关系，使村委会变成社会事务及协调征信等分权治理网络节点的信息服务中心。围绕社区大众服务及大众需求，明确所有治理者的职责与权限，在此前提下，不同的治理主体应结成治理联盟，就问题的解决方法与途径进行交流、协作。鉴于各个社会团体所承担的职责不同，基层自治团体应积极承担起广泛征求基层大众意见、收集大众诉求、大众决策的责任；市场及相关社会团体应充当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积极寻找不同参与者的利益共同点，使其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进而提升合作成功的几率，促进协作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江治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J].中国民政，2013(9).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篇2
【关键词】城市；基层民主；启示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3-0055-2
一、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概述
城市基层民主的涵义与特征：内涵，由于我国对城市基层民主的研究探讨尚属起步的阶段，对城市基层民主还未形成完整科学的概论。城市基层是由城市社区而定位，城市社区是城市基层的重要依托，是城市基层的组织载体，能反映出城市基层全貌，因此城市社区的民主概义充分体现了城市基层民主的概义。所谓社区民主，就是社区的居民在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以居民委员会为主要力量，以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为依托，进行的以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性工作。
城市基层（社区）民主的特征。社区基层党组织是社区民主政治建设工作的政治保证，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是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堡垒，能够将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在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中充分的贯彻落实，对社区居民民主自治起着科学引领的作用。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和居民委员会是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基础性工作。城市的社区民主选举是社区民主自治的一个重要途径。
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探索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创新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了人们的民主意识，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前提。基层民主政治发展需要以一定的民主意识为前提。在某种程度上说，市场经济对于民主意识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经济，要求市场经济主体首先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进而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各种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反复多次之后，人们的那种平等、自主、责任意识也就在头脑中萌发了，并逐步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去，便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先导。
推进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巩固党执政的基础，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尚处于启动阶段，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缺乏坚实的基础，典型的表现就是自治功能不足。因此，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就必须同时利用社会和国家两种政治资源。在推进基层自治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代表国家政权和基层社会两者力量的基层党组织，必然在其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的组织主体和领导力量，并担任着双重角色：一是促进基层民主参与的发展；二是对之加以调控和引导。党参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广大基层群众充分感受到党的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树立起党在基层社会的光辉形象，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推进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深化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区是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阵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事务有权进行直接的管理，并通过民主管理、决策、选举、监督等形式来实现，有相关法律对其保障，有法可依。居民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社区日常事务的管理，使得社区民主自治得以有效展开。居民民主自治的参与度提升了，社区的民主自治管理也愈加充满活力，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也愈发牢固，这一切均构成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搭建了基层民主自治的坚实平台。社区民主政治建设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关系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败与否，因此，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二、基层民主的运行轨迹与困境
在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以居委会为载体的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则为实现我国城市基层民主治理的合法性路径选择。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体现为两个基本属性：参与性与回应性。参与性意味着民众对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有效参与，此为公意的反映，体制获致合法性的基石；回应性是基于公民权利的兴起与程序化的组织行为，对选民的需求很敏感，在应用有限的资源解决问题的时候富有效率。以此观之，当下中国城市基层民主的发展存在着结构性困境：首先，基层民主对选民的回应性低，社区承载了过多的行政事务，社区自治性组织居委会在现实生活中，主要任务是完成政府所交办的行政事务，公共服务残缺不全。由于居委会的办公场所、经费、工资、绩效考核皆由当地政府调拨与实施，因此，居委会更类似一级政府组织，对应于街道办的多个口面：党办、政法、民政、城管、综合、社会事务、计划生育、经济发展、物业和劳动保障等，承担了大量事务性的行政职能。其次，社区居民对民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城市基层民主仍是动员式民主，有序性有余，而有效性不足。相对于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村民利益主要集中于村庄而言，城市社区是陌生人社会，市民的主要利益集中于工作场所。市民对社区民主自治的兴趣并非浓厚，基层民主作为公共产品，一经产生，社会成员无论对其是否作过贡献，皆能享受这一产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理性的个体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实现目标而努力，自己则坐享其成，出现了搭便车的困境。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篇3
综合治理调研报告范文(一)
为充分了解xxxx派出所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作，发挥基层派出所的职能作用，深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确保我所辖区社会稳定和营造社会治安依法治理的良好环境。我所对我所辖区镇、村组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党委政府重视，切实加强了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作的领导
按照我县召的政法综治工作会议精神和要求，镇党委、政府切实履行党政领导负总责，把联动防范工作始终放在首位，研究布置工作，做到年初有计划方案，年内、年末有检查考评。年初成立了调防一体化服务中心，使农村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得到了充实。拟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实施方案》、《平安创建实施方案》、《普法依法治理实施方案》、《对刑释解教人员帮教领导小组》、《禁毒工作领导组》、《开展反警示教育活动实施方案》。我辖区的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作基础扎实，领导重视，管理到位，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工作的积极性，取得显著成效。
二、加强政法、综治基层组织建设，增强运用法律能力
各镇始终坚持从强化基层领导入手，不断增强基层组织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力度，并落到实处。一是强化队伍建设，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增强了基层组织的职能作用，对19个村的调解员进行了考查，分别作了调整充实，同时加强督促完善了村规民约等规章制度，激发了各调解组织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二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得到加强，镇政府按照四五普法的要求，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法、懂法、用法，将计划生育法，治安管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等十三个法律法规，分别发到镇机关领导干部职工、村支书、主任、各村调解组及调解小组人手一册，同时对调整充实人员进行二次培训，让他们在基层工干作中，懂法、用法、掌握法律武器，充当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带头人，对联动防范维护社会稳定尽心尽责，将本辖区的民间纠纷和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三、健全社会治安联动防范机制
针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村无专人干、村无专人管、街道没有专人抓，网络不健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了三个问题。
1、是推行平安协作组。根据农村实行一免两补政策以后存在的农民参与治安防范难组织的实际，我们在总结十户联防经验的基础上，普遍推行了平安协作组的防范模式，根据各自然村户数，按照每组户数控制在20户以内的标准，各小组推选一名中心户长，承担组织、监督小组成员治安防范出勤情况，调解组内的矛盾纠纷，大事小情的组织互助，治安信息的传递，技防设施的管理等职责。每个小组每天由1户参与全村的治安防范巡逻工作。同时，按照每个自然村设1名治安员的标准，在各自然村配备了专兼职治安员58人。具体承担平安协作组的组织管理、出勤考核和落实村防范措施的职责。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农民参加值班巡逻的周期延长了，看护范围扩大了，负担减轻了，解决了十户联防轮流频繁、难于组织的问题，提高了整体的防范效果。
2、是成立村级治保会。我们将治安防范的责任做为村干部的一项主要工作职责来落实，成立了以村干部、治安员组成的治保会，有效解决了村级组织治安防范责任不清、任务不明、措施不实、效果不好的问题。采取了村干部包村的办法，把治安防范的责任落实到人头。目前，我辖区已经重新完善了19个治保会，对不能较好履行职责4个村的治保会成员进行了调整。今年，我辖区治保组织共处理涉及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老人赡养等方面的问题180余个。
3、是组建业余巡逻队。2012年，适应警务体制改革的需要，对原有的治安巡控队伍进行了规范，重组改制为护村队。目前，我辖区各镇都组建了护村队伍，总人数达到120人。今年又在xxxx社区成立了一只20人的红袖章义务巡逻队，护村队、红袖章义务巡逻队采用社区警务责任区民警管理考核的模式，由社区队长、村长任队长，具体由民警负责监督、指导和培训。通过实践看，这支队伍不仅对村、社区的防范组织和治安员起到了监督的作用，而且能够较好地将三级联防组织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有效地提高了整体的防范效果。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一个村有平安协作组，村有治保会，乡有保安队三位一体、互为补充的群防群治网络初步形成，农村治安防范能力显著提高。
四、调研中发现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下步工作的建议
(一)存在问题
1、对基层基础工作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2、辖区内的住镇机关配合不是很到位，有待于加强。
3、上下联动上的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二)对下步工作建议
根据创建平安xxxx的总体目标要求，2012年我们在抓好常规性基础工作的同时，主要做好五件事：
1、要扩面。在巩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创建平安xxxx的工作范围，努力实现三个100%。一是要扩大创建面。不但要开展平安单位、平安社区、平安校园的创建工作，还要延伸到平安街道、平安家庭、平安村组等各个层面，创安覆盖面要达到100%。二是要扩大普及面。在有线广播开辟平安xxxx，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增强全民创安意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广泛开展送平安下乡村、进社区、入学校、入村组等活动，创安的知晓面要达到100%。三是要扩大参与面。充分调动综治成员单位和驻区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各司其职，履行创安义务，创安参与面达到100%。
2、要补短。针对以往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主要做好三项具体工作。一是在提高农村治安防范效果上下功夫。2012年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村防范队伍建设和三级联防机制的建立上。把社区警务队、乡镇护村队、农村联防员三支力量更加科学的整合在一起，建立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尽最大可能发挥好几支队伍的作用，提高防范效果。二是要加快技防措施进学校、村组、入农户的推进步伐。目前看，已经采取技防的村的发案数量和过去比明显下降，村民之间协作防范意识明显增强。
3、要治乱。对问题突出的区域或部位进行集中治理，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活动，发挥好综治成员单位作用，把行业治理和集中整治有效结合起来。同时，要行使综治工作一票否决权，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力度。
4、要除恶。组织镇司法、社区、村委会和公安等部门对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流氓、地痞、车匪、村霸等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摸底，对有迹象的重点对象实行严密监控和教育管理，防止产生新的恶势力群体。对原有的重点对象和新发的恶势力犯罪要严厉打击。
5、要抓点。注重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选择多个不同侧面，抓出一批有标准社区、村组。同时，加强对综治工作的研究和探索，全面提高平安xxxx的创建水平。
综合治理调研报告范文(二)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因利益调整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逐步增多，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如何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能力，推动林区社会稳定、治安秩序良好，为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下，本人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对我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对此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一、我局综治基层基础建设的发展现状及成效近年来，我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党委和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综治委的指导下，紧紧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断推进平安XX局建设，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中心，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综治方针，充分发挥基层单位综治领导机构、综治办事机构与林场(所)社区协管站和社区管委会相结合的优势，努力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不断推进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全局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维护全局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初步形成了专群结合、齐抓共管，集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等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管理格局。具体措施是：以创建平安XX局活动为载体，从加强组织体系、管理体系、防范体系入手，把流动人口、重点人群的服务管理和居民区防撬防盗作为工作重点，突出抓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两条主线，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二是社会治安的防范控制能力得到增强。近年来，因社会矛盾增多而导致治安问题的增多，局通过强化治安防范网络建设，大力开展群防群治活动，充分利用基层综治工作机构、社区协管站和群防群治队伍进行排查稳控，使治安形势有较大好转，群众安全感大大增强。三是大力加强校园安保和技防建设。在全国、全省综治维稳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我局对拓宽警务工作、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加强对重点人员和高危人员的管控、提高校园的安全防范能力、加强学校内部安全保卫力量、加强校园技防设施投入六项工作进行了有效的落实。对校园技防建设工作中，我局党委政法委组织有关部门并请专业人员到全局5所中小学校实地进行了研究和测算，划定了监控区域，购置了先进的技防设备，在林业局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投资近15万元，进一步完善了校园技防建设。
通过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狠抓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推动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为全局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虽然目前我局的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整体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还相应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淡薄。一方面是个别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对综治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忽视综治工作的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表现为综治责任追究制执行的不够好，影响了领导干部抓综治工作的责任意识。二是工作思路陈旧。个别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在抓综治工作上，创新精神不够，仍然沿袭过去的老办法、老套路，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创新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主观能动性不强。三是技防体系还不完善。由于受地域条件的原因，技防覆盖面还不完善，特别是林场(所)、矿区、旅游景点的监控设施还没有与公安局达到同步联网。根据新时期防范工作的要求，技防设施覆盖网络还需进一步增强。四是保障体系还不健全。虽然各基层单位都成立了综治工作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但一些基层单位因人员编制的问题，还没有配备专职的综治工作人员，大部分为兼职，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三、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应采取的对策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就必须实现工作思路上的转变，既实现由以打为主向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转变;集中整治为主向强化日常管理转变;以警为主向警民结合、以民为本转变。要从建立打、防、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管理长效机制入手，克服一切不利因素，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才能不断提高全社会整体防控能力，有效维护好社会稳定。
(一)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必须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新时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已从过去单纯解决治安问题，延伸和发展为巩固基层政权组织、排查调处社会矛盾、服务人民群众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要特别重视加强工作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责任感，牢固树立依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和领导责任制，建立起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责任的责任体系，层层抓落实，切实负起责任，避免形式主义。党委组织部门要把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绩，列为对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升降奖惩的重要依据，与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要严格执行责任查究制度，对责任不落实，严重，工作不力而导致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问题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坚决实施一票否决，并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必须深入贯彻综治工作方针，实现综治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一方面要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另一方面，要突出抓好防范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法、综治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转变重打轻防的观念，改变工作方式，在防范建设上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把防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按照《全市安全技术防范三年规划》要求，进一步在主要街区、繁华地段、交通干线、旅游景点、矿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安装适宜的技防设施并与公安局实现同步联网。要多方筹集资金，提高技防网络的覆盖面，充分发挥技防在社会管理、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等方面的作用，达到有效遏制犯罪的目的。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篇4
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点。为此，我们玉山物业公司在家委会日常工作和楼栋长座谈会的基础上进行了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调研。现将调研情况综合报告如下：一、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分析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新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观念的碰撞和更新进一步突出，职工群众对物质和精神生活也提出了更新、更高、更多元化的要求。在这样一个全新、复杂的背景形势下，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发生着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日渐突出。一方面，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体制讲究生产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流动性，促使了职工的流动性相应加大，随之出现“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趋向，人们在社区活动中的空间增大、时间增多。同时就业岗位和方式的多样化使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意识开始淡化，因而与此相对应的社区作为每个人必定的生活区域，作用也日渐突出。原来的思想政治工作一般依托单位进行，现在社区承担了更重要的作用，更主要的职能，并将以新的方式展开。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社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旧体制的转换引发的矛盾，西方价值观和不良文化的渗透对人们思想的侵蚀等都决定了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紧迫性，也决定了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使用强制或简单的方式，而要用行之有效、有说服力的工作方式，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一切群众的矛盾、困难解决在最基层。2、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和需求日显层次化。在新型分配方式的驱使下，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逐渐拉开，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和需求在原本就复杂的基础上，更呈现出层次化的特点。以我们玉山物业公司所辖小区的居民来看，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包括：困难群体（包括残疾、特困户等）；无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普通工薪和高薪阶层；在职和离退休的党员干部等。由于经济、文化层次分明，差距明显，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也不尽相同。从需求层次来看，呈“生存、享受、发展”的阶梯形构成，这种需求上的反差给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弱势群体在为生存而拼搏，比较富裕的群体在享受的同时为发展而努力。这就决定了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得从实际出发，因人而宜，更具针对性，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层次化。3、对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首先是管理局、社区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领导，不断加大物业公司和各小区党支部自身建设的力度，配齐配强领导班子，特别是针对社区工作的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发挥了社区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组织、指导和协调作用。我们玉山物业公司的二个小区党支部都建立了党员学习日制度，他们通过党员学习日，组织全体党员，逐章逐节地学完了《邓小平理论》、《xx论‘xxxx’》等专题读本，还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学习讨论活动；二是重视了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改善干部队伍结构，从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家委会干部逐步扩散到小区党员、楼栋长，为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XX年我们按上级要求对所辖的两个小区家委会进行了换届改选，并专门设立了由小区居民担任的副主任职务，使群众真正参与到了小区管理工作中来，雅苑小区家委会从组建之初就组织专人摸清了辖区内在职党员底数，并按要求划分了党支部，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网络逐步完善，在小区、家委会、楼栋长的建设、选拔中，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层层落实，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范围，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形式使思想政治工作网络覆盖于社区的方方面面。4、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日渐丰富。在各级党委的重视下，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已经越来越丰富，并且将进一步得到充实。一是中央精神、路线的宣传教育。我们在党员中注重开展对xx同志关于“xxxx”论述的宣传，注重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学习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广大职工群众的政治敏锐性，加强了大局观念，坚定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信念。二是时事教育，及时针对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加强形势观念和时事观念。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教育和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增强干部群众反对愚昧、抵御歪理邪说的能力。四是理想信念的教育，开展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的“四信”教育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三爱”教育。五是讲文明、树新风的教育，弘扬正气，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宣传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努力提高居民素质和文明程度，为创建良好的治安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和人文环境提供保证。5、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日渐多样化。目前，思想政治工作正以多样化的形式深入社区，并与文明小区的创建工作相融合，XX年，我们玉山物业公司明确提出了“四进”社区的内容，制定了实施计划并积极落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XX年我们玉山物业公司共组织大型文化活动数十次，并在小区内建立完善了文化广场、背景音乐、老年活动室，门球场，篮球场，普法、科普宣传栏，健身园等多处基础设施，这些都已成为贴近百姓生活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阵地，深受居民群众的欢迎。二、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面临复杂的新情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对新形势下的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高，而教育主体薄弱。对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人力与物力的缺乏使得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对象和需求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层化与队伍建设薄弱形成反差，目前，小区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以家委会干部和退休党员为主，面对众多的教育对象，势单力薄，人员的缺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二是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富内容与物质条件的不足形成反差，各类形式多样的活动都需要资金的支撑，而小区资金来源途径少，资金缺乏，很难由物业公司独立的组织各类活动。2、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复杂，而教育针对性弱。根据现状的分析，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有很多类，但目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泛泛而谈，缺乏针对性。笼统的宣传教育容易留于表面、留于形式，无针对性所引发的是实效性差。打工人群、无业人群、困难人群、党员干部都需要对其特殊性进行分析和研究，分别要侧重加强法制观念、转变思想再就业观念、自强自立精神、奉献精神等的思想教育。3、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丰富，而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参与面窄。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逐步丰富是新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群众和党员干部既是社区内受教育的对象，又应该承担自我教育的教育主体作用，这才能符合形势发展的需求。而目前发动起来的只是少数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且以退休党员为主，面窄人少，造成无论什么活动都只有“老面孔”参加，特别是在职党员职工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积极性、主动性差，发牢骚的多，关心公益活动的少，不愿参加志愿者活动。三、探索加强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我们不断消除思想政治工作的“空白点”；群众利益格局的变化要求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工作的新内容；人们社会活动方式的变化，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政治思想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对社区工作中起到指导性作用。1、以职工群众的思想和需求为切入点。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要把职工群众的思想和需求作为切入点，做到有的放矢。小区管理人员，特别是家委会干部要通过串百家门，及时了解不同教育对象的心理需求，掌握热点和难点问题，努力做到民有所求，我有所应。随着形势的变化、新情况的出现，掌握动态，及时应变，使思想政治工作贴近人心，不入俗套，常做常新。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了解社情～，更多地邀请居民和党员干部加入家委会的议事层，出谋划策，共商小区的管理和发展；登门拜访，走街串巷，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做到“知底、知情、知心”。2、以为民办事，排忧解难为着力点。思想政治工作要讲求虚实结合，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家委会和物业站干部要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多为群众办实事，不断满足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提高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尤其对于困难人群，应通过发动志愿者结对帮困，给予及时、有效地帮助，做到经济上解困、生活上解忧、思想上解惑、精神上解闷。3、以建设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为重点。在新的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所肩负的责任更大了，担子更重了，因而必须加强社区的队伍建设，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力保证。一方面，要提高物业管理人员和小区家委会干部的素质，增强他们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做思想工作的能力，时刻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系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通过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扩大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覆盖面，发挥小区自治的作用，实现小区内居民的自我教育，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积极投入到小区活动和小区建设中来，积极抵制不良思潮、不良风气和不良行为。4、以体制和机制为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和创建工作一样都需要体制、机制作保证，只有逐步实现制度化，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保持经常性，持久性。社区基层党组织一要建立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机制，保证资金的来源；二要建立自身和支部党员的学习制度和会议制度。更好地发挥党员作用，特别是发挥在职党员和干部职工的作用，使他们积极参与到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来，探索有效的机制做保证，如制定党员联议会制度、党员社区联系卡制度等，通过社区和单位的同创共建，通过这些制度督促在职党员发挥8小时以外的作用，使他们与社区的结合更紧密，为社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篇5
关键词基层治理依法治国法治化成都市
中图分类号：D90-05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z.2015.11.064
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ChengduGrassrootsLawGovernanceConstructionintheperspectiveofRuleofLaw
YanJunru[1]，wanGDandan[2]
（[1]SchoolofForeignLanguagesofmianyangnormalUniversity，mianyang，Sichuan621000;
[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Xihua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39）
abstractLegalizationofbuildinggrass-rootsgovernanceisadministeringthecity，thecornerstoneoftheruleoflawinChengdu，Chengdu，governmentsatalllevelsdeservesattention.However，duetovariousreasons，theeffectofgrassrootsgovernancearoundChengduConstructionLawisnotideal，fromtheruleoflawrequiresagreatdistance.inviewofthis，theChengdu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alllevelsandtheruleoflawmustbeadaptedtotheconstructionofgrassrootsgovernancerequirementsoftheruleoflaw，innovationanddevelopmentintermsofvalueorientation，contentsystem，wayway，environmentalconstruction，teambuilding，logisticsandevaluationmechanismsbuildlong-termmechanismconstructionofgrassrootsgovernancelaw，inordertopromotetheruleoflawconstructionofChengdugrassrootsgovernanceintothenormalization，standardization，scientificanddemocraticdevelopmenttrack.
Keywordsgrassrootsgovernance;RuleofLaw;legalization;ChengduCity
基层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而法治化建设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非常重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建设工作。具体到成都市基层社会来看，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其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效果不是很理想，①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不少的实际困难与障碍，影响着依法治国在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的推行。因此，研讨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建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
1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与依法治国的逻辑关联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了专题部署，提出了依法治国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这其实道出了基层治理法治化与依法治国的相关性。②
1.1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涵与构成
基层治理法治建设是一个内涵丰富和构成复杂的系统工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解读：（1）从内涵上来讲，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指依法治国在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落实与体现，是基层治理走上现代化的必然之路，是将依法治国理念贯彻融入到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的过程。（2）从构成视角来讲，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素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内容、治理主体、治理环体、治理效能等方面的法治化建设;基层治理法治建设的环节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法治政党的建设。
1.2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在关联
总的说来，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地方实践，依法治国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价值追求。具体说来，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法治化具有以下关联性：（1）依法治国是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价值诉求。基层治理法治具有诸多的价值，对构建和谐社会、民生解决、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政治保障助推作用。在这些众多的价值取向中，依法治国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与诉求，因为依法治国将引领基层治理走向法治化和现代化，最终到达基层社会的善治、共治与法治的美好状态。（2）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与地方实践。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国家治理、地方基层治理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与治理都是贯彻依法治国的重要领域。其中基层社会的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推动基层社会各项工作法治化运行、贯彻依法治国的基层实践，能够极大推动地方法治化建设。
2依法治国视角下审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环视当下，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取得很多成绩，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也存在诸多的障碍。③这些问题、障碍影响了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顺利推进，致使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法治化建设的的理念、内容体系和方式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涵式发展。
（1）法治化建设的理念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健康发展。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法治化价值取向坚持不足，没有很好将法治化理念融入到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与各个环节中去;科学性坚持不足，没有很好把握好基层社会的发展规律，导致基层治理合规律性不足;系统性坚持不足，没有很好地将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统筹兼顾好，没有很好地协调各级政府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民主化的价值取向坚持不足，导致基层民众参与法治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
（2）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视域拓展。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没有很好地将基层治理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纳入法治化建设的视域之中，尤其是没有很好将基层社会的各种民生问题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导致城中村问题根治不彻底、流动人口小区管理效果不理想、城市贫困问题依然存在;执法环节中一些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传统的协商方式处理较多，法治化方式采用不够，社会矛盾的法治化化解不足。
（3）法治化建设的方式与途径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效率。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理论上宣传教育过多，实践上行动落实不够;传统平台创新不够，网络平台开发利用不够，导致法治化建设的效果不理想。
法治化建设的环境、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和后勤保障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础条件。
（1）法治化建设的环境营造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氛围构建。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没有很好根据基础社会的特点对基层社会的现实环境、网络环境进行很好的建设，其中尤其是社区环境的建设做得很不够，导致基层社会的法治文化基因营造不够。
（2）法治化建设的队伍素质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队伍建设。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基层社会各级公职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法律素质等均有待提高。笔者调研天府新区华阳街道的一个社区，该社区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高中以下文化水平，平时的干部培训也不多，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不高，现代化的办公能力不高。这些均彰显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主体的素质与能力确实有待提升。
（3）法治化建设的评价体系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科学督导与引领。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没有很好地结合成都市基层社会法治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将成都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纳入考核评价督导视域，没有建构好一套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考核督导机制体系，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强力推行。
（4）法治化建设的后勤保障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条件准备。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在人力、物力、财力与政策制度等方面的供给不足，其中尤其是基层社区的经济支持明显不足，导致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很多活动没法开展。笔者调研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四河社区，据社区主任介绍，该社区没有自己的集体经济，社区财政收入非常缺乏，大型活动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撑，从这里可以看出整个成都市基层社区法治化建设的后勤保障确实做得不够。
3适应依法治国的要求，提升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水平
针对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障碍、问题，根据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关联，成都市基层各级政府应该拓展视野，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整合创新法治化建设的各种路径，构建好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与规范化、常态化发展的轨道。④
构建好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价值理念、内容体系和方式途径，推动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科学发展。
（1）科学构建以现代化为主的价值取向与发展理念，推动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健康运行。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价值取向的要求，坚持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将基层治理法治化纳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坚持科学化的价值取向，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遵循基层治理的规律和基层社会发展的规律;坚持系统化的价值取向，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整体推进统筹兼顾;坚持民主化的价值取向，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中来。
（2）科学设计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不断拓展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覆盖面。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内容体系的要求，将法治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立法、执法、守法、司法等整体纳入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构建视域，力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实现全覆盖。
（3）整合创新基层治理的现实平台与网络平台，不断增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方式与平台的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网络化发展;注重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网络化建设方式与现实运行整合创新，形成共赢互动的发展态势;积极发展基层民主，调动基层群众广泛参与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中来。
做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队伍、环境和评价体系、后勤保障等方面建设工作，夯实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础条件。
（1）加大基层治理队伍法治化素质的培训提升，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主体基础。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队伍的要求，从思想政治、政治学、行政伦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儒学、社区工作、经济学、法学等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全力提升基层治理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以此夯实成都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干部队伍基础。
（2）做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环境、人力、物力、财力与政策制度准备，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环境与条件的要求，注重社会环境、网络环境、行业环境的综合治理，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供给;注重制定好基层治理需要的各项制度与规则，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合理的制度供给;注重专项经费的足量投入，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供给。
（3）健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评价体系与机制，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提供强大的驱动力。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评价机制的要求，将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和各个要素纳入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考评机制视域中，以此增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驱动力。
总之，推进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长期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与协作，更需要多视角地探索与实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契机。目前重要的是，成都市基层各级政府务必要按照依法治国和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主动适应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新常态，从治理理念、价值与行动等层面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以此构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长效机制，让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服务法治成都的建设。
基金项目：2015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项目编号：2015p18）
注释
①赵秀玲.走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成都为个案分析[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②唐寿东.对基层治理法治化认识与思考[J].理论与当代，2015（8）：6-8.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篇6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社会管理；党政群共商共治；领导核心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的十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对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党的执政基础在基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心也在基层。作为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承担着重要职责任务。近年来，北京市朝阳区立足区情民意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党政群共商共治这一社会管理的有效抓手和载体，为广大基层党组织如何在社会管理中履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启示。
一、要适应新形势探索基层党组织进行社会管理的新模式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由党委和政府包办所有社会管理事务一直是我党和国家进行社会管理传统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剧烈变迁，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因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变化和满足广大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而逐步成为改革的重要领域。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方面，北京市朝阳区走在了前面。2010年底，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党工委探索开启“问政于民”工作，在社会管理模式上尝试由“政府单项决策、居民被动接受”的传统单一管理模式向“政府和居民双向互动、共同决策”的党政群共商共治模式转变。简言之，主要体现在问需、问计、问效、问责四个递进循环的工作流程上，所谓“问需”，就是通过网络、调查问卷、社区议事协商会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地区居民、社会单位对地区公共事务的意见建议，形成拟办实事意向；所谓“问计”，就是先由社区党委组织由驻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等参加的议事协商会对拟办事项进行筛选排序，再由街道工委组织社区问政议事代表、法律专业人士等召开初选协商会，确认当年所办的实事项目；所谓“问效”，就是通过年度问政协商大会，将实事工程进行公示，确定居民议事代表全程参与监督工程落实情况，并对上一年度实事工程完成情况进行评议；所谓“问责”，就是对实施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经发现，立即解决，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倒查追责。通过“问政于民”工作，麦子店街道先后为居民解决了增设社区摆渡车、老旧小区错时停车、增设社区蔬菜直通车、设置路口综合信息双语指示牌、居民楼二次供水改造等大量群众关心的实事，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和拥护。
2013年，党政群共商共治社会管理经验在全区各街道推广并生发出许多新的工作方式。调研了解，八里庄街道探索出政府搭台、居民提议、多元参与、政府兜底的社区治理模式，潘家园街道探索出“政府、社会单位、居民”三方协商的“631”模式1，朝外街道吉祥里社区探索出“分类治理小区、分层推进自治、分级解决问题”的社区治理模式，东湖街道探索出“让居民担当‘编剧和导演’，各方助力协商”的治理模式，等等。朝阳区通过党政群共商共治，解决了大量广大居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热情参与，巩固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核心地位，促进了党组织、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共识与互信，在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中密切了党群关系。
朝阳区的创新做法启示我们，虽然密切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是我们党的基层党组织的优良传统，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以及对党中央和基层党组织的期待也是不尽相同的，基层党组织作为党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发挥好团结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职责，必须紧跟社会形势发展变化，因情施策，紧贴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及时转变工作理念，对接群众需求，改进工作方式方法，真正将实事和办事方式办到群众的心坎里，这样才能真正成为群众心目中的主心骨和领导核心。
二、要积极推动基层党组织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制度化
从十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意味着我党在社会管理领域进入了深层次制度变革的发展阶段，全国各地基层党组织的大量新的社会管理的实践成果都将为已经到来的社会管理制度的变革提供新鲜经验。从朝阳区的情况看，朝阳区委并不是简单推广麦子店街道的实践经验，而是将党政群共商共治这一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进行了总结归纳，并上升到制度化层面。2013年，朝阳区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开展党政群共商共治工程的方案》和《街道系统党政群共商共治工程操作手册》，2014年5月，区委区政府联合颁发《关于统筹推进党政群共商共治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以制度规范的形式明确了党政群共商共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工作内容、职责划分、工作程序等内容，要求各街乡、社区（村）设立本级党政群共商共治工作议事协商平台，注重发挥相关党组织、居（村）民自治组织、社会单位、社会组织、居（村）民代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引导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共商共治，为党政群共商共治长期发挥积极有效作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通过上述一系列制度设计安排，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社区（村）以及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居（村）民群众之间互相合作与协商的共商共治机制，畅通了政府与百姓之间沟通对话的渠道，搭建了政府百姓共商共治的平台。在这一机制之下，以民主、公开、透明的方式容纳了多元利益诉求、整合了多元社会力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党代表、居民常务代表、社会单位代表等均参加到了议事协商会议、街道问政座谈会当中，对社区民政建设资金的立项以及街道实事进行表决、监督，确保了社会各方参与基层社会建设的热情。更重要的是，通过社区议事代表中党员占有过半数比例的规定、党代表任期制、党代表联系党员制度、党代表接待社区居民制度、党员向党组织反映问题制度以及议题首先在党组织内部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共识等一系列措施，确保了党政群共商共治始终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共商共治，始终在基层党组织的主导牵引下开展各项工作。
朝阳区的实践启示我们，制度创新带有根本性、持久性。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要及时总结先行先试的成功做法并上升为理性化的经验归纳概括，以制度化和理论化的成果指导更广泛的实践，不断提高我党的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三、要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管理能力建设
十报告指出，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既充分表明了基层党组织在我党治国理政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也为基层的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如何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朝阳区结合基层党组织在服务群众、环境整治、城市管理、社区服务、维护稳定等方面承担越来越繁重任务的实际，坚决落实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要求，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契机，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持续深入推进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召开全区街乡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等形式，总结推广经验、查找问题不足、找准改进思路；建立了基层组织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职责保障制度，不断加大对基层基础保障的投入力度，在化解矛盾、规避风险、分担压力等方面加强了对基层的工作指导和支持帮助；积极适应朝阳区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大力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为辖区各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力、物力和组织保障。辖区各基层党组织组建服务队伍，搭建服务平台，完善服务机制为重点，以改革精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着力探索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实效，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为推动地区科学发展、民生幸福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例如，安贞街道在党建工作中探索创新了“爱心党员储蓄”党建品牌，大力推进“一支部一品牌，一社区一名牌”，将“爱心党员储蓄”党建品牌活动覆盖全地区的各个社区和支部，在地区建设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广大居民拥护，被评为市级创先争优基层党建创新项目。东风地区工委从拓宽党组织、党员服务群众功能入手，深化党员设岗定责，探索形成了“六心系民生”党员志愿服务模式，在亲民、富民、惠民、助民和安民取得了良好成效，群众对党员服务基层满意度不断上升。管庄地区工委坚持需求牵引、多方联动、整合资源、注重实效，积极构建多元化的服务体系，探索了“百时星”、“便民服务队”、“网格化”等党员服务模式，建立了“三联系”服务机制，党员服务群众的先锋模范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党群关系不断密切。
朝阳区各基层党组织在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上的多样化创新实践启示我们，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加强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通过不断提高服务群众的本领和效益进而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确保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根本前提。因此，必须以服务群众为主题、服务能力为关键、群众满意为标准，着力加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打造一支群众观念强、群众感情深、群众信得过的党员干部队伍，切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和拥护。
作者简介
朱雯，女，1963年7月出生，上海市人，现为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党校副书记、政工师。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篇7
关键词信息化；农村社区；协同治理；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7-0031-08
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发生着变化与调整，原有的村庄组织化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合现代开放和流动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基层治理的转型不可避免。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指示。截至到2009年，我国超过11%的村庄开展了农村社区的建设工作，涉及的农村居民过亿，农村社区建设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农村基层自治机制”的指示。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农村社区迅速发展，新的治理主体不断涌现，基层农村的治理从传统的“乡政村治”向新型的“多元共治”的方式过渡，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农村社区形成地方基层政府和社会自治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是一种必然。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掀起了一股社会信息化建设的浪潮，社会和企业信息化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国家信息化工作进程迅速。并且，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社会管理和政府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手段支撑，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信息化能否对我国社会基层的农村社区治理工作产生影响，信息化是否可以成为改善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因此，本文从信息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问题，探究社区信息化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作用关系。
二、相关研究进展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农村社区”和“协同治理”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只能找到4篇切合主题的相关研究论文，并且目前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分析为主，这说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是一个较新的学术研究主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国内学者李增元（2013）对协同治理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指出多元参与、协同合作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能够化解社会基层矛盾、维护社会个体权益、提升政府公信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1]。董进才（2014）研究了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问题，指出农村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结构的主体应该包括党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居委会）、监督委员会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农村社区协同治理通过协调统一、民主参与、资源配置、多元投资和监督约束5种机制实现，具体体现在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民众参与4个实施路径上。并且从地缘组织和业缘组织协同的角度分析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机构的形成问题，指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的农村社会管理决策机制、具有组织力量保证的监督机制和多方积极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激励机制[2]。而在信息化与社区治理关系的研究方面，顾昱（2010）研究认为应该把孤立的政务系统联接起来，以整合农村社区分散政务数据信息资源，从而提高农村社区管理和业务的协同，实现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3]。徐峰，程永强和郭婷（2012）对于社区信息化与社区“社会网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社区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能够改善邻里关系，提供便利的社区服务，协同社区日常工作，从而实现社区的和谐建设与发展[4]。黄家亮（2014）对于信息化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研究，指出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带来机遇，并以杭州上城社区信息化模式为例分析认为，社区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能够实现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复合治理模式实现[5]。由此可见，从理论分析来看，社区信息化能够对社区治理的改善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信息化与社区治理的关系仍然缺乏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的验证，尤其是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形成的协同治理模式，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作用机理还尚不清晰。因此，本文依据问卷调查的数据，基于协同理论研究社区信息化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作用关系，从而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地完善和治理绩效地提升提供理论参考和对策建议。
三、农村社区治理系统协同度的测度研究
在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式中，基层政府及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而农村社区的自治组织包括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和农民合作组织等都是农村社区治理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当然居委会又是自治组织中的治理核心。并且两种治理主体之间只有实现良好的协同关系才能够提升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改善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基于系统理论中的协同理论，从治理主体的差异来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其实是一个复合系统，这个复合系统由政府组织的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的治理系统两个子系统组成，而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程度决定了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两个子系统的协同程度越高，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会越高。利用协同理论中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可以测量农村社区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协同程度。目前，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在经济、管理和环境等领域都有所应用，用于测量经济系统、管理系统和环境系统中子系统的协同程度（刘志迎等，2012；石丹等，2015；范厚明等，2015；任耀等，2015）[6-8]。系统协同测量的基础是其子系统的有序程度，首先利用系统有序度模型测量两个子系统的有序程度。设两个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分别用G和S表示，两个子系统发展的中序参量变量用fi=（fi1，fi2，…，fin）表示，其中，n≥1，βij≤fij≤αij，j∈[1，n]，αij、βij分别为第i子系统和第j序参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系统序参量分量fij的系统有序度表达式为：
ui（fij）=■，j∈[1，m1]■，j∈[m1，n]（1）
式（1）中，ui（fij）∈[0，1]，其值越大表明序参量fij对系统有序的影响越大。
利用式（2）求得序参量fj对子系统G或S的总影响ui（fi）。式（2）中，ui（fij）∈[0，1]，ui（fi）的数值越大，说明子系统有序度就越高。反之，系统的有序度越低。
ui（fi）=■wjui（fij），其中wj为权数，wj∈[0，1]且■wj=1（2）
由式（1）和式（2）可知，系统有序度测量的基础是描述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两个子系统序参量指标数据的获得，在对已有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参考秦位强等（2008）、侯麟科等（2009）和王荣庆（2012）对农村基层治理中基层政府职能和定位的研究结论[9-11]，本文建立了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体系，主要从指导作用、决策作用、协调作用和服务作用4个方面描述基层政府组织治理系统，这4个一级指标代表控制政府组织治理系统的序参量，在这4个一级指标下面，又各包括两个二级指标项，这些二级指标项主要是阐述一级指标的问题项，具体的问题内容如表1所示。
同时，参考李晓燕等（2014）和乐章等（2015）对农村基层治理中自治组织职能和作用的相关研究结论[12]，建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体系，本文从经济职能、生活职能、服务职能和监督职能4个方面去描述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治理系统，即这4个一级指标是控制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自治组织治理子系统的序参量，在这4个一级指标下面，又包括两个二级指标项，这些二级指标项主要是阐述一级指标的问题项，具体的问题内容如表2所示。
基于表1和表2的两个农村社区协同治理子系统的测量指标体系形成调查问卷，并利用调查问卷对山东省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泰安、临沂、淄博、济宁、莱芜、德州和聊城12个地市区域内的40个农村社区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两次调查时间间隔为1年，每次调查针对同一农村社区的相同调研对象发放问卷，每个农村社区发放问卷10份，两次共发放问卷800份，即每次发放400份。第一次收回问卷378份，其中有效问卷352份，第二次收回问卷383份，其中有效问卷361份。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质量，对于有效问卷数量低于5份的农村社区进行了剔除，剩余的有效社区样本数为36个，有效样本的分布状况如表3所示。
对于两个子系统测量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即问题项，根据农村公共管理专家意见，其权重各占50%，即每1个一级指标项的得分为二级指标得分的平均值。由此可以得到农村社区治理的8个一级指标即（G1，G2，G3，G4）和（S1，S2，S3，S4）的数据。将这8个一级指标的数据分别代入式（1），式（1）中的m1=3，即1与5的平均数，由此可以求得36个样本农村社区两次调查中8个序参量指标分别对其所属子系统（G或S）的影响。第一次调查数据中8个一级指标（G1，G2，G3，G4）和（S1，S2，S3，S4）的影响值包括数据集a1=[u1（G11），u1（G12），u1（G13）…u1（Gij）]和a2=[u1（S11），u1（S12），u1（S13）…u1（Sij）]，i=1…4，j=1…36。第二次调查数据中8个一级指标的影响值包括数据集a3=[u2（G11），u2（G12），u2（G13）…u2（Gij）]和a4=[u2（S11），u2（S12），u2（S13）…u2（Sij）]，i=1…4，j=1…36，。由于数据量较大且为中间变量数据，因此，具体的数值不在文中再详细列出。而对于式（2）中的一级指标权重即序参量权重wj，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即aHp的方法，在相关农村公共管理专家打分的基础上产生，形成两个4×4的判断矩阵，如图1所示。
根据判断矩阵利用aHp的方法，可以得到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权重w1为（0.3000.3000.1900.210），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权重w2为（0.3000.2200.2200.260）。在此基础上，将a1，a2，a3，a4的数据代入式（2）可以得到第一次调查中36个样本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两个子系统的有序度数据a5=[u1（G1），u1（G1），u1（G3）…u1（G36）]和a6=[u1（S1），u1（S2），u1（S3）…u1（S36）]以及第二次调查中36个样本农村社区系统治理两个子系统的有序度数据a7=[u2（G1），u2（G2），u2（G3）…u2（G36）]和a8=[u2（S1），u2（S2），u2（S3）…u2（S36）]，将a5，a6，a7，a8的数据代入到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中，模型如式（3）所示，能够计算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系统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数值C=[c1，c2，c3…c36]。
c=δ■
其中，δ=1，■[u1（fi）-u2（fi）]>0-1，■[u1（fi）-u2（fi）]
fi=Gi，Si（3）
基于式（3）测算出36个样本农村社区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协同程度，即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系统的协同度。系统协同度反映了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状况。36个样本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系统协同度如表4所示。
由表4的数值及其数据统计特征可以看出，样本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协同度数值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情况如图2所示，最小的治理协同度数值不足0.1（0.0852），最高的治理协同度数值接近0.5（0.4596），两者的数值相差4倍以上，并且数据的偏度数值较高，这说明我国农村社区的治理状况处于一种较为不平衡的情况，而系统协同度的均值只有0.2080，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整体水平不高，这说明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体系和模式还有待完善。在求出样本农村社区治理系统协同度数值的基础上，下一步需要对治理系统协同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四、社区信息化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研究
黄家亮（2014）和宋煜（2014）的研究认为信息化能够为社区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并且推动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5，13]，而李曼（2009）的研究指出社区信息化能够有效地提升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改善农村社区的治理[14]。那么社区的信息化能否有效影响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状况？如何产生影响？在对样本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状况进行测评的基础上，接下来需要对样本农村社区的信息化水平进行有效评价。本文参考邹凯等（2008）和武建军等（2010）在社区信息化评价方面的研究以及刘世洪等（2008）和杨诚等（2009）对于我国农村信息化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15-18]，同时，结合考虑日本学者小松琦清介提出的信息化指数模型和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套农村社区信息化水平的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主要分为4个一级指标，包括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社区信息化环境建设，社区信息化业务应用和社区信息化服务推进4个方面。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主要评价社区居民和居委会的信息化设备的配备情况；信息化环境建设主要评价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硬件条件：信息化业务应用主要评价社区信息系统建设和业务应用情况；社区信息化服务推进主要评价社区信息化推进的服务支持状况。而这4个一级指标又分别包含若干子指标（问题）来描述，农村社区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表5所示。
利用表5的农村社区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信息化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收集，由于农村社区信息化问卷中一级指标下的问题项均大于2个，比协同治理问卷要复杂一些，因此，要对社区信息化调查问卷的质量进行评估。为了保证问卷设计的一致性和可靠性，首先对6个样本农村社区的居民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发放了60份问卷，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57份，依据收集的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问题项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二级指标项通过了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且所有的二级指标在其公因子上的载荷超过了0.5，这说明问卷的设计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可以用于相应的调查研究。然后进行农村社区信息化调查问卷较大规模的发放，信息化问卷是与协同治理问卷调查一起，针对相同的农村社区进行发放的，两次问卷的发放仍然是相同的调查对象。两次调查收回的有效问卷超过5份的农村社区数量为39家，包含了协同治理调查中36家有效的样本农村社区。对于调查的二级指标即问题项的得分仍然采用平均值进行处理，而一级指标的数值通过二级指标的加权求和得到。对于一级指标的子指标权重（w3，w4，w5，w6），同样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在农村信息化专家打分的基础上，分别建立4个判断矩阵，从而得到4个一级指标的二级子指标的权重，4个判断矩阵如图3所示。
根据图3的农村社区信息化4个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的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为w3（0.2000.2800.1500.370），w4（0.2740.3990.1940.133），w5（0.2140.2140.2140.2140.144），w6（0.1530.2260.3150.1530.153），基于4个权重通过加权求和可以得到4个农村社区信息化一级指标的数值，为了消除异方差带来的影响，在本文的研究中对4个农村社区信息化一级指标数值进行了取自然对数（ln）的处理，处理后的数据特征如表6所示。
根据信息化基础设施（lni1）、信息化环境建设（lni2）、信息化业务应用（lni3）和信息化服务支持（lni4）的数据，本文利用回归分析研究农村社区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作用，由于农村社区的治理系统协同度数值均是0～1的数值，因此，需要利用截尾回归模型即tobit回归模型进行农村社区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作用研究，模型如式（4）所示。
C1j=α+βlniij+uij（4）
其中，C1j代表样本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度，iij是农村社区信息化的4个一级指标，uij是随机误差项，其中i=1…4，j=1…36。β是农村社区信息化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作用系数，α是截距常数项。将农村社区协同治理度的数值C1i和4个农村社区信息化一级指标（lni1，lni2，lni3，lni4）的数据分别带入式（4），利用eviews6.0软件得到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表7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信息化基础设施（lni1）和信息化环境建设（lni2）两个信息化指标对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信息化业务应用（lni3）和信息化服务支持（lni4）两个信息化指标对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目前农村社区居民和治理组织的信息化设备配置没有明显地推动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而农村社区信息化环境的建设和完善也没有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程度产生明显的提升作用。这说明从社区信息化的角度来看，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环境建设并不是提高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程度的关键因素，对于信息化设备的合理应用和对信息化应用服务支持、引导和激励才是更为重要的。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社区居民和治理组织的信息化设备越来越完善，并且信息化环境也在迅速改善，但是，信息化的工具和手段没有能够较好地用于改善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么就有可能出现类似于“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theproductivityparadoxofinformationtechnology，Brynjolfsson&Hitt，1993）的情况[19]，即信息化的投入没有能够产生相应的绩效改善作用。因此，基于信息化手段改善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重点应该是信息化工具应用的引导和支持。因为在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经常会存在一种“组织抵触惯性”（organizationDefensiveRoutines）的现象（argyris，1990）[20]，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村居民本身的生活环境、经济条件和学历背景等方面，其对于信息技术工具应用本身就难以掌握，而且农村地区的管理部门和治理组织内部又缺乏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使得先进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存在很大障碍。而且社区信息化的推进要求改变社区服务部门和治理组织的日常工作习惯，从而造成工作人员对信息化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必须从技能培训、业务支持、人才引进、政策激励和服务创新等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农村社区信息化的正向影响作用，进而改善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根据36个样本农村社区的调查数据，针对农村社区信息与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研究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根据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出的样本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数值，可以看出，目前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方面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状况，部分农村社区的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没有能够形成良好的协调机制，共同提高农村社区治理绩效和居民生活满意度，这说明农村社区的发展具有不平衡和差异性的特征，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完善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模式。
第二，社区信息化是有效提高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重要途径，但是，产生关键作用的不是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配置和信息化环境建设，而是信息化工具的业务应用和服务支持。这表明，目前对于农村社区的信息化推进并不是简单地进行信息化硬件投资的问题，需要转变发展思路，在持续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的信息化工具的合理应用和良好掌握。社区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互补机制和互动机制。首先，在互补机制方面，由于在地方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尤其是对基层组织的管理经常会出现管理职能缺失的状况，而农村社区的信息化能够加强基层政府和社区治理组织的联接，从而使得双方发现对方的职能缺失部分，进而优化双方的资源配置，实现管理职能和治理能力的互补，从而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其次，互动机制方面，农村社区的信息化能够实现政府基层组织和自治组织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从而形成新形式的“政府―社会”关系。信息化是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互动的纽带，能够使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的互动更加频繁、紧密和便捷，两者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变得更加容易，并且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方式上的创新能够较好地相互借鉴和学习。同时，信息化为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实现了管理数据的交互，从而为社区治理的总体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而基层政府对于农村社区公共管理信息平台的搭建，更能够起到联接中介的重要作用，实现所属区域内农村社区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因此，通过社区信息化业务应用和信息化服务支持能够有效推动资源配置合理、治理职能互补和多元主体互动的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的形成。
第三，农村社区信息化的治理绩效提升作用的关键是信息化在业务上应用和对信息化的服务支持。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去提升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社区业务上的应用和加强对农村社区信息化的服务支持和推进。首先，必须加强农村社区信息化工具的使用技能培训。包括对社区治理组织的工作人员的计算机和软件系统应用技能的培训以及对农村社区居民的信息化基础工具使用的义务性指导。其次，提升基层政府和社区治理组织人员中信息技术工作专业人员的比例。加大相关专业人员的引进，一方面能够使信息化设施得到高效的应用，另一方面为信息化设施的日常维护和服务支持提供人员保障。再次，农村社区信息化的推进需要政府的政策激励与支持。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其对农村社区信息化推进的积极性可能不是很高，这是由于一方面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很难在短期的地方政绩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信息化的发展实际上增加了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对基层政府的监督能力，使得基层政府感到更受束缚。因此，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建立一套针对农村社区的多层次信息化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全面的信息化绩效考核，能够有效地避免单一地注重信息化硬件投资的信息化建设措施，同时，能够提升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绩效改善作用。并且，将农村社区的信息化绩效纳入到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去。最后，应该积极推进农村社区信息化的创新型应用。新的社区信息化应用方式，包括社区服务信息平台、社区论坛网站建设和社区微信群的建立等都能够加强社区内外主体的网络联接，推动新型协同治理模式的发展，从而大大改善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和居民生活水平。
第四，由于时间上和资源上的限制，本文研究的调查样本对象数量有限，并且对于样本农村社区的跟踪时间较短，主要是针对一年内的截面数据的研究，因此无法得到更深层次的研究结论。在今后的深入研究中，在增加调查样本数量的同时，通过持续关注农村社区的治理状况变化进一步分析社区信息化对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深层次影响机制，进而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得到更具有现实价值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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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层治理成效篇8
一、社区治理的困境与选择
加强社会管理和提高公共服务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其根本目标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区民主治理实现城乡管理体制的http://一体化，最终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社区作为公民社会活动的共同体，既是居民实现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末端领域，其在我国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因此，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推进，社区必将成为我国基层治理中维护社会和谐安定、保障民生公平权利、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承接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石。
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割裂,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导致了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长期滞后，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居民享有起点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迟缓、消费增长乏力、“两栖人口”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等一系列发展难题；对于城市社区而言，基层治理的内容虽与农村社区存在细微差异，但是面对相同的宏观背景和社会挑战，城乡社区在运行机制、治理目标等诸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因此，城乡间要素流动加剧所带来的城市流动人口监管和综合治理混乱，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涉及的农村土地流转、房屋拆迁以及社会保障等基层改革的尖锐矛盾，都亟待我国在社区层面构建出有效表达民众利益诉求、民主处理公共事务的新型治理机制。
成都市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第一大省的省会城市，为应对城市化过程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自2003年以来坚持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以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改革为取向，以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作为“四大基础工程”重要内容，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推动了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进程。在基层治理方面，成都市注重社区变革的时序性，从基础资源相对薄弱的农村入手，加大基本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供给，创新村级民主治理机制，使得农村社区能够获得与城市社区相同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构建了调节居民内部纠纷、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公共事务民主决策平台，解决了许多原来由政府无法妥善解决的基层改革尖锐问题，有效弥补了政府和社会在社会运转中的空白和失灵，对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社区治理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
二、成都村级治理机制的发展轨迹
（一）基本历程
2008年底，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的建议》和《关于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指导意见》文件，按照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理顺农村社区组织职能关系、推进基层民主自治的思路，在全市农村初步构建了党组织领导、村民（代表）会议和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框架。
2010年初，成都市相继出台了《成都市村民议事会组织规则（试行）》、《成都市村民议事会议事导则（试行）》、《成都市村民委员会工作导则（试行）》以及《加强和完善村民党组织对村民议事会领导的试行办法》四项新型村级治理机制配套制度，保证村民议事会规范化运行，促进村委会转变工作职能。2010年9月，政府出台了《关于村级事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补充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级治理的监督职能，初步形成系统性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2011年6月，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城乡社区治理机制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以扩大基层民主自治为目标，以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重点，继续深化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和加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功能，健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努力构建党组织领导、村(居)民(代表)会议或议事会决策、村(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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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城乡社区民主治理机制。
（二）具体措施
成都市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思路，创新在于通过成立村民议事会作为常设议事决策机构，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和监督权；目的在于实现社区治理的“三分离两完善一加强”，即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相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组织的领导。
1、以加大财政投入保障治理机制运行
建立村级公共服务的经费保障机制是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运转的基础与保证。2008年起，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向全市范围内的建制村和涉农社区提供不低于20万元（2011年专项资金最低标准已调整为25万元以上）的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资金。为照顾相对落后地区，成都市确立了不同的市、县财政配额。中心城区由区财政全额安排，近郊区（县）财政按市与区（县）5:5的比例安排，远郊县（市）财政按市与县（市）7:3的比例安排，各级政府对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投入的增长幅度必须高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为确保资金对农村倾斜，成都市进一步规定各级政府应以2008年为基数，将每年新增的政府性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村级设施建设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可以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向城投公司融资7倍杠杆率的专项资金。2009年，成都市、县两级财政共预算村级专项资金7.1亿元，投向近远郊区县的有6.7亿元，其中市财政下拨4.2亿元。确定的专项资金项目超过13000项，平均每个村（涉农社区）经费达到25万元。截止2010年7月，已核准融资的村（社区）88个，共融资金额1.2亿元。
2、以推行村民议事会构建民主决策机制
村民议事会的建立起初是应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尔后与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紧密关联，形成了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村民议事会作为村级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受村民（代表）会议委托，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实现村级自治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有序协调。自2008年成都市、区（县）两级财政为村（社区）提供每年不少于20万元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后，这一专项经费“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完全由村民及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政府的决策仅限于制度安排、财政保障和项目规范，充分赋予村民议事会决策、管理和监督公共服务项目的权力，形成了上下联动的民主决策机制。在实践中，民主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步骤：一是民主议定项目，通过走访摸底、问卷调查、投票计分等方法，由村民集体决定项目内容和实施次序，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二是民主监督项目，村民议事会或监事会，定期对项目的实施和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三是民主评议项目，完成项目都要经过“三评”：一评是否达到合同要求，二评村民http://是否满意，三评如何改进提高。
3、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社区组织关系
成都市通过理顺村党委和村委会的重叠关系，一方面促进村党组织领导方式转变，使其由原来的决策、执行功能转变为领导和监督社区组织发展，将精力放在把握国家政策方针、维系群众关系、加强社区监管和自身发展建设，提高了村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机制，“倒逼”村委会职能转变，使其在承接上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的同时，成为对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议事会负责、执行村民（村民代表）和村民议事会的决定的行动机构。在理顺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方面，考虑到村委会不仅是村级事务的管理机制，还是集体经济法人代表的双重角色，成都市积极推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与村民自治职能分离，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保证其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经营管理活动。转贴于http://
4、以多元供给渠道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
社区多元治理的结构在于政府和社会基于各自的权利、利益和责任，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之上，共同构建稳定的选择关系。在具体实践中，成都市克服原有依托村两委负责公共产品供给的难题，根据“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思路，将现阶段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划分成7大类59小类，按照公共服务的性质分为政府为主、村自治组织为主、市场为主的供给主体，以“公共性服务政府承担、福利性服务社会承担适度补贴、经营性服务探索市场化供给”为原则，采用政府提供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由政府部门制定计划并负责实施；采用村级自治组织提供的服务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由村（居）民大会或代表大会或村民议事会自主决定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村（居）民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采用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运用政策引导、资金扶持、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政府负责规制与监管,从而实现社区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
三、成都社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社区民主治理机制有利于缓解多方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上下互动”的治理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益探索。成都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优于完全“自上而下”的传统体制，使改革过程中每一个措施具体落实到空间时能够充分体现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从而得到群众的支持，最大程度发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赢得发展的高效率；另一方面，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又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这是党和政府“自上而下”正确把握改革方向和改革内容架构、保证国家科学发展前提下的民主。当党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时，群众“自下而上”能够自觉地加以执行，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改革中防止利益被剥夺，赢得效益最大化。
第二，村民议事会有利于发挥自治组织功能，形成民主决策平台。发挥社区自治组织作用一直是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突破口，使其成为村民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改变了原有村级自治组织的弱势地位。村民议事会在实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化解了基层群众的内部纠纷，解决原来由政府出面做不好、做不了的“家务事”。成都的经验表明村民议事会作为代表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村级自治组织，完全可以成为社区居民调节内部矛盾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民主决策平台，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
第三，专项公共资金有利于明确社区治理目标，增强基层治理效果。成都市在推动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引导社区民众广泛参与区域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建设，明确了公民参与社http://区治理的目标和任务。社区居民获得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内容，真正乐于参加民主决策事务。从治理效果来看，这20多万元的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经费，对于短期改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增进居民生活物质水平的效果看似并不明显，但是这笔完全由村民自主决定怎么花、怎么用的经费，让社区居民享有起点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提高了其作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也为政府治理改革赢取了宝贵的民众信任基础。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引导治理结构改善，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基层民主治理改革的内涵在于将不同质的公共职能分别赋予相应性质的组织加以承担，理顺村级组织间的利益关系。政府虽然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这种既“掌舵”又“划桨”的做法，不仅承担了极高的社会转贴于http://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篇9
【关键词】“4+1”工作法三站式直通车社区自治民主化管理
一、城市社区自治与民主化管理
什么是城市社区自治？有学者指出：“所谓城市社区自治，是指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习惯于通过民主协商来合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并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1]，他们所提出的多方合作共治的社区自治概念比较能反映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基层政府的实践中，上海市五里桥社区也提出，民主化管理，就是在充分了解民情民意的基础上，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以民主协商、多方联动的方式，调动和发挥社区各方积极性，共同回应群众诉求，化解社区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衡量一个社区自治程度的高低和好坏，主要的标准就是这个社区居民和组织广泛参加社区建设的程度，也就是民主化管理的程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经济社会发展等外在条件，也需要公民有效行使民利的内在条件[2]。通过社区自治的民主化管理，使公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中培育公共意识、参与意识和合作精神，为社区自治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城市社区实行民主化管理已成为当下中国的实践创新社会管理的趋势，但如何在城市基层构建良好的社区自治运行体制，在实践中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具体而言，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如何在当前中国城市建设逐步实现社区自治，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如何让城市基层社会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成为实现基层民主的重要方式？民主并不只是理念，而是需要在实践中真正将民主通过管理来运作起来，才能使民主更具有具体的意义，使得民主建设更加成熟和健康。社区自治的实践将扩大民主自治精神，使民主思想和理念成为全体市民普遍遵守的运行规则[3]。只有将民主管理具体化、操作化才能真正建立为民服务的制度，才能使城市基层组织通过民主管理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才能使居民感受到民主带来的好处，才能形成一个高效的民主管理制度。
基层社区自治的开展是和中国基层民主治理的发展相契合的。按照民主化管理的理念，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居民有效参加，这是社区基层民主的生命所在，因此在贯彻社区自治民主化管理时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将居民的民主参与和自主管理作为核心，民主和自主管理的实现是完善社区自治民主化管理的手段，而实现社区居民利益又是基层社区民主自主开展的最终目标，无论是哪一个团体都不能够损害这一基本理念。
二、社区自治民主化管理的内容与方法
目前中国的城市社区自治民主化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立法和各地推进社区自治的实际进程来看，社区自治的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第一，人事选免自治；第二，财产财务自治；第三，社区教育自治；第四，社区服务自治；第五，社区管理自治；第六，社区居民委员会通过自治的办法和形式，协助政府管理社会事务。这些都体现了城市社区自治民主化管理的宗旨。而我国的基层民主，无论是村民自治还是居民自治，都包含四大民主[2]：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其中民主管理是四大民主之一。推行基层民主自治，不仅有利于发展民主，而且表示着整个治理模式的转换。下面结合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街道）的实践分别阐述。
（一）民主化管理的内容
具体而言，城市社区的民主化管理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社区事务公开
每个居民都享有获得自己利益相关信息的权利，有了具体的知情权，居民才有可能参与民主的监督和评议，因此社区事务公开是实现民主化管理的首要环节。在合理的期限内，每一位居民都必须有平等的机会了解有关的政策以及政策所带来的后果，特别是在涉及到居民个人自身利益的时候尤其如此，这样的透明化才能在资金和财务方面进行真正意义上实质的监督和管理。在实践中，上海市五里桥社区（街道）通过在居民区层面的所谓“三会”机制达到社区事务公开的目标，所谓的三会即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其中的听证会和协调会就比较有效地达到了社区事务公开的效果。听证会是涉及社区实施的项目或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居委会在做决策前，由居委会组织部分社区成员代表召开会议，广泛讨论，并提出具体意见的会议制度。由居委会组织成立听证小组，居委会主任担任组长；在收到政府有关部门书面听证通知的7日内，决定召开听证会；在安排听证会之前，必须要对听证事项的群众意见进行广泛的搜集；在程序上，听证会也必须合法合理；听证结束后的7日内，再将听证会的表决结果公示。这样公开公示的方式也将矛盾解决在前端。协调会是对涉及社区成员间的公益性、社会性事务以及一般矛盾、利益冲突，进行协商解决的会议制度。在召开协调会前的7日内，列出需要协商的事宜，准备好必要的材料；由当事人在现场陈述事实和理由，工作人员当庭记录并归纳好矛盾和冲突的关键焦点；各方协调一致后可制作协调文书由当事人和协调会的人员签字盖章，产生一定的约束效力；若不能协调一致的，协调会在事后也尽力化解矛盾。
2.社区责任感
社区责任感不仅仅只是社区街道党员干部及社区工作者自身对社区的强烈责任心，更是要注意到培养社区广大居民对社区工作的高度责任意识和参与社区自治活动的热衷程度。首先，党员干部应该认同民主化管理的积极意义，为每一位有心参与的居民提供这样的条件和环境；其次，每一位居民都尽可能地参与到社区的活动，积极响应社区的号召，不要让这些只是流于形式，应当对社区工作和事务提出有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党员干部能够更好地发挥带头作用，也将社区自治的规制更加完善。
3.居民监督评议
社区自治本就包括了居民的监督管理权，虽然理论上来说，民主监督机制是管理者的工作，是上级监督下级是否正确处理好国家、社区、居民的三者利益关系，有没有真正落实民主化管理的方针政策，但对于不断进行历史更新的现代城市的社区自治来说，居民参与监督评议行使监督权是一种下级对于上级的新型有效评价，其实更能体现居民的参与和自治。因为只有来自群众居民的声音才能更好地反映整个社区自治的方向。上海五里桥社区（街道）居民区层面的“三会”之一的评议会，就很好地保障了居民的监督管理权。他们将评议会作为居委会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对被评议的机构、事件、对象的工作进行考核考评的会议制度。被评议的对象是公安、工商、税务、环卫、市容监察、房管、卫生等区职能部门派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物业公司、社工工作站等居民区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年底召开评议会前的15日内，会议小组会要求被评议对象提交工作总结；以全年工作计划为考据，形成书面调查报告，综合评议工作绩效和存在问题，形成书面的评定意见；会议后的7日内，将书面评定意见对被评议对象和上级进行一个反馈处理。目前来看，卓有成效。
（二）民主化管理的方法
从实践中看，以下的社区自治的民主化管理方法被证明较为有效的：
1.明确社区管理职责，加强分工
分清职责、统筹合作，有利于调动各部门工作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样同时也会感染到居民自身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分工合作、职责划分有利于居民更好地行使自己的监督管理权，可以更快地向上级反映诉求和建议也有利于上级更快地启动程序处理这些建议，这样也有效地推动了民主化管理的进程。
在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街道），提出“五会”配“五制”的方法来达到明确社区管理职责、加强分工的目的。他们在实践中，以“现场办公会”配套“领导包干制”，“社区事务综合调处会”配套“诉求转接制”，“服务群众和谐议事会”配套“社情民意月报制”，“民生实事提议会”配套“民生实事项目征询契约制”，“矛盾排查分析会”配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上述方法有效地达到了分清职责、加强分工的目的。在居民区层面无法解决的，由街道统筹办理，选择协调相关部门、召开现场办公会、通过综合调处会整合资源参与解决或纳入下阶段实事工程立项解决。
2.建立有效信息反馈机制，提高工作效率
只有建立起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互动机制，才能保证信息收集和反馈渠道的畅通，以及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1]。要更好的实现民主化管理，克服针对性不强的状况，必须建立有效的社区自治的信息反馈机制，必须以居民能够充分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和相关公共服务的决策为前提，这种参与不仅仅让居民表达了意见和建议，更重要的是这些建议可以影响到社区自治整个体系的规划、实施和结果。
在实践中，上海市五里桥社区（街道）在最基层的责任区层面实行“短、平、快”工作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反馈机制实践。他们认为在责任区可以解决的，依托组团力量，开展自住互助服务或利用团队资源，将能够解决的问题在责任区以“短、平、快”的手段加以解决。所谓“短”，即短距离、面对面，直接了解回应诉求。通过建立零距离走访机制和面对面反馈机制，将走访范围扩大到每户家庭，建立零距离诉求反映渠道，将走访了解的问题、要求和困难即使反映解决，缩短群众和党组织之间的距离。责任区服务团队在了解到群众诉求后通过上门走访、电话告知等方式及时消除群众疑虑。所谓“平”，即平民化、邻里商，推动群众民主自治。通过弄堂议事会和民情议事日等形式，定期召集责任区服务团队的参与，开展内部交流或者团队群众互动。通过“草根会议”，快速高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每月还确定一天为责任区民情议事日，参加对象为责任区服务团队和居民群众代表，研究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使居民诉求件件落实。所谓“快”，即快回应、巧化解，及时解决实际问题。形成了诉求快速回应的模式和工作流程：简单问题现场解决、突发问题即刻上报、复杂问题汇总研究、疑难问题及时上报的诉求快速回应，尽力保证走访时当场解决、走访后及时呼应。
还需要提及的是，建立长效的信息反馈机制方面，上海市五里桥社区（街道）的社情民意月报制也值得借鉴。他们坚持在街道每月定期汇总走访收集到的社情民意，形成《社情民意报告》，作为群众诉求向上传递的一种有效渠道，一方面让民情畅通，另一方面通过报告有针对性的了解社区居民集中反映的问题，并对成因、现状加以分析，提出建议，便于有关部门早日应对，尽快找到解决方法。从统计数据看，《社情民意报告》已经颇见成效。在2011年5月，入户走访共9210户，收集意见建议共345件，非入户走访共2293人，征询问题共221件。该报告还同时公布责任区和居民区解决问题的信息，比如5月份责任区解决问题信息，当月解决问题共371件，其中公共服务类166件，综合管理类60件，矛盾协调类100件，民情建议类45件；5月份居民区解决问题信息，当月解决问题共126件，其中公共服务类53件，综合管理类24件，矛盾协调类23件，民情建议类17件。同时《社情民意报告》还精选出解决问题的案例以便进行以后的指导和参考。
3.制定社区自治规范，坚持有据可循
社区自治是城市和社区成员依照法律，对本社区事务进行自我管理的制度[2]。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于社区自治进行宏观上的把控和指导，无论是地方政府决策，还是社区委员会选举，又或者是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都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同时社区自治的其他有关部门，例如社会团体、基金会、非企业单位和志愿者组织都要遵循规范从事服务工作，完善规范体系，建立监督和保障机制。在这一方面，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就在他们的“三站式直通车”中予以了特别重视，他们引导制定了居民公约，以居民公约的自律形式，增加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培养社区共同意识。居民公约是针对社区实际，以订约践约为载体，吸引群众参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制定的具体行为规范和社区自律意识有助于增加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更益于居民不断提升自身道德素质。
4.提高居民的素质，增强责任心
居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和责任心的增强是实现社区自治的根本保障，要让居民不但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也让居民以社区自治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大力提高居民的素质，增强居民的自治意识，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最重要、最根本、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也是一项艰巨、长期的任务[1]。提高居民的觉悟，增强他们的责任心也是社区自治的保障方法。在目前的情况下，为逐步提高居民素质，实行社区事务制度，也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渐进式途径。比如，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街道）在居民区层面推行的群众事务制度，这一制度是由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群团组织等出面，帮助群众向有关部门反映诉求、提出意见和建议；针对突出、重大的矛盾纠纷可能引起社区工作不稳定的事务和相关政策中涉及到群众利益群众不满的事务中，制度进行一个前期的事务排查，坚持便民利民、公平公正公开，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在事务中坚持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三位一体，依据法律法规为民排忧解难。这一制度有助于居民通过实践提高民主素质与社区管理的经验，值得推广。
三、社区自治民主化管理的实践探索：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街道）的“4+1”工作法与“三站式直通车”
（一）“4+1”工作法与“三站式直通车”
在前文中我们多处以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的社区自治民主化管理实践作为分析对象。应该看到，在应对上海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五里桥社区（街道）经过长期的摸索和提炼，最后逐步形成完善了“4+1”工作法，提出了实践型的城市社区自治民主化管理工作模式。五里桥社区（街道）党工委按照中央提出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的要求，结合多年的党建工作经验，努力“虚心问政于民、真心问需于民、诚心问计于民”，逐步探索形成了“组团式服务、民主化管理、区域化支撑、群众性评议”+“社区队伍建设”的“4+1”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方法。实践已经证明，“4+1”工作法在基层社区自治的民主化管理过程中是行之有效的。
在“4+1”工作法的指导下，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提出的三站式直通车机制是该社区党工委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在责任区、居民区、街道三个层面[即责任区层面实行“短、平、快”工作法，居民区层面的“三会一一公约”自治管理方法，街道层面以“五会”配“五制”方法，相关内容前文已述，在此不赘。]建立上下联动、各方参与的回应诉求、解决问题机制。这一机制充分保证社区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促进各方对社区事务进行沟通分工、统筹协调、化解矛盾，完善社区自治共治体系建设。这一机制以金字塔的形式逐层负责，在责任区、居民区、街道形成三站式直通车，快速、有效解决问题，把绝大多数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力求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化解矛盾，对政府的创新社会管理而言，这也是其实行社区自治民主化管理的重要目的。
（二）五里桥社区实践成效及其意义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篇10
以构建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为重点，坚持试点先行重点突破、全域推进整体提升，着力破解长期困扰城市发展、城市治理的难题，取得重大突破和重要阶段性成果。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基层组织调研报告资料，欢迎参阅。
20xx年11月14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街乡吹哨、部门报到”——xx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对这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为深入总结这一经验做法，更好指导面上工作，中央组织部多次派人了解xx市开展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以下简称“吹哨报到”改革)情况。20xx年12月3日到12月10日，组织3个调研组，到xx市12个区的xx个街道乡镇、20个部门站所、6个执法单位，深入街巷胡同和党员干部、社区群众，集中开展专题调研。
从调研情况看，xx市“吹哨报到”改革，认真贯彻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思想、社会治理有关要求和对xx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以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为主线，以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为目标，以构建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为重点，坚持试点先行重点突破、全域推进整体提升，着力破解长期困扰城市发展、城市治理的难题，取得重大突破和重要阶段性成果。这一经验做法，是完善体制机制、增强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的创新实践，是发扬党的群众工作优良传统、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成功范例，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和借鉴推广价值。
一、基本做法
“吹哨报到”改革源自基层。20xx年上半年，平谷区金海湖镇为根治金矿盗采多年屡禁不止难题，探索了乡镇发现盗采线索及时上报，各相关执法部门30分钟内赶到现场综合执法的机制，效果很好。xx市委把这一探索总结提升为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从20xx年初开始，在全市xx个区的331个街乡中，选取xx9个街乡试点推广。市委抓住机构改革契机，完善基层管理体制，把党建和治理结合起来，在赋权、下沉、增效上下功夫，以“吹哨”反映群众诉求、发出集结令，以“报到”引领各部门响应、解决群众问题，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做法。
1.明责赋权优化职能，增强街乡“吹哨”能力。xx市委深刻认识到，街乡是城市治理的枢纽，许多基层治理难题需要街乡去面对和解决，但由于责大权小、权责不清，往往有心无力，特别是面对拆除违建、整治违法经营、治理开墙打洞和环境污染等“硬骨头”时，既没有执法权，又无法有效调度各执法部门，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在市委的大力推动下，全市各级党组织统一思想、共同行动，推进“吹哨报到”改革，着力增强街乡统筹协调功能，以快速调动执法力量解决问题。一是为街乡明责，使其“吹哨”有据。全面取消街道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等职能。制定街道职责清单，明确党群工作、平安建设、城市管理、社区建设、民生保障、综合保障等6大板块111项职责，其中，街道作为主体承担的占24%，其他均为协助、参与，使街道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目前，正在拟定乡镇职责清单。通过理顺和明确职责，使街乡把该吹的“哨”吹到位。
二是给街乡赋权，使其“吹哨”管用。为确保各有关部门闻哨而动，重点落实街乡对辖区需多部门协同解决的综合性事项的协调权和督办权、对有关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任免调整奖惩的建议权;强化街乡在年度绩效考核中的话语权，规定街乡对有关职能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的考核结果占被考核部门绩效权重的1/3。
三是优化街乡内设机构，使其“吹哨”有力。启动街道内设机构改革试点，先行确定9个区的28个街道，按照“6办+1纪工委+1综合执法队+3中心”模式设置机构，变向上对口为向下对应，机构数量减少一半以上，职能更优化，运行更高效。目前，正按上述模式对全市所有街乡内设机构进行优化调整。
2.建立综合执法平台，推动执法部门到街乡“报到”。为解决基层执法力量分散、难以“握指成拳”等问题，“吹哨报到”改革整合执法机构和资源，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到街乡，完善综合执法实体化、常态化机制。全面推广石景山区“1+5+n”模式，在290个街乡建立实体化综合执法中心，以街乡城管执法队为主体，公安、消防、交通、工商、食药等5个部门分别派驻1—2人，房管、规划国土、园林、文化等部门明确专人随叫随到，人员、责任、办公场地相对固定，便于协同行动。
执法中心主任由街乡主要领导担任，派驻人员由街乡负责日常管理。建立执法中心党组织，派驻人员中的党员全部将组织关系转入执法中心，增强组织凝聚力。需要多部门解决的复杂问题或突发事件，相关执法人员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按照各自职责开展执法，直接解决问题。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综合执法中心，整合了公安、环保、城管、工商、食药等23个职能部门，成立以来依法关停违法开设的酒吧31处、拆除违章建筑1.1万平方米，根治了噪音扰民、非法经营、环境脏乱等一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3.引导街乡干部深入一线，构建“吹哨报到”快速响应机制。“吹哨报到”改革注重推动街乡干部走进群众贴近群众，看清楚治理堵点，感受百姓痛点，使“吹哨”更快更准、更有针对性。一是推行街巷长制度。街巷长全面负责街巷环境整治提升、文明创建等工作。街长一般由街道处级干部兼任，巷长一般由街道科级干部和站所负责人兼任，除完成机关本职工作外，拿出足够时间深入一线，察民情听民意解民忧。街巷长姓名、职责、联系方式等向社会公布。建立日巡、周查、月评制度，督促街巷长及时发现解决违法建设、违规经营、堆物堆料、乱停车等问题。目前，已选派街巷长1.5万名，活跃在近5000条大街、1.4万余条小巷胡同，随时随地出现在群众身边，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
二是建立专职社区专员制度。社区专员承担社区建设指导工作，具体负责沟通协调、组织发动、检查督促，帮助社区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是“吹哨报到”工作在社区的指导员、宣传员。社区专员主要从街道优秀正科级实职干部中选派，编制在街道、岗位在社区，首批已选派141名。
三是健全民事办理制度。对在一线发现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分级分类办理，街乡层面能解决的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上报区级指挥管理系统，确定责任部门，限时办结，并公示反馈、评价考核、跟踪问效。丰台区方庄街道在辖区223栋居民楼均建立微信群，所有街道社区干部、在职党员、居民群众实名入群，点对点回应诉求、解决问题，被誉为“掌上四合院”。20xx年，海淀区依托“大城管”指挥系统，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30.3万件，同比增长14%，解决率为96.4%，提高了8个百分点。
4.拓宽“吹哨报到”参与范围，调动驻区单位和社会力量共建共治。“吹哨报到”改革除了要求执法力量到街乡“报到”外，还整合带动体制内其他单位和体制外力量，不断拓展“报到”服务的参与面。一是搭建共建平台。建立区、街乡、社区三级党建协调委员会，吸纳区域内有代表性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新型经济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参加，定期研究解决共同关心的重要事项。区、街乡党员领导干部担任下一级党建协调委员会主任，强化统筹权威和效能。朝阳区建立“一轴四网”区域党建机制，依托党建协调委员会和社区网格平台，党政群共商共治。
二是创新共建方式。建立资源、需求、项目“三个清单”，实行属地和驻区单位双向需求征集、双向提供服务、双向沟通协调、双向评价通报“四个双向”机制，越来越多的中央和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主动打开“院门”参与治理。石景山区广宁街道一声“哨响”，驻地的冬奥组委前来“报到”，与高井路社区结对共建，打造全市首个冬奥特色社区。三是推动在职党员“报到”为群众服务。组织71.7万名市直机关和市属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社区报到，参与各类活动100多万人次，为民办实事6万多件。东城区统一组织在职党员到背街小巷、居民院落开展“周末大扫除”35次，改善了居住环境。四是用好新兴领域治理资源。坚持把党建做进去、把资源带出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服务品牌创建等方式，发挥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市工商系统根据街道党建和治理需要，把分散的“小个专”企业和商户拢在一起，为基层治理添砖加瓦。市司法局党委组织党员律师骨干，成立法律服务团和调解服务团，助力疏解整治促提升。
5.推动“吹哨报到”向社区延伸，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xx市委认为，“吹哨报到”改革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街道、基础在社区。推进改革中，注重把工作向城市治理“末端”延伸，提升社区综合服务功能，使社区真正成为精准了解反馈群众需求、精准投放服务资源、精准推动治理落地的基本单元。一是做实做优社区。开展社区减负行动，依法取消市直部门下派社区的工作事项150项、评比达标和示范创建项目31项，需社区开具的证明由15项减为5项，使社区能够集中精力搞服务。各区根据街道规模，每年为每个街道提供200万元—2000万元不等的自主经费，支持社区服务群众项目。制定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建立3级12档的职业体系，解除后顾之忧。
二是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推广“离案式”、走动式工作法，社区工作者年入户率不低于90%，第一时间收集民情民意，为街乡“吹哨”提供需求信息和问题线索。推进社区服务站改革，将政务服务、市场服务、社会服务集中到服务站，一窗受理、集中办理。开展微心愿服务、爱心银行等活动。实施社区精细化治理计划，加强网格服务承载，把“报到”单位等各方面的服务资源集聚起来，对接和提供给千家万户。
三是发动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居民自治机制，通过议事厅、恳谈会、理事会等听民声汇民意集民智，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招募2.3万余名热心居民担任“小巷管家”，履行“每日巡、经常访、及时记、随手做、实时报”等职责。培育志愿服务品牌，涌现出“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石景山老街坊”等一批影响力大的群众组织。昌平区回龙观、天通苑社区共有80万居民，人口密度大，“脏堵污乱差”顽症长期无法解决，群众抱怨“回天”无力，社区发动群众人人出力，开展秩序维护、文化提升、环境整治等活动，参与群众5万余人次，社区面貌得到根本改变，群众称赞“回天”有术。
二、主要成效
xx市“吹哨报到”改革实施一年来，取得显著成效，试点地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基层干部队伍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增强，赢得社会广泛赞誉。
1.打通了城市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通过“吹哨报到”改革，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做实基层，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四有四全”工作格局，即天上有网(即视频监控系统)、地上有格(即社区网格)、街巷有长、吹哨有响，党建引领全统筹、管理力量全报到、共商共治全程议、百姓呼声全响应，第一时间解决了基层治理的各类矛盾。特别是下沉执法力量，瞄准治理难点问题，开展综合执法，握指成拳、集中发力，事不完、人不撤，大大提升了街乡统筹指挥能力和部门行政执法、应急处置水平，力度空前、效果空前。东城区负责同志谈到，“一声哨响巧拨千斤”，全区多年积压、久拖不决的5273件基层治理案件，目前除87件正在处理外，其他均已解决。
2.办好了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通过“吹哨报到”改革，顺应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建立健全服务群众快速响应、基层难题有效处置机制，一批私搭违建、乱停车、环境脏乱、老旧小区设施陈旧等老百姓身边的烦心事得到解决，一批菜市场、便利店、“口袋”公园、健身广场等便民利民设施相继建成，居民生活更为方便，老百姓真心认可。调查显示，80%以上居民对背街小巷环境整治表示满意，90%以上对开墙打洞、无证无照经营和老旧小区整治表示满意，95%对占道经营整治表示满意，12345热线接到表扬电话同比增长xx%。西城区位于首都核心区，停车难问题由来已久，通过整合驻区单位资源，新增5000余个停车位，居民拍手叫好。朝阳区三里屯街道有一条存在多年的酒吧街，被多家外媒称为“脏街”，群众意见很大，街道党工委把“吹哨报到”的重点对准“脏街”，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治理开墙打洞、拆除违建、增设便民设施等措施，使“脏街”变成了“靓街”。
3.促进了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落实。聚焦提出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时代课题进行探索，通过“吹哨报到”改革，引导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围绕首都高质量发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和筹备冬奥会冬残奥会等中心工作建功立业，在治理交通拥堵、大气污染、防范重大风险等重点任务中献计出力，推动城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为改善城市品质、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奠定良好基础。街道社区组织的85万首都治安志愿者，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xx峰会等重大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截至20xx年11月底，推动疏解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200多个，调整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600多家，拆除违建4800多万平方米。20xx年xx经历了多次强降雨，房山区大安山乡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xx最大一次山体崩塌灾害，网格员在崩塌前10分钟提前发现并“吹哨”报告险情，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拦截过往车辆和行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损失。
4.推动了党员干部务实亲民转变作风。通过“吹哨报到”改革，引领党员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树立起了到一线解决问题、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西城区开展“走千门进万户”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走出机关、进门入户，迈开腿、张开嘴，嘘寒问暖、搞好服务，收集各类意见建议5.2万条，解决问题3.9万件。东城区东四街道一位社区专员说，“以前是高跟鞋、小西装、办公楼里工作忙;现在变成了平底鞋、运动装、走街串巷服务忙”。不少居民提到，原来反映的好多问题没人管，现在干部就在身边，一声“哨响”，马上解决。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谈到，以前干部上门，群众爱搭不理，有的还满嘴怪话，现在笑脸相迎，主动打招呼，党群干群关系更加融洽，党组织的威信在联系服务群众中得到加强，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热爱党、跟党走。
三、经验启示
xx市“吹哨报到”改革，开创性、示范性强，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升为民服务能力水平探索了新路径，有许多启示。
1.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充分认识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艰巨性，市委书记亲力亲为、高位推动。xx市委深入学习领会关于xx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综合研判首都特点、城市治理现状和基层实践探索，把“吹哨报到”改革列为“一号改革课题”，制定工作方案，确定重点改革任务。蔡奇同志亲自谋划，50多次赴一线调研、听取意见，每月召开区委书记会进行点评，研究落实工作举措;各区委书记领衔改革，专职副书记具体负责;组织部门牵头，月通报、季调度;市级媒体加强宣传，推动改革不断深入。
必须深刻认识到，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城市建设发展的一场深刻变革，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人民群众福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特别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涉及动体制、动权力、动利益的难题很多，只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上手，以上带下、强力推动，才能取得实质突破。这是xx的经验最关键的一条，xx是这样，上海、杭州、武汉、深圳等地城市基层治理工作的成功经验也是如此。
2.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着眼管根本管长远，健全完善基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体制机制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提出，要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强化系统建设整体建设，不断提高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实现这一要求，关键是要健全完善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吹哨报到”改革以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为着力点，探索赋予街道相应的职责职权，推动职能部门力量在街道聚合，强化街道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从体制机制上为街道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统筹各方创造条件，实现一招破题、满盘皆活。同时，着眼打破条块分割的僵局、各自为战的困局，加强各领域党组织互联互动机制建设，整合各方面力量参与治理，点中了穴位、抓到了要害。实践证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根本在于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和共建共治机制，把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把各个方面的力量充分激发出来，这样才能不断增强整体效应，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
3.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民的事没有小事，要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办好。“吹哨报到”改革，以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建立健全服务群众响应机制，着力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哨声”就是群众的诉求，“报到”实质上是向群众报到、解决群众的问题，改革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群众。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改革丰富了党的群众工作时代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成为一句空话，要落实到具体人、具体事、具体工作上，真正做到群众需求在哪里，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